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社會經濟因素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社會經濟因素 生育率 相關分析 回歸分析

社會經濟因素對生育率的影響既包括直接影響又包括間接影響，西方的生育率轉變理論是從也主要是研究社會經濟因素對生育率的影響效果。在對生育率進行宏觀分析時，西方學者從生產力發展水平、城市化等角度分析了生育率的變化情況，并建立起了各影響因素的因果關系[1]。他們認為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以及城市化的進行，促使了人們生育觀念和生育行為的改變。同時，隨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小孩給父母帶來的效用也有所下降，這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生育行為[2]。

一、社會經濟因素對生育率的影響

對總和生育率有影響的社會經濟因素包括受教育水平、醫療衛生狀況、城市化水平、新生嬰兒存活的概率、婦女的就業水平、物質生活水平、生產力水平等。反映這些社會經濟因素的指標為：大學入學比例（y）、每千人醫療床位數（張/千人）、城市人口所占比重（%）、新生嬰兒死亡率（‰）以及婦女勞動參與率（%）、人均國民收入（美元）、農業占國民收入的比例（%）等。

二、研究方法

我們采用的統計分析方法為雙變量相關分析法以及逐步回歸分析法。在相關分析中，我們分析了總和生育率和大學入學比例（y）、每千人醫療床位數（張/千人）、城市人口所占比重（%）、新生嬰兒死亡率（‰）以及婦女勞動參與率（%）、人均國民收入（美元）、農業占國民收入的比例（%）等因素之間的相關關系，通過相關分析我們可以知道各社會經濟因素分別對生育率的影響程度。為了說明總的社會經濟因素對生育率的綜合影響，我們對總和生育率和社會經濟因素做了多元回歸分析。由于社會經濟各變量之間存在較強的多重共線性，因而本文采用能夠消除共線性的逐步回歸分析法。

三、研究結論

本文選取世界銀行的數據，對1980-201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和社會經濟各指標之間進行雙變量相關分析，得到的結果如下表1所示：

從表1可知，中國的總和生育率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城市人口所占比重、大學入學比例、每千人醫療床位數正相關，與農業占GDP的比重、嬰兒死亡率負相關，這都與上面論述的各社會經濟因素對總和生育率的理論影響相符。這些社會經濟因素中又以農業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城市人口所占比例以及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這三個變量對總和生育率的影響最大。在表1中，婦女勞動參與率與總和生育率成正比，這與前面的理論分析不符，這可能與中國婦女勞動參與率計算時所用的數據以及中國婦女的職業轉變有關。

為了分析社會經濟變量對總和生育率的綜合影響效果，對1980-201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和社會經濟各變量之間進行了逐步回歸分析。通過SPSS進行數據處理，排除具有較強共線性的幾種情況（VIF≥10），得到的有效結果如下表2所示：

模型2的預測變量：（常量）、農業所占比重、大學的入學比例

模型3的預測變量：（常量）、大學的入學比例、城市人口所占比重

從表2給出的三個模型的回歸結果可知：這三個模型都通過F檢驗、t檢驗以及共線性檢驗，則這三個模型得到的結果都是有效的。同時，這些模型中又以第三個模型的R?都很高，因而我們選取第三個模型得到的結果。在第三個模型中R?=0.958，說明大學入學比例和城市人口所占比重已經很好的對因變量做出了解釋，從而也說明了社會經濟因素對中國生育率的影響非常的顯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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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會經濟地位的概念

所謂社會經濟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簡稱SES，一般來說是指，結合經濟學和社會學關于某個人工作經歷和個體或家庭基于收入、教育和職業等因素相對于其他人的經濟和社會地位的總體衡量。一般來說，社會經濟地位可以為成高社會經濟地位、中等社會經濟地位、低社會經濟地位。

2.社會經濟地位的操作定義

從操作定義上來看，不同的社會經濟地位的可以由家庭的收入、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父母的職業等來界定。

家庭的收入表示家庭所能獲得的社會資源和子女可能獲得的社會資源;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是社會經濟地位中的最為穩定的指標;職業體現了個體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而且有時候職業還象征著個人的社會地位。社會經濟地位還包括客觀社會地位和主觀社會地位。

3.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測量方法

在研究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兒童的影響時，研究者常常讓兒童提供家庭經濟地位的信息。這雖然提高了研究的效率，但是兒童提供的信息的可信性顯然是比較低的。尤其在中國，兒童常常不能接觸到父母收入狀況之類的信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Currie等（1997）開發了家庭富足量表（FAS）， Wardle等后來（2002）也開發了相類似的家庭富足量表（HASC）[1]。

二.低社會經濟地位對兒童發展的影響

1.對兒童身體發育的影響

從以往的研究來看，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低的兒童身體狀況明顯差于家庭社會地位高的兒童。2007年，衛生部、科技部和國家統計局對我國6-17歲學齡兒童少年營養與健康狀況的調查表明，隨著家庭人均年收入的降低，學齡兒童少年營養不良率提高，家庭收入最低組兒童營養不良率比最高組的兒童高70%。[2]

2.對兒童社會情感及社交技能的影響

很多研究表明，低社會經濟地位對兒童在情緒適應、同伴交往以及自尊方面都有不良的影響。從情緒健康程度上看，長期的貧困會影響兒童的社會性情感健康，使兒童更容易出現消極的社會情感。居住區域的社會經濟地位與青少年的抑郁癥狀呈負相關，居住在低社會經濟地位地區的青少年出現抑郁癥狀的可能性更大。從社會交往技能來看，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兒童更少參加課后集體活動。

三.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兒童發展的理論

從目前研究趨勢來看，研究者們的關注重點逐漸從實證研究轉向理論研究。但是，目前的理論依然很少。

1.中介模式

中介模式理論認為，社會經濟地位并不直接影響兒童的發展，而是通過一些中間因素起作用，而這些因素之間也會相互作用來影響兒童。主要的因素有，兒童本身、家庭環境、學校和生活環境等。

從兒童自身角度來講，有研究者將社會經濟地位對兒童的影響分為因素：壓力，較低社會經濟地位的兒童可能會遭遇更多的應激源;從家庭角度來說。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家庭占有的社會資源較少，所以兒童本身的物質需求就難以滿足，對于兒童精神生活的需求就更難以實現。

2.調節模式

調節模式理論是指，兒童在同樣的社會經濟地位條件下，可能會發展成不同狀況。研究者目前已經確定了社會經濟地位與兒童健康發展之間的若干調節因素并且強調了那些能幫助兒童應對與低社會經濟地位相關的逆境的因素，主要包括三種：一是人格素質上的特點;二是家庭特征;三是有可利用的外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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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資本形態,權力博弈,物質資本,貨幣資本,人力資本

