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經濟學英文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過去一年的成績(26)

下一年的任務(17)

過去一年的成績(26)

學科建設（5）

教學(8)

科研(4)

學術交流(4)

其他(5)

學科建設（5）

在張培剛教授帶領下，整合經濟學院資源，在學科建設方面取得重大成果：

1. 成功申報并取得理論經濟學博士后流動站

2.成功申報并取得西方經濟學湖北省重點學科

3.西方經濟學研究生教育連續第二次被人民網公布的“中國大學評價評”為全國第一

4. 與國貿系共同申報并取得世界經濟碩士學位授予權

5.與其他院系一起，組織申報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現代經濟學研究中心”

教學(8)

承擔了本專科、碩士生和博士生的教學和指導任務，教授、副教授 、講師的工作量都達到或超過規定要求，承擔本科生教學的教師，評分都在75分以上，多數在80分以上（宋德勇、姚遂在組織安排本專科各環節教學工作方面，成績突出）

張衛東、徐長生分別講授高級微觀、宏觀經濟學（碩士生）和微觀、宏觀經濟學文獻選讀（博士生），使用英文原版教材，為提高經濟學院的教學水平作出了積極的努力

西方經濟學專業博士生丁際剛獲得湖北省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碩士生王皓獲湖北省優秀碩士學位論文

西方經濟學1999級博士生3人、2000級博士生26人、2001級博士生2人（共31）人完成博士學位論文并通過論文答辯

碩士研究生21人完成學位論文并通過論文答辯、網絡研究生104人完成畢業論文并通過論文答辯（費劍平在組織研究生各環節教學工作和科研管理工作方面，成績突出）

羅傳建、張玉英指導的本科生論文獲校優秀論文獎

張玉英獲教學質量二等獎

方齊云獲研究生院優秀研究生導師稱號

科研(4)

科研工作取得較大成果：湖北省第三屆人文社科優秀成果三等獎一項、出版著作3部、科研經費9.4萬元：

徐長生獲湖北省第三屆人文社科優秀成果三等獎

張衛東出版微觀經濟學教材、彭代彥出版專著一部、費劍平出版譯著一部

張培剛教授獲校文科基金重點資助1萬元、獲湖北省社科基金資助0.7萬元、徐長生獲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5.2萬元、彭代彥副教授獲校文科基金資助0.5萬元、羅傳建獲橫向課題經費2萬元

近60篇，其中權威期刊論文10余篇，核心期刊論文20余篇，英文論文2篇，其他期刊和會議論文20余篇。其中，彭代彥、費劍平在發表權威期刊論文方面成績突出 學術交流(4)

組織了2次學術研討會，張衛東、彭代彥交流了研究成果；在校慶50周年學術報告中，徐長生、張衛東、宋德勇、汪小勤交流了研究成果

徐長生訪問美國哈佛大學歸來

宋德勇圓滿完成在日本的博士后研究回國

彭代彥、汪小勤論文入選中國經濟學年會論文；徐長生、汪小勤參加了中國經濟學年會；張培剛教授帶領5人參加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年會，提交會議論文5篇;此外，還參加其他各種學術會議8人次

其他(5)

張玉英、費劍平、姚遂獲得博士學位，師資隊伍的博士化程度達到70％

汪小勤、宋德勇晉升博士生導師、羅傳健晉升副教授

姚遂獲三育人標兵稱號、方齊云獲優秀黨務工作者稱號

積極參加學院組織的各項活動，在學院反映良好，吳大慶在組織經濟系元旦文娛活動方面作出了貢獻

組織生活和政治學習制度化，取得良好效果（張玉英在支部書記工作中成績突出）

下一年的工作(17)

學科建設（6）

教學（2）

科研（4）

學術交流（2）

其他（3）

學科建設（6） 積極參與現代經濟學研究中心的研究和學術交流工作，繼續努力爭取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

積極準備申報世界經濟和理論經濟學一級學科博士點

積極準備申報產業經濟學、區域經濟學碩士點

積極做好西方經濟學湖北省重點學科的建設工作，積極準備申報西方經濟學國家重點學科

做好博士后流動站的第一次招生工作

積極準備創辦發展經濟學研究雜志，進一步擴大發展經濟學研究在國內的影響

教學（2）

進一步加強和提高教學質量

積極準備建設西方經濟學精品課程，形成優質的西方經濟學專業三級課程體系

科研（4）

完成張培剛教授申報的“技術進步與經濟發展”重大課題研究

在發展經濟學、農業及農村經濟、制度與產權經濟學、微觀和宏觀經濟學研究方面形成特色，爭取獲得重要研究成果，在國內產生較大學術影響

積極組織申報國家和其他各類課題，力爭多獲立項，爭取在課題和科研經費方面有所突破

積極發表科研成果，爭取更多成果獲獎

學術交流（2）

積極參加國內外學術交流，特別是鼓勵參加中國經濟學年會、中國青年經濟學者論壇、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年會、全國高校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研討會以及其他各類國際國內高層次學術會議，進一步擴大學術影響

進一步辦好雙周學術研討會，爭取取得較大成果

其他（3）

啟動張培剛發展經濟學研究基金會的對外運作，進一步擴大基金會的學術影響

篇(2)

職稱論文致謝范文

【職稱論文致謝范文一】

光陰似箭，歲月如梭，六年多的博士研究生涯轉瞬即逝。回首我在浙江大學這幾年的求學之路，感觸良多。于我而言，在職讀博，求學之路充滿艱辛，有無數次想著放棄。幸運的是，一路上有那么多師長的呵護和引導，有那么多同學和朋友的幫助和鼓勵，有家人在背后默默的奉獻和文持，讓我終能完成學業。值此論文付梓之際，懷揣一顆感恩的心，謹向所有關心、支持與幫助我的師長、家人、同學及朋友，致以最誠摯的謝意!

首先，非常感謝我的恩師陸文聰教授。六年前，陸老師不嫌棄我才疏學淺，將我收于門下，打開了我的人生幸運之門。陸老師學貫中西、敏銳的學術眼光、嚴謹的學風和治學態度、睿智的思想和高尚的師德，對我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是我一生求學、治學和為師的榜樣。從紫金港行政樓管院9樓會議室到啟真卡特12樓會議室，陸老師放棄周末的休息，每隔一周召開例會組織出國留學網團隊學習。

在例會上，陸老師就研究選題、框架構思、方法設計、論文撰寫、遣詞造句，無不傾囊相授、用心指導。更多的，是平時點點滴滴的耳提命面和深夜飛鴻，“諄諄如父語，殷殷似友親”，有師如此，幸甚!因此，本文的寫作，從題目選取、框架確定、研究設計、論文修改到遣詞造句，無不傾注著陸老師的心血，如若本文尚有可取之處，首先應歸功于陸老師的教誨和悉心指導。

感謝浙江大學管理學院韓洪云教授，張忠根教授，阮建青副教授、金少勝副教授等在論文開題及進展過程中給予的建議和指導，感謝霍寶鋒教授、周潔紅教授、寶貢敏教授和熊偉教授等在論文答辯會上提出的寶貴建議和意見，使我的論文更加嚴謹、臻于完善。

在浙江大學讀博期間，有幸聆聽了王重鳴教授、黃祖輝教授、吳曉波教授、錢文榮教授、魏江教授、張鋼教授、寶f敏教授、賈生華教授、王端旭教授、熊偉教授、劉南教授等眾多師長的授課，令我受益非淺，在此謹致以我深深的敬意和誠摯的感謝。

感謝一路陪伴走來的陸師門團隊，各位同門在例會上的真知灼見、知識分享讓我受益匪淺。感謝黃小丹、劉聰師妹無私提供的信息網絡，感謝許為博士對我計量模型方面的答疑解惑。

同門情誼，皎如曰月，“相知無遠近，萬里尚為鄰”。

衷心感謝ChinaVenture投中集團鄭經理、Clark經理給予的數據收集支持，你們熱心的幫助使我的論文得以順利完成。感謝浙江省自然科學基金對本研究的資助。

博士論文的完成與家人的支持密切相關，感謝我的父母、妻子及兒子。父親年逾古稀，母親歲過花甲，均為普通農民，臉朝黃土背朝天的把我培養成才。父母從不知博士為何物，電話中只能叮囑我要注意身體，好好讀書。父母遠在云南，子不能陪伴在身邊，每思至此，深感愧疚，“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只愿父母安好!感謝妻子胡金葉女士的一路相伴，給予我一個溫暖幸福的家。

妻子的寬容、理解、支持和關愛使我能夠兼顧工作的同時并安心學業，在艱辛中體驗學術與科研的樂趣職稱論文致謝范文職稱論文致謝范文。最后要提及我可愛懂事的兒子萬泓睿!讀博期間，兒子正處于孩提到童齔期間，最需要父親的陪伴。可由于要工作、看書和寫作，只能不斷的告訴他，自己去玩，爸爸要工作。每次兒子都默默的接受，從未對我工作學習造成困擾，并且總能給我歡聲笑語，讓我在艱辛的讀博期間平添了許多樂趣，也是我生活、學習、工作的不竭動力。

“華枝春滿，天心月圓”.謹以此文，獻給所有幫助、鼓勵、支持和關懷過我的親人、師長和朋友們。

【職稱論文致謝范文二】

杭州的冬天是寒冷的，我的心卻是溫暖的。此時此刻我想衷心地感謝所有關心幫助我的人!

感謝我的導師黃祖輝教授!從2007年我第一次通過電子郵件向黃老師請教合作社理論至今巳有8年時間。這8年里我的每一份成長都離不開黃老師的幫助：

從教授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到指導論文理論框架的構架，從指導設計調研問卷到幫助聯系參訪單位到組織匯總問卷數據，從輔導論文寫作到給予對初稿的修改意見，黃老師的高瞻遠矚和學識淵博使我能夠一步一步向夢想邁進!我還要感謝師母謝莉莎老師!在大學學習期間，謝老師給予了我非常多學習和生活上的關心。每當遇到困難時，聽到謝老師溫暖的鼓勵話語，我都能振作精神克服困難。

感謝我的導師郭教授!2011年郭老師從電腦里找與大學論文直接相關的文獻資料供我閱讀、帶我上統計學課程以及在辦公室的白板上與我討論設計技術路線圖的場景歷歷在目。郭老師對農業產業化尤其是訂單農業的研究成果豐碩，我的大學論文正是產業化的一個領域，能夠得到郭老師的指點我倍感榮幸!曽經無數次我糾結于問題的表面現象徘徊不前，郭老師一針見血地指出問題的實質后，我馬上茅塞頓開，問題得以迅速地解決，這對我而言是相當幸運和幸福的!

感謝我的老師徐教授!從2009年第一次見面，徐老師對我學習生活上的關心從未停止。每次研究所會議，徐老師都會問詢我近曰的情況，向我提供多種幫助，令我倍加感動!

