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家庭金融調查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報告的發現包括，中國家庭儲蓄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家庭，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儲蓄率為60.6%。中國較高儲蓄的根本原因是儲蓄分布的差異，廣大民眾并不缺少消費動機，而是沒有足夠的收入。

在住房資產方面，中國家庭自有住房擁有率為89.68%，遠高于市場想象和世界平均水平。城市家庭第一套住房市價與成本之比為4.4，城市住房收益可觀。

該報告歷時三年，對全國25個省份、80個縣(市)、320個社區(村)進行了入戶調查，獲得有效問卷8438份，調查成果將建成中國家庭金融微觀領域的基礎性數據庫，與社會共享。

家庭金融的相關數據直接反映了家庭在經濟金融活動中的行為決策，對于央行進行宏觀調控，防范金融風險具有重要意義。在美國，消費者金融調查(SCF)是美聯儲投入巨資與芝加哥大學合作完成的一項長期性調查。金融危機之后，美聯儲為直觀了解美國家庭財務受金融危機影響狀況，甚至將本因2019年進行的調查提前到了2019年。而我國，之前在此領域仍是空白。

收入前10%家庭儲蓄占比74.9%

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在全國范圍收集并統計家庭金融行為的微觀信息，主要包括：住房資產和家庭金融財富、家庭負債和信貸約束、家庭保險與社會保障、家庭支出與收入等方面內容。

報告顯示，中國的高儲蓄的根本原因不是沒有足夠的消費動機，而是沒有足夠的收入。 目前，中國家庭的高儲蓄率日益成為世界的焦點。政府一直在采取措施刺激國內居民消費需求，但效果甚微。

截至2019年8月，中國家庭總儲蓄占總收入的19.25%，處于較高水平。然而從儲蓄的分布來看，家庭儲蓄分布極為不均。一方面，有55%的家庭在調查年份的支出大于或等于收入，沒有或幾乎沒有儲蓄。另一方面，收入最高的前10%的家庭儲蓄率達60.6%，儲蓄金額占當年總儲蓄的74.9%?？芍涫杖胝妓屑彝タ芍涫杖氲?6.96%，收入不均現象非常嚴重。也就是說，中國家庭儲蓄都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家庭。

“增加消費、減少儲蓄最有效的政策是減少收入不均。高儲蓄的根本原因不是廣大民眾沒有足夠的消費動機，而是廣大民眾沒有足夠的收入去消費。”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主任、西南財大經管學院院長甘犁教授認為，可以通過各地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來改變收入不均的現象，從而實現中國政府《xx發展規劃綱要》中

提出的“工資增長和GDP增長速度要求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張健華認為，增加消費可以通過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消費能力和消費結構升級完成。

事實上，中國經濟的結構正在改變，市場力量正在推動著消費力的提高。“消費力從20xx年開始，每年提高0.7%。原因就是勞動力市場發生重大變化，廉價勞動力供給開始小于需求，可支配收入在提高。”清華大學教授李稻葵(微博)補充道。

自有住房擁有率近90%

報告數據顯示，目前中國家庭自有住房擁有率為89.68%，高于世界平均住房擁有率為63%的水平。2019年，中國城市戶均擁有住房已經超過1套，平均為1.22套，農村為1.15套。我國的自有住房擁有率，農村高于城市，中西部地區高于東部地區。但這并不與市場上旺盛的剛性需求存在矛盾。

“一方面，中國有相當一部分人群離開已有房產的家鄉，到外地或大城市生活，這是房產剛性需求的一種表現。”李稻葵解釋。

另一方面，房產已成為中國家庭資產增值最快的財產。“擁有房產的家庭這幾年都有很高的收益率，有房子的家庭還想買兩三套。”甘犁補充。城市中第一套住房的總收益率均值為340.31%，第二套為143.25%，第三套為96.70%。

甘犁教授認為，此份報告提供了詳盡的基礎數據，人口結構、家庭信息、教育需求、儲蓄狀況等。希望社會各界能充分利用這些數據資源，從不同角度和視野來分析包括房地產在內的中國經濟問題。

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二)

前日，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在北京金融街正式全國首份《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該報告是西南財大與中國人民銀行聯手基于全國25個省、80個縣、320個社區共8438個家庭的抽樣調查數據匯總分析形成，涉及家庭資產、負債、收入、消費、保險、保障等各個方面的數據，全面客觀地反映了當前我國家庭金融的基本狀況。

此次《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的問世，共歷時三年，其權威性和詳實的內容填補了行業空白。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張健華局長表示：“此次《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調研數據的出爐，不僅為目前對家庭消費金融行為的了解提供有價值的補充，還將為政府和監管層制定重要政策提供有益參考。”

城市家庭平均資產247.60萬元

高收入家庭儲蓄占總額74.9% 77%的炒股家庭沒從股市賺錢

80后大學畢業比例19%碩士最賺錢

投資興業家庭比例是美國1倍

城市家庭年進賬70876元

人情支出遠大于人情收入

報告顯示，中國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均值是51569元，城市70876元，農村22278元。從數據中發現有0.5%的中國家庭年可支配收入超過100萬元，有150萬中國家庭年可支配收入超過100萬元，10%的收入最高的家庭收入占整個社會總收入的57%，說明中國家庭收入不均等的現象已經較為嚴重。

報告還顯示了中國家庭人情往來的收支情況。數據顯示，中國家庭人情支出方面，全國平均水平為6051元，占總收入比的22.1%。城市平均為7837元，占總收入比的25.5%。中國家庭人情收入方面，全國平均水平為1944元，占總收入比的7.1%。城市平均為2305元，占總收入比的7.5%。 城市家庭資產遠高于農村 10%家庭儲蓄占總額74.9%

報告顯示，截至2019年8月，中國家庭資產平均為121.69萬元，城市家庭平均為247.60萬元，農村家庭平均為37.70萬元。城市家庭中，金融資產11.2萬元、其他非金融資產145.7萬元、住房資產93萬元，負債10.1萬元、凈資產237.5萬元。相應的農村家庭數據為3.1萬元、12.3萬元、22.3萬元、3.7萬元、34萬元。

報告顯示，中國家庭負債平均為6.26萬元，總體資產負債率為4.76%。其中，城市家庭平均負債100815元，農村家庭平均負債36504元。

從全國平均水平看，在家庭資產中，金融資產為6.37萬元，僅僅只占總資產8.76%，而非金融資產為66.40萬元，占91.24%。

篇(2)

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農村居民家庭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家庭財富大幅提升。居民家庭的投資意識加強，對金融資產的投資需求不斷增加。金融市場的不斷深化與發展，使農村家庭在實物資產與金融資產之間的選擇不斷變化。如何使家庭的資產得到保值和增值，日益受到農村家庭的關注。

近幾年來，我國農村家庭金融資產中儲蓄仍占絕大部分，但比重不斷下降，說明投資者更在尋求更廣闊的投資空間，農村金融對于金融市場的發展具有較大潛力。因此，研究農村家庭金融資產投資對于我國金融市場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1.國外研究現狀

西方發達國家較早的建立了關于家庭金融資產調查的數據庫，因此，國外學者多是從微觀數據方面來研究居民家庭投資的，主要從兩個方面展開的：一是研究家庭收入，人口特征和生命周期等因素對家庭金融資產選擇的影響；二是研究風險偏好，投資情緒和社會預期等因素對其的影響。

Heaton、Lucas（2000）在研究中把工資機制納入其中，發現居民家庭的工資收入和股票收益之間存在很高的正向相關性，并且存在較高背景風險的家庭對股票等高風險資產的投資較少。Iwaisako（2003）通過對日本居民家庭的研究發現，家庭對股票的投資比例在整個工作時間中增長，但在退休后呈下降趨勢。

Agnew，Iwaisako（2003），Shum、Faig（2006）在研究中考慮到了性別、婚姻、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并且從投資偏好、情緒等方面對于家庭在不同金融資產“有限參與”狀況進行了解釋。Guiso、Sapienza、Zingales（2004）三人在研究中發現對金融機構、社會等信任度較高的家庭更愿意投資風險資產。

2.國內研究現狀

國內對家庭金融資產的研究起步較晚，由于缺少完整的數據，主要采用我國的統計年鑒等數據，或者通過調查問卷等形式收集第一手數據，及通過比較影響家庭金融資產投資的因素等方式進行研究。

（1）實證研究法

通過采用統計年鑒等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客觀性，能夠更好地進行變動規律分析及趨勢分析。

趙燕，王寅（2009）及邢大偉（2008）認為應該以金融創新來更好的滿足我國金融市場的多樣化需求，經濟體制改革應該深化，金融中介的建設需要進一步加強，進而來引導居民的多樣化投資。王寅及邢大偉（2009）都是以揚州市的統計數據和調查數據相結合，對農村家庭資產選擇進行的實證研究。

李文磊、郭燕婷、張彤（2009）及連建輝（1998）都對研究面進行了劃分，連建輝通過實證研究，從存量和增量兩個方面考察我國農村居民資產選擇的現狀，探究了形成當前農村居民資產選擇格局的原因及對農村經濟成長的影響。而前三人則從收入、消費、風險三個宏觀因素入手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金融資產投資與收入、消費之間的關系。

袁志剛、馮俊（2005）以及李建軍、田光寧（2001）都提到了我國家庭金融資產中儲蓄問題，前者認為較高的儲蓄率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沖擊的必然結果。而后者居民家庭在收入水平偏低，可選擇的金融產品較少時，偏好流動性的選擇動機使其家庭金融資產存量中出現高儲蓄率的現象。

（2）調查法

不同于比較法及實證研究，調查法能夠直接掌握大量的第一手實際資料，使得實驗調查的結論具有較高的準確性，具有較大的說服力。

盧家昌、顧金宏（2009）以調查問卷的形式獲得數據，采用了結構方程、因子分析、Logistic 回歸方法分別對家庭金融選擇行為的因素之間的邏輯關系及內在機制進行了檢驗且對家庭金融資產在貨幣類產品、證券類產品、保障類產品三個方面投資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王宇、周麗（2009）同樣建立Logistic進行回歸分析，不同的是其對影響東部與西部農村家庭參與金融市場的決定因素進行了研究和比較。

鄒紅、喻開志（2009）從不同維度對家庭金融資產選擇特征進行分析，認為職業、收入、金融意識等因素的不同產生了不同層次的金融需求和資產選擇行為。于蓉（2006）同樣對職業、收入、教育程度等方面進行分析，還在金融中介對投資者影響方面、投資者的心理或主觀屬性及國際對比方面進行了分析，研究更加全面化。

