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一篇政治小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政治小論文:廠務公開在基層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

黨的十六大明確地表述了“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它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指導思想。基層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以“三個代表”為指針，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們認為廠務公開就是落實“三個代表”的具體形式。廠務公開在幼兒園也稱之為園務公開，它是反映園情民意，職工行使民主權利的有效形式，它能夠反映全體職工的思想動態、意愿要求，能夠理順職工的思想情緒，化解矛盾，調動職工的積極性、創造性。基層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種無形的工作，它時刻要求黨員干部要及時進行宣傳教育，了解職工的思想動態。特別是在油田深化改革面臨生存壓力的情況下，職工的思想有起伏、有波動也是正常的。但這些都需要黨員干部在認真學習領會上級的指示精神，特別是“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組織全園教職工采取集中學習、分組討論、相互交流的方法，通過發放“明白紙”、出宣傳專欄、抄政治學習摘記、寫心得體會的形式，讓全園教職工產生危機感，充分認識到當前形勢的嚴峻。在崗效薪點制試點摸底中每個職工都是以平和的心態面對現實，只有認清形勢，轉變觀念，努力學習，提高素質，才能在發展中求生存、求上進。對于職工有看法，有不理解的地方，通過園務公開這種有效形式，化解職工的看法和顧慮。有效的化解使全園教職工對改革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思想觀念發生了明顯變化，對自身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積極參加各種業務學習、技能培訓。在這次幼兒園計算機高級培訓中，全園65的保教人員積極報名，踴躍參加，刻苦練習，形成了一個學業務、練技能、強素質的良好氛圍。

基層思想政治工作在園務公開中能否成功，關鍵取決職工群眾對公開內容的關切度和滿意度。為此我們首先提高對園務公開的認識。實行園務公開群眾是基礎，領導是關鍵，重點在認識。園務公開對促進領導班子、黨員干部的廉潔自律、進一步搞好黨風廉政建設以及發揮民主，加強基層民主政治建設都有不可或缺的意義所在。因此，幼兒園領導始終把提高認識、統一思想放在首位，并將其貫穿于推行園務公開這一工作的全過程。在年初制訂園務計劃、教育教學計劃、工會計劃時，將園務公開作為一項基本辦園方針，規劃在日常工作之中。其次，建立健全園務公開的機制。廠務公開是民主政治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是黨政工組織的共同任務，是關系到每個人的切身利益的表現。幼兒園成立了由園領導擔任小組組長，成員由在教職工中有威信、各工種的代表人員組成的園務公開、民主監督小組；依據上級《廠務公開、民主管理監督制度》，結合本單位實際，制訂幼兒園《園務公開、民主監督辦法細則》，使園務公開、民主監督領導小組成員人人知曉園務公開的內容、形式以及自己的義務、權利。

園務公開涉及到幼兒園的重大決策，熱點、難點問題，黨風廉政建設，工資、獎金發放，職工療養、培訓，物資采購等各方面的問題。這些都是教職工最關心、反映最強烈的敏感問題，而且容易引發矛盾與教職工切身利益相關的問題。因此，在制定各種規章制度、考核細則、辦法及做出各種重大決策時，我們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原則。首先經過辦公室提議，班組長討論，然后提交教職工廣泛醞釀。信息反饋上來后，再加修改、補充和完善，經職代會表決同意實施。特別是對幼兒園發展規劃、浮動工資獎金發放辦法、崗位量化考核標準、教育教學獎勵方案等關系到職工切身利益的問題及有關評優、選先、晉級、療養、生活福利等重大事項。幼兒園做到了，強化職工監督，不搞“暗箱操作”，最大限度增加透明度。

搞好園務公開，關鍵是領導，特別是園長，要有較強的群眾觀點和民主意識，擺正個人和群眾的關系。作為園領導應該凡事公開透明，實行民主決策和科學決策，不搞家長制、一言堂，尊重和維護教職工在幼兒園管理中的主人翁地位，虛心聽取她們的意見、建議和批評，悉心傾聽她們的呼聲，做她們的貼心人。只有“心貼心”，才能縮短黨群、干群的距離，增強相互間的溝通與理解，激發廣大教職工的主人翁意識和獻身幼教事業的熱情。

園務公開密切了幼兒園與家長和社會的聯系。對于幼兒家長關心的諸如幼兒園招生辦法、結果；新生分班情況；幼兒園收費依據及標準；對社會承諾的項目；以及幼兒的各項收費、身體狀況、營養 量的攝入、一周食譜的制訂等。這些項目的公開，較好地協調了幼兒園同家長、社會的關系，更好地形成了教育合力，促進了幼兒全面、主動、健康、和諧發展。幼兒園還以家長學校為依托，以家長委員會為核心，借助家長會、家長開放日、家長學校、家長調查問卷、園長接待日等形式，使家長清楚地了解幼兒園的有關情況，促使家長向幼兒園提出合理化建議意見，為幼兒園的發展獻計獻策。

基層思想政治工作千頭萬緒，說到底是做人的工作，通過園務公開這種有效形式，將教職工關心的、有疑慮的事通過園務公開公布出來，打消了職工心中的疑慮，特別是將容易滋生腐敗的現象公開：園領導干部廉潔自律承諾內容、項目公開，以供教職工監督執行；在民主評議干部方面，職代會對干部個人的評議結果，均在職工大會及園務公開欄上公布；每個學期末在教職工大會上，園領導將幼兒園一學期的各種費用的收入、支出情況公開，對各種的物質的采購、入庫、領料、發放、報銷等環節嚴格程序、履行手續、層層把關，幼兒園的發展規劃管理制度的制定都能聽到群眾的聲音，使他們能夠自覺參與，關心幼兒園的發展建設，出謀獻策。

實行園務公開制度以來，職工中私下議論的事少了，干工作、謀發展為園領導出主意、提合理化建議的事多了。實踐證明，公開、透明的管理制度是基層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利手段，是化解職工思想波動，密切干群、黨群關系的好途徑，是領導干部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廉潔自律制度的保證。

幾年來園務公開的開展，促進了我園管理水平的提高，領導廉潔自律工作也有了新的進展，廣大教職工的主人翁意識明顯增強，保教工作的積極性熱情高漲，全園上下形成了心齊、氣順、勁足的良好氛圍，有力地保證了幼兒園的穩定發展。

政治小論文:將企業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新水平

黨的十七大指出“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關懷和心理疏導，用正確的方式處理人際關系”，這一新的提法，體現了黨對人民的關懷和關愛，同時也指明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進方向，對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針對企業在新時期如何開展思想政治工作這個問題，筆者聯系企業實際談幾點體會。

一、建立調研制度，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預知能力

當前，人們的思想比較活躍，企業職工的思想觀念、行為方式、價值觀念等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同時還伴隨著利益上的碰撞，這就增加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難度。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要堅持定期或不定期地對企業職工思想進行分析，確定思想政治工作的具體內容，認真探索企業職工容易產生矛盾的環節與因素，及時了解職工需求，尤其要善于激活職工內在的精神需求，針對職工不同的思想情況，采取主動，正確引導。

二、樹立人本理念，筑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內在根基

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堅持以人為本是必要前提。企業思想政治工作應當在尊重職工的基礎上，努力為職工辦好事、辦實事。一般情況下，在一個職工住房難、就醫難、生活難、子女就業難的企業，開展思想政治工作難度較大。但是，一個真正善于管理、有長遠眼光的企業領導，他首先做的絕對不是在職工面前擺困難，而是更多地關心職工的實際利益，盡最大努力想職工之所想，急職工之所急，做到思想溝通到人，幫扶職工到家，化解熱點、消除疑慮、理順人心，使職工真正感受到企業的關懷和尊重，認識到整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的統一，從而樹立起主人翁的責任感，自覺地去為企業拼搏和奮斗。因此，在開展企業思想政治工作過程中，我們要注重感情投資，善于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在改善職工生活、解決職工困難的過程之中，使之成為聯系企業與職工的感情紐帶，堅持從點滴做起，從小事做起，從細節做起，不斷增強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創造力，使思想政治工作能夠適應新情況、新任務、新形勢的要求，這樣，才能贏得群眾的理解，形成人企共同發展的理念，使企業順利渡過難關，健康發展。

三、注重繼承創新，增強思想政治工作的滲透能力

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國共產黨的光榮傳統，經過多年的實踐，形成了豐富經驗。這些寶貴經驗需要在工作中加以繼承。但是隨著新形勢、新思想的不斷出現，又需要企業在繼承的基礎上不斷探索，大膽創新。對于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思想工作方法，諸如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典型示范、自我教育、正面灌輸等等，我們都要繼承下來，發揚光大。同時，要堅持解放思想，做到工作與時俱進。比如說，結合人力資源的科學管理方法，實現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職工和服務職工相結合，把著眼點放在統一職工思想、理順職工情緒、凝聚職工人心、激發職工積極性和創造性上來；結合生產經營的管理模式，把企業生產活動中的矛盾點作為思想政治工作的著力點，把經濟工作的目標點，作為思想政治工作的落腳點；結合企業管理的方法，把思想政治工作作為企業基礎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來抓，管人與管事相結合，通過創新職工教育，把企業每位職工的能力挖掘、激發出來，并利用到生產經營中去；結合企業黨建的工作方式，把思想政治工作作為一項硬任務來抓，把加強思想政治工作貫穿于各項工作的全過程，體現在企業日常工作上，落實在黨內生活中。

四、實施素質提升，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人才保障

思想政治工作者的重要任務是“傳道、授業、解惑”，就是通過言傳身教，使職工能夠領悟和執行黨和國家的政策，愉快地接受上級的指示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不僅要堅持以人為本，注入真情的力量，更要不斷提高自身的素質。目前，部分政工人員已經不能適應人文關懷和心理疏導的要求，所以，企業要通過引進專業人才和培養訓練的方式，建立一支適應新時期思想政治工作要求的政工隊伍，一支懂得如何關懷人的內心，疏導人的情緒、為企業健康發展提供和諧環境的隊伍。他們不僅具有扎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和政治教育的專門知識，而且還精通管理學、心理學以及其他學科的相關知識，更重要的是具備駕馭科學知識的能力、敏銳的識別能力和果斷處理問題的能力。工作中能夠根據職工的思想問題的性質、程度，及時進行處理，而且應付自如，富有藝術性。作為企業管理者，要真正認識到思想政治工作的價值，做到在思想上重視政工隊伍建設，尊重政工人員的勞動，增強政工人員的信心和政工崗位的吸引力，為開展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人才支持和組織保障。

總之，在思想政治工作不斷發展的新形勢下，企業要以十七大精神為指導，立足思想調研，更新工作理念，注重繼承創新，提高隊伍素質，真正把企業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政治小論文:邊防檢查站政治處科學發展觀心得體會

科學發展觀是黨的重要指導思想，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和貫徹的重大戰略思想，更是塘沽邊檢站在新時期發展進步所必須堅持的指路明燈。目前，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已在塘沽邊檢站如火如荼地開展。貫徹好黨中央和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的決策，落實好天津邊檢總站黨委的工作部署，關鍵要在以下四個方面多思考、抓落實、見成效。

一、加強理論學習，解放思想觀念

學習是促進思想改變、觀念更新的基礎和前提。科學發展觀是我們黨堅持解放思想、與時俱進推進理論創新的重要成果。從舊觀念到新觀念的轉變，要求全體民警尤其是領導干部要加強學習，解放思想，用理論武裝頭腦，而不是把學習培訓看成是應景之作。面對新形勢、新任務，必須強化民警的學習意識，優化民警隊伍的知識結構，提高民警隊伍的能力與素質。根據需要舉辦業務基礎、英語、崗位技能、警容警姿、證件鑒別等不同類型的培訓班，通過平時測驗和結業考試檢驗學習效果，嚴格落實業務考核獎懲措施，激發廣大民警的學習熱情，形成抓學習、練內功、上水平的良好氛圍，為各項工作的開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二、堅持以人為本，提高服務水平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也是塘沽邊檢站工作的基本原則。繼續貫徹落實公安部"提高邊檢服務水平十二項措施"，以"提高服務水平為中心"，以"讓人民群眾滿意"為工作目標，采取開門評警、定期召開特邀監督員座談會、發放征求意見表、公布24小時投訴電話等多種形式，進一步努力解決人民群眾和出入境人員最關心、需求最迫切的問題；進一步提高執法公信力和群眾滿意度，構建和諧警民關系；進一步提高廣大黨員領導干部服務基層、服務民警、服務廣大出入境人員的意識和善于學習、開拓創新、科學決策、領導指揮、統籌協調的能力；進一步加強邊檢隊伍服務理念、專業素質和職業精神的建設。

三、結合工作實際，突出實踐特色

強調實踐要突出特色，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的本質要求，也是尊重客觀規律的具體體現。學習實踐活動能否取得成效，達到預期的目的，關鍵是能否把握住實踐這一重要環節。要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為契機，廣開渠道，積極走訪轄區企業，進行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宣傳活動，加強與轄區內企業的溝通聯系，不斷滿足廣大出入境人員和地方政府、相關企業對邊檢服務的新期待，著力解決制約提高邊檢服務水平工作健康發展的深層次問題，以更加堅定的決心，更高的標準，更有力的措施，努力做到"服務更加親切，管控更加嚴密"，營造良好的通關環境，將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的豐碩成果真正落到實處，惠及群眾，為濱海新區建設做出積極的貢獻。

四、堅持統籌兼顧，促進科學發展

學習實踐活動時間較長、涉及面較廣、任務也很繁重。因此，要統籌安排好學習實踐活動各個階段和各個環節的工作，做到有機銜接、前后呼應。把學習實踐活動作為推動當前"提高服務水平"工作的重要機遇和強大動力，妥善處理好開展學習實踐活動與做好當前各項工作的關系，相互協調，互為促進，切實通過學習實踐活動推動當前各項工作的開展，用各項工作的實際成果衡量和檢驗學習實踐活動的成效。

新形勢下，塘沽邊檢站的建設發展面臨機遇與挑戰。塘沽邊檢站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工作，抓住機遇，廣開渠道，多措并舉，乘勢而上，使邊檢工作更加符合科學發展的要求，更好地順應人民群眾的新期待，更有力地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更有效地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確保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效。

政治小論文:關于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理論思考

改革開放以來,關于政治體制改革的研究成果很多,但鮮有從黨代會報告的角度進行研究的。而作為改革兩大主體工程之一,十二大以來,政治體制改革成為歷屆黨代會報告的重要內容,報告成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指揮棒和指南針。回顧改革開放以來歷次黨代會報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共產黨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認識歷程和理論走向。從提出政治體制改革——黨政分開、權力下放——法制建沒、機構改革——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政治體制改革的道路并不平坦。

一、從十二大到十六大,中國共產黨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認識歷程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一樣,是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198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鄧小平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講話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根本綱領,成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指導性文件。講話指出改革的原因和必要性,“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干部制度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1]政治體制涉及范圍很廣,內容相當豐富,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是黨政領導體制,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和制約著整個政治體制。鄧小平明確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問題,即“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

1982年9月召開了黨的十二大,報告中明確提出“繼續改革和完善國家的政治體制和領導體制”,這是黨代會報告中第一次提出“政治體制”概念,第一次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盡管“政治體制”概念在這個報告中只出現了一次,但當時人民熟悉的“領導體制”、“領導機構”、“干部制度”、“黨政機構改革”等相關概念多次出現,這在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史上有著深遠的意義。報告指出了黨和國家領導體制中權力過分集中、黨政不分等弊端,提出必須“黨政分工”。黨和國家領導體制、領導機構的改革,主要是消除權力過分集中、兼職副職過多、機構重疊、職責不明、人浮于事、黨政不分等種種弊端,克服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報告強調了“黨政分工”:黨的工作和政府的工作,企業事業單位中黨的工作和行政、生產工作,必須適當分工。

十二大以后,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政治體制也進行了某些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是,由于全黨的工作重心是放在經濟上,因而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尤其是1984年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由農村轉移到城市后,政治體制改革滯后的嚴重后果日益顯露。在這種形勢下,鄧小平在1986年再次突出強調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成為他1986年談話的中心和焦點,僅在這一年中就有近2次談話談到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其中有9次是作為主要談話內容。在這些談話中,鄧小平談得最多的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在6月28日的談話中他首次使用了“黨政分開”的概念,之后進一步明確闡述了這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黨政分開”和“黨政分工”有著不同的內在涵義,“黨政分開”的提法無疑更具科學性,這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設計和實施明確了重要的指導原則。

1987年1月,召開了黨的十三大。根據鄧小平談話的精神,十三大報告從七個方面論述了政治體制改革的藍圖,是歷次黨代會報告中關于政治體制改革論述最具體、最豐富、篇幅最長的。政治體制改革的重點是黨政分開和下放權力。以十三大為標志,以后的歷次黨代會報告都把政治體制改革列為一項重要內容。山于改革的連續性,大部分內容是一致的,因此我們可以以十三大報告為藍本,具體闡述一下報告的內容。報告指出,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分為七個方面:(1)實行黨政分開;(2)進一步下放權力;(3)改革政府工作機構;(4)改革干部人事制度;(5)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6)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7)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

1992午1月,十四大召開。由于客觀形勢的變化,十四大對政治體制改革作了比較大的調整,政治體制改革強調的重點由十三大的黨政分開、下放權力轉變為法制建設和機構改革。十四大以后,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大體上按照調整后的部署進行,改革的進程和速度有所放緩。隨著經濟體制改革日益深化,進入攻堅階段,政治體制改革滯后的問題就顯得更加突出。1997年9月,十五大召開。十五大報告站在世紀之交的高度,在總結新的經驗的基礎上,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思路作了新的概括,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第一次確認“法治”概念,并把對法治的認識從過去的技術層面上升到戰略高度,明確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和任務。在法學上解決了法律的手段功能和目的價值的關系。

在22年11月,召開的十六大的報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從而使兩個文明建設發展成三個文明建設,這在理論上是一大創新。報告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繼續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要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總結自己的實踐經驗,同時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二、黨代會報告顯示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幾個問題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召開的歷屆黨代會報告,我們可以看到政治體制改革的道路是曲折的。改革的步伐時快時慢,改革的熱度有所變化,改革的重點隨著客觀形勢的變化和時代特點有所調整,但改革的精神始終如一,改革的大部分內容是一貫的,連續的。從黨的十二大到十六大的改革重點依次為:黨政領導機構——黨政分開、下放權力——法制建設、機構改革——依法治國——建沒社會主義政治文明

從上表可以看出,黨的十二大和十三大是一脈相承的,十二大把社會主義民主建設擺到社會主義建設總體布局的戰略地位,這是過去從未有過的,是具有突破意義的進展。大會提出了黨政分工,到十三大發展成黨政分開,開始了黨政關系改革的探索。十二大提出改革政治體制和領導體制,只是從防止類似“”的歷史悲劇重演的角度出

發,沒有提山政治體制改革的系統方案。十三大則把政治體制改革具體化、系統化,它以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藍圖而載入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史冊。藍圖的提出,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由單項改革進入全面配套改革的標志。十四大對政治體制改革進行了調整,改革步伐有所放緩。有學者認為,十四大后五年間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最令人矚目的成就,是加快了法制建設步伐,中國的立法工作在快車道上飛速行駛,無論立法的數量還是質量,都創了新中國法制建設史上的新高點,為十五大形成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方略作了實踐和理論準備[2]。十五大和十六大的改革思路是基本一致的,依法治國和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在本質上是統一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本質是民主,依法治國的著眼點在法治,民主和法治是社會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統一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 其一,關于黨政關系改革。

雖然十二大提出了黨政分工,但黨政關系改革正式啟動應是在十三大以后。十三大報告指出,黨政分開即黨政職能分開。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即政治原則、政治方向、重大決策的領導和向國家政權機關推薦重要干部。黨對國家事務實行政治領導的主要方式是:使黨的主張經過法定程序變成國家意志,通過黨組織的活動和黨員的模范作用帶動廣大人民群眾,實現黨的路線、方針、政策。

十三大以后,開始試行黨政分開的改革,各級黨委撤消了與同級政府部門重疊對口的職能部門,大量事務性和行政性的工作開始由行政部門和業務部門承擔。但在實際工作中存在著兩種錯誤傾向,一是簡單地用西方多黨制條例下的黨政關系來理解黨政分開的改革,看不到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通過共產黨)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實行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憲法規定了共產黨是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二是認為實行黨政分開就會削弱黨的領導,看不到黨政分開即黨政職能分開,是領導方式、執政方式的改變,不僅不會削弱反而會改善和加強黨的領導。這兩種傾向都影響了黨政分開的改革,表明要尋求符合我國國情的黨政分開的運行機制是個尚需繼續探索的課題。同時還應看到,黨政分開阻力重重還有深層次的原因。十三大提出為了適應黨的領導方式和活動方式的轉變,必須調整黨的組織形式和工作機構,黨委辦事機構要少而精,與政府機構重疊對口的部門應當撤消。但從黨的組織結構看,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組織健全、結構嚴密的國家化的科層組織,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組織與同級政府系統具有相似的結構,二者表現出顯著的同構性,如黨的政法委員會與政府的司法機關之間、黨的紀檢與政府的檢察部門之間、黨委的組織部門與政府的勞動人事部門之間,都存在著機構并列、重疊交叉的問題。這種結構上的同構性必然帶來職能上的交叉與重合,產生權責不清、效率低下、官僚主義等弊端。要改變這種情況,就必須改變現行黨組織的科層結構,這不僅將使大批黨的領導干部放棄現有的許多權力,產生不可避免的利益沖突,而且將可能對傳統的政治體制提出挑戰。有學者認為,這是在我國黨政職能分開提出多年卻始終未能落實的結構性根源[3]。

1989年春中國發生了政治風波,國際上發生了蘇東劇變,對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改革的風險性和穩定的重要性凸顯出來,中國領導人以更加謹慎的態度對待政治體制改革,對改革方案進行了調整,淡化甚至停止了黨政分開的改革。在官方的話語系統中,“黨政分開”銷聲匿跡,甚至連“黨政關系”的字眼也刻意回避,實踐中則出現了“黨政一體化”、“黨政合一”的傾向。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延緩了,十三大報告確立的黨政分開的思路沒有得到最終有效的貫徹,在實際工作中基本被放棄或者說被冷處理了。但是,如果因此就得出中國不再進行黨政關系的改革的結論,則是對政治體制改革理論走向的簡單解讀。中國第三代領導人出于穩定的需要不再強調黨政分開,并不意味著對舊體制的弊端沒有深刻的認識,而是轉而從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入手來理順黨政關系。1997年黨召開的十五大第一次確認了依法治國的方略,十六大提出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對于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沒,具有全局性作用。在中國現實的政治條件下,從這個角度進行黨政關系改革是可行的,關鍵是要制定具體措施,使其具有可操作性,落實到行動層面。

