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古典文獻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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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象與方法

1.1資料來源

研究資料為河南中醫學院1997年-2006年中醫內科學專業畢業生的碩士學位論文207篇。

1.2調查內容

調查的主要內容包括：學位類型、論文名稱、關鍵詞、論文類別、中醫經典引用、西醫知識運用、實驗動物選用、實驗方法應用、檢測指標、統計學方法選用、統計軟件應用、參考文獻。

1.3調查方法

按照調查內容設計《河南中醫學院中醫內科學專業碩士學位論文調查表》，組織已畢業留校的研究生進行專門培訓后，對每篇學位論文進行閱讀，按照調查表內容逐條歸類。所采集信息匯總后采用頻次法進行數據處理。

2調查情況

2.1學位類型、論文類別、實驗方法調查統計結果

需要說明的是這3項統計中學位類型分為醫學科學學位和臨床醫學專業學位；論文類別分為實驗研究與臨床研究；實驗方法由于醫學研究中具體實驗方法很多，比如血脂的檢測、肝功能的檢測、血細胞檢測、形態學觀察以及現代新技術放射免疫法、DNA檢測、白介素的測定等等統計非常難，但都可以歸類為定性和定量，定性指形態學、病理切片觀察、心電圖等為定性研究，定量指對某些檢測指標的測定，有量的概念，兩者都具備的為綜合研究。經統計處理，學位類型、論文類別、實驗方法調查統計情況見表1。

2.2引用中醫經典及西醫知識運用情況

由于中醫經典著作數量較多，因此研究生的學位論文在引用中醫古典醫籍方面相對來說也十分豐富，我們對引用頻次相對較高的中醫經典（8%以上）進行統計，見表2。

西醫知識運用相對集中，所列內容全部統計，具體統計結果見表3。

2.3實驗動物選用情況

從論文選用實驗動物來看，常見的有SD大鼠、Wistar大鼠、NIK大鼠、新西蘭兔，除此外還有豚鼠、狗等。

2.4學位論文參考文獻引用情況

參考文獻的引用是學位論文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判斷論文質量的重要指標之一。對碩士學位論文的引文進行分析，可以反映其研究起點和基礎，同時可以評價研究生的文獻資料檢索能力。顯示通過對中醫內科學專業207篇學位論文的調查分析顯示，引文數量不太均衡，平均每篇學位論文引用參考文獻在50篇左右。從引文語種上看主要集中在中文、英文、日文3種，比例分別為83%、16.7%、0.3%。

2.5實驗方法應用情況

從統計情況看1999年以前的學位論文在實驗研究中選用的檢測方法與指標較為單一，主要是常規項目如血常規、肝功能、血液流變學、形態學等檢測，所用設備多為光學顯微鏡、普通病理切片機、心電圖機、超聲波等。2000年后的研究方法逐漸豐富，免疫組化、細胞培養、基因檢測等先進的檢測技術與設備得到了應用。

2.6統計學方法應用情況

從統計結果看應用的最多的統計方法為t檢驗、方差分析，其他統計方法依次為u檢驗、χ2檢驗、秩和檢驗、Ridit分析等；從統計軟件的運用上看2001年前應用的統計軟件集中在SPSS8-SPSS10，較低的版本，2001年后統計軟件集中在SPSS10～13，這與軟件開發有關，功能增加，應用更先進。近年來也有部分采用SAS等軟件統計處理。

3結果分析

3.1中醫基礎理論知識扎實全面

調查的中醫內科專業碩士研究生論文引用了大量中醫古典醫籍文獻，反映了研究的廣度與深度，這與河南中醫學院加強研究生中醫古典醫籍的教學分不開。引用的古典醫籍主要為《黃帝內經》《丹溪心法》《景岳全書》《神農本草經》《金匱要略》《本草綱目》《醫林改錯》《傷寒論》等居多，其次《臨證指南醫案》《醫學心悟》《醫學衷中參西錄》《名醫別錄》《藥性論》《日華子本草》等也有較多引用，反映了我院研究生對中醫古典醫籍的重視程度。

3.2醫學知識進一步提高

研究結果顯示研究生的西醫知識隨著現代醫學科學的發展得到逐步提高，反映了研究生注重學習、吸收先進的科學技術方法，緊跟時代步伐。比如2000年前研究生的學位論文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藥理學、生物化學、病理學、生理學、免疫學的知識進行研究；2000年后隨著分子生物學、基因技術、免疫組化技術的出現，這些方法在學位論文中已得到廣泛應用。

3.3注重查閱外文文獻

引用參考文獻的語種分析，是對研究生外語程度和論文吸收國內外科研成果能力的判斷。研究結果顯示，近幾年研究生畢業論文引用外文文獻逐漸增多，這反映研究生能夠及時了解國外醫學科學的研究動態，并運用于自己的研究中，使中醫藥的科學研究減少或避免低水平的重復，而且能及時吸收國內外的最新研究成果，提高中醫藥的研究水平。

3.4注重臨床醫學科學研究

1998年我國對醫學學位類型進行了調整，臨床醫學研究生設置了醫學科學學位和醫學專業學位兩種類型。由于學位類型的不同其培養目標也不同，醫學專業學位主要是培養高級中醫藥臨床應用型人才，論文要求與科學學位也不盡相同。中醫內科學專業研究生的學位論文多為臨床研究，如證候學研究、中醫藥治療臨床研究等。從調查情況看研究生的臨床設計能力有了較大的提高，臨床研究方案的設計大多采用了隨機對照法，部分設計還采用了盲法。科研水平、論文質量得到了進一步的提高。

4結論與建議

4.1研究生的課程設置應不斷更新

研究生的中醫古典醫籍引用雖然很多，但在應用古典醫籍說明有關問題上有些牽強，闡述得不夠清晰。這可能與研究生對古典醫籍的理解不夠透徹有關，因此需要進一步培養研究生閱讀、理解、掌握古典醫籍的能力，體現在課程教學上應加強古典醫籍的教學。同時還要開設傳統哲學、語言學、文學等課程，加強對研究生人文素質的培養，提高研究生的人文素質和中醫文化底蘊。

4.2實驗設計應體現研究的科學性和先進性

保證實驗結果的準確、重復性的前提是科學合理的實驗設計。在本次調查的論文中存在一些實驗設計方案不合理的現象。比如臨床設計中病人的納入標準、排除標準不合理；對照組的選擇不科學；實驗因素選擇不合理；非實驗因素難以控制；盲法應用多數為單盲法，很少應用雙盲、多盲法。通過近幾年的努力，研究生的臨床科研設計能力已有顯著提高，這主要與我院在研究生中開設臨床科研設計方法相關課程有很大關系。今后應進一步深化研究生培養方案、課程體系等方面的改革，增加提高研究生綜合素質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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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中國古典文獻學，歷史文獻學，對比研究

 

一、文獻與文獻學

（一） “文獻”釋義

“文獻”二字聯成一詞，現存的典籍中，最早見于《論語·八佾》。該篇記載：“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1]何晏《論語集解》引東漢鄭玄注云：“獻，猶賢也。我不以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2]這里鄭玄以“文章”、“賢才”解釋“文獻”，其意義是比較明確的。南宋朱熹在《四書章句集注》中解釋《八佾》這段話說：“杞，夏之后。宋，殷之后。征，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圖書館，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3]朱熹的解釋表面看似與鄭玄的解釋相一致，但如果細細推敲，卻還是有所區別的，因為他這里所說的“獻”即“賢”,既可理解為“賢人”，也可理解為賢人的言行。清代劉寶楠在其《論語正義》中的解釋可是與鄭玄的解釋相一致，他說：“文謂典策，獻謂秉禮之賢士大夫。”[1]我們從這里可看到，賢才是指那些博學多識而又知禮儀規則的人。所以，對“獻”的解釋，更側重于強調它的知識層面上。我們的理解是，“獻”即“賢”，但“賢”真正所表達的是賢人的言行，他們通過傳授知識和自已的行為示范表達規定出禮儀規則。

最早以“文獻”名書的是宋元之際的馬端臨，他寫了一部關于歷代典章制度的著作，命名為《文獻通考》期刊網。他在《文獻通考·自敘》中解釋道：“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征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記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采而錄之，所謂獻也。”[4]在這里，馬端臨仍然把“文”與“獻”相對而言,其實區別僅在內容上，這里的“文”和“獻”皆是文字材料，“文”主要指歷代可信典籍，供客觀述事用，然而“獻”主要是指不太久遠的人物言論，可以作為主觀評價事物準則的記錄性材料。馬端臨對“文獻”的解釋與孔子所講的“文”和“獻”，只不過在范圍和表現形式上有所不同罷了。孔子所講的“文”包括敘事性的文字資料，所講的“獻”也涵蓋賢人對歷史和時事的評論。清代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也常使用“文獻”一詞圖書館，同樣是指文字材料。如在《方志立三書議》中，就有“方志不得擬于國史，以言乎守令之官，皆自吏部遷除，既已不世其家，即不得如侯封之自紀其元于書耳。其文獻之上備朝廷征取者，豈有異乎？”[5]的句子；在《州縣請立志科議》中，有“州縣既立志科，不患文獻之散逸矣”[5]的語句。

