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社會治理效能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思想政治理論課老師要消除一些自我阻礙的觀念

美國心理學家班杜拉在他所著的《自我效能：控制的實施》一書的第一句話就指出，“人類總是努力控制影響其生活的事件。通過對可以控制的領域進行操縱，能夠更好地實現理想，防止不如意的事件發生?！币虼?，要進行有效的控制，必須增強我們的效能信念，這種信念是對自己具有組織和執行達到特定成就的能力的信念，對自己能力的一種主觀感受，而不是能力本身。對于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來說，主觀上要做到以下幾個方面。

1.消除自我懷疑感

從教學上說，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是思想政治理論課老師往往存在自我懷疑，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自己所要宣講內容的真實性有所懷疑，自身信念不夠堅定。二是對自己所從事的活動的意義的懷疑。這種不堅定的信念有時會導致對自身價值、對自己的勞動的一個否定，進而對自己所要達到的目標的信念的缺失，產生更多的職業倦怠。

這種現象的產生主要是因為這一部分教師的自身原因，或者是因為看世界的目光過于消極，或者是缺乏大局觀念，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當前社會正處于轉型期，也正處于一個飛速發展的階段，發展中的事物是不完善的，社會存在各種各樣的復雜現象。確定一個觀點，也總能為自己的這個觀點找到論據。這就要求我們的思想政治理論課老師要把握社會的主流，應該看到主流是好的、健康向上的，社會是向前發展的。在堅持這一點的前提下，我們講什么都是理直氣壯的，語氣也是堅定的。

2.消除一種好大喜空、急于求成的心理

在這種心理的支配下，在教學上沒有重點，面面俱到，反而沒有什么實效。在育人方面，總想建立一個完善的方案，總想影響所有的人，總想在最短的時間內達到目的。實際上，不管是教學還是育人，都有其自身的規律性，必須循序漸進。任何一套方案，也不可能影響所有的人，過分的追求完美反而會適得其反，反而會失去機會。

3.思想政治理論課老師對自己的成果應該進行客觀的、積極的歸因

在進行歸因的時候，感性的個體容易把自己成敗的原因歸于運氣、外因環境、身心狀態、任務難度等消極的因素，這樣的歸因會導致教學效能感的下降。如果歸為能力、努力程度等積極的因素，就會形成積極的自我價值感，更加投入到未來的學習和工作之中。自我效能的發展需要在長期的個人控制的過程中掌握知識和技能，需要進行連續不斷的努力，必須具有堅強的意志和自我犧牲的精神，要具有高尚的師德。面對成敗，要保持理性的認識，進行客觀的分析，找出真正的原因，只能這樣才能取得更多的成功，也正是在這樣不斷的成功中提高了自己的教學效能感，而這種效能感又能帶來更大的成功，從而形成了一個良性的循環。

4.對自己的能力要有信心

“個人效能信念是構成人類動因的關鍵因素。如果人們相信自己沒有能力引起一定后果，他們將不會嘗試使事件發生?！薄叭藗優榱怂茉熳约旱纳鐣磥恚仨毾嘈抛约河心芰ν瓿芍匾纳鐣兏?，雖然變革很少是輕而易舉的?！彼枷胝卫碚撜n老師必須相信自己具有成功的進行改革的能力，這種效能感不是和你所具有的技能多少有關，而是與你相信在各種不同情況下，你能做什么有關。只能擁有這樣的效能感，才能拿出改革的勇氣。既然是改革，就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以套用，只要大方向是對的，就可以“大膽地試，大膽地闖”。發展中的事物總是不完美的，在試與闖的過程中，不斷地進行完善。沒有這種勇氣和決心，思想政治理論課現狀將難以從根本上改變。

建立科學的評估體系

思想政治理論課是高校中開展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渠道和主陣地，思想政治理論課除教學之外，還承擔著很強的育人功能，因此，對思想政治理論課老師的評估要從教學與育人兩個方面入手，一般的評估僅僅局限于教學方面，把育人方面僅作為教學的一個指標。對于思想政治理論課老師的這種評估，目前主要是由教師自評、同行評估、領導和專家評估、學生評估等組成，各部分量化后都占一定的分值比例。目前評估存在的主要問題是重結果、輕過程，教學方面還比較容易評估，而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育人方面所達到的效果是難以評定的，一方面這種效果短時期內難以顯現出來，而且很難量化；另一方面，學生思想的轉變受到多方面的影響，你怎么知道這就是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的功勞。現在要把這種僅僅局限于教學的做法改過來，實現評估重點向育人的傾斜，這才是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真正目的。

對于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育人效果，從結果上難以看出，因此，我們更主要的要從行為本身來看?？梢杂尚７浇M成評審團，對行為本身的影響程度、可能帶來的效果等進行評定，評審團也可以通過調查研究的方式廣泛聽取學生對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的行為的看法并作為參考意見。這種從行為本身來評估的方法有利于調動廣大思想政治理論課老師的積極性，只要大的方向是對的，必將形成積極的后果。

目前，對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的評定還存在其他方面的問題。比如評估的周期過長，常常是一學期期中評定一次、期末評定一次，這樣的評估沒有及時反映真實發現的情況，具有明顯的滯后性；再次，形式主義過重，沒有將評估真正與物質收入緊密結合起來，吃大鍋飯現象嚴重，除優秀的以外，其他的也都是合格。

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

目前存在一種比較普遍的認識：思想政治理論課的針對性與實效性不強，在這種氛圍下，大家容易形成對思想政治理論課老師的批判性態度。一方面對思想政治理論課老師的要求高，不僅僅要教學，還要育人，另一方面又習慣于低估思想政治理論課老師的成績，這樣情況下思想政治理論課老師的效能感從何而來。

對于一個個體來說，不僅需要物質獎勵，而且需要精神獎勵，隨著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工資待遇的提高，他們精神方面的需要變得越來越強烈。得不到領導與同事的理解與尊重是思想政治理論課老師缺乏教學效能感的一個重要原因，有的專業課老師甚至于認為思想政治理論課不是一門科學。因此，當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在教學或育人活動中取得成效時，領導者應當給予適當的獎勵。

在物質獎勵方面，學校可抽出一點資金，設立思想政治理論課育人獎、實踐獎等，激勵老師在這方面作出貢獻，但要注意，這種獎不要輕易頒發，不符合條件，就不頒發，寧缺毋濫，必須要保證質量，太容易得到的獎反而不利于調動廣大思想政治理論課老師的積極性。而且這種獎是面向全校教師來設立的，作為教師都有育人的功能，這樣有利于營造重視育人的整體氛圍，當然可以適當向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傾斜。

另外，學?？傮w上要營造出一種自由、民主、創新的文化氛圍，建立有效的學校支持系統，對于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支持不能僅僅停留在口頭上。學校的整體環境與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的教學效能感呈正相關的關系，學校的客觀環境越好、校風越正、制度越合理、校領導越有影響，教師的教學效能感就會越高。

提高思想政治理論課老師的集體教學效能感

“自我”與“集體”是相對而言的，這種劃分是建立在問題的一致性假設的基礎上的，實際上，教師的教學效能感是復雜的、多元的，“自我”與“集體”密不可分，在提高“自我教學效能感”的同時也要提高“集體教學效能感”。

