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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一篇社會科學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內容提要】當代西方社會科學在經歷了長期的專業化分化和初步的交叉、融合之后,已大踏步地向雜交、綜合和整體化的方向發展。傳統的學科界限已經模糊;交叉、橫斷、邊緣性的學科分支、研究領域和理論流派大量出現;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知識的產生途徑以及理論的應用方式得到了更新。簡言之,跨學科交叉研究以及雜交化和整體化已成為當代西方社會科學發展的最基本的趨勢。在人類即將邁向新世紀的時候,對當代西方社會科學發展的基本趨勢的表現、成就和問題作簡要的回顧、檢討與展望,對于我們跟蹤國外社會科學的新發展及新成就,加強跨學科研究,更新我國21世紀社會科學各學科的研究方法,推動我國社會科學的研究與教學體制的改革,促進我國社會科學事業的全面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近現代社會科學的形成與分化
科學技術的發展經歷了一個由整體化(古代)到專業化(近現代)再回到整體化(當代)的發展過程。近代各門實驗科學在分化出來以前,是以自然哲學這一整體化的形式存在于哲學的母體之中的;而近現代各門經驗社會科學在分化出來以前,則以道德哲學或人文知識的方式存在于哲學的母體之中??梢哉f,在文藝復興以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知識,其研究與教學事業是整體化的。
自文藝復興開始,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各門實驗自然科學紛紛從自然哲學的母體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學科領域。從16世紀開始,人文社會研究也試圖以某種方式獲得經驗確證,從而發展出系統的世俗知識,即開始了社會研究的科學化的努力。但是,近代的經典科學觀的一個基本前提是笛卡兒的二元論,即物質與意識、人與自然、物理世界與社會及精神世界的分離??茖W文化與人文文化這兩種文化從一開始就出現了分界。這一點我們可以從1663年托馬斯·胡克為英國皇家學會草擬的章程宗旨中得到清楚的證明。胡克寫道:皇家學會要“通過實驗手段增進關于自然萬物的知識,完善一切手工工藝、制造方法和機械技術,改進各種機器和發明”,學會“無涉于神學、形而上學、倫理學、政治學、語法學、修辭學或邏輯學?!?
到了上一個世紀之交(18世紀末—19世紀初),各門實驗自然科學以及數學已經成熟,并且占據了人類知識領域中的至高無上的地位。自然科學家并不把人文社會知識當作科學,而社會科學家則以自然科學為榜樣,為社會知識的科學化(科學的客觀性、可證實性、定量化、形式化和精確化等)而努力。
進入19世紀,隨著西方工業化、城市化、大學改革和經驗研究的成長,社會科學知識的產生逐步變成一種相對自主的、由自己特殊的程序或方法所指導的活動,并逐步建立在系統的經驗數據的基礎上。在19世紀,社會科學作為了解和控制日益復雜的社會的手段成長起來,先是以統計學和人口統計學的形式,后以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等形式確立起來。這一時期社會科學新的且最重要的東西,是理解社會及其問題的程序或方法從根本上發生了變化,即想象的、神秘的、天啟的東西讓位給科學。這反映了經驗的、定量的以及形式化科學方法的成長。這種方法論上的變化,并不僅僅是經驗科學發展對經驗主義認識論原則的承諾,以及社會研究模仿自然科學尤其是物理學研究方式的結果,而且也是人類社會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變的必然結果。因為社會科學的最終目標是社會問題的解決,工業化、城市化以及勞動分工的細化帶來了更復雜的社會問題及管理問題,國家或政府需要更多、更精確可靠的知識和信息來制定與執行政策、管理社會。因此,新方法的應用不只是為了獲得關于社會的客觀知識或科學真理,更重要的是統治者要利用這種知識來控制和管理社會。此外,18世紀末、19世紀初歐美大學的復興與改造也是近現代社會科學形成的一個重要原因。經過改造的大學成為知識創造的主要場所,神學院或被取消,或縮小為一個系;醫學院和法學院仍有其重要地位,但局限于特定的專業或職業訓練;哲學學院以及分離出的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各系科成了知識產生的主要場所。
19世紀50年代到本世紀20年代(有的學者界定為1850—1914年間),社會科學的各個主要學科(史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先后形成了現代社會科學獨立的研究框架,并加以制度化,尤其是在大學扎了根。這種進程主要發生在英國、法國、德國、奧地利、意大利和美國,因而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西方社會科學的大部分經典也就是在這些國家出現的。當然,這并不是說在16世紀后半期到19世紀上半期,人文社會研究沒有涉及現代社會科學的主題。相反 ,有不少現代社會科的核心問題,如國家與法、政治制度、經濟政策、社會政策、國際關系、權力問題等已得到了相當充分的研究,人們不僅能在早些時候的馬基雅維利、布丹、格老秀斯、配第、重農主義者和啟蒙學者的著作中,而且能在19世紀上半期的托克維爾、赫爾德、基佐、費希特、馬爾薩斯、李嘉圖等人的著作中看到大量的社會科學主題的論述,只不過這些論述很少是在我們今天所說的特定的學科框架中來進行的。
還是讓我們簡要地敘述一下社會科學的各個主要學科是如何形成的吧。據說史學是一門在西方最早制度化的社會科學(在我國,人們更多地把史學當作人文科學看待,在西方也有不少學者反對把史學列入社會科學領域之中)。實際上,史學是人類知識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各文明發祥地,遺留下大量的歷史典籍,它們所記載的多是民族或國家的過去、尤其是帝王將相的生平活動。19世紀后半期所形成的新史學之所以被看作社會科學,就在于它遵循經驗科學的傳統或要求,提出用歷史的事實來說明理論,或者說從歷史事件或現象中概括、歸納出說明歷史過程及其內在聯系的理論,并用這些事件或事實來檢驗這種理論。新史學要求經驗理論說明各種歷史現象的相互關系以及歷史過程的規律性,反對舊史學的那種講述故事的研究方式。
經濟學是另一個出現較早的社會科學學科。盡管“經濟學”這一名稱是19世紀才出現的,但是,經濟研究及經濟理論在近代成就卓著。在16—18世紀已經出現了政治經濟學、統計學、財政學和國家學這樣一些學科名稱;重農主義、重商主義、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都是現代經濟學誕生之前所取得的豐碩成果。應該說,這一時期出現的經濟研究與政治研究是密不可分的,“政治經濟學”、“國家學”、“財政學”這些名稱本身就說明了這一點?,F代經濟學的出現,使政治經濟學這種政治與經濟的整合研究逐步消失。因為經濟學家強調經濟行為反映的是個體行為,而不是各種制度,進而又假定了自由放任或自由主義原則;經濟學的普遍化假定使經濟研究直接面向現實,因而經濟史研究被擠到了角落的位置(后面我們將看到,在當代社會科學的整體化發展趨勢中,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史的研究復活了)。
社會學的興起幾乎與經濟學同步。美國著名社會學家拉爾夫·H ·特訥在《尋求認同的美國社會學》(載于《當代美國社會科學》)一文中認為,社會學之作為一個研究領域的想法出現于動蕩的19世紀中葉的歐洲。當時,傳統的社會在一片革命、反革命和國際戰爭嘈雜紛亂中瓦解;作為對現實的反應,法國哲學家奧古斯特·孔德提出社會學應作為一門科學來研究人類社會的相互關系,并提出采用現有科學的實證方法;而另一些學者(包括赫伯特·斯賓塞、喬格·齊美爾、埃米爾·杜克海姆、卡爾·馬克思和卡爾·曼海姆等)則奠定了現代社會學的基礎。他們與孔德一樣,力圖將不帶偏見的學術性理想,與解決時代主要社會問題的原則這一目的相結合。(注:參看單天倫主編:《當代美國社會科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頁。)不過孔德所提倡的社會學與今天的社會學不同,它是一門實證的、綜合的、統一的社會科學,是各學科的皇后(社會學在19世紀后半期發展起來之后,如何看待它的研究對象及其與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的關系,一直是有爭論的問題;到了當代,主流觀點主張它落腳于市民社會或狹義社會問題,即與政治、經濟和文化問題相對的社會問題的研究)
政治學作為現代社會科學的一個正式學科,比經濟學和社會學要晚一些(據說遲緩出現的一個原因是法學院不愿放棄對國家及政治領域的壟斷)。它的興起也許可以將哥倫比亞大學設立政治學院(1880年)作為標志。在此之前,政治學的研究已具備了堅實的基礎。近代民族國家的生成是政治研究發展的一個強大的推動力。美國政治學家、行政學家D·沃爾多在《政治學的發展》一文中曾這樣來描述近代政治研究的進展:近代政治研究可以劃分為三個范疇,即建立國家體系;改變與改善國家體系;尋求毀滅或超越國家體系。第一個范疇以馬基雅弗利、布丹、霍布斯為代表;第二個范疇以洛克、邊沁、密爾為代表;第三個范疇以馬克思、巴枯寧及克魯泡特金為代表。此外,孟德斯鳩、托克維爾等人也有重要的影響。(注:參看Fred I.Greenstein,Nelson W.Polsby主編:《政治學:范圍與理論》,臺灣幼獅文化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版,第15-20頁。)這一時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題是國家、主權、權力、法律及歷史。在二戰后美國行為主義政治學興起以前,政治學的研究重心是政治哲學尤其是國家理論,它直接繼承了古希臘至近、現代歐洲的政治研究遺產。政治學作為獨立學科的出現,一方面促進了經濟學的成長,另一方面卻加速了政治經濟學的衰落。因為在人們看來,國家(政治)和市場(經濟)是按照不同的邏輯運轉的,必須對兩者加以分別的研究(“國家學”在19世紀中后期的德國是一個興旺發達的學科,它往往被人們當作現代政治學前身或近現代政治學的德國版本。實際上它并不是“純”政治學研究,而是包含了當代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法理學和經濟史等方面的研究,相當于當時英法流行的“政治經濟學”)。
人類學作為社會科學的一個獨立學科,其形成有獨特性。按照華勒斯坦在《開放社會科學》一書中的說法,現代世界體系的建立涉及歐洲人與世界其他民族的相遇以及對這些民族的征服。在歐洲人眼里,有兩類截然不同的民族和社會結構。落后民族生活在相對較小的群體中,沒有文字與大范圍的文教,技術、軍事、經濟落后,用來描述這些民族的一般術語是“部落”(tribcs)、“種群”等等。對這些民族的研究構成一個新學科領域,即人類學。它主要從探險、旅游和殖民地機構官員的活動開始,隨后在大學里作為一個學科而被制度化,不過它與其他社會科學的分支是隔絕的。盡管人類學家也研究人類的普遍自然史,但其更多地研究特定的民族,成為人種學家(西方各國人類學研究的重心與其所征服的國家或地區密切相關,英國人類學的重點是東非和南非;法國的重點是西非,美國的重點是美洲印第安人和關島)。在西方尤其英美的大學中,人類學早已成為社會科學的一個重要領域。與研究落后民族的人類學相對,在近現代西方,曾流行一門對其他高級文明國尤其是中國、印度和伊斯蘭世界的研究學科,即東方學。在近代,這些地區衰落,相繼成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東方研究原本發端于教會,最初是作為福音傳道的輔助手段而獲得存在,后來逐步世俗化,并在大學中制度化而成為一個社會研究領域。
此外,還有幾個在現代沒有被當作社會科學主要學科的領域:(1)法學。法律現象顯然是社會政治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法學無疑應是社會科學的一個基本分支。然而在現代,法學沒有被人們當作社會科學學科看待,原因在于:一方面,在近現代社會科學形成與分化以前,大學早就設有法學院,且勢力強大,其任務是培養職業法官或律師;另一方面,法律條文太規范化了,缺乏經驗研究的根基,其規則也不是科學的規則,背 景過于個別或特殊化,因而受到注重經驗研究、探求普遍規律的社會科學家們的懷疑。(2)地理學。19世紀末期, 地理學首先在德國的大學中得到重建,獲得新生。它實際上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兩大領域:人文地理屬于社會科學;自然地理屬于自然科學。(3 )心理學。它本來是哲學尤其是認識論的組成部分,較早從哲學母體中分離出來,并在近現代以新學科的形式出現。它主要被人們當作自然科學及醫學的一個分支(實驗心理學尤其如此);只有社會心理學才作為社會科學的一個分支在社會研究中幸存下來。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已形成獨立研究框架或范式的社會科學各主要學科繼續發展。社會科學家們繼續對這些學科領域進行界定,為本學科“劃界”,確定本學科的研究對象及范圍,說明它與相鄰學科之間的關系(尤其是差別)。同時,社會科學學科的制度化建設進一步得到加強。所謂的學科制度化建設,是指一個學科或研究領域的學術團體、專業雜志、書籍出版、基金資助渠道、教育培訓、職業化以及圖書館新收藏目錄的確定等方面的建設,其中尤以大學的教學發展(專業、系、所、學院的設置)為要。19世紀后半期所開始的社會科學學科的制度化歷程大概是:首先是各主要的社會科學學科在大學里站穩腳跟——先設立講座或教席職位,進而成立系、所或學院,開設系列專業課程,授予專業學位,學生獲得職業資格;伴隨著教學制度化的是學科研究的制度化——成立地區性或全國性的學會,定期或不定期地召開專題研討會,出版發行專業期刊與書籍,獲得各種基金來源的資助,圖書館對本學科領域論著收藏的制度化等。
總之,從1850—1945年近一個世紀的發展中,社會科學的各個研究領域逐漸從道德哲學以及人文社會知識的總體中分離出來,有的學科成熟了,成為當代社會科學的主要學科(如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有的邊緣化了(如史學、地理學和心理學);有的則衰落了(如國家學、東方學等)。這近百年的社會科學建立學科的過程可以說是一個不斷減少學科數量、以便能劃分成若干學科門類以及彼此嚴格“劃界”的過程,最后只剩下今天我們所熟知、并在世界被廣泛承認的若干學科門類——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也許還有史學和法學以及社會心理學)等。于是,人類的科學知識形成了這樣一個三分格局;在一端是數學和各門實驗自然科學尤其是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另一端則是人文科學尤其是哲學、文學、藝術;介于這兩者之間的,是社會科學特別是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社會科學之所以獲得這種中介地位,是因為它們具有如下幾個基本的特征:第一,它們的目標是獲得制約人類行為或某一社會生活領域的一般法則或規律性;第二,力圖把握各種必須當作個案來加以研究的現象(而非個別事實);第三,強調必須將人類社會的現實分割成若干不同的部分來分別加以研究;第四,主張采取科學方法及程序,為科學的客觀性和嚴格性而努力;第五,偏愛通過系統的研究方法獲得證據,以控制條件下的觀察,而不以普通的文獻資料為主。
二、當代社會科學發展的雜交化、整體化趨勢
如果說,二戰以前社會科學的形成與分化的一般趨勢是各個社會科學研究領域逐漸形成自身的學術框架,并嚴格與其他學科劃界且學科數量不斷減少的話,那么,二戰后則是相反的趨勢占上風,即跨學科、交叉研究以及學科的雜交化、整體化趨勢的出現和不斷加強。
按照華勒斯坦在《開放社會科學》中的說法,19世紀末20世紀初,社會科學的學科系統的分化形成了三條明確的分界線:(1 )對現代文明世界的研究(史學和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與對非現代世界的研究(人類學、東方學)之間的分界線;(2)在對現代世界的研究方面,過去(史學)與現在(社會學、經濟學和政治學這三門研究普遍規律的社會科學學科)之間存在著一條分界線;(3 )在探求普遍規律為宗旨的社會科學內部,對市場的研究(經濟學)、對國家的研究(政治學)與對市民社會的研究(社會學)之間的分界線。二戰后,由于世界政治格局的變化、社會經濟(生產力)的發展、人口增長、人類活動范圍的擴大、社會問題的日益復雜化、大學的擴展以及社會科學研究人員的大量增加等因素的推動,這三條分界線面臨嚴峻的挑戰。
盡管戰后社會科學的學科分化仍在繼續,但新學科、新知識系統分支以及新思潮,更多地是以學科的交叉融合的方式出現的,社會科學的雜交化、整體化趨勢不斷加強。尤其是60、70年代,跨學科交叉研究得到了迅速發展。在西方特別是美國,各種跨學科研究機構紛紛成立,跨學科的研究文獻大大增加,并涌現大量的交叉、橫斷和邊緣性學科。在這個時期,美國的各大學紛紛成立跨學科研究中心,興起跨學科研究,各種不同的組織機構尤其是各種基金會也都熱心支持跨學科研究。因此,60、70年代被人們稱為“跨學科研究的時代”。進入80年代,跨學科交叉研究蓬勃發展,社會科學以及科學技術的雜交整體化趨勢更加強勁,傳統的各社會科學學科的邊界日益模糊,難以清晰界定。80年代以后,跨學科交叉研究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是, 跨學科研究體制的國際化:1980年“跨學科研究國際協會”成立,到1986年已召開了四次國際大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86年召開了首次跨學科會議,主題是“科學與知識的邊界”,1991年12月在巴黎召開第二次會議,主題是:“科學的傳統——面向21世紀的跨學科展望”(會后發表了《巴黎宣言》)。
順便說,我國在80年代初興起了一個“交叉科學熱”。1985年5月,在著名科學家錢學森、錢三強和錢偉長的倡議下,召開了全國的交叉科學討論會。錢三強在會上提出了“迎接交叉科學的新時代”的激動人心的口號,認為“在某種意義上,本世紀末到下個世紀初將是一個交叉科學的時代”(注:錢三強:《迎接交叉科學的時代》,載《光明日報》1985年5月17日。);錢學森也認為,“交叉科學是一個非常有前途、非常廣闊而又重要的科學領域,開始時可能不被人所理解,或者有人不贊成,但終究會興旺起來”(注:錢學森:《交叉科學:理論與研究展望》,載《光明日報》1985年5月17日。)。
所謂的跨學科或交叉學科研究(或多學科研究、超學科研究),按照G·伯杰在《跨學科:大學的教學和科研問題》中的說法, 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不同學科之間的緊密或明顯的相互作用,包括從簡單的交換學術思想,直到全面交流全部學術觀點、方法、程序、認識、術語以及各種資料。也有人認為,跨學科或交叉學科研究是對于典型學科之間的問題的研究。這種跨學科或交叉學科的研究方式,導致了傳統的社會科學各學科的融合和重組,產生了一系列新的綜合性知識分支,推動了當代社會科學的雜交、整體化趨勢的形成與發展。
二戰后,社會科學的各個主要學科尤其是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越來越多地采用了科學方法尤其是定量分析方法及數學模型,結果它們研究問題的途徑、方法論以及問題切入點的各自的獨特性被削弱了;實證主義的研究方式的局限性日益暴露而引起各學科學者的批判。盡管從組織方式上看,這些社會科學主要學科之間仍然存在很大差別,但研究的主題與方法日益重合。“這些學科多方面的重合產生出雙重的后果:一方面,無論是依據研究的對象還是依據處理數據的方法,要想為這幾門學科找到明確的分界線都越來越困難;另一方面,由于可接受的研究對象有了范圍上的擴大,每一門學科也變得越來越不純粹了。這樣便導致了對這些學科的統一性和學術前提的合法性的不容忽視的內在質疑,而在以前,每一學科正是借此而為自身的獨立存在權利進行辯護的。”(注:華勒斯坦等著:《開放社會科學》,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50頁。)戰后特別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后,出現了一大批跨學科交叉研 究的綜合性新學科領域,其中涉及面較廣、較成熟、且有相當影響力的新學科,有未來研究、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政策科學或政策分析、管理科學、區域研究、文化研究、現代化與發展研究等領域。茲舉幾例:
(1)未來研究。這是一個在60年代末、70 年代初開始興起的一個典型的跨學科、綜合性領域,以對事物的未來進行研究和預測為主題,開展研究未來的各種活動,有自己的跨學科體系和分支,涉及經濟、社會、科技、軍事和全球問題等領域,特別是在糧食和人口、資源及能源、城市和交通運輸、自動化、信息化、空間開發、教育、環境、科學技術的社會作用、全球問題的研究等方面,成就卓著。未來研究通常包括未來學、預測學和分布在各個領域的跨學科分支(如社會預測學、經濟預測學、軍事未來學、人口預測學)所組成的學科領域??鐚W科性是未來研究的最根本的特征,甚至可以說,沒有跨學科性,便沒有現代的未來研究。這種跨學科的特征,在研究內容、研究主題和研究方法上都得到充分的體現:它涉及的課題及研究內容大多是總體的、復雜的、多系統的問題;它的研究以問題為核心,需要依靠跨學科、多學科的專家智慧來解決;從研究方法及分析技術體系看,它基本上采用跨學科和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注:參看金吾倫主編:《跨學科研究引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308頁。)
(2 )政策科學(政策分析或政策研究)(注:關于政策科學領域的詳細情況,可以參看陳振明:《政策科學的研究綱領》(載《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4期), 《是政策科學還是政策分析》(載《政治學研究》1996年第4期)、《美國政策科學的形成、 發展及最新趨勢》(載《國外社會科學》1995年第11期)等論文,以及作者主編的《政策科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這是二戰后開始出現,60年代末、70年代初異軍突起的又一個跨學科綜合性的新研究領域。它的誕生,是由社會科學家與科技專家聯合、致力于解決人類面臨的日益復雜問題的需要所推動。政策科學不是現有的某一社會科學學科的更新,而是一個全新的跨學科研究領域,具有綜合、交叉的特點。它的產生和發展需要以大量的知識和分析為基礎,幾乎迄今為止人類所創造的科學知識和方法都可以運用于政策研究之中。政策科學正是在吸收其他學科尤其是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管理學、心理學、統計學、運籌學、系統分析以及哲學和數學等學科的知識和方法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戴維·伊斯頓在載于《當代美國社會科學》的《美國的政治學:過去和現在》一文中這樣描述政策分析或政策科學發展:“在研究解決〔環境污染、種族的和社會的和性別的平等、戰爭〕這些緊迫的社會問題的過程中,這個時期〔即60年代末、70年代初〕政治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相結合,對知識的應用投入了巨大的力量。我們在迅速和廣泛發展的所謂政策分析運動中,親眼看到這一點。不夸張地說,數百個學會建立起來了,不僅是為了理解政策的形成和貫徹方式,而且為了系統闡述幫助解決目前所有緊迫的社會問題的政策選擇……。這樣,政策研究重新喚醒了早些時候各門社會科學一體化的希望,至少在知識的應用上如此?!保ㄗⅲ簡翁靷愔骶帲骸懂敶绹鐣茖W》,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頁。)