（3）國際間比較法

通過將我國家庭金融資產選擇行為在國際間進行對比分析，能夠直觀認識到我國宏觀經濟形勢對家庭金融資產選擇行為產生的影響以及我國目前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

桂鐘琴，趙燕及王聰、海云（2010）運用國際比較與統計計量相結合的方法研究得出影響我國家庭金融資產投資主要因素是我國金融市場尚不成熟，金融工具單一，保障制度、法律不完善等。

3.總結

篇(3)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內容摘要：本文利用2012年農村居民家庭實地調查的樣本數據，對現階段農村居民家庭借貸行為特征進行詳細描述，并從家庭經濟能力、戶主家庭特征、金融借貸環境三個方面入手，運用二元Logit模型，實證研究影響農村居民家庭借貸行為的因素。結果顯示：收入水平、家庭投資經營活動、戶主年齡、受教育程度、家庭社會政治資本、家庭負擔水平、外出務工、金融借貸環境均顯著影響農村居民家庭借貸行為。

關鍵詞：農村居民 借貸行為 影響因素

農村居民家庭借貸行為作為農村金融的重要組成部分，影響農村地區金融體系發展，探索農村居民家庭借貸行為的影響因素，對農村地區金融發展以及建設農村金融現代制度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利用項目組于2012年7月對全國500戶隨機抽樣農村居民家庭調查數據，描述現階段農村地區借貸行為特征，并利用二元logit模型研究其影響因素，力求得到更新、更準確的結論，為農村金融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論依據。

農村居民家庭借貸特征描述

（一）樣本數據來源

本文利用項目組于2012年7月隨機抽取全國東、中、西部9省市21縣550戶農村居民家庭實地調查的數據，其中，東部地區樣本為山東、江蘇、福建的7縣200戶，中部地區樣本為河南、安徽、湖南的8縣200戶，西部地區樣本為甘肅、重慶、廣西的6縣150戶。為盡可能保證問卷信息的真實可得性，項目組采用入戶調查、當面訪談并回收問卷的形式，回收問卷550份，其中有效問卷500份，有效率90.9%。

（二）居民家庭經濟狀況、特征與借貸行為

從表1得出：

1.家庭收入越高，生產經營需要的資金周轉數量越多，借貸需求更大，也更容易獲得金融借貸機構較高的授信評級，越傾向于借貸。

2.戶主年齡較大，家庭財產積累到一定水平，同時對于子女撫養教育的支出較少，家庭消費支出不大，更多局限于醫療、養老支出，從而產生借貸行為的可能性較小。

3.受教育程度越高，戶主對正規借貸機構的了解越深入，具有較好的現代金融意識，同時家庭投資經營環境較廣，對資金需求較為強烈，因此更傾向于產生借貸行為。

4.戶主擁有更多的社會政治資本，能夠運用更多資源，進而產生借貸行為。并且，農村居民家庭所在村擁有正規的金融機構，距離正規金融機構越近，借貸需求越大，同時能夠減少信用評級成本，更易產生借貸行為。

（三）居民家庭區位與借貸行為

不同地區農村居民家庭經濟狀況、思維方式、經營活動、收入水平的差異導致借貸行為、借貸目的、借貸渠道等方面的不同。在調查的500戶農村居民家庭中借貸率為48%，并且東、中部農村居民家庭借貸率較高，西部地區較低。從借貸目的來看：東、中部農村居民家庭生產性借貸較高、生活性借貸較低，這與西部地區相反。生產性借貸自東至西呈下降趨勢，生活性借貸自東向西呈上升趨勢，即經濟發達地區生產性借貸較高，經濟欠發達地區生活性借貸較高。借貸渠道統計結果顯示：東部居民家庭更多地趨向于選擇正規金融機構借貸，西部地區居民家庭則較多地依賴非正規渠道，可以看出居民家庭借貸渠道與當地經濟、金融發展關系密切（見表2）。

居民家庭借貸行為影響因素研究

（一）模型構建及變量說明

本文從農村居民家庭經濟能力、戶主家庭特征、金融借貸環境三個方面對借貸行為的因素進行實證分析。其中家庭經濟能力包括家庭年收入、家庭財產水平、消費支出、家庭投資經營活動；戶主家庭特征包括戶主年齡、受教育程度、社會政治身份、家庭負擔水平、家庭人均耕地面積、外出務工經歷、家庭勞動力數等；金融借貸環境為本村正規金融借貸機構的存在及家庭所在地區。

對于農村居民家庭借貸行為影響因素運用logit模型的研究，本文構建以下計量模型：

Credit（Di=1）=β0+β1Income+ β2Cons +β3Invest+β4Age+β5Edu +β6Mcpc +β7Famb+β8Pcal +β9Outw+β10Labs+β11Finen++β12Dum+μ （1）

模型（1）中涉及的變量定義如表3所示。

（二）計量回歸結果分析

根據前文所描述的研究方法，本文根據全國隨機抽樣500戶農村居民家庭的調查數據，利用二元logit模型實證檢驗影響農戶借貸行為的因素，運用Stata12.0軟件采用最大似然法對模型進行估計，結果如表4所示。

根據計量模型估計結果，將農村居民家庭借貸行為影響因素歸納如下：

1.在農村居民家庭經濟能力特征中，家庭年收入、家庭投資經營活動對借貸行為均產生正向顯著作用，家庭消費支出對借貸行為的影響則不顯著。在分地區回歸結果中，東部地區農村居民家庭收入對借貸行為的影響最大，其次為中部地區，西部地區最小。同樣家庭投資經營活動對東部地區家庭借貸行為影響最大，中部其次，但在西部地區農村居民家庭中回歸結果則不顯著。

2.戶主家庭特征中，戶主年齡、受教育程度、社會政治身份、家庭負擔水平、外出務工對借貸行為的影響顯著，其它變量則不顯著。戶主年齡、受教育程度回歸結果驗證了前面的假設。社會政治身份作為居民家庭社會資本的變量，回歸結果顯示其顯著促進了借貸行為，戶主擁有更多的社會資本，能夠運用更多的資源，可以降低農村地區金融機構對農戶信息不對稱的不利影響，及時獲得外部借貸支持，獲得更多的借貸機會，進行借貸。分地區回歸結果顯示，西部地區農村居民家庭中社會資本對借貸行為的影響最為明顯。家庭負擔水平計量回歸結果顯著，表明農村居民家庭負擔越重，子女教育、老人贍養、醫療費用等支出越高，對借貸的需求越大，甚至超出家庭支付能力，以至于借貸需求很難被滿足。農村居民外出務工為低成本勞務經濟，務工的工資性收入使得擁有的資金相對富余，多能滿足家庭生活消費支出，很少進行投資經營活動，對借貸需求較小，因此外出務工能夠產生對借貸行為的替代效應，抑制借貸行為。家庭人均耕地面積、家庭勞動力數則沒有通過顯著檢驗。

3.回歸結果還表明，金融借貸環境顯著促進了借貸行為的產生。金融借貸環境與農村地區借貸密切相關。

結論

本文通過對農村居民家庭借貸行為及影響因素分析，農村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家庭投資經營活動、戶主年齡、受教育程度、家庭社會政治資本、家庭負擔水平、外出務工、金融借貸環境均顯著影響借貸行為。同時分地區回歸顯示，各因素因地區不同，對借貸行為影響程度也不同。農村地區金融體制改革要因地制宜，完善借貸的法律法規，營造適宜的政策環境，增加金融服務信息的透明化，實現對農村居民家庭借貸需求的有效供給。同時還應發展經濟，加強農村經濟建設，增加農民收入，提高家庭償還能力，促進農村地區借貸行為的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篇(4)

關鍵詞：農戶；融資渠道；正式金融支持 ；投資規模

一、文獻綜述

農戶徘徊在正式金融與非正式金融之間的現象，一直以來備受學術界的關注。曹力群（2001）[1]、周天蕓和李杰（2005）[2]等人的研究發現，正規金融機構主要發放生產經營性小規模短期貸款，而非正規金融貸款機制比較靈活，通常沒有抵押和擔保、期限靈活、程序簡單，主要是以農戶的償還能力作為放貸依據，因此，農戶普遍偏愛非正規金融。[3] 如此看來，農戶在選擇金融機構貸款時最關心的是能否借到錢，其次才是借款的成本；農戶借款成本不僅包括利率等名義上的財務成本，還包括借貸數量額度、借貸附加條件等隱性成本， 隱性成本比財務成本更能影響農戶的融資行為。

二、理論分析

在正式金融市場上，典型的銀行是一個風險厭惡型金融機構，因此，那些收入不穩定、靠天吃飯而且沒有擔保和抵押的農戶是很難從銀行取得貸款的。銀行的這種風險厭惡態度可以用交易成本理論來解釋：

（1）搜尋成本。銀行必須對貸款申請者資格審查嚴格，包括申請人身份、家庭情況、工作單位、個人信用以及還款能力。然而，農民沒有固定工作單位，銀行要想查清農民客戶有幾畝地、幾間房就必須去農村實地考察，這樣就比較困難，需要較高的搜尋成本。

（2）監督成本。即銀行在農戶貸款使用過程中的監督行為。如果銀行發現資金使用超出規定范圍，違反了信貸協議，則馬上終止信貸協議。但是，農戶的空間分布極為分散，投資項目的空間分布也同樣呈現出極度分散的特征，這顯然是會增加銀行的監督成本的。

（3）違約成本。如果貸款申請人一旦投資失敗，無法按時償還貸款，則凍結抵押品，對申請人實施破產清算；如果貸款申請人投資成功卻不按規定償還貸款，則銀行可以向法院，請求采取強制措施收復貸款。然而，銀行最終必須面臨的現實是，很多農戶一貧如洗，強制執行的結果終究是差強人意的，不但成本高昂，而且所獲無幾。

三、實證分析

3、數據來源與處理

本論文的調查地為河北省清河縣，總共發放200份問卷調查，并收回200份合格的調查問卷。

在設計調查問卷時首先提問被調查者是否有借錢或貸款經歷，來甄別這份問卷是否對研究問題有效。然后考慮到戶主的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的人口規模、年收入、生活成本、投資規模、還款期限都會影響農戶的融資方式，所以一一進行了提問。