“集體教學效能感”的提高在有的情況下表現得尤為迫切，第一，當個體行為所帶來的效能感的提高達到或接近最高限度時，要進一步提高教學效能感，就必須借助于集體的力量。第二，形成思想政治理論課老師自己“品牌”的需要，做同樣一件事，一個人去做，影響是有限的，但是，如果所有的老師都去做，其影響就是不可估量的，隨著影響的進一步增強，就會慢慢的形成自己的“品牌”。第三，消除改革障礙的需要，在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改革，先由下而上，為了形成強有力的自下由上的呼聲，思想政治理論課老師要有廣泛而具體的調查研究，拿出有效的執行方案，這也需要集體教學效能感的提高。

篇(2)

【關鍵詞】治理創新 行政處罰效能 政府公信力

【中圖分類號】D523.5 【文獻標識碼】A

行政處罰效能客觀體現了地方政府行政執法的效果，體現為正面導向的社會矯正作用，即對社會不法行為產生避免、減少的作用，使處罰對象在相應手段下產生悔改和矯正效果，從而產生正面的社會影響，使政府行政工作的服務職能得以體現。地方政府治理創新的首要目的在于創新、改善社會發展環境、提高政府管理效能和服務職能。 行政處罰不規范影響政府公信力

相關法制建設有待完善。我國行政處罰條例、法規和制度呈分散狀態，一些部門性質的法律法規以及條例、行政處罰規制都有相關規定，這也是地方行政執法依據間出現矛盾、互相沖突的主要原因。因此導致一些部門在行政處罰規定上，存在操作性相互制約、權責不夠統一的問題，需要進一步的措施進行完善。同時，個別地區在行政處罰中自由裁量權幅度存在差異，造成處罰過度。公民主張合法權益得到伸張，追究者的法律責任，使行政處罰權力得到一定改善。盡管如此，行政處罰公開性、透明性和規范性畢竟有限，公民知情權、問責權還沒有得到普及。因此，公民參與監督行政處罰的意識較弱、民主程度相對較低，使公民對地方政府行政處罰行為產生誤解和抵觸心理，這給政府公信力和法治公信力造成一定負面影響。

行政處罰模式相對落后。我國各地方政府通行的行政處罰為“少罰多量”模式，這種模式通行與《行政處罰法》的計劃經濟背景相關聯。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人民生活條件改善、法治意識提高，少罰多量的行政處罰模式不能滿足目前懲罰和警醒目的。同時，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差異明顯，行政處罰在地方經濟水平影響下，其效能差異逐漸產生。如機動車交通違法行為，處罰標準為二十至二百元，對經濟發達地區而言，二百元的罰款作用很??；對貧困地區而言，二百元上限的罰款數目可以起到些警告作用。像這樣的行政處罰，不僅給地方政府管理工作帶來影響，同時也對政府公信力造成損害。產生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國少部分行政處罰模式與社會發展形勢存在差異，行政處罰模式、類型以及監管體制還需要進一步完善和改革。

個別行政處罰公開性和透明性較弱。當前，在偏遠地區個別行政處罰中存在逃避公開處罰的邊緣行為，部分行政執法者牟取個人私利，⒄當的行政處罰變為私自的權錢交易，不出示處罰依據、不開具憑據行為，這種現象的存在，使行政處罰法的公正性受到嚴重影響，讓被處罰對象喪失對法律的敬畏。行政處罰懲戒和警告的處罰動機不端正的現象，也導致在個別偏遠地區法律執行力度弱化。

少部分地方政府行政執法中存在非法行為。在我國一些地區，行政權力凌駕于法律之上、個別地方政府存在一些通過行政干預阻擾司法公正的案例。行政權力無底線，人民正當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相對應的監管制度和治理措施不完善，引起行政處罰中出現非法行為。而部分地方行政處罰執行人員司法意識淡薄、非法制裁的行為，使行政處罰說服力不強。地方政府公眾形象受損，部分群眾對地方政府的公正性和人民性質產生懷疑，最終損害地方政府的公信力，損害黨群關系，也成為動搖我國社會主義國家法治根基的主要原因。 結合治理創新理念，提升行政處罰效能和政府公信力

轉變觀念，推動地方政府行政處罰法治建設和模式創新。地方政府轉變行政處罰觀念，是治理創新、全面規范執法的基礎，要強化監督體系，健全法律法規，推進行政處罰法制建設，做到行政處罰有據可依、量權合理、權責對等。同時，增加行政處罰的透明度和公開性，增設問責制和責任制，突出體現行政法規的社會治安職能，通過內部管理效能，切實保障公民合法權益。另外，地方政府應立足長遠，堅決抵制以行政處罰為地方經濟創收或為部門謀取利益的投機思想。切實維護《行政處罰法》賦予行政部門對破壞社會秩序違法行為的懲罰權力，并保護處罰對象所享有正當權益，嚴格規范行政處罰行為。因此，處罰應注重行政處罰效能，兼顧大罰少量和小罰多量兩種模式，根據實際情況創造性地嘗試多罰少量的處罰模式，使行政處罰對違法行為的打擊力度加大，彰顯法律的威信，提高行政處罰效能，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度。

以創新思維細化行政處罰類目和流程。治理創新需要開拓眼界，樹立創新思維。改變低效能的現狀，應解放思想，引進先進模式，結合地方實際情況實現行政處罰的人性化、多樣化、高效化。徹底改變經濟處罰為主要手段的方式，立足經濟發展趨勢，充分考慮社會影響和人性心理學因素，以更為適用、有效的處罰方式達到提升行政處罰效能的目的。如針對普遍存在的不文明現象，可通過構建公民形象庫、信用庫等大數據系統，將公民不良行為通過網絡系統進行個人信息記錄，個人污點記錄將對生活產生各種不利影響，通過污點記錄管理實施行政處罰。與現代社會生活模式的關聯性更為密切，其處罰效能可能更為明顯。此外，細化行政處罰的類目和流程可以有效遏制行政執法人員的投機行為和違法行為，有利于重建政府形象、提升公信力。

加強行政處罰監督體系建設。首先，對于行政處罰中的執法人員違規行為，地方政府應出臺具體的懲處制度，政府應有主動承擔責任和解決問題的勇氣和氣度 ，敢于正視行政管理工作中的不足，虛心接受來自公眾的監督和問責，不能以臨時工和合同工等理由搪塞過關，重視政府正面形象建設和公信力建設。其次，行政處罰中的自由裁量權，應根據實際情況結合當地經濟和法治現狀，在綜合評估后實行合理的處罰裁量，既考慮到處罰對象的承受能力，又體現出法律的威嚴和震懾力度。地方政府需要規范行政執行者的執法行為，所有適用自由裁量權的行政處罰需要按要求出示處罰依據和標準，同時接受社會監督和舉報，對一切不合理的裁量行為均有權追認為無效處罰，并追究相關人員行政責任。

創新管理理念，提高行政執法人員整體素質。針對行政處罰中的非法行為，地方政府的管理機制要逐步完善和提高。首先，行政部門應加強法治建設。所有行政處罰執行人員（上至管理者下至臨時工、合同工），均應接受嚴格的法治學習，帶頭遵守各項法律法規。行政處罰過程中產生的違規行為，一經發現，不論級別和身份，立即嚴肅處理并公示社會，讓群眾看到政府的決心，維護和提高政府公信力的力度。其次，行政執法人員應樹立正確價值觀，提高自己的法律素養和道德水準，做到“執法者明法，更守法”“以法治理，以理服人”。在行政處罰中，按要求主動出示身份證明、處罰依據和憑據，做好行政解釋工作，盡量采用柔性策略，避免發生沖突，將工作做到細處，使行政處罰的教育功效得以彰顯，從而提高行政處罰績效，增加政府公信力。

