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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一篇基礎科學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摘 要:當今世界正醞釀著一場新的科學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中央提出了創新驅動戰略,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與產業變革結合起來。發展科技依靠人才,培養人才靠教育。教育擔負著更加繁重的任務。當前教育要為人才輩出打下堅實基礎,特別要關注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教育問題,避免青年才俊因貧困而失去受教育的機會。
關鍵詞:新科技革命 基礎科學人才 教育
一、20世紀科學技術的積累
當今世界之所以會興起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和平與發展的時代特征會長期持續下去。現在世界上有些地區存在動亂和武裝沖突,但各個大國之間尚能和平共處,這就能穩定住大局,各國有條件致力于和平發展,為新科技革命創造出一個和平環境。第二,經濟危機的壓力。2008年由美國開始的金融危機,中印等新興經濟體也受到拖累。至今,經濟復蘇仍然舉步維艱。歷史經驗證明,當經濟危機來臨時,會形成一種壓力,推動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第三,科學技術的積累效應。科學技術越積累越多,能量越來越大,引發一場科技革命并推動經濟快速發展。在20世紀前30年,發生了以量子力學、原子科學和相對論為標志的科學革命,同時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各交戰國忙于戰爭,除軍用技術以外,無暇顧及其他用途。這就積累了大量的科學技術,二戰結束,這些積累和儲備的科學技術知識釋放出來,引發了一場科技革命,帶來了20多年的經濟大發展。現在,有幾十年未發生科學技術革命,中國科學院院長白春禮稱之為“科學沉寂的60年。”科學技術的沉寂,標明其正醞釀著一場革命,稱之為科學技術的積累效應。
分析科學技術的積累效應,首先要考察其起源。現在都是將科學技術連成一體,而在19世紀以前,科學同技術是分開的,二者有不同的源頭。科學起源于人的智力。人從觀察自然現象中搜集到信息,用大腦進行分析判斷得到知識,知識經過系統化就形成了科學。這一精神生產過程與物質生產過程有相似之處。信息相當于勞動對象(原料),智力相當于勞動工具,科學知識相當于產品。科學起源于人腦(智力),技術則起源于人手(生產經驗)。人在生產實踐中,經驗的積累就形成了技術。現代技術與古代技術(技能技巧)有明顯區別,古代技術以實物和人為載體,人不在光有實物也不行,技術隨之消失。現代技術除了實物和人作載體以外,還有文字信息作載體,人不在,技術還能延續下來。技術與科學的區別,在載體上,技術有實物作載體,科學則沒有實物載體,只有文字信息載體。在18世紀以前,科學和技術是分離的,如牛頓力學受到推崇,但在產生100多年時,尚不能用于生產技術。技術發明依賴生產經驗,而并非按照科學原理,最有力的證明是蒸汽機的發明。1712年蘇格蘭鐵匠紐可門制成了單式蒸汽機,這種機器熱效率低,耗煤量大,只是在煤礦用。瓦特長期修理紐可門機,積累了經驗,在1768年發明了復式蒸汽機,由此引發了第一次工業革命。這項技術上的重大發明,全靠經驗摸索,并不依靠什么科學原理。在蒸汽機發明和應用了幾十年以后,法國物理學家卡諾于1856年從蒸汽機中總結出熱力循環規律,稱卡諾循環。蒸汽機的發明應用,是技術先于科學和科學技術分離的證明。發電機的創造發明,則是科學先于技術的開端。英國物理學家法拉第于1837年提出了電磁定律,號稱法拉第定律,在這項科學定律出現了30年之后,德國西門子公司按照這一科學定律,發明了世界上第一臺發電機,由此引發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發電機的發明和電力的應用,是科學先于技術的證明,也是科學與技術結為一體的證明。進入20世紀,科學與技術更加緊密地結為一體,任何一項重大技術發明,都是遵照已有科學原理,再也沒有全靠經驗的技術發明了。同時,科學的發現和發展,也更加依賴于技術的支撐。以原子能科學技術的發展為例,當年居里夫人發現鐳的放射性,揭示了原子核內部有能量釋放出來。1916年愛因斯坦發表相對論,從理論上證明了原子核內部蘊含有巨大能量。這些科學發現只是證明了原子核內部有巨大能量,如何證明原子核內部有能量特別是如何利用原子能,就依賴于技術發明。美籍意大利物理學家費米與1938年建成了世界上第一臺原子反應堆,是在原子能科學的指導下進行的,他證明了以前關于原子能的推論,并推動了原子科學的發展,由此產生了一門名為核物理學的新學科。原子能的利用,又產生了一大批新學科。由此可見,科學與技術的結合并在實際中應用,會派生出一些新學科。兩門以上科學結合會產生一門新學科,如分子物理學與生物學相結合形成了一門名為分子生物學的新科學和遺傳工程新技術。還有從老科學中也能派生出新科學,如熱力學是19世紀就有的老科學,在20世紀70年代,普里高津從研究熱力學中開創了名為耗散結構論的新論說,又派生出專門研究模糊(不確定)現象的模糊數學。由科學與技術相互滲透與結合,不斷分化與綜合出新學科,使得科學技術滾雪球式的增多,到20世紀末,人類進入了知識爆炸時代。
科學技術能夠以信息文字為載體永遠存在下去,如兩千多年來造的船,都是遵循阿基米德原理(浮沉原理),船早已消失,而阿基米德原理永存。科學技術還永不過時,永不減少。如18世紀發明的蒸汽機,到20世紀70年代已停用,從蒸汽機中總結出的熱力學理論并未過時停用,至今仍在用,并由此衍生出耗散結構理論。200年來造出多少臺蒸汽機沒有統計,但總是用一臺少一臺,而熱力學用的人再多,也不會減少,反而會增多,如20世紀首年(1900年)德國物理學家普朗克就是從熱力輻射中發現了量子,并由此開創了量子力學。20世紀初,出現了量子力學和相對論力學,號稱物理學革命,這里講的革命(Revolution)指重大變革,并非是否定了牛頓力學。實際上牛頓力學并未過時,仍然適用。而科學革命只是揭示了其適用范圍:量子力學指明,牛頓力學在宏觀物理世界適用,不適用于微觀物理世界;相對論力學指明,牛頓力學對靜止和低速運動物體適用,對高速運動(指接近光速)物體不適用。其實,任何科學都有其適用范圍,舉個簡單例子,歐幾里得幾何學產生了兩千多年,也用了兩千多年,到19世紀末,俄國數學家羅巴切夫斯基創立了一套幾何學,同歐氏幾何大為不同,乃至相反,號稱非歐幾何學。如歐氏幾何有條定理是:三角形三內角之和等于180度;非歐幾何證明三角形三內角之和小于180度。德國數學家高斯還在阿爾卑斯山設立了足夠大的三角形,測量結果是等于180度,并宣稱,在地球范圍內,歐氏幾何是完全正確的。直到20世紀中期,有了射電天文學技術,測量結果證明,在大于5光年的世界,即是遠大于太陽系,三角形三內角之和方才小于180度。充分證明,歐氏幾何定理在地球范圍內是完全適用的。至此可以發現,科學技術以信息文字為載體,成為人類精神的遺傳基因,只生不滅,越積累越多,而且科學知識的增多,會產生連鎖反應,進一步的增多,使得科學技術加速發展,越走越快。恩格斯把科學的發展比作人口的增長,指出:“人口的增長同前一代人的人數成比例,而科學的發展同前一代人遺留下的知識量成正比,因此,在最普通的情況下,科學是按幾何級學增長的。”由于人的科學知識積累越多,這就形成了一座龐大的精神資源,并在不停的膨脹,且越用越多,而地球上的物質資源則越用越少,這就會陷入物質資源匱乏的困境。隨著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大國,工業化、現代化的進展,這一困境將會越陷越深,擺脫這一困境的出路,就是發揮精神資源的優勢,依靠科學技術的力量。時代在呼喚科學技術革命,當前,科學技術積累已相當深厚,也正醞釀著一場新的革命。
二、發揮教育的基礎作用
由于科學知識越積累越多,則學會已有的知識所需要的時間即受教育的時間就越來越長。同時,現代從事各種產業的工作,都需要掌握科學知識。同時,當今世界,科學知識變革很快,不斷地出現新知識、新技術,要求人不斷地學習掌握。古代近代社會,沒有文化知識,照樣可以種地、作手藝乃至打仗,現代就不行了。這樣一來,教育就關乎經濟的發展,文化的傳承,乃至國家民族的盛衰。在世界面臨新科技革命來臨時,教育就更加顯得突出重要。在學習會上指出:“物質資源必然越用越少,而科技和人才卻會越用越多。”又說:“要深化教育改革,推進素質教育,創新教育方法,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努力形成有利于創新人才成長的育人環境。”實施創新驅動戰略靠人才,培養人才靠教育,要發揮教育的基礎作用。
中國一向重視教育、重視知識的傳統。古人說:一年之計,在于樹谷;十年之計,在于樹木;百年之計,在于樹人。就是說,安排一年的生計,在于種好莊稼;安排十年的生計,在于種好樹木;安排好百年的生計,在于教育培養人。可見中國古人已深深了解教育的巨大而深遠的意義。當代世界,科教與人才成為決定社會前進的首要因素,教育對社會的推動作用,遠比古代為大,我們更有理由比古人更加重視教育。以往我們常以地大物博自豪,冷靜的分析,我國人均占有的土地和礦產資源,在世界上都排在后面。最大的特色是人口眾多,大力發展教育事業,提高人的素質,才是我們真正的優勢,我們更有理由比世界各國更加重視教育。今后國家富強,民族的復興,這一歷史重任都落在教育上,中國的教育事業可說是任重而道遠。
人們常說中國是一個經濟和文化落后的國家。新中國成立前,中國經濟落后是無可置疑的。說中國文化落后,頗有疑問。中國屬于儒學文化圈,歐美屬于基督教文化圈,即人們常說的東西文化。這二者不可比,正同中國的京劇與外國的歌劇、舞劇不可比一樣。說中國文化落后于西方,如同說京劇落后于莎士比亞劇一樣,是講不通的。因而不存在中國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的問題。但教育是可比的,如文盲、在校學生、大學生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都是可比的,同外國一比較,中國確實明顯的落后,因此,中國的實際情況是教育落后,而并非是文化落后。
中國的教育落后在滿清時已經顯示出來。到了19世紀,歐美國家興辦學校,教授自然科學課程,屬于近代教育。我國仍然盛行私塾,全教人文科學,屬于古代教育。到了20世紀初,才開始向近代教育邁進。
教育對各個領域都發生深層次的影響,這種影響有些是看不到的,但確是巨大而深遠的。如許多地區,有豐富的資源,卻得不到合理的開發利用,依然處于貧困狀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缺少有眼光、有創業能力的人才。想反,有了人才,就要資金有資金,要技術有技術,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同樣的外部環境與條件,只是由于管理人員的素質不同,一個企業,一個學校,一個機關,競爭會有不同的結局。少年、兒童的成長和社會風氣的好壞,極大地同家庭環境、幼兒園、學校和各種社會組織的熏陶有關,歸結起來,還是人的教育問題。
從20世紀初中國才開始有了近代教育,比歐美國家落后了一個世紀。新中國成立后,我們急起直追,教育事業得到迅速發展。
三、新形勢下出現的新問題
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推動了經濟迅速發展,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偉大成就,同時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
市場經濟的一個基本特征和運行目標是追求經濟效益。教育則是百年大計,著眼于提高人的綜合素質。在一定程度上教育和市場經濟的目標存在差異。由于市場經濟的原則是追求經濟效益,因此,教育部門培養的實用人才,如會計、銷售、法律、公關以及各部門應用技術的人才,很容易為市場所吸收接納。對于基礎科學的人才,如哲學、歷史學等人文科學,理論物理學,理論數學等基礎科學,從世俗的市場經濟的觀點看是效用不大的,不能立即產生經濟效益的。從社會功能的角度看,基礎科學如同水,各門應用技術如同船,水漲船高,只有基礎科學水平提高了,應用技術乃至生產和工作的水平才能提高。基礎科學起到基礎的作用,沒有牢固的基礎何以能建起高樓大廈。故世界上的有識之士,都極其重視基礎科學人才培養。政府應有遠大眼光,不能局限于短期的功利目的,要高瞻遠矚,穩住基礎科學學科專業這一頭。
基礎科學人才是學界的精華,在精而不在多。我國過去高等學校在學科設置上,基礎科學偏多而失之于精。特別是文科的哲學、政治經濟學、歷史專業,每個綜合性大學都設置,應用專業則設置的少。近年來,由于市場大潮的沖擊,基礎科學學科受到巨大沖擊,以至于取消或改變專業方向。為今之計,應本著少而精的原則,穩住基礎科學系科這一頭,選擇條件好的院校,設置基礎科學專業,培養高精尖人才,為科研機構與高等院校造就一批學科帶頭人乃至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學家。
科學界精英人才也是教育應當穩住的一頭。特別是要關注底層平民家庭中有天賦、有潛能、有強烈的向上意識的子女的培養教育,使他們有機會、有條件得到更多學習深造的機會。由于這部分子女有奮發圖強的精神動力,只要有良好的學習環境和求學條件,極有可能成為科學精英。因此,政府和全社會都要注視科學精英的苗子,對于那些勤奮而有天賦的學生,要在經濟上予以大力支持,決不能由于家庭經濟困難使其喪失求學的機會。
《科學教育的十項原則》,(英)溫·哈倫編著,韋鈺譯,載《科學教育的原則和大概念》,科學普及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
一、在義務教育的所有年級,學校都應該設置科學教育項目,以系統地發展和持續保持學習者對周圍世界的好奇心、對科學活動的熱愛,以及如何闡明對自然現象的理解。
二、科學教育的主要目的應該是為了使每個人能夠參與有依據的決策和采取適當的行為,這對保證他們個人、社會以及環境的健康和協調發展是重要的。
三、科學教育具有多方面的目標,科學教育應該致力于:1.理解一些科學上有關的大概念,包括科學概念以及關于科學本身和科學在社會中所起作用的概念;2.收集和運用實證的科學能力;3.科學態度。
四、基于對概念的審慎分析,以及基于當前對學習是如何發生的之研究和理解,應該給出為了達到科學教育各個方面目標的清晰進程,指出在不同階段需要掌握的概念。
五、應該從學生感興趣并與他們生活相關的課題開始,逐步進展到掌握大概念。
六、學習的經驗應該明晰地反映出既包含科學知識,也包含科學探究的理念,并且符合當前科學和教育方面的見解。
七、所有科學課程活動都應該致力于深化學生對科學概念的理解,同時應該考慮其他可能的目的。例如,科學態度和能力的培養。
八、為學生設置的學習項目以及教師的職前教育和專業發展,都應該與為達到原則三中所設目標需要的教與學的方法保持一致。
九、評測在科學教育中具有關鍵的作用。無論是對學生學習過程的形成性評測,還是對學生學習進展的總結性評測,都必須考慮到所有的學習目標。
十、為了達到科學教育的目標,學校的科學項目應該促進教師之間的合作,并需要社會其他力量包括科學家的參與。
《美國科學教育框架設計理念的發展動態》,王威 劉恩山,載《外國教育研究》2012年第8期
《科學教育框架》首先對科學教育的對象進行定位,幫助教育研究者與實施者對學習者有更明確的認識。這一定位聚焦于兩個方面:(1)學習者學習科學的能力;(2)學習者對科學的已有理解。《科學教育框架》設計理念對學習者的定位為:孩子天生就是研究者,他們的學習能力比長期以來所認為的要強得多。
《科學教育框架》對科學教育的內容進行定位,這一定位為科學教育的實施提供了明確的建議:(1)通過核心概念的組織進行科學教育內容的建構;(2)通過實踐進行核心概念的有效學習。
《科學教育框架》對科學教育過程進行定位,指出學生對科學的理解是隨時間推移而逐漸形成的過程。科學學習過程有兩個重要特征:(1)科學學習是一種將科學解釋概念化的過程;(2)這一過程可以通過學習進階的形式表現出來。
《科學教育框架》對科學教育方式進行了定位。知識與實踐相結合的設計理念描述了科學同時具備知識體系和實踐活動的雙重屬性,這源于科學不僅是反映當前對自然界理解的知識體系,還是用以形成、拓展和提煉這些知識的實踐活動。科學研究者的活動同樣是知識與實踐的共同體,即通過實踐形成知識,并利用知識指導實踐的過程。科學教育將知識與實踐結合,不僅可以促進學生對科學本質的理解,也可以成為學習科學的方式,這種方式讓學生的學習與科學家的研究更為相似。
《澳大利亞科學課程標準分析與啟示》,徐玉紅 高芳 周華松,載《當代教育論壇》2011年第4期
澳大利亞科學課程標準設計宗旨為:(1)教育學生做好終身應用科學并成為積極公民的準備,讓他們能夠在科技先進的社會中有效地發揮作用;(2)為學生進一步學習高中科學、大學科學工程課程和職業技術培訓打下基礎。
澳大利亞科學課程總目標從科學探究技能、人類科學史、科學理解三個相互聯系的維度進行了分述。人類科學史維度是一項比較新的研究,除包含情感態度價值觀外,還包含科學史觀、科學倫理觀等,充分體現了科學史、科學社會學和科學哲學教育思想。
《澳大利亞科學課程標準》把科學學習分為四個階段,考慮到10項一般能力,科學課程中涉及8個,包括文字認知、數字認知、信息與交流技術、思考能力、團隊合作、道德行為、創造力和自我管理,與三個跨課程方面(即原住民歷史和文化、亞洲文化及澳洲與亞洲的交流、可持續性),如何促進科學教學,并在教學中得到提高。
《對科學探究教學的界定》,張杰藝 郭玉英 范佳午,載《課程·教材·教法》2011年第7期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探究綜述項目”在開展研究時,為篩選每項具體研究是否屬于探究教學研究的范疇,以及描述各項研究中探究教學實施的不同,制定了探究教學的操作定義和簡單的分析框架。(見表1)
該框架由三個部分組成:1.判斷教學內容的類型:如果教學內容不在I所列內,則不是科學探究教學。2.判斷學生參與的方式:學生至少要以表中所列的一種方式參與到學習中,但只有參與是不夠的,在參與的過程中,必須還要體現探究的元素。研究者將學生對學習的責任、學生主動思考、學生的動機稱為探究的元素。3.判斷教學的組成部分以及在每個部分中探究元素的體現程度,分為“不重視、重視、很重視”三個層次。
《關于學習進展序列的研究》,韋鈺,載《中國科技教育·腦科學與科學教育》2012年第3期
以學生學習沉浮現象、建立物體密度概念為例:了解小學科學教育的教師都知道,孩子很喜歡水。不管是玩水,還是自己學游泳,孩子從小就會接觸到沉浮現象。但是教師也都知道,建立密度的概念是小學階段科學教育中的難點,也一直是科學教育研究的熱點課題。皮亞杰認為:建立為什么物體會沉浮的解釋,孩子需要經歷4個主要的階段。第一階段(4-5歲)孩子解釋沉浮的原因是道德上的,如“這塊石頭聰明”。第二階段(5-6歲)認為重的物體會沉,因為物體重,表示強大,用的是擬人力量的解釋,而非客觀的原因。第三階段(6-8歲)開始找客觀的原因。第四階段(9歲以后)開始把重量和容積聯系起來,才可能逐步建立密度的概念。這就是皮亞杰提出的兒童獲得密度概念的進展序列。
皮亞杰理論的問題在于把這種進展序列看成是兒童天生具有的過程,不受到文化和社會背景的影響。他的這個觀點被實踐和腦科學證明是錯誤的。兒童,乃至沒有接受過良好科學教育的成年人,都會對沉浮現象有許多錯誤的前概念。這些錯誤的前概念,不經過精心設計的科學教育,是很難改變的。而有了好的教育方法,兒童才能夠較早地建立正確的概念。