4、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

在方程一中，CB（家庭年生活成本）系數為2.18，RK（家庭人口規模）系數為1.55，這兩個系數均為正，說明家庭人口越多、生活成本越高農戶越傾向于正式借款途徑。因為人口越多和生活成本就越高，也就說明該家庭勞動力資源充足，將來創造的收入多，還款能力強，符合中國"人多力量大"的傳統觀念，更容易得到銀行貸款；另一方面，這樣的家庭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必然是親朋好友的一個負擔，避之唯恐不及，所以尋求正式金融支持也是一種非常自然的合乎邏輯的選擇。當然，這也與地方政府的扶貧工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SR（家庭年收入）系數為0.02，該系數為正，但是比較小，說明家庭年收入越高，越容易取得正式金融支持。從銀行的角度分析，家庭的年收入越多就越有取得正式貸款的機會，因為銀行時常著眼于農戶未來的還款能力。另一方面，從農戶的角度來看，如果家庭的收入尚可支撐日?；ㄤN，就不會尋求貸款，而且在中國量入為出的觀念根深蒂固，一般情況下不會向銀行貸款，所以系數顯著性不是太高。

JY（戶主受教育程度）系數為1.22，說明戶主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成功獲取正式金融的支持。因為文化水平越高，往往收入越高，就越有能力償還銀行貸款；往往受教育程度越高，對獲取正式金融支持的認識越深，更清楚非法借貸的危害，所以就更傾向于正式借款途徑。

NL（戶主年齡）系數為-0.01，說明戶主年齡越大越傾向于非正式借款途徑。調查問卷中戶主的平均年齡是38.64歲，即多為青壯年。因為農民年齡越大，干的農活越少，收入越低，越難以從銀行取得貸款。而且老年農民不熟悉甚至不知道銀行貸款流程和必要條件，當他們有資金需求時，多會采取向親戚朋友借錢這種非正式金融渠道。

QX（還款期限）系數為-0.02，說明還款期限越長就越傾向于非正式借款途徑。因為銀行往往有嚴格的還款期限，如果不能及時還款付息，就難以獲得銀行貸款。農民沒有固定的經濟來源，很難確保在一定期限內歸還貸款。

XB（戶主性別）系數為-4.62，說明男戶主傾向于非正式借款途徑。由于調查問卷由戶主作答，而在農村戶主多為男性，而且男性與社會接觸多，更清楚銀行等正式金融機構門檻高，在沒有擔保或抵押的情況下難以取得貸款，所以他們更傾向于門檻低、要求少的民間借貸方式。

TZ（家庭投資規模）系數為-4.12，說明家庭投資支出越多越傾向于非正式借款途徑。農戶多投資于購買農作物種子或購買農具，這筆資金比較大，投資回收的周期長，所以農民在沒有擔?；虻盅旱那闆r下很難從銀行或其他正規金融機構獲得貸款。

四、研究結論

根據本文的理論分析和二元選擇模型的回歸結果可知，戶主的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的人口規模、年收入、生活成本、投資規模都會影響農戶的融資方式。其中家庭生活成本、人口規模、年收入及戶主受教育程度對獲取正式金融支持是正影響；戶主的年齡性別、還款期限和家庭投資規模對獲取正式金融支持是負影響。尤其是當家庭投資規模越大時，風險就越高，隨著投資數額的增大，戶主就越難獲得正式金融支持。究其原因，農民沒有固定收入，沒有銀行認可的抵押品。而且交際范圍窄，一般農民不認識能夠被銀行認可的擔保人。因此，當農戶投資規模較大，貸款金額較多時，由于不能提供符合銀行要求的擔保人和抵押品，往往不得不尋求于非正式金融支持。

參考文獻：

[1]曹力群.農村金融改革與農戶借貸行為研究[J].中國農村研究，2001，（2）.

[2]周天蕓，李杰.農戶借貸行為與中國農村二元金融結構的經驗研究[J].世界經濟，2005，（11）.

篇(5)

關鍵詞：家庭金融；綜述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25-000-01

一、引言

家庭是社會生活的基本單位，雖然在經濟學的各種經典假定往往是針對個人的，但是家庭的重要作用之一是經濟合作，在現代社會這一功能主要體現在消費，集合家庭成員的經濟資源進行消費以實現效用的最大化。因此將家庭作為經濟研究的對象，分析其參與經濟活動動機、目的和影響因素的具有合理性，并且具有相當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隨著上世紀全球經濟的發展，相關技術的進步，金融市場的不斷完善，西方發達國家的家庭開始較大規模的參與到金融市場中，并且金融資產在其家庭資產中所占的比重不斷上升，大范圍的權威調查數據的出現依然有效支持了家庭金融相關研究的開展，并已取得了較為可觀的成果，但這一領域的研究依然處于起步階段，并且擁有廣闊的前景。

家庭金融領域的研究對于正處于經濟轉型時期的中國來說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相較于經濟發展水平，我國金融發展水平仍處于較低的水平上，由于我國的經濟體制有其特殊性，因此要建立完善的金融市場體系需要政府的干預和引導。但是市場體系的建立需要足夠的有效需求，對家庭金融的研究可以有效的為政府引導民眾參與金融市場提供理論依據。這無疑有利于我國金融體系的進一步完善，促進我國金融發展。此外，家庭金融的研究也有利于相關金融機構根據客戶的狀況提出更為合理化的建議，有效增加其持有金融資產的收益，這必將導致其收入的增加，而收入的增加往往會使得其消費支出增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擴大內需，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二、理論綜述

相較于資產定價和公司金融，家庭金融是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Campbell（2006）認為，家庭金融的研究內容與公司金融類似，都是研究經濟主體如何運用可用的資源配置金融資產以及使用金融工具來實現收益最大化的目標。雖然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家庭卻有一些公司等法人所不具備的特點。

首先家庭是以血緣、婚姻、收養等關系為基礎建立的，這就決定了其成員數量一般非常有限。雖然家庭可以在較長的時間內存在，但隨著家庭成員的成長、離家、去世，其最終會自然消亡，因此家庭進行金融決策時所受到的時間的約束。此外由于家庭所持有的資產方面具有非常大的特殊性。家庭持有的資產之中占有較大比重的是以人力資源為代表的不可交易資產。而且對于一般家庭來說，以房產為代表的非流動性資產在家庭總資產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此外，在信貸方面，家庭面臨著非常大的約束。而房產在信貸方面有特殊的作用。一方面，房產是少有的允許家庭借貸進行投資的資產。而另一方面，對于擁有房產的家庭來說，房產是家庭持有的非常有限的可以作為抵押而獲得貸款的資產之一。但是由于一般房產的價格高昂，且作用特殊，其在緩解家庭面臨的信貸約束方面的作用也是比較有限的，因此對于普通家庭來說，其面臨非常大的信貸約束。

生命周期效應可以說是家庭的特征之一，由于家庭規模非常有限，隨著家庭成員的成長等家庭結構會發生變化，而不同階段家庭的主要任務也是存在一定差別的。由于家庭在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不同其任務不同，而不同的任務所需要的成本往往是不同的，因而在不同階段的家庭其開支、資產的流動性、資產配置的狀況是有所不同的。吳衛星（2010）等通過對北京奧爾多數據中心在2007年針對北京等15個城市進行問卷調查的數據進行分析發現我國居民的投資決策之中生命周期效應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

由于家庭面臨嚴格的信貸約束，并且持有不可交易的人力資本，因此家庭在進行消費和投資時只能依靠自有的資金。這包括兩方面，其持有的總資產和收入?，F有的研究表明，收入水平不僅是影響家庭消費支出的重要因素，也是影響家庭金融資產配置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在現有的研究中，一般分析的是家庭總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但是由于家庭成員的數目存在一定的差異，家庭總收入并不能真實反映一個家庭的收入狀況。雖然一些研究中引入家庭規模變量，但本文認為，但就收入對家庭金融資產配置的影響來看，人均收入比總收入的影響更為顯著。

根據目前的研究，對家庭消費決策產生影響的主要是非財產性收入，原因主要是財產性收入較少。對于家庭而言，決定其非財產性收入的，主要因素之一便是家庭成員的人力資本的質量。所謂人力資本，是指勞動者受到教育、培訓等獲得的能夠為勞動者帶來工資等收益的知識和技能等。受教育水平是一個勞動者人力資源質量的反應，而人力資源對于家庭收入具有較大影響，進而影響家庭的金融資產配置。

此外投資者的認知、情緒等對其經濟決策的影響一直受到重點關注。徐梅，李曉榮（2012）通過對宏觀數據的分析發現經濟周期波動對家庭金融資產配置有一定的影響。當家庭進行經濟決策時，由于信息等的限制，具有較大的主觀性，而宏觀經濟形勢對于家庭金融資產配置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家庭對于未來經濟形勢的預期，家庭對未來經濟形勢的預期越好，則其持有金融資產的可能性越高，預期越差，持有可能性越低。葉德珠，周麗燕等（2014）通過對中國省級幸福調查數據和城市家庭調查數據進行分析發現幸福滿意度對于金融資產配置存在一定影響。此外，對風險的態度不同，其在進行投資決策是的行為也存在較大的差異。

三、結論

家庭金融具有顯著不同于傳統金融的特點，是微觀金融領域具有廣闊前景的一個新課題，相關研究的展開對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隨著相關權威數據的不斷充實，相信在之后該領域研究將會取得重大突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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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吳衛星，易盡然，鄭建明.中國居民家庭投資結構：基于生命周期、財富和住房的實證分析.經濟研究，2010增刊.

[3]徐梅，李曉榮.經濟周期波動對中國居民家庭金融資產結構變化的動態影響分析.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12，5.