伴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演化,相應的社會經濟形態也在不斷變化。根據技術社會形態的劃分標準,社會經濟形態則呈現出一個漁獵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信息社會的歷史序列面貌。從社會經濟的角度,則可以概括為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知識經濟。在不同的社會經濟形態下,主導社會經濟發展的因素是不同的。根據馬克思的生產力構成要素理論,生產力由勞動者、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等三個要素組成。生產力作為一個共性因素,具有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屬性,而生產關系則具有不同社會的特殊性。剔除生產力這一共性,可以發現,物質資本是主導農業經濟社會生產關系的首要因素,貨幣資本是主導工業經濟社會生產關系的首要因素,人力資本是主導知識經濟社會生產關系的首要因素。當然,農業經濟也同時存在著貨幣資本,工業經濟也存在著人力資本,各種形態的資本交互存在,相互作用。

資本作為一種特殊的生產要素,其本質是一定時期社會生產關系的重要體現。在不同社會經濟形態下,占據主導地位的資本滲透于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不斷地運動并保持增值,是統治者治理國家和加強統治的主要工具。資本所有者憑借手中占有的資本影響著國家權力的分布和運動。各種形態的資本在相互作用中,力量此消彼長,圍繞對權力的爭奪,進行著各種博弈。貨幣資本取代物質資本,人力資本戰勝貨幣資本,權力也在資本所有者中間循環運動。在市場經濟下,存在著多元利益主體,一旦資本和權力媾和,就會導致公共權力異化,影響著人力資本價值作用的發揮,并進而侵蝕社會公眾的利益,阻礙社會進步的速度。當前,我國正處于農業經濟、工業經濟和知識經濟等三元經濟交織時期,物質資本、貨幣資本和人力資本等多種形態的資本同時并存,并且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因此,從社會經濟發展的宏觀戰略層面,如何認識各種形態的資本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如何以有效合理的方式對資本權力進行引導和規范,就顯得十分必要。

一、社會經濟形態演進下的不同資本形態

人類社會先后經歷了農業經濟、工業經濟時期,目前正由工業經濟進入知識經濟時期。相應地,不同社會經濟形態下產生了不同的主要資本形態,即物質資本、貨幣資本和人力資本。各種資本不斷運動,力量此消彼長,對一定時期經濟社會的發展起到了關鍵作用。

(一)農業經濟:物質資本

在農業經濟社會中,土地是決定社會經濟產出水平的關鍵因素。土地是農業發展的基礎,是最主要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對象。農業生產工具極其簡單,主要包括犁、鋤、刀、斧等手工生產工具、牛和馬等畜力生產工具以及馬車、木船等交通運輸工具。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主要取決于勞動者的體力和對這些生產工具的使用。概括地說,這些生產資料和勞動對象就是物質資本。由于生產資料私有,占有生產資料份額大的所有者就成為了實際影響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政府憑借對生產資料的占有,控制著全社會物質資本的大多數,決定著社會財富的流動和分配。其背后的實質是,誰控制的物質資本越多,誰擁有的權力就越大;反過來,亦是如此。盡管,后來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也出現了貨幣資本,但和物質資本的力量相比,貨幣資本的影響力是十分微弱的。并且,貨幣資本的出現,不僅沒有削弱了物質資本的強勢地位,反而強化了物質資本的力量。此時,社會經濟生活中權力的博弈主要圍繞對物質資本的占有和爭奪展開。

(二)工業經濟:貨幣資本

在工業經濟社會中,經濟增長主要取決于自然資源的占有和配置。而這又主要取決于勞動工具的先進程度與勞動資料的種類和數量,勞動工具越先進,勞動資料的種類和數量越多,經濟的增長速度就越快。這些生產資料主要包括土地、勞動力和資本。在工業經濟發展后期,企業家的管理能力即人力資本和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越來越重要。與農業經濟時期相比,以貨幣資本為主要形態的資本形式則占據了工業經濟的主導方面。但與知識經濟時期相比,這個時期知識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尚未起到決定性作用。

工業經濟早期,資本家憑借手中占有的巨額貨幣資本,到處購買鐵礦石、煤炭等生產資料,在世界各地開始工廠,尋找海外有利市場,不斷擴大市場需求。資本家手中的貨幣資本直接指揮和主導了全球的工業擴張與權力分配,圍繞著對貨幣資本的占有和支配,開始了全球范圍內的權力擴張。工業經濟后期,隨著資本主義矛盾的不斷加劇和經濟危機的接連爆發,政府開始干預經濟,彌補了市場調節的不足。此時,以企業家才能和勞動力教育與培訓為主要形式的人力資本逐漸滲入到經濟發展中去,開始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另外,金融資本也開始走向全球,逐步滲透到實體經濟和產業資本中去,進一步助長了貨幣資本的蔓延勢頭。因此,在工業經濟時期,圍繞著貨幣資本的權力博弈直接導致了全球市場的擴張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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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公共交通管理系統社會經濟影響評價探究

前言：

公共交通管理系統作為先進的智能信息化系統，實現了便捷、安全、可靠的運輸環境，通過對公共交通管理系統的智能控制，很大限度的實現了道路信息的多元化傳遞，提高了道路的暢通和高科技的發展，探究和發展的最高標準也是完善公共交通管理系統的多元化性能，增加出行的便捷性和安全性，形成高標準、高質量的公共交通管理系統。

1、公共交通管理系統社會經濟影響評價闡述

由于受交通運輸因素的制約，改善當今的公共交通運輸，緩解由各種天氣、堵塞等產生的影響，建立完善的交通智能化系統和管理體系很有必要，公共交通管理系統主要由監測公路、信息導向和語音功能幾個主要部分組成。監測公路：監測公路系統主要通過視頻圖像和監控攝像等設施來達到監視路面的實時狀況及突發狀況等，能準確快速的傳遞現場的路況分析圖，方便公共交通管理中心及時掌握信息。信息導向：信息導向系統主要是針對路況上的收費站和路段上的突發狀況進行交通上的采集數字報表和資料的傳遞，實現了完整的探測系統設備。語音功能：語音功能主要是采用信息探測的功能，無線電話系統和遇到突發狀況等。通過信息感應和圖像處理及時和應急中心取得聯系，大大提高了通信系統的智能性。遵循市場經濟的發展角度來分析，宏觀調控關系著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從公共交通運輸管理系統來講，經濟效益的發展對國家的貢獻有長久的影響，整個發展目標對于公共交通運輸管理系統有著很大個影響。隨著市場的變化，高新技術產業在不斷地快速發展，很多經濟企業避免被淘汰下架都在不斷學習與完善新型技術，通過新型的公共交通運輸管理系統的發展，運輸智能的新穎性也在不斷提高，加上企業間的競爭力只增不減，促使一些企業間形成了無形的效益競爭，更需要以經濟發展為前提，公共交通管理系統為基礎，實現智能系統的多元化發展，為此通過整合總體的經濟效益的目標，最終需要多種措施來評價公共交通管理系統社會經濟所做出的影響。

