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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的分析方法精品(七篇)

時間:2023-09-07 17:29:09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經濟學的分析方法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經濟學的分析方法

篇(1)

關鍵詞:交易成本經濟學;微觀分析;比較經濟制度

中圖分類號:F01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8)10-0010-02

在中國的經濟學教科書和相關論著中,鮮有對威廉姆森學說的詳盡論述,這至少導致中國的新制度經濟學界對新制度經濟學全貌的考察有所偏差。比如,威廉姆森的比較制度分析方法及其與新古典均衡和邊際分析方法的差異,以往并沒有為更多的國內經濟學者所重視,國內新制度經濟學研究往往建立在對理性選擇模型的簡單理解基礎上。本文擬對威廉姆森極具特色的比較制度微觀分析方法特點作出歸納總結。

1.微觀分析在交易成本經濟學中的重要性

微觀分析方法是交易成本經濟學特別依賴的一種研究方法,阿羅曾把新制度經濟學所以特別成功的原因歸結于它的極端微觀化的取向。關于微觀分析對比較制度分析的重要性,威廉姆森在評價處理特許權假說時曾有一段論述:“如果在評估各種備擇組織形式的功效時,細節是重要的,那么,特許權投標是不是對付自然壟斷的有效辦法,就不能完全取決于對問題的一種想象性的闡述。相反,對交易屬性(特別要注意到資產)和締約過程的細節這兩者都需要仔細加以考察。除了跳出一般性描述去評估各種基本屬性以及合約的微觀分析方法外,沒有別的適當辦法來處理特許權投標假說”。微觀研究分析方法被威廉姆森稱為交易成本經濟學的不變要旨,用斯蒂芬的話來說,“上帝居住在細節中”。

2.交易成本經濟學的微觀空間分析

微觀分析涉及時空兩方面的分析。在空間上,微觀分析與分析單位的選擇有關。微觀分析是一種更高水平的分析。西蒙觀察到,“在自然科學中,當測量的誤差和其他噪音被發現與正在研究的現象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時,科學家的反應不是試圖用統計的辦法從數據中榨取更多的信息,而是要找到在更高分析水平上觀察現象的技術。經濟學的策略是顯而易見的:在微觀層次上獲取各種新的數據”。西蒙說的這種微觀分析層次指的就是基本分析單位。對于這種基本分析單位,西蒙還說:“除非我們有合適的分析單位,否則要建立適當的人類行為理論是不可能的”。盡管西蒙提出的“決策前提是組織研究的分析單位”從來沒有表現出具有普遍的適應性,但他提出分析單位的概念很有啟發性。

比較制度分析以交易為基本分析單位。任何理論都應該有自己的基本分析單位,如研究競爭的基本分析單位就是行業。一個行業無論是生產產品還是提供服務,都是直接展開互相競爭的競爭者的群體。制度經濟學把交易作為自己的分析單位可追溯到康芒斯。康芒斯把經濟組織問題看作同時處理沖突、相互依賴和秩序的問題。而交易對這種經濟組織原理很敏感,因而他提出把交易作為基本的分析單位。交易是一個半微觀化的分析單位,對交易作進一步微觀分析的是威廉姆森等后來新制度經濟學家。

3.交易成本經濟學的微觀時間分析

在時間上,微觀分析和過程有關。交易成本經濟學堅持認為,沒有捷徑可走,而要以一種“樸實、不急躁、深入、明確”的方法來考察經濟組織。在微觀過程分析中,交易成本經濟學成功考察了下列相關的過程轉換:(1)基本轉換;(2)選擇性干預的不可能性;(3)作為“組織有自己的生命”這一命題表現的、可以預見將給內部組織帶來的成本(化);(4)收益(常采取默認的形式);(5)算計的有限性,尤其是帶來不便的系統后果的零碎而過分的算計;(6)聲譽效應機制的不同功效;(7)自然選擇(一般性的和適應于不同形式的組織的自然選擇)的限度。其中,基本轉換是指,開始時的多數投標競爭在合約執行期間及續訂合約的間隔期中轉換為一種雙邊的交換。而選擇性干預的不可能性則解釋了為什么內部組織不能處處都憑借帶有選擇性干預的聯合復制而勝過市場。選擇性干預之不可能性是導致對企業規模的各種限制的原因,并且使企業不能仿效市場的高強度激勵。

過程分析在比較經濟制度分析中之所以重要是因為:(1)過程分析是經濟組織研究的核心內容;(2)過程分析為評價各種備擇的權衡方案的合理性所必需;(3)過程分析引發了在組織的生命周期和聲譽效應等方面的進一步應用。

4.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細節和實證分析

對細節和數據的關注是微觀分析的核心。比較制度經濟學強調行動在于細節,要求在細節層次上進行微觀分析,而且這種細節層次的微觀分析是通過不懈地比較,通過總是與其他可行的替代形式的關系中考察組織形式。除了微觀的細節,威廉姆森還強調發展第一手微觀分析數據,他認為,一門新的科學要收集它自己的數據,而不是采用現有的數據。整體而言,交易成本經濟學對細節的關注遠勝于正統經濟學,正統經濟學長期抵制微觀分析。交易成本經濟學是在一種更具微觀分析性質的分析層次上運作的。價格和數量是正統經濟學關注的主要數據,而交易的屬性和組織細節卻是交易成本經濟學更加關心的資料。

關于如何對待比較制度分析時細節的繁雜,威廉姆森提出:“既要對各種制度細節有廣博的了解,又不要過多地專注于細節”。對企業來說,人們在管理中所需要的是對沒完沒了的細節的關注。在威廉姆森的比較制度分析中,時時處處都體現了微觀分析的特征。比如有關特性的分析,交易成本經濟學認為特性重要。特性通常根據某種形式的“資產專用性”來予以解釋。成型的企業文化、溝通準則和處理日常事務的慣例已經被證明是組織的特性。威廉姆森認為,如果各種特性的收益隨著交易屬性而變化,那么,所要做的有成本效益的事情就是精心地(針對交易特性)去塑造文化,發展溝通準則,處理日常事務。而要實現這種有意圖的觀點,就要揭示那些定義文化、溝通準則與日常工作慣例的微觀分析特性。威廉姆森把揭示微觀特征看作一項雄心勃勃的作業。

在評價為什么從自己所熟悉的人那兒得到的信息更好的理由時,威廉姆森提到:“個人信任自己得來的信息,它更豐富,細節更多”。可見,細節影響信息的可靠性。威廉姆森在研究經濟發展與改革的治理機制時,認為自己在重復一個“現在熟悉的主題,大部分相關的分析工作都在于細節”。微觀分析也有助于計量,“如果能從微觀上深入地分析交易問題,也有助于計量問題的研究”。

5.結語

在評價羅賓遜―帕特曼價格歧視案中,人們通常認為,大賣主的壓價購買只有在生產者是批量生產銷售或者應付競爭時才是合理的。但交易成本經濟學認為,這種解釋沒有考慮到在需要專用資產投入的情況下有差異的購買承諾與有差異的一旦獲得抵押品就違約的激勵。這種混淆是因為把習慣的主流經濟理論應用于對交易成本問題的分析。要得出合理結論必須采用交易的微觀分析方法,尤其是要參照資產專用性以及由此帶來的風險來評估各種備擇合約。一旦這樣做了,對許多非標準或不熟悉的締約行為的不同理解就會經常出現。

同樣是對成本進行分析,為什么交易成本和新古典的生產成本的分析方法如此迥然不同呢?交易成本經濟學使用某種“半微觀”層次的分析方法――比人們已經接受的價格理論更微觀,但不像很多研究組織行為的社會學及社會心理學方法那么微觀。要研究交易成本節省的問題,會計數據,即便是相當具體的會計數據也不需要。主要原因是在于,通常把成本分為固定成本和可變成本的方法并不能逼近交易分析的各種核心問題。對交易成本分析更重要的是“可改變用途”成本和“不可改變用途”成本的區分,因為這兩種成本規定了資產專用性的條件。威廉姆森的這種提法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合理性在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論實質上是一種事后交易治理理論,資產用途能夠改變與否決定事后合約的履行;局限性在于,交易成本經濟學還有更加廣泛的研究領域,其本質是人與人之間基于財產權交易的制度理論,關于交易成本和生產成本分析方法不同的辨識,威廉姆森僅僅道出了其一。

參考文獻:

[1]Williamson, O.E.: 1985,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NY: Free Press).