威爾遜等用漸進的變量來描繪學生對沉浮概念掌握的進展過程,一共分為9個等級。作為一個例子,它說明不同的科學概念可以分解成隨著時間進展而發展的詳細過程。在給出的學習進展序列中并沒有像皮亞杰那樣給出年齡的階段。因為,根據社會建構理論和腦科學的研究,已經證明學生的學習進展的進度各不相同,既與先天的條件有關,更會受到后天文化和社會條件的影響,語言和教育就是一個重要的學習背景。
《關于科學教育的若干思考》,張英光,載《中國科技教育》2012年第8期
前不久,《科學美國人》雜志刊出一篇題為《美國科學教育之痛》的重頭文章,詳細講述了美國科學教育的當下困境:長期以來,由于種種原因,“重文輕理”和“重商輕理”在美國十分盛行。在基礎教育中,理科教育成了薄弱環節。由于待遇不夠好且得不到足夠的發展機會,美國很多理科教師紛紛跳槽轉行,以至于今天的美國,為孩子實施科學教育的,大多是沒有接受過科學訓練的老師。因此,這些老師培養出的學生,在科學素養上顯然存在“天生缺陷”。
上至總統奧巴馬,下至各位政要均宣稱,美國在科學和數學教育上的頹勢將對國家未來競爭力產生嚴重威脅。
為此,奧巴馬提出要向美國教育部門輸入一批朝氣勃勃的優秀人才。他開出的處方是:在2020年前培養100000名高水平的數學與科學教師,并將此項工作列為國家重點任務之一,同時提高所有50個州的科學與數學課程標準。
三年來,我國人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的工作已經獲得了輝煌的成就,現在全國人民正以忘我的勞動和興奮的心情來迎接行將到來的國家建設的高潮。當我們面臨國家建設高潮的時候,我們首先便感到現在我國科學技術干部,無論在質的方面和量的方面,都遠遠落后于國家建設的要求。科學技術人才的培養成為當前的急務之一。今年暑假后,又將有幾萬畢業于中學的青年們走進高等學校學習科學技術,這將為我國將來的建設工作增加一支生力軍。
有些青年,對于學習專門技術很重視,但對于進理學院,學習研究基礎科學的重要性,認識不夠,因而興趣就比較淡薄。有的甚而覺得這可能用處不大,出路不廣。這個問題是涉及到對國家建設,對科學的認識的,我們現在就對這個問題作些解釋。
我們國家的建設工作,包括經濟建設,也包括文化建設。我們不能想像一個國家的人民只有豐裕的經濟生活而可以不要健康充實的文化生活內的。在文化建設中,科學研究工作,是一項很重要的任務。由于有了科學的研究,使我們能夠發見、掌握了自然規律,從而能不斷地改進生產技術,發展國家的生產力,推動了經濟建設的進行。同時,由于科學的發達,我們加深了對自然界的認識,增進了控制自然界的知識,也就是提高了人民的文化水平,我們就不再是自然的愚味的奴隸而是自然的主人了。所以說“科學,按其本質來說,是精神文化的最重要的成分,它為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服務。”(加馬利、康士坦丁諾夫:科學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見學習譯叢一九五二年第三號第五十四頁)。我們如果把國家建設工作短視為只限于生產的改進與發展,而不重視基礎科學的研究工作,那是不全面不正確的。
再進一步看看,任何近代大規模的生產技術要是沒有科學的研究與發明來作基礎,那也是不能想像的。所以說“近代大生產是以自覺運用自然科學的成果為基礎的,它要求人們研究物的機械、物理、化學等特性,科學地分析和綜合工農業的一切生產實踐。”(見前書第四十九頁)。難道我們可以想像沒有馬克司威爾的電波學說便可以有近代的無線電的出現。沒有門德列也夫的元素周期律和原子分子的學說而可以有近代高度發展的化學工業,沒有居里夫人關于放射元素的研究,也可以有近代原子能工業嗎?再有一個明顯的例子,在蘇聯,因為有了巴甫洛夫在生理學上的成就——高級神經活動學說,于是在醫學技術上,今天就有了基本的革新,甚至教育學和畜牧醫學在應用上也都因為它的影響而有了新的進展。可見任何一種應用技術的革新沒有不是由于科學研究上的發明發現而引起的。理學院中關于數學、物理、化學和生物等基礎科學的學習與研究,對于國家生產技術的發展與提高來說,對于國家全面建設來說,不僅是需要的并且是很為重要的。
那么為什么還有一些青年對于投考理學院有顧慮,怕學了沒有“用”,沒有“出路”呢?那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國過去由于長期帝國主義的壓迫,反動階級的統治,我國生產力的發展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的。科學工作要是沒有社會生產上的需要是不可能發展的。于是從外國移殖過來的一點一滴的科學工作,也由于得不著滋養而日漸成為脫離實踐、日漸萎縮的東西了。畢業于理學院的學生和從事于基礎科學的研究工作者們除了教教書外,就根本沒有充分的條件,去很好地進行研究,以使自己對于國家、對于人民作出很多貢獻;甚至有的由于“用非所學”“用非所長”,就不得不半路改行了。這樣就自然造成所謂理學院沒有出路的現象了。但是我們不能忘記今天我們祖國大地的一切是完全改觀了。基礎科學研究工作沒有出路的那種不合理的現象是隨著反動統治一去不復返了。今天在經濟建設工作中,要改進發展生產技術,立刻就需要基礎科學研究工作來指引、推進。而在文化建設工作中也更需要我們有更豐富更正確的控制自然的智識來提高我們的文化水平。特別是在的號召下,我國科學工作者們正在進行思想改造,克服了過去脫離實踐的學院式工作作風,使科學工作更能指導工農業生產的實踐,這就為我們學習基礎科學的青年們準備了又一個更好的條件。
選人用人關系到黨的干部隊伍建設,關系到人心向背,是干部群眾和社會對組織工作關切的核心所在。構建以制度體系為基礎、以科學化的工作方式為保障的選人用人機制,是提高組織工作滿意度的關鍵。
必須夯實制度規范這一基礎
總書記指出:必須始終把制度建設貫穿于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和反腐倡廉建設中。制度是根本,提高選人用人的公信度,必須以健全的制度體系為基礎。在制度體系的健全和完善中,要準確地把握制度體系的點、線、面要素以及制度所覆蓋的基本內容和制度運行的關鍵環節。
要把握制度體系的核心點,關鍵是在制度之中能體現核心要素選干部。一是思想品德、業務能力、綜合素質構成的基本標準。德為先是思想基礎,能為上是工作基礎,學為重是素質基礎。二是實際履歷、個人情況、崗位需求構成的條件標準。真正注重實際工作表現,并與個人學識修養、崗位結構搭配相兼顧。三是群眾認同、干部認同、上級認同構成的工作標準。能夠將群眾擁護和組織信任的人選出來。中央對干部選任有總體要求和《干部選任的條例》,需要在實踐中結合本單位的具體情況,制定實施辦法并加以落實,但必須準確掌握其核心要素。
要把握制度運行的主要線,關鍵是在制度之中能體現規范環節選干部。一是制度體系的程序節點之間是連貫的。干部的選任,從群眾測評、自薦和推薦、考試答辯、公推或競聘,到組織考察、紀委反饋、差額票決、公示任用、廉政談話等,必須保證確定的流程線都要有相應的制度約束。二是制度體系的主線是清晰的。如群眾測評有分析,體現科學定性和定量;選任方式要公開,盡可能讓大多數群眾都能知曉;組織考察應全面,能夠真實反映被考察者德、能、勤、績、廉的情況、擔任干部的適合度以及個人特質;會議決策需民主,黨委在選任干部中實行差額考察和差額票決制等。
要把握制度覆蓋的主要面,關鍵是在制度中能體現科學機制選干部。一是選人用人的工作機制有不同的層次。在總體要求上,制定既符合中央要求,又體現學校實際的有針對性、適應性的方案;在選拔方式上,采取進一步擴大競爭上崗范圍和公開招聘的措施;在選任程序上,規范民主推薦、考評答辯、差額考察、紀委函復、任前公示、票決確定等要求。二是選人用人的機制有較寬的覆蓋面。要完善干部在崗的學習培訓制度,落實干部試用期、回避、報告事項、廉政談話制度,落實干部履行職責的常態化考評機制,建立后備干部的培養機制。三是監督的配套機制。嚴格執行“一報告兩評議”,做好干部述職述廉、離任審計等,將4項監督落到實處,并建立紀檢、審計、財務等有關部門的聯席會商機制,加強干部常態化監督。
只有按照中央要求,并將各個單位具體實施的方法以制度的形式予以確定,才能打牢選人用人的工作基礎。
必須堅持正確導向這一根本
做好選人用人工作,要通過制度和機制形成正確導向,匡正選人用人的風氣。需要我們思考的是,如何以制度和機制解決“怎樣選人,選什么樣的人”的問題。選好人既要在制度層面保證選人的要求,也要在實際做法中體現選人的作風。中央提出,讓能干事者有機會,干成事者有舞臺,不讓老實人吃虧,不讓投機鉆營者得利。有良好的選人用人風氣,從干部角度講,能夠激勵干部,讓其工作感到舒暢;從群眾角度講,有利于增加群眾對組織部門的信任和對干部的支持。在實踐中要把握好5點:一是制度和機制要確保選人用人的正確導向,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德才兼備、注重實績、群眾公認的干部選任原則,通過民主推薦、競聘上崗、公開選拔、群眾參與等方式,擴大選人用人的民主范圍,拓寬選人用人的視野,摸得準、看得準、選得準。二是工作方法要確保選人用人的民意基礎。讓群眾知情、參與,將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落實到選人用人的實際工作中。加強民意測評,讓民意反映干部的德才,讓群眾評價干部的政績,將大多數群眾的意見作為干部履職評價的主要依據,作為選人用人的依據。三是監督體系要確保選人用人的公平公正。領導干部的提名權要有制度,組織、紀委部門要加強經常性溝通,確保投機者選不上以及防止干部帶病上崗,嚴肅處理跑官、要官和拉票賄選行為。四是崗位任職中要體現干部的輪崗交流。干部輪崗交流,反映在高風險崗位規避、多崗位鍛煉、干部的合理調整等幾個方面。要注意把群眾反映好、工作能力強、政治素質硬的干部選拔到重要崗位,也要注意與長期在弱勢崗位工作的干部加強交流。五是組織干部自身要行得正。要思想上講黨性、工作上重品行、行為上作表率,深入基層、了解民意,掌握干部思想動態和工作表現,敢于堅持原則,真實反映情況,勇于抵制不正之風。
干部選任的導向,是群眾和干部評價滿意度的風向標,只有在選人用人的實際工作中,最大程度地依靠群眾,才能風清氣正,做到讓組織放心、讓群眾滿意。
必須提高科學水平這一要求
做好選人用人工作,貫徹中央提出的堅持民主、公開、競爭和擇優,必須落實在干部選任的整個過程,即做法要反映民主、過程要實現公開、選拔要體現競爭、目標要達到擇優。只有延伸和拓展實際工作的每一環節,才能真正意義上實現民主、公開、競爭和擇優,提高選人用人的公信度,提高組織干部工作的滿意度。
客觀地說,干部工作長期以來有一套嚴謹的工作流程,但在如何聽取多數人的意見,避免個人或少數人說了算,以及集中群眾的認可度方面,尚需要提高科學水平。堅持民主,就要從初始的人選推薦、擬任干部的遴選到考察聽取意見、干部任用的決定等,全面增加群眾和干部的參與度,并實行干部選任差額票決制,避免以少數人意見取舍,制衡“一言堂”。堅持公開,就是讓更多的群眾從一開始就知道,缺什么崗、崗位條件和職責是什么、怎樣選人等。對干部選任中的一些環節,要盡量多場合加以公開,可以借用媒體、內部信息渠道和一些現代科技手段,讓本單位的大多數干部群眾了解組織上選人用人的工作要求、工作步驟和主要信息,并建立暢通的意見反映渠道。堅持競爭,就是形成比較性選人。干部選任實行競爭上崗,實際上是改變了干部的提名權,讓可能原本不在視野里的人和更多優秀的人參與。體現競爭,要將崗位公布,鼓勵更多的人報名,進行差額考察、差額票決等。堅持擇優,就是按照中央要求,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風上過得硬、人民群眾信得過的干部選拔上來,這也是干部選任的最終目的。
個人簡介:劉兵,男,1958年生,1982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物理系,1985年畢業于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現為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政府特殊津貼享受者,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學術委員、兼職教授,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科協清華大學科技傳播與普及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是科學史、科學文化傳播、科學技術與社會等。出版有《克麗奧眼中的科學》等專著6種,《劉兵自選集》等個人文集7種,《超導史話》等科學史與科學文化普及著作4種,譯著7種,發表學術論文120余篇,主編有《科學大師傳記叢書》等多種叢書、教材和讀物。
摘 要:本文提出在基礎科學教育中可適度利用涉及科學問題的文學作品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落實新課標所倡導的情感、態度、價值觀這一維度的教學目標,并例舉分析了幾部較有影響力的西方暢銷小說,指出其中所涉及的科學問題,以及如何去理解和把握其中的科學理念。
關鍵詞:科學教育;文學作品
在中學的基礎科學教育中,為了實現新課標所提出的教學目標,特別是關于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的維度,可以利用各種輔助性的教學方式來進行有效的教學。在這當中,一些在傳統教學中不被重視甚至幾乎被完全忽視的教學資源,如果恰當地利用起來,也可以取得很好的教學效果。
在科學教育中,對科學的本質、科學技術與社會關系的教學,由于以往被強調不夠,教師經常會感覺在教學內容和資源等方面有困難。就此來說,一些目前在國內已經出版了中譯本的西方暢銷小說,因其涉及到與科學有關的話題,而且,更多地反映了一些國際上比較流行的對于科學、技術其及本質和與社會之關系的見解,就是一類既能引起學生的興趣,又能滿足特定教學要求的素材。倘能適當地在教學中引進、利用這樣的素材,完全有可能讓學生在愉悅的學習中,掌握一部分相關的知識并進行有益的思考。
這樣做的關鍵,是對適當的文學作品的發現和對其有關科學之理念的理解與把握。在這樣的基礎上,可能的選擇還是很多的。在此,可以例舉若干部較有影響的作品作一簡要的分析和討論。
在一些早期的西方文學作品中,我們可以舉《美麗新世界》和《1984》這兩本書為例。20世紀上半葉,科學在世界上還是突出地以非常正面的形象來傳播,科學技術的一些負面的效應還沒有充分表現出來的時候,就已經有一些作家非常難能可貴地表現出了先見之明,在其作品中討論了相關的問題。
《美麗新世界》這本赫胥黎的經典作品,寫于上個世紀30年代,現在國內已經有了好幾個中譯本。在那個時候,赫胥黎就已經非常有先見之明地探討了科學可能給社會帶來的另一種影響,即生育技術,這樣的意識是非常超前的,甚至于我們現在激烈爭論的生物技術的問題,在其書中就已經有了類似的影子。他利用當時可以得到科學技術的進展,構想了一個特殊的極權社會,這個社會把科學技術的各種先進手段都運用起來,在對其成員從出生起,就進行著有目的的培養,把人分成不同的階層,如阿爾法、貝塔、伽瑪。與此同時,為了避免不同的社會結構帶來的沖突,作者設想這個社會還保持著文化專制。比方說,對一些傳統文化像莎士比亞的戲劇等都是禁書……。在這本書中,就我們這里所關心的話題來說,最關鍵的是赫胥黎設想中,利用可以想象的科學技術手段來維持這樣一個作者顯然是對之采取批判態度的社會。作家所要反思的一種是社會體制,一種就是利用科學手段對體制的保證。
類似于這部反烏托邦的經典著作,另一部可以提及的小說,就是那本非常著名的寫于1948年的《1984》。以往人們不會把它算作跟科學有關的書,而更多地放到政治幻想小說的分類中,把它作為一本政治小說來讀。這部書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力是很大的,當然首先的影響也是來自于它對于政治社會的構思。但是,這部小說在其精彩的描述中,其實也還涉及到對于那樣一個專制社會的技術支撐條件的設想,甚至于帶有了某種科幻的意味。比如說,人受到監視,所有的地方沒有自由、沒有隱私,甚至在自己的房間里都要躲著監視器(即小說中的“電幕”)。在1948年時,技術還不像今日那樣發達,但作家在描述一種社會政治結構中發生的種種故事時,其實是很有預見地設想了可能利用的科學技術手段,即使當時這樣的手段并不完善。作家的想象力和科學技術的思考和價值判斷是非常值得后來人重視的。在當下,不是已經有人在討論監視器這種技術手段的普遍應用與個人隱私之關系等倫理性的問題了嗎?
除去這些較為早期的經典作品之外,如果我們直接跨入20世紀90年代,我們更會發現,一系列的小說更加有針對性地在思考著科學的問題。
很有代表性的美國暢銷小說作家克萊頓的一系列作品,就是典型。其中,在公眾中,其最有名的作品,就是最初以小說形式問世的《侏羅紀公園》了,當然,由于這部小說后來被改編成電影(其實他的每部小說幾乎都被拍成了電影),由于電影的傳播,其影響力超出了小說。后來沿著類似的思路、圍繞著同樣的主題的續篇《失落的世界》亦是如此。
拋開《侏羅紀公園》中那些至少在邏輯上似乎成立、與當代科學發展有某種關系的幻想性細節不談,僅就其思想性而言,在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背后,也有許多非常值得人們思考的內容。
小說的作者體現在其作品中的一個非常清晰的意識,即作者所要講述的,實際上是人和自然的關系的問題。那個設想由人類造出并放養了恐龍的孤島是一種自然,人們在這個孤島上用人工的方式復原了幾千萬年前存在的恐龍,重新建造了一個人工的自然界。但作者又認為,這樣一個自然界是不可能穩定的,雖然小說中的某些人以為可以控制這樣的自然,但是這實際是一種幻想,而作者立論的根據,又放回到某種科學的邏輯里。在這本書中,作者大量采用了一些科學前沿的東西,典型的就是混沌理論。曾有人說這部作品所傳達的混沌理論這樣一些科學前沿概念,要比很多科普作品效果好得多。此小說中有一位主人公,是可以視為作者代言人的名叫馬爾科姆的數學家,他就根據自己的研究而預言:這樣一個人為的自然系統肯定是要出問題的。
從近代科學創立的時代起,人類有一種對自己能力的自信,從哲學家培根開始,就提出了一個非常有名的口號:知識就是力量。后來有人重新解讀,譯為知識就是權力。人們一直有這樣一種觀念,一種所謂人類中心的觀念,有一種人類對自己能力夸大的想象,認為人們可以控制自然、可以改造自然,可以把握人們創造的自然,這種認識是近代科學創立以來特別是近代工業革命以來人們一直不斷地主流地所持有的一種看法,直到后來很多問題的出現,使人們開始反思,我們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做到這一點?過去我們在中國不是也有這種傳統嗎?的時候口號不是“人定勝天”嗎?這種概念無論是基于想要依賴科學技術手段還是政治意識形態的信念,都是認為可以由人的意志來改善自然界和控制自然界,但是后來人們發現這樣的信念也許是有問題的,或者說,對自然的控制有時候也是會出問題的。從《侏羅紀公園》到《失落的世界》,正是反映出這樣的一種思想。
相應地,在當下我們的現實中,當我們為人與自然的關系而爭論,為一些涉及人與自然的關系的事件或問題而爭論,如像有關人類是否應“敬畏自然”的討論,關于水利工程的討論(在《侏羅紀公園》就真的提及到阿斯旺水壩的事例)等,如果把這樣的小說結合在科學教育中,也許會提供給學生更多的一些話題、思路和素材。
在這里,還可以再舉一個近來非常走紅的典型的作家的例子,即著名的《達芬奇密碼》一書的作者丹?布朗,他因《達芬奇密碼》而知名,但其另外幾本作品其實都是跟科學有關的,比如說像《數字城堡》、《騙局》、《天使與魔鬼》。
《數字城堡》涉及到的是密碼、信息、超級電腦的問題,當然內容也包括恐怖主義、政府的電腦信息系統的研制開發等等情節,但關鍵在于,它提出的問題是:如果能夠研制出萬能解密機,那么,在這種有可能性的技術發達情況下,人類的隱私何在?
