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政治生活與哲學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一、蘇格拉底政治哲學的哲學基礎

（一）德性論。前蘇格拉底時期的思想家關注自然事物，探討宇宙的規律，蘇格拉底則認為除了自然科學知識，還有一種關于人和人性的知識，他開始探究關于人的學問，關注知識與美德二者之間的關系。要探究關于人的知識，就是要“認識你自己”。我們所能探討的知識是關于人的德性的知識，德性包括了正義、虔誠、忠誠、勇敢、公民義務等。從德性論角度看，蘇格拉底將人們追究事物意義的視線從天上拉回了人間，具有了西方古典人文精神，實現了古典人文精神的一次大轉向，他明確提出了我們不需要探討自然事物的意義和本質，而應探討“人”的意義。

（二）方法論 。蘇格拉底將關于自然事物的本原放在括號內懸置起來，而關注德性知識，這具有現象學的意義。蘇格拉底的助產術也就是強論證法或者說是誘導論證法具有很深遠的意義，智者運動就是教人們如何用強論證戰勝弱論證的，蘇格拉斯誘導的概念主要是與政治哲學有關的，例如正義、德性等。蘇格拉底用這種方法探討了公民的義務和責任，公民不服從理論等公民政治哲學思想。

二、蘇格拉底的政治哲學思想

（一）德性政治本體與知識政治本體的結合。蘇格拉底政治哲學的本體論是關于德性政治和知識政治的關系問題，試圖回答人在政治生活中的本體意義。所謂“美德”就是公民在政治生活中要追求的德性，將這種政治美德放在公民身上，認為公民要為城邦承擔義務，履行責任。這種責任和義務要像“牛虻”，時時給當下的雅典城邦以刺激，因為雅典城邦已走向衰落，其標志就在于德性的衰敗。知識政治本體，是關于城邦和公民政治生活中的德性的知識。德性本體和知識本體在公民和城邦政治生活中實現統一。

（二）城邦與公民：政治生活方式的雙重主題。城邦與公民是蘇格拉底政治哲學思想的核心，對這一核心的論述，回答了古典政治哲學的主題問題。關于城邦政治生活方式的探究，具有整體主義國家觀的傾向，蘇格拉底主張城邦至上，過以正義、節制等為原則的追求城邦美德的政治生活。在德性城邦與法治城邦的選擇中，蘇格拉底是以純粹的古希臘人崇尚的公共德性為城邦生活的方式。

在關于公民政治生活方式的探究方面，蘇格拉底認為公民的生活方式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卷入到政治生活的中心，追逐名利，正如一部分智者所教授的那樣要熱衷于城邦政治生活，學習演講和辯論，熱衷戰爭。另一種則是站在社會政治生活的邊緣，做一個冷靜的旁觀者。蘇格拉底認為公民需要做一個積極的沉思者，而不是冷漠的，無望的，不承擔責任和義務的旁觀者，要探討人間美德，關心政治、關注政治，要成為為城邦之善盡責任和義務的好公民。

（三）蘇格拉底的“正義”觀。在蘇格拉底看來，正義就是知識，倫理是政治性的，而政治又是倫理性的。至高至大的美德是政治美德，蘇格拉底將其看作是管理城邦事務的藝術，正是借助于這種藝術，人們才能成為優秀的政治家。正義是合乎法律的規定，無論是不成文的神的法律還是成文的人的法律都要考慮到正義，正義性并不只是立法的標準，而且是立法的共同本質。蘇格拉底認為公民必須維護城邦法律的尊嚴，法律如契約，遵守法律就是遵守契約，破壞法律就是破壞契約。

正義也在于公民美德的教育，蘇格拉底認為，美德既然就是知識，因此城邦應當注意培育公民的美德。他雖強調天賦，但并不否定后天教育，認為自己就是一個負有培育美德責任的教師。他提出，絕大多數人都不是極善或極惡的，而是介于善良與邪惡之間，因此絕大多數人都需要教育和引導。他教育人們成為高尚、正直的公民，他說：“最幸福的人和達到最理想目的的人，是那些養成了普通公民具備的善良品質的人。這些品質就是所謂的節制和誠實。”

篇(2)

政治哲學因側重于規范研究，因而理應歸屬于哲學學科。有的學者從所研究問題的角度對政治哲學做了界定。他們指出，政治哲學主要研究價值問題，所關心的獨特問題包括政治價值、政治制度和政治理想三個方面。其中，價值理論是政治哲學的基礎，國家理論是政治哲學的核心，而烏托邦理論則表達了政治哲學的理想。在這個意義上，政治哲學與道德哲學、美學一樣，是實踐理性的典型形式，屬于實踐哲學。有的學者對政治哲學做了廣義的與狹義的區分。在他們看來，廣義的政治哲學將所有探究政治生活根底的理論解釋包含其中；狹義的政治哲學則將專注于政治生活的理論嘗試限定為自身的范圍，它建立在現性主義的基礎上，與市場經濟、市民社會、民主政治相聯結，致力于揭示政治生活秩序的理性本質。有的學者從第一哲學的高度理解政治哲學。他們強調，政治哲學是對政治事物內在本性的反思，是對人類生活應然價值的終極追問，通過這種反思和追問而深入理解人的生存和世界的本性。因此，政治哲學應當被理解為一種特殊的哲學活動方式，即在一個特殊的場域內解決世界和人生根本問題的哲學形式。就此而言，政治哲學不僅僅是哲學的一個部門或分支，作為思考人類如何存在的智慧，其本身堪稱第一哲學。有的學者則通過回溯西方政治哲學發展史、分析以往政治哲學家們所做研究的共同點來把握政治哲學。他們認為，從古希臘政治哲學到當代政治哲學，從蘇格拉底、柏拉圖到羅爾斯，他們的價值追求是一脈相承的，即人應該如何生活和人類政治生活的應然狀態，只不過現代政治哲學家在政治理想之外，更加關注政治制度的設計與安排等問題。這一研究任務或使命是政治科學所無力承擔的，只有政治哲學才能給出解釋和回答。關于政治哲學的學科屬性，與會學者普遍認為，無論是從西方哲學發展史來看，還是從中國哲學發展史來看，政治哲學都是哲學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哲學的一個分支。