[2]Williamson, O.E. (ed.): 1990, Organization Theory: From Chester Barnard to the Present andBeyond (New York, NY: Oxford Uni

versity Press).

[3]Williamson, O.E.: 1996,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and the Carnegie Connection", Journal of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

tion 31: 149-155.

[4]Williamson, O.E.: 2001, "Empirical Microeconomics: Another Perspective", in M. Augier and J.G.March (eds.), The Economics of

Choice, Change and Organization: Essays in Honor of Richard

[5]周業安.關于當前中國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的反思[J].經濟研究,2001,(7).

篇(2)

關鍵詞: 法經濟學/內涵爭論/主流學派/非主流學派/反思

法經濟學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一門新興學科,作為法學與經濟學的交叉學科和前沿學科,法經濟學為研究法律制度和經濟現象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和工具,并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業已成為20世紀后半期以來法學界和經濟學界最重大的學術成果。但是,由于學科立場與研究視角的不同,法經濟學的研究者們并沒有就這一學科的內涵、范圍和研究方法達成一致意見。可以說,法經濟學自從產生之日起就伴隨著爭論、懷疑與批判,在其向全世界傳播的過程中一直存在著不同意見和觀點。正如麥克羅和曼德姆在《經濟學與法律:從波斯納到后現代主義》一書中所指出的:“法經濟學的研究并非是一個一致性的運動,而是不同學術傳統并存的研究過程,其中有些研究具有互補性,有些研究則是競爭性的,或者說,是具有沖突對立性質的。”[1]這其中,關于法經濟學內涵或學科性質的爭論,是自始就存在并直接導致了法經濟主流學派和非主流學派的對立。

一、法經濟學內涵爭論的由來

一般認為,法經濟學是在20世紀法學研究方法變革運動中發展起來的。19世紀的法律研究充斥著嚴重的形式主義和教條主義,大陸法系的法學家“主張法學研究的過程,要如同化學分析的方法一樣。通過它,人們可以發現那些并不直接包含在法律淵源中的原則。”[2]學者們將包括經濟理論在內的“社會科學的理論、觀點和材料都因為沒有法的意義而被趕出法學研究之外”。[3]他們“使法學純粹化,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純粹的法律現象及其意義上。”在普通法系國家,遵循先例原則使法官的判決成為法律的基本內容和主要表現形式。19世紀,美國著名法學家、哈佛大學法學院院長克里斯多夫·C·蘭代爾將法律視為隱藏在法律案例后面的原則或教義,法學研究或法學推理的目的就是從法官的判決和對司法的解釋中發現法理。在蘭代爾那里,法學研究的唯一素材和法律發展的唯一動力就是案例判決,其他的文獻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這直接引發了英美法學研究中的教條主義運動。從此,在普通法國家,法學研究或法律活動僅僅成了法官根據三段論從判例中推導出所謂法理或教義來。

對人類的科學發展史的研究表明,法學和經濟學都是隨著科學的發展從古代“諸學一體”的狀態中分化出來,并逐漸發展成為獨立學科的。因此可以說,法學和經濟學本來就是一個整體,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他們的分離本身標志著兩個學科的發展和繁榮。然而隨著發展的深入以及研究者的推波助瀾,最終導致兩個學科從分離走向分立,使得他們的發展進入瓶頸期,難以取得突破。法學的缺陷是抽象的強調正義而忽視效率,經濟學的問題是過分追求效率而犧牲了公平。正如哈耶克所說:“學科專門化所造成的惡劣影響,沒有哪個能比其在兩門最古老的學科即在法學和經濟學中所造成的影響那樣明顯。”現實的困境要求法學和經濟學在各自發展的基礎上重新走向融合,解決單一學科無法解決的法律問題和經濟問題,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法經濟學作為一種交叉學科才應運而生。

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美國法學界開始全面批判蘭代爾的教條主義法律思想,并進而引發了法律現實主義運動。學者們意識到法學研究不可能是“法律自治”,而應該運用多學科的綜合力量,在法學研究中向經濟學、社會學、哲學等社會學科借鑒的嘗試不斷出現。同時,隨著凱恩斯主義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失敗,美國的經濟學家們也開始尋求經濟問題的新的解決辦法。1960年,羅納德·科斯教授發表了《社會成本問題》一文,標志著法經濟學的問世。其后,許多經濟學家和法學家都加入進來,為這一理論體系的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然而,隨著這一學科的發展,我們驚奇的發現,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視角對法經濟學的內涵或學科性質做出了不同的解釋。以科斯為代表的一部分學者認為,法經濟學是包含了法律的經濟分析和經濟的法律分析兩個部分的,他強調既應該關注運用經濟學原理研究法律制度,也應該重視運用法學原理分析經濟問題,甚至更重要的是后者。而以波斯納為代表的部分學者卻認為,法經濟學的內涵就是法律的經濟分析,偏重強調經濟分析方法在法學中的應用。這就直接導致法經濟學分化為兩個派別——主流學派和非主流學派。而這一爭議也直接導致了法經濟學發展方向的差異,并可能最終決定法經濟學的發展前景。那么,兩大流派對法經濟學的內涵的理解是如何認識的呢?

二、主流法經濟學派——法律的經濟分析

所謂主流法經濟學派是指以波斯納為代表的主流法經濟學家,他們把“法經濟學”的學科性質界定為“法律的經濟分析”,強調的是運用經濟學的原理分析和解決法律問題。這一學派的代表任務還有尼古拉斯·麥考羅和斯蒂文·曼德姆等。

法經濟學自產生發展至今天,理查德·波斯納法官的貢獻是巨大的,1973年波斯納出版《法律的經濟分析》一書,運用經濟學的理論解釋法律制度,創立了法經濟學的研究范式,一舉奠定了其在法經濟學領域中的領軍地位。[4]波斯納認為,法經濟學是“將經濟學的理論和經驗主義方法全面運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學科。[5]具體地說,法經濟學是用經濟學的理論與分析方法,而目主要是運用價格理論(或稱微觀經濟學),以及運用福利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及其他有關實證和規范方法考察、研究特定社會的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結構、過程、效果、效率及未來發展的學科。其研究的主要目的僅在于“使法律制度原則更清楚地顯現出來,而不是改變法律制度”。同時,波斯納認為:“法律的經濟分析就是法經濟學的內涵”,“正統的法經濟學從來沒有,或者說幾乎沒有野心去改變經濟學”。[6]

從法經濟學發展的歷程來看,波斯納對法經濟學內涵的界定得到了許多學者的認同,前面述及的主流學派的兩位代表人物麥考羅和曼德姆的觀點都和波斯納相似,他們將法經濟學定義為“運用經濟理論(主要是微觀經濟學和福利經濟學的理論)來分析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和法律的運作以及法律與法律制度所產生的經濟影響”的學科。另一位學者喬治·麻森大學的查爾斯·羅利教授則將法經濟學定義為“運用經濟理論和數量經濟學的方法檢驗法律和立法制度的形成、結構過程和影響”的學科。[7]