行政處罰作為地方政府治理的一種行政手段，需要不斷解放思維，需要創新變革行政管理理念，以符合當前發展的全新視角和高度，嚴肅認真執行各項管理制度。對待行政處罰工作和地方政府行政治理中存在的問題，要加強防范措施，綜合治理管理中出現的的漏洞；不斷完善和創新管理理念和方法，使行政處罰發揮出社會治安的引導和教育作用。只有不斷提高和改善社會秩序，樹立良好的政府形象和公信力，才能更好地推動地方經濟的發展。

（作者單位：湖北工程學院政治與法律學院） 【參考文獻】

篇(3)

尊敬的督導組領導：

近年來，我局先后開展了“行風建設年”、“能力建設年”、“質量建設年”等活動，狠抓政風行風建設，促進依法行政能力提升，促進源頭監管責任落實，為全區社會又好又快發展做出了應有的貢獻，得到了社會各界的高度贊揚。在取得成績的同時，我們清醒的認識到，質監工作具有涉及面廣、熱點難點問題多的特征實際，要求我們必須依法調處好各類利益關系，正確處理好各種社會矛盾，切實解決好與人民群眾息息相關的切身利益，真正擔負起和諧市中建設的歷史使命。為此，五月份以來，我們結合上級有關要求，認真組織開展了以“強化效能責任，提升服務質量，推進依法行政，優化經濟環境”為主要內容的優化經濟環境專項治理活動。當前，活動的動員部署階段已近尾聲，現將動員部署階段工作開展情況梳理匯報如下：

一、成立機構，加強領導。領導重視易建功。為推進專項治理工作扎實有序開展，我們及時成立了由黨組書記（局長）**同志任組長、各分管領導為副組長、相關部門負責人為成員的“優化經濟環境專項治理年活動領導小組”，組建了領導小組辦公室，全面加強了對開展“優化經濟環境專項治理年”活動的組織領導。

二、細化任務，落實責任?；I謀到位功半成。為確保專項治理工作取得實際效果，我們結合工作實際，認真研究制定了《優化經濟環境專項治理年實施方案》和“活動配當表”，明確了工作任務、時限安排，細化了活動內容、責任單位，加強了對開展“優化經濟環境專項治理年”活動的指導。

三、全員動員，部署到位。全員參與功方成。為激發全局干部職工開展專項治理工作的熱情，我們及時召開了“優化經濟環境專項治理年”活動專題動員會議，組織全體人員認真學習了區“優化經濟環境專項治理年”活動動員會議精神和我局《實施方案》，幫助大家深刻領會專項治理年的目的、意義、治理重點和目標任務，切實將認識統一到了“開展專項治理是改進機關作風、提高服務質量、提升機關效能”上，大大增強了全體干部職工積極參與專項治理工作的主動性與積極性。

四、扎實推進，進展順利。真抓實干見真功。為確保專項治理工作落實到日常工作行為中、體現在服務效能改進上，我們采取系列措施，扎實推進專項治理工作的深入開展。

（一）認真開展執法依據梳理和規范文件清理工作，明確依法行政工作依據。對工作職責、執法依據把握不準，是產生“亂檢查、亂收費、亂處罰、亂攤派”等損害經濟環境行為的重要原因之一。為切實切斷“四亂”產生的鏈條，我們認真開展了執法依據梳理和規范文件清理工作，對已過期不再適用的2件規范性文件進行了清理，并將現行有效的執法依據進行合并成冊，下發到工作人員手中，實現了依法行政有章可循。

（二）切實抓好程序規范和工作制度建設，進一步優化便民服務工作流程。管理粗放、工作隨意化是影響和制約經濟發展環境的結癥。為防范此類問題的發生，我們將抓制度促規范作為專項治理工作的重中之重重點抓。一是根據區有關要求，結合我局實際，修訂完善了我局依法行政服務規范，加強了對全局干部職工的行為規范管理；二是補充完善了我局服務承諾規定，提高了服務效能；三是完善了行政執法辦案流程規定，加強了對依法行政關鍵環節的管理；四是深入推行“532”聯系企業制度，深化了我局服務重點項目建設的工作機制。

（三）全面啟動窗口服務實時評價工作程序，縱深推進外部監督工作機制。接受外部監督是促進部門行業風氣好轉的有效方法。為此，我們認真貫徹落實區“優化經濟環境專項治理年”活動工作要求，在辦公場所醒目位置設立了專門的服務效能評價箱，為窗口服務人員印制了唯一編碼識別的“服務監督卡”，為外來辦事人員印制了“開展服務窗口效能實時評價溫馨提示”，全面啟動窗口服務評價系統，進一步深化政務公開，轉變機關作風，提高服務窗口工作人員服務質量、辦事效率。

總之，通過半個月來扎實有效的工作，我局專項治理活動的動員發動、制度保障、規范建立、硬件配備等基礎工作已基本完成，奠定了專項治理工作深入開展的堅實基礎。

篇(4)

一、察訪核驗范圍

州直各縣（市）及納入績效考評的州直各單位（部門）。

二、察訪核驗重點內容

（一）州直各縣（市）的績效考評指標的內容

1、物質文明建設方面：

（1）經濟指標完成情況（選擇1-3項重點指標核驗。由州效能辦牽頭，會同統計等部門實施）

（2）推進工業化進程目標完成情況（選擇1-3項重點指標核驗。由州效能辦牽頭，會同推工辦等部門實施）；

（3）環境保護目標完成情況（選擇1-2項重點指標核驗。由州效能辦牽頭，會同環保局實施）；

（4）科技進步目標完成情況（選擇1-2項重點指標核驗。由州效能辦牽頭，會同科技局實施）；

（5）人口與計劃生育目標完成情況（選擇1-2項重點指標核驗。由州效能辦牽頭，會同計生委實施）。

（6）統計工作落實情況(選擇1-2項重點指標核驗。由州效能辦牽頭，會同統計局實施）。

2、政治文明建設方面：

（1）黨建目標完成情況（選擇1-2項重點指標核驗。由州效能辦牽頭，會同黨委組織部實施）；

（2）黨風廉政建設目標完成情況（選擇1-2項重點指標核驗。由州效能辦牽頭，會同州紀委、監察局實施）。

3、精神文明建設方面：

（1）精神文明建設目標完成情況（選擇1-3項重點指標核驗。由州效能辦牽頭，會同文明辦實施）；

（2）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目標完成情況（選擇1-2項重點指標核驗。由州效能辦牽頭，會同綜治委實施）。

4、州效能辦投訴轉辦件的辦理情況。

（二）州直各單位（部門）績效考評的內容

1、物質文明建設方面：

（1）完成工作任務和履行工作職能的情況（選擇1-3項重點指標核驗，由州效能辦牽頭，會同有關部門實施）；

（2）人口與計劃生育目標完成情況（選擇1-3項重點指標核驗，由州效能辦牽頭，會同計生委實施）；

（3）統計工作落實情況（選擇1-3項重點指標核驗，由州效能辦牽頭，會同統計局實施）。

2、政治文明建設方面：

（1）黨建目標完成情況（選擇1-3項重點指標核驗由州效能辦牽頭，會同黨委組織部、州直機關工委、教育工委、經貿工委等部門實施）；

（2）黨風廉政建設目標完成情況（選擇1-3項重點指標核驗。由州效能辦牽頭，會同紀委、監察局實施）。

3、精神文明建設方面：

（1）精神文明建設目標完成情況（選擇1-3項重點指標核驗。由州效能辦牽頭，會同文明辦實施）；

（2）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目標完成情況（選擇1-3項重點指標核驗。由州效能辦牽頭，會同綜治委實施）。

