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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轉型論文:試論經濟法在經濟轉型中的作用

我國當前的經濟轉型首先是經濟資源配置方式的轉換,即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與此相聯系的必然是經濟管理者 ——政府角色和職能的轉變,即由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由主要直接參與經濟競爭轉向為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產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務。上述轉型的成功推進必然帶來經濟活動的主體——企業生存方式的徹底轉變,即從聽命于行政機關,被動執行政府計劃的附屬機構轉變為以市場為導向,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的市場經濟主體。經濟轉型也包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即從片面強調量的擴張轉為重視質的提高,從單純追求經濟效益轉向實現人、社會、環境的協調發展,實現可持續增長。

經濟轉型似乎是“無形之手”高歌猛進,攻城掠地,“有形之手”步步退讓,一敗涂地,一切以市場化為價值取向。但是,市場經濟本身能否自發形成,經濟轉型能否完全依賴市場自身的力量自動實現呢?我們所追求的經濟轉型的目標果真是市場之手獨霸天下,國家在經濟生活中消失得無影無蹤的所謂自由經濟嗎?如果不是,又該如何實現經濟的成功轉型?經濟轉型后的目標體制又該是怎樣的昵?

當前我國經濟轉型時期由于新的經濟體制尚在建立和完善的過程之中,舊的經濟體制和觀念尚未徹底退出歷史舞臺,新舊體制的沖擊和對抗,使經濟領域內暴露出來的矛盾,盤根錯節,錯綜復雜。解決這些問題既是促進經濟發展的迫切要求,也是經濟成功轉型的基本前提,而每個矛盾的解決都離不開經濟法思想的指導,離不開經濟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一、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模糊,急需按經濟法理念重新定位

政府改革的滯后,是我國經濟轉軌進程中面臨的主要矛盾。改革開放以來,歷次政府機構改革不盡如人意,政府職能轉變未能取得實質性成果,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理論認識上的模糊不清,沒有徹底解決國家在現代經濟生活中的正確定位。改革開放前的政府是一個無所不包的政府,經濟活動的各個環節:生產、交換、分配、消費都由政府管制,以命令、服從為特征的行政管理關系取得絕對的統治地位,企業和個人完全喪失了主動性、創造性。近幾年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那種認為政府應當徹底退出經濟活動領域,只當守夜人,一切交由市場的論調一度博得多方喝彩。在國家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上我們常常是非此即彼,國家不是“越位”,就是“虛位”,總是很少“到位”。

當前,我國的改革面臨經濟、社會全面轉型的挑戰,這是一個更為深刻、更為復雜的改革新階段。經濟轉型要求構建現代產權關系,社會轉型需要形成新的社會利益整合機制。伴隨著經濟社會的全面轉型,在實現權利的多次分離后,國家成為集多種身份和多種職能于一身的集合體。具體來說,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應是三重身份(行政管理者、經濟管理者、國有資產所有者),三種職能(行政管理職能、經濟管理職能、國有資產所有者職能),實現三次權利分離(行政管理權與經濟管理權相分離,經濟管理權與國有資產所有權分離,國有資產所有權與經營權或法人財產權相分離)。國家以不同的身份,行使不同的職能,就會形成不同的法律關系。正確認識由國家參與的各種不同法律關系的性質,才能準確適用法律,維護各方合法權益。

同時我們認為按照經濟法基本要求,不僅要實現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轉變,還在于要實現政府治理方式的轉變,從依賴行政命令轉而依靠法律保障,遵循經濟法律制度行使國家的經濟管理職能,實現從人治到法治的歷史性跨越。

二、經濟的二元結構特征顯著,城鄉、地區矛盾的解決有賴于經濟法律制度的完善。

中國經濟存在多重二元結構性矛盾,其中最突出的表現為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巨大反差和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引起的地區差異。城鄉、地區矛盾的日益突出已經成為制約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主要結構性障礙,如何化解矛盾不僅是經濟發展中面臨的首要課題,而且已上升為一個嚴峻的政治問題。

經濟法既服從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尊重市場主體的獨立性、自主性和創造性,又強調國家應當在經濟生活中發揮正確的作用,它把“無形之手”與“有形之手”辯證地統一起來的特征顯示其對于解決城鄉、地區二元矛盾天然地具有優越性和獨到性。

針對當前農村中公共衛生、基礎教育、社會保障等財政投入嚴重不足;違法侵占農民土地,任意降低征地補償標準,漠視失地農民的就業和生活安置以及農民負擔過重,亂集資、亂攤派屢禁不止等問題,從完善以下三個方面的經濟法律制度入手,有助于構建規范的、持續長效的縮小城鄉差別的法律機制。

由于我國目前尚未制定統一的財政法,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之間事權與財權劃分不清晰,權利與義務不明確,導致財政支出責任不落實,上下級政府間一事一議,討價還價現象較為常見。而且,目前我國普遍實行的市領導縣的財政體制,客觀上使得農村社會經濟資源、資本更主要地是被城市所汲取,加劇了城鄉二元分割。行政長官追求立竿見影的政績驅動與財政支出法律規范的缺位,往往使農村成為最終的犧牲品。所以,首要的是要建立科學完備的財政法律體系,明確各級政府的職責、支出責任和稅收劃分規則,確立覆蓋城鄉的統一的公共財政支出原則,強化市以上各級財政對農村基礎教育和基本社會保障的支出義務,規范上下級政府間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并把城市返哺農村的各項制度具體化,才能從根本上有助于縮小城鄉差距。

其次,要進一步完善《土地承包法》,明確土地承包權的物權性質,并賦予權力保護以可訴性。2003年新的《土地承包法》雖然對于保護農民長期、穩定的土地承包權,限制土地發包方濫用權力等方面起到很大作用,但仍然存在許多尚未解決的問題。首先,確權工作嚴重滯后,估計有約30%的農戶仍然沒有領到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書。權屬登記進程的滯后,導致 大量土地承包糾紛只能適用土地承包合同,弱化了土地承包權的物權性質,客觀上助長了發包方任意毀約行為。其次,侵害土地承包權的責任形式單一,法律責任輕,違法成本低。根據承包法第54條,侵害土地承包權的只是承擔“停止侵害、返還原物、恢復原狀、排除妨礙、消除危險、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幾乎不用承擔刑事責任。而所謂的民事責任,由于侵害方主要是村、鄉集體組織,也幾乎難以得到實際執行。最后,權利救濟渠道阻塞,可訴性差。長期以來,許多基層法院拒絕受理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1999年最高法院出臺有關農村土地承包合同糾紛的司法解釋后,雖然規定應當受理,但是許多地方對土地承包這一典型的經濟法律關系缺乏正確的認識,仍然糾纏于該法律關系到底是民事法律關系還是行政管理法律關系的爭論而不能自拔,其結果是犧牲了廣大農民應當得到國家司法救濟的正當權力。

最后,應當建立和完善農業稅收法律體系,規范各類涉農收費。亂收費、亂攤派之所以屢禁不止,源于我國農村稅費名目繁多,包括農業稅、附加稅、特產稅、屠宰稅、“三提五統”、教育集資以及以資代勞款、地方行政勞務收費、地方行政性收費等等,而這些稅費的征收依據主要是稅收行政法規和各級政府決定,對收費項目的創設權限和程序沒有法律約束,現有的有關農村稅費的規范性文件位階低,缺乏權威性和穩定性。隨著農村稅費改革的逐步推進,在條件成熟時,以最大限度減輕農民負擔為出發點,以統一的涉農稅法理順國家、集體、農民之間的分配關系,規范農村基本分配制度,才能從制度上確保農民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

我們再來看區域差別。為了縮小東、中、西三大經濟區域間的差距,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國家開始貫徹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方針,不斷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政策傾斜。隨著經濟轉型的推進,國家職能的轉換,公共財政體制的確立,除大型基礎設施外,中央政府勢必改變以往直接投資設廠的支援模式,加大對中西部地區財政轉移支付的力度將成為必然選擇。

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是實行分稅制國家處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財政關系的普遍做法和基本方式。它是基于中央和地方財政之間的縱向不平衡及各地區財政的橫向不平衡所產生的,是國家為了實現區域間各項事業的均衡發展而采取的一項財政支出制度。實施轉移支付制度的目的,是通過中央財力的轉移分配來調節地區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從而達到運用財政分配職能貫徹中央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

但是,我國目前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具有明顯的過渡性特征,還存在許多問題。比如,稅收返還以保證地方既得利益為依據,從而把原有的財力不均問題帶入分稅制財政體制中,未能體現財政均衡原則,也與設置轉移支付的基本目標相違背;中央對地方的專項撥款補助缺乏規范的法律依據和合理的分配標準,與中央和地方事權劃分的原則不相適應。另外,財政補助分配透明度低,隨意性大,監督約束不足也亟待改變。所以,在合理劃分各級政府事權與財權的前提下,有必要制定轉移支付法,明確財政轉移支付的原則、目標和形式,制定科學合理的計算標準,形成一整套規范的監督約束機制,才能充分有效發揮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對平衡區域間差別的作用。

三、市場經濟秩序混亂,行政治亂應讓位于依法治理

經濟轉型經常伴隨著經濟秩序的混亂。市場本身不能自動產生良好的秩序,秩序作為一種公共產品,必須也只能由政府來提供。企圖單純依靠民事法律制度,依賴市場主體的自我約束就能達致良好的市場經濟秩序,是對市場迷信式的崇拜,注定是水中月、鏡中花。營造良好的經濟秩序必須依靠政府的力量,而政府也必須改變以往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式,一時的暴風驟雨只能沖走地表的浮土和污穢,卻無法沖跨滋生混亂的深層土壤,更不能培育出一個井然有序、生機勃勃的萬花園。

其實,我們當前經濟秩序中的許多問題都與我們經濟法制的不完善或執法不力有直接的關系。稅務領域的混亂,要求我們完善稅收法律體系;財經領域的不規范,呼喚我們盡快制定起科學合理的財政法律制度;假冒偽劣產品的大肆泛濫,敦促我們進一步健全產品質量和消費者權益保障制度。只有堅持標本兼治,邊整邊改,著力治本,鏟除引起經濟秩序混亂的體制性障礙,同時加強經濟法制建設,確保嚴格執法才能最終保證市場經濟有序、健康發展。

可見,經濟法律制度的完善,是經濟實現成功轉型的基本保障。經濟轉型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是行政干預力量逐漸歸位,市場力量日益壯大的過程,是國家與市場在經濟生活中各得其所的過程,也是經濟法思想逐步確立、深化的過程。經濟法律制度的完善,推動經濟轉型的進一步發展,也以法律的形式鞏固著經濟轉型的成果。

不僅經濟轉型的整個過程需要經濟法律制度的保駕護航,經濟法還為經濟轉型指明了方向。我國的經濟轉型主要是體制性轉型,即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可以說,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們經濟轉型的目標體制。但是,我們所追求的市場經濟果真是一切交由市場決定,國家只充當守夜人角色的完全的自由經濟嗎?

西方市場經濟發展史早已證明,市場也會失靈。歷史上從來沒有完全依賴市場調節的自由經濟,將來更不會有。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更有其特殊性。發展中的中國為了應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實現國家趕超戰略,政府應當也有可能在領導國家參與國際競爭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我們要建立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它與其它市場經濟一樣在尊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強調效率的同時,卻更加重視公平。而市場并不能自動產生公平,公平作為一種公共秩序應當也只能由政府來提供。另外,我國還是一個幅員遼闊、各地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千差萬別的大國。消除市場分割,建立統一的全國大市場需要國家的力量,縮小區域間經濟差距更不允許國家只做悠閑的守夜人。所以,未來我們要建立的市場經濟體制,必將是在遵從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的同時,積極充分地發揮國家在經濟生活中應有的作用,使市場與國家在經濟生活中相得益彰的體制。一句話,就是經濟法所主張的經濟集中與經濟民主對立統一的新體制

經濟轉型論文:中國經濟轉型期的媒介素養教育淺議

［論文關鍵詞］媒介素養；經濟轉型期；公關傳播

［論文摘要］公關傳播主體和傳播客體在信息的傳播、反饋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本文通過透視我國經濟轉型期傳播媒介主客體的素養現狀,從兩方面具體分析媒介素養教育的內涵。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華大地上一場場商業大戰,使許多企業由輝煌走向衰敗甚至銷聲匿跡。除一些主、客觀因素外,始終伴隨它們的還有一種人們忽視的力量——傳播媒介。企業輝煌時,媒介競相報道將企業推向神壇；企業稍有不順,媒介立刻落井下石。媒介“挖掘真相”的努力誠然令人尊敬,但他們推波助瀾的冷漠善變讓人感到可怕和痛心。同時,面對媒介對企業負面新聞的過分關注與態度的反復,大眾往往缺乏獨立思考和明辨真偽的能力,出現了媒介“振臂高呼”,大眾不明虛實“群集響應”的現象。可以說,在我國經濟政策不完善、市場運作不規范的大背景下,我國媒介素養的缺失直接加速了這些企業崩潰的步伐。隨著眾多外企的紛至沓來,許多中國企業陷入“中國式泥潭”的不利的競爭環境。由于我國的媒介素養教育起步較晚,而經濟轉型期又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經階段,因此,如何在經濟轉型期為中國企業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成為值得每個人尤其是媒介認真思考的課題。

1 公關傳播主體——媒介機構的媒介素養教育

當今世界已進入傳媒時代,信息的傳播活動是通過大眾傳播媒介實施的。查清事實是媒介天經地義的義務,還原真相是媒介義不容辭的責任，傳播水平和傳播效果的好壞也與媒介直接相關。因此，在整個傳播活動過程中傳播主體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傳播活動的主體正是媒介機構,它們擁有傳播設備,占有媒介資源,可以利用媒介資源生產媒介產品并通過傳播設備向大眾進行信息傳播,以其強大的輻射力影響著社會的發展趨向,影響著人們的思維,引導大眾的輿論,是思想輿論的重要陣地,具有強大的社會話語權和導向功能,甚至塑造、統領著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的核心精神。媒介在整個傳播活動過程中擔當著信息“把關人”的重要角色,而這些 “把關人”在傳播實踐中實質就是媒介從業人員。媒介從業人員日常的采選、編輯、制作和播出工作構成了媒介的主體活動。面對每天數以萬計的信息流,媒介從業人員多以自己的方式、有限的知識、個性化的思維和道德標準進行選擇、處理,因此他們所提供和建構出來的信息是許多元素相互交叉融合的結果,往往承載了更多主觀化的內容,并不全是客觀世界的真實反映。因此媒介機構所提供、傳播的信息就具有廣泛的社會性和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的主觀性的雙重屬性。可以說,媒介從業人員對信息的態度傾向成為大眾的輿論導向,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對大眾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直接構成了大眾對某一事件的輿論動力或阻力。而媒介從業人員能否在傳播企業信息的過程中做到公正、客觀、規范、嚴謹,能否堅持職業操守,是否明白自身責任和義務,都取決于他們的素養水平。由此不難看出,媒介從業人員的媒介素養水平直接影響著大眾傳播效果。正因如此,在全球化的信息爆炸給各種行業尤其是企業的發展帶來無限生機的同時，也為其日后的發展埋下了隨時可以引爆的導火索。在我國經濟走向市場化正軌的過程中,當媒介素養與經濟運作之間失衡時,媒介從業人員的神經變得異常敏感,開始過分關注某些事件發展中的負面新聞,一改傳統的贊歌式的頌揚,敏銳地把握紕漏,并且一旦發現,就把它放到顯微鏡下,無情而又無限地放大,利用傳播載體使大眾知曉,從而獲得有利的社會輿論和經濟效益。許多企業盛名下的猝死,無不給大眾留下太多的遺憾、痛心和反思。這期間,固然有企業在技術水平、人才資源、資金流通、管理模式、文化塑造等各方面的嚴重不足,但媒介在其中所起的負面作用絕不可小覷。

隨著科技水平的提高和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大眾傳媒充斥著我們的生存空間。企業能否在變幻莫測的國際競爭中站穩腳跟,與媒介機構的素養教育直接相關。可以說,作為媒介素養教育中的主力軍,媒介從業人員的認知水平和媒介素養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我國媒介素養的水平和未來我國媒介發展的道路,這就要求媒介從業人員必須具備扎實的新聞傳播理論知識、豐富的大眾傳媒業務常識、精深的“新聞專業主義”理念等,因此,提升媒介從業人員的媒介素養,加強對傳播主體自身的認知水平、選擇能力、價值取向、傳播技巧和職業道德等一系列的素養教育勢在必行。

2 公關傳播客體——大眾的媒介素養教育

當今信息社會中,信息成為社會和個人發展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大眾通過傳播媒介來認識和了解現實世界。面對滾滾而來的媒介信息,要想驗證事件的真偽和信息的可信度,就必須理智地、有選擇地去識讀、理解,進而有選擇地利用或進行二次傳播。而現實生活中,現代人長期置身于媒介充斥的信息時代,一貫被動地接受來自影視、網絡、期刊等媒介遞呈的海量信息,加之人們運用自己的知識來解構、處理、檢測和思考信息真偽的能力相對有限,因而常常把媒介傳播的內容當成現實生活的真實情形,對許多信息作出錯誤的選擇和判斷,一些人更是無條件地成為媒介的應聲蟲,這在我國企業的發展史中顯現得尤為突出。而經濟轉型期的到來無疑對信息時代的媒介受眾的素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大的挑戰。同時,由于大眾傳媒的信息量大,形式靈活,變化快,常導致教育上的滯后。因此,加強媒介受眾的媒介素養教育迫在眉睫。

所謂受眾媒介素養就是人們正確判斷和估價媒介信息的意義和作用,有效創造和傳播信息的素質和能力。而媒介素養教育就是指導人們正確理解、建設性地享用大眾傳播資源,使其具有健康的媒介批評能力,從而能夠充分利用媒介資源完善自我,參與社會發展。其目標是培養受眾對媒體信息的分辨與抵制能力,幫助受眾解讀隱藏在紛繁復雜的媒介信息背后的大千世界,更加接近真實地認識現實原貌,即培養受眾成為主動且具有批判性的媒體使用者。它是現代人必須學習和具備的一種能力。具備媒介素養的人,不是被動地接收媒介信息,而是能從政治、經濟等因素以及媒介信息表象所掩蓋的意識形態、掌控權等因素中進行正確分析,從而作出自己的解讀。可以說,受眾的媒介素養水平的高低,直接關系著大眾傳播媒介能否達到預期的傳播效果,直接決定著大眾傳播活動能否積極營造一個良好的傳播環境,進而推動社會的良性發展,促進社會文明程度和國民素質的普遍提高。

媒介素養教育涵蓋的層面很廣,涉及新聞學、傳播學、心理學、社會學等學科領域。如何以有效的方式系統地對受眾進行教育、減少媒介信息的負面影響、全面提高人們對大眾傳播過程的認識及主體批判意識？

首先，要引導受眾正確認識日益多變的媒介環境。當前社會中,除了電視、廣播、報紙等傳統傳播媒介,還包括互聯網、音像制品、BBS、手機短信等。這些e時代的媒介技術全天候提供大眾所需的各種信息,全方位滿足媒介受眾的視聽感官需要,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思維、交際方式,人們很難不受媒介描述方式干預來認識世界。因此,作為媒介受眾,必須對自身所處的媒介環境有充分的認識。其次,要教育受眾分析、體察各傳播媒介的利弊,從而作出真正有價值的判斷和取舍。在經濟轉型期,由于媒介與政治、商業利益等方面有著錯綜復雜的關系,在解讀時需要進行較多的批判性思考,運用自身的素養去解構這些隱藏在媒介信息背后的機制,讓人們了解媒介面貌,從而更加真實地了解世界的原貌。傳統思想不曾涉及,因此媒介素養教育是信息時代受眾教育的重要一環。要成為明事理、有效率之e時代公民,媒介素養是其必備的能力。

總之,媒介素養教育是一個復雜、長期的系統工程,隨著急劇變化的媒介信息環境的沖擊,加強傳播主體的媒介素養教育,幫助受眾建立起對媒介信息的批判能力,提高對負面信息的覺醒能力、培養建設性使用媒介的能力,成為當務之急。人們在意識到媒介素養在構建和諧社會主義過程中所起到的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的同時,必然會不斷加強自身媒介素養教育,從而更加有效地推動社會的發展。

經濟轉型論文:經濟轉型期個人收入差距問題透視

隨著中國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已經使個人收入狀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在經濟轉型過程中,收入差距的擴大,已經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其負面的政治效應正日益顯現。調節差距的收入,消除其不良的政治后果,是當前個人分配制度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

1 個人收入差距的主要表現

我國轉型期個人收入差距主要表現為地區差距、城鄉差距、不同行業、所有制單位的差距等。

1.1 地區差距

我國地理上隨著地勢上的由西向東傾斜,自然地分為西、中、東三級,這種地觀上的級差同經濟上的級差十分吻合。東部地區的經濟水平遠在中西部之上,人均收入最高的上海市,而人均收入最低的貴州,二者相差10倍之多。

到2000年,各地區發展狀況更是呈現明顯的地域差別。全國9個屬于經濟上升型的省份全在東部,5個屬于低徘徊型的全在西部。按照人均收入的衡量,最低的省份全在西北或西南,而相對下降的全在北方,如果把全國平均人均收入確定為1的話,高于1.5的高收入省份5個,分別是浙江、廣東、江蘇、福建、遼寧,高于2的超高收入3個為北京、上海、天津;低于1全國平均水平的有12個省份,除了廣西之外,全部為中西部省份,而超低收入省份的3個為西藏、甘肅、貴州,最低的僅僅相當于全國水平的一半。

1.2 城鄉之間的差距

我國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首先表現顯性收入差距過大。所謂顯性收人主要是指能用貨價值衡量的居民可直接用于生活消費的收入,相當于我國統計指標體系中的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農民純收入。統計表明:城鄉收入差距在1985年曾一度縮小,隨后又逐步擴大,兩者收入差距農村落后城市5一7年;90年代中期以后,城鄉收入相對差距似乎未進一步擴大,但從絕對數字差距的變化看,其所反映的已不是簡單的量的變化,而是生活水平質的區別:人均3000余元,戶均萬余元的差距,意味著城鄉居民在衣食住行、子女教育、醫療保健、娛樂文化服務等方面有著根本不同。

其次是城鄉之間個人隱性收入差距懸殊。城鄉顯性收入差距,并不能反映城鄉之間收入的真實差距,因為還存在尚未統計的隱性收入。所謂隱性收入是指不能直接用貨幣價值衡量的收入,但又是居民實際享受的福利,主要包括各種補貼(如住房、物價補貼等)和社會保險費用(如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等)。這種差距城鄉間十分懸殊。因為在農村只有極少數集體經濟發展較好的鄉村,才能享受到諸如住房、醫療補貼和青少年教育費用減免符福利。對絕大多數鄉村來說很少甚至根本沒有這些福利,因而不具備普遍性。而在城鎮,居民(特別是職工)福利主要由國家財政和企事業單位提供,有較好的制度保障,因而具有系統性和普遍性。除了幼兒園、敬老院、康復療養中心福利設施外,集體經濟單位還提供公有住房、公費醫療、公共交通、社會保險、生活補貼等農民所沒有的大量福利。