篇(6)

關鍵詞：少數民族地區；農戶；借貸行為；借貸額度；影響因素

中圖分類號：F83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16）06-0074-06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6.15

農戶由于具有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雙重特殊身份，資金積累速度較慢，收入增加困難。隨著農業生產資料、雇傭人工等費用不斷上升，農戶對資金的需求愈發強烈，但我國農村金融機構存在較為嚴重的信貸配給問題，農村金融制度存在功能上的缺陷[1]。農戶融資需求與金融供給長期處于失衡狀態，將間接導致其農業收入受限，農戶融資難是我國農村地區經濟發展的瓶頸。尤其是處于少數民族地區的農戶，我國少數民族集中在邊疆地區，自然條件惡劣、生產技術落后、信息閉塞、交通不便，經濟發展相對落后。本文較好地反映了我國少數民族地區農戶融資現狀，深入分析了農戶借貸特征，為建立符合少數民族地區特點的農村金融體系、全面促進農村經濟發展提供有力的參考和借鑒。

一、文獻綜述

以往學者對農戶借貸行為的研究主要是從借貸需求、借貸渠道、借貸利率等幾個方面進行。針對借貸需求，黃祖輝（2014）等認為，發展中國家貧困地區農戶的正規和非正規信貸需求均以消費型需求為主[2]。朱喜（2006）等研究表明，信貸約束是我國農戶普遍面臨的問題，一半以上有借貸需求的農戶無法得到正規金融機構的貸款[3]。王定祥（2011）等認為，絕大部分貧困農戶都有信貸需求，且需求以中短期小額信貸為主，但實際發生信貸行為的貧困型農戶所占比例不高[4]。此類研究表明，農戶借貸需求旺盛，但所受金融機構的信貸約束程度較高。針對借貸渠道，汪婉莉（2008）等實證研究發現，農戶選擇民間借貸的比重越來越大，且親朋好友渠道是農戶主要選擇的對象[5]。朱信凱（2009）等研究表明，僅有6%的農戶在正規金融市場融資，而60%的農戶選擇從非正規金融市場融資[6]。此類研究表明，農村正規金融市場難以滿足農戶的借貸需求，農戶主要通過民間借貸的形式來完成融資。針對借貸利率，韓?。?007）等認為，利率并不是農戶借貸考慮的因素[7]。但也有學者持不同觀點，如劉純彬（2009）等認為，利率是影響農戶借貸行為的因素[8]。針對金融供給，趙巒（2010）等發現，自2003年農信社改革以來，農村正規金融機構網點數及覆蓋率并沒有明顯的增加[9]。王曙光（2011）等認為，克服金融危機、保持經濟良好發展的關鍵在于破除二元金融體制、推進農村金融制度改革、及時調整非均衡增長模式[10]。鄭興明（2011）認為，緩解農村金融供給矛盾的有效方法之一是改善農村金融服務的現狀[11]。

近年來，有較多學者獲得了微觀調查數據，進而開始分析農戶借貸行為的影響因素。金燁（2009）等研究發現，農戶家庭經濟狀況、家庭結構特征和人口特征是農戶選擇民間借貸渠道的重要影響因素[12]。黎翠梅（2007）等實證研究發現，農戶人力資本、生產經營規模、家庭收支和社會資本是影響農戶借貸行為的因素[13]。周宗安（20

10）研究表明，收入來源、家庭規模、負債水平、家庭資產總值等因素對農戶信貸需求有著顯著影響[14]。童馨樂（20

11）等運用8省1003個農戶的微觀調查數據分析，發現社會資本的增加對解決農戶融資難的問題有著積極作用[15]。徐璋勇（2014）等發現，不同層次社會資本的農戶其信貸行為也不同[16]。嚴武（2014）等運用江西省1294個樣本農戶數據，研究社會資本對農戶獲得有效借貸機會的影響，而且發現“誠信”是影響農戶借貸行為最重要的因素[17]。張樂柱（2015）等運用廣東省實地調研數據，實證分析了農村弱勢群體正規信貸需求的影響因素[18]。以上研究通過選取不同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分析影響農戶借貸行為的因素，影響因素呈現多樣化，除農戶家庭特征、農戶生產經營特征因素外，還有借貸渠道、社會關系、社會資本等因素，而且結論存在一定的差異。

那么，研究同一問題的結論為何不盡相同？通過對以往研究及文獻的整理，本文認為原因有兩點。首先，不同地區的農戶借貸行為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導致農戶獲得貸款的情況不同，借貸需求也不同，而且國內各省份金融機構對農戶發放貸款的規模也存在差異。其次，不同地區農戶的農業生產和生活方式各有特點，這就成為影響金融機構發放貸款的因素。而且，以往研究大多集中在我國中東部經濟較發達地區，對少數民族經濟不發達地區的研究較少。因此，本文具有一定創新性，為全面研究不同地區農村經濟問題提供了補充。

二、調查過程及研究方法

（一）調查過程

課題組于2015年3―5月期間對新疆農戶進行實地調查，采用問卷和訪談相結合的方式。調查基本涵蓋了新疆各個區域，包括南疆的尉犁縣、輪臺縣、阿瓦提縣、庫車縣、溫宿縣、莎車縣、巴楚縣、麥蓋提縣；北疆的昌吉市、呼圖壁縣、瑪納斯縣，烏蘇市、沙灣縣。在每個調查縣（市）抽取3個鄉鎮，在每個鄉鎮抽取3個自然村，采用農戶分層隨機抽樣方法，每個自然村隨機抽取20―30個農戶。運用調查問卷和訪談相結合的方式，總共調查了13個縣（市）46個鄉（鎮）122個村。最終獲得2070份問卷，通過嚴格審核，除去無效問卷（如信息嚴重殘缺，存在邏輯錯誤等），收回有效問卷1726份，有效回收率為83.4%。經過后期整理、統計，得到樣本基本數據。

（二）研究方法

1.模型的選擇

通常情況下，農戶借貸行為發生的可能性分為兩種，農戶發生借貸行為和農戶沒有發生借貸行為。本文以農戶是否發生借貸行為被解釋變量，若農戶發生借貸行為，則Y1=1；若農戶沒有發生借貸行為，則Y1=0。采用二元logit離散選擇模型進行回歸分析，估計方法選擇最大似然估計法。以借貸的機率與不借貸的機率比的對數為被解釋變量L：L=

Logit模型的回歸方程為：

L=？茁0+？茁1X1+？茁2X2+…？茁13X13+？滋j （1）

其中，p為農戶借貸的概率，即“Y1=1”發生的概率，Xj（j=1，2，…，13）為第j個自變量；β0為常數項，βj（j=1，2，…，13）為自變量回歸系數，μj為隨機誤差項。

若農戶發生借貸行為，則進一步討論影響農戶獲得借貸額度Y2的因素。由于農戶借貸額度只能為正數，可以使用計數模型。計數模型經常使用泊松回歸，泊松回歸的要求之一是被解釋變量的期望值和方差必須相等，但本文農戶借貸額度不符合這個要求，因此使用負二項回歸方法，使用最大似然估計法估計。農戶借貸額度的計數模型如下：

Y2i=？琢0+？琢1X1i+？琢2X2i+…+？琢13X13+？滋i （i=1，2，…，13） （2）

其中，Y2i表示第i個農戶借貸額度，α0為常數項，αi（i=1，2，…，13）為自變量的回歸系數，ui為誤差項。

2.變量的設置

本文設置的因變量包含兩個，一個是農戶是否借貸（Y1），若農戶沒有借貸，則Y1=0，反之，Y1=1。另外是農戶的借貸額度（Y2），將農戶借貸額度分為1萬元及以下、1-5萬元和5萬元以上三種額度，分別賦值Y2=1、Y2=2和Y2=3。

本文選取了三類自變量，第一類是農戶戶主特征變量，其中包括性別（X1）、民族（X2）、年齡（X3）、文化程度（X4）、社會經歷（X5）、投資偏好（X6）和是否務農（X7）。第二類是農戶家庭特征變量，其中包括家庭人口數（X8）、家庭勞動力人數（X9）和家庭社會關系（X10）。第三類是農戶家庭農業生產特征變量，其中包括農業年收入占比（X11）、種植規模（X12）和種植年限（X13）。變量的定義、賦值說明和預期影響方向如表1所示。

三、農戶借貸行為特征分析

（一）農戶借貸需求高、額度低

農戶參與借貸程度較高。其中，有65.9%的農戶獲得了借款，占絕大多數，在調查中我們得知，農戶的農業生產資金主要是靠借貸來獲得，沒有借貸的農戶比例為34.1%。在獲得借款的農戶當中，農戶借款額度以中小額度為主，其中1―5萬元額度比例最高，為54.3%，其次是5萬元以上額度，占29.7%，1萬元及以下額度占16%。農村銀行和信用社等正規金融機構對農戶提供信用評級證明和抵押擔保的要求較高，導致農戶能夠獲得的借貸額度較小。

（二）農戶偏好正規借貸渠道

農戶偏好正規借貸渠道，大部分農戶獲得貸款的渠道是農村信用社和銀行，比例分別為72.9%和22.9%，其他渠道如農資企業、放債者和親戚朋友所占比例不高，分別為0.6%、0.2%和3.3%。在農戶希望獲取短缺資金渠道方面（可多選），農戶希望獲取短缺資金的首選對象是農村信用社，比例為72.6%，銀行排在其后，比例為45.8%，親朋鄰居為27.6%，農資企業為20.7%，其他渠道占11.8%。農戶認為，正規金融機構能夠滿足他們資金需求，而且不欠人情，所以農村信用社和銀行成為了首選。一部分農戶認為，找親朋鄰居借款比較方便，親朋鄰居的借款大部分沒有利息。選擇農資企業的農戶認為，農資企業能夠間接提供資金援助，如提供種子、農藥、化肥等生產資料。只有在向前四者的借貸不能滿足資金需求的情況下，農戶才會尋求其他借貸渠道，如放債者等。

（三）農戶借貸期限短、利率高

借貸期限與利率方面。農戶選擇1年及以下期限的比例最大，比例為82.6%，符合農業生產的周期規律，同時與金融機構小額貸款、聯保貸款的期限保持一致。1-2年期和2年以上期所占比例不高，分別為4.2%和13.2%。農戶借貸利率普遍較高，以5～10%的利率為主，比例為90%，5%以下利率及10%以上利率所占比重較低，比例分別為6.2%和3.8%。

（四）農戶未獲得借款的原因

在未獲得貸款的農戶當中，由農戶自身需求原因造成農戶未獲得貸款的比例占69.13%。其中，排在前三的分別是不需要，自己有錢（23.04%）；不喜歡借錢，怕有壓力（21.12%）；沒有投資機會，缺乏資金用場（10.04%）。這說明，在對資金的需求方面，一部分農戶已經通過多年農業生產積累了一定的資金，能夠通過農業生產來自給自足，而一部分農戶對融資重要性的認識不足。由金融機構供給原因造成農戶未獲得貸款的比例占30.87%，其中，原因排在前三的分別是利率太高（8.42%）；手續麻煩，申請時間長（8.27%）；家庭收入低，金融機構不愿意提供貸款（7.39%）。金融機構提供的貸款利率較高、期限太死，而且申請時手續過于繁瑣，并且要求擔保條件高。對于一般農戶而言，提供滿足農村正規金融機構審批貸款所需的抵押品，或者找到符合農村正規金融機構審批貸款認可的擔保人確實較為困難。這就明顯限制了農戶的借貸行為，并且使得農戶由通過正規渠道借貸轉向通過非正規渠道借貸。