現今學術界對“文獻”的理解和使用顯得并不協調。如在中國學術史上第一部以“文獻學”名書的著者鄭鶴聲、鄭鶴春兩兄弟認為：“結集、翻譯、編纂諸端，謂之文，審訂、講習、印刻諸端，謂之獻。”[6]王欣夫說：“文獻指一切歷史性的材料。”[7]杜澤遜也稱：“文獻包含著所有歷史資料。”[8]王余光先生則認為：“‘文獻’指的是文字資料和言論資料。”[9] 張舜徽先生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認為：“‘文獻’既是一個舊名詞，自有它原來的含義和范圍。我們今天既要借用這一名詞，便不應拋棄它的含義而填入別的內容。近人卻把具有歷史價值的古跡、古物、模型、繪畫，概稱為歷史文獻，這便推廣了它的含義和范圍，和‘文獻’二字的原意是不相符合的。當然，古代實物上載有文字的，如龜甲、金石上面的刻辭，竹簡繒帛上面的文字，便是古代的書籍，是研究、整理歷史文獻的重要內容，必須加以重視。至于地下發現了遠古人類的頭蓋骨或牙齒，那是古生物學的研究范圍；在某一墓葬中出土了大批沒有文字的陶器、銅器、漆器等實物，有必要考明其形制、時代和手工藝的發展情況，那是古器物學的研究范圍。這些都是考古學家的職志，和文獻學自然是有區別的。”[10] 白壽彝先生認為：“今天我們所說的‘文獻’，主要是指有歷史意義的比較重要的書面材料。”[11]本人非常贊同張先生與白先生這種看法，這將有利于我們正確理解和把握“文獻”的含義和范圍。

《現代漢語詞典》對文獻的解釋是：“有歷史價值或參考價值的圖書資料。”當代《辭海》（1979年版）對文獻的解釋是：“專指具有歷史價值的圖書文物資料。”《中國大百科全書》把文獻定義為：“記錄有知識和信息的一切載體。”1983年頒布的中國國家標準《文獻著錄總則》（GB37921-83），把文獻界定為：“記錄有知識的一切載體。”這樣對 “文獻”的解釋，很明顯是當代人站在當代科學技術與信息化背景下對“文獻”含義的一種理解，概括性與普遍性更加明顯。

（二） “文獻學”界說

張舜徽先生說：“我國古代，無所謂文獻學，而有從事于研究、整理歷史文獻的學者”[10]。“文獻學”一詞始見于1920年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一文“全相望亦私淑宗義，言文獻學者宗焉”。而作為一門學問的名稱最早用“文獻學”命名的專著是鄭鶴聲、鄭鶴春的《中國文獻學概要》(1928年)，1930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該書在《例言》中說：“本編亦采其誼，結集、翻譯、編纂諸端圖書館，謂之文；審定、講習、印刻諸端謂之獻。敘而述之，故曰文獻學。”[6]二鄭重在探討文獻的形成及傳播、流傳的全過程，對文獻學學科有開創之功。1982年，張舜徽先生的《中國文獻學》出版，成為我國文獻學領域的奠基性著作。該書論述了文獻學的基本要求和任務，作了這樣的表述：“對那些保存下來了的和已經發現了的圖書、資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簡、帛書)，進行整理、編纂、注釋工作，使雜亂的資料條理化、系統化；古奧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進一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條別源流、甑論得失，替研究工作者們提供方便、節省時間，在研究、整理歷史文獻方面，作出有益的貢獻，這是文獻學的基本要求和任務。”[10]從張先生這席話里，我們概括文獻學的內容為：一曰整序化；二曰通俗化。這實際上是對中國古代文獻學問的概括。

20世紀以來，隨著現代圖書館學、圖書情報學的產生與興起，現代文獻學的提法開始流行，圖書館學、圖書情報學界學者紛紛加入文獻學研究行列，特別是1992年國家標準《學科分類與代碼》（GB/T13745-92），將“文獻學”列入從屬于一級學科“圖書館、情報與文獻學”的二級學科之后，一些學者試圖將文獻學（傳統文獻學的簡稱）與現代文獻學糅合在一起，建立一個統一的概念期刊網。其實這是對文獻學與現代文獻學界限的混淆。現代文獻學主旨是收集、典藏、分類、檢索、傳播、利用圖書資料中的學術內容，最大限度地提供給讀者利用為終極目標。文獻學以文獻文本形態為研究對象，以文獻文本的整理研究為目標，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為宗旨[12]。

二、 中國古典文獻學

中國古典文獻學是綜合運用版本、校勘、目錄、注釋、考證、辨偽、輯佚、編纂、檢索等方面的理論與方法，科學地分析、整理、研究中國古代文獻，進而探討古代文獻的產生、分布、交流和利用的規律，并總結對古代文獻進行分析、整理、研究工作的規律與方法的學科。[13] 簡言之，就是關于中國古典文獻整理與研究的理論與方法的學問。

（一） 研究對象

中國古典文獻學是以古典文獻和古典文獻發展規律為研究對象，古典文獻是指“1919年‘五四’白話文興起以后產生的文獻。”[14]

（二） 研究內容

無論從學問上來說，還是從學科上來講，中國古典文獻學應至少包括兩個主要方面：一是古典文獻理論研究；二是古典文獻整理與利用的實踐。二者互相交融，密不可分。理論研究包括傳統古文獻范圍內的研究，如目錄、版本、校勘、辨偽、輯佚、注釋、標點等，另包括一些新的理論研究，如古典文獻的保存與復制、古典文獻的檢索與利用、古典文獻學的編制理論研究等、古典文獻的收藏、出土文獻研究、考據研究、古典文獻研究發展史的研究、少數民族古典文獻研究。古籍整理與實踐包括傳統的古文獻整理、古籍保存與復制、古典文獻的檢索與應用、古典文獻學工具書的編制與出版、出土文獻整理、古籍電子化等。

（三）研究目的

中國古典文獻學就是要綜合運用古典文獻理論知識與古籍整理與實踐知識，對中國古文獻進行去粗取精，去偽存真，考鏡源流的工作圖書館，力圖通過對古文獻的整理、解釋，準確、系統而全面的介紹有關古文獻的內容，幫助人們正確閱讀和利用古文獻，有效而科學地推進學術研究。

三、 歷史文獻學

歷史文獻學是對文獻的產生發展、表現方式、流傳情況，以及文獻的內容類別、整理利用乃至文獻數據化進行探討和研究，并闡述其發展規律，總結其實踐經驗，進而加以理論說明的一門綜合性的學問，是一門具有深厚文化底蘊和廣闊發展前景的學科。

（一）研究對象

歷史文獻學研究對象主要是古今一切有歷史價值的漢文與民族文字的歷史文獻。曾貽芬、崔文印更加直白的講：“中國歷史文獻學，簡言之，就是研究對我國歷史上的各類文獻進行注釋、著錄、校勘、辨偽、輯佚等的一門專科之學。”[15]

（二） 研究內容

歷史文獻學的研究內容主要有四個方面：其一、歷史文獻學理論與方法：包括學科屬性之確定、學科體系之建設及文獻學方法等。其二、歷史文獻學史：包括文獻學產生、發展、繁榮、變化的歷史脈絡以及各個階段的成就、特色等。其三、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包括古代學術思想文化發生、發展的歷史脈絡以及各個階段特別是清代的成就、特色等。其四、文獻整理：包括目錄、版本、校勘、輯佚、辨偽以及文獻數據化等。

（三）研究目的

歷史文獻學是綜合運用歷史文獻理論知識與古籍整理與實踐知識，對中國歷史文獻進行去粗取精，去偽存真，考鏡源流的工作，力圖通過對歷史文獻的整理、解釋，準確、系統而全面的介紹有關古文獻的內容，特別是在搜集、鑒別史料方面，能為歷史科學研究建立堅實可靠的資料，幫助人們正確閱讀和利用古文獻，有效而科學地推進學術交流與科學研究。

四、結 語

綜合以上中國古典文獻學與歷史文獻學研究對象、研究摘要區別：那就是現行國家教育系統學科分類和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分類中，中國古典文獻學屬于文學大類，歷史文獻學屬于歷史學大類。

參考文獻：

[1]劉寶楠.論語正義（上）[M].北京：中華書局，1990.91；92

[2]（魏）何晏、（梁）皇侃.論語（上）[M].北京：中華書局，1998.175

[3]（南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3.63-64

[4]馬端臨.文獻通考[M].北京：中華書局，1999.

[5]章學誠.文史通義[M].北京：中華書局，1985.571-572；590

[6]鄭鶴聲、鄭鶴春.中國文獻學概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1

[7]王欣夫.文獻學講義[M].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2

[8]杜澤遜.文獻學概要[M].北京：中華書局，2001.5

[9]王余光.中國歷史文獻學[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1

[10]張舜徽.中國文獻學[M].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9.3

[11]白壽彝.談歷史文獻學[J]. 白壽彝.中國史學史論集[M].北京：中華書局，1999.480

[12]董恩林.中國傳統文獻學概論[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7

[13]郭英德、于雪棠.中國古典文獻學的理論與方法[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17.

[14]張三夕.中國古典文獻學[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4 .