(3)區域研究(或地區研究)。 這也是一個跨學科或多學科的研究領域,二戰前已經出現,二戰后迅速發展,起先出現在美國,隨后擴展到西歐各國、日本、澳大利亞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區域研究的對象、范圍是“區域”——即被假定在文化、歷史和語言等方面具有某種一致性的地區;研究者來自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以及人文科學的各學科,也有少量自然科學家,他們從不同的角度來研究某個地區的歷史與現狀、政治、經濟、文化及科技等方面。區域研究是美國大學的科研及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幾乎所有研究性的大學都設有各種區域研究所(中心),主要涉及的“地區”有:東亞(中國或日本)、東南亞、南亞、歐洲(或西歐)、蘇聯(俄羅斯)、東歐、中歐、拉美、中東、非洲等。區域研究所(或中心)的人員大多來自于其他學科,也有少量的專職研究人員及職員。這個領域之所以首先在西方尤其在美國興起,有其政治原因及動機。隨著戰后美國在全球范圍內發揮領導作用的加強,需要了解世界其他地區的政治、經濟形勢及歷史,需要對某一地區有“專門知識”的專家,為政府制定及執行相關政策(尤其是外交和國防方面的政策)服務。區域研究的目的正是要培養這一類專家。
那么,當代西方社會科學的跨學科交叉研究是通過什么樣的途徑實現的?或者說,其雜交化及整體化的方式是什么?應該說,途徑或方式是多種多樣的,主要有研究方法的移植、模仿和滲透;研究主題或對象領域的交叉、重合或融合;概念、假定和理論的相互借用等方式。
首先,方法論的成熟程度及獨特性是一個學科“范式”或“研究綱領”中最基本的構成因素之一。當代西方社會科學的跨學科交叉研究以及雜交化和整體化趨勢,首先是通過方法論上的移植、模仿和滲透來實現的。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這幾個以探求普遍規律為目標的社會科學主要學科,從一開始就以自然科學特別是物理學為榜樣,繼承經驗自然科學的傳統,追求知識的客觀性、可證實性以及解釋和預言。在其形成和發展歷程中,各個社會科學學科普遍地應用自然科學及數學的方法,如觀察、實驗、歸納、類比、概括、模型化等;隨著戰后科技革命的展開以及科學方法論的進展,各門社會科學學科紛紛借助于系統分析、控制論、運籌學、數理統計、計算機模擬、博弈論等當代科學方法論及分析技術。而且,各門社會科學在模仿、移植或利用自然科學和數學的一般方法論及分析技術的過程中,也相互學習和相互借鑒,一旦一種新方法被某門社會科學所應用并取得成功,其他社會科學學科就會跟上仿效。根據美國學者P·戴辛在《社會科學的發現模式》(1971 )一書中的說法,社會科學的方法可以歸納為四類,即實驗法、調查法、參與觀察法和形式化方法。實驗法最早被心理學家所采用,后廣泛應用于社會心理學,而其他社會科學學科后來也普遍采用這種方法;調查法是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和經濟學(尤其是市場研究)共同使用的方法;形式化方法最初產生于經濟學,后來被廣泛地運用社會學、政治學和心理學(經濟學在這方面對許多社會科學產生了示范效應);參與觀察最初來自于人類學,目前在社會學、政治學、組織理論等領域中有大量的運用。自然科學和數學方法的應用以及各社會學學科方法的相互借鑒,一方面使社會科學學科的科學化、形式化的程度日益增強,另一方面使它們各自方法論和切入問題角度的獨特性削弱,學科的差距縮小,逐步靠攏或趨同。
其次,研究主題、對象范圍的交叉、重合或融合。社會科學的基本功能是社會問題的解決,當代社會科學各學科的學者日益關注當代復雜多變的社會問題的解決,逐步由以學科為方向,轉移到以問題為方向的研究途徑或知識產生方法。這在客觀上推動了各學科的研究主題或對象范圍的交叉、重合或融合。早在50年代,社會學就將“政治社會學”和“經濟社會學”列為它的兩個重要的、常規的分支領域;政治學家日益將它的研究范圍擴展到國家、政府、政黨這些正式的政治體制之外,把原來屬于社會學研究主題的非正式組織或體制及過程,如利益團體(壓力集團)、社區、抗議運動等納入自己的視野,并日益關注經濟過程及其與政治過程的相互作用。當代經濟學家也同樣關注經濟與政治的整合研究,這導致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衰落了的政治經濟學傳統的復興,即所謂“新政治經濟學”的出現及其在經濟理論研究中地位的日漸顯赫。用經濟學的假設、理論和方法(“經濟學途徑”)來研究傳統的政治學主題(國家、政府、階級、利益團體及權力關系等),在當代是一種時髦的做法,在這方面,當代西方經濟學思潮中的公共選擇理論及新制度學派是典型。此外,當代經濟學家也十分注重經濟史的研究,日益介入傳統史學的領域,現在,經濟史研究已是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領域。這種研究主題、對象范圍的交叉、重合或 融合,進一步使當代社會科學各學科的研究越來越不純粹,學科的邊界越來越模糊。于是,出現了這樣一種狀況:“對歷史的關注并不是那群被稱為歷史學家的人的專利,而是所有社會科學家的義務。對社會學方法的運用也不是那群被稱為社會學家的人的專利,而是所有社會科學家的義務。同樣,經濟學問題也不只是經濟學家才有權研究。事實上,經濟問題對一切社會科學分析都是極其重要的。我們也沒有絕對的把握說,專業歷史學家對歷史解釋、社會學家對社會問題、經濟學家對經濟波動就一定比其他社會科學家知道得多?!保ㄗⅲ喝A勒斯坦等著:《開放社會科學》,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106頁。)
第三,概念、理論的相互借用。這是社會科學的跨學科交叉研究及雜交化、整體化的又一途徑或方式。概念的提出、應用和傳播是一個學科概念發展的三個基本階段,概念在各學科的交叉、雜交中起著中介或橋梁的聯系作用。列寧說過,概念或范疇是人類認識之網的“網結”。每個學科的新概念都有可能對其他學科的發展產生影響,因為人們可以借助這些新概念來觀察世界,進一步加深或拓展對因果關系的認識。曾有學者作過統計研究,認為在社會科學的各學科中,政治學引進、借鑒其他學科概念的數量最多,從其他學科那里借用的概念分別是:社會學概念22種;人類學和經濟學的概念各12種,心理學和法學概念各9種,新聞學概念5種,生物學、數學、社會心理學、統計學和神學概念各2-3種;“純”政治學概念只有9種。有一種說法,認為30年代政治學開始借用一部分法學理論;50年代吸收社會學、史學理論以及少量哲學理論;70年代引進領域擴展到心理學及數學理論;80年代以后日益轉向經濟學理論。D·E·梅亨利在《比較政治學研究生核心課程的調查總結及分析》(1988)一文中對美國32所大學所設立的比較政治學專業研究生課程進行了歸納和分析,整理出一份核心課程表,共21門課,其中有15門課屬于交叉研究或雜交領域,包括發展研究(發展經濟學)、政治文化(政治人類學)、精英理論(政治社會學)、依附理論(國際政治經濟學)、團體理論(社會學分支)、功能主義(比較人類學)、系統論(生物學)、階級理論(社會分層)等。而按照拉爾夫·H ·特訥在《尋求認同的美國社會學》一文中的說法,社會學在其發展歷程中(尤其是50年代以前),與人類學關系密切,社會學家往往吸收人類學的經驗,借用人類學的概念,早期社會學家從人類學那里借用了“文化”概念,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從人類學的結構功能主義借用“結構-功能”概念;隨著70、80年代對功能主義的反叛及一股上升的社會結構解釋文化的趨勢的出現,社會學日益轉向政治學、經濟學等學科,從這些學科中借用概念、理論及模式。對社會結構興趣的加深,使社會學家的注意力重新引向長期被忽視的政治學的“權力”與“沖突”概念,這兩個概念成為60年代及隨后突起的政治社會學的中心議題。與此同時,社會學家頻繁地轉向經濟學,以尋找組織和個人決策模式,70、80年代,這種模式在社會學中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擴散,以至于“合理性”、“自利”一類的概念在社會學中也流行開來。(注:參看單天倫主編:《當代美國社會科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8頁。)
理論的相互借用,也促使了社會科學各學科的交叉、融合。根據M·因特里加托在《行為科學間的相互依賴》中對社會科學理論相互借用方面的分析,經濟學把競爭理論、結構模式、效益理論和決策理論分別輸出給政治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經濟學、社會學分別把政治學的組織理論、權力理論以及權力均衡論引入各自的學科之中;社會學的科層制理論、社會體系論和混沌學說,分別被經濟學、政治學和心理學所吸收。每一學科為解決本學科的問題及促進本學科的發展而引進、借鑒其他學科的理論。
三、評價與啟示
綜上所述,從二戰結束到今天,在經歷了半個世紀孕育之后,當代西方社會科學的跨學科交叉研究以及雜交化、整體化的趨勢已清晰可辨。正如華勒斯坦等人所說:“多學科的發展趨勢業已十分明朗,不管人們對此怎樣評價,它對學科的組織形式所產生的后果似乎是顯而易見的。在1850年至1945年期間,用以給社會科學知識活動歸類的名稱一直都在不斷地減少,最后只剩下寥寥幾個公認的學科名稱。然而,1945年以后卻出現了一個反向的曲線運動,新名稱層出不窮,并且都獲得了適當的制度化基礎:大學里新的研究規劃甚至新建的系,新的學術團體,新創辦的期刊,以及圖書館制定的新的分類目錄。”(注:華勒斯坦等著:《開放社會科學》,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51頁。)
當代西方社會科學發展中的這種跨學科交叉研究以及雜交化整體化基本趨勢出現,其積極作用就在于:第一,它融合了不同學科的“范式”(尤其是研究方法及程序、研究主題、基本假定、概念、理論等),加強了各學科之間的交流,打破了以往專業化壟斷現象,拓展了研究范圍及研究主題,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或轉換了研究視角,形成大量交叉性、綜合性、橫斷性和邊緣性的新學科,極大地增加了社會科學的知識內容。
第二,它用“以問題為中心”的新知識產生途徑(方式),取代舊的“以學科為中心”的知識產生途徑(方式)。傳統的社會科學,各學科所采用的基本上是一種“以學科為中心”的知識產生途徑,它們彼此劃界,嚴格限定研究的范圍,在本身的學術框架內活動,并產生關于界定為本學科問題研究的知識。當代社會科學創造了“以問題為中心”的知識產生途徑,它從各學科不同的側面或視角展開對同一問題的研究,從而促進了社會科學不同領域學者的交流與合作,大大拓展或加深了對相關問題的了解。
第三,與這種“以問題為中心”的知識產生途徑密切聯系,當代社會科學知識的實踐性、應用性或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大大增強。盡管傳統的社會科學各學科也宣稱要解決社會問題,但是,它們所追求的是可以證實的經驗理論,基本上屬于學術研究,而不以幫助政府提出解決實際社會問題的政策方案為己任。當代社會科學仍然遵循科學的傳統,為社會知識的客觀性而努力,但它更關注當代人類以及各國或地區所面臨的復雜社會問題的解決,為社會知識的日益增加的應用性而奮斗,它把端正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解決社會問題、促進社會經濟發展視為天職。
第四,推動了大學以及思想庫的社會科學的教學、研究與應用體制的改革與創新。學科的制度化或社會建制,本身就是當代社會科學跨學科交叉研究及整體化趨勢的一個重要內容,隨著各種交叉、綜合性新學科的出現,西方各主要大學及時調整社會科學的教學與研究體制,創建從事這些新學科領域的教學與研究的系、所、學院。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各種跨學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的創立、以及注重知識應用的思想庫的興起,對于打破傳統的社會科學各系、所、學院的僵化體制以及彼此之間的封閉、分割狀態,形成靈活的體制,對于加強各學科知識和人員的交流,增加社會科學知識對解決社會問題的應用,增強其生機活力,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然而必須指出,當代西方社會科學在跨學科交叉研究以及雜交化、整體化過程中,仍存在不少問題,或者說遇到了一些障礙。一是整體化與專業化的關系問題。當代社會科學各學科的界限已經模糊,學科分類已難以做到清晰。但是迄今為止,社會科學內容的專業分工仍然存在,社會科學教學、研究及應用的體制,仍然以傳統的學科分割作為基礎(按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設立系、所或學院,仍然是大 學最基本的社會科學教學與研究的建制)。而且,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這種以傳統學科為基礎的專業分工將繼續存在。學科的確可以起到鍛煉頭腦、疏導學術能量以及便于知識的歸類的作用。因此,如何處理整體化與專業化的關系,就成為21世紀西方乃至全球社會科學發展的一個重大問題。
二是同行專家的評價與認可問題。由于大量的交叉性、綜合性、橫斷性、邊緣性學科的出現,使得從事這些領域研究的學者尤其是先驅者的學術成就的承認,成為問題。按照以往的傳統,研究成果只能在本學科的專業刊物上發表,其他方面的成果不論多么優秀,只要在其他刊物上發表,往往被視為異端,不被當作本學科、專業的成果。美國學者J·科爾和S·科爾在《科學界的社會分層》(1972)一書中曾指出, 科學家的專業身份與科學成果的認可之間存在著一定的“馬太效應”,不能達到一視同仁的“普遍主義”原則。這就抑制了人們從事跨學科交叉研究方面的熱情與積極性,妨礙科學的雜交化、整體化趨勢的迅速發展。
三是跨學科交叉研究中不同學科的交流問題。這是跨學科交叉研究中深層次的方法論基礎問題。著名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認為,相互競爭或對立的科學理論之間是不可通約的,不同學科共同體所使用的語言也是不可翻譯的。既然如此,在跨學科交叉研究中,社會科學的不同學科如何做到充分完全的交流,各學科的概念、理論和方法如何真正得以融合貫通,就成了一個值得深思的方法論基礎問題。
對于跨學科交叉研究中遇到的這些問題,國外學者做了不少研究。他們認為,在學科與跨學科研究之間,形成某些難以解決的“悖論”。美國學者J·T·克萊因在《跨學科的歷史、理論和實踐》中指出:學科的局限,與跨學科研究為打破這種局限,必然出現“悖論”;法國學者J·P·雷斯韋伯在《跨學科方法》一書中認為,跨學科方法反對學科的壟斷,打破了科學的傳統的統一體系,動搖了以分化為主旨的科學體系,但同時又在進行新的分化,跨學科研究出現了一種悖論。
如何解決跨學科研究中遇到的這些問題?199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召開的第二次國際跨學科會議所發表的《巴黎宣言》提出了這樣的思路:跨學科研究并不尋求建立科學與傳統之間的結合,而是探求使兩者相互作用的方法,使兩者在高度差異的基礎上統一;日益顯著的專業化趨勢已把科學與文化分離了,跨學科性在承認專業化價值的同時,力求通過重新創立文化的統一和重新發現生活的內在意義而超越這一價值。的確,面對社會科學的雜交化整體化不斷加強、而傳統的學科專業分工依然起作用這兩者并存的局面,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在承認專業分工的差別的基礎上,注重跨學科交叉研究,加速各學科的融合與統一。
當代西方社會科學的跨學科交叉研究及整體化趨勢,對于當前我國社會科學的發展、尤其是社會科學的教學與研究體制的改革與創新,具有重要的借鑒與啟迪意義。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的社會科學領域(包括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研究與教學得到了恢復與發展,學術研究、學科建設和理論應用都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與國外的交流與合作不斷加強,我國社會科學的研究與教學日益與發達國家同步、接軌;社會科學的跨學科交叉研究及整體化也在逐步成長壯大,涌現出大量交叉、綜合、邊緣、橫斷學科,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管理科學、未來研究、政策分析、區域研究等已成為當代社會科學研究的生力軍。
但是,毋須諱言,我國社會科學的研究與教學中一直存在著一些障礙性的因素,妨礙或制約社會科學的研究與教學的進一步發展與突破。這些問題或障礙主要有:一是體制僵化、臃腫、缺乏活力。各系、所、學院(研究院)一直沿用傳統的社會科學的專業分工設置,這些研究與教學單位彼此分割,相互封閉,自成一統,沒有足夠的聯系溝通的機制與渠道;二是社會科學的學科、專業的劃分過細、過雜,學科專業設置老化,教學內容也相對陳舊;各學科之間沒有充分的交流與融合,跟不上當代社會科學的雜交化、整體化趨勢發展的步伐;三是社會科學研究及教學,與社會實踐、社會需要脫節,不少社會科學工作者仍然習慣于在大學或研究所的“象牙塔”做“純”學術研究,不愿意、或無力從事現實社會問題的研究與解決;而另一方面,政府、企業和社會仍然不懂得充分利用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來為決策與管理服務,學界與政界、企業界及社會之間,并未真正形成中介或橋梁。
面向21世紀的中國社會科學必須克服這些困難和障礙。一種可供參考的思路是,跟蹤、研究當代國外社會科學中的跨學科交叉研究以及雜文化整體化的發展趨勢,借鑒其成功和合理之處。例如,大力發展交叉、綜合性新學科,加大應用性研究的比例;加強社會科學各學科之間的合作與交流,設立大量的跨學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創建注意社科知識應用的思想庫;調整社會科學的學科、專業及課程設置,擴大一級學科的比例,減少二級學科(專業)的數量;更新或充實社會科學各學科專業的課程內容,增加按一級學科設立課程的比重,引入綜合、交叉、前沿的學科知識及方法論等等。
應該說,近幾年來我國高校和社會科學院系統的研究及教學體制改革,基本上順應了當代社會科學發展的這種雜交化和整體化的潮流。一些大學和社科院(如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加大了跨學科交叉研究的力度,成立了不少旨在促進學科交叉融合和知識應用的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如國情研究中心、政策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中心、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中心等);國家教育主管部門近期對大學教育的學科專業進行了大幅度的調整,本科生專業由原來的500多個壓縮合并為250個;研究生專業(二級學科)由654種壓縮合并為381種;相應增加了一級學科的數量,由原來的72種增加到88種;各種社科研究基金大大增加了對交叉性、綜合性、前沿性學科以及應用性課題研究的資助;如此等等。簡言之,當代社會科學的雜交化和整體化趨勢正在悄悄地改變著我國社會科學研究、教學及應用的格局。
有人說,地球的顏色是綠色的,她孕育著生命,預示著人類的誕生和未來。我說,她是生命的搖籃,人類的母親,她把全部的愛無私地奉獻給人類的子子孫孫。她的確很大,幅員遼闊,但不是無邊無際;她的確很美,山青水秀,但不是青春永遠;她的確很富,資源廣博,但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如今,地球生態環境已被人類活動嚴重破壞。尤其是水的污染更為突出。
水是地球上萬物的命脈所在,水滋潤萬物、哺育生命、創造文明。中國水資源的分布極其不均勻。中國的人均水資源占有量低于500立方米,遠遠低于國際公認的人均所需1000立方米的臨界值。北方許多大中城市因缺水造成工廠停產或限產,損失的年產值達1200億元,南方一些城市也陸續出現水荒。目前全國600多座城市中,有300多家缺水,其中嚴重缺水的有108個,缺水量約為1000萬噸/天左右。幾百萬人生活用水緊張。
面對“滴水貴如油”的水資源,而人類對它的浪費和污染卻是令人痛心的:據統計,全世界污水排放量已達到4000億立方米,使5.5萬億立方米水體受到污染,占全世界徑流總量的14%以上。
一、石家莊水污染及主要污染物
水體污染和水資源短缺是石家莊市水環境面臨的兩個嚴重問題。由于氣候變劣和生態環境破壞等原因,區域內地表水徑流量減少,地下水超采嚴重;城鎮污水排放、工業廢水排放及廣大農村地區超量使用化肥與農藥等農用化學物質,使地表水環境質量難于根本改善。
地表水
市域河流總長為1536.4公里,其中常年干枯河段占25.21%,季節性有水河段占32.66%,在常年有水的648.2公里監測河段中,河流污染狀況十分嚴重。
石家莊市主要監控的地表水體包括轄區內的兩大水庫(黃壁莊水庫、崗南水庫)和地表河流。
崗南、黃壁莊水庫是石家莊市的重要地表水源,承擔著每天40萬立方米的城市供水任務。由于崗、黃水庫水源地保護工作的深入開展,有效地控制了水庫水質的污染加劇趨勢,除總磷和總氮兩項指標外,兩個水庫的水質基本達到并保持在國家地表水二級標準范圍內,但由于受上游來水和匯水區范圍內面污染源的影響,兩大水庫氮、磷污染問題不能得到根本解決。
市區南部,源于鹿泉市上寨鄉五峰山,由趙縣東南部出市境,全長80公里,是石家莊市區、欒城縣、趙縣和鹿泉市排污泄洪河道,同時承擔著欒城縣、趙縣沿途農田的灌溉功能。由于接納了石家莊市區的絕大部分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沿途又匯入了欒城縣、趙縣、鹿泉市的部分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該河實際為一條排污河,河水常年呈黑臭狀態,有機類污染嚴重。
滹沱河作為石家莊市的母親河,是市域內的最大河流,也是海河流域上游一條重要支流,她發源于山西省繁峙縣,在石家莊市境內全長237公里,對經濟社會發展起著全局性的支撐作用,沿河地區已發展形成一條連接冀晉的經濟走廊。目前,河流上游建有兩座大型水庫(崗南水庫、黃壁莊水庫),水質較好,河流下游從正定縣開始水體水質為劣V類,水體中首要污染物為化學需氧量和生化需氧量。
地下水
石家莊市地下水資源短缺,地下水采補矛盾突出,地下水位埋深增大和地下水降落漏斗面積擴大的程度難以得到根本控制。地下水水位漏斗面積呈逐年增加趨勢。
二、石家莊水污染危害與影響
色度:許多工業廢水會使河流變濁變黑,不但有礙觀瞻,而且會干擾陽光照射河水,妨礙光合作用進行,影響水中生物生存。其中,以紙廠,染料廠,皮革廠等污染最嚴重。
溫度:有些工廠排放高溫廢水,使河水溫度增高,水中含氧量減少,正常水生物不能適應,并會降低水的凈化能力。會排放高溫廢水的工廠有煉鋼廠、石化工廠、紙廠、食品加工廠、火力及核能電廠等。
毒素:金屬、石化、農藥等工廠排放的廢水,常具累積性毒素,可能引發各種生物性病變,甚至導致生物體死亡。
鉛: 對腎臟、神經系統造成危害,對兒童具高毒性,致癌性已被證實
鎘: 對腎臟有急性之傷害
砷: 對皮膚、神經系統等造成危害,致癌性已被證實
汞: 對人體的傷害極大,傷害主要器官為腎臟、中樞神經系統
硒: 高濃度會危害肌肉及神經系統
亞硝酸鹽: 造成心血管方面疾病,嬰兒的影響最為明顯(藍嬰癥),具致癌性
總三鹵甲烷: 以氯仿對健康的影響最大,致癌性方面最常發生的是膀光癌
三氯乙烯(有機物): 吸入過多會降低中樞神經、心臟功能,長期暴露對肝臟有害
四氯化碳(有機物): 對人體健康有廣泛影響,具致癌性,對肝臟、腎臟功影響極大
污水種的糧食賣石家莊:子牙河水系的黑色幽默
石家莊趙縣的溝段,未到河邊,濃濃的臭味先至,只見烏黑的污水穿橋而過,溝邊一些樹木干枯死亡。邢臺市環保局一位負責人說,溝段每日污水高達10萬噸,主要來自石家莊市的造紙、制藥等廢水。記者看到,溝兩岸玉米等莊稼青青,長勢喜人。記者問曹務屯村一位村民,是否用污水澆地,他回答:"不用污水用啥,這水毒,菜一澆就死,只能種麥子、玉米等作物。"記者問吃不吃這地里的糧食,老農笑笑說:"不吃,全賣給石家莊。"
三、石家莊水污染防治
《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是一部控制水污染的基本法,控制范圍十分廣泛,包括江河、湖泊、運河、渠道、水庫等地表水體以及地下水體的污染防治,主要措施如下:
(1)在開發、利用和調節、調度水資源的時候,應當統籌兼顧,維護江河的合理流量和湖泊、水庫以及地下水體的合理水位,維護水體的自然凈化能力。
(2)新建、擴建、改建直接或者間接向水體排放污染物的建設項目和其他水上設施,必須遵守國家有關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的規定。
(3)依法劃飲定生活用水地表水源保護區。生活飲用水地表水源保護區分為一級保護區和其他等級保護區。在生活飲用水地表水源取水口附近可以劃定一定的水域和陸域為一級保護區。在生活飲用水地表水源一級保護區外,可以劃定一定的水域和陸域為其他等級保護區。各級保護區應當有明確的地理界線。
(4)防止地下水污染,禁止企業事業單位利用滲井、滲坑、裂隙和溶洞排放、傾倒含有毒污染物的廢水、含病原體的污水和其他廢棄物。 人工回灌補給地下水,不得惡化地下水質。
但是,提倡生態文明就是否定工業文明嗎 ?
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要求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提倡生態文明是否意味著否定工業文明?