二、政治哲學與相鄰學科的關系

政治哲學要想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自立于世，具有獨立的現代學科價值，除了確定自身的研究對象、表明自身的學科特性外，還需要闡明該學科與其他相鄰學科之間的區別與聯系，證明自己在人類知識體系中的地位和價值。關于政治哲學與道德哲學的關系。有的學者認為，在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之間有一種根本性的關聯，一種政治哲學要對所重視的政治價值給予證明，就需要給這種政治價值提供某種道德基礎，訴求更深刻的道德根據。也有學者指出，許多政治哲學家都將政治哲學視為道德哲學的一個分支或特定的類型，在奠定其理論基礎時，經常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援引道德哲學作為自身的基礎或最終根據，似乎道德哲學為政治哲學設定了背景和邊界。實際上，政治哲學與道德哲學的區分貫穿于從理論基礎到實踐領域的所有層面：在理論基礎方面，可以表明和論證任何一個政治共同體的正義觀念和規范能夠自主地成立，而不必依賴道德觀念和規范；在實踐層面，正義能力并不依賴于道德能力，正義規范憑借普遍性、強制性、確定性、公平性、內在一致性等特征確立了自己的地盤和領域，而不必與道德規范的地盤和領域相混淆。關于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的關系。有的學者指出，政治哲學和政治學都以政治事物為研究對象，二者的區分是以事實與價值、實然與應然的分野為基礎的，是在所謂政治學科學化的過程中完成的。因此，在現代學科區分的意義上，政治學定位于認知性問題的研究，是關于經驗事實的因果聯系的知識體系，建立在經驗事實的基礎上；政治哲學則定位于規范性問題的研究，著重研究“應該是什么”的問題，主要提供價值知識，需要為社會政治生活建立規范和評價標準，具有價值引導和社會批判的功能。

三、政治哲學的研究方法

篇(3)

我所任教的高三3-7班均為理基班，生源基礎較差，加之政治課課時量偏少，對該學科的重視程度較差。從生源實際情況來看，高考最有希望的增長點確實文理基。因此，如何讓學生重視程度較差的科目有效增加分值，在高考中盡量多得分數，是理基政治教學的重要任務。

二、教學內容

進行兩輪復習

1、第一輪：知識梳理、夯實基礎。以單元為單位，以每課為一個課節單元。

要求：知識要點化、系統化、邏輯化

要點化（符合考綱要求以08年的為依據）

系統化（進行知識整合，以形成相對完整的系統，便于記憶和理解）

邏輯化（抓住知識的內在聯系，使要點化的知識豐富而生動）

每周一節課，復習課，完成一個單元的內容（可以結合練習）；而在緊接下來的一周則以練習為主，并適時進行講評，以最基礎的知識為復習主線，尤其強調對基礎知識要點的把握和理解。

2、第二輪：約在三月初開始，本輪以結合本年度內所發生的國際內外重大時政，對學生進行有針對的適應性訓練。

從三月初到五月初大約月左右的時間，以完成此項內容為重的專項適應性訓練，在此期間，學生應完成大量與之相關的練習。對教師要求每次作業（練習）要全批全改，有針對性地進行講評，提升學生的考試能力。

在五月初到六月初的一個月時間當中，我們主要完成的工作是查漏補缺，對復習中未重點強調的知識要點根據本年度的備考形勢要求，進行重點“回爐”，同時針對與本年度時政熱點相關的一些知識重點進行再次的訓練，另外，可針對個體的情況進行單個的“補火”，與此同時加強對學生的心理疏導。

三、教學措施

1．提升教師自身的專業能力和水平——多做交考試題，多研究交考，特別是廣東近兩年的高考，模索出一些自己的思考與想法出來；

2．提交課堂教學的有效性——注重講練結合，關注學生對知識的把握的達成程度，根據學生的做題情況，有針對性地進行教學活動；

3．提煉出解題有效的教學方法和適合學生的作業練習，通過平時的反復訓練，日積月累形成學生自己的能力；

4．相互借鑒，取長補短，互為補充，促進發展——備課組、教研組內相互多聽課、多研討、學習和借鑒他人的優勢、資源進行有效共享；同時多走出去，向內外、市內外的同事多學習、多取經；

5．在教研室的指導下和學校的正確領導下，及時了解和把握高考相關信息，使工作有針對性、有實效性；

6．認真落實各項教育教學的常規工作，抓好學生的學習管理；

7．特別強調認真做好本周集體備課工作，倡導先聽后教，先管后教，抓住課堂為中心環節，切實提高教學質量。

四、教學進度

第一、二周《經濟生活》第一單元

第二、四周《經濟生活》第二單元

第五、六周《經濟生活》第三單元

第七、八周《經濟生活》第四單元

第九、十周《政治生活》第一單元

第十一、十二周《政治生活》第一單元

第十三、十四周《政治生活》第二單元

第十五、十六周《政治生活》第三單元

第十七、十八周《政治生活》第四單元

第十九、二十周《文化生活》第一、二單元

第二周《文化生活》第四單元

第三周《生活與哲學》第一單元

第四、五周《生活與哲學》第二單元

篇(4)