其二,關于選舉制度改革。

十三大報告有一點值得關注的是提出了選舉制度的改革問題,這也是改革開放以來歷次黨代會報告中唯一“論述”這個問題的。毋庸諱言,中國選舉制度改革滯后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如人大代表的直接選舉程度較低,至今僅在縣鄉兩級人大實行直接選舉,在市、省、國家三級實行間接選舉。按照現代政治學的理念,直接選舉范圍的大小是民主程度高低的標志之一。而中國是世界上極個別的實行多層次間接選舉的國家,這使中國社會主義高度民主的理論和現實之間產生了一定的距離。此外,在干部的選拔和任用上,規定領導干部由民主選舉產生,或集體討論決定,但在實際運行中,選舉往往由于不能充分體現選舉人的意志而流于形式。要改變這種狀況,就必須改革和完善選舉制度,擴大直接選舉,堅持差額選舉,適當采用競選制,讓候選人通過媒體或面對面與選民交流,使選民了解候選人,更好地行使選舉權。競選只是一種選舉方式,與社會基本制度無關,社會主義國家完全可以拿來為我所用。

其三,關于行政體制改革。

建國以來,中國經歷了8次機構改革。在改革開放的2多年中,從黨的十二大到十六大,機構改革一直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尤其在十五大后,政治體制改革主要集中在政府機構改革方面,表現出以行政體制改革為切入口,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思路。從歷次改革的成效來看,事實上都沒有走出“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循環。究其原因,許多學者認為,首先是在改革中沒有實現政府職能的轉變,其次是改革局限于對既定體制進行局部調整,而沒有觸及體制本身。在改革實踐中,往往流于單純著眼于精簡機構和人員,以機構數目和人員總數減少多少來衡量改革的成效,不僅難以達到行政改革的根本目的,即克服機構臃腫、資源浪費、官俯主義等弊端,提高行政效率,而且容易走入為精簡而精簡的誤區,陷入“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困境。最后一點就是改革沒有法律化,沒有用法律來推進改革。改革的成果也沒有法律化,取得的成果很快又丟失了。另外,政府機構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并不等于政治體制改革,其他方面的改革還要進一步推進。

其四,關于依法治國。

在實踐依法治國的過程中,第一必須處理好黨和法律的關系,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依法治國就是實行法治,也就是“法的統治”,突出特征是法律支配權力,權力服從法律。這一點許多文章有過論述,這里不再多淡。第二必須真正處理好法治和德治誰主

誰輔的問題。道德是屬于精神的、自律的,其調整的范圍、功效和作用是法律無法達到的,但自律性特點決定了它在治理國家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法律是屬于政治的、他律的,治國應當主要依靠法律。中國有著長期的德治傳統而無法治傳統,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會不時看到道德和法律的沖突,甚至在司法實踐中,我們也不時看到法律道德化的影子。客觀、嚴謹是法治的特點,而道德化的法律以及一種法律的道德化操作則會動搖這種客觀性。在社會轉型期人們道德水準下降的客觀背景下,適當強調德治是必要的,但必須注意始終突出法治的主題。 其五,關于社會主義政治文明。

同志在\5·31講話中曾高度概括了中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三大基本特征,即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表現為把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實現現代化的重要目標,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結合和辨證統一,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以達到民主團結、生動活潑、安定和諧的政治局面。這種新型的政治文明,是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重要標志,包括人民按程序對國家公務員進行選擇和監督的民主原則、增強政治生活透明度的公開原則、政治運行科學化的程序原則和依法治國的法制原則等。這些原則一旦落到實處,將會使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有突破性進展。

如同精神文明重在建設一樣,政治文明也重在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需要一個發展和完善的過程,建設至關重要。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現實取向,第一要健全民主制度,擴大人民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第二要落實依法治國方略,使依法治國不只停留在政策層面,而要體現在具體行動層面上。

三、簡單的結論

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已逾二十年,政治體制改革作為改革總體戰略的兩大主體工程之一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無庸諱言,與經濟體制改革的輝煌成就相較而言,政治體制改革在各個方面無疑都嚴重滯后。首先,2年來政治體制各項改革基本上是功能性、單項性的,還在外圍階段打轉,而尚未進入體制層面。隨著改革的深化,功能的效用越來越受到結構的制約。其次,一些重大改革措施至今仍停留在文字上,沒有落實到行動層面。簡單說,政治體制改革既需要深化,也需要落實。

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不僅影響和制約著完成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的各項任務,保持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而且影響和制約著民主法制建設的進展和依法治國方略的實施,影響建立強有力的權力監督制約機制,加大反腐敗力度,維護社會穩定,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因此,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應積極穩妥地繼續推進,進一步向縱深發展,把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具體化,逐步落實,使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出現一個新局面。

政治小論文:思想政治工作心得體會

構建和諧社會，不僅要關注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諧，還要高度重視人自身的心理和諧。在構建和諧企業過程中，大多數企業都能重視職工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但關注職工的心理健康、重視以疏導的方式教育引導職工、解決問題、消除矛盾的卻不多。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勞動關系的和諧性，對企業管理和運行產生了負面的影響。當前，隨著工作節奏的加快、競爭的加劇、工作壓力的增加以及婚姻家庭問題也對職工造成了直接的心理影響，部分企業職工都存在這樣那樣的心理問題，或者處于心理亞健康狀況，因此，如何加強職工心理疏導工作成為企業急需探討的問題。

一、企業職工產生心理亞健康因素的成因

在企業改革發展不斷深入的關鍵時期，企業的管理者、普通職工普遍感受到了來自各個方面的壓力。產生心理亞健康大致來源于以下幾方面：

（一）社會原因。隨著企業內部實行減員增效、機制創新等改革的沖擊，每個職工面臨的壓力巨大，思想觀念也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加之現代生活節奏日益加快，競爭越來越激烈，人際關系變得越來越復雜，心理問題日益突出。對待內部改革，有些職工既盼又怕；利益分配上，他們既厭惡“大鍋飯”，又怕打碎“大鍋飯”承擔風險；勞動用工方面，他們既想參與競爭，又怕被淘汰；就業上，他們既滿足于國企工作的穩定優越性，又向往其它企業的高收入和高福利。

（二）工作原因。許多企業工作環境受限，時間緊、任務重，職工時常感到工作壓力大，沒有充足的時間正常休息和娛樂，年青的職工找對象都很困難。一些職工因為晉升名額受限制，晉升機會不多，感覺不到升遷的希望。一些職工反復與會議、文件、報表、材料、新軟件等打交道，單調乏味，尤其是工作多年有經驗的管理人員，面臨子女就業等家庭壓力，一見沒完沒了的報表就感身心疲憊，產生一種本能的累積厭倦。當矛盾、郁悶、緊張、不滿等負性情緒長時間積累卻沒有得到正常的通道抒發時，很容易引發心理障礙。

（三）家庭原因。由于職工不同的成長過程和家庭背景，形成了職工不同的個性。還有部分職工由于與伴侶長期分居，聚少離多，夫妻之間往往因不理解而感情淡化導致感情破裂。在一個企業中，一個家人分散在三四處是很常見的現象，也有的因為無法分擔家庭事務，如照顧小孩、老人等而導致矛盾激發，家庭的種種困擾使職工精神恍惚沒有心思工作。

產生這些心理原因是由破壞性的心理壓力造成的，一種是超出個體適應能力極限的過度壓力，多數與競爭因素相關；另一種是長期靜止、單調乏味或感覺剝奪等引起的缺乏自我實現的壓力，多數與職級靜止和公平因素相關。

二、關注企業職工心理健康的必要性

和諧的企業需要職工的和諧心理作為精神支撐，唯有人的心理真正和諧，才有健康的體魄，才能回報企業，推動社會和諧。可以設想一下，如果一個企業的職工普遍感到工作不順心、沒有幸福感，對未來顧慮重重，那么，這個企業就沒有和諧的基礎和氛圍可談。在現實生活中，職工產生心理問題時，大多悶在心里，礙于面子，不善于求助組織，不主動找同事、朋友、家人訴說，易使亞健康心理日益加重，造成嚴重后果。職工的心理狀態和心理素質直接影響個人的思想、情緒和行為，同時也影響部門的工作和隊伍建設。企業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應積極關注和化解，及時發現職工的心理問題，并且給予適當輔導，這將對企業的長遠利益和個人未來的發展帶來很大推動作用。

三、有的放矢,積極開展心理健康教育

態度決定一切,有什么樣的心態,就會有什么樣的表現。事實上,職工思想上存在的問題大多是心態和心理問題。這就需要我們廣大思想政治工作者在把握思想脈搏的基礎上,有的放矢、對癥下藥治心病,積極開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引導。實踐證明,通過定期和不定期的分析職工思想脈搏,能夠發現各種矛盾和傾向性問題,進而制定工作方案和措施,從而有效做好疏導化解工作。分析把握職工的思想脈搏,一是在工作中觀察,看其是積極主動地工作還是被動應付,是違章違紀還是規矩做事;二是在談心中揣摩,是牢騷滿腹、怨天尤人還是知足常樂、心存感激,是吞吞吐吐、遮遮掩掩還是心直口快、實話實說;三是在接觸中了解,通過跟班勞動、家庭走訪和面對面地接觸,摸清情況,重點要摸清了解職工對上級方針政策和社會熱點難點問題的關注程度及思想反映,特別是對一些重大事件和重大活動的反響和看法;了解職工對企業改革發展穩定決策部署和工作措施,對單位生產經營形勢的思想反映和意見建議;了解職工對黨的建設、黨群關系和黨員干部黨風黨紀的思想反映和意見建議;了解職工對本職工作的情緒和態度,對學習培訓和職業發展等自身價值實現狀況的評價和需求;了解職工對單位民生建設的思想反映和意見建議,對工作生活環境的基本評價和基本要求;特別是要了解困難人員生活的基本狀況和期盼;了解職工的基本價值取向,精神文化追求,存在的普遍性、傾向性、苗頭性思想認識問題及原因等,為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摸好實情,打好基礎。

四、真情幫扶,大力解決職工的實際困難

職工的問題困難無論是工作和生活中的,還是思想和心理上的,只要出現和存在,就需要我們主動靠上去,真情幫扶。只有真心實意地幫助解決職工群眾的各種困難,才能以心換心、以情換情,才會贏得理解和認同。

從現實情況來看,廣大職工的需求和困難是多層次的、多方面的,除物質需求外,還有政治需求、文化需求等,除安全感外,還有尊重感、自豪感和成就感等。當然也有極少數職工存在著物質生活方面的困難。因此,要著力從源頭上找出癥結,解決問題,促進和諧穩定。要實施“情感凝聚”工程,尊重每一位職工,在乎他們的心情、感受和情緒;要建立職工檔案;要定期到職工家中走訪,做到職工有病探望到,家有困難幫助到,節日期間走訪到,紅白事祝賀慰問到。用真摯的情感喚起職工對集體的熱愛,實現干群關系的和諧融洽。要堅持量力而行、盡力而為,關心職工的住房、子女就業等問題,把好事辦實、實事辦好,要把職工是否滿意、是否贊成、是否高興作為解決問題的標準,充分關注每一個人自身成長與發展的需要,關注人的理想、信念和情感,促進人的個性、才智和潛能的充分實現。讓職工不僅收入提高,生活上富裕,而且精神上感到愉快,讓職工真正體面的工作,有尊嚴的活著。

五、豐富載體,精心培養職工積極向上的精神風貌

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不僅依靠生動有力的說服教育,更重要的是依靠開展豐富多彩的寓教于樂的教育活動。通過發動組織廣大職工積極參與科學、健康富有教育意義的主題活動,以主題活動開發心田 ,提高心智,以健康、文明的娛樂活動煥發人的精神,陶冶人的情操,激發人的斗志,在潛移默化中培養和引導人的價值取向,讓職工受到教育、認識得到提高、思想得到升華,從而增強職工的爭先創優意識,促進企業形成奮發向上、干事創業的良好局面。

在實際工作中,一是開展“學比創”活動, 組織開展“學身邊事例、學身邊典型”,引導職工群眾立足本職,比工作,看是否有新進步;比作風,看是否有新變化;比素質,看是否有新提高;比貢獻,看是否有新成績,使職工形成一種積極向上、奮發進取的心態。二是結合職工隊伍思想實際,通過巡回宣講、組織懇談會等方式,突出抓好職工群眾形勢任務教育、敬業樂業教育和法律法規教育。三是定期開展籃排球、乒乓球、棋牌類等文體比賽活動,豐富職工業余文化生活,培養職工“情同手足、親如一家”的親情理念,構建團結、友愛、溫馨的家文化,使職工的工作熱情和創造潛能得到充分發揮,全面提升團隊的凝聚力。

企業思想政治工作歸根結底是做人的思想教育工作,離不開感情的投入和心里的疏導。高度重視企業職工“心理健康問題”，實施人文關懷，關心每一個職工，服務每一個職工，為他們做到緩解壓力，舒暢心情，真正做到“以人為本，留人留心”，對企業的長遠利益有著巨大的推進和鞏固作用。

政治小論文:加強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經驗做法

為做好黨的組織工作，明確要求：要全面從嚴治黨，“搞培訓、提素質，選干部、配班子，育人才、聚賢能，抓基層、打基礎”，為“十三五”規劃開好頭起好步提供堅強的組織保證。__交通運輸集團正處在發展的關鍵期，面對經營中的困難和壓力，公司黨委對思想政治工作絲毫沒放松，更加認識到思想政治工作在經營管理中的重要性，不斷總結思想政治工作新經驗，逐一破解企業發展難題，探索發展新途徑。多年來，商運集團思想政治工作者在進一步解放思想，大膽實踐的基礎上，積極探索加強與改進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力求在內容、形式、方法、手段和機制等方面努力創新改進，在加強針對性、實效性、主動性上下功夫”，不斷加大與職工干部、經營者和管理對象的溝通交流，不斷增強思想政治工作的影響力和滲透力。下面我本人就圍繞如何加強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影響力和滲透力談一些自己的觀點。

堅持以人為本，這是新時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立足點。同志指出：堅持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所在,是和諧社會的最高價值理念。堅持以人為本,體現在執政上,就是要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體現在發展上,就是要回歸到經濟發展以社會發展為目的、社會發展以人的發展為中心這樣一種理念,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體現在結果上,就是要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思想治工作說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必須堅持以人為本”。作為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只有回歸到貼近企業發展實際、貼近企業管理、貼近職工的實質性內容中去才會煥發出新的生命力，如果將思想政治工作僅停留在不斷翻新形式和花樣上作文章，而不敢觸及現實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中隨處可見、可感、可及的實際，對廣大職工的愿望、需求、意見、建議、理想、態度、觀念、熟視無睹，并不能真正起到教育、引導、鼓舞、啟發人的作用。以人為本的思想是當今社會在治理國家、管理企業等方面都在倡導的一個基本理念。所以，當前做好企業思想政治工作，要更多站在廣大干部職工的角度上去想問題，真正把“職工利益無小事”的要求落到實處，急職工之所急，為職工排憂解難，多辦得人心、暖人心、穩人心的好事實事，特別是要關心困難職工的生活，實實在在地為他們解決問題，從而通過解決實際問題來凝聚廣大干部職工的力量。這樣，思想政治工作所產生的效應就會變成強大的動力，推動各項工作，促進企業發展。

因時制宜，這是思想政治工作取得實效的關鍵點。事業的生成發展、興衰成敗歸根到底取決于人，取決于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而人的行為又受思想支配。因此，思想政治工作中要調動大家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就要做到因人而宜、因事而宜、因時而宜。面對集團公司的新形勢，職工對企業發展的切身利益比較關注，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只講空道理，要正視廣大職工對自身切身利益關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要在聯系企業實際、聯系公司發展上下功夫，既要用科學理論武裝職工，教育職工，啟發職工，又要解決職工現實生活中遇到的工資低、下崗再就業、離退休生活保障、醫療保障等實際問題；既要宣傳貫徹落實黨的方針政策，又要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工作；既要在積極地促進職工利益實現讓職工共享集團公司改革發展成果，謀取職工利益最大化，又要，引導廣大干部職工樹立正確的利益觀、價值觀、企業觀、發展觀。只有把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及宣傳的內容與職工的學習、工作、生活聯系起來，才能使兩者互相滲透，使廣大職工在潤物細雨中明白道理，在潛移默化中獲得感知和理解，從而形成推動企業發展的強大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

加大創新，這是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增加活力的首力點。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是尊重職工、理解職工、凝聚職工，有效調動生產、工作積極性，集中精力完成各項工作任務，服務于企業生產經營、服務于道路旅客運輸的需要，服務于我市經濟建設和社會進步的需要。當前，我們正處在發展的關健時期，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我們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須根據發展的變化，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不斷創新，要努力探索新時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而創新要圍繞集團公司重點工作和中心工作，圍繞企業生產經營深入開展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必須以市場觀念為先導，沒有新的觀念和思路，就沒有新的行動。要倡導創造性思維，實現思想再解放，觀念再創新，思路再突破，敢于打破固定單一、僵化的思想政治工作機制、工作模式，使思想政治工作始終貫徹于生產經營、企業管理的全過程，滲透到客運、貨運、經貿、汽車銷售等各行業中，滲透到管理、安全、質量、服務、銷售、制造、場站建設、報商引資等各個環節中去，在不同方面中，思想政治工作要適應行業對象、內容的變化，還要不斷地改進工作方法。要以靈活的思想教育方式，抓活思想，抓住主要矛盾，圍繞最敏感最關心最迫切解決的熱點問題、

難點問題，采取有效的方法進行啟發和誘導，增強干部職工面對困難挑戰的心理承受能力，向貼近生產經營管理實際、貼近職工思想實際轉變。既講道理，又針對個人實際，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把講道理同辦實事有機地結合起來，深入實際，了解職工的需求，掌握職工的心里變化和思想動態，解決他們工作生活中實際困難。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在實際工作及時地把握職工的思想動態，加強應變能力，掌握工作的主動性，這樣才能把思想政治工作做活、做準。構建“大政工”體系，這是推進思想政治工作根本點。思想政治工作是兼負宣傳、教育、導向、培養等多種職責的“系統工程”，在認識上，必須糾正把思想政治工作看作是政工部門和政工人員的事。從現代企業管理的角度來看，思想政治工作是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和企業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根據當前集團公司面臨的新情況、新特點、新變化，要把思想政治工作的管理體制、運行機制、隊伍建設、工作方法切實引導到促進企業發展軌道上來；通過轉變政工部門職能，構建起組織有力、機制靈活、一崗多能、全員參與的“大政工”體系；通過人力資源整合把人力資源管理、企業文化建設、思想政治工作、黨工團組織管理溶為一體，為形成協調一致、齊抓共管的思想政治工作新格局創造條件，使政工干部能夠有機會加入到業務工作中去，了解和熟悉業務工作，培養一專多能的人才，使思想政治工作與企業的改革、發展同步，達到思想政治工作與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客觀要求相一致的目標。

在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中,我們的許多探索和創新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效，抓住了新形勢下集團公司思想政治工作一些帶有規律性的東西。但也要清醒地看到，這些探索還需要繼續深化和拓展。要充分認識到現在思想政治工作所面臨的形勢更復雜、任務更繁重、工作更艱巨，必須一如既往緊密聯系實際，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的隊伍建設，積極開拓創新，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探索新方式，不斷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和滲透力，努力開創一個生動活潑、扎實有力、促進企業長久發展的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并充分利用商運集團發展優勢，加強領導，理清思路，科學規劃，全力構筑中原經濟區東部戰略支撐，為實現__“依托大交通，形成大物流，構建大產業，促進大發展”的目標而努力奮斗。

政治小論文:做好金融系統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做好金融系統廣大干部職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尤為重要，特別是點多面廣、直接服務于廣大農村的農村信用社，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顯得更為迫切。目前農村信用社正處在改革和發展的新時期，新的思想動態較多，各種思潮相互激蕩，每個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市場經濟中消極因素的沖擊，面對新形勢、新情況、新問題、新任務，如何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創造新經驗，開辟新局面，真正發揮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線作用，是當前農村信用社亟待解決的一個重要課題。

一、當前農村信用社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問題

總體而言，農村信用社系統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流是好的，在促進業務發展，保持穩健經營，推進改革進程等方面發揮了積極和重要的作用。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時代的進步，特別是隨著農村信用社改革的不斷深入，業務的不斷發展，信用社系統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些弊端逐漸暴露，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制度執行不力。近幾年，農村信用社切實加大了建章立制工作力度，組成了一個龐大、縝密而完善的風險防控體系。但為什么在如此縝密的制度約束下還會不斷地發生經濟案件呢？關鍵就在于制度執行不到位。我們有的領導干部習慣以文件傳達文件、以會議貫徹會議，而不愿深入基層、深入職工，基層對上級的政策精神、制度規定到底有沒有學習、有沒有執行、有沒有落實，心中無數！有的員工認為上級制定的規章制度、操作流程過于“苛刻”，因為“嫌麻煩”，借口“客觀原因”而將上級的規定置之不理，自行一套。于是有的對上級的規定、制度和流程不執行、不落實；有的實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對文件明文規定也要變通。“十案九違章”，從發現和暴露的經濟案件來看，正是這些屢禁不止的違規違紀行為給我們事業的發展留下了極大的隱患。

二是敬業精神不夠。近幾年，農村信用社切實加強企業文化建設，提出講敬業精神。但敬業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并不是每個員工都做得很好。我們有的同志整天無所事事，悠哉樂哉，沒有遠大理想，沒有奮斗目標，沒有金融從業人員的道德標準；一切以自我為中心，個人利益損害不得半分，集體利益從不考慮；有的領導和職工不能堅持正常的工作時間要求，不愿在基層吃住，成了“走讀生”、“一日游”干部；有的不能保持健康的心態對待名利，盲目攀比，一天到晚花天酒地、醉生夢死，生活奢靡。這些人是我們隊伍中的害群之馬，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管理和監督，盡早要斷送我們的事業。

三是工作作風不實。作為主要為“三農”服務的金融組織，特定的服務對象和相對困難的經營環境要求我們信合員工必須具備腳踏實地、吃苦耐勞的工作作風，但有那么一部分同志工作起來總是眼高手低，作風飄浮。有的基層同志不愿深入農村、深入農戶，不愿和群眾交朋友，看不起農民；有的政治、政策、業務知識，而又不愛學習，得過且過；有的安于享樂，說多做少，缺乏實干精神。有些聯社機關的同志也是如此，工作起來拈輕怕重、拖拉懶散、人浮于事；甚至帶頭違反制度、對基層打招呼、遞條子、帶頭違反制度，導致上行下效。由于自己不能以身作則，對基層檢查指導工作時也就蜻蜓點水、點到為止，馬馬虎虎、走個過場。這些華而不實的老爺派頭說到底是官僚主義在作作祟，對我們的工作有百害而無一利，必須堅決鏟除。