[15]曾貽芬、崔文印.中國歷史文獻學[M].北京：學苑出版社， 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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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 G633.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0463（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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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什么開展語文研究性學習

目前，學校對老師業績的評價總離不開考試成績，所以老師總會擔心，開展研究性學習，就要占用學生課內外很多時間，會不會影響學生的高考成績。由于此類原因，我們在研究性學習方面要么是畏首畏尾，裹足不前；要么是敷衍了事，走走過場。而這些情況正反映出了認識上的局限性。因為，研究性學習就是要提高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進而提高語文綜合應用能力。

首先要看到開展研究性學習是大趨勢，全國上下大力倡導研究性學習的原因之一就是要改變傳統的教學模式。傳統的語文教學有兩個突出的弊端：一是學生的知識面狹窄，知識與知識之間的聯系不好；二是學生缺乏可以支配的時間和空間。這兩種弊端不解決，學生就會停留在被動接受知識的層次上，一旦進入大學，面對全新的教學方式，就會無所適從。其次，要看到高中語文教材的很大變化，特別是突出的文學性和人文性。這些變化為我們開展研究性學習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例如，新教材中古典詩歌的數量是舊教材的幾倍，憑借教材中的這些典范作品和相關知識簡介，學生基本可以完成“中國古典詩歌的橋梁——分析陶淵明詩歌承前啟后的作用”此類課題。通過這類課題的完成，學生可以較系統地了解中國古典詩歌的發展脈絡。再次，要看到高考試題的變化，如詩歌欣賞由客觀題變為主觀題，其目的就是更加客觀全面地考查學生的鑒賞水平和研究能力；現代文閱讀增加了推理能力的考查，這也是研究性學習所培養的主要能力；高考作文是近年來變化最大的一部分，由限主題作文變為話題作文，特別在作文評分發展等級中有一條明確指出，“見解新穎”“推理想象有獨特之處”，所有這些都緊扣著研究性學習。

二、如何開展語文研究性學習

1．確定研究課題。語文研究性學習的課題可以分為三大類：文學藝術類，如“李白性格及其詩歌中數詞的應用”“紅色——中國人的色彩情結”等；社會調查類，如“關于我校學生的閱讀狀況的調查”、“高中學生家境狀況和消費狀況的調查”等；學術類，如“《三國志》與《三國演義》之異同”“關于‘匕首’與‘投槍’——魯迅雜文語言淺析”等。在確定具體的課題時，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從學生的實際狀況和興趣人手。例如，學生總喜歡追趕時髦，崇拜明星，在衣著上要么是乞丐裝，要么是F4，據此可確定“中學生偶像崇拜情況調查”課題。

第二，從教材入手。例如，高一年級學生學習了從先秦到清代的優秀散文24篇，為了進一步讓學生掌握中國散文在內容和形式上的演變和發展情況，可以讓學生去完成“中國古代散文的演變淺析”“從中學語文看古代文人的坎坷仕途”等課題。

第三，從地方文化入手。如“甘谷方言與普通話之異同”等課題。

第四，從人文教育入手，不論是《語文課程標準》，還是新教材，都一致強調，必須高度重視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就是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和追求真善美的良好品質。這種品質也就是人文精神，這種精神就是學生寫作文的底氣，有了這種底氣才能寫出真實感人的好文章來。

2．指導學生研究。第一，研究性論文的撰寫，不同于一般的作文，都帶有較強的學術性。對于學生來說，初次接觸這類東西，教師不指導學生便無從下手。語文研究性論文，除一些特殊情況外，一般分三步進行。第一步就是收集資料，如文字資料、數據資料、圖片資料等；第二步就是對資料的分類，這種分類基本確定了論文思路；第三步就是分析，要歸納推理出一個結論。如學術性論題“女字·女子·文化”，先讓學生通過詞典統計“女”字旁的字有多少（大概400多字），然后根據表達的意義進行歸類，一類帶有褒義的，像好、妙、嬌等；一類帶有貶義的，像妨、妒、妖等；一類表示血緣家族關系的，像姑、姨、嬸等；一類表示妻妾等婦女地位的，像婢、姬、媵等。歸類以后再去分析中國婦女與文字和文化的關系，最后得出結論：中國婦女影響著中國文化，中國文化又影響著婦女的地位和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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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本科 畢業論文 質量

畢業論文寫作是高等院校本科生培養計劃的重要環節,也是評價學生綜合素質和創新能力的重要指標。與工科院校的其他專業相比,漢語言文學專業(高級文秘)學生的畢業論文的質量高低不僅關系到學生能否畢業,更是對四年來所學知識的全面總結,也是對學生寫作能力高低的檢驗。筆者通過抽樣,對近年所指導、評閱的漢語言文學本科生的畢業論文進行調查研究發現, 從論題的選擇、觀點的提出, 到論據的運用、文字的表述, 問題多多, 不一而足。在畢業論文寫作水平不斷下降的今天,研究這個課題更顯得尤為重要。本文結合南京林業大學2003——2008屆漢語言文學專業(高級文秘)本科畢業論文寫作實施過程中的一些情況,針對畢業論文寫作中出現的問題進行了分析,提出了解決的方法和對策。

一、本科畢業論文寫作中存在的問題

1.選題缺乏創新,主要集中在文學領域

與大多數高校相同,我校漢語言文學專業(高級文秘)專業的選題也是由教師根據自己所教科目和研究方向,向學生提供選題的范圍,然后教研室根據學號隨機平均分配給指導教師。學生的選題主要側重在新聞、公關、秘書、語言、文學、廣告、文化等方面。2003——2008屆論文共396篇,其中新聞類選題25篇,占6.3%;文化類選題23篇,占5.8%;廣告類選題12篇,占3%;秘書類選題70篇,占18%;語言類選題38篇,占9.5%;文學類選題220篇,占56%;其他8篇,占1.4%。論文選題主要集中在文學領域,結合秘書專業實際的很少。有的選題大而空,比如《周國平散文研究》、《淺析海巖小說的創作》、《大學生創業問題研究》、《關于中國民營企業道德倫理的探討》、《當代秘書素質要論》、《秘書美學淺談》等,對于本科生來說,這些問題很難在8000字左右的文章中論述全面而深刻。有的選題雖有新意,比如《中國飲食類廣告的文化內涵及其表現》、《秘書學研究現象新探》、《論秘書工作的管理效應》、《公共關系在企業秘書中的運用》等,但由于時間緊迫、資料查找困難、缺乏實踐感性認識、投入寫作精力不足等原因,泛泛而談,缺乏說服力,影響了論文的寫作質量。

2. 投入精力不足,抄襲現象嚴重

從六屆學生的寫作情況來看,因為選題陳舊,缺乏創新性,加上精力投入不足,每一屆都有相當部分的學生的初稿抄襲已有的論文,而且屢禁不止。原文照抄的學生較少,大多學生將別人已發表的成果進行剪切粘貼、注水,拼湊為不少于8000字的論文。這些論文在指導老師的嚴格把關下大部分都被退回重寫,如《淺論現當代文學創作中語言的突破創新與規范化》、《論李白詩歌中的送別情感》、《論中美文化下的姚木蘭與郝思嘉》、《對解夢文化的思考》、《淺談文學美與服飾美》、《試論中國公務員制度的特色》等。

3.論文寫作格式不規范

規范的論文格式也是合格的畢業論文的要求,論文的標題、中英文摘要、關鍵詞、正文、參考文獻、注釋、文獻綜述、致謝等的撰寫都要符合規范。比如《淺論古典詩詞與陽羨茶文化》,這個標題有歧義,實際上作者主要論述的是陽羨茶文化在古詩詞中的表現,標題可改為《從古典詩詞透析陽羨茶文化》;英文摘要中語法、拼寫錯誤很多;中文摘要中“本文”、“筆者”、“我”比比皆是,摘要“目的、方法、結果、結論”四要素殘缺不全;有的正文通篇都用第一人稱“我認為”,有的地方論述缺乏邏輯性與嚴密性,層次紊亂;錯別字、病句較多;標點符號使用錯誤;注釋不規范;小標題的序號標注欠規范、口語化嚴重;文獻綜述只是已有成果的綜合,缺少評述等等。

4.口頭表達能力欠缺

答辯主要是為了檢驗學生對論文的熟悉程度,考查學生的思維能力、心理素質和語言表達能力。每屆的答辯中,總有一些學生論文寫得不錯,但表達能力欠佳,影響了畢業論文的成績。有的照本宣科;有的回答問題的時候抓不住重點,不能做到言簡意賅;有的甚至因緊張而憋得滿臉通紅說不出話等等。這些對于文秘專業的同學來說,都是表達能力欠缺的表現。

二、上述問題產生的原因

1.傳統的選題方式缺乏科學性

傳統的選題方式剝奪了學生的主觀能動性,不利于激發學生的寫作積極性,使他們將畢業論文寫作等同于被動完成作業。另一方面,這種選題方式經常會使指導老師感到力不從心。比如研究外國文學的老師可能對武俠小說了解不是很深,研究文學的老師可能在語言學論文的指導方面也有困難,研究廣告的老師對公關、秘書等領域也不一定有深入研究等等。

2.學生重視不夠

從近幾年來的寫作實際來看,大部分文秘專業的學生不將畢業論文的寫作當成畢業前的一個重要學習環節,他們不以為然,覺得寫得好與不好都能畢業。有的學生甚至在寫論文前沒有進過圖書館,沒有查閱過期刊;有的在論文寫作過程中不主動與指導老師聯系;有的學生在交稿前幾天才匆匆忙忙趕論文;有的學生認為答辯就是走過場,念念提要和目錄,隨便回答幾句就行了。

3.就業、考研、考公務員與寫作論文沖突

因畢業論文寫作的時間安排在大四,與學生實習、找工作、考研、考公務員在時間上發生沖突,部分文秘專業的學生將畢業論文看作就業、考研、實習的絆腳石,產生抵觸的情緒。比如有的指導老師通過電子郵件、電話催交論文時,有的學生竟然拒絕:“老師,我在外地,兩周后才會學校。到時再說吧。”更有甚者給老師發短信:“我最討厭做的就是這件事。”

4.語言表達的基本功不扎實

畢業論文的寫作在人稱、標題、摘要、關鍵詞、標點、文獻綜述、序號標注、注釋等方面都有嚴格的要求。學生書面語言表達能力欠缺的原因有兩個方面:缺少理論知識的指導和寫作實踐能力低。答辯過程中的結結巴巴一方面說明學生對論文研究與寫作的過程不熟悉,另一方面說明學生口頭語言表達能力不高。

5.缺乏嚴厲有效的論文質量監控機制

對于不按時完成畢業論文或有嚴重抄襲現象的學生,學校應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處罰教育,否則會導致不良風氣的盛行。事實上,很多學校考慮到學生的就業率和學生的前途,對學生采取過分寬容的態度。