1.3 不同行業和所有制單位的差距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傳統計劃經濟條件下那種比較簡單的社會收入分配和利益關系,已變得日益復雜。各種利益群體的利益需求與滿足途徑也日益多樣化。不同社會群體間的收入差距、利益矛盾日益明顯,其中不同行業和不同所有制經濟之間的收入差距就更比較突出。

近十年來,一些行業的職工工資收入以幾倍于全社會職工工資收入平均增速的水平增長,與另一些破產、虧損企業職工的低收入形成強烈反差,極大地影響著人們的心態平衡,進而對社會經濟的發展造成不良影響。從不同行業來看,增長最快的是金融、保險業、房地產,增長最慢的行業是采掘業,農業、餐飲業、制造業是收入最低的三個行業。從各行業之間的收入絕對水平來看,像計算機應用服務業、航空運輸業等行業職工工資收入平均超過萬元,2002年行業年平均工資最高和最低之比為2.26∶1,比1990年的1.76∶1,擴大了近30%。

同樣,不同所有制經濟單位之間職工工資差距也比較明顯。由于企業運行機制、產權關系、經營效果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不同所有制之間勞動者的工資收入具有下述兩個特征:第一、國有經濟職工的工資收入高于集體經濟職工的工資收入,兩種工資收入之間的差距逐漸拉大。第二,其他所有制經濟職工工資收入高于國有經濟職工工資收入,而且雙方之間的差距也在擴大。1984年,其他所有制經濟職工與國有所有經濟職工的平均工資基本持平。而到了1999年,兩者之間平均工資之比為1.17∶1。

2 個人收入差距的新特點——階層化

我國現階段收入差距不僅有逐漸擴大的趨勢,而且呈現階層化的特點。隨著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新的社會階層的出現,中國的社會階層趨于復雜化,而且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帶來了分配方式的多元化,與此相應的收入分化已是客觀的事實。1997年由國家統計局等6部委配合進行的城鎮居民生活調查結果顯示,占總調查8.74%的富裕家庭擁有6%的金融資產;1998年國家統計局的調查結果顯示,農村2%高收入戶存款占農戶總存款額的比重達55%,與此同時,農村目前至少有3000萬左右的人尚未解決溫飽;在城鎮,據1999年多部委完成的人戶調查結果,人均月收入和支出不足200元的家庭數占總家庭樣本數的比例超過6%。規模已相當大。這說明在中國已經存在一個富裕階層和貧困階層。

當今中國,富裕階層的規模究竟有多大?這是一個難于回答的問題。但許多事實表明,該階層確實已經形成。2002年,有人作了一個調查,構成富裕階層的主要是一部分私人企業主,外資企業高級雇員,非金融機構和房地產開發機構的項目經理,一部分個體工商戶,部分企業承包者和技術入股者,著名歌星、影星、時裝模特、作家和運動員、少數律師、經紀人、廣告人和會計師、一些經常講課,評審、鑒定的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等,這些人員的收入少則十萬,多則上千萬,甚至更多。

就總體而言,我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無論是綜合國力,還是人均生活水平,差距相當明顯。由于經濟發展不平衡和市場機制的作用,已經出現了一個新的貧困階層。貧困階層的主體首先存在于農村貧困地區。城市貧困人口已成為新貧困階層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隨著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下崗、失業人員的增加而日趨擴大。城市貧困人口在數量上雖然比農村貧困人要少得多,但他們對社會穩定的潛在威脅更大,因此,從確保我國長期穩定的角度來看,解決城市貧困人口的脫貧問題比解決農村貧困人口的脫貧問題更為緊迫。

3 個人收入差距問題透視

社會財富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懸殊,無論是對于保持社會穩定,還是實現經濟發展都會產生重大的負面影響。其負面影響主要有:

3.1 削弱黨和群眾的關系

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綜合國力和人民群眾生活水平都有了顯著提高,然而也相對出現了人們收入差距拉大,貧富過于懸殊的問題。據一些調查機構的統計表明,中國目前的收入差距比發達國家歷史上出現的最大值還要大。在一個國家內部,某些地區、某些行業、某些人比另外一些地區、一些行業、一些人富裕十幾甚至幾十倍,領先十幾甚至幾十年,無論如何這都不是正常的現象,都會影響黨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倫理上產生嚴重的后果。

3.2 敗壞社會風氣

富有階層中一些高收入居民的畸形消費模式在社會上引起了一味地追求物質享受的趨向,“拜金主義”、“拜物主義”、“享樂主義”已經開始對青少年一代形成正確的價值觀產生不良影響;與此相關的腐敗已成為敗壞社會風氣的重要根源;一些人為富不仁、依靠非法收入而暴富,黃賭毒等沉渣泛起、假冒偽劣與坑蒙拐騙盛行,偷盜搶劫案件增多。這一切既加劇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導致經濟的不良循環,也使社會道德敗壞,影響社會風氣,危害社會治安。

3.3 影響經濟發展

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因收入差距引發的矛盾已經存在,如果激化,就會出現危及改革、發展、穩定的局面。貧富差距過分懸殊還會導致“移民潮”,引發經濟社會的嚴重失衡。如果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經濟發展差距拉得過大,將導致貧富懸殊,導致大批農民流向城市,流向發達地區,導致整個經濟嚴重失衡。發展中國家都曾出現過大規模的移民潮,中國目前跨地區打工的農民有9000萬之多,其中主要流向東部等發達地區,如果引導不當,將會是一股盲動性和破壞性都很強的力量。而且改革實際上是一種利益再分配,是一種體制的轉型。

3.4 不利于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和社會主義本質的體現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西方國家社會貧富分化懸殊,社會分配不公,這一直是我們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的理由,而社會主義制度保證了人民在政治經濟地位上的高度平等,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體現。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本質的內在要求,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顯然當前出現的社會貧富過于懸殊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現象是與鄧小平的富民思想相對立的。黨的十五大、十六大報告都談到貧富差距問題,指出我國收入分配關系尚未理順,地區差距還明顯存在,城鄉部分群眾的生活還比較困難,應該引起重視和予以認真解決。

經濟轉型論文:論經濟轉型對會計理論的影響

理論變化過程的背后，通常伴隨著環境變化的存在。回顧上世紀中葉以來，出現了對會計學有深刻影響的兩次大變革。第一次變革是60年代的信息化變革。計算機的利用，使得信息處理能力大大提高，帶動了測定理論、情報理論、控制論等相鄰學科的發展，從而誕生了信息會計學。第二次變革是進入80年代以后，產業構造發生變化，從作為20世紀特征的產品型市場經濟（以制造業所生產的產品為主軸的經濟社會）向金融資產型市場經濟（衍生金融工具等金融資產以及經營模式、技術專利等無形資產比重明顯上升的經濟社會）轉化，促使了“金融商品會計”的產生。

從方法論的觀點來認知會計學，存在“對象——手段——結果”三個方面。計算機的使用帶來了認知“手段”變化，先進的“手段”能夠更深刻地認識對象并將經濟活動復雜多樣的發展過程給以充分反映。而衍生金融工具等的發展使得研究“對象”發生變化，從以產品為中心向金融資產與非金融資產并重的過程轉化。最終使得會計信息評價體系發生變化，為使報表使用者能夠正確理解會計信息、正確評價企業價值，會計學的會計計量、信息披露等制度規范體系應適應經濟環境變化，構建會計理論發展的新模式。

一、市場特征與會計理論

20世紀企業財務會計理論，其基本特征表現為以“產品型市場經濟”為前提。加速資金周轉、提高生產效率，并將經營活動所產生的收入在發生時的會計期間確認，同時，將為取得收入而發生的相關費用按照配比原則進行計量，正確計算會計期間所實現的收益成為企業財務會計的重要課題。

企業會計以期間損益計算為基礎。損益不是“時點概念”而是“時期概念”。由于損益計算體系以反映經營期間企業從事產品生產經營活動所獲取的收益為基本認識前提，所以，損益的確認不是以企業價值為原則，而是以歷史成本原則為基礎。

企業活動僅限于國內，從事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所必要的資金也是從國內市場籌集。但經濟全球化，使得企業經營活動在兩個方面發生了明顯變化：一是企業經營活動范圍超越國境走向世界；二是企業經營所需資金的籌集也擴展到全球范圍。21世紀更推進了經濟全球化發展進程，隨著企業經濟活動向世界經濟市場擴展，風險必然加大，這對企業經營所產生的消極影響是不容忽視的。市場變化導致企業評價尺度的改變，對應著時時刻刻變化著的市場價格，必須進行風險管理。而采用適當的價值評價尺度，全面評價企業價值就顯得尤為重要。從而孕育了現值會計的產生。

現值計量是以市場為基礎計量貨幣時間價值的方法。用現值進行評價，評價結果所產生的評價差額使得損益的計算結果也表現為變動性，并作為風險信息進行披露。這些完備的信息披露系統更便于投資者、債權人進行決策。企業是承擔現代社會風險的基本單位，這也是以“金融資產型市場經濟”為前提的會計理論，必須采用現值會計的基本原因。

二、現值會計的主要計量手段——公允價值

公允價值反映的是現值，以市場為基礎的基本假設來反映資產的經濟差異，是一種基于市場信息的現值評價。

20世紀的企業，以機械設備等主要生產手段為中心創造價值。而21世紀，在信息技術（IT）發展的同時，衍生金融工具等金融商品以及技術、專利、特許權等無形資產已成為企業價值創造的重要資源，構成企業價值評價的主要部分。有形資產、無形資產、金融資產三者之間相輔相成共同組成的企業實體，可選擇的共同計量模型，被認為是公允價值。公允價值的本質是一種基于市場信息的評價，是市場而不是其它主體對資產或負債價值的認定。在現實價值的計算體系中，被認為是最適用的。

三、伴隨著產業構造變化的資產構成變化

正如已經指出的那樣，伴隨著產業構造從產品型市場經濟向金融資產型市場經濟為重點的轉化，會計學上對資產的認識也發生了變化。以產品型市場經濟為前提的會計理論，為維持投入貨幣資本的價值（取得原價），對產品生產過程中的耗費以及銷售實現時所實現的收入進行研究。為此所形成的會計框架是“原價·實現的途徑”。損益的計算是根據原價實現渠道在期間內確認，而不是根據經濟活動（存量資產的價值變動）所產生的收益來確認利益的實現。

產品型市場經濟資產的主要構成變現為：（1）擁有為從事企業經營活動的“生產手段”——固定資產；（2）從事生產、銷售經營過程中所存在的“流動物資”——存貨；（3）一些必要的為使作為生產準備手段以及作為流動物資存貨的正常運營過程中所需要的潤滑油——金融資產（企業之間的信用）。

這些相關資源所形成的資產構成，（1）和（2）通過銷售費用化來使其含有的收益得以實現，所以，也叫做費用性資產，并處于主軸的位置。（3）屬于金融資產，對費用性資產起輔助作用，處于補充地位。金融資產在損益計算體系中始終以協助作用而存在。

最近，金融經濟所占比例由原來的20%增大到50%。這就意味著現實的經濟是“金融性市場經濟”。以金融性市場經濟為前提的會計理論中，金融資產與非金融資產（存貨、固定資產）一樣并列并享有重要的地位。資產的分類，由于金融資產與非金融資產的支配原理不同，促使其形成了兩個不同的獨立范疇并分屬于兩個不同的空間。

如前所述，金融資產的市場特征使得在進行企業價值評價時，有必要采用現值計量。進行現值評價后所產生的評價差額，按傳統“收益實現”原則的制度規定不能確認為收益，但由于金融市場的特殊性，金融資產的評價差額可以被認為與實現的收益有“等價的質”而被確認為收益。

四、現值會計與物價變動會計

用時價進行評價時，根據與產業構造的關聯性可以將其區分為兩大類型。一個是以產品形市場經濟為背景的“物價變動會計”，另一個是以金融資產為背景的“現值會計”。

在產品型市場經濟條件下所進行的“物價變動會計”，主要是由于物價變動（特別是通貨膨脹）等因素而產生的問題。由于產業構造的本質是產品型經濟，物價變動會計是為了維持產品生產的持續性，帶有很強的物資資產特點。

在物價變動情況下，要維持資本額，必須進行實物的再生產。為維持通過費用化所消耗的實物資產所必要的資本額，只有通過取得收益來實現。所以費用化的計算以時價為基準，以達到維護企業的營業能力，維護股東產權資本的營利能力。根據財務資本保持觀念，歷史成本、重置成本是可選擇的計量屬性，無論是名譽貨幣還是不變幣值貨幣作為計量單位，將物價變動影響的一部分或全部處理為利得或損失的做法，所保持的資本還是業主原來投入的貨幣額，最多是其所形成的購買力。收益應是當期實體資本的增量。所以，對于物價變動的影響，只能處理為企業實物生產能力或經營能力或取得這些能力所需的資源或資金在計量上的變動，因而不能計入收益表，只能作為單獨項目列入資產負債表中的股東權益部分。

近期所關注的“現值會計”完全由于金融資產所產生時價評價問題所造成的。必須注意這與上述所說的資本維持概念不同。其理由是現實的企業實體維持不是僅需要保證物資財產的持續更新維持，還意味著要考慮其資本維持正常計算以外的因素。

在金融性市場經濟條件下，投資者最為關心的是投入貨幣資本回收余額的計算，從收回的貨幣額中減去投入的貨幣額為所確認的收益。因此，它與企業所獲取的收益是通過在收入總額中對其實物資產利用所轉化為費用部分的扣除，這種根據物質資產來表示企業獲利能力的方式是不相同的。

由此可見，在實物經濟條件下“物價變動會計”以維持實物資本為基礎，保證企業再生產的持續進行而對應的時價會計。對于存貨、固定資產等非金融資產通過維持其實物資產生產能力，達到維持國民經濟持續發展。它與金融資產經濟條件下的“現值會計”以企業持續經營為前提，考慮投入貨幣資本的時點和即時結算時點所產生的“清算資本維持”的“時價會計”不同。金融資產型市場經濟所產生的時價會計，不僅要維持企業全體物質資產以保證生產力發展以外，還包括對企業金融資產以投入貨幣資本各個項目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維持個別貨幣資本為基本前提的經營方式。

從維持資本的關聯性來考慮，物價變動會計是“全體的物的維持”為特征的會計。現值會計是“個別的貨幣資本維持”為特征的會計。前者作為生產企業前提條件的物資資產的維持成為企業繼續再生產維持及發展的主題。后者，在維持企業整體方面稍顯薄弱，只是針對如衍生金融工具等資產為重點以及針對金融商品自身進行計價所應考慮的風險管理作為課題。因此，對同一種類的金融資產為維持其持續性可采用不同的經營方式，何時將所進行的金融資產投資變現，或以收益最大化為目的將其轉向對其他金融資產的投資。在此情況下，“清算——獲取最大利潤”的公式成為支配金融資產的原則。完全不考慮企業持續經營所涉及到的“企業社會性”問題，只以金融資產在承擔的風險之后所能獲取得最大利潤為目標，是金融資產交易的本質所在。所以，從個別貨幣資本實現最大化，以維持貨幣資本方面來看，兩者存在著基本差異。

五、投資者的目的與信息披露

產品型市場經濟的投資者，在進行制造業企業投資時，以持續經營企業的長期投資回報能力為前提。由于長期性，在持續期間收益要進行適當的分配，企業通過保持與股份相關的資本收益率，實現投資者的投資目的。

與此相對應，金融資產型市場經濟的投資者的投資目的，是以即時決算性的短期利潤最大化為目標。這種情況下，投資者關注“對投資對象未來現金流量風險所進行的價值修正”。也就是說，“企業的市場風險決定價值”是短期投資者進行投資決策時所采用的評價投資對象“投資價值”的首要方法。

因為市場經濟的多樣性，對信息披露的要求也就不同。對于產品型市場經濟的企業來說，需要對企業履行受托責任的經營以及履約責任情況進行披露說明。所以，其基本點是建立在“適時地表示其長期持續發展的可能性”。

與此相對應，金融資產型市場經濟的投資者，是將投資企業是否能獲得最大收益作為其判斷標準，在披露可能取得的利潤時，以市場風險為前提。這種情況下，受托責任（在安定環境并運用投資相對應的履約責任）中所意味著的責任已經消失，只是強調對風險情況下獲取利潤狀況的說明責任。這樣對于風險狀況披露的說明也就成為信息披露的主體。信息提供的意義，并不是針對誰承擔何種責任以及所產生的結果的說明。而是根據市場變動狀況，采用一定的方法手段進行現值評價，并對由于市場變動所產生的“變動損益”進行披露。在此信息提供的情況下，作為風險提示，提供企業在市場中的變動情況及其結果，是“即時決算狀況的展示”。

六、結論

如上所述，基于對市場經濟與會計理論的分析可以得出：作為20世紀企業產品型市場經濟與現在已在進行并在21世紀將得到進一步發展的金融資產型市場經濟，在認知理論上，按其基本特征的不同點有如下結論：

從“收益概念”觀點來看，產品型市場經濟中所指的收益概念是“配比規定性收益”概念。金融市場性經濟中的收益概念是指無論任何目的所持有的金融資產，均受經營者意愿所左右的“意思規定性收益”。不同觀點，不僅使得對利潤的描述有可能從重視“長期收益”向重視“短期收益”轉化，并且從“客觀主義”向“主觀主義”發展。

收入概念的背后所存在的“評價基準”來看，產品型市場經濟是按“取得時的原價”計量，而金融性市場經濟是以“現值評價”為基準。

從收益計算的“報告方式”來看，對于產品型市場經濟，通過產品生產的持續進行，反映“收益實現過程”的收入、費用來體現利潤總額。而金融性市場經濟，“假定進行清算”并注重所產生的現金流量，采用現金流入與流出相抵后的凈值來體現收益。

從“時間面”來看，產品型市場經濟是以持續經營為前提的“期間計算”，并以總括損益計算為軸心。而金融性市場經濟對于每項投資以瞬間取得最大收益為目標，重視“時點計算”，并且以“個別計算”為基準。

從“公司決算披露”的觀點來看，產品型市場經濟為了反映不同產品的收益能力，編制“主要產品報告書”，并且將編制方法進行說明，便于報告使用者的利用。而金融性市場經濟中產品、金融資產分屬于不同的兩個領域，不同的計算原則產生不同的認知作用。在傳統的損益計算組合中通過權益資本，介入到兩者之間起調和作用，這在20世紀末的決算報告中已經采用。

歷史成螺旋形上升、震蕩發展，會計核算方法以及理論的變化過程也應如此。按照螺旋、上升的歷史發展趨勢，應該迎來非金融資產領域和金融資產領域不同的計算原理編制出的“分別報告”，必然需要不同的公司信息披露方式。

經濟轉型論文:農本思想與當代中國經濟轉型

前言

去年，香港樹仁學院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合辦之研討會中，本人曾以《農本思想與中國現代化》為題，提出論文，向與會諸位學者專家請教。該文重點是從中國歷史演變中指出農本思想產生的經過，及其對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阻礙。本文可以看作是前文的續篇，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指出農本思想在今天仍然殘存于中國社會及社會觀念中的影響；亦即是國人急須放下的包袱。第二部分是作者對中國經濟轉型提出一些原則性的建議。

第一章 放下包袱

本章題目為“放下包袱”。包袱為何？農本思想在今天中國結構中，經濟結構中及社會觀念中的殘留物是也。這些殘留物仍然強固地困擾著、阻礙著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轉型及現代化本章將分節說明之。

第一節，小農經濟

小農經濟可以說是一種社會結構，又可以說是一種經濟結構。它是農本思想的產物。在今天之前，已經非常嚴重地拖慢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步伐；而在今天仍然是中國現代化的嚴重障礙。

不農經濟的結構的負面影響，在經濟方面者，例如農場面積小，勞力及資金有限，無法引進現代科技及企業經營方法，自給自足心態使農業偏重于糧食種植等。以上各點因有許多學者注意到，也討論過，本文不贅，本文想特別提出的是：傳統社會賦予小農經濟結構的社會職能，害了它成為一個經濟主體的可能性。

從漢朝到清朝，甚至到現在，中國傳統的農業家庭，不論貧、富，不論是地主、富農、佃戶或今天中國各地農村中的家庭承包戶，都被賦予一種社會職能。在一個家庭之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合順，長幼有序等觀念，或論理要求，支配著或制約著家庭成員的行為或思想。擴大而至家族，族長要教導族中子弟為本族增光，光宗耀祖，不做有辱門風的事。當然娶妻生子，傳宗接代，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等傳統亦要落實。這一系列的社會職能，壓在農業家庭的頭上，與它能夠成為一個純經濟主體的要求相違背。使農業家庭都不得不能理性地用“經濟考量”來指導與調整自己的行為。使每一個農業家庭組合起來，就是整個農業社會，成為一個不按經濟原則辦事，不能用數字計算，不能用數字管理的經濟體系。

中國全國的勞動力，到今天仍然是以農業勞力占大部分。如果農業因為上述原因不能按經濟原則辦事，不能用數字管理，必將拖累了中國整個的經濟體系，無法與世界各國競爭。

在古代，人口稀少，自然資源相對充裕。而且在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下，只“勤”“儉”二字，已可解決問題。勤則多生產，儉則少消費；多生產、少消費，自可年年有余。家庭生活有余裕，進而遂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倫理需要，自然家庭和美，經濟要求與倫理要求雙雙達成。但今天人口增加以千百倍計，而且進入分工社會，再進而全球一體化，每一個人，每一家庭，不但要與本國人爭，甚至要與國際競爭。因此，小農經濟格局必然要轉型。

農業要企業化，農民要轉變成為農業企業中的工人。他們要：

一、上班時間離開家庭；

二、具有農業專業技術與知識，而且要不停地進修與增值。

如此，農業家庭不再是一個經營主體，而成為一個單純的社會組織單位，像城市中的工、商業人士的家庭一樣。農民（農業企業的工人）離家上班。到企業中，根據經濟原則辦事；回到家中，根據倫理原則做人。兩方面都可做好，而互不抵觸。

第二節，社會觀念

除小農經濟結構必須改變以外，仍有許多社會觀念必須清除。這些社會觀念是：

（1）民以食為天之觀念；

（2）非農不富，無糧不穩之觀念；

（3）開門七件事的觀念。等等。

以上這一系列的觀念，所造成的效果，就是

（1）將中國絕大多數的勞動力困在農業之中；

（2）將中國的農業局限于以糧為主的情形；

（3）令中國的農耕技術長期停留在粗陋狀態。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孔惠鋒，在他所編《誰來養活中國》一書（香港明報出版社，1997）的序言中說：“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以上七件事，除了鹽之外，全與農業有關。”所以他認為：中國必須重視農業。但用這一種說詞來重視農業，到頭來又回到專注糧食種植，重視柴、米、油、鹽的生產與累積，是不合經濟原則的。