四是自律意識不強。廉潔自律，是作為一名金融從業人員的基本要求；艱苦核素，是農村信用社的優良傳統。但隨著市場經濟和農村信用社的不斷發展，在社會上形形色色不健康的思想和行為的影響、侵蝕下，我們農村信用社員工長期以來形成的吃苦耐勞、勤儉樸實的光榮傳統也在逐漸的淡化、削弱。有的同志一天到晚只顧琢磨個人利益，將手中的權力視為為自己謀利益的工具；有的認為給客戶辦點事就覺得是對他人的恩賜，借機吃、拿、卡、要；有的利用自己在信用社工作之便，冒名自借貸款、參與社會經商、做生意、入股辦企業等違規行為。這些行為都違反了農村信用社紀檢監察有關規定，都是相當危險的。

上述問題產生的原因，深究起來是多方面的，除了員工自身原因之外，與我們在經營管理過程中對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認識不足和工作力度上的薄弱也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加強員工思想政治工作對農村信用社而言不僅具有極端重要性，還具有相當的緊迫性。

二、新形勢下加強農村信用社思想政治工作的對策

由于農村信用社處于農村金融第一線，職工思想狀況如何，將直接影響支持“三農”服務的效率與水平。思想政治工作要充分發揮黨、團、工會的作用，充分調動廣大職工的積極性，形成齊抓共管，造就一支愛崗敬業、樂于奉獻、文明服務的金融隊伍，發揮農村信用社“聯系農民最好的金融紐帶，新形勢下農村金融主力軍”作用。

1、構筑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保障。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項十分復雜的系統工程，必須進一步加強領導，各級領導干部要親自動手抓，這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關鍵。各級領導要切實把思想政治工作列入議事日程，“一把手”要對思想政治工作負第一責任人的職責；班子成員要挑起兩副擔子，既要對分管的業務負責，又要對分管部門人員的思想政治工作負責；各職能部門負責人要實行“一崗雙責”，堅持“兩個文明”一齊抓，把思想政治工作同業務工作結合起來做，對本部門工作人員出現的思想問題要及時教育和引導。要克服那種思想政治工作是領導的事、是政工部門的事的錯誤認識，把思想政治工作與業務工作同布置、同要求、同考核、同評比，切實發揮思想政治工作對各項業務工作的思想保證和智力支持作用。

2、強化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機制。隨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程的加快，基層思想政治工作面臨大量新情況、新問題，需要我們積極探索，認真研究，妥善解決。一是要加強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教育。新形勢下，少數職工由于受各種不良思想的影響和不健康生活方式的誘惑，崇拜金錢，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的思想傾向比較明顯，個別人還因此走上犯罪道路。針對這些情況，要運用有效的方式進行正確引導，使他們懂得怎樣做人和做一個什么樣的人，理性地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二是要加強職工道德教育。應

結合行政、經濟、人事等手段，運用先進榜樣示范、細化工作考核內容、提高工作評價標準、兌現獎懲措施等切合實際的方法，培養員工內在的敬業精神，認真負責地做好每一項工作。三是要區分不同的群體、個體，因人施教。新形勢下員工個體情況差異性很大，思想政治工作要適應這一復雜情況，把工作做細、做深、做活。要區分不同對象、不同情況對癥下藥，因地制宜，因人施教，切忌“一刀切”。3、確立思想政治工作的工作機制。政治工作必須確立堅持揚利與抑弊的工作機制，調動全體職工的工作積極性和主動性，激發人的潛能。但要真正很好地調動干部職工的主觀能動性，并且能使這種積極性能夠持久下去，光靠精神鼓勵是遠遠不夠的，因此，在工作中，要善于把精神鼓勵和物質鼓勵有機結合起來，一方面注重物質利益的原則，在人們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方面注入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內容，引導人們按照價值規律辦事；另一方面又要不斷去克服市場經濟帶來的負效應，堅持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樹立正確的理想、信念和價值觀。

4、發揮思想政治工作的示范作用。領導干部的一言一行對職工形成無形的啟示和感召力，領導干部自身的言談舉止，就是一個無形的榜樣，也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最大的優勢。首先，領導干部要樹立堅定的政治觀念，不斷加強和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時刻保持清醒頭腦，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其次，領導干部應當以身作則，嚴格要求自己，用良好的形象影響感召職工，為干部職工樹立良好的榜樣。思想政治工作不同于經濟工作和行政工作，它不能單靠行政手段，而只能用疏導教育和說理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還要靠領導干部的自身形象來影響和感召職工，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三，領導干部要胸懷坦誠，謙虛謹慎，與人為善。與職工建立平等融洽的良好的人際關系，使職工對領導產生親切感，愿意講心里話。如此領導干部就能隨時掌握職工的思想動態，對癥下藥，因勢利導，把問題解決處理好。

5、構建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機整體。首先，思想政治工作要主動服務和滲透于各項工作，針對各項工作尤其是重大工作任務開展中人員情況和思想問題，運用思想政治工作多種方法、手段，消除疑慮，解決矛盾，鼓舞士氣，保證工作任務完成；其次，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到“抓小不忘大”。思想政治工作要樂于辦職工迫切需要的“小事”，關于解決職工工作生活中的“小問題”，“小問題”解決好了，就會少出或不出大問題；再次，思想政治工作要永遠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必須依靠業務經營管理這一有效的載體。建立競爭激勵機制，創造鼓勵先進，鞭策后進的工作環境，調動職工工作熱情，發揮職工潛能，這也是思想政治工作追求的目標；第四，思想政治工作要促進各項管理措施的落實，管理水平的提高，要建立思想、制度、法律三條防線，把經常性的思想教育和嚴格的制度管理結合起來，使自律與他律、內在約束與外在約束有效融合，形成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機整體。

政治小論文:淺議生態環境政治與當代國際關系

引論、國際政治學家眼中的生態環境問題 依國際政治學家眼光看,生態環境問題是可以從不同角度切入、依不同興趣研究的,哪怕從國際問題研究(而非國內問題研究)這樣一個大范圍來看亦是如此。

第一個主要的角度,主要從經濟出發,更多反映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的興趣,叫作“可持續發展研究”。所謂可持續發展,是指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損害子孫后代滿足其需要能力的發展;它要求在考慮經濟增長的同時,注重經濟系統與環境系統的相互作用,力求實現一種比較協調、均衡、有連續性的發展。這方面的研究和認識,可以追溯到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在兩個世紀以前寫下的《人口原理》,簡單說,作者的預測是,如果聽其自然,人口增長會呈現幾何圖式(2、4、8、16……),而人類所需的食物的增長最多是算術方式(1、2、3、4……),最后的結局當然十分悲慘。到本世紀50至60年代,歐美一些科學家和經濟學家開始研究人類的生產活動、科學技術改進和資源消費方式之短期和長期的不同后果,其中最有名的是60年代末提出的名為“增長的極限”的《羅馬俱樂部報告》,這份報告及其他類似的文章、專著的一個共識是:如果人類繼續現有的科技開發方式、人口增長速度和資源消耗結構不變,那么,地球的生態環境將遭到嚴重破壞,資源有可能耗盡,世界人口和工業生產也將最終發生非常突然、無法控制的崩潰。80年代,美國著名學者萊斯特·布朗出版的名著《建設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對可持續發展觀首次做了系統闡述,它分析了經濟發展遇到的一系列問題,如土地沙化、資源耗竭、石油短缺、食品不足等,具體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長、保護資源基礎、開發再生資源等途徑。最近二十多年,可持續發展研究也逐漸從學術界的議論變成了國際社會的關注焦點和一些國家政府的議事日程。1972年聯合國在斯德哥爾摩首次召開了《人類與環境會議》,提出了“只有一個地球”的口號;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會議,并首次向國際社會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呼吁;1992年聯合國再次召開世界各國首腦會議,最后通過的《環境與發展宣言》(又稱《里約宣言》),正式確立可持續發展是當代人類發展的主題。最近,在1997年年末,為了使21世紀的地球免受氣候變暖的威脅,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聚集在日本京都,召開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第三次會議(又名“防止變暖京都會議”),并最后通過了《京都協議書》,達成了各國削減溫室氣體排放的新尺度。[注1]在這里,歸根到底,“發展”是核心的概念,“非持續性”是它的舊有特點,而“可持續”乃一新的屬性。從國際政治視角分析,這種發展觀使國際關系具有了一種動態的面目,一種在外延上、規模上不斷擴大的形態,但它并沒有告訴我們,在這種過程里各種行為體以什么樣的方式存在和發生作用,為什么會有這樣而不是那樣的行為。因此,可以說,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學分析,是國際政治學觀察國際關系的一個重要基礎,但它還沒有解決國際政治學家們關心的問題。

第二個重要的角度,是由所謂“古典的國際政治分析”確定的,它的通用說法是“生態環境問題引出的安全考慮”。在傳統國際政治學家關心的這一領域,主要的研究興趣在于地理及范圍更大的環境要素對國家利益、國家安全和國家主權等方面的影響和作用上面,這些研究興趣不象“可持續發展觀”那樣只是最近幾十年才明確形成的概念,甚至不是隨著民族國家的生成一道出現的東西,而是從很久遠的從前便具有的思想線索。對于很多國際政治學家來講,要透徹了解國際政治事務,必須參考“一系列環境要素,不論它們是否屬于人類的范疇,也不管它們有形還是無形”。[注2]因此,亞歷士多德就曾經討論過海洋和氣候對民族特征和人的才智的影響,到了近代西歐更出現了讓·博丁和孟德斯鳩等人的“地理決定論”,19世紀后期至20世紀前期歐美國家出現了以麥金德、馬漢、斯皮克曼、拉采爾、豪斯浩佛等人為重要代表的不同地理政治學派,到了二戰以后、尤其是6-70年代以來,人口及資源、技術要素等全球性課題的顯現,促使越來越多的國際政治學家去分析人口、資源、地理、氣候及廣義的生態環境對國家實力、戰爭沖突、國家間關系、相互依賴程度、一體化過程、國際法和國際組織的強化等“高級政治”的影響。這中間又分許多學派、分支,有各種方法、工具和解釋,比如,有的側重純粹自然條件(氣候、地理、自然資源等)的國際后果,有的注意所謂人造問題及環境(污染、人口、城市化、過度工業開發等)的世界性含義;有人看重國家間博奕等“戰略性分析”,有學者純粹關心(國際背景下)個人與自然的聯系;有“地緣政治學派”,也有生態學意義上的“人-境關系學派”;等等。與前面提到過的經濟學家的視角不同,國際政治學的“經典關注”不在于“發展問題”,而在于“生存”或“權力”等概念(這里面又略有區分:傳統現實主義比較強調“權力”,新現實主義更重視“生存”)。總之,國際政治學家們為人們開辟的完全是另一幅國際社會景觀,一幅長久以來便存在的人類以群體方式競爭斗爭、“優勝劣汰”的政治畫面。

還有一個大的角度,也是由國際關系理論家們推導出來的,由于沒有定論,這里姑且稱之為“全球主義的世界政治觀”。它與前兩個角度都有一些關系,但同時存在著重要的區別。與“可持續發展觀”的相似之處在于,全球主義的世界政治觀也極其重視國際關系中由于生態問題的嚴峻化所帶來的相互依存過程及其深遠后果,不同的地方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看重各種非國家行為體(如環保組織、綠色和平運動、動物保護機構以及跨國公司等集團力量)在世界事務中的作用(不論消極或積極的作用),對國家扮演的傳統角色則有所批評、有所否定;而且,全球主義的世界政治觀不只同意“發展”的經濟學觀念,更強調國際社會的“進步”、“演化”和“質變”等術語包含的可能性及意義。與傳統國際政治學家的“國家生態安全”考慮相比,全球主義的世界政治觀更多地把關注焦點放在“族際安全”、“人類安全”、“物種安全”甚至“地球安全”等層面,這種安全范疇當然遠遠超出了狹隘的軍事安全或政治安全或國家安全的范圍;不過,與國際政治學思想傳統一致而有別于經濟學思路的一點是,全球主義的世界政治觀依然保持了對“安全”問題本身的執著思索。在這一相對較新的角度上,人們研究的主要問題,多半與舊的國際關系分析單元和分析途徑(如國家能力、政府治理、主權現象、國內國外的嚴格區分、政治經濟 的涇渭分明等)的失效和困境有關,或者與新的世界政治分析單元和途徑(如世界多元主義群體的崛起、各種國際NGO的出現和活躍、“政治”與“權力”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國際合作與國際制度的新形態等)的受重視聯系在一塊。在歐美國際政治學界,前面那種觀點多被納入“傳統現實主義”或者“權力政治學派”的范疇內,后面這種觀點則基本上屬于“全球主義”或者“新理想主義”等學派見解的名下。對于后面這些學派見解的倡導者,生態危機與其說是是一種自然現象,不如講是一種人為結果,是人類以國家形式和傳統國際政治結構管理和開發地球環境的不當所致,所以,解決或緩和生態危機的根本途徑,是改進原有的政治結構和思維方式,逐漸把立足點從“主權國家”放到“國際社會”,建立與舊時代有別的全球主義世界政治文明(包括開發資源方式、生活消費方式、群際交往方式、學習及適應方式等等)。[注3]與傳統現實主義不大一樣,全球主義的世界政治觀建立在一種進化論哲學基礎之上,它把人類社會的成長,看成一個由單一性和沖突性朝整體性和協作性過渡、由主權民族國家為中心的無政府世界狀態朝更有向心力的國際社會乃至全球一體化轉變的長期歷史過程。

顯然,角度的各異常能夠使人得到重要的啟發。避免獨斷性和簡單化,是國際問題研究者應有的分析尺度。在簡單的介紹之后,下面,我們就“生態環境政治與國際關系”這一主題,分別從主權國家的角度和國際共同體的不同角度,進一步探討國家安全與主權面臨的威脅、全球政治的觀念及分析視角等問題。

上篇、生態環境政治——主權國家的視角

“生態環境”屬于合成概念,它既可區分開來討論(英文分別是“ecology”和“environment”)[注4],也可作為一個術語使用(ecological environment)。鑒于本文主要聚焦于國際關系所受到的影響和沖擊,從方便計,我們主要使用后一個概念。就是說,這里講的“生態環境”,是一個廣義概念,它包括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理條件、礦物資源、大氣和地表等自然環境,以及人類力量對它造成改變以后形成的次生環境(如工業、農業、建筑、交通、通訊等工程造成的人為環境),總之,指以地理條件為基礎、人類周圍的物理世界。

大體上,我們可以依國際政治學的分析途徑,從主權國家的利害關系出發,將它們對生態環境問題的關注,分為地理政治關注、生態威脅關注和國家主權關注。

1.地理政治關注

地理政治關注以純粹的自然環境為分析前提。如前所述,它已存在了很長時期,甚至發展出了一門學科——地理政治學(也經常被稱為“政治地理學”),這種關注在今天仍然保持了鮮活的生命力。[注5]

地理政治分析的本質,在于揭示國家的政治權力和利益得失與地理、氣候、自然資源等外部天然環境之間的關系,象法國當代著名國際政治理論家雷蒙德·阿隆指出的,它“把外交-戰略關系與對資源作出的地理-經濟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環境(定居、游牧、農業和航行)而引起的對外態度的解釋,從地理角度加以系統化”。[注6]英國當代政治地理學家杰弗里·帕克指出,地理政治學是“關于國家的地理空間現象的研究,旨在探尋對國家實力之地理基礎的認識。對國家行為的觀察檢驗是以領土、區位、資源、人口分布、經濟活動及政治結構這樣一些特征為背景的。各個國家被當作世界政治空間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是地理政治學研究的主要內容。因此地理政治學具有整體性,其目標是把形形色色的現象綜合起來,總體地加以表述和解釋。”[注7]總之,它是一門以地理分析為基礎、專門研究國際政治力量與地球自然性質之內在聯系的學問;這門學問把領土國家視為國際政治力量的主要單元(非主要單元有諸如國際組織、跨國公司和各種超國家集團等等),而氣候、植被、土壤、位置、礦物資源、海拔高度、陸塊分布等因素則構成“地球自然性質”的內涵。地理政治理論提供了觀察國際問題的重要視角。它相信,國家的權力和利益,牢固地根植于地球的天然物性之中;假使人類居住的這個星球象玻璃球一樣光滑,對權力的地理研究就失去了意義。現代國家的力量恰恰來源于其安身立命的領土,國土是國家實力的必要條件。國家領土系指隸屬于國家主權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一個國家是不可能沒有領土的,雖然必要的領土可以很小。一個流浪的部落或種族,盡管可能有一個政府,或在其他方面是有組織的,但在沒有定居自己的領土以前,它不會被國際社會認定為一個國家。正由于地表及相關因素在不同國家的差異,使地球成為人類上演一出出歷史劇的舞臺。

地理政治研究的實質在于把人及人的關系放到地球的環境中去看待。純粹地理分析的對象基本上是固定不變的,地理學者們對特定的地理現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釋,但它們多半屬于認識深淺的不同;地理政治觀點則必須隨著人類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的變化而變化,并且隨著不同的學者對這種變化之性質的解釋的不同而表現出理論的差異。比如,飛機的出現以及人類對外層空間的不斷開發,給地理政治學增加了一個全新的方面。正象“海權論”的創始人馬漢和“陸權論”的奠基者麥金德教授分析技術在便利海洋和陸地交通上所產生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起各自的地理政治理論一樣,本世紀前半葉西方一些地理政治學家通過對飛行器技術改善造成的后果(如機動性的大大增加,地形障礙重要性的下降,前方后方觀念區別的模糊,等等)的考察,創立了嶄新的“空權論”。與此同時,人們常常自覺不自覺地運用地理政治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確定或校準國家當局的對外政策、尤其是涉及國家安全與發展的政策;在這種場合,“地理政治”被用于指稱處在世界體系中的各國籌劃國家安全政策時的某種地理基準。在決策者和決策智囊層那里,專門的地理政治區域并不是由恒定不變的地形所規定的地理區域,而是一方面由自然地理所決定、另一方面由實力中心的動態轉移所決定的戰略區域。就是說,爭奪權力的斗爭本身會把一些地區提到顯著地位,把另一些地區暫時降到被人遺忘的地位,以致被審視的那些特殊區域有的擴大、有的縮小。地理政治分析與純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點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動的而非靜的形勢。政治世界中條件的改變,會改變某一時期給某些特殊因素所賦予的重要性、因而影響到最終的結局。技術條件的變化也會使形勢改變,特別是在行使武力方面,因為交通速度和工業技術的進步,必然會使一定國家的實力地位發生變化。地理因素不會改變,但它們對外交政策的意義卻會改變。

總之,地理政治觀的根本,在于教會各國如何根據既定的自然地理條件使自己在獲得權力與和平的國際斗爭中處于比較有利的地位。一百多年以前,現代地理政治學說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英國牛津大學地理教授麥金德曾經提醒人們:“政治的進程是驅動和導 航兩種力量的產物。這種驅動的動力源于過去,它植根于一個民族的特質和傳統的歷史之中。而今天則是通過經濟的欲求和地理的機遇來引導政治的動向。政治家與外交家的成敗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們是否認識到了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注8]在人類即將邁進21世紀的當口,這種地理政治觀仍有很重要的實際意義。

2.生態威脅關注

與地理政治的關注不同,國際政治學家對所謂“生態威脅”的關注,只是近四分之一世紀的事情,但后者所獲重視程度相對前者而言有明顯上升趨勢。從羅馬俱樂部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發表著名的《增長的極限》和《人類處在轉折點》兩份報告之后,尤其在1972年聯合國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人類環境大會”以后,世界范圍內的人口增長、技術進步、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開始成為國際社會、尤其是歐美發達國家關注的中心問題之一。這方面的具體研究涉及許多“技術性”領域,主要是科學進步、技術改進和經濟高速增長所造成的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負面后果,如人口大量增長、現代化、城市化和工業化造成的各種廢物對大自然的污染,交通擁擠、食物短缺、藥品短缺和資源匱乏,森林過度砍伐、河流改道、飲用水源被污染及大片區域沙漠化,油輪泄漏、電子噪音、化學廢物和核威脅的迅速擴散,地球自然物種(植物、動物和其它生物等)的急劇減少和人造“怪物”(城市和工業排放的“三廢”造成的“畸形兒”,某些可怕的、類似“克隆人”的試管產品的出現等)的增加,氣候變暖、各種人為的災害越來越頻繁;簡言之,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關系失調,地球生態開始以各種災害的形式懲罰“人的罪孽”。新的形勢,迫使國際政治學家從生態危機的角度研究國際關系和權力斗爭,而國際政治理論對于生態環境遭破壞的所謂“傳統關注”,建立在這樣一個信念之上:國家(state)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為體;國際關系是政治活動的一個領域;國際政治學者探討的中心內容,應當是在國際無政府的政治體系下、處于相互競爭的各國如何爭取各自權力與利益的問題,是對國家之間沖突與合作的分析及說明。從這個立場看,生態威脅的出現,給國際政治分析家提出了許多有重大壓力、但并不陌生的研究課題。

這里面有兩類課題:

一類課題是,生態問題以何種方式作用到國際權力結構的分配,又如何影響聯盟與對抗的新組合模式?在這方面,所謂“南北關系”問題,顯得尤其突出。典型的事例之一,是有關氣候改變原因的爭論。基本上,有傾向于北方國家(發達國家)和南方國家(發展中國家)的兩種基本意見。[注17]前者認為,氣候的人為改變主要來自于落后、愚昧地區民眾對森林的亂砍亂伐和對植被的各種破壞(包括不恰當的農業耕種方式、食物攝取方式、燃料原料結構等等),所謂“沙漠化過程”完全是某些發展中國家錯誤的發展政策所致。后者提出相反的意見,認為發達國家的大眾消費結構(大量使用家用電器、大量棄置城市垃圾等等)、工業高能耗結構和對發展中地區的不計后果的掠奪性開發(如石油的大量開采和其它礦物燃料的過量汲取),才是氣候變暖的主要原因;他們以城市化和汽車工業造成的嚴重生態污染為例,強調工業發達地區各國要對當前生態失衡負主要責任。依照前一種意見,某些發展中國家目前的經濟發展方式和由此帶來的生態環境破壞速度,已經超出了國際社會的道德容忍度,是完全不負責任的、不顧他人的方式;“不僅對自己的子孫后代缺少責任意識,而且對國際共同體缺少責任意識”。因此,必須采取各種形態——不論是外界鼓勵采用合理的、“可持續的發展方式”,或者是提供各種技術、資金等環保援助,或者是使用強制的、國際法的和國際干涉的方式——制止發展中地區的這一勢頭;對于這種論點的人來講,所謂“可持續發展”,首要的目標是針對“野蠻的、不能持續的發展”,即制止竭澤而漁、殺雞取蛋的開發方式。他們批評說,有些發展中國家甚至以破壞環境為要挾,強迫發達國家和國際社會提供他們所需的各種援助。這一派意見體現在國際政治觀念中就是,要加強現有的國際制度和國際法的實施力度,加強國際干涉及其哲學基礎的研究,加強對不合理開發方式的監督和控制。相反的意見批評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指責是一種虛偽且傲慢的態度,認為發達國家目前實際消耗著地球每日消費的絕大部分燃料、原料,卻拒絕讓后發展地區的人有享受(或有可能享受)同樣的消費模式及舒適生活機會;真正的不道德是“了解事情的利害關系,在自己不肯做出任何讓步的同時卻讓別人做出犧牲”。批評者質疑,這能否算作公正、平等,能否稱作道義的選擇?!在他們看來,假如發達國家真的愿意與發展國家一道解決生態危機,首先必須從自身著手,比如增加對不發展地區的援助、放棄掠奪性貿易、減少過于奢侈的消費、改造舊的生活觀念等等。對于世界共同體而言,這一過程的含義在于改造既有的不合理的國際經濟和政治秩序,放棄西方舊式的支配性模式,建立機會更加均等、權利更加平等、規則更加公正的國際民主機制(國際政治格局)。這才是真正的“可持續發展”。[9]