三、解決的方法和對策

1.改革選題方式,將寫作時間安排在大三

選題要注重學生的自主性與積極性,將興趣與專業相結合,盡量與指導教師的科研方向結合。可以先讓學生自己選題,教研室再根據學生選題方向確定指導老師。要選擇可行性與創新性相結合的題目,尤其要結合文秘專業的實踐。本科畢業論文之所以成為大學畢業生的負擔,主要原因是畢業論文寫作時間的安排不盡合理。多數學校都把畢業論文選題安排在大四第一個學期期末,把中期檢查放在大四第二個學期也就是四月中旬左右,把答辯時間安排在五月底或六月初,而這一段時間正是畢業生實習或急于找工作的時間。面臨當前如此巨大的就業壓力,大學畢業生根本無暇顧及畢業論文; 就算考上研究生的學生也正忙于復試, 根本沒有太多的精力寫畢業論文。為避免寫作時間與就業、實習、考研相沖突,將論文寫作在大三即第五學期布置,在第六學期結束前完成開題報告、任務書和計劃書和論文初稿,大四主要完成論文的修改。這樣錯開時間就能避免寫論文和找工作在時間上的直接沖突。畢竟大四第一個學期初的招聘會還比較少,畢業生還沒有完全開始找工作,如果指導教師嚴格要求的話,畢業論文應該能夠發揮它在鍛煉學生能力方面應有的作用。

  2.開設專門的論文寫作課

文秘專業開設的寫作課程主要有基礎寫作、應用文寫作、新聞寫作、廣告文案寫作,平均只有32課時。建議在大二增設畢業論文寫作課與實習課,學時32,理論和實踐各16學時,在學生理解論文寫作理論的基礎上鍛煉學生論文寫作實踐能力,進行規范化系統化的訓練,切實提高論文書面表達能力。在寫作實踐課上,可以通過演講、主持、辯論、模擬答辯、模擬法庭等形式,鍛煉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使他們在今后的面試、答辯中能夠從容面對,游刃有余。

3.完善論文質量監控機制

從大一開始,就對學生進行誠信教育,使他們明白為人為文都要誠實,這是道德的底線。讓學生知道論文的剽竊與考試作弊一樣會受到嚴重的處罰,并與學士學位的授予掛鉤。在論文寫作過程中指導老師和學校教務部門要嚴格把好選題關、論文寫作進度關、內容關、格式關,讓學生從思想上和行動上真正重視畢業論文的寫作。論文完稿后可以借鑒南京其他高校的做法,利用圖書館論文過濾系統,如抄襲超過40%,論文即為不合格。尤其對初評為校優秀的論文,也應進行過濾,抄襲不能超過10%。對答辯中表現極差的學生要求二次答辯,如仍不合格,推遲畢業。

4.端正師生對畢業論文重要性的認識

在畢業論文工作開展前,學校應采取多種形式,端正對畢業論文重要性的認識。一方面,要使學生明確畢業論文寫作是大學本科階段學習的重要環節,是畢業前學習的最后一關,與課堂教學同等重要。不少畢業生參加工作后接受實際工作,面臨具體寫作任務時,往往手足無措;甚至有些學生以高分考取研究生,撰寫碩士學位論文時,連內容摘要、關鍵詞、文獻綜述等都不會寫,更談不上內容的創新了,這些情況都與其大學階段缺乏科學系統和實際的寫作訓練、忽視畢業論文寫作環節有直接關系。另一方面,要讓教師明確指導學生畢業論文是自己的重要職責,另一方面從富有創造性的學生身上,教師也能學到一些知識和技能,教學相長。

寫作能力的高低對文秘專業畢業生的就業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本科畢業論文的撰寫可以培養學生運用所學理論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鍛煉學生的寫作能力,擴大學生的知識面。在目前高校畢業論文整體水平下降的趨勢下,結合各校專業實際,尋求解決的措施和有效的方法,具有較強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篇(5)

關鍵詞：創新；提高；信任；負責

我2006年秋進入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跟隨余恕誠先生攻讀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的碩士、博士學位，迄今已經六年。恕誠師是著名的古典文學專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教育家，在學術界特別是在安徽省的文化教育界享有崇高聲譽。從教半個多世紀以來，桃李滿園。能夠忝列門墻，親承教訓，對我而言確為一種莫大的榮光與幸運。在侍學余門的六年里，我與老師建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對老師的道德文章，也有了更加真切的體會，其中感受最深的，是他在研究生論文指導上的深入思考、大膽探索。

研究生階段的教學，學術論文的寫作處于中心環節，是檢驗研究生培養質量的最重要標尺。恕誠師作為后第一批研究生導師，在幾十年的研究生培養實踐中，一直高度重視對論文的指導。他反復強調，研究生論文絕不能簡單當作獲取學位的敲門磚，而是要讓學生真正受到鍛煉、得到提高；強調研究生的論文寫作，導師必須切實擔負起指導之責。在論文指導中，恕誠師首先最重視的就是論文的選題。他多次嚴肅指出，現在少數導師給研究生設計的論文題目，就如同開采“雞窩煤”一樣，目光短視，缺乏應有的學術價值，無論是對學生個人發展，還是對推動學術進步，所起的作用都是有限甚至負面的。在恕誠師看來，一個真正好的論文選題，應當遵循三個原則：一要幫助學生打下厚實全面的專業基礎，使學生具備從事科學研究的基本知識與技能；二要能讓學生的科研能力獲得提高，學術視野得到拓寬，提高是根本，創新是關鍵；三要題目本身要具備深入鉆研的空間，要有后勁，要能可持續發展，只有這樣才能使學生獲得長遠的學術能力。一句話，既要厚植根基，又要著眼未來。

既要厚植根基，又要著眼未來。這是恕誠師幾十年辛勤探索的思想結晶，也被他始終如一地貫穿于指導研究生論文寫作的全過程中。我自入學以來，親身經歷了老師對自己所帶六屆博士、碩士研究生的論文指導工作。他所直接或參與指導的研究生論文，選題多圍繞著重要作家（如李白、王維、張籍、王建、元稹、溫庭筠）；重要文學史現象（如中唐樂府詩、駢散文關系、民國唐詩學）；或能體現古典文學當代價值的學術話題（如皖南地域詩歌史、唐代戲謔詩、唐代涉外詩歌）。這些選題本身無一不是老師在長期研究深入思考基礎上形成，全都瞄準學術研究的前沿或薄弱環節。有些選題，討論的對象或許并不新鮮，但是由于所取的往往是一個獨特的視角，因此就能獲得全新的學術意義。還有一些選題更是直接從他本人所正在從事的研究中派生出來。由于老師本身就是一位有著學養深厚的大學者，且一直密切關注學術動態，經他用心思考而得的論文選題，自然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老師多次講，給學生一個選題并不容易，因為這也考驗著導師的知識水平，如果導師自己都怠于學習、疏于思考，對于學術發展的敏感度不高，那么就很難想出什么有價值的選題來。他一直篤信這樣的道理：一個老師要想讓學生種好一分地，自己必須先具備種好一畝地的本領，否則就會誤人子弟。

論文題目確定下來以后，還面臨著一個交給什么樣的學生來研究的問題，這同樣不能率意而為。因為每一個學生的性格特征、興趣愛好、知識儲備，乃至于今后的職業選擇，都會千差萬別，好題目如果交錯了對象，同樣會損害題目的應有意義，也不利于學生的成長提高。譬如老師所招收的第一屆博士研究生徐禮節，由于已在高校任教，原先又并未接受系統的碩士課程學習，為了讓其進一步夯實基礎，老師給他設定了中唐詩人張籍、王建研究的選題。徐禮節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圍繞這一選題刻苦鉆研，不僅撰寫出高質量的學位論文，并且在畢業以后仍與老師合作，全面整理了張籍的詩集，最終形成《張籍集系年校注》的成果，在中華書局出版。又如2005級博士研究生方錫球、2006級博士研究生莫山洪與鮑鵬山，入學之前在明代詩學、駢文與先秦諸子研究上已有相當基礎，老師則又量體裁衣，為三人選定了符合自身特點的論文選題，同樣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恕誠師作為著名的唐詩專家，又曾擔任安徽省政府參事、安徽省政協常委多年，樸素的赤子情懷與自覺的社會擔當，使其一直對傳承安徽地域文化高度關注，并且很希望能從自己專業角度為宣傳安徽地域文化、推動安徽文化發展盡一份心力。早在21世紀初，老師便與他最早兩屆研究生周嘯天、丁放兩位先生合作編著了《詩情畫意的安徽》一書，引起社會廣泛好評。2008年，任職于安徽省地方志辦公室的朱文根投考老師門下，攻讀博士學位。鑒于他的工作性質，恕誠師將研究魏晉至唐五代一段的皖南詩歌史的任務交由他來做。與此同時，又命2008級的碩士研究生朱少山著手撰寫北宋一段皖南詩歌史。如今，經由二人的工作，南宋以前的皖南詩歌發展脈絡已經得到初步梳理。曾經不止一次聽老師談起，一個學者應該要有人文關懷，要能承擔自己的文化責任，學術研究也要能夠盡量做到立足現實、關注當下，具有當代意義。有關斷代皖南詩歌史的撰寫，便突出體現了老師這方面的鮮明意識。老師的確是一個對社會熱點抱有濃厚興趣的學者，可舉一例為證。以我這些年的觀察，老師至少常年訂閱《光明日報》《中國教育報》《中國青年報》《人民政協報》四份報紙。這不僅能使老師能緊密把握時代脈搏，且往往會從中獲得重要啟發。在這個信息發達的時代，片面地強調兩耳不聞窗外事，可能真的是一種故步自封，對學術研究絕非幸事。