四、實證分析及結果解釋

（一）樣本農戶特征

根據1726份樣本農戶調查數據，描述性統計分析各個自變量。其中，性別平均數為0.89，表明大部分戶主為男性。民族平均數為0.28，表明農戶民族以漢族為主。年齡平均數為3.01，表明年齡分布較為平均。文化程度平均數為2.74，表明農戶文化水平總體偏低。社會經歷平均數為0.3，表明農戶社會閱歷較為匱乏。投資偏好平均數為2.12，表明農戶投資偏好中風險中收益。是否務農平均數為0.93，表明絕大部分農戶以從事農業生產活動為主。家庭人口數平均數為2.54，表明農戶家庭規模以小型家庭為主。家庭勞動力人數平均數為1.43，表明農戶家庭勞動力人數較少，主要以雇傭勞動力為主。家庭社會關系平均數為0.69，表明農戶社會關系較為豐富。農業年收入占比平均數為1.73，表明農戶兼業化程度較低。種植規模平均數為2.02，表明農戶家庭耕地面積較少。種植年限平均數為3.51，表明農戶種植時間普遍較長。

（二）模型結果及解釋

利用Eviews7.0軟件，對1726個樣本和1137個樣本分別采用二元Logit模型和計數模型進行回歸處理。首先，在模型中對變量進行顯著性檢驗，然后根據檢驗結果（見表7的模型一、表8的模型一），將不顯著的變量剔除，再對剩余的變量擬合模型，并重新進行修正和檢驗，直到模型各個變量的回歸系數都通過顯著性檢驗為止（見表7的模型二、表8的模型二）。

1.借貸行為

根據模型回歸結果可知，性別（X1）在5%水平上顯著正向影響，文化程度（X4）在1%水平上顯著正向影響，是否務農（X7）在10%水平上顯著正向影響，家庭勞動力人數（X9）在5%水平上顯著負向影響，家庭社會關系（X10）在1%水平上顯著負向影響，種植年限（X13）在1%水平上顯著正向影響。這6個影響因素的顯著程度由大到小排序為：家庭社會關系（X10）>性別（X1）>種植年限（X13）>文化程度（X4）>家庭勞動力人數（X9）>是否務農（X7）。

性別（X1）與農戶借貸行為顯著正相關，表明男性戶主更容易發生借貸行為。大部分男性戶主在對融資重要性的認知程度和決策能力上均強于女性戶主，所以男性戶主比女性戶主的更容易發生借貸行為。

文化程度（X4）與農戶借貸行為顯著正相關，表明文化程度越高的農戶發生借貸行為的可能性越大。文化程度越高的農戶對融資重要性以及金融產品的認可程度越高，因此借貸行為越多。

是否務農（X7）與農戶借貸行為顯著正相關，表明務農的農戶發生借貸行為的可能性越大。務農的農戶自身積累資金速度較慢，而農業生產過程中所需投入的資金較多，因此只有通過借貸才能滿足他們的資金需求。

家庭勞動力人數（X9）與農戶借貸行為顯著負相關，表明家庭勞動力人數越多的農戶發生借貸行為的可能性越小。若農戶家庭勞動力人數越多，其所需雇傭勞動力人數下降，雇傭人工費用、資金壓力就會減少，因此減少借貸。

家庭社會關系（X10）與農戶借貸行為顯著負相關，表明擁有較多社會關系的家庭發生借貸行為的可能性越小。農戶社會關系越廣泛，越有利于獲得親友的援助，獲取資金也較為容易，農戶自身的借貸需求不足，導致其借貸行為減少。

種植年限（X13）與農戶借貸行為顯著正相關，表明種植年限越久的農戶發生借貸行為的可能性越大。隨著種植時間的增加，農戶積累了相應的生產、銷售和投資等經驗，增加投入的意愿較強，借貸的需求增大。

2.借貸額度

在發生借貸行為的農戶當中，研究農戶可獲得借貸額度的影響因素。根據模型回歸可知，種植規模（X12）在1%水平上顯著正向影響，種植年限（X13）在10%水平上顯著正向影響。影響因素顯著程度由大到小排序為：種植規模（X12）>種植年限（X13）。

種植規模與農戶借貸額度顯著正相關，表明種植規模越大的農戶，其所需資金越多。農業生產規模越大的農戶，在產前、產中和產后所需投入的生產資料、勞動力人工較多，農戶資金壓力大，其所需的借貸額度越大。

種植年限在10%水平上顯著正向影響，表明種植年限越久的農戶，所需資金越多。農戶種植時間越長，對農業生產的過程了解程度越深，對未來發展前景充滿信心且干勁十足，因此借貸數額往往較大。

此外，其他在模型回歸分析中表現不顯著的變量，對農戶借貸、借貸額度的影響方向不具備顯著解釋作用。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經過實證分析后得知，少數民族地區農戶借貸需求較高，且借款具有期限短、高利率、額度低等特點。農戶偏好從農村信用社等正規金融機構借貸，但正規金融機構供給仍存在不足。在影響農戶借貸行為因素方面，性別、文化程度、是否務農和種植年限分別在5%、1%、10%和1%水平上顯著正向影響，家庭勞動力人數和家庭社會關系分別在5%和1%水平上顯著負向影響；在影響農戶借貸額度因素方面，種植規模和種植年限分別在1%和10%水平上顯著正向影響。

根據以上結論提出一些相關的建議：首先，針對農戶借貸需求旺盛的現狀，促進互助社、村鎮銀行和小額貸款公司等其他金融機構的發展。其次，針對農戶貸款額度低、利率高的現狀，應降低農戶借貸成本，進一步放寬借貸條件。再次，針對農戶偏好從正規金融機構借貸的現狀，引導金融機構擴大三農業務。最后，應發揮農村農業合作社的優勢，使農戶積極入社。并為農戶舉辦金融知識講座，調動農戶參與金融借貸行為的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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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農村金融；農戶信用；關系型融資；農貸配給；民間金融；信譽觸發機制

中圖分類號：F323.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4283（2012）04-0102-11

一、引言

農村信貸的重要功能在于將分散農戶潛在的經濟機會轉化為實際的投資生產活動，尤其對于貧困農村地區，提升農村金融服務可以極大擴展農戶的機會集合。但事實上在西部貧困農村地區由于傳統農村金融體制慣性的束縛，正規金融在深化農村金融改革（不排除由于路徑依賴可能產生扭曲的改革）以后繼續存在對農村嚴厲的信貸配給，非正規金融發育則遠遠落后于東部發達農村地區，農戶在配置投資時受到平滑消費的流動性約束，面對一些預期收入可觀的經濟機會時處于無助和無奈境地。根據托赫爾曼、穆爾多克和斯蒂格利茨等人提出的“金融約束論”，政府通過限制存貸款利率和控制準入等政策在銀行業創造租金可以帶來更有效率的信貸配置和金融深化，從而維護金融體系穩定。就中國農村金融發展的歷程看，上述結論未必成立，“金融約束”僅能夠實現“低效率金融穩定”，效率不僅指銀行業收益，理應包括金融部門服務農村的社會福利效果。

國內學者對農村信貸供求關系的研究結論既有供給不足論，也有需求不足論，前者較為普遍。需求不足則有因農業生產的風險特征決定的“自然需求”不足以及由于制度缺陷形成的“人為需求”不足，土地制度制約、較低的農村市場化程度使農戶生產性借貸資金需求受到抑制，導致農戶對正規金融部門的資金需求相對有限。朱喜等利用2003年約3000戶農村家庭的抽樣調查數據，從實證角度考察了我國農村正規金融機構向農戶提供信貸服務的配給行為，采用聯立離散選擇模型較好地描述了農戶貸款需求和銀行貸款供給的相互作用。結果表明我國農戶面臨嚴重的信貸約束，一半以上具備有效需求的農戶由于信貸配給無法得到正式機構的貸款，政府干預和信息不對稱是造成農村信貸配給的重要原因。筆者在與農村金融機構的接觸中總能夠聽到諸如農村有效信貸需求不足、農村缺少好的項目等等抱怨，但是卻在陜南、渭北、青海海東與西寧貧困農村地區發現許多農戶依靠養殖業致富，有更多農戶埋怨得不到適當信貸支持以擴大養殖業。今后有以下因素會進一步放大農村、農業發展的機會集：其一，農村土地流轉制度改革創新以及吸收國際經驗促進精致農業、高效農業發展；其二，伴隨農村貨幣資本積累逐漸形成以及農村企業家創業的“土著優勢”，由農業產業鏈延伸的農村小微企業發展。農業經濟機會的具體形式包括由農戶、擴大的家庭農場、農民企業家、農村經濟合作組織與現代農業公司主導的養殖業、種植業內涵與外延擴大生產，農產品倉儲、運銷與加工業，農村商貿物流與市場中介、科技服務業等。

農村金融研究的重要和必須路徑是深入農戶、農村部門實地調研。但是針對農村社區經濟社會狀況同一問題的田野調查結論往往出現歧見，原因既有地區、國家差異，也有因調查設計與分析視角不同所致；即使對于同一調查對象甚至相同事實材料，也會由于理論邏輯和研究者視野局限而做不同解讀。根據世界銀行1999年組織的對23個國家2萬多窮困家庭的調查，非洲、東歐和中亞大多數國家窮困家庭認為存在有限的經濟機會，有關發展進步的信息主要來自亞洲地區，那些擺脫貧困的家庭的經歷說明有許多機遇都能夠提供擺脫貧困的途徑。對越南所有地區的調查均證實經濟機會有所增加，原因在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的改革進程推動的市場化、土地分配到戶和允許農民自由遷徙。但即使在越南也有持續貧困家庭，他們尤其感受到獲取信貸的限制。墨菲曾經感嘆在實驗科學（指人類學田野調查）中沒有通過重復研究核查結果是“不能容忍的局面”，隨后頗有些欣慰地提到劉易斯于1941年“重復了”1926年雷德菲爾德對墨西哥泰普茲特朗同一村莊的田野工作。詫異的是劉易斯與雷德菲爾德的工作得出不同結論，后者描繪出協調與合作是村社的規范，在前者描繪的圖景中泰普茲特朗卻成為“被敵對情緒、嫉妒和競爭攪得四分五裂的村社”。不同人類學訓練背景將他們導向對同一事物的不同判斷，但是兩人卻具有同等的事實材料支持。雷德菲爾德的調查取向是人們關于自身的意識觀念，劉易斯則關注社會生活中人們的現實行為準則，而文化價值與社會活動之間經常存在著巨大矛盾。當然，墨菲的解讀也有可能掩蓋調查者受其學術傾向支配有意無意的機會主義動機造成對田野工作結論先入為主的預設。