2、公共交通管理系統社會經濟影響評價技術方法

根據公共交通管理系統的終極目標來發展，全面建設綜合化系統管理必須要建立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指標，確定影響公共交通管理系統的技術方法，在各種因素影響的前提下，通過分析路面交通、地域影響，明確研究評價的目標是完善社會經濟效益體系。通過國際權威的技術檢測來評價公共交通管理系統的復雜性、選擇性都對評價方法做出了實際研究，多方面的技術應用發展也是建立的一個良好評價方法，系統經營者創造的一系列綜合效益成果的技術檢測，旨在揭示全社會以追求盈利的前提下，放眼于公共交通管理系統所帶來的評價以及最終的影響。公共交通管理系統一般是由成本和收入的最終效益來實現，例如，整個交通運輸的維護費和通行費都屬于企業的成本。大眾出行便利，車況信息完善，促進交通的暢通，都可以作為公共交通管理系統影響評價的有利特點，把社會產業之間的聯系又遞進了一步，從經濟的長遠考慮，提出合理的研究評價成果，能帶來產業的快速發展。

3、公共交通管理系統社會經濟影響綜合評價內容

從經濟發展的長遠目標來看，公共交通管理系統社會經濟影響評價的范圍很廣；包括了公眾駕駛車輛的行程，來往的駕車時間，天氣以及路面突發狀況的等對交通影響。一方面，對交通過程中產生的車輛損傷、人員傷亡及車載貨損等安全方面問題，做出了分析；另一方面，對車輛行駛中產生的尾氣、燃油消耗也對環境產生了影響，通過對出行的大眾進行調查結果顯示，提高公共交通管理系統的智能化，不僅方便大眾出行，而且還有利于系統的不斷完善，提高運輸的運作率，降低了成本效益的投資，維護了系統的耐用性。針對當前的市場經濟模式，確保大眾的切身利益，一部分可以直接得到效益，如運輸中途的時間縮短，燃油量消耗少；另一部分不能直接得到效益，而是由無形中帶來的效益；如改善公共交通管理系統化的提高、增加用戶滿意度，推行車輛自動性能安全性檢測。分析公共交通管理系統影響評價所涉及的各個領域及適應的各種環境。公共交通管理系統社會經濟影響評價應該滿足于社會經濟的需求，從成本和效益的角度來分析，公共交通管理的系統化、多元化不僅能準確的識別自身的突出特點，還能明確評價的影響因素以及其他方面所帶來的成本和效益，利用對所選擇的各類系統性能、方法內容進行綜合評價，提出了公共交通管理系統的多面分析，結合整理數據，實施評價的檢測和成果，從抽選的數據中來看，一些評價方案往往不能到達評價的預期目的，從中就要判斷符合綜合評價的分析，無非就是對已經實施生產的效益做出對比，從而得出衡量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和公共交通管理系統之間密不可分，相輔相成牽動著經濟的需求，對于公共交通管理系統追求的利潤和成本，一般都會在最后的成果中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根據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向來要求和不斷完善系統化發展的長遠性，全面統籌分析客觀現象，著眼于當下的社會經濟水平，公共交通管理系統應該全面適當的改變格局，從實際出發，全面總結由實踐所帶來的檢測，有利于評價的最終研究成果。

結束語：

綜上所述，根據目前的發展來看，通過對公共交通管理系統的綜合闡述，主要分析了公共交通管理系統社會經濟影響評價研究的因素、原則內容和方法，遵循著市場的經濟變化模式，構建完善的系統化、科學化管理。公共交通管理系統社會經濟影響評價研究成果的科學發展和有秩序的進行，是建立公共交通管理系統的必要性。

參考文獻：

[1]李忠偉.中國高速公路用地社會經濟影響評價[D].中國地質大學（北京），2012.

[2]張云飛.高速公路交通安全分析及評價研究[D].長安大學，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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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村公路，成效評價，模糊層次分析法

Abstract: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of rural road construction is to improve the rural road construction and use efficient infrastructure, but because of its evaluation system with multi-factor, multi-layered, multi-program characteristics, This article selection Fuzz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Fuzzy Evaluation and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Integrationand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rural road construction, mainly from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Because this method to consider the role of other factors, the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rural roads in some ill-defined, difficult to quantitative factors were quantified, so that a more scientific evaluation methods, evaluation results more applicable.

Key words: Rural roads；effectiveness evaluation；Fuzz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中圖分類號：F540.3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一、引言

農村公路建設成效系統評價，是完善農村公路發展的方針和政策、制定較長一個時期內的農村公路發展戰略的基礎。傳統的農村公路建設成效后評價方法只注重對項目實施前后的情況進行簡單的比較，因此忽視了項目以外的其他因素對農村地區發展的影響，導致評價結果失真。模糊層次分析法是模糊綜合評價法與層次分析法相結合而產生的一種綜合評價方法,農村公路評價體系具有多因素、多層次、多方案的特點，同時為了將農村公路成效評估中一些邊界不清、不易定量的因素定量化，本文選用集成了模糊評價與層次分析法的雙重優點的模糊層次分析法，并主要從社會經濟效益方面對農村公路的建設成效進行評價，通過評價，以期最大限度的發揮農村公路的效用。

農村公路建設成效評價模型

（一）社會經濟效益評價指標評定標準

為了使評價結果的確定準確且明了，同時考慮到與后文評價結果的一致性，建立一個由高到低的五級評價標準，分別是I級-好、II級-較好、III級-一般、IV級-差、V級-很差。

（二）、建立判斷矩陣及確定指標權重

本項評價采用系統工程學的兩兩比較法確定各項指標權重，這種方法可靠性較高，誤差小。由以上論述可知農村公路社會經濟效益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即對目標層的一級指標分別是交通影響（A1）、投入效益（A2）、開發效益（A3）、潛在效益（A4），二級指標分別是節約旅客出行時間(a11)、安全設施里程設置率(a12)、客運班線開通率(a13)、出行方式變化(a14)、出行次數變化(a15)、對國民經濟的貢獻(a21)、經濟作物種植面積增加(a31)、農產品銷售更加便利(a32)、促進鄉鎮企業和服務業發展(a41)、農民收入增長幅度(a42)、改善農民就業(a43)、就醫及時性(a44)、改善就學條件(a45)、豐富農民文化生活(a46)、提高政府威信(a47)。

根據專家打分并利用1-9標度法建立農村公路社會經濟效益的一級指標的權重因子并得到對目標層的判斷矩陣：

B=得權重系數為:W=

2、利用上法建立二級指標對一級指標的判斷矩陣如下：

BA1 = 得權重系數為：WA1=

BA2=得權重系數為：WA2 =

BA3 =得權重系數為：WA3 =

BA4 =

得權重系數：WA4=

（三）確定評價指標的隸屬度

隸屬度的確定通過隸屬函數來計算，本項評價采用降半梯形法來表示，設Vj和Vj+1為相鄰兩級的分級標準，且Vj>Vj+1，x∈[Vj+1，Vj]，則x的Vj級的隸屬函數為：