將北宋皖南詩歌史這樣的“大題目”，交由一個剛剛進入研究生階段學習的人來做，在很多人看來，或許過于冒險。但恕誠師卻敢于放手，且最終完成任務，這固然離不開他對研究生本人各方面條件的充分考察與評估，但這更是他這幾年在碩士生培養環節中主動試驗的結果。一直以來，基于對碩士生尚處于儲備知識階段的基本判斷，一般不主張碩士生涉及大題目。這種意見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也帶來明顯流弊，碩士生的論文選題基本上局限在三流四流的作家作品或一些過于冷僻的小問題中，以至于造成一個碩士生即便是獲得學位，也基本沒有什么科研能力可言，甚至專業素養還不如本科生完備。這誠然有違研究生培養的初衷，也會嚴重損害知識體系的傳承。恕誠師常常引用《易經》中“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的話來表達自己的擔憂。為了改變這種現狀，他在自己指導的碩士生身上開展試驗，鼓勵他們敢于觸碰大題目（老師曾有“放野馬”的形象比喻，看似信馬由韁，不管不顧，殊不知，馬兒只有在原野上奔騰起來，才能真正鍛煉本領、砥礪意志。一味圈養，雖然草食無憂，但終將品種退化），哪怕失敗了也沒有關系。這一思路從我所在的2006級唐宋文學方向的碩士生中即得到充分體現。唐宋文學方向自1978年開始招收研究生以來，就一直延續著集體指導與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優良傳統。我們這一屆總共是11人，最后論文指導時，陳有斌、鄭傳銳、胡玉蘭和我四人安排由恕誠師負責。我們四人個性不同，知識結構與主客觀條件也有很大差異，但恕誠師給我們四人確定的選題卻無一陷于瑣碎。在此基礎上，考慮到陳有斌對于作品較熟、又年紀稍長、且畢業后將要從事中學語文教學，恕誠師給他設計了《李白與唐代詩歌》的題目。鄭傳銳韌性較強，長于材料搜集整理，他的題目就被確定為《唐代涉外詩歌匯考與研究》。胡玉蘭是女生，根據她的情況，老師建議她做《李商隱的愛情詩研究》。通過這些題目的撰寫，同學們大都進一步地夯實了基礎、開拓了眼界、培養了能力、提高了品味，對于個人今后的發展是大有益處的。

給學生設計好論文選題，只是指導研究生論文寫作的第一步。接下來還有更為繁重的工作要做，這就是學生論文寫作中，要密切跟蹤關注，隨時引導修改。但凡是研究生，無論是攻讀碩士學位還是博士學位，自身的知識儲備與學術經驗，都還有這樣那樣的欠缺，因而很容易出現偏差。如果不及時匡正，就會事倍功半。恕誠師雖然從戰略規劃上鼓勵學生大膽創新、敢闖敢試，但具體到實際的戰術指導上，則是慎之又慎、精益求精的。幾乎每一位學生的論文，從開始撰寫到最后成型，都經過恕誠師多次修改。凡是由他指導的學生，論文寫作中推倒重來的事情時有發生，程序上無疑是繁復周折了一些，但是那無疑是為了保證論文的質量。如果輕易蒙混過去，將是對學生的不負責任，也是為師者的失職，更是對學術尊嚴的一種不尊重，恕誠師一直這樣“固執”地認為。

作為僅有的幾位碩士、博士階段學習都由恕誠師直接指導并且未有間斷的學生之一，我本人這六年來的學習與成長，似乎更是對恕誠師培養指導研究生理念的生動詮釋。由于性格家庭的原因，我自幼較為喜愛文學與歷史，上大學讀中文系之后，又有幸獲得相對正規全面的專業訓練，尤其是在古代文學與古典文獻學兩方面下了一定功夫。所以2006年秋，我以相對靠前的成績考入安徽師范大學。但是在最初的一段時間里，對于研究生階段如何組織學習，對于學術論文如何撰寫，我是不甚了解的，連續交上去幾篇作業，都很不理想。這反映了我的基礎仍然比較薄弱。2007年6月中旬，導師組召集我們開會，詢問我們的論文設想，我大著膽子提出一個題目，恕誠師當時并未表態。事后，他專門打電話給我，向我提出他的意見，認為那個題目雖然有一定價值，但更多屬于文學研究，不利于發展與提高。接著他又問我是否知道《兩都賦》與《二京賦》，我說知道（但直至當時，我對這兩篇賦的作者歸屬，都十分模糊，只是大學本科在文學史課上接觸過相關名詞）。于是他說，今年春天《光明日報》上面搞了一個“百城賦”，是寫城市的賦作，與《兩都賦》與《二京賦》淵源很深，問我能不能做一個歷代都邑賦的研究。當時聽著老師平靜的敘述，我整個人都懵了，因為我是唐宋文學的研究生，竟然讓我面對賦這種毫不熟悉并且一般被當做兩漢文學代表的文體，并且還要研究一個通代的發展史，這的確是我沒有料到的。電話那頭，老師可能也感覺到我的猶豫，于是讓我暑假回家之前去他那里一趟。2007年7月13日，我懷著忐忑的心情去面見老師。坐定之后，老師拿出了他早已準備好的從當年三月開始收集的“百城賦”剪報，厚厚一疊，交到我手中。又讓我利用假期時間，先閱讀《文選》與馬積高的《賦史》，熟悉熟悉賦這種文體以及都邑賦題材的基本特點，然后再看看自己能不能把這個題目做下來。我就這樣“暈暈乎乎”地接過了老師的剪報，也接過了老師的囑托與期待，開始了一段在當時并不能確知未來的旅程。

事后知道，老師之所以想到這個題目，一是由于他在進行自己所申報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唐詩與其他文體關系”的研究中，認識到賦這種文體的確有其特色，對文學史的正面推動作用也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二是從《光明日報》當年所開辟的“百城賦”專欄并獲得轟動的現象中受到啟發，覺察到賦這一久遇冷眼的古典文體，即便是在當代社會仍有很強的適應性，仍擁有廣大的受眾，因此若就中國古代都邑賦的發展歷程作一梳理，將會很有意義。而老師最終決定把這個題目交由我來做，也同樣是出于替我補課，打牢基本功的初衷，經過慎重考量之后做出的。此后的兩年時間，我認真按照老師的指示，一頭扎進圖書館內，一邊閱讀大量原始文獻與研究專著，一邊積極深入進行理論思考。最終于2009年7月交出了《都邑賦史論》的學位論文，順利通過答辯。通過這篇論文的撰寫，我等于再一次復習鞏固了古典文學的基礎知識，并且有重點有方向，受到了很好鍛煉。這篇論文后來連續獲得安徽師范大學首屆優秀碩士論文獎、安徽省第三屆優秀碩士論文獎。2012年3月，我又獲得了安徽省首屆高校古籍整理優秀研究生獎，這篇論文同樣起到了重要作用。

回過頭來想一想，如果當時不是恕誠師為我在研一快結束時較早確定論文選題，那么我可能仍會繼續迷茫，不知方向。人其實與生俱來就有一種惰性，一旦徘徊得久了，覺得希望渺茫，原先還可能存在的豪情壯志自然就會衰退，也就會很容易陷入自我否定、自甘沉淪、百無聊賴的境地中。此時如果能有一位伯樂及時指點迷津，那么局面就可能會完全改觀。這篇論文最后之所以能夠獲得成功，完全是老師因材施教、循循善誘的結果。在開始時，恕誠師并未對我提出過高的要求，甚至只是讓我簡單描述一下即可，消除了我的顧慮，給我以充分的空間。而等到真正進入論文寫作中，恕誠師卻又在旁全程指導，屢屢糾正我的錯誤，多次給我提供意見與材料，使我不敢有絲毫懈怠之心，自我加壓。論文中的《走出俳優――論〈兩都賦〉的賦史意義》《論古代都邑賦的現代價值》《“賦代志乘”說評議――以都邑賦為中心》等章節均曾以單篇論文形式刊發于國內有影響的學術刊物上。《走出俳優》一文還被中國人民大學復印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全文轉載。試想如果我抱著在付過去的態度，就不會對諸多理論問題進行深入思考，也就不會形成上述這些具有一定價值的研究成果。

正是因為有了撰寫碩士論文所受到的學術訓練以及表現出了一定的學術潛力，2009年上半年我又順利通過了安徽師范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的博士生入學考試，并有幸繼續跟隨恕誠師攻讀博士學位。在接下來的三年中，我與老師一直保持十分頻繁密切的聯系，從老師那里也得到了更為嚴格系統的指導。

博士階段的學習仍以論文為中心，早在入學之初，恕誠師便為我設定了《唐代有關吐蕃詩歌》的論文選題。這一選題的淵源可以追溯到20世紀90年代已故程千帆先生在與老師的通信中所提出的唐代外患在文學上的反映問題。后來老師雖然因事務繁忙，未能專門就這一問題進行系統研究，但內心卻從來沒有放下。經過長期思考，老師認為在紛紛復雜的唐代外患之中，吐蕃問題最為關鍵，唐詩中有關吐蕃詩歌也占到全部民族題材詩歌的主體。抓住吐蕃問題進行深入解剖，實際上即可將其他一切相關民族聯系起來，并且還可以有效避免研究對象過于零散的弊端，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2008年早春，在自治區首府拉薩市以及青海、甘肅兩省藏區，發生了嚴重的暴力犯罪事件。一年多以后，烏魯木齊等地的民族分裂分子、宗教極端分子與又在各地制造混亂，給國家統一、民族團結與社會穩定帶來嚴重威脅。恕誠師一直密切關注事態發展以及黨和政府對事件的處置，并以其向來的敏銳眼光，意識到如果能將包括漢藏兩大民族在內的中華民族大家庭交流融合的歷史進程梳理出來，論證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展的歷史必然性，則將會有力回擊境內外敵對勢力所編造的各種謠言。這是人文學者義不容辭的責任。此時，這一選題又超出了單純的學術研究范疇，而具有了鮮明的當代價值與現實意義。2011年年初，恕誠師以“唐代有關吐蕃詩歌研究”為題申報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在課題論證中詳細申述了選題的多方面意義。當年5月，選題獲批，這本身就說明選題得到了業內專家的高度認可。

篇(6)

論文摘 要:當前古代文學研究的培養重心在于研究生人才的培養,該專業的研究生人才應該具備嶄新的文學觀念,將方法、主體、客體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以及大膽可貴的開放式創新意識。與此相適應,古代文學研究生的培養工作也應做出相應調整。 