感謝我的曰本導師德永澄憲教授和納口列子教授!2012年我作為交換生赴曰本筑波大學期間，德永老師嚴謹求真的態度使我非常欽佩!他不僅在學習上對我嚴格要求，在生活上給我細致入微的關心，得知我對曰本農協有濃厚興趣后，還親自把我帶到納口老師面前。我永遠忘不了2013年春節我離開曰本回國的前夕，德永老師特意安排在中餐館師門聚會慶祝我學成歸國時的溫暖。納口老師親自帶領我赴曰本農協和曰本農林水產省參訪，在參訪過程中遇到隨行翻譯同志一時無法翻譯出來的專業術語，納口老師馬上親自為我提供曰英文翻譯，令我非常感動!

感謝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農業產業組織體系與農民合作社發展：以農民合作組織發展為中心的農業產業組織體系創新與優化研究”(編號：71333011)提供的資助!

感謝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國際(地區)合作研究項目“全球化背景下中國農民合作組織發展：運營模式、治理結構與比較研究”(編號：71020107028)提供的資助!

感謝為我們調研提供巨大幫助與支持的浙江省農業廳朱處長、四川省農業工作干部胡主任等所有政府公務員!感謝接受采訪的陳、周等合作社的理事長和成員!感謝2011年利用署假時間參與調研和案例寫作的王等浙江大學三農協會的所有同學!

感謝我碩士時期的導師黃教授!是她手把手地教我研究方法，將我帶入合作社研究的領域里。在大學學習期間也一直關心我的學習和生活，每次見面都熱情款待我，黃瑾教授的師恩我永遠銘記于心!

感謝梁巧大學!梁老師對我而言亦師亦友，無論是我遇到專業上的問題還是人生道路上的困惑，梁老師都是我尋求幫助的對象，她沉穩、積極的心態時刻是我學習的目標。

感謝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顧益康主任、林堅教授、錢文榮教授、衛龍寶教授、陸文聰教授、張忠根教授、楊萬江教授、丁關良教授、陳隨軍副教授、葉春輝副教授、周潔紅教授、韓洪云教授、魯柏祥大學、潘偉光副教授、姚衛紅老師、金少勝副教授、阮建青副教授、茅銳大學、季晨大學以及浙江大學經濟學院馬述忠教授、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開發研究中心寶劍久俊研究員在大學論文寫作過程中為我提供的建議和幫助!感謝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徐麗安副院長、辦公室毛迎春主任、辦公室胡偉斌副主任、資料室陳興儂老師和張霞老師!

是他們為研究所創造了一個非常好的學術研究環境，使我們能夠在非常舒適的環境中學習進步!

感謝曹斌研究員對我大學論文的指導和幫助!

感謝邱東茂、李曉康等師兄師姐師弟師妹，是他們將我緊密融入研究團隊中，依靠團隊的力量學習進取我才能完成大學論文。

感謝陳璞老師。在班集體中，我們學習上互相幫助，學習之余聚餐游玩，是他們使我感到班集體的溫暖并獲得前進的動力。

2006年我進入研究生階段時開始學習合作社理論，到今年有十年時間。十年在人生中是一段不短的時間階段，我從22歲到32歲的青春用在了潛心學習上是無怨無悔的!這十年我從福州到三明再到杭州，從學校到工作崗位再回到學校，現在又即將走向新的工作崗位。無論將來我的研究領域在何處，合作社理論及其在實踐中的應用一定是我繼續努力的方向，為中國廣大農民服務是我矢志不移的人生理想!幸福的未來在等著我開拓，我一定要繼續努力奮斗來報答這么多關愛我的人們!

【職稱論文致謝范文三】

光陰荏苒，近四年的大學生涯巳基本告一段落，心中欣喜之余，多是感激。

回頭來看，自己本是農村一懵懂頑童，幸而能獲得大學學位，都是源于身邊師友和親朋的幫助：

首先感謝的是導師黃袓輝教授，自從張曉波教授2011年薦我來浙大跟隨黃老師學習，四年期間，黃老師在學業、生活和就業上都給了我極大的幫助。他早巳年逾六旬，作為卡特院長，行政事務繁忙，但依然常常托人從國外訂購最新的制度經濟學前沿書籍仔細研讀，每次想來，自己作為年輕人也相形見絀。而給我更大觸動則是他對學生的包容、寬容和“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理念，門下將近200學生，學生們不論是從商、從政或是從學，他都給予了最大的幫助和鼓勵，黃老師這種寬厚的胸襟是我們學生永遠學習的榜樣。

張曉波教授也是我的導師，之所以走上研究農業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的道路，都是源于張老師的原因。從2007年7月到現在，已經有8年，我幾乎所有的一切都離不開他的幫助，從指導我碩士論文、介紹攻讀大學、介紹出國訪學、指導大學論文和找工作，這所有的過程都傾注了他的心血。在生活中，自己的執拗和不耐心，也是無數次受到他寬容和耐心的教導，跟隨他8個年頭，自己碌碌無為，沒做出什么像樣的成績，我真心有愧!

陳志剛教授也有太多的感謝，自從2009年他調任至國際食物政策研究所北京辦公室主任以來，對我無論從學業，還是生活上都關懷備至。當年我執拗地想離開北京，他多次單獨找我談話希望我留下，至今歷歷在目，感動不巳。而后在浙大讀博期間，也是多次來看望，在大學論文和就業方面也給予了許多無私的幫助和建議。

金松青教授是我在2012年去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訪學認識的，自己第一次出國舉目無親，金老師常常帶著我到他家吃飯聊天，待我如作為家中后輩子弟一般，感激之情可謂溢于言表，同時也衷心感謝他的妻子紅雅女士。在學業上，金老師也是時常耐心教導，不嫌愚笨。Reardom教授是我在密西根州立大學的導師，對他感激頗多，那時Tom知道我一個人在美國孤單，也是多次遨我到金老師家一起聚餐閑談，或到他家燒烤。有次知道我要買被子，他還專門帶我去找學院的行政人員去征求幫助，Torn自己一個人雖然大大咧咧，但是對我確是關愛有加，照顧備至。如今他也六十有幾，祝愿他能覓一良伴，生活安定幸福。

MSU農經資源學院的前秘書RobinsonAnn女士給我了許多感動。記得還未去MSU之前，我尚憂心住處，Arm主動提出幫我解決住宿問題，并給全院學生集體發了郵件為我尋求幫助，我真心感動。從那時起我就記得日后寫致謝一定要感謝她，這種無私幫助的可貴品德正是促進自己成長的動力職稱論文致謝范文論文。如今她巳退休，祝愿她退休生活過的幸福愉快!

在浙大卡特，還有許許多多的老師給予了我極大的幫助，比如徐麗安副院長、郭紅東教授、錢文榮教授、陸文聰教授、衛龍寶教授、張忠根教授、楊萬江教授、馬述忠教授、葉春暉副教授、金少勝副教授、毛迎春老師、胡偉斌老師、張霞老師等等，在這其中尤其要感謝的是我的師兄阮建青副教授，從我2010年來杭州，一直都是他在各個方面照料，要是沒有他在各個方面的幫助，我的大學生涯也將大打折扣。阮師兄勤勉努力，為人正直，如今巳晉升副教授，并承擔了系副主任等相關行政工作，深受學生們愛戴，祝愿他未來更加出色!

感謝攻讀大學期間的同學，如刁盼盼、李靜、嫣貞、張菲、石琦、梁海兵、余新平、伍駿騫、許為、王堯、李寶值等諸多同學，還要感謝黃老師門下傅琳琳、劉穎嫻、鄭思寧、鄭軍南、孫海霞、朋文歡、李懿蕓等諸多同門，正是有他們的相伴，才使過去四年的大學生涯更為充實和豐富。

此外，還要感謝南京農業大學的鐘甫寧教授，自從張曉波教授將我介紹過去，能得以多次機會聆聽鐘老師的教誨，尤其他反復強調的“間題導向”研究風格，讓自己受益匪淺。還要感謝2011年和2012年到江蘇沛縣調研過程中，給予我們極大幫助的農業部農機司李斯華處長、沛縣農機局郭松局長和吳明祿科長及其他領導，以及在2013年農村調查中給予幫助的農業部固定觀察點辦公室武志剛處長、王歐副處長等相關領導。

最后，在此感謝我的父母，作為一農村出身的孩子，父母將我辛苦扯大，讀到大學學位，雙親殊為不易，感激之情無需言表，且祝愿他們日后生活幸福。

大學論文寫作期間，獲得以下項目的資助，在此深表感謝：

1、國家自科基金重大國際(地區)合作項目：農業產業組織體系與農民合作社發展：以農民合作組織發展為中心的農業產業組織體系創新與優化研究。

2、國家自科基金國際(地區)合作與交流項目：人口變化、城鄉人口流動和中國的農業與農村發展。

3、國家自科基金面上項目：基于產業集群的工業化模式對農村貧困影響的研究。

篇(3)

2008年8月，為了應對全球范圍內的金融危機，中國政府成立了貨幣政策委員會。樊綱被任命為委員。作為該委員會中唯一的專家(其他委員皆為財經部門的副部級官員)，樊綱頗引人注目。其實，樊綱的個人成長經歷早就為人們所關注。

2009年2月，樊綱先生應邀來鄭州講學，筆者得到了一個采訪樊先生的機會……

樊綱小檔案

樊綱，當今中國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1953年9月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河北大學經濟系政治經濟學專業，1982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經濟系，主攻“西方經濟學”；1985年至1987年赴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及哈佛大學訪問研究；1993年成為中國社會科學界最年輕的博士生導師之一；1992年至1993年任《經濟研究》編輯部主任，1994年至1995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現為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主要著作有《公有制宏觀經濟理論大綱》、《現代三大經濟理論體系的比較與綜合》、《市場機制與經濟效率》、《漸進之路――對經濟改革的經濟學思考》、《中國經濟改革的政治經濟學》等學術專著和學術論文近百篇。

無書讀的少年

凡是20世紀50年代出生的中國人，最該讀書的年齡大都會因為“”或多或少受到影響，1953年出生的樊綱自然也不例外。“”開始的時候，樊綱剛剛通過了小學六年級的畢業考試，一年半后“就近分配”，進了中學，又一年半后就“初中畢業”了。其實當時沒上過什么文化課，數學學到了正負數，英語學了一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萬歲)，字母念到第八個(H)，然后就是上山下鄉。樊綱的父親在1957年被劃為，這就決定了樊綱不能參軍，不能作為工農兵上大學，事事都要排在別人后面。

1968年,在那席卷全國的上山下鄉運動中，樊綱來到了北大荒。他對經濟學的興趣就是從這時開始產生的。社會的動蕩變化和自身命運的跌宕起伏，促使他從書籍和實踐中去求解這些問題。有兩本書對他產生了深遠影響，一本是《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另一本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對這兩本書的系統閱讀，使樊綱第一次認真思考哲學和經濟學的關系。最終他認為，在人文社會科學諸學科中，經濟學是更有實用價值的知識。