關鍵詞：政治哲學；倫理學；政治與道德的關系

在西方學界，政治哲學的復興是以羅爾斯在20世紀70年代初發表的《正義論》為標志的，而在我國學界，政治哲學研究進入活躍狀態已是21世紀的事情，晚于歐美近三十年。因此，在我國，政治哲學仍然屬于新興的研究領域，這自然會帶來對政治哲學的學科性質的討論。在這個討論中，厘清政治哲學與倫理學的關系尤為重要。因為這個關系不僅涉及政治哲學的學科定位問題，同時也涉到我們對政治生活與道德生活的內在相關性的理解，更涉及我們對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質的理解。在筆者看來，政治哲學與倫理學的關系，簡單地說，就是政治與道德的關系。從最一般意義上說，“善”是道德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說是倫理學的最高范疇；“正義”是政治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說是政治哲學的最高范疇。但無論是道德生活，還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維系社會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而無論是“善”還是“正義”都代表著一種體現健全人格和健康社會的正面價值，因此對“善”的追求和對“正義”的追求，無論是在倫理學中還是在政治哲學中，都是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的，表現出道德與政治的相互交融性。本文試圖通過概要地梳理政治哲學與倫理學的關系的歷史發展過程來闡釋筆者對這個問題的粗淺理解。

一、古代政治哲學：道德與政治的直接同一

無論是在中國古代哲學中，還是在古希臘哲學中，有關政治問題的哲學思考都屬于倫理學的一部分，或者說是倫理學的一個分支。在古代哲人看來，政治統治的合法性、權威性來自于道德倫理的基本要求。為政者必須是善者，這一點在古代哲人那里是不言而喻的。在社會生活的共同體中，掌握公共權力的政治統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們的道德品行的優劣直接決定了政治的興衰。如果統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顧公共利益和大眾利益，而將公共權力變成謀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導致政權的腐敗、社會矛盾的激化乃至生活共同體的瓦解。

在中國古代文化中占據主導地位的儒家學說，從其主要內容上看，就是一種包含政治學說在內的倫理道德學說。在這種學說中，政治的最高境界同時即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即“仁政”。儒學創始人孔子就直截了當地指出：“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其意就是說，為政者必須良善正直，才有可能避免臣民的邪惡。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上的正義均是“道義”本身的基本內涵。離開了“道義”，不僅無從判斷政治行為和政治活動的是是非非，而且會造成政治秩序的混亂，并最終導致天下大亂。孟子更注重人的道德品性與政治的關系。他強調人性在根本上是“善”的；人性的善就表現為每個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即“仁心”；而君王有不忍人之心，就會有不忍人之政，即“仁政”。所以，他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孫丑上》)人有“仁心”若能“推恩”，便可使道義原則廣布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在古希臘政治哲學中，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論是最為卓越的。盡管他們二人對諸多政治問題的理解存在著很大差異，但他們都把“善”或“至善”作為政治活動、國家生活的最高目標，也是衡量政治行為和人的政治品質的最終標準，政治統治的合法性也是從“善”的理念中獲得最終的依據。如柏拉圖所說：“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識問題，關于正義等等的知識只有從它演繹出來的才是有用的和有益的。”柏拉圖在他的著名著作《理想國》中就是把正義作為他的國家學說的核心理念，這使他成為歷史上第一位對正義概念進行理論探討的政治哲學家。在他看來，一個城邦(國家)主要由三個階層的人構成，即統治者(護國者)、輔助者(保衛者或武士)和農耕商人，每種人在城邦中都做最適合他的天性的事情，互不干擾，這是構成城邦的原則。所謂“正義”就在于符合這個原則，即“正義就是有自己的東西干自己的事情。”同時，正義就是智慧與善。城邦的“正義”主要體現為“智慧”、“勇敢”和“節制”這三種美德。其中，“智慧”是屬于城邦統治者的美德，“勇敢”是屬于城邦保衛者的美德，而“節制”則是屬于城邦中所有人的美德。因此，正義的城邦就應當是“善”的，“這個國家一定是智慧的、勇敢的、節制的和正義的”。

柏拉圖還確信，城邦的正義與個人的正義具有一種同構性。國家有三個部分，每個人的靈魂也有三種品質，這就是“理性”、“激情”和“欲望”。當人的這三種品質彼此友好和諧，理智起領導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贊成由它領導而不反叛，這樣的人就是有節制的人。這種人能夠“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內秩序井然，對自己友善”。他們能夠帶來城邦的和諧。

亞里士多德同樣把“至善”理解為人們組成城邦所要達到的目的。所以，他在《政治學》一書中，開篇就說：“所有城邦都是共同體，所有共同體都是為著某種善而建立的(因為人的一切行為都是為著他們所認為的善)，很顯然，由于所有的共同體旨在追求某種菩，因而，所有共同體中最崇高、最有權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體的共同體，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這種共同體就是所謂的城邦或政治共同體。”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所謂“至善”就是“追求完美的、自足的生活”，因而也就是“公正”或“正義”。既然城邦的最高目的是至善，那么“公正”就是為政的準繩。他說：“人一旦趨于完善就是最優良的動物，而一旦脫離了法律和公正就會墮落成最惡劣的動物。不公正被武裝起來就會造成更大的危險，人一出生便裝備有武器，這就是智能和德性，人們為了達到最邪惡的目的有可能使用這些武器。所以，一旦他毫無德性，那么他就會成為最邪惡殘暴的動物，就會充滿欲和貪婪。公正是為政的準繩，因為事實公正可以確定是非曲直，而這就是一個政治共同體秩序的基礎。”

在古代哲學中，政治哲學之所以從屬于倫理學，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其一，就建立和維系社會生活秩序而言，習俗、習慣和道德作為生成和維系秩序的文化機制要比法律、政治制度久遠得多。習俗、習慣和道德是在人們的共同生活的漫長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一系列有