其實在今天的分工社會，開門只有一件事，這一件事就是“錢”。有了錢，可以滿足任何需要。沒有錢，萬事不能。農民生活如果太窮，種了米也舍不得吃；或者說吃不起。

所以現在必須拋棄所有陳舊的社會觀念，發展國民經濟，提高國民總生產，讓人民富裕起來。

第二章 輕裝上陣

如果照第一章所說，我們能夠徹底地拋棄傳統思想，則可以毫無疑問地走上現代化。趁著中國加入世貿的時機，在國際市場上，與世界各先進國家一較長短。本人謹在此時刻，提出幾點原則性的建議。

第一節，理性看農業

在中國長遠的歷史中，自西漢末年，農本思想占了主導地位之后，中國對農業，口頭上是愛護，實際上是害了農業。因為二千多年來一貫的政策是：將大多數的勞動力困在農業中，于是必須使農業長期停留在“勞力密集”的情況。西漢之后，改良農業耕作技術及經營方法的努力，非常之少。明朝、清朝的皇帝，仍然高唱生農之調，但主要政策仍只限于“趨民歸農”，這種名為愛之，其實害之的政策使中國農業長期停留在落后狀態。

放下農本思想的包袱，可以用理性的態度看待農業。也即是用合理化的態度，依國際市場的宏觀供求規律調整農業政策。我們不要再堅持，將大多數的勞動力留在農業中，也不用再專注于糧食種植，也不要再抗拒糧食進口，也不要再刻意地達到糧食自給的目標。

一切以國際市場規律為準，以提高國民總生產，達到最高經濟效益為政策的指導原則。

第二節，農業經營企業化、專業化、科技化

上一章說明“小農經濟結構”是中國社會經濟轉型的障礙，因此，徹底拋棄小農經濟結構，才是經濟轉型、社會蛻變的首要關鍵。今后的農業經營，離開小農經濟結構越遠越好，越徹底越好，其原則如下：

第一，農業經營企業化，專業化、科技化。拋棄專注糧食種植的方式后，種糧的面積相應縮減，各地區依其土壤所宜，宜糧者仍種糧，不宜種糧者因其所宜改種其他經濟作物。

第二，規模宜大不宜小。規模大引用科技的限度高，引進學術研究的限度高，落實學術研究成果可能性高。

第三，如能引用農、工、商、科研、環保整體配套的連鎖企業式經營則更好。

第三節，切忌小規模經營

今后的農業經營切忌小規模經營，不宜用“小鍋小灶”式的經營。小規模經營除了不能引用較高的科研及較新管理方法外，也無法同時處理環保問題。但以上各點，仍然是集中在經濟層面或經營層面；除此之外，小規模經營無法解決下列一些社會層面的問題。茲分述如下：

第一，小農經濟文化必須徹底拋棄。中國農村在小農經濟結構中，孕育了許許多多的小農經濟文化，舉其要者有：自給自足與糊口觀念，重視家庭及傳種接代，重男輕女觀念，落葉歸根觀念，等等。小規模企業與原來的小農經濟結構距離太近，小農經濟文化仍如惡鬼纏身，無法拋開。

第二，小規模經營引用科研及學術研究成果有限，對從業人員學歷、素質、文化之要求較低，無法有效激勵農村青年求學向上之心，亦無法吸引城市青年下鄉。因為前面我們說過，今后的農民：

（1）要離開家庭到農場或農業企業上班。

（2）要具備專業知識與技能。

當然政府或企業承包本身在教育方面的配套也不可少。

第三，小規模經營無法將中國大多數的農業勞動力盡快地由農業釋出，拖慢了中國社會經濟的轉型期。

第四節，救治大西北

中國版圖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人口集中地及經濟活動區，偏于東南部，西北部大部分拋荒，且不平衡的情形日趨嚴重。在今天我們討論經濟轉型進入新紀元的時刻，救治大西北之事，絕不可忽視。

第一，從歷史上看大西北的拋荒經歷

中國西北地區原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西漢建都長安，關中地區曾是中國最富庶之區。經過王莽之亂，關中地區遭戰爭破壞，再到東漢末年，黃巾、董卓之亂，關中地區殘破更甚。所以到了唐朝，雖鑒于地理形勢之險要，仍以長安為首都，但西北部之物產不及東南遠甚，首都長安及西北地區所需糧食、物資，必須由東南運至。武則天在位的大部分時間，因為長安過于荒涼，都在東都洛陽居住。但唐朝政府自開國以后就大力開發關中地區到了開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距離唐朝開國（公元618年）一百一十九年，關中地區又再農業豐收之區。自這一年起，東南地區的糧食不再運來接濟長安。唐朝距離西漢九百多年，地力經九百年拋荒可以恢復，今天距離唐朝一千一百多年，拋荒后能否再恢復，未可知。

第二，愚公移山

中國古代有愚公移山的故事，信其可能者較少，但故事流傳不斷。則中國古人有愚公移山這精神與毅力，是可以斷言的。

今天較古代優勝之處，是能掌握高科技，假如經營計劃可行，本國資本、港臺資本，或外國資本均可投入，救治大西北未必不可為！

第三，李廣射虎的故事

西漢武帝時期，名將李廣，號稱飛將軍。李廣善射，且臂力過人。李廣領兵出征匈奴時，夜晚巡營，見一老虎，拔箭射擊隊之，箭穿虎背。天明后再到現場去看，原來是一塊石頭。再射石不能入。

這一故事告訴我們，李廣的臂力其實是可以射穿石頭的。但當李廣已經知道那是石頭，不是老虎于是他先有了不可射穿的心理（失敗心理），用力自然小了，所以射不穿石頭。

如果我們在“救治大西北”這一件事上，先有了失敗心理，未曾進行已經認為不可能，就不會成功了。

第四，“救治大西北”在中國及世界的意義

西北地區占了中國版圖的大半，自然條件不是太壞，如能救治復活，不但對中國多了大半個地區對世界總體來說，亦有重大意義。

第五節 農業勞力釋出的兩大方向

農業勞力必須釋出，這是中國走上新世紀之前的最大課題。釋出的方向有二：

第一，前面所說的農業經營企業化，專業化，所衍生出許多工作機會，例如工業加工廠、運銷服務、金融服務，再因農民生活改善所產生的多項服務，農村、鄉區教育等等，所產生一系列的多元化。

第二，因救治大西北所扯動的勞力西移。

結語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這一首詩，在中國社會傳誦久遠，但有何人在誦詩之余，想到改變中國農民“粒粒皆辛苦”的情況呢？拋下農本思想的包袱，把農民從“低經濟效益”的勞動中救出來，才是正道。也是中國進入新紀元、參加世貿，能與先進國家競爭的關鍵。

經濟轉型論文: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中的旅游業發展路徑

內容摘要：資源枯竭型城市經濟和社會發展問題日益突出，旅游業因其低消耗、污染少等優點往往成為城市經濟轉型過程中的優先發展產業。本文以江西萍鄉為例，指出我國某些地區應立足旅游資源，面向市場需求，調整城市功能定位和區域發展方向，推動旅游產業素質提升，為地區經濟成功轉型創造良好條件。

關鍵詞：資源枯竭型城市 經濟轉型 旅游業

據統計，我國共有資源型城市118個，約占全國城市總量的18％，總人口1.54億人。目前，我國20世紀中期建設的國有礦山有2／3已進入“老年期”，440座礦山即將關閉，諸多工礦城市面臨資源衰竭。近年來，資源枯竭型城市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問題日益突出，成為影響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穩定的緊迫問題。因此，國家把大力推進資源枯竭型城市經濟轉型工作作為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戰略舉措。

江西萍鄉地處湘贛邊界，是以煤炭開采為主的我國老工礦城市之一，迄今有百余年煤炭開采歷史。全市累計探明煤炭資源總量7.52億噸，可開采量為4.01億噸。但是百余年的不斷開采使萍鄉市煤炭資源不斷衰減，剩余可開采儲量只有1.2億噸，且近四成為劣質煤，開采成本成倍增長。按現有生產能力開采，江西萍鄉在10年之內將因煤炭資源的枯竭而造成大批礦井報廢或關閉，其煤礦數量已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1116家急劇衰退到2007年的132家，原煤開采量由歷史最高點1994年的1600萬噸下降到了2007年的995萬噸。資源日趨衰竭帶來的產業結構性矛盾突出。長期以來，萍鄉經濟、財政嚴重依賴煤炭產業，第一產業、加工業、服務業較為脆弱，接續替代產業尚未形成。由于煤炭資源枯竭，萍鄉煤礦企業普遍進入衰退期，生產經營困難，大批工人下崗失業，由此帶來的再就業、社會保障等問題層出不窮。此外，地面塌陷、酸雨、水流污染等環境問題也成為困擾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2008年3月，國家發改委正式確定江西省萍鄉市為我國首批資源枯竭型城市之一。

旅游產業在城市經濟轉型中的作用

資源枯竭型城市經濟轉型及其可持續發展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國外通常集中討論的是有此產生的社會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相關辦法，國內主要討論的則是解決如何“繼續發展”的問題。資源枯竭型城市經濟轉型通常是地區經濟支柱產業由工礦業向制造業、高科技產業和旅游業轉變。作為典型資源枯竭型城市，萍鄉傳統工礦業所發揮的經濟效能日漸衰減，經濟轉型勢在必然。旅游業等新型產業的發展將為地區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注入持久動力，在持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維護社會穩定、保護環境等方面都將發揮重要作用。

旅游業的快速發展不以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為代價，合理引導還能起到保護和充分利用資源與環境的功效。因此，旅游業能夠為資源枯竭型城市經濟轉型提供綠色通道。萍鄉市擁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系列紅色遺址、工礦遺址、武功山、楊岐山、孽龍洞等豐富的高品位旅游資源，發展旅游業擁有獨特的后發優勢。大力發展旅游業對調整地區經濟結構、解決富余勞動力就業、保護生態環境、提升城市形象都將起到積極作用。把旅游業作為萍鄉市新興重點產業之一，并逐步發展成為煤炭產業的接續替代產業，使之成為地區新的經濟增長點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旅游部門應積極主動融入地區經濟轉型進程，一方面順應形勢，抓住機遇大力完成原有旅游產業的升級換代；另一方面，在有重點、分梯次地開發綠色、紅色、古色等各類旅游資源，同時注重對工礦業遺產資源的旅游開發利用，實現旅游業發展與地區經濟轉型的無縫對接。

旅游業主導下的城市經濟轉型思路

（一）城市功能定位調整

作為資源型城市，江西萍鄉長期以來對煤炭礦產資源的依賴程度很高。目前煤炭資源日益衰竭，萍鄉市經濟轉型過程中面臨“礦業、礦產、礦城、礦工”四大問題，其中礦業、礦產是經濟問題，礦城、礦工是社會問題。萍鄉市經濟轉型應以經濟轉型為根本，以社會轉型、文化轉型為基礎，既要加快發展，又要治理污染；既要發揚傳統，又要開拓創新；既要關注發展速度，又要關注發展質量；既要經濟效益，更要社會效益、環境效益和生態效益。因此，高能耗、高污染的產業應屬于限制發展序列，污染少、就業容量大的高科技產業和第三產業應大力加以發展，其中旅游業便是重中之重。

（二）區域發展方向轉型

資源枯竭型城市轉型實際上是對資源的再認識過程，大力發展旅游業同樣是一個資源再認識過程。發展地區經濟過程中，從單一依賴礦產資源到將目光投向前景更為廣闊的旅游資源本身就是一個資源再認識過程。原先具備單一生產功能的礦山、礦井、工礦企業可以進一步賦予其完善的旅游功能；進一步重視地區綠色、紅色、古色各類旅游資源的深度發掘，使其由資源向產品轉化。旅游產業替代煤炭產業，為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注入強大動力，不僅在于正確認識到資源的旅游價值，更在于旅游產品、經營手段以及服務理念的創新。

（三）旅游產業素質提升

江西萍鄉旅游產業長期處于經濟發展序列中的從屬地位，制約了其快速健康發展，旅游產品老套、旅游基礎設施不完善、景區建設滯后等問題使旅游產業功能的發揮受到較大限制。目前應以國家大力推動資源枯竭型城市轉型為契機，調整萍鄉市旅游產業發展思路，確立旅游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產業地位，加大各類旅游資源的發掘和開發力度，以“武功山高山草原觀光、安源紅色工礦旅游、羊獅幕溫泉休閑度假、楊岐山禪宗文化體悟、石洞口民俗風情體驗”等項目為重點，推動觀光型旅游產品向參與體驗式旅游產品升級，進一步提升區域旅游產業的核心競爭力。在抓好內部建設的同時，應加強旅游市場營銷力度，依托長株潭城市集群、大武漢都市圈、海西經濟區和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的發展，大力開拓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等國內重要旅游客源地以及海外旅游市場。

轉型中的萍鄉市旅游業發展戰略

（一）產品開發：紅綠并舉戰略

旅游產品開發一方面應順應市場需求趨勢，另一方面則應依托地區優勢資源基礎。江西萍鄉旅游資源較為多樣，其中以安源、武功山為代表的“紅”、“綠”資源最具特色。因此，在旅游產品開發過程中應實施紅綠并舉戰略，以武功山、安源為兩大核心輻射帶動地區其他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做到主打產品特色鮮明，輔助產品品種齊全。在旅游產品開發過程中應特別注重其體驗功能設計，適應體驗經濟時代旅游者對旅游產品提出更高要求。

（二）區域合作：湘贛互動戰略

區域旅游合作能夠促進區域內和跨區域的旅游資源、產品和客源市場的有機整合，可以通過聯合營銷、線路組合等手段建立雙贏互惠機制。江西萍鄉是湘贛邊界最為重要的區域中心城市之一，與湖南地緣相接、人緣相親、文脈相近，具有良好的區域旅游合作基礎。兩地應在旅游交通、產品開發、線路編排、市場營銷等各方面協調一致，廣泛開展區域旅游合作，建立無障礙旅游通道。萍鄉市又是引領贛西與湘東、江西與湖南旅游產業互動的節點城市，應積極創造有利條件，實施湘贛互動區域旅游合作戰略。

（三）市場開拓：縱橫四方戰略

目前，萍鄉市旅游市場組成相對單一，主要客源來自湖南和江西兩地，市場總量有限，消費水平相對較低，應進一步拓展核心市場、做強基礎市場、爭取機會市場和開拓特色市場。為進一步開拓旅游客源市場，萍鄉應積極向外圍拓展，實施縱橫四方戰略，即向東大力經營“長三角”，向西逐步挖掘“云貴川”；向南深度開發“珠三角”，向北適度發展“京津塘”。對各細分市場都應制定相應的具體市場開發策略，對產品進行不同層次的組合，根據各地市場特征抓住不同側重點開展市場營銷。

實現萍鄉市旅游產業快速發展的路徑

（一）提升旅游整體形象

鮮明的旅游形象具有強大的客源招徠力，在旅游市場營銷工作中效果顯著。《萍鄉市旅游業發展總體規劃》中提出其旅游主題形象為“百年中國見證，云中綠色家園”。這一形象很好地體現了江西萍鄉人文與自然旅游資源的本質特征，符合旅游形象設計的要求。但萍鄉市旅游形象目前尚未在社會上產生廣泛影響，主要是營銷經費投入少、宣傳形式單一、配套建設未跟上等問題所造成的。因此，要加大旅游形象營銷力度，一方面加大營銷經費投入，實施立體化旅游形象營銷策略；另一方面統一協調內部建設，景區、飯店、交通，乃至市政基礎設施建設都應服務于樹立統一的、鮮明的旅游形象。

（二）優化旅游產品結構

旅游資源要轉化為現實的經濟效益必須首先形成類型豐富、結構合理、符合市場需求特征的旅游產品。江西萍鄉旅游產品結構目前相對較為單一，以觀光產品為主，表現形式也以靜態為主，較為單一。當前，旅游市場需求正朝多元化、體驗化、休閑化方向發展，萍鄉市應依托武功山、楊岐山、安源路礦和特色農業等優勢旅游資源，大力發展知識度假、溫泉養生、文化體驗、生態休閑等專項旅游產品，并著力豐富產品內涵，提高旅游產品的內在品質，為旅游者創造獨特的旅游經歷和較高的旅游體驗價值。

（三）推進休閑產業發展

隨著城市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休假制度的完善和旅游者的日益成熟，我國也正在進入體驗經濟時代，休閑市場需求日趨旺盛。因此，江西萍鄉旅游業要順應現代經濟發展大趨勢，加緊發展休閑經濟，大力發展以觀光休閑、度假休閑、商務休閑、運動休閑、文化休閑和美食品賞等為主要內容的休閑產業，制定主城區娛樂休閑業發展專項規劃，合理布局娛樂休閑特色街區，豐富旅游者的文化娛樂生活，將萍鄉打造成為湘贛邊界的休閑度假中心。

（四）打造一批重點項目

地區旅游業的快速發展必須要有一批重點項目作支撐，以項目為抓手，進而帶動旅游業全面協調發展。重點項目安排一方面要考慮資源基礎和區位條件，另一方面還應考慮充分發揮其在地區旅游業發展中的帶動作用。目前，武功山、安源、楊岐山、羊獅幕、石洞口等地具備良好的發展條件，高起點、高標準重點建設，可使之成為未來萍鄉市旅游業發展的支撐景區。在旅游項目開發與建設上實施“三大工程”，即重點轉型提升工程、創意建設工程和資源主體工程，分別規劃設計系列開發基礎好、市場前景廣闊的旅游項目，以持續帶動區域旅游業的發展。

（五）完善旅游基礎設施

江西萍鄉旅游基礎設施相對薄弱，要凸顯旅游業在地區經濟轉型中的地位與作用，則必須大力推進旅游區一體化建設，重點加快旅游公路、道路交通標志、旅游景區標識系統建設，根據需要新建或擴建景區停車場，完善連通景區的客運系統。要抓住國家大力推進資源枯竭型城市經濟轉型的契機，科學規劃，爭取國家投入與地方投入相結合，完善各項旅游基礎設施。為提升地區旅游業綜合接待能力，旅游飯店、餐館和旅游購物、娛樂設施建設也應同步配套發展，形成吃住行游購娛一體化旅游接待服務體系。

經濟轉型論文:經濟轉型過程中的市場效率與稅收優化

一、經濟轉型過程中的市場效率

我國的經濟轉型過程可以大致劃分為3個階段：在第一階段（1978～1993年），通過引入正式的激勵機制、強化預算約束和競爭機制對原有舊體制進行改革。在第二階段（1994～2000年），我國試圖建立一個以市場規則為基礎的市場體系并引進國際先進經驗。在這一階段，國家在統一匯率、經常項目可兌換和國有企業重組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同時對財政稅收體系進行了重構和完善。在第三階段（2001～2015年），將通過改變收入分配格局，優化產業結構，重新配置經濟機會，保持制度績效，進一步提高市場效率。

目前，我國現正處于由“起飛”向經濟持續發展的“雙重過渡”階段。從發展水平看，正從低收入水平（或不發達經濟）向中等收入水平（或中等發達經濟）過渡；從體制模式看，正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渡。在這個階段，如何培育市場并保持其發展趨勢，是經濟轉型中的一個重要任務。

二、轉型時期的稅收效應與市場效率

在西方財政學中，稅收效應是描述稅收對資源配置和經濟運行影響狀態的一個范疇。從總體上說，稅收效應分為正效應和負效應，具體來講主要包括以下4個方面：

（一）總量效應

一方面，稅收總量要適度，其增幅不應超過gdp的增幅，更不能因為強調財政困難而損及稅源。國際上通常用稅收彈性系數作為衡量指標：當稅收彈性系數大于1時，表明稅收增長快于經濟增長；當稅收彈性系數等于1時，表明二者同步增長；當稅收彈性系數小于1時，表明稅收增長幅度小于經濟增長幅度。政府可針對不同的經濟形勢，以此作為調節稅收總量的依據。當經濟過熱、通脹率過高、投資過旺時，稅收彈性系數應超過1，給經濟降溫；在供給與需求總量基本保持平衡時，稅收彈性系數應維持在1左右較為適當；當經濟不振、市場疲軟、投資萎縮、需求不足時，稅收彈性系數應調低在1以下，以刺激投資和需求，促進經濟增長②。另一方面，稅收總量的調節不僅要靠所得稅發揮“自動穩定器”的作用，而且還要靠流轉稅發揮制約性調節和引導性調節作用，也就是通過稅收的獎限政策，改變市場利益信號，發揮收入效應。

（二）結構效應

在轉型時期，稅收結構要著眼于促進經濟結構的合理配置，刺激經濟增長和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目前，稅收結構效應主要體現在稅收政策向國家鼓勵的產業和產品傾斜，對限制性行業和產品采取抑制政策等方面。

（三）周期效應

稅收的周期效應包含3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稅收的周期調節如增稅、減稅措施的運用等可以在一個經濟周期中有效使用，以熨平經濟周期的波動。二是根據經濟增長原理，在一個經濟增長周期里采用最優的稅收政策，可促使經濟實現持續增長。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經歷了4次比較完整的經濟周期，相應地稅收政策也進行了微調，經濟周期與稅收周期雖不同步，但通過調整而出臺的一些稅收政策對這4次經濟增長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三是根據稅收次優原理，一些非傳統的“過渡性周期制度”可能在某一時期里比所謂的最優制度具有更高的效率。一些具體的經驗是：激勵、硬預算約束、競爭不僅應當實施于企業部門，而且也應當體現在稅收周期政策和措施中，使改進的稅收政策可以在不導致很多或巨大損失的情況下在一個短周期組合中改進效率。

（四）關聯效應

稅收的關聯效應主要包括3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創造激勵、施加硬預算約束、引入競爭性制度不僅應當適用于企業而且應當適用于稅收本身。實際上，對稅收的改革是經濟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當稅收具有正的激勵并受硬預算約束限制和引入競爭理念時，改革的結果將是生產性的。如果稅收是非激勵、軟預算約束并呈全封閉狀態時，則改革結果將是有問題的。二是成功的經濟改革依賴于稅收的政治性支持，而這又將取決于為大多數人口提供可見的實惠。三是稅收設計應當使稅收與經濟協調增長，而不是同步增長。經濟增長與稅收增長呈正相關，但不等于相關程度強。在這種情況下，要跳出就稅收論稅收的思路，轉變稅收增長越快越多越好的觀念，實現稅收的最優化而不是最大化。在解決現實稅收與經濟相關問題時，要冷靜地分析納稅人負擔與承受力問題，正確處理納稅人負擔重和國家財政吃緊的矛盾，實事求是地把握理論與實踐、長遠與短期、依法治稅與完成收入計劃任務的關系。