根據隸屬度的性質，定義x的Vj+1級隸屬度為1-。根據指標測算值利用上述隸屬度函數便可得到各評價指標隸屬于各等級的隸屬度即rij，從而可得到單因素評價矩陣。

（四）綜合評價結果

由評價模型，采用M(?，+)算子進行模糊合成運算可得到農村公路社會經濟影響評價中交通影響評價向量A1、投入效益向量A2、開發效益向量A3、潛在效益向量A4，及相應的歸一化結果B1 =V*A1、B2 =V*A2、、B3=V*A3、、B4=V*A4、。具體如表1

表1社會經濟效益評價向量及歸一化結果統計表

三、社會經濟效益評價結果分析

由上表數據可得：東部、中部、西部地區農村公路社會經濟效益評價綜合得分分別為89.24、86.70、78.03，分別屬于“較好”、“好”、“較好”的等級；全國社會經濟效益綜合評價結果為84.54，屬于“較好”。

評價結果表明：中部農村公路建設帶來的社會影響效益最好，而對西部和東部帶來的社會經濟效益有限，這與實際情況吻合。目前我國農村公路建設東部地區已經處于較為完善狀態，而西部地區處于不完善的狀態，而中部地區農村公路的修建發展正處在有效帶動發展時期。

參考文獻：

[1]方述誠，汪定偉. 模糊數學與模糊優化[M ]. 北京:科學出版社, 1997.

[2]張吉軍.模糊層次分析法(FAHP)[J].湖南: 國防科技大學理學院,2000.

[3]王進坤,郭裕.基于計量經濟學的農村公路建設成效后評價[J].北京:交通部科學研究院,2010.

作者詳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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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經濟演化；拉馬克主義；意向性；學習與模仿

中圖分類號：F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0169(2012)03010406

一、導 言

19世紀中后期以來，許多學者認識到，社會經濟的動態過程呈現出了與生物演化(進化)相似的特征\[1\](P65)\[2\](P115-116)\[3\](P3)，他們因此也稱社會經濟的動態過程為社會經濟演化，還提出了構建社會經濟演化理論的任務\[4\]（P373-397）\[5\](P18-19)，并提出了累積因果循環說\[4\]（P373-397）、創新推動的非均衡演進說\[6\](P73-74)、遺傳結構主義的制度變遷說\[7\](P15,99)\[8\](P7-8)\[9\](P46)、演化理性的自發秩序說\[10\]（P211-221）\[11\](P44-63)、基于關聯反饋的路徑依賴說\[12\]（P331-337）\[13\]（P116-131）等社會經濟演化學說，但直至當前，規范化的、具有理論說服力和解釋力的社會經濟演化理論尚未構建出來\[14\](P8)。

演化廣泛地存在于物理現象、化學現象、生命現象、經濟與社會現象之中，但科學研究至今仍未構建出一般演化理論，為諸領域中的演化分析提供理論指導。生物演化研究由于可獲得大量的古生物化石作實證，加之分子生物學的發展揭示了生物遺傳的微觀實現機制，因此，率先構建起了相對系統與完善的學科層級的演化理論——綜合了達爾文進化論和孟德爾遺傳學說的新達爾文主義，這一理論也成為了相關演化研究借鑒與比較的對象。社會經濟學者如哈耶克、諾斯、納爾遜和溫特等，生物學者如赫胥黎、梅達沃、多布然斯基等，以及哲學家如波普爾等，均對生物演化與社會經濟演化作了比較研究，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在總體上得出了社會經濟演化與生物演化間存在廣泛而深刻的機制差異的結論。例如，赫胥黎認為文化演化是一個和生物演化極為不同的過程，有自己的規律、機制和模式，不能單純從生物學基礎上加以解釋\[15\](轉引自\[18\](P23))。波普爾也認為“文化演化通過另一些方式繼續著遺傳演化的過程”\[16\](P48)。哈耶克、諾斯、納爾遜和溫特則明確地斷言，經濟演化是拉馬克主義的\[17\](P15)\[18\](P24-25)、意向性支配著經濟演化\[9\](前言)、經濟演化難于貼切類比生物演化中基因突變和性別重組機制\[9\](P61)。的確，社會經濟演化是由有意識的人參與的，而長久以來我們總試圖把“人”置于一種宇宙殊的地位上，這當然會潛在地指引學者們刻意地找尋社會經濟演化與生物演化的差異，以及將一些細節層面的差異放大到機制層面。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蒙指出，人類認知的發展已使我們認識到，人，包括人類的意識，并不是游離于自然規律之外的特殊事物①。這啟示我們，生物演化與由有意識的人參與的社會經濟演化的同一性應是相當廣泛的②。而且，在認知邏輯上，生物演化與社會經濟演化作為在現象特征上呈現出了廣泛同一性的兩種子類演化現象，應能在本質上作同一性的理解。雖然以上兩點尚不足以推斷出社會經濟演化與生物演化在本質上是同一的，但審視那些將社會經濟演化與生物演化嚴格區隔開來的諸觀點還是必要的。特別是，那些將社會經濟演化與生物演化嚴格區隔開來的觀點多由一些著名學者提出、宣揚及反復強調，它們已為社會經濟演化研究設定了。但如果這些觀點存有差誤，就會成為社會經濟演化研究發展的沉重理論包袱，阻礙我們對社會經濟演化機制的深入理解。

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2年5月第12卷第3期 雷國雄：社會經濟演化研究中三大共識的再審視 二、社會經濟演化是拉馬克主義式的嗎?

生物演化學說中有拉馬克主義③(Lamarckism)和達爾文主義(Darwinism)兩大理論傳統。拉馬克主義認為生物具有很大的可塑性，環境發生變化時生物就會發生相應的變異，以適應新的環境條件，并且獲得的性狀能夠通過生殖細胞直接傳遞給后代。達爾文主義則認為生物會發生自然的變異，在生存競爭中，有利的變異將較多地保存下來，有害的變異則被淘汰。從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前期，生物演化學說一直圍繞生物演化到底是拉馬克主義式的還是達爾文主義式的展開爭論。直到奧古斯特?魏斯曼明確地證明了拉馬克主義的“獲得性遺傳”不可能成立，以及結合達爾文主義與孟德爾遺傳學說，并以分子生物學為基礎的新達爾文主義提出后，相關的爭論才趨于平息④。達爾文主義勝利的結果之一就是強化了對生物特性之先天與后天的區分：能夠經由生物性機制遺傳的生物特性是先天的，反之則是后天的。這隨即就導出了一條判定拉馬克主義的延伸標準：凡是探討那些在達爾文主義看來的后天性生物特性的遺傳問題的學說，就是拉馬克主義的。

哈耶克在這一判定標準上作出了社會經濟演化是拉馬克主義式的判斷。他說：“生物進化論現在已排除了后天獲得特征的遺傳，但是所有的文化發展都是建立在這種遺傳上，即那些以指導個人之間相互關系的規則為表現形式的特征，它們并不是個人固有的，而是在學習中掌握的。按現在的生物學討論所采用的說法，文化進化是在模擬拉馬克主義。”\[18\](P48)納爾遜和溫特宣稱他們是毫無羞愧的拉馬克主義者時也說，他們所構建的經濟演化理論“考慮了獲得特性的‘遺傳’”\[17\](P15)。