當時兵團的經濟狀況日益惡化。就一個連隊來說，知青沒來之前，二十幾個人開著同樣數目的機器，種著同樣面積的土地。后來一下子來了百十號知青，還是那些機器那些地，產量反倒連年下降,虧損也越來越嚴重。于是，在1975年前后，兵團準備在一些地方試行農村的收入分配辦法，把固定工資制改為工分制，其目的無非是增加一些物質刺激，使收入與勞動掛鉤。樊綱所在的連隊是試點之一。連隊指導員覺得此事不好辦，就找大伙商量。由于學了點政治經濟學，有點底氣，樊綱就想對此事作一番“理論分析”。他對兵團總部的試點方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設想。連隊指導員聽了很欣賞，就讓他寫成了書面材料以連隊的名義寄到了兵團總部。沒過多久,兵團正好要召開一個工分制試點的工作會議，于是樊綱和指導員受邀一起去了佳木斯兵團總部。這是樊綱第一次“理論研究”與實踐相結合。從此，他對各類經濟問題就更加留意了。

改變命運的沖動

1969年，樊綱赴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一待就是六年。由于兵團里對子弟比較“關切”，盡管樊綱多方努力，仍沒有轉變命運的跡象。在一切能嘗試的希望都破滅之后，樊綱一生當中第一次獨立作出一個重大生活選擇：以“投親靠友”的理由轉插到一個堂哥所在的河北省北部的圍場縣農村。從一定意義上講，當時的轉插是選擇了下坡路。他到村里后第一天參加勞動，就是推小車拉土。那是“木牛流馬”式的木制獨輪車。兩千年未變的生產方式，與兵團農場的拖拉機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冬天里每天只吃兩頓飯，晚飯一般只是玉米粥，5點鐘喝完，七八點鐘人就開始餓得發慌了。沒有了經濟收入，要靠家里接濟；沒有了同學、好友，唯一的親戚即堂哥還遠在五十里外的縣里。樊綱闖進了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經歷了一生中最為沉重的孤獨。但是，雖然仍在邊遠的山溝溝里，畢竟離北京近了點，而且農民們和縣里的干部們不像兵團首長們有那么強烈的關于子弟的概念，對城里來的“有點墨水”的知青，總會給點特殊的關照，加上堂哥上上下下的關系和在縣里幫他使勁，不到一年的時間，樊綱就被借調到縣文化館，專職搞群眾文藝的創作。有了一個讀書寫字的條件，樊綱感覺命運之神多少對自己綻出來了一絲笑容。1977年，樊綱在一個公社鑄鐵廠作為縣文化館的創作人員體驗生活時，從收音機里聽到了恢復高考的消息，當晚就趕回縣里與堂哥商量。這一年，他考上了河北大學經濟系，自此跨入經濟學研究的門檻。

鳳凰涅的浴火

1977年恢復高考徹底改變了樊綱的命運，他考取河北大學經濟系政治經濟學專業，打開了通向經濟學圣殿的大門。1982年畢業后，樊綱又考入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主攻“西方經濟學”專業。1985年,樊綱順利獲得碩士學位并開始攻讀博士學位。這時，在時任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所長、已故經濟學家董輔的力薦之下樊綱赴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進修。

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是個開放式的研究機構，從這里，樊綱得以進入哈佛大學學習經濟學。在哈佛的日子是一段令人興奮、令人著迷的經歷。樊綱把這個學習過程稱為高強度、高濃縮的“思想煉獄”。在這里，他有機會就近學習、揣摩大師們的思想方法。同時，大師們的學術成就也給了他很大的壓力，逼著他把自己的標準設得高一些。樊綱說哈佛的學術氛圍推動著你去有成就。對于立志成為經濟學家的人來說，這種訓練是很寶貴的。樊綱為自己預定的目標是要多上點課，多學習知識。因此，從一開始他就到哈佛大學去旁聽研究生的課程。樊綱雖然在大學里就幸運地上過比較扎實的西方經濟學原理課程，碩士研究生讀的也是西方經濟學專業，基本原理都已掌握，但學起來仍然吃力得很。當時，他并非正式注冊的學生，可以不讀書不做作業，甚至可以不去聽課，輕輕松松當一個“訪問”學者，四處走走增長些見識，寫些東西。但他意識到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在課堂上系統地學習當代經濟學理論的機會，如果這個機會失去了，費再大的勁也不一定真正能學通。所以，樊綱下了決心，一定要“學進去”。

暑假之后，樊綱從頭學起，跟著班上的學生一起聽課、做作業、參加小組討論，甚至參加考試。雖然，他最終沒能繼續留下來讀一個洋學位，但他還是感到很踏實也很充實，畢竟他把當代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系統地學了一遍。對于當時的選擇，樊綱現在想來不免還有些后怕：如果那時沒有咬牙堅持下來，自己可能會后悔一輩子。

正是在這里，樊綱打下了堅實的現代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他不僅實現了經濟學研究上的融會貫通,而且還發現了通向他最為關切、最放不下的那個問題――“中國問題”的道路。有一次，一個新加坡學者問他：你在你的國家研究經濟有什么意義呢？樊綱說：“的雖然是一點點微小的事情，但是也許十二億人口的福利就因為我的這一點微小的貢獻而增加。‘經世濟民’這個詞的意義本身就很重要。”樊綱就是懷抱著這樣的激情回國的。看一看后來樊綱在國內的表現,就一定不會懷疑，當時他確實是有備而來，一回國，他的思維就像火山爆發一樣，成果接踵而至。

其實，促使樊綱下決心學成回國的還有一個相當偶然的插曲，這在他的《經濟人生》中有詳細的描寫：“有一天，我開著車在美國街上閑逛，車里播放著古典音樂。這時有一個美國人過來跟我說，‘哎呀，你居然也聽莫扎特？！’當時他的態度給我很大震動，我想我在這個社會里面連聽古典音樂都被當做另類看待，那么我為什么還要待在這個社會里面呢？我要是回到我的國家，我能做的事要比在這里有意義得多。”

“京城四少”的著作時代

1988年，樊綱進入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工作。樊綱說,對于像他這樣三十多歲才出國的留學人員來說，實在太想研究中國問題了。這是一種“情結”，是出于對自己長期關切的問題的“執著”。學了更多的知識,就更想去澄清“謬誤”，去對中國存在的問題進行論證、說明，對解決問題的辦法提出看法。

人們評論說，1990年在中國經濟學史上是一個轉折點。在中國改革風起云涌的20世紀90年代，樊綱以傳播現代經濟學思想而著稱，并與清華大學魏杰教授、北京大學劉偉教授和現在已經從商的鐘朋榮三位活躍的年輕經濟學人一起被稱為“京城四少”。1992年，樊綱被破格晉升為社科院研究員，被評為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1993年成為中國社科院最年輕的博士生導師之一。在《世界商業評論》評選的2004年“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十大經濟學家”中，樊綱的名字赫然在列，被認為是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出色的理論闡釋者，他的《現代三大經濟理論體系的比較和綜合》奠定了他在中國經濟學界的地位。

很多人都認為，讀書是件痛苦的事情。但是樊綱仍然堅持認為自己更適合做一個讀書人。20世紀90年代，在很多同行、朋友們選擇下海的時候，樊綱選擇留在學術界，在今天看來，他的冷靜和理性幫助他選擇了正確的人生定位。樊綱是2003年最早對中國經濟過熱發出預警的經濟學家。在當年非典剛剛結束不久、整個經濟增長率還很低的情況下，他根據當時投資增長率持續加速的趨勢，提出“當前特別應該重視的宏觀經濟政策問題仍然是如何防止投資過熱的苗頭”，為政府后來采取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提供了依據。當時，他除受政府委托進行研究并就各種經濟政策問題向各部門、各地方政府提供咨詢、建議外，還在國內擔任多種社會職務，并被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聘為經濟顧問，應邀到許多國家講學、訪問、參加學術會議與合作研究。他在國際經濟學刊物上發表英文論文多篇。他關于中國經濟問題的論點經常被國內重要媒體引用。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

熟悉樊綱的人都說他是個理性的人。經濟學家也有自己具體的人生，樊綱也不例外，在《經濟人生》一書中他談起在農村的那段時光時說：“回過頭來想，我們這一代人從那個經歷當中最大的收獲是性格得到磨煉，特別是對于像我這樣搞社會科學、搞經濟科學的人來講。另外，還有一大收獲，就是從最底層開始了解中國社會，這些是從書本上永遠學不到的東西。也就是說，當今天你在思考關于國計民生的一些很重要的課題的時候，會想到仍然生活在山村里的老百姓。因為我對他們的生活有所了解之后，就能知道某個政策出來之后，那個山村里的各色人等大概會有什么樣的反應。”樊綱說,對他們這一代人而言，中國問題太有誘惑力了。而他的這一志向卻是在遠離中國，留學美國時才逐漸清晰的。他說，那種感覺就好像以前學到的東西，被存放在不同的抽屜里，開始一點一點地向一個方向匯聚，逐漸連貫起來，到最后他感到開悟了。

已過知天命之年的樊綱更加欣賞林語堂先生的生活和境界。他說自己最推崇的一句話是中國古代先哲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樊綱一直有一種自覺意識，要建立經濟學的獨立人格。因此，他在理論研究上與官方一直有一定的距離。盡管他并不反對搞對策研究，甚至也是政府的“智囊”，但他的政策主張能夠與其理論原則保持一致。他之所以建立國民經濟研究所這樣一個民營“思想庫”，也是在實踐他與官方保持距離的初衷。樊綱一直比較滿意的，就是自己多年前發表的文章，而且到現在都不需要改動。這并不是說他的思想沒有進步，而是說，他的立場是一貫的。一般讀者可能覺得樊綱的理論龐雜，但細究起來，這些理論的主旨只有一個，即相信市場的力量。樊綱相信，種種制度最終趨于一種，即市場經濟制度。■

“經濟學家最重要的品質是尊重科學”

《名人傳記》：樊先生，您認為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最重要的品質是什么？

樊綱：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最重要的品質是尊重科學，尊重現實與經濟規律，讓自己的學術研究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另外，說自己懂的，不懂的就不要亂說。現在有許多的經濟學家喜歡罵，喜歡以嘩眾取寵的方式迎合大眾的心理。罵人誰都會，誰不能為國家這個龐大的運作組織指出點毛病呢？然而作為一個真正的學者應該多做一些建設性的事情，為目前出現的經濟問題找出解決的辦法，這才是治學之本。

《名人傳記》：您從國外學成歸來后，并沒有像其他的經濟學家很早就下海了，而是成立了國民經濟研究所。有媒體評論說您是致力于解決“國內問題”的經濟學家，您是如何看待的？

樊綱：我之所以不下海，是因為感覺自己不適合做生意，更適合讀書。特別是像我研究的領域是宏觀經濟，關注的主要對象是市場動向、國家經濟方針和經濟政策。媒體所說可能是指我更多地注重中國的國情和現實罷了。經濟學不僅是數字。每一個國家的經濟政策的制定會受歷史文化、國家體制、國民收入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因此，如果拋開這些而簡單地談市場經濟，那不是“紙上談兵”嘛！

中國還不完全是市場經濟，硬是用西方的市場經濟的理論批駁、指責當下的經濟政策，是不是有點不合時宜？

《名人傳記》：目前中國經濟面臨轉型。“中國制造”在這次經濟危機面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您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