三、優化稅收，提高經濟轉型過程中的市場效率

稅收產生至今，經歷了4次革命性變化：一是以征收貨幣稅取代勞役和實物稅；二是以法律和國際稅收條約為標志的依法課征取代專制課征；三是稅收的專業化分工、程序化管理；四是計算機進入稅收征管領域，現代管理手段被廣泛使用。這個依次以便利規范科學高效為標志的演進過程，體現了稅收對效率的追求與改進。我國現階段優化稅收應以提高效率作為出發點及總目標，并對稅收的效率改進有全面的認識和可行的辦法。

（一）提高效率要體現在稅收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方面

高新技術進步可以概括為以市場為導向、以企業為主體、以產品為龍頭、以技術創新為基礎、以技術改造為重點，通過采用國內外先進和適用的科技成果，優化產品結構，提高產品質量，降低物質消耗，提高企業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在轉型經濟中，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與日俱增，遠遠超過其他生產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成為現代企業發展的重要基礎和動力，特別是知識經濟的興起，對于推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更具有戰略性意義。

1.稅收與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關系的實證分析。

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各方面資金的投入。世界各國為刺激企業技術進步，普遍運用稅收政策鼓勵企業加大對研究與開發的投入。其稅收政策主要有：（1）減免稅。通過減免公司所得稅，減輕企業稅收負擔，增加企業稅后所得，增強企業技術研究與開發投入的能力。（2）企業研究與開發費用允許在所得稅前列支。這一方法最早由美國提出，現已為大多數國家采用。（3）加速折舊。如日本在20世紀50年代設立新技術機械設備特別折舊制度，規定在購置設備的第1年可提取50%的特別折舊費，并在所得稅前扣除。（4）稅收抵免。美國、日本從20世紀80年代起相繼對企業當年用于研究與開發的投入超過上年投入的部分，不僅繼續給予所得稅前列支，還給予其投資額20%的所得稅抵免。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僅公司研究與開發費用列支一項，聯邦預算每年就少收20億美元的公司所得稅。上述稅收激勵政策，不僅給企業研究與開發帶來資金，而且也激活了企業加大技術進步投入的積極性。

2.建立和完善稅收促進高新技術進步的新機制。

（1）對科研單位、高等院校以及企業技術研究開發機構轉讓科技成果取得的收入，改征增值稅。為保證增值稅鏈條的完整性，可給予“先征后返”的照顧。對其技術性所得減征或免征所得稅，調動其知識創新、技術創新的積極性。

（2）完善增值稅稅制，有選擇、分步驟地實行“消費型”增值稅。對企業購進符合國家產業政策規定的先進設備以及科技成果中所含的已征增值稅，允許作為進項稅額進行抵扣，加速企業技術改造和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進程。

（3）企業研制屬于國家產業政策重點開發的高技術含量、高市場占有率、高附加值、高創匯、高關聯度且對全省乃至全國經濟發展有重要影響的新產品，其繳納的增值稅，可給予定期“先征后返”的照顧。

（4）對屬于國家產業政策鼓勵發展的行業和產品，其技術改造措施貸款項目新增利潤繳納的企業所得稅，在歸還其貸款本息期間，給予“先征后返”的照顧。

（5）對企業用于研究與開發的投入允許按實際支出在繳納企業所得稅前列支；對當年研究與開發費用超過上年實際支出的部分，給予其投資額20%的企業所得稅抵免。

（6）對技術含量高且屬于國家產業政策鼓勵發展的行業和企業，可縮短其固定資產的折舊期限，實行快速折舊制度。

（7）對經省級以上有關部門認定的高新技術企業，無論其是否設立在國家批準的高新技術開發區內，均給予定期減征企業所得稅的照顧。

（8）對屬于國家產業政策鼓勵進口的設備、技術，可進一步降低關稅稅率。

（二）提高效率要體現在稅收促進生態環保產業發展方面

1.稅收要有利于保護、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

我國現行對資源課稅的稅收政策還遠不能滿足切實保護、合理開發和有效利用自然資源的要求，主要表現在：稅制不規范，征收范圍窄，調節軟弱無力，激勵措施過少等。針對上述問題，在實行其他行政、法律手段的同時，需要采取以下稅收對策：（1）應合并現行各種資源課稅的稅種，設立統一的資源稅，并擴大征收范圍，把森林、草原、海洋、名貴中藥材和淡水等需要實行保護性開發利用的自然資源納入征稅范圍；（2）實行分項課征制，對土地資源等大幅度提高稅負水平；（3）擴大消費稅的征稅范圍，對利用不可再生資源或相對稀缺可再生資源生產的消費品普遍征收消費稅；（4）對利用替代資源和綜合利用自然資源生產產品的企業制定全面、系統的“稅收激勵計劃”，在一定時期內實施一攬子稅收優惠（各種協調優惠）予以激勵。

2.稅收要有利于保護和治理環境。

從我國的現實國情考慮，解決環境問題的根本出路，一要靠技術創新，二要靠制度創新。通過技術創新，使企業在追求內部發展的同時解決一些外部不經濟問題，或者將外部的不經濟性降低到最小程度；通過制度創新，包括健全法律制度，制定科學的產業政策，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管理與監督力度等，使環境治理與保護的成效達到或超過政府的預期目標。

稅收是政府制度創新的重要內容，現階段可以采取兩方面的對策：一是稅收限制，二是稅收引導。

所謂稅收限制，就是借鑒國際經驗，對環境污染企業和產品征稅。具體設想是：（1）取消征收排污費的做法，開征排污稅和環境保護稅，主要以排放工業廢氣、廢液和汽車尾氣為征稅對象，實行差別定額稅率從量計征，稅負以污染的治理費用為標準設定；（2）擴大現行消費稅的征稅范圍，除對鞭炮、焰火等征稅外，將“白色污染”制品等對環境有害的消費品納入征稅范圍，實行稅收限制。

所謂稅收引導，就是利用稅收優惠與鼓勵措施引導投資，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具體設想是：（1）在流轉稅方面，對采用高新技術生產的環保產品或有利于環保的產品，分別情況給予免稅、減稅等優惠；（2）在企業所得稅方面，除對以廢氣、廢渣、廢液和垃圾為原料生產的產品實現利潤給予免稅外，還可對投資于環境治理與保護項目的企業實行投資抵免和再投資退稅政策等進行鼓勵，即允許企業在所得稅前的實現利潤中抵扣一定比例的投資額，或對企業用稅后利潤投資于上述項目的，退還其全部或部分已繳納的所得稅，以鼓勵和引導更多的企業重視、參與環境保護活動。

（三）提高效率要體現在稅收促進第三產業全面發展方面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產業結構明顯改善。三次產業的gdp結構，由1978年的28.1∶48.2∶23.7變為1998年的18.0∶49.2∶32.8；三次產業的勞動結構由1978年的70.5∶17.3∶12.2變為1998年的49.8∶23.5∶26.7.但這一結構同世界其他人均收入相當的國家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

綜合來看，目前我國第三產業中，勞動生產率較低的批發零售業、餐飲業、交通運輸業、倉儲業等傳統產業仍居主導地位，但增長已放慢；勞動生產率較高的房地產業、金融保險業、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等新興產業以及社會服務業、郵電通信業、文化教育衛生等服務部門雖規模較小，但增長較快。這一發展趨勢符合產業結構演進規律。與消費結構相聯系，1997年我國城市居民的恩格爾系數比1992年的日本高28.5個百分點，農村高36.2個百分點；而住房、文教、醫療、交通和通信的支出卻明顯低于日本，這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今后我國經濟發展及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預計“十五”期間，伴隨我國工業、商品流通業比重的穩中有降，房地產業、金融保險業及社會服務業比重將明顯提高，科技、教育、文化、衛生、信息、咨詢等服務部門比重也會有所提高①。

在這種情況下，發展第三產業，不應該只局限在鼓勵發展那些一般性服務業，而要大力發展能夠支持第一、第二產業能量釋放，服務和支持高科技產品開發與生產的行業與部門。在發展方向上，應充分利用稅收的產業配置優勢和優惠政策，全面實現從傳統的產業平面擴張與結構調整向產業縱向升級與深化高次產業代替低次產業的政策轉變；實現從重點依據產業發展規模衡量產業發展質量的政策理念，向重點依據產業附加值高低衡量產業發展的政策理念轉變；實現從保守的產業靜態劃分與靜態管理政策操作模式向新的產業動態劃分與動態管理政策操作模式轉變。

在這個大前提下，發展第三產業首先要求調整投資結構，加大對第三產業的投資力度，宏觀產業政策及稅收政策應當引導社會投資更多地進入第三產業部門。目前，我國服務業很不發達，不論是城市還是農村，交通運輸、郵電通信、金融保險、教育、科研、技術服務、咨詢服務、公共服務、居民服務等的發展都遠遠落后于經濟發展階段的需要。這些產業的發展前景非常廣闊，其高速增長至少能夠對我國今后10～15年的經濟快速增長提供重大的支撐作用。只要社會投資尤其是民間投資的重點轉向了這些第三產業部門，第三產業的投資和發展相對規模就會趨于合理。其次，要通過產業體制改革促進第三產業協調發展。我國第三產業中的鐵路和航空運輸業、郵電通信業、金融保險業、教育、科研和技術服務業以及公用事業、衛生體育、文化藝術和廣播電影電視業，非國有經濟的比重都很低，由于缺乏競爭，經營效率相對較差。隨著我國加入wto和對外開放的擴大，迫切要求在對外開放的同時，實現對內開放。通過相應的改革措施和政策調整，減少以至消除非國有企業進入這些產業部門的體制障礙和限制，推動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和協調發展，促進國有企業生產率的提高和民族產業競爭力的增強。

經濟轉型論文:關于當代中國經濟轉型中的生態風險及其治理

[論文關鍵詞]經濟轉型 生態風險 現代性 市場經濟 風險治理

[論文摘要]當前,中國正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時期。在這一過程中,由于人們對科技無節制地運用、人類對主體性的過度張揚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身的不完備性,經濟轉型過程中出現了嚴重的環境問題。環境的惡化使生態結構出現紊亂,生態功能不斷減弱,引發了生態風險。為了有效地治理生態風險,我們必須大力開展全民生態啟蒙教育,提高全民生態風險意識;建立科學的生態風險管理機制,有效地應對生態風險;樹立人與自然平等和諧的生態倫理,使人與自然共存共榮;進行生態風險的全球治理。使全人類能共享生態發展成果。

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生產力的發展會使社會呈現出不同狀態,社會轉型是其重要表現之一。處于社會轉型期的當代中國,其發展面臨著一系列的問題與風險,其中生態風險已成為當前制約中國現代化建設的一個瓶頸。為了確保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生態風險的治理顯得尤為必要。

一、經濟轉型與生態風險

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推進,社會轉型已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是指中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社會轉型是一個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的全方位的系統工程,其表現在經濟領域中就是經濟轉型,即一個國家的經濟體制和發展模式由一種形態向另一種形態的轉變。經濟轉型包括制度變遷和經濟發展兩層含義。制度變遷一般是政治體制變革、社會制度改變導致的結果,而經濟發展主要是指經濟運作方式從一種模式向另一種模式的轉變。

經濟轉型是當今世界頗受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當代中國社會經濟轉型主要表現為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從封閉經濟向開放經濟的轉變。

人類社會源于自然,人類的發展更離不開一定的自然環境,其中作為自然環境重要組成部分的生態環境與人類發展的關系更為密切。所謂生態環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組成的各種生態系統所構成的整體,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間接地、潛在地、長遠地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產生影響。處于社會轉型期的當代中國,其經濟發展離不開一定的生態環境,而生態環境的好壞也與當代社會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

一方面,經濟發展是在一定的生態環境中進行的。當代中國的經濟轉型離不開生態發展的大背景,良好的生態環境可以為經濟體制順利地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從封閉經濟向開放經濟的轉變提供有利的條件。而不良的生態環境卻在不同程度上阻礙著社會經濟轉型的實現,最終會導致人類生存環境的總體惡化。另一方面,生態環境也離不開一定社會的經濟發展。人類與自然是一個有機的統一體,當社會經濟發展中體制轉變比較順利、經濟增長方式相對比較科學時,就會有利于生態環境的正常發展。相反,如果經濟轉型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就會極大地破壞生態環境,產生巨大的生態風險。

二、中國經濟轉型面臨巨大的生態風險

中國的經濟改革起始于1978年,并于1992年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正式明確地提出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三十多年來,我國的產業結構不斷趨于合理,經濟增長方式正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國民經濟得到快速增長,綜合國力顯著提高。可以說,我國的經濟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另外,我們也要看到,經濟發展過程中同時還存在著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正在制約著經濟社會的正常發展,特別是對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產生巨大的影響,引起嚴重的生態風險。

(一)何謂生態風險

風險(risk)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所必然出現的一種現象,是社會可能面臨的危機狀態和災難性危險。風險本身并不是“危險”(danger)和“災難”(disaster),而是一種危險和災難的可能性。風險可以區分為“外部風險”(external risk)和“被制造出來的風險”(manufactured risk)兩種類型。“外部風險就是來自外部的因為傳統或者自然的不變性和同定性所帶來的風險”;“被制造出來的風險指的是由我們不斷發展的知識對這個世界的影響所產生的風險,是指我們在沒有多少歷史經驗的情況下所產生的風險。”在全球化時代,人們面臨的風險主要是“被制造出來的風險”或稱“人造風險”。

作為一種常見的風險,“生態風險(ecological risk)就是生態系統及其成分所承受的風險。它指在一定區域內,具有不確定性的事故或災害對生態系統及其成分可能產生的不利作用,包括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的損害,從而危及生態系統的安全和健康。由于它的潛伏期長,出現過程緩慢,不像金融風險那樣明顯突發,所以很容易被忽略和輕視。然而,生態風險一旦從潛能轉變為現實壓力,卻極難防范和緩解。”一般來說,生態風險不是自然風險,從嚴格意義上來說,生態風險屬于吉登斯所說的“人造風險”,“人類某些技術官僚的‘愚昧、狂妄、盲目的樂觀’以及民眾的從眾心理和迷信是生態風險的源頭。”

(二)經濟轉型中的生態風險的表現

我國的經濟轉型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進行的,全球化一方面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重大機遇,另一方面也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嚴峻挑戰,國內外形勢的復雜性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本身的艱巨性必然使這種轉型面臨巨大的困難和風險。其中,伴隨經濟發展過程所帶來的生態不安全性會引發嚴重的生態風險。

生態風險的產生是與經濟發展過程中生態環境的惡化密切相關的。生態環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組成的各種生態系統所構成的整體,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間接地、潛在地、長遠地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產生影響。生態環境的破壞,最終會導致人類生活環境的惡化。一般來說,生態環境問題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由于人類不合理地開發利用自然資源所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另一類是由于城市化和工農業高度發展而引起的“三廢”(廢水、廢氣、廢渣)污染、噪聲污染、農藥污染等環境污染。由于我國的經濟轉型是在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實現了現代化,并由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邁進的背景下進行的,因此,中國既面臨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過程中需要解決的一系列問題,同時也要正確面對由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轉向中新產生的問題。因此,我國當前經濟轉型過程中需要共同面對的問題更多、困難更大。其表現在生態領域中就是我國的經濟轉型不但面臨傳統意義上的生態風險,同時還要面對新的、更大的風險。

生態風險的產生是由于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生態系統失去平衡造成的,生態環境遭受破壞的程度越高,風險后果就越嚴重。當代中國經濟轉型期的生態風險主要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生態環境的惡化使生態系統運轉不良,引起系統性風險。當前,由于森林資源和濕地面積的減少,會增加災害性氣候的風險,同時也會給生存繁衍于其中的動植物增加生存的風險;水污染和水體系統遭到破壞,會增加依賴水體生存發展的其它生物減少和滅絕的風險;草原面積減少,草場退化,會增加土地半荒漠、荒漠化和載畜量減少的風險;沙地植被減少、系統遭破壞,會增加沙漠化面積擴大和沙塵暴侵襲風險;農田作物生長環境遭破壞,會增加農產品質量、產量降低的風險;有毒有害固體、氣體物質排放會增加人與其它生物的安全風險;水土流失地區生態環境惡化,會加劇土地沙漠化、土地貧瘠、泥沙淤積庫壩、河流、湖泊導致洪災的風險。總之,生態系統遭到破壞,生態發展就會失衡,生態環境隨之惡化,正常的生態結構被打破,整個生態系統循環不暢,引發系統性生態風險。

第二,生態環境的惡化使生態系統功能減弱,產生功能性風險。一方面,生態環境惡化會阻礙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當今中國的發展面臨人口、資源和環境三大難題。特別是環境問題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嚴重制約因素。處在社會轉型期的中國,生態環境惡化的程度很嚴重,近年來,長江、黃河等大江大河發生洪澇災害的次數在不斷增加,經濟損失慘重;北方地區沙塵暴肆虐,旱災不斷發生。這一切嚴重阻礙了中國經濟社會的正常發展,對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產生巨大的壓力,形成潛在的風險。另一方面,生態環境惡化給社會的穩定產生潛在的風險。人類對資源無節制的開發,自然界可被利用的資源,特別是不可再生資源會變得越來越少,最終會導致資源的枯竭。這種狀況不但影響國家的穩定,也給世界的和平發展形成巨大的挑戰。

(三)中國經濟轉型中生態風險的成因分析

1.現代性與生態風險。現代性始于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經過19世紀到20世紀初的發展完善,到20世紀中后期成為具有世界歷史影響的行為制度和模式。現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社會的發展,但是,其風險性也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人類對科技理性的過度重視導致生態風險的產生。現代性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造成了理性自身的沖突和分裂,理性被分裂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價值理性。由于人類對科技理性的過分張揚,科學技術發展也給人類帶來嚴重的風險,使我們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成為一個“可怕而危險的世界”,而這個“危險的世界”正是在人類不斷地追求科技進步的過程中形成的。另一方面,人類對主體性的過分張揚致使生態風險出現。在人類發展歷史上,人類對現代性的追求過程也是人的主體性的全面張揚過程。主體性的張揚使人類擺脫了神的束縛,凸顯了人在整個宇宙中的主體地位。但過度地張揚人的主體性有時會走向其反面,人類一切從自身利益出發,大肆掠奪自然資源、破壞自然環境,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土壤不斷沙化、環境嚴重污染、氣候逐漸惡化、生態正在失調等一系列生態問題,對人類自身的生存與發展產生潛在的風險。

2.市場經濟與生態風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還不完善,在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市場作為主要的調節手段,具有靈活性、競爭性等優勢,但由于其還具有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等特點,使不同市場主體在經濟發展中,為了自身利益,一方面,盲目開墾荒地、濫伐森林、過度放牧、掠奪性捕撈、亂采濫挖、不適當地興修水利工程或不合理灌溉,引起水土流失、草場退化、土壤沙漠化、鹽堿化、沼澤化,導致森林面積急劇地減少、礦藏資源遭到破壞、野生動植物和水生生物資源日益枯竭、旱澇災害,對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的破壞;另一方面,在進行城市化和工業化過程中產生“三廢”(廢水、廢氣、廢渣)污染、噪聲污染、農藥污染等嚴重的環境污染。這不但危及到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同時也對人類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帶來巨大的生態風險。

三、中國經濟轉型中的生態風險治理

當前,生態風險事件的頻發已使風險成為一種社會常態,它已成為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必須面對的嚴峻問題,而且也是制約我國經濟現代化的重要因素。為了使中國的經濟能夠持續、快速、穩定、健康地發展,當前必須要加強對生態風險的治理。

(一)大力開展全民生態啟蒙教育

康德認為,啟蒙就是從蒙昧無知的狀態解放出來,運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和判斷。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科技給人類帶來的問題也日益增多。為此,我們必須建構新的啟蒙——生態啟蒙。首先,要讓人們認識到人類已經進入后果嚴重的世界風險社會,生態風險已經成為人類必須共同面對的全球性問題;其次,要看到科學技術的雙面性,特別是要看到濫用科學技術所引起的負面效應;再次,要強化生態文明意識,正確認識和處理人類與自然的關系,確保人與自然的和諧。

(二)建立科學的生態風險管理機制

首先,建立生態風險預警系統。通過設定一系列風險預警指數,并根據對這些指數的計算,及時向社會發出預警信號,使人們對生態風險有充分的準備,有效地防范風險。其次,建立生態風險分析系統。以科學理論為指導,以定量和定性分析為主要手段,通過對生態風險分析系統得來的相關指數進行綜合分析,為生態風險控制系統提供科學的依據。再次,建立生態風險控制系統。由國家和其他社會組織通過法律、制度等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場、民間機構、家庭及個人的生態風險管理責任,對生態風險加以控制,以期防范和化解生態風險。最后,建立生態風險補償系統。要構建政府-社會保障機制、市場-商業保障機制、社會-家庭、社區、民間救助機制三位一體的、系統的、動態調整和迅速反饋的生態風險補償機制,有效地處理生態風險,及時補償風險損失,進一步推動社會發展。

(三)樹立人與自然平等和諧的生態倫理觀

“生態主義者”認為,“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具有價值”,在內在價值上是平等的。自然界中非人類存在物與人一樣,在生態系統中都有發揮其正常功能的權利,都有“生存和繁榮的平等權利”。要充分認識到自然界非人類存在物在整個生態系中的重要價值,人類與自然物之間具有密切的生態關聯性。為此,我們要努力將這種平等原則轉化為具體行動,善待自然,珍愛生態。同時,還要認識到,隨著生態風險的不斷擴張,生態問題已經成為一個世界性問題。能否處理好這一問題,既關系到當代人的利益,也會影響下代人的發展。為此,我們必須正確處理當代人之間、代際之間,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利益關系,在平等的基礎上實現資源共享、責任共擔,使人與自然共存共榮,共同發展。

(四)進行生態風險的全球治理

全球化使交往關系走向全球,同時也把風險引向世界,使人類進入后果嚴重的世界風險社會。在風險社會下,生態風險——特別是環境風險、核技術風險、化學污染風險等對社會成員的影響將是“平均化分布”的。正如貝克所言:“貧困是等級制的,化學煙霧是民主的。”生態風險已經成為人類必須共同面對的全球性問題。要有效地預防和治理全球性生態風險,靠單個的國家和地區是很難做到的。為此,在生態風險治理中,我們必須強化國際間的交流與合作,采取靈活多樣的治理方式,共享風險治理成果,走全球風險治理之路。唯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預防生態風險,使經濟社會得到快速、穩定、健康發展。

經濟轉型論文:關于利用 后世博效應 推動長三角地域經濟轉型升級的思考

摘要：上海世博會的舉辦不僅提升了上海市的經濟發展和國際地位，而且強化了上海與周邊地區的經濟協作，并通過集聚和輻射效應帶動長三角地區乃至全國的經濟發展。嘉善作為長三角地區接軌上海的第一站，“后世博效應”將給嘉善發展帶來難得的契機，要最大限度地利用上海世博會帶來的寶貴機遇，分享世博會結出的豐碩成果。