黨的十七大報告旗幟鮮明地提出在全社會牢固樹立生態文明觀念,同時強調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社會放在工業化、現代化發展戰略的突出位置。生態文明是在揚棄工業文明基礎上的“后工業文明”,是人類文明演進中的一種嶄新的文明形態。生態文明建立在把“人—社會—自然”看作是一個辯證、發展、整體的生態科學世界觀的基礎之上。它把人與人化自然(社會)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把人類的整體利益與自然生態系統的利益緊密聯系在一起,崇尚“節約自然資源”、“尊重大自然的價值與權利”,追求“人—經濟—社會—自然環境”的和諧協調與可持續發展,把維護生態系統的平衡、穩定與美麗看作是全人類根本利益之所在和基礎。
哲學社會科學普及工作,是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新時期做好哲學社會科學的普及工作,必須充分認識哲學社會科學普及工作的戰略意義,針對哲學社會科學普及工作面臨的形勢,堅定不移地堅持正確的指導思想,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多渠道、多角度探索哲學社會科學普及工作的新思路、新舉措,從而全面提高全民族哲學社會科學素質。
一、加強社會科學普及工作的戰略意義
加強哲學社會科學普及工作,是發展先進生產力、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客觀要求。哲學社會科學作為揭示社會發展規律和人類自身發展規律的學問,是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是推動社會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的重要力量??茖W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者猶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缺一不可。指出:“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同樣重要”,“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也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茖W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哲學社會科學也是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哲學社會科學的普及是自然科學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必經環節。繁榮發達的哲學社會科學是自然科學進步的基礎,只有依賴于哲學社會科學的正確價值導向,自然科學才能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造福于人類。
同加強哲學社會科學普及工作,是發展先進文化、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手段。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的繁榮與發展,既可以為現實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重要的是它將為整個社會的持續發展和全面進步營造良好的思想和精神氛圍。在當代中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哲學社會科學,是先進文化的最重要組成部分。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對發展先進文化、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極為重要。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遺產和偉大的民族精神要始終繼承與發揚光大,就要依靠哲學社會科學的繁榮發展,特別是大力加強哲學社會科學的普及與傳播。
同加強哲學社會科學普及工作,是提高全民族科學文化素質、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途徑。人的全面發展是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客觀趨勢。由于我國人口眾多,文盲率較高,且基礎教育還不能適應社會迅速發展的需要,公民素質偏低。公眾的科學素養偏低,已成為制約經濟和社會發展、國際競爭力提高的關鍵因素。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大力推進社科普及,有利于培養公眾的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形成尊重科學,求真務實的風尚;有利于公眾掌握科學的思維方法,認識社會運行和發展的客觀規律,提高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利于增強全民族的民主法制意識,激發廣大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自覺性,提高民主參與、民主監督和維護自身合法權利的能力;有利于公眾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人際關系,在全社會確立符合社會主義倫理要求和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道德規范;也有利于公眾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品位和質量,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全民族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必將在更高層面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有力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
二、新時期社科普及工作的形勢
伴隨經濟全球化而來的文化的全面交流與滲透使社科普及工作任務異常艱巨。當今世界正處于經濟全球化時代,經濟全球化的推進,不僅促進了各國經濟的發展,而且也深刻影響著世界各國的政治、文化的發展。經濟全球化把各民族文化帶人了全面的交往中,使文化的經濟功能和政治滲透功能緊密結合。面對經濟全球化這個不可逆轉的世界大潮,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不管是否愿意,都要自覺不自覺地融人其中,否則,就會失去生存的空間。
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影響是雙重的,既有積極方面的影響,也有消極方面的影響。首先,經濟全球化促進了人類的普遍交往,使得不同文化之間,尤其是東西方文化之間大大增加了相互了解的機會;同時,利用先進的技術手段和管理經驗以及其他方面的文明成果在國際上的廣泛傳播,為不同民族的人們打開新的文化視野,用一種新的眼光來環顧世界,審視自己的文化;通過對世界文化的了解,可以進一步加深對本民族文化的認識,以便采取相應的政策推進文化的發展。其次,經濟全球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豐富的文化資源。
當然,經濟全球化也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帶來了消極的影響。首先,某些西方大國仍然堅持冷戰思維,推行“西化”、“分化”戰略,從而加劇了東西方兩種文化之間的沖突。其次,經濟全球化雖促進了人類的普遍交往,但同時也宜揚了西方文化霸權主義思想、文化帝國主義思想,傳播了西方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進行種種歪曲和攻擊,支持海外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甚至是邪教分子進行顛覆活動。
為此,我們必須正視經濟全球化給我們帶來的影響,結合中國實際,加大民族優秀文化的教育和傳播,大力宏揚民族優良傳統,在馬克思主義創新理論的指導下,積極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
同社會轉執時期矛質凸顯,和諳社會建設對哲學社會科學普及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澳壳?我國社會總體上是和諧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響社會和諧的矛盾和問題,主要是: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很不平衡,人口資源環境壓力加大;就業、社會保障、收人分配、教育、醫療、住房、安全生產、社會治安等方面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比較突出;體制機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還不健全;一些社會成員誠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領導干部的素質、能力和作風與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還不適應;一些領域的腐敗現象仍然比較嚴重;敵對勢力的滲透破壞活動危及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任何社會都不可能沒有矛盾,人類社會總是在矛盾運動中發展進步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不斷化解社會矛盾的持續過程?!蓖咨茀f調各方面的利益關系,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確保社會穩定,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環節。哲學社會科學作為分析個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理論工具,對協調個人慣性與社會變化、潤滑發展中的社會和諧關系,具有特別的意義。開展哲學社會科學知識的宜傳和普及,讓哲學社會科學走進百姓生活,讓人文精神滲人千家萬戶,是化解人民內部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途徑。和諧社會建設迫切需要廣大社科工作者堅持“貼近社會、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的原則,針對百姓關注的社會熱點和難點問題,釋疑解惑,舒解公眾的不良情緒,從而維護社會穩定和人心安定;通過普及法律知識,增強民眾法律意識,培養公民法律理性,從而增強公民通過正當途徑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能力和自覺性,促進社會的有序與穩定;通過人文社科知識講座和報告會,向大眾闡釋和諧文化精神,倡導人文關懷,養人心志,育人情操,以文化育和諧。
信息與網絡技術的迅速發 展使社科普及工作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網絡對人們的思想觀念和社會行為產生了并正在產生著重大而深刻的影響,這種影響正在對社會科學普及工作產生著潛移默化的作用,改寫著社科普及工作的歷史,使社科普及工作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
網絡宣傳形式的綜合性將增強社科普及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輻射力;網絡的開放性、現代性將為實現社科普及工作科學化、現代化提供前提條件;網絡有助于提供個性化服務,滿足個性化需要,增強社科普及工作的針對性和實效性;網絡的超時空、全天候性,有利于社科普及工作的經?;?網絡的等時共享性、即時播發性和快速傳播性,將大大提高社科普及工作的效率和效益。
網絡是一把雙刃劍,對于社科普及工作來說既意味著機遇,也意味著挑戰。其一,網絡增大了輿論管理、輿論監督和輿論導向控制的難度;其二,網絡傳播方式對社科普及工作者的素質提出了新要求;其三,網絡傳播方式迫切要求社科普及工作者轉變傳統的社科普及工作理念和思維。
回立法滯后,經費無保障,社科普及工作未得到應有重視。與自然科學相比,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立法相對滯后,哲學社會科學的宜傳和普及基本處在無法可依、無章可循的狀態。由于長期以來沒有相應的法律法規保障,哲學社會科學普及的重要性尚未被全社會充分認識和重視,一些人將“科普”僅僅理解為自然科學的普及。盡管很多有識之士近年來都在呼吁,要加大哲學社會科學傳播力度,促進哲學社會科學知識的普及,提高人們人文社會科學素質,但在實際工作中,哲學社會科學普及往往被置于無足輕重、無關緊要、可有可無的地位,嚴重制約了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的發展和其服務社會功能的發揮;哲學社會科學普及工作沒有真正納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其專項經費目前在全國大部分地區都沒有列入同級財政算,使哲學社會科學普及工作的制度建設和長期發展計劃難以得到完善和落實。
閃會眾對社科知識雷求增長較快,社科普及產品供給不足,會眾獲取社科知識的梁道不暢。
經濟社會生活的迅速發展和變化,使公眾對社會科學知識的需求在迅速的增長,尤其是經濟學、管理學等一些實用性較強的社科知識。雖然近些年來社會各界對社科普及工作進行了艱苦的探索,但社科普及工作仍然沒有擺脫困境,社科普及的形式、內容、方法同社會發展的要求還有很大差距;哲學社會科學普及資源缺乏有效地組織整合,其宜傳和普及僅限于一定的范圍,不能有效地夜蓋社會各個層面,難以滿足經濟社會迅速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需要,與廣大人民群眾對哲學社會科學知識的需求存在著很大的差距。
三、搞好新時期社科普及工作的對策與建議
問加強社科普及工作自我宣傳,營造全社會共同關注和重視社科普及的良好氛圍。搞好新時期的社科普及工作,首先要普及的是有關“社科普及工作的重要性”的理論和知識,我們要通過各種宜傳手段和方法,讓全社會充分認識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離不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哲學社會科學的繁榮發展。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包括繁榮發展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個方面。
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同樣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學社會科學素質與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學素質同樣重要。社會主義現代化,應該有發達的自然科學,也應該有繁榮的哲學社會科學。”促使社會各界共同關注和重視社會科學普及工作。
目以社會普遙關注的熱點問題為重點,擴大普及內客的灑蓋面。社會在發展,新生事物在不斷涌現,人們需求的知識內容也在不斷變化。這就要求社科普及工作者要深人實際,面向大眾,善于抓杜會的熱點難點問題,有針對性地開展普及工作。一方面,要圍繞黨和政府的中心工作,開展理論宜傳,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最新理論成果,統一思想,促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但我們也要注意社科普及不能等同于黨的思想政治宜傳工作,社科普及應該有更廣闊的舞臺和更豐富的內容。另一方面,社科普及工作要以“貼近實際、貼近群眾、貼近生活”為原則,以“弘揚科學精神,普及科學知識,樹立科學觀念,提倡科學方法”為導向,以“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為目標,不斷拓寬普及知識面,把社會科學領域不斷更新的理論、知識和方法納人到普及的內容。要使社科普及工作真正做到與時俱進,起到引領和促進社會發展的作用。
閏創新方式方法,實施社科普及品牌戰略。
目前,社科普及形式多采用辦學、辦班、講座、知識競賽、展覽、編寫普及讀物、在刊物上開辟科普專欄、成果交流、科技咨詢、信息服務等。隨著社會需求的不斷擴展,新穎的普及形式將會不斷出現。我們應該根據普及工作的不同對象、不同層次、不同要求,采取靈活多樣的普及形式,而不能僅僅拘泥于某一種或某幾種固定模式。只要適應社會和大眾所求,方法適宜,路子對頭,任何普及形式都可以探索。
網絡的優勢是明顯的,它具有綜合性、開放性、現代性、全天候性、等時共享性等特點。我們要充分利用它的優勢和特點,運用社科普及網站、網業等不同于傳統媒體的方法和手段,進行獨具特色的網絡社科普及,占領網絡宣傳主陣地,宏揚網絡宜傳主旋律,引領積極、健康、向上的網絡主流文化。
做好新形勢下的社科知識普及工作,還有一個比較成功且值得推廣的方法是打造立得住、叫得響的公益性品牌,以凝聚力量、聚集人氣。如中央電視臺的“百家講壇”等品牌節目,能夠有效起到激發學習興趣、掀起學習熱潮的效果。
回拓寬經費來源梁遺,建立德定的社科普及經費保津機制。穩定充足的經費來源是搞好社科普及的重要保障。首先,要積極爭取政府加大投人力度,各級政府要將科普經費列人同級財政預算,逐步提高科普投人水平,改變當前很多地方一搞活動就要“請示、化緣”的尷尬局面
哲學社會科學是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動歷史發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哲學社會科學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當前,我省高校社會科學系統和社會科學研究系統,正按中央和省委的統一部署,開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職業精神職業道德學習教育活動,這是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迫切需要,是鞏固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迫切需要,是建設一支政治堅定、業務精湛、作風過硬的哲學社會科學隊伍的迫切需要,必須認真抓好,切實抓出成效。認真搞好“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學習教育,進一步增強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運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統領哲學社會科學的自覺性和堅定性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必須長期堅持的根本指導思想,更是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須臾離不開的根本指針。深入學習、廣泛宣傳、全面貫徹、努力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既是全黨的一項長期任務,也是哲學社會科學界的歷史責任。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一定要不斷增強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自覺地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武裝頭腦,推動工作,指導實踐。首先,要在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上爭先鋒。要聯系當今世界和當代中國發展的新變化,聯系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實踐,聯系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的新探索,進一步拓展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視野,不斷深化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時代背景、實踐基礎、科學內涵、精神實質和歷史地位的認識,在解決好自身真學、真懂、真信問題的同時,不斷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其次,要在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上當表率。要自覺地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統領哲學社會科學的教學和研究,使之貫穿于學科建設、教材編寫、課堂教學、課題研究、學術交流、成果評價等各個環節,體現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的各個方面。要把是否體現“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判斷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方向的根本標準,把是否堅持“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衡量哲學社會科學成果的重要尺度。第三,要在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上做模范。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既要做“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真誠信仰者,熱情宣傳者,更要做“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忠實實踐者。每一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都要自覺地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規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凡是符合中國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先進文化前進方向、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事情就滿腔熱情地去研究、去宣傳、去實踐。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歷史進程中,不斷推進理論創新,提出樹立和落實“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這是我們黨在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指導思想的新發展,也是我們黨執政理念的一個新飛躍。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把學習樹立落實科學發展觀和學習貫徹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有機地結合起來,深入研究科學發展觀,大力宣傳科學發展觀,牢固樹立科學發展觀。
認真搞好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的學習教育,進一步增強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自覺性和堅定性
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是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沿著正確方向健康發展的根本保證,我們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絕不能搞指導思想多元化。
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是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而不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個別詞句和結論。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就是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觀察和處理問題。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一言以蔽之,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必須認真學習,真正掌握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并將其運用到哲學和社會科學的各項工作中。
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一個完整的科學體系,蘊涵在其中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可以說是博大精深,在具體實踐中,要注意把握其精髓。
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的問題上,應特別注意把握住兩點:一是要始終站在真理的立場上來觀察和處理問題。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在于它的真理性。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過程,說到底就是一個不斷探求真理、發現真理、服從真理、捍衛真理、發展真理的過程。馬克思主義并沒有窮盡真理,只是開辟了一條通往真理的光明大道。馬克思主義者隨時準備堅持真理,隨時準備修正錯誤。作為一名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必須不斷追尋真理,一切服從真理,敢于堅持真理,堅決捍衛真理,努力發展真理,自覺地和真理站在一起。二是要始終站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上觀察和處理問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性和真理性是統一的。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就是為全人類謀解放、謀幸福的理論。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人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自己的根本宗旨,以維護好、實現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自己畢生的追求。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必須牢固樹立以人為本的思想,無論是搞教學還是搞科研,都要從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以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重去考慮其社會效果。
在堅持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問題上,也應特別注意把握兩點:一是要堅持實踐的觀點。實踐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第一和最基本的觀點。實踐是認識的源泉、動力和目的,是檢驗認識的惟一標準。馬克思主義重視理論,但更尊重實踐。當前,我們正處于發展的關鍵時期、改革的攻堅階段,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在馬克思主義那里找不到現成的答案,必須在實踐中去探索,去總結。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必須在頭腦中樹立起實踐的權威,滿腔熱情地投身到改革發展和穩定的實踐中去,在實踐中經受鍛煉,在實踐中總結經驗,在實踐中發現和堅持真理。二是要堅持群眾觀點。群眾觀點是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觀點。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決定歷史的是“行動著的群眾”,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體,是一切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 是推動社會變革的決定性力量,同時也是我們黨的力量源泉和勝利之本。我們黨來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務于人民。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我們黨逐步形成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切對人民負責、虛心向群眾學習、群眾是真正的英雄等一系列重要的群眾觀點,并在這些觀點的基礎上制定了“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線。堅持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不僅是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勝利的重要保證,而且是繁榮和發展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保證。作為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必須模范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觀點和黨的群眾路線,無論是搞教學還是搞科研,都要注意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努力從人民群眾的廣闊而豐富的實踐中挖掘研究題材,汲取思想養分,形成真知灼見,創造學術精品。要立足于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理論需求,面向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火熱生活,研究和回答新的實踐課題,提出和概括新的實踐經驗,不斷增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造力、說服力和感召力。
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既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又是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從總體上說,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既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也是堅持馬克思主義觀察和處理問題的方法。具體說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察處理問題的方法很多,如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全面地發展地聯系地看問題的方法,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方法,透過現象看本質的方法,在處理復雜問題時抓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方法,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方法,等等。馬克思主義者是動機與效果統一論者。堅持正確的方法,是實現動機和效果統一的重要途徑。對于馬克思主義觀察和處理問題的具體方法,不僅從事實際工作的同志要認真研究和運用,從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的同志尤其應該認真研究和運用。
認真搞好職業精神職業道德的學習教育,進一步增強端正學風、文風、作風的自覺性和堅定性
養成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先進的職業精神和良好的職業道德,搞好學風、文風和作風建設,是加強哲學社會科學隊伍建設的基本要求,是繁榮哲學和社會科學的重要保證。
首先,要養成和弘揚先進的職業精神。在這個問題上,有以下五點需要認真把握:一是要養成和弘揚為真理而獻身的精神。哲學社會科學事業,說到底是探求真理、發現真理、服從真理、捍衛真理、發展真理的事業,而探求、發現、服從、捍衛和發展真理是要付出代價的,有時甚至要付出鮮血和生命的代價。二是要養成和弘揚艱苦奮斗的精神。哲學社會科學事業既是一項崇高而偉大的事業,又是一項十分清苦的事業。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必須耐得住清貧,耐得住寂寞。三是要養成和弘揚百折不撓的精神。馬克思說過:“在科學上面,沒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在崎嶇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勞苦的人,才有希望到達光輝的頂點。”合格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必須具有堅強的意志、矢志不渝的品格,無論遇到什么艱難險阻,都不改初衷,不移青云之志。四是要養成和弘揚開拓創新精神。真理既是絕對的,又是相對的,是絕對性和相對性的統一。追求真理的道路永遠沒有止境。馬克思主義所以具有不可戰勝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具有與時俱進的品格。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必須模范地堅持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路線,正確處理繼承與發展的關系,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不斷開創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新境界。五是要養成和弘揚戰斗精神。尤其在今天,馬克思主義既需要發展,更需要捍衛。當前,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不僅要提倡探索精神、創新精神,而且要呼喚戰斗精神。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在重大原則問題上,必須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對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要義無反顧地去堅持,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要滿腔熱情地去宣傳,對各種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要理直氣壯地去抵制、去斗爭。
其次,要養成和弘揚優良的職業道德。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在職業道德上應特別注意以下三點。一是要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在任何社會中,哲學社會科學都不能游離于政治之外。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來說,既是政治紀律,又是職業道德。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必須自覺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須有很強的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鑒別力,時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必須高舉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偉大旗幟,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定共產主義理想和社會主義信念。二是要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哲學社會科學工作是一項面向社會、研究社會、面向大眾、服務大眾的工作。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以對黨對人民對社會高度負責的態度,嚴肅對待自己的一言一行,認真考慮自身工作的社會效果。在教學和研究工作中,要牢固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責任意識和紀律意識。當前,尤其應從哲學社會科學的角度,多做團結鼓勁的工作、正面引導的工作、化解矛盾的工作、維護穩定的工作,為促進我省的“三個文明”建設和構建和諧遼寧作出應有的貢獻。三是要淡泊名利,加強修養。從事純潔而高尚事業的人也應是純潔而高尚的。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必須不斷加強自身修養,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自覺抵制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的侵蝕。要把做人做事做學問統一起來,堂堂正正地做人,踏踏實實地做事,老老實實地做學問,以良好的思想和道德風范,樹立和維護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良好形象。第三,作為一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在養成良好的職業精神和職業道德的同時,還要特別注意端正學風、文風和作風。學風問題,說到底是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問題,是使馬克思主義束之高閣,還是使其與中國改革和建設的實踐緊密結合的問題。全黨的學風關系到黨的事業的興衰成敗,哲學社會科學界的學風,關系到哲學社會科學的繁榮與發展。文風問題說到底是動機與效果、內容與形式的統一問題,文風的好壞,關系到我們的理論能否真正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接受,我們的文章、著作和報告能否發揮應有作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說服力和戰斗力能否得到充分發揮。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樹立良好的學風和文風,最根本的是認真貫徹黨的思想路線,求真務實,大膽探索,自覺地把思想認識從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從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式的理解中解放出來,從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要堅持做到嚴謹而不保守,活躍而不輕浮,銳意創新而不嘩眾取寵,追求真理而不追逐名利。要講真話不講假話,講實話不講空話,講新話不講套話,講群眾聽得懂又愿意聽的話,不講群眾既不愿意聽又聽不懂的話。學風和文風建設要靠作風建設來保證。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必須經常深入基層,深入群眾,深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第一線,注意在實踐中發現問題,在群眾中汲取營養,在艱苦生活中磨練意志,在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說明和解決問題,在繼承和發展中不斷推出學術精品,為振興遼寧老工業基地和構建和諧遼寧提供強有力的思想保證和理論支持。
社會科學研究究竟是否需要將事實與價值分開,或有意識地排除價值判斷?這似乎是個顯而易見的簡單問題。但實際上并非如此,因為人們暗含的價值觀總是或隱或現地影響研究本身。這一問題在東方國家的社會科學研究中成其突出。因此。本文先論述當代西方哲學對這一問題的若干代表性論點,然后再對我國當前社會科學研究中的某些普遍傾向作針對性的評論。
科學價值中立說
關于科學的價值中立的觀點,在西方哲學思想中在較長時期內影響了占主導地位的科學觀和認識論。一般認為馬克斯?韋伯引入了現代的事實—價值兩分的觀點。他在《社會學與經濟學中“價值中立”的意義》這一經典論文論述了兩方面的觀點[1]。第一點他吸取了休謨的思想,認為在規范與描述之間、在斷言某物實際上是什么與理想上應當是什么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因為我們加于事物的價值不屬于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學關心的是描述實際發生了什么,并且解釋為什么。自然,科學能夠而且必須注意個人和團體在事實上怎樣做出評價,但他們卻不能從根本上真實地記錄這個或那個事物是內在地有價值的,因而是在范疇上應當被評價的。韋伯的第二個論點是有規定性的。他從不認為價值是無足輕重的,也從不宣稱每個人,特別是社會科學家應當總是避免價值判斷。與此相反,他堅持提出指認與評價的區別,二者不容混淆。一個人在表達價值判斷時,不應當自稱這種判斷是得到科學地確認的;因為事實上這是做不到的。當社會科學家推崇某種行動時,他們應當盡力地說明自己所說內容中哪些是科學的發現,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議。這是知識分子的真誠品質與尊重真理的原則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紀的邏輯實證主義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學與價值、描述與規范、實然與應然判斷的嚴格區別,要求社會科學堅持價值中立的立場。亨普爾指出,有關科學的價值中立問題,可以說是圍繞著兩個不同的方面而展開,這就是:(1)科學家的實際研究行為,和(2)批判評價和論證科學斷言和程序的方法論標準。在科學家的實際行為層次上,價值評價作為科學研究的一個誘導因素無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準則、審慎的思考和個性等等顯然會影響科學家對所研究領域、問題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選擇。社會和政治價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問題領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勵人們贊同某些并無可靠根據的理論。當然,作為一種規律,科學研究中決定采取或放棄一個特定的假設或理論,將強烈地受到認知價值或準則的影響,這反映在他們堅持某種方法論程序的標準上。[2]