關于個人隱私,像這樣的反思,或者是像生物技術的應用等所帶來的沖突,在學術界也已有所討論,此小說只是通過生動的故事情節,把這樣的科學發展的倫理性問題具象化。這里仍然把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應用,與人和社會的發展的沖突的問題作為關注的核心。
在《騙局》這本書里,涉及到的也是一種科研倫理的問題。作者設想的情節是,出于政治的需要,政府的有關機構和官員也居然會在科研的問題上作偽。像這樣的問題,在我們關注科研道德的時候,當然也是有借鑒思考價值的。
在丹?布朗幾部小說中,我更愿意強調的是《天使與魔鬼》這本書,因為這本小說把敘述的焦點放在一個科學與宗教的環境之中,在仍帶有幻想性又有一定科學依據基礎的故事情節里,反映了科學與宗教的沖突。書中,教皇內侍在危急的時刻的長篇演講幾乎就像是一篇在討論科學、宗教和人性之關系的論文。其中提到的一些很有意味的問題就是,僅僅靠科學我們是否能夠很理想的生存?能夠滿足我們所有的物質需求的前提下,科學是否能夠同時滿足我們的精神需求?在我們掌握了非常先進的一種具有威力的手段和技術的前提下,我們的道德是否也已經進化到了有能力足以能夠控制把握這樣一種技術發展的相應的程度?
如果僅就近幾年來被譯成中文的國外暢銷小說來看,其實還可以舉出許多其他涉及對科學的反思這一主題的優秀作品,像《諾貝爾的囚徒》、《羚羊與秧雞》、《獵物》,等等。這里就不一一再例舉了。
總之,本文只是想提出這樣一種可能的設想,即如果在學校的基礎科學教育中,適度地利用涉及到科學問題的文學作品,完全是有可能在引起學生學習興趣的同時,更容易達到新課標所設定的某些教學目標的。
“證”是機體在疾病的發展過程中某一階段的反應狀態。中醫病證結合動物模型已被視為實現中醫藥規范化,客觀化乃至科學化的重要環節。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基礎醫學研究所劉建勛研究員首先提出了病證結合動物模型擬臨床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其研究團隊以冠心病作為切入點,采用多因素、多靶點的方法干預模型動物的生理過程,建立了冠心病痰瘀互結證小型豬模型,利用模型動物的特點和優勢,深入分析疾病證候的現代機制和生物學特征,進行治療相關病證中藥新藥的研究與評價。相關研究成果在本刊連續5期相繼發表系列研究論文,得到了廣泛的反響。以下是中醫藥學不同研究領域的著名專家分別表述個人觀點:
王慶國(教育部“證候與方劑基礎研究重點實驗室”主任,北京市“證候與方劑重點實驗室”主任,北京中醫藥大學原副校長,中國民族醫藥學會副會長):中醫疾病病機演化規律是一個動態的、復雜的過程,它隨著外界環境的不同而發生變化。隨著現代醫學的發展,對傳統中醫病機的認識逐漸向微觀化方向發展;同時對病機的病理生理機制研究在微觀上、深層次上認識機體生物活動特點,更加準確的揭示病機演化的本質,促進達到宏觀辨證與微觀辨證的統一。在《中國中藥雜志》2013年第38卷23期發表的“小型豬痰瘀互結證冠心病“痰、毒、瘀”病機演變規律的實驗研究”一文中,作者首先采用模擬臨床冠心病危險因素的方法,將高脂飲食與冠狀動脈血管內皮損傷二者有機的結合建立中國小型豬冠心病痰瘀互結證冠心病模型,并進行病機規律的分析以指導臨床診療。通過對血脂代謝、炎癥反應、血液功能動態變化的分析提示,單純的痰證、瘀證或毒證都不足概括冠心病痰瘀互結證病機的發展規律。可以認為冠心病痰瘀互結證的病機發展規律在于“由痰致毒、致瘀,痰毒瘀三者互結,損傷心脈,氣血運行不暢,發為心痛”。擴展了中醫胸痹的病機認識。此研究采用現代醫學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從微觀角度分析冠心病病理機制,并結合對中醫傳統致病因素的認識,提出了冠心病痰瘀互結證“痰-毒-瘀”的病機演變規律,其思路和方法都值得借鑒。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所研究的病證結合動物模型的病理生理及客觀檢查指標的變化應與臨床相關病證密切相關,否則對病機的微觀分析將毫無意義和價值。
史大卓(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副院長、主任醫師):轉化或轉換醫學(translational medicine)是近年來國際醫學健康領域出現的一個新的學科,即從實驗室到病床(bench to bedside),再從病床到實驗室(bedside to bench),實現“基礎-臨床”循環往復的研究模式,簡稱為“B-to-B”。B-to-B模式不僅應用于疾病的診斷與機制研究中,同樣也運用于新藥研發過程。在轉化醫學過程中要求基礎實驗動物模型是有多個方面與臨床相關疾病相似的病理改變,相似度越高則由實驗室轉化臨床的效率就越高。因此,對實驗動物模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國中藥雜志》2014年第39卷第3,4期發表的“痰瘀同治方對痰瘀互結證冠心病小型豬心功能的改善作用”,“痰瘀同治方對痰瘀互結證冠心病小型豬心肌組織的保護作用”2篇論文,實驗不僅采用臨床冠心病危險因素的方法作為致病因素,并且在模型評價過程中以臨床冠心病診斷的方法為中心,通過心肌酶譜、心臟超聲、無創血流動力學分析觀察實驗動物冠心病心臟結構和功能的改變。這不僅為冠心病的臨床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實驗載體,同時也使中藥新藥臨床前評價的數據和結論更有臨床參考價值,縮小實驗研究向臨床轉化的距離。因此模擬臨床的動物實驗研究,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研究方向,特別是在中醫藥領域。此研究所建立的中國小型豬冠心病痰瘀互結證冠心病模型也值得推廣和廣泛應用。
呂愛平(中國中醫科學院首席研究員,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院長、講座教授):辨證論治是中醫認識疾病和治療疾病的基本原則,體現了中醫學對疾病診斷和處理的特點。隨著現代醫學科學的發展和中醫臨床實踐的深入,如何將疾病證候的變化特征以更客觀的現代醫學實驗室指標來闡述,還需要大量細致的工作。但是在基礎實驗研究中,通過建立與臨床相關疾病證候相似的動物模型,并以病證結合動物模型為研究對象,分析證候發展過程中客觀實驗室指標的改變將有助于證候本質的認識,辨證與辨病結合,宏觀辨證與微觀辨證的結合;同時也進一步提高基于證候分類的疾病治療療效。在《中國中藥雜志》2013年第38卷24期發表的“痰瘀同治方對冠心病痰瘀互結證小型豬模型中醫證候評分的影響”一文中,實驗的設計和思路比較新穎、獨特,實驗采用模型臨床四診辨證的方法并結合現代醫學對中醫致病因素的認識,從體重指數、脂質代謝、血液流變學,心功能和心電圖改變等對中國小型豬冠心病痰瘀互結證進行證候評價,并建立證候診斷標準,基本符合中醫痰瘀互結證的特點。因此以臨床病證特點為參照,根據實驗動物病理、生理情況,將臨床病證的表現通過適當的轉變以應用于動物模型中進行評價,將有助于病證結合動物模型的發展。因此中國小型豬冠心病痰瘀互結證模型的建立促進此方面的研究,而該模型的建立和發展同時也進一步促進疾病過程中證候變化本質的研究。
孫曉波(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用植物研究所常務副所長、研究員):中藥復方臨床前評價的主要目的是為將來的臨床研究提供重要的參考。而病證結合進行中藥臨床前有效性評價的方式收到了越來越多的接納。病證結合動物模型的建立要求具備現代醫學病理學模型和中醫證侯學模型兩方面的特點。但是由于中醫病證結合動物模型目前存在的諸多不足導致中藥復方臨床前評價多采用西醫疾病,或者單純中醫證侯的模式進行。在《中國中藥雜志》2014年第39卷2期發表的“痰瘀同治方對小型豬痰瘀互結證冠心病血液流變性及血脂的改善作用”和“痰瘀同治方對小型豬冠狀動脈粥樣硬化炎癥反應的影響”2篇論著中,則克服了以上中醫模型不足和缺陷,值得推薦。通過高脂飼料喂養和冠狀動脈血管內壁球囊損傷雙因素的刺激方法,建立中國小型豬冠心病痰瘀互結證模型,用于中藥新藥的臨床前評價。在評價方法中,一方面圍繞與中醫證候相關的因素如血脂代謝的異常、血液流變學的異常等進行評價。另一方面以冠心病病理過程為中心,評價中藥復方干預對心肌缺血過程的影響。通過以上兩部分的密切結合,可以全面的分析中藥復方的作用特點。同時也與當前中醫臨床辨證與辨病結合的發展一致,更加密切聯系臨床。不失為一項高起點、高標準的中藥復方臨床前評價研究工作。
[摘 要]從軍事技術發展史的角度分析,基礎科學與軍事技術創新的關系歷經了初級、中級和高級三個階段,即古代時期兩者各自獨立發展,近代時期彼此相互聯系,現代時期的高度融合。關注基礎科學與軍事技術創新關系的探討,對我國依托基礎科學推動軍事技術創新,促進軍民融合發展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基礎科學;軍事技術創新;歷史演變
從軍事技術發展史來看,基礎科學與軍事技術創新的關系經歷了獨立發展、相互聯系和高度融合的三個歷史階段,隨著科學技術一體化的日趨加強和軍事技術體系錯綜復雜,基礎科學與軍事技術創新的關系將更加密切。
1、古代:基礎科學與軍事技術創新的關系處于初級階段
在火藥應用于軍事之前,高頻率的戰爭次數導致冷兵器的種類繁多、內容豐富,但這一時期的基礎科學并不發達,軍事創新主要依靠工匠們的經驗積累和不斷摸索。
就冷兵器的材質而言,冷兵器可分為木兵器、竹兵器、石兵器、陶兵器、青銅兵器和鐵兵器,在這演變的過程中,冶煉技術起著主導作用。在冶煉技術出現之前,人們的武器一般都就地取材,使用木質或者石頭打磨的工具,而金屬銅的出現并有目的的應用戰爭則使武器裝備有了質的飛躍。大約公約前1萬年,石器時代的人們開始認識并使用銅,通過不斷地艱難摸索,掌握了通過制造高溫熱源和去除雜質的冶煉技術。這一時期,化學等基礎科學的知識根本沒有系統的出現,武器裝備材質的創新主要依靠工匠們不斷的摸索實驗,“最初控制燃燒溫度的知識被看做一股神秘的力量,隨后人們才逐漸認識到,那些不過是知識和技術的應用而已。幾乎可以肯定,同樣是靠著運氣和反復試驗、反復失敗,金屬制造最終獲得了飛躍式發展。”[1]
冷兵器性能優劣的另一個重要影響因素是制造工藝的高低,這取決于工匠技術的經驗積累和技術的熟練程度。最初,工匠通過模仿自然界的實物形狀來制造兵器,并不需要科學知識的指導,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也說過,“人最初的認識是從模仿中得來的”[2],模仿在武器裝備的創新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如“戈的形狀豐本銳末而微曲,如同鷹嘴獸角,用以鉤挽和啄刺敵人”[3]。通過模仿,工匠們可以制造出各式各樣的冷兵器,而且由于工匠們的經驗技術的不同,同等質料的兵器在性能上也會大相徑庭。1965年在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踐劍雖埋藏地下2300多年,仍然光潔如新,寒氣逼人,鋒利無比。在《吳越春秋》中也有干將莫邪鑄劍的記載:“干將,吳人;莫邪,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莫邪斷發斷指爪投入爐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邪。”可見,古代工匠的鑄造工藝決定了武器性能的優劣。在基礎科學尚未系統出現的古代冷兵器時期,基礎科學與軍事技術創新的關系較弱,工匠的經驗技術水平對武器裝備的創新起到了主導作用。
2、近代:基礎科學與軍事技術創新的關系處于中級階段
14~15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促進了近代科學的形成與發展,以實驗材料和邏輯推理為基礎的研究方法,指導人們更好的認識世界,探索事物的發展規律,數學、化學、物理學等基礎學科獲得了較快的發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新理論、新知識,這些基礎科學的突破往往帶來軍事技術創新。
在近代科學形成之前,火藥就已經被認識和使用,最早關于火藥的記載可以追溯到公元8~9世紀,當時的煉丹家已經知道炭、硫、硝三種混合物的性質,并在宋代第一次運用于軍事的記載。但是直到14世紀末出現的明火槍,也是因為射速慢、射程短和準確性差,沒有產生重要的軍事影響。從火藥的發明到14世紀輕火器的出現,在將近6個多世紀里,火藥的性能將一直沒有顯著地提高,軍事效能并不理想,直到15世紀發明了粒狀火藥后,這種狀況稍有改觀。然而,真正滿足軍事需求的高爆炸藥的發明,則是近代科學尤其是化學發展的產物。18世紀拉瓦錫氧化學說的提出,開啟了化學革命的大門,使人們對物質和物質的變化從定性的樸素認識進入了定量的研究;19世紀初道爾頓的原子論闡明了化學變化的統一理論,從而有力地推動了化學的新發展;19世紀60年代,門捷列夫創立的元素周期表不僅對化學理論有重大意義,而且對化學工業以及其他工業的興起也有重要的促進作用。從18世紀到19世紀60年代,在不到200年的時間里,基礎化學取得的理論突破使化學工業蓬勃發展,火藥由傳統的黑火藥變為硝化甘油、炸膠、無煙火藥苦味酸和梯恩梯等強力炸藥,使火藥的性能顯著提高,滿足了槍炮對火藥的性能的要求,奠定了現代軍事工業的基礎。
基礎化學的發展為槍炮提供了穩定可靠的炸藥,解決了彈藥動能和殺傷力的問題,但射擊精度的提高還需要外彈道學理論的支持,這離不開數學、物理學等基礎科學的發展。1546年,意大利數學家塔塔格里亞出版了《投彈技術》一書,發現了炮身在傾斜45°時射程最遠。17世紀時,伽利略在大量觀察實驗的基礎上,并結合慣性定律等物理學知識,導出彈丸運動的拋物線方程,并且以其為依據寫出了關于自由拋射運動的著作,用科學的理論解釋了射角為45°射程最遠的事實,標志著彈道學的理論初步形成。從17世紀末18世紀初,牛頓通過介質對運動物體的作用的研究,在《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中四章討論了外彈道學理論,確立了力學定律和微分學是外彈道學問題的理論基礎,成為近代外彈道學奠基人。19世紀戰爭對槍炮技術的要求逐漸提高,槍炮的準確性、射程和威力要求及高精度的射表是外彈道學必須解決的課題,戰爭的現實需要極大的刺激了外彈道學的發展,使外彈道學理論出“井噴式”涌出,如西亞切近似法、彈丸運動微分方程的數值積分法等,這些方法的核心就是微積分理論。微積分在外彈道學中的應用,使外彈道學擺脫了經驗判斷的局限,以“無限細分”和“無限求和”的微積分思想讓運動彈丸的軌跡細分到靜止彈丸點的集合。[4]通過研究每一瞬間彈丸的特征來歸納出整個彈丸運動規律,使槍炮技術成為一門以數學為工具的學科。
3、現代:基礎科學與軍事技術創新的關系處于高級階段
進入20世紀后,科學活動日益從個人或少數人的獨立研究發展成為大規模、有分工,高度組織化的集體,從“小科學”逐漸發展到“大科學”。在科技體制化逐漸形成的“大科學”發展階段,武器裝備創新往往是涉及學科門類眾多、工程技術綜合、管理系統復雜、社會影響巨大的大工程項目,如“曼哈頓工程”、“阿波羅登月計劃”和“星球大戰”。1942年,美國動員了15萬人員,耗費了23億美元,動用了全國1/3的電力,實施了“曼哈頓工程”,制造了首批原子彈。[5]在研制原子彈的過程中,基礎科學與武器裝備創新的關系比以往任何階段都要密切,二者相互融合,一方面表現在物理學基礎理論的突破是原子彈研制成功的理論源泉,另一方面,在解決研制過程中的困難時,“曼哈頓工程”又極大的發展和豐富了物理學的基礎理論。由傳統的以基礎科學推動武器創新為主的單向線性推動模式,轉變為雙向相互推動發展模式。
20世紀初,愛因斯坦提出了著名的質能方程E=mc?,解釋了物質內部能量和質量相互轉化的關系,正是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量子物理學家們積極探索原子內部結構規律,取得了一系列驚人發現,為原子彈的發明提供了理論基礎。1919年,盧瑟福利用鐳放出的“射線”轟擊其他元素,實現了原子核人工嬗變,打開了實現人工核裂變的通道,為人們深入研究核反應,利用核能奠定了基礎;1932年,英國物理學家查得威克在卡文迪許實驗室發現了中子,被當成轟擊原子核的理想“炮彈”,人類找到了打開原子核內部的“鑰匙”;1938年,居里夫人、費米和哈恩等著名的物理學家,在大量實驗的基礎上提出了核裂變理論,為人類開辟一種新的能源。這些物理學的基礎理論的發現被譽為“通往核時代的三個階梯。”[6]
正如“曼哈頓工程”的成功依賴于基礎科學的突破一樣,“曼哈頓工程”也極大的促進了量子物理學的發展,使人們對理論物理學的認識得到了極大的強化,使量子物理學在戰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成為帶頭學科。“曼哈頓工程”集中了當時大量的頂尖物理學家,為學術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臺,“他們有時在國際會議上碰頭,交換意見,有時在聲望卓著的科學刊物上,介紹新發現。一大批這方面的科學家會聚在阿拉莫國家實驗室,形成了一個無與倫比的思想庫”,7這些物理學家們在阿拉莫實驗室進行問題探討,學術交流,將觀眾的焦點集中到共同的目標,極大地推動了量子物理學在短期內的迅速發展。在研制的過程中,有政府出資建立的先進實驗室,也為基礎科學的研究發展提供了優越的硬件設施。此外,從“曼哈頓工程”中總結出來的“大科學”管理模式,被成功地應用與其他基礎科學項目的管理,間接地推動了其他基礎科學的突破與發展,基礎科學與軍事技術創新高度融合。
摘 要 科技場館作為校外科學教育機構,主要是通過展覽教育形式來開展科學教育活動。科技場館的科學教育工作要取得成效,與輔導員的講解質量關系密切。同時科技場館是公眾教育場所,因此區別對待參觀群體開展展品講解顯得尤為重要。本文主要論述輔導員如何針對不同參觀群體開展講解來實現科技場館的科學教育功能。
關鍵詞 科技場館;展品;講解
科技場館的常設展廳一般都會展出一些演示科學原理、定律的基礎科學類互動展品。這些展品通常是按一個主題或學科進行歸類擺放布展,本文探討的是單件展品的講解也不是展品組合的講解。
這些展品是立體的科學教材,觀眾在參觀時能參與進來,他們推拉、吹吼,但是否會讓他們去研究一些問題呢,又或者是有何收獲呢?這就無從得知。科技場館作為一個非正規科學教育場所,盡可能發揮這些展品的教育功能顯得尤為重要,這是科技場館的展品與游樂場的游樂設備之間的區別。科技輔導員針對展品的講解及與觀眾之間的交流是發揮這些展品的教育功能的主要方式。不同年齡觀眾的認知階段和興趣點不一樣,因此講解起到的教育功能也是不一樣的。如果輔導員在作展品講解時,沒有根據不同人群作出不同的講解與交流,那么就很可能成為一次失敗的講解。本文主要探討的是針對三個不同年齡階段群體的講解,不涉及混合群體的講解。嚴格來說,這三個群體還是可以細分的,但由于科技場館不同于學校,輔導員難以準確判斷觀眾的準確年齡,只能作一個大概判斷和大概分類。
1 輔導員針對小學生群體開展的展品講解與
交流
針對小學生群體的講解與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培養他們的科學興趣與增加他們的科學經驗。講解與交流的難點是如何創設情景,增加趣味性,通俗化。
小學生群體有以下幾個特點。
1)按皮亞杰的觀點,小學生群體的認知階段基本上是屬于具體運算階段。在這一階段,他們形成了初步的運算結構,出現了邏輯思維。但思維還直接與具體事物相聯系,離不開具體經驗,還缺乏概括的能力,抽象推理尚未發展,不能進行命題運算。
2)他們對周圍事物有強烈好奇心,并渴望對這些事物尋求解釋,已經形成了關于周圍世界許多方面的
概念。
3)他們通過在校的科學課學習,開始對科學現象有所理解。
4)他們喜歡玩。
根據以上特點和講解目的,針對這個群體開展的展品講解與交流,輔導員可從以下幾點來考慮如何講解。
1)通過創設他們喜歡的情景來吸引他們的注意力,引導他們仔細觀察展品呈現的過程與現象。輔導員可通過講故事、展品擬人化、虛構事件、探討他們感興趣的話題等各種方法來創設情景。在情景中啟發他們對展品現象的思考與交流。這樣有利于增加講解的趣味性。