 

從本質上而言,古代文學是一門特殊的歷史科學。它通過研究具有相對獨立審美價值的各種現象和符號,探索以審美心理為主的古代人類心靈運動軌跡,又通過古人的心靈感悟了解各時代社會的全貌。它與探索古代人類認識發展的哲學史一起,構成了一部有層次的人類精神史,進而與主要研究古代人類物質活動的一般歷史科學一起,構成了整個古代社會的立體透明復原圖象。然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國古代文學作為一門帶有深厚歷史積淀而又與現實保持一定距離的學科,其發展的空間經受了種種極其嚴峻的挑戰和考驗,唯有不斷更新和改進古代文學學科教學和科研的內容和方法,挑戰和考驗才會轉變成進一步發展的機遇和現實。而要實現這一轉變,關鍵在于后備力量的培養,準確而言,在于研究生人才的培養塑造。這里所說的“研究生人才”,具體是指學歷在本科層次以上的碩士、博士乃至于博士后。當前學界對古代文學專業的本科層次教育―通識教育探討甚多,而對該專業研究生層次教育-精英教育甚少涉及。《中國大學教育》2006年第12期刊登了南開大學文學院寧稼雨教授的《古代文學研究生教學要培養精英素質》一文,該文從學習重點的差異、科研能力的培養以及學術研究過程的艱難三方面對怎樣培養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的精英素質這一重要議題進行了探討。寧教授所論皆為鑿鑿之見,然筆者讀后頗有意猶未盡之感,故作此文以論述之,聊作寧教授文章的一點補充。 

當今學界,新的科研成果不斷涌現,年輕學者已露頭角,學術刊物不斷增多,人文社會科學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景象。就古典文學研究領域而言,老一輩學者漸次凋零殆盡,而以新時期培養的博士為主體的學者全面占據了學術舞臺。整體而言,學術的傳承完成了順利的交接。然而,正如一些學者所擔心的:“我們對古典文學的命運卻有一絲隱憂,擔心在當今學術體制的制約下古典文學的內在精神逐漸消亡,擔心未來古典文學界的話語霸權被毫無古典情結的學科帶頭人所占據,擔心未來的新進博士最終以現代學科建設的名義‘革’掉古典文學的‘命’”[1],這種憂慮絕非空穴來風,當前學界的古代文學研究確有淪為其他現代學科附庸的傾向。筆者認為:要想在當今多元化的語境下保持古代文學內在精神的純一性,要想讓古代文學不至于消失在其他學科的侵襲之中,根本環節還在于對從事該門學科研究事業的研究生人才培養,這是一個極具現實性和緊迫性的課題,也是古代文學學科能否發揚光大的命門所在。 

 

一、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的內在品格 

 

外在行動發生于內在品格,古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應該具有區別于其他學科的內在品格。 

首先必須具備嶄新的文學觀念,摒棄將古代文學作為歷史附庸、技巧淵擻的狹隘理念,樹立將古代文學視為一部與當代相通、對社會有重大影響的民族心靈史的文學觀,具有宏觀的大文學意識。古代文學學界倡導宏觀研究已有數十年,也取得了可喜成績,但似乎存在一種誤解,以為題目大才是宏觀,于是有了許多大而無當的東西。其實,倡導者的本意并非如此。著名學者陳伯海說:“于是我聯系唐詩的發展,晚唐詩壇的分派,乃至由唐詩向宋詩、宋詞轉變的軌跡,來探討李商隱詩歌的歷史地位,寫出《宏觀世界話玉溪》的文章……此后,由作家研究進入唐詩總體研究,由唐詩進人中國文學史總體研究,甚而涉足于文化史研究。”[2]陳先生闡釋了他本人治學的軌跡,即由宏觀步入微觀,再由微觀回歸宏觀。由此可見,沒有宏觀意識的宏觀研究實為微觀研究的大雜燴,卻失了微觀研究的嚴謹扎實,正是一種空疏無用的學風。形成大文學意識觀的客觀依據是:一切文學作品都是作家以審美心理為主的整個心靈世界感受客觀現實作用而外化形成的特殊物質形態;作家的心靈也就是民族心靈的濃縮和積淀,他寄寓在作品中的心靈也就是民族的心靈,體現了民族心靈發展的歷史。因此,就本質而言,文學是人類心靈的科學,古代文學本質上也就是人類心靈史的科學。此外,不能滿足于從豐富的文學作品中尋繹出古代民族心理的特征及其拓展脈絡,還要探明那些消極民族心理的形成原因,用以指導現實,人為消除某些心理環境,從而避免消極民族心理的不良影響。這里的大文學意識并不意味著取消學科界限和專業分工,而是強調在當前信息爆炸的時代,從事人文科學研究必須具有盡可能寬廣的理論視野和盡可能淵博的知識儲備。就古代文學專業而言具體體現為四方面,一是打通文學史與文學理論;二是打通古代文學與現當代文學;三是打通古代文學內部各分支學科的聯系;四是打通研究與創作的關聯。 

其次,應該具備將方法、主體、客體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 

方法是從實踐和理論上把握客觀世界,為解決具體課題而采取的途徑和手段的總和,也是聯系主體和客體的中介。古往今來學者的優秀研究成果,總是與其完善的研究方法緊密相關。任何科學的方法都具有實用性,但任何方法都不是萬能的。方法有其適用的對象,但它沒有事先設定用它進行的研究所能達到的層次,出神入化地運用某種方法,自可取得成功。方法、研究主體、研究客體都有自身規定性,要入化境,除首先要把握三者各自的規定性外,還要尋求三者的最佳整合。李澤厚認為:“人們的性格、氣質、背景、基礎、興趣、潛力才能因人而異。。。例如有人適合于搞精確考證;有人更長于提出理論問題;有的長于分析;有的喜歡概括;有的更偏于冷靜的客觀描述;有的則不免主觀情感傾向的注入。”[3]他主張在多樣的方法中,尋求到最適合自己的方法。研究客體的規定性只有靠苦讀積累才能把握,在這一基礎上,我們似可采取“需要解決什么問題就用什么方法”的策略[4],以方法為手段,舍筏登岸,決不可為方法而方法。因此,三者的有機整合是不易的,既有客觀的限制,又需主觀的努力和識力。也許正因如此,當前古代文學學界我們看到的運用“新方法”的典范性成果還不多。

再次,應該具有大膽可貴的開放式創新意識。 

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建設能夠擁有今日之輝煌,靠的就是歷代具有創新精神的有識之士所組成的這支中間力量的開創性探索,假使沒有魏晉以來大膽主張文學脫離史、哲而另立門戶的有識之士,我國漫長封建社會的文學研究或許長期只是游離于文、史、哲研究之間的“四不像”,假使沒有進行縱橫貫穿、探索規律的開放式研究的有識之士,古代文學研究也只會停留在詩話、詞話式的小本經營;假使沒有建國以來大膽主張古代文學研究應不拘于單一社會學模式的有識之士,今日的古代文學研究又豈能呈現出千姿百態、豐富多彩的局面?然而,相當部分學者認為:古代文學并非與現實聯系緊密的前沿學科,在當今市場經濟大發展的新形勢下,已難以像具有實用價值的經濟學、法學、管理學等時髦學科一樣,有著施展創新才能的廣闊天地。這種偏見促使一些古代文學研究者在業務上安于現狀不思進取,更遑論去進行創新和開拓了。殊不知古代文學作為一門科學,其創新與開拓的余地將永遠是難有窮期的,正如人的認識能力不斷前進而難有窮期一樣。從問題的多端性,可以產生大量新的假設;從問題的伸縮性,可以改變思維;從問題的新穎性,可以去探索不同于傳統方式的解決方法。因此,創新意識的培養對古代文學研究生人才而言至關重要。 

上述三種品格,即為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必備的人文素養。與該素養相適應,研究生人才還應該具備扎實的美學、心理學、語言文字學的基本理論和學說史知識,對倫理學、民俗學、民族學、社會學的基本理論和學說史知識也應有基本了解。總之,應最大程度地掌握關于人的學說,尤其是有關漢民族學說的知識。 

二、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的培養措施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歷經的各種轉變,以及這一轉變對于學術的推進,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與學術界其它領域一樣,上世紀80年代初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撥亂反正僅僅是一場序幕。本世紀初,古典文學研究領域掀起的“新方法”熱及“宏觀研究”熱,其意并不是某種方法或研究模式的單純倡導,實質上是借助當時思想界和文藝理論界的新的話語方式,旨在清理長期盤踞于古典文學研究中的舊的政治一元論霸權,揚棄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式,使古典文學研究由單一的政治批評轉變為多元的文化、美學、文學批評,同時又不致于影響古代文學的學科地位.,要想實現這一目的的話,新型研究人才的培養對古代文學研究系統的更新轉變具有戰略性的價值意義。而哪些人更有可能成為新型研究人才呢?我們認為:老年學者和大部分中年學者的知識結構以及研究方法基本已經定型,能夠使文學觀和研究方法發生根本性轉變的只能是青年古代文學研究者,其范圍主要包括在高校從事古代文學教研任務的人員,在社會科學研究部門從事古代文學科研的人員,在校學習深造的研究生,大學生以及部分青年業余文學研究者。他們中的部分人有可能通過廣泛接觸各門人文學科及其前沿動態,并廣泛接觸新科學方法論知識而轉變成新型人才。而在這些人員中,研究生群體是其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如何才能實現研究生向新型研究人才的轉變?首要條件是研究生本人基于當前學術界發展狀況而對古代文學現狀產生的不滿情緒和改革需求,這是轉變的內在動因。此外,必要條件是研究生培養工作中的有關制度和觀念的相應改革,具體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首先是改革傳統的單純傳授知識的教育模式,建構以傳授知識為基礎,以培養創造力為主導的新型教育模式。這種新型模式可以避免將古代文學研究塑造成泥古不化,矜夸多識而盲于現實,無益新知的“掉書袋”,而有利于使其在接受知識的基礎上,充分開動智力去鑒別,評價所學知識,積極運用所學知識,并由此出發去發掘創造新知識。導師可以要求研究生獨立查閱文獻,要求他們針對相關問題寫綜論或述評,并爭取在有關的學術刊物上正式發表。這是一個比較高的要求,是對研究生的閱讀能力、理解能力、歸納與分析能力、漢語的寫作能力的綜合訓練。在指導研究生的過程中,導師還應從多個角度了解研究生的情況,從入學直至論文撰寫階段,要不斷發現學生在科研基本功訓練上、知識面上的薄弱環節,并及時指出,使之加以充實改進。也要了解學生的為人,并與其及時交流。同時,導師也要主動讓學生了解自己。只有這樣才能及時捕捉研究生思維活動的閃光點,才能有利于開發研究生的創新力和創造力,塑造其創新人格。 