正是在構成研究行為的重要的誘導因素這個問題上,價值評價與科學研究相關聯。因此,必須在心理學、社會學和科學史解釋科學研究行為時考慮價值評價的作用。然而,這種科學解釋在談到科學家受價值影響的時候,并不涉及任何價值判斷。也就是說,它在解釋科學家接受或放棄一個理論時,并不論證這個理論的合理性,或表明這是個不合理的科學程序。而合理性問題要求的是在可以獲得的證據和其他系統的根據的基礎上對理論進行批判的評價。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傳統的科學觀,特別是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觀主張科學理論與證據關系有明確的客觀標準,并認為這種標準可用證據與理論之間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邏輯關系來表示,由此而為科學的客觀性與價值中立說提供了依據。按此觀點,恰當的科學研究及其結果是獨立于研究者個人的成見、信念或態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違反了科學規范,并可以用對科學以外的價值觀的過度依賴來解釋研究者違背恰當的科學行為的動機。
與上述科學哲學觀點相類似,現代知識社會學(或科學社會學)的鼻祖卡爾?曼海姆也把自然的與文化的區別了開來,把數學、自然科學與宗教、道德、實踐領域等其他方面明確區分開來。“可以說,形式知識在本質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內容并不受個別的主體及其歷史社會條件的影響。但在另一方面,顯然存在著范圍廣泛的主體事務,它只能由某些主體、或在某些歷史時期被接受,而且從個人的社會目的來看,這也是顯而易見的?!盵3] 他認為,自然科學具有可重復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領域則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斷言,意識形態在本質上是非真理的。一般來說,意識形態的特征是對其范圍廣泛的對象進行高度明確的闡述,對其追隨者有權威的明確的命令性。與其他類型的信仰相比,意識形態更加系統化,圍繞一個或數個突出的價值觀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變革,它的接受或推行還往往伴隨著鼓動性的宣傳。誰接受它,誰就要完全服從它,誰的行為就必須完全滲透著意識形態。任何一種意識形態都產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與該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開。意識形態故意掩蓋人們的動機與利益,這就迫使利益與對抗著的人們相互欺騙,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蓋狹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識形態不會把系統地追求真理當作自己的一項義務,因而采取取教條主義的認識態度,不愿接受新經驗和真理。作為一種文化的產物,意識形態對社會科學的影響尤其明顯。
曼海姆堅持認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觀的一切知識,不可避免地都是有黨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論點是,像政治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均無法擺脫意識形態和黨性的束縛,所以他也承認不同社會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這些觀點引起了美國實用主義者胡克的爭論。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開創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難在于,曼海姆承認,表現階級立場的意識形態和烏托邦,導致在科學意義上被認為“真”的那些關于事物性質的理論和發現,因此,問題就轉移到這些“真理”是否取決于導致探索和發現這些真理的階級立場和階級利益這一點上。“階級立場和階級利益既然隨著歷史時期而改變,曼海姆認為這問題就成為一個知識社會學的問題。……現在假定科學的處理方法和客觀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頭痛的問題是:任何一種的科學知識是怎樣成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書中,不同的一頁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讀者對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盵4] 實用主義作為一種獨特形態的科學主義思想,對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實際認為,即使存在階級或黨派觀點的相對性,科學(包括社會科學)仍然存在超越主觀價值的客觀性基礎,比如根據經驗基礎所作的證實或證偽的判定。這是我們過去在認識實用主義時所忽視了一個重要論點。
因此,關于科學價值中立的觀點,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學發展以后對其根本任務的一種認識論的反思。
在科學知識系統發展達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動排除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的干擾,以相對純化的方式對待其研究,以便適應客觀性的要求。
對絕對價值中立說的批評
韋伯和邏輯實證主義者關于科學價值中立說的觀點,在近數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學家主要是歷史主義者和科學實在論者的批評或挑戰。庫恩以來的歷史主義學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學的積累發展觀,論證了科學理論的根本轉變不簡單地只是對關于事實的增長了的知識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學不同學派之間的轉換更像是信仰的轉變,沒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礎可言。勞丹則提出了一種關于科學家理性行為的適中的觀點,指出理性的行動者持有各種目的和關于世界的預設信念,為了合理地接受一個信念,他必須能夠限定與自己的目標和信念有關的推理范圍。勞丹試圖把科學合理性的一般要求與價值論、方法論和事實層次的共識統一起來。
科學實在論者普特南對事實與價值關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獨特的意義。他公然聲稱自己要為一種幾乎被推翻了的觀點恢復名譽,這種觀點認為事實與價值的區分無論如何也是模糊不清、無法實現的。因為事實陳述
本身,以及人們據以決定什么是事實和什么不是事實的科學探究實踐活動,都預設了價值。普特南指出,關于科學價值中立的傳統觀點是建立在科學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數人的一致意見基礎上的。懷疑價值判斷具有認識功能的一個理由是,它們不能用“科學方法證實”,而且在福柯所討論的倫理學觀點中還強調調,在倫理問題上,人們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數人一致的意見。許多人相信科學理論的正確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滿意的論證。但在事實上,對于任意選取的一個科學理論的真理性,人們不可能得到絕大多數人的贊同。許多人對于科學和很多理論都是可悲地無知,至于科學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學的意義決非僅限于它的實際應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學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與多數主義來證明科學真理的合理性和價值真理的非合理性,這是站不住腳的。[5]
普特南強調,至少有些價值必定是客觀的。精確科學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決于像“融貫性”和“實用的簡單性”之類認識上的優點,因此,至少有些價值詞項不僅僅代表使用這些詞項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們適用的那些事物的屬性。如果這些詞項不代表理論的性質,而僅僅代表有關人對理論所持有的“態度”,那么像“正當的”、“充分確證的”、“最有效的解釋”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觀的。因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賴的參項更為客觀。因此,至少這些價值詞項具有某種客觀的用法,即某種客觀的正當性條件。同樣,對于倫理學判斷的主觀方面也不能強調過分了。如果說,在科學領域堅持科學是一項客觀的事業,并不等于認為每一個科學問題都有一個確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學問題也許有一些客觀的、不確定的答案,那么,在倫理學領域,某些價值見解是確真的,某些是確假的。“總而言之,某些價值見解(以及某些意識形態)肯定是錯誤的,某些見解肯定不如其他見解,在這個意義上堅持倫理學探究是客觀的,同堅持根本沒有任何不確定性的情況這種愚見,是兩碼事。”[6]
由此可見,普特南在科學與價值的關系問題上,竭力從兩方面來闡述二者之間的融合、統一與制約。一方面,他不同意證實主義和舊實在論把事實與價值截然分開的觀點,而堅持科學對客觀真理的追求與融貫性、正當性、實用簡單性和完美性等價值要求的統一,科學的客觀性與多元性要求的統一。另一方面,從倫理價值的角度來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觀主義、相對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價值觀,而認為至少有些倫理價值是有客觀標準或依據的。就認識而言,對于概念構架的任一選擇,都是以價值為先決條件的,在選擇一個描述日常人際關系和社會事實的構架時,在眾多的因素中首先會涉及到人們的道德價值。因此,真理理論以合理性理論為先決條件,而合理性理論又以我們關于善的理論為先決條件。
普特南試圖把事實與價值、真理與價值有機地、內在地統一起來,既不放棄實在論的客觀真理論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實一價值兩分的傳統觀點。其觀點屬于一種形式的價值真理論,是對那種離開人的能動的認識過程,而僅僅在本體論上強調真理是對實在或事實的純客觀描述的傳統實在論的批評。它告訴人們,追求直理的科學不是與人的價值無涉的中性活動。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對主義者所斷言的那樣,由此而徹底否定事實與價值、科學與意識形態的區別呢?顯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斷言的,每一個事實都有價值負載,每個價值又都負載著某個事實。這后一命題說明,沒有客觀性依據的價值不能算作真正的價值。因此,這里的價值又與傳統的事實價值兩分觀點所說的價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觀價值。可見對價值的不同解釋預設了不同的結論。而從根本上說,價值具有主觀與客觀兩重屬性,純粹的主觀價值顯然無法與客觀性或科學性相統一。這里便存在不同層次的價值問題,客觀性與價值只能在科學發展的高層次上統一起來。
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問題
前面論述了當代西方哲學有關事實與價值關系的一些基本觀點,這些觀點為我們合理解決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問題提供了借鑒。
就本來意義而言,社會科學是以社會為對象的系統的知識探究,因此它在實質上與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體系有所區別。其區別主要表現在基本立場、態度和方法上。從基本立場來看,社會科學以追求關于社會的事實知識或確切知識為基本任務,因而一般不預設立場。真正的社會科學是真誠而無畏的,無須迎合某些特定的個人或社會集團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態度是合理的懷疑。研究無禁區,一切似乎已成定論或天經地義的東西或結論,都可能成為社會科學家的懷疑對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過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結論或成見,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會科學家是“無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正是社會科學的題中應有之義。在方法論上,社會科學多用歸納法、統計法等科學方法,以便從具體的社會現象中得出規律性的東西。盡管歸納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為了探究事實,社會科學家仍然頻繁地使用,包括統計法等科學的歸納方法。
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的追隨者則與此不同。他們固執地追求信仰,從抽象的觀念、原則、口號出發,竭力為某些特定社會集團的利益服務,因而他們采取的是教條主義的頑固態度,對既成的傳統和信念不敢懷疑或質疑。其方法大多為演繹法,即從抽象的大前提出發,推演出脫離現實的結論,所以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體系盡管也打著科學的旗號,但其論證方式卻十分繁瑣,追求華麗的詞句或動聽的口號,實質則空洞無物,思維也不講究邏輯,經常出爾反爾。歸納法和統計方法在意識形態那里只具有純粹工具的意義,事實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還存在一定的區別 ,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學、經濟學、人類學等與自然科學更為接近的學科,可以采用經驗研究和統計學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學、歷史、哲學、藝術學等更具有文化特點和包含更多價值判斷的學科,往往與特定文化的價值觀分不開。然而,當代的一個發展趨勢是日益要求人文學科也具有客觀性和科學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學方法和論證方式。比如,倫理學曾被認為只是關于規范價值的學問,但是,20世紀的科學主義者提出了倫理學不能與現實生活相脫離的任務,倫理價值前提應從實際生活的倫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學科如仍停留在傳統的相對價值的水平,永遠自說自話,無法像科學那樣可作廣泛而重復的比較和討論,那顯然是一種落伍的表現。
將人文和社會科學只當作特定社會集團的學問,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現,甚至提出所謂民族特色的科學、經濟學、政治學等等,這實際上是將這些學科降至不具普遍意義的私學的水 平,與占星術、風水術沒有多少區別了。一門學科只有在成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討論和驗證的學問時,才能成為公認的科學。社會科學也許因為研究對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價值因素的考慮,從而有可能影響研究者對具體社會問題的看法,但每門科學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則、范疇或概念,以及公認的研究和驗證方法,包括共同的邏輯工具。比如政治學中的國家、政體、民主制、權利等概念及相關學說,用于民意調查的統計方法和一般數學及邏輯方法,便屬于這種共同基礎性的東西。
當然,如前所述,純粹的絕對的價值中立在科學研究中也只是一種難以實現的理想,類似于烏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說,從更高的境界來看,脫離客觀性的價值只是主觀價值,并不具有真正的價值意義。然而,這仍然不能說明科學研究絲毫不需要警惕主觀價值的束縛或影響,妨礙認識客觀性的實現。而且,人的認識與科學發展的高低階段之分,在時間上也有側重點先后的區別。可以說,只有在較低層次上解決了事實與價值相對區分的問題之后,才能實現較高層次上統一的任務。
由此來看我國當前的社會科學研究,仍然在相當程度上處于較低層次的主客不分、科學與意識形態混淆的狀況。舉例來說,倫理學幾乎還沒有脫離規范倫理的階段,對于當前人們實際上如何處理或對待人倫關系,較少作實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從抽象規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誠然,規范倫理是倫理學的重要內容之一,但作為科學的倫理學還要從事認定事實的工作,這就需要進行某種程度上價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倫理的“應當”誤作“是”。在傳統倫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實與規范不分的情況,例如有人把寫在經典中的規范倫理與中國社會實際處理人倫關系的事實混為一談,幾乎不指出兩者間的區別;更有人將戰后日本等東亞社會的成功歸結為孔孟之道,對于這些國家在長期傳統中形成的帶有自身特點的倫理道德作如此輕率的概括,更顯出概括者社會科學研究常識的欠缺。
至于像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社會科學,也程度不等地存在著事實與價值混淆、應然判斷與實然判斷不分的情況。一些人不懂政策宣傳與事實認定之間的區別,硬是把“應當”當作“是”,不懂得意識形態與科學并不是一回事。立場相對中立的問調查和事實報告,特別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問題上,做得還相當不夠。有時候則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斷。例如,某個新興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資和城市建設及環境衛生方面做出了顯著的成績,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風上卻存在著明顯的缺陷,長期要求機關干部普遍加班加點,休息時間極少,在維護城市衛生時采取了一些明顯違反法律規定的嚴厲懲罰措施等。這些都是涉嫌違反現有法律、侵犯公民權利的問題。但有研究者寫文章把這些歸結為“善良違法”,試圖以其行為結果的某些成績來論證其違法行為的合理性。請注意這里的“善良違法”這一提法,這是用倫理價值判斷來限定事實判斷。如果有點現代科學的常識,便不會這樣來認識問題。因為事實首先是,這些規定違反了我國現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動者的動機是否善意,則完全是另外的問題。以對動機的價值判斷來為違法的行為作辯護,顯然是難以服人的。
造成這些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歷史上的中國社會在“百家爭嗚”時期多種學派并存競爭,源于民間的學問可以被某些統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現官方壟斷學術的局面。只是到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一切學問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結果是歷史、文學、哲學都擺脫不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束縛,成為廣義的統治術的一部分,更不用說法學和政治學了。這種情況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學,如天文學為皇帝訂立歷法服務。當西學經過外國傳教士之手傳到中國時,官方思想已嚴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態度。直到20世紀初的政治和文化變革,才最終沖破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束縛,現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才得以在在中國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學、特別是社會科學爭取相對獨立的奮斗史。實事求是的原則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真正得到貫徹,經歷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項艱巨的任務。一些人習慣于唯上、唯書,偏偏不唯實, 連面對現實的勇氣都沒有,制造了許多指鹿為馬、改事實、嚴重脫離實際的“研究成果”,以“遵命為術”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項長期的任務,需要克服傳統的體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擺脫各種束縛,取得真知。
由此可見,我國社會科學研究存在著較普遍的事實與價值不分的問題。當然,社會科學中的事實與價值,客觀性與價值判斷之間的區別不是絕對的、一成不變的。二者在更高層次上可以統一起來。但在較低層次,在社會科學發展的初級階段,注意兩者之間的區別則是更為重要的任務。只有解決了低層次的區分問題,才能解決更高層次的統一問題。另一方面,絕對化地理解科學的價值中立,在兩者之間劃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樣也會陷入烏托邦主義,因為我們只能做到大致的區分。
因此,問題正在于掌握一個合適的度。如果把純粹的絕對的客觀性與完全的主觀價值當作兩個極端,那么實際的研究者總是處在兩者之間的某個位置上。我們的社會科學研究在相當程度上還處在靠近主觀價值的一端,有必要經過艱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觀性那一端,當然,誰也無法奢望達到徹底的客觀性這一理想狀態,只能盡力做到比較高的客觀性。反之,毫無客觀性的自覺要求,讓科學與主觀價值混淆不清,那就連起碼的科學性也無法保證。
黨中央、國務院歷來高度重視法制宣傳教育工作。黨的十七大、十七屆五中全會對加強全民法制宣傳教育提出明確要求;黨中央、國務院轉發《中央宣傳部、司法部關于在公民中開展法制宣傳教育的第五個五年規劃》;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關于加強法制宣傳教育的決議》;總書記總書記等中央領導同志多次就加強法制宣傳教育作出重要指示,為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指明了方向?!覈谌w公民中實施了第五個五年普法規劃。五年來,在黨中央、國務院正確領導和全國人大有力監督下,中央宣傳部、司法部、全國普法辦和各地各部門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全面實施“五五”普法規劃,取得了顯著成效,為保障和促進“十一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推進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實施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堅持突出憲法的學習宣傳,各項法律法規得到廣泛傳播
各地各部門堅持以憲法為核心,深入宣傳各項法律法規知識。一是突出加強憲法的學習宣傳。組織開展了以“維護憲法法律權威、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為主題的法制宣傳活動,舉辦巡回報告78600多場次,直接聽眾達2600多萬人次。每年“12·4”全國法制宣傳日,、司法部、全國普法辦都確定宣傳主題,指導各地各部門通過多種形式,宣傳憲法知識,弘揚憲法精神。各地各部門把憲法納入普法重點對象法制培訓內容,加強憲法知識考試考核。二是深入開展國家基本法律的學習宣傳。深入學習宣傳與經濟社會發展、維護社會和諧穩定、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深入學習宣傳民事、刑事、行政實體法和程序法,在抓好日常宣傳教育的同時,積極利用各項法律頒布實施周年紀念日,組織開展集中宣傳,收到了良好效果。三是切實加強新頒布或新修訂法律法規的學習宣傳。編寫新法知識讀本40多種,免費發放1200多萬冊,發放張貼宣傳掛圖2500多萬張,使各項法律為人民群眾及時了解。四是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把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融入法制宣傳教育全過程,重點抓好領導干部和公務員的教育,促進全社會牢固樹立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的領導的理念。通過學習宣傳,全社會學習憲法、崇尚憲法、遵守憲法、維護憲法權威的氛圍更加濃厚,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學法守法用法的自覺性進一步增強,進一步夯實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礎。
(二)堅持以領導干部、公務員、青少年、企業經營管理人員和農民為重點,全民法制宣傳教育深入推進
堅持分類指導,區分不同對象,有針對性地開展法制宣傳教育。一是領導干部學法用法不斷深入。堅持黨委(黨組)理論中心組學法、舉辦法制講座、黨校和行政學院設置法制課、考試考核等,推進領導干部學法用法工作?!拔逦濉逼辗ㄆ陂g,有24600多人次省部級領導干部、41.53萬人次地廳級領導干部參加了法制講座,各級領導干部依法執政、依法決策意識和能力進一步提高。二是公務員學法用法不斷深入。加強公務員崗位職能法律知識培訓和考試考核,共培訓公務員4200多萬人次,公務員參加法律知識考試2700多萬人次,98%以上的公務員達到了每年法律知識學習、培訓不少于40學時的要求,公務員運用法律手段管理和服務社會的能力進一步提高。三是青少年學法用法不斷深入。堅持課堂教育與課外教育相銜接,努力抓好課堂法制教育,廣泛利用第二課堂開展寓教于樂的法制教育活動,在校青少年學生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法制教育,增強了遵紀守法意識,提高了自我保護和抵御違法犯罪侵害的能力。四是企業經營管理人員學法用法不斷深入。組織企業經營管理人員法律知識培訓3.35萬多期,培訓人員290多萬人次,舉辦講座、報告會5.13萬多場次,參加人員620多萬人次,提高了企業經營管理人員依法經營、誠信經營和依法管理的能力。五是農民法制宣傳教育不斷深入。根據農村特點和農民群眾需要,組織開展多種形式的法制宣傳教育,培訓農村“兩委”干部1200多萬人次,培訓農民工1.56億人次,提高了農民的法律意識,增強了依法參與村民自治和基層民
主管理的能力。重點對象法制宣傳教育工作的深入開展,有力地帶動和促進了全民法制宣傳教育工作,全體公民法律意識和法律素質進一步提高,依法行使權利、履行義務,依法參與社會管理、維護合法權益的意識和能力進一步增強。(三)堅持以法制宣傳教育主題活動為平臺,法制宣傳教育在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圍繞“十一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圍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司法部、全國普法辦指導各地各部門組織開展了系列主題法制宣傳教育活動,充分發揮法制宣傳教育職能作用,服務和促進了經濟社會科學發展。一是緊緊圍繞服務經濟平穩較快發展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各地各部門共舉辦促進經濟發展法治論壇、法制講座、報告會等專項法制宣傳活動39.8萬場次,開展“提高農民法律素質、促進農村改革發展”等主題法制宣傳教育活動136萬多場次。二是緊緊圍繞保障和改善民生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大力加強勞動就業、安全生產、社會保障、社會救助、醫療改革、食品藥品安全等法律法規的宣傳教育,城市和農村居民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相關法律法規的宣傳教育。三是緊緊圍繞黨和國家重大部署、重大任務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圍繞改革開放30周年、北京奧運會、新中國成立60周年、上海世博會、廣州亞運會等大事喜事,以及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四川汶川和青海玉樹地震災害、甘肅舟曲特大泥石流災害、西藏拉薩“3·14”事件、新疆烏魯木齊“7·5”事件等,組織開展了國慶60周年安保、“人文奧運、法治同行”、“加強企業法制宣傳教育、積極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抗震救災、“精彩世博、法治先行”、法律進帳篷、法律進寺廟等一系列主題法制宣傳教育活動,為黨和國家辦成大事、辦好喜事、辦妥難事營造了良好的法治氛圍。四是緊緊圍繞深入推進三項重點工作開展法制宣傳教育。以“加強法制宣傳教育,促進社會矛盾化解”為主題,加強與推進社會矛盾化解、社會管理創新、公正廉潔執法相關法律法規學習宣傳,組織開展專項宣傳活動16.2萬多場次。針對重點地區、特殊人群開展法制宣傳7.6萬多場次,開展校園周邊整治法制宣傳教育活動12.5萬多場次。主題法制宣傳教育活動的開展,發揮了法制的規范、引導和保障作用,有力促進了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服務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維護了社會和諧穩定。
(四)堅持以“法律六進”為載體,法制宣傳教育的覆蓋面進一步擴大
在全國組織開展法律進機關、進鄉村、進社區、進學校、進企業、進單位“法律六進”活動,是“五五”普法的一項重要創新。,、司法部、全國普法辦聯合下發通知,對“法律六進”活動進行了精心安排部署,制定下發了實施細則,組織召開了“法律六進”經驗交流會和現場會,推進“法律六進”活動深入開展。各地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制訂實施方案,加強考核和監督,確保“法律六進”活動扎實推進,取得了明顯成效。深入推進“法律進機關”,堅持機關法制培訓、考試、法制講座制度,組織開展各種學法用法活動,加強機關學法用法工作考核,提高了各級機關依法管理和服務社會的水平。深入推進“法律進鄉村”,切實加強農村法制宣傳教育陣地建設,廣泛開展“送法下鄉”、“送法進農戶”活動,大力開展“農村法律明白人”、“法制宣傳員”培訓,廣泛利用農村廣播站及農民夜校宣傳法律知識,促進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深入推進“法律進社區”,充分發揮普法講師團、法制宣傳志愿者作用,積極整合資源,推進社區普法廣場、法制公園、法制長廊、法制宣傳電子顯示屏建設,開展針對社區青少年、下崗職工、閑散人員、回歸人員、流動人員、安置幫教對象、社區矯正人員等人群的法制教育,服務了社區群眾,提高了社區依法管理水平。深入推進“法律進學?!?,扎實推進中小學課堂法制教育計劃、課時、師資、教材“四落實”,組織開展“模擬法庭”、“小小律師辯論會”、“小手拉大手”等課外法制教育活動,加強學校法制教育園地建設,增強了青少年法制觀念。深入推進“法律進企業”,利用職工學校、企業宣傳園地、舉辦短期培訓班、專題輔導、法制講座,開展有針對性的法制宣傳教育,引導企業員工依法參與企業民主管理,依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促進了企業依法經營和管理。深入推進“法律進單位”,發揮各單位自身優勢,利用公示牌、宣傳冊、觸摸屏、開放日等多種形式,宣傳與本單位業務相關的專業法律,在城市公園、車站、機場、港口等窗口行業單位設立法制宣傳欄或電子顯示屏,使之成為法制宣傳的流動窗口?!胺闪M”活動豐富了普法內容,拓展了普法途徑和方式,擴大了覆蓋面和影響力,增強了針對性和實際效果,使法制宣傳教育更加深入基層,更好地服務群眾。
(五)堅持以法治創建活動為依托,全社會法治化管理水平進一步提高
堅持法制宣傳教育與法治實踐相結合,深入推進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一是法治城市、法治縣(市、區)創建活動廣泛開展。法治城市和法治縣(市、區)創建活動是“五五”普法的又一項重要創新。在認真總結各地依法治理工作經驗基礎上,全國普法辦下發了創建工作通知和指導標準。各地結合貫徹依法行政實施綱要和推進法治政府建設,制定完善了創建制度,建立了目標考核體系,不斷推進創建活動深入開展。到底,全國已經有26個?。ㄗ灾螀^、直轄市)、241個市(地、州、盟)、1856個縣(市、區)全面開展了法治創建活動。底,全國普法辦評選表彰了首批266個法治縣(市、區)創建先進單位。二是基層依法治理深入推進?!懊裰鞣ㄖ问痉洞濉眲摻ɑ顒拥玫搅巳嫱七M,各地建立完善了“民主法治示范村”創建標準和目標考核體系,民政部、司法部分四批命名表彰了1373個“全國民主法治示范村”。各地還積極探索開展“民主法治示范社區”、“誠信守法企業”、“依法行政示范窗口”等創建活動,基層依法治理活動形式
更加豐富。三是行業依法治理不斷深化。各部門各行業圍繞推進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積極開展各種依法治理專項活動?!拔逦濉逼辗ㄆ陂g,各部門和行業開展全國性專項整治活動130多次,開展執法檢查活動170多次。多層次、多領域的依法治理活動,提升了法制宣傳教育效果,有力促進了法治政府建設,促進了社會管理創新,提高了全社會法治化管理水平。(六)堅持以改革創新為動力,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水平進一步提升
各地各部門努力改革創新,不斷提高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水平。一是創新工作理念。堅持以人為本,始終把服務群眾作為法制宣傳教育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增強了法制宣傳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創新工作制度。在認真總結法制宣傳教育工作經驗和做法的基礎上,制定完善了各項學法用法制度和法制宣傳教育考核評估、監督檢查機制。制定了關于加強新聞媒體、網絡等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指導意見、關于開展“法律六進”和民主法治示范村創建等法治創建工作指導標準和意見等。各地各部門從實際出發,建立完善了普法檔案、工作考核等制度。目前,全國已有13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制定并實施了《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條例》。各地各部門還把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落實情況納入年度綜合考評體系,促進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任務的落實。三是創新工作載體。充分發揮廣播、電視、報刊、網絡等媒體優勢,不斷拓展法制宣傳教育領域。全國?。ㄗ灾螀^、直轄市)、地(市)級電視臺開辟法制欄目430多個,縣(市、區)級電視臺開辟法制欄目1530多個,建立普法網站2300多個。加強城市、鄉村公共場所法制宣傳陣地建設,法制長廊、法制公園、普法大篷車等成為法制宣傳教育的新型陣地。廣泛利用公共場所電子顯示屏、樓宇電視、手機報、城市公交電視、移動通信等新平臺,不斷擴展法制宣傳的覆蓋面和受眾群。四是創新工作形式。廣泛開展群眾喜聞樂見的法制文藝活動,共舉辦各類小型法制文藝演出137萬多場次,參加現場觀看的群眾達1.8億多人次?!?2·4”全國法制宣傳日系列宣傳活動在全國產生廣泛影響,已成為法制宣傳的重要品牌。
(七)堅持健全完善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深入開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各地各部門不斷健全完善普法依法治理的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全國各?。ㄗ灾螀^、直轄市)普遍成立了由黨委、政府主要領導或分管領導擔任組長的普法工作領導小組,建立健全了黨委領導、人大監督、政府實施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領導體制。各部門、各行業也成立了由主要領導或分管領導任組長的普法工作領導小組,加強對本部門本行業普法工作的領導。各級普法依法治理領導小組辦公室認真履行職責,積極爭取黨委、人大和政府支持,廣泛動員全社會力量參與法制宣傳教育。黨委領導、人大監督、政府實施,部門各負其責,全社會廣泛參與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進一步完善,有力保障和推動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深入開展。
法制宣傳教育是全面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要基礎工作,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必須持之以恒、常抓不懈。要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緊緊圍繞“十二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科學制定好“六五”普法規劃,求真務實,開拓進取,扎實工作,進一步推進新形勢下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深入發展,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做出新的更大貢獻。
刻下漢語法學學術含量較低,學術規范窳敗,丑聞時有。將眼光放寬,迄現代中國一百年,海峽兩岸三地,整個漢語世界,既無偉大法學作品和作家,更談不上成熟范型或者流派的提出。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也是不少法學從業者的憂心所在。有鑒于此,經由借鑒和運用社會科學的范式與方法,提升法學的學術含量乃至“科學性”,是一種可欲的選擇,可能也是提升漢語法學必需完成的作業。
本次會議的主旨既是“社會科學”方法在法學中的運用,即意味著法學非社會“科學”,因此是科學話語難能完全籠罩的言說空間。這便一般性地決定了此種“科學 ”方法在該領域應用前景的有限性。所謂的“文科”、“理科”這類說法,是通常習用的,但卻非“科學”的,無法用作解釋此種問題的概念工具。既不算“科學 ”,亦非人文學科,那便是通常所說、行之已久的“法科”了。法學之為法科,決定了自己在人類知識體系中的位置,其之用來形成自己的知識系統、設構自己的理論命題的進路和范式。這一切疊加在一起,構成了法學的品性。
法學之為一門知識體系、理論體系和思想體系,其基本問題,其需求和擔當,決定了它具有不同于“社會科學”的學術品性。法學的基本問題源于法律的基本問題,一言以蔽之,是“事實與規范”的互動。人世生活本有規范,將它們描述出來,呈現為規則及其體系,是法律的創世紀,法學的使命,也是對于法學的勞動分工要求。通常情形下,事實先于規范,規范因為有待自生活中提煉和完型,總要慢半拍。之所以說一切立法頒行之際即已“過時”,如拉丁法諺所謂“法律一旦公布即已過時”,其因在此。但是,在諸如急遽的社會-文化轉型時段這種特定時期,規則可能先于事實,以整頓山河。拿百多年來的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為例,雖然迄今為止尚未形成真正的共和政體和憲政秩序,但是,自1911年以來,法律藉由立法,先在規則層面形成了憲政與共和圖景,以此理想圖式引導、推動、逼迫事實就范,向它靠攏,即向規則的制訂者心目中擬訂的生活模式看齊。正是在此,法學擔當了從“發現”規則到“設定”事實的知識使命。
從而,法學-法律的需求和擔當是雙重的。一方面,對于規則進行靜態的描述和設定。描述是“發現”生活,“設定”即歸置并規制生活。另一方面,對于源于社會變遷等等因素而導致的事實提出的挑戰,消極或者積極地做出規則的回應。正是在此,對于什么是事實?有哪些事實?規則的效果如何?如何獲得預期的法律效果?以及為什么規則會出現與其制訂者預期相悖的結果等等,恰恰是“社會科學”的用武之地。所謂“多點”、“多層”的民族志范型,人類學的田野調查,都是“觀俗立法”的杠桿。事實上,偽滿政體進行的民事習慣調查和民國政府組織的華北農村民事習慣調查,均為適例。通常習用的回歸統計方法等等,在實證性地解答諸如“ 為什么有法不依”這類問題時,應當有用武之地。至于涉及到法律的人類學田野調查,諸如馬林諾夫斯基的研究,它們是否屬于這一意義上的“法學研究”,則有待辨析。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法學是一種基于特定需求而來的知識體系,而主要并非人類好奇心的產物,更非形上心性的對象。因而,法學是一種有限的知識體系,甚至是一種自我循環、自我證立的知識體系。法律的思維方式,如法律論證,常常即為一種典型的循環論證。實際上,法學共同體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學術集團,自產自銷,也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諸多的法學刊物可能只在法律從業者圈子里流轉,正像《牙科研究》這種雜志只有牙醫才會去看,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而以“解決實際問題”自勉的“務實”導向,整體上來說不是壞事。其之為“有限的知識體系”,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即“限”定在此。這就如水利工程學,當然無需也不可能回答宇宙起源的問題,更不可能處理人生意義。但要修水壩,建水庫,就得靠它。各門特定學術的定位及其價值,正在于此。從而,就整體而言,法學基本上是一種解釋學,一種關于事實與規范互動圖景的描述、評價和闡釋的技藝。從而,它排斥對于多余學術附加值的追求。——一旦“多余”,即超出法學,而進入其他“學科”。這也就是為什么“大法學家”倒未必一定在法學院的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今日與會的主要是法理學、法哲學的學者,部門法學的從業者寥寥,而法學主要是由眾多部門法學構成的知識家族,這就從另一側面對此提供了說明?!@不正是我所說的“有限性”的具像嗎?