但哈耶克等人并未意識到，將生物演化研究中的拉馬克主義延伸判定標準沿用到非生物演化研究領域已在邏輯上犯了忽略前提的錯誤，這一錯誤在完整的命題表述形式下即可呈現出來：社會經濟演化中傳遞的均是在達爾文主義生物演化學說看來的后天性事物。具體地說，在我們研究社會經濟演化如制度的演化時，我們并不能斷然地說制度對制度的演化而言是后天的，因為在邏輯上，在我們所構建的制度演化學說中，應該另有一個先天與后天的區分，而不是援引其他理論中的區分。

并且，更有可能的是，先天與后天的區分對社會經濟演化而言，是不完全的。在社會經濟演化中，文化、習俗與制度接受不斷變化著的社會經濟環境的選擇，進而經由學習與模仿在社會中向后傳遞，是社會經濟演化中的先天性事象；而隱默性知識卻不能通過學習與模仿在社會中傳遞，是后天性事象。除此之外，還存在著那些基于人的生物性的知識，即固化在基因中的知識，它們在生物演化理論看來是先天的，但在社會經濟演化慣常的數百年乃至數千年的視域上可以認為既沒有新元素加入進來，也沒有元素被淘汰出局，是給定的。比照生物演化學說中作出先天與后天區分的思維，應稱為先先天(Antenature)的。

哈耶克認為，一切演化，無論是文化的還是生物的，都是對不可預見的事情、無法預知的環境變化不斷適應的過程\[18\](P24)。按照這一理念，我們應能構建起人的知識演化模型，其中的人以其生物性知識、社會性知識和個人知識不斷地適應著不可預見的事情、無法預知的環境變化。的確，在高效地適應自然環境，如溫度、濕度、氣壓、光照、營養供給等方面，人類還主導性地依靠著那些固化在基因中的知識。例如，我國地區的居民有一種調節體內紅細胞數量的基因，因此適應于該地區稀薄的空氣。現代人類也常用技術手段來應對這些問題，如安裝供氧設備、使用空調、藥物等，但這些手段的效率根本不能與那些生物性機制的效率相比擬。而在機敏地適應社會經濟環境方面，人類則主導性地依靠著手口相傳的文化、習俗與制度⑤。在這樣的人的知識演化模型中將只有區間：經由人的生物性傳承的知識區間、經由人的社會性傳承的知識區間和僅在個體內部傳承的知識區間，而無需作出先天與后天的區分。當然，在邏輯上我們并不能在該人類知識演化模型基礎上斷言，由于經由人的生物性傳承的知識區間是達爾文主義演化的，同一模型中經由人的社會性傳承的知識區間也應是達爾文主義演化的，但我們可斷言，研究者并不能根據社會經濟演化所分析的是在生物演化理論看來的后天性事物，就確定無疑地宣稱社會經濟演化是拉馬克主義式的。

三、意向性支配著社會經濟演化嗎？

彭羅斯指出，協商行為和計算行為是人的行動在經濟領域的特征，意向性是不能在經濟理論中排除掉的\[19\]（P804-819）。這一無可辯駁的觀點當然潛在地支配了學者們對于社會經濟演化的研究。赫什萊佛提出，人能有意識地進行優化——或者我們常常認為人是這樣的——而對除了少數高等生物的其他生物，選擇與戰略僅僅是隱喻的，這是要構建的經濟演化理論與社會生物學的一個明顯差異\[20\](P1-52)。阿爾奇安構建了一個依賴于機遇而不是最大化理性的經濟變遷模型，但他卻在同一模型中自相矛盾地提出，人類的適應——模仿與試錯搜索——是有意識地進行的\[10\](P211-221)。諾斯認為，經濟演化中的選擇機制不同于生物演化論中的優勝劣汰，是由人們對最終結果的信念支配的，參與者的意向性是人類演化變遷的關鍵\[9\](前言)。納爾遜和溫特則提出，經濟變遷中存在兩種選擇：一是對企業的選擇，是達爾文意義上的被動選擇；二是適應性學習，是一種反映企業意圖的選擇，是意向性的主動選擇\[17\](P14-15)。社會經濟動態自然是由具有意向性的人類活動推動的，模擬這一動態過程的社會經濟演化理論當然不能排除人的意向性，但這并不足以使我們如諾斯那樣斷言，“參與者的意向性是人類演化變遷的關鍵”。

在理論上，動態過程可以分為數種類別，演化只是其中的一種。社會經濟處于動態過程之中，我們識別出這一動態過程具有顯著的演化特征，并將其稱為社會經濟演化，但我們并不能斷言，這一動態過程是純粹的演化過程。社會經濟動態中也存在著大量非演化的變化，它應是一種由非演化與演化雜合成的復雜現象。同樣，人類的行為也是雜合性的，兼有理與非理。因此，我們在邏輯上就不能斷言，由具有意向性的人類活動推動的社會經濟動態中的演化過程是由意向性支配的，因為存在著如下的邏輯可能：人類的意向推動形成社會經濟的非演化性動態變化，而人的非意向推動形成社會經濟的演化。

事實上，意向并不能將一般生物與人區別開來。生物也有意向：蜜蜂會循著花香采蜜，雛鳥會喳喳鳴叫爭取食物，狗會搖尾巴招惹人的喜愛。但生物卻不能意向性地影響生物的演化，它們根本沒有這一方面的意向。人類好像有一種強烈的按照自己的意向左右社會經濟演化的沖動，并且人類也總是在意向性地規劃與設計著未來的社會經濟模式。但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是否存在這種意向，而在于這種意向是否能夠達成。門格爾指出，社會現象的起源與自然有機體的起源具有類似性，大量的社會制度對于整體的某種令人驚異的明顯的功用，并不是刻意追求此一目的的那種意圖的產物，也不是社會成員協定或實證立法的結果，而是自然的結果\[2\](P116)。哈耶克也明確指出，演化著的社會經濟秩序，如文化、制度等，是一種自發秩序，是福格森所謂的“人類行為的結果但卻不是人為設計的結果”\[21\](P458-468)。人類根本不能按意向性來設計社會的文化、制度，那樣的意向性都是“致命的自負”\[18\]（P73）。

社會經濟演化研究雖然尚未闡明演化的機制內涵，但不少學者已認識到，演化是不確定性變化下的一種適應性過程\[9\]（P17）\[10\](P211-221)\[18\]（P24），這在邏輯上也是明確的：不論社會經濟是由理性的行為者還是由非理性的行為者的行為構成的，如果其運行在確定性之下，就必然會陷入靜止狀態(包括熊彼特在《經濟增長理論》中描述的“循環流轉”狀態)，而不會呈現出演化的那種持續緩慢的變化特征。意向性對作為不確定性變化下的適應性過程的演化顯然不可能有意義，因為“不知道的也是不能計劃的”\[18\](P96)。可見，社會經濟中的演化事象并不是人們可以按他們的意向塑造的。