樊綱：現在有許多經濟學家在唱衰中國制造業。我認為是這些人的經濟學沒有學好。中國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是農民。中國要想國富民強，農村必須富起來。農民必須富起來。農村吸納不了那么多勞動力，就得給這些人找掙錢的地方。這些人中相當一部分只受過小學教育。您想讓他們像白領一樣坐辦公室、操作電腦，他們干得了嗎？他們只能做一些不太復雜的、附加值不是很高的低端產業。再說像做皮鞋、襪子，這是一個永恒的產業。只要有人，就要穿鞋，穿襪子。做這個，一樣能賺錢，一樣能富起來。低端產業也得有人做。你不做，越南做，洪都拉斯做。所以我說，中國制造雖然賺的錢少，但總比大量的人失業沒事做、沒錢賺強得多吧。

篇(4)

香港中文大學的郎咸平教授在“病急不能亂投醫”一文中分析了78個國家958家上市銀行的股權結構和經營利潤。郎教授認為銀行的經營利潤和股權結構沒有顯著關系，他說“銀行改革是一個次于法制和經濟改革的一個課題，和產權結構無關，也和監管無關”。他還說，“我們的結論是外商和民營銀行股權的大小和銀行的經營績效無關，因此我們否定了民營化和引進外商行的必要性”。當前在中國金融改革中，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官方都強調在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中需要通過股權多元化達到清晰產權進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目標，顯然，郎教授的判斷與經濟學主流針鋒相對。無論如何，我都非常欽佩郎教授的反潮流精神。

全世界大部分銀行都是股份制銀行，或者說是民營銀行，例如著名的花旗、匯豐銀行等等。按照國際上比較通行的分類，只要國家控股的比例低于50%就稱之為民營銀行。因此在許多學術刊物上把銀行上市稱為民營化。銀行上市過程就是產權多元化的過程，只有實現了產權多元化才有條件來建立、健全現代企業制度。如果依然保持著國有獨資或者國有控股，就很難實現政企分開，很難在金融機構中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和激勵機制。當前我國金融改革的重點是國有商業銀行。最近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給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注資，爭取上市，吸收民間和海外資本等等都是為了改變國有商業銀行的單一的股權結構。

世界銀行金融市場發展局從1998年開始，用了3年時間系統調查了107個國家的銀行。截止2000年底，民營銀行占全球銀行資產的比重已經超過了70％。這個比重在近年來一直處于上升態勢，而國有銀行的比重持續下降。在發達國家中國有商業銀行的比重從40％下降為20％，在發展中國家由60％下降為40％。國有銀行比重最高的國家有中國、東南亞和前蘇聯國家。如果不包括轉型國家，國有銀行占主導地位的國家幾乎都是窮國。在北美和澳洲，國有銀行比重低于10％，在歐洲和日本低于20％。世界上幾乎所有經營績效較好的銀行都是民營銀行，而國有銀行在排行榜上幾乎都忝居末位。[1]

倘若拿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和一些著名的外國銀行相比：從股本回報率（ROE）來說，花旗集團為38.8％，美國銀行為30.6％，匯豐控股24.8％，而中國銀行的資本回報率只有7.6％，工商銀行3.7％，農業銀行2.2％，建設銀行3.8％。

從資產回報率（ROA）來看，花旗集團為2.08％，美國銀行為1.97％，匯豐控股1.27％，而中銀行的資產匯報率為0.38％，工商銀行0.14％，農業銀行0.10％，建設銀行0.14％。[2]

相比之下，中國國有商業銀行和國際大銀行之間的差距如此之大，怎么能夠說，銀行的績效和產權沒有關系呢？

在拜讀了郎教授的英文論文(BankOwnershipStructureandEconomicPerformance)的數據結構之后發現他在數據處理、回歸分析和邏輯推理上似乎有些失誤，結論來得過于唐突，實在不敢茍同，愿意就此題目向郎教授請教。

二、銀行經營績效的數據處理

郎教授文章采用股本回報率(ROE)來評估銀行的經營績效。不過，這樣做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必須符合巴塞爾協議的要求，銀行的資本充足率不低于8%。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一旦銀行在經營中出現不良貸款，銀行具有足夠的清償性，能夠憑借自身的資金沖銷壞帳。倘若不遵守這條規則，采用股本回報率來評估銀行經營績效可能誤導信息。顯然，銀行資本充足率越低，股本回報率越高，可是，他們遭遇金融危機的概率也越高。在這種情況下，即使這些金融機構的股本回報率比較高，也不能稱之為好銀行。世界上主要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都高于8％，例如，美國銀行業平均資本充足率為12.04%，加拿大、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的平均資本充足率都高于11％。其中，花旗集團的資本充足率為11.25%，匯豐控股13.3%，而中國銀行業平均資本充足率只有4.27％。有些農村信用社只有2%左右。[3]這是中國金融改革必須要解決的一個難題。2004年動用450億美元向中國銀行和建設銀行注資就是為了提高他們的資本充足率。因此，如果用股本回報率來分析銀行績效，應當刪除所有資本充足率低于8%的金融機構。倘若一定要把那些資本充足率達不到標準的銀行包括在內，也應當對他們的股本回報率打折計算。這樣一來，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股本回報率就更低了。三、該研究沒有包括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導致缺乏針對性

在郎教授的數據中，中國金融機構只用了3家股份制銀行，而沒有包括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在內。迄今為止，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占有銀行金融資產的65%，其實際影響遠遠大于他們占有的金融資產比例，在許多領域中甚至處于壟斷地位。由于郎教授的樣本中沒有包含四大國有獨資銀行，因此對于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特別是在討論產權改革時文不對題，欠缺說服力。

在郎教授文章中引用的3家股份制銀行的產權結構為：國有股為0，民間股(WidelyHeld)為0，國內資本控股(DomesticFI)97.27%，外資控股2.728%(詳見Table6,OwnershipStructureAcrossCountries)。這個數據的真實性值得推敲。事實上，除了民生銀行基本上以民間資本為主之外，其余股份制銀行的國有股的成分都相當高。如果僅僅把國有股的定義限制為財政部擁有的股份，那么，地方政府或者國有企業持有的股份應當劃歸哪里？如果按照郎教授文章所說，中國股份制銀行中的國有股為零，當然不再需要什么產權改革了。

四、國有持股比例并不等于產權結構改革

郎教授分析的958家銀行全部都是上市公司。其中，“大眾持股的銀行比例非常低，只占所有銀行的15%，而國家持股銀行比例最高占28%”。在這里沒有弄清楚郎教授所說“大眾持股的銀行比例”究竟指的是什么？是一般股民持股比例超過50%的銀行數目，還是指一般股民在銀行中持股的比例？從數據來看，郎教授分析的是國家持股的比例和銀行績效之間的關系。郎教授的結論也許可以比較明確地闡述為：“在上市銀行當中，國家持股的比例對于該銀行的績效沒有明顯的影響。”倘若如此，我同意郎教授的結論。因為在上市銀行中，國家持股的比例有多有少，并不能說國家持股10%就一定比20%要好一些。郎教授的結論并沒有錯：在上市銀行中并不是政府占的股份比例越小其績效就越好，但是，這并沒有說明國有獨資銀行是否需要推進股份制改革。

五、推論的可逆性

郎教授的推論缺乏可逆性。

回歸分析往往具有不可逆性。例如，閉關自鎖一定落后，但是對外開放不見得保證高速經濟增長。我們可以用數據來證明一個國家的對外開放程度未必一定和它的經濟增長速度相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在全世界各國當中，除了石油輸出國，從低收入國家行列中躍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只有亞洲四小龍。他們全部實行對外開放的出口導向政策。有許多非洲、亞洲、拉丁美洲的國家，盡管他們也推行對外開放政策，但是至今還很窮。這說明對外開放只不過是經濟高速增長的必要條件，任何時候都不能把開放政策誤認為是經濟增長的充分條件，好像只要一打開大門就自然而然會富起來。要實現經濟高速增長需要許多條件，對外開放只不過是其中之一。

在上市銀行當中，經營績效未必和國有持股比例顯著相關，但是這并不能反過來證明，國有獨資銀行的績效一定差，民營銀行的績效一定好。在民營銀行當中有好的，也有差的。在亞洲金融風暴中，在印度尼西亞表現最差的恰恰是一些由皇親國戚開辦的民營銀行。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在西方各國已經絕跡。只有在那些比較窮的發展中國家，或者那些正處于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國家當中國有商業銀行才占有比較大的比重。因此，比較可行的分析方法應當是拿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來和其他銀行做個比較，然后才能看出產權改革的重要性。世界銀行已經就此課題做了很好的調查研究，看看他們的報告就可以了。

六，打破壟斷，改善競爭環境

如果要討論中國的金融問題，無論如何也不能繞過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這四大銀行全部是國有獨資。在動用外匯儲備給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注資之后，這兩家銀行的股東由財政部變成了中央匯金投資公司。實際上，無論名義如何變化，并沒有改變這兩家國有商業銀行的性質。等到這兩家銀行上市以后，性質才發生了變化，可以稱之為股份制銀行。如果將來國家持股比例低于50%，我們可以按照國際慣例稱其為民營銀行。

篇(5)

科學價值中立說

關于科學的價值中立的觀點，在西方哲學思想中在較長時期內影響了占主導地位的科學觀和認識論。一般認為馬克斯•韋伯引入了現代的事實—價值兩分的觀點。他在《社會學與經濟學中“價值中立”的意義》這一經典論文論述了兩方面的觀點[1]。第一點他吸取了休謨的思想，認為在規范與描述之間、在斷言某物實際上是什么與理想上應當是什么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因為我們加于事物的價值不屬于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學關心的是描述實際發生了什么，并且解釋為什么。自然，科學能夠而且必須注意個人和團體在事實上怎樣做出評價，但他們卻不能從根本上真實地記錄這個或那個事物是內在地有價值的，因而是在范疇上應當被評價的。韋伯的第二個論點是有規定性的。他從不認為價值是無足輕重的，也從不宣稱每個人，特別是社會科學家應當總是避免價值判斷。與此相反，他堅持提出指認與評價的區別，二者不容混淆。一個人在表達價值判斷時，不應當自稱這種判斷是得到科學地確認的；因為事實上這是做不到的。當社會科學家推崇某種行動時，他們應當盡力地說明自己所說內容中哪些是科學的發現，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議。這是知識分子的真誠品質與尊重真理的原則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紀的邏輯實證主義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學與價值、描述與規范、實然與應然判斷的嚴格區別，要求社會科學堅持價值中立的立場。亨普爾指出，有關科學的價值中立問題，可以說是圍繞著兩個不同的方面而展開，這就是：(1)科學家的實際研究行為，和(2)批判評價和論證科學斷言和程序的方法論標準。在科學家的實際行為層次上，價值評價作為科學研究的一個誘導因素無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準則、審慎的思考和個性等等顯然會影響科學家對所研究領域、問題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選擇。社會和政治價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問題領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勵人們贊同某些并無可靠根據的理論。當然，作為一種規律，科學研究中決定采取或放棄一個特定的假設或理論，將強烈地受到認知價值或準則的影響，這反映在他們堅持某種方法論程序的標準上。[2]