關鍵詞：“后世博效應”；地域經濟；嘉善縣

全球化和區域化是當今國際社會并行發展著的兩大趨勢，區域化是全球化的基礎和支撐，全球化則是區域化的最終結果。上海世博會的舉辦不僅促進了上海的經濟發展，提升了上海的國際地位，而且還強化了上海與周邊地區的經濟協作，并通過集聚和輻射效應帶動長三角地區乃至全國的經濟發展。

一、世博會與舉辦城市及其周邊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

曾舉辦過世博會的世界各國實踐證明，在強有力的大規模投資引擎拉動下，世博會能有效拉動舉辦國特別是舉辦城市及其周邊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助推地區經濟轉型與結構調整。

1.世博會與經濟轉型升級的關系。發達的服務業歷來是經濟發展的強勁引擎，而世博會的舉辦會帶動舉辦城市服務業的突破性發展。如1992年西班牙塞維利亞世博會的舉辦，使西班牙產業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化，服務業比重從1990年的57%上升到1992年的63%，年平均增長率為10.1%；德國漢諾威舉辦2000年世博會期間，第三產業增長率同比上升了3.2%，超出全德第三產業同期增長率2.9個百分點。

2.世博會與金融危機的關系。歷史上，1929年世界經歷全球性的經濟大衰退，1933年美國芝加哥世博會舉辦時，全球經濟仍未走出低谷。但芝加哥世博會持續舉辦一年之久，吸引了近2300萬人次參與，直接和間接提供了10萬左右的就業機會，給經濟復蘇注入了一劑強心針。

3.世博會與城市發展的關系。世博會對于舉辦城市的基礎建設和規劃設計、帶動城市群整體的發展與壯大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世界上包括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歐洲西北部（巴黎）城市群、英國以倫敦為核心的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和中國長三角城市群等六大城市群，基本上都有城市在不同時候舉辦過世博會。

上海市信息中心2009年用投入產出的模型作了測算，作出了投入產出分析。指出從2004—2010年世博會籌辦舉辦期間，世博會對上海gdp的貢獻超過3 000億，每年拉動gdp增長約2個百分點。同時，對整個長三角地區投資的拉動約為30%；在舉辦之年，世博會對上海gdp 增長的拉動達5%，對長三角地區投資的拉動超過50%。由此可見，上海世博會將加快長三角經濟一體化進程，促進長三角都市圈的形成和共同發展。

二、嘉善縣融入“后世博效應”的機遇和挑戰

嘉善作為接軌上海的第一站，“后世博效應”將給嘉善發展帶來難得的契機。據統計，在世博會舉辦期間，嘉善“世博”效應拉動明顯，接待國內外游客631.97萬人次，實現旅游綜合收入57.53億元，分別增長20.1%和27.8%。

1.嘉善縣的傳統優勢。世博會結束后，“后世博效應”將持續增強上海對周邊地區的輻射與帶動作用。相對于長三角其他地區，嘉善主要有三方面的優勢。一是區位優勢。地處浙江東北部的嘉善，作為浙江省唯一同時接壤上海市和江蘇省的縣，是江浙滬三大經濟圈的交匯點。二是交通優勢。通過不斷加強交通平臺建設，嘉善先后建成和開工建設了滬杭高速嘉善段、申嘉湖高速、亭楓高速和丁蒸公路等一批交通項目，提升了嘉善在長三角的交通優勢。三是體制優勢。以浙江省接軌上海、開放發展的前沿陣地和橋頭堡為目標，經過多年的實踐，嘉善縣逐步探索出了產品市場接軌、承接產業轉移、互利協作接軌、沿邊開發接軌等四種有效的接軌模式，形成了市場與政府雙向推動的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接軌上海新格局。

2.嘉善縣自我承載能力還比較滯后。除了受大環境下經濟形勢的制約外，土地資源的短缺、高端人才缺乏、整體實力的差距等共同構成了阻礙嘉善經濟新一輪快速發展的瓶頸。2009年嘉善人均gdp已接近9 000美元。但是，在經濟總量持續擴張、綜合實力不斷提升的同時，長期以來，主要依賴外延擴大、資源消耗、拼成本拼價格的經濟發展模式，使本地很多企業處在產業鏈、價值鏈的低端。在發展空間狹小、資源要素供給趨緊、生產經營成本持續攀升的情況下，企業發展屢屢“撞上天花板”，特別是在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面前，縣域經濟增長速度放緩，部分企業運行出現困難，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素質性矛盾在危機面前開始暴露。

3.嘉善縣難得的發展機遇。應該說，嘉善目前位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最佳時間節點。一方面，政策支持力度加大，2009年嘉善被評為第三屆“長三角最具投資價值縣市”。2010年5月24日“建立浙江嘉善縣域科學發展示范點”被納入《長江三角洲地區區域規劃》，嘉善由此成為長三角地區唯一被納入區域發展規劃的縣。從這個意義上說，嘉善建設“科學發展示范點”已經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另一方面，平臺建設不斷優化。2009年嘉善行政區劃調整后，構筑起“三個三”的區域發展新格局，呈現出功能區更加合理、產業布局更加科學、發展重點更加突出、綜合競爭力明顯提升的發展新局面。同時鼓勵各鎮（街道）加大工業功能區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為承載上海的項目外移提供了良好的平臺。

4.嘉善縣在新時期面臨的重大挑戰。《長江三角洲地區區域規劃》賦予的不僅是更為廣闊的思路與空間，也有時不我待的緊迫感。與先進發達地區相比，我們在發展上、在接軌上海上有著不小的差距。以人均gdp而言，《規劃》提出，至2015年要達到10萬元（核心區），這意味著今后數年，嘉善縣要保持年均8.89%的增長率。而對比我們地理位置相似的昆山市，2009年人均gdp已達13.54萬元，成為接軌上海的一個成功典范。

三、嘉善以“后世博效應”推動轉型升級的若干建議

國際上，西方發達國家在人均gdp超過3 000美元后，開始進行經濟結構調整，而亞洲國家在人均gdp達到5 000美元后，也開始進行相似的經濟轉型升級過程。2009年嘉善人均gdp已近9 000美元，表明嘉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勢在必然，“后世博效應”將使轉型升級之路全面鋪開，要把嘉善打造成為“世博產業轉移承載地”。

1.要樹立接軌上海的三種理念。即“理念深化、外延泛化、工作實化”。“理念深化”要深化對“后世博效應”的認識，接軌上海的目的是借助外力全面提升嘉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要進一步提升接軌水平，必須摒棄“為接軌而接軌”的狹隘的接軌理念，進一步拓寬接軌思路，正確理解手段和目的的關系。“外延泛化”是指接軌“后世博”工作要在地域上、內容上進一步拓展。地域上要把上海作為接軌重點，但不能局限于上海，要跳出上海來接軌上海，把眼光放到整個長三角甚至更廣的地區；接軌內容上不能局限于產業、要素等接軌。“工作實化”是指抓手要具體，工作要實在。要細化、實化接軌上海工作的每一項目標任務，精心設計工作載體，將任務措施轉化為可操作性強的各類接軌活動。

2.要抓好加快創新立縣的機遇。當今世界的競爭正從資本競爭進入創新競爭階段，在本次世博會上，“創新”也是對各場館內容的最好注釋。對嘉善而言，創新立縣是值得倡導的新城市發展觀，要以創新為著眼點，對城市綜合實力、競爭力和發展潛力作全新的評價與梳理，形成一個從硬件到軟件，從科技創新、文化創意到體制機制創新的全面解決方案。要在借鑒沿海發達地區強縣技術創新的成功經驗和做法的基礎上，制定和實施嘉善本土創新的鼓勵和支持政策。一是要加快人才培養和提高，大力實施科教興縣和人才強縣戰略，努力培養一大批拔尖創新人才。二是促進技術創新體系建設，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關鍵在企業，著力培育企業技術創新主體地位，企業要增強創新主體意識，加強創新能力建設，強化創新激勵機制，培育企業創新文化，整合利用外部技術資源。三是通過提高自主創新能力，降低對資源的過多消耗，促進資源的節約。積極鼓勵全民創業，優化創業環境，強化創業保障，完善政策扶持機制，加強資金土地等要素供給，推動創業工作的全面展開。

3.要抓好產業結構調整的機遇。隨著世博后上海傳統產業的調整，嘉善也將得到更多的承載產業轉移的機會。主要是把握三個方面。一是有選擇性地接受產業轉移。上海調整優化產業結構，是以一部分產業的向外轉移為前提，大量傳統或成熟產業已經在或即將在未來十幾年間具有向外遷移的動力。世博園區建設中就有1 700多家冶金、鋼鐵、化工、造紙等工廠和一批散雜貨碼頭遷出。對此，嘉善應該選擇適合自身的部分產業進行對接。二是有針對性地發展配套產業。世博會加快了上海先進制造業步伐，微電子、汽車、精品鋼材等產業加快發展，世博園區建設需求的新興產業迅速形成。嘉善的光伏產業、裝備制造等新四大支柱產業與之配套協作的空間很大。三是有積極性地加快現代服務業發展。作為享有“上海后花園”之稱的嘉善，在旅游休閑、會展、金融、信息等方面要加快培育力度，同時要利用世博契機加快創意的、設計這類第三產業的發展。

4.要抓好長三角一體化的機遇。經過多年的改革開放，長三角區域的合作與發展已經形成了較好的基礎，世博會的舉辦在加速長三角經濟發展的同時，對促進長三角一體化進程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嘉善要主動做好鏈接和接軌，轉變傳統的觀念，通過空間整合形成更加緊密的經濟、技術和文化的聯系。主要是做到“求同存異”。一是求同。可以通過與上海、江蘇等地構建跨區域“共建園區”，形成產業梯度轉移的最優化模式。跨省異地聯辦開發園區，不僅實現經濟的外部拓展延伸，也使嘉善更好地融入長三角中。在長三角一體化大潮推動下，以園區為紐帶的合作，成為進一步突破制度壁壘，帶動轉型升級的強力引擎。二是存異。可以借助世博會期間形成的長三角城市之間良好溝通渠道和機制。

經濟轉型論文:經濟轉型時期的稅收管理

[摘要]稅制選擇不能脫離現實的稅收管理水平和手段，實現稅收管理的有效性，對于轉型時期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非常重要。在選擇稅制結構‘時，設計的稅制必須與當前的管理條件相適應，才能夠確實貫徹執行，否則，稅制的執行難于成功。轉型經濟國家普遍實行以間接稅為主體的稅制，這似乎是由于征管水平的制約及保證稅收收人的需要，毋如說是稅制的“塑造”結果。一般而言，直接稅需要相對較高的稅收管理水平，間接稅對稅收管理水平要求較低。由于間接稅制在轉型經濟國家的普遍采用，在機構、部門的設計上，重征管、輕稽查，這是稅制的直接影響結果；另一個方面是由于重征管、輕稽查，反過來又制約著征管水平的提高，主要表現在征管的社會系統管理上面，注重征管的征收效率，忽略征管的管理效率。

一、稅收管理與稅制的關系

稅制選擇不能脫離現實的稅收管理水平和手段，實現稅收管理的有效性，對于轉型時期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非常重要。在選擇稅制結構‘時，設計的稅制必須與當前的管理條件相適應，才能夠確實貫徹執行，否則，稅制的執行難于成功。

（一）稅收管理對稅制選擇的作用。

對于轉型經濟國家來說，稅收管理能力成為“束縛稅制改革的主要因素，有半數以上的潛在所得稅難于征收入庫，其他稅種也同樣存在問題。

多數的轉型經濟國家，稅制設計的目標與實際運行結果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不但稅收收入流失，還降低了稅制的彈性。特別是在通貨膨脹的條件下，為了達到增加收入的目的，只有不斷地任意提高稅率和開征新稅。這種稅制拼湊的特點，起因于對法定的各個稅種缺乏管理能力，導致不停地制定新的稅收變革，以滿足政府收入的需要。可以說，稅收管理是稅制結構選擇必須考察的重要因素。在轉型經濟國家，納稅人與稅務官員的誠實都是靠不住的。各級政府對稅務官員很少有控制辦法，有關稅收工作運行的信息很少，更難于收集。冒險行為普遍發生，偵破逃稅與腐化的措施效果不穩定。各種稅率表、對稅法的解釋、違法處罰的規定以及申請復議的程序等，經常隨著時間而變化。更加極端的是而對此許多轉型經濟國家并未注意到這個問題，使稅制改革的方案在實際中執行非常困難。

在這里對稅務管理不感興趣的主要理由有，政府在稅收管理方面有所突破難度遠遠大于稅制改革，在所有轉型經濟國家中，在稅制改革方面可以說是不遺余力，但在稅收管理方面進行的努力就顯得較少。

在極大部分選擇流轉稅制為主體的國家，除了受制于該國經濟的發展水平，即企業效益差，所得稅少且不穩定以外，更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稅收管理水平的制約，對所得稅等直接稅的管理水平和稅務機關的監管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相對而言，流轉稅等間接稅的管理就簡單一些。

（二）稅制結構對稅收管理的模式、機構設置的影響。

稅收管理必須為順利達到稅制的目標服務，因此，稅制結構對稅收管理的模式、目標具有質的規定性。

對各國的考察，可以發現，轉型經濟國家普遍實行以間接稅為主體的稅制，這似乎是由于征管水平的制約及保證稅收收人的需要，毋如說是稅制的“塑造”結果。一般而言，直接稅需要相對較高的稅收管理水平，間接稅對稅收管理水平要求較低。由于間接稅制在轉型經濟國家的普遍采用，在機構、部門的設計上，重征管、輕稽查，這是稅制的直接影響結果；另一個方面是由于重征管、輕稽查，反過來又制約著征管水平的提高，主要表現在征管的社會系統管理上面，注重征管的征收效率，忽略征管的管理效率。這是由于間接稅制在管理方面的要求較低的緣故。因此，稅制對管理水平的高低有著直接的需求。當然，為了適應某些“先進的稅制”，征管水平也是可以逐步提高的，也就是管理能力的欠缺并不是不可改變的，如加納（1986至1987）、印度尼西亞（1984至1985）、泰國（1983至1984）和中國（1993至1994）的稅制改革伴隨著大規模的征管改革，新的稅收征管有力地保證了稅制改革方案的成功實施。

二、經濟轉型時期稅收管理改革的目標

稅收征管改革是稅制改革的實現形式。世界各國在稅制改革的同時，十分注重稅收征管體制的變革。綜觀世界各國征管改革的歷程，稅收管理改革的目標有：由管理無序走向法治；由重征收走向重稽查、重管理；由人工操作到電腦化。計算機化；辦稅的方式不斷社會化、公開化。

（一）征管改革的實質是以法治稅。

現代稅收征收管理制度本質是以法治稅。這是與經濟運行機制的變革息息相關的。市場經濟已被證明是當今世界最具效率的經濟運行方式，因為它符合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和內在要求。其特點是經濟關系的市場化、企業行為自主化、宏觀調控的間接化、經濟管理的法制化。市場經濟從一定意義上講是一種法制經濟，它要求以法律和法規來規范市場經濟的各項活動。世界各國都朝著建立一個“以法治稅”為核心的科學而嚴密的現代稅收征管制度進行改革。征管改革的法律關系，從稅務登記開始，明確稅務機關與納稅人的法律行為，建立納稅申報制度，推行稅務制度，建立嚴密的稅務稽查組織和制度。許多國家還賦予稅務機關司法權，如美國聯邦和州稅局對欠稅都有扣押財產、減扣薪金、凍結賬戶等權力。大多數國家都設立有專門的稅務法院為依法治稅提供有效的司法保障。

（二）征管改革的目標是“申報、管理、稽查”三者有機結合的征管模式。

適應依法治稅的需要，各國普遍實行納稅人主動申報制度，廣泛推行稅務，使稅務機關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稽查，強調稅務機關的執法權，維護稅法的嚴肅性、剛性的職？上來。納稅人主動申報制度是依法治稅的基礎；稅務等社會服務是保證納稅人主動申報的外部條件；管理是稅務機關做好稅收服務的主要環節，在納稅人與稅務機關中建立較好的溝通渠道；稽查是稅收征管的重點，是依法治稅的體現，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納稅人主動申報納稅的一種制約。總之，現代稅收征管制度是以上三者的統一體，三者互為制約，缺一不可。

（三）征管手段的計算機網絡化是現代稅收管理的支撐基礎。

即稅收征管過程中全面運用計算機進行稅務管理，以電子計算機技術代替手工勞動，降低稅收征收成本，提高稅務工作效率，減少工作中的隨意性。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和地區在稅收征管的各個環節，都廣泛采用了電子計算機。正是由于稅收征管的全面電腦化，使發達國家稅收征管效率非常之高。美國、意大利各大稅務服務中心每年處理幾千萬份的納稅申報單，高峰期每天處理近20萬份，這一切都是通過計算機“管道化”流水式運作實現的。同時，由于電子計算機這種高度先進的征收手段，才使納稅人主動申報納稅制度得以順利推行。它一方面縮短了納稅人的申報時間，使得復雜的申報、檢查、稽查等可以迅速完成；另一方面是便于管理，通過電腦聯網可以隨時了解納稅人和各項納稅資料，判斷申報的真實程度，一旦發現問題便立即采取相應措施。

（四）辦稅方式的公開化。

隨著稅務管理的全面電腦化，稅收征管系統也日益向公開化、社會化發展。這要求辦稅方式通過設置多功能的辦稅大廳（或中心）來完成。西方國家普遍把稅務登記、稅款征收、評稅、催報催繳、稽查對象的選擇和納稅資料的收集等集中在辦稅大廳辦理，大廳內由大型計算機處理，來自各方面信息匯集通過計算、比較、審核等公開化處理，既公正、公開、公平，又方便納稅人，還可監控納稅人的經營活動和規范稅務機構的行政行為，確保以法治稅順利實施。

（五）征管范圍級次劃分明晰化。

分稅制是世界各國普遍實行的一種財政體制。其特點是按稅種劃分中央和地方的收入體系，分散立法，分級管理，按稅收自身的特點來劃分各級政府稅源，以事權、財權相結合的原則確定稅收收入分配份額，同時各級政府各自獨立行使征稅權，體現出稅收管理級次劃分明晰、簡明。現行國際上的分稅制，其特點是只設立中央與地方的固定稅，并不設立共享稅，中央與地方在稅收征管完全分開，各征各稅；二類是適度的分稅制，其特點：既設中央與地方的固定稅，也設共享稅，稅收立法權集中在中央一級，但地方也具有一定的稅收管理權限，實行核定稅款，征收兩條線管理，各負其責，互相制約。

（六）違章處理的嚴厲性。

隨著征管改革的縱深化發展，稅務部門主要集中力量進行稽查管理。查稅范圍不斷擴大，查稅人員也不斷增加，同時對違反稅法的處罰措施也日趨嚴厲。美國聯邦及各州、縣稅局每年對所有納稅人進行抽查，盡管這種抽查率只占所有納稅人數的1％，然而一旦被查出，哪怕偷騙稅數量很少，也會被罰得傾家蕩產。加拿大一經查出偷稅行為，對其懲罰是相當嚴厲的，除了重罰，少則10萬至20萬美元，最多可達1200萬美元，還要判刑，還要將偷稅等行為公布于眾，使偷稅者聲名狼藉。

三、我國經濟轉型時期稅收管理效率損失的根源

（一）國、地兩個稅務局的征管協調在制度上存在缺陷。

國、地兩個稅務機構的設計，只是遵循稅收管理的一般規律，沒有按照兩個機構稅源的特點進行科學設計，稅收征管機構按照對等設置，同樣的部門結構，國家稅務局設置一套，地方稅務局也設置一套，無形中加大了征管成本，納稅人的奉行成本也成倍提高，由此造成的重復管理。征收、檢查都加大了征稅成本及納稅成本。從現行稅種的情況來看，地方稅收的營業稅、個人所得稅管理方面主要的難點在于納稅人的控管；而國家稅務局的增值稅管理的難點在于稽核，因此，地方稅務局的機構設計應該體現在加強征管方面，國家稅務局的機構設計應該加強檢查、稽核職能。

（二）統一的征管模式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不相適應。

全國各地之間經濟發展不平衡，具體情況千差萬別，稅源集散程度不一，各稅種的納稅人、征稅對象、計稅依據等也不盡相同。這些客觀條件決定了稅收征管模式不能一刀切，應當根據各基層征管單位的人力、財力和稅收管轄區內的稅源分布、納稅人的不同情況、地理交通等條件，本著既有利于征收管理，又利于納稅人履行納稅義務的原則，因地、因稅、因納稅人制宜，調整征管模式。

（三）強調稅務職能部門的內部控制，忽略納稅人執行費用的提高。

追求各職能部門相互制約，在制度上消除不正之風和不廉潔行為的同時，機械地分割了征。管、查三個職能部門，增加了部門間的層次重疊。職責交叉，有利的工作爭著做，困難工作互相推諉，造成低效高耗。

（四）著重稅務信息收集、分析和整理等基礎性工作，忽視計算機處理、傳遞效率和人機配合工作。

電子計算機在稅收管理中的應用，把廣大稅務干部從繁雜的手工操作中解放出來，大大提高征管工作的效率。人機的關系是管理主體與管理手段的關系。現代化管理手段的應用，客觀上對稅務人員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從稅收管理的現狀來看，先進的管理手段與素質相對落后的管理人員的矛盾非常突出。人員素質問題成為制約稅收管理現代化進程的重要因素，不能充分發揮先進的計算機管理功能，制約著稅收制度效率的提高。

（五）稅務人員及納稅人素質過低，直接提高了稅收征管成本。

在全國 100萬稅務人員中，僅有 18％至25％受過高等教育。由于人員素質低，影響了稅收管理的效率，如先進的計算機及現代化的手段沒有取得應有的效果。納稅人素質不高也提高了稅收征管成本，對于納稅意識差、辦稅水平低。財務管理混亂的納稅人，稅務機關需要花費較多的人力、物力去輔導、培訓、管理、檢查，增加了稅務機關的征管難度，加大了稅收成本。

四、改善稅收制度效率的現實選擇

提高稅收征管效率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在稅制建設、稅收征管、管理手段、隊伍建設、稅法宣傳、納稅申報等各個環節貫徹效率原則，需要社會各方面長期不懈的努力，特別是需要決策者、征稅人、納稅人從效率的角度，努力提高效率的責任意識。

（一）建立簡便的稅收制度。

我們反復全面強調，對于轉型經濟國家，尤其像中國這樣的轉型經濟國家，管理手段、人員素質及納稅人的納稅遵從意識等，決定我們在建立稅收制度時應該采用簡便、容易執行的稅制；在經濟轉型階段，稅制的公平與效率選擇方面同樣應該貫徹“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做到有限的稅收資源的合理利用。