4、州效能辦投訴轉辦件的辦理情況。

三、察訪核驗程序

（1）績效考評察訪核驗重點內容以州黨委、政府當年工作重點為依據，由州效能辦會同各相關職能部門提出方案，經州機關效能建設領導小組審定后確定。

（2）察訪核驗方案制定。在實施察訪核驗前，應當制定方案，包括察訪核驗的時間、范圍、內容。并明確核驗紀律，根據效能辦的統一要求做好相關準備工作。

（3）察訪核驗告知。包括察訪核驗的主要內容、時間安排及被察訪核驗單位的相關準備等。

（4）察訪核驗結果報告。察訪核驗結束后，核查組要向效能辦提交包括下列內容的核驗報告：核驗的范圍、內容和時間；被核驗事項的基本情況；發現的問題及原因分析；核驗結論和改進建議；其他需要說明的情況和問題等。

篇(5)

關鍵詞：村民代表會議 村級治理 制度

Abstract: The system of villager’s representative meeting is the core of the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in village’s governance. By the study of the general and exception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villager’s representative and the villager and the village cadr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efficiency of the system of villager’s representative meeting bears not only on the institution of system, but also on the particular elements of village, which are just formed by the ability of the representative; Only by the institution of system, which provides with a higher profit than the cost for the villager and the village cadre, can the system of villager’s representative meeting gain a healthful development and a high efficiency.

Key words: Villager’s Representative Meeting; Village’s Governance; System

一、引論

1998年修定實施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較試行法的一個重要不同是增補了第21條：“人數較多或居住分散的村，可以推選產生村民代表，由村民委員會召集村民代表開會，討論決定村民會議授權的事項。村民代表由村民按每五戶至十五戶推選一人，或由各村民小組推選若干人。”據民政部參與修定《村組法》的有關人員講，增補村民代表會議制度的內容是新《村組法》重要改進之一，可見實踐部門認為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對于村民自治是十分重要的。在學術界，徐勇認為，“相對村民而言，村民代表一般素質較高或社會影響較大。在農民的政治、文化素質普通較低的背景下，村民代表會議在村民自治中的實際影響和作用較大?！盵1]張靜將村民自治劃分為代表性自治和權威性自治兩種類型。她認為在當前農村存在行政“吸納”政治的情況下，形成了鄉村干部事實上的利益網絡，而“如果選出來的鄉村權威仍然依據原有的方式治理鄉村，選舉就只是增加了新權威的合法性，但并沒有促進選舉之后基層政權和村民權利關系的制度性改變，它產生的是權威性‘自治’”。權威性自治和鄉村干部網絡互為聯系，阻擋了來自村民及國家兩方面對基層干部配置的參與。它排斥了社會力量的制衡權利，使選舉后的鄉村治理問題仍然局限在少數人參與并控制的范圍內。張靜因此認為，村民自治僅僅選舉是沒有用處的，必須由權威性自治向代表性自治轉化，不僅在村委會選舉階段，而且在整個村民自治的過程中，賦予村民代表會議足夠的權利并將這種權利制度化[2]。郎友興和何包鋼也認為，在村民自治實踐中，村民代表會議的實際影響力與作用比村民會議大，這不僅是因為村民代表在村中具有高的威望和素質，而且他們更易具有榮譽感、成就感和責任感[3]。

的確，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對于村民自治制度的實施十分重要，它往往成為村務“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核心部分。正因為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如此重要，具體考察村民代表和村民的關系及村民代表與村干部的關系，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本文中，筆者希望以農村調查中發現的一些關于村民代表的片段，來討論村民代表這一中心詞及其組成的村民代表會議制度效能的村莊基礎，而不是抽象地討論村民代表會議的功能。

二、村民代表與村民和村干部關系的一般圖景

考察村民代表在村級治理中的作用，核心就是考察村民代表與村民的關系和村民代表與村干部的關系。從理論上講，村民代表是由村民選舉產生的，村民代表一般都是村莊中聲譽較高、素質較好的村民，村民理應信任村民代表，村民代表具有在村民中的影響力和動員能力。從我們的調查和有關資料來看，1998年《村組法》正式頒布實施以后，全國農村不僅普遍推選村民代表建立了村民代表會議，而且推選村民代表的方式十分民主，大多采取10—15戶村民共推一位村民代表的辦法。因為村民之間相互熟悉，推選出來的代表大多是素質較好的村民。這是村民代表會議可以發揮作用的重要方面。

由村民推選產生的村民代表，不僅應該具有較高的素質，而且具有參與村務的能力。因此，在村務管理、村務決策和村務監督中，村民代表應該對村干部有著強大的約束能力，村民代表會議不僅成為決策村務的主要場合，而且成為與村干部形成對話的場合。高素質、重聲譽，也懂得村務的村民代表，可以為村務決策和管理提供智慧。他們也可以判斷村干部提出的村務財務報告中的疑點問題，從而判定村干部工作的好壞。村民代表因此成為村干部的智囊、監督者、合作者和評價人。

進一步說，因為村民代表是由村民選舉出來，受村民信任，素質較高且聲譽較好的，村民代表自然會在村民中擁有影響力和動員能力，而村民代表因為具有參與村務決策、監督和管理的足夠機會，而具有與村干部全力合作協商的機會，這就可能導致如下一種結果：對于一些于村民有益、于村莊秩序有益的重大村務，村干部可以通過與村民代表的協商，形成決議，然后將此決議由村民代表宣傳動員到村民中去，從而辦成辦好僅僅憑借村干部難以辦好的事情。換句話說，村民代表充分參與村務管理、監督和決策，將大大提高村民集體的一致行動能力。經濟的協作因此容易達成，比如修路建橋；違反村規民約的行動將受到比過去更為嚴厲的村莊壓力；外來的地痞和上級不合理的攤派更可能被村民集體拒之門外。通過村民代表和代表會議這一制度設施，村莊的合作能力提高了，村民的團結程度提高了，過去辦不成的事情現在有了辦成的希望。 其實，這個推斷正是過去實踐部門和學術界共同擁有的信念，這種信念不僅來自于理論推斷，也為大量的實踐所證實[4]。這個關于村民代表會議效能的一般圖景也為筆者的調查所證實。筆者的調查還證實，從某種意義上，甚至是不由村民選舉而由村干部任命的村民代表所組成的村民議事會，也往往具有村民代表會議所具有的這種效能[5]。

但是，以上關于村民代表會議效能的一般圖景往往受到一些例外因素的影響，而使其發生作用的能力蒙有一些陰影，并造成不是因為制度安排不到位，而是因為村莊基礎不充分，所產生的村民代表會議制度效能的弱化。討論這些構成村民代表會議制度效能例外情況的村莊基礎，對于深化對村民代表會議制度的認識、理解現實生活中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實施程度與效能的不平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以下通過一些調查實例來作這種討論。

三、村民代表與村民和村干部關系的片段

近年的農村調查中，筆者發現了大量關于村民代表與村民和村干部關系的有趣片段，本節試圖通過描寫這些片段，得到一個與學術界所理解的關于村民代表會議效能一般圖景略有不同的實踐可能性，這種可能性不是源自制度安排不到位，而是因為村民代表會議制度發生作用的村莊基礎不充分所致。