正是在構成研究行為的重要的誘導因素這個問題上，價值評價與科學研究相關聯。因此，必須在心理學、社會學和科學史解釋科學研究行為時考慮價值評價的作用。然而，這種科學解釋在談到科學家受價值影響的時候，并不涉及任何價值判斷。也就是說，它在解釋科學家接受或放棄一個理論時，并不論證這個理論的合理性，或表明這是個不合理的科學程序。而合理性問題要求的是在可以獲得的證據和其他系統的根據的基礎上對理論進行批判的評價。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傳統的科學觀，特別是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觀主張科學理論與證據關系有明確的客觀標準，并認為這種標準可用證據與理論之間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邏輯關系來表示，由此而為科學的客觀性與價值中立說提供了依據。按此觀點，恰當的科學研究及其結果是獨立于研究者個人的成見、信念或態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違反了科學規范，并可以用對科學以外的價值觀的過度依賴來解釋研究者違背恰當的科學行為的動機。

與上述科學哲學觀點相類似，現代知識社會學(或科學社會學)的鼻祖卡爾•曼海姆也把自然的與文化的區別了開來，把數學、自然科學與宗教、道德、實踐領域等其他方面明確區分開來。“可以說，形式知識在本質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內容并不受個別的主體及其歷史社會條件的影響。但在另一方面，顯然存在著范圍廣泛的主體事務，它只能由某些主體、或在某些歷史時期被接受，而且從個人的社會目的來看，這也是顯而易見的。”[3]他認為，自然科學具有可重復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領域則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斷言，意識形態在本質上是非真理的。一般來說，意識形態的特征是對其范圍廣泛的對象進行高度明確的闡述，對其追隨者有權威的明確的命令性。與其他類型的信仰相比，意識形態更加系統化，圍繞一個或數個突出的價值觀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變革，它的接受或推行還往往伴隨著鼓動性的宣傳。誰接受它，誰就要完全服從它，誰的行為就必須完全滲透著意識形態。任何一種意識形態都產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與該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開。意識形態故意掩蓋人們的動機與利益，這就迫使利益與對抗著的人們相互欺騙，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蓋狹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識形態不會把系統地追求真理當作自己的一項義務，因而采取取教條主義的認識態度，不愿接受新經驗和真理。作為一種文化的產物，意識形態對社會科學的影響尤其明顯。

曼海姆堅持認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觀的一切知識，不可避免地都是有黨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論點是，像政治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均無法擺脫意識形態和黨性的束縛，所以他也承認不同社會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這些觀點引起了美國實用主義者胡克的爭論。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開創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難在于，曼海姆承認，表現階級立場的意識形態和烏托邦，導致在科學意義上被認為“真”的那些關于事物性質的理論和發現，因此，問題就轉移到這些“真理”是否取決于導致探索和發現這些真理的階級立場和階級利益這一點上。“階級立場和階級利益既然隨著歷史時期而改變，曼海姆認為這問題就成為一個知識社會學的問題。……現在假定科學的處理方法和客觀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頭痛的問題是：任何一種的科學知識是怎樣成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書中，不同的一頁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讀者對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實用主義作為一種獨特形態的科學主義思想，對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實際認為，即使存在階級或黨派觀點的相對性，科學(包括社會科學)仍然存在超越主觀價值的客觀性基礎，比如根據經驗基礎所作的證實或證偽的判定。這是我們過去在認識實用主義時所忽視了一個重要論點。

因此，關于科學價值中立的觀點，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學發展以后對其根本任務的一種認識論的反思。在科學知識系統發展達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動排除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的干擾，以相對純化的方式對待其研究，以便適應客觀性的要求。

對絕對價值中立說的批評

韋伯和邏輯實證主義者關于科學價值中立說的觀點，在近數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學家主要是歷史主義者和科學實在論者的批評或挑戰。庫恩以來的歷史主義學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學的積累發展觀，論證了科學理論的根本轉變不簡單地只是對關于事實的增長了的知識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學不同學派之間的轉換更像是信仰的轉變，沒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礎可言。勞丹則提出了一種關于科學家理的適中的觀點，指出理性的行動者持有各種目的和關于世界的預設信念，為了合理地接受一個信念，他必須能夠限定與自己的目標和信念有關的推理范圍。勞丹試圖把科學合理性的一般要求與價值論、方法論和事實層次的共識統一起來。

科學實在論者普特南對事實與價值關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獨特的意義。他公然聲稱自己要為一種幾乎被了的觀點恢復名譽，這種觀點認為事實與價值的區分無論如何也是模糊不清、無法實現的。因為事實陳述本身，以及人們據以決定什么是事實和什么不是事實的科學探究實踐活動，都預設了價值。普特南指出，關于科學價值中立的傳統觀點是建立在科學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數人的一致意見基礎上的。懷疑價值判斷具有認識功能的一個理由是，它們不能用“科學方法證實”，而且在福柯所討論的倫理學觀點中還強調調，在倫理問題上，人們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數人一致的意見。許多人相信科學理論的正確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滿意的論證。但在事實上，對于任意選取的一個科學理論的真理性，人們不可能得到絕大多數人的贊同。許多人對于科學和很多理論都是可悲地無知，至于科學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學的意義決非僅限于它的實際應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學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與多數主義來證明科學真理的合理性和價值真理的非合理性，這是站不住腳的。[5]

普特南強調，至少有些價值必定是客觀的。精確科學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決于像“融貫性”和“實用的簡單性”之類認識上的優點，因此，至少有些價值詞項不僅僅代表使用這些詞項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們適用的那些事物的屬性。如果這些詞項不代表理論的性質，而僅僅代表有關人對理論所持有的“態度”，那么像“正當的”、“充分確證的”、“最有效的解釋”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觀的。因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賴的參項更為客觀。因此，至少這些價值詞項具有某種客觀的用法，即某種客觀的正當性條件。同樣，對于倫理學判斷的主觀方面也不能強調過分了。如果說，在科學領域堅持科學是一項客觀的事業，并不等于認為每一個科學問題都有一個確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學問題也許有一些客觀的、不確定的答案，那么，在倫理學領域，某些價值見解是確真的，某些是確假的。“總而言之，某些價值見解(以及某些意識形態)肯定是錯誤的，某些見解肯定不如其他見解，在這個意義上堅持倫理學探究是客觀的，同堅持根本沒有任何不確定性的情況這種愚見，是兩碼事。”[6]

由此可見，普特南在科學與價值的關系問題上，竭力從兩方面來闡述二者之間的融合、統一與制約。一方面，他不同意證實主義和舊實在論把事實與價值截然分開的觀點，而堅持科學對客觀真理的追求與融貫性、正當性、實用簡單性和完美性等價值要求的統一，科學的客觀性與多元性要求的統一。另一方面，從倫理價值的角度來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觀主義、相對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價值觀，而認為至少有些倫理價值是有客觀標準或依據的。就認識而言，對于概念構架的任一選擇，都是以價值為先決條件的，在選擇一個描述日常人際關系和社會事實的構架時，在眾多的因素中首先會涉及到人們的道德價值。因此，真理理論以合理性理論為先決條件，而合理性理論又以我們關于善的理論為先決條件。

普特南試圖把事實與價值、真理與價值有機地、內在地統一起來，既不放棄實在論的客觀真理論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實一價值兩分的傳統觀點。其觀點屬于一種形式的價值真理論，是對那種離開人的能動的認識過程，而僅僅在本體論上強調真理是對實在或事實的純客觀描述的傳統實在論的批評。它告訴人們，追求直理的科學不是與人的價值無涉的中性活動。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對主義者所斷言的那樣，由此而徹底否定事實與價值、科學與意識形態的區別呢？顯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斷言的，每一個事實都有價值負載，每個價值又都負載著某個事實。這后一命題說明，沒有客觀性依據的價值不能算作真正的價值。因此，這里的價值又與傳統的事實價值兩分觀點所說的價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觀價值。可見對價值的不同解釋預設了不同的結論。而從根本上說，價值具有主觀與客觀兩重屬性，純粹的主觀價值顯然無法與客觀性或科學性相統一。這里便存在不同層次的價值問題，客觀性與價值只能在科學發展的高層次上統一起來。

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問題

前面論述了當代西方哲學有關事實與價值關系的一些基本觀點，這些觀點為我們合理解決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問題提供了借鑒。

就本來意義而言，社會科學是以社會為對象的系統的知識探究，因此它在實質上與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體系有所區別。其區別主要表現在基本立場、態度和方法上。從基本立場來看，社會科學以追求關于社會的事實知識或確切知識為基本任務，因而一般不預設立場。真正的社會科學是真誠而無畏的，無須迎合某些特定的個人或社會集團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態度是合理的懷疑。研究無，一切似乎已成定論或天經地義的東西或結論，都可能成為社會科學家的懷疑對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過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結論或成見，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會科學家是“無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正是社會科學的題中應有之義。在方法論上，社會科學多用歸納法、統計法等科學方法，以便從具體的社會現象中得出規律性的東西。盡管歸納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為了探究事實，社會科學家仍然頻繁地使用，包括統計法等科學的歸納方法。

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的追隨者則與此不同。他們固執地追求信仰，從抽象的觀念、原則、口號出發，竭力為某些特定社會集團的利益服務，因而他們采取的是教條主義的頑固態度，對既成的傳統和信念不敢懷疑或質疑。其方法大多為演繹法，即從抽象的大前提出發，推演出脫離現實的結論，所以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體系盡管也打著科學的旗號，但其論證方式卻十分繁瑣，追求華麗的詞句或動聽的口號，實質則空洞無物，思維也不講究邏輯，經常出爾反爾。歸納法和統計方法在意識形態那里只具有純粹工具的意義，事實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還存在一定的區別，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學、經濟學、人類學等與自然科學更為接近的學科，可以采用經驗研究和統計學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學、歷史、哲學、藝術學等更具有文化特點和包含更多價值判斷的學科，往往與特定文化的價值觀分不開。然而，當代的一個發展趨勢是日益要求人文學科也具有客觀性和科學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學方法和論證方式。比如，倫理學曾被認為只是關于規范價值的學問，但是，20世紀的科學主義者提出了倫理學不能與現實生活相脫離的任務，倫理價值前提應從實際生活的倫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學科如仍停留在傳統的相對價值的水平，永遠自說自話，無法像科學那樣可作廣泛而重復的比較和討論，那顯然是一種落伍的表現。

將人文和社會科學只當作特定社會集團的學問，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現，甚至提出所謂民族特色的科學、經濟學、政治學等等，這實際上是將這些學科降至不具普遍意義的私學的水平，與占星術、風水術沒有多少區別了。一門學科只有在成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討論和驗證的學問時，才能成為公認的科學。社會科學也許因為研究對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價值因素的考慮，從而有可能影響研究者對具體社會問題的看法，但每門科學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則、范疇或概念，以及公認的研究和驗證方法，包括共同的邏輯工具。比如政治學中的國家、政體、民主制、權利等概念及相關學說，用于民意調查的統計方法和一般數學及邏輯方法，便屬于這種共同基礎性的東西。