其次,與教育模式的改革相適應,要調整古代文學研究生的課程設置,并改變教學方式。除了教育部規定的專業課程和基礎課程外,要適當根據學科的相關性以及研究的興趣和要求,廣泛開設人文科學各學科的選修課,對于一些相關性密切且研究生興趣濃厚而本院校卻不能開設的課程,應允許并積極支持研究生跨校選修。所有選修課程都應該采用多提示、低課時的(包括提示學科重點、主要書籍文獻和解疑)的教學方式,而不必進行規定性考試,研究生在學習中確有所得者,可作自選題論文呈教師批閱。只有做到廣泛開設選修課與講授方法的改變相統一,才能使古代文學研究生既不致因課程繁多、考試頻仍而被動聽講、死記硬背,從而泯滅了想象力和創造力,又能夠多、快、好、省地獲得形成創造力所必須的廣厚知識基礎,這一知識基礎也是形成全新文學觀和宏觀研究氣魄所必需的。 

再次,要改變古代文學研究生信息相對閉塞的現狀,充分保障其信息來源。不僅保障其一般信息來源,如各類古籍文獻和前人研究著作以及本學科的各種刊物雜志,而且要重點保障那些傳達相關學科前沿動態以及新技術革命和新科學方法論最新成果的信息來源。不僅要保障其靜態信息來源,積極主動地提供各類書刊和網絡資源,而且也不能忽視動態信息來源的攝取,允許、支持并積極組織古代文學研究生參加各種學術交流活動。指導教師不要以自己習慣的傳統治學方法限制研究生的學習和思維,不要將研究生所具有的新文學觀念及其所運用的新方法視為旁門左道,也不要以研究生在科研中的失誤和偏差來否定其研究,而應該在責任中加入對其勇于創新的理解和支持。如果各有關方面都能對古代文學研究生采取寬容諒解乃至支持的態度,那就必然會促使大批研究生迅速轉變為新型研究人才。 

注釋: 

[1]周裕鍇:《原文閱讀與經典模擬》,中國大學教學,2006年,第12期。 

[2]陳伯海:《中途小識—談談我對文學史模式的探求》,文史知識,1993年,第4期。 

[3]李澤厚 :《在多樣的方法中找到最適和自己的方法》,《文史專家談治學》,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422頁。 

[4]董乃斌:《古典文學研究的當代性和新方法》,《文史專家談治學》,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444頁。 

參考文獻: 

[1]周遠清.深化文科教育改革的幾點思考[j].北京:中國高等教育,1996,(9). 

[2]王前新.創新教育全書[m].北京.九州圖書出版社,1997. 

[3]王小盾.在文學研究的邊緣[j].文史知識,2003,(5). 

[4]寧稼雨. 古代文學研究生教學要培養精英素質[j].中國大學教學,2006,(12). 

[5]李素娟.大學文科教學改革之我見[j].江蘇高教,2004,(6). 

篇(7)

一

寬東教授對于“中國古代小說在韓國”的關注始于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

1990年，那時寬東教授還在臺灣文化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在準備博士學位論文撰寫的過程中，先后參考了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大V秀高《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等著作。大V秀高是一位日本學者，他的《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不僅收錄了中國小說的古書版本，還編制了日本所藏的中國古代小說的目錄。這些信息促使寬東教授留意韓國的情況，他有些驚訝地發現，與日本學術界相當成熟的成果相比，當時的韓國尚無已整理好的韓國所藏漢籍目錄，遂發愿系統整理“韓國所藏中國古典小說古書目錄”。

此后他不辭辛苦，頻繁出入于韓國中央圖書館及20多個大學圖書館，孜孜LL地從事目錄整理，并撰寫完成了《中國古典小說流傳韓國之研究》的博士論文。

自1990年至今，二十多年過去了，寬東教授的研究范圍逐步擴展至韓國所藏中國古典小說的傳入、評論、版本、翻譯、出版、研究史等領域，學術視野日益開闊。

2010年9月，寬東教授向韓國教育部韓國研究財團申請的研究課題《在韓國所藏的中國古典小說和戲曲版本之搜集整理及解題》，終于獲得立項。該課題總共投入三年時間、六億韓幣和十三名研究員。《中國古代小說在韓國研究之綜考》就是這個研究課題的最終成果，其分量之厚重可以想見。

二

《中國古代小說在韓國研究之綜考》大體包括傳入研究、評論研究、版本研究、翻譯研究、出版研究、研究史研究等內容。

傳入研究的宗旨是根據傳入韓國的中國古代小說的最初文獻記錄與現有的版本，推定最初傳入時間并據以展開作品研究。中國古代小說傳入韓國的最初文獻記錄多見于《高麗史》、《朝鮮王朝實錄》、《五洲衍文長箋散稿》、《惺所覆瓿稿》等高麗時代與朝鮮時代的文獻，韓國國內眾多圖書館所藏的中國古代小說版本也是推定作品傳入時間的重要依據。

中國古典小說傳入韓國的方式大概有五個類型：一是中國的賜贈，二是韓國使臣從中國帶回，三是中國使臣帶到韓國，四是韓國貿易商從中國購買，五是中國貿易商帶到韓國。

當時沒有單獨的貿易商，大半都是在朝貢使節團去中國時，貿易商也跟著朝貢使節團去做貿易。朝貢使節團有隨行譯官，但因朝鮮政府不能給譯官足夠的俸祿，所以給他一定的做生意的權限。譯官往往接受士大夫的請求，代其購買中國書籍。此外，也有很多譯官以獲得權門勢家的歡心為目的，競相購買中國書籍贈送給士大夫。

譯官是熟練掌握漢語的中國通，在中國小說方面也兼具相當的見識，他們是傳播中國古代小說的主體。這些譯官把中國古代小說大量帶到韓國，贈呈宮中及文武上層人士，甚或將小說翻譯后賣給貰冊家。

三

評論研究的宗旨是根據高麗時代與朝鮮時代文獻中有關中國古代小說作品的評論進行研究。韓國漢籍文獻中包含了豐富的關于中國古代小說傳入、評論、翻譯、出版等的史料。這些史料不僅能給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評論與傳入等提供線索，還是與中國的文獻記錄進行比較研究的不可多得的域外史料。

“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于新發現” ① 。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也不例外。20世紀以來，中國古代小說史料學的建設取得了相當豐碩的成果，為小說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中，海外文獻的發現、整理與研究是其重要組成部分。若干成果如鄭振鐸《巴黎國家圖書館中之中國小說與戲曲》（1927）、孫楷第《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1931）、向達《瀛涯瑣志――記牛津所藏的中文書》（1935）、劉修業《海外所藏中國小說戲曲閱后記》（1939）、戴望舒《西班牙愛斯高里亞爾靜院所藏中國小說戲曲》（1941）、柳存仁《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1957）、王古魯《王古魯日本訪書記》（1986）等，皆為治中國小說史者所不可或缺。對韓國漢籍中的中國小說史料的搜集整理雖晚了一步，但在近些年進展喜人，其中也有寬東教授的貢獻。2001年以來，寬東教授相繼出版了《中國古典小說批評資料叢考》、《中國古典小說在韓國的翻譯、出版、研究狀況》等韓文著作，2011年，又與陳文新教授合作，在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中文著作《韓國所見中國古代小說史料》。凡此種種，均可見其貢獻之豐厚。他在長期積累基礎上所進行的評論研究，一定能帶給讀者新的收獲。

四

版本研究的宗旨是對韓國所藏中國古代小說版本作系統的梳理并運用于版本的傳入、翻譯、出版等書志學的檢討與研究。

朝鮮時代的出版物，根據板主的歸屬可分為“官刻本”和“私刻本”。

“官刻本”指的是政府各機關刻印的書。出版“官刻本”的機構有“春坊”、“奎章閣”（內閣）、“內醫院”、“校書館”、“司譯院”、“六曹”（禮部）、各“地方監營”等。這些“官刻本”是由官營手工業廠印刷，一部分供應國內各機購，另一部分售給個人，但均由官方主管。其中，“春坊”（又名為“世子侍講院”）是主管教育王世子的機構，該院設立于朝鮮太祖時代。因為是主管教育世子的，不容刻印通俗小說類書籍，所刻書以經書或史書類為主。“奎章閣”（在首爾大學圖書館內）是保管歷代國王的親筆書信、文章、顧命、遺教等的機構，建于正祖即位之年（1777年），1894年“甲午更張”時被關閉。“內醫院”是主管宮廷醫藥的機構，又名為典醫監。主要出版醫學書籍，也與出版小說無關。

大部分官刻機關主要刻印經、史類書籍及其諺解本、漢詩諺解本、女性教化書、學習工具書等，有時也刻印小說。與出版小說有關的機構還有“校書館”、“司譯院”、“六曹”（禮部）、各“地方監營”等。