2)輔導員針對這類群體的講解語言要生動有趣、通俗化。為了達到這樣的效果,寧可講解時出現論述不嚴謹、不全面,甚至出現錯誤。盡量避免使用專業術語名詞、概括性抽象詞語、公式。否則,對小學生來說,講解已沒有任何趣味性可言,根本就談不上培養他們興趣,保持進一步學習的動力了。例如,有件展示渦流現象的展品叫“擺動的環”,在講述時不應該說“導體在磁場中作切割磁感線運動”,他們大部分人還沒有導體和磁感線的概念。可以這樣通俗化地說“小鋁在磁鐵旁邊跑動”,顯然,這樣的表述是不嚴謹、不全面,甚至是錯誤的,但這樣的表述能把事情說得清楚,讓人聽得明白且容易記憶。通過這件展品的講解,他們能增加這么一個經驗就可以了:鋁在磁鐵附近運動,會有電產生,電又產生了磁。
3)輔導員講解過程應引導他們把展品的現象與他們已有的經驗進行聯系并思考。“科學的”概念常常與人的直覺相反,通過這種聯系思考,使得他們的經驗得到擴展。
4)講解尾段,為了保持他們的好奇心,可以引導他們去探究其他展品,也可以引導他們回家做些跟這件展品有關的簡單實驗。
2 輔導員針對中學生群體開展的展品講解與
交流
針對中學生群體的講解與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引導他們綜合運用課本上的知識去分析研究一個系統(展品),從而增進他們分析研究自然事物的能力。講解與交流的難點是如何讓觀眾達到專注的快樂。
中學生群體有以下幾個特點。
1)按皮亞杰的觀點,中學生群體認知階段基本上屬于形式運算階段。這一階段,個體形成了完整的認知結構系統,能進行形式命題思維,智力發展趨于成熟。
2)不同年級的學生由于學習的科學類科目結構內容不一樣,因此掌握的科學概念與知識的程度不一樣,運用科學方法與實驗方法的能力也不一樣。
3)他們比兒時積累了更多的生活經驗,在校學習也積累了很多知識,能夠對周圍事物作出解釋。
4)最新腦科學研究表明,他們這個階段,腦會發生重大變化。這階段是提高人的科學素質關鍵階段。
根據以上特點和講解目的,針對這個群體開展的展品講解與交流,輔導員可從以下幾點來考慮如何講解。
1)很多展品展示的科學原理、定律,如果他們已經在課本上學習了。只要他們看了展品的說明牌,那么這件展品對他們來說只不過是立體的教材或示范性的實驗,看不到虛假的線索、幻想的破滅和失敗。因此,輔導員如果把講解的重點還是放在講述這件展品展示的科學原理、定律,那么估計難以引起他們的興趣,也難以引起他們專注去思考。
2)輔導員講解時,可以考慮把展品作為一個系統,引導他們把展品看成一個系統,綜合運用他們學過的知識,補充他們沒有學過的知識,和他們一起交流與討論。通過這種較為深度的分析研究,引起他們專注地探究和分析,增進他們運用科學方法的能力。例如,展示渦流現象的展品“擺動的環”,輔導員和他們一起操作和觀察后,引導他們分析展品的構造。展品主要構成:架子、帶有鋁圓片的單擺、磁體。這件展品是展示帶鋁片單擺在磁體旁運動的情形,因此可以把它按時間來分割,分析和研究一個運動周期。在整個分析過程中,需要綜合運用單擺周期運動、磁體特性、能量守恒、能量轉換、電磁感應、楞次定律等知識。通過這樣的講解與交流,除了加深他們對已學知識的理解,增進他們沒學的知識,更重要的是領悟一些科學方法。
3)很多展品都趨向于掩蓋科學與技術之間的復雜關系。因此針對中學生的講解與交流,可以適當增加一些這方面的介紹。
3 輔導員針對成年人群體開展的展品講解與
交流
針對成年人群體的講解與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和他們一起重溫學生年代課本上的知識并了解這些知識在實際生活當中的應用。講解與交流的難點是如何讓觀眾重拾在校時的心態和感受。
成年人群體有以下幾個特點。
1)智力發展已成熟。
2)已經接受了較長時間的正規教育,如果不是從事專業工作,在校學到的很多知識已逐漸模糊,但沒有消失。
3)積累了相當多的生活經驗。
根據以上特點和講解目的,針對這個群體開展的展品講解與交流,輔導員可從以下幾點來考慮如何講解。
1)輔導員和觀眾一起回憶在校時學過的知識。
2)重點講解展品展示的原理、定律在生活中的應用。例如上面所述的展示渦流現象的“擺動的環”時,可以介紹渦流制動、電磁爐、變壓器為何要盡量減少渦流電流。
展品講解方式多種多樣,輔導員也應有各自講解特色。一次成功的展品講解就包括以下幾個因素:1)這次講解的教育目的是什么?2)分析觀眾特點再講解。3)能否使觀眾心情愉悅。
摘 要:自2013年初我國大部分地區遭遇霧霾氣象災害,河北地區更是列為“重霾”地區,對于霧霾天氣究竟是如何形成的,為此河北地方政府作出了各項治霾決策,河北地區針對該問題是如何以實踐為基礎,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處理相關社會矛盾的,本文針對以上問題展開相關研究。
關鍵詞:實踐;發展;矛盾
一、導言
馬克思曾說:“人們為之奮斗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相關。”在社會生活中處處充滿著各種矛盾,大部分都是利益矛盾,而矛盾又是事物發展的源泉和動力。目前我國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仍然是社會主要矛盾。但是當經濟利益與生態環境發展產生矛盾時又該如何處理,追求經濟利益、追求物質發展的理論在實踐的檢驗下應該適時做出調整。河北地區在追求經濟利益發展工業化的實踐下基礎下,生態環境出現了嚴重的危機,對此需要用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科學分析方法來尋求經濟利益與生態環境的平衡點。
二、發現問題,霧霾重襲河北地區
自2013年初以來,我國發生大范圍持續霧霾天氣,受影響面積約為143萬平方公里占國土面積的四分之一,重霾面積約為81萬平方公里,包括華北平原、黃淮、江淮、江漢、江南、華南北部等地區,主要集中在北京、河北、山西、山東、河南、遼寧等地,京津冀及周邊地區39個地級及以上城市中,有20個城市發生了重度及以上污染,受影響人口約6億人,當然這些數據與日俱增。
“霧霾”嚴格意義上來說是“霧”與“霾”兩個不同的概念,霧是一種氣溶膠系統由微小水滴或冰晶組成,大量懸浮于近地面空氣中,霧和霾同樣會降低空氣透明度使能見度惡化,但是霧主要是由空氣中的水汽凝結升華而成,而霾則是由空氣中的灰塵、硫酸、硝酸、有機碳氫化合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顆粒物等組成,這些污染性的有毒顆粒物與霧氣結合在一起讓空氣瞬間變成灰蒙蒙的毒氣,將陰霾天氣與霧并為災害性天氣現象統稱為“霧霾天氣”。
三、分析問題,河北重霾災害成因
對于“霧霾”究其原因概括為兩點,一是有利于霧霾形成的氣象條件,二是造成霧霾氣象災害的罪魁禍首也就是人為因素。之所以河北地區成為重霾之地,是由于該地區地勢平坦,經濟發展迅速,為追求經濟利益,大片植被被砍伐開墾成農田,農田又大量使用化肥和農藥。在這些改變的大環境和大氣候的交互作用下河北省環境狀況持續惡化,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一是荒漠化危害的面積大,2008年相關數據顯示,河北省荒漠化土地面積272萬hm2,占國土面積的14.5%;在全省138個縣(市)中,有114個縣(市)不同程度存在沙化現象。二是荒漠化面積增加的速度快,河北省土地荒漠化的面積已由建國時的122.6萬hm2猛增到2000年的272.0萬hm2,50年間增加了1.22倍。三是地類復雜、沙源豐富河北省是全國地類最復雜的省份,有高原、山區、平原和濱海。復雜的地類,除了帶來迷人的景觀,也存在發生荒漠化的潛在危險。
“兩高”產業集中也是河北能夠產生十大污染城市的原因。像鋼鐵、建材、石化等都是河北省的主要產業,這些產業大量排放出煤煙、顆粒物環繞河北地區上空,北方地區冬天幾乎全民燃煤取暖,普通家庭一冬天就要燒掉將近兩噸煤,一些家庭還使用燃煤爐做飯,單這一項一個冬天家庭日常使用燃料所釋放的顆粒和廢氣也不得不引起重視。
可見河北地區成為重霾之地的根本原因是一味追求經濟利益和個人利益,忽視了生態環境的保護。通過不斷的發展工業,生產建設,河北地區的經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日趨改善。在嘗到了經濟利益帶來的好處后,忽視了經濟發展這把雙刃劍也會帶來傷害。
四、解決問題,河北狠抓生態建設
黨的十八大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由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位一體”拓展為包括生態文明建設的“五位一體”,這是總攬國內外大局、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一個新部署,更是當前應對霧霾氣象災害的必要保障與措施。經過多年的發展經驗和如今的環境污染教訓河北地區人民更加深切的體會到協調生態需要與經濟發展需要的關系的重要性。經濟發展和生態需要二者都既是現實需要也是長遠需要,二者必須相結合相融合,從長遠的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發展經濟維護生態建設,然而個人認為當前情況下生態環境建設應該先于經濟建設考慮,因為當前不僅是河北地區甚至于全國大部分地區都存在嚴重的生態環境污染破壞問題。
河北地區為治理污濁的霧霾天氣各級政府制定了各項政策,首先針對燃煤方面進行了一批煤改氣工程,拆除了一大批小鍋爐、茶爐、爐窯等,大部分居民小區的地暖和水暖都改造成氣暖,新建的小區一律采用集體氣暖供應。同時還要求完成除塵設施升級改造火電燃煤機組14臺,共涉及19家36臺燃煤機組的除塵設施改造。
作為全國鋼鐵產能最大的省份,河北今后5年內將以“壯士斷腕”的決心和力度,全力防治大氣污染。河北提出了5年內削減鋼鐵產能6000萬噸的目標。著眼于削減產能、控制污染,河北在最新出臺的《河北省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實施方案》中提出,到2017年,全省“減鋼”6000萬噸的目標,煤炭消費量比2012年凈削減4000萬噸。
治霾力度的加大帶來了空前的壓力,即民生壓力和自身發展壓力。就單從在線監測系統一項來說就耗費上千萬元的建造費以及后期昂貴的維護成本,這讓許多企業吃不消。慶幸的是壓力也可以轉為機遇,中央首次如此具體頻繁的關注河北經濟結構轉型,也表示河北要把調整產業結構作為河北發展經濟的主攻方向,做大做強做優先進制造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河北五年內削減煤,壓減鋼,任務極其艱巨,也是勢在必行,迫在眉睫。河北應該胸懷全局,通過消化、轉移、整合、淘汰等方式,打好調整經濟結構、化解產能過剩這場攻堅戰。因此如何在霧霾這把雙刃劍下抓住機遇,也是河北地區需要思考和把握的。
五、小結
作為決策者要有科學的預見能力,對未來的預測、關注和把握需要從系統整體出發。“從這個系統的整體最優出發,既要考慮到組成這個整體的一切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同時還要考慮到這個整體與外部環境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關系,采用各種分析工具和方法,對系統整體與要素進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在決策過程中不斷調整、修正決策目標的偏差,達到整體最優。”對于河北省的相關建設發展出現的偏差,就是由于對整體把握的不足,沒有權衡經濟利益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聯。
生態建設不僅是政府的職責更是社會大眾共同的責任只有全民努力才能真正有效快速的抗擊霧霾,還我們碧水藍天。因此為了提高民眾的認識要加強宣傳,普及生態意識,倡導生態價值觀,使公眾的觀念轉變過來,樹立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的生態價值觀,讓公眾有自覺的生態文明意識。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做到低碳環保,綠色生活,也是我們作為普通民眾的義務,河北地區發起全民抗霾活動,“五公里內不開車”“放下汽車,騎上單車”等生活理念,大力傳播,希望更多的民眾都加入進來,守護我們共同的家園。(作者單位:貴州民族大學研究生院)
我閱讀《環球飛行》已有多年歷史,每次翻閱這本雜志總會獲得一些新的感受和啟發。可能是由于涉及自己工作領域的緣故,我注意到《環球飛行》近年來發生的明顯變化,尤其是《環球飛行》搭建了“科技前沿”專刊這一學術交流平臺,這對于引領人們注重基礎科學、促進應用技術創新具有深遠意義。
科技前沿工作主要是從宏觀、微觀等多層面探索物質世界的本質、變化及其內在聯系,建立起符合大自然規律的基礎科學理論,進而創造出適合人類社會進步所需的種種應用技術。沒有基礎科學的支撐,就不會有真正的應用技術創新。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我們在應用技術方面取得了顯著的進步,國人生活水平也普遍有了較大提高,但在基礎科學領域對人類的建樹,相對于科技發達國家我們還存在著明顯的差距。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基礎科研長期得不到真正重視,對科技事物的評價體系和評價方法存在誤區,急于求成,只看結果而不關心科學理論的產生和形成技術的過程,各種所謂“模仿式創新”、“解決有無重于創造”的狀況影響到對基礎科技的投入。于是,當我們的社會進入到必須由制造向創造轉型的歷史階段時,這種重技術、輕科學和“拿來主義”所導致的惡果,就會陸續浮現出來,表現為在應用技術上我們似乎不斷縮短了與科技發達國家的差距,而實質則是我們的創造力可能會越來越落后于時代。
基礎科研是應用技術創新的前導,從目前太陽能飛行器研制狀況可見一斑。人類研制太陽能飛行器已有數十年歷史,太陽能飛行器結構與布局也陸續出現了許多新方式,但受制于現有太陽能光伏發電技術瓶頸,太陽能飛行器難有突破性發展。太陽能飛行器能否實用,關鍵在于有否創新方法來提高近地空間單位面積太陽能的收集和轉化利用效率,這就需要對陽光、太陽能和其他光現象進行更深層次的研究。縱看人類了解光本質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過去和現在所采用的方法存在局限性。例如,盡管經過了數百年的反復論辯,人類對光本質仍然只有“共識”而沒能得出充分證據,對光的理解還停留在基于假設的數理邏輯推理階段,并長期陷入將光的波粒二象性當成光本質的誤區,導致人類對光的認識難有根本進步。僅用數理邏輯方法來推定微觀環境下物質的狀況顯然是不夠的,在受認識與條件所限,因“測不準”而對微觀世界用數理邏輯方法推測出種種“不確定性”的現階段,即使“科學的主要目的是以最少數的假設,用合理的邏輯來解釋最廣泛的實驗結果”已成為基礎科學領域的主流共識,我們仍然不能因一些理論學說對光的描述得到學界廣泛認同,而放棄對事物真相的繼續探索。如果我們要繼續深究光的本質,就必須尋求新的方法來接近和揭示事物真相,而不能停留在數理邏輯推理的局限上和人們的自由想象之中。
在臨近空間可操縱飛行器創造領域,也存在著類似的問題。盡管人類已經開始研究如何往返火星,但在20余千米到100千米空氣稀薄的臨近空間高度,現有航空航天技術都顯得無能為力。以火箭為推力的航空器還能勉強發射到這個空域作一個來回,航天器也只能往返“路過”而無法停留。高空氣球倒是能夠到達這個空域的中下層,但氣球只能隨風飄蕩、浮沉而難于操縱。能否創造出有實用意義的臨近空間可操縱飛行器,是能否有效彌合空天一體化作業縫隙的關鍵點,對人類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人們曾提出過無數構想來試圖解決這個世紀難題,平流層飛艇便是其中最有希望的典型代表。然而人類在平流層飛艇領域已經探索研究了近50年,世界上至今仍沒有成功先例。一些科技發達國家所研制的、能夠升到10余千米的“平流層飛艇”,實質上都仍是不能有效操縱、需要放氣后才能傘降回收的飛艇狀氣球。現有科技能力顯然已難解決創造臨近空間可操縱飛行器所面臨的巨大困難,必須從頭再來,由基礎科研入手創建新的科學理論和創造出新的技術方法,如此才有可能讓人類的平流層飛艇之夢成為現實。
航空航天科技的發展和工業水平的提高不僅讓人類實現了自由翱翔的愿望,甚至將來移居到外星球也都有了可能。這一切,得益于前人為我們建立的基礎和每一代人的開拓創新。在享受前人發現與發明來豐富現代生活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思考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問題。
翻開中國、印度、阿拉伯或歐洲的音樂歷史典籍,我們發現樂律學在其中占據了很大的篇幅;從赫爾姆霍爾茨的《音感覺論》到王光祈的《東西樂制之研究》,近代西方和中國的音樂學也都肇始于所謂的音體系(Tonsystem)研究。可見這門以音樂構成的最基本單位――音程為探索對象的學科在古今中外的學術中都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可是當今絕大多數學習音樂的人卻把律學視為畏途,認為它太抽象,數學運算太復雜、太困難了。殊不知當我們從事音樂活動之始實際上就已經與音律打交道了。當然在一般情況下律學所探討的音程關系憑聽覺也是能夠“自在地”訓練和把握的,但是作為一門“自為”科學的音樂學,如果沒有一定的律學基礎,其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就將會受到很大的局限。
今年4月由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出版的李玫博士的專著《東西方樂律學研究及發展歷程》是這門多年來被音樂學界冷落的學科值得關注的新成果,它也是作者從碩士到博士學術上節節提升、多年耕耘結出的碩果。該書的上編“研究方法”以精練的、相對易懂的語言(約占全書1/8的篇幅)闡明了理論律學的一般原理,論述了樂音和音程的物理屬性與數理規定性的相互關系,使具備高中數學、物理程度的音樂學子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初步掌握這門讓許多人望而生畏的學科的基本知識。這一部分的闡釋在繼承繆天瑞先生以往研究的基礎上,充實了趙宋光先生及作者的新探索成果和新提出的概念,例如“相對波長”、“躍遷算子”、“躍遷值”等。她還提供了運用這些新方法進行運算的實例,使讀者可以將它們與傳統的運算兩相對照,明確彼此間的聯系。作者在講述一般理論的同時,也兼顧介紹了從古代各主要文化以長度比值、近代以頻率比值、現代以周期比值來解釋律學原理從宏觀到微觀的發展歷程。尤其值得稱道的是,作者用三四萬的文字把這門看似深奧的學科的基本原理向讀者做了簡明而清晰的交待,大大地拉近了律學與一般音樂學研究者和學習者的距離,也為未來在音樂院校開設相關的課程做了學術上的鋪墊。
該書的下編“律學研究歷史的發展與回顧”是這部著作的重心,也是其創新性和主要價值之所在。作者在第一、二章系統地記述了中國律學實踐與理論發展的沿革,讓讀者一目了然地了解從《管子?地員篇》記載的三分損益法到朱載址⒚韉摹靶路密律”這一不斷深化的歷史脈絡,在第七章還總結了20世紀中國樂律研究新成果。同時下編還分別列舉了除中國以外其他三大文明發源地印度、阿拉伯-波斯(古埃及和古兩河流域)和歐洲不同時期的律學理論和運算原理,例如古印度的“22斯魯蒂”理論、對維納琴弦長進行分割的掐斷率,古代阿拉伯世界的扎爾扎爾“中指”、烏德琴定弦法、薩菲丁的不平均十七律,歐洲拉莫斯和扎里諾的純律理論、斯臺文和梅爾桑對十二平均律的研究等,用豐富的實例證明了民族音樂學的創始人之一埃利斯在《論諸民族的音階》中所得出的結論:“在全世界不是只有一種音階,或只有一種自然的音階,或必須以赫爾姆霍爾茨極為巧妙地設立在音響學上的構成原則的那樣一種音階,而是有著非常多的和各式各樣的不同音階。其中有些是極其人為的,甚至還存在著很隨意地發音的音階。”①此外作者還介紹了近代物理學和數學的新成果對律學發展的推動,也為后學指出了今后如何借鑒現代科技深化這一領域研究的新方法、新思路。