當然，如前所述，純粹的絕對的價值中立在科學研究中也只是一種難以實現的理想，類似于烏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說，從更高的境界來看，脫離客觀性的價值只是主觀價值，并不具有真正的價值意義。然而，這仍然不能說明科學研究絲毫不需要警惕主觀價值的束縛或影響，妨礙認識客觀性的實現。而且，人的認識與科學發展的高低階段之分，在時間上也有側重點先后的區別。可以說，只有在較低層次上解決了事實與價值相對區分的問題之后，才能實現較高層次上統一的任務。

由此來看我國當前的社會科學研究，仍然在相當程度上處于較低層次的主客不分、科學與意識形態混淆的狀況。舉例來說，倫理學幾乎還沒有脫離規范倫理的階段，對于當前人們實際上如何處理或對待人倫關系，較少作實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從抽象規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誠然，規范倫理是倫理學的重要內容之一，但作為科學的倫理學還要從事認定事實的工作，這就需要進行某種程度上價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倫理的“應當”誤作“是”。在傳統倫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實與規范不分的情況，例如有人把寫在經典中的規范倫理與中國社會實際處理人倫關系的事實混為一談，幾乎不指出兩者間的區別；更有人將戰后日本等東亞社會的成功歸結為孔孟之道，對于這些國家在長期傳統中形成的帶有自身特點的倫理道德作如此輕率的概括，更顯出概括者社會科學研究常識的欠缺。

至于像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社會科學，也程度不等地存在著事實與價值混淆、應然判斷與實然判斷不分的情況。一些人不懂政策宣傳與事實認定之間的區別，硬是把“應當”當作“是”，不懂得意識形態與科學并不是一回事。立場相對中立的問調查和事實報告，特別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問題上，做得還相當不夠。有時候則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斷。例如，某個新興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資和城市建設及環境衛生方面做出了顯著的成績，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風上卻存在著明顯的缺陷，長期要求機關干部普遍加班加點，休息時間極少，在維護城市衛生時采取了一些明顯違反法律規定的嚴厲懲罰措施等。這些都是涉嫌違反現有法律、侵犯公民權利的問題。但有研究者寫文章把這些歸結為“善良違法”，試圖以其行為結果的某些成績來論證其違法行為的合理性。請注意這里的“善良違法”這一提法，這是用倫理價值判斷來限定事實判斷。如果有點現代科學的常識，便不會這樣來認識問題。因為事實首先是，這些規定違反了我國現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動者的動機是否善意，則完全是另外的問題。以對動機的價值判斷來為違法的行為作辯護，顯然是難以服人的。

造成這些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歷史上的中國社會在“百家爭嗚”時期多種學派并存競爭，源于民間的學問可以被某些統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現官方壟斷學術的局面。只是到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一切學問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結果是歷史、文學、哲學都擺脫不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束縛，成為廣義的統治術的一部分，更不用說法學和政治學了。這種情況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學，如天文學為皇帝訂立歷法服務。當西學經過外國傳教士之手傳到中國時，官方思想已嚴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態度。直到20世紀初的政治和文化變革，才最終沖破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束縛，現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才得以在在中國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學、特別是社會科學爭取相對獨立的奮斗史。實事求是的原則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真正得到貫徹，經歷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項艱巨的任務。一些人習慣于唯上、唯書，偏偏不唯實，連面對現實的勇氣都沒有，制造了許多指鹿為馬、改事實、嚴重脫離實際的“研究成果”，以“遵命為術”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項長期的任務，需要克服傳統的體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擺脫各種束縛，取得真知。

由此可見，我國社會科學研究存在著較普遍的事實與價值不分的問題。當然，社會科學中的事實與價值，客觀性與價值判斷之間的區別不是絕對的、一成不變的。二者在更高層次上可以統一起來。但在較低層次，在社會科學發展的初級階段，注意兩者之間的區別則是更為重要的任務。只有解決了低層次的區分問題，才能解決更高層次的統一問題。另一方面，絕對化地理解科學的價值中立，在兩者之間劃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樣也會陷入烏托邦主義，因為我們只能做到大致的區分。

因此，問題正在于掌握一個合適的度。如果把純粹的絕對的客觀性與完全的主觀價值當作兩個極端，那么實際的研究者總是處在兩者之間的某個位置上。我們的社會科學研究在相當程度上還處在靠近主觀價值的一端，有必要經過艱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觀性那一端，當然，誰也無法奢望達到徹底的客觀性這一理想狀態，只能盡力做到比較高的客觀性。反之，毫無客觀性的自覺要求，讓科學與主觀價值混淆不清，那就連起碼的科學性也無法保證。

注釋：

[1]論文載于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1949年自由出版社英譯本，第1—47頁。

[2]亨普爾：《科學中的評價與客觀性》，載科恩等編《25年概覽》英文版，第277頁。[3]曼海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1936年英文版，第150頁。

篇(6)

一

文藝美學是我國新時期改革開放之初的1980年由中國學者胡經之教授提出的。它是一個極富中國特色的新興學科。正如文藝理論家杜書瀛研究員所說:“文藝美學這一學科的提出和理論建構,是具有原創意義的。雖然它還很不完備,但它畢竟是由中國學者首先提出來的,首先命名的,首先進行理論論述的。”[1]從1980年至今,20多年來,經過幾代美學工作者的努力。目前,文藝美學已經成為被廣泛認同的我國文藝學、藝術學和美學高層次人才和科學研究方向,正式列入教育部培養研究生學科專業簡介。全國重要高校大多開設文藝美學必修課或選修課,專職從事文藝美學教學科研的人員數以千計。文藝美學學科呈現繁榮發展之勢。文藝美學學科的產生決不是偶然的,而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和世界思想文化與美學、文藝學學科發展的必然結果。首先,它是我國改革開放新形勢下,美學與文藝學領域“拔亂反正”的必然結果。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以來,我國美學與文藝學領域受極“左”思潮影響日益嚴重,被極端化了的“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口號占據絕對統治地位。發展到1966年開始的“十年”更是走向踐踏一切優秀文化的地步,以其所謂“政治”取代一切,將一切美與藝術統統宣布為“封資修”而予以掃蕩。這樣的被扭曲的歷史,終于在1976年以后,特別是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隨著政治領域的“拔亂反正”,美學與文藝學領域也相應“拔亂反正”。這就是對“十年”極“左”美學與文藝學思想的批判,對美與藝術應有地位的恢復。

“文藝美學”正是這一“拔亂反正”的產物,是對美與文藝這一人類文明表征的應有尊重。如果說,20世紀50年代后期以來,特別是“十年”是對美學與藝術應有地位的嚴重偏離,那么,新時期之初“文藝美學”的提出則是對其應有地位的回歸。文藝美學學科的產生也是中國學者長期思考如何總結中國古典美學經驗,將其運用于現代并介紹到世界的一個重要成果。宗白華先生在20世紀60年代初就曾指出:“研究中國美學史的人應當打破過去的一些成見,而從中國極為豐富的藝術成就和藝人的藝術思想里,去考察中國美學思想的特點。這不僅是理解我們自己的文學藝術遺產,同時也將對世界的美學探討做出貢獻。現在,有許多人開始從多方面進行探索和整理,運用了集體和個人結合的力量,這一定會使中國的美學大放光彩”。[2]宗白華先生還談到,在西方美學是大哲學家思想體系的一部分,屬于哲學史的內容,是哲學家的美學,但中國美學思想卻是對藝術實踐的總結,反過來影響藝術的發展。如謝赫的《六法》、公孫尼子的《樂記》、嵇康的《聲無哀樂論》等等。當然,還有宗先生沒有談到的大量的文論、詩論、樂論、畫論、園林建筑論等等。因此,可以這樣說,中國古代的確極少西方那樣的哲學美學,但卻有著極為豐富的文藝美學遺產。對于這些遺產的發掘整理與當代運用一直是諸多美學家與文藝學家的強烈愿望。在新時期之初,在沖破各種藩籬的良好學術氛圍中,文藝美學學科的提出恰恰反映了宗白華先生等廣大中國美學家總結弘揚中國古代特有的美學傳統的強烈愿望,因而得到廣泛的認同。

文藝美學學科的產生也是我國美學與文藝學領域經歷的由外到內轉向的反映。20世紀40年代以來,我國美學與文藝學領域在研究方法上側重于政治的社會的分析、出現政治標準高于藝術標準這樣的明顯傾向,后來干脆以政治標準取代藝術標準。1978年新時期以來,美學與文藝學領域開始糾正偏頗的美學與文藝學思想。隨著“文藝為政治服務”理論的不再提出,學術領域出現了明顯地由外向內轉向的趨勢。這就是美學與文藝學的研究由側重社會政治的外部研究轉向側重藝術與形式的內部研究。于是,盛行于西方20世紀50年代的新批評理論家韋勒克和沃倫的《文學理論》開始流行,學術界對文學藝術的內在的審美特性及其規律重新重視。這也成為文藝美學得以產生的重要學術背景。而從更寬廣的世界思想文化與哲學背景來看,文藝美學的產生則同世界范圍內20世紀以來由抽象的思辯哲學——美學到具體的人生美學的轉變有關。眾所周知,整個西方古典美學從柏拉圖開始都側重于“美本身”(即美的本質)的探討,發展到德國古典哲學與美學更演化成完全脫離生活實際的有關美的本質[美的理念]的抽象邏輯探討。

1830年黑格爾逝世后,宣告德國古典哲學與美學的終結,從叔本華開始,直到20世紀初期的克羅齊、尼采,乃至此后的諸多美學家開始了對抽象思辯哲學——美學及與其相關的主客二分思維模式的突破,從抽象的本質主義逐漸走向具體的藝術與人生。因此,整個20世紀的美學與文藝學主潮,抽象的美與藝術之本質主義探討式微,而對于具體的審美與藝術的探討成為不可阻擋的趨勢。李澤厚先生在概括這一世界美學與文藝學發展趨勢時指出:“他們很少研究‘美的本質’這種所謂‘形而上學’的問題,而主要集中在對藝術和審美的研究上,而審美的研究主要通過藝術(藝術品、藝術史)來驗證和進行。”[3]文藝美學恰是對我國長期以來美學領域局限于本質研究的一種反撥。從50、60年代到70、80年代我國兩次大的美學討論,都存在脫離生活與藝術的嚴重缺陷,無論是客觀派、主觀派、主客觀統一派、還是社會性派,都將自己的理論支點放到抽象的美與藝術本質的探討之上,而對鮮活生動的文藝事實與實際生活置之不顧。文藝美學恰是對這種偏向的糾正。正如文藝美學的提出者胡經之教授所說:“從我自己的體驗出發,如果美學只停留在爭論美是客觀的還是主觀的這樣抽象的水平上,這并不能解決藝術實踐中的復雜問題。審美現象,乃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美學,要研究審美現象,實乃審美之學,必須揭示審美活動的奧妙。人類的審美活動產生于實踐活動(生產、交往、生活等實踐),這審美活動又生發為藝術活動。”[4]

關于文藝美學的學科定位,目前有文藝美學是美學的分支學科;是美學與文藝學的中介學科;是藝術哲學;是美學、文藝學與藝術學之邊緣學科等多種界定,大約有七八種之多。當然也有的學者完全否定文藝美學學科存在的合理性與必要性。他們認為文藝美學最多只是美學學科中的一個重要理論問題。這些意見均應共存,繼續進行討論。但我們卻認為,文藝美學學科是20世紀80年代產生的一個正在建構中的新興學科。它既不是美學與文藝學的分支學科,也不是兩者之間的中介學科,更不同于傳統的藝術哲學,而是既同文藝學、美學、藝術學密切相關,但又同其有著質的區別的正在建構中的新興學科