先講二個關于村民代表與村民關系的片段。第一個片段是1999年7月的事情。1999年7月荊門市在孫村進行村委會換屆選舉的試點，筆者參加了這次試點。應該說，這次選舉試點是嚴格依法進行的：在試點之初，按照每10戶推選一個村民代表的辦法推選了40多位村民代表。然后，以海選的方式確定候選人。因為獲較多主任提名票的候選人對于能否競爭當上村委會主任實際情況的考慮，在依預選提名票確定兩名村委會主任正式候選人時，出現了主任預選得票居第2位至第4位者均不愿與最高得票者競選，而退為村委會副主任或委員競選的情況。這一點從選舉程序上并沒無問題，村民代表也參與過確定正式候選人的討論，知道這樣并無不妥。但問題在正式選舉投票前一天發生了。一個村民小組的3個村民代表告訴參與選舉試點的負責人說，他們村民小組的村民認為在確定正式候選人時做了假，即不應讓居主任候選人第5位者與第1位者競選村委會主任，而應讓第2高票與第1高票競選。他們因此決定不參加選舉，除非市里參與試點的領導當天晚上可以到組里解釋清楚此事。我們問村民代表，為什么他們不向村民講清楚此事？一個村民代表倍感委屈地說，你哪里講得清？雖然我是他們選的代表，但他們根本不相信我們。前幾天我被他們選為代表，參加村里召開的村民會議之后，順便買了一個西瓜回去，就有村民說我這個西瓜是村里分給我們代表的，我一再解釋，沒有人相信。以前關系一直很好，被他們選為代表沒幾天，關系就變得怪怪的了。也因此，我們向他們解釋確定正式候選人的程序，他們根本不聽，說只相信市里的領導。第二天正式選舉時，這個村民小組的一些村民仍然被動員參加了投票。選舉后的第三天，我們去做個別訪談，村民相信我們的解釋，但他們不相信鎮村干部，也不相信村民代表。的確，問題的關鍵是村民并不相信他們剛剛選舉出來的村民代表，沒有人能夠代表村民，村民不相信任何人。 第二個關于村民代表與村民關系的片段發生在向村。2000年5月筆者到向村做關于村委會選舉的補充調查，剛好向村3組和4組為山界發生糾紛，村干部決定調解這場糾紛。因此讓3組長和4組長召集各自村民小組的代表進行現場處理。4組長去找1999年由村民選舉出來的代表，結果，沒有一個村民代表愿意為組里的事情耗費這個時間，4組長只好找了幾個原來當過村干部的老黨員參與與3組的山權談判。山權談判不成，但年輕的4組長因為全組竟沒有一個代表愿意為組里的事情花費一點時間而氣得不行，他要求村支書當天晚上到4組召開小組會議，現場改選村民代表。支書說，村民代表也是一選三年的，你怎么可以說改選就改選？

再講兩個村民代表與村組干部的片段。第一個片段是關于村民選代表清理村民小組財務的事情。2000年夏糧征收時，童村8組村民要求清理本村民小組的帳目，否則就不交夏糧。童村8組村民一直懷疑本村民小組財務帳目有問題，多次向鎮村兩級提出清帳要求，一直未能成功。這次拒交夏糧讓鎮政府下決心徹底清理童村8組的財務，因此，一方面鎮里抽調會計人員進駐童村8組，一方面讓童村8組村民選若干村民代表會同清理人員一并清帳。在清理過程中，逐張核實開支條據，結果，參與清帳的村民代表因為或多或少得到過原村民小組的或請客或免提留或減積累的好處，而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第二個片段也是關于村民選代表清理財務的事情，這一次發生在村一級，地點是迪村。因為迪村復雜的權力斗爭和村民普遍對村財務的懷疑，而在1995年形成了一個每年都由村民代表清理村財務一次，每次清理一個星期的制度。這個事情也頗有趣。清理財務的村民代表是由村民在各自村民小組選出的，他們既具備清理財務所必須的基本財會知識，又是本村民小組有一定影響的人。但這些代表在清理財務期間，很快便關心起自己花費一周時間清理村級財務的合理性來。村干部當然是敏銳的，他們與村民代表商議，干脆買一頭豬來殺掉做生活，另外決定每個清帳代表每天補貼25元現金。這樣，每年一次的村財務清理便形成了一個清帳一周殺豬一頭，每頓飯都喝酒，且每個清帳代表可以有100多元補貼的慣例。當清帳代表是很合算了，他們當然也不可能再清理出村干部的經濟問題來[6]。

四、對以上片段的討論

以上講的四個片段，并非四個特例，在農村調查中，我們經常聽到如此的頗為矛盾的故事。以下筆者希望通過對這些片段的討論，理清支持它的村莊基礎，從理論上構造關于村級治理中村民代表會議效能有別于一般圖景的可能圖景。

首先，關于村民代表與村民的關系，存在的一種理論上的可能性是村民雖然選舉了自己的代表，但并不信任自己的代表。造成這種后果的原因，一是選舉本身的不規范，村民對選舉出來的代表不滿意；二是選舉代表的次數太少，村民還不習慣于選舉及建立在選舉基礎上的委托關系。這是兩種一般性解釋。另外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村民之間的傳統聯系已經解體，現代民主理念又未建立起來，村民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處于傳統社會網絡中的農民，又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公民，而是原子化的村民，因此，沒有人可以代表其他的人，也沒有人愿意代表其他的人。這樣，按照現代民主理念選舉出來的村民代表，只是在形式上具有代表選舉自己的那些村民的權力，村民內心里卻并未打算因為選舉了自己的代表而將權力委托于代表，也并不因此就信任代表。而代表既然感受不到這種信任和權力，他便仍然只是代表著個人的利益，因此，作為代表的村民，其行為理性不是來自于委托—關系而是來自于實際好處。

若是后者而不是前兩者構成了村民代表與村民之間的分裂關系，那就不僅需要從制度上尋找原因，而且需要從村莊基礎上尋找原因。傳統的關系網絡通過塑造出來的村莊社會中的面子聲望觀和長期共處的信任關系，使得村莊社會分層及建立在這種分層基礎上的事實上的代表能力強勁有力。在一些宗族勢力較大的村莊，宗族代表人物具有對本族成員的權力，他可以代表宗族，宗族成員也信任他，他因此具有與其他人的談判能力，達成的協議，他也有能力將之在本宗族范圍落實。這種意義上，在傳統鄉土社會，代表從來都是存在的，如村社委員會的存在等等。但這些代表一般都不是選舉產生而是在長期共同生活中自然中形成的。在現代公民社會中，選舉代表的涵義則有著讓每個人都清楚的權力授受關系。因此，選舉者和被選者的權力義務邊界清晰。但當前中國農村村民代表的選舉，有些是在傳統關系解體，現念未建立的情況下進行的，選舉本身往往是培育村民公民意識和訓練農民政治權力和義務感的一種辦法。 村民代表與村民之間的這種互不信任和互相不能代表的關系，與村民代表和村干部之間的關系，相互形構和強化，進一步消減了村民代表可能發揮作用的空間。如前一節引敘的關于村民代表與村組干部關系的兩個片段，村民代表顯然不大認為當代表可以在精神上和面子上為自己帶來多少滿足，他們也缺乏一個公民應該具有的政治責任感和義務感，因此，他們的行為充滿了物質利益的考慮，甚至在他們的不當得利己引起村民的普遍不滿之時，他們依然如此。