另一類課題是,生態環境因素如何構成了國家間暴力沖突的新來源,情況有多嚴重?西方有國際沖突研究專家指出,生態環境的改變會改變國家間的力量平衡,在某個區域或全球范圍內導致新的不穩定,并誘發各種沖突乃至戰爭。[注10]例如可能會導致這樣一些問題:氣候的變曖,導致北冰洋不凍航線的緊張并引起對南級資源的爭奪;膨脹的人口和土地壓力造成移民潮,給接受國的國內秩序和周邊地區的穩定帶來消極后果;水資源的緊張(尤其是水供應的下降)和上游的污染,導致相關國家的矛盾與沖突;在一些發展中國家,食品的缺乏造成城鄉之間、定居者與流動人口之間的緊張關系;如果生態環境進一步惡化,糧食出口國用食品作為要挾或施壓的武器;聯合國海洋法的生效,加劇沿海國之間的“藍色圈地運動”、以及沿海國和內陸國之間的生存權利之爭。有人認為,發展中國家比發達國家更易受到環境遭破壞的影響,并導致彼此間的麻煩,因為發展中世界仍然沒有充分意識到環境退化的惡果,仍然在使用舊的開發方式加劇生態環境威脅(如濫伐森林、農田退化、水資源過度汲取、漁業資源枯竭等);也有人認為,發達國家比欠發達國家在環境之戰中顯得更脆弱和易遭攻擊,例如生態問題導致的移民潮肯定向歐美方向移動,核污染主要出現在工業化區域,汽車和電器等現代消費品的大規模使用嚴重加劇了工業化國家對石油等礦物原料的依賴程度,“生態恐怖主義”勢力打擊的主要目標當然是以美、日、歐為中心的西方國家。不論我們贊成哪一派觀點,有一個現象是毋庸置疑的:生態環境在當代所受到的破壞,給國際戰爭和國家間沖突增加了許多新的變量,使國際社會和主權國家同時變成某種新形式的“人質”——生態環境可怕退化的“人質”。[注11]

論述到目前為止,生態環境威脅對主權國家和國際社會的挑戰,仍然限于“傳統的安全關注”的層面,就是說,它只是給國家提出了新的任務或壓力(包括設置新的功能與目標),并沒有要求限制甚至改變國家本身;國際格局仍然被視為某種“無政府主義的”的競爭和沖突環境,全球一體化與合作還沒有提上議事日程;生態環境之被破壞給國際政治研究帶來的各種問題,與其說是一種挑戰,不如講是一種激勵;在國家角色的塑造上,這些問題被當成是“建設性的”,而不具有“破壞性的”后果

政治小論文:地稅局干部思想政治建設的思考

地稅事業擔負著我市經濟建設與發展的重要任務，地稅干部的思想作風正不正，工作得力與否，直接關系到地稅的發展和建設。我認為，思想政治工作與稅收中心工作的關系應該是辯證的。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服務于后者的。的確，地稅的中心工作是“收稅”，我們也把完成稅收任務作為首要工作，而要圓滿完成此項工作的先決條件是要做好人的思想政治工作。稅務系統有句老話叫做“帶好隊，收好稅”，“帶好隊”體現為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作用，“收好稅”則是稅收的中心工作，二者是基礎與中心的關系，是前提與目的的關系。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好似吃橄欖，越嚼越有味，有了長久的魅力，稅收中心工作自然就出色。

思想政治工作是對人的工作，尤其是對人職業道德的教育工作。道德是人的精神基石，是維系社會關系的基礎，是法律的底線。正因為如此，道德教育即德治就顯得尤為重要。法治是具有強制力量去規范人們的行為，而德治則是輿論的力量，是通過道德教化而喚起人們內心的道德遵從。道德建設要著眼于眼前，從點滴入手，最忌假、大、空。稅務職業道德紀律建設更要從崗位做起，提高職業道德建設的地位，規范稅務職業道德紀律，從而使得地稅的整個形象得到社會最大的認可。因此，視崗位為責任，強化“五種意識”，則是新形勢下加強干部思想作風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踐行“講政治、講黨性、樹正氣”活動要求的具體體現。

崗位是人們扮演各種角色的舞臺，是人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對地稅干部來說，崗位就意味著責任，意味著在各個方面比一般干部要有更高的標準、更高的素質。干部的層次越高，地位就越重要，責任就越大。聯系地稅系統的實際，目前絕大多數干部對自己的崗位比較珍惜，并能獨立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務。但是，也有極少數干部隨著在稅務系統工作時間的增長，逐步放松了學習和要求。主要表現為：有的不求有“成績”，但求無“問題”；有的干工作流于表面化、形式化，帶有主觀隨意性；有的提職晉職慢一些，不是想自己差在哪、差什么，而是患得患失，斤斤計較，怨天尤人。這說明我們當中有的干部對自己肩負的責任和使命缺乏正確的認識。要改變這種狀態，必須視崗位為責任，在強化“五種意識”上下功夫。

一要強化“標桿”意識。即用人格的魅力感召人，用道德的力量凝聚人。人格是人的思想、性格、才能、作風、氣質的綜合體現，日常生活中，若是某人平時對自己要求不嚴，政績平平，別人會說“此人一般”。對于個別干部表現出的“言行不一，表里有別”，受到局領導的批評，應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每一個干部本身就是一座人生的“標桿”，其一言一行都不同程度地在人們的心目中留下“烙印”。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這就要求我們的干部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用自己的模范行動、良好形象和人格力量去得到社會的認可。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做到“五正”：一要“心正”，認真學習政治理論，堅定理想信念不動搖；二要“言正”，言行一致，光明磊落不當“兩面人”；三要“身正”，一切以黨和人民的利益為重，時刻站在黨和人民利益的立場上，踐行科學發展觀、“講政治、講黨性、樹正氣”不停步；四要“行正”，在其位、謀其政、傾其心、盡其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講價錢；五要“風正”，樹正氣，揚正風，保持一身正氣，兩袖清風，一塵不染，始終把先進性塑在自身行動上。

二要強化“不懈奮斗”意識。就是要始終保持奮發有為的精神狀態。要做到奮發有為，就要處理好提升職務與提高水平的關系，確實做到“水漲船高”，在實踐中學習，在實踐中增長才干，在實踐中增加成績。想問題、抓工作、辦事情，要少琢磨上面掛不掛號，多考慮納稅人需不需要；少考慮對自己有沒有好處，多考慮對納稅人有沒有益處。不能干點工作總考慮領導看沒看見，更不能干了一兩件事就向組織講價錢。要堅信，只要是真抓實干，能拿出真東西，組織上是能看到的，是不會被埋沒的。要處理好加壓與加速的關系，面對新形勢找差距，知不足，奮發努力，保持一種“事業無止境，奮斗無窮期”的進取精神，保持一種“秉燭夜讀書，品茗獨煉句”的精神境界。

三要強化自覺“充電”意識。就是要始終堅持學無止境，勇于求索的精神。自覺“充電”，在于通過對知識的獲取來體現對本職崗位工作的勝任。不管干何種工作都需要具備相應的知識和能力，所處的層次越高，需要學習和掌握的東西就越多。特別是隨著社會的發展、科技的進步和稅收設備的更新，知識、技能在不斷“增容”。過去掌握的，現在可能落后了；過去熟悉的，現在可能陌生了。因此，在提高素質上，也必須與時俱進。一個人要有所作為，必須要有較高的精神境界，而精神境界的高低，又往往與學識深淺聯系在一起的。不僅要把學習作為一種要求、一種責任，更要把學習作為一種修養、一種情操、一種境界，不斷增強學習的興趣和動力。在學習上只有“畢生”，沒有“畢業”。學習，一要精，二要悟，三要聯。學得越精，悟得越深，聯系得越緊，成果就越大，工作的創造性就越強。目前，隨著地稅系統改革的不斷深化，新的學習熱潮正在興起，作為地稅干部在這種挑戰面前，一定要抓緊充實自己，不斷增強應對能力、競爭能力、管理能力、決策能力和創新能力。

四要強化“創新”意識。就是要勇于開拓創新，積極進取。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是一個政黨永葆生機的源泉，同時也是干部與時俱進、開拓進取的力量源泉。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強弱，決定著我們工作效率的高低。創新意識、創新能力越強，工作效率就越高，否則反之。因循守舊，勢必被動落伍；只有思想解放，善于用新的思路、新的辦法研究解決工作中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才能開創新局面，高標準履行工作職能。工作要有所成效，必須靠改革創新拓展空間，找到新的“增長點”。首先，要有創新觀念。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的干部必須要在解放思想、更新觀念上當表率，有超前的創新思維、創新思路，決不能思想落后于人。其次，要建立創新機制。既然我們的工作離不開創新，那就應該采取完善創新體制和機制等措施，鼓勵創新實踐，形成解放思想、大膽創新的氛圍，營造支持各類創新活動的環境。再次，要充分地相信和依靠廣大干部群眾，切實讓他們在創新中唱主角。創新既是領導的責任，也是群眾的事業。部門領導應該深入干部當中，廣泛聽取他們的意見，集中他們的智慧，把大家組織到創新實踐之中，使他們真正成為創新的主體。同時，創新的關鍵在于人才。鼓勵創新，既能使各類優秀人才脫穎而出，又能為人才成長提供廣闊的天地。

實踐證明，創新既是不斷開創工作新局面的需要，也是凝聚民心、激勵士氣的有效載體。只要充分地把干部們的創新積極性、創造性調動起來，發揮出來，我們的稅務工作就一定能夠躍上一個新的臺階。需要指出的是，創新是一種超越，一種揚棄，但又不是異想天開。創新既要倡導敢闖敢試的精神，又要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因此，要從實際出發，把創新與解決具體問題結合起來，切不可脫離實際求“新”出“奇”，搞些中看不中用的東西。

五要強化“有所作為”意識。就是要在本職崗位上建功立業。要有所作為，就要甘于吃苦、樂于吃苦、樂于奉獻。要“有所作為”，我們既要敬業，又要精業；既要出“產品”，又要出“精品”；既要講奉獻，又要作貢獻。領導給工作就是給機會，給任務就是給地位，多干事才能快速提高。

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我們一直在前進中摸索，在摸索中前進，雖然取得了一些成績，積累了一些經驗，但還有不少亟待我們解決的新情況、新問題，這就要求我們謙虛謹慎、開拓進取、再接再厲，為加強自身建設和

完成各項稅收任務繼續努力奮斗，為地稅事業的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

政治小論文:20世紀西方政治學：形成、演變及最新趨勢

【內容提要】西方政治學的研究傳統是古希臘的圣哲們所奠定的。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伴隨著社會科學分化的一般趨勢，西方政治學形成了相對獨立的學科框架，完成由傳統政治研究向現代政治科學的轉變。20世紀中期，行為主義及后行為主義政治學成為西方政治學的主導范式，它的孕育、興盛和衰弱經歷了大半個世紀。“二戰”以后，西方政治學研究出現了三種范式或元理論（本體—規范的理論、經驗－分析的理論和辯證—批判的理論）共存的局面。在當代西方社會科學的雜交化、整體化大趨勢下，世紀之交的西方政治學出現了政治經濟整合研究、政治學現實性增強、政治哲學復興、由國家焦點向全球視野的轉變等新趨勢。

【關 鍵 詞】西方/政治學/行為主義

【 正 文】

政治學是一個以人類社會的政治現象、政治關系或政治實踐作為研究對象的學科領域，它涉及國家（政府）、政黨、權力、政策、統治、管理和價值分配一類的主題。在當代西方，政治學與經濟學、社會學一起并稱社會科學的三大學科。如同社會科學的其他學科一樣，西方政治學（Political science）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形成于19世紀末、 20世紀初。在經歷了百余年的發展與演變的歷程（經過確立獨立的科學框架、學科的分化及初步整合、整體化和雜交化趨勢出現三個階段）之后，世紀之交的西方政治學呈現出一種新的知識形態。本文將簡要回顧20世紀西方政治學的發展，著重評析二戰后及世紀之交西方政治學發展的狀況、成就及最新趨勢，以便為面向21世紀的中國政治學的發展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鑒。

一、現代西方政治學的形成

現代政治（科）學研究誕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然而，作為人類古老的知識領域之一，政治（學）研究源遠流長，它的歷史與國家的歷史一樣悠久。因為自從有了階級和國家，就有了階級統治和政治管理，也就需要對這一類現象加以研究，并提供政治相關知識。可以說，隨著東西方最初奴隸制國家及其法律、政治制度的產生，就出現了政治的研究，開始了政治思想及政治學的發展史。在各文明古國遺留下來的歷史典籍（如《漢謨拉比法典》、《摩奴法典》和《政事論》）中，可以找到大量關于政治和法律的論述。

西方政治學的研究傳統是古希臘的圣哲們尤其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人所奠定的。所謂的研究傳統，是指一個學科或研究領域的研究組織、理論體系、主題范圍、研究方法和理論體系的構成方式，它決定了該學科的學者們提出課題、分析問題和理論論證的方式。古希臘產生了系統的政治研究思想，以城邦（國家）的興衰為中心，政治學作為一種為管理復雜國家（城邦）事務提供指針的專門學問而出現。古希臘時期涌現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或哲學家及學派。如梭倫、赫拉克利特、畢達哥拉斯學派、德謨克利特、詭辯學派、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其中尤以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政治研究的成就最大。人們認為，他們兩人奠定了西方政治研究傳統及其方法傾向的基礎——以柏拉圖為代表的哲學思辨方法和以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實證比較方法；或者說，前一種模式“帶有較多的哲學色彩、懷疑論和理想主義”，后一種模式“較為現實、科學和敏感”。（注：格林斯坦、波爾斯比主編：《政治學手冊》（上冊），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1、11～12頁。）

之所以說西方政治學的研究傳統是由古希臘時期所奠定的，理由是：第一，希臘人創立了政治事物，即描繪了政治這種東西，把它同個人存在和集體存在的其他方面區分開來；第二，希臘人在活動的意義上創立了政治學，意識到它本身是活動，是致力于研究政治事物的活動；第三，希臘人造成對單個政體（國家、城邦）兩重性中固有的問題尤其是公民與政體的關系問題的持久意識；第四，希臘人首先認真地表達了政治學研究中主要的、令人迷惑不解的、一再出現的問題，即“既然”和“應然”的關系。他們從此開辟了解決實際的和倫理的東西之間關系問題的道路，即使沒有為以后的政治研究提供一條可以被接受的路線，也提供了一個起點。（注：格林斯坦、波爾斯比主編：《政治學手冊》（上冊），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1、11～12頁。）

古羅馬時代盡管沒有出現偉大的政治理論家，沒有形成在后來具有重大影響的政治哲學，但是羅馬人把古希臘的政治理論加以應用，其實際成就也深刻地影響了現代西方的政治思想。這不僅表現在羅馬人擴展了實際的政治范圍——從城邦國家擴張為地域遼闊的帝國，并創立了較為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且表現在羅馬人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將古希臘的政治研究傳統帶進中世紀，進而流傳到現代世界；他們還為現代政治研究貢獻了個性意識、個人尊嚴、“自然狀態”與自然法、人生平等觀念。古希臘羅馬時代是西方政治研究傳統的形成階段。這一傳統的一個基本特點是政治思想與道德哲學或倫理學密切相關，人們研究政治問題是為了實現某種“正義”或最高的“善”，其研究成果主要是以政治倫理學的形式表現出來的。

中世紀是西方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緩慢演化的時期。基督教的興起以及神學世界觀的支配地位，對這一時期的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有如政治思想家薩拜因（G.H.Sabine）所說，基督教會的興起及其對精神領域所擁有的控制權是“西歐歷史上的政治學和政治哲學兩方面最富于革命性的事件”。中世紀的政治研究主要采取了神學政治論的形式，政治學實際上是隸屬于神學體系的一個科目；《圣經》是政治研究的出發點、信仰的絕對權威，是判斷真理或是非的基本標準。這一時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題是教會與國家、教權與王權的關系，而中世紀神學政治研究中由古希臘羅馬時代所繼承并發展了的個人與社會、國家權力、理性與信仰等成為近代西方政治研究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近代是西方政治研究的轉型時期。近代伊始，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等運動使政治學研究逐步擺脫基督教神學的束縛，轉入對現實政治問題的研究。馬基雅維利、布丹等人開始從歷史事實、個人經驗出發來研究國家主權、國際法等現實政治問題，使政治學研究世俗化，并具有經驗研究的某些特征。在17、18世紀，隨著資產階級革命的興起以及資產階級政治統治的確立與工業化的發展，英國、法國等西歐國家的政治研究空前繁榮，出現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斯賓諾莎、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等。這一時期，國家、政府、主權、自然法、自然權利、社會契約、分權與制衡、自由、民主、平等、幸福成為政治研究的主要概念框架。進入19世紀，適應于資產階級解決日益復雜的社會問題與矛盾、維護現存制度的需要，西方政治研究發生重大變化，由過去探討國家“應當”怎樣轉變為說明國家實際上怎樣，出現了邊沁的功利主義、密爾的自由觀和代議制理論、斯賓塞的社會有機體論。同時，受19世紀自然科學進步的影響，這一時期以觀察、實驗為基礎的實證研究方法逐步取代以思辨、演繹推理為基礎的規范研究的方法而成為政治研究的主導方法。總之，近代政治研究為現代政治學的產生奠定了堅實的理論與方法論的基礎。

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經歷了二千多年的孕育和發展之后，伴隨著近現代社會科學分化的一般趨勢，西方政 治研究向政治科學轉變，即政治學形成了自己相對獨立的研究框架，并與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史學等）區別開來。

1880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創立了政治學院，這被人們當作政治科學興起的象征性標志。在19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這一時期，西方政治研究的范圍、方法與目標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近代政治學的經驗、實證的研究為現代政治科學的突破奠定了方法論的基礎。到了19世紀末期，人們普遍相信，一旦描述了在一個政治制度中決定著權力分配的那些法律，就獲得了有關政治機構如何運轉的準確的理解；學者們設想，在憲法與法律所規定的各種政治機構官員的權利及特權與他們在崗位上的實際行動方式有著緊密的聯系。因而，描述的、經驗的研究取代了規范的、思辨的研究。在現代政治學形成時期，學者們一般都注重于描述當時的政治制度與過程，把重點放在依法構成的政府上，并以法律文件及憲法規定作為主要的資料基礎，注重對這些情報資料的收集和描述。他們將制度、結構和法律看作政治領域的最重要的獨立變量，而將人性視為常量，認為政治制度是支配和影響人類行為的因素，而非人類行為影響政治制度。正是這個原因，這一時期往往被人們稱為現代西方政治學發展的形式主義、制度或法理研究的階段。

政治學作為一個獨立學科首先出現在美國。如果說，19世紀以前政治研究的中心是在西歐的話，那么從19世紀末開始，這種重心已經轉移到北美了。美國政治學研究無疑是繼承了從古希臘開始的歐洲研究傳統的。可以說，美國政治學的早期發展受到了歐洲的極大影響，政治科學的奠基者們正是從歐洲政治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論的成果出發，來建構政治學的研究框架以及為政治學劃界的。德國的國家學以“國家”概念為中心，注重主權以及體現國家意志和最高權力的法律等方面的研究；國家、主權、法和歷史處于西歐政治研究的一般方法的中心；英國19世紀的政治研究具有經驗主義、實證主義的傳統或傾向。這些對美國政治科學家界定政治學的范圍和方法有著重要影響。伴隨著西方社會科學分化的浪潮，政治學在美國確立了它的研究對象、范圍及方法。政治學逐步將自己限定于國家、政府、權力一類問題的研究上，而與定位于市場研究的經濟學和定位于市民社會研究的社會學相對照。而在方法論上，經驗、實證分析的方法取代以往的思辨演繹方法而成為政治學研究的主導性方法。

現代政治學與近代政治研究的區別首先表現在方法論上。19世紀中后期工業化和科學技術進步特別是實驗自然科學的成熟，成為近現代社會科學及其方法論形成和發展的主要推動力。科學主義的日益盛行，使得人們普遍相信經驗自然科學的方法同樣適應于社會領域的研究，人文社會知識同樣可以科學化。19世紀末期，美國政治學界的杰出人物如柏吉斯（John W.Burgess）相信自然科學的經驗、實證方法可以用于政治領域的研究。他們認為政治體制的演變及其運行有其規律性，一套精細的分析方法可以揭示出這種規律性。這套分析方法也就是歷史—比較方法，它強調歷史文獻的搜集、整理和評論。柏吉斯等人用這種實證的分析方法取代近代政治研究的思辨、演繹方法。不久之后，這種注重歷史文獻、囿于文件和紀錄而忽視政治現實的歷史—比較方法便受到人們的懷疑和批評。進入20世紀，美國政治學界的頂尖人物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弗蘭克·J·古德諾（Frank J.Goodrow）和阿瑟·本特利（Arthur Bently ）等人主張用“現實主義”取代歷史—比較方法，主張政治學必須研究現實政治生活。威爾遜號召政治研究走向社會，深入民眾，去大街、辦公室和議會大廈；古德諾強調政治學應研究“整個現實國家有關的領域”；本特利則認為，政治學應研究政治集團及其活動。現實主義研究方式的出現標志著西方傳統的政治研究向現代政治學研究的轉變。