李玫博士的這部著作在強調數學和物理學對樂律研究的基礎作用的同時,并沒有忽視人類豐富的樂器制作與演奏實踐在推動認識樂律的規律的重要意義。例如作者十分重視中國琴律、笛律學的研究成果,特地介紹了印度拉瑪馬特亞以維納琴作為實踐物改造律制的過程、阿拉伯烏德琴的定弦法、烏德演奏時中指指位的變遷和扎爾扎爾中指指位的確立對阿拉伯律制形成的特殊作用。基于演奏演唱的實踐和人類的審美聽覺,作者特別尖銳批評了當今樂理知識講授中把十二平均律作為世界通行的金科玉律,而對它違反自然規律的本質缺陷視而不見的現狀,以充分的論據打破了多年以來國內外專業音樂教育對十二平均律的迷信。這對開拓和豐富音樂史學、民族音樂學、音樂心理學的研究視野是十分有益的。
按照書名這本著作的研究對象應為“東西方樂律學”,但是在其中我們只看到對四大文明發源地律制的論述,而對于一些很有特點、民族音樂學家歷來十分關注的其他特殊律制,例如泰國的七平均律、印度尼西亞的九平均律卻沒幾乎有涉及,更沒有從學理上加以解釋,這讓我們這些世界音樂后學者不能不感到有些遺憾。盡管如此,我們已經可以從李玫老師的這部書中獲得了許多的啟示和教益。
正如趙宋光教授在該書的序言中所說的:樂律學“曾以不可抗拒的規律性多源萌生存活,還將以不可磨滅的勃勃生機發育壯大,而且還將以自己抽枝放苞的強勁生命力注入未來的人類,煞住百年頹勢。”我們有理由相信正在振興的中華民族這個文化群體“有能力在21世紀引領人類音樂文化走出那‘法老稱霸的疆土’”。
摘要:摘要:本文討論了國內外教育界在理解建構主義與教育研究之關系問題上的差別,分析了“社會建構論”對于基礎科學教育改革的意義,與存在的有關問題。
關鍵詞:建構主義;基礎科學教育科學知識社會學科學史
1引言
目前,無論是在國外還是國內的學術界,包括教育界,建構主義(或稱“建構論”constructivism)都是一個重要的概念,而且,也是非常有影響的學術思潮。例如,用constructivism在網絡上的搜索引擎在上檢索時,有11萬條結果。用constructionism檢索時,也有1萬6千條結果。在國外教育界,在科學和數學的教育領域中,建構主義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由建構主義研究的重要中心之一英國利茲(Leeds)大學給出的一份1990年的文獻目錄中,就開列有1000多種著作。在90年代初,也有人估計,在教育類雜志上,當時差不多有2500篇受到建構主義啟發的學術研究論文。[1]
大約在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據說在美國教育界頗為風行的建構主義學習理論思潮開始傳入中國,并倍受教育改革者們的青睞,被當作一種向傳統教學方式發起挑戰的理論武器。[2]這種說法可以從中國教育研究者們發表的有關論文的數目得以驗證。例如,在全國期刊網的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以“建構主義”作為關鍵詞檢索時,有結果670項,其中,除去極少數其它領域的文章之外,絕大部分都是屬于教育研究領域的。但是,在這些論文中,對于建構主義的理解尚有不夠全面之處,基本上都是把建構主義作為一種教育理論或學習理論來進行介紹和討論,至少是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它在此之外的其它含義與影響和建構主義學說的多樣性,包括它給在學習過程之外的關于科學知識本身的認識所帶來的影響,如來自科學知識社會學以及建構主義科學史的影響等。本文,將就此問題在國內和國外的不同觀點作一分析與評論。
2國內教育研究界的視野、關注點與認識理解
首先,在國內的科學教育研究界,在引進、介紹和研究建構主義學說時,有這樣一種非常典型的觀點,認為“當今的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是皮亞杰等思想的發展,他們強調學習是建構意義的過程,它包含兩方面的建構,并強調學習的非結構性和具體情境性以及學習中的社會性相互作用;他們提出了情境性教學、自上而下的教學設計、隨機通達教學等教學進程設計思想;在發現學習、接受學習的基礎上又提出了支架式教學的教學模式;另外,他們重視通過合作學習和交互式教學而實現的相互作用在學習中的作用,對當今的教學改革很有啟發。”[3]可以說,這確實是一種很典型的說法,一方面,它給出了在國內教育領域中研究建構主義的意義,即是把它作為一種可以用來改變國內教育現狀和促進教育改革的理論工具,針對以教師講授為主,學生只是被動地接受知識的教學習慣,把它作為一種“解毒劑”,因為從這種建構主義教育理論的觀點來看,教師的教學過程雖然看起來是在“傳遞”知識,但實際上只是在有意無意地促進學生自己積極地建構知識,特別是“建構意義”的過程而已。另一方面,這種說法的典型性是在于對建構主義理解上的某種以偏概全。有人甚至以全稱的描述明確提出:“現代建構主義主要是吸收了杜威的經驗主義和皮亞杰的結構主義與發生認識論等思想,并在總結60年代以來的各種數學教育改革方案的經驗基礎上演變和發展起來的。”[4]當然,以皮亞杰的學說為代表的建構主義學說確實在教育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在如今形形色色的建構主義理論學說中,這種建構主義的理論只不過是其中的一支。雖然也有人在對國外文獻的檢索中注意到的一些涉及科學知識社會學及科學史中的社會建構論對科學教育之影響的文獻,甚至注意到美國的科學教育的重要文獻之一《國家科學教育標準》主要是以建構理論為其指導思想的,但也仍然在論述中沒有將這方面的問題進行討論同,而只集中于關注建構主義在純教學過程中的意義。[5]或者是,有人雖然注意到了主要的幾種不同的建構主義流派,如認知的建構主義、社會建構主義和激進的建構主義等,并有保留地指出了其對于我們教育改革的意義,但卻幾乎完全忽略了來自科學知識社會學的以及相關的與科學史中建構主義的研究及其對教育的影響。而且在評論中,雖然也談到建構主義與我們以往強調的客觀真理的觀念的不同,認為建構主義不再關心知識與客觀世界是否一致,是否“真”等,但由于只是關注到了建構主義的學習理論,依然把略去了在我們在教授要學習的知識之前人類對知識自身的“建構”。[6]
在這樣的理解之下,有些研究者即使在談到社會建構主義(socialconstractivism)時,也多主要以俄國心理學家維果茨基(L.S.Vygotsky)及其學派的學說為主要來源,認為“社會建構主義是指,個體在社會文化背景下,在與他人的互動中,主動建構自己的認識與知識。與其他建構主義理論一樣,社會建構主義也把學習看成是個體自己建構的過程,但它更關注這一建構過程中社會的一面。”[7]這種對社會建構主義的理解顯然也只是對眾多社會建構主義在學習理論限制下的一種狹義的理解。在這樣的理解中,自然會將諸多作為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和科學史中重要指導思想并富有成果的社會建構主義排除在外。當然,在國內教育研究者中也有極少的例外,像近來在《全球教育展望》上的一篇文章,就也談到了在科學教育中科學的知識觀問題,認為科學知識應當明確地和深信不疑地被看作是個人和社會建構的。理論需要被看作是臨時性的,不是絕對的。這和在其它教學方法中把科學知識描繪為客觀的,沒有疑問的和一成不變的(常常出現在教科書或正式的講義中)的觀點相反,而是把科學知識看作是通過個人的經驗探索發現的。[8]可惜的是,像這樣的認識與聲音實在是太少了。相反,在國內絕大多數研究者中的主流作法,卻只是在前面提到的對建構主義片面理解下,將其應用于各種具體的技術性教學手段。
3國外的某些觀點
在國外對建構主義這樣一種熱門的論題的研究中,與教育的相關同樣是研究者們關注的重要問題之一,但卻又不象國內教育研究界那樣視野局限。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專門研究科學和數學的歷史、哲學與社會學對科學教育之影響的刊物《科學與教育》(Science&Education)在1997年所出版的建構主義專號。其中數篇文章就從不同的側面討論了建構主義與科學教育的關系,是對科學教育中建構主義之當時的表現的哲學討論。正如其由著名的建構主義教育理論研究者馬修斯(M.R.Matthews)在開篇的導論性評論中所言:“在當代的科學和數學教育中,建構主義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其后現代主義或‘解構主義’的觀點中,它在文學、藝術、歷史、社會科學甚至神學教育中有重大的影響。在其所有的變體中,建構主義都是被熱烈爭論的話題。”當然,重要的是注意到其“心理學的影響”以及建構主義的學習觀。“這是建構主義最原初的核心,即一種關于信仰如何被得出,而不是關于如何使信仰為真或將其解釋為科學知識的心理學理論。從這一核心出發,建構主義已經擴展到把關于認識論、教學、課程設置、教育理論、倫理學、本體論以及形而上學都包括在內的觀點。”“但是,即使在其學習理論的核心中,也涉及到認識論……因而從核心出發,建構主義必然要涉及對哲學的考慮,不幸的是,這樣的考慮正是科學教師因其訓練而沒有準備好的東西。當然建構主義有許多變體。為了方便的緣故,這些變體可以分成教育的建構主義、哲學的建構主義和社會學的建構主義。第一種變體自身又可再分為個人的建構主義和社會的建構主義。第二種變體在托馬斯?庫恩(ThomasKuhn)的書中有其直接起源,并由近來美國科學哲學聯合會的主席巴斯?范弗拉森(BasvanFraasen)對之做出了最有力量的表述。這種哲學的建構主義在貝克萊的科學哲學中有其根源,并可進一步追溯到古希臘的工具主義哲學。自從亞里士多德以來,這種傳統就為科學哲學中的實在論者所反對。社會學的建構主義等同于愛丁堡學派的‘強綱領’,以及他們對科學知識社會學(SSK)的研究。在這種傳統中,科學的成長,以及在其理論和哲學承諾中的變化,被人們用社會條件與社會利益的變化來解釋,而認知內容和理性的推理的解釋力量則打了折扣。這也就是說,某些真實而且合理的東西,并不被愛丁堡綱領的擁護者作看作是構成了一種解釋,說明它為什么讓人相信。”“需要承認,許多被用建構主義的名義來談論的東西已經超越了其原來學習理論的領域……建構主義也有助于教育者們意識到科學的人性維度:它的易謬性、它與文化和利益的關聯、在科學理論中約定的地位、理論的競爭性質,及其它更多的內容。”[9]
在另一篇文章中,吉蘭(D.R.Geelan)區分了6種不同的建構主義形式,它們分別是:個人的建構主義(personalconstructivism)、激進的建構主義(radicaldonstructivism)、社會建構主義(socialconstructivism)、社會建構論(socialconstructionism)、批判的建構主義(criticalconstructivism)以及與境的建構主義(contextualconstructivism)。[10]吉蘭還提到,這些視角的每一種,都為我們理解建構主義提供了不同的側重點。正如有人比喻的,可以把建構主義描述為一個n邊的多面體,它的不同的面代表了建構主義的不同形式。這些面中有些是相鄰的、相容的,而另一些面則是對立的并處于張力中,但它們仍然是整體的一個組成部分。當然,除了像馬修斯和吉蘭的分類之外,對于建構主義的譜系也還有其它眾多的分類。
不過,不同的分類只是表明了一些國外的研究者并沒有忽視在純學習理論意義上的建構主義之外其它的建構主義。馮?格拉瑟斯費爾德(vonGlasersfeld)可以說是在其本人和他的學派中使皮亞杰的認知心理學線索的建構主義得到了相當程度的貫徹,但即使是對于以他為代表的與學習理論關系密切的激進的建構主義理論的分析中,人們也仍然會注意到其超越個人維度之外的社會維度的表現,因為“激進的建構主義并不否認學習中的社會成分”,而且“顯然激進的建構主義確實把社會的成分看成是學習過程中不可缺少的成分”,只是“激進的建構主義的認知學習模式還沒有對在學習中的社會-文化成分和個人成分之間的相互作用給出適當的解釋而已”。因而這種相互作用需要進一步的研究。[11]這也正如奧格玻恩(J.Ogborn)在其“學習科學的建構主義隱喻”一文中所指出的,“關于學習科學和理解科學,建構主義非常有吸引力的圖象,來自把科學知識的本質和學習的本質這樣兩個非常不同的問題聯系起來。”“顯然在知識的本質和如何最佳地學習和教授知識之間并無必然的聯系,但有一個明顯的推論,即學習者需要被教授這種知識的本質。在對這兩者應用同一隱喻的意義上,倡導恰當的學習方式的建構主義者經常把這種聯系作為必要的東西來對待。”[12]
在科學教育的改革中,教學方法的改革與創新只是一個方面,盡管在教學的過程中,對于科學知識的本質的教授也是必要的一項內容。但另一方面,像對于課程內容的選擇與設置等,也同樣是改革的重要方面,在這方面,與來自建構主義科學社會學和科學史研究的結果就關系極為密切了。而且,這種密切的聯系在一些重要的基礎科學教育改革文獻中也有不同程度的體現。例如,1989年,在英國教育與科學部和威爾士事務部新公布的國家規定的中學科學課程設置中,科學史教學有了更進一步的進展。這份法規性的文件,要求學生和教師了解“科學的的本質”。在國家課程設置委員會發表的相應的指南中,甚至出現了“科學是一種人類的建構”這樣的典型帶有建構主義意味的提法,這樣,從法律上,便要求“學生應逐漸認識和理解科學思想隨時間的變革,以及這些思想的本質和它們所得到和利用是怎樣受到了社會、道德、精神和文化與境的影響,而它們是在這樣的與境中發展起來的;在這樣做時,他們應開始認識到雖然科學是對經驗進行思想的一種重要方式,但卻不是唯一的方式。”“科學的本質”就是此課程設置所要求達到的17個目標中的最后一項。[13]至于像美國的《國家科學教育標準》和“2061計劃”這樣的科學教育改革方案,雖然在敘述上出于某些原因回避了明確地提出“建構”這樣的詞語,但其中“科學的歷史和本質”或“科學的性質”,都是其中重要的內容要求。在其字里行間,也可以看出相近的含義。如在“2061計劃”的科學素養基準要求中,就有像“科學的進步與發明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社會其他部分的狀況”這樣的說法。[14]
這種在基礎科學教育中要求學生學習和認識科學的性質的做法,必然導致對科學與社會之關系、社會對科學發展之影響,或者更明確地講,社會因素對科學之“建構”作用的關注。這也正如柯柏恩(W.W.Cobern)所說的,他就是要在討論科學與科學教育的社會建構主義觀點時引入社會建構的概念,并論證說,“無論人們對科學知識的性質怎樣評論,對科學的學習必定要被看作是一種社會的建構。因而,任何科學課程設置都帶有一種社會的視角”。而且,在一種文化研究的意義上,在強調文化的多元性及其對科學發展的意義時,“科學的多元主義就是一種在對科學的社會研究中強綱領的邏輯延伸,它促進了對科學知識和方法的一種激進的社會建構論的看法。”[15]
簡而言之,由以上并不完備的對一些國外的觀點的介紹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國外的教育研究者們當中,無論是就看法上,還是就實際的教育改革行動中,都并不僅將建構主義的理論與實踐限于心理學意義上的學習理論,而是超出了這一界限,除了關注在教授學生學習知識的過程中需要注意的建構主義學習理論之外,也注意到與所教授的知識本身的形成和性質密切相關的另一種意義上的的“社會建構”。
4科學知識社會學、科學史與“社會建構論”
如果我們粗略地將建構主義分為以皮亞杰式心理認識理論為代表的個體的建構主義,以及以科學知識社會學為代表的群體或社會的建構論的話,那么前者主要強調的是在個體在學習過程中認識的建構是通過認識的主體和被認識的客體(如知識)的相互作用來實現的,而后者,則關注在人類知識本身的建構過程中社會因素的重要作用。大約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這里所講的意義上的社會建構論開始在國際對科學的人文研究領域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占據了主流地位。
如果略去更早些時期的背景,我們大致可以說社會建構論成熟于英國的科學社會學界的愛丁堡學派發展起來的“科學知識社會學”(SSK),或者至少它的“強綱領”幾乎成為科學知識社會學或社會建構論的代名詞。其代表人物布魯爾(D.Bloor)提出的作為原則用來研究科學知識之形成的“強綱領”,主要有以下四個要點:即1,應當從因果關系角度涉及那些導致信念和知識狀態的條件(因果性);2,應當客觀公正地對待真理和謬誤、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敗(無偏見性);3,應當用同一些原因類型既說明真實的信念、也說明虛假的信念(對稱性);4,應當可以把一種學說的各種說明模式運用于它自身(自反性)。雖然抽象地看上去,這四條信念并不復雜,不過如果暫時拋開為保證其學說本身免受質疑但又相對復雜和引起諸多爭議的“自反性”之外,其它三條“強綱領”恰恰構成了對科學之研究的“社會建構論”的核心主張。[16]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它修正了以往我們只用外部社會因素來說明科學認識的失敗或謬誤,而對科學“真理”的認識則只用內部史的方法即可說明的傳統研究方法,并具有相當大的顛覆性。也正是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科學知識社會學迅速發展起來,并以大量的具體的歷史與現實案例研究為基礎,將其影響延伸到多個領域。“到80年代中期,它積累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經驗性案例研究,并開始影響了眾多帶頭的歷史學家的工作。”這時,“建構論”這個標簽,已經成為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和受其影響的歷史學家們的共同具有的觀念。“這個術語把注意力引向一種中心的概念,即科學知識是一種人類的創造,是用可以得到的材料和文化資源來制造的,而不僅僅是對預先給定的和獨立于人類行動的自然秩序的揭示。”建構論“更像是一種方法論的取向,而不是一組哲學原則,它系統地將注意力指向作為社會行動者的人類在制造(making)科學知識中的作用。”[17]
因此,當來自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們自身的大量案例研究以及在他們的觀點對科學史家的影響下而帶來的建構主義科學史的研究工作大量問世時,這些工作就從社會學與歷史兩個角度開始對以往形成的傳統的科學觀與至科學知識的看法提出了挑戰與修正。由于建構主義科學史的具體成果與這些成果產生的影響是一個更加復雜的大問題,筆者將另文論述而不擬在此展開討論。但至少我們可以意識到的是,“從某種意義上說,科學知識社會學最大的感染力,就是呈請科學家、哲學家、歷史學家、社會科學家以及所有生活在科學時代的普通人,對已經習以為常了的科學觀進行再思考。”[18]
在這種情形下,“如果社會建構論者們的觀點是正確的,我們就需要徹底修改我們教給學生的那些有關他們正在學習的學科的系統條理的說法。物理學----以這個在其中爭議更加尖銳地出現的學科為例----原來被描述成為是探索在預先存在的自然王國中可以客觀地確定的性質與力的真實說明,這個先在的自然王國具有實在性,它獨立于人類在任何特定的時代所相信的東西,這種探索是松散地由一種可以合理地捍衛的‘科學方法’所指導的。但現在就不應再這樣描述了。”“如果這種或者種更為激進的社會建構論的說明被接受了,在我們的教科書和課堂上,物理學就不再被描述為一種尋求真實地說明外部實在的事業……”。[19]
這樣一來,就使得教育研究者們面臨著一種兩難的境地。一方面,我們知道科學史對于基礎科學教育的重要性。多年以來,科學教育界一直在努力尋求將科學史引入科學教育,近年來,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的內容也成為基礎科學教育改革中人們努力要引入的內容。像那些著名的教育改革方案中設立的有關科學的歷史或科學的性質等內容要求,就是這種努力的明顯表現。但另一方面,近年來,雖然像有的人所說的,建構主義,或者說社會建構論的科學社會學與科學史研究已經過了其最高峰、最狂熱的時期,但現在畢竟它已在相當的程度上滲透到了對科學的人文研究的各個相關領域中,成為流行的觀念。不過,關于建構主義的觀點,在學術界又是有著相當多的爭議的。特別是,“建構主義對科學的看法明顯地與幾乎所有的科學家和科學教育家們習慣采用的觀點有嚴重的分歧。”“社會建構論的言過其實受到了科學家、哲學家和非建構主義社會學家們的嚴厲批評,他們論證說,建構主義的計劃是荒謬的、自相矛盾的,或在經驗上沒有根據的。”[20]因此,如何,或者說在什么程度上在基礎科學教育中利用或反映建構主義的觀點,也就成了有爭議的問題。