（二）完善稅務行政效率的評價指標體系。

行政管理是一項十分復雜的，綜合性的社會運動，因而在多數情況下無法用簡單的數量關系來衡量。稅收領域長期以來偏重于對業務指標的考核，如稅收任務的完成情況、稅收增長率、稅收的查補漏情況、減免稅情況，等等。這盡管從一個方面反映了稅務管理部門的績效，但卻缺乏定量衡量稅收制度效率的考核指標。因此，考察稅務部門的工作業績、評價其制度效率不僅要考察其稅收收入的完成情況，也要考察征管過程中所付出的成本。需要從制度效率來評判稅務行政的科學性、合理性和可行性，利用更加先進、有效的管理辦法和工作方法，努力實現稅務資源包括人力、物力、財力的合理配置和布局。

（三）建立成本核算制度。

我國建國50年來，稅務部門基本沒有對稅收進行成本核算，全國總成本、分稅種成本都沒有一個準確的數據可供考核，即便是當前公布出來的少數區域性成本，其統計口徑差別也很大，缺乏可比性，準確程度更值得懷疑。因此，建立規范、系統、科學的稅收成本核算制度，包括稅務成本開支范圍、成本核算方法、成本管理責任、固定資產管理辦法、成本監督、降低成本核算方法和違章處理等內容。

（四）科學組織稅務內部職能部門和布局，是提高我國稅收制度效率的有效途徑。

稅務機構設置及征管組織的分布，按照發展市場經濟的要求和實現稅收管理職能的需要，遵循“科學、精簡、效能、服務”的原則。首先，打破按行政區域設置基層征管機構，以經濟區域和收人規模為依據，調整征管機構布局。其次，征管機構內部設置要少而精，要符合“集中征收，重點稽查”的要求，形成至套科學嚴密的業務流程，辦稅服務廳對外要呈“一條龍”服務，內部職能部門不必過分強調線條對口。最后，要借助社會力量強化征管、減少稅務機構設置。對一些邊遠地區的零散稅源以及集貿市場稅收，可實行委托代征辦法，利用銀行、郵局、政府部門等協稅護稅組織實現稅源監控。

（五）科學界定稽查與征收職責范圍。

從實際中反映的稽查與征收工作的矛盾，主要體現在對企業的檢查權上，從整個稅收工作的流程方面，征收與稽查工作僅僅是整個征管工作的不同環節，不存在相互替代的問題，片面地強調一個方面重要性均無助于協調好兩者的關系。稽查工作的“重中之重”，決不是稽查工作比征收工作重要，因為征管工作運行到最后一個環節是稽查，它是稅收征管工作的最后至個關口，也是重要的保障手段。因此，提高稅收的稽查效率與提高稅收的征管效率一樣重要，處理好兩者之間的關系是提高稅收制度效率的重要方面。

（六）提高稅務征收管理人員素質，優化人員構成。

提高行政管理人員的政治、業務素質，充分發揮人的積極性、主動性，是提高行政效率的關鍵。在稅收領域，隨著稅收征管改革的進一步深化，稅收征管水平的逐步提高，稅收專管員逐漸從管戶向管事方向轉變，從而對人員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結合征管改革，積極實現“精兵簡政”，一是把好“進人關”，建立一套嚴格規范的人員錄用制度，真正把素質高、能力強的人吸收到隊伍里來；二是建立崗位目標管理責任制，機關人員考核“企業化”，使人人有目標，事事有考核，三是采取多種形式搞好人員培訓，提高稅收人員，尤其是征管人員綜合素質；四是在人員結構上向“集中征收，重點稽查”靠攏，充實一線征管人員，少設干部，多設干事。

（七）完善稅務行政運行機制，提高征管效率。

稅務行政運行機制具體表現為征管機制，實踐證明，建立一套高效、合理的征管機制，不僅是增加稅收收人的重要途徑，也是提高稅收制度效率的捷徑。

1.改進現行的征管工作流程。目前，一系列的征管辦法包括申報、稽核、發票管理辦法都過于繁雜，不但企業難以操作，也使稅務機關陷于大量的表格審核和事務性工作之中。因此，有必要重新制訂一套更為科學簡便的管理辦法，使納稅人易于理解和操作，也使稅務機關的征管效率得到進一步提高，并能相應地集中力量重點進行稅務稽查，真正提高稅務稽查的效能和震懾作用。

2.改善計算機應用的“軟環境”。計算機的應用不能停留在打印報表、統計數字、儲存信息等工作上面，應著眼提高網絡化管理水平，特別是數據共享、服務稽查方面，從而充分發揮計算機的管理效能。計算機的硬件的配置到軟件的開發應用，避免重復投資。

3.自核自繳，自行申報納稅制度與強大的稅收稽查相適應。納稅人主動申報納稅是現代稅收制度的主要特征之一，它改變了過去稅務人員上門收稅的被動局面。但由于申報方式的多樣化，對稅務部門的稽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須改進稽查方法和手段，嚴管、重罰才能保證自核自繳、自行申報納稅制度的正常運作。

4.稅務服務社會化。發展稅務符合稅收征管工作社會化、專業化的要求，它并不是把稅務機關應該負擔的征收成本轉嫁出去，而是通過納稅分工的專業化，用集約化的高效服務，節約企業的納稅成本。把稅務局從繁瑣的稅收服務事務中解脫出來，從而提高稅收的制度效率。

經濟轉型論文:南通民營經濟轉型升級金融支持研究

摘 要：當前南通民營經濟運行的問題和矛盾很多，融資難是當前南通中小企業發展面臨的一個重要瓶頸，嚴重影響了企業轉型升級。在調研南通民營經濟的現狀后，歸納出了南通民營經濟的升級路徑，在總結金融支持民營經濟轉型升級不足的基礎上，提出了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金融支持對策，以便南通民營經濟又快又好的發展。

關鍵詞：民營經濟；轉型升級；金融支持

產業轉型升級是指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不斷淘汰落后產業，扶持引導新興產業，加強傳統產業的高技術改造，提高產業結構效能和效益的過程。產業轉型升級是經濟發展永恒的主題，而快速高效的金融資本流動機制是產業升級得以實現的前提。金融在經濟增長和產業升級中的作用，是經濟學中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問題。

1 南通民營經濟的現狀

在南通全民經濟騰飛進程中，民營經濟扮演了非同一般的角色。根據南通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有關數據統計，到2010年底，南通市個體工商戶達37.43萬戶、私營企業達14.14萬家、私營企業注冊資本3642.8億元，三項指標均位居全省第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板塊經濟彰顯活力，為南通民營經濟加快轉型升級構建了堅實的平臺。2009年，全市34個重點產業板塊匯聚各類企業6752家，從業人數49萬人，實現銷售收入4025.62億元，約占全市工業總銷售收入的68.37%。其中南通家紡產業實現銷售收入694.49億元，占全市規模工業比重11.5%，占據全國家紡市場的三分之一以上，在全國家紡品牌前10強中占有3席，南通家紡指數成為行業“風向標”。

實際上當前南通民營經濟運行的問題和矛盾也很多，特別是要素配置優化度亟待加強。融資難是當前南通中小企業發展面臨的一個重要瓶頸。大量研究發現，金融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對于產業結構調整而言，無論是改善產業間的比例，還是提高產業結構的質量，都離不開金融資本的注入。金融是保證經濟產業結構調整，促進產業結構轉換的直接動力。

2 南通民營經濟的轉型升級路徑

縱觀目前南通經濟形勢，如何更好地解決民營經濟發展中的問題，實現南通經濟可持續發展是迫在眉睫的。全球價值鏈理論研究者邁克爾?波特概括了產業升級的四種轉型升級路徑：工藝流程升級（process upgrading），產品升級（product upgrading），功能升級（functional upgrading）和鏈條升級（inter-sectoral upgrading）。借鑒價值鏈觀點，同時結合南通民營經濟的特性，本人提出構建民營經濟升級路徑來推進民營經濟升級。即:民營工藝流程升級、民營產品升級、民營產業功能升級和民營鏈條升級。（見表1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升級路徑及特點）

如果我們把南通民營經濟看作是全球價值鏈下產業區域分布與南通特有資源相結合的產物，那么其升級必然也遵循產業轉型升級的一般規律與路徑。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是個不斷演進的動態過程，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要求和任務。微笑曲線兩端朝上，在產業鏈中，附加值更多體現在兩端，研發設計和銷售，處于中間環節的制造附加值最低。（如圖1微笑曲線）。從微笑曲線趨勢來看，南通民營經濟轉型升級是必然的。從低附加值段來看，集中表現為南通民營經濟大都處在全球價值鏈的被治理者地位，受制于全球價值鏈上的主導企業。從高附加值段來看，南通民營經濟基本上處于生產環節，只有少部分向研發和銷售環節延伸。南通民營經濟在價值創造上大都處于從加工制造等低附加值環節向研發銷售等高附加值環節攀升階段。

3 金融支持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不足

南通民營經濟的快速發展極大的推動了南通整體經濟的發展，隨著國際經濟一體化進程，加快民營經濟轉型升級對金融支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從金融業內部現狀看，仍存在著一些影響支持南通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制約因素。

（1）銀行業缺少支持南通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總體戰略規劃。目前南通市雖然出臺了重點產業轉型升級等政策，但推動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相關實施細則和配套的措施還需進一步完善，銀行業也未根據相關政府經濟政策合理制定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具體實施方案。

（2）信貸政策與產業政策不配套，金融支持缺少“底氣”。南通金融機構在執行相關信貸政策時，往往不能與各個鄉鎮產業轉型特點、產業結構調整有機結合，對民營經濟升級進程中需要大力發展的產業資金傾斜度不足，支持力度有待提升。南通市民營經濟在擴大生產規模和資產規模時，首先選擇銀行貸款，企業融資大都來自銀行的間接融資。

（3）信貸的地域分布不均衡，一些鄉鎮的轉型升級受阻。南通有4區，3市和2縣。從對象上看，對南通4區大型企業、集團企業和優勢企業，各商業銀行競相放貸，而支持縣級中小企業普遍較為謹慎。企業融資難問題，既與缺乏有效的信用擔保體系有關，也與社會信譽體系不夠健全、難以有效解決信息不對稱制約的問題有關。

（4）金融配套服務不足，金融創新產品不多。當前南通大多數銀行對中小企業提供的金融服務主要還是以擔保、有形資產抵押等傳統信貸方式，但產業中的小企業因資信等級低，擔保無法落實，缺乏抵押資產，融資成本高等原因，難以得到銀行的信貸支持，難以滿足中小企業多元化的金融服務需求，加上商業銀行內部營銷機制不配套，束縛了中小企業信貸業務的拓展。

要解決上述問題，根本辦法在于積極推進金融創新步伐，并主要應從金融政策創新、金融服務體系創新、金融投資平臺創新、金融服務方式等多方面共同推動對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服務。

4 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金融支持對策

4.1 提高認識，出臺政策，破解南通中小企業融資“瓶頸”問題

（1）完善政府投資決策，引導機制。政府在轉型升級融資中起管理和協調作用，在明確南通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方向后，引導各金融機構將資金運用到符合產業轉型升級的項目上，以項目換資金，以效率換資金，以開放換資金的產業扶持政策。

（2）在吸引資金的同時，有效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優勢和政府的宏觀主導與調控作用，指導行為主體規避投資經營過程中的行為風險。

4.2 搭建多層次的金融服務體系，滿足不同層面中小企業的轉型融資要求

（1）采取多種形式拓寬融資渠道，積極探索信貸方式，在加強民營企業信用體系建設和為銀企雙方提供信貸信息方面發揮工商部門的職能優勢，為銀企合作創建平臺。

（2）鼓勵各類社會資本和經濟組織成立擔保公司，擴大擔保總量。大力扶持主要面向民營企業的創業投資、風險投資性質企業的設立和發展。

（3）加快民營企業上市融資的步伐，培養中小企業上市，要求每年對企業的篩選一批、改制一批、培育一批、輔導一批、上市一批，做好企業的上市規范。拓展國內資本融資市場，利用上市融資、創業板塊融資、發行企業債券融資等，使民營企業獲得更多的支持。

（4）整合優化融資服務政策，協調銀行加快金融新產品開發、服務創新、管理創新和技術創新。對銀行以非抵押、擔保形式為民營中小企業提供金融服務的，如以設備、存貨（倉庫）、債權（應收款）、知識產權、商標、股權等為質押的貨款，政府可以考慮提供風險補償支持。

4.3 建立以專業投資機構為基本構架的轉型升級投融資平臺

（1）進一步推進小額貸款公司和社區、鄉鎮銀行。通過規范設立小額貸款公司或社區、鄉鎮銀行對中小企業給予資金支持，從而改變南通板塊經濟小而散的狀況。

（2）設立金融租賃公司，支持產業轉型升級。南通的家紡、建筑和電子業都是資金密集型產業，產業轉型升級需要更多的資金，通過金融租賃方式有償融通各種設施設備的使用權利，解決轉型升級中設備購置的問題。

（3）積極嘗試資產證券化融資。通過與各種專業金融機構的大力合作，探索南通民營經濟資產證券化的創新模式。

4.4 不斷完善中小企業金融服務創新形式，推動企業轉型升級

（1）鼓勵和促進商業銀行開展中小企業業務，商業銀行必須始終堅持按照銀監會提出的“六項機制” 的根本要求，不斷改進和完善專業化的服務模式。

（2）國有大型銀行專營機構應不斷圍繞市場、客戶的需求和變化，在有效控制風險的前提下，實行批量化營銷、工廠化管理。既要通過專營機構的快速和便捷服務將大量優質的和具有成長潛力的中小企業客戶吸收成為自己的客戶，又要充分發揮商業銀行整體優勢和整體資源，在中小企業客戶成長過程中，為其不斷提供各類服務，實現交叉銷售，幫助中小企業發展壯大。

（3）堅持產業導向貨幣信貸政策。南通市2010年的信貸投放量又增新高，2011年預測達歷史最高，這筆巨大的資金要如何運用也非常的重要。必須要堅持區別對待，有保有壓的產業導向。人民銀行、證監會、保監會都提出了支持中小企業的若干意見。這就要求了整個的信貸要優先滿足中小企業，符合國家產業調整和振興產業規劃要求的新設備、新材料、新興業態的項目的需求。要加大知識產權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的拳頭產品的中小企業的支持。提升中小企業的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

經濟轉型論文:淺談農業在經濟轉型中的邏輯前提及其作用

摘要： 就經濟轉型來說，無論是內在的結構還是其與外部環境的關系，都具有不同于生物學的特點；就中國經濟結構的背景和特點而言，農業的發展在經濟轉型中具有特別的意義與地位，既是轉型的前提也是轉型的基礎。

關鍵詞： 農業 濟轉型 輯前提

就社會學研究的角度來看，“轉型”一詞并不是一個非常科學和嚴格的概念，它本身是從化學領域中的“構型”、“構象”以及生物學中的“進化”等詞引申而來的，它是指通過改變分子結構的空間排列順序和組合方式，使其具有新的結構和功能。當然，社會學所研究的經濟轉型要遠比一個分子或者細胞的“轉型”要復雜得多。這主要是由于構成社會要素的內容除了勞動對象和勞動產品以外的人的因素的切入。正是這種特殊的主客體因素的滲透，使社會經濟轉型的結構和過程具有更多的艱難性和復雜性，也就具有與自然規律不同的社會發展的“平行四邊形”的合力性和非線性的特點和規律。

一、社會經濟轉型的理論規則

1、經濟系統是社會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

經濟結構的轉型不僅僅涉及到經濟結構內部各要素之間的時間發展順序、空間要素排列和所占比例以及各自功能的定位，同時也涉及到非經濟結構以外的社會結構，如法律結構、制度建設與政治治理結構等。在功能結構學派的理論中，事物結構的變動和調整過程不是孤立的，它與外部環境的關系是直接相關并且產生著相互作用。在此，社會經濟結構的調整則區別于生物、化學中“物”的變化的被動性。因此，如果說中國30年的改革表現為漸進式實踐探索的特點，那么在今天則更有必要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注重經濟結構中所構成的各要素（經濟單元、人口、資源的時間序列和空間分布）的設計和外部非經濟環境整體協調的推進，這種系統化和整體戰略的實施正是社會經濟結構轉型的特點所致。

2、無論是自然規律還是社會規律，其客觀制約性永遠是基本特點和要求

社會規律所體現的主、客觀為人的內容，也只是規律的特殊作用而不是什么特殊規律。任何規律的客觀制約性對個體與社會的作用和原則的體現，留給我們的只有兩個方面：一是尊重，二是選擇（在原有構成規律和原則的基礎上對調整與變化路徑的選擇，即使是在生物和化學領域中也是如此，因為其分子結構是有其內在的機理的）。因此，在社會經濟轉型中的人為因素的作用是有限的，它與事物內在結構的關系在于提供外部的輔助條件和環境，而不是改變內在的機理和規律。在此，我們需要注意的是，經濟轉型是一個長期積累和要素逐漸變化的過程，經濟運行有其相應的經濟規則。20世紀80年代我們便提出經濟轉型的目標，至今仍存在著兩個較大的障礙：一是轉型本身就具有長期性；二是經濟運行規則的非經濟主體政府力量的非適當運用。20世紀90年代所提出的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起基礎性作用的目標在今天仍然沒有實現。因此，經濟轉型的最大障礙在于體制性問題的解決。

3、“轉型”本身既包括過程也包括方向（目標和定位方式）

從純理論的角度來看，轉型的過程和階段是由其方向所決定的。在這個意義上，投資型的發展戰略所實施的結果必然是在最終收入分配中，資產所有者的收入份額不斷提高而勞動和專業勞動（人力資本）的所有者的收入份額不斷下降。在實踐中，收入水平或者資本收入的所有者，主要是政府和富裕的人群，而政府和富裕人群的儲蓄傾向是高的，消費傾向則相反。收入份額下降的勞動者和專業勞動者的消費傾向是高的，而其儲蓄傾向則相反。這也充分證明了我們為何花了20多年的時間來啟動內需但在實際中卻“啟而不動”的原因和“投資饑餓癥”以及熱錢泛濫的癥結所在（即使是實體單位和靠“實體”起家的企業也在熱衷于此）。

二、轉型時期農業經濟發展的邏輯前提

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無論是職業意義還是身份意義上的農民，農民利益實現的背景和條件都應該是建立在農業領域，這是一個基本的邏輯命題。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只是在發展理念、經營體制與利益實現方式上的轉變和調整，而非農業大環境的改變甚至是消失。如果說用“消滅”農民的方式、方法來解決農民的利益問題和發展農業的話，那么未來的中國所剩下的問題就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問題了，而對農民與農業問題的研究本身就是一個假命題。因此，在科學、客觀和理性地認識農民利益實現之前，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清醒的邏輯判斷。從歷史到現在，短期的剴恩斯式的干預只能是一個短期的效應而非長期的手段，用急于求成的躍進方式來解決中國任何問題的教訓在我國歷史上并不少見。

1、現代農業的建設和發展并不等于消滅農業

（1）政治層面。基于農民階層的社會地位而言，其經濟的低下以及生存的艱難性往往造成了社會歷史變革中的主動性和強烈性，在中國民主革命中，農民既是革命依靠的力量也是中國革命主要

力量的歷史原因和基礎。也正是如此，當農民基本利益實現和得以保障時，他們對已得利益的珍惜程度和維護意識是最強烈的，但他們的滿意度和幸福感卻是在社會各個階層中是最低的，而基于他們在社會結構中的比例，這個群體在穩定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又往往是最強的。由此可見，在中國改革的歷史中，中國的農業、農民創新意識和能力最強，農民付出的代價和犧牲最多，而得到社會與市場的回報卻是最低，但其穩定性又是最強。

（2）經濟層面。如果說農業是基礎性產業，那是指對工業產業源頭的原材料的提供，這種提供過程未必是對農業的完全掠奪，而長期“剪刀差”的辦法則是體現了一個讓我們尷尬的事實：中國的工業化乃至現代化進程中，中國農業以基礎地位的角色賦予了國民經濟支柱作用的義務。在歷史上，僅僅在1990年，我國工業就從農民手中取走了1127億元的剩余量，占國民收入積累的比重達23%，其中通過“剪刀差”的辦法拿走726.1億元，通過稅收取走81.2億元，通過儲蓄流走的有320.2億元。以外還有農民所承擔的其他如鄉鎮一級基層政權的負擔等。在某種意義上，中央政府有關民生問題的政策其出發點是良性的、健康和激勵性的，最終是為農民考慮和著想的，但在實際財政運轉體制下，其運轉成本最終仍然由農民來承擔。這與我國在農業與農民問題上的政策和目標是背離的。

當然，現代農業建設的基礎在于我們對傳統農業發展障礙的反思和檢討。農業的發展和建設過程不是一個孤立的系統，現代工業社會科技成果不僅僅體現在發展理念上，也體現在發展方式和生產組織的安排和生產要素的有機組合上。就發展的觀念而言，基于生產階段的技術工具的投入，今天的農民已自覺不自覺地由傳統的生產者轉變為經營者了，這種單純的生產過程的實際“外包”（如播種、收割等生產環節），要求農民需要更多地關注“供”和“銷”這兩個經營環節，對農產品的銷售和農產品的選擇考量著農民的智慧和膽識；就經營管理體制來說，如何將傳統農業時期零散的“一隊土豆”的生產要素形成一種合力，與社會市場進行有機對接，這是現代農業建設中所要面對的現實問題。在此，除了外部體制性障礙消除以外，更需要幾代人的努力。但是，至少有兩點認識我們必須關注：一是現代科學思想和技術與農業的對接必須是有機對接而非外來的嫁接。科學技術固然具有引導和示范的作用，但是基于其社會屬性的特點，必須考慮農業發展的“內生”性需要的特點。經濟學的邊際效應告訴我們，任何技術的投入都必須與其產出和效益成合理的比例。二是根據2007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對現代農業的表述，現代農業的構建是建立在農業以外的物質和技術裝備基礎上的，借助的是農業以外的技術工具和手段。但是這一切并不意味著用農業以外的產業和行業來取代農業的地位與代替農業產業自身的發展。這是一個技術轉讓和移植的過程。無論是基于中國的國情方面還是中國工業化的基礎和實力，我們都不足以能走出“城市包圍農村”而最終解決農業問題與實現農民利益之路。

2、城鎮化建設道路與現代農業建設相輔相成

在此，我們需要認清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城鎮化建設與城市化建設不是一個概念，前者僅包括城市空間規模的放大，既包括其內涵結構的提升和綜合實力的增強，也包括農村與城市間的中小城鎮的建設。二是城鎮化的建設和工業化的進程未必是完全同步的。世界發展經驗表明，一個國家城市化水平和工業化水平應該是同步的。其原因在于，沒有工業化的發展相適應，城市的發展和建設就會受到極大的制約，從而形成城市自身消化中的“城市病”。