現代政治學與傳統政治研究的另一個區別在于學科的制度化方面。學科的制度化（或學科的社會建制）是指一個學科或研究領域在學術團體、專業雜志、書籍出版、基金資助渠道、教育培訓、職業化以及圖書館新的收藏目錄的確定等方面的建設，特別是大學相關專業教育的發展（專業、系科設置以及研究生教育的發展等）。與政治學從人文社會知識或道德哲學的分離相一致，19世紀末、20世紀初，政治學逐步在美國大學及研究所扎根， 成為大學專業教育和學術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1880年，在柏吉斯的倡導下，哥倫比亞大學創立了政治學院；1886年，該校創辦了《政治學導刊》。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政治學的研究與教學起步也很早，亞當斯在這所大學首先提出歷史學和政治學方面先進的教學和研究計劃，并于1877年成立“歷史和政治學會”。密西根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芝加哥大學、威斯康星大學、哈佛大學也屬于第一批興起政治學的教學和研究的大學之列。這些學校都培養研究生，開始授予博士和碩士學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政治學成為各大學廣泛講授的科目；政治學作為一項培養研究生層次的事業，也在20多個的主要大學中扎根。到1920年，全美大學興辦的政治學系已近50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 全美權威性學術組織“美國政治學會”成立；1906年，學會出版著名雜志《美國政治學評論》，這是政治學成熟的另一個重要標志。總之，到了20年代初，政治學與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一樣，已經制度化而成為美國大學教育及學術研究體制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二、行為主義政治學的興衰

二戰后，美國政治學發生了一場所謂的“行為主義革命”，行為主義政治學成為美國甚至整個西方政治學的主導范式。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政治學運動，發端于本世紀初的政治學的“現實主義”的研究方式，孕育于20～40年代政治學中的“科學主義”運動，興盛于50～60年代，并持續到70～80年代的“后行為主義”時期。

本世紀20～40年代既是美國政治學學科框架的逐步完善和學科制度化建設進一步發展時期，也是行為主義研究方法的醞釀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現實主義的方法取代歷史—比較方法（“現實主義”）而成為“當代各派政治理論的共同發源”（注：王滬寧：《比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頁。）， 這可以說是科學主義及行為主義研究方式的開端。緊接著，出現了提倡科學主義的“新政治科學運動”，它主張用社會學、心理學和統計學的方法來研究政治問題，排除妨礙政治分析的價值判斷 ，使政治研究科學化。這場運動的倡導者是當時美國政治學界的頭面人物查爾斯·E ·梅里安（Charles

E.Merriam）。他在1921 年發表的《政治學研究的現狀》一文以及1925年出版的《政治學的新方面》一書中提出了“新政治科學”的概念，主張運用科學方法研究政治過程，將政治行為作為調查研究的基本對象，重視在政治分析中理論與經驗研究中必然形成的相互關系。他特別強調應用心理學、社會學和統計學的概念和方法，以解決政治學中積累起來且日益增多的事實材料。他認為，政治學的發展在19世紀上半期經歷了一個先驗演繹的階段，下半期又經歷了一個歷史—比較方法的階段。盡管在20世紀初已經出現涉及觀察和測量的歸納科學的發展，但政治學要取得進一步的突破，必須對政治和政治行為進行更具理論性和以心理學為基礎的更深入研究。“新政治科學運動”為二戰后行為主義政治學的興起開辟了道路。這一時期梅里安所在的芝加哥大學繼哥倫比亞大學之后，成為美國政治學的另一個學術中心，形成了以梅里安為首的所謂的“芝加哥學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戈斯耐爾、凱伊、特魯曼、西蒙、阿爾蒙德以及亨廷頓、伊斯頓等人。

50年代、60年代，行為主義政治學崛起，并在美國政治學研究中居于主導地位。何謂行為主義？按照羅伯特·達爾的說法，政治學中的行為主義與人的實際行為以及他們賦予其行為的意義有關，行為主義用觀察到的行為來解釋政治現象。德懷特·沃爾多稱：行為主義運動可以被解釋為重新進行努力和加強努力來對待政治學中的“科學”，使政治學成為一門真實的或真正的科學。戴維·伊斯頓認為，行為主義的核心信條是按照自然科學的方法論及模式來發展政治學。他在《政治分析的框架》（1965）一書中將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基本信念概括為如下幾條：（1）政治學最終可望成為一門科學，它可以進行預測和解釋， 其目標是建立系統的、經驗的理論；（2）社會科學研究應以理論定向， 理論與資料之間必須有密切的相互作用；（3 ）政治分析必須將事實問題與價值問題區別開來；（4）社會科學的各學科從根本上是一致的， 科際合作或跨學科研究對各學科都是有益的；（5 ）政治學者對方法論應該更加自覺、熟練和精通；（6）政治分析應以個人、 團體的行為作為焦點，而不是以政治制度作為焦點。（注： David Easton,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1965,pp.6～7）80年代末，伊斯頓來中國社會科學院作了題為“美國的政治學：過去和現在”的學術報告，將行為主義政治學的要點歸結為：第一，行為主義認為在人的行為中存在著可以發現的一致性；第二，這些一致性可以被經驗主義的實驗所證實；第三，行為主義對獲得和進行分析的方法有更嚴格的要求；第四，行為主義運動使自己在理論上比過去更多地注意精細化；第五，行為主義者一般認為，研究者和社會的價值標準基本上可以被排除在探究的過程之外；第六，行為主義意味著把新發現的重點放在基礎或純粹理論上，而不是放在應用研究上。（注：單天倫主編：《當代美國社會科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頁。）

行為主義政治學的興起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首先是由二戰后科技革命的展開以及政治學發展本身的內在邏輯所決定的。二戰后，科學技術革命推動了自然科學、技術和人文社會科學的迅速發展，自然科學以及社會科學的某些學科（經濟學、心理學等）更嚴格的資料收集和方法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建立可檢驗的經驗理論的成就，對政治學研究產生了強烈的示范效應，而傳統政治學的歷史描述和印象主義的分析、常識性的研究似乎走到盡頭。不斷發展的大規模的工業化社會及其出現的大量復雜的社會政治問題已難以用這種方式來加以研究及解決；在對政治體制、機構及過程的認識中，大量的現象和問題懸而未決，難以用不精確、不可靠的理論來加以解釋。因此，人們迫切希望將政治學研究或政治分析由常識變成科學。其次，行為主義的興起與當時美國特定的社會條件有關。二戰后，出現美蘇冷戰的局面，并爆發了朝鮮戰爭，當時的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掀起了后來稱為麥卡錫主義的思想及政治上恐怖主義時期，旨在迫害自由和進步的思想，這促使政治學及社會科學其他學科的學者更傾向于做價值中立、客觀的科學或學術研究；戰后西方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繁榮”以及50年代、60年代初流行的保守主義，導致了所謂的“意識形態終結論”的流行。這形成了有利于行為主義政治學發展的文化氛圍。

行為主義政治學作為50年代、60年代美國政治學發展的主導性潮流，有其成功和合理之處，在當代西方政治學的發展過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首先，行為主義使政治學的研究方法及分析技術的探索成為自覺，并提供了一系列政治研究或分析的有用的方法和技術。在行為主義興起以前，哪怕是在主張“現實主義”研究方式的政治學者那里，并沒有多少專門的方法可以用來研究資料或進行分析，方法——即需要專門的注意力或技巧的領域被看作是不成問題的，結果，沒有嚴格的專門的方法可以用來檢驗所獲得的資料以及所得出結論的可靠性程度。行為主義主張將經驗科學的方法用于政治問題的研究，特別重視經驗研究和定量分析方法的應用，力求使政治研究科學化；他們提供了政治研究的“工具箱”，其中觀察、訪問、實驗、模擬、模型、統計分析、系統分析等成為基本的工具。其次，行為主義將政治學研究的重心由法規、制度的靜態研究轉向政治制度的運作或政治過程、政治行為的動態研究，并力求建立起可檢驗的經驗理論。行為主義者相信通過運用科學方法論進行經驗研究可以使政治學成為一門能夠作出解釋和預言的科學。基于這種認識，行為主義政治學的主要代表人物紛紛建構各種理論體系，如伊斯頓的政治系統論、阿爾蒙德的結構—功能論、多伊奇的政治溝通論、西蒙的行政決策論、亨廷頓的政治發展論。且不論這些理論本身有何缺陷，它們在當代西方政治學的發展中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再次，行為主義者強調社會科學各學科本質上的一致性，重視跨學科的研究，順應了當代科學技術以及社會科學發展的交叉、綜合和整體化的發展趨勢。行為主義政治學自覺地吸取了當代科學技術的成果，特別是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統計學、系統分析等學科的概念、理論和方法，擴展了政治學的研究視野，豐富了政治學的理論內容。行為主義者深知人與社會之間不可分割的聯系，試圖在研究人類的政治行為的基礎上來獲得關于人類行為的一般規律（規律性）的認識。這在某種程度上突破了傳統政治學研究的狹窄的眼界。

然而，行為主義政治學具有其內在的理論及方法論的局限性。例如，它的實證主義的研究方式，過分推崇經驗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及模式；事實問題與價值問題的分離（政治研究的價值中立性）；注重學術研究而忽視現實社會問題研究；偏重于微觀、中層理論的建構而忽視宏觀理論研究的傾向；等等。這使它受到了來自各個方面的強烈批評。首先來自傳統政治理論家（包括規范理論家和批判理論家）的批評。這些傳統主義者堅持政治理論或政治哲學的研究傳統，反對政治研究的科學化。他們認為，就科學一詞的嚴格意義而言，政治學不可能像行為主義者所主張的那樣成為一門科學，因為政治學的研究對象與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不同，它涉及人類行為；與自然現象及過程不同，人類行為十分復雜，沒有規律性，缺乏穩定性，牽涉到太多的偶然性和變量；人類行為以及政治行為是獨一無二且不能重 復的，不能做實驗，科學方法不能處理無窮的偶然性，因而尋找行為的規律性是徒勞無功的。傳統主義者進而認為，量化和嚴格的分析更不適用于政治學，因為它既缺乏精確的概念，也沒有合適的計量方法。在他們看來，社會科學及政治學不能把價值、情感和意識形態一類的東西與經驗事實分開，社會科學家以行動定向，他們應扮演人道主義者、批評家和改革者的角色，并應致力于宏觀社會政治理論的探索。其次是來自科學哲學和科學方法論的挑戰，特別是托馬斯·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這一著名論著中對實證主義研究方式的沉重打擊。庫恩提出一種歷史主義的新科學發展觀，認為科學研究基本上是一種非理性的過程，科學的發展并不是一種漸進的、量的積累過程，而是表現為一種漸進中斷或科學革命即新的“范式”取代舊的“范式”的過程，科學的歷史表現為從一種決定研究的范式向另一種范式的隨機性轉變；他強調科學的發現、理論的建立、檢驗、發展及接受為歷史、社會、文化因素所制約，擺脫價值、意識形態、個人偏好的所謂純客觀的研究是不存在的。這就動搖了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哲學及方法論基礎——實證主義方法及其價值中立性的基礎。最后是來自行為主義政治學內部尤其是達爾、尤勞、伊斯頓等人的批評。例如，達爾在《政治學中的行為方法》（1961）一文中尖銳地批評行為主義的事實與價值分離的觀點，指出行為主義難以運用歷史知識，難以用想像力去做預測。

60年代的美國社會狀況則提供了對行為主義的批判及隨之興起的后行為主義“新革命”的有利條件。當時的種族沖突及民權運動、城市騷亂、反文化運動、環境的惡化、政治領袖的相繼遇刺、貧困和社會不平等、越南戰爭等等，引起了政治學家及其他社會科學家對自身的社會責任感的反省，對價值中立、純客觀研究產生了深深的懷疑。對行為主義的批判及后行為主義的出現正是以這種社會背景作為基礎的。正如伊斯頓所說：在最廣泛的意義上，后行為主義代表了現代世界對迅速失去控制的工業化、種族和性別的歧視、世界性的貧困和核戰爭危險的覺醒。

伊斯頓是這場所謂的后行為主義“新革命”的發起者。他在1969年9 月擔任美國政治學會會長的就職演說《新的革命》中說：“美國政治學正在發生一場新的革命。……它的口號是關聯與行動，它的批評對象是學科、專業和大學”。（注：David Easton:"The New　 Revolu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LXⅢ(December,1969),pp.1051）他說， 前一場革命——行為主義革命還沒有完成，就被政治時代日益增長的社會政治危機所拋棄了；行為主義注重方法而忽視內容、注重事實而忽視價值等缺陷引發了政治學研究的危機。他呼吁政治學者關注當前重大而迫切社會問題的研究，關注人類價值，謀求社會福利，用知識促進社會改革，以科學方法為手段建設理想社會。這篇文章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被稱為后行為主義“新革命”的一份遲到的宣言。

后行為主義的核心信條是“關聯與行動”（relevance & action）。根據伊斯頓在《政治系統》第二版（1971）中的概括，后行為主義的基本主張是：（1）實質重于技術， 即與當代迫切社會問題發生關聯并加以研究，重于成熟的分析技術本身；（2 ）行為主義蘊涵著經驗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它局限于事實的描述與分析，妨礙它自身從最廣泛的脈絡上去了解這些事實；（3）行為研究與現實脫節， 其核心是抽象分析，后行為主義關注在危機時刻滿足人類的真正需要；（4 ）研究并加以建設性的發展，是政治研究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5 ）政治學者作為全體知識分子的組成部分，必須履行保護人文價值的義務或責任；（6）擁有知識等于負有行動的責任，而行動也就是去改造社會；（7）知識分子不能對各種政治斗爭置之不理，政治學者的政治化是不可避免之事。（注：David Easton:The Political System : An Inquiry　intothe State of Political Science,2nd.ed.New York:Alfred A.Kropt,1971,pp.322～237）

后行為主義的“新革命”實際上是美國政治學中的一場改革運動，它的興起標志著行為主義政治學的衰落。因為它拋棄了行為主義的基本信條，由強調政治學的科學化、實證化和精確化轉向“關聯與行動”；它拋棄了行為主義的“科學主義狂熱”，主張實質重于技術，含糊優于沒有什么意義的精確性；它反對排除價值、否認規范作用的純描述性研究，主張關注人類價值，重新引入價值及規范研究；它反對政治學為學術而學術，提倡研究緊迫的社會問題，政治學研究為社會改革、公民福利和人類目標的實現服務；它批評行為主義政治學局限于細小問題的研究，主張重建宏觀的社會政治理論。后行為主義的“新革命”導致了傳統的政治理論或政治哲學的復興，也促使政策科學或政策分析的異軍突起、身價百倍，乃至有不少學者（包括伊斯頓本人）主張用政策科學來取代政治學的研究。7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學呈現出一幅更加豐富多彩的知識圖景。

應該說，行為主義及后行為主義政治學僅是50年代、60年代及70年代初西方政治學的一種思潮（也許是居支配地位的思潮，起碼在美國是如此），它不是西方政治學研究的全部。聯邦德國學者克勞斯·馮·柏伊斯在《當代政治理論》（初版于1972年）一書著眼于歐洲及北美的情況，對二戰后西方政治學的發展及圖景作了更全面的概括，認為“在當代的政治學中，存在著三種相互競爭的元理論的基本觀點：（1 ）［本體—］規范的理論；（2）經驗—分析的理論；（3）辯證—批判的理論。這三種理論中的每一種理論都是以政治的——政治科學的核心概念——不同的基本概念和不同定義作為出發點。”（注：克勞斯·馮·柏伊斯：《當代政治理論》，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10頁。）這三種元理論也就是戰后到70年代西方政治學的三種模式、三種思潮。行為主義政治學可以歸入經驗—分析理論之中（另一個典型是英國波普爾的批判理性主義）；這種理論以實證主義作為哲學基礎，主張事實與價值分離，追求政治學的科學化。

本體—規范的理論則沿襲從古希臘開始到中世紀及近代的政治理論傳統。它反對實證主義及行為主義的拒斥形而上學（本體論）及排除價值因素的純科學研究，自覺以本體論作為理論基礎，主張規范研究。盡管它并不否定經驗研究的作用，但反對用定量分析來處理政治問題，更多地要求從個別情況或典型事例入手作政治研究。它要求知識與行動、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本體—規范的理論即使在行為主義政治學興盛的時候，仍有其廣泛的影響力。如柏伊斯所說：“規范的政治理論存在于所有重要的國家之中，甚至存在于大不列顛這個據說由于它的經驗主義傳統并不怎么喜歡規范主義的國家中。在美國，那些最著名的規范理論家都是從流亡者的隊伍中產生的，例如，A·阿倫特、L·斯特勞斯、E ·費格林、H·斯彼歐；有的則同歐洲的思想傳統保持密切的聯系， 例如D·哲敏諾。”（注：克勞斯·馮·柏伊斯：《當代政治理論》， 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14頁。）

辯證—批判的政治理論的淵源則是古代的辯證哲學，其直接的先導或理論基礎是德國古典哲學（唯心主義辯證法）和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這種理論的主流是我們通常所講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或“新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政治理論，尤其是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這種理論在歐洲尤其是德國、意大利、法國、英國、美國等地都有廣泛的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中，凡是在早期馬克思的人道主義觀點被發現的地方，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就能找到它的形形色色的孿生姐妹”。（注：克勞斯·馮·柏伊斯：《當代政治理論》，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42頁。）其主要代表人物及流派有盧卡奇、盧森堡、科爾施，以霍克海默、阿多爾諾、馬爾庫塞、弗羅姆、哈貝馬斯等人為代表的法蘭克福學派，以列斐伏爾、梅洛—龐蒂、薩特等人為代表的“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以阿爾都塞、普蘭查斯等人為代表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以薩格勒布等人為代表的實踐派的馬克思 主義等。這種辯證—批判理論的原則是：以政治和社會的歷史性作為出發點，強調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并把批判社會當作首要任務；以辯證法當作基本方法，強調社會“政治事實”與歷史“總體性”的聯系，重視矛盾與歷史分析；拒絕按照自然科學的模式來塑造社會科學和經驗分析方法；反對社會科學的片面專業化，主張建立宏觀的社會政治理論。（注：關于辯證—批判的理論，詳見拙作：《“新馬克思主義”》（廈門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法蘭克福學派與科學技術哲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政治理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三、世紀之交西方政治學發展的新趨勢

進入70年代，隨著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西方社會科學乃至整個科學技術出現了一個基本或一般的發展趨勢，即跨學科、交叉研究以及雜交化、整體化發展趨勢的不斷加強。處于這種大趨勢之下，本世紀最后25年，西方政治學研究出現了一系列的新變化，呈現出新的知識格局：政治學日益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及自然科學學科相互交叉融合，研究方法、途徑以及知識的產生方式得到更新；政治學的研究范圍不斷拓寬、主題日趨多樣、理論內容更加豐富；政治學的現實性增強，日益與解決當代人類社會重大的、緊迫的社會政治問題密切相關。由此形成了大量的新學科（分支）、新思潮、新流派，如政策科學（政策分析）、新政治經濟學、國際政治經濟學、科學技術政治學、地緣政治學、環境政治學，以及公共選擇理論、新制度學派、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社群主義、女權主義、“新馬克思主義”（“生態馬克思主義”、“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市場社會主義”）等等。世紀之交西方政治學的新發展趨勢及特征可以概括為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跨學科研究尤其是政治學與經濟學的整合研究成為世紀之交西方政治學發展的一個基本趨勢。上述列舉的當代西方政治學的新學科（分支）、新思潮和新流派幾乎都是跨學科或交叉研究的產物，而在這種跨學科研究中，要算政治學和經濟學的整合研究最為突出。這一趨勢導致了在本世紀初、中期衰落了的政治學傳統的復興。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戴維·伊斯頓在《美國的政治學：過去和現在》的學術報告中將政治與經濟的整合研究當作當代美國政治學發展的四大趨勢之一；我國政治學者王滬寧在《比較政治分析》一書中認為，到了80年代，西方政治學已從政治社會學轉向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成為現在政治研究中的時髦方法。美國學者福格森（Thomas Ferguson）和羅杰斯（Joel Rogers）在其主編的《政治經濟學》（1984年）一書的前言中寫道：“在專業性政治科學的最新發展中，再沒有什么事件比政治經濟學的出現并迅速成長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更引人注目了。……這個領域目前正在成為政治學系或研究所的重要課程內容之一，……它所產生的論著已經跨越且侵入傳統上被認為是政治理論、比較政治、國際關系、行政學、尤其是美國政治等研究領域。”（注： Thomas　Ferguson and Joel　Rogers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Readings　in　the Politics andEconomics of American Public Policy.New York:M. E. Sharpe,1984,p. Ⅶ）公共選擇理論、新制度學派、國際政治經濟學可以說主要是這種政治經濟的整合研究所形成的理論或學科分支。

以公共選擇理論為例。這是一個政治學和經濟學交叉研究而產生的流派或學科，更準確地說，是一個用經濟學方法來研究政治學主題的跨學科學派。按照奠基者布坎南的觀點：“公共選擇是政治上的觀點，它從經濟學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應用于集體或非市場決策而產生”；它是觀察政治制度的不同方法；它把四分之一的世紀以來人們用來調查市場缺陷和市場失靈的方法同樣應用于國家和公共經濟的一切部門。或用另一個公共選擇學者繆勒的話來說，公共選擇理論可以定義為非市場決策的研究，或簡單地定義為將經濟學應用到政治科學；公共選擇的主題與政治學的主題是相同的，涉及國家理論、投票規則、投票者行為、政黨政治、官僚機構等。由此可見，公共選擇理論就是應用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政府—政治行為與過程的一個跨經濟學、政治學的新領域（人們稱之為“政治的經濟學”或“新政治經濟學”）。公共選擇學者通過對其涉及的各個主題的研究，形成了種種理論，如非市場決策（公共決策）論、代議民主制經濟論、國家理論、利益集團理論、尋租理論、官僚機構經濟論、政府擴張論、政府失靈論、俱樂部理論、財政聯邦制理論、立憲經濟論等等。這大大豐富了當代政治學的研究內容。（注：關于這種理論可參見拙作：《公共選擇理論與當代政治學研究》（《高校社會科學研究與理論教學》1997年第7期）、 《非市場缺陷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中國社會科學》1998年第6期）。）

二是政治學日益關注現實緊迫的社會政治問題的研究，它的現實性不斷加強，并反映出當代社會科學的知識產生方式由以學科為中心向以問題為中心的轉變。政治學與社會科學的其他學科一樣，其基本功能是社會政治問題的解決。但是，西方政治學尤其是美國的政治學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由于行為主義及實證主義研究方式的盛行，只注重政治研究的科學化，忽視了對人類社會發展的研究；只注重細小、局部問題的研究，忽視重大、緊迫問題的研究；只關心事實分析而排除價值研究。因而政治學理論與實踐脫節，政治學不能履行好它解決政治問題的功能。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現的“后行為主義革命”在相當程度上是為了克服政治學發展的這種偏差。后行為主義政治學者提出“關聯與行動”的口號，要求政治學研究價值問題，關心社會政治問題的解決和端正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從而導致政治學向政策科學的轉變，也引發了其他關注西方現實社會政治問題的思潮、流派及理論（如女權主義政治學、環境政治學、科技政治學、地緣政治學等）的發展。