效的行為規則以及解釋這些行為規則的觀念。這些行為規則和觀念經過長期的演化過程已經固化到人們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中，甚至深深地植根于人們心理結構下意識層面中，成為社會秩序的深層機制。法律、政治制度通常是階級、國家產生以后才形成的社會規范，因而法律、政治制度等的產生也就標志著文明社會的開始。但是法律和政治制度與社會習俗、道德有著密切的聯系。由于習俗和道德構成了社會秩序的深層機制，因而法律和制度的制定和施行就必須與這些習俗和道德保持基本的一致。事實上，大部分法律和制度都是通過立法程序和政治過程而將那些對社會整體利益和社會總體秩序至關重要的習俗和道德規范法律化、制度化。因此，法律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習俗和道德。離開了習俗和道德，政治問題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其二，在古代哲人看來，政治統治的合法性、權威性也來自于道德倫理的基本要求。在社會生活的共同體中，掌握公共權力的政治統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們的道德品行的優劣直接決定了政治的興衰。如果統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顧公共利益和大眾利益，而將公共權力變成謀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導致政權的腐敗、社會矛盾的激化乃至共同生活的瓦解。柏拉圖之所以在《理想國》中呼吁讓哲學家出任國家統治者，就是因為他認為真正的哲學家的最高追求就是至真、至善的理念，因而能夠將“善”作為自己的執政標準，他們不看重淺近的物質利益，也不在乎手中的權力，因而較之其他人更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社會良好風尚的建樹。

其三，政治哲學對政治問題的考察和研究必然帶有一定的價值取向，而這種價值取向歸根到底來自于道德原則。也就是說，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的根據并不在于政治活動自身，而在人們最基本的道義原則中。因此，只有倫理學才能為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提供形而上學的終極依據。從這個意義上說，倫理學構成了政治哲學的形而上學基礎，具有絕對意義的“善”，是所有道德行為和政治行為歸宗。

二、近代政治哲學：道德與政治的疏離

在歐洲傳統政治學說中，確信“善”與“正義”、道德與政治的直接同一始終占據主流地位。特別是在中世紀，由于宗教神學和羅馬教會的強權統治，使道德與政治的直接同一采取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形態，即作為“至善”的神是王權或國家權力的全部根據。然而，到了中世紀末期，教權的腐敗、王權的專制、教權與王權之間的矛盾以及宮廷內部圍繞權力展開的爭斗等等，使人們越來越難以看到，也越來越難以相信政治統治的良善本性，并逐漸對“政治植根于道德”這一傳統觀念產生懷疑。

最先對這一傳統政治觀念提出挑戰的是文藝復興時期著名政治理論家馬基雅維里。他在《君主論》一書中干脆把政治統治與道德本性剝離開來，提出一種“用目的說明手段正當”為原則的政治無道德論。馬基雅維里是中世紀晚期意大利新興資產階級的代表，從政治理想上說，他崇尚共和政體，認為共和政體有助于促進社會福利，發展個人才能，培養公民美德。但面對當時意大利人性墮落、國家分裂和社會動亂的狀態，他認為實現國家統一社會安寧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強有力的君主專制制度。在他看來，人是自私的，追求權力、名譽、財富是人的本性，因此人與人之間經常發生激烈斗爭，為防止人類無休止的爭斗，國家應運而生，頒布刑律，約束邪惡，建立秩序。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君主應當不圖虛名，注重實際，只要能夠達到目的，無需考慮手段的道德性質。殘酷與仁慈、吝嗇與慷慨，都要從實際出發，即所謂“明智之君寧蒙吝嗇之譏而不求慷慨之譽”。所以他在《君主論》中說，君主“常常不得不背信棄義，不講仁慈，悖乎人道，違反神道”，君主“如果有必須的話，他就要懂得怎樣走上為非作惡之途”。“當君主認為“如果沒有那些惡性，就難以挽救自己的國家的話，那么也就不必因為對這些惡行的責備而感到不安，一些事情看來是惡行，可是如果照著辦了卻能給他帶來安全與福祉。”這就是說，政治統治的正義是用其最終目的和效果來說明的，一切與此無關的道德都應該被拋棄。基于這種觀點，馬基雅維里明確地把政治學當作一門實踐學科，將政治和倫理區分開，把同家看作純粹的權力組織。可以說，他是近代第一個使政治學獨立于倫理學的思想家，因而有資產階級政治學奠基人之稱。

當然，在近代政治哲學中，馬基雅維里的這種比較極端的政治學觀點并不多見。多數政治哲學家并不否認政治合法性本身所蘊含的道義原則。這特別體現在近代法學和政治學有關自然法的討論中。所謂自然法不過是一些最基本的道義原則，如“各有其所有，各償其所負”(格勞修斯)，“既受他人恩施之惠，就應努力使他不因施惠而自悔”(霍布斯)等。當然，自然法的內容應當是什么，這是一個爭議很大的問題，但不管怎樣，自然法所涉及的就是一些最基本的道義原則，法律和政治行為如果不符合自然法的要求，就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因為“自然法”本身就被理解為維系社會共同生活的最基本的尺度，沒有這些基本要求或不符合這些基本要求，社會生活就建立不起來，即便建立起來也維持不下去。

但問題在于，如何才能使自然法成為共同的生活準則而不致于被個人的任意性所破壞?人性中是否具有足以使自然法得以貫徹的道德根基?對于這樣的問題，近代思想家則比較普遍地表現出對人的德性能力的不信任，即便不否認道德良善的重要性，但也不把政治正義的實現寄希望于人的道德品性。如英國哲學家霍布斯從人性本惡的基本立場出發，干脆否認了人憑其本性執行自然法的可能性。在他看來，盡管自然法是理性法則，但人的趨利避害的自私本性使人傾向于不愿接受自然法的約束，因此，要使自然法行之有效，就必須依靠具有強制力的政治權力。他說：“正義的性質在于遵守有效的信約，而信約的有效性則要在足以強制人們守約的社會權力建立以后才會開始，所有權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開始。””按照霍布斯的這一觀點，政治的正義與其說是根源于人性的善，不如說是為了防范人性的惡。