因此可以看出,在主流學派看來,法律的經濟分析是法經濟學的唯一內涵,法律的經濟分析范式是法經濟學的唯一研究范式,法律的經濟分析就是法經濟學的全部。

三、非主流法經濟學派——經濟、社會、哲學的比較分析

在法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雖然非主流法經濟學派的地位不夠突出,貢獻似乎也沒有主流學派那么大,但是這個學派的觀點是不能忽視的。其實,法經濟學的創始人科斯對法經濟學內涵的理解就和波斯納存在巨大差異。1997年,針對主流學派對法經濟學的片面理解,科斯曾經強調指出:“我所關心的是法律系統的運行對經濟系統運行的影響。不同法律系統對特定的經濟系統的影響有何不同?當采用這種而不是其它法律規則時,對經濟系統又有何不同影響?這才是我對法經濟學感興趣的原因。”而法律的經濟分析“這部分研究現已高度發展,某種程度上,已不再那么令人激動了。”[8]同時,科斯指出,盡管經濟的法律分析具有重要的價值,但是“法律在美國經濟中的作用,也未得到很好的研究。”法律制度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并未得到很好的研究和探討。在這種態勢下,法學和經濟學的互相依托的關系不存在了,法學成為了純粹的受益者,純粹的懇求者,在從經濟學中獲得了有益的營養后,卻未能給與經濟學任何的回報,這種不對稱顯然是不合理和不應該的。這也根本違反了法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的理論完整性,使得它成為了一個殘缺的理論體系。

此外,非主流法經濟學派的其他學者更進一步的認為,法經濟學甚至不單是包括“法律的經濟分析”和“經濟的法律分析”兩個部分,這一理論應該有更大的價值空間。作為非主流學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麥樂怡在其《法與經濟學》一書中就指出,“法經濟學”與“法律的經濟分析”是既有聯系,又有很大區別的學科,應該加以鑒別。他認為,法經濟學的研究,帶有比較性質,注重經濟哲學、政治哲學與法律哲學的相互關系,具有意識形態傾向。相對于法經濟學的意識形態傾向和比較方法,法律的經濟分析則采用經濟學的方法,用經濟學的術語來作為分析特定社會所實行的法律的理論工具,通過對法律規則進行成本收益分析及經濟效率的分析,使我們可以就法律實施的結果得出結論并對特定的法律安排的社會價值作出評判。法律的經濟分析僅僅采用經濟學的方法來界定特定社會制度下不同法律規則的效率,而法經濟學的首要目的,則是發現變化中的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怎樣影響特定的價值觀以及原則。這種方法會導致比用有限度的經濟方法分析法律,更見析理和人性。另一位美國法學大師德沃金則認為,法經濟學是研究財富分配和社會公正的科學。

由此可知,非主流法經濟學派把“法經濟學”的內涵界定為“經濟、社會和哲學的比較分析”,偏重強調法學、經濟學、社會學和哲學的比較研究和綜合判斷。這顯然提供了一個與主流學派區別很大的新的研究方向,也無疑擴大了法經濟學的研究空間,對于更加充分的發揮這種新理論體系的功能是有決定意義的。

四、法經濟學內涵爭論的原因

法經濟學作為由美國學者開創的一個新理論,正處在蓬勃發展的時期,不但在美國學界很是流行,其影響早已遠渡重洋,在歐洲和其他地區也已經被廣泛接受和開花結果。但是,任何理論并非從一開始就是完美的,事實恰恰相反,它們總是伴隨著爭議和懷疑,這是符合事物的發展規律的。在承認和尊重這種爭議的同時,需要對它進行深入的研究,明確造成這種爭議的原因。法經濟學的內涵爭議,其產生的原因大體如下:

(一)兩個學派學者的學科背景的差異

上已述及,法經濟學這門學科是原生于美國的,四十多年來有多位學者為這一學科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對這些學者尤其是代表性學者的身份背景或者學科背景進行分析,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主流學派的代表一般都是法學家,以法學為自己的學科背景;非主流學派的代表則大都是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或哲學家,以經濟學、哲學和社會學作為自己的學科背景。例如主流學派的代表波斯納,他于1959年在耶魯大學取得醫學學士學位,然后進入著名的哈佛大學法學院學習,1962年取得取得法律博士學位,畢業后曾擔任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助手,1969年任教于芝加哥大學法學院,1981年被里根總統任命為聯邦第七巡回區上訴法院法官至今。從其履歷可以看出,波斯納的學術成果是與其一貫的法學教育和實踐背景分不開的,可以說他是一個成功的法學理論和實踐家。此外尼古拉斯·麥考羅是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的法學教授,羅伯特·考特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法學教授等。非主流學派的代表羅納德·科斯則是英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他于1951年在倫敦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先后在布法羅大學、弗吉尼亞大學和芝加哥大學擔任經濟學教授,其一生主要致力于經濟學的學習和研究,學術背景帶有典型的經濟學烙印。非主流學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羅賓·保羅·麥樂怡雖然先后在伊利諾伊大學、印第安那大學和塞洛庫斯大學法學院擔任法學教授,也接受過專門法律教育,但是他的第一學位卻恰恰是經濟學;而著名法學家羅納德·德沃金在從事法學學習和研究前接受過系統的哲學教育。

不同的身份背景或者學科背景造成了他們對法經濟學內涵的不同理解和定義。這個理由看似表面甚至片面,然而這很可能是造成學派差異的最直接原因,是符合規律和不能簡單否定的。

(二)理論基礎的差異

學科背景的差異決定于理論基礎的差異,人是有思維定式的,尤其在當代的教育模式下,不同的學科教育經歷決定了不同的理論歸依,而這個理論歸依正是開展研究的基點。考察波斯納的經歷可以發現,他是一個典型的法學家,對法律制度和法學研究有著濃厚的興趣,在長期的法學教學和法官實踐中,他一直堅持把法學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主張把經濟學的理論作為分析和研究法律的工具和手段,對經濟學的問題則并不關心。非主流學派的學者們則認為,法學與經濟學的關系是互動的,法經濟學應該定位于“經濟、社會、哲學等的比較分析”,強調經濟學、法學和哲學的綜合運用。[9]由此可見,兩個學派的理論根基是存在明顯差異的。

(三)關注視角的差異

站在不同的理論陣營里的學者們,雖然都以法經濟學作為開展研究的工具,但是他們關注的視角是有區別的。主流法經濟學派關注的是如何運用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法律現象、探尋法律制定和運行的經濟學根源,發現指導立法和司法實踐的經濟學規律,最終的目的是不斷提高法律的效率。而非主流學派關注的則是如何發現法學、經濟學、社會學和哲學等學科的內在聯系。他們主張掙脫“法律的經濟分析”這種狹窄的分析框架,既強調用經濟學的理論去分析法律,也注重用法學的理論去分析經濟,并且要參考社會學、哲學的理論成果。他們將更多意識形態的內容納入到法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中,力圖發展出一種新的思考法學和經濟學的方法,其關注的視角無疑是更為廣闊的。

五、法經濟學內涵爭論的反思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主流的“法經濟學”是從法學與經濟學互動的視角研究社會的重要學科,同時也是一種綜合考察經濟發展和民主法治建設的重要方法論。它將法律制度作為經濟發展的內生變量加以理論詮釋,主要運用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如微觀經濟學、福利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和博弈論等)來研究法律制度形成、結構、過程、效果、效率、發展趨勢,其討論問題的出發點是基于法律問題和法學研究的現實需要,方法及手段是經濟分析方法和經濟學,分析解決問題的最終歸宿和落腳點是法律和法學。即:法學——經濟學——法學。[10]而且我們認為,首先應分析法律制度變遷對經濟運行的影響,確定法律制度是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肯定法律制度對經濟增長的決定性作用,進而在此基礎上應用經濟學原理分析法律制度的形成、結構和成本收益等。