作為一個跨學科、綜合性的新研究領域，政策科學或政策分析的出現被人們譽為當代西方政治學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是當代西方社會科學發展過程中的一次“科學革命”。政策科學或社會科學尤其是政治學中的政策研究方向的想法，始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拉斯韋爾的思考以及思想庫的政策分析實踐。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這種新的研究方向或途徑迅速發展并制度化，成為當代西方政治科學的七大基本領域之一（其他六大領域分別是：政治理論或政治哲學、比較政治學或比較政府、公共行政學、國際政治學、政治學方法論、本國政治）。政策科學將科學知識尤其是社會科學知識與公共決策過程密切聯系起來，提倡以問題為中心，而不是以學科為中心的知識產生方式；政策科學的倡導者們力求克服政治學及其他社會科學將理論與實踐相脫離，片面強調學術研究的局限性，提出一門能把各種知識和方法直接運用于解決社會政治問題的新學科或新的研究方式。政策科學是一門以實踐取向的學科，它是適應人類利用已有知識和方法去改進政策制定系統，提高政策質量的需要而產生的。政策科學的研究對象是政策實踐或實際的政策過程（Y.德洛爾說政策科學的核心是把政策制定作為研究和改革的對象；S.S.那格爾則將政策科學界定為“為解決各種具體社會問題而對不同公共政策的性質、原因和效果的研究”），它的目的和功能是提供政策相關知識，為政策實踐服務。因此，政策科學不是純理論科學或基礎研究，而是一門應用性很強的學科，可以說體現理論與實踐的高度統一，它既來源于實踐，又在實踐中得以應用和發展。（注：關于這個領域，可參看拙作：《政策科學的研究綱領》（《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4 期）、《是政策科學還是政策分析？》（《政治學研究》1996年第4 期）、《美國政策科學的形成、發展及最新趨勢》（《國外社會科學》1995年第11期），以及作者主編的《政策科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一書。）

三是以國家為分析單元或焦點向跨國或全球的視野發展。按照華勒斯坦（I.Wallerstein）在《開放社會科學》中的說法，60 年代末以前，西方社會科學特別是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這三門以探求普遍規律為目標的學科，基本上是以國家作為焦點或分析框架和視野的。即使是國際政治（國際關系）也是以主權國家作為立足點，即從一個主權國家的角度看它與其他主權國家的關系，相應的政策稱為對外政策或外交政策，目的是研究各國彼此間所采取的政策，而不是跨國結構所出現的種種新特征。隨著全球化、信息化、經濟與政治的一體化趨勢的出現，從70年代開始，這種以國家為焦點的傾向受到懷疑和削弱，而跨國或全球化的視野開始出現。一些新學科領域，如國際政治經濟學、世界城市研究、全球制度經濟學、世界體系分析、文明研究、跨國地區研究（如東亞、歐盟等）都以獨有的方式向以國家為中心的理論前提提出挑戰。

例如，國際政治經濟學這一學科也是當代社會科學的跨學科研究，尤其是政治學與經濟學雜交的產物。從本世紀初開始，伴隨社會科學的分化，經濟學形成了它特有的以市場為研究對象的學科框架，全面分析和理解市場及其相互間的影響和作用成了大部分經濟學家的工作；而另一部分人則把研究的重點轉移到似乎與經濟無關的政治生活上，與政治學家合流。研究領域的這種分化造成了學科的空白。有如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人物R·吉爾平（R.Gilpin ）在《國際關系的政治經濟學》（1987年）一書中所指出的，這就產生將國家政治與市場經濟兩個范疇重新結合在一起的必要性。A ·肖恩菲爾德在這方面的貢獻尤為突出，他指出了學科的相互滲透的發展趨勢和政府干預經濟管理的趨勢，研究了政府的政治、文化和社會政策對經濟和民主的作用，并因此制定了一個新的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綱領，以此作為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的橋梁。國際政治經濟學以國家與市場（或權力與財富）之間的關系作為研究主題，它要應用理性行為模式來解釋國家行為。然而與（新）政治經濟學的其他分支及流派不同，它主要著眼于國際政治—經濟關系領域；更重要的是它不以單一主權國家為焦點，而是以跨國或全球為視野。按照吉爾平和華勒斯坦（后者為世界體系論的創立者）的觀點，國際政治經濟學所涉及的主要問題是跨國市場經濟和競爭國家系統之間的關系，核心則是世界體系中的經濟和政治秩序應如何創造和維持。在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看來，了解世界經濟的性質對于理解國家的性質是至關重要的，這個學科不是把國際經濟當作一種交換領域，而是當作一種由跨國公司所控制的全球商業系統，它是由公司、貿易協會和政府等體制機構相互聯結的多維系統。

四是政治理論或政治哲學的復興、意識形態爭論的熾熱化和政治學研究主題的多樣化趨勢。如前所述，在西方尤其是美國，行為主義政治學的興起曾一度使政治理論或政治哲學這一政治學的最古老的分支受到了冷落。而50年代～6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持續發展與“繁榮”，自由—保守主義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居于支配地位，加上社會科學研究的片面的學術化、科學化傾向，導致了“意識形態終結論”橫行。進入7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停滯和各種矛盾的加劇尤其是滯脹現象、生態危機、社會政治危機的出現，實證主義的研究方式以及行為主義政治學的衰落，政治學研究重新理論化，政治學者也“重新”政治化；政治學日益關注現實政治問題的研究，并以價值定向，從而促使政治理論或政治哲學的復興（到80年代，它重新確立了作為政治學的七大主要領域之一的地位），以及意識形態爭論的表面化和白熱化。在目前世紀之交的西方，意識形態的爭論十分尖銳。既有傳統的得到了發展更新的意識形態理論，也有適應新形勢而產生或復活的新意識形態理論。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新馬克思主義”、社群主義、女權主義、生態主義、民族主義這些主要意識形態既相互交鋒，又相互融合，構成了當代西方政治理論的一個復雜多變的畫面。此外，政治學研究不再固守原來的“政治領域”（國家、權力、政治系統及過程、政治行為等），而是侵入原本屬于社會科學其他學科的“領地”，幾乎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主題日益多樣化。

政治小論文:參與式教學法在政治概論教學的運用

一、國際政治概論課程中“參與式”教學法的具體應用

目前參與式教學法在我國外語院校國際政治課程教學上的應用時間比較短,屬于初期的探索階段。實際上,國際政治課程內容本身具有很強的現實性、理論性和綜合性,非常適宜開展參與式教學活動。而國際政治學科使用較多、效果較好的具體參與式教學方法主要有:角色扮演、頭腦風暴、案例分析、小組討論等方法。

1.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就是用演出的方法來組織開展教學。利用情景模擬形式在教學過程中,把科學性、知識性、趣味性等巧妙地結合起來,使教學過程生活化、藝術化,使得學生在角色扮演和角色交往中,學習科學知識,激發學習興趣。此種教學方法使用中應遵循四個基本原則:情景性原則、趣味性原則、共同性原則和適當介入原則。國際政治概論教學中就是一種由學生自己設計真實國際社會中國家或國際組織的不同行為、態度和立場,模擬“國際問題情境”,以達到了解信息、發現問題、明確國家利益等目的的有效手段。比如模擬聯合國大會、模擬各種外交談判、模擬國際會議等。角色扮演可以幫助學生直觀而真實地掌握不同國家或組織之間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所承擔的不同角色,采取的不同行為,了解國際矛盾、沖突、合作背后的深層原因,尋找可行的解決辦法。這對于提升學生對于國際問題的理解力、分析力,培養學生綜合素質是十分有益的。

2.頭腦風暴

頭腦風暴(Brain-storming)法又稱智力激勵法、BS法、自由思考法,是由美國創造學家A?F?奧斯本于1939年首次提出、1953年正式發表的一種激發性思維的方法。頭腦風暴法是一種使每個人都能提出新觀念、新想法,能創造性解決問題的集體訓練法。在國際政治概論課程教學中,頭腦風暴法在運用一般的歸納相關知識、提高記憶力、開拓知識領域和視野的同時,常用來提出解決國際問題的方案或搜索外交決策的選擇方案。使用頭腦風暴法掌握的原則:禁止批評和評論,也不要自謙。對;目標集中,追求設想數量,越多越好;鼓勵巧妙地利用和改善他人的設想;獨立思考,不允許私下交談,以免干擾別人思維;自由發言,暢所欲言,任意思考。該方法不強調個人的成績,應以小組的整體利益為重,注意和理解別人的貢獻,不以多數人的意見阻礙個人新的觀點的產生,激發個人追求更多更好的主意。國際政治概論教學中,此種方法也很有效。如國際恐怖主義產生的根源是什么?國際社會懸殊的貧富差距、不平等不民主的國際秩序、民族仇恨、霸權主義等等,可能呈現的答案會各式各樣,但真正的答案往往就產生在頭腦風暴激勵后的這種火花里。

3.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法,就是針對某個特定已發生或可能發生的國際事件或情景進行呈現、描述,可以是文字、圖片或錄像,由參與者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實際上,國際政治概論課程具有豐富的案例資源,適于應用案例分析法,對國際政治經典案例進行解析,是專業教學中的常用方法。比如,國際合作教學中,經典案例很多,包括中美經貿合作、中俄能源合作、中國與東盟區域經濟合作、美日軍事合作等,課程講解之前要求學生利用課余時間查找收集自己感興趣的案例,然后安排專門時間進行案例交流。運用案例分析法要注意幾點:一是精選案例。案例來源多種渠道中最常用的一種渠道是各種媒體,如案例書報、雜志、電視廣播等。另一種渠道是教師深入實踐第一線收集有關資料。二是注意對案例的分類取舍。要優先選取最典型的案例,所選取的案例切記庸俗,選取的案例不宜太復雜,切忌喧賓奪主。三是應用案例,常見的一種方法是教師根據授課內容或者先講授基本的理論含義,然后用案例加以說明,或者教師先講授案例,然后水到渠成地引出有關的基本理論。但案例的引用千萬不能僅局限于此種方法,必須靈活加以應用。四是要延伸案例。簡單地說,案例延伸就是讓學生在學習某一基本理論知識的基礎上,通過仔細觀察現實生活,努力尋找反映理論原理的案例,并用所學過的理論對所觀察到的事實現象進行分析,以進一步加深對所學理論及分析方法的理解。通過這一過程,學生的自主學習興趣大大增強,知識面得以拓寬,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就會有很大提高。

4.小組討論

小組討論式教學法是學生參與教學的一種直接方式。它是以學生為中心,以導師為載體,為學生提供了一個集思廣益的空間,最大限度地挖掘學生的潛能,在小組討論中培養學生的協作精神和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國際政治概論教學中,安排國際政治專題討論和課堂隨機討論及小組辯論等形式,既可以針對角色扮演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進行討論,也可以根據針對教學內容中出現的問題進行討論。具體操作方法可根據上課學生的人數,通過數額配置由學生自由分組,一般每組以5人為宜,要求小組成員共同完成問題,通過個人在小組討論中的充分參與,小組成員共同討論交流,分享個人對問題的認識,培養學生集體解決問題的能力,同時在討論中小組成員之間相互合作支持,充分激勵想象力和創造力,培養小組成員協作解決問題的能力。在討論結束之后,教師應要求學生進行評價反思,互相評議彼此的整體表現,使學生得到有益的啟迪。

二、國際政治概論課程實施“參與式”教學法應用的經驗

參與式教學法的最高目標和核心理念是“一切為了學生的發展”,經過參與式教學法在國際政治概論課程教學中的實踐,總結出一些初步經驗,并對繼續探索提出了一些價值思考。

1.不要過度注重參與式教學法的外在形式而忽視教學情境創設

國際政治概論的理論性極強,在參與式教學法的運用中,對教學情境創設不足、小組劃分不當,隨意指定小組,認為只要為學生建立起小組,學生自然會參與合作完成任務,結果會影響了學生對專業學習的熱情。

2.注意參與式教學法的應用形式要與專業教學內容建立起針對性

在國際政治概論課堂教學中,教學內容的具體選擇和方式的運用,要注意對擬討論任務的難度設計要合理,要對每一個學生的專業水平要進行較為充分的分析了解,否則將會影響小組整體合作和討論效果。

3.課堂教學中對學生參與式學習指導要靈活多元

課堂教學中教師不僅要關注學生參與教學的結果,更要注重學生的整個討論進程,對活動中出現的問題給以及時解決,指出應用一些合理、科學、適當的思維方法,指導學生積極、主動參與活動,使教學活動的目標順利實現。

4.參與式教學活動中要給以全面客觀的評價

對學生 在課堂教學中參與教學的評價要客觀、科學、公正、全面。在評價中教師對學生激勵尺度把握要準,表揚和鼓勵的使用與對學生不足之處的指導都要注重,不能有偏頗。教師的評價不僅有學習結果和部分學生的正確建議還有有對其他的非主流方案的重視,這樣有利于小組成員的整體進步和提高。

三、國際政治概論課程實施“參與式”教學法中存在的不足

1.教學觀念陳舊,制約了參與式教學法的有效利用

教學觀念是教育教學質量提高的關鍵。參與式教學法是一種發揮學生主體性、合作性與探究型的新型教學方法,但是教師還沒有完全樹立起與之相適應的新教學觀念,還存在“穿舊鞋走新路”,“換湯不換藥”的一些陳舊理念,在教學中往往要拿過去的傳統教學經驗面對今天的教育現實生搬硬套,只講究參與的具體形式而忽略了參與的內涵與實質,形成了一些對參與式教學法的誤解和偏見。

2.教師的開放性學識水平和教學組織能力經驗不足

由于外語院校非語言專業的教師大多是來自于國內綜合高校,他們的專業水平較高,但對其他學科的了解不多,對于交叉學科較為生疏,知識的開放性偏低。又在沒有經過專門的組織教學方法的培訓與鍛煉的情況下,因師資的不足而直接上崗,導致專業教師的教學組織能力不足。

3.外語院校非語言專業的使用教材欠缺

目前“國際政治概論”課程的教材版本主要有,陳岳教授主編的《國際政治學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三次修訂);李少軍著《國際政治學概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三次再版);梁守德、洪銀嫻著《國際政治學》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2004年改版為《國際政治學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這些教材的內容理論性較強,專業程度較高,研究領域較廣,是針對專業院校國際政治專業的學生使用的。外語類院校的“國際政治概論”課程還沒有專門的適用教材,大多選用上述三種版本中的一種作為參考。這對外語院校國際政治專業的參與式教學法的推進是有制約的。

4.專業課教學研討機制欠缺

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一個現實是專業課程教學中幾乎是一門專業課一般只有一位教師任教,而且該教師同時還講授多門其他專業課,這樣就造成一門課程的教學在校內幾乎沒有共同的研討基礎。同時,由于教師擔任多門專業課,也使得教師花在一門專業課中的時間、精力受限,影響了專業課的教學質量與教學效率。此種專業課的教學現實狀況,使得專業課程的教學研討幾乎是不可能展開,教師之間也因此沒有進行研討的共同對象,致使參與式教學法的研討很難有效推廣。總之,經濟全球化和國際人才的培養,外語院校的非語言專業教學方法創新勢在必行。隨著外語院校非語言專業教學方法的創新研究的推動,教學資源和條件的日益完善,參與式教學方法在外語院校非語言專業中的實施的舞臺更加廣闊。參與式教學法在專業課教學中的應用作用將越來越明顯。教師要抓住機遇,樹立人本新觀念,不斷提高自身修養和業務水平,掌握“參與式”教學法的精髓,真正成為學生學習的參與者、激發者、促進者和指導者,真實提高課堂教學效率和教育教學質量。

政治小論文:新形勢下加強縣公安機關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

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指出，黨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線，是團結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實現黨和國家各項任務的中心環節，是我們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的重要政治優勢。隨著我國社會的轉型，經濟體制的轉軌，社會成員的心理也正在經歷著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化。經濟成份和經濟利益的多樣化、社會方式的多樣化、社會組織形式的多樣化和就業崗位、就業方式的多樣化也日趨明顯，社會情況和社會治安狀況發生著深刻而復雜的變化。作為國家政權機關的公安隊伍建設和公安民警個人，在新形勢下，正面臨著思想意識、價值意識、法律意識、道德意識等方面的挑戰，對此，各級公安機關和公安機關的各級領導一定要保持清醒頭腦，沉著應對，認真思考，抓住機遇，開拓創新，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的針對性、時效性和主動性，增強時代感，影響主旋律，探索和拓寬新形勢下思想政治工作的路子。

一、當前全州公安隊伍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世人注目，國人欣慰，同時也成為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現實教材。正確的、先進的、新生的、進步的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成為公安隊伍中民警思想意識的主流。總的講，全州民警隊伍是黨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賴的、政治合格、業務過硬的隊伍。特別是通過“三講”和“三項教育”的學習整頓，隊伍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人民群眾的滿意程度顯著提高，公安隊伍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獲得進一步提升。通過2002年“兩會”期間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投票測評檢驗，全州公安隊伍的綜合滿意率為96．03％，比上年上升了7個百分點。平均不滿意率為3．97％，比上年下降了6個百分點。

（一）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目前，在公安隊伍內部，一方面廣大公安民警為保社會一方平安而流血流汗，為社會、國家、集體做出許多奉獻和犧牲；另一方面，隨著改革的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商品經濟的發展，民警的待遇與社會上的分配不公和高消費現象反差越來越大，再加上公安機關殫精竭慮、如履薄冰地不斷深化和完善公安工作的各項服務功能，民警又時常受到客觀執法環境不佳的困擾，在多種思想觀念的相互碰撞下，部分民警出現了思想上的困惑和多種想法。主要表現在：

1、領導干部中存在的問題。

一是少數領導干部缺乏責任意識，不能按照要求認真落實思想政治工作的各項措施和要求，工作中存在時緊時松、應付了事的現象。二是有的領導自己能力弱，缺乏理論功底和做思想工作的經驗。三是個別領導干部表率作用差，在日常的工作和學習中，對別人講的是馬列主義，對自己行的是自由主義。四是少數領導干部缺少創新進取精神，缺乏職業危機感。五是個別領導對思想政治工作仍存在說起來重要，忙起來不要的傾向，重業務建設輕思想工作的問題比較普遍。基層政工干部不安心本職工作的問題，也直接制約著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入開展。

2、民警中存在的問題。

一是民警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發生了新的變化。由于受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等腐朽思想的影響，個別民警理想信念有所淡化，道德觀念滑坡，價值觀念市俗化，重利輕義、重個人輕集體的情況有所發展。二是部分民警愛崗敬業意識不強，總同社會上一些高收入的人相比，對公安工作尤其是對自己的本職工作缺少熱情，對人民缺少服務精神。三是少數年輕民警和新加入公安隊伍的民警，從警目的不明確，是報著當民警工資不愁、穿警服無人敢欺的目的加入公安隊伍的。四是部分民警工作崗位的社會性、流動性和分散性較大，接受信息較多，思想變化波動較大。特別是在近幾年頻繁的專項斗爭，公安民警長期超負荷運轉、高強度工作，身體長期處于極度疲憊狀態。對此，有的民警產生消極“厭戰”思想，圖安逸、求享樂的思想有所滋長。在警力少、任務重、壓力大的情況下，一些民警作風不實，講虛話、圖虛名，工作中的形式主義現象也時有發生。有的民警的自我意識膨脹，時刻以自己為中心，不能顧全大局，將自己置于集體和他人之上，耍特權抖威風的頑癥沒有得到徹底根治。五是一些民警的法律知識和法制觀念淡薄。在執法和“用權”的過程中，隨意性較大。六是從事政工工作的人員事業心、責任感不強，忙于應付事務，不愿做艱苦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經調查，全州各級公安機關的政工領導干部（政委、教導員、指導員）各有三分之一的職位還空缺。政工干部文化程度偏低、工作經驗不足，新形勢下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的辦法不多的問題比較明顯。

（二）產生的原因。

認真分析產生上述現象的原因，主要是個別領導干部和部分民警的思想素質和業務能力，與公安工作的地位和新時期社會發展對公安機關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缺乏做思想工作的動力。工作中存在惰性，缺乏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缺乏對新形勢下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特點和規律的把握了解，所做的思想政治工作內容脫離民警的思想實際，工作簡單化、表面化和腐俗化，用會議貫徹會議，以文件傳達文件，給工作造成消極影響。二是缺乏職位壓力。個別領導干部和政工干部在其位而不謀其政，缺乏必要的職位壓力，干好干壞、干多干少一個樣的問題仍然存在，以“實績論英雄”的風氣難以形成。三是缺乏時代特點。思想政治工作受人們頭腦中固有的傳統思維的影響，已不能適應新形勢下公安工作的要求。四是缺乏自控能力，不能抵御外界環境的消極影響，經不住金錢、權力、美色的誘惑。五是缺乏創新精神。面對各種錯誤和消極的東西，不敢抵制，不肯積極地開創新時期公安工作的新局面。六是缺乏改革精神，個別領導干部墨守成規，不懂變通，開展工作方法簡單，手段落后，水平偏低，能力低軟，使得思想政治工作缺乏針對性和時效性。

二、加強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途徑

公安工作的歷史經驗表明，應對各種復雜多變和艱難困苦的挑戰及考驗，人的因素最為關鍵。公安機關能否按照“三個代表”要求積極做好新時期公安民警的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建設一支政治可靠、訓練有素、作風過硬、業務精

通、公正執法、紀律嚴明，黨委政府滿意，人民群眾擁護，能夠擔當跨世紀重任的高素質隊伍，是做好新形勢下各項公安工作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證。