稍晚于霍布斯的英國哲學家洛克不同意人性本惡的說法，而是認為人天生就是要過社會生活，這就決定了最初的“自然狀態”應當是一種社會生活的狀態，一個自由、平等的狀態。在自然狀態中，人們根據自己的愿望行動，并受理智的約束，在理性的范圍內，其行動服從自然的道德律，這就是“自然法”。洛克還認為，在自然狀態中，每個人都有根據自然法來懲罰違反自然法的人的權利和要求犯罪人作出賠償的權利，這就是所謂的自然權利。由此看來，洛克既肯定了自然法是一種道德律，又肯定了個人執行自然法的正當權利，但他同樣認為，政治的正義不可能直接從這種自然法和自然權利中產生。因為，盡管在自然狀態中，人們的行為是受理性的自然法約束的，但人們的行為卻常常是非理性的，這就造成了自然狀態的種種缺陷，其中最主要的缺陷是：第一，在自然狀態中，缺少一種確定的、規定了的、眾所周知的 法律作為判別是非的標準和裁決糾紛的共同尺度，從而使有些人由于利害關系而心存偏見，按照對自己有利的方式理解和運用自然法。第二，在自然狀態中，缺少一個有權依照既定的法律來裁判一切爭執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每個人以自然法的裁判者和執行者自居，而又偏袒自己，這就使他們的裁決因情感和報復之心而超越正當的范圍。第三，在自然狀態中，往往缺少權力來支持正確的判決，使它得到應有的執行。這就是說，在自然狀態下，人們無法解決在理解和執行自然法方面所產生的分歧，這就易于導致戰爭狀態。要避免可能發生的戰爭狀態，就必須走出自然狀態，組成公民社會和公民政府，把每個人執行自然法的自然權利交給這樣的政府，通過頒布和執行確定的、眾所周知的、大家共同接受的法律，來維護自然法和自然賦予每個人的基本權利。他說：“雖然他在自然狀態中享有那種權利，但這種享有是很不穩定的，有不斷受別人侵犯的威脅。既然人們都像他一樣有王者的氣派，人人同他都是平等的，而大部分人又并不嚴格遵守公道和正義，他在這種狀態中對財產的享有就很不安全、很不穩妥。這就使他愿意放棄一種盡管自由卻是充滿著恐懼和經常危險的狀況；因而他并非毫無理由地設法和甘愿同已經或有意聯合起來的其他人們一起加入社會，以互相保護他們的生命、特權和地產，即我根據一般的名稱稱之為財產的東西。”

霍布斯和洛克的上述觀點在近代歐洲政治哲學的諸多學派中是很普遍的。近代歐洲正處在由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傳統社會向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現代社會的過渡過程中。而市場經濟是以作為市場主體的個人最大限度地追求私人利益為內在驅動力的，這就必然要求個人的私有財產權利得到國家和法律的保護。不管這種私人財產權利被理解為來自于人的趨利避害的本性(如霍布斯)，還是被理解為來自于人的勞動(如洛克)，或者被理解為私有財產制度的產物(如盧梭)，私人財產權利都是不能被取消，不能被侵犯的。這也是近代政治思想家竭力予以肯定的自由平等權利的核心內容。因此，在近代政治思想家們看來，要保護私有財產權利，防止相互侵犯，靠人們的善良意志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須將私有財產權利以法律的形式確立起來，并使之得到有強制力的國家的保護。因而在近代大多數政治哲學家看來，道德的良善和政治的正義并不是直接同一的，后者總是在前者不起作用的地方才能發生。這樣，政治思想家們在人們角逐私利的行為中難以相信道德意識本身可以產生積極的政治后果，同時又在自由平等的理想之下尋求實現正義的政治途徑。

道德與政治之間的這種疏離使政治思想家們越來越傾向于把政治生活或國家政府之類的問題當作獨立的研究領域，探討政治過程、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策略的性質及其發展變化的規律。特別是在19世紀后半葉，隨著各門社會科學的普遍興起，政治問題的研究也逐漸被納入科學研究的軌道。誕生了作為實證科學的政治學。

三、現代政治哲學：為政治正義確立道德依據

當政治學成為獨立的社會科學學科以后，政治哲學一度衰落，政治問題的探討逐漸被納入實證科學的軌道，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將道德問題從政治視野中排除出去。并且受“唯科學主義”思潮的影響，政治學界一度對政治哲學采取漠視的態度，認為政治哲學所關注的價值判斷，沒有嚴格的確定性，只能各執己見，莫衷一是，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學，因而不值得重視。這種情況延續了幾乎一個世紀。應當說，把政治生活作為獨立的對象，從“事實”的意義上加以研究的確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從政治生活的總體上說，排除道德問題的或忽視“價值”維度的思考，又是十分片面的。在現實的政治活動中，事實與價值是不可分離的。從客觀事實上說，人類的政治生活本身就是一個高度復雜的有機體，它在任何一個歷史起點上的未來演化趨勢都具有多種可能性，而哪一種可能性能夠變成現實，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主體的價值選擇。在這種價值選擇中，人們對于正義與非正義、善與惡、平等與自由等道德原則的理解顯然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它決定了人們的歷史活動所具有的基本目的和所要采取的基本步驟。正是由于這一點，羅爾斯在試圖通過對政治正義的思考來解決政治過程所面臨的各種困難問題時，也指明了政治哲學對于倫理學的從屬性。他說：“政治哲學有它自己的明確特征和問題。作為公平的正義是針對現代民主社會的基本結構這個具體問題而言的一種政治正義觀念。就此而言，它的范圍要比統合性的哲學和道德學說狹窄得多，諸如功利主義、至善主義、直覺主義以及其他的學說。它關注的是(以基本結構形式存在的)政治問題，而政治問題不過是道德問題的一部分。”