所謂“多余”,即就完成法學的需求和擔當來說并非必要的知識訴求、理論鋪陳和思想啟示。畢竟,法律及其一整套理念形態以解決實際問題為結果導向,即訂定規則、劃定是非,自分配正義和校正正義歸置并進而規制人世生活,——具體的、日常的、有形的、關乎什么事情的用處的打理日子的流程,是是非非的油鹽醬醋,打打鬧鬧的家長里短。形上的人類理性成果下落至具體的法的運作和法學意義上的研究,中間存在著若干環節。不是形上的東西沒價值,事實上,以實用理性著稱的漢語文明今天恰需補充濃郁的形上興趣,以益中和,而致通明,才是正道。而是說,就具體的法律和法學的擔當來說,即便沒有它們,也還夠用。超出這一層次,即進入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哲學或者法律哲學,已然非經典的法學范式所能涵括了。有人可能會說,哪里有什么“經典”的法學及其范式?今天的法學與百年之前難道一樣嗎?這話沒勁。因為,我們可以問今天的人類和千年之前一樣嗎?你與昨天之你相比還是同一個人嗎?當然不一樣,可人還是人,你還是你?!▽W還是法學。
必須承認,在人類知識的階梯中,不同學科的學術含量及其所要求的人類心智和心性,在層次與類型上是不同的。一般常人經過培訓可以成為工程師或者部門法的專家,也會比較勝任,但要成為理論物理學家和法哲學家,甚至是小有所成的理論物理學家和法哲學家,則非中上心智之人不可。而同一層次的心智,卻因心性不同,或趨于理性,或趨于情緒,有的善于事功,有的耽溺思辯,遂各
自成就一番書生事業。遠的不說,就晚近中國而言,吳經熊就根本不同于王世杰,一如陳景潤之迥異乎錢學森,而同為超逸靈動的心性,朱光潛還與宗白華大大不一樣呢!就法學家而言,在現代學術分工體系中,他們可能在法學院,也可能在其他科系,這是現代大學“官僚行政體制”的隸屬關系,不是問題所在。許多人正因為自己的心智不屑于、心性難于忍受法學的品性,遂“轉行”到其他學科,找到自己的心靈投契之所, ——馬克思、韋伯、巴爾扎克、吳經熊和徐志摩,無一幸免!
在科際界限趨于模糊的“后學科”時代,學科之間方法上的借鑒是常有的事。學者們大多是“心中有問題,眼里無學科”,屬于哪一種“學”,倒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這也恰恰說明了借鑒“社會科學”范式、方法的可能與必要。但是,不能因此犯暈,認為自己的那點“借鑒”,真的就是“科學”了。——別忘了
法學說自己是科學,社會學就笑了
社會學說自己是科學,經濟學就笑了
經濟學說自己是科學,人類學就笑了
人類學說自己是科學,物理學就笑了
……
最后,詩人笑了
這是打油,不是取銷主義的立場,也不是將探索社會科學方法在法學中的運用這一嚴肅用意直接扭曲為大家要將法學變成科學的天真,一如要用拼音取代漢字,更非危言聳聽地直認社會科學方法為法學的“天敵”,而只是想說明我今天的發言主旨,即在法學中運用社會科學方法的有限性,從而,找準其可能用武之地。同時,對于今天會場上基于校際立場而波光旖旎的集體自戀情緒,覺得有點“那個”,所以略加調侃,不損人以利己,提醒不要過于自戀,否則小模小樣,雞皮疙瘩出,沒意思,可能上帝倒哭了。自戀是動物的本性,太過自戀則為本性的倒錯。諸位多談其運用或者應用的可能性,我則提醒其有限性,正反兩面,一積極,一消極,而同為 “建設性的”,則問題將趨澄明,列位看官,你說樂之何如。
我愿再次指出,陳述法學及其知識生產過程的這一品性,并非排斥法學研究借鑒社會科學范式或者方法,更不是否定法律人養成過程中對于大量非法學知識和理論的引入。恰恰相反,鑒于現代社會的復雜性,價值多元主義和相對主義的進境與困境,造成了利益厘定、是非判斷的一定時空的不可能性,要求法科學生在體察世態人情、歷練人間冷暖的同時,盡量多具備法學之外的“社會科學”知識和文史哲等傳統人文修養,使法律人成為既具備法律理性和知識力量,同時并具有道義擔當和同情心,真正屬于孔門所說的“文質彬彬”的人,具有現代公共理性和人文關切的人。就刻下中國語境而言,法學教育不僅應當是職業人士的養成過程,同時應當是博雅的、人文的,道理正在于此。深切的人文精神,是這個工商時代更為珍稀的人類心性,也是療治當下漢語法學求致用而至俗、闡學理卻近私這一病癥的良方。—— 這可不是要讓法學院畢業生個個都成“文人”,正如倡導在法學中借鑒社會科學方法并非意味著所有法學門類均無一例外地運用,并且能夠運用這些方法。
否則,法學院的畢業生人人大腦發達,個個能說會道,似乎都能運用一套科學方法,卻恰恰沒心沒肝,甚至狼心狗肺,連基本禮數也不屑,那時節,還不如沒有的好?!笥?,知識并不導向善,甚至導向惡,在今天這樣一個唯科學主義的時代,一個“科學裁判所”的世代,不是恰需時時警怵的嗎!現今的法科學子多數只有職業關切,實用主義取向無以復加,動不動就弱兮兮地“郁悶”,好像也談不上什么社會情懷之類,公司、財產、債券、金融等等實用法知識成為唯一選項,這難道是法學教育的福音嗎?——好像實用主義的本意也并非是這個意思。
社會科學期刊是以社會現象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它來自社會實踐又服務于社會實踐。
作為社會科學文字載體和傳播媒介的社會科學期刊是社會科學的必然產物和社會發展的客觀反映。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繁榮社會科學期刊,促進社會科學研究的深化,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起著舉足輕重的推動作用。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繁榮社會科學期刊的重要意義
1.社會科學期刊的重要地位??茖W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是自然規律的反映,它研究自然界各種物質現象的本質及其規律,是人們改造自然的武器;社會科學則是社會規律的反映,它研究社會現象的本質及其規律,是人們改造社會的武器。主席在全國科技大會上指出:“我們要在實現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事業中,加強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緊密結合,深刻認識井掌握當今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運用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去指導實踐。實行仕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前人沒有走過的路.必須用新的理論去指導實踐.社會科學的重要性就顯得更為突出。
社會科學的重要性決定了社會科學期刊的重要性。一方面社會科學期刊所產生的社會效益很難用經濟的觀點來衡量;另一方面社會科學期刊所產生的經濟效益是間接的,不象自然科學同生產力要素那樣直接結合.很快就會提高效率、效益,社會科學更多地體現為研究生產關系的科學,雖然科學管理也會出效益.但畢竟是間接的,社會科學對生產力的發展起得是促進和保漳作用。所以.社會上普遍存在重視自然科學而忽視社會科學的傾向.但社會科學研究滯后于自然科學的研究,這是社會科學期刊受冷落的原因。
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是一個有機結合的整體,自然科學的發展帶動社會科學的發展,社會科學的發展反過來又促進和保障自然科學的發展,二者相輔相成、互相促進。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生產關系發生了很大的變革,社會科學許多新的未知領域需要我們去研究和開發,特別在當前科技進步帶來生產力大發展和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繁榮社會科學期刊加強社會科學研究更有著特殊重要的意義。
2.社會科學期刊的重要作用。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給人們的生產、生活帶來巨大的變革,從而導致一系列新的社會問題產生,這些問題只有通過新的社會科學研究成果才能給予科學的回答和正確的解決。實踐證明,如果不符合社會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事物發生,就會出問題。文化教育上的失誤將產生思想意識上的混亂,經濟管理上的失誤將帶來巨大的物質損失,政治決策上的失誤將造成社會動亂。因此我們應當高度重視社會科學期刊的重要作用,它是掌握馬列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的學習園地,是宣傳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輿論工具,是了解社會動態和經濟形勢的了望之窗,是學習社會科學文化啟迪智慧的知識殿堂,是研究探討社會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公共講壇,是進行科學管理民主決策的參謀和助手,繁榮社會科學期刊是時代的要求和社會的呼喚。
二、當前社會科學期刊面臨的主要問題
1.經費拮據。據1991年統計,全國自然科學科研經費為11億3千多萬元,而社會科學研究經費僅為3千多萬元。國家拔給社會科學研究機構的科研經費不及自然科學經費的零頭。近年來這種狀況并無多大的改觀,憑這點經費要想舉行學術交流和開展調查研究活動已顯得力不從心,再投入更多的財力去辦好社會科學期刊就更是舉步艱難。
2.質量降低。期刊的質量要以所刊載的內在質量為標準。當前,社會科學期刊存在片面追求經濟效益的傾向,有的研究者囿于經費困難閉門造車,有的不愿深入進行艱苦細致的社會調查,使科研成果和實踐相脫節;有的期刊部門和單位傾向比較嚴重,刊物.自覺不自覺地成為領導論壇;有的片面追求名人效應,從而脫離讀者大眾;有的受不正之風的影響,期刊變成應酬親朋好友的關系稿,上級領導的推薦稿,金錢來往的交易稿.評聘職稱的照顧稿等等,使得文章平庸、膚淺、枯躁,影響了期刊的質量。
3.讀者面窄。在商品經濟大潮的沖擊下,社會科研工作者勞動的社會效益體現不在經濟報酬上,作者千辛萬苦獲得的科研成果要發表不僅得不到相應的稿費,往往還要承擔版面費、贊助費,作者和編者都缺少提高期刊質量的積極性。另一方面改革開放的大潮卻沖破了多年被禁錮的思維定式,使讀者品味不斷提高趨于多樣化,使社會科學期刊受到冷落。一些期刊的作者和編者與讀者缺少交流和溝通,造成社會科學期刊的讀者群體日益萎縮。
4.偏離辦刊宗旨。社會期刊的重要作用就是發揮社會效益,除讀者需求外還存在社會需求。受經濟利益的驅動有的期刊忽視社會效果,偏重獵奇,追求轟動效應.背離了為j、民服務的宗旨,影響了社會科學期刊的健康發展。
5發行困難。從社會科學期刊的功能來看,不論是可讀性還是收藏價值,都受到了廣播、電視、報紙等大眾傳媒和電腦光盤等現代化存貯設備的有力沖擊。歸根到底社會科學期刊的發行數量要受到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要同社會和人民群眾的承受力相適應.期刊的過多過濫和不合法的指購派購都影響到社會科學期刊的正常發行,背離讀者和社會需求的期刊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繁榮社會科學期刊的對策
1.堅持正確的辦刊方向。鄧小平同志指出:“仕科期刊工作者在工作上要精益求梢,力戒粗制濫造,認真嚴肅地考慮自己作品的社會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糧貢獻給人民。”社會科學期刊要以社會效益為已任.在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指引下,堅待四項基本原則,把握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運用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從國家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求真務實地辦好刊物。
2.解放思想更新觀念。社會科學期刊只有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進行改革才能帶來生機。一方面各級領導要提高對社會科學期刊重要性的認識,在辦刊經費上給予政策上的傾斜。另一方面要大膽改革,引入競爭機制,打破鐵飯碗、大鍋飯的舊體制.允許搞一些廣告和實體等合法的創收。期刊內容上要銳意創新 、廣開言路、百納群言,鼓勵不同的學術觀點進行辯論和探討,提倡運用新思維、新觀點、新思路來分析研究社會問題和現象,開創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新局面。
3.加強管理。社會科學期刊作為社會科學產品公開發行就具備了商品的屬性,當然要受到社會主義市場管理的約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社會科學期刊這樣的特殊商品不應當排除計劃管理,讀者需求用市場去調節,社會需求要計劃去調節。不是所有的期刊和期刊所有的出版費用都由國家包下來.國家財政支持要有重點,即使是重點期刊國家也只是分門別類承擔一個基數。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市場管理中的首要任務就是確定汁么可以進入市場.什么不可以進入市場,對那些社會效益好的就是賠錢也要堅待出版,對社會效益不好的就是賺錢也不能辦。國家要運用價格、悅收等經濟手段加強宏觀調控、指導消費,使社會科學期刊在文化商品中得到資源的優先配置;運用法律手段促進和保障社會科學期刊的健康發展.運用必要的行政手段淘汰那些質量差、社會效益低、不具備辦刊條件的期刊,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把社會和經濟發展必需的期刊辦好。
4.擴大群眾基礎。社會科學期刊要擴大刊物的影響,不僅要使專家學者青睞,而且還要使人民群眾喜歡。要擴大讀者面就必須擴大作者面.必須堅持以質量為標準,材料要實、文風要正,對有頭銜和沒頭銜的作者都要做到一視同仁。社會科學期刊就必須走入社會貼進群眾.要以群眾論壇、讀者專欄等形式擴大人民群眾的參與力度和范圍,滿足人民群眾日益提高的精神文明和科學文化需要。
5.提高服務水平。社會科學期刊要提高服務水平就必須立足于從理論上解決社會經濟發展的熱點問題和難點問題。要根據中央的戰略部署,結合國際國內形式和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情況.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從科學推斷預測未來發展的新動向、新趨勢和發展規律出發,及時調整欄目設置和研究方向,加強相關課題的研究,發揮社會科學期刊服務社會的功能和作用。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繁榮社會科學期刊就必須提高對社會科學期刊重要性的認識.找準存在問題的原因,提出解決的方法和對策,只有保障規模適度的社會科學期刊群體平衡協調地健康發展,才能開創社會科學期刊欣欣向榮發展的新局面。
一、加強社會科學普及工作的戰略意義
加強哲學社會科學普及工作,是發展先進生產力、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客觀要求。哲學社會科學作為揭示社會發展規律和人類自身發展規律的學問,是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是推動社會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的重要力量??茖W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者猶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缺一不可。指出:“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同樣重要”,“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也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茖W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哲學社會科學也是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哲學社會科學的普及是自然科學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必經環節。繁榮發達的哲學社會科學是自然科學進步的基礎,只有依賴于哲學社會科學的正確價值導向,自然科學才能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造福于人類。
同加強哲學社會科學普及工作,是發展先進文化、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手段。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的繁榮與發展,既可以為現實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重要的是它將為整個社會的持續發展和全面進步營造良好的思想和精神氛圍。在當代中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哲學社會科學,是先進文化的最重要組成部分。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對發展先進文化、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極為重要。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遺產和偉大的民族精神要始終繼承與發揚光大,就要依靠哲學社會科學的繁榮發展,特別是大力加強哲學社會科學的普及與傳播。
同加強哲學社會科學普及工作,是提高全民族科學文化素質、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途徑。人的全面發展是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客觀趨勢。由于我國人口眾多,文盲率較高,且基礎教育還不能適應社會迅速發展的需要,公民素質偏低。公眾的科學素養偏低,已成為制約經濟和社會發展、國際競爭力提高的關鍵因素。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大力推進社科普及,有利于培養公眾的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形成尊重科學,求真務實的風尚;有利于公眾掌握科學的思維方法,認識社會運行和發展的客觀規律,提高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利于增強全民族的民主法制意識,激發廣大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自覺性,提高民主參與、民主監督和維護自身合法權利的能力;有利于公眾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人際關系,在全社會確立符合社會主義倫理要求和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道德規范;也有利于公眾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品位和質量,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全民族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必將在更高層面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有力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
摘要:樹立科學發展觀,提高人文社科成果轉化重要性的認識,加強引導提升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質量。健全機制,搭建平臺,暢通轉化渠道解決轉化難的問題。
關鍵詞:成果轉化;人文社會科學;科學發展觀
人文社會科學成果的轉化,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具體運用,就是社會主體為實現一定目的而自覺接受社會科學成果的影響或應用社會科學成果的過程。目前,高校承擔的國家科技攻關項目占全國總數的1/4,承擔的國家“863”計劃項目占全國總數的1/3 以上,獲得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占全國總數的70%以上。據統計,一所綜合性大學的人文社科類成果數約占學校成果總數的1/3。近年來,國家通過狠抓科技成果的轉化,高校許多自然科學類的科研成果已經轉化為現實生產力,有力地推動了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而人文社科類的科研成果的轉化則存在明顯的不足,已逐漸引起了人們的關注。
一、高校人文社科類研究成果轉化的現狀
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在弘揚傳統文化以及學習和借鑒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等方面均取得重大成果,但是高校人文社會科學成果的轉化在質量、數量和效率等方面還存在不足。許多人文社會科學成果僅僅停留在發表的刊物上,即使有少量的成果進行了轉化,也存在轉化的層次偏低,影響力不夠,不成體系的狀況。由于構建和諧社會對人文社會科學成果的需求日益迫切,人文社會科學成果的社會效用不斷凸顯。許多高校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還不能適應這個新的形勢和新的要求,成果轉化的效益無法得到保證。
二、高校人文社科類研究成果轉化難的原因
(一)人文社科類研究成果自身特點決定
人文社會科學類研究成果對于社會進步的作用方式和產生的影響與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大不相同。自然科學成果應用于社會生產和生活中,可以像企業生產產品一樣,從研發到投產,從生產到獲利,能夠比較精確地計算出成果轉化的效率。社科成果一般不直接作用于社會生產力,而是與自然科學成果結合起來共同發揮作用,因此它對于社會進步的促進作用一般是間接的、伴隨性的,這就增加了社科成果轉化的難度。
(二)高質量應用性人文社科成果較少
科研成果質量是市場轉化的生命線。我國高校文科科研成果轉化少、轉化難的現實,與高質量應用性人文社科成果較少有著很強的相關性。人文社科類科研成果的表現形式是論文、論著和研究報告,一所綜合性大學每年發表的人文社科類論文有上千篇,其中不少發表在核心期刊和權威期刊上,但通過仔細研究發現,這些論文推廣和轉化的價值較低,真正對現實有指導意義的更少。究其原因一是高校里有一部分文科類的教師主動與社會接觸少,對社會發展狀況了解不深、不透,難以有重點、有選擇性地開展針對性、前瞻性科研。如某一地方性本科學院,在申報當年所在市下達的社科科研課題時,很少申報與當地省情、市情結合緊密的課題,80%以上的教師都熱衷于那些比較務虛的純理論課題。最終的成果能直接指導地方社會、經濟發展的自然就少了。二是,高校文科科研中重數量、輕質量,重科研、輕轉化的現象比較突出。許多教師為了完成科研任務,不注重社會的現實需求,閉門造車,主觀臆斷,直接影響科研成果的實用性和針對性。所謂的科研成果不僅與社會現實嚴重脫節,而且難以進行轉化,成為庸俗的文字游戲。
(三)對人文社科類成果轉化重要性認識不夠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國家越來越重視科技成果轉化工作。但是,不管是主觀上還是客觀上看, 談到成果轉化,各級政府部門、政府官員、企業管理人員首先考慮的就是進行自然科學類科技成果的轉化推廣工作。國家設立的“成果轉化基金”、“產業化項目”等資助的全是自然科學類的項目。 國家1996年頒布的《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的第二條中注明:“本法所稱科技成果轉化,是指為提高生產力水平而對科學研究與技術開發所產生的具有實用價值的科技成果所進行的后續試驗、開發、應用、推廣直至形成新產品、新工藝、新材料,發展新產業等活動。”將人文社科類科研成果排除在可轉化的成果之外??梢娙宋纳缈祁惪蒲谐晒霓D化推廣工作還沒有引起全社會足夠的重視[1]。
三、促進高校人文社科成果轉化的對策
(一)樹立科學發展觀,提高對人文社科成果轉化重要性的認識。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是解決人們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轉化重要性認識不足的關鍵。社科成果一般不直接作用于社會生產力,而是經過轉化作為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武裝勞動者。與自然科學類科研成果轉化相比,有著軟件性、滯后性、受眾不確定性、效果不確定性、轉化周期較長等特點。 這就要求:一是各級政府和政府官員要樹立科學發展觀和正確的政績觀,不能只顧任期內短期的社會和經濟發展指標。而應該高屋建瓴、具有前瞻性,如同重視自然科學類科技成果轉化工作一樣,重視人文社科類科研成果的轉化。二是高校的教師和科研工作者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要有“甘坐十年冷板凳的精神”,克服急功近利和浮躁的心態,潛心研究對社會發展有巨大推動和指導作用精神產品。
(二)加強引導提升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質量。人文社科類科研成果的質量是轉化的前提。社會需要大量的切合社會實際的、有轉化價值的精品科研成果,這類成果的產生,需要引導和激勵,需要科學的、客觀的、適應于人文社科類科研成果的評價指標體系,需要與科研人員特點相適應的激勵措施。中國政法大學為了鼓勵精品成果,制訂的《文科科研成果評價辦法》對在一定考核期內有一個精品成果的教師、科研人員即可以豁免其他科研成果項數,鼓勵教師用足夠的時間準備高水平的成果, 起到了促進科研、激勵精品的效果,有較高的借鑒價值。