不過,其實建構主義只是將問題更加極端化而已。在建構主義的科學社會學和科學史研究成為熱點之前,有關傳統的科學史在基礎教育中的應用也并非沒有問題。早在1974年,美國物理學史家布拉什(S.Brush)就曾在《科學》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關于科學史教學的重要文章:“科學史應該被定為X級嗎?”。布拉什指出,按照歷史學家的說法,科學家的行為方式可能不是學生們的一個好樣板。因為這確實涉及到對學生進行什么樣的教育的問題,“如果科學教師們想要利用科學史,并且如果他們想要從科學史家的當代著作中獲得信息和說明,而不是從一代又一代的教科書的編者那里毫不費力地地獲得神話和軼事,那么他就不可避免地要被這種對客觀性的懷疑論所影響,而這種懷疑論當前是很流行的。他們將發現,很難抵制歷史學家們的論點,特別是如果他們費心去檢驗這些論點的最初來源的話。”這樣,“那些想要利用歷史材料來說明科學家是如何工作的科學教師,確實是處于一種尷尬的境地”,他的建議是讓那些想向其學生灌輸科學家是作為中性事實發現者的傳統角色的教師,不要去使用目前由科學史家準備的材料,因為那類材料不適合于他們的目的。[21]因此,建構主義科學社會學和科學史,只是使類似的矛盾更加尖銳,甚至于將“不宜”的對象從原來僅僅是學生擴大到包括相當一部分科學家和科學教育家在內更大的群體。
5若干結論與分析
結合上述討論,在這里,我們可以初步地得出如下的結論與分析。
1,在國內和國外,建構主義(建構論)都是在教育研究領域中被討論的熱門話題。
2,建構主義實際上包括了各種不同類型的理論。
3,教育界對建構主義的討論中,國內和國內的情況有所不同。國內教育研究者主要集中關注的是認知心理學類型的建構主義學習理論,以及將這種建構主義學習理論應用于各種具體的教學方法,而將另外一類來源于科學知識社會學并影響到科學史的社會建構論幾乎完全忽視。比較之下,國外關于建構主義與教育之關系的研究中,則對于后一類社會建構論也有相當的關注。
4,就與基礎科學教育的關系來說,第一類認知心理學類型的建構主義學習理論,主要與教師教授和學生學習已被設定要教授和學習的科學知識的過程相關;而第二類源于科學知識社會學及相應的科學史研究的社會建構論,則與對要教授和學習的科學知識的性質的認識和理解相關,它密切地關系到教學內容的設置和對所設置的內容在更深層次上的理解。
5,在國際上,社會建構論已經成為在對科學的人文研究各個領域中頗具影響的主流觀點之一,但對之也存在有廣泛的爭議。相應地,對于它在基礎科學教學中的體現,也是一個很有爭議但卻又值得注意和研究的問題。
6,國內教育研究界對社會建構的忽視,也與國內對科學的人文研究之普及的欠缺有關,眾多的教育研究者并不了解這種在國際上漸成主流的在科學觀上的變化與研究進展。與此同時,雖然近來國內的基礎教育改革已經在強調對于科學、技術與社會(STS)內容的引入,但傳統的科學觀仍然占據著主導的地位,傳統中強調科學知識的客觀性的唯物主義仍有根深蒂固的影響。這也在相當的程度上,使廣大的科學家和教育工作者難以接受社會建構論的許多見解。
7,盡管有上述的困難與問題,但包括科學社會學、科學哲學和科學史以及在這些領域中體現出來的建構主義思想在內的STS,仍是在基礎科學教育改革中需要注意的內容,問題只是應該深入研究怎樣以適當的方式來引進和吸收它們,并使之成為理想的基礎科學教育不過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
一、基礎科學研究之困境
1.科學職業化后名與利的糾結十八世紀之前的科學研究均以業余愛好、個人興趣為基礎,學者(從事基礎科學研究的人,下同)為了追求對自然和社會的理解之最高智慧,不以名利為目標。那時的科學沒有今天這樣高的社會聲望,而且那時的學者主要是大學教師,學術研究滿足的是教學需要———學生對人類理智事業的最高追求。伽利略、牛頓、萊布尼茨皆如此。十九世紀,皇家科學院及各國科學院誕生后,科學研究漸漸地成為一種職業,研究成就與名利收入掛鉤;當啟蒙運動把科學變成了實證的理性事業后,科學研究的職業化就是不爭的社會事實了。羅伊?波特(RoyPor-ter)說,“傳統的、亞里士多德式的將物理學首先當作哲學分支的觀點不再那么有道理了:到1800年,真正的物理學則意味著實驗物理學。”
人靠工作養家生活,科學家也不例外。18世紀前沒有職業科學家,人們都有確定工作,包括技術工作。人們憑借經驗改進工作技術,包括蒸汽機也是通過經驗的累積而改良的,熱力學理論是在瓦特改進蒸汽機之后才產生的。人們出于好奇心、工作與生活需要及個人性趣,才去探索自然物象之奧秘的。羅伯特?金?默頓(RobertK.Merton)說:“在科學被當作一種工具有自身的價值而得到廣泛接受之前,科學需要向人們表明它除了作為知識本身的價值以外還具有其他價值,以此為自身的存在進行辯護”。科學作為關于物象的經驗知識,只有當它向技術、生產和生活領域展示其無蔽的真理時,純科學理論的社會價值才獲得了人們的認可。由于笛卡爾坐標系的誕生,數學與幾何融會貫通,這種貫通使得實驗、測量與科學理論之間架起了一座檢驗的橋梁,經過啟蒙運動的催化,純粹的理論科學就變成了實證科學。原本以探索自然奧秘為目的的純粹的理論科學被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打扮成了謀利的、經驗的、實證的、可技術化的實證科學。英、法、德等國的科學院最初是由那些有探索自然奧秘意愿的科學家自發組織起來的協會。
前蘇聯以國家名義創立了科學院,新中國成立后仿效蘇聯,國家及各省紛紛成立了自然科學院和社會科學院,但它們與英、法、德、美之國家科學院極其不同,前者是科學家自我組織的協會,不受國家控制,后者帶有強烈的國家主義色彩,貫徹的是國家意志。戰后,因美國原子彈的功效,各國政府加大了對科學研究的投入和資助力度,科學研究成了真正的職業研究。科學家從此陷入了為爭取研究資源和最高榮譽獎而奮斗的名利戰場。但創立深刻的科學理論是一項風險極大的事業,在短期內不能立竿見影地看到研究成果,而且以國家需求為目標的資助體系看重的是功利化的、實證的、有利于提高國家綜合競爭能力的實證和實用研究。戰后風行世界的課題制資助方式把科學家推進到了一個爭名逐利的戰場,從此高尚的科學研究事業與世俗凡事一樣骯臟。
2.國家資助體系的功利主義傾向國家資助體系必然貫徹國家之意志,以滿足國家政治需要為根本之目的,這就決定了國家資助不可能向基礎科學研究傾斜,必須向知識之流的應用研究和技術開發傾斜。不管是民主國家,還是非民主國家,國家資助的功利化取向是相同的。可是,基礎科學研究以追求真理為最高之目標,它不管、也不問其理論的功用價值,甚至于他人理解或不理解,研究者均不在乎。學術研究不需要向人們證明其理論是否有用。嚴格地講,一個思想是否有用,與思想之提出者無關,提出理論是一回事,應用理論是另一回事。所以,老子、莊子、柏拉圖、康德、牛頓、愛因斯坦均不思考他們的理論對于人們是否有用這一愚蠢的問題。學者沒有責任向人們證明其理論的功用價值;一個理論,有用與無用,與研究者和提出者無關,而與接受者的心智相關。學術理論、學術思想之意義不在其功用,而在于開啟人們的心智。比如,老莊認為,天道之幽幽,人心難求,這樣的思想,看上去毫無價值可言,可是它讓人們明白,人們以感官之功能不能探知自然物象之真相,這一認知意義就是老莊關于天道思想之價值所在。學術思想的意義在于它的認知層面,但并非所有可認知的東西均能付之于人的行為實踐,而且最重要的問題在于,一個思想是否具有行動的指導價值,責任不在于思想的提出者,而在于它的傾聽者和接受者。比如,1930年12月W?泡利(W.Pauli)提出了中微子理論的原型構想,就連他自己本人都認為,無法找到相應的實驗程序予以證實。1952年由其他科學家以精致實驗驗證了他的猜想。問題是,提出理論比驗證理論更為重要。以課題制為核心的國家資助體系很難資助大膽猜想的、無實用價值的學術理論研究。
3.意識形態的壓制孵化科學的是文化,不是意識形態,科學是文化演進的產物;意識形態恰好是科學的“敵人”,是科學進步的主要障礙。意識形態是用來證明政治制度合法性的理論工具,是官道運行的“軟件”。筆者認為,科學是研究天道的,文化是研究人道的,意識形態是研究官道的,天道、人道、官道雖有交匯點,但各行其道是必須的。十九世紀法國科學家拉瓦錫在法國大革命中被砍頭,前蘇聯的李森科借意識形態制造偽科學,歷史斑斑血痕,意識形態與科學,尤其是與基礎科學存在著深刻的對立與排斥,它是基礎科學研究的“攔路虎”。科學不是任何單一主義的產物,任何單一主義都不能指導科學;科學也不是任何個人智慧的產物,盡管歷史上許多卓越的個人對科學研究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從科學演進的軌跡看,科學從來都不是個人智慧發揚光大的結果,任何人指導不了科學。回顧人類科學史之歷程,源起于希臘文化的科學,在雅典時期繁榮,到希臘時期達至頂峰,羅馬人雖然征服了地中海三大洲,但科學在羅馬時期“死亡”了。“羅馬人只是為了完成醫學,農業,建筑或工程方面的實際工作,才關心科學,他們只使用科學知識之流,而不培育其源———為學術而學術的源泉———,結果,不到幾代人,源與流就一起枯竭了。”
從英、法、德、俄、日、美等科學強國的歷史經驗看,科學不是一種孤立的社會現象。上述諸國科學繁榮前先有一大批思想家、藝術家、文學家甚至音樂家,而后才誕生一大批科學家。究其根本,乃是這樣一個基本道理:我們不能指望一個頭腦發懵、智力尚未開化的人搞出驚天動地的科學發現和科學理論。西方著名的科學家首先是思想家,而后才是科學家,因為用他人之思想做不了自己的研究。強迫科學家接受意識形態的指導,不但壓制了社會科學家學術創新的靈感,同樣也壓制了自然科學家學術創新的靈感。以意識形態為借口,壓制學術自由,基礎科學就繁榮不起來。基礎科學研究在中國遭受意識形態方面的壓制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官方意識形態把科學精神解讀為“求真務實”,事實上那是工業科學精神。基礎科學只求真,不務實,牛頓、愛因斯坦從來不考慮他人如何運用他們的理論去獲取最大限度的“社會效益”。“務實”是政治家的要求,職業化的工業科學家也追求應用技術之實利,但基礎科學研究沒法“務實”,除非改變現行的科學制度和知識產權制度。第二,意識形態是國家資助體系的“風向標”,凡是符合并最大限度滿足政治要求的科學研究項目就能得到很好的資助,否則,很難得到資助,因為研究項目填報欄里要求研究者必須填寫有何“社會效益”。
4.課題制與基礎科學研究不相適宜學界認為課題制度的優點,不外乎以下幾條理由:l.合理配置科技資源,提高使用效率;2.引入競爭機制,適應并滿足市場需要;3.打破單位限制;4.規范國家科研計劃及管理制度;5.明確參與課題研究主體間的責、權、利之關系。這五條,除了第3條是針對當前體制弊端之外,其余4條均不成立。“合理”,合乎誰之理性?只是合乎國家作為出資方的理性,實則是政治決策者的個人理性,最大限度滿足國家對科學技術的需要。國家的科技需要主要是應用科學技術、實用技術的需要,對于基礎科學理論,它不需要。第2條,既然有市,何必國家資助呢?因為市場主體是企業法人或自然人,企業家需要技術,他可以從技術市場上采購而得,何必國家資助呢?國家以納稅人的錢去資助企業家對技術的需要,那不是相當于說用公共財政(眾人的錢)去資助少數人發財。這不合乎正義。唯獨第3條旨在打破現行科研單位權力的限制,有點道理。第4條是以國家科研計劃為前提的,對科學研究進行人為的規劃本身就是荒唐的,因為沒有人是圣人,誰也不能事先預知研究從哪里取得突破,對科研進行規劃,不合科學演化軌跡。第5條屬于管理程序,姑且不論。總之,課題制度的核心是最大限度地滿足國家對工業科學及其技術的實際需要,貫徹的是國家意志和政治決策者的政治意愿,但它與基礎科學研究極其不相宜。基礎科學研究滿足的是國民對自然物象和社會現象的認知需要,這種需要是非功利導向的。國家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機構,機構沒有認知需要。政府作為國家的人,它不會出錢購買認知智慧。李兵、李正風二人對課題制度的批評角度仍然是工業科學研究觀的立場,他們二人看不到基礎科學研究的性質與取向是豐富知識之源,增加全社會的知識總量,而工業科學研究是截取知識之流以應用于國防、生產、環保和生活等諸多方面。
二、基礎科學研究的性質與資助
從基礎科學的性質上看,基礎科學研究體現的是研究者之間的智力競爭制度,學者把對自然物象、社會現象的深層次的認知、達至頂峰的智慧作為自己的研究追求,以自己的智慧傳之萬代而不朽為著書立說之宗旨。這樣的研究情懷,不僅僅是高尚的,而且是塑造本民族乃至人類文明和文化的精神家園。基礎科學追求的是人類認知萬事萬物的最高智慧境界,它不以功利和實用價值為其研究目標和追求;基礎科學對于一個民族的精神價值來講,是以開啟民眾和后代智慧為其終極目標的。追求人類的最高認知智慧是科學研究的終極目的,“獨孤求敗”是基礎科學的真正精神,“求真不務實”是基礎科學研究的靈魂。啟蒙運動之后,人們把“知行合一”看作是科學的標準,實際上這只是實證科學的標準,基礎科學不能以此為準。人的認知層面與行為層面并非二合一的關系,許多精妙的思想暫時找不到它的實踐路徑,不等于說,它就是虛的、不真實的,如前所述,物理學史上相對論、量子論、中微子理論,起初均沒有找到驗證它們正確的實驗方法,十年、二十年過后,人們才找到檢驗其真偽的實驗方法。常人之思想,往往有很強的惰性,把自己一時不能理解的思想和理論斥之為“妄”,而那些膚淺、甚至是錯誤的思想則很受歡迎。人類最普遍的歷史現象是:真正的學術思想精品,不為當時的世人所理解,歷經數代人之后,人們才發現它們是有價值的,而且具有極高的認知價值和啟發價值,而那些最流行的“時代精神”過了一代或兩代之后,就被人們視之為垃圾,棄之于野。中國文化史上的道家、儒家、縱橫家等學術流派就經歷過“不被同時代人所理解而被后代人視之為寶”的遭遇。伯納德?巴伯(BernardBarber)說,“科學不具有常識的局限性”。
基礎科學的理論解釋范圍遠遠超出了常識和經驗,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狄拉克(PaulAdrienMauriceDirac)的正電子方程、W?泡利的不相容原理、德布羅意(LouisdeBroglie)的物質波概念等,它們均以數學推導為工具,實驗過程只是證明他們的推導結果是正確的。自然物象的本真狀態處于人的感官范圍之外,人們只能用儀器捕獲其物象,以顯示儀顯示其存在狀態,以數學為工具推導其變化過程。現代物理學的研究對象不是可以直接感知的,更談不上經驗,人們必須以常人無法直觀的方式去研究它們,思想方法的獨特性是其關鍵。埃德加?莫蘭(EdgarMORIN)說,“新宇宙學的開拓者從開普勒到牛頓都把他們對自然的探索建立在他們的神秘的信念的基礎上:在現象世界的混雜性之后存在著規律,世界是一個合乎理性的和諧的創造物”。故此,莫蘭認為,必須保護越軌者。也就是說,必須保護那些有奇思妙想的怪才、不同尋常的奇怪理論和怪異思想。縱觀整個物理學史,每個對物理學理論做出卓越貢獻的物理學家都是以自己獨到的思想方法而名垂于科學青史。所以如此,用他人的思想做不了自己的研究,不同的問題需要不同的思想方法去解決,捕魚的理論指導不了打獵。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通行的、普遍的思想方法。這正是基礎科學研究的生命所在。
基礎科學研究之成果就是作為認知的科學理論、歷史理論、人文思想、社會理論等。其最為重要之歷史和社會價值是開啟后代之心智,純潔人們的靈魂、規范社會秩序,啟發后人的交往理性。這是不能用實證精神和實驗程序加以檢驗的精神價值。
1.基礎科學研究資助的新思路基于上述考慮,筆者認為,基礎科學研究的資助方式必須這樣來構想:把資助與學術知識產權結合起來考慮,以學術成果(篇、著)為購買單位,針對每個基礎學科,國家成立匿名評審委員會,建立采購制,而非申報制,對于在嚴謹的基礎學科的專業學術期刊上發表的純理論研究成果,經學科專業委員會審定認可后,由國家出錢,“高價”從學者那里購買部分知識產權(主要是使用權,而不是占有權和所有權);從事工業科學和技術開發的研究者引用或應用某項學術成果(包括人文學科的研究成果在內),必須向原本作者付費;對于特別優秀的、高水平的、可以傳之后世而不朽的學術研究成果,國家采取匿名評審的辦法,另外給予重獎;同時,放開對社會資助的控制和管理,鼓勵民間機構、民間團體自行決定對基礎科學研究的資助方式。
2.建立健全基于基礎科學的評價制度目前全世界通行的學術評價體系中關鍵的評價指標是引用率這一概念。以引用率作為學術評價的前提是某篇研究成果必須得到同行的關注,有關注才有引用率,如果不被關注,或被關注得極少,引用率就為零或低。然而,學術思想史上不爭的事實是:不被人關注的學術研究成果常常具有極高的思想價值和實際的社會價值,只是當時的世人沒有認識到這一點而已。在人類智慧演進和思想史上,越是深刻、宏闊的思想體系,能夠被同時代人所理解的極其罕見,相反,那些最容易被理解和引用的研究成果,不一定具備很高的思想及社會價值,10年、20年或一代人之后,它們或許就被人們扔進了垃圾堆,成為歷史和思想史上的塵土。而那些不被當世人所理解的、高水平、引用率極低的著作,反而有可能是不朽的、世代都光芒萬丈并且惠及萬代的精品。純粹的理論科學是少數人的事業,真正屬于大眾的科學只能是工業科學和技術開發,但不是基礎科學。對于基礎科學來講,其研究成果,一看就明白、一看就懂、引用率極高的東西,不一定是什么好東西,不一定是深遂而精妙的真知卓見;而那些真正的學術精品未必就是常人一看就明白、一看就懂的、引用率極高的研究成果。“引用率”概念,只能說明某個問題被同時代人思考和關注的程度,但不能以此作為衡量作者研究之深刻、思想之精致、智慧之高低的度量標準。古希臘哲學家德謨克利特的著作被埋沒長達二千余年而不被人所理解,老子的《道德經》至今能夠理解它也只是少數人。“引用率”概念類似于民主社會的得票率概念,政治家的得票率只是代表民眾的支持程度,但不代表政治家的執政觀念具有真理的性質;基礎科學研究成果的真理性不能用贊成人數的多少來衡量,也不能以關注者和有興趣者的多少來衡量。
適合于基礎科學的評價制度只能是同行專家評議制度。該項制度的基本原則是:公正,堅持并忠于真理。贊成給光之波動說的貢獻者菲涅爾(AugustinJeanFresnel,1788-1827)評獎的科學家畢奧(J.B.Biot)、拉普拉斯和泊松(S.D.Poission)都是光之微粒說的積極擁護者。同行專家評議,評價公正是最難得的,學派之間的認知分歧、利益沖突不可避免,多重學派專家匿名評審是較好的制度安排,否則,難以保證評審和評價的公正性。對于一個真正的學者來講,堅持并忠于真理是至高無上的科學信念,任何時候、任何情況都不可動搖。
作者:鄧周平單位:江蘇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上海務農會于光緒二十三年四月(1897年5月)創刊的《農學報》,是我國最早的農業專業科技期刊。它大規模地翻譯西方以及日本的農學著作,第一次全面系統地傳人西方農學知識,幾乎涵蓋了現代農學學科中的所有門類。同時,國人在農學方面也有了自己的創造,對農學有了獨特的認識,現代農學體系已初見端倪。以自然科學知識武裝起來的西方現代農學,與中國傳統農學有著本質的區別。用科學改造農業,在農業史上是一次巨大的飛躍,是科學與農業生產力的一次完美結合。《農學報》的誕生對之后系列綜合性農業期刊以及次生農業學科專業期刊的出現具有開拓性意義。有關《農學報》編輯出版或與中國近代史關系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本文擬運用科技傳播史研究方法,揭示其在傳播西方現代農業基礎科學體系方面的貢獻和創造。
1農業經濟學