在羅爾斯看來，如果我們把社會看作是一個公民平等參與的公平的合作系統，那么這種平等的基礎就是擁有最低限度的道德能力。因此他確信，作為公平的正義將公民視為從事社會合作的人，這種人擁有兩種道德能力，“一種道德能力是擁有正義感(sense of　justice)的能力：它是理解、應用和踐行(而不是僅僅服從)政治正義的原則的能力，而這些政治正義的原則規定了公平的社會合作條款。”“另一種道德能力是擁有善觀念(conception of good)的能力：它是擁有、修正和合理地追求善觀念的能力。這樣一種善觀念是由各種終極目的和目標組成的有序整體，而這些終極目的和目標規定了一個人在其人生中被看作最有價值的東西，或者被視為最有意義的東西。”因此，羅爾斯高度注重政治的正義與道德能力的關系，他在《正義論》中這樣說：“我希望強調，正義觀只是一種理論，一種有關道德情感(重復一個十八世紀的題目)的理論，它旨在建立指導我們的道德能力。或更確切地說，指導我們的正義感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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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根考綱，扎實基礎

考綱是命題的依據，知識是能力的基礎，千變萬化的考題，不是隨便一猜便能猜著。但是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這些變化了的考題終歸離不開考綱的知識范疇，離不開對具體知識點的考察。既然如此，我們就應該扎扎實實打好基礎，以綱為根本，以本為枝葉。

高考越來越側重能力，可是我們應該清楚，能力是以知識為載體的，沒有知識又何談能力。簡而言之，高考就是要求你運用自己的知識去解決社會問題，這種能力首先建立在熟練的基礎知識上。高考試題中的選擇題70%的選項都是對基礎知識的理解。而主觀題，在閱卷流程中，則采取的踩點給分和快速掃描關鍵詞給分原則。因此，綜上所述，在高考復習中，一定要認真研讀《考綱》，把握基礎知識。

2 把握命題趨向，準確應對

高考試題雖然每年都不一樣，但是總是有共同的地方，也就是說總體上是“穩中有變”。就2012年全國新課標考題同2011年相比來說，“穩”是第一位的，第一，四本必修所占的分值大體上是穩定。《經濟生活》占30分左右，《政治生活》占24分左右，《文化生活》占16分左右，《生活與哲學》占30分左右，這給我們呈現的最直觀的信息是，在復習的過程中，要抓住重點，掌握主次，《文化生活》的復習戰線不能拉得過長，而且文化生活考的內容層次也比較淺，要求學生掌握好書本上的內容即可。第二，主觀題的組合與分值基本穩定。2011年主觀題38題是兩小問，分別是《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的組合，分值分別是14分與12分，39題三小問，分別是《文化生活》與《生活與哲學》的組合，這給我們的啟示是，我們在復習的過程中，也要注意命題中不變的地方，強化此類題型。第三，試題題型保持穩定，開放性試題仍然保留。2011年，39（3）結合材料并根據所學的文化生活知識，就如何更好地發揮媽祖文化的作用提出兩條建議（4分）；2012年39（3）結合材料，就更好的弘揚中醫藥文化提出兩條方法論建議（4分）都屬于開放性試題中的政策，建議類型。試題仍然屬于小切口范疇。這就要求我們在復習的過程中注重一個個知識點的突破，而淡化教材知識體系體系的建立。

“穩中有變”變的地方也要深思和推理。2012年考題與2011年相比，在選擇題方面變得還是比較大，首先是難度降低——取消了計算題和漫畫題兩類題型。這兩類型的題對于學生來說難度較大，因此，2012年的政治選擇題得分率要遠遠高于2011年。其次，混合類型的試題出現。2011年考題中，學科的分界線還是很明確的，但是2012年的考題中我們發現同樣一道題，既考查《經濟生活》又考查了《政治生活》內容，這就是說，我們在復習的過程中，要注意多角度去分析一些時政內容，拓寬思維。第三，學科內編排的順序有所變化，2012年之前的選擇題考題是按照《經濟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生活與哲學》順序編排的，但是，2012年，除了混合類型的題之外，把試題的順序有所變動，把《文化生活》的選擇題插入了4個《生活以哲學》選擇題的中間，這就給我們反映出一個信息：選擇題以往的編排順序很有可能逐步打破。這就要求我們在復習的過程中，不要形成思維定勢。

3 強化訓練，掌握基本技能

3.1 圖表類。此題作答時學生常出現以下問題：一是：不去分析圖表所反映出的現象，直接點出問題。因為問題是概括出存在的問題，要求我們從現象中看出問題；二是：不能看出圖表所反映的問題，不能從現象中看出問題的本質來；此外就是不能把握住兩個圖表之間的內在聯系。在回答圖標問題是，一般情況下要遵循以下原則：三讀四解法。讀表頭、讀內容、讀注解；解答時要做到：橫看趨勢，縱比差距；先看整體，后看部分；先讀現象，后揭本質；先說成績，后說問題。這類題型，需要我們尋找一般的解題規律，總結答題技巧，在復習的過程中，多給學生總結一些答題方法。

3.2 萬能公式類。比如一些：原因類型、意義類型、認識類型等等。針對這樣的試題，我們在復習的過程中，要多介紹一些萬能公式，比如：政府為什么做？政府怎么做？政府如何行使權力？公民類，政黨類型，國際社會等等。學生要記一些基本的套路，多練一些套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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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政治興趣 生活問題 中國傳統經典文化 就地揀柴 精彩留白

當前很多高中學生潛意識地認為思想政治這門學科晦澀、枯燥，在課堂中出現無精打采、昏昏欲睡的現象。如何扭轉這一頹廢消極的心理定勢？一個優秀的政治課教師一定是善于潛移默化地把政治理論融入生活，激發學生學習政治的興趣，讓學生從知之者變成好之者，好之者變成樂之者的實踐者。

一、通過解決生活問題愛上政治

高中政治新課標的一大特色是構建“經濟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生活與哲學”四個以生活為基礎的課程模塊，把政治原理和生活中的常見現象相結合，如“投資理財的選擇”、“公民如何參與政治生活”、“走進文化生活”、“實現人生的價值”等主題，可以讓學生更好地在生活中思考，提高學習政治的興趣。