當村民代表過多考慮物質得利而全然不將村民的評價放在眼中時，村民對代表充滿失望，而村干部恰恰可以利用自己掌握的資源，來收買這些一個一個的精英。得到物質利益的村民代表不愿意得罪自小就與自己生活在一起的相互熟識的村組干部。村干部與村民代表很快便相互庇護起來。 綜合以上村民代表與村民和村干部關系的討論，可以看到，相互形構和強化的村民與村民代表的關系和村民代表與村干部的關系，源自于村莊社會缺乏傳統的道德價值觀，又缺乏現代的政治責任感，原子化的村民無力給村民代表和村干部的正當行為以強有力的激勵，也無力給他們的不良行為以強有力的約束，與當村干部和村民代表所需要耗費的時間精力與可能得到的物質好處相比，依照善行準則行事，成為一件頗不合算的事情。也就是說，在村民已經原子化或說村莊社會關聯度較低的村莊，村民代表會議制度本身存有發揮效能的陷阱，這種陷阱造成村民代表會議制度效能對一般圖景的偏離，這種偏離構成了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建設的困境：村民不信任代表，代表缺乏說服村民的能力，村干部期望通過村民代表會議來增加村莊資源動員能力、形成揚善抑惡決議的期待大多落空，而村干部的不良行為卻可能在村民代表達成的某種默契得以蔓延。如此一來，村民對選舉村民代表愈發喪失興趣，對村民代表會議作出的決定愈發不放在眼里，村組干部愈發發現試圖通過村民代表會議來實現自己宏大抱負并無益處，而村民代表所具有的制度上的監督作用，愈發可能通過物質利誘和私人交往得以消解。村民代表也因此愈發失去對村務管理和監督的興趣，而愈發專注于自己實際上可能得到的點滴好處。一個良好的制度設計，因為村莊基礎的不具備，而存有效能逐步衰減的可能。

一個具有效能的制度必須在其發揮作用的過程中創造出收益，其中一些人或所有人可以從這個運作的制度中受益。當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在一些村莊運作時，沒有人可以從中受益，這一制度便很難真正有效地運作下去。從一般圖景上看，村民代表會議制度是當前村級治理中最容易獲得收益的制度安排，這種收益可以讓村民、村民代表和村干部三方受益，即讓村莊利益和秩序得到好處。但是，在村民為原子化的狀態時，沒有人可以約束他人，也沒有人有能力代表他人，這時候的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安排能找到足夠自己有效運作下去的受益者嗎？村民代表會議制度運作的成本和村莊受益者所得到的好處相比較能否降得足夠低嗎？這些顯然是在實際的村級治理中需要進行考證的。 真正原子化的村民是沒有的，村民代表的有些行為只是農村特定場合的特殊行為。以上構造出一幅在原子化村民基礎上可能的村民代表會議效能衰減的理論可能性，是希望提醒村級治理的研究者，必須考察村級治理制度的村莊基礎。因為村民原子化程度的不同，或說村莊社會關聯度的不同，村民代表會議制度運作的效能不同，同一制度的實施成本也不同。明確了這種不同，有助于我們不是從個人的角度，而是從社會的角度，來評論一種治理制度的生長狀況，進而來討論一種治理制度在不同社會基礎的不同運作條件，然后制定出有一定差別和彈性的制度來。

五、結語

村民代表的關鍵是代表能力的問題。一方面，村民代表必須有能力代表村民參與村務的決策、管理和監督，一方面，村民代表必須有能力將討論通過的村務決定貫徹實施到他所代表的村民之中，讓村民相信遵守這個決定對自己有好處。通過村民代表，每三年一次的村委會選舉所形成的民主化機制常規化了，村民多了監督村干部的渠道，村干部多了智囊和動員村民的能力。有代表能力的村民代表所組成的村民代表會議，真是村級治理的福音。 不僅如此，有代表能力的村民代表因為與村民之間穩定可信的關系，而可以代表自己所在群體的村民與代表其他村民的代表們，協商關于維護村莊秩序和村民利益的諸種好事。村干部宏大的可能一時還無法為村民所接受的治村抱負，也可以通過他與具有代表能力的村民代表的協商，而為村民代表所理解和接受，從而變成村民所可以接受的治村方案。不同群體村民在治村過程中，實現利益的多少、先后會有不同，具有代表能力的村民代表們可以通過坐下來心平氣和地協商，達成妥協。村民的一致行動能力不因為一時半會的利益不一致而受到影響，那些對農民“善分不善合”的擔心，真有些“杞人憂天”了。 但正是在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上，不同的村莊具有相當不同的可能性。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不是指村民代表的個人能力，而是他是否具有代表村民的意愿及村民是否給他實現這個意愿的機會。構成村民代表代表村民意愿的因素，不僅是村民代表和選舉產生他的那10—15戶村民群體之間的制度結構相聯系，而且與產生村民代表的這個村民內部的聯系程度及充當代表的村民對利益的感受狀況有關。村民代表或因為面子與聲望，或因為經濟上的好處，而愿意作為代表來耗費自己的時間、精力和智慧。他所產生的這個村民群體則因為傳統的好的關系或代表本人負責任的友好言行，使村民愿意相信自己代表的代表行為。傳統村莊中的人際關系，往往使村民愿意為代表村民的利益而耗費精力，村民小群體也愿意相信這個傳統道義上一直可靠的鄰里。在現代公民社會，村民代表與他所代表的村民之間規范的權利授受關系，也使得村民代表和他們所代表的村民，愿意相互遵照既有的權力義務邊界行為。 顯然，構成村民代表代表能力的以上條件，在當前就業相當不充分、經濟處境十分惡劣的處于轉型時期的農村社會來講，可能是有些苛刻了。本文前敘列舉的一些調查片段，在那些傳統的人際聯系開始被割斷，現代的穩定聯系又未建立起來村莊，可以說是相當常見。這種情況下，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便大成問題，而理論上村民代表會議的諸多功效便因此大打折扣。在一些情況嚴重的地區，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太弱，以至于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安排的成本太高，從村民代表會議中得到收益的群體卻很少，而可能造成由村民代表會議制度不是因為制度措施不得力，而是村莊基礎不具備所存在的形式化的問題。 當然，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正如農民的民主能力一樣，是一個只有通過實踐才可以可靠得到的東西。在相同的村莊基礎下，好的制度可以催熟那些不成熟的基礎，在有了好的基礎卻沒有好的制度安排的村莊，村級治理便會損失許多好的機會。村民代表會議制度是一件可以為村民帶來利益，從而可以為自己找到動力的良好制度。只是在評論村民代表會議制度時，我們不應該因為它是好制度就忽視了它的村莊基礎和它在實踐中可能具有的不同表現。同時也不應該因為它在一些村莊效果不佳就對它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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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徐勇：《中國農村村民自治》，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2] 張靜：《基層政權——鄉村制度諸問題》，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 郎友興、何包鋼：“村民會議和村民代表會議——村級民主完善之嘗試”，《政治學研究》2000年第3期。

[4] 參見王振耀等：《中國農村村民代表會議制度》，中國社會出版社1995年版；徐勇：《中國農村村民自治》，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篇(6)

[關鍵詞]信息社會 政府改革 效能 電子政務

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的轉型,社會面臨著可持續發展的巨大壓力,收入分配、勞動關系、城鄉發展、地區發展等問題突出,人民群眾在各方面對公共服務的需求越來越高,公共管理是以政府是為核心的公共部門整合社會的各種力量,并廣泛運用政治的、經濟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強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績效和公共服務的品質,從而實現公共的福利和公共利益的一種管理活動,因此提高政府的管理效能稱為化解社會沖突的重要舉措,政府的數字化改革為政府績效的提升奠定了基礎。

一、提高績效是現代政府管理的核心問題

所謂績效是效率和效能的綜合,在實際生活中,高效率并產生良好的工作效果就成稱之為績效。行政高效率成為各國政府尤其是民主整體重要的行政目標。公共管理改革是對利益關系、權利格局、組織結構進行重新調整和建立的一種政治行為,它涉及公共部門自身的改革和公共部門在整個社會的職能定位方面的改革兩方面,其目的是為了優化公共組織結構及其職能,提高效率和服務質量以適應社會發展變化的要求。