省市科技、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在主持社科類科研課題立項時,應加強引導和管理,鼓勵教師積極申報與省情、市情緊密結合的課題,把純理論性的、“空對空”的課題量規定在合理的比例范圍內。
(三)健全機制,搭建平臺,暢通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轉化渠道。不斷改革舊的體制機制,建立適合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轉化的新機制。一是要加強高校自身的科研機制和體制改革,要變革那種純學術、脫離實際的研究,而應將純理論研究為主轉向綜合性、開發性、應用性研究為主;研究方式從無償研究轉變為有償研究;只有實現了科研導向、運行環節、隊伍結構等方面機制的轉變,才能真正促進高??蒲谐晒霓D化。二是探索建立社會科學成果的產權認定制度、價值評估制度和權益保護制度。三是要建立健全社科研究機構與政府、黨政、企業等部門的信息溝通機制,加強社科研究的針對性、時效性,密切供求聯系[2]。
要搭建起一個平臺,全面調整產方—賣方—買方的關系,使成果的轉化正規化、程序化。作為買方的決策人要用社會科學成果支持和檢驗自己決策,作為賣方的社會科學成果管理機構要承擔起監督決策者的決策是否科學的職能,同時根據需求制定合理的科研成果生產計劃。作為產方的科研工作者和科研機構要分析市場動態,使自己的成果能滿足市場需要。
隨著改革的深入,人們對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學術價值與應用價值、社會價值與經濟價值和直接價值與間接價值的認識和理解將不斷加深。人文社會科學繁榮發展的新局面必將到來。
論文關鍵詞:領導干部; 科學素養; 科學發展
論文摘要:領導干部在經濟社會的發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領導干部是決策者,決策的科學與否直接關系著經濟社會各項事業發展方向與方式的科學與否。領導干部的科學素養是科學決策的基礎保障。領導干部必須具有科學精神、掌握科學知識、運用科學方法,才能使經濟社會各項事業沿著科學的道路不斷向前發展。
一、 領導干部科學素養的社會特征
科學素養是人們堅持科學精神,自覺地運用科學知識和科學方法認識問題、解決問題的修養和能力??茖W素養決定著人們處理問題的方式和方法,關系著人們工作與生活發展的優劣與成敗。公民的科學素養,除了關系到自身的發展,作為國民素質的基本元素也同時關系到國家的發展。領導干部的科學素養與普通公民具有不同的社會特征,作為決策者,領導干部的科學素質不僅只是作為一個普通個體對社會產生影響,更重要的是作為社會發展的領導和推動力量對社會產生影響。
領導干部的科學素養對于經濟社會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決策的科學性上。決策的科學與否關系著發展目標的正確與否和發展方式的優劣與否,科學的決策符合事物發展變化的客觀規律,能夠促進事物向好的方面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引領和推動力量。不科學的決策則違背客觀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會使事物的發展與人們的希望背道而馳,阻礙社會的發展。因此,決策的科學與否,對于經濟社會的科學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領導干部的科學素養是科學決策的基本保障。領導干部必須具有科學素養,才能具有科學決策的意識與科學決策的能力。首先,領導干部必須具有科學精神,才能在決策過程中自覺地以科學的態度看待問題、解決問題;才能在工作中勇于探索、不斷創新,推動各項工作不斷發展。其次,領導干部必須具備一定的科學知識、掌握科學方法,才有能力在決策過程中客觀地認識環境,正確地分析和判斷形勢,準確把握事物發展的規律。從而確保決策這個主觀行為符合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使決策具有科學性。
二、 科學精神是促進經濟社會科學發展的意識保障
精神是推動事物發展的靈華,領導干部的科學精神是經濟社會科學發展的意識保障。科學精神來自于科學知識、科學方法的積累和升華,它又反過來制約著人們行為和習慣的科學性??茖W精神所代表的核心內涵是勇于探索的創新精神與實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創新精神是推動事物發展的動力,而理性精神則是各項事業沿著科學道路、按照科學方式發展的保障。
首先,創新精神是推動經濟社會各項事業發展的動力。科學精神的本質要求是開拓創新、不斷進取??茖W技術之所以不斷發展,就在于科學研究在不斷更新觀念、不斷大膽創新。創新精神是一種強烈的創造欲望、開拓精神,是一種對于新問題、新方案、新途徑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茖W的創新精神體現在對舊概念的修正和不斷發展新的概念,它對陳舊的現實、落后的現象不滿、并提出質疑,而且要求改變現狀,追求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創新精神是由科學探究的實踐升華而來的,科學探究的過程是尋找新發現的過程,“科學上的新發現,必然沖擊原有的認識,產生新的認識,達到一個新的境界”。由于新的發現變革了人的認識,而這種認識又引導了人們新的行為,因此,使工作出現了新的局面,事業得到新發展。所以,創新精神是變革的動力。思想的解放、觀念的轉變和思維的更新都來自于人們的創新意識。事業的發展,必須依靠創新精神的推動。
經濟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是一個不斷前進的過程,舊的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又會不斷產生。面對新環境、新形勢下出現的新問題,領導干部如果墨守成規,僅拘泥于經驗,就有可能使新的機遇喪失、使舊的情況惡化。因此,各級領導干部必須具有創新精神,這樣才能面對工作中出現的各種新情況和新問題,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大膽創新。主動審視現實的狀況,質疑制約發展的現象,自覺地變革陳舊、落后的東西,在思想認識上和工作實踐中不斷開拓進取,用新的思想和方法去分析問題,以新的目標和新的措施來解決問題,從而推動經濟社會各項事業不斷向前發展。
第二,理性精神是促進各項事業沿著科學道路、按照科學方式發展的保障。實事求是的理性精神是科學精神的首要要求。實事求是的理性精神要求人們必須依靠理性思維來把握事物的本質,實事求是地去探索客觀事物的本來面貌,得出事實和邏輯的必然性,而不是單憑直覺和經驗。實事求是地理性精神體現的是一種尊重客觀事實、探索求知、追求真理,不盲從潮流,不把偶然性當必然性,不把局部看作全體的精神。這種科學精神,來自于人們對于科學本質的認識??茖W的本質就是整理事實,從中找出普遍性的規律和結論,而不是僅僅抓住現象作出的結論。一個具有普遍性的規律和結論,必須是在觀察、試驗所得到的事實基礎上進行整理、分析、判斷,然后經過實踐的驗證加以證實,這樣才能將其作為具有普遍性的科學結論。因此,科學的理性精神是把握事物科學發展的保障。
促進經濟社會各項事業朝著科學的方向、按照科學的方式發展,必須要求各級領導干部具有實事求是的理性精神。領導干部的理性精神是科學決策的理性支撐。領導干部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理性精神,才能自覺地排除掉主觀唯心的東西,以科學的態度處理和解決發展中的問題,從實際出發、按規律辦事,通過調查研究來了解發展中的問題;以事實為依據來研究、尋找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以實踐作為檢驗結論的標準。領導干部在決策過程中只有做到這一點,才能使各項事業科學、系統、有序、穩健地發展,從而確保經濟社會各項事業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三、 科學知識是認識和判斷發展環境與形勢的基礎保障
科學知識是領導干部具有這種認識和判斷能力的基礎支撐。領導干部必須具備豐富的科學知識,才能具有正確認識和判斷環境與形勢的基本能力,并以此來保證經濟社會的發展具有正確的方向和目標。
首先,科學知識是領導干部辨識能力的基礎支撐。科學知識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個是客觀的事實,它包括自然的事實、歷史的事實和社會的事實。另一個是規律,規律是事物之間內在的、本質的和必然的聯系。人們必須具有科學知識,才能認識和分辨各種自然、社會和思維現象及其規律。在促進經濟社會各項事業科學的發展中,領導干部要保證決策的科學性,必須首先對發展環境和形勢有一個客觀的認識和科學的判斷,這樣才能為決策方案的制定提供基礎信息。這就要求領導干部具有科學地辨識能力,而這種能力來自于科學知識的支撐。領導干部只有具備豐富的科學知識,才能識別國家政策方針和大眾傳媒中出現的各種相關信息,才能利用科學知識去分析和判斷各種事物。如果領導干部缺乏必備的科學知識,就會妨礙其對于環境和形勢的客觀認識與科學判斷。例如,為了應對資源緊缺、環境污染的局勢,我國提出了“節能減排”這一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措施。為了落實這一措施,國家明確了“到2010年,中國萬元國內生產總值能耗將由2005年的1.22噸標準煤下降到1噸標準煤以下,降低20%左右”;“到2010年,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5年的2549萬噸減少到2295萬噸,化學需氧量(COD)由1414萬噸減少到1273萬噸”等任務和要求。但是,在我們對某市部分現任局處級領導干部進行的科學素質調查中發現:對于“標準煤的含義是什么?”這個問題,有43.30%被調查的領導干部選擇了錯誤的答案;11.34%的人選擇了“不知道”。對于二氧化硫排放主要來源的問題,有35.57%的人選擇了錯誤的答案,6.70%的人選擇了“不知道”。對于“COD是什么?”這個問題,有22.68%的人選擇了錯誤的答案,35.57%的人選擇了“不知道”,對于“循環經濟的‘3R’原則是什么?”這個問題,僅有54.12%被調查的領導干部選擇了正確的答案,而有近一半的領導干部對這一原則不夠了解。由上可見,由于一些領導干部由于缺乏相應的科學知識,因此,無法搞清這項措施中的相關概念。這必然影響他們對“‘十一五’期間,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10%”等項約束性指標的客觀認識;對發展“循環經濟”這項“節能減排”的重要措施的意義的正確理解。同時,也會妨礙他們對“節能減排”這一戰略措施實施后未來發展環境與形勢變化的正確判斷。
第二,科學知識是提高認識效能和預見能力的支撐??茖W知識是人們對外部世界進行再認識的基礎,人們根據已有的知識進行分析、推理、判斷,尋找和認識不同事物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其發展變化的規律,由此來掌握社會發展的進程,利用事物之間的促進關系、消除發展進程中的制約因素,提高預測和預見能力,使社會有計劃、有目的地朝著人們希望的方向健康地向前發展。目前社會系統紛繁復雜,各個社會部門、各種社會現象相互聯系又相互作用,構成社會自身的矛盾運動。因此,領導干部必須依靠科學知識去再認識這些社會現象和發展過程中各種因素的必然聯系以及相互促進和制約關系,以便正確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系,正確制定社會的改革方案、工作計劃、方針政策;及時調整社會關系和上層建筑,加強意識形態的建設,以此去改造和管理社會活動,引導和管理人的行為,從而推動經濟社會的科學發展。而如果領導干部缺乏必要的科學知識,則會制約領導干部觀察和處理問題的視野和高度,影響其決策的大局性和系統性。例如,我們在對領導干部進行的科學素質調查中發現:對于“在我國,專利分為發明、實用新型、外觀設計和固定構造四種”這個判斷正誤的問題,有40.72%被調查的領導干部選擇了“正確”這個錯誤的答案,17.53%的人選擇了“不知道”。這說明超過五分之三的領導干部,對于我國的專利法不夠清楚。對于“恩格爾系數越小,說明生活水平越高。”這個判斷正誤的問題,僅有43.30%被調查的領導干部選擇了正確的答案;而有4.12%的人和52.58%的人,分別選擇了“不知道”和錯誤的答案,這說明大部分領導干部對于測量人民生活水平的常用方法不了解。對于“科學決策的民主化意味著民主選舉與言論自由?!边@個判斷正誤的問題,仍有10.31%的人選擇了“正確”這個錯誤答案。這說明,少數領導干部,缺乏基本的科學決策知識。
專利法、恩格爾系數和決策的民主化,是目前與經濟社會發展密切相關的一些橫向知識。其中:專利法是保護創新的重要科技政策之一,它與“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決策密切相關。領導干部對于我國專利法的基本內容和內涵缺乏了解,說明他們還不能從“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高度,對什么是創新、為什么創新和怎樣創新有一個認真的思考?!岸鞲駹栂禂怠笔羌彝ナ杖胫惺澄镏С鼋痤~與總支出金額的比,它是國際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項重要指標。領導干部對此指標的含義不了解,說明他對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目前的差距是什么、問題是什么、發展目標是什么還沒有一個客觀的判斷。決策的民主化是科學決策的根本內涵,領導干部對于科學決策的民主化,除了意味著民主選舉與言論自由外,更重要的是意味著“在照顧大局的條件下,公平地照顧各方面的利益”這個基本內涵都不清楚。說明他對現代社會的決策環境與決策需求還缺乏應有的理解,對于以人為本的科學內涵缺乏基本的認識。
四、 科學方法是經濟社會的科學發展的手段和途徑保障
科學方法是領導干部科學決策能力的支撐,是推進經濟社會科學發展思想方法與措施、手段的保障。面對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復雜局勢,領導干部只有按照科學的思維方式、運用科學的方法和手段,才能充分把握事物發展的規律,確保決策的科學性。
首先,科學方法為領導干部科學決策提供了科學的思想方法??茖W方法為人們有計劃地管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學的指導思想。例如、系統思維、辯證思維、創造思維等科學思維方法,為人們對社會的整體和部分進行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分析,確立改革和管理的最佳方案提供了科學的思想方法??茖W思維是人們利用科學方法進行思考,獲得理性認識的基本途徑。當今社會已發展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大系統,任何個人的行為,局部的事物都與整個社會系統密不可分。同時,現代科學技術不斷進步,社會經濟迅速發展,資源和生態環境日益惡化,這使決策環境日趨紛繁復雜。這些都給領導干部的決策,提出了新的要求:決策問題復雜、規模龐大、涉及面廣泛、因素繁多,決策問題變化快、動態性強是現代決策的面臨的新問題。面對這種復雜的決策環境與決策需求,領導干部如果不能很好地運用現代科學思維的方法,特別是系統思維的方法,則難以把握好各項事業科學發展的方向和方式。但是,從我們在對領導干部進行的科學素質調查中發現,大部分領導干部對于傳統科學思維的理解與運用能力比較好,而對于系統思維、創新思維等近代科學思維方法的理解與運用能力比較差。調查顯示:80.11%被調查的領導干部,能夠運用邏輯推理的方法得出測試題的正確答案。而在對系統思維方法進行的測試中,只有11.29%被調查的領導干部能以系統的觀點,運用系統科學的方法處理測試題中的問題,而其余88.71%人,均按照傳統思維方法對問題進行處理。系統思維是按照客觀事物本身的系統性,“從整體與部分、部分與部分、整體與環境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約關系中綜合地考察和研究問題,以達到最佳處理方案的思維方法。領導干部只有運用系統思維原理,來探究工作中整體與局部、整體與環境的相互關系與相互作用,才能將自己的局部工作與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局工作緊密聯系起來,才能將各個方面的關系與利益統籌、協調起來,才能有效處理好當今經濟與社會發展中諸多矛盾,按照科學發展觀所提出的“全面發展”和“統籌兼顧”的要求,推進各項事業的全面共同發展。
第二,科學方法為科學決策提供了先進的手段與措施。科學方法是處理問題的方式、途徑、手段、程序和技巧。科學方法是把握事物發展方向與方式的有效工具與銳利武器。領導干部運用科學方法,一方面,能夠為決策提供更加全面和精準依據。另一方面,能夠使主觀決策更貼近客觀事物變化的規律。因此,充分、有效地利用科學的方法與手段,是保證經濟社會科學發展的重要途徑。但是,我們在對領導干部進行的科學素質的調查中發現:部分領導干部對于定量分析科學方法的運用還存在差距。調查顯示:72.04%被調查的領導干部對科學研究的一般方法完全理解;有56.45%被調查的領導干部對于比對實驗方法完全理解。但是,在對統計方法進行的調查中,對“統計科學的總體性是從整體上反映和分析事物的質量特征。”這個正誤判斷題,有59.79%的被調查者選擇了“正確”這個錯誤的答案,11.34%的人選擇了“不知道”。這說明有超過三分之二的領導干部,對于統計科學的總體性是從整體上反映和分析事物的數量特征這個概念不清楚。在對領導干部的綜合數據分析能力測試中,我們給出了一組中國與國際先進水平能源消耗的比較數據,內容為:“中國火電廠供電煤耗為404(gce/kw.h),國際先進水平為317(gce/kw.h);中國每噸鋼可比能耗平均值為966kg(標準煤),國際先進水平為656(kg標準煤);中國每噸水泥熟料燃料消耗為170(kg標準煤),國際先進水平為107.5(kg標準煤);中國每公斤標準煤能耗產生的國內生產總值為0.36(美元),國際先進水平為5.58(美元)”。要求被測試者根據給出的數據,對我國能源狀況進行判斷并得出結論。結果只有44.62%被調查者選擇了“我國節能潛力大”這個正確答案,而超過一半的人分別選擇了“我國能源消耗量大”和“我國能源安全問題大”兩個錯誤的答案。這說明部分領導干部對于數據分析方法的運用水平還有待于提高,對于“單位”數值與“總體”數值反映客觀事實的區別認識不夠清楚。
由上分析可見,領導干部的科學素養是經濟社會科學發展的基礎保障。要使經濟社會各項事業朝著科學的方向、按照科學方式發展,關鍵要靠各級領導干部的科學決策。領導干部的科學素養是科學決策的保障,領導干部必須具有科學精神、掌握科學知識、運用科學方法,才能使決策成為經濟社會沿著科學道路發展的動力與方向盤。
【摘 要 題】生態文化與環保意識
【正 文】
科學的精神是統一,社會運動與自然運動的規律有著驚人的相似。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兩者間有許多值得相互借鑒的成果,從某種程度上講,兩者甚至可以用更加簡練和統一的語言來描述,生態文化的核心觀念為此提供有價值的視角。在生命科學發展歷程中,先后取得過兩個對人類世界觀產生重大影響的成果,一個是達爾文的進化論,它使人們心目中靜止不變的客觀世界轉變為動態、進化的客觀世界;另一個成果就是隨著生態科學的發展,而形成的生態文化觀念,它使人類從人類中心主義的惡夢中醒來,回歸人與自然和諧共處、永續發展的光明大道上來。具體講,生態文化作為以生態學基本原理為基礎的文化形態,正在逐漸取代人類中心主義,成為人類發展的主導性、前瞻性文化,是現代以及未來人類文化發展的主流,也是人類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需的基礎。因此,從生態學視角認識和理解人類面臨的各種困境和問題,尋求可能的、合理的解決途徑,就顯得格外迫切和重要了。本文試圖以生態工作者的視角審視和理解若干人文社會科學問題。
一、生物與環境的關系、人與環境的關系
生態學是研究生物與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科學。了解生物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顯然是研究生態學和生態文化的基礎。生物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錯綜復雜,很難用簡短的幾句話來概括,但是,我們可以從歷史沿革的角度對其有一個比較恰當的理解。
簡而言之,生物與環境之間相互關系可以用三句話來概括。一、生命是環境的產物。在地球形成之初,表面籠罩著原始的還原性大氣,沒有氧氣、臭氧層,紫外線強烈地照射著地面,地球上沒有任何生命;經歷漫長的化學演化過程,大約在35~38億年前地球上出現了原始的生命——光合自養生物藍綠藻(Cyano phyta);原始的生命在遺傳、變異和自然選擇的長期作用下,經歷了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復雜的演化過程,形成了現存的多樣性的生物類群。二、生物在進化與發展過程中對環境產生重大影響。原始的生命在海洋中繁殖、蔓延,消耗CO[,2],釋放O[,2],地球表面逐漸形成氧化性大氣和臭氧層,地表紫外線輻射減弱,晝夜溫差縮小,為原始生命的演化和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由于物理、化學和生物因素的共同作用,地球巖石圈的表面形成土壤,為陸生生物的生活提供了基質,也為其登陸創造了條件;在大約4億年前,綠色植物登陸成功,從此陸地上出現了欣欣向榮的景象。三、生物與環境密切相關、相互依存。現存的生物圈是生物與環境長期協同進化的結果,而這種環境又需要生物的調節來維持,生物與環境之間存在密切的、相互依存的關系,共同影響著全球環境的變遷和人類的命運。
人類與環境之間的關系以及人類對這種關系的認識水平也是逐漸發展、變化的,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人類的產生開始、到文藝復興之前,為神秘文化階段,相當于人類文明的蒙昧階段。在這個階段人類對自然規律缺乏認識,對自然界充滿了神秘和恐懼,人類是自然的附庸;在這個時期,人類對環境的影響局限在局部和較低的水平,以宗教為代表的神秘文化是文化的主流,社會、經濟及文化緩慢地向前發展。第二個階段,從文藝復興開始到20世紀中期,工業文明階段。由于科學與技術的發展,人類開始具備揭開自然界神秘面紗的能力,人類在人與環境關系的認識方面,出現了意識上的偏差,搖身一變以自然的征服者和駕馭者自居,這是人類文化發展少年時代;在這個時期,以工業化大生產為背景的工業文明成為人類文化的主流,社會、經濟和文化飛速發展;人類對環境的影響逐漸超過了環境自身的調節能力,環境問題成為世界性的問題,危及人類的長遠發展與持續生存。第三個階段,20世紀60年代至今,生態文明階段。在此之前,以自然的征服者和駕馭者自居的人類,面臨著日益嚴重的環境、資源、人口、能源等危機,促使人類重新認識人與環境的關系,認識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與自然應和諧相處;逐漸形成了以生態學基本原理為基礎的生態文化,成為人類發展的主導性、前瞻性文化;以生態文明為基礎的可持續發展觀念,是人類實現人—自然—社會可持續發展必需的基礎,這是人類文化走向成熟的階段。
人對人與環境關系的認識,是人類認識自然、認識自我發展過程的產物,這種認識水平體現在人類文化、科學的方方面面,形成縱橫交織的人類文化與科學譜。在不同時期和社會背景下,不同的文化形態可能同時并存,各種文化形態在文化譜系中所占的比例及其變化趨勢,決定了文化的現狀與文化的發展方向。作為人類的一員,無論在那一種文化形態的背景下,只有溶入主流的先進文化之中,個人的價值才能夠得到充分的體現。
二、生態位理論與社會生態位現象
Whittaker(1975)指出:“生態位是指每個物種在群落中的時間、空間位置及其機能關系,或者說群落內一個物種與其他物種的相對位置”。通俗地講生態位就是生物在漫長進化過程中形成的,在一定時間和空間擁有穩定的生存資源,進而獲得最大生存優勢的特定生態定位。生態位的形成減輕了不同物種間的惡性競爭,有效地利用自然資源,使不同物種都能夠獲得比較的生存優勢,這是自然界各種生物欣欣向榮、共同發展的原因所在。
生態位理論已經廣泛應用于農林、經濟、教育、政治等領域。事實上,人類社會活動的諸多領域均存在“生態位”定位問題。只有正確定位,才能形成自身特色,發揮比較優勢,減少內耗和浪費,提高社會發展的整體效率和效益,促進社會良性與健康發展。在我國社會與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著大量的生態位重疊現象。以教育為例,教育部對從小學到大學教育的教學計劃、教學大綱、教學內容、教材版本、教師培養等都做出了嚴格的規定。確保全國人民在不同地區受到整齊劃一的教育,培養出的人才在知識背景、能力傾向、思維模式、就業取向、發展目標等方面存在全方位的生態位重疊,甚至連知識與能力缺陷都大同小異。這與美國各個州政府負責管理地方教育,可以形成各具特色的教育體系相比,我們的教育實在是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目前中小學正在進行的教育改革,可望逐步改善這種被動的局面。但高等教育的改革卻顯得畏縮不前、無所作為。
從事科學研究也同樣存在“生態位”定位問題,人云亦云、附庸風雅的跟屁蟲顯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科學家;科學家應該將自己熱衷的工作當成一種事業去追求,而不是當成一種職業僅僅用于換取養家糊口的資本和安逸舒適的生活。就社會科學而言,社會科學家的任務包括兩個基本方面,一方面以其嚴謹的科學性預見社會發展的趨勢,為社會的發展指明方向;另一方面,以其敏銳的洞察力,及時發現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偏差和失誤,及時予以指出和糾正。新中國建國后發生的一系列失誤,社會學界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當前我國正處于道德與社會價值重構的歷史轉折時期,人文社會科學可謂大有可為。人云,科學家是社會的良心,社會科學家更是如此,他們不應該,也沒有任何理由把自己混同一般的民眾,而應該勇敢地肩負起社會責任與科學道義。