為了將政治原理變成學生生活中的直接需要，講《公司的經營》這一框時，我把學校食堂的后勤管理者請到教室，讓學生討論如何經營、管理食堂，與校門外小飯館競爭，提高食堂的經濟效益，再由學生追蹤報道成果。在本周的班會上，我又特地邀請經商比較成功的學生家長來班級面對面地給學生講他的創業之路。這樣，一方面讓學生從中體會、領悟所學書本的知識點，加深理解，另一方面讓學生切身體驗到家長的艱辛，無形中接受現實版的感恩教育，更珍惜家里提供的學習機會。座談會后，趁熱打鐵組織學生成立“金點子小組”，為這位家長的經營出點子，提建議，觀點被采納的學生將被評為本期“班級點子王”。自我價值的認可，增強了學生學習的成就感。實踐證明，這一措施充分調動起學生學習政治的積極性。

二、充分利用中國傳統經典文化讓學生愛上政治

中國傳統經典文化不僅在《文化生活》一書中教授。“孝”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針對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出現的諸多問題，在《經濟生活》、《政治生活》、《生活與哲學》中可以貫穿中國經典文化，讓學生學以致用地分析問題，強化道德感悟。

在《經濟生活》教學過程中，讓學生思考如何運用經濟原理解決養老問題，由此將學生思維拓展到生產方面（堅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分配方面（促進社會公平分配，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和基本醫療衛生制度）、消費方面（收入是消費的基礎和前提，提高個人收入，帶動消費），等等。

在《政治生活》講到民主管理時，引導學生思考是否可以發揮村委會、居委會的作用以推進養老進程，讓學生潛移默化地學會居委會的作用、性質。結合當代社會中“空巢家庭”及“不孝兒花母親錢買車，卻只讓其坐后備箱”等話題，我適時提出政府如何引導人們形成敬老尊老的風尚，讓學生在腦海中自覺運用政府的相關知識。

在《生活與哲學》中講到意識的作用時，我用多媒體展示探究一：為何社會中有些人孝順而有些人不孝順。在學生討論后，適時展示探究二：不孝順長輩的人為何會做出這種錯誤的價值選擇？充分調動學生思考的積極性，主動運用意識的作用及樹立正確價值觀的相關知識。在講矛盾時，我用多媒體展示：孔子面對孟武伯、孟懿子、子夏、子游這些人同一個問題“孝”時，回答卻不相同，這體現了矛盾的什么特點？孔子對“孝”的看法有無共性？如此讓學生對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兩者的關系都有深刻的掌握。通過講解，學生對“孝”有了較深刻的認識后，再進一步升華思考：對孝的認識過程又反映出什么哲學原理？讓學生的思維發散到認識論、正確意識的推動作用等相關原理。

在政治課堂中貫穿中國經典文化，既增強課堂的教學效果，又激起學生對政治課的熱情，無形中讓中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

三、“就地撿柴”讓學生燃燒思維的火焰

在課堂教學中充分利用身邊資源，“就地撿柴”，熱烈討論，激起學生思維交鋒的火花，是提高學生學習政治課興趣的一種有效途徑。

如講《經濟生活》“信用卡、支票與外匯”等內容時，很多來自農村的學生很迷茫。于是我拿出錢包，一張張地抽出里面的卡，說：“是信用卡？不是信用卡？這張是……”沉默的課堂興奮起來，這時我適時展示校園卡，學生的意見有了分歧，有的說是而有的說不是。“到底是不是，我們一起看書本的定義”。此刻所有的學生都很積極地看書，然后表示理解了校園卡是信用卡。

這樣讓學生掌握信用卡的內涵時，激發起其對即將學習信用卡特點的求知欲。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就地揀柴”的背后需要教師周密備課設計，讓互動有效生成，把原本枯燥的課程上得別開生面。此種教學藝術有助于充分點燃學生自我思維的火花，深刻喚醒其內心深處對政治的情感。

四、“精彩留白”讓學生“課盡而意無窮”

編筐編簍，重在收口，課程即將結束時，教師可以通過言語激發、課后探究、布置調研等方式留下“空白”引起學生想象和回味，讓學生在較充裕的時間和空間下實踐與操作。以“不全”求“全”，給一堂好課的結尾注入含蓄的藝術，彈好“終曲”，在有限中求無限，使之成為“精彩之幕”。

興趣是學生學習的先導，有興趣才會入迷、鉆得進去，學習才會有成效。在高中政治課上，教師開啟學生創新思維、提高學生對政治興趣的同時，結合多樣化教學手段、教學方法，爭取教學效果最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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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課程標準 《生活與哲學》 教學理念

一、《生活與哲學》課程的定位

2004年《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課程標準（實驗）》規定了《生活與哲學》課程的性質是：對高中生進行哲學基本觀點的教育，引導學生關注實際生活，體會到生活處處有哲學，理解和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和方法，辯證看待人生、社會、歷史等問題，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培養銳意創新精神，提高參與社會實踐的能力。

從課程模塊的構成來看，“生活與哲學”是四大模塊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哲學是對具體科學的高度抽象、概括，哲學是科學的哲學觀，它以政治文明、物質文明為基礎，精神文明為支撐，從理論層面把握“三個文明”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從貫徹十精神的角度看，黨的十的新提法，豐富了“生活與哲學”的課程內容，鞏固、突出了本課程在整個思想政治課程中的重要地位。報告明確提出科學發展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最新成果，是關于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第一次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建設的全過程，突出樹立尊重自然規律、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的重要性。此外，為了樹立科學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十提出了24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社會思潮、凝聚社會共識。這些都是對哲學的又一個新發展、新貢獻，也對教學提出了新要求。

二、《生活與哲學》課程設計的新理念

（一）“生活”二字意蘊豐富，體現哲理探究的“趣味性”。

在新課標中，高中政治四大必修模塊（《經濟生活》《政治生活》《文化哲學》《生活與哲學》）的名稱都增加了“生活”二字。從理論上看，新課改的指導精神特別注重立足學生的生活經驗，以學生的發展需求為出發點，讓理論觀點貫穿于社會生活的主題中。從操作層面看，高中政治教學應該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貼近生活，貼近實際，貼近學生，萬萬不可從理論中來到理論中去，空對空地說教。