當代西方各國的行政改革實踐證明,公共管理績效評估作為政府再造的重要內容和根本性措施,為政府改革實踐和公共管理學理論研究提供了新的視野,并促進了西方國家政府管理效率的提高和管理能力的增強,緩和了社會危機的矛盾。政府績效通常可以被劃分為組織績效和個人績效兩個層面,其中組織績效通常是指某一級政府或政府職能部門的整體績效水平,而個人績效往往是指公務員或管理人員個人的績效水平。由于公共部門提供的各項公共服務必須由民眾支付成本,公共部門功能的擴張與強化勢必將增大施政成本,另一方面,公共部門是在一個競爭不足和難以嚴格監督、考核的條件下,花納稅人的錢為廣大民眾辦事,往往缺乏花最少的錢、以最經濟的手段、提供最優質服務的自我約束和自我激勵動機。我國一些地方盲目攀比、大搞形象工程、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以及片面地追求GDP的增長,這些成為影響政府效能的主要問題,政府績效評估是以提高政府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能力而采取的以公共責任和顧客至上為理念的政府改革策略,是持續改進和提高政府部門績效的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是當今許多國家實施政府再造、落實政府責任、改進政府管理、提高政府效能、改善政府形象的一個行之有效的工具。

二、當代公共管理改革以提高效率為目標

當今世界各國公共管理改革的基本內容主要集中在社會、市場管理與政府職能的優化;社會力量的利用和公共服務社會化;政府部門內部的管理體制改革,利用信息技術革命成果建立與完善公共行政信息系統,分權與權力下方,部門內部的組織結構改革,公共人事制度改革,提高服務質量以改善公共機構形象,實現公共行政傳統規范與工商企業管理方法的融合,促使公共部門更具有績效,提高公共管理效能。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伴隨著全球化、信息化、市場化以及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英國、美國、新西蘭等西方發達國家相繼掀起了公共管理的浪潮,也被稱為“政府再造運動”或“新公共管理運動”。雖然各國的改革在廣度、深度和成效方面存在差異,但都普遍采用工商業管理的理論、方法及技術,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及公共服務質量,并且都是以政府職能的市場化作為改革的基本取向。

以提高效率為目標的改革,強烈關注財政控制、成本核算、錢有所值和效率問題,關心信息系統的完善;建立更強有力的一般管理中心,權力向資深管理者轉移;強調對顧客負責,讓非公共部門參與公共物品的提供;解除勞動力市場的規制,加快工作步伐,采用績效工作制以及短期聘用合同;雇員自我調節權力的減少,權力向管理者轉移,吸收部分雇員參與管理過程,采用更透明的管理形式;增加更具有企業管理色彩的授權,強調責任制;采用公司治理的新形式,權力向組織戰略頂層轉移等。

傳統的政府辦公模式依賴于紙質文件作為信息傳遞的介質,辦公手段落后,效率低。機構設置的管理層次多,決策與執行層之間信息溝通的速度較慢,費用較多,信息失真率較高,往往使行政意志在執行與貫徹的過程中發生不同程度的偏離,從而影響了政府行政職能的有效發揮,也造成了機構臃腫膨脹、行政流程復雜、辦事效能降低等不良后果,阻礙了我們打造民主、高效、廉潔的現代服務型政府的進程。

三、新技術革命是當代公共管理改革的“催化劑”

新技術革命尤其是信息技術革命為打造新的政府模式提供了強勁的動力和技術手段。隨著信息技術在世界范圍內的迅猛發展,特別是互聯網技術的普及應用,不僅能大大提高政府效率、降低成本、增強管理的透明度,還能極大地方便公民與企業。

20世紀90年代以來,信息化、網絡化浪潮席卷全球,信息化時代從三個維度影響著各國的公共管理改革。一是隨著知識爆炸性的增長,政府原有的管理模式和運轉方式越來越難以適應,無法發揮其應有的效能,為改革這種狀況,建設信息高速公路和實現社會信息化,已成為各國政府的共識。二是信息技術的發展,為政府治理與范式的變革提供了相應的技術基礎。每一種范式都需要有自身的技術手段支持?，F代社會推動政府公共管理改革的主導力量之一就是以網絡為主要載體的信息通信技術,它使各種過去難以想象的改革方案變得切實可行。三是信息社會的信息資源共享與決策分散化的變革,使得社會團體與廣大公民在社會權力結構中日益重要,他們擺脫對政府的傳統依附關系的能力得到了增強,從而對政府治理的監督作用不斷提升,這一趨勢為人本文明的復興與民主社會的建設提供了有利的契機。當代公共管理信息化改革的主要標志是推行電子政務。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起,率先提出了“運用信息技術再造政府”的改革理念。在美國的帶動和影響下,英法德日等西方國家也把構建電子化政府作為其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制定并開始實施政府治理電子化的總體規劃。電子政務是一個引進的外來詞,我國先是有政府信息化,之后在國外的電子政務熱潮下,在20世紀90年代末才開始醞釀并啟動了我國的電子政務。

對電子政務的描述目前有很多種說法,例如,電子政府、網絡政府、政府信息化管理等,真正的電子政務絕不是簡單的“政府上網工程”,更不是為數不多的網頁型網站系統。從嚴格意義上說電子政務就是政府機構應用現代信息和通信技術,將管理和服務通過網絡技術進行集成,在互聯網上實現政府組織結構和工作流程的優化重組,超越時間和空間及部門之間的分隔限制,向社會提供優質和全方位、規范透明的、符合國際水準的管理和服務。

四、信息社會為政府效能提高提供了新的契機

計算機信息技術、衛星通信技術和光纖通信技術的進步,尤其是電子計算機技術與通信技術的密切結合,使人類對信息的提取、傳遞、存儲和處理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提高。政府可以通過互聯網充分占有決策信息,整合社會利益要求,利用政府外部專家、學者等智力資源,推動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通過網絡實現信息資源的共建共享聯系,既提高辦事效率、質量和標準,又節省政府開支、起到反腐倡廉作用。

政府作為國家管理部門,其本身上網開展電子政務,有助于政府管理的現代化。我國政府部門的職能正從管理型轉向管理服務型,承擔著大量的公眾事務的管理和服務職能,與傳統政務相比,電子政務可以優化政府工作流程,使政府機構設置更為精簡合理,從而解決職能交叉、審批過多等問題。政府運作公開透明在很大程度上遏制黑箱操作、人治大于法治等現象。公眾增加了參政議政的機會,政府也可以在網上與公眾進行信息交流,聽取公眾的意見與心聲,在網上建立起政府與公眾之間相互交流的橋梁,為公眾與政府部門打交道提供方便,對政府的監督也更有效。電子政務使得政府各類信息資源數據庫互聯共享成為可能,也使得這些資源得到統籌管理和綜合利用,從而避免資源閑置、浪費和重復建設。通過電子政務共享的信息資源更易存儲、檢索和傳播,共享的范圍和數量也更大,可以更有效地支持政府的決策。電子政務通過網絡能夠實現快速和大規模的遠程數據采集和分析,從而可以實現跨地域信息的集中管理和及時響應,大大增強監管者的核對、監管能力。電子政務將使政府服務功能增強,推動傳統的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政府職能由管理控制轉向宏觀指導。電子政務將使政府辦事效率更高,管理成本更低。網上辦公提高了辦事效率,節約了政府辦公費用的開支。政府通過網絡可以直接與公眾溝通,及時收集公眾的意見,提高了政府的反饋速度,降低了政府的管理成本。信息社會的政府治理必須實現科學化、知識化、網絡化、全球化、一體化、人性化與價值化。

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自動化與信息化成為當代管理發展的基本趨勢,信息技術的發展,電子政務的產生,對現代行政管理方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根本上發展了以往的行政方法,而現代化的行政管理方法以其科學性、合理性、高效性支撐著電子政務的進一步發展,以轉變政府職能為核心,規范行政權力,全面提高行政效能,增強政府執行力和公信力,更好地實踐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參考文獻:

[1]蘇新寧.電子政務理論.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2003.