三、生物重演律、文化重演律與社會重演
生物重演律:1866年海克爾(E.Haeckel)提出,生物的個體發育簡短而迅速地重演系統演化的過程,這就是著名的“生物重演律”。如,蛙的個體發育經歷了受精卵、囊胚、原腸胚、蝌蚪、幼蛙(有腿、有尾)、成蛙等幾個階段,分別相當于系統進化過程中的單細胞生物、多細胞群體生物、腔腸動物、魚類、有尾兩棲類、無尾兩棲類等階段,這說明蛙的個體發育反映了蛙的系統發育過程。
文化重演律:個人文化素養的形成過程簡短而迅速地重演人類文化發展的歷史。教育過程的本質是人類文化的重演。在人類5000年文明發展的歷程中,有無數先人、巨匠為科學文化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積累了大量的科學文化知識,形成了現存的多樣化的人類文明。教育過程實際上是將人類已有的文化成果傳承給后人的過程。但這種傳承并不是機械地照單全收,而是對人類文化的精華和重要文化成果的傳承。因此,個人文化素養的形成過程實際上是對人類系統文化成果形成過程的重演。這個過程相對于人類5000年文明史,簡短而迅速。
與生物重演相似,文化的重演也絕不是機械的或絕對的。作為個體文化的發育,實際上應該是在繼承人類系統文化成果基礎上的發展,個人的學習階段正是接受人類系統文化成果的時期,相當于文化的重演階段。名師出高徒,為什么?之所以成為名師,因為他們對系統文化成果的認識和理解具有獨到和高明之處,能夠幫助學生多快好省地跨越了文化的重演階段,少走彎路,節約時間,并為其進一步的發展提供有利的指導和支持。其實這個例子也說明了,教師的素質對教育及人口素質的發展和提高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有些教育專家提出,教育不應該只是繼承。文化的繼承或重演與創新并不矛盾,人類系統的文化成果是巨人的肩膀,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基礎,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成為偉人。對于人類系統的文化成果,不是需不需要繼承,而是如何繼承的問題。而是創新的繼承和繼承中的創新,是對人類文明的傳承和揚棄。因此,教育必須不斷探索教育教學規律,更新教育觀念,確保不使教育這一傳承人類文明的過程成為制約文明開拓前進的障礙,進而推動人類文明的發展與進步。
社會重演律:社會的重演并非新的發明創造,馬克思關于社會運動與發展趨勢的理論,其實也就說明了作為國家和社會發展的個案,其發展過程在重演整個人類社會演化的過程。但這種過程并非絕對的重復。在發達國家發展過程中曾經面臨和解決過的問題,在發展中國家的某些發展階段也不同程度的體現出來。
四、生物的進化與文化的進化
1、生物進化 種群是生物生存與進化的基本單位。生物進化的微觀表現形式是種群的基因頻率從一個時代到另一個時代的連續變化,這是物種進化的量變的過程。當這種量變的積累超越了物種質的界線時,就產生了新的物種。一般來講物種的形成包括三個主要步驟,即:突變、自然選擇和生殖隔離。突變是生物進化的動力,通過突變為自然選擇提供素材,對物種有利或無害的基因可以通過自然選擇而保留下來,并在種群中逐漸擴散;個體遷入 (基因流)也可以增加基因素材,個體的遷出與基因漂變會導致基因庫的萎縮;種群基因庫數量、質量逐代變化,當該種群中某些個體與其他個體之間形成生殖隔離時,就產生了新的物種。
比如:美國就是一個人口基因庫質量發生連續變化的例子,這與其長期實行移民政策密切有關。美國是世界超級大國,吸引了各國高素質的移民,這種移民流的生物學實質就是優質的基因流。因此,其人口基因庫質量和整體人口素質不斷提高。美國經濟、科技實力不斷提升和人口素質的不斷提高互為基礎,相互促進,為美國長期的發展與強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中國作為快速發展的大國,擁有大量的發展機遇,這是吸引外來移民的重要條件,如果我國也能實行嚴格、適度的移民政策(千萬別腐?。?,同樣也會對我國人口質量的提高助一臂之力。
自然條件下的生物的進化、人工條件下的生物馴化等條件下的生物進化所遵循原理是相同的,但兩者之間又存在著本質的區別。在自然條件下,生物進化過程中的選擇力量是自然因素(自然選擇);選擇的標準是生物的適合度;生物進化的速度緩慢,但其遺傳機制穩定、遺傳結構均衡,有利于生物長期發展與生存。以野豬為例,在自然條件下,野豬通過發展快速運動能力來逃避捕食者和獵人的傷害,其體型緊湊而強悍,適于奔跑;體表粘有沙粒和樹膠(在樹上蹭癢、粘上樹膠,在地上沙浴,粘上沙子),一般的子彈都難以穿透;野豬鋸齒獠牙,十分兇猛,可以捕食小型動物,并可以與虎狼對抗,這都為野豬在自然界中很好地生存創造了條件。
人工條件下,生物馴化過程中的選擇力量是人為因素(人工選擇);以人類的好惡作為選擇的標準 (生產性能、經濟價值、娛樂觀賞價值等);生物馴化的速度快;但人工選擇會導致生物遺傳結構的失衡,限制了生物進化的潛力,最終可能會導致物種的崩潰。仍然以豬為例,野豬是家豬的祖先,但家豬與野豬已經表現出很多方面的不同,家豬的體形臃腫,行動遲緩、性情溫順,這是長期人工選擇的結果;但是這種選擇導致家豬育種潛力或遺傳潛力的衰退。比如,比利時培育的皮特蘭豬,其瘦肉率達到了70%以上,經濟價值極高。但其抗應激的能力極差,從種豬場運到養殖場、或從養殖場運到屠宰場,就可能導致其死亡。顯然人工條件下的生物馴化是一種有限的進化,不能保證物種的長期進化與持續生存。
無論是哪一種條件下的生物進化,即使對于完全相同的種群,可以僅僅因為選擇的力量和標準不同產生截然不同的進化結果。
2、文化的進化 文化進化的規律可能更復雜,生物進化的規律雖然不能簡單地挪移到文化進化領域,但是生物與文化進化兩者之間卻有著許多相似之處。我們不妨把作為文化構成單位的個人的思想、觀點、方法等視為文化的基因,某種文化基因的總和構成了該種文化的墓因庫。文化基因庫中基因頻率從一個時代到另一個時代的連續變化,這是文化進化的微觀表現形式。文化發展的前景取決于文化、思想來源和發展的多元化(多樣化)。統一行動對于社會發展的有序化是有益的,而統一思想,卻從源頭切斷了新思想、新文化形成和擴散的途徑,對文化發展絕對具有重大危害。
對于文化的進化我們也嘗試從文化基因的突變、文化的選擇和新文化的形成三個方面予以論述。
文化基因的突變。新思想、新觀念、新方法的產生,可視為文化基因的突變。文化基因的突變為文化的進化提供選擇的素材,是文化進化的動力源泉。但是新的文化基因能否在文化基因庫中擴散,并成為文化進化的動力,還取決于文化的選擇力量,不同的選擇力量,塑造不同的文化形態。因此,在此階段,應該減少對新思想、新觀念、新方法傳播和擴散的人為限制,言論和思想自由是推進文化健康發展的最基本的問題,也是先進文化得以產生和發展的必備條件。
文化的選擇。與生物的進化不同,文化選擇的力量更多地屬于人為因素。從這一點上看,文化的進化與人工條件下的生物馴化,在選擇標準、進化潛力、進化前景等方面存在相似之處。現存的各種不同的文化形態實際上是不同的選擇力量和標準長期作用的結果。因此,選擇力量和標準的革新是文化創新的先導。
下面從文化選擇的力量和標準、選擇類型兩個方面對文化選擇予以簡單介紹。一、文化選擇的力量,可以是國家機器、宗教力量、學術力量、民眾力量、隨機事件、其他力量等。這其中,取兼容并包、學術自由原則的學術力量是文化選擇最良性的選擇力量;國家機器、宗教力量以及國教合一的選擇力量,往往導致文化發展的畸形;尤其是在現代社會條件下,當迷信戰勝科學、蒙昧戰勝理性時,如以宗教或國教合一的力量對文化進行的選擇,導致文化形態的滯后更為嚴重。另一方面,某種文化選擇力量在社會中滲透的越充分,對文化進化的影響就越大,當這種選擇力量已經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甚至每個人的思想意識中去的時候,這種文化發展的方向就很難在短時間內逆轉了。比如:適宜的文化選擇的力量,直接導致文化的繁榮。文藝復興的例子自不必說,就單以我國為例,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文化與思想空前繁榮;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大陸的思想文化激烈論爭,導致文化巨星群星燦爛;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學術自由的治學理念,曾經造就了北京大學的一度繁榮,并成為當時中國新文化、新思想的發源地,成為推動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排頭兵。
文化選擇的類型有定向選擇、穩定選擇、分裂選擇三種類型。定向選擇的力量和標準只有利于文化譜系中偏向一端的部分,促使文化朝向一個特定的方向發展,這種選擇類型一般是良性的和趨前發展的,以學術力量、民眾力量作為選擇力量的文化進化屬于這種類型。穩定選擇的力量只有利于文化譜系的中間部分,偏離文化譜系的中心越遠,被淘汰的壓力就越大;這種選擇促使文化譜系高度單一化,穩定地長期處于某種文化形態,其文化進化與發展都十分緩慢,以單一的意識形態作為選擇力量的文化進化多屬于這種類型。與穩定選擇正好相反,分裂選擇的力量不利于文化譜系的中間部分,而對文化譜系的兩端有利,導致社會文化形態的兩極分化,進而導致文化形態的分立。世界各地民族主義的抬頭,就是這種文化分立的典型現象。由于文化進化的選擇力量不同,形成了千差萬別的文化形態。
文化選擇的結果。在過去由于交通限制,世界不同地區的文化在相對封閉的條件下,按照一定的選擇標準、沿著一定的發展路線穩定地發展著,逐漸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態。在這些文化形態的發展過程中,由于外敵入侵、朝代更迭,社會發展,在不同時期的文化選擇標準發生過這樣或那樣的變化,這其實也是這種文化形態形成的必備的條件。在現代全球經濟與文化一體化進程逐漸加快的條件下,各種文化形態之間還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融合。相反,以經濟和軍事實力為依托的優勢文化的擴散,更加充分地暴露出了不同文化形態的差別,導致了文化形態之間的持久的沖突。文化形態的不兼容,正如生物的生殖隔離一樣,它是文化進化的結果,也是不同文化形態分型的依據。
五、生物進化中的遺傳瓶頸與文化進化中的文化瓶頸
遺傳瓶頸是指,如果一個種群在某一時期由于環境災害或人為過捕等原因導致種群數量急劇下降,這必然會導致種群基因庫質量的下降。經歷遺傳瓶頸后,如果種群數量不能得到有效恢復,就會由于遺傳漂變其基因庫質量迅速降低。如果經受連續的選擇(捕獵、災害等)壓力,種群最終可能走向滅亡。如果經歷遺傳瓶頸后種群數量逐漸增加,并不斷積累新的遺傳變異,補充和擴大基因庫的數量、提高基因庫的質量,種群就會重新發展和興旺起來。但是,一般而言,經歷遺傳瓶頸后,種群的恢復需要相當長(多個世代)的時間。比如,由于過度捕獵,19世紀90年代北方象海豹只剩下了20頭,通過采取有效的保護措施,直到100多年后,其種群的數量增長到3000余頭,數量仍然很低。如果不是采取有力的保護措施,仍然大量捕殺,該物種可能已經滅絕了。
文化瓶頸現象在文化進化過程中普遍存在。文化瓶頸的形成通常與文化進化的選擇力量的變化有關。與生態學的遺傳瓶頸相似,一旦形成文化的瓶頸,其文化基因庫的恢復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如果連續遭受強大的選擇壓力,就會形成持續的文化瓶頸,導致文化的衰落,甚至消亡。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文化瓶頸持續現象較為突出。秦朝滅六國統一天下之后,焚書坑儒,殺戮了大量的文人雅士、永久性地毀滅了大量的文化典籍,形成了中國歷史上影響深遠的巨大的文化瓶頸;漢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把儒家思想作為封建統治的正統思想,而排斥其他各家思想,進一步限制了百家爭鳴,形成了秦漢以后兩千余年、持續的文化瓶頸現象;大清王朝滅亡前后的百年間,軍閥混戰、外族入侵,民族命運風雨飄搖,各家學派、思想論爭激烈,文化思想空前繁榮,這一時期可謂群星璀璨,精彩紛呈,這是中華文化大恢復與大發展的時期,是中華民族的文藝復興。新中國成立以后的某一段時期,由于文化政策方面的失誤,“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曾經導致一種文化、一種思想長期作為文化選擇的準繩,國家機器成為文化選擇的主導力量,文化發展的單元化趨勢壓制了文化的進化與發展,形成了文化的瓶頸。這種局面在結束以后才逐漸得到緩解。
從世界文化發展史的角度看,阿拉伯文明的沒落可能與其政教合一(伊斯蘭教)的意識形態關系密切,印度文明的衰落也與佛教不無關系,當宗教意識成為文化選擇的力量時,文化瓶頸的現象也就隨之產生了,而這種文化瓶頸的長期持續必然導致文化的衰落。
突破文化瓶頸的限制,是文化走向興盛的基礎。中國文化發展史上,封建制度的逐步瓦解,打破了原有的文化瓶頸,形成了清王朝滅亡前后100余年的文化振興。日本明治維新,引進西方文明,推動了日本社會、經濟與文化的大發展。而美國南北戰爭打破了奴隸制度對美國政治、經濟、文化的限制,形成了隨后美國長達100余年的大發展。文化瓶頸效應可以用來解釋人類文明興盛與沒落,勾勒人類文明發展的大輪廓。
六、群落的演替、頂極群落與文化的演替及頂極文化
生物群落是指生態系統中有生命的部分。自然界中生物的分布并不是雜亂無章的,而是遵循一定規律而聚集成的有機整體。每個群落都有其特定的外貌,結構(空間、時間結構等)和功能。
當群落內外環境變化達到一定程度時,生物群落中的一些物種消失,另一些物種侵入,群落的組成、結構、形態、內環境向著一定的方向發生連續的有序變化,結果一種性質的生物群落被另一種生物群落所取代,這個過程就是群落的演替。任何一種群落演替達到穩定階段時,就形成了與當地氣候、土壤、生物等條件相適應和協調的群落,這是演替的終點,也稱頂極群落。在群落頂極形成之前,群落的演替過程持續進行。如果我們要求群落的演替停留在某一階段,比如,農田生態系統、濕潤地區的草坪(自然演替可形成森林)等,就必須投入相應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用于除草、滅蟲、修剪等。如果群落演替達到頂極狀態,群落的結構、功能趨于完善,此時,群落的生物量存量達到最大,而群落生產力維持在較低的水平。對頂級群落的適度利用,有利于打破平衡關系,刺激群落生產力的提高。
文化現象雖然表面上雜亂無章,實際上相互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即所謂的文化群落。由于外來文化的滲透、自身新文化的產生,文化群落的形態、結構和功能也會發生有序的變化,這種變化的最終結果可能是一種性質的文化取代另一種性質的文化,導致文化形態的更迭,這就是文化的演替。日本明治維新以來文化的西方化、我國文化的近代化與現代化,以及現代世界文化的一體化趨勢等等,實際上都是文化演替的實例。任何一種文化發展到穩定狀態時,也就形成了文化頂極。文化處于頂極狀態時,其發展與進化潛力降低,文化處于相對停滯的狀態。
在相對封閉、缺乏交流的條件下,在文化單元化(包括宗教化、神化等)條件下,在國家和政權強制力的作用下,更容易形成文化的頂極。比如:在政教合一的國家,文化頂極現象往往明顯而持久。
生物群落頂極形成之前,群落的演替過程持續進行。與此相似,文化頂極形成之前,文化也是處于不斷發展和持續變化之中的。同樣,如果我們人為地要求文化的演替停留在某一階段,就必須投入相應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給予壓制、阻截和控制。期間,這種傾向就十分明顯,導致文化的倒退。
與人類中心主義相比,生態文化是一種全新的和革命性的文化形態。而“現代”文化建立在人類中心主義和工業文明的基礎之上,從這個角度上講,生態文化是一種反“現代”文化的文化形態,這也就注定了生態文化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必然要受到“現代”文化的抵抗和阻撓,包括“現代”文化對生態文化所作出的消極和遲鈍的反應。但是,生態文化作為人類發展的主導性、前瞻性文化,其發展趨勢是無法逆轉的,未來人類的文明必然是生態文明。
有人主張將已往的“哲學社會科學”改稱“人文社會科學”或“人文科學”,用以指稱不同于自然科學的另一大半(有關人、文化社會生活和社會歷史的)科學領域,這是目前一股國際性的學術潮流。其用意在于強調哲學和各門社會學科的本性是面向人、社會、文化的,從而倡導立足于人、關心和服務于人的發展的價值導向。采用這一提法的好處是,強化這些學科的本意,它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導向。但其中有幾個具體的理論問題是值得探討的。
一、帶有人文性質的研究和創作是否屬于“科學”。
對于這個問題,國內外學術界一直有爭議,關鍵是對“科學”的理解不同:以西方一些人的標準,一個學科只有達到了對象的可重復性、描述的客觀化、形式化和定量化、知識的可積累性等一些自然科學的特征,才屬于科學。這種狹隘觀點目前僅承認現代的經濟學、社會學等少數社會學科是科學,而把政治學、史學、法學、文學、藝術、教育、新聞乃至哲學等統統排除在外(當然,這也與有些社會學科的工作和發展水平尚不到位有關),或寧肯叫“人文學科”,也不叫“科學”。這種觀點影響了不少人,特別是在自然科學界有一定市場。
按照另一種,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科學的實質在于“理性地處理感性材料”(馬克思),在于通過“實事求是”(羅素)的研究去追求真理,凡符合這一實質的研究活動及其成果,就屬于科學范疇。因此,哲學和各門社會科學也應該是科學,不應因為有某些形式上或程度上的差別,就否定其科學的實質。鄧小平同志說“科學當然包括社會科學”,無疑體現了這個馬克思主義的一貫立場。
二、在學理上,“科學”與“人文”兩個范疇是有區別的。
科學,是以強調事實、理性、描述性知識和真實性、真理為主旨的規范體系??茖W僅以符合事實及其客觀規律為根據,而較排斥人的主觀意向、價值取向、意識形態,雖然在總體上,科學與人類的價值追求正相關(對人類有益);但在具體研究過程和具體觀點上,則要求必須不帶任何主觀傾向,首先要如實地反映客觀??茖W的直接成果只給人提供可能的選擇空間,并不直接規定或代表人的價值選擇,自然科學最能體現這種特點。當然,這并不意味著科學技術活動可以沒有價值導向、人文負載。事實上,科學總是要走向人文價值的,而技術本身就已經是科學向人文轉化的一個階段了??茖W愈是走向發展和應用,就愈是離不開人文導向,這一點正是當今時代的一大特征。至于如何對待科學技術的問題(如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則顯然屬于社會人文領域,而不是自然科學問題。
“人文”這個概念,有“人的(人本的、人道的等)+文化、文明的”意思。其特點恰恰在于強調人的主體地位、人的需求和保障、人的情感和意志等價值性內容,即“人文精神”?!叭宋摹钡暮诵氖莾r值,對于階級、國家和社會利益集團來說,它們的人文傾向、價值觀念體系如何,則構成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叭宋木瘛钡奶攸c在于是從一定人的立場出發,一切為了現實的、具體的人。因此,它的思考和表達方式不同于科學:反對“價值中立”,要求始終體現和維護人的價值權利、價值選擇,要有自己的主觀傾向性,不能停留于冷冰冰的事實描述,更不能容忍依據事實和理性而得出不利于人的結果。政治、道德、文學、藝術、教育、宗教等最能代表這種特點。當然,“人文精神”說到底也有科學不科學、合理不合理之分。完全排斥科學的“人文精神”,往往是野蠻落后的。
因此嚴格說來,“科學”與“人文”的區別并不在于對象,不在于對象是自然界還是社會、不在于對象中是否包括人(科學也是人在活動)等等,而在于研究的方式、性質和直接的目的。因此,我認為,不宜以“科學”和“人文”作為外在的標準,去機械地劃分學科類型,而應以“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作為一切思想和知識的內在要求,并用它們來反映各門學科的發展特點和程度,即:一切科學都應該嚴格遵守科學原則,貫徹人文精神。
在歷史上,曾有人(如德國哲學家李凱爾特等)主張全部科學可以分為兩類: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有人(極端的科學主義者和極端的人文主義者)則認為,把“人文”與“科學”聯在一起,猶如“方的圓”和“黑的白”一樣,是不成立的。從哲學上看,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這兩個極端之間,有共同的毛病,就是未能全面地理解和把握真理與價值之間的關系。
三、關于“哲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這兩個提法,我認為名詞之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明確以下兩個方面的涵義:
①關于人文和社會領域(以它們為對象)的研究,應該和能夠成為科學,應該使它們具有與自然科學同樣的科學本質和功能。
②以人和社會為對象的學科,不能僅僅以科學性的描述為滿足,更要充分體現人文精神、發揮人文關懷的功能,并向一切科學技術領域普及這樣的功能。這一點,正是當前國際性人文學術思潮所強調的重點,也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特征。
這樣,“哲學社會科學”就有了雙重的身份和意義:一方面,它是科學,具有科學的本質和功能(經濟學、史學、社會學、語言學等在這方面更突出)。在關于社會和人的問題上,自然科學不可能代替社會科學;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的價值觀體系,有比自然科學更突出的人文性質和功能(倫理學、美學、政治學、法學、文學、藝術、宗教、教育學等更明顯)。哲學既不是單純的社會科學,也不屬于純粹的自然科學,而是具有兩方面的綜合功能(把哲學列入人文科學,僅僅是對哲學精神的一種理解)。也就是說,人文社會科學比自然科學的涵蓋面更廣、功能更多、意義更深遠。因此,從人類社會全面的、長遠發展的意義上說,我們無疑應該更重視哲學和人文社會科學,更依靠哲學和人文社會科學。
四、承認人文學科是科學,是就這些學科領域的總體和實質而言,不等于認為在這些領域中的任何一種觀點、學說體系都一定是科學的。就像并非每個物理學家的觀點在物理學上都能成立一樣?!皩W科”與“學說”之間,不能簡單等同,這一點有普遍意義。但我們以往似乎不夠注意。
同時我們也有理由認為,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馬克思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代表了人類已取得的最高成就,至今仍是世界上最科學、最先進的學說體系。這一點已經并將繼續得到歷史和實踐的證明。因此,我們一定要堅定不移地學習、貫徹、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用以來指導和推動我國的各項事業。
五、根據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的結論是:
首先,必須承認:以馬克思主義為主導的我國哲學和人文社會科學是科學,不是非科學,因此要充分理解和高度重視它們的這一社會地位。如果說,科學技術作為社會物質生產的“第一生產力”,在于它如今已經成為生產力構成中最重要的“軟件要素”,那么哲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則是整個社會的“軟件要素”,是生產力中的“軟件的軟件”(掌握科學技術應用的程序)。當我們考慮社會發展要依靠科學技術的發展時,決不能忘記哲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否則,其科學觀將是不完整、不充分的。
同時,要進一步指出:僅僅把哲學和人文社會學科當作科學還不夠,它還有超過一般科學的意義和功能,即人文價值體系的意義和功能。馬克思主義是人類實現自身解放、自由和幸福的社會理想、價值觀念的代表。因此,在談論社會全面發展時,我們更不能離開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否則,其社會歷史觀、人生觀、價值觀也將是不完整、不正確的。
總之,我們需要充分認識馬克思主義是科學與意識形態、真理與價值統一的、先進的學說體系,從而高度重視我國哲學和人文社會科學事業的建設和發展,高度重視這方面成果的檢驗、推廣和應用。在我國和世界未來的發展進程中,文化和價值領域里將要面臨的變革和建設任務、將要迎接的挑戰和機遇,絲毫不比科學技術上的任務更小、更簡單。對此,需要有充分的準備。
論文關鍵詞:體育社會科學 學科體系 邏輯起點 人本體育
論文摘要:要探討體育社會科學學科體系構建問題,首先必須明確它的邏輯起點。為探尋這一邏輯起點,在對近期內快速發展并已初步形成的學科體系考察基礎上,運用辯證邏輯思維的方法,經過抽象和提煉,提出了體育社會科學學科體系的邏輯起點是“人本體育”的觀點。無論從學科發展的歷史,還是學科本質屬性來看,“人本體育”都應是本學科最本質、最基本、最概括和不可分割的范疇,這個范疇可成為本學科體系構建的起始點和基石。
改革開放后,我國體育事業發展迅速,其規模不斷擴大,水平不斷提高,與社會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密切,成為一種日益復雜的社會現象。面對這一形勢,僅靠當年單薄的“體育理論”這一具有體育社會科學性質的學科,已經無法應對我國體育事業快速發展的需要。體育運動實踐的需要呼喚體育社會科學興起,在這種需要的推動下我國體育社會科學在短短的30多年里得到了迅速發展,不少學科已經初步形成了自己獨特、具體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形成了獨立的學科理論框架和特有的研究角度。一定數量學科群的逐步成熟,促進了我國體育社會科學學科體系的初步形成,它的地位與作用逐步得到全社會的承認。1996年,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批準,體育學(體育社會科學)被正式納人由國家統一管理和規劃的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成為與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并列的一級學科。然而,我國體育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形成的時間畢竟很短,體系仍未完善,關于體系構建的一些理論性問題還未完全清晰,其中包括它的邏輯起點尚未探明。任何一個學科體系的構建都必須明確它的邏輯起點,這是學科體系構建的基石。因此在研究體育社會科學學科體系時,探討其邏輯起點是一個不可缺少的環節。