（1）歷史層面。以18世紀英國產業革命為發端的人類經濟社會工業化過程，距今已經有200多年的歷史，迄今仍在繼續。這是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變，手工生產向機械化生產的轉變，也是每個民族或者早或遲都必需經歷的過程。與歐美發達國家所經歷的對外掠奪、對內剝奪的道路不同，早期的蘇聯期望以重工業投資的疊加效應換取工業化時間的節約，而無須通過“剪刀差”的方法來侵害農民的利益。但事情發展的結果不管蘇聯是否愿意，因為其工業過度投資而仍然落入最初被否定的道路。為此，蘇聯人民特別是農民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初期，中國共產黨人痛感蘇聯為了發展重工業把農民挖得很苦，以至于糧食生產長期達不到沙皇時代的最高水平。在這一點上，中國一般重農業、輕工業。農業初級合作社化沒有出現大量減產的情況，反而增加了生產，輕工業投資也比蘇聯多。蘇聯的重、輕投資比例是9：1，中國是8：1，中國的市場也遠比蘇聯的好。盡管如此，同志仍然認為需要適度調整農業、輕工業與重工業的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同志說：“你對重工業是真想還是假想，想得厲害一點，還是差一點？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點，那就打擊農業和輕工業，對它們少投點資。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厲害，那你就

要注重輕工業，使糧食和輕工業原料更多些，投到重工業的資金就會更多些。”這些認識的基本依據是：農業關系到城市和工礦人口的吃飯問題，農產品提高和發展，才能提供工業人口的需要，才能發展工業；農業是輕工業原料的主要來源和產品銷售的重要市場；化肥、農業機械等將以農村為銷售對象，電力、煤炭、石油等行業的很大一部分產品也將銷往農村，公共設施中的一部分也必須供應農村；現在出口物資主要是農產品，農產品變成外匯，就可以進口各種工業設備；農業是積累的重要來源，農業發展起來了，就可以為發展工業提供更多的資金等等。也正是基于這些認識，同志形成了“農業就是工業”的創新思想。

（2）現代化層面。農業對工業發展的重要性同樣不可忽視。中國作為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農村將越來越以豐富的資源和廣闊的市場而具備長久開發和利用的前景。國際資本看好中國固然有4億人口的城鎮市場，其更大的目標則是發現了9億人口的農村市場的潛在價值。國際游資和熱錢在農產品這種資源性產品上的某些作為也從另外一個側面反映了這其中的價值。同時，城鎮市場本身也將在極大程度上依賴農村市場，農村資源向城市的再配置將是漫長的，農村市場將長期是構建國內市場的主體。1984—1988年工業的大發展是這一事實的正面說明，而近年來工業產品的滯銷則是其反面說明，至于國際市場的波動與經濟安全的考慮則是其側面的佐證。

三、現代農業發展在經濟轉型中的“再啟動”

1、社會經濟轉型的瓶頸：投資與出口導向階段性的終結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改革開放以后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保持了較高的投資率有其合理性，可以有效地解決短缺經濟的問題，但與國際水平相比，我國當前的投資率明顯偏高，2003年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之后的幾年里，2004年以來的投資率都超過了42%，而世界上多數同等發展階段的國家的投資率都分布在22%～40%。因此在實踐中所帶來的最直接的問題是面臨著生產過剩和產業結構的扭曲，這種扭曲和變異在國際市場出現波動不穩而轉向國內市場時便充分暴露出來。另一方面，出口導向戰略目標的功能定位直接帶來內在結構的異化。一般而言，任何一個開放的國家和民族的發展都應該充分利用好國際和國內兩個市場。在這兩個市場的建設原則上，都應立足于本國市場的建設和完善上；或者是國內市場的拓展、或者是國內市場的補充、或者是國內市場的培育等。如二戰以后的日本所實施的出口導向型戰略是基于其國內市場的“兩頭在外”（即原材料和產品的銷售市場）的特點所致。就中國30年的出口導向型戰略的選擇和實施而言，我國一方面通過“請進來，走出去”為途徑對國內加工產業的發展具有鍛煉和技術的培育功能；另一方面也考慮到了國內市場需求不足的實際與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等因素。但不可忽視的是，出口導向型戰略自身風險也是不可避免的。以出口為戰略導向，必然使國內產業政策的制定和調整以國際市場的需求為基準，這樣，一方面國際市場的波動反映便直接體現在國內市場上；另一方面，國際市場的需求未必是全局和整體的，更未必是協調的、理性的。這種非理性的基準也必然影響到國內市場。而且更重要的事實是，國內市場越大，國際市場的非理性所帶來的破壞性也將隨之放大。

因此，綜合來看，如果我們對促進經濟增長發展的三架馬車：投資、出口與內需作用進行分析，至少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里，投資與出口的經濟效應的空間是有限的，從中國中長期發展的規劃和目標來看，內在需求拉動經濟的作用，無論是從國家經濟安全的角度還是從國內市場的建設與完善的需要來說，都應該是今后一段時間的工作和政策的重點，當然更是一個難點問題。

著名經濟學家遲福林在其《第二次轉型：處在十字路口的發展方式轉變》一文中曾經提出這樣的觀點，今后中國發展的二次轉型，應該是投資導向模式、出口導向模式與以gdp為中心發展模式的終結時代。現在看來，問題倒不僅僅在于遲福林教授的觀點和判斷如何，而是在于對內需的政策導向的選擇，究竟是我們被迫無奈的選擇（投資與出口的經濟效應空間的有限）還是我們本身就應該具有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路徑？反之，如果投資與出口的經濟效應在今后國際市場回暖之際，我們又應該如何來認識和設計內需的地位和作用呢？在今天社會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突破傳統的體制和發展方式的路徑應該如何選擇和確立，支點究竟在哪里，需要我們反思和總結。

2、農業經濟的發展在內需導向戰略中的“再啟動”及其轉化的可能性

據有關數據顯示，2007年中國社會消費品總額中，占人口55.1%的農村居民僅消費了總消費品的32.28%，在耐用消費品普及率上也遠低于城市居民。如果能夠改革收入分配體制，通過改革改變土地、財稅、金融、就業和社會保障等資源向城市傾斜的格局，就能使農民收入持續提高有了更根本和長遠的保障，為形成更合理的收入

分配格局奠定了基礎。

第一，城市與農村的消費邊際彈性不同。在城市，我國居民在經歷了上世紀末商業革命和大宗消費品排浪式消費之后，先后步入個性化消費階段，城市居民收入邊際消費彈性也隨之逐漸減小。在農村，廣大農民的生產消費基本處于尚未開發或剛開發階段，而農村人口規模龐大，農民潛在的生活消費需求很大，農民消費邊際彈性較大。富裕起來的億萬農民，將會成為我國現實和未來的內需主力。但這能否成為現實，或在多大程度上成為現實，還取決于我國今后“三農”現代化發展的力度和進度。

第二，農村有巨大的社會民生需求。長期以來，我國各地基本采用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確保地區經濟的快速增長，而“三農”發展總體相對滯后。由于我國幅員遼闊，各地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和條件差異較大，并受到地區行政板塊經濟發展格局的制約，城市化進程在各地的發展還不夠平衡，在城鄉之間的發展也不夠平衡。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農村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失衡，如農村精壯人員流失，導致土地撂荒和農村下一代“失教”現象；城鄉收入水平差距拉大，造成農村購買力低下和鄉鎮商品市場發育滯后；城鄉之間科教、文衛等公共服務資源配置不均，造成城鄉關系、地區關系、工農關系不和諧等。

當前，中國進入結構轉型加快期。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是在中低收入階段建立、改革的情況下不斷完善起來的，它適應于“生產型社會”。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口結構特征是農村人口多、城鎮人口少，低收入人口多、中等收入人口少；經濟結構是生產多、消費少。今后隨著中國逐步跨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社會結構將發生三大變化：一是人口結構將以農村為主轉為以城鎮為主；二是社會階層結構將從“啞鈴型”轉向“橄欖型”，中等收入群體將在人群中占大多數；三是經濟結構將由“生產型社會”轉向“消費型社會”。針對第一個變化，如果不能從宏觀層面上迅速改革阻礙農民進城落戶的戶籍制度以及社會保障制度，給予他們平等的權益，那么城鄉二元結構矛盾必然會從農村轉向城鎮。農民工在城鎮處于既流動又集中的狀態，而且他們年輕、有知識、有見識，容易集聚，維權意識較強。與第一代農民工不同，新一代農民工再也不會接受較差的工作福利條件和較低的社會地位。這樣，滯后的城鄉二元體制改革將會拉近、積累和激化城鄉矛盾，使得城鄉居民因不平等分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而對立，這將給社會帶來極大的不穩定性。因此，針對這種可能的變化，城鄉二元體制改革越早、越快，成本就越少，風險也就越小。針對第二個變化，我們再也不能用以往那種“摸著石頭過河”、“給飯吃”的辦法搞改革開放。因為，正在迅速成長的中等收入群體，他們對社會需求也不同于低收入者那么簡單。針對第三個變化，我們的管理體制需要從以往用很大精力組織招商、組織生產和做大gdp，轉向做大居民收入、組織消費。顯然，中國目前的社會管理制度和政治經濟體制還不能很好地適應這種變化，今后應主動加快改革步伐，建立一個與“橄欖型”社會結構相配套的現代社會管理制度和政治經濟架構。

無可置疑，中國經濟社會結構已經進入轉型加快期，因此，我國必須順應這種轉折性變化，變被動改革為主動變革，改革傳統體制，創建新型管理制度，推進中國從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行列邁進。

經濟轉型論文:探討后危機時期中國經濟轉型的優勢因素

摘要：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使中國承擔了來自國際國內的巨大壓力，隨著中國國內經濟的發展和在世界經濟中地位的提升，傳統經濟發展模式已不能維持，經濟轉型的呼聲也更為迫切。中國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也累積了一定的優勢。在新時期的經濟轉型中，本文主要討論了經濟轉型的有利條件，以期更充分地發揮優勢因素的作用。

關鍵詞： 經濟轉型 勞動力優勢 人口紅利期 消費黃金期

中國“十二五”規劃明確指出：“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是推動科學發展的必由之路，是我國經濟社會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是綜合性、系統性、戰略性的轉變，必須貫穿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在發展中促轉變，在轉變中謀發展。”經濟轉型將是引領中國未來發展的重要引擎。然而，面對中國經濟長期形成的結構特點，如何在有效利用現有優勢及在最低成本的基礎上實現經濟的穩步提升將是一大難題。中國未來的發展應在充分發揮傳統優勢的基礎上，走出一條將傳統要素與新經濟因素相結合的新型改革發展之路。

一、中國經濟轉型的勞動力優勢分析

充足的勞動力供應所帶來的低成本競爭優勢是中國經濟幾十年快速發展的重要因素。從2003—2004年中國出現“民工荒”以來，尤其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關于中國人口紅利進入拐點的爭論越發激烈。

1、從人口撫養比來看。中國的人口紅利期還遠未結束，至少在未來十年內中國的人口紅利期仍將延續。據國家統計局及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2009年中國的人口結構中14歲以下人口占比約為18.5%；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約為8.5%；14—65歲人口占比為73%，人口撫養比為36.9%，仍遠低于人口紅利期50%的標準紅線。據商務部針對“民工荒”問題所做的研究分析，中國的人口紅利還將持續十年左右，勞動力人口供大于求的狀況仍未改變。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的推動效應還未完全釋放，中國“十二五”規劃應該在對人口紅利可持續的基礎上制定有效政策，應該在進一步發揮人口紅利的基礎上促進經濟結構的轉型，而不應忽視現有優勢盲目推進改革。

2、從勞動力供應來看。雖然勞動力增長速度放緩，但未來十年中國的勞動力供應依然充裕，勞動力數量供大于求的優勢依然明顯。2011年3月在北京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說：“‘十二五’期間，中國城鎮每年需安排就業的勞動力約為2500萬人。其中，青年學生約1400萬，包括700萬高校畢業生，700萬的中專、技校、初中和高中畢業生；其余的1000多萬人，包括軍隊轉業人員、下崗失業再就業人員和登記失業人員。但城鎮每年實際新增就業崗位只有約1200萬。”而且中國連續三十年gdp的高速增長與勞動力就業人口增加之間極不協調，2000—2008年gdp增長率由8.1%增至11%，而就業人口增長卻從1.1%降至0.7%，這種嚴重的背離“無就業增長”也是中國未來一段時間具有勞動力優勢的佐證之一。

3、從勞動力的生產力水平上看。中國勞動力生產效率還有相當大的提升空間，人力資本投資的邊際利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還將保持正值，中國的人力資本投資及資本深化還將繼續。從國民經濟三大產業的發展來看，第一產業的生產力有巨大的提升空間，第二產業在政策的支持下也將會迎來發展的良機，第三產業的發展程度相比于發達經濟體有著巨大的發展空間，勞動力在三大產業間的有效轉移將會帶來生產效率的大幅提高。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09年底，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的就業人數分別為29708萬人、21684萬人、26603萬人，各自所占的比例為38.1%、27.8%和34.1%，相比于發達國家第三產業的比例明顯偏低。隨著第一、第二產業生產力的提高，將會游離出大量的勞動力向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轉移，這一轉移將帶動生產率的提高。

二、中國經濟轉型的新因素分析

中國經濟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經濟發展水平已有很大提高，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使經濟刺激因素已經不僅僅來自于傳統的優勢，新經濟因素的增長將為經濟的轉型注入強大的動力。

1、有利的國際國內環境為經濟轉型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條件。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快速發展使中國積累了強大的經濟實力，使經濟改革的基礎更為雄厚，無論是資本、技術，還是投資與消費以及基礎設施都給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2010年中國的gdp達5.4萬億美元，已躍居世界第二位；外匯儲備達2.8477338萬億美元，約占世界外匯總儲備的三分之一。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西方大國將危機源頭轉嫁于中國，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制造業地位使中國成為危機的替罪羊。同時，人民幣匯率也成為西方大國向中國發難的目標，外部的壓力、內部的動力

都使中國的經濟轉型有著良好的環境條件。

2、消費的黃金時期將為中國經濟轉型注入強大的動力。中國消費占gdp的比重僅為36%，約為美國的一半，有著巨大的發展空間。受制于各種因素，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放緩已成必然。然而，未來中國的消費將會迎來一個黃金時期，極有可能超越投資與出口成為經濟增長的引擎；中國正處于一個重要的拐點，拐點之后極可能迎來消費的快速增長。至少在未來十年，中國將迎來一個收入增長、儲蓄率降低及消費增長的關鍵時期，這將帶動中國經濟結構的不斷優化升級。“十二五”規劃指出要加快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國家更為重視民生，伴隨著經濟的持續增長、社會分配及再分配的進一步合理調整和城市化水平、新農村建設的推進，中國居民的收入水平將有大幅度的提升。而且，隨著中國老齡化程度的提高，根據生命周期理論，消費將會增加，儲蓄率將會降低。

3、創新能力的提升將為中國經濟轉型提供技術支撐。“十二五”規劃指出要通過技術創新推動產業升級，“面向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發揮科技創新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驅動作用，加快國家創新體系建設，強化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主體地位，引導資金、人才、技術等創新資源向企業聚集，推進產學研戰略聯盟，提升產業核心競爭力，推動三次產業在更高水平上協同發展”。“2010—2015年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將由1.75%增加至2.2%；每萬人口發明專利擁有量由1.7件增至3.3件”。創新能力帶來的技術水平的提升將為三大產業的升級及改造提供技術支撐，從而為經濟轉型奠定技術基礎。

4、服務業的發展將是中國經濟轉型的重要推手。服務業發展水平是一國或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及程度的重要指標，中國服務業占經濟總量約40%，這不僅與發達國家如美國的65%相差甚遠，也與印度等主要新興經濟體的55%有相當大的差距。“十二五”規劃指出：“要把推動服務業大發展作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戰略重點，營造有利于服務業發展的政策和體制環境，拓展新領域，發展新業態，培育新熱點，推進服務業規模化、品牌化、網絡化經營，不斷提高服務業比重和水平。”服務業的發展將是中國經濟轉型的重要突破口，將有利于經濟轉型的順利穩定進行。

三、發揮兩種優勢確定經濟轉型的方向及措施

1、充分發掘勞動力優勢，進行產業鏈的高效整合，提升產業競爭力。由第一部分分析可見，中國至少在未來十年內仍將擁有勞動力人口富裕帶來的人口紅利。應充分利用這一優勢調整產業結構，進行產業鏈的高效整合，提升產業水平，從而提高在國際分工中所處的位置。“民工荒”的出現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過去只能到千里之外工作的富裕勞動力，現在已經可以在家鄉附近找到一份差不多或者更好的工作，這樣既消除了思鄉之苦，又規避了遷移的成本，這同時也產生了產業區域合理布局的問題。

2、消費是經濟發展的最根本動力和源泉，是經濟發展最為持久的拉動力。應擯棄過去過分注重gdp增速的經濟發展戰略，采取多種措施重視民生問題以拉動內需：最根本的是增加居民收入，更合理地處理分配和再分配的關系，增強轉移支付力度；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加大公共衛生服務支出；加快新農村及小城鎮建設，縮小城鄉差距；進一步推進西部大開發戰略，發揮區域優勢，促進東中西部協調發展；合理控制壟斷行業人員的收入不合理增長。采取措施努力造就龐大的中產階級，形成“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結構。

3、應用科技大力發展農業及技術創新提升裝備制造業。“十二五”規劃指出：“要推進農業技術集成化、勞動過程機械化、生產經營信息化。同時要優化結構、改善品種質量、增強產業配套能力、淘汰落后產能，發展先進裝備制造業，調整優化原材料工業，改造提升消費品工業，促進制造業由大變強。”科技進步是提升產業生產力的不竭動力，應加大對科技的投入，造就高素質的產業工人隊伍，改變過去僅依靠廉價勞動力優勢的生產模式。這一方面可以提高農業及制造業的產業競爭力，另一方面可以為服務業的發展游離出大量的富余勞動力，間接促進服務業的發展。

4、大力發展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服務業。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促進生產性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的融合；大力發展現代物流業，建立現代物流體系，適應產業升級的需要；培育壯大高技術服務業，提升商務服務業；大力發展生活性服務業，積極推進發展旅游業、體育事業及家庭服務業。應加快服務業領域改革，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服務市場，完善服務政策，促進服務業快速發展。尤其是要注重在現代經濟中處于核心地位的金融服務業的發展，穩步推進金融體制改革，加快金融創新，推動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協調發展。這既可以提升經濟的現代化服務水平，同時也可以吸納大量的富余勞動力，解決就業難的問題。

5、發揮地區優勢，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中國經濟幾十年不平衡的發展造成東中西部發展水平的巨大差異，南方“民工荒”的出現表明區域經濟發展差異的縮小，中國應抓住這一難得的機遇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因此，應加快推進新一輪的西部大開發戰略，促進中部地區崛起，更加注重革命老區、貧困地區及邊遠地區發展。這既有利于推進全國各地區的協調發展，也可以大幅度提高相對落后地區的居民收入水平，從而進一步推進勞動力的供應和消費問題的解決。

經濟轉型論文:城鄉一體 是中國經濟轉型的契機

【摘要】 中國經濟社會經歷了30年的改革發展，在世界金融危機后期，面臨人口分布、經濟分配、經濟結構三者失衡的矛盾，國際國內各種形勢促使我們改變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模式。“十二五”時期將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從工業化主導向城市化主導轉變的關鍵時期，城市化進程將繼續加快，農村發展相對滯后，城鄉如何實現發展同步、一體化發展，牽動國家整體改革發展全局與大局。本文分析了人口分布、經濟分配、經濟結構失衡等方面的問題，提出了個人對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改革框架，以期為中國經濟轉型提供參考意見。

【關鍵詞】 經濟社會 持續發展 思維框架

我國經濟總量已經躍升為世界第三，但我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本質沒有發生根本轉變，尤其是近十年，我國的經濟增長動力主要靠出口和投資拉動，而且出口物品附加值低。在后金融危機時期，出口增長乏力對經濟增長有直接影響，內需嚴重不足是當前最緊迫的事情。因此，研究和解決國內經濟存在的問題，是“十二五”時期的中心工作與主題。

一、人口分布失衡

改革開放前30年，是中國社會由落后的農業加手工業狀態向自主的現代工業狀態發展期，加上東西方“冷戰”對抗的影響，中國黨和政府和人民都在為解決“吃飽”、“穿暖”等基本生存問題而努力。在人口居住地域上，通過限制農村人口進城、知識青年下鄉等措施，把全國80%以上的人口集中在農村，保證了工業發展和城市人口就業。

改革開放30年，政府放松了人口流動管制，城市居住人口大幅上升，鄉村居住人口大幅下降。但城鄉之間最后一道大門始終沒有打開，中國社會出現了六種特有現象：一是城市非戶籍人口規模巨大。其中，最典型的是深圳，1400多萬人口中，戶籍人口只有200多萬，1200多萬都是非戶籍人口。二是人戶分離，帶來世界罕有的人口遷徙規模。每逢節假日，交通運輸壓力巨大，“春運”成為最有中國特色的專有名詞。三是常年有2億以上青壯年勞動者異地謀生，農村老人成為農業主要勞動力，農業產業大面積處于維持簡單再生產或自給狀態。四是農村居民中，大量家庭的小孩無人照看，夫妻分居，導致家庭矛盾嚴重。同時，城市中小學人滿為患，鄉村中小學生源大幅下降。五是中國的產業工人已達3億，其中農民工占2.3億，已成為產業工人主體。而工人階級卻處于社會弱勢地位，勞動條件和勞動者的尊嚴都不樂觀。六是社會保障、醫療等社會福利制度的建立，遇到人戶分離與人口頻繁流動等棘手難題，制約著社會整體品質的優化和人民的幸福指數的提高。

二、經濟分配失衡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有了較快的發展，2009年經濟總量達到（gdp）33.5353萬億元人民幣，比上年增長8.7％，占世界gdp總量的7.8%。進出口貿易總額居世界位次已由1978年的第29位躍升到2009年的第1位，占世界貿易總額的比重，由1978年的0.8%上升到2008年的7.9％。但在經濟高增長的同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也越拉越大。1978年城鄉收入比為2.57∶1，此后幾年連續呈縮小趨勢，1985年達到1.86∶1，1985年以后城鄉收入比的變化總體又呈上升趨勢，2006年城鄉收入比擴大為3.28∶1，絕對收入差距達到8172元。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之比為1.5∶1，超過3∶1的情況比較少見。與此同時，企業和政府收入占比卻在增加。

另外，社會財富向少數人集中。據世界銀行的最新報告顯示，美國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而中國則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富裕集中度遠遠超過了美國，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這1%的人口包括六類人群：一是腐敗官員，二是黑社會頭目，三是國有壟斷大企業高管，四私營企業主，五是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上市公司股權所有者；六是走私、販毒、賭博、組織等違法團伙主要成員。關鍵問題是，這1%的暴富者，其高比例的私有財產的來源途徑、獲取手段具有合法性、合理性的占比極低，即便是合法收入也是不公平的社會政策使然，更何況大量是非正當性的非法所得。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極不樂觀。