,具有明顯的建構性、交叉性、跨學科性和開放性。所謂建構性,是從皮亞杰發生心理學借用的一個概念,是對知識形成過程的一種科學描述。著重強調了主體與對象的相互作用。作為文藝美學,其建構性表現在學科本身是眾多美學工作者積極參與,并正在構建過程中的一個學科。所謂交叉性,說明文藝美學學科所特具的對美學、文藝學和藝術學各有關內容的包含和兼容。正由于其交叉性才決定了它的跨學科性。不僅跨越以上學科,而且跨越教育學、心理學、社會學等等,充分體現了現代新興學科的特質。而正因其是建構的所以是開放的,動態的,處于不斷發展之中的。過去、現在和將來都已經或將要吸收眾多文藝美學工作者的科研成果,它永遠是這一學者群體集體研究的產物。 華勒斯坦認為,任何學科“必須擁有一個有機的知識主體,各種獨特的研究方法,一個對本研究領域的基本思想有著共識的學者群體。”[5]按照這樣一個標準,文藝美學具有以藝術的審美經驗為基本出發點的理論體系和審美經驗現象學的研究方法,以及正在形成的學者群體,基本具備華氏對一個學科所提出的要求。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將其稱為一個正在建構中的新興的學科。

二

當代文藝美學學科之所以能夠成立最重要的是它具有自己特有的有機的知識主體,或者也可以叫作是自己特有的理論體系。這個理論體系之重要表征就是具有自己特有的理論出發點。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否定文藝美學學科具有獨立存在價值的最重要根據就是認為它沒有自己特有的理論出發點,因而構不成自己的理論體系。前蘇聯美學家鮑列夫就明確提出不贊成“文藝美學”這一提法,其理由之一就是認為文藝美學沒有自己特定的獨有的對象,因為美學就是研究各種藝術領域的美學問題,如果文藝美學也研究這些問題就沒有存在的必要。這種看法頗具代表性。由此可見探索文藝美學特有理論出發點之必要。目前,在文藝美學的理論出發點上可謂眾說紛紜,異彩紛呈。有的將其仍然歸結為文學藝術審美本質的研究;有的從分析審美活動著手剖析其藝術把握世界的方式;有的著重探索文藝主客體具體關系的存在方式,雙重主客體的組合;有的從人類學這個視角考察和揭示文藝的審美性質和審美規律;有的從文藝本質入手著重論證文藝的結構之“再理解——表現——媒介場”三個層次等等。以上只是舉其代表者介紹,不可能一一涉及。應該說這些探索均有其道理和價值。但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符合文藝美學這一新興學科提出的主旨,符合其產生的時代特征,具有鮮明的時代感。前已說到文藝美學學科是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在世界和中國哲學—美學轉型的背景下,突破極“左”思潮和主客二分思維模式,充分反映中國傳統美學特點的產物

。因此,文藝美學學科的理論出發點就應放到這樣的背景與前提下來思考。由此,我們將文藝美學學科的理論出發點確定為文學藝術的審美經驗。這個審美經驗包含這樣兩個部分,一個是直接經驗,就是審美者對文學藝術作品直接的審美體驗。包含歷史上既有的審美意識資源,如萊辛之讀《拉奧孔》,王國維之讀《紅樓夢》。也包含研究者本人對文藝作品直接的審美經驗。這就是英國美學史家鮑桑葵所說的審美意識。另一方面的內容是間接經驗,就是對各種文藝美學理論形態的研究,這是屬于他人的經驗,特別是眾多理論家的經驗,具有很高的水平,也是非常重要的。但以往的美學、文藝學和藝術學都以此為研究內容,而文藝美學學科卻不僅局限于此,還將直接的審美經驗包括其中,這就使美學研究直接面對審美經驗,從中提煉出美學思想與審美意識,而不再完全是隔靴搔癢,從而使文藝美學學科具有了強烈的時代感,當代性與個性,以及可讀性。但這樣對研究水平的要求也就提高。美學工作者應該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與審美素養,從而使自己的審美經驗具有更多的社會歷史內涵與時代意義。

我們之所以將文學藝術的審美經驗作為文藝美學學科的理論出發點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同當代哲學與美學的轉型密切相關。前已說到,從19世紀后期開始,特別是20世紀以來,哲學與美學領域發生巨大的變化,即由思辨哲學到人生哲學,由對美的本質主義探討到具體的審美經驗研究的轉型。誠如李斯特威爾在《近代美學史評述》中所說:“整個近代思想界,不管有多少派別,多少分歧,都至少有一點是共同的。這一點也使得近代的思想界鮮明地不同于它在上一個世紀的前驅。這一點就是近代思想界所采用的方法,因為這種方法不是從關于存在的最后本性的那種模糊的臆測出發,不是從形而上學的那種脆弱而又爭論不休的某些假設出發,不是從任何種類的先天信仰出發,而是從人類實際的美感經驗出發的,而美感經驗又是從人類對藝術和自然的普遍欣賞中,從藝術家生動的創作活動中,以及從各種美的藝術和實用藝術長期而又變化多端的歷史演變中表現出來。”[6] V.C.奧爾德里奇也認為,審美經驗已成為當代“討論藝術哲學諸基本要領的良好出發點。”[7]托馬斯·門羅更明確的指出“美學作為一門經驗科學”,應該打破單一的哲學美學格局,使之走向實證化、經驗化。[8]可以說,西方現當代的主要美學流派都以審美經驗作為其主要研究對象,只不過各種流派所說“經驗”的內涵不同而已。眾所周知,審美經驗論之發端是英國的經驗主義美學。它們以審美經驗作為其美學研究的出發點,以培根、休謨、柏克為其代表,均將審美經驗歸結為以主體之體驗為基礎。即使是柏克對審美經驗客觀性的探求也是立足于人的主體感官的共同性。康德《判斷力批判》中的審美判斷力作為主觀的合目的性,也是一種對于具有共通感的審美(經驗)之判斷。但黑格爾在這一方面卻從康德倒退到本質主義的美學探討。

黑格爾之后,叔本華的生命意志說,尼采的酒神精神說,盡管其審美內涵中包含著形而上之內容,但仍是以審美經驗為其基礎。從20世紀開始,幾乎所有的西方當代美學流派都立足于審美經驗。克羅齊的直覺表現說可以說是開了將經驗與情感表現相聯系的當代美學之先河。此后,克萊夫.貝爾的審美是“有意味的形式”更同經驗密切相關。而真正打出藝術的審美經驗旗幟的則是杜威。1934年,杜威出版《藝術即經驗》一書,標志著經驗派美學逐步走向成熟。但只有法國現象學美學家杜夫海納使經驗論美學真正具有濃郁的哲學色彩與深刻的內涵。他于1953年出版具有深遠影響的重要論著《審美經驗現象學》,提出“藝術即審美對象和審美知覺相互關聯”的重要美學觀點。此后,經驗論美學即滲透于存在論、符號論與闡釋學美學等各種新興美學理論形態之中。我們以文藝的審美經驗作為理論出發點的另一個十分重要的理由是,這一點十分切合中國文藝美學遺產。中國古代有著悠久而豐厚的文藝美學遺產和傳統,但中國的文藝美學傳統同西方傳統迥異。中國沒有西方那樣的有關美與藝術之本質的思辨性思考,大量的美學遺產都是體悟式的藝術審美經驗的闡發。著名的意境說就是對作者情景交融、物人一致之審美經驗的闡發。正如王昌齡在《詩格》中所說,所謂意境“亦張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則得其真矣。”而所謂“妙悟”則是對審美經驗的主體藝術想象特性作了深刻描述。陸機在著名的《文賦》中對“妙悟”之藝術想象作了生動的描述:“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鶩八極,心游萬仞。其致也,情朦朧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侵”。對于審美經驗中藝術想象之描述可謂生動具體,繪聲繪色。我國古代著名的“趣味”說則著重從審美欣賞的獨特視角闡述審美經驗。司空圖在《與李生論詩書》一文中說道:“而文之難,而詩之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詩也”。并提出“知其咸酸之外”、“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后可以言韻外之致”的基本觀點,都是對審美欣賞中經驗的深刻體悟。我們認為要想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文藝美學學科應該很好地總結中國傳統美學這一豐厚的文藝美學遺產。

關于文學藝術審美經驗之具體內涵,正因為其極為復雜,所以我們試圖通過

綜合的途徑,以唯物實踐觀為指導,以審美經驗現象學為方法,吸收各有關資源之有益成分,加以加以綜合。由此,我們從一個基本特征和九個關系的角度加以具體闡述。一個基本特征就是藝術的審美經驗如康德所說是一種關系性、中介性內涵,而不是實體性內涵。這就是藝術的審美經驗所特具的不憑借概念的個人的感性體悟與趨向于概念的社會共通性的二律背反。正如黑格爾所說這就是康德所說的關于美的第一句合理的字眼。[9]這就是康德有關審美判斷特具的“二律背反”特性的對于審美經驗的界說。正因為審美經驗特有的這種二律背反,才使其具有一種特殊的張力、魅力、模糊性和情感性。對于審美經驗闡述的九個方面的關系是: 第一,經驗與社會實踐。在西方美學理論中,文藝的審美經驗完全是主體的產物,因而是唯心主義的。但我們卻將文藝的審美經驗奠定在唯物實踐觀的基礎之上。我們認為從具體的審美過程來看,不一定能明確看出社會實踐之基礎作用,但從總體上看,從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角度看,審美經驗的基礎肯定是社會實踐。當今西方哲學——美學在突破思辯哲學主客之二分思維模式突出主體作用之時,為了避免陷入唯我主義,也曾試圖回歸“生活世界”。但這種“回歸”未免虛弱,而從哲學的徹底性來看,還是的唯物實踐論之社會實踐觀更能從根本上說清經驗的來源內涵。但唯物實踐觀的理論指導與社會實踐的基礎地位仍是在理論前提的位置之上,而不能代替具體的審美經驗。只有這樣才能避免過去以哲學代美學,以普遍代特殊的弊端。

第二,經驗與主體。當代經驗論美學之經驗當然是以主體為主的,但又不是英國經驗主義純主體之經驗。而是包含著消融了主客二分,包含著客體之經驗。有的是通過行動(生活)來消解主客二分,如杜威實用主義的藝術經驗論。有的是通過主體的接受或闡釋來消解主客二分,如闡釋學美學。有的則是通過現象學直觀的“懸擱”來消融主客二分,如現象學美學。

第三,經驗與想象。文藝的審美經驗之發生是必須通過藝術想象之途徑的。藝術想象猶如一個大熔爐,能將感性、知性、情感等等熔于一爐,最后形成完整的審美經驗,并使審美者進入一種特有的審美生存的境界。第四,經驗與表現。當代經驗論美學的最重要特點是將經驗同情感之表現密切相聯。例如,克羅齊的“直覺即表現說”,阿恩海姆的“同形同構說”,杜威也強調審美經驗之“情感特質”。