但從根本上講,法經濟學理論是一個動態的開放的創造性過程。也許是科際整合的秉性使然,法經濟學不但在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寶庫中搜求一切有用的養分,深入展開對法律的部門法和法律規范的分析,而且以一種更高的解決問題的姿態將法學、社會學、經濟學乃至于哲學結合起來,探究法律權利、法律價值、制度效率、司法正義等最基本的法理問題。因此,非主流的“法經濟學”涵蓋了一切對社會中法律和經濟之間關系的研究,不僅要對法律進行經濟分析,而且要對經濟進行法律分析;不僅要分析法律系統的運行對經濟系統運行的影響,而目要注重分析經濟系統的運作對法律的影響。

作為新興的理論學科,法經濟學還有待于進一步完善。正如科斯在1988年所指出的:“在法經濟學這一新的領域里,人們將面臨艱巨的任務。經濟制度和法律的關系極為復雜。法律的變化對經濟制度的運行和經濟政策具體表現產生的許多效應,我們還一無所知。……在我們面前,是那遙遠、艱難而又值得試探的旅途。” [11]

注釋:

[1] (美)尼古拉斯·麥考羅、斯蒂文·曼德姆著,吳曉露譯:《經濟學與法律——從波斯納到后現代主義》,法律出版社,2005,中文版序言第19頁。

[2] (美)約翰·亨利·梅利曼:《大陸法系》,顧配東、祿正平譯,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6頁。

[3] (美)約翰·亨利·梅利曼:《大陸法系》,顧配東、祿正平譯,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頁。

[4]魏建:《法經濟學:效率對正義的替代及其批評》,《甘肅社會科學》2002年第1期,第73頁。

[5]轉引自杜莉、高振勇:《法經濟學釋義及其辨析》,《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6年5月第46卷第3期,第60頁。

[6]理查德·A·波斯納,1997:《法律的經濟分析》,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7]轉引自秦海:《法與經濟學的起源與方法論》,《比較》,2003年第5期。

[8] (美)道格拉斯·貝克爾:《法經濟學的展望與未來》,載《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3年第4期。

[9]杜莉、高振勇:《法經濟學釋義及其辨析》,《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6年5月第46卷第3期,第60頁。

篇(3)

[關鍵詞]語言經濟學 學科 定位

[中圖分類號]H0-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3)09-0031-01

上世紀60年代,語言經濟學開始成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是一門橫跨語言學和經濟學的學科。幾十年來,語言經濟學的研究取得了很大進展,形成了一些理論觀點,然而,對語言經濟學的研究目的、對象、主題、方法等,學術界還沒能達成一致。因此,進一步界定該學科,揭示上述問題十分必要。

一、語言經濟學的發展

經濟理論就是人們從某些前提假設出發,通過邏輯推理來預測某些經濟現象發生的語言假說體系,而語言作為一種交流機制是制定決策、形成判斷的核心工具,可見,運用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語言非常必要。信息經濟學家Jacob Marschak揭示了語言與其他資源一樣具有經濟特性,即價值(value)、效用(utility)、費用(cost)和收益(benefit),之后很多經濟學家將語言作為一種人力資本引入到經濟活動中,探討其價值。Green根據前人的研究給出了語言學的定義:語言經濟學是利用經濟學的理論、方法和工具,將語言作為一個變量來探討語言與經濟的關系,此后,語言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發展起來。但經濟學界對于語言的關注較少,對語言經濟學的內涵、外延的邊界分析較為模糊,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該學科的發展。

二、語言經濟學的研究內容

作為經濟學的分支學科,在研究過程中,側重于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無需區分研究對象,即“語言的經濟學”還是“經濟的語言學”。長期以來,語言經濟學的研究綱領不明確,研究主題較多,學術格局混沌,研究范式很難統一,但該學科的研究應包括三方面的內容:一是語言的起源、演化和消亡。用經濟學的方法,語言的起源問題不同于其他領域對該問題的研究,它側重經濟發展對語言變遷的影響,重點探討語言是構建的還是演化發展的。這一問題是語言經濟學的基本問題,也是不成熟、有待繼續研究的理論問題。二是語言及語言行為對經濟活動的作用。該方面的研究突出語言作為人力資本的屬性,設計個人母語、二語、投資語及語言選擇、語言距離、移民語言融入等在國際貿易中的作用。此類研究成果較多,是語言經濟學中最為成熟的理論。三是語言推廣與語言保護。由于經濟理論要為政策制定服務,多數語言經濟學家都涉足了語言規劃主體的研究,研究方法多為成本收益分析,測算語言推廣的成本與收益。而對于小語種語言保護問題,學界還存在分歧,尚需進一步探討。

三、語言經濟學的研究目的

狹義來講,語言經濟學的研究是圍繞語言的,但不同的研究者有著不同的語言研究目的。為了更好地探討人類的起源,亞當·斯密、盧梭研究語言的起源,是經濟學家研究語言的開始;為向國家的語言規劃提供理論依據,拉齊爾、切齊以及德·斯旺研究趨同理論;為保護語言格林研究語言變遷理論;為給移民國家制定語言政策提供依據,奇斯維克和達斯曼等研究移民融入問題。可見,語言經濟理論研究的目的是解釋現實,為語言規劃服務,體現其實用性及社會效益。

四、語言經濟學與毗鄰學科之間的關系

語言經濟學不但是一門新興學科,也是一門交叉學科,不可否認,它與其他學科,特別是語言學、地理語言學的很多研究內容、研究方法是一致的,但也存在著很大差異。語言經濟學與普通語言學的主要區別在于,語言經濟學采用的是經濟學的方法來探討語言和語言行為與經濟活動之間的關系,而語言學的研究是排除一切不屬于確定研究對象的抽象結構。但語言經濟學可以從語言學汲取有意義的素材,我國語言經濟學者張衛國從索緒爾關于語言與言語的定義中的到啟示,對語言進行了制度經濟學分析,在兩個學科范式間尋找契合點,研究語言和制度的聯系,在兩個學科中均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價值,實現新的突破,意義重大。地理語言學是指語言學家利用地理科學方法分析語言事實在社會團體和空間的分布,并運用制圖語言建立關聯,聯系起空間環境的因果關系,證實材料的使用與普及詞匯、表達、文化等存在聯系,從而更好地揭示群體狀況及群體間的聯系。地理語言學的研究為語言經濟學研究提供了更多、更精確的動態數據的資料和原始素材,使語言經濟學理論更加嚴謹,實證研究結果更具說服力,也擴充了語言經濟學的研究范圍。

幾十年來,語言經濟學有了一定的發展,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但在研究目的、研究內容、研究方法等方面還不夠明確,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該學科的進一步發展。本文對以上問題進行了闡述,以期對今后的研究提供借鑒。

【參考文獻】

篇(4)

本文對區域經濟學理論范式的特征進行了闡述,探討了區域經濟學理論范式演進,對區域經濟學的應用拓展的進行了分析,基于此希望能夠從理論層面為我國區域經濟學理論的研究與發展提供一點支持。

關鍵詞:

區域經濟學;范式演進;應用拓展

一、區域經濟學理論范式的特征

就本體論而言,區域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為經濟活動的空間因素。在主流經濟學家的推崇之下,在區域經濟研究后期,基于杜能模型的研究范式逐漸脫離開來,其中本體論對個體動機予以了強調。首先,它對物品稀缺性假設與理性人假設進行了建立,并基于消費者與廠商的均衡,對獲得最終的市場均衡狀態進行了分析。在近代主流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構建中,經濟對象的微觀均衡分析受到了廣泛關注。就認識論而言,實證主義和實用主義是區域經濟學關注的重點,規范主義的哲學思想并沒有得到重視。起初,在區域經濟學中,理論體系構建并得到重視,觀察的重點對象主要為經濟活動的空間特征描述。以韋伯的工業區位論為例,起初是針對企業選址問題,其特點表現為基于問題導向的實用主義。在經驗研究的結論應用之下,在城市規劃和區域發展規劃中區位論與區域科學得到了有效運用,這與區域經濟學的實證主義與實用主義哲學基礎的聯系十分緊密。就方法論而言,描述性的研究與經驗驗證是區域經濟學的主要方法,其研究主要涉及到空間經濟特征的描述,在研究中采用的方法也基于計量分析與統計學的歸納法為主。經濟總量指標與空間區位的關聯性是區域經濟學的重點,基于此對區域政策進行調整。在特定空間上,產業的集聚是區域經濟學的觀察對象,在經驗研究之下,對產業聚集與空間變量的關聯進行探索,然而這種集聚的個體動機與總體趨勢間的內在關聯卻沒有得到解釋。而這種聯系是主流經濟學所強調的內容,同時區域政策的實施效果也與其有著密切聯系。主流經濟學對理論演繹有著高度關注,并意圖基于精煉模型對經濟運行整體現象潛在的個體理性動機進行揭示,計量分析基于理論演繹實施,換言之計量研究就是驗證理論假設,然而計量研究并非理論假設的直接來源。站在市場經濟系統整體認識的角度來看,經濟系統在主流經濟學之下向不同部分進行了劃分,然而這些部分之間又有著密切的聯系與關聯并組成一個體系,具有自我調節能的能力。換言之,基于主流經濟學的市場經濟的特征表現為自組織性,因此個體選擇成為了關注重點。就傳統意義而言,基于區域經濟學的區域經濟系統能夠對其組織系統加以運籌,因此整體布局與結構的優化成為的關注重點,然而其運籌結構并非完全符合個體理性。

二、區域經濟學理論范式演進

以杜能對區域經濟學理論的研究成果為例,杜能對位于均質平原上的孤立國進行了假設,其中制造品有中心城市供應,食品供給則由城市四周土地承擔;孤立國內各區域具有相同的自然條件與運輸條件。杜能提出生產地與市場距離成為農場利潤最大化的主導因素,同時也影響著農業經營規模,成本與運費的償還必須與追加的投入要素的邊際收益對等。基于一定的耕作成本,與城市的距離與追加運費、邊際產量償付量成正比,與生產規模擴大的可能性成反比。杜能對農業圈層理論進行創建,并認為差級地租為各區域農業布局的最優類型。杜能通過理論化與體系化形式驗證了空間摩擦對人類經濟活動的影響,在其他研究領域中,這一理論體系與研究方法也得到了推廣與應用。基于區域經濟學理論的空間成為了經濟物品,并且在經濟活動中發揮著基礎作用,杜能對區域經濟學發展的重要性分析具有雙重性,與之后其他研究成果相比,其相關性與普遍性也更強,可見基于杜能的經濟思想研究具有里程碑意義,然而在其思想提出后的一個多世紀,業內并沒有對其予以重視。薩繆爾森則基于杜能的理論創建了空間市場均衡模型。在艾薩德的努力之下,主流經濟學中逐漸接納了區域經濟學,并實現了杜能理論與均衡分析的有機結合。

三、區域經濟學的應用拓展

1.基于主流經濟學的區域經濟學解釋力更強

在上世紀90年代,區域經濟學在主流經濟學的推進之下取得了重大突破,換言之,區域經濟、經濟地理、經濟發展理論等學科的研究范式逐漸朝著集中化的方向發展,對于未來區域經濟學的發展而言意義重大。而區域經濟學的主要理論工具則包括比較優勢、區域經濟稟賦、運輸條件、地理幾何分析等等,然而基于發散下的理論范式中,這些理論的發散性十分明顯。對于一個共同的理論支點中,這些理論工具無法得到整合與歸結,這使得區域經濟學整體看上去并非精密的儀器,而是一個“工具箱”。當“問題區域”出現在國家經濟中時,那么建立在空間分析基礎之上的區域經濟學則無法對其進行解釋,在人們在探索中不得不回到主流經濟學的“零維”空間中時,那么區域經濟學將會停滯不前。在區域經濟學研究結論中,在主流經濟學的整合之下使得其范式轉化得以實現,進而基于具有整體性的理論框架來解釋區域差異、產業集聚。事實上,經濟是社會全體成員個體決策之下誕生的。在傳統研究中,區域經濟學的規劃性特點十分突出,換言之就是通過規范經濟學對最優模型加以定義,然后對區域發展目標進行確定,同時在經濟發展中也強調了政府干預的方法。然而,與政府規劃相比,個體理性選擇的綜合依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基于此就難以作出合理解釋,進而導致上世紀70年代之后區域經濟學的發展表現出一定的滯后性。

2.區域經濟學對經濟政策供給產生的影響

區域經濟學的一大特征就在于“政府干預”。區域經濟學在我國的應用中,區域經濟發展與規劃十分突出,“問題區域”逐漸成為國內區域經濟學的主要應用范圍。由于對問題的解釋缺乏根源性,不管采用的技術與方法如何,區域經濟發展規劃或區域問題的診斷的針對性與目的性并不強。究其原因,就在于區域經濟學的政策建議并沒有得到認可,這一點在市場經濟環境中尤為突出,政府在經濟中的干預作用十分明顯,一般這是受到規劃模型中企業理性選擇動機缺失造成的,在政府干預之下,市場結構、規模報酬等發揮變化,使區域經濟均衡狀態遷移的預見性不夠準確,政府干預效果往往難以達到理想狀態。站在政府對經濟政策加以干預的角度來看,與主流經濟學相比,區域經濟學并沒有太大的差異。一般情況下,區域經濟學是以區域經濟為主要對象,這一點在建立在區域經濟稟賦的基礎之上的產業結構規劃十分突出,然而相關的政策手段并不明確,缺乏系統性。主流經濟學則站在微觀的角度來調整市場參數,以此實現對企業決策的限制,這顯然已經屬于經濟規制。從中不難發現,當主流經濟學的理論范式引入了區域經濟學的研究成果,那么就邏輯而言,區域經濟學與主流經濟學中的產業組織理論、經濟規制理論等分支學科的一致性就得到體現,就政策供給而言,在理論方面的選擇上就變得更加豐富。

3.與主流經濟范式趨同的啟示

主流經濟學理論范式引入區域經濟學,能夠提高經濟問題分析的全面性。區域經濟學的應用范圍得到擴展,并不在單純的針對區域經濟問題的對策性研究,建立在主流經濟學理論范式的基礎之上的制度機制、市場競爭、社會運行以及要素共享機制都能夠通過區域經濟學得到合理解釋,進而使區域經濟規劃的合理性與全面性得到提升。傳統單一的運輸成本與比較優勢分析餓逐漸向區域經濟的全方位“掃描”轉化。就理論體系而言,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已經趨于嚴整,主流經濟學理論主干及其分支學科的理論范式逐漸得到統一,鑒于此,就邏輯而言其一致性得到體現。實踐表明,這一理論體系的生命力與包容性十分突出,在主流經濟學范式與區域經濟學趨同的背景下,在區域經濟學中,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成果逐漸得到有效運用,對于學科的發展而言有著十分積極的影響與意義。

四、結束語

在區域經濟學理論范式演進中,我們不難看出區域經濟學的發展進程與趨勢。在國內,區域經濟學研究也可以向“范式”進行整合與歸結,而研究基礎與方法的不同則會引發區域經濟理論的相關爭論。基于區域經濟學研究的主流經濟學范式的補充,為人們對區域經濟運行規律的觀察與分析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

參考文獻:

[1]顏飛,羅永剛.區域經濟學理論范式演進與應用拓展[J].財經問題研究,2008,(8):24-30.

[2]孫貫華.區域經濟發展階段與欠發達地區發展研究--以荷澤為例[D].山東大學,2004.DOI:10.7666/d.y660913.