篇(7)

[關鍵詞]信息社會政府改革效能電子政務

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的轉型,社會面臨著可持續發展的巨大壓力,收入分配、勞動關系、城鄉發展、地區發展等問題突出,人民群眾在各方面對公共服務的需求越來越高,公共管理是以政府是為核心的公共部門整合社會的各種力量,并廣泛運用政治的、經濟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強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績效和公共服務的品質,從而實現公共的福利和公共利益的一種管理活動,因此提高政府的管理效能稱為化解社會沖突的重要舉措,政府的數字化改革為政府績效的提升奠定了基礎。

一、提高績效是現代政府管理的核心問題

所謂績效是效率和效能的綜合,在實際生活中,高效率并產生良好的工作效果就成稱之為績效。行政高效率成為各國政府尤其是民主整體重要的行政目標。公共管理改革是對利益關系、權利格局、組織結構進行重新調整和建立的一種政治行為,它涉及公共部門自身的改革和公共部門在整個社會的職能定位方面的改革兩方面,其目的是為了優化公共組織結構及其職能,提高效率和服務質量以適應社會發展變化的要求。

當代西方各國的行政改革實踐證明,公共管理績效評估作為政府再造的重要內容和根本性措施,為政府改革實踐和公共管理學理論研究提供了新的視野,并促進了西方國家政府管理效率的提高和管理能力的增強,緩和了社會危機的矛盾。政府績效通?？梢员粍澐譃榻M織績效和個人績效兩個層面,其中組織績效通常是指某一級政府或政府職能部門的整體績效水平,而個人績效往往是指公務員或管理人員個人的績效水平。由于公共部門提供的各項公共服務必須由民眾支付成本,公共部門功能的擴張與強化勢必將增大施政成本,另一方面,公共部門是在一個競爭不足和難以嚴格監督、考核的條件下,花納稅人的錢為廣大民眾辦事,往往缺乏花最少的錢、以最經濟的手段、提供最優質服務的自我約束和自我激勵動機。我國一些地方盲目攀比、大搞形象工程、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以及片面地追求GDP的增長,這些成為影響政府效能的主要問題,政府績效評估是以提高政府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能力而采取的以公共責任和顧客至上為理念的政府改革策略,是持續改進和提高政府部門績效的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是當今許多國家實施政府再造、落實政府責任、改進政府管理、提高政府效能、改善政府形象的一個行之有效的工具。

二、當代公共管理改革以提高效率為目標

當今世界各國公共管理改革的基本內容主要集中在社會、市場管理與政府職能的優化;社會力量的利用和公共服務社會化;政府部門內部的管理體制改革,利用信息技術革命成果建立與完善公共行政信息系統,分權與權力下方,部門內部的組織結構改革,公共人事制度改革,提高服務質量以改善公共機構形象,實現公共行政傳統規范與工商企業管理方法的融合,促使公共部門更具有績效,提高公共管理效能。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伴隨著全球化、信息化、市場化以及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英國、美國、新西蘭等西方發達國家相繼掀起了公共管理的浪潮,也被稱為“政府再造運動”或“新公共管理運動”。雖然各國的改革在廣度、深度和成效方面存在差異,但都普遍采用工商業管理的理論、方法及技術,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及公共服務質量,并且都是以政府職能的市場化作為改革的基本取向。

以提高效率為目標的改革,強烈關注財政控制、成本核算、錢有所值和效率問題,關心信息系統的完善;建立更強有力的一般管理中心,權力向資深管理者轉移;強調對顧客負責,讓非公共部門參與公共物品的提供;解除勞動力市場的規制,加快工作步伐,采用績效工作制以及短期聘用合同;雇員自我調節權力的減少,權力向管理者轉移,吸收部分雇員參與管理過程,采用更透明的管理形式;增加更具有企業管理色彩的授權,強調責任制;采用公司治理的新形式,權力向組織戰略頂層轉移等。

傳統的政府辦公模式依賴于紙質文件作為信息傳遞的介質,辦公手段落后,效率低。機構設置的管理層次多,決策與執行層之間信息溝通的速度較慢,費用較多,信息失真率較高,往往使行政意志在執行與貫徹的過程中發生不同程度的偏離,從而影響了政府行政職能的有效發揮,也造成了機構臃腫膨脹、行政流程復雜、辦事效能降低等不良后果,阻礙了我們打造民主、高效、廉潔的現代服務型政府的進程。

三、新技術革命是當代公共管理改革的“催化劑”

新技術革命尤其是信息技術革命為打造新的政府模式提供了強勁的動力和技術手段。隨著信息技術在世界范圍內的迅猛發展,特別是互聯網技術的普及應用,不僅能大大提高政府效率、降低成本、增強管理的透明度,還能極大地方便公民與企業。

20世紀90年代以來,信息化、網絡化浪潮席卷全球,信息化時代從三個維度影響著各國的公共管理改革。一是隨著知識爆炸性的增長,政府原有的管理模式和運轉方式越來越難以適應,無法發揮其應有的效能,為改革這種狀況,建設信息高速公路和實現社會信息化,已成為各國政府的共識。二是信息技術的發展,為政府治理與范式的變革提供了相應的技術基礎。每一種范式都需要有自身的技術手段支持。現代社會推動政府公共管理改革的主導力量之一就是以網絡為主要載體的信息通信技術,它使各種過去難以想象的改革方案變得切實可行。三是信息社會的信息資源共享與決策分散化的變革,使得社會團體與廣大公民在社會權力結構中日益重要,他們擺脫對政府的傳統依附關系的能力得到了增強,從而對政府治理的監督作用不斷提升,這一趨勢為人本文明的復興與民主社會的建設提供了有利的契機。當代公共管理信息化改革的主要標志是推行電子政務。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起,率先提出了“運用信息技術再造政府”的改革理念。在美國的帶動和影響下,英法德日等西方國家也把構建電子化政府作為其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制定并開始實施政府治理電子化的總體規劃。電子政務是一個引進的外來詞,我國先是有政府信息化,之后在國外的電子政務熱潮下,在20世紀90年代末才開始醞釀并啟動了我國的電子政務。

對電子政務的描述目前有很多種說法,例如,電子政府、網絡政府、政府信息化管理等,真正的電子政務絕不是簡單的“政府上網工程”,更不是為數不多的網頁型網站系統。從嚴格意義上說電子政務就是政府機構應用現代信息和通信技術,將管理和服務通過網絡技術進行集成,在互聯網上實現政府組織結構和工作流程的優化重組,超越時間和空間及部門之間的分隔限制,向社會提供優質和全方位、規范透明的、符合國際水準的管理和服務。

四、信息社會為政府效能提高提供了新的契機

計算機信息技術、衛星通信技術和光纖通信技術的進步,尤其是電子計算機技術與通信技術的密切結合,使人類對信息的提取、傳遞、存儲和處理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提高。政府可以通過互聯網充分占有決策信息,整合社會利益要求,利用政府外部專家、學者等智力資源,推動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通過網絡實現信息資源的共建共享聯系,既提高辦事效率、質量和標準,又節省政府開支、起到反腐倡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