在納爾遜和溫特、諾斯等學者看來，人類意向性地支配著社會經濟演化還表現在，當人們對當前的制度、技術、慣例的績效不再感到滿意時，就會在壓力下創造出新的制度、技術與慣例\[8\]（P14-15）\[17\]（P157-176）。林毅夫甚至認為，激勵著意向性創新(在實驗室中作的系統性的試錯搜索)的制度的缺失是中國在元明以來落后于世界(即李約瑟之謎)的主要原因\[22\](P244-291)。這種主動性的機制在生物演化中顯然是不存在的，因為生物演化中的基因突變(即創新)基本上以固定的頻率發生著。即使社會經濟中存有這種主動性機制，它也不能將社會經濟演化與生物演化區別開來，因為在事實與邏輯上，我們并不能基于人類具有這種推動社會經濟演化向前的沖動就斷言其支配著社會經濟演化。首先，好奇心是人類的天性之一，門格爾稱之為閑散的好奇心，韋伯稱之為資本主義精神，熊彼特稱之為企業家精神。事實上，大多數人總是在可能的情況下進行著創新嘗試，只不過那些僅產生了較小的績效提升的創新嘗試以及那些數量更多的失敗了的創新嘗試往往未引起人們的注意并把它們記錄下來而已。也就是說，創新可能是社會經濟演化中常態性的人類行為，學者們稱道的意向性推動的創新只是選擇性觀察與記憶的結果，是幻象。其次，社會經濟演化中的諸多創新，特別是一些具有重大意義的創新往往是偶然間得到的，并非意向性創新嘗試的結果。例如，倫琴發現X射線，弗萊明發現青霉素，洛倫茲發現混沌現象等，獲得的均是他們意向性研究目的之外的成果。其三，人類意向性創新特別是一些在事后看來的重大創新受到創新能力的約束，這種約束與生物演化受到基因突變發生頻率的約束相同。例如，福特一直想找到提高汽車裝配工作效率的方法，但長久以來都想不出好的方案，只是由于偶然參觀郵購公司的傳送帶，靈感突現才創新出了汽車生產流水線。凱庫勒構思苯的結構、門捷耶夫探尋元素周期律、漢密爾頓構思四元數的運算法則等都經歷了反復的猜想與驗證，并且按照他們自己的說法，都受到了靈感的“扶助”。創新依賴于靈感的本質是創新依賴于時間，這在文化、藝術領域的創新中更為明顯。人類社會產生新宗教形式、新道德規范、新流派藝術作品的頻率是非常低的，并且可以大致認為是以固定的頻率“生產”出來的，激勵對此往往無效。這樣看來，在由創新活動推動的社會經濟演化中，即使人類具有強烈的實現創新突破的意向性，這種意向性也不是社會經濟演化的決定因素。自然地，我們也不能根據人類具有強烈的實現創新突破的意向性就斷言社會經濟的演化是由意向性支配的。

四、社會經濟演化與生物演化的

傳承機制不同嗎？ 在代際傳承形式上，生物演化與社會經濟演化表現出了諸多差異。例如，生物以有性繁殖(包括細菌繁殖中的基因片斷交換)的形式延續，DNA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機制作用，社會經濟則以學習與模仿的形式延續，并且不存在類似于DNA的有形事物；生物演化僅通過生理上的雙親傳遞信息，社會經濟演化特別是其中的文化演化則往往通過無數個“祖先”向后傳遞信息，并因此使得文化演化較之生物演化進展得更快\[9\]（P61）\[18\]（P24）。不少學者因此認為，社會經濟演化與生物演化在傳承機制上是不同的。那么，這些傳承形式上的差異是否足以支撐我們作出社會經濟演化在傳承機制上異于生物演化的論斷？

生物有性的代際遺傳機制是如下展開的。在一般生物體的正常細胞中，有兩套由DNA記載著的遺傳密碼，一套來自父本，另一套來自母本。例如，人類的一套遺傳密碼由23條染色體(DNA長鏈)組成，因此每個正常的人體細胞中有2套共46條染色體，或者說23對染色體，其中一半來自父親，另一半來自母親。代際遺傳的第一步從生殖細胞的減數分裂開始，每個生殖細胞減數分裂后生成兩個細胞，稱為配子，其過程包括兩個組合。一是兩條分別來自父本和母本的相同序號的染色體相互靠近，在一定的點位鏈接，再分開為兩條染色體。在這一鏈接與分開的過程中，將發生基因片段的交換，如圖1中三個連續的放大框所示，由abcde基因片段組成的一條父本

圖1 生物有性遺傳機制示意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相關生物學表述繪制。

染色體與同序號的由a′b′c′d′e′組成的母本染色體經過鏈接與分開過程形成了兩條新染色體ab′cd′e和a′bc′de′(也可能在某些鏈接點不發生交換，形成如ab′c′d′e和a′bcde′的新染色體)。二是基因片段組合形成的各染色體按序號分別進入一個配子細胞，即將各同序號的兩體染色體分別送入兩個配子細胞，組配成兩套遺傳密碼，如圖1中“過程二”箭頭指向的變化所示。經過這兩個組合過程后，兩個配子中各含有一套遺傳密碼，并且這兩套遺傳密碼與分裂前的生殖細胞中的兩套分別來自父本與母本的遺傳密碼均不相同。當其中的一個配子經由受精過程與來自另一減數分裂形成的配子融合為一個正常細胞并發育成新生物體后，新生物體表現出來的特征將既不同于其祖父(母)，也不同于其外祖父(母)，而是一個全新的個體。提及生物遺傳物質DNA，研究者就會聯想到其可縱向拆開的雙鏈結構，并因此萌生出將與DNA相關的機制均歸之于這一奇特結構的想法。但值得強調的是，在生物代際遺傳的核心過程中，DNA的雙鏈在縱向上并不拆開，而只是在橫向上斷開后再接上，這種在橫向上可斷開再接上的性質提供的對遺傳信息的組合創新機制才是生物代際遺傳機制的本質，這一點早在18世紀初即已被法國遺傳學家莫佩蒂烏猜想到，并在DNA被發現的近100年前由孟德爾通過嚴謹的實驗數據分析提出。可縱向拆開的DNA雙鏈可實現對其自身的精確復制(其間可能發生差錯，即突變)，也在生物代際傳承中發揮著通過復制形成多個后代的重要作用，但這一機制并不是生物代際傳承機制的核心。

社會經濟演化通過學習與模仿傳承的本質也是組合創新。哈耶克指出，學習在本質上是組合性的，它使得不同天賦的個體通過吸收不同的傳統形成了社會經濟的無限多樣性，而如果學習是對同伴的完全復制，社會經濟中廣泛存在著的學習將減少其多樣性而不是如現實中的那樣保持或增加著多樣性\[18\](P146)。阿爾奇安指出，模仿均是非完全的，模仿者所模仿的只是某些看起來有助成功的獨特因素，是對他者與己者因素的組合\[10\](P211-221)。例如，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學習與模仿歐美，就不是一種完全的搬抄，而是結合日本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組合創新出了特色性的“神政的、家長式立憲主義”，既延續了日本傳統上的封建性因素，又引入了反映民主政治要求的立憲主義因素。