1學科體系邏輯起點及其確定的方法論基礎
“邏輯起點也稱之為邏輯始項,它是指一門科學或學科結構的起始范疇,是指理論體系的始自對象,是整個邏輯體系由以展開和得以完成的一個最初的規定。用黑格爾的話說,就是‘科學應該以什么為開端’田”范疇是人類認識事物本質的一種思維形式,是反映事物發展過程最本質、最普遍聯系的基本概念。人們依托范疇深入了解事物的整體和內在的聯系。因此,和其他學科一樣,對體育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內部結構的認識,實際上是對該學科的范疇體系的認識與推演過程。而這一推演過程需要一個起始的范疇,這個范疇決定了對體育社會科學學科體系的認識應該從哪里開始?!皩W科體系的‘邏輯起點’問題,既是確定學科體系展開的最原初、最基本、最簡單的范疇,作為學科體系構建的出發點,又是探求能揭示研究對象的質的規定性并以此范疇作為整個體系得以建立與展開的根據和基礎,整個體系是按照某種必然性由這一開端生發開來,形成系統”可以認為,任何學科體系的構建必須建立在一塊基石上,而這塊基石即是“邏輯起點”。
探尋學科的邏輯起點是體育社會科學學科構建其體系難以回避的問題,而且又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一門學科體系的構建是一個辯證邏輯的思考過程,它需要遵循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思維法則。對體育社會科學學科體系的認識,必須在對近期內快速發展已初步形成的體系考察的基礎上,抽象出一個反映該學科最本質、最基本和不能再分隔的范疇,也就是尋找一個構建體系的邏輯起點。最后所確定的邏輯起點必須符合“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就應當從哪里開始”的規定圈,這一起點范疇,還必須是本門學科所包含的諸多范疇中那一個最原初、最抽象和規定性最簡單的范疇。當學科體系的起點范疇被確定后,我們才能進行邏輯的推演,構建一個較科學的體育社會科學學科體系也就有了堅實的基石。
2體育社會科學學科體系邏輯起點的確定
2. 1明確研究對象
當前,我國體育學術領域中關于學科名稱的提法不太一致。比如,常把“體育學”、“體育人文社會科學”、“體育社會科學”等,都看作是除體育自然科學學科之外,其他所有體育科學學科群集合的統稱?!掇o海》對科學所下的定義是:“關于自然、社會和思維客觀規律的知識體系??茖W可以分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類,哲學是二者的概括和總結?!泵?、英百科全書則根據人類認識世界的知識體系包括自然的、社會的、人類思維的三大方面,而把科學分為自然、社會和人文三大類。從我國對科學統一管理和規劃的角度來看,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1996年批準,將體育學(體育社會科學)正式納人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成為該領域的一級學科。國家管理機構這一決定,實際上是將體育社會科學等同于體育學,這里的體育社會科學即可理解為除體育自然科學學科之外,其他所有體育科學學科群的集合,其中包括體育人文與體育社會科學的所有學科。因此,本文所要探討的體育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即是關于人們認識體育的社會與人文方面客觀規律的知識體系。
2. 2對體育社會科學學科體系本質屬性的理解
體育是人類創造的一種文化,是一種社會現象。根據文化結構的三層次理論,體育社會科學知識應當包括除外層的物態文化外的中間層與核心層文化,即中層的社會制度、關系、組織,核心層的體育認識、體育情感、體育價值、體育理想、體育道德、體育審美等。人具有物性和人性這兩重性。人首先是由各種組織器官等物質構成的,組織器官是由細胞組成的,而細胞又是由各種分子構成的。體育運動實際上都是人體內部物質間相互作用、不斷變化與運動的過程。因此,要了解人體運動的內在機制,要使運動更加有效和科學,要取得良好的鍛煉效果或提高運動技術水平,就要運用自然科學中的一些學科知識來解決這些問題,于是就產生了運動解剖學、運動生理學、運動生化、運動生物力學等體育自然科學學科,當然這不是本文所要探討的。人與其他萬物不同的是,人不但是由物質構成的有機體,而且人還有思想、精神、情感等;同時人還是一種社會性的動物,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人類選擇了社會這種生存形態,人類的各種活動從此便離不開群體。為了保證社會正常運行,社會就產生了各種規范性的道德、倫理、制度等。體育是由于人的需要而產生的,因此體育運動中會有許多善與美的判斷問題、價值觀問題、道德倫理問題以及制度規范問題、組織問題等,需要我們去探討、研究和解決,這必然就需要運用各種人文與社會科學學科的理論知識來指導。改革開放后,由于體育事業迅速發展的需要,我國引進、產生了一批體育社會科學的學科群,比如體育史學、體育哲學、體育人類學、體育社會學、體育管理學、體育法學、社會體育學、體育經濟學、體育倫理學、體育美學、體育科學學、奧林匹克運動、運動心理學等。隨著這些學科的逐步成熟,我國的體育社會科學學科體系便初步形成了。在這個體系中的學科,研究的都是體育中除物性問題外的人性問題。
2. 3體育社會科學學科體系邏輯起點的確定
要準確選定體育社會科學學科體系邏輯起點的范疇,就需要合理的抽象,使這一抽象出來的概念能準確反映本學科本質的規定性,而且不能對它再進行分割。“作為邏輯起點的范疇,如果抽象不足或抽象過度都不可能形成一個科學的理論體系?!橄蟛蛔恪侵笡]有把那些非本質的、個別的、偶然的以及現象的因素舍棄于凈而使起點范疇“過于”豐富。‘抽象過限’是指把本來體現研究對象本質規定性的因素舍棄掉了,使起點范疇過于抽象。
根據以玉對體育社會科學學科性質的分析,我們知道,這一學科涵蓋的范圍較大,它涵蓋了除關于體育“物性”研究的體育自然科學諸學科之外所有的其他體育學科,即包含體育人文學科群和體育社會學科群。而這些諸多的學科中都有體育中的“人性”這一基因(鑒于體育概念的復雜性,在這里就不對體育概念進行討論),也就是說這些學科的理論知識都是由體育中的“人性”成分所決定的。這就是說,體育之“人性”是反映體育社會科學學科本質的最基本的概念。但是,鑒于目前人們對人性有不同的看法,為了不引起歧義,我們擬采用“人本體育”這一概念作為體育社會科學學科體系的起始概念。這一概念的概括度高、外延廣大,它反映了本學科體系中概念體系的內在聯系,并對理論體系起著統一概括的作用。因此,我們認為將“人本體育”作為體育社會科學學科體系的起點范疇是合適的。
3“人本體育”作為學科體系邏輯起點的合理性分析
3. 1從形成與發展歷史看其合理性
改革開放前,我國社會科學長期受到忽視。在計劃經濟的年代里,社會的運行機制高度統一,社會的一切活動由政府規劃、管理、包辦,具有高度的統一性和簡約化,因而對社會科學的需要并不那么迫切。這種現象造成了我國的社會科學在那些年代里發展緩慢,一些學科的研究與教學甚至被取消了,如社會學學科等。在這一背景下,我國體育事業同樣由政府統一規劃、管理和包辦,體育工作者可以等、靠、要,無需考慮和研究更多的問題。在舊體制中,體育的任務主要是為政治服務,任務的單一性和過分偏重競技體育促使體育界只重視物質層面的研究,如技術、戰術、體能訓練研究、運動員選材研究等困,由此造成了當時的體育科學研究深受工具理性思想的影響,過分地倚重于體育自然科學學科群,忽視了體育社會科學的研究。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我國具有體育社會科學性質的學科只有“體育理論”這一門,這種學科單一的狀況,決定了在這一時期里難以形成具有真正意義的學科體系。
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漸深人,我國體育事業生存與發展的內外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以市場為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使得原有體育體制與轉型中的經濟體制出現異質矛盾。在經濟快速發展的推動下,我國體育事業的規模不斷擴大,結構日益復雜,人民群眾對體育的需求也進一步提高,呈現出多樣化和個性化的趨勢圖。在這一時期里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體育需求與原有的體育體制以及發展水平之間的矛盾突出,而要解決這一矛盾就急需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的指導,正是由于體育改革實踐的需要,體育科學園地里萌發并成長了一批新學科,這些學科至20世紀90年代已初具雛形。90年代后,我國體育學術界從原來單一的工具理性思考逐步開始體育“人性”的思考,關于人文體育的研究成果在增多,在批判體育過分“物化”中“人文”的字眼也在不斷增多。
2003年10月,中國共產黨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這就是科學的發展觀,這種發展觀把以人為本作為發展的最高價值取向,提出一切工作要以不斷滿足人的各方面需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根本出發點。提出以人為本是社會發展的進步,體育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項重要事業,理所當然要堅持以人作為自己發展的出發點。這就要求研究體育中的人和人與人關系的體育社會科學諸學科將自己的研究視角指向人,以人為本,將“人本體育”作為自身學科的起始范疇。
3. 2“人本體育”是學科最本質、最基本和不可再分割的范疇
“人本體育”是一個高度概括的概念,理解它實際上就是就要弄清以人為本的體育應當是什么,或者說體育應當如何以人為本。這一問題決定著本門學科最本質的問題。而要弄清這一問題,首先還是要了解“人是什么?”這一個看似簡單卻又深奧的難題。要真正弄清這個問題,就必須對人性、人的本質等有一個科學的認識。古今中外,多少學者探討了這一問題,然而直至今天,其答案依然莫衷一是。但是無論對于人性有多少種不同的看法,人性不同于物性這一點則是公認的。人一方面是由物質構成的有機體,人需要靠補充各種物質與能量以保持機體的存在與發展,也就是說人有生理方面的需求。從體育的角度來說,人要參與體育運動,需要有物質性的生理基礎,還需要有符合生物力學的運動技術,這些都屬于體育運動的物性知識。而體育運動中的人性則是人不同于其他萬物(包括動物)的特性,這就是人有思想、有精神、有感情,人除了有生理、安全等低級的需求外,還有其他萬物所沒有的精神上的高層次的需求。人類由于需要而創造了體育,人對體育的需要不僅僅是由于物性的需要,更由于人性的需要,即認同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價值實現的需要以及休閑、娛樂、養性等提高精神生活質量的需要。這些需要是人類所特有的高層次的需要。人創造體育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因此認識和研究體育就應當從人的角度出發,探討人(各種人)對體育的具體需求是什么,并如何滿足不同人的不同體育需求,體現體育的以人為本的宗旨。這是體育社會科學所有學科都需要探討的問題,也就是說以人為本的體育是所有體育社會科學學科的共同基礎。
人類各種需求的滿足僅靠個人是無法實現的,為了更好地生存和發展,人類選擇了“社會”這一存在形態。人們為了追求更加幸福的生活走到了一起,結合成各種群體,將個體的力量有機地結合成為強大的集體力量,以求滿足自身不斷增長的各種需求。自從人類產生以來,這種社會性就一直伴隨著他們,并成為他們得以存在與發展的重要條件。千百萬年的群體生活、社會生活,使得人世世代代處在有組織的生活之中。反過來說,社會性又無時不在影響、促進著人類本身的發展,可以說離開社會就無法研究人。體育實際上是一種社會活動,在體育實踐中人們為了滿足各種體育需求總要產生種種體育群體、組織,產生各種能保證體育運動更好開展的種種規范,如各種體育政策法規、規章制度等。這些在體育發展過程中產生的社會性產物,實質上是為更好地為滿足人們自身體育需求的手段,在現代社會中如果沒有這些社會性要素,人們的各種體育需求便無法得到滿足。因此,體育中社會性問題也是體育社會科學應探討和認識的問題,而且研究這些問題的基點同樣是“人”,仍然應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就是要求我們辦任何事情首先要考慮的是人,凡事以人為重,以人為出發點,要不斷滿足人的全面需求,促進人更好地發展。這里要強調的是,人應當指的是廣大人民群眾。體育作為一項促進人全面發展的事業,它關注與思考的應當是體育應當如何做到以廣大人民群眾為本。人類精神生活的需要是促使體育產生的重要原因。在生活中人們需要體育來宣泄自己的情感,展示自己的個性,體現自己的價值和對健康的追求。體育是以身體活動為手段去追求人的發展、個性的張揚、身心的健康和生命質量的提高,即體育應以人為本,關注人的生命存在的意義和價值。然而在過分強調政治和經濟的年代里,卻往往把體育當作是實現政治或經濟目的的手段,與此同時科學主義也在對體育產生嚴重影響,使人們逐步形成了依靠科學技術可以解決所有的體育問題的觀念。這種觀念使人們在認識體育時產生了主客體的錯位,造成了對待體育的“物化”現象,關注的只是運動技術、生物指標和器物等物態文化。尤其是在競技體育中,產生了“技術異化”的現象。當人們的目光緊緊地盯著運動技術和運動成績時,忘記了自身價值的存在,而把借助科學技術的力量極大地提高運動成績當作是運動訓練的終極目標。這種現象導致了人們忽視體育的人性的本質,忘記了體育的本意和初衷,也使得體育社會科學的發展迷失了方向。因此,我們在探討體育社會科學不同學科的問題時,始終應堅持以人為本的基本思想,將“人本體育”這一基因滲透到所有的問題領域中去。而作為體育社會科學基因的“人本體育”是不可以分割和異化的。換句話說,我們在構建體育社會科學學科體系時,必須將以人為本的體育即“人本體育”作為構建的基石,在這塊牢固的基石上才能構建起合理的體系。
4結語
在我國建國后較長的一段時間里,體育社會科學不被人們重視,因而它的發展緩慢,顯得十分薄弱和單一。然而改革開放后,在我國體育事業快速發展和哲學社會科學大繁榮的背景下,30多年來取得了迅速的發展,不斷涌現出許多新的體育社會科學學科,一些較為成熟的學科正逐步集合成自己的學科體系?!耙话阏f來,一門科學只有到了相對發達和成熟的階段,才便于發現它的邏輯起點,作為起點的范疇也能為自己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找到充足的理由和根據。對于一門科學理論的邏輯起點,在開始時往往是不清楚的,只有經過認真地研究之后,才能逐步明確起來?!痹谖覈w育社會科學學科形成的初級階段,探討其學科體系的建構,有助于學科健康發展,而要構建學科的體系,首先就要尋找它的邏輯起點。為此我們運用辯證邏輯思維的方法初步探討了這一問題,提出了體育社會科學學科體系的邏輯起點是“人本體育”的觀點。我們認為無論從學科發展的歷史,還是學科本質屬性來看,“人本體育”都應是本學科最本質、最基本、最概括和不可再分割的范疇,這個范疇可以成為本學科體系構建的牢固基石。
西方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盧卡奇在《審美特性》中曾把日常生活比作一條長河,他認為,科學、藝術等更高的對象化形式都是從這條生活長河中分化出來的。他的學生赫勒在《日常生活》中明確把日常生活界定為“那些
使社會再生產成為可能的個體再生產要素的集合”。她認為,如果沒有個體的再生產,任何社會都無法存在。然而,與每一個體的生存息息相關,而又無言地孕育和滋養著人類社會的衣食住行、飲食男女的日常生活世界,卻長期處于哲學社會科學的視野之外,成為人們熟知的但又熟視無睹的背景世界,一種與物換星移、花開日落無異的自然氛圍。把日常生活世界從背景世界中拉回到理性的地平線上,使理性自覺地向生活世界回歸,是20世紀哲學的重大發現之一,胡塞爾、維特根斯坦、許茨、海德格爾、列菲伏爾、哈貝馬斯、赫勒等許多理論家從不同層面推動了這一哲學轉向。對我國哲學界而言,生活世界的概念已經不再陌生,但是,回歸生活世界的真實含義,以及這一轉向對于哲學社會科學范式轉換的重大意義,還遠遠沒有開展出來。
生活世界之被遺忘是在兩個層面上完成的。首先,在社會結構層面上,歷史的進展呈現出從日常向非日常的演化趨勢,即從原初的、未分化的衣食住行、飲食男女、婚喪嫁娶、禮尚往來的日常生活世界中逐步分化出哲學世界、藝術世界、科學世界、政治系統、經濟體系等非日常世界。相應地,人類社會和歷史發展的重心也由日常向非日常轉移。其次,在理性反思的層面上,哲學和歷史科學的關注點越來越被非日常世界所吸引。近現代,哲學社會科學經歷了“自然科學化”的過程,習慣于把自然科學所揭示的因果現象、必然性、線性決定特征、還原性、可計算性、普遍性等,放大為統一的、一元的、無限的世界的普遍規律,由此建立起以理性邏輯、絕對真理、普遍規律為核心的形而上學、認識論和各種社會科學體系,人真實地生活于其中的日常生活世界則被完全從理性的視野中放逐。一種遺忘生活世界的社會科學理論范式生成了:哲學成為描述普遍精神和絕對理性的純粹意識哲學,歷史學表現為環繞著政權更迭和國家興亡的宏觀史學,政治學表現為以政治權力和制度安排為核心的宏觀政治學,經濟學成為揭示基本經濟運動規律的國民經濟學,等等。
應當說,這種以追逐普遍性的宏大敘事為特征的哲學社會科學范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為,理性的反思性本身就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的本質特點。在人類歷史由自發走向自覺的時代,對日常的微觀的生活現象進行理論抽象,有助于在偶然的、差異的、個別的、多樣化的社會現象中把握人類歷史運行中的某些規則性和普遍性的機制。但是,當宏觀的哲學社會科學把人具體地生存于其中的生活世界完全視作無足輕重的、平庸的日?,嵭级右悦镆晻r,當以價值和意義為特征的人的生活世界完全被以必然性和普遍性為特征的自然世界所消解時,這種遺忘生活世界的社會科學理論范式之弊端就充分顯現出來。
弊端之一:否定差異性和個體性。遺忘生活世界的社會科學理論范式的根本缺陷是用普遍化的方法來研究文化和社會現象,從而否認差異性、個別性、主體性和自由。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甚至斷言,在精神的普遍性已經大大地加強的時代,“個別性已理所當然地變得無關重要”,而絕對理念的普遍性要求統治一切。
弊端之二:忽略社會發展的文化內涵。遺忘生活世界的社會科學理論范式對差異性和個體性的否定,實際上是對生活世界的內在文化內涵和意義結構的排斥。結果,在這種宏大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中,不僅生活世界和倫理道德世界的特殊性和個別性被抽象掉,變成數學化和理念化的無限自然世界圖景中的一個案例;而且,從原初的生活世界中分化出來的經濟領域、政治領域、科學世界等非日常世界,也變成沒有內在文化規定性和價值約束的機械的、冷冰冰的自然領域,歷史成為“無主體的”自在運動。
弊端之三:理論研究的抽象化頑癥。馬克思關于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論強調思維中的具體,即思維中包含“許多規定的綜合”和“多樣性的統一”。恩格斯曾斷言,任何一種社會哲學,它的研究結論如果沒有包括“使它得以成為結論的發展過程”就毫無價值。我們發現,遺忘生活世界的社會科學理論范式的根本特征正是在普遍的知識和原理中抽象掉這些多樣性和過程性,從而形成空泛的、大而化之的理論結論。目前,這種抽象化的毛病不僅在哲學研究中而且在社會科學各個領域中普遍存在。
因此,“回歸生活世界”有著更為深刻的內涵和意義。真正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是要使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真正回歸到不同時代、不同歷史條件下的具體的生活世界,回到日常生活世界的衣食住行、飲食男女、婚喪嫁娶、生老病死、禮尚往來的具體活動,回到生活世界內在的價值、意義、傳統、習慣、知識儲備、經驗積累、規范體系,等等;是要在日常生活的層面上批判地考察每一時代每一文化中的個體是如何展開自己的消費、交往、思考和生存,如何形成自我同一性,如何把這些文化背景帶入公共的社會生活之中,還要考察生活世界內在的圖式、知識儲備、規范體系等是如何同社會公共生活和制度安排形成互動。不難看出,這種意義上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代表著哲學社會科學范式的深刻轉變。
首先,日常生活批判或生活世界理論極大地拓寬了社會歷史理論的視野。實際上,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的唯物史觀的內涵要比我們的教科書體系更為廣泛。他們反復強調一個重要的出發點: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社會活動。因此,人的生存需要和滿足需要的生產,以及人自身的繁衍和家庭等是社會歷史運行的深刻基礎和社會歷史理論的基本主題。然而,后來的理論體系并沒有對這些日常生活予以關注,而是圍繞著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等非日常領域而展開。如果我們把衣食住行、飲食男女等日常消費、日常交往、日常思維活動納入社會歷史理論的視野,認真考察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世界在不同歷史時期此消彼長、支撐、制約、互動的關系,我們就可以構造出更為完整的人類世界圖景,對社會歷史運動肯定會有更為深刻而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其次,日常生活批判或生活世界理論提供了一種微觀哲學社會科學范式,一種文化批判的理論視野。日常生活批判并不是對于具體的日?;顒蛹捌湟氐姆桥械拿枋?,而是對于生活世界的內在文化結構和活動機制的分析,特別是對經濟、政治、科學、藝術等非日?;顒拥娜粘N幕耐诰?。哈貝馬斯把世界劃分為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而由文化、社會和個性構成的生活世界不是世界的一個獨立的組成部分或領域,而是為行為主體提供給定的文化傳統力量(知識儲備)、規則體系和價值支撐的條件和背景世界。作為交往行為主體的主體間性的生活世界實際上是以文化的解釋力量內在地與所有其他三個世界相互交織和相互影響,或者構成所有這些對象領域的內在的文化機理。在這種意義上,哲學、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法學、教育學等在微觀層面上開展日常生活的解讀與批判,無論是挖掘生活世界內在的價值和意義以抵御技術理性的異化,還是拆解前現代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自在自發的、經驗式的和人情化的文化圖式以鋪平社會公共生活和社會運行中現代性啟蒙的文化地基,或是把生活世界當作全球化交往和世界歷史背景下交往行為合理化的文化基礎而加以重建,都會為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特別需要強調指出的是,日常生活批判范式對于克服哲學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的抽象化頑癥,具有根本性的意義。20世紀,在哲學所營造的回歸生活世界的文化氛圍中,史學、政治學、社會學等眾多社會科學領域中都出現了告別宏大敘事,自覺地向生活世界回歸的趨勢。法國的年鑒學派、意大利的微觀史學派、德國和奧地利的日常生活史學派、英國的“個案史”學派等,都反對只寫重大歷史事件和只關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宏大敘事的歷史學,而主張把關注中心轉向具體的和微觀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各個領域。在政治學領域,開始出現微觀政治學,主張從日常生活的機制去思考制度安排問題,探討微觀權力秩序的重建問題,而福柯則從監獄、醫院、軍隊、學校等傳統政治學忽略的邊緣領域,開展了關于理性權力結構的微觀政治學的批判。
在我國,20世紀90年代哲學領域率先開展日常生活批判研究,此后,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論范式對于政治學、社會學、教育學、文學、法學等領域的研究也開始產生重要的影響,相繼出現了教育的日常生活批判、法學的日常生活批判、歷史學的日常生活批判、文學的日常生活批判,等等。雖然這些探索具有初創的性質,但是已經開始展示特別的發展潛力。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開始自覺地告別那種遺忘生活世界的理論范式,自覺地摒棄那種從范疇到范疇的抽象化病癥,并且開始為我們提供具有創造性的新見解。例如,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現代性的啟蒙和生成所遭遇到的許多阻力都可以從日常生活批判的視角獲得特別的解釋:中國各級教育中的應試教育屢禁不止,而素質教育流于形式的問題,以及決策機制和行政運行機制的經驗化和缺乏理性的特征,在深層次上與中國傳統日常生活世界的普遍的經驗化文化圖式有著緊密的關聯;而中國社會公共生活之中相當普遍地存在著的“有法不依”、超越規則的現象,則與中國傳統日常生活世界的普遍的人情化文化圖式有著必然的關聯,也即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所分析的那樣,傳統農本社會是一個“無訟的”社會,其日常的禮俗文化基因阻礙法治秩序的建構??傊粘I钆蟹妒綄⒊蔀?1世紀最具解釋力和創造力的哲學社會科學范式,它同宏觀的社會歷史理論范式有機結合,將為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開啟嶄新的地平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