“私刻本”又稱“家刻本”或“家塾本”，指的是個人刻印的書籍。“私刻本”包括“家板本”、“坊刻本”等。其中，“家板本”是指雇用匠人刻印的書籍及族譜（家譜），包括個人刻印出版的詩集或散文集。目前，個人刻印小說的記錄資料已無法找到。

“坊刻本”則指一般書商以營利為目的，作為商品流傳而刻印的書。朝鮮前期刻印的大部分是文言小說。朝鮮后期刻印的大部分是白話小說，而且主要是韓文翻譯小說。

寬東教授的版本研究有四個方面值得關注：

首先，他搜集整理了韓國主要圖書館、書院以及寺院的古書目錄中提及的中國古代小說版本的目錄，并將這些中國古代小說劃分為中國版本和韓國版本進行書志學的分析。

其次，對于重要的版本，他盡量親自閱覽并重點分析該版本的價值所在。

其三，不僅關注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古代小說，還將彈詞與鼓詞納入版本搜集的范圍。據胡曉真研究，“使用國音、以敘事體行文的長篇彈詞，尤其是出自女性之手者，屬于文書化的案頭讀物。”“這也就是我所謂的‘彈詞小說’了” ① 。胡曉真的這個結論，有助于說明何以將彈詞小說納入通俗小說范圍。

其四，不僅關注中國古代的通俗小說，也將文言小說納入關注范圍。文言小說包括子部小說（或稱筆記小說、古小說）和傳奇小說等文類，而子部小說自清末民初以來，一向被認為不符合現代小說標準。事實上，在中國古代，子部小說是唯一被視為正宗的小說，這類作品在傳入韓國的中國古代小說中也是數量尤其巨大的。寬東教授將包括子部小說的文言小說納入考察范圍，極大地拓展了韓國學術界之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的范圍。

五

翻譯研究的宗旨是對傳入韓國并被翻譯的中國古代小說作品進行研究。

翻譯作品大體分為翻譯類、翻案（改寫）類和再創作類。大部分中國古代小說在翻譯出版時，翻譯者都會選擇意譯的方式，并對原文中的詳細描寫以及與主要情節關系不大的內容加以刪節和省略。其操作方法是，在保持原文大體框架、完整故事的基礎上，將序文、開場詩、插入詩、散場詩、回后評等大量刪除;中國通俗小說中的套語也大都予以裁減。從《西漢演義》、《西游記》、《錦香亭記》等作品，都可以看到翻譯和翻案兩種方法并用的現象。此種翻譯小說大多見于坊刻本，乃是一種因應商業需要而產生的現象。

朝鮮時代翻譯或翻案中國古代小說的風氣已經形成，目前在韓國各圖書館里可見的翻譯小說（包含翻案小說），目錄如下：

明代之前：

（1）《列女傳》、（2）《古押衙傳奇》、（3）《太平廣記（諺解）》、（4）《太原志》、（5）《吳越春秋》、（6）《梅妃傳》、（7）《漢成帝趙飛燕合德傳》、（8）《唐高宗武后傳》。

明代：

（9）《紅梅記》、（10）《薛仁貴傳》、（11）《水滸傳》、（12）《三國志演義》、（13）《殘唐五代演義》、（14）《大明英烈傳》、（15）《武穆王貞忠錄》（大宋中興通俗演義）、（16）《西游記》、（17）《列國志》、（18）《包公演義》（龍圖公案，翻譯）、（19）《西周演義》（封神演義）、（20）《西漢演義》、（21）《東漢演義》、（22）《平妖記》（三遂平妖傳）、（23）《禪真逸史》、（24）《隋煬帝艷史》、（25）《隋史遺文》、（26）《東度記》、（27）《開辟演義》、（28）《孫龐演義》、（29）《唐晉[秦]演義》（大唐秦王詞話）、（30）《南宋演義》（南宋志傳）、（31）《北宋演義》（大字足本北宋楊家將）、（32）《南溪演談》、（33）《剪燈新話》、（34）《聘聘傳》（娉娉傳?剪燈余話卷5類似）、（35）《型世言》、（36）《今古奇觀》、（37）《花影集》。

清代：

（38）《后水滸傳》、（39）《平山冷燕》（第四才子書）、（40）《玉嬌梨傳》、（41）《樂田演義》、（42）《錦香亭記》（錦香亭）、（43）《醒風流》、（44）《玉支璣》（雙英記）、（45）《畫圖緣》（花天荷傳）、（46）《好逑傳》（俠義風月傳）、（47）《快心編》（醒世奇觀）、（48）《隋唐演義》、（49）《女仙外史》（新大奇書）、（50）《雙美緣》（駐春園小史，翻案）、（51）《麟鳳韶》（引鳳簫）、（52）《紅樓夢》、（53）《雪月梅傳》、（54）《后紅樓夢》、（55）《粉妝樓》、（56）《合錦回文傳》、（57）《續紅樓夢》、（58）《瑤華傳》、（59）《紅樓復夢》、（60）《白圭志》、（61）《補紅樓夢》、（62）《鏡花緣》（第一奇諺）、（63）《紅樓夢補》、（64）《綠牡丹》、（65）《忠烈俠義傳》、（66）《忠烈小五義傳》、（67）《閑談消夏錄》、（68）《十二峰記》。

彈詞與鼓詞：

（69）《珍珠塔》（九松亭）、（70）《再生緣傳》（繡像繪圖再生緣）、（71）《梁山伯傳》、（72）《千里駒》。①

對在韓國翻譯出版的中國古代小說，韓國學術界除了就翻譯樣式、翻譯技巧、翻譯方法等進行整體的研究外，還對已被確認的譯本小說進行了書志學的資料搜集與分析，其中樸在淵的研究成果較為突出。

六

出版研究的宗旨是對韓國出版之中國古代小說作出版狀況考察與書志學的研究，關注的重心是其版本價值與出版文化。

出版明代作品乃是朝鮮時代出版文化的主流。朝鮮王朝時期，韓文雖然已經問世，但漢文依然是官方公文的主導文字，故這一時期韓國所刊中國古籍皆以原本出版為主，還有批注出版、體制變形出版、壓縮編輯出版、翻譯出版、用途變更出版等方式。朝鮮時期所出版的中國古代小說迄今為止可以確認的約24種：

（1）《列女傳》、（2）《新序》、（3）《說苑》、（4）《博物志》、（5）《世說新語》、（6）《酉陽雜俎》、（7）《訓世評話》、（8）《太平廣記》、（9）《嬌紅記》、（10）《剪燈新話句解》、（11）《剪燈余話》、（12）《文苑楂橘》、（13）《三國志演義》、（14）《水滸傳》、（15）《西游記》、（16）《楚漢傳》、（17）《薛仁貴傳》、（18）《鐘離葫蘆》、（19）《花影集》、（20）《效顰集》、（21）《玉壺冰》、（22）《皇明世說新語》、（23）《兩山墨談》、（24）《錦香亭記》。①

在朝鮮時代出版的這24種中國古代小說中，尚未找到原本的僅《列女傳》、《博物志》、《嬌紅記》3種而已。按出版年代分類，明代以前作品約為9種，明代作品約為14種，清代作品為1種。按出版年代看，從15世紀到16世紀末（壬辰倭亂前）出刊的作品為15種，壬辰倭亂以后出刊的作品有10種11部（其中《三國志演義》重復出刊），15-16世紀朝鮮時代出版文化之興盛可見一斑。出版場所遍布全國，總計18處，其中僅漢陽一地就出刊了9種11部作品之多。

對朝鮮時代出版的中國古代小說，我們不僅需要繼續做發掘工作，而且還要對已經發掘出來的作品，從書志學的觀點進行研究并檢討其出版目的與意義。就出版目的而言，朝鮮前期多是出于對新知識之渴望、風俗教化以及教育學習等目的;與之相反，朝鮮后期出現的坊刻本和以盈利目的之商業性出版占據了出版業的主流。與這種目的不同相對應的情形是：朝鮮前期是以文言小說為主的學術性出版，朝鮮后期則是以通俗小說為主的商業性出版。

七

研究史研究的宗旨是從學術史的角度評介韓國學者對中國古代小說的研究實績及成果，編制歷代韓國學者的論文與著作目錄。這項工作不僅能夠歷時態地呈現學術發展的進程，還能給后學提供豐富的研究資料。

關于中國古代小說的研究，韓國學者起步較中日學界為晚，但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研究群體迅速擴大，頗有欣欣向榮之勢。在目前研究中國文化的韓國各類學會中，中國古代小說研究會是最富于生氣的學會之一，一系列優秀成果陸續問世。謹以寬東教授為例，其“在韓國所藏的中國古典小說和戲曲版本之搜集整理及解題”系列，著作就多達十幾種，包括韓文十種，中文兩種：

1.《中國古典小說及戲曲研究資料總集》（2011年韓國學古房出版）

2.《中國古典小說的國內出版本整理及解題》（2012年韓國學古房出版）

3.《韓國所藏中國古典戲曲（彈詞、鼓詞）版本和解題》（2012年韓國學古房出版）

4.《韓國所藏中國文言小說的版本目錄及解題》（2013年韓國學古房出版）

5.《韓國所藏中國通俗小說的版本目錄及解題》（2013年韓國學古房出版）

6.《韓國所藏中國古典小說的版本目錄（所藏處別）》（2013年韓國學古房出版）

7.《朝鮮時代中國古典小說的出版本和翻譯本研究》（2013年韓國學古房出版）

8.《韓國所藏稀貴本中國文言小說的介紹和研究》（2014年韓國學古房出版）

9.《中國通俗小說的韓國傳入和受容》（2014年韓國學古房出版）

10.《中國戲曲（彈詞、鼓詞）的韓國傳入和受容》（2014年韓國學古房出版）

11.《韓國所藏中國文言小說版本目錄》（與陳文新等合著，2015年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

12.《韓國所藏中國通俗小說版本目錄》（與陳文新等合著，2015年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