第一，始終要把思想政治建設放在首位，強化理想信念教育。

公安機關是人民民主專政的重要工具。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務，就是保證公安隊伍具有正確的政治方向，堅定的政治立場，保證黨對公安工作的絕對領導。因此，必須把思想政治建設放在首位，切實抓好民警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有理論上的清醒，才有政治上的堅定。一是要堅持不懈地用馬列主義、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武裝民警頭腦，廣泛深入地進行黨的基本路線、基本綱領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在紛繁復雜的形勢下，教育全體民警特別是各級領導保持清醒的政治頭腦，提高辯別是非的能力，增強見微知著的預見性和敏銳性。二是抓好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教育。作為人民衛士，參加工作之日，就是以身許國之時，當以事業為重。要利用多種形式教育民警扎扎實實工作，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為警，要在思想上、行動上永遠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形成自覺自愿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貢獻自己力量，自覺自愿地為維護國家安全、社會穩定而舍生忘死。三是強化宗旨觀念、群眾觀念和法制觀念教育，把加強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教育，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教育和公正、文明嚴格執法的法制教育有機地結合起來，長年堅持下去，在公安機關內部大力倡導說實話，鼓實勁，求實效的工作作風，形成實事求是、求真務實的良好風氣，做到嚴格執法，秉公辦事，保持清正廉潔，使“對法律負責、為經濟服務、讓人民滿意”真正成為每個民警的自覺行動。把全體民警的思想行動統一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國家法律重于生命”上。四是抓好經常性的政治學習。要倡導全體公安民警特別是各級領導要做學習的模范，為加強學風建設起好表率作用。當然，光講學習還不夠，還必須堅持“灌輸”的原則。政治學習，需要灌輸，這種“灌輸”，是有領導地進行正面教育。學習問題決不是民警個人行為問題，更不是想不想學的問題，而是必須學、一定要學好的問題。要通過學習，努力提升自身的理論修養、黨性修養、道德修養、知識修養。

第二，加強新形勢下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不斷開拓創新。

用什么思想和方法來武裝、教育、引導、管理并帶好這支隊伍，肩負起歷史賦予的重任，是公安機關各級領導應該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現在形勢的發展變化很快，不注意研究新問題，就難以跟上時展的要求。特別是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老辦法不靈，新辦法不多，工作思維和工作水平已經遠遠落后于斗爭形勢。要適應這個變化，就必須在借鑒過去好的經驗和做法、發揚優良傳統的基礎上，針對形勢的發展變化認真研究和探討更加有效的措施和方法，才能充分發揮思想政治工作的服務和保障作用。對此，我們要以鄧小平理論和江總書記“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的思想路線，按照“三個代表”的標準，來研究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途徑。現階段就是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民警的生活中去，融入到民警的工作中去，寓教于樂，循序漸進。部署業務工作時就應包含著思想政治工作，在指導工作時應體現著思想政治工作，在日常管理和生活中更要充分凸現思想政治工作。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做新做活，就要從大事著眼，小事著手，從每一件具體事情去教育引導民警，使民警從工作實踐中逐步接受教育，真正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骨子和靈魂里。目前各級領導和政工部門的工作者，在已有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礎上，要完成工作方法和創新的轉換，要更加注重滲透性、規范化和社會性，把“說教式”與“引導式”、“號召式”與“激勵式”相結合，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方法，使公安思想政治工作更加符合時代的本質和潮流。

第三，加強公安民警的道德建設，實現“以德治警”目的。

在社會轉型期，必須加強公安隊伍和廣大民警的職業道德修養，提高思想道德水準，盡量避免因在執法過程中的偏私而造成冤假錯案、循私枉法和執法不公。所以，在我們強調加強和改進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時候，一定要大力加強民警的道德教育。目前，在全州公安內部，實施道德教育的關鍵，一是樹立正確的權力觀。要教育民警，手中的權是黨和人民賦予的，是神圣的法律賦予的，執法的權力要站在人民利益、黨和國家的利益上來，樹立社會正義和公道，自覺維護好權力的尊嚴，體現真正意義的公正、公平。二是樹立正確的名利觀。要教育民警正確看待名利，不為個人虛名而喪失黨的原則、違背工作紀律、損害國家利益。不做名利的奴隸，努力做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三是要守得住清貧。廣大公安民警如果有了守得住清貧、耐得住艱苦的思想境界，整個公安隊伍就會以德樹威、以德服人、以德行政，從而實現以德治警的目的。

第四、認真落實從優待警方面工作，關心愛護民警。

從優待警作為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內容之一，必須從“人本原理”出發，在強化民警理想信念和價值取向為主線、黨性教育、形勢教育、職業道德教育和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以及責任感和使命感為主要內容學習教育的同時，要下決心解決好民警的切身利益和生活中的困難。落實從優待警，必須從政治上、工作環境上、生活上、教育培訓上、福利待遇上從優。尤其是在開發警察隊伍智力，提高整體素質上要做到思想上重視，組織上健全，內容上具體，措施上落實，財物上保證，以提高民警做好公安工作的能力和為人民服務的本領。當前，從優待警首先要尊重和維護民警的合法權益，提高民警的社會地位。公安內部要建立維權組織，依靠黨委政府，協調有關部門，成立人民警察基金會，落實各項維權措施，理直氣壯地維護民警的合法權益，做民警堅強后盾。其次是集體安排休假，保護民警的身心健康。由于公安職業的特殊性，廣大民警長期與違法犯罪打交道，長期處于高度緊張狀態，加之長期超負荷工作，得不到正常的學習和休息，各級組織要妥善安排民警的休假，以保持隊伍旺盛的斗志和戰斗力。再次是想方設法安排好民警家屬和孩子的就業問題，解決后顧之憂。第四要提高民警的經濟待遇，最大限度地調動積極性。特別是民警的崗位津貼，多年來一直低于政法系統的其它單位。作為執法部門第一線的公安民警，出生入死，忍辱負重，默默無聞地工作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把崗位津貼的標準提高到同政法系統其他部門的同一標準之內，應該是比較合理的。認真解決民警個人理想前途和生活待遇中的問題，使“從優待警”工程真正在具體行動上得以落實，使民警從自己切身利益上真正感受到組織的溫暖，從而激發其工作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公安隊伍才能成為一個堅強有力的整體。

第五、注重抓好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的思想作風建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 召力。

在加強和改進公安思想政治工作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就是優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外部環境，創造有利的和良好的風氣。作為公安機關的領導班子和領導者個人“喊破嗓子，不如作出樣子”，要求民警做到的，自己必須首先做到，帶頭學習，牢記宗旨，堅決抵制和反對各種消極腐敗現象。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帶動和影響廣大民警，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說服力。古人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加強公安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須強調領導的表率作用。當前，各級領導要特別注意處理好以下幾方面的關系：一是要處處以身作則，為部屬作表率；二是必須明確民警在人格上、政治上與領導者是平等的，領導心中要有“群眾是真正的英雄”的觀點；三是對民警要寬容，要滿腔熱情地關心、支持和幫助他們做好工作，負起領路與教導的責任；四是處事要公道正派。對領導者來講，所有民警都是同志不能有親有疏，要公平對待，一視同仁；五是禮賢下士，廣納良言。工作和表率作用處理的好，就會有利于加強感情交流，密切領導與民警的關系，發揮群眾效應，同時也將會豐富領導工作內容，促進本單位工作的落實。

第六、著力構建“大政工”工作格局，充分發揮團隊精神。

政工部門是開展思想政治工作的組織保證，政工干部是開展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骨干和主力，積極發揮政工部門的職能作用，是新時期加強和改進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環節和組織保證。但是，公安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光靠政工部門和政工干部“孤身作戰”，而要依靠多方面力量的“協同作戰”，由于公安工作的特殊性，建立大政工工作格局勢在必行。建立“大政工”的總的思路是：在各級公安機關黨委的領導下，以黨支部為基礎，以政工干部為骨干，各部門各負其責，各級領導認真負責，全體民警廣泛參與，形成體現公安特點、符合實戰需要，網絡健全、制度完備、運作規范、權威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格局。其具體辦法是：一是在認識上要提高，二是在職責上有分工，三是制度要落實，四是要按照標準選好政工干部，五要轉變工作作風。

人民警察是黨絕對領導下的武裝力量，全州各級公安機關一定要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正確處理好公安內部關系，切實把思想政治工作這一手硬起來。特別是在國際戰略格局發生深刻變化，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處在重大變革時期，社會治安狀況復雜、暴力犯罪突出的情況下，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非常重要。總之，新形勢下的公安思想政治工作，必須堅持“以人為本”，要充分體現尊重人、理解人、激勵人的原則，始終堅持解決思想問題與解決實際問題相結合，既講道理，又辦實事，真正實現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

政治小論文:關于構建政治教學體系的幾點思考

這些年來,我們一直是在倡導創新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后,“自主創新”又被提上了新的高度與日程。教育教學陣地亦當“常創常新”,“教學有法,教無定法,貴在得法”,強調的更多的是教育教學方法、手段的問題,談的是教育教學形式。在內容上如何突破呢?在這里,本人想就教育教學內容,結合政治科目實際特點談談構建政治教學體系的幾點思考與看法。

一、體系的困惑

當我們談論體系問題時,首先要區分三類體系。一是,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的體系(包括列寧、、鄧小平等的發展),我們把這稱之為“本義體系”;二是,專業工作者對馬克思、恩格斯等所創立的體系進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我們把這稱之為“研究體系”;三是,為了進行教育教學而編寫的教科書(盡管這里面也包含著研究,但不同于第二類),我們把這稱之為“教材體系”。

這本來就使我們在教學中不斷地感受到“體系的困惑”,偏偏又出現了一個任何教師都不敢輕視的“考綱體系”。這樣,我們就自然而然想到了教師的“教學體系”問題。

現在,由于《課程標準》規定的原因,教師不便在教學中另有大的設想,更由于考試的原因,有的教師根本不敢去構建自己的“教學體系”。甚至為了對付高考,有的教師就按上一年的高考說明的體系簡單進行教學,這就有點遺憾了。

目前,國家已經明確提出,要“試行國家課程、地方課程和學校課程”。當然,思想政治課怎樣貫徹這一要求,可能更需要試行,需要過程。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更應該總結經驗,積極思考,結合自身與學生實際摸索與構建自己的“教學體系”。事實上,有的教師已經這樣做了,他們雖然不便或不敢對“教材體系”作大的調整,但小的調整還是有的。

二、構建教學體系的必要性

1、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首先,意識能夠正確地反映客觀事物,但不等于人們的意識都是一樣的。我們可能只是一名普通的政治教師,不是專業研究人員。但在緊張的工作閑暇,是完全有可能抽出時間來閱讀馬克思、恩格斯等的經典著作的,在有關問題上(例如教材上的某一理論)也是有可能思考出自己的“研究體系”的,從而有利于形成自己的教學體系。

再有,教材雖然是按照《課程標準》編寫的,但也不過是編者的一種理解,也未必一定是最合適的。我們在教學中,不僅有必要在教學方式、方法和手段等方面有所創新,在體系敘述上也可以創新。對教學內容不僅可以作小的調整,也可以做大的調整。

2、教材本身存在局限性

教材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滯后性、專一性與普遍性等方面。

首先談談教材滯后性問題。由于一定條件的限制,每一時期的人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總是有限的,而且即使是正確的認識也不是隨時隨地都是正確與合理的。相對而言,政治教材的時代性更強。因此,在教學中我們總不免會遇到這樣的一些問題:一是,某些理論觀點的提法已有變化,但教材未能及時作出相應調整;二是,教材所選取的材料也有一個新舊沖突或更新的問題;三是,相關的改革尤其是高考的改革也有可能使教材在某些方面顯出老態。

其次是教材具有專一性特點,它一般只能在一定的框節范圍內闡述某一知識點,這就必然會使它難以兼顧前后左右。因此,在邏輯性與系統性上可能會有所缺陷。

再次是教材具有普遍性的特點,它絕對不是只針對某一局部地區或某一部分學生而編寫的。在面對不同地區與特殊的群體時,它可能就不一定是最適合的了。

3、是體現教師個性的要求

相對而言,我們一些經驗豐富或是教學年齡較久的教師,對于教材已是爛熟于心,在課堂教學上,已不僅僅是不會照本宣科的問題了,而是有自己獨特的教學見解了。在今天推行研究性教學的背景下,教師的教學模式當然很受學生注意,但學生其實更重視教師對教材內容的把握與遷移。實踐經驗告訴我們,一位能獨立而又合理構建自己“教學體系”的教師,在學生心目中是很有個性的教師,學生也是很歡迎這樣的教師的。

4、也是適應高考的需要

雖然我們不提倡“應試教育”,但客觀的事實又迫使每一個政治教師不可能不緊隨高考指揮棒轉。“考綱體系”無疑是有其存在合理性的,誰也不能、不會視而不見。因此,問題在于是否能完全“亦步亦趨”,是否能有效率地組織教學,是否能適應學生實際情況?要提高課堂教學效果,除了簡單的參考一些教學資料外,是一定要構建自己的“教學體系“的,也只有這樣才能更有利于學生把握教材知識,從而提高學生適應考試的要求。

三、構建教學體系須注意的問題

1、方向性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的實踐活動是客觀的物質性活動,是在一定意識指導下的有目的的活動。”“為什么教?”“教什么?”等是教學活動初始時就須心知肚明的,也只有“有的放矢,”方有可能保證教學的良好功效。

本人所理解與把握及注重的方向性主要在于以下幾方面:第一,要明確與順應整個教育體制改革尤其是高考改革趨勢,“面向高考又不全為高考”,“追求升學率,而不片面追求升學率”,做推行素質教育的小卒。第二,充分了解與熟悉教材、教學大綱與考試說明等,對于高考所考查的知識范圍與能力要求等要爛記于心,同時要注意及時關注與把握相關的高考信息。第三,要較全面、準確摸清自己所教班級學生水平層次差異,盡可能“因人而異”,“因材施教”,面向全體學生,關注“兩頭”,突出“中間”。

2、邏輯性

任何科學理論都是把真理性的認識系統化,按一定的邏輯構成的體系。“學生的學需要教師的教,教師的教是為了不教”。培養與提高學生邏輯思維能力與自學能力,是教師教學的重要目標之一。在實際教學中經常發現學生不能明確與把握前后左右教學內容的內在邏輯聯系。也就是說,雖有許多“散錢”卻沒有能找到一“麻繩”把它們有機地串聯起來;而且在他們的答題過程中也常表現為思路不清,邏輯混亂,“散文”聯想式答題,“腳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而到頭來是“形神俱散”,事倍功半,“竹籃打水一場空”。注重邏輯性,“水到渠成”,有利于舉一反三,觸類旁通。如《經濟常識》教學內容有相當一部分可按“是什么?為什么?怎么樣?”邏輯性講述,比較典型的有“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分配制度”等框節內容;《 哲學常識》教材內容有許多內容是可采取“三點式”(原理方法論實際問題分析)進行教學的;〈〈政治常識〉〉教材內容基本上可遵循“一般特殊”思路講述。當然,具體的邏輯線索也是有其特殊性的,是豐富多彩的。因此,問題不在于有沒有邏輯這“麻繩”,關鍵在于找什么樣的“麻繩”,最能被學生接受與掌握。

3、系統性

“掌握知識之間的內在聯系”是政治學科考生應具備的一種中等層次能力,這是自1999年《考試說明》對政治科新增加的一項能力要求,也是高考政治科命題由“以知識立意向以能力立意為主轉變”的主要表現之一。

高考政治命題通過設置新材料、新情景和新問題,把一個新的意境呈現在考生面前,這種新的意境從學科知識的角度分析,可以看出它涉及多方面的知識,具有一定的綜合性,要全面地和完整地把握意境中涉及問題的來龍去脈、前因后果,就必須掌握知識之間的內在聯系。因此,在構建“教學體系”時,注重知識的系統性相當重要。

需引起注意的是,前高考政治命題處處長蔣超同志曾在湖南的一次政治年會上講過這樣一個比喻:反對挖井,但要挖坑,坑要廣。在當前,政治科高考已不再注重考查知識的覆蓋面,更重“主干知識”的考查,因此在構建“教學體系”時,一定要慎重處理“深度”與“廣度”的問題,要真正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

4、常識性

我們只能在常識的水平上進行最基本的理論教育。一定要因人而異、因材施教,不能搞成人化教育,更不能故弄玄虛,使學生如“何仙姑回娘家——云里來霧里去”。總之,把自己對“本義體系”的研究和現行“教材體系”、“考綱體系”的思考有機結合起來構建自己的“教學體系”,可能是我們對“體系問題”困惑的積極回應。這樣做無疑是困難的,但也不是做不到的!

政治小論文:政治禮度下的審美訴求

摘要:在董仲舒思想中,審美是鞏固漢帝國政治制度的一種手段。這意味著董仲舒美學思想的核心問題不再是美和丑的審美判斷的問題,而是政治生活的正當與否的問題。對董仲舒美學思想的評價應該擺脫審美和現實的二元對立的標準,以更寬廣的視野注意董仲舒在美學史上的重要性。

關鍵詞:審美; 政治制度; 董仲舒

董仲舒在賢良對策中說:“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其所守。”[1]董仲舒希望建立法度明確的社會,使民知其所從。那么,在這種充滿制度感的大一統政治理念中,什么構成了董仲舒美學思想的核心問題?

一

漢初幾十年,一切法制都沿襲秦之舊制,因此漢室初時并無自己的制度文物。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公羊學家大談“改制更化”,正是要在制度文物的確立上證明漢室受命于天的合法性。因此,董仲舒是先從制度文物的確立來證成儒家成圣的理念的,這一觀點延續了荀子隆“禮”和公羊學重“治”的思路,而與唐代韓愈的道統觀殊異。

董仲舒的愿望是建立一套穩固的政治制度,通過制度使各種權力得到安置和平衡,使社會秩序得到有效的保障,因此在《春秋繁露》中,我們可以看到董仲舒對各種“制度”的強調,比如在《服制》篇中他說:“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畜產人徒有數,舟車甲器有禁。”[2]就是說,飲食、衣服、房屋、家畜、仆役、車船、器具等等都要有一定的規格制度,不可違背;在《三代改制質文》中他說:“順數五而相復,禮樂各以其法,象其宜;順數四而相復,咸作國號,遷宮邑,易官名,制禮作樂。”[2]就是說,要按照五行的法則制定適宜的禮樂,要按照商、夏、質、文的順序訂立國號、遷徙都城、改變官名、制作禮樂;在《官制象天》中他說:“吾聞圣王所取儀,法天之大經,三起而成,四轉而終,官制亦然者,此其儀與?”[2]就是說,官制應當效法天數,使兩者一一對應起來;在《度制》篇中他說:“故明圣者象天所為,為制度,使諸有大奉祿亦皆不得兼小利,與民爭利業,乃天理也。”[2]董仲舒在這里說明解決貧富差距問題的方法在于制作一套制度;《爵國》一篇則繼續論述了官制、軍制和井田制。從上述內容來看,董仲舒要把漢代的禮樂文化、政治文化、軍事文化乃至日常生活中的諸多事宜都形成一定的規章制度,以獲得統一、穩固的社會秩序。

何為制?董仲舒說:“器從名、地從主人之謂制。權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逾閑者,謂正經。”[2]所謂“制”,在董仲舒看來就是事物要合乎其名份,因此每一事物都有其“可以然之域”和“不可以然之域”。他所構想的制度社會雖然不否認權變,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權變之端,逾越了這一權變的界限則被視為“反經”的異端。德國學者海因里希·邁爾認為,在政治領域中:“關于‘什么是正確的’的爭論乃是根本的爭論,‘我應如何生活?’乃是人的首要問題。”[3]這一看法同樣適用于董仲舒的政治思想,董仲舒希望建立法度可明的社會,正是為了在社會范圍內確立“什么是正確的”以及“應如何生活”。

海因里希·邁爾在闡述哲學的政治轉向時說:“哲學的期待和哲人的判斷本身也應該受到檢查,這不得不在與政治的對峙中方可實施。諸如‘崇高’、‘高尚’或者‘美’的觀念,雖然屬于哲學領域,但對它們的哲學探究,必須得考慮到它們對哲人居于其中但卻力圖超越之的政治共同體里的政治、道德和宗教意見的依賴。”[4]正是在此前提下,我們思考董仲舒美學思想的核心問題,因為審美活動在他構想的政治禮度中需要接受“正經”與“反經”、“可以然”與“不可以然”的檢查,因此脫離政治禮度所設的可以然之域就無法真正觸摸董仲舒美學思想的核心問題。

二

如上所述,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公羊學以建立漢代的制度文物為主要目的。大體說來,董仲舒所構想的漢代政制主要以天人感應的形上依據、性未善的人性依據和經學詮釋的儒典依據為其根據。這三個方面實際上構成了董仲舒美學思想的“可以然之域”,細加探討將有助于我們進一步理解董仲舒美學思想的核心問題。

首先,天人感應的形上依據。董仲舒確立了君權神授的原則,他認為王者所受命之天帶有人格神的意味,如《春秋繁露·郊語》篇說:“天者,百神之大君也。”[2]但為了防止君權過度膨脹,他也吸收了災異遣告的思想,《春秋繁露·同類相動》云:“故氣同則會,聲比則應,其驗皦然也。試調琴瑟而錯之,鼓其宮則他宮應之,鼓其商而他商應之,五音比而自鳴,非有神,其數然也。……帝王之將興也,其美祥亦先見;其將亡也,妖孽亦先見,物故以類相召也。……美惡皆有從來,以為命,莫知其處所。”[2]董仲舒吸收災異遣告的思想主要是為了借助自然界中出現的災異事件對權力起到制衡的作用,使天子能有所畏懼而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但是,這種思想主要是一種同類相動的自然主義思想,這就和他強調君權神授的天命觀有了矛盾。一方面,他要為社會確立人為的規則和制度;另一方面,他又希望證明這種人為的設計是符合自然的。所以,在談到琴瑟自鳴的現象時,他認為這是“非有神,其數然也”,這是同類相動的自然原理;但很快他又把這種原理運用到了社會現象上面,認為“帝王之將興也,其美祥亦先見;其將亡也,妖孽亦先見”。但帝王之所以能興起,關鍵的是他能夠施行仁德。這樣,一個原本是解答自然現象可能性的問題就變成了關于人的行為的價值判斷的問題。

董仲舒關于美的看法同樣有這種矛盾。在《春秋繁露·天地之行》那里董仲舒說:“天地之行美也。”[2]《循天之道》篇也說:“然則天地之美惡,在兩和之處,二中之所來歸而遂其為也。”[2]這里他是用陰陽五行的自然原理解釋天地之美。然而,在《官制象天》中他說:“天以四時之選與十二節相和而成歲,王以四位之選與十二相砥礪而致極,道必極于其所至,然后能得天地之美也。”[2]董仲舒所說的天地之美在這里就變成了社會人事的和諧有序。自然主義的天地之美本無所謂正確與否的問題,因為自然的運行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但在社會人事的天地之美中就有了正確與否的問題,因為人的行為是可以進行價值判斷的。可見,正是因為董仲舒把審美活動引入了政治制度領域,它才有了審美的合法性的問題,對于董仲舒而言,合乎“正經”的美是那種能夠嵌入漢帝國的制度設計并保證這一制度合理運作的美。 其次,性未善的人性依據。性善、性惡在孟子和荀子那里有了明確區分。孟子認為人之于善,猶水之就下,乃人的本性。但是,孟子把向善歸之于人的本性卻有可能使人失去外在的約束力,因為既然于本性上說人人皆是堯舜,那么只要由著自身的本性而行,所為就是仁義之事,外在的禮樂教化就形同虛設了。這一理論為荀子所不能接受,他認為人性本惡,而禮、義則是后天學習中掌握的,因此,“無偽則性不能自美”。[5]