世界銀行的大規模訪問與墨菲對田野工作復雜性的揭示對于我國農村經濟金融調查活動的提示似乎在于：需要設計針對不同地區的調查項目和選擇不同視角，基于不同理論邏輯并結合農村金融體制演進特點做出比較、判斷，才有可能發現貧困農村地區金融抑制內在的文化、體制和經濟誘因。目前國內涌現出的大量農村金融調查工作形式多元，主要有以下：第一，由研究機構或者相關學者委托在讀學生利用返鄉機會搜取資料；第二，由金融宏觀管理機構委托基層金融機構、商業銀行網點收集調查問卷；第三，由承擔農村金融研究項目人員深入農戶家庭調研和現場填寫調查問卷。毋庸諱言，與第二種方式比較筆者有充分理由寧可信賴第三種方式所取得數據材料的真實性。對于第一種方式，由于并未進入現場，研究者對相關數據以及事實材料的分析結論仍有可能出現偏誤，因為受訪者在現場的許多“隱喻”無法提供給研究者，研究者由于不具備現場體驗而很難舍棄或許是悖謬的先入之見，也有可能容易相信牽強附會的道聽途說。由于僅有少數研究項目承擔者從事現場調研活動難以滿足統計處理對數據規模的要求，我們選擇課題組成員與在讀學生形成組合方式展開對我國西部貧困農村地區的人戶調研工作，圍繞貧困農村經濟機會、正規與非正規金融機構關系型融資效果和信貸配給等問題設計調查方案。本文主要揭示對調研數據做描述性統計分析反映出的經濟因果關系（模型分析則見作者另文）。

二、調查方法與樣本分布

（一）調查方法、范圍與調研內容

此次調查以簡單抽樣入戶調查為主，輔以與當地政府、金融機構和鄉鎮、村干部座談，在青海樂都縣雨潤鎮調研期間還與全國第一家農村資金互助社興樂資金互助社管理層和雨潤鎮政府聯合召開了“中國農村民間合作金融發展研討會”。調查以課題組師生入戶與農牧民面對面訪談并現場填寫調查問卷形式進行。課題組入戶家訪調研地區均選擇在國家確定的貧困縣（區）農村，包括陜西省銅川市耀州區、安康市漢濱區，青海省海東區民和回族土族自治縣（簡稱民和縣）、樂都縣，西寧市湟中縣。調研地域分布在陜西渭北干旱丘陵和淺山地帶，陜南安康和青海海東區、西寧市的山區、半山區，所到鄉村農牧民的生產生活條件比較艱苦。

調查問卷內容包括家庭基本情況、金融服務、家庭收支與儲蓄信貸、投資與生產、家庭收入預期與公共設施集資、政策評價與期望、對新金融機構的了解與評價?？紤]到調查農戶中僅有部分發生信貸活動，如果局限于他們的情況了解農戶投資意愿會失于片面，筆者參考國內學者已有調查方案增加了如下預設情景：“如果您有額外的1萬元人民幣，將如何處理這筆錢？”在陜西銅川市、安康市、青海海東區與西寧市的調查事項分別有27、33和51個子項。對于赴青海調查問卷表中的具體子項目根據前期在陜西入戶調查情況作適當修正，如增加對家庭農作物、養殖業等實物產量的數據收集，返程后根據當年價格估算其貨幣收入量，以校正部分農戶有意壓低家庭收入造成的數據失真。在青海的調查比在銅川、安康分別增加24和18個子項目，但由于在青海收集問卷規模也較為可觀，對新增加子項目即使單獨研究也滿足統計分析需要，能夠體現出對西部貧困農村地區所具有的代表性。由于針對的問題不同，相關事項的有效問卷數量不同，涉及的樣本規模有所變化。

（二）調查樣本分布

課題組2007年8月中旬赴陜西省銅川市耀州區演池、下高埝等4個鄉鎮8個行政村入戶調研，收集農戶經濟與金融信貸狀況問卷表350份，其中有效問卷218份；2008年5月上中旬赴陜南安康市漢濱區的縣和鄉、關廟鎮、花園鄉、吉河鎮4個鄉鎮8個行政村入戶調研，收集問卷表135份，其中有效問卷120份。在銅川、安康調研期間與當地人民銀行中心支行、銀監分局、農業銀行、農業發展銀行、農村信用合作社、地方信用辦、農業（牧）局、中小企業局以及主管副市長座談交流。2008年7月中下旬赴青海民和、樂都、湟中農牧區調研，先后與民和縣扶貧辦、民和縣大莊鄉政府、樂都縣雨潤鎮政府、農行民和縣支行、民和縣古鄯鎮信用社、樂都縣雨潤鎮興樂農村資金互助社和少數民族村級干部座談，選擇民和、樂都、湟中三縣的大莊鄉、哈家圈鄉、馬場垣鄉、雨潤鎮、上五莊鎮、李家山鎮和甘河灘鎮的14個行政村入戶調研，收集問卷850多份，其中有效問卷800份。調研活動先后走訪近1500戶農村家庭，收集入戶調查問卷1300多份，其中有效問卷1138份，形成5萬余字訪談討論記錄材料。在青海的入戶家訪對象包括回族、蒙古族、藏族、土族等少數民族家庭。經過2007-2008年在陜西、青海兩省組織實施三次較大規模的入戶調查和機構訪談，課題組初步掌握了西部農村地區經濟金融發展的第一手資料。

三、農戶家庭基本情況

（一）家庭基本經濟條件

根據青海和陜西1138戶農戶數據觀察，調查地區目前屬于典型的小型家庭農場耕作方式，經營農地與兼業城市務工構成農戶主要收入來源。據我們現場了解，一定規模農戶具有強烈的“棄農從工”、“離鄉進城”傾向，他們有些已經達到了做此選擇的“終點”。表1是對農戶家庭基本情況的總結。

（二）農戶年齡分布與受教育程度

所調查農戶家庭年齡結構中16歲以下占21%，16-30歲占26%，31-45歲占25%，46-65歲占20%，65歲以上占8%。16-65歲累計占71%，說明農戶年齡分布比較均勻，主要集中在65歲以下，但是目前已經步入人口老齡化。農戶文化水平主要在初中、小學及以下，占總調查人數的86.6%，高中、大專及以上水平人數很少，占13.4%，農戶文化水平偏低。戶主平均年齡為46.9歲，戶主文化程度也主要集中在初中、小學及以下。戶主性別構成中91%戶主為男性，9%戶主為女性。

（三）農戶經濟狀況

農村家庭中戶主技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家庭收入來源特征。根據對所調查農戶戶主技能收集到的信息，戶主以從事種植、工匠和養殖業為主要收入來源（圖1）。農戶家庭經濟決策方式中37%家庭是戶主夫婦議定，37%家庭是戶主獨立決策，22%家庭是戶主召集家庭成員議定，4%家庭是戶主隔代議定。在被調查農戶中，家庭經濟來源主要依靠外出務工、種植糧食作物、經濟作物。2006年人均年收入為1985.13元，人均年支出2290.48元，2007年人均年收入為2157.47元，人均年支出3106.18元；債務占年收入平均比例為23.13%。2006年平均儲蓄余額為8890.61元，2007年平均儲蓄余額為12072.82元。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數據顯示，全國2006年農村平均每人年收入5052.08元，平均每人年支出4485.44元；2007年全國農村平均每人年收入5791.12元，平均每人年支出5137.68元。

所調查西部樣本農村家庭基本特征如下：

第一，西部貧困地區農戶家庭勞動力負擔重，耕地面積少。樣本農戶的平均家庭人口數（4.83）高于全國平均水平（4.03），戶均勞動力數（2.73）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84），勞動力人口負擔系數（1.77）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42）。戶均經營土地（5.98畝）低于全國（6.61畝）；第二，農村年齡結構開始進入老齡化；第三，農戶勞動力文化程度低。缺乏必要的知識儲備和技能使農戶傾向固守傳統的農業技術。農戶家庭經營中傳統農業仍占主導地位。調查農戶大部分戶主只掌握種植技能，掌握非農生產技能的農戶占比為36.44%。家庭經濟來源主要依靠外出務工和傳統種植業，表明西部地區農村第二、三產業發展緩慢；第四，農戶收入水平低，經濟基礎薄弱。所調查西部地區農民人均年收入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四、農戶貸款用途與創業意愿

為了分析農戶對信貸資金的需求、分配使用及其對創業期望，在調查問卷中設計相關項目了解農戶金融需求特征、貸款用途和創業意愿等隱含信息。調查結果可以幫助思考如下問題：西部農村地區究竟存在信貸有效需求不足還是供給不足？

（一）農戶金融需求特征

農戶貸款需求高，貸款主要來源于農村信用社。所調查1138戶中76%有貸款需求，表明農戶有強烈的貸款意愿。農民對農村信用社比較了解，知道可以入股信用社的比例達到76%，有62%的農戶會選擇入股信用社。結合與農戶交流座談資料分析，農戶入股信用社大多不是為了成為股東參與農村信用社管理和經營決策，獲取貸款便利是農戶入股信用社的原初動機。

（二）農戶貸款用途與投資理財結構

1 農戶潛在貸款用途

農戶貸款需求呈現出市場化和多樣化趨勢。對800戶青海農戶和120戶陜南安康農戶潛在的貸款需求分別統計，發現青海農戶在購買化肥、養殖業方面有很高貸款需求，其次是子女教育、建房置業和商業運營，農戶貸款需求集中于生產需求。陜南安康的貸款需求則主要集中于建房置業等消費需求。隨著農村經濟發展，農戶貸款需求除常規的農業生產性信貸以外消費信貸需求將有一定增長，預期商業信貸和人力資本培養產生的信貸需求將有所發展。

2 農戶實際貸款用途

分別對青海和陜南安康農戶貸款用途進行統計（見圖2），顯示青海農戶貸款主要用于農業生產，其次是子女教育、健康醫療等，陜南安康農戶貸款主要用于建房置業，其次是農業生產和子女教育，結果與潛在貸款需求一致。陜南與青海農戶貸款用途的差異主要與兩個地區農民人均收入差異有關，也有可能與當地生活習慣、人文風俗有一定聯系，且不排除青海農業金融機構對農戶消費性信貸的嚴厲信貸約束。