當然，學習與模仿并不是如有性繁殖那樣兩兩封閉的，個體在構思一種新方法時往往汲取著眾多他者的新奇因素，但這可能只是我們僅注意到了那些成功組合的構成而忽略了各具體組合過程產生的誤解。應該承認，人的關注能力是相當有限的，他們在每一時點上往往只能關注一個人，甚至只能關注到一個人行為的某一個方面(類似于DNA上的基因的單元)，他們在如此關注時，就在將其關注到的他者行為的新奇元素與己者的元素相組合，這個過程顯然是一種兩兩封閉的組合，甚至只是一種簡單到只變更一個單元的兩兩封閉組合。而且，人類還具有理性，他們能在信念知識的支撐下基本正確地判斷出諸多(但不可能是全部的)新組合方案的績效水平，這樣，不少績效水平較低的方案不經由顯性的執行過程就被排除了，而那些被我們注意到了的組合方案，則主要是理性不能確知其績效水平因而需通過顯性的嘗試來確定的方案，以及那些通過顯性與隱性試錯選擇出的績效水平相對最高并因此被反復執行著的方案。這些方案從構成元素來看有多個“祖先”，但若追溯其形成過程，仍是多輪兩兩組合的結果。

而且，即使每一輪次的學習與模仿均發生在多名個體之間，也不足以使我們將其與兩兩封閉的有性繁殖式組合區隔開來。兩兩組合的組配成本當然低于多個體間的組配成本，但當個體之間差異較小時，兩個體間的組合將只能生成大量相同的個體，而多個體間的組合卻能保證組合出的新個體基本上是不同的。例如，如果DNA鏈僅由三個基因組成(或只有三個基因位上的基因不同)，兩個體間的組合則最多只能生成8種新的個體類型，這樣，當繁殖倍率大于8時(現實中的繁殖倍率往往是一個相當大的數)，兩兩封閉的組合模式就會產生出大量的重復個體，也就是說，其不能高效率地實現生產數量較多的差異性個體的機制功能。而在此情境下，多個體間的組合卻由于具有更大的組合空間，可保證新繁殖出的個體基本上是不同的，其支付較高的組配成本因而是值得的。在這一意義上，生物演化中的兩性傳承模式與社會經濟演化中開放的學習與模仿模式，就只是在不同情境下為有效率地達成產生出數量眾多的差異性個體的機制功能而選擇的不同形式而已，它們在機制層面上是相同的。

五、結論與啟示

按照許多學者的觀點，社會經濟演化研究已走過理論叢林階段，系統總結有關社會經濟演化研究的學派理論、基本觀點、一般認識等，構建包容多方面社會經濟演化現象的統一性理論，突破性地完成馬歇爾與凡勃倫提出的理論研究任務的時機已經成熟\[23\]（P1-6）。在這一理論發展背景下，我們有必要對那些有關社會經濟演化本質與機制的諸觀點作深入的再審視，去偽存真，破除教條，為實現社會經濟演化理論研究的突破奠定基礎。

誠如本文研究揭示出的那樣，社會經濟演化研究領域中的三大“共識”所依存的推斷邏輯均存在著差誤或漏洞，并不是確然成立的，其中，“社會經濟演化是拉馬克主義式的”論斷的推演邏輯犯了忽略前提的錯誤，“意向性支配著社會經濟演化”論斷的推演中存在未予考慮到的邏輯分支，“社會經濟演化以不同于生物演化的遺傳機制傳承”則屬認識狹窄，將細節層面的差異擴大到了機制層面。兩百余年的社會經濟演化研究產出了豐富的理論成果，也累積起了諸多的教條，只有以嚴密的邏輯分析為工具，不畏權威，敢于批判，才能揭示并破解這些教條，勘正社會經濟演化研究的方向，推動社會經濟演化理論的發展與成熟。

參考文獻：

［1］ Spencer,H.Social Statics\[M\].New York:Augustus M.Kelley,1969 .

\[2\] \[奧\]卡爾?門格爾.經濟學方法論探索\[M\].姚中秋,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

\[3\] Spencer,H.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M\].New York:D.Appleton,1897 .

\[4\] Veblen,T.B.Why is economics not an evolutionary science?\[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898,(12).

\[5\] \[英\]A?馬歇爾.經濟學原理\[M\].朱志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 .

\[6\] \[美\]約瑟夫?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對于利潤、資本、信貸、利息和經濟周期的考察\[M\].何畏，易家詳,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7\] Ayres,C.E.Theory of Economic Process:A Study in the Fundamenta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 .

\[8\] \[美\]道格拉斯?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M\].劉守英,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

\[9\] \[美\]道格拉斯?諾斯.理解經濟變遷過程\[M\].鐘正生，邢華,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10\]Alchian,A.Uncertainty,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0,(6).

\[11\]\[英\]F?A?哈耶克.自由\[M\].楊玉生，馮興元，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12\]David,P.A.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5,(2).

\[13\]Arthur,peting technologies,inereasing returns,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J\].Economic Journal,1989,99.

\[14\]宋勝洲.基于知識的演化經濟學：對基于理性的主流經濟學的挑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15\]Huxley,J.S.,T.H.Huxley.Touchstone for Ethics,1893-1943\[M\].New York:Harper,1947.

\[16\]Popper,K.R.,J.C.Eccels.The self and its brain:An argument for interactionism\[M\].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7.

\[17\]\[美\]理查德?R?納爾遜，悉尼?G?溫特.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M\].胡世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18\]\[英\]F?A?哈耶克.致命的自負——社會主義的謬誤\[M\].馮克利，胡晉華,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19\]Penrose,E.T.Biological analogies in the theory of the firm\[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2,42.

\[20\]Hirshleifer,J.Economics from a biological viewpoint\[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77,(1).

\[21\]\[英\]F?A?哈耶克.哈耶克文選\[M\].馮克利,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22\]林毅夫.李約瑟之謎：工業革命為什么沒有發源于中國\[A\].林毅夫.論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三聯出版社，1993.

\[23\]賈根良.演化經濟學譯叢總序\[A\].\[美\]霍奇遜.賈根良，等，譯.制度與演化經濟學現代文選：關鍵性概念\[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注釋：

① 西蒙在《管理決策新科學》一書中指出，“關于人的獨一無二性的定義，一直是人的宇宙和倫理系統的核心。有了哥白尼和伽利略，人，他不再是處于由太陽和星星圍繞著的宇宙的中心位置的人。有了達爾文，人，他不再是由上帝創造并特殊賦予靈魂與理智的人。有了弗洛伊德，人，他不再是其行為——潛在地——受理性精神支配的人。當我們開始生產能進行思維和學習的機器時，人即不再是唯一能對環境進行復雜地和有理智地操縱控制的人了。”