董仲舒在這個問題上吸收了孟子和荀子的看法。他說:“性如繭如卵,卵待覆而為雛,繭待繅而為絲,性待教而為善。此之謂真天。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于是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2]董仲舒認為沒有天生的善,只有天生的善質,善質經過王道教化之后才能成為善,“循三

綱五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2]董仲舒和荀子一樣把善的實現放在社會制度的建設中,因此,不存在不需后天修飾的純粹的美,他說:“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1]與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論相比,董仲舒顯然更強調審美活動必須落實在社會制度的層面。

第三,經學詮釋的儒典依據。董仲舒所要建立的理想社會是以天意為其核心的,但天意難曉,必需要有法典性的文獻為實際的政治實踐提供憑據。董仲舒說:“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圣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于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1]董仲舒這里用《春秋》的記載來為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提供依據,并進而推出玉不瑑而不成文章的美學原則。這說明,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儒家經典的支持構成了審美活動的合法性依據之一。

以上三者構成了董仲舒美學思想的“可以然之域”,脫離這幾個前提條件的審美活動是不被董仲舒所構建的大一統帝國所允許的。因此,董仲舒的美學思想帶有強烈的規范生活的意味,這種傾向在他的禮樂美學思想中最為明顯。

在關于禮樂的論述中,董仲舒頗為強調禮和樂的制作順序,他說:“制為應天改之,樂為應人作之。彼之所授命者,必民之所同樂也。是故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于終,所以見天功也。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為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虛作樂。”[2]董氏認為作樂必須在改制之后,天下制度未備,王者是不隨便制作音樂的。這一觀點所隱含的深刻意義需要在和孟子、荀子的禮樂觀相比較之后才能比較清晰的體現出來。荀子關于禮樂的看法最重要的就是“樂合同,禮別異”,[5]即禮的社會作用在于區分,而音樂的社會作用在于整合。我們要注意把荀子所說的“樂合同”與孟子說的“與民同樂”區分開來。孟子的“與民同樂”雖然也是強調音樂的整合功能,但孟子主張人人皆可為堯舜,這就暗示著“與民同樂”的社會最終可能取消等級的存在。但是,荀子卻非常強調社會的等級區分,因此,他說的“樂合同”是以“禮別異”為前提條件的,即音樂的整合功能必須建立在社會群體的等級區分基礎上,“樂合同”發揮的整合功能不但不是取消社會的等級區分,反而是要使社會群體更樂于接受這一等級區分。董仲舒的禮樂觀顯然更接近荀子,他認為社會制度周全時才需要制作音樂,這樣音樂就可以發揮“和政興德”的作用了。可見,董仲舒把荀子注重社會區分的禮樂觀又向前推進一步,他提出先禮后樂的看法進一步從制度層面保證了音樂對大一統王國的鞏固。

從董仲舒關于文采服制的觀點可以更清晰地發現他是以政治制度作為審美的前提的。他說:“凡衣裳之生也,為蓋形暖身也。然而染五采、飾文章者,非以為益肌膚血氣之情也,將以貴貴尊賢,而明別上下之倫,使教亟行,使化易成,為治為之也。若去其度制,使人人從其欲,快其意,以逐無窮,是大亂人倫,而靡斯財用也。失文采所遂生之意矣。上下之倫不別,其勢不能相治,故苦亂也;嗜欲之物無限,其數不能相足,故苦貧也。今欲以亂為治,以貧為富,非反之制度不可。”[2]董仲舒認為審美是為了更好地辨明上下等級秩序,這才是“文采所遂生之意”,因此,要使禍亂得到治理,非得恢復制度不可。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發現,審美能力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并非簡單的個體技能或情性的體現,而是一種社會規范力量。在董仲舒構想的帝國等級制度中,那些能夠辨明上下人倫的審美活動(“染五采、飾文章”)被指定為合法的(“文采所遂生之意”);而那些不能辨別上下之倫的審美現象則被斥為人心之“欲”。

三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知,董仲舒美學思想的核心問題已經不再是美和丑的審美判斷的問題,而是政治生活的正當與否的問題。董仲舒有很豐富的美學思想,但關鍵的是在他那里審美并沒有獨立性,審美要依附于整個帝國的政治制度的建構,成為指導、規范人們生活的標準。這點和希臘柏拉圖的美學思想十分相似,在《理想國》中,柏拉圖借蘇格拉底說:“荷馬確是最高明的詩人和第一個悲劇家。但是你自己應當知道,實際上我們是只許可歌頌神明的贊美好人的頌詩進入我們城邦的。如果你越過了這個界限,放進了甜蜜的抒情詩和史詩,那時快樂和痛苦就要代替公認為至善之道的法律和理性原則成為你們的統治者了。”[6]這就說明,出于政治制度的考慮,詩歌此時已經有了劃分:對城邦有益的詩歌和對城邦有害的詩歌。這種劃分并不在于詩歌本身的審美價值,而在于它是否從屬于蘇格拉底所設定的良好政治。按照他的看法,荷馬并不能為城邦居民提供“正確”的知識和良善的生活。柏拉圖顯然沒有考慮詩藝本身的獨立價值問題,對于一種獨立于政治的詩藝而言,美和丑的審美判斷或許才是其根本的問題,但出于政治制度的考慮,詩歌就有了好壞之分。

由此可見,董仲舒將儒家重政教的美學思想發揮到了極端,甚至將一些美學原則形成了規范性的制度。正是出于這樣的考慮,董仲舒在大多時候忽視了一些重要的審美規律,比如他只看到音樂有“和政興德”的作用,只看到衣裳服飾有辨別人倫的作用,卻把音樂和服飾“益肌膚血氣之情”的作用看成是“欲”。或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董仲舒在中國美學史上一直是個被人忽視的邊緣性人物,因為在董仲舒那里我們找不到太多重視審美自身規律的思想,審美在他那里首先是作為鞏固帝國統一的工具而存在的。那么,該如何理解董仲舒在美學史上的位置?如果僅從審美自律的觀點出發,董仲舒的美學思想確實太過功利,這也是我們現在大多數人的看法。董仲舒的美學思想重社會、重制度、重現實、重目的,與我們一般理解的審美重個人、重個性、重理想、重情感有著很不一樣的面貌。在后者看來,董仲舒并沒有正視審美自身的獨立性。但問題在于,審美是否有絕對的獨立性,即審美是否能夠真正脫離特定的政治、經濟和歷史文化背景而成為超歷史超現實的標準?從18世紀以來,審美無功利的觀點已經在美學領域占了主導的地位,這容易讓人在審美和無功利之間劃上等號,把無功利視為審美自身的規定性,并最終以二元對立的視角看待審美和現實。這種觀點的極端表達就是把審美看成一個獨立自足的世界,看成是和現實世界相對立的理想境域。這種觀點一經形成,便具有了某種霸權的意味,那些注重現實功利性的美學觀念被視為拙劣的、未觸及審美本質特征的觀念,而那些注重審美自律的美學觀念則被視為重要的、抓住審美本質的觀念。美學史的寫作在很多時候就是按照這種期待視野而編排的。

總之,審美現象本身就是在歷史和社會現實中產生的,因而并不存在一個超歷史和超社會現實的標準。審美始終是和特定的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糾結在一起的,它并不具備絕對的獨立性。這就是說,我們要擺脫那種審美和現實的二元對立的觀念,以一種更寬廣的視野看待審美現象。無功利性和功利性實際上都是審美的特征,就像一個硬幣的兩面,二者只有偏重,而不能偏無,兩者的結合才形成了現實世界中的審美現象。以這種視野審視董仲舒的美學思想,我們就能重新發現董仲舒在美學史上的重要意義,正如極端強調審美自律性的美學家一樣,董仲舒從另外一個極端論述了審美的價值和限度,只有將兩者結合起來才能對中國美學有一個全面的理解。

政治小論文:國際政治學主流學派的國際民主邏輯

在國際政治學中,“民主”仍然是一個新課題,但隨著實踐中國際間交往的大發展,國際民主的訴求日漸高漲。理論上,各主流學派對國際民主少有論證,但我們卻不難發現其對國際民主“潛藏”的態度、訴求與“價值偏好”。本文旨在對國際民主進行學理層面的探討,并不著重研究實踐中的所謂“程序民主”問題。事實上,由于缺乏統一的主權上位,相對完善的程序層面的國際民主還很不成熟,它更多的是以民主價值“片段”的形式滲透在具體的國際事務和交往中。因此,本文將國際民主定義為一系列符合民主基本規范的價值原則,是一種“社會事實”或“社會存在”。相較于國內民主,國際民主的內涵與外延都更加豐富、寬泛。主權國家、非國家行為體、個人都是國際民主的價值載體,主權的獨立與平等、國家間的合作與妥協、非國家行為體的參與和協調以及人的基本權利等都可以看作是國際民主的價值體現。

一、自由主義邏輯與國際民主

國際政治學發軔于自由主義,但其最興盛的學派是現實主義。盡管越來越受到挑戰,但可以說直到今天,現實主義依然保有其“超主流學派”的地位。對人性的悲觀、對權力的爭奪、對相對利益的追逐、歷史的循環論判斷是現實主義堅硬的理論內核。分析其理論邏輯,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判斷:現實主義否認國際民主的存在。作為“超主流學派”的現實主義是國際政治理論中、特別是現實中的主導話語,以至于在英語國家中流行“權力政治乃口語中的國際政治”的說法。[1]但要更全面理解國際政治、更準確地研究國際民主問題,我們還需要看看硬幣的另一面。

與現實主義不同,自由主義對國際民主持樂觀的態度,從自由主義的基本理論以及其中各主要派別的思想中我們不難看出這一點。

和平是國際政治學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也是國際民主的基本前提,可以說自由主義對國際和平以及對國際體系持續進步性的信心從來沒有動搖過,相互依賴自由主義、制度自由主義、共和自由主義從不同的角度(經濟、制度、政體)進行研究,對于國際和平得出了殊途同歸的結論。實際上,各派別在理論上對國際民主問題也都給出了自己的證明,只不過沒有明確提及而已。相互依賴理論對權力(非對稱相互依賴產生權力)的重新發現,使人們能夠重新認識國際政治中的權力關系,小國(在某種情況下)亦可以形成對大國的權力優勢,大國與小國之間在獲得權力優勢的機會上的相對平等得到了初步證明。全球化時代,“復合相互依賴”模型的提出更是全面否定了現實主義的基本假設,說明了在存在多元行為主體的世界中,經濟等“低級政治”領域的國際互動越來越重要,軍事的作用正在不斷地減弱,各種非主權行為主體(政府間國際組織、非政府間國際組織、跨國公司等)的治理作用日益凸顯,世界事務中,更加廣泛的參與和協調成為可能。“復合相互依賴”進一步弱化了現實主義權力、等級的話語,彰顯了國際民主中平等、協調、參與的重要意義。[2]制度自由主義發現了無政府體系中的“市場失靈”現象,國家之間無法達成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信息不對稱造成的,并非由于現實主義所謂的國家對相對收益的計較和對權力的欲望。而國際制度能夠幫助國家解決這種由于信息缺失造成的困境,使各國之間互動的交易成本降低,讓國際合作成為可能。相互聯結的制度網絡能夠有效地制約國家特別是大國的“犯規行為”,實際上起到了保障中小國家權利的作用。共和自由主義最直接地探討了民主問題,民主和平論集中地代表了其理論研究成果。盡管民主和平論著重于討論國內民主體制與國際和平的問題,但其對民主的信仰、對民主價值的闡釋卻同樣適用于國際領域。民主和平研究存在三個分析層次:單向國家層次(monadic)、雙向互動層次(dyadic)和國際體系層次(systemic)。單向國家層次主要研究民主政體是否更具有和平性質;雙向互動層次主要專注于文化層面的研究,認為民主國家比專制國家更容易滿足現狀;國際體系層次的研究是最新的發展,理論邏輯尚不清晰,但全球層次的民主與體系沖突之間的關系是其研究的基本問題。[3]雖然民主和平論是關于民主政體與國際和平之間關系的還原主義研究,但它認為國家內部民主的政治文化、行事原則、思考邏輯會不斷地滲透到體系層次中去,并通過國家之間的交往不斷地內化于其中。

另外,自由主義開始逐步認識到“學習”的重要性,“國際機制之所以改變,不是因為國家所宣稱的客觀利益發生了轉移,或是由于權力分配的更動,亦非政府面臨的制度化條件發生了改變,而是由于人們利益觀念的改變——即由于行為者的學習所造成的。”[4]通過“學習”,國家能夠對協調、合作等國際民主價值形成比較明確的認知,營造更加濃厚的國際民主環境。然而,自由主義所說的“學習”只是溫特所謂的“簡單的因果作用”。要發現國際社會的變化,更全面地看待國際民主的現在與未來,我們還需要建構主義的幫忙。

二、建構主義邏輯與國際民主

在建構主義的理論中,“觀念”具有第一性,這樣,“人”的位置就被極大地凸顯了出來。在有人生存的世界上,不僅物質層面深深地印上了人類活動的烙印,而且整個世界也因人的存在而有“意義”,這并不是否定物質的客觀實在性,但是,如果形容物質世界是一張“黑白素描畫”的話,那么,正是觀念、文化為它涂上了“油彩”。在溫特的主流建構主義理論中,“國家也是人”,諸個人的共有知識或者說文化再造了國家作為“法人”或“團體自我”的觀念,因此,國家某種意義上也帶有身份、利益、意圖等人的特征。[5]在建構主義的世界中,人和國家不再是主流理論(理性主義主流理論)所描述的物質的傀儡,而是自己行為的主人;物欲“橫行”的世界是決定論意義的,而觀念的意義是給人們帶來了變革的希望。現實主義看不到變化的可能,它認為“過去如此,將來也是如此”,這樣,現實主義研究的就不再是真實的“規律”,而是在推導一套“應然”的結論。溫特在說明“我們今天認為是國際政治‘常識’的內容”時寫道:“某種類型的國家是國際體系中的主導行為體,這些行為體是利己的個體,因此國際體系部分地是一個自助體系;但是國家也相互承認主權,所以國家之間是競爭對手,不是敵人,國家有維持現狀的趨向,這使他們約束自己的行為,在受到外來威脅時尋求合作,因此體系部分地也是一個助人體系,這與霍布斯面臨滅頂之災式的自助邏輯有著根本不同。”[6]在建構主義論證中,我們看到了一幅國際民主發展的圖景,各國從相互廝殺的恐懼中認識到了獨立、寬容、合作、互助等國際民主價值的重要性,在不斷的交往實踐中,民主文化規范能夠成為另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隨著交往頻度的提高、時間的持續,國際民主價值的內化程度也會增加,當越過溫特所謂的“傾斜點”時,國際民主文化則會有質的提升,國際民主的價值內涵也會顯得更加豐富、具體。

三、英國學派邏輯與國際民主

英國學派是國際政治學理論中最具“多元主義”特質的一個流派,在英國學派的理論中,我們能夠看到多種思想傳統對它的影響。馬丁·懷特總結出了國際理論研究的“3R”傳統(現實主義、理性主義、革命主義),他認為單靠三種傳統中的任何一種都不足以理解國際政治學,只有把這三種都一并用上才足以理解它。[7]英國學派盡力避免在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中間“選邊站隊”,而是辟出了一條“中間路線”。這并不是說英國學派是各流派之間妥協的產物或是一個不同理論的“大拼盤”,英國學派有其獨特的研究視角與領域,它把由國家組成的世界看作是一個“社會”, 我們從其論述中能夠感知英國學派對國際民主價值潛藏的態度。

與英國學派理論內涵的多元性相一致,其在國際民主問題上的態度也同樣呈現多元(矛盾或模糊)的特點。英國學派承認國際體系的特點是持續的無政府狀態,但它更愿意把國際體系看作是一個無政府社會,其中存在著把各自獨立的國家粘合成一個社會的各種共同價值,“秩序”與“正義”就是英國學派較為關注的兩個內容。赫德利·布爾認為,“國際秩序就是追求國家社會或國際社會的基本或主要目標的行為格局”,這些基本目標包括:維持國家體系和國際社會本身的生存;維護國家的獨立或外部主權;維護和平;限制暴力的使用;條約必須遵守;國家相互承認彼此的主權。[8]他認為國際社會一直存在于現代國際體系中,因為維系秩序的共同因素一直在起作用,包括:共同利益觀、規定行為模式的規則以及使這些規則發揮效力的主權國家。可以看出,英國學派認為國際制度(特別是宏觀的憲法性國際制度,如主權制度)、規則、共同利益能夠規約國家的行為并使國家尊重彼此的主權權利從而促進合作、達成協調(妥協)、規約戰爭、維護和平,這是秩序格局的基本要求;國家的獨立、自主等建立在秩序格局之上的目標更是體現了國際正義的價值要求。從這方面看國際民主作為一種價值規范與英國學派的理論內涵是相融的。然而,英國學派對秩序格局的維護還有另一層理解,即強調大國的責任與戰爭的作用。在英國學派看來,秩序具有本體論地位,它是國際社會的首要價值,是為實現國際社會的基本目標服務的,[9]大國之間的均勢以及均勢政策(包括戰爭),是國際社會追求秩序目標的重要制度或準制度。這樣,小國的主權權利與合法利益蕩然無存,強者統治的秩序不是將正義踩在腳下,就是披上了正義的外衣。在這里,英國學派接受了現實主義的邏輯,國際民主更是無從談起。這與前面分析的英國學派和國際民主的高度相融性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體現了英國學派矛盾、模糊的一面。對于秩序與正義關系這個根本問題,英國學派的早期觀點相對一致,大致都認為它們是對立統一的關系,但秩序在一般情況下或是在與正義相抵觸的情況下具有優先價值。然而從文森特開始,英國學派在涉及到人權的國際干涉問題上表現出與自由派國際主義合流的趨勢。[10]英國學派的一些新生代學者認為個人的權利、人際之間的平等具有更基礎的意義,世界正義應該優先于國際秩序,[11]這種思想在某種意義上顛覆了學派前輩對秩序與正義的理解。也許在這些新生論家看來,世界主義民主或超主權意義上的國際民主在價值排序上也應該高于國際政治民主,“人權高于主權”代表了這樣一種思考。應該說在英國學派內部就秩序與正義的關系并沒有達成一致,因此在此問題上引申出來的對國際民主的價值定位也比較曖昧和模糊。

四、國際民主:不同側重與共同呼聲

通過對國際政治學幾個主要學派理論邏輯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其對國際民主潛藏的態度(或反對、或支持),以及幾個學派對國際民主內含的基本價值的各自定位。

作為超主流學派的現實主義并不是國際政治學的“諦始者”,它是在戰爭(兩次世界大戰、冷戰)的大背景下,通過批判經典自由主義(理想主義)的烏托邦傾向而逐步在學界、政界、坊間獲得“當家”地位的。現實主義對人性的看衰、對權力的執迷、對相對利益的計較、對歷史的悲觀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由主義經過痛苦地轉型,破“繭”成蝶;而現實主義對“歷史經驗”的“洞見”在新的時代似乎正在轉變為應然的“說教”,現實主義固守著其“絕對的”真理作“繭”自縛。新的自由主義對現實主義的批判更加切中時代的“現實”,人類新的交往實踐證明了自由主義超越現實主義的時代“兼容性”,自由主義理論中暗含的國際民主的價值就是此種“兼容性”的明證。自由主義對現實主義針鋒相對的批判可謂切中要害,對權力政治以及相對利益的反對、對相互依賴事實的判斷、對多元行為主體的重視以及對制度作用的信仰彰顯了獨立、平等、協調、合作等國際民主價值。此外,自由主義的歷史觀(人類正走向和平、合作)也暗含了其對國際民主的信心。

回溯國際政治學的發展歷史,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的爭論以及后來的部分“趨同”構成了整個學科成長的“軸線”。某種意義上講,其他學派或理論正是比照著這條軸線,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審視這條軸線中存在的“缺失與弧度”,試圖提出自己的方案來“補充和修正”它。現實主義在世界政治問題上的消極看法與“偏執”,從積極的層面看,卻激發了其他學派的研究興趣。除現實主義外,國際政治學其他主要學派(自由主義、建構主義、英國學派)盡管在國際民主的多元價值中各有側重,但在理論上均顯現出了對“國際民主”的訴求與呼聲。但需要指出的是,各個學派內部也并非鐵板一塊,被宏觀的學派標簽掩蓋的是具體的分歧。

國際政治學的主要學派或是某一學派內部對國際民主亦存在著不同的判斷或期許。建構主義傾向于說明“觀念”對歷史的創造作用,建構主義語境下的國際民主是主權國家間的“國際關系民主”。自由主義相互依賴理論強調了非國家行為體(特別是國際組織)的作用,打破了國家壟斷國際事務的霸權,超主權國家意義上的國際民主初露端倪。而其后由羅伯特?基歐漢領銜的制度自由主義向現實主義基本假設的妥協使其又退回到了“國家中心主義”的窠臼,自由主義語境下的國際民主似乎也很難逃脫現實主義的“古老詛咒”。然而,新的現實催生了新的理論,新的理論對現實又有著規范性的期許,自由主義全球治理研究的興起“異化”出了更高形式的國際民主價值——多元、多層的行為主體載荷的國際民主。英國學派的國際社會被共有價值、共享文化“粘合”在一起,要獲得國際社會的成員資格就需要維護并追求“秩序”與“正義”的基本價值。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二者的排位模式,如果是“秩序大于正義”的排位,那么大國間的均勢、小國利益的犧牲以及戰爭的平衡作用就成為了第一考慮,這簡直是現實主義式的夢魘;如果是“秩序等于正義”的模式,則大國的“協調責任”得到強調,同時主權國家(特別是小國)的權利得到尊重,這是較為貼近晚近經驗現實的國際政治民主形式(價值);而在“正義大于秩序”的模式中,主權權利同樣受到重視,但秩序不能建立在主權對國內混亂、貧弱的掩蓋以及對國內“正義”的壓制的基礎之上,國際社會成員的“社會(國際)責任”以及公民個人的“天賦人權”被凸顯了出來。在全球化的今天,主權的合法性越來越來源于國家對內的權責與對外的擔當。主權制度的相對軟化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歷史大勢,弱化主權制度的國際民主需要得到肯定。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也看到了在不同的理論邏輯下各學派關于國際民主的“暗中較量”。在層次或外延上,各學派對國際民主的形式有訴求、有側重;在規范、內涵上,其在國際民主的多元價值上有重疊、有紛爭。重疊與訴求是各主流學派國際民主邏輯的“最大公約數”;側重與紛爭則源于各學派對現實世界的不同角度期許與領悟,但這些都傳達了同樣一個信息——對國際民主的共同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