3 農戶投資理財結構

問卷中設計了如下問題：“如果您有額外的1萬元人民幣，將如何處理這筆錢？”（結果見圖3）。青海農戶首先選擇用于養殖類生產性投資，其次是子女教育（人力資本投資）和建房消費。安康農戶則選擇主要用于建房消費性投資，其次為子女教育和養殖（生產性投資）。這與前述農戶貸款需求分析基本一致，也表明農戶貸款需求與其投資意愿一致。參照圖示發現，青海農戶更愿意將閑置資金存入銀行，安康農戶更傾向選擇在信用社存款。農戶極少選擇將額外資金投資股票、債券或保險，說明其金融需求主要局限于存貸款服務，對其他金融產品需求不足，且不存在地區差異。

（三）農戶創業意愿及制約因素

問卷設計了如下問題：“如果有人向你推薦一個創業項目，你覺得首先需要考慮的問題是什么？”49%的樣本農戶首先考慮資金來源和規模，18%農戶考慮自己是否具備經商能力，17%農戶首先考慮有無可能虧損。對“目前生產經營中遇到的困難是什么？”，絕大多數農戶選擇“資金缺乏”，其次是“缺乏技術和信息”。農戶創業抱負不能實現的原因主要是資金短缺。存在資金缺口情況下35%農戶期望取得信用社或農行貸款，32%農戶傾向親友借款，29%農戶選擇放棄項目，避免背負債務。農戶商業性貸款優先考慮向正規金融機構貸款，其次是親友借款。親友借款以小額度為主，其借貸范圍和實際發生概率受到很大制約。

五、機構貸放行為與農戶融資偏好

（一）農戶貸款與期望貸款利率的關系

青海地區樣本農戶的平均期望利率為5.9%（期望利率分布見圖4），期望利率在5%以下的占總調查戶數的49.4%，期望利率為6%-10%的占44.2%，期望利率在10%以上占6.4%。比較2006-2008年中國人民銀行基準貸款利率在5%-10%之間，略高于大部分農戶期望利率（按照簡單算術平均，期望基準利率為7.5%，但實際執行上浮利率期望值更高）。我們較為關注農戶期望貸款利率與農戶貸款行為之間的聯系（問卷分析結果見表2）。在青海省，2006年期望貸款利率高于當年銀行平均貸款利率有288戶，其中申請貸款的戶數占25.7%，獲批戶數占25.3%，占申請戶數98.6%；期望貸款利率低于當年平均貸款利率有306戶，其中申請貸款戶數占20.6%，獲批戶數占16.0%，占申請戶數的77.8%。2007年期望貸款利率高于當年銀行平均貸款利率有284戶，其中申請貸款戶數占30.6%，獲批戶數占30.0%，占申請戶數97.7%；期望貸款利率低于當年銀行平均貸款利率有309戶，其中申請貸款戶數占26.9%，獲批戶數占23.6%，占申請戶數87.8%。2008年期望貸款利率高于當年銀行平均貸款利率有284戶，其中申請貸款農戶占24.3%，獲批戶數占22.9%，占申請戶數的94.2%；期望貸款利率低于當年銀行平均貸款利率有309戶，其中申請貸款農戶占31.4%，獲批戶數占24.6%，占申請戶數的78.3%。

農戶申請貸款與期望貸款利率存在如下關系：農戶期望利率越高，提出貸款申請概率越高，獲批幾率也更高；相反，農戶期望利率越低，貸款申請意愿較低，獲批的幾率也較低。即農戶貸款需求、貸款成功率均與農戶期望利率呈正向變化。

試做以下分析：第一，期望利率既反映農戶支付利息意愿，也潛在地揭示其還本付息能力和信用狀況；第二，期望利率反映農戶對當地民間借貸和正規金融的了解程度。大多情況下具有商業性質（不包括親友間借貸）的民間借貸利率高于正規金融借貸利率。期望利率較高的農戶還本付息能力較強，信用狀況較好，農戶對當地民間借貸和正規金融了解程度較高；第三，從金融機構角度分析，因為2003年國家選擇在西部陜西、青海、內蒙、四川等?。▍^）實施農村金融改革以后放寬利率上限，農村信用社運用利率工具進行信貸配給；第四，部分金融機構通過增加隱含借貸成本排除那些負擔借貸成本能力較低農戶的貸款要求。

（二）金融機構對農戶提供貸款服務分析

1 金融機構對農戶提供貸款服務的廣度

從農戶貸款面分析金融體系服務農戶的廣度。不同地區貸款投放情況不同，湟中縣貸款面最大為45.6%，最小為樂都縣貸款面27.8%，相關數據遠低于東部較發達地區農村貸款廣度。合理的解釋是：第一，西部貧困地區農村經濟發展落后，貸款主要集中在生活消費和農業生產類貸款需求，需求層次低；第二，西部農村金融機構長期負債經營，盡管對農村金融機構改革轉制，經營狀況仍不樂觀，不良貸款占比較高，從而影響西部農村貸款的廣度。

各調查地區貸款均有逐年遞增趨勢，但在2008年有所下降（見圖5）。原因有：第一，2008年在陜西、青海開展調查的時間分別是5月上旬和7月中旬，所以對2008年全年的貸款發放數據統計不齊全；第二，2008年農村貸款投放受到一定程度限制，也與宏觀金融管理部門對金融機構體系恢復實施貸款規模控制有關（依據在安康市的調研）。

2 金融機構對農戶提供貸款服務的深度

銅川市耀州區和安康市漢濱區338戶農戶中發生貸款戶數總計142戶，占總調查戶數的41.9%。其中，2004年發生貸款34戶，占總調查戶數的10.0%，其中貸款額度在3000元以下的農戶占總貸款戶數的8.8%，3000-10000元的占44.1%，10000元以上的占41.2%；2005年發生貸款49戶，占總調查戶數的14.5%，其中貸款額度在3000元以下的農戶占總貸款戶數的34.7%，3000-10000元的占44.9%，10000元以上的占20.4%；2006年發生貸款22戶，占總調查戶數的21.2%，其中貸款額度在3000元以下的農戶占總貸款戶數的30.6%，3000-10000元的占45.8%，10000元以上的占23.6%。

青海省調查樣本涉及800家農戶，2006年發生貸款163戶，其中貸款在3000元以下的農戶所占比例為65.0%，3000-10000元的占26.4%，10000元以上的占8.6%；2007年發生貸款196戶，其中貸款在3000元以下的農戶所占比例為71.9%，3000-10000元的占17.3%，10000元以上的占10.7%；2008年發生貸款192戶，其中貸款在3000元以下的農戶所占比例為75.0%，3000-10000元的占17.2%，10000元以上的占7.8%。

銅川市和安康市農戶貸款發生率、各層次額度的貸款均呈現逐年增加趨勢，但主要以小額貸款為主，貸款額度集中在3000-10000元之間。青海省2007年農戶貸款發生率、小額貸款發生率（3000元以下）和大額貸款發生率（10000元以上）較2006年較明顯增長，但2008年較2007變動幅度不大，并且2008年10000元以上貸款的發生率為7.8%，明顯低于2007年的10.7%，反映出2008年農村貸款投放受到抑制。盡管央行近年每當緊縮銀根時強調不減少甚至增加農業信貸，但在實際中對農村的信貸投放仍然受到影響。問題在于：每當信貸收縮時對于農戶分散化、高成本的貸款投向必然成為商業銀行收縮貸款的“優先”選項。

（三）農戶融資偏好影響因素

1 農戶融資偏好

對農戶融資渠道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從正規金融貸款，包括向農村信用社、農業銀行和郵政儲蓄銀行等金融機構貸款；一類是民間借貸，包括向親友借款、民間有息借貸等。融資偏好和實際的融資秩序（融資啄序）可能存在差異，因為前者是意愿融資秩序，在外部約束下意愿融資秩序和實際融資秩序并非一致。

基于上述，我們選取青海省800戶農戶作為研究對象，通過分析問卷了解農戶以下信息：第一，按照意愿取得貸款的機構（泛指貸款方）偏向（稱作意愿貸款機構）；第二，實際取得貸款的機構來源。結果發現有60.4%農戶偏向親友無息貸款，29.7%農戶偏向從金融機構申請貸款，9.9%農戶選擇民間有息借貸。被調查農戶中大多農戶傾向于向親友借款即所謂的“關系融資”。

2 影響農戶融資偏好的因素

由以上調查結果得到農戶選擇融資對象的次序。那么影響農戶選擇融資對象的因素是什么？為此在問卷中設計了如下問題：“您在貸款時最看重的因素是什么？”其中有39%的農戶更為關注貸款能否成功，30%的農戶關注利率高低，12%的農戶更在意還款期限，11%的農戶看重實際可貸款額度。說明農戶在選擇貸款金融機構時首先考慮的因素是貸款的可得性。

值得注意的是，貸款的便利性及可得性在農戶貸款和選擇金融服務機構時是重要影響因素。但是在所調查地區，一些鄉鎮長期沒有正規金融機構網點，農戶只有到較遠的其他鄉鎮金融機構網點辦理存貸款，增加了交通、時間和其他間接成本，實際上使農戶往往望而卻步，放棄貸款請求。

六、農村非正規與正規金融特征

民間借貸兼有經濟和社會蘊含雙重屬性使之即使在傳統計劃經濟中也生長依舊，步入當代波瀾壯闊的改革洪流更如“魚翔淺底”而再獲新生。改革以來民間借貸對東南沿海鄉鎮集體經濟和民營經濟發展做出了難以估量的貢獻。西部貧困農村地區民間資本積累有限，民間“草根”金融也局限于經濟發展水平而創新不足，但即便如此，農村民間借貸由于正規金融供給嚴重不足和自身特點也贏得發展空間。

（一）非正規農村金融經營特征

1 民間借貸因其易得性和便利性在農村有潛在市場需求

為了解農戶傾向于選擇民間貸借貸的原因，我們在問卷中列舉出一些可能選項（圖6）。在青海所調查800農戶中填寫該項目的農戶有567戶，其中49%農戶選擇民間貸款是因為無利息，21%的農戶認為其還款期限靈活，18%的農戶認為其方便快捷。可見低成本是農戶選擇民間貸款的首要考慮因素。但民間無息借款僅存在于向親友借款，其額度與用途存在很大局限性，估計按照借貸總規模衡量的大部分民間借貸收取利息不菲，如果超出親友范圍，民間借貸發生的主要誘因是貸款的可得性與便利性。