② 羅斯比就指出，拒絕生物學類比是愚蠢的，因為人類本身就是生物系統,見Selection Processes in Economics(2001)。

③ 霍奇遜和柯納森近來也撰文指出，將社會經濟演化視為拉馬克主義式的是誤導性的，見Dismantling Lamarckism:Why Descriptions of Socioeconomic Evolution as Lamarckian Are Misleading(2006)。但他們論證的邏輯并不簡潔，且未揭示出這一觀點所依存的邏輯中最關鍵的錯誤。

④ 但即使這樣，拉馬克主義并未完全敗北。寇普就提出，生殖細胞具有對生長力過去工作效應的記錄，就像和記憶相類似的情況，因此，某一器官如果在一新環境中變得更加有用，那么它的生長在每個世代中將會被促進，從而能更好地適應環境,見Edward Drinker Cope and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Evolutionary Theory(1977)。但在筆者看來，即使這一機制存在，其在生物演化中可能僅是次要的，而且這種記憶性機制也應是經由自然選擇留存下來的。

⑤ 不少學者認為，諸多生物性特征使得人類可以更好地進行社會交往，如低平的顴骨、暗紅的嘴唇等，但這并不意味著僅僅依靠這些生物性特征，人類就能高效地應對復雜萬變的人類社會。

（責任編輯 朱 蓓）第12卷第3期 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篇(7)

統計學在現代社會經濟中得到廣泛地運用的發展，為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和手段。統計學與社會經濟存在著密切聯系。本文通過分析統計學與社會經濟之間的相互關系，從而將統計學更好地運用到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

【關鍵詞】

統計學； 社會經濟； 關系

1 統計學在社會經濟中的作用

統計學在社會經濟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1 為收集經濟數據提供必要的方法

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必須在定性分析的基礎上，建立經濟數量模型，開展定量分析。因此首先有必要收集必要的經濟數據。經濟統計學給出了各種經濟統計指標的科學定義和計算口徑，給出了具體收集各種指標的方法和途徑。離開了統計學的支撐，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能夠真實反映客觀世界的經濟數據。

1.2 為總結和提煉客觀經濟現象的數量變動規律提供方法

社會經濟的個別現象受多種復雜因素的影響，其中包括了相當多的偶然因素，只有通過統計的大量觀察法，才能從偶然中發現必然，總結出現象變動的數量特征。微觀經濟學中著名的恩格爾曲線（Engel’s curve）與宏觀經濟學中的菲利普斯曲線（Phillips curve） ，就是通過統計觀察發現數量特征的典型事例。

1.3 為檢驗經濟學理論的真實性和完善程度提供方法論基礎

任何經濟理論都只是相對真理，只能在特定的歷史階段較好地解釋某些經濟現實。因此需要人們利用經濟數據去檢驗這些理論是否能夠與實際情況相符。這種分析被稱為實證分析。實證分析所獲得的新知識常常為實質性學科的研究開辟新的領域，例如消費函數。

2 社會經濟統計研究成果的評價標準

美國著名統計學家Tukey1962年發表了題為“數據分析的未來”的長篇文章，論及對數理統計研究的評價標準。對分析數據工作有無直接作用。是否發明了新的統計方法或者將一些統計方法組合應用于新的領域。對分析數據工作有無間接作用。雖然未發明新的統計方法，但就學科的理論框架進行了有益的探討，為學科的發展、揭示新的方向或思路，或開辟新的研究分支和領域。如費歇在1921年發表的題為《理論統計學的數學基礎》和1925年發表的題為《點估計理論》的文章，雖則并末提出新的統計方法，但其中所提出的概念和理論框架，主導了以后許多年的數理統計學的研究思路影響延續至今。成果的數學水平。解決或推進有統計學背景的數學問題方面有獨到和創新之處。

對于社會經濟統計研究來說，衡量社會經濟統計研究成果也可以有類似的三個標準：

第一，經濟學標準。通過對經濟數據的分析，發現了新的經濟規律，或者是很好地論證和說明了某種經濟現象發展的趨勢和數量變動規律。

第二，對經濟數據分析工作的直接作用。提出了新的經濟指標及其核算方法、發明了新的分析方法或者是將產生于其他領域的方法成功地應用于經濟社會領域，或者是巧妙地結合運用已有的方法等等。

第三，對經濟數據分析工作的間接作用。雖然未提出新的方法，但就學科的理論框架進行有益的探討，為學科的發展、揭示新的方向或思路，或開辟新的研究分支和領域。關于大統計學科的討論等等，經濟統計領域大國民核算體系的提出等等也屬于類似的工作。

長期以來，我國的數理統計學界，采用發展純數學的方法去發展統計學，特別是在成果評價方面，重理論輕實用。這種“政策導向”使許多數理統計學者對實用問題不感興趣。研究內容流于空疏，無補于實際。

我國的經濟統計學界沒有很好地將現代統計方法應用于社會經濟領域，去得到一些非統計專業的經濟學者難以得到的很有參考價值的定量分析結論。因此，難于獲得社會的支持。使學科發展的“良性循環”無法形成。相當一部分經濟統計學論文的統計特色不夠鮮明，不會江統計學深入運用到社會經濟領域。與經濟學其他學科的研究沒有明顯的區別。個別論文甚至只有文字的論述或數學公式的推導，而很少統計方法與統計數據的應用。

3 統計學在社會經濟領域中的正確運用

3.1 堅持統計學的正確方向

對社會經濟進行研究時，需要應用通用的統計方法，但更重要的是要密切結合有關經濟理論，建立和完善以有關經濟現象為對象的特定的統計方法。因此，搞經濟統計時不能盲目照搬照抄西方經濟理論，而應該從我國國情出發，要密切結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需要，將研究適合經濟領域特有的統計方法作為研究的重點，同時積極參與重大社會經濟問題的研究，發揮經濟統計學的作用。

3.2 經濟研究最重要的是經濟思想而不是數學公式

不能以數學水平的高低來衡量經濟學家的水平，也不能以運用數學的多少和它的難易程度來作為評判經濟學論文質量高低的標準。我們在對社會經濟進行深入研究時，不能將簡單問題復雜化，不注意問題的實質和方法的適用條件，片面追求復雜的方法和復雜的模型。我們應該找的最佳的方法和手段來解決復雜問題。

3.3 重視社會經濟思想的運用

在肯定數學在經濟學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時，需要指出：經濟學不是數學。在經濟研究中，經濟思想是最重要的，數學和計量方法只是體現和執行經濟想法的工具。經濟學的主要領域是靠經濟學知識而不是數學取勝。

【參考文獻】

[1]陳希孺：數理統計學及其與社會經濟統計學的關系[J].中國統計，2001年第7期。

[2]余明江：統計學基本理論問題的再認識[J].商業經濟與管理，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