第五,經驗與。經驗論當然肯定感覺、,并以其為基礎。但當代經驗論美學又不僅僅局限于、感覺。如果僅僅局限于那就會脫離審美的軌道。康德曾在《判斷力批判》中提出“判斷先于”的命題,雖然已經過去了200多年,但我們認為這仍是美學的鐵的定律,難以和顛覆。許多美學家在承認的同時,也是強調對之超越的。例如,杜威論述審美經驗與日常經驗之相異性也是試圖超越日常經驗其之生物性。杜夫海納運用現象學“懸擱”之方法,更是強調對“此在”的超越走向形而上的審美存在。

第六,經驗與接受。當代經驗論美學同當代闡釋學相結合,強調闡釋的本體性。這樣,在闡釋學美學之中所有的“經驗”都是此時此地的,都是當下視域與歷史視域、闡釋者視域與文本視域的融合。這樣,我們就將當代經驗論美學與接受美學、新歷史主義等結合了起來。第七,經驗論與心理學。經驗論美學肯定包含許多心理學內容,如感覺、想象、意向、情感等等。但審美的經驗論又不等同于心理學,如果等同的話,文藝美學就將走向純粹的科學主義,從而完全抹移了文藝美學特有的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人文主義內涵。這是包括現象學美學在內的許多美學家特別忌諱的事情。所以在承認審美經驗所必須包含的心理學內容時,還更應承認其具有拓展到社會的、哲學的與倫理學的深廣層面。第八,經驗與真理。這是當代經驗論美學同存在論美學緊密相聯所必具的內容。當代存在論美學將審美活動同認識活動相分離,由此審美經驗并不導向認知理性的提升,而是通過藝術想象實現對遮蔽之解蔽,走向真理敞開的澄明之境,從而獲得人的“審美地生存”、“詩意地棲居”。所以,審美經驗、藝術想象、真理的敞開、詩意地棲居都是同格的。這正是當代文藝美學所追求的目標。第九,經驗與對象。傳統美學都把審美對象界定為一種客觀的實體,自然物與藝術品等等。但我們認為審美對象是意向性過程中的一種意識現象,在主觀構成性中顯現。也就是說,審美對象只有在審美的過程中,面對具有審美知覺能力的人,并正在進行審美知覺活動時才能成立。它是一種關系中的存在,沒有了審美活動就沒有審美對象,但并不否認作品作為可能的審美對象而存在。

以文學藝術的審美經驗作為文藝美學學科的出發點,實際上是對當代美學與文藝學學科的一種改造。長期以來,我國美學與文藝學學科都在一種傳統認識論哲學的指導之下,將美學與文藝學的任務確定為對美與文藝本質的認識。這不僅抹殺了審美與文藝之情感與生命生存的特性,將其同科學相混淆,而且抹殺其作為人的存在的重要方式的基本特點 ,將其降低為淺層次的認識。以文學藝術的審美經驗作為理論出發點就既包含了審美與文藝的情感與生命體驗特點,同時又包含了它的由“此在”走向“存在”之生命與歷史之深意。這是對傳統的本質主義與認識論美學的一種反拔。也是對審美與文藝真正本源的一種回歸,必將引起美學與文藝學學科的重要變革。而且,以文學藝術的審美經驗作為文藝美學學科的出發點也是對當代社會文化轉型中正在蓬勃興起的大眾文化的一種理論總結與提升。從20世紀中期以來,以影視文化、大眾文化、文化產業為標志的大眾文化方興為艾,表明這一種新的文化轉型已經不可避免地來到我們面前。這是一種由紙質文化到電子文化、由精英文化到大眾文化、由純文化到文化產業的巨大轉折。在這種大眾文化的背景下,審美與文學藝術發生了日常生活審美化的巨大變化。唱片、光盤、廣告、模特、網絡文學……等等新的文學藝術生產與存在的樣式紛至沓來,目不暇接。審美與生活、藝術與商品、文化與文藝、欣賞與之間的界限一下子變得模糊起來。于是從新世紀之初就出現了有關文學藝術的邊界、日常生活審美化的評價、文學的文化研究的評判等等問題的討論與爭辯。我們認為這種討論是非常有意義的。我們試圖以我們所理解的文學藝術的審美經驗這一文藝美學學科的基本理論作為認識以上大眾文化背景下各種文化現象的一種理論指導,也以此對這次討論提供一種也許是不成熟的見解。我們認為,當代文藝美學的審美經驗理論應對當代大眾文化中審美的生活化和生活的審美化兩個相關的部分起到指導作用。其實是審美的生活化與生活的審美化是兩個緊密相聯、統一為一體的部分。都是對資本主義工業文明以來藝術與生活分裂,走向異化的嚴重問題的解決。所謂審美的生活化,是解決藝術與生活的脫離,承認并正視審美所必然包含的內容與文藝所必然包含的生活內容。使藝術走向生活與萬千大眾,成為人們休息娛樂的方式之一。同時也不可否認某些藝術產品具有的商品屬性,并給人們帶來某種經濟效益。早在1934年,杜威出版《藝術即經驗》一書。針對藝術脫離生活的現狀和大眾文化之方興未艾,充分論證了審美經驗與日常經驗之間的“延續關系”。但這只是我們所說的審美經驗理論所包含的一個方面的內容,也只是當前大眾文化背景下文學藝術的一個方面的屬性。另一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生活的審美化。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審美經驗不僅包含著原生態的生活,更要包含對這種生活的超越;不僅包含必不可少的感性,更要包含體現人類生存之精髓的意義。如果說審美的生活化是一種回歸,那么生活的審美化則是一種提升。沒有回歸與提升結合,那么真正的審美與文學藝術都將不復存在,而只有兩者的統一才是審美與文學藝術要旨之所在。因為沒有前者,審美與文藝必將脫離大眾與當代文化現實,而沒有后者則審美與文藝又不免陷于低俗與平庸。而只有兩者的有機結合才是審美與文藝發展的坦途,也才能為文藝美學學科建設奠定堅實的基礎。杜威在《藝術即經驗》一書中著重論述了審美經驗不同于日常經驗的“完整性”和“理想性”。成為全書的中心界說,值得我們借鑒。以文學藝術的審美經驗作為文藝美學學科的理論

出發點也是為中國傳統美學的在當代進一步發揮作用開辟廣闊的空間。中國美學發展從20世紀初,特別是1919年“五四”運動為界發生了某種程度斷裂。此前是傳統形態的美學,此后受到“西學東漸”的深刻影響,則是接受西方美學理論話語。這前后兩種美學形態盡管不可避免地有所聯系,但在理論內涵、話語范疇和精神實質上均有明顯區別,是一種明顯的理論斷裂。因此,有的學者認為,這兩者“不可兼容”,而是“宿命的對立”。中國傳統美學的現代價值問題被嚴峻地提到我們面前。而以文學藝術的審美經驗作為理論出發點的文藝美學學科則為中國傳統美學進一步發揮當代作用開辟了廣闊的天地。因為,我國傳統美學的確沒有西方美學那樣借以反映審美與藝術本質的概念范疇,而主要以對創作與文本的體悟作為理論的基點。這恰是一種文學藝術的審美經驗。從先秦時期的“興觀群怨說”,到漢魏時期的“言志說”、“意象說”,到唐宋時期的“意境說”、“妙悟說”、“心物說”,到清代的“情景說”、“性靈說”與“境界說”等等可謂一脈相承,都是對文藝審美經驗的獨特表現,反映出中國古代美學的特有精神,具有十分豐富的內涵與極其重要的價值。這些美學理論不僅給我國文藝家與美學家以滋養,而且也對包括海德格爾在內的諸多西方美學家以理論的滋養。我們相信,文藝美學學科的發展,特別是我們以文藝的審美經驗為理論出發點,并自覺地以之總結弘揚中國傳統美學理論,中國傳統的美學理論必將在新時期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在我們論述以文藝的審美經驗作為文藝美學的基本理論范疇時遇到了審美是不是文藝的基本特征這樣一個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堅持審美是文學藝術的基本特征的觀點。但我們所說的審美不是狹義的優美,而是廣義的美。也就是包含著優美、崇高,以及悲劇、喜劇和丑這些廣泛內容之美。只不過在審美心理效應上都是一種肯定性的情感評價,而不是相反的否定性的情感評價,諸如惡心,嫌棄之類。這就要求作者在作品中包含一種審美的價值取向。

三

列寧在《黑格爾辯證法(邏輯學)的綱要》一文中認為,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邏輯、辯證法和唯物主義的認識論是同一個東西。⑩由此說明方法論與理論體系及世界觀是一致的,從而彰現出方法論的重要作用。我們認為,文藝美學以文學藝術的審美經驗作為理論出發點就決定了它必然采取以自下而上為主的研究方法。這是一種由具體的審美經驗出發的研究方法,迥異于從抽象的本質或定義出發的傳統研究方法。從而使研究對象由傳統的理論文本擴充到鑒賞文本,進一步擴充到文學藝術的審美體驗。這種研究方法更加全面,更加符合文藝美學學科的實際,也會更加彰現出理論家的理論個性。但這種自下而上的方法又不是托馬斯.門羅所說的自然科學的實證的方法,而是現象學理論家杜夫海納所使用的審美經驗現象學的方法。這是一種在審美直觀中將主體與客體、感性與理性之對立加以“懸擱”,并進而直接面對審美經驗的方法。誠如胡塞爾所說“現象學直觀與純粹藝術中的直觀是相近的”。[10]這種審美經驗現象學方法并不完全排除同時包含一定的自上而下的內容。因為任何理論研究都必須借助一定的具有共通性的理論規范,否則就會完全成為只有個人能夠理解的自言自語,從而缺乏應用的理論價值。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文藝美學不只是對單個審美經驗的研究,更要研究其中所包含的具有人類共通性的對在場的超越,走向人類“詩意地棲居”和對人類前途命運的終極關懷。這就使審美經驗本身包含了深刻的意義與鼓勵人類前行的精神的力量。

文藝美學的產生就是一種由外部研究到內部研究的轉向,因此文藝美學當然應該以內部的研究為主。也就是以審美經驗為核心深入剖析其對象、生成、前見、發展、形態與比較等等,從而構成獨特的理論體系。但這種內部研究又不完全是獨立自足的,而并不排除外部的研究,包括社會的、意識形態的和文化的等等視角。從社會的角度,我們向來認為文學藝術不僅是審美的現象而且是一種社會的現象,具有政治的、經濟的、時代的等諸多社會屬性。從意識形態的角度我們向來認為,文學藝術作為意識形態之一種,從一個特殊的側面反映了社會政治與經濟,乃至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諸多特性。而從文化的視角說,當前文化研究的方法已經成為文藝研究的最重要方法之一。諸如,種族的,女權的、后殖民的、生態的、文化身份的等等嶄新角度的確能給文學藝術以嶄新的闡釋。但我們向來認為文化研究只不過是文藝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而不是全部。因此,我們并不同意當前西方某些研究者以文化研究取代或取消文藝研究的做法。我們認為對文藝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還應是最符合審美特性的審美經驗現象學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