2 人際關系是影響民間借貸利率的主要因素

為研究影響民間借款利息的因素，我們對青海省800農戶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37%的農戶認為熟悉程度是影響民間貸款利率的主要因素，16%的農戶認為還本付息方式是影響利率的主要因素，14%的農戶認為貸款期限決定貸款利率。不難看出，民間借貸利率更多地取決于關系成本即貸款人與借款人的熟識程度。合理的解釋是：第一，民間貸款人評估關系型融資風險較?。坏诙?，民間借貸利率受到信任型社會資本的影響。在熟人圈子中信任型社會資本發揮作用從而抑制利率；第三，在親友、熟人圈子中雖然收取低利率，但在以后有可能取得其他方式回報，也有可能貸款人收取低利率是對某一事前恩惠的回報。

（二）農戶對農村正規金融機構的評價

1 農戶不選擇正規金融機構貸款的原因

農戶不選擇金融機構貸款的原因為：25%的農戶認為不需要；24%的農戶認為即使申請也批不了；13%的農戶擔心自己還不了；12%的農戶認為貸款利率高；10%的農戶因為沒有抵押品或擔保；9%的農戶認為在正規金融機構沒有熟人（圖7）。聯系前邊有關農戶貸款時看重的因素，首先考慮的因素就是能否貸到款項。說明農戶普遍認為農村金融機構存在貸款難問題。如果考慮選擇“申請也批不了”的農戶要么是缺乏抵押、擔保品，要么是在金融機構沒有熟人關系，說明以下問題：就農村正規金融機構而論，對農戶的信貸約束主要有兩方面原因：其一，農戶缺乏抵押擔保；其二，金融機構的“關系型融資”偏向。應引起注意的是，金融機構選擇“關系型融資”的原因與民間借貸可能有所不同，一方面是降低金融機構風險（這與民間借貸相同），但另一方面可能存在金融尋租情況，“關系型融資”對使用放貸權尋租能夠提供很好的隱蔽性。

總之，由于正規金融機構的信貸管制特點——包括借貸審查與信貸可得性、借貸期限、借貸利率等，使農戶在選擇貸款機構時對其望而卻步，正由于民間貸款的便利性和易得性，使得非正規金融機構在農村金融市場占有一席之地。因此，農村將長期處于正規金融機構與民間信貸共存的局面，如何處理好兩者關系，也是亟須從政策層面解決的問題。

2 農戶對農村正規金融機構的評價

農村金融機構在我國當代農村經濟發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農村金融機構能否提供適度規模的金融服務直接關系農民的切身利益。問卷針對農村金融機構的各項服務對農戶展開調查，結果顯示有56.54%農戶認為申請手續較復雜，39.66%認為申請周期較長，67.17%認為選擇貸款對象的標準不公正，69.58%農戶認為貸款額度較小，67.63%認為貸款利率較高。這說明農村金融機構存在問題主要是申請手續復雜、選擇貸款對象不夠公正、貸款額度較小且利率較高。

為了深入了解農戶對農村金融機構貸款潛在癥結的看法，問卷設計如下問題：“您以前申請卻未得到貸款，您認為原因是？”在所調查1138戶農戶中對該項目回饋信息有572戶，其中36%農戶選擇“償還能力被質疑”，34%農戶選擇“與信貸員不熟”，9%農戶選擇“以前貸款未還”。雖然近年來國家出臺一系列鼓勵農村金融機構向“三農”貸款的政策，但由于農戶收入水平低和違約概率高，導致一些農村金融機構即使有足夠超額準備金也不愿貸給農戶。調查還發現農村金融機構存在“逆向選擇”問題，即貸款投放對象往往并非真正需要資金的農民，而是一些有實力的基層干部或者農村富裕的“暴發戶”，原因首先在于基層干部與信貸員關系較為密切，存在各種隱蔽交易；其次是一般農戶難以承受貸款所需的“關系成本”，主要包括貸款前請客送禮和貸后答謝費用，而少數“暴發戶”有能力支付高昂“關系成本”，再通過資本運營獲取利潤，結果產生馬太效應和加劇農村貧富兩極分化。

據上分析可以發現：第一，經過持續的政策引導農村信用社金融服務有所改善；第二，農村金融機構傳統的經營模式由于內部治理強化，但是仍普遍存在金融尋租、關系貸款情況；第三，家庭調查中當泛泛詢問對金融機構服務“滿意”或“不滿意”時，并沒有引起農戶充分關切，甚至認為“事不關己”，發送信號的真實性打了折扣。一旦設計較為具體的詢問事項，容易勾起他們的真切回憶和聯想，從而傳達出真實信息。

（三）正規金融現存問題與出路

綜上所述，農村正規金融機構存在問題主要有以下：

第一，農村金融機構可能過高估計農村金融風險，對農村蘊蓄的潛在經濟機會則估計不足，發放貸款額度與農戶貸款需求有較大缺口。調查結果顯示有69.58%的農戶認為貸款額度較小，不能滿足用款需求。農村金融機構與金融監管與調控部門通過各種途徑“博弈”、討價還價抑制對農戶的貸款；農業收益率較低且回報周期較長，加之農戶的投資技能約束，金融機構不愿向農戶提供大額貸款；第二，信貸活動中存在一定比例的人情貸款，有36.88%的農戶認為存在金融“尋租”。農戶貸款除支付利息外要支付“隱蔽成本”。與貸款機構人員的熟悉程度是農戶能否申請到貸款的決定性因素。由此產生貸款的逆向選擇，即大量貸款未能發放給急需貸款的農戶；第三，農村金融機構貸款利率較高加重了農戶經濟負擔，不利于減緩農村貧困問題。較高利率使融資成本顯著提高也從而抑制農戶擴大再生產和投資的積極性，不利于有發展潛力、創業型的農戶完成農業項目；第四，家訪座談中發現相當部分農戶因為金融機構貸款申請周期長、手續繁瑣而不愿申請貸款，從而失去利用農貸發展生產的機會。申請周期長或者復雜也將引起融資成本上升。

解決正規金融現存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金融機構法人治理結構，改革內部管理體制，強化信貸管理的激勵約束機制。農村金融機構既要防止內部監管缺損導致不良資產滋生，也要減少經營者在監管、監督收緊以后采取機會主義行為而不作為和偷懶。農村金融機構應進一步精簡借貸手續、縮短申請周期，減少不必要的審貸環節，增加貸款審查的透明度以符合廣大農戶的訴求。當然，其前提是在完善公司治理機制條件下努力改善經營環境，建立廣泛覆蓋轄區農戶家庭、個人的金融征信系統，阻斷內部信貸經營管理者的尋租途徑。

七、結論

結合實際訪談情況對本文主要結論和對一些問題的補充分析概述如下：

1 西部貧困農村地區農民收入低，經濟基礎薄弱，生產經營對正規信貸需求較為迫切。具體表現為勞動力負擔人口系數大，勞動人口受教育水平低。農戶戶主代表的家庭勞動人口技能不足，農業生產的人力資本配置處于較低水平。農戶生產經營中遇到的困難首先是資金積累不足需要借貸，其次是缺乏技術和信息以及經營與創業能力不足。農戶商業性貸款傾向優先向正規金融機構貸款，其次是親友借貸，原因是商業貸款規模容易滿足其資金缺口。農戶尋求生產性、商業性貸款時親友借貸有限，在西部僅有民間借貸難以消除金融供給不充分。

2 陜南安康與青海農戶貸款用途的差異與兩地區農民人均收入差異有關，也有可能與當地生活習慣、人文風俗有一定聯系。農戶潛在的貸款需求用途結構與實際發生貸款用途一致，說明在西部農村金融機構面對農戶借貸需求在貸款投向上可能是被動的接受者。青海金融機構擴展消費信貸的積極意義在于對農戶創造收入形成激勵，“負債消費”在一定條件下會成為經濟發展的動力已經被經濟史所證明，從長期看改善農村地區生活條件是一種金融業的“戰略投資”。陜南農村金融機構則應該考慮尋求與發現機會增加發放更多生產性貸款。

3 農戶對貸款期望利率略低于央行制定基準利率，農戶貸款需求、貸款成功率均與農戶期望利率呈正向變化。期望利率潛在地揭示了農戶還本付息能力和信用狀況。一般地，期望利率較高的農戶還本付息能力較強，信用狀況較好。從金融機構角度分析，存在農村信用社使用利率工具進行信貸配給的機制，也有部分金融機構——或者金融從業者通過增加隱含借貸成本排除負擔借貸成本能力較低農戶的貸款要求，在個別調查地區這種現象較為普遍。

4 調查反映出農戶創業的困難之一是利息負擔重，較高貸款利率不利于減緩西部農村貧困問題。陜南、青海農村正規金融機構執行一年貸款利率約為12%，渭北地區農戶反映借貸成本除利息以外尚需要支付各種名目“人情債”。民間借貸利率也受到信任型社會資本影響，在熟人圈子中信任型社會資本發揮作用能夠抑制高利率。民間借貸抬高借貸利率成本僅僅是問題一個方面，在熟人社會中也可能降低利率。貧困農村地區借貸市場總體屬于典型賣方市場，商業性借貸合約中利率水平主要取決于由貸款人識別的借款人的經濟稟賦和機會變量，由此導致貧困農戶（以及貧困農村地區）負擔較高利率。解決這一問題需要政策介入。

5 關系型融資在民間借貸與正規金融機構借貸中產生完全不同的效果，在前者降低了信貸風險，在后者卻成為尋求金融租金的溫床。本質差異在于兩種金融機構的產權屬性與公司治理（或者內部產權歸屬與經營支配權激勵兼容）不同。與正規金融關系型融資聯系，農村金融存在“逆向選擇”問題，即貸款投放對象向有實力的基層干部或者農村“暴發戶”集中，結果產生馬太效應和加劇農村貧富兩極分化。

6 農村正規金融機構有可能過高地估計農村金融風險，對農村蘊蓄的潛在經濟機會估計不足，發放貸款額度與農戶貸款需求有較大缺口。陜南安康市漢濱區和青海西寧市湟中縣政府部門和農戶普遍反映金融對養殖業支持不力。根據調查中所了解的情況，有理由懷疑在農村金融機構與金融監管與調控部門“博弈”和討價還價中，農村金融機構對農戶、農業貸款存在統計數據系統性失實問題。

7 每當宏觀調控政策緊縮時對農村信貸產生消極影響。宏觀金融緊縮時農戶分散化、高成本的貸款項目必然成為商業銀行收縮貸款的“優先”選項。農村信貸受到宏觀調控反周期政策的“負面調節”在西部農村更為嚴重，因為西部金融業不發達，社會資金主要局限于正規金融體系配置，正規金融更多受到宏觀調控政策約束。東部地區民間金融對正規金融已經形成系統性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