篇(5)

一、國際經濟學學科的主要特點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中國部分高等院校才開設國際經濟學這門課程,之后越來越多的高校也陸續引入這門課程。作為一門在中國發展時間仍不長的經濟類專業基礎課程,國際經濟學主要具有以下特點:

1.以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為基礎。國際經濟學以經濟學的一般理論為基礎,研究國際經濟活動和國際經濟關系,是一般經濟理論在國際經濟活動范圍中的應用與延伸,是經濟學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國際經濟學主要是以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為基礎。從研究內容來看,國際經濟學主要包括微觀部分(國際貿易部分)和宏觀部分(國際金融部分)兩大塊。其中,國際貿易部分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微觀經濟分析為基本工具,屬于實物面研究;而國際金融理論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宏觀經濟分析為主要工具,屬于貨幣面研究。

2.理論體系比較龐大。國際經濟學的研究內容比較廣泛,并且涉及到很多當前國際經濟中的現實問題。微觀部分主要研究國際貿易純理論、貿易政策、貿易與經濟增長、要素國際流動等問題,側重于解釋國際貿易的起因與利益分配以及國際貿易政策的影響及其依據等。宏觀部分主要研究國際收支理論與政策、匯率理論與政策、開放經濟下的宏觀經濟政策和國際貨幣制度等問題。從國際經濟學所涉及到的理論派系來看,微觀部分主要涉及到絕對優勢理論、比較優勢理論、要素稟賦理論、重疊需求理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規模經濟理論等,宏觀部分主要涉及到貨幣模型、資產組合平衡模型、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等,可謂是理論派別林立。此外,國際經濟學是一門發展的學科,如克魯格曼等人仍致力于國際經濟學體系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

3.與其他專業課程互為依托。國際經濟學和經濟類專業的其他專業課程,如西方經濟學、《財政學》、《金融學》等課程互為依托。在本科專業的課程體系中,國際經濟學作為一門理論性較強的專業基礎課,一般都是安排在其他專業課程之前或者與其同時開設。在國際經濟學教學過程中,將會涉及到一些財政、金融、投資和貿易等學科的基礎知識,因此以前所學習的西方經濟學、財政學、金融學、投資學等基礎課程是國際經濟學學習的基礎。與此同時,國際經濟學的學習也將為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國際投資學、國際金融學等專業課程的學習奠定了基礎,并有利于學生以更為開闊的國際視野來學習和研究理論和現實中所涉及的財政、金融、投資和貿易等方面的問題。

4.對數學能力的要求較高。國際經濟學是一門邏輯性非常強的學科,其內容涉及到比較多的經濟數量關系。國際經濟學之所以能夠形成關系密切且相互支持的理論體系,是因為它體現了數學的基本特點,即概念、方法的抽象性和邏輯的嚴密性。一般來說,經濟學的學習和研究都需要一定的數學知識作為支撐。而在其中大量采用數學模型進行論述的國際經濟學,更是要求學生具有比較扎實的數學基礎。

二、國際經濟學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國際經濟學同西方經濟學一樣,都是從西方發達國家引入的經濟類課程,這些西方經濟理論在解釋或應用到中國經濟發展實際的過程中仍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當然,在國際經濟學的教學實踐中,也存在諸多問題,主要表現為:

1.學生的專業基礎較為薄弱。作為經濟學類專業的基礎學科,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財政學、金融學等也是國際經濟學學習的基礎和前提。盡管這些課程在教學計劃中都有所安排,但學習效果并不理想,這一問題在國內大多高等院校的教學實踐中都是存在的。再加上受應試教育這一傳統思維的影響,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很難將所學的理論同經濟發展實際聯系起來并加以理解和記憶,致使專業基礎不夠牢固。而這勢必會影響到國際經濟學的教學效果,難以提高學生的專業素養。

2.學生的數學思維能力較弱。數學是經濟學的重要分析工具。在國際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中,更是涉及到了較多的數學模型和邏輯分析。在教學的過程中明顯發現,學生對數學工具的運用還不夠熟練,數學思維能力較弱,對邏輯推導、數學證明等比較生疏,尤其是難以理解理論模型的經濟意義,不能將數學模型與其經濟含義聯系起來。因而,學生的數學基礎和邏輯思維能力有待進一步加強。

3.教學方式比較傳統。目前,很多國內高等院校在國際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仍普遍采用“滿堂灌”這種較為傳統的教學方法。“滿堂灌”式的教學方法將講授知識作為主要的教學目標,而忽視了學習方法的引導,更忽視了“教”和“學”的互動,這種教學方式難以提高教學質量。在教學實踐中也發現大多學生仍傾向于“被動”學習,缺乏“主動”的思考。

4.理論與實際脫節較為嚴重。在國際經濟學的教學實踐中,大多高校仍傾向于由教師選取相應的教材并以該教材為中心進行教學,這有利于教師完成備課、講授等教學環節,也有利于學生對該課程理論體系的理解和掌握,但這也使得教師和學生過分依賴教材,進而忽視了國際經濟理論與經濟發展實際之間的關系,難以將理論應用于實踐。眾所周知,理論來源于實踐并要接受實踐的檢驗,因而以教材為中心開展教學可能會導致“教”、“學”雙方思維僵化,難以引導學生進行批判性學習并調動他們學習的主動性,更難以增強學生用所學理論來分析實際問題的能力。

三、國際經濟學教學改革的對策和建議

作為發展中國家,國際經濟學課程的定位應立足我國實際,借鑒發達國家(地區)的經驗教訓,不斷完善該課程的教學方法,提高其教學質量,進而增強學生用所學的國際經濟理論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并致力于中國經濟的改革和發展。

1.不斷提高教師隊伍的綜合素質。為有效提高國際經濟學的教學質量,必然需要一支科研和教學能力較強的師資隊伍。而建設好國際經濟學師資隊伍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1)加強學科內任課教師的定期交流,不斷提高團隊意識,此外還要積極同兄弟院校的相關師資隊伍進行溝通和交流;(2)鼓勵任課教師到國內外其他高等院校進修和深造,不斷提高師資隊伍的知識層次;(3)鼓勵任課教師進行科學研究,不斷提高師資隊伍的科研水平;(4)加強師資隊伍的培訓,使之能夠熟練運用各種教學方法,并將其有效地應用于國際經濟學的教學實踐。

2.引入比較先進的教學方式。針對目前國際經濟學的教學實踐,目前國內有很多高校已經在國際經濟與貿易等專業開展雙語教學。因此,在我校國際經濟學的教學方面,可先嘗試在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行雙語教學,然后逐步推廣到經貿學院的其他經濟類專業。此外,可以采取諸如課堂討論、案例分析、實驗教學等先進的教學方式,有意識地培養并提高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在國際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可嘗試將所涉及的理論同現實熱點問題結合起來,這樣不但能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活躍課堂氣氛,更能通過理論聯系實際,不斷提高學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3.注重充實新內容。當前,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國際經濟發展中的新現象層出不窮,國際經濟理論也在不斷發展,而教材里面知識的更新卻顯得有些滯后。因此,在結合教材講授國際經濟學的過程中,一定要密切關注國際經濟的發展動向,并及時充實新內容和引入新數據。如在講授國際貿易理論的時候,要引入當前國際貿易研究領域中出現的新思想和新理論;在講授歐盟區域經濟一體化實踐的時候,要引入新數據并介紹歐盟發展的最新動向等等。此外,還應將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同課程教學結合起來,堅持學以致用,并立足于為中國經濟發展作貢獻。

篇(6)

國際經濟學教學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淺談

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各國(地區)之間的國際經濟關系也越來越密切,國際經濟學在經濟學中的地位也得以不斷提高,且已成為經濟學類各專業的一門核心課程。因此,結合國際經濟學的自身特點,不斷探索該學科的教學改革,對提高國際經濟學的教學質量以及學生運用該課程分析和解決國際經濟問題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國際經濟學學科的主要特點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中國部分高等院校才開設國際經濟學這門課程,之后越來越多的高校也陸續引入這門課程。作為一門在中國發展時間仍不長的經濟類專業基礎課程,國際經濟學主要具有以下特點:

1.以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為基礎。國際經濟學以經濟學的一般理論為基礎,研究國際經濟活動和國際經濟關系,是一般經濟理論在國際經濟活動范圍中的應用與延伸,是經濟學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國際經濟學主要是以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為基礎。從研究內容來看,國際經濟學主要包括微觀部分(國際貿易部分)和宏觀部分(國際金融部分)兩大塊。其中,國際貿易部分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微觀經濟分析為基本工具,屬于實物面研究;而國際金融理論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宏觀經濟分析為主要工具,屬于貨幣面研究。

2.理論體系比較龐大。國際經濟學的研究內容比較廣泛,并且涉及到很多當前國際經濟中的現實問題。微觀部分主要研究國際貿易純理論、貿易政策、貿易與經濟增長、要素國際流動等問題,側重于解釋國際貿易的起因與利益分配以及國際貿易政策的影響及其依據等。宏觀部分主要研究國際收支理論與政策、匯率理論與政策、開放經濟下的宏觀經濟政策和國際貨幣制度等問題。從國際經濟學所涉及到的理論派系來看,微觀部分主要涉及到絕對優勢理論、比較優勢理論、要素稟賦理論、重疊需求理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規模經濟理論等,宏觀部分主要涉及到貨幣模型、資產組合平衡模型、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等,可謂是理論派別林立。此外,國際經濟學是一門發展的學科,如克魯格曼等人仍致力于國際經濟學體系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

3.與其他專業課程互為依托。國際經濟學和經濟類專業的其他專業課程,如西方經濟學、《財政學》、《金融學》等課程互為依托。在本科專業的課程體系中,國際經濟學作為一門理論性較強的專業基礎課,一般都是安排在其他專業課程之前或者與其同時開設。在國際經濟學教學過程中,將會涉及到一些財政、金融、投資和貿易等學科的基礎知識,因此以前所學習的西方經濟學、財政學、金融學、投資學等基礎課程是國際經濟學學習的基礎。與此同時,國際經濟學的學習也將為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國際投資學、國際金融學等專業課程的學習奠定了基礎,并有利于學生以更為開闊的國際視野來學習和研究理論和現實中所涉及的財政、金融、投資和貿易等方面的問題。

4.對數學能力的要求較高。國際經濟學是一門邏輯性非常強的學科,其內容涉及到比較多的經濟數量關系。國際經濟學之所以能夠形成關系密切且相互支持的理論體系,是因為它體現了數學的基本特點,即概念、方法的抽象性和邏輯的嚴密性。一般來說,經濟學的學習和研究都需要一定的數學知識作為支撐。而在其中大量采用數學模型進行論述的國際經濟學,更是要求學生具有比較扎實的數學基礎。

二、國際經濟學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國際經濟學同西方經濟學一樣,都是從西方發達國家引入的經濟類課程,這些西方經濟理論在解釋或應用到中國經濟發展實際的過程中仍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當然,在國際經濟學的教學實踐中,也存在諸多問題,主要表現為:

1.學生的專業基礎較為薄弱。作為經濟學類專業的基礎學科,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財政學、金融學等也是國際經濟學學習的基礎和前提。盡管這些課程在教學計劃中都有所安排,但學習效果并不理想,這一問題在國內大多高等院校的教學實踐中都是存在的。再加上受應試教育這一傳統思維的影響,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很難將所學的理論同經濟發展實際聯系起來并加以理解和記憶,致使專業基礎不夠牢固。而這勢必會影響到國際經濟學的教學效果,難以提高學生的專業素養。

2.學生的數學思維能力較弱。數學是經濟學的重要分析工具。在國際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中,更是涉及到了較多的數學模型和邏輯分析。在教學的過程中明顯發現,學生對數學工具的運用還不夠熟練,數學思維能力較弱,對邏輯推導、數學證明等比較生疏,尤其是難以理解理論模型的經濟意義,不能將數學模型與其經濟含義聯系起來。因而,學生的數學基礎和邏輯思維能力有待進一步加強。

3.教學方式比較傳統。目前,很多國內高等院校在國際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仍普遍采用“滿堂灌”這種較為傳統的教學方法。“滿堂灌”式的教學方法將講授知識作為主要的教學目標,而忽視了學習方法的引導,更忽視了“教”和“學”的互動,這種教學方式難以提高教學質量。在教學實踐中也發現大多學生仍傾向于“被動”學習,缺乏“主動”的思考。

4.理論與實際脫節較為嚴重。在國際經濟學的教學實踐中,大多高校仍傾向于由教師選取相應的教材并以該教材為中心進行教學,這有利于教師完成備課、講授等教學環節,也有利于學生對該課程理論體系的理解和掌握,但這也使得教師和學生過分依賴教材,進而忽視了國際經濟理論與經濟發展實際之間的關系,難以將理論應用于實踐。眾所周知,理論來源于實踐并要接受實踐的檢驗,因而以教材為中心開展教學可能會導致“教”、“學”雙方思維僵化,難以引導學生進行批判性學習并調動他們學習的主動性,更難以增強學生用所學理論來分析實際問題的能力。

三、國際經濟學教學改革的對策和建議

作為發展中國家,國際經濟學課程的定位應立足我國實際,借鑒發達國家(地區)的經驗教訓,不斷完善該課程的教學方法,提高其教學質量,進而增強學生用所學的國際經濟理論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并致力于中國經濟的改革和發展。

2.引入比較先進的教學方式。針對目前國際經濟學的教學實踐,目前國內有很多高校已經在國際經濟與貿易等專業開展雙語教學。因此,在我校國際經濟學的教學方面,可先嘗試在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行雙語教學,然后逐步推廣到經貿學院的其他經濟類專業。此外,可以采取諸如課堂討論、案例分析、實驗教學等先進的教學方式,有意識地培養并提高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在國際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可嘗試將所涉及的理論同現實熱點問題結合起來,這樣不但能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活躍課堂氣氛,更能通過理論聯系實際,不斷提高學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3.注重充實新內容。當前,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國際經濟發展中的新現象層出不窮,國際經濟理論也在不斷發展,而教材里面知識的更新卻顯得有些滯后。因此,在結合教材講授國際經濟學的過程中,一定要密切關注國際經濟的發展動向,并及時充實新內容和引入新數據。如在講授國際貿易理論的時候,要引入當前國際貿易研究領域中出現的新思想和新理論;在講授歐盟區域經濟一體化實踐的時候,要引入新數據并介紹歐盟發展的最新動向等等。此外,還應將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同課程教學結合起來,堅持學以致用,并立足于為中國經濟發展作貢獻。

4.處理好同其他學科之間的關系。在國內不同高校的經濟類專業中,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以及高等數學等是國際經濟學的基礎課程,而國際經濟學又是國際貿易學、國際投資學、國際金融學等其他專業課程的基礎課程。在經濟類專業的教學體系中,國際經濟學起到了重要的橋梁和紐帶作用,因此在教學實踐中更應認識到國際經濟學這門專業基礎課程的重要性,對國際經濟學這門課程的課時量及其開課時間等進行科學安排,對于學生已經修過的課程的知識點要加以回顧,對于學生尚未修過的其他專業性課程的知識點要予以介紹,以體現學科之間的承接性和過渡性,并不斷幫助學生去認知整個經濟學知識體系。

篇(7)

論文摘要: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實證化和專門化、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證偽主義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經典化、學科發展的邊緣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現實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補充、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等趨勢強化,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以及政府作為經濟學研究對象和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聯系得到共同重視。

20世紀經濟學之所以產生諸多“革命”和理論創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講,研究方法的演變體現經濟學的發展脈絡。舉其要者,研究方法的變化可歸納為以下十大趨勢。