在農業經濟學中,見載有:光緒二十四年五月(1898年7月)第36冊藤田豐八譯的《農工銀行法》,后在第37冊續完;光緒二十四年九月(1898年10月)第47冊陳壽彭譯的《農利叢談》,后在第48冊、第49冊連載;光緒二十七年三月(1901年5月)第140冊今關常次郎著,吉田森太郎譯的《農業經濟篇》,后在第141冊、第142冊、第143冊連載。《農利叢談》一文中指出,農業獲利頗豐,鼓勵人們從事種植業,并用實際調查數據來證實棉田之利,認為:“今試以二千萬畝之棉子,計其每年所得之息,約可二千五百元。若他國棉田七千五百萬畝,則每年裒積其出產利益,可得一萬二千三百七十五萬元矣。
此中之益,所差凈利,約至十萬萬元。惟是種植者,聚積如此之多,約估每年所運三百萬噸之棉子,以出洋。其國應得厚利,亦將近于十萬萬元,豈不佳乎?此吾人所以少聞其農功失利者”。據此,農田之利已不言而喻,“農功失利者”更是聞所未聞。光緒二十四年九月(1898年1O月)第47冊《農業保險論》一文論述了保險事業的由起,天災人禍不可避免,而保險業意在拯救人于殃禍之中,已成立的有“帝國生命保險公司”、“日本生命保險公司”、“明治火災保險公司”、“職工保險公司”、“帝國海上保險公司”等。各種保險公司蔚然而起,看似保險之事業已完備,但作者認為,“余特以保險事業之最切急者,未起為憾焉。最切急者為何?農業保險是也”_6]。并且,對農業保險事業的重要性及迫切性作了闡述:“世之立說以農為重者,謂本邦以農立國。鑒于國家所由創建,與應朝理財之法,日不可不以農業建國本,余非偏重農業,而輕視他業者。然深知農業不可廢弛,又國民之業農者居大半,故欲扶掖振作之,以裨國家,為之講便宜保安之法,殆當今最急之務也。屋宇府庫賈物,得托保險,而農人獨無所托產業,以保安全。是余所以主張農業保險事業,而不已也”6。
文中所涉“農業保險”一詞,中文前所未有,實為一次全新的突破,把金融領域的一種安全措施運用于農業之中,從而注入中國傳統農業管理拓新的理念。《農業經濟篇》一文對農業經濟學作了概述:“農學為應用諸種學科于農業之一種科學,世所已知,然則農業經濟學,亦為應用于農業之一種理財學而已。農業經濟之農業與理財學交涉,與農藝化學之農業與化學交涉,形同而旨異。農業經濟學之發達,尚不如農藝化學,范圍經界,分別術嚴。農業經濟之本體,可分為二部:一屬社會,主研究小作料地租等社會通行之原則;一屬各人,主探求農場設備管理等各人營業之知識。
農業經濟學有此二部,始得完全之組成”。由此可知,農業經濟學尚屬一門新興學科,是農業與經濟學交叉所形成的。這是之前綜合性期刊所未曾涉及的。因此,“修農業經濟學,必須有理財學之觀念,以之審屬社會之部”,而不只是“敘述屬各人者為主”。除此,還對消費、價值、價格、勞力、資本、資產、生產要素等經濟學概念作了詳細的解釋,并從生產、貿易、消費等經濟學角度對農產品流通作了具體分析。這對轉變傳統農業形態,從自足性生產轉向商品性生產和提高農業經濟效益不無裨益。
2農業物理學與農業化學
在農業物理學方面,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1901年1月)第128冊有藤田豐八譯的《電氣助長》;光緒二十八年四月(1902年5月)第178冊有沈譯的《光線與植物之關系》;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1906年1月)第3l5冊有《漁業上電話機之應用》等。《電氣助長》一文提及:“通電氣于植物種子,則大助其生長云。今據俄國電氣工藝會所實驗,通電氣之種子,比普通種子有二倍至六倍之收獲,且通電氣于地中之根,則胡蘿卜馬鈴薯亦比通常者,可大數倍云”l_8。實驗證明,電磁波有助于植物生長,能夠增加產量。將電學原理運用于農業,是為一次全新的嘗試。《光線與植物之關系》一文論述了日光對植物生長的重要作用:“植物必得日光乃能長養,此在稍窺植物學、氣象學之門徑者,無不知之原。夫光線之作用能在植物體中造生物質葉綠,因之而有分炭教養之機能。光線大宗固仰給于日,然月光雖微,亦為日光之助。若電光,則利大害亦大。惟日光中之中位波長者,即黃赤色為最宜于植物之生育也”9,指出光線的作用在于能在植物體中形成葉綠素,使之發生光合作用,合成有機物,在保持大氣中氧氣含量和碳循環的穩定等方面也有重要作用,并將日光與月光、電光相比較得知,惟日光最宜于植物生長。而且,法國巴黎對光線作用的實驗成績也表明,“凡植物受日光多者,收獲亦多”。從中可知,日光是植物生長所必須的條件,與此同時,植物釋放出大量的氧氣,有益于人類。綠色植物光合作用是最為普遍、規模最大的反應過程,是農業生產的基礎,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具有重大意義。在農業化學方面,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1904年1月)第241冊有《論農藝化學之進步》;光緒三十年四月(1904年5月)第254冊有澤村真的《農藝化學實驗法》等。《農藝化學實驗法》一文介紹了各種成分的實驗法,談到植物灰分實驗時指出:“農用植物之灰,通常成自硅酸、磷酸、硫酸、鐵、石灰、苦土加里曹達鹽素,含滿俺者甚稀,欲驗植物之無機分,即檢以上之成分,先燒其植物為灰,灰之含量由植物而大異。故所同量之灰之植物量,由種類而不同。
依分析表,知植物之灰含量。據計算,采生五瓦灰之植物,干燥細切人坩堝,在燈上灼之。其初坩堝不掩蓋,至煙不生乃施蓋,時時開之,以換空氣。因植物種類而灰色不白,宜將坩堝離熠放冷,滴下強硝酸石灰,更灼之,則酸化炭素灰為白色,灰粗白色則行次試驗”l。植物之灰含有硅酸、磷酸、硫酸等無機化學成分,檢驗這些成分時,首先將其燒成灰,不同的植物,灰之含量不盡相同,而所含的無機成分也有所差異。依照文中所提到的實驗方法,檢驗植物中的成分,對其成長所需補給的肥料進行核實,從而合理地施肥。同時,還對土壤、肥料、植物有機成分、尿、牛乳、酒類、水等物質進行實驗,檢驗其各種成分,以有效利用。
3農業氣象學
在農業氣象學方面,光緒二十九年四月(1903年5月)第216冊中川源三郎的《農業氣象學》,后在第217冊、第218冊、第219冊連載;光緒三十一年三月(1905年4月)第287冊的《論農業天氣預報之必要及霜害之預防》,后在第288冊、第289冊、第290冊連載。《農業氣象學》一文對農業氣象學作了概述:“農業氣象學者,所以考察氣象,乃關于農事者之一分科也。其旨歸在講明外界現象之性質,及變化之定則,以究氣象所及土地及植物之實效,兼示應用氣象之方法”Il。將氣象學作為農學學科中的一個分支,考究氣象對土地、植物的實效,并指出氣候是農業的制約性因素,“凡氣候之于一切業務,甚重且大”_l,就中國農業,尤直受制于天候,不可須臾離。故“古來農家所當憂苦者,唯在天候良否。然則農產物之豐歉,唯氣象為之,決非農家所能左右之者。故當氣候不宜,雖窮培養之力,常獲之半,且不可望,人皆知之。夫如是,則農事與氣象,其相關也甚大矣。雖然氣象之良否,人無奈之何,不得不委之天,但審此等所以關植物,其有益者,務講利用之方,其有害者,必究防遏之策,是農家之急務”_l。
氣候的變化直接影響農作物的收成,人之力亦無可奈何,由此認為,“農事與氣象,相關甚大”。進而,氣象學成為人們迫切了解的知識,“氣象學者,理學之一分科,專究大氣之狀態及其現象,則其學之所及太廣,且施之農務。其要件亦甚多,氣象元素,所附于地面及植物之效用。農產物基于氣象變化之病害,隨氣節變遷,應氣候變化,而變更耕作及植物之方法,及必用天氣,與不用天氣。預知之于未發之前各方法等,是也欲講求此等事理,則農學之外,必須知氣象學之大要”l}_一。氣象學用之于農業,是農學與理學二者的結合,諸氣象元素形成植物生長的自然條件,氣候變化對農業發展產生了決定性的作用。因此,“氣象之農事”為論究農學這一學科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氣象元素的性質、變化規律、對植物的影響以及氣候與農作物的關系都作了詳細的論述,并附之圖表加以形象地說明,從而使農家深刻認識到氣象學的至關重要性,并運用氣象學知識更好地服務于農業。
《論農業天氣預報之必要及霜害之預防》一文指出農業對于天氣的依賴性,認為農業與天氣關系尤為密切,大多受天然力的制約,植物生長的五要素,即空氣、濕氣、光、熱、土壤,除土壤外,均變化無端,而又非人力所及,所以,農業受天氣變化的影響較大,直接制約著農業的生產。此外,對天氣之概念以及變化的原因也作了科學的闡釋:“天氣者,謂于一定時限,大氣中之情態,大氣中之情態構成天氣者,主予空氣之溫度、風、濕度、雨雪量、晴晦是也。此等事項,時時變化,不知所及,而占大氣中情態變化之一大原因者,空氣之運動是也,而大氣則常運動,其原因由于地球上所受太陽溫熱之分量各地不同故也”¨。并且,詳細說明大氣運動的原理,從地理學、氣象學的角度,對天氣變化、大氣運動作了合乎科學原理的分析。基于天氣變化無常,農業受自然環境影響較大,故寄望于天氣預報的產生,預測天氣之法也逐步改進。“從來氣象學上,預測天氣,則以低氣壓為攪亂天氣,乃變化之主因,故由此推察天氣。
然近年德國氣象學家芬別辨耳氏,則唱由低氣壓不如由高氣壓,視其配布以預測天氣,其法更精確云。其說以為低氣壓部位之發生及進行,極不規則,其變化極劇且頻繁,故以之預測翌日天氣,甚困難。高氣壓則反之,變化少而運動緩,且常在低氣壓附近,故其勢力及于低氣壓之運動,變化上不少可制定低氣壓及于天氣上之影響,重視高氣壓部位之配布,較為精確又可預知數日間之天氣”E12]。此處解釋了天氣預報的預測原理、方法,依據“高氣壓部位之分布”,即可準確預測未來幾日之天氣狀況,并指出,“利用天氣預報,于農業上利益甚多”_l。在霜害預防方面的論述尤為突出:“晦天則霜不結,故以人工作等于晦天之狀態,即可御之,亦即結霜后,以人工使徐徐融解,亦可免害”l_l引。鑒于結霜之原因,提出了多種霜害預防的方法,如遮光法、灑水法、熏煙法等,并且給予具體指導。據此,天氣預報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
4農業生物學與土壤學
在農業生物學方面,光緒二十五年十月(1899年11月)第86冊有佐佐木忠二郎著,山本正義譯的《蠶體解剖講義》,第87冊、第88冊、第89冊、第90冊、第92冊、第93冊均有連載,系統地介紹了蠶的身體構造,并對其各個部位作了剖析,不僅涉及眼、口、翅、聽覺、視覺、嗅覺、呼吸等基本器官,而且對絹絲腺、神經、筋肉、神經、脂肪等組織也予以詳細講解。在談及脂肪組織時,指出:“今解剖蠶體而撿之,有如木葉者,片片,是即脂肪組織也。其構造乃多角形之細胞,外有薄膜掩之,其一方有細柔如絲者,出而結著其體,又走有空氣管。此管恒依其體之一定位置,與柔絲皆令其固結不動著也。如是形薄如瓣者,片片存于各部,脂肪所成之細胞中有核,尋常一核,亦有至二以上者。
此核之周圍存脂肪,是核之內容,變化而為脂肪也”_l。對其形狀、位置、結構作了剖析之后,又將其功用加以解釋,“脂肪之用,乃食物消化后,以養其本體尚有余,則以此組織中,貯其養液,以供不時之用。故凡蠶及其他動物,果富此脂肪組織,即久不與食物,亦能生活。蓋得于此組織中取養液也,若不與食物,即見衰弱者,必其體中脂肪減少故也”_】。由此可見,脂肪組織在動物體中的作用不容忽視,將食物貯存并轉化為能量,得以使動物維持生活。從生物學原理對動物的各種生理現象進行解釋,對生物體各種器官的系統闡釋是中國傳統農學所無法企及的,其科學性、合理性、全面性均勝出一籌。在土壤學方面,光緒二十五年九月(1899年10月)第82冊即有池田政吉著,山本憲譯的《土壤學》,并在第83冊、第84冊、第85冊、第86冊、第87冊、第88冊、第89冊、第90冊、第9l冊、第92冊、第93冊連載;光緒二十七年四月(1901年6月)第144冊有藤田豐八譯的《耕地整理法》;光緒二十八年二月(1902年3月)第172冊有金福蘭格令希蘭著,衛理口譯的《農務土質論》等。《土壤學》一文,對土壤的概念做出了這樣的解釋:“土壤者,謂地殼所由成,蓋巖石細末與有機物若干,混淆為一者。凡人生日用衣食居處所需之物,皆仰給焉。故審辨各事之關系土壤者。
為世間凡百作業之本。植物資大氣與土壤以為養,然大氣成分到處略同。故農家不必措意,土壤則不然。其成分性質及由來到處不同。母巖及其成生之形勢亦大有同異。此農家精究土壤所以不可緩也。動物雖或食肉以生或食植物以生,或雜食肉與植物以生,族類不同。資生于土壤則一,而人亦然。土壤所含無機物質,生于巖石崩解”。對土壤的重要性以及成分、性質、來源均予以介紹,并對土壤作了不同的分類,依據土壤生成之狀勢分為原生土和輸土兩大類,輸土又分為沖積地和漂轉地。
由理學之性情將土壤分為砂礫、砂土、黏性土、壤土四類,進一步對土壤的性質、色澤及成質作了深入分析,并附有19張表,將不同土質的溫度都作了全面的記載,除此,還對20種土壤作了理學及化學性分析,對農產物也有調查。其中,涉及了地質學、化學、物理學等眾多學科。光緒二十八年六月(1902年7月)第185冊刊載的《土壤改良論》一文強調了改良土壤的主旨:“土壤雖有天然生產植物之力,而其于理學上性狀與化學上組成,常不免有缺憾,如山林原野有自然發生草木者,然而其質堅硬不能亟取植苗。此外,或則濕氣不足,或則水分過多,或則含有毒物,與夫黏重輕松為質各殊要,無有適合希望者,于是不得不加種種人工,使天然之土壤近于所望之性狀,是土壤改良之主旨也。
法固不一,要不外化學的與機械的作用,其由化學的作用者,即所謂施肥法以俟肥料論說之”l。這實際上是意識到,天然形成的土壤成分、性質均有所差異,必須通過各種人工法進行改良才能彌補其不足,使之符合種植的條件,可以通過化學與機械兩種方式對其加以改進,包括使用施肥、耕鋤(犁鋤、耕耙、鎮壓、中耕)、客土法(以理學的性狀及化學的成分相異之土壤,取自他地而混入此地)、植樹法、燒土法、排水法等,從而變“不毛之地”為“肥沃之區”。
5肥料學
在肥料學方面,見載有:光緒二十三年五月(1897年6月)第4冊王豐鎬譯的《論糞田》;光緒二十三年八月(1897年9月)第10冊古城貞吉譯的《論肥料》;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1899年2月)第57冊原熙的《肥料篇》,并在之后每期連載,直至第80冊續完;光緒二十八年五月(1902年6月)第183冊梅原寬重述,伊東貞元譯的《肥料效用篇》等。其中,《論糞田》一文將糞田置以學術的角度做出解釋:“天下棄物,皆可糞田。草木之質,人畜之矢,物之毛骨,無不供用。今則由學問以精求田事,若化學植物性理諸名家,教導農人,變通新法,多用金石類以為肥料。如鎂氧鋁二、氧三、氮氣磷氧五及鉀質等不一,而糞溺等質,用處亦廣。因糞中含雜質最多,易與植物化合。若獸糞海草魚穢等,皆為糞田第一層之用,又有烘法,近甚通行。其理以植物發榮滋長,根柢生結,最喜熟氣,蓋熱氣蘊藏炭氧二,暗使改變,猶如以金類糞田耳。古時糞田有用骨類,或塊或碎,未有一定。旋有人考得磨骨成粉,生長較易,迨理弼搿創得新法。用骨與硫氧三相和。于是,化學之法興,獲利益宏……現肥田料,大都以鈣氧氮氧、鉀氧氮氧、氮氫硫氧等,而推氮氫五及含氮養五之質為最佳。他如鉀氧鹽類,糞田亦肥甚,凡泥地及近河之區,內多含鉀氧,若中心松散之地,宜肥以鉀氧,如氮氧五、硫氧三、氫氯等,多寡不一”。
在中國傳統農業中,已將“草木之質”、“人畜之矢”、“物之毛骨”作為肥料,認為舉凡廢棄之物都可以糞田,這些經驗是從長期農業耕作中逐漸積累而成的,也只看到其肥田效果,卻沒有認識到這些物質作用的具體原理,對其中所含的多種化學元素更是知之甚少。這里,從學理的角度解釋肥料中所含的化學元素及其特性,指出鈣、鉀、鎂、硫、氮、氧、氯等多種元素富含在這些物質中,具有良好的肥力效果,并把其作用原理歸結為“糞中含雜質最多,易于植物化合”。除此,還介紹了各種肥田之法,并強調不同的土質所含的元素皆有差異,要因地制宜,施以相應的肥料。《肥料篇》一文對肥料作了系統的論述,將施肥之必要性加以突出,一為還植物所吸養料于土壤,以防衰乏。“如斯植物養料,資天然供給,故山林原野所生,天然植物,毫不仰藉人工,由天然養料,繁生不衰,此等植物,若其一部,及全部枯死,則不但還所吸收養分于土壤,又能加給自大氣中所得者,加以有動物死體排泄物等,委之地上,是以土壤次第得增加養料,故雖墾新地,不須施肥,而多收獲者,職是故也。尋常田圃與此異趣,不關土壤肥瘠,又不問植物種類,與產額如何,悉奪其所產物,無以還付,故其土壤漸次衰乏,為之疲瘠,是其常也。世之農家,欲維持豐饒,以御乏竭,須還補植物所吸奪養料之幾分于土壤,是所以有施肥之法也”。二為增加土壤生產力,使之品質佳良。“農家不獨患地力衰乏,又須增加其生產力,并望發育完全,品質佳良,如農家所培養數種植物,比之土壤自能給者,知養料更可加多。是亦須施肥料之理也”【17]。三為肥料功效有數作用,“供給必須之養分于植物;使土壤之化學成分,應植物需用,以得適當之比率;宜溶解土壤中不可溶之成分;宜講求改良土壤之理學性狀;宜使土壤中有害物化為無害”。另外,還對肥料成分、施用法、類別、各植物所需肥料加以介紹,并對肥料性質作了詳盡的分析,將其分為動物性肥料、植物性肥料、礦物性肥料、雜肥、間接肥料等。這些方法貼近實際,可操作性強,易被農事者接受,也大大深化了中國傳統農學的科學內涵。
6討論與結論
《農學報》系統地介紹西方農學知識,把完整的西方農學體系經由日本引入中國,而自然科學知識的運用正是西方農學與中國傳統農學最本質的區別,從而全面提升了農業發展的科學性,為實現農業科學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西方農學知識之所以先進,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將數學、物理學、化學、氣象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知識運用于農業生產領域,而中國地大物博,向稱以農立國,如今農業地位卻一落千丈,這種巨大落差使當時一些有識之士意識到用自然科學改造中國傳統農業已成為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梁啟超在《農學報?序》中明確指出:“溉糞無術,擇種不良”I18],是中國農業式微的根本原因,并提出解決之道:“中國今日之地,茍以西國農學新法經營之,每年增款,可得六十九萬一千二百萬兩,雖生齒增數倍,豈憂饑寒哉”¨副!因此,“西國農學新法”的引進已經勢在必行。同時,也介紹了一些科學實驗方法,以培養農事者的科學意識。《農學報》大量引進翻譯西方農學知識,將農業基礎科學與傳統農學相結合,在中西方的農學知識相互碰撞融合的過程中,亦促進我國近現代農學體系的最終形成。
在課程教學中踐行思想道德和法律理論(實踐性)、彰顯課程教學內容的科學性、立足課程教學內容的階級性、發展課程教學內容的開放性,堅持《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教學內容的科學性與意識形態性的辨證統一,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樹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教育優先的思想。以高品位的思想道德和法律學術水平聚人氣,確立《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學術研究與教學任務適度分離的原則。在《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教學中,應進一步立足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政治方向),彰顯思想道德和法律理論的科學性(學術性),以進一步增強《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教學的實效性。
(一)樹立《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教育優先的觀念