以上是四個模塊的共同之處，哲學模塊有個不同點，值得解讀。《生活與哲學》的“生活”二字居前，筆者認為，一方面，從哲學本身的性質看，哲學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從生活出發，透過現象看本質。生活是感性的，而哲學是理性的。如果說前三個必修模塊是生活現象的話，那么本模塊則是從世界觀、方法論的角度對它們進行概括、總結、指導。另一方面，從哲學模塊的教學實際看，一般來說，讓高中生接受純理性的知識有一定的難度。所以，教師應做好學情分析，從學生的接受能力出發，緊跟社會變化熱點，剖析生活現象，創設真實情境，引領學生走進生活；化枯燥無味的哲學說教為生動有趣的哲理探究，引導學生學以致用，知行統一，凸顯哲學課教學的應有之義。

（二）首次將“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目標”納入三維目標中，但三維目標在每個單元的側重點不同。

對比新舊課標的內容課標可知，新課標的“內容目標”融合了知識目標、能力目標、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目標。舊課標“教學內容”只有兩維目標——知識目標和能力目標，并且賦予了內容，如“識記：哲學的含義”、“理解：意識能夠反映客觀世界”。新課標的“內容目標”雖然沒有明確“識記”“理解”的內容是什么，但是它的目標描述更系統，將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目標貫穿在知識、能力目標的實現過程。

如“1.1思考日常生活富有哲理的事例，感悟哲學是關于世界觀的學問，能夠開啟人的智慧”，知識目標為“哲學與生活實踐的關系、哲學與世界觀和方法論和哲學與其他具體科學的關系”，能力目標為“理解哲學與生活實踐的關系，識別哲學與世界觀、方法論的關系，比較哲學與具體科學的區別和聯系”，情感態度價值觀目標為“體會到生活需要哲學，喜歡哲學；培養以哲學指導自己的生活和實踐的意識”。

從教學目標看，只有三維目標三位一體實現了，才真正達到新課標的要求。知識與能力目標的實現有利于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目標的達成，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的實現不是空中樓閣，必須有知識、能力目標的達成的堅實基礎，它們構成一個穩定的三角關系。但是在具體的教學中，這并不意味著每個目標在每個單元、每一課甚至每一框要同時出現，它們的地位、作用是有所側重的，可以根據教學具體情況靈活設置三維目標。如第一單元側重知識目標和情感態度價值觀目標，第二、三單元通過知識目標、能力目標的落實，最終實現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目標，而第四單元重在落實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目標的教育。

（三）準確把握行為動詞，凸顯學生的主體性。

“注”的部分明確指出，“內容目標：采用不同的行為動詞規范學習行為和表現，表達內容標準的過程性和結果性兩種要求。行為主體是學生”。

從表中看出動詞的主體是學生，強調學生的主動性、內化，比如第三類情感性目標動詞，從行為動詞對情感性目標的要求是感悟、體驗、領會、領悟等。在落實情感性目標時，經過過三個階段：經歷（感受）、反應（認同）和領悟（內化），層層深入，并穩定下來。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的測量難度大，我們可以在教學中通過對學生的課堂表現、平時的談吐、對外界事物的評價等表現進行評估，怎樣更具可操作性和提高可信度值得深入研究。

比如：4.13剖析價值沖突的實例；體驗價值比較、鑒別、選擇的過程；認同人民的利益為最高價值標準，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

在4.13中，從整體看它側重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的培養，用了“體驗”“認同”“樹立”三個有梯度的行為動詞，強調在落實好知識（剖析）、能力目標（感悟）的前提下，著眼于學生的長遠發展、思想政治課的思想性和哲學基本觀點的教育。

哈貝馬斯的主體發展理論認為，高中階段學生已經具備了獨立思考和反思的能力，這一時期，引導、教育青少年對現存道德規范、傳統社會交往形式進行獨立思考式的反思，能讓他們正確樹立自我意識，從而發展和形成獨立和穩定的反思自我。對于高二學生來說，他們希望被當做獨立的個體來看，他們對這個世界有獨特的個人認知、評價。與其讓他們反感純說理性的、純教授性的哲學知識，不如通過教與學的互動讓學生自己去分析、去討論、去推理、去判斷，潛移默化地提高自己的認識水平、綜合分析、辯證思維能力。

三、《生活與哲學》教學實施的新方法：“生活化”教學

“生活化”是新課標的一個重要理念，在教學過程中，應該關注學生生活。“生活化”體現在：不僅是教材的編排要遵循生活主題，如呈現生活案例、生活情境，更重要的是啟發教師在課堂教學中活用素材，開發教學資源，吸收生活的養分，讓學生更容易接受知識，提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在《生活與哲學》的14點中，出現“實例”“事例”次數共6次，出現“表現”次數為2次，出現“現象”“言論”的次數各1次。

“實例”“事例”“現象”都是學生在現實生活中直接或間接接觸到的，有豐富的生活化元素，容易產生情感共鳴，思想的碰撞。借助豐富而生動的例子，可以是最新時事，也可以是一些經典的案例，它們集中了生活味、代表性、啟發性，既可以開闊學生的視野，又可以培養他們哲學理論聯系現實生活的習慣，在理念和行動中增強生活覺悟，提高哲學思考能力。哲學家言論、逸聞趣事等頗有趣味性、思想性，揭示了深奧的道理，增強了教學內容的吸引力，在某種程度上化理論的抽象為具體形象。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有利于學生加深對哲學要義的理解、體悟。

可見，要讓哲學的教學閃爍思想性、啟發性，還須基于生活，從有“生活味”的素材入手，讓教師寓教于樂、學生在樂中學。學生通過在生活世界中的體驗、總結，印證條理化、系統化的哲學知識，提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體現哲學來源于生活，用哲學的智慧引導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從而真正愛上哲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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