一、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

經濟學應用數學研究的專門化、技術化、職業化甚至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使經濟學更嚴密,表達更準確,思維更成熟。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第一,宏觀計量分析法是最大貢獻之一。諾貝爾獎獲得者克萊因從上世紀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為宏觀經濟研究開辟新的視野。此后,隨著大型計算機的誕生和使用,經濟結構的各種參數得以推算出來,為制定政策提供依據。第一代計量經濟學家的數理貢獻在經濟學方法論體系的整體性、嚴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發揮的巨大作用主要體現在宏觀經濟研究方面。中國經濟學深受其影響。經濟學理論與計量方法、計量模型,以及國民收入的核算體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使得宏觀經濟理論從未像現在這樣更貼近現實、更具實用性和可操作性。

對比中國《經濟研究》和《美國經濟評論》,可以看到,自2002年開始,《美國經濟評論》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論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開始,《經濟研究》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的論文比重上升,開始超過《美國經濟評論》。①

第二,計量經濟學長足發展并成為經濟學中一個極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統計學在經濟學中的廣泛使用,并最終成為構建計量經濟學體系的一個重要基礎。《1867-1960年美國貨幣史》是弗里德曼成功運用統計分析的一部經典性著作②,通過一系列的數據統計分析,得出貨幣數量的長期變化和實際收入的長期變化之間具有一種密切的相關性的結論,從而構建弗氏貨幣數量說。統計分析的運用不但支持計量經濟學的發展,還大大推動諸如發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等新的理論分野和發展。

但是,許多經濟學家都激烈抨擊濫用數學的現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間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各種文章的類型之后,指出“專業經濟學雜志中數學公式連篇累牘,引導讀者從一系列多少有點道理但卻完全武斷的假設走向陳述精確而卻又不切實際的結論”。

二、越來越呈現出實證化和專門化趨勢

實證化,是經濟學研究和表述中,越來越注重對經濟現象的因果聯系進行客觀的、不帶有主觀選擇意味的研究。這是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迫切要求。這種趨勢注重具體經濟而非一般性經濟問題的研究,注重經濟政策而非經濟理論研究。表現為經濟學研究目的的實用性,也表現為現實經濟問題對經濟理論研究的實證要求。與這種趨勢相關,整個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發展過程也發生兩次轉換,即先是由重視對經濟波動、就業和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轉換到重視對財政赤字、通貨膨脹、匯率變動和國際收支逆差問題的研究之后,又轉換到重視對經濟周期、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

專門化傾向,是實證化研究深入發展的結果,也是借助日益豐富的分析工具而產生的結果。專門化傾向,是指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來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經濟學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專業術語,以至于出現只有受過專門訓練的人才能進行經濟學研究和分析、才能夠看懂經濟學論文。于是,由實證化傾向而來的專門化傾向,通過分析手段的發展和豐富,在加強實證研究技術化傾向的同時,又逐漸脫離實證化。這一特征從凱恩斯主義宏觀計量模型到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的動態模型,表現得越來越明顯。從長期來看,實證化和專門化的傾向仍然在加強,但二者之間的距離卻有加大的跡象。如非線性分析這類跨學科分析方法的引進,也許會引起經濟學的較大變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與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趨勢

“新古典綜合派”在召回凱恩斯以前傳統的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同時,也在宏觀分析方面大膽地恢復均衡分析方法。因為“凱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經濟政策下市場自動均衡的實現和保持機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義各派的經濟理論,始終堅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觀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國經濟學家讓-帕斯卡爾貝納西、馬林沃德,美國的霍瓦德和英國的波茨、溫特等人,他們不僅提出一套和凱恩斯理論體系完全相容的宏觀非均衡學說,而且運用這套理論對中央集權決策經濟的非均衡問題進行分析。正是這些人的努力,使得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盡管宏觀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響普遍,但它無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響也在逐步擴大。

從廣義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其不同點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條件和水平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對象更為現實一些,也更強調動態性。客觀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對經濟現象某些方面的適當反映,二者雖有差別,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統一、相互補充的關系。

四、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趨勢

經濟學家們不得不或放寬假設,或修改前提,或一反傳統逆向假定,以構建和拓寬其研究領域,為重建和發展他們的理論,以反對和解釋來自對方的理論。例如,經濟人假定是微觀經濟學的核心,也是經濟學的基石之一。在20世紀中,經濟人假定的條件被不斷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評和攻擊。凱恩斯經濟學的誕生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對經濟人個體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為凱恩斯主義的基礎和歸宿都是圍繞總供給與總需求等一系列“總量”關系而展開的。貝克爾拓展經濟人假設,認為個人效用函數中具有利他主義的因素,這才是人類行為的一般性。鮑莫爾主張用“最大銷售收益來代替最大利潤的目標函數”,因為實證經驗表明經理層的薪金與銷售收益的關系大于它與利潤的相關程度。公共選擇學派提出的挑戰是,經濟人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時,并不能得出集體利益最大化的結論,“阿羅定理”即可說明個人福利的簡單加總不一定與社會福利一致。新制度主義認為經濟人假定過于“簡單化”,因為除物質經濟利益以外,人還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會性的需要。

五、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趨勢

經濟學研究領域與范圍開始逐漸超出傳統經濟學的范疇,分析的對象擴張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國家政治、投票選舉、制度分析等。研究領域的這種“侵略”與擴張,被稱之為“經濟學帝國主義”。這取決于時代主題和研究角度的變化、個人興趣和專業特長的不同。

六、強調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的趨勢

理性預期學派從通貨膨脹問題入手,強調理性和預期的問題,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預的有效性,這對凱恩斯主義形成較大沖擊,也引起凱恩斯主義各派對理性和預期問題的重視。盡管在理性問題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識,但關于預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確滲入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中。

七、學科交叉的邊緣化趨勢

經濟學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許多交叉學科和邊緣學派,例如,混沌經濟學、不確定經濟學、行為經濟學、法律經濟學、實驗經濟學等,百家爭鳴,相得益彰。這取決于經濟學家認識領域的拓寬和方法論的多元化,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交流和相互滲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經濟學概念的引入使得當今的經濟學與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八、證偽主義的普遍化趨勢

證偽主義經濟學方法論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一種邏輯延續。據統計,20世紀70-80年代的20年間,經濟學界出版50多本經濟學方法論的著作,其中幾乎都和證偽主義有一定的聯系,在1991年總結的當代經濟學家達成的13點共識中,有7個和證偽主義有直接聯系。布勞格在《經濟學方法論》中將20世紀經濟學方法演變史歸納為一句話:“證偽主義者,整個20世紀的故事”。實證主義和證偽主義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新制度經濟學方法論既是證實的又是證偽的,在某種程度上還兼有歷史主義方法論的特點。

九、案例使用的經典化趨勢

經濟學中的“舉例”,不僅已經發展到“經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舉例已不足以說明問題,甚至所舉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這種案例的惟一性,既簡單明了、通俗易懂,又幾十年上百年一貫制,代代相傳。用案例闡明一個定理、寓意一個規律已經司空見慣,如“看不見的手”。

十、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趨勢

博弈論已延伸至政治、軍事、外交、國際關系和犯罪學等學科,但其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最為成功。博弈論研究的內容主要是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以及該決策的均衡問題。借助于博弈論這一強有力的分析工具,“機制設計”、“委托—”、“契約理論”等已被推向當代經濟學的前沿。20世紀經濟學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還表現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為經濟活動的一個部門來對待。不僅將政府的經濟活動納入到宏觀經濟活動中,而且將政府的經濟行為和經濟政策作為能動的經濟力量加以運用,使之成為影響和調節宏觀經濟活動與狀況的重要機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斷膨脹、效率低下是的惡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靈”,因此,市場是解決問題的惟一選擇。③

2、宏觀和微觀的聯系得到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共同重視。

注釋:

①成九雁、秦建華.計量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軌跡[J].經濟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參見〔法〕亨利·勒帕日.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118-150.

參考文獻:

[1]〔英〕馬克·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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