立足《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性,進一步堅定課程教學的社會主義方向。《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是一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課程,具有鮮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性。馬克思主義思想道德和法律理論從誕生之日起就公然申明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在學校就是為大學生服務的,是為武裝大學生頭腦,為大學生傳道、授業、解惑而開設的課程。大學生高尚的思想道德和法律素養不是自發產生的。列寧的“灌輸理論”給教《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的教師提出了嚴格要求,同時也為這些教師確立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教育的優先思想。《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教師要努力改造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法治觀,刻苦鉆研思想道德和法律理論,深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實際,以身作則,深入到大學生中了解實情,做客觀、公正、符合實際的調查研究。充分運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理論,整合教學內容、改善教學手段和方法,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堅持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學生,增強《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教學的吸引力、感染力、影響力,切實有效地提高教學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培養適用于當前發展的社會主義的可靠接班人和合格建設者。
(二)確立《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學術研究與教育任務適度分離的原則
彰顯《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的科學性,進一步提升《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教學的學術性。人們要高度重視《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的科學研究工作,努力提高教學的科研含量。《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的教育性不容置疑,是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體現;同時,課程的科學性不容忽視,《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是科學性與意識形態性的辯證統一。要提高《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教學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說服力和感染力,思政教師必須加強對《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理論和實踐問題的研究,并且要用科學研究所獲得的成果支撐高水平教育。教師只有用自己的理解和掌握的科學理論去傳授、去講解,才能影響學生、說服學生、打動學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思想道德和法律理論深入學生頭腦。同時,《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教學還肩負著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宣傳的任務。但是,在宣傳中應體現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學術(科學)性。有人覺得《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的開設是黨和政府的行為,照搬相關文件和要求就可以,不需要深入到科研工作。這種觀念是錯誤的。由于教學內容的科學性和教學任務的復雜性、多樣性,決定它必須深入到科研工作。從《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教學內容的知識層面講,學生在中、小學學習過程中就或多或少有所接觸,并有一定的了解。近年來,黨和國家在政治宣傳方面的工作有了很大提高,通過媒體、報紙、電視、廣播等形式一直積極宣傳。但是,《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教學是要從知識層面向理論層面的提升。大學生基本上都是成年人,他們有較強的自學能力以及獨立思考能力,純粹的政治宣傳對他們根本無法起到好的教育效果。《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要充分發揮大學生對現有知識的懷疑心理和學術層面的追求。如果教學只是一味地重復大學生已有的知識,不僅無法達到教育的根本目的,還會使他們對教師、對課程、對學習產生厭煩心理。因此,對《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教學內容的闡述,必須要用學科科研成果作支撐,才能打動學生,使學生信服。人們一直提倡素質教育,其根本目的就是在科學理論的指導下,充分調動學生獨立自主的學習能力,要讓學生自己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教師教學的科研含量,對學生的獨立思考問題無疑是一種示范作用。近年來,人們在《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教學中不斷摸索,力圖采取更有效的授課方式實現教育傳授的目的。在教學中,人們利用專題講座的授課方式,目的就是嘗試增加學術含量。在新課改進程中,必須改變思政教師教書匠的傾向,必須在科研上提出更高要求,并在政策上提供傾斜,真正實現思政教育工作者從教書匠向教學科研型教師的真正轉變。這與教師所在院校是教學類型不是一回事,即便是教學型院校,思政教師也應樹立教學與科研并重的思想。《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教學必須堅持教學與研究并舉,以教學支撐科研,以科研帶動教學,但也不能過分強調科研。有的《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教師一心忙于搞科研,荒廢教學,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高校《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既有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教育的任務又有學術研究的問題,要貫徹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教育優先的原則,確立《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教育任務與學術研究適度分離的原則,這是由教育的階級性決定的。《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堂教學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教育優先原則,把好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關,與學術爭鳴適度分離。馬克思主義理論課教育本身有一種傾向至今仍未徹底改變,那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課“學術化”。片面研究、考證和詮釋觀點、體系、“從概念到概念”或是概念加實例,非要將其弄成一門高深的學問才肯罷休。這是職稱評審“指揮棒”的影響,根本沒有意識到《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的時效性和針對性是最大的學術性。《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教學嚴重脫離大學生思想實際,使許多大學生面臨的現實問題得不到很好解決,感覺馬克思主義離他們很遠。當大學生的思想問題在《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的課堂教學中得不到很好解決時,大學生們就會到西方學者的哲學著作或其他人文著作中尋找答案。這正是大學生們經常興起這種或者那種思潮熱的重要原因。
作者:曹麗萍 王繼輝 單位:中山火炬職業技術學院
一、何為sts
近幾年,面對現行教育出現的種種問題,我國基礎教育界一直在吶喊要提倡素質教育,同時也在不懈地探索素質教育的方法。
近年來,國際上許多國家對其基礎科學教育的內容與標準都進行了各種形式的改革。這些改革的特色之一,是將“科學、技術與社會”(sts)的思想內容融入到基礎科學教育之中,即在科學教育中增加人文思想、人文色彩。我國目前的基礎教育的改革也已是一種必然的趨勢。其中將sts與基礎科學教育相結合,是最為值得關注和最緊迫的問題之一。
由于科學研究和科學教育重視專門化的東西,使得大多數科學家也越來越重視研究更專門和更帶技術性的問題,研究的深度日益增加而其范圍卻日益縮小。第二次世界大戰更加深了越來越專業化的教育帶來的弊端。20世紀50年代末,英國學者斯諾也談到越來越專業化教育帶來的不好的影響。他認為,這使得社會上出現了兩種相互對立的文化。一種是“人文文化”,一種是“科學文化”。在“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間存在著一條鴻溝,比如科學家很可能只了解專業很窄的范圍,而不了解社會學、人類學、文學等基本知識,甚至代表兩種文化的雙方互相認為對方的工作意義不如自己從事的重要,從而互相排斥。這種文化的分裂會帶給社會損害、損失。斯諾提出要改變現有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以改變這種現狀。
科技發展引起了許多新的問題,如是否應該發展核能,是否應該謹慎地加以限制基因工程的研究,應怎樣控制世界人口,怎樣控制非再生能源的消耗率,怎樣避免戰爭、環境污染,又怎樣防止或消除等等。科學技術革命,不斷引起對人和大自然的關系的討論,而人和大自然的相互關系本質上是社會過程。凡其結果會對廣大群眾產生影響的,群眾都應參與決策和實施。科學技術對政治和道德的影響是公眾的事情,外行也應介入。然而西方國家中社會和科學技術明顯分離,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相互脫節,而自然科學又占統治地位,這樣就需要培養了解科學技術及其后果、能夠參與涉及科學技術決策的公民,需要能給決策者提供新的信息和科學的分析等等。基于這些客觀需要,逐漸興起了一個跨學科的新的研究領域:sts。世界上許多經濟發達國家如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已經開展了這方面的研究。
對sts的研究也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時代。一般認為,sts是約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誕生于美國的一個新興的學科。我國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sts研究。現階段,我國專門研究sts的學者這樣定義sts:sts是一門研究科學、技術和社會相互關系的新興學科。它認為科學技術的發展并不是孤立的,它和社會其他子系統(比如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等)有一定的相互作用。因此研究科學、技術也應該研究作為社會子系統的科學和技術的性質、結構、功能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研究科學、技術與社會其他子系統如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之間的互動關系;還要研究科學、技術和社會在整體上的性質、特點、結構和相互關系及其協調發展的動力學機制。
在國外,學者們對sts有廣義與狹義兩種理解。在廣義的理解中,sts體現為一個學科群,是科學史、科學哲學等等(還包括技術史、技術哲學、科學社會學、技術社會學、科技政策研究等)學科對科學、技術與社會的相互關系的研究的總稱。在狹義的理解中,sts則是以傳統的科學史、科學哲學、技術哲學等學科為基礎,在更高的水平上進行理論綜合,而形成的融合了上述傳統學科之基本內容的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它追求對科學、技術與社會之相互關系的新理解。很自然,像這樣的研究及其成果,遲早是要反映在教育,包括基礎教育之中。
二、sts與基礎科學教育
隨著科學的發展和深入,一個相應的趨勢是,科學教育也越來越專業化。這種向學生傳授具體的科學知識的傾向將影響到所培養出來的一代人的知識、技能結構以及基本素質。在這樣的目標下培養出來的,即使是很杰出的人才,也很可能大多數只是某個狹窄領域的專家而對其他領域幾乎一點也不通。時代和社會并不要求人人成為物理學家,但要求人人都要有較高的科學素養和對急速發展變化著的時代有較強的適應能力。當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對教育的內容、方法、觀念及人才的培養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實際上,現代的社會需要更多的是有現代觀念、有一定專長、也了解其他領域知識的通才。只了解很窄的領域,不論是領導科學工作,還是參與制定科學政策或政府其他政策的討論等等,都是不夠的。科學技術越專業化,越可能使得人們沉迷于技術的發展中,而只看到很窄的方面,甚至忽視了科技發展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當遇到由于科技飛速發展所帶來的問題,或應該做出決策時,很可能會手足無措。sts教育正是在出現了以上問題的情況下才逐漸形成的,它可以從根本上改變傳統教育的不足。另外,只注重知識的傳授,學生掌握了知識,并不代表就具備了獨立思考、工作、研究、開創的能力。而sts教育可以使學生在更寬的視野中(比如歷史的、哲學的、社會的、倫理的,等等)理解科學的本質、科學技術發展的規律、科學的方法、科學的思想、科學技術和社會之間怎樣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等等。
從近些年來國際上基礎科學教育改革的總體趨勢來看,在對sts內容的引入中,科學史和科學哲學可以說是最重要的核心組成部分之一。當然,sts在基礎科學教育中的內容絕不僅限于此。
首先,科學史教學對于科學教學本身具有幫助。通過科學史的教學,學生可以不僅學到具體的、現成的科學知識,還知道科學知識是怎么來的、科學是怎樣形成的、又是怎樣發展的、科學家是怎樣思考的、研究科學的方法有什么等等。這樣可以開拓學生的視野,使學生更具有科學洞察力。學生可以更好地理解科學動態的發展,在對科學概念演變的了解中能更準確地理解科學概念,并學會更好地利用已有的知識,而不是只學到
一些作為現成結論的知識片斷。
其次,近年來出現的另一個趨勢是,在基礎科學教育中將科學史同科學哲學結合起來(例如對于在歷史上科學革命中出現的重大變革的本質的說明以及對科學與偽科學的劃界問題的介紹),這尤其有利于培養學生批判的頭腦,也有利于學生了解真正的科學精神。
再次,sts的教育可以幫助學生認識科學是一種文化。因為科學在本質上是一種人類的活動,在其發展的過程中,深深地打上了人類的烙印。科學是無數科學家畢生辛勤工作的結果,是我們的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現了我們最崇高的傳統,是我們心中最美好的東西。它可以使我們對未來滿懷信心,可以使我們更聰明、更謙恭,甚至更為愉快。但科學畢竟只是一種文化,一個人大腦中具有了一定的科學知識,并不代表他就是一個全面發展的人。從早期對引入科學史的專注,到更加泛化的sts,這樣的教育可以說起到了某種溝通兩種文化的“橋梁”的作用。
最后,sts教育具有可以幫助學生認識科學與社會的關系的重要功能。由于sts在西方產生的特殊背景,這方面的關注更加集中于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及其在社會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廣泛應用科學技術的一些負面效應(如對資源的過分消耗和對環境的破壞與污染等)。利用sts教育,則可以使學生懂得科學并不只是象牙塔中的、和外界孤立的知識,而應該對科學技術有更全面的認識。這對于社會對科學應用的適當控制以及對未來的科學技術決策,以及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都具有重要的潛在意義。
三、sts與中國的基礎科學教育改革
我國中學的理科教育,在單科的系統知識上,其深度、廣度幾乎不亞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尤其是物理學和化學。但是放在今日世界激烈的經濟、科技競爭環境中來分析,我國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不僅需要科技精英,還需要具有較高科技素質的勞動大軍。在中學理科教育中,培養學生具有正確的科學價值觀也是極其重要的。應該使受教育者懂得科學成就和技術革新應為社會的生產、生活和發展服務,為公眾利益服務,對科學技術應用中各種社會問題持積極參與的態度,并盡可能提出合理的對策和行動。但是現行中學理科教育受制于升學的壓力,教師為升學而教,學生為升學而學。這不僅使教學內容和方法圍著應試轉,而且使得科學、技術、社會三者的脫節。
科教興國,素質教育興國,中國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項目已全面啟動。在未來將出臺的國家基礎教育課程標準中,將體現國家對不同階段學生在知識、能力、態度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將規定各門課程的性質、目標、內容框架、教學建議、評價標準等。按有關權威部門的說法,在課程標準的改革中,需要處理好現代社會科技進步與學生發展的關系;倡導從學生的興趣和經驗出發,結合社會、科技的發展,重組各門課程的學習內容,并體現綜合性。相應地,在義務教育階段理科課程共同基礎中,內容將包括義務教育階段的理科課程、科學素養的養成、知識與技能、過程與方法、科學精神與科學態度及對科學、技術與社會相互關系的理解等幾部分。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們在基礎科學教育中在滲透人文因素方面長期的落后,以及相關學術研究進展的滯后,使得有時在教育中談到要引入sts內容時,對于究竟何為sts以及如何引入還存在著相當嚴重的誤用。例如,僅僅望文生義地將sts等同于實踐、動手等等。因此,我們也應該更多地關注西方的科學教育中的新思想,這對于我國基礎科學教育的改革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必須承認的是,與像英美這樣的國家相比,在基礎科學教學中結合sts的方面,我們國家顯然仍有不小的差距。尤其是,教育界不能和學術界脫離,而應該汲取學術界的觀念、觀點,請學術界人士參與到教育的改革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