三、經濟結構失衡

1978年以前的中國經濟，農業基礎薄弱，輕工業和重工業比例失衡。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通過優先發展輕工業，擴大高檔消費品進口，加強基礎產業、基礎設施建設，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使中國的經濟結構趨于協調，并向優化和升級的方向發展。因此，中國各產業之間及其內部的比例關系都有了明顯改善，其中第一產業比重下降，第二、第三產業比重上升；國民經濟總量增長從主要由第一、第二產業帶動轉為主要由第二、第三產業帶動，第二產業的增長構成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主要動力。在整體產業結構發生變化的同時，各產業內部的結構也發生了較大變化。在農林牧漁業總產值中，純農業產值比重下降，林牧漁業比重上升；在工業內部，輕重工業結構正逐步由偏重“消費補償”的輕型結構向“投資導向”的重型結構升級；在第三產業內部，交通運輸業、商業等傳統產業比重下降，房地產業、金融保險業、電信業等迅速發展。

2010年，全社會農業產值占gdp比重將下降到10%以下，農業與農村人口失衡嚴重。

首先，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二元經濟結構是指以社會化生產為主要特點的城市經濟和以小生產為主要特點的農村經濟并存的經濟結構。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主要表現為：城市經濟以現代化的大工業生產為主，而農村經濟以典型的小農經濟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衛生和教育等基礎設施發達，而農村的基礎設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費水平遠遠高于農村；相對于城市，農村人口眾多等。其次，產業結構失衡。主要表現在三次產業發展不協調、農業基礎薄弱、工業大而不強、服務業發展滯后、部分行業產能過剩。最后，工業內部結構失衡。工業不少領域產能過剩、重復建設問題仍很突出，有的甚至還在加劇。另外，要素投入結構也失衡，主要是資源消耗偏高，環境壓力加大，資源環境的約束日益突出。

四、改革思維框架

第一，用“幸福主義”取代“gdp崇拜”。社會的發展與進步是一個系統，僅僅以gdp一個數據，很難反映社會的全貌。gdp只能反映新創造的物質財富總額，與國民個人感受沒有直接關系，與“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相悖，與“以民為本”的傳統觀念不匹配。社會主義的終極價值、最高價值目標就是實現、增進和保障人民的幸福，黨的一切奮斗和工作都是為了造福人民，社會主義就是幸福主義。

第二，把居住地選擇權完全交給公民自己，政府只做滿足公民生活、勞動需要的服務工作。當幸福主義成為國家整體發展目標和公民人生追求的目標時，加上政府公共政策向公平與正義方向調整，京、滬、廣、深等特大城市“人口爆炸”和“城市病”等現象將得以緩解，人口的流向自然會得到抑制。目前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緩解和釋放。我們再也不能用計劃經濟的思維方式去預測未來，計劃經濟的本質是生產力極低時期，社會剩余產品極少的情況下，集中各類優勢資源辦大事情的模式。之所以京、滬、廣、深等特大城市出現“人口爆炸”現象，就是因為中國社會各類優勢、優質資源基本上大部分集中在這些特大城市。如果把大城市的各類優勢、優質資源分散開來，按點、帶、群的模式設計城市布局，既能凸顯城市特色，又能促進社會的專業化發展，更不會出現人口“爆炸式集聚”。

第三，把各級政府財政改革為“公共財政”模式，把企業為社會提供“私人產品”、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確定為社會發展模式，提高社會福利水平，促進社會的進步與和諧。

第四，把“信訪辦”改成“講理廳”，國有壟斷企業利潤一半補充社保，一半用于農村公共產品生產。各級黨委和政府的信訪部門，是人民爭取合法權益的協調部門，其效果本身并不好，若把信訪部門改成老百姓講理的地方，黨和政府為老百姓建立一個發表個人意見、爭取合法權益的平臺，借用“模擬法庭”形式，把人民內部矛盾化解在基層，不知要減少多少民怨與民憤。因而化解矛盾比激化、壓制矛盾的效果更好。

第五，國家、城市、政策等在機制上對農業、農民、農村實行特殊優惠政策。允許城鄉人口自然流動，鼓勵城市資源、投資、金融服務等到鄉村創業；農村土地在不改變用途的條件下，向大農業企業集中，改小農生產模式為現代大農業生產模式；將幾千年農民與土地的依附關系改變成農民與農業企業的雇傭關系，讓土地真正成為農民手中的資產。對現代大農業生產模式，實行特殊優惠措施：一是免除一切稅收和政府收費；二是全部農業生產與經營剩余，用于農業工人收入提高和改善農業生產條件；三是發行“三農”發展彩票，籌集改善“三農問題”資金；四是對農村捐贈實行免征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等。

第六，設立縣轄市，規劃新的城市發展區域，限制老城市地域規模再擴大。目前許多縣級市，也只有縣城城區有市的雛形，其他區域還是農村。如果撤銷縣級市，設立縣轄市，從行政體制上就理順了市建制的級別。工業化必然伴隨城市化，中國城市化過程，只重視大城市，中小城市建設力度相對較小，基本上沒有把縣城當城市。其實，中國的一個縣，一百或幾十萬人口，幾百到幾千平方公里的地域，縣城是當地居民人生中第一個城市。幾千年形成的生活習慣、食品、建筑樣式等，就是中國特色。人口的高密度居住方式，帶來非常高的建設成本，社會風險也高，宜居程度卻不高，而小城市具有宜居城市生活的基礎條件。因此，在城市化過程中，必須大力發展縣轄市。同時，要制約目前大城市無限制的城市擴張，把大城市與周邊地區和相鄰城市的發展進行整體思考，改變目前單一的城市發展模式。在大區域視野下，建設城市群、城市帶、城市組團。另外，尤其要制約水資源潰乏地區的城市無限制擴張。

第七，糧食等農產品價格必須大幅度提高。中國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不能指望國際貿易解決中國人吃飯問題，必須立足主要食物自給基礎上，以國際貿易為補充。而中國農業生產為什么仍然是小農模式，其根本原因是農產品價格過低，不具備發展基礎。把稻谷與蔬菜、肉食品生產進行比較：一是從種植面積看，稻谷需要的種植面積大，且要成片，還需要有水源保障；而蔬菜之類，需要的土地面積小，不需要專門的水源。二是從自然條件看，稻谷需要大量水資源和適宜的氣候、光照，現代人工不能創造這樣的氣候環境；而蔬菜之類，卻沒有這樣苛刻的要求，而且能人工創造小氣候（大棚）；肉品、植物油等其他菜品、菜料，也沒有自然條件的苛刻要求。三是從生長周期與風險來看，稻谷的生長周期最長，遇到的氣候、病蟲害風險也比較大；而蔬菜與肉類、植物油等其他菜品的生長周期相對要短、風險相對要小。四是從工人成本看，種植稻谷需要的人工成本與蔬菜不相上下，但種植稻谷沒有畜力或機械動力卻不行，而蔬菜沒有這個要求。五是從技術與肥料看，蔬菜相對要求高一點，但沒有稻谷種植工序那么繁復。

建議糧食最低收購價格上漲到目前的價格三倍以上，即稻谷每百斤240-280元，玉米、小麥等糧食同時上漲，才能拉平其與其他農產品的價格水平。

第八，中國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核心要素不是物質，而是創新意識，提高國家創造力才能可持續發展。人類社會近代經濟發展史上的三個大國，都是創造力較強的國家，國力的強大，是創造出來的，他們是英國、美國和日本。英國，發明了蒸汽機，并把它用于工業生產、航海與陸運，奠定了英國在工業機器大生產時代的主導地位。美國，發明了發電機，引領了第二次產業革命。電燈的發明和電力系統技術的應用，極大推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使美國率先進入電氣時代；接著，又創造了“核能利用”技術，并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清潔而穩定的電源；再接著，又創造了航天和空間技術，為氣象、通訊、導航等多個領域帶來革命性突破；后來，又發明了計算機、“信息高速公路”等數字科學與技術，使互聯網迅速得到普及，使人類社會步入文化傳播新的歷史階段。日本，雖然沒有標志性的創造科學與技術，但教育的發展為日本科學技術進步提供了不竭動力。1947年，日本制定了《教育基本法》，實施九年義務教育；1975年，日本頒布《私立學校法》，如今私立學校在日本已占據半壁江山。

因此，中國可持續發展，最終必須依靠創造力的提高。提高國家創造力，一是要科學識別創新人才，二是要有創新人才培養的教育機構，三是要有鼓勵創新人才的選拔機制，四是有容納創新人才的環境，五是給創新人才創新的基本條件等。否則，創新就是一句空話，社會可持續發展也會落空。

經濟轉型論文:淺析農業在經濟轉型中的邏輯前提及其作用

【摘要】 就經濟轉型來說，無論是內在的結構還是其與外部環境的關系，都具有不同于生物學的特點；就中國經濟結構的背景和特點而言，農業的發展在經濟轉型中具有特別的意義與地位，既是轉型的前提也是轉型的基礎。

【關鍵詞】 農業 濟轉型 輯前提

就社會學研究的角度來看，“轉型”一詞并不是一個非常科學和嚴格的概念，它本身是從化學領域中的“構型”、“構象”以及生物學中的“進化”等詞引申而來的，它是指通過改變分子結構的空間排列順序和組合方式，使其具有新的結構和功能。當然，社會學所研究的經濟轉型要遠比一個分子或者細胞的“轉型”要復雜得多。這主要是由于構成社會要素的內容除了勞動對象和勞動產品以外的人的因素的切入。正是這種特殊的主客體因素的滲透，使社會經濟轉型的結構和過程具有更多的艱難性和復雜性，也就具有與自然規律不同的社會發展的“平行四邊形”的合力性和非線性的特點和規律。

一、社會經濟轉型的理論規則

1、經濟系統是社會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

經濟結構的轉型不僅僅涉及到經濟結構內部各要素之間的時間發展順序、空間要素排列和所占比例以及各自功能的定位，同時也涉及到非經濟結構以外的社會結構，如法律結構、制度建設與政治治理結構等。在功能結構學派的理論中，事物結構的變動和調整過程不是孤立的，它與外部環境的關系是直接相關并且產生著相互作用。在此，社會經濟結構的調整則區別于生物、化學中“物”的變化的被動性。因此，如果說中國30年的改革表現為漸進式實踐探索的特點，那么在今天則更有必要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注重經濟結構中所構成的各要素（經濟單元、人口、資源的時間序列和空間分布）的設計和外部非經濟環境整體協調的推進，這種系統化和整體戰略的實施正是社會經濟結構轉型的特點所致。

2、無論是自然規律還是社會規律，其客觀制約性永遠是基本特點和要求

社會規律所體現的主、客觀為人的內容，也只是規律的特殊作用而不是什么特殊規律。任何規律的客觀制約性對個體與社會的作用和原則的體現，留給我們的只有兩個方面：一是尊重，二是選擇（在原有構成規律和原則的基礎上對調整與變化路徑的選擇，即使是在生物和化學領域中也是如此，因為其分子結構是有其內在的機理的）。因此，在社會經濟轉型中的人為因素的作用是有限的，它與事物內在結構的關系在于提供外部的輔助條件和環境，而不是改變內在的機理和規律。在此，我們需要注意的是，經濟轉型是一個長期積累和要素逐漸變化的過程，經濟運行有其相應的經濟規則。20世紀80年代我們便提出經濟轉型的目標，至今仍存在著兩個較大的障礙：一是轉型本身就具有長期性；二是經濟運行規則的非經濟主體政府力量的非適當運用。20世紀90年代所提出的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起基礎性作用的目標在今天仍然沒有實現。因此，經濟轉型的最大障礙在于體制性問題的解決。

3、“轉型”本身既包括過程也包括方向（目標和定位方式）

從純理論的角度來看，轉型的過程和階段是由其方向所決定的。在這個意義上，投資型的發展戰略所實施的結果必然是在最終收入分配中，資產所有者的收入份額不斷提高而勞動和專業勞動（人力資本）的所有者的收入份額不斷下降。在實踐中，收入水平或者資本收入的所有者，主要是政府和富裕的人群，而政府和富裕人群的儲蓄傾向是高的，消費傾向則相反。收入份額下降的勞動者和專業勞動者的消費傾向是高的，而其儲蓄傾向則相反。這也充分證明了我們為何花了20多年的時間來啟動內需但在實際中卻“啟而不動”的原因和“投資饑餓癥”以及熱錢泛濫的癥結所在（即使是實體單位和靠“實體”起家的企業也在熱衷于此）。

二、轉型時期農業經濟發展的邏輯前提

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無論是職業意義還是身份意義上的農民，農民利益實現的背景和條件都應該是建立在農業領域，這是一個基本的邏輯命題。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只是在發展理念、經營體制與利益實現方式上的轉變和調整，而非農業大環境的改變甚至是消失。如果說用“消滅”農民的方式、方法來解決農民的利益問題和發展農業的話，那么未來的中國所剩下的問題就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問題了，而對農民與農業問題的研究本身就是一個假命題。因此，在科學、客觀和理性地認識農民利益實現之前，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清醒的邏輯判斷。從歷史到現在，短期的剴恩斯式的干預只能是一個短期的效應而非長期的手段，用急于求成的躍進方式來解決中國任何問題的教訓在我國歷史上并不少見。

1、現代農業的建設和發展并不等于消滅農業

（1）政治層面。基于農民階層的社會地位而言，其經濟的低下以及生存的艱難性往往造成了社會歷史變革中的主動性和強烈性，在中國民主革命中，農民既是革命依靠的力量也是中國革命主要力量的歷史原因和基礎。也正是如此，當農民基本利益實現和得以保障時，他們對已得利益的珍惜程度和維護意識是最強烈的，但他們的滿意度和幸福感卻是在社會各個階層中是最低的，而基于他們在社會結構中的比例，這個群體在穩定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又往往是最強的。由此可見，在中國改革的歷史中，中國的農業、農民創新意識和能力最強，農民付出的代價和犧牲最多，而得到社會與市場的回報卻是最低，但其穩定性又是最強。

（2）經濟層面。如果說農業是基礎性產業，那是指對工業產業源頭的原材料的提供，這種提供過程未必是對農業的完全掠奪，而長期“剪刀差”的辦法則是體現了一個讓我們尷尬的事實：中國的工業化乃至現代化進程中，中國農業以基礎地位的角色賦予了國民經濟支柱作用的義務。在歷史上，僅僅在1990年，我國工業就從農民手中取走了1127億元的剩余量，占國民收入積累的比重達23%，其中通過“剪刀差”的辦法拿走726.1億元，通過稅收取走81.2億元，通過儲蓄流走的有320.2億元。以外還有農民所承擔的其他如鄉鎮一級基層政權的負擔等。在某種意義上，中央政府有關民生問題的政策其出發點是良性的、健康和激勵性的，最終是為農民考慮和著想的，但在實際財政運轉體制下，其運轉成本最終仍然由農民來承擔。這與我國在農業與農民問題上的政策和目標是背離的。

當然，現代農業建設的基礎在于我們對傳統農業發展障礙的反思和檢討。農業的發展和建設過程不是一個孤立的系統，現代工業社會科技成果不僅僅體現在發展理念上，也體現在發展方式和生產組織的安排和生產要素的有機組合上。就發展的觀念而言，基于生產階段的技術工具的投入，今天的農民已自覺不自覺地由傳統的生產者轉變為經營者了，這種單純的生產過程的實際“外包”（如播種、收割等生產環節），要求農民需要更多地關注“供”和“銷”這兩個經營環節，對農產品的銷售和農產品的選擇考量著農民的智慧和膽識；就經營管理體制來說，如何將傳統農業時期零散的“一隊土豆”的生產要素形成一種合力，與社會市場進行有機對接，這是現代農業建設中所要面對的現實問題。在此，除了外部體制性障礙消除以外，更需要幾代人的努力。但是，至少有兩點認識我們必須關注：一是現代科學思想和技術與農業的對接必須是有機對接而非外來的嫁接。科學技術固然具有引導和示范的作用，但是基于其社會屬性的特點，必須考慮農業發展的“內生”性需要的特點。經濟學的邊際效應告訴我們，任何技術的投入都必須與其產出和效益成合理的比例。二是根據2007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對現代農業的表述，現代農業的構建是建立在農業以外的物質和技術裝備基礎上的，借助的是農業以外的技術工具和手段。但是這一切并不意味著用農業以外的產業和行業來取代農業的地位與代替農業產業自身的發展。這是一個技術轉讓和移植的過程。無論是基于中國的國情方面還是中國工業化的基礎和實力，我們都不足以能走出“城市包圍農村”而最終解決農業問題與實現農民利益之路。

2、城鎮化建設道路與現代農業建設相輔相成

在此，我們需要認清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城鎮化建設與城市化建設不是一個概念，前者僅包括城市空間規模的放大，既包括其內涵結構的提升和綜合實力的增強，也包括農村與城市間的中小城鎮的建設。二是城鎮化的建設和工業化的進程未必是完全同步的。世界發展經驗表明，一個國家城市化水平和工業化水平應該是同步的。其原因在于，沒有工業化的發展相適應，城市的發展和建設就會受到極大的制約，從而形成城市自身消化中的“城市病”。

（1）歷史層面。以18世紀英國產業革命為發端的人類經濟社會工業化過程，距今已經有200多年的歷史，迄今仍在繼續。這是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變，手工生產向機械化生產的轉變，也是每個民族或者早或遲都必需經歷的過程。與歐美發達國家所經歷的對外掠奪、對內剝奪的道路不同，早期的蘇聯期望以重工業投資的疊加效應換取工業化時間的節約，而無須通過“剪刀差”的方法來侵害農民的利益。但事情發展的結果不管蘇聯是否愿意，因為其工業過度投資而仍然落入最初被否定的道路。為此，蘇聯人民特別是農民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初期，中國共產黨人痛感蘇聯為了發展重工業把農民挖得很苦，以至于糧食生產長期達不到沙皇時代的最高水平。在這一點上，中國一般重農業、輕工業。農業初級合作社化沒有出現大量減產的情況，反而增加了生產，輕工業投資也比蘇聯多。蘇聯的重、輕投資比例是9：1，中國是8：1，中國的市場也遠比蘇聯的好。盡管如此，同志仍然認為需要適度調整農業、輕工業與重工業的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同志說：“你對重工業是真想還是假想，想得厲害一點，還是差一點？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點，那就打擊農業和輕工業，對它們少投點資。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厲害，那你就要注重輕工業，使糧食和輕工業原料更多些，投到重工業的資金就會更多些。”這些認識的基本依據是：農業關系到城市和工礦人口的吃飯問題，農產品提高和發展，才能提供工業人口的需要，才能發展工業；農業是輕工業原料的主要來源和產品銷售的重要市場；化肥、農業機械等將以農村為銷售對象，電力、煤炭、石油等行業的很大一部分產品也將銷往農村，公共設施中的一部分也必須供應農村；現在出口物資主要是農產品，農產品變成外匯，就可以進口各種工業設備；農業是積累的重要來源，農業發展起來了，就可以為發展工業提供更多的資金等等。也正是基于這些認識，同志形成了“農業就是工業”的創新思想。

（2）現代化層面。農業對工業發展的重要性同樣不可忽視。中國作為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農村將越來越以豐富的資源和廣闊的市場而具備長久開發和利用的前景。國際資本看好中國固然有4億人口的城鎮市場，其更大的目標則是發現了9億人口的農村市場的潛在價值。國際游資和熱錢在農產品這種資源性產品上的某些作為也從另外一個側面反映了這其中的價值。同時，城鎮市場本身也將在極大程度上依賴農村市場，農村資源向城市的再配置將是漫長的，農村市場將長期是構建國內市場的主體。1984—1988年工業的大發展是這一事實的正面說明，而近年來工業產品的滯銷則是其反面說明，至于國際市場的波動與經濟安全的考慮則是其側面的佐證。

三、現代農業發展在經濟轉型中的“再啟動”

1、社會經濟轉型的瓶頸：投資與出口導向階段性的終結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改革開放以后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保持了較高的投資率有其合理性，可以有效地解決短缺經濟的問題，但與國際水平相比，我國當前的投資率明顯偏高，2003年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之后的幾年里，2004年以來的投資率都超過了42%，而世界上多數同等發展階段的國家的投資率都分布在22%～40%。因此在實踐中所帶來的最直接的問題是面臨著生產過剩和產業結構的扭曲，這種扭曲和變異在國際市場出現波動不穩而轉向國內市場時便充分暴露出來。另一方面，出口導向戰略目標的功能定位直接帶來內在結構的異化。一般而言，任何一個開放的國家和民族的發展都應該充分利用好國際和國內兩個市場。在這兩個市場的建設原則上，都應立足于本國市場的建設和完善上；或者是國內市場的拓展、或者是國內市場的補充、或者是國內市場的培育等。如二戰以后的日本所實施的出口導向型戰略是基于其國內市場的“兩頭在外”（即原材料和產品的銷售市場）的特點所致。就中國30年的出口導向型戰略的選擇和實施而言，我國一方面通過“請進來，走出去”為途徑對國內加工產業的發展具有鍛煉和技術的培育功能；另一方面也考慮到了國內市場需求不足的實際與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等因素。但不可忽視的是，出口導向型戰略自身風險也是不可避免的。以出口為戰略導向，必然使國內產業政策的制定和調整以國際市場的需求為基準，這樣，一方面國際市場的波動反映便直接體現在國內市場上；另一方面，國際市場的需求未必是全局和整體的，更未必是協調的、理性的。這種非理性的基準也必然影響到國內市場。而且更重要的事實是，國內市場越大，國際市場的非理性所帶來的破壞性也將隨之放大。

因此，綜合來看，如果我們對促進經濟增長發展的三架馬車：投資、出口與內需作用進行分析，至少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里，投資與出口的經濟效應的空間是有限的，從中國中長期發展的規劃和目標來看，內在需求拉動經濟的作用，無論是從國家經濟安全的角度還是從國內市場的建設與完善的需要來說，都應該是今后一段時間的工作和政策的重點，當然更是一個難點問題。

著名經濟學家遲福林在其《第二次轉型：處在十字路口的發展方式轉變》一文中曾經提出這樣的觀點，今后中國發展的二次轉型，應該是投資導向模式、出口導向模式與以gdp為中心發展模式的終結時代。現在看來，問題倒不僅僅在于遲福林教授的觀點和判斷如何，而是在于對內需的政策導向的選擇，究竟是我們被迫無奈的選擇（投資與出口的經濟效應空間的有限）還是我們本身就應該具有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路徑？反之，如果投資與出口的經濟效應在今后國際市場回暖之際，我們又應該如何來認識和設計內需的地位和作用呢？在今天社會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突破傳統的體制和發展方式的路徑應該如何選擇和確立，支點究竟在哪里，需要我們反思和總結。

2、農業經濟的發展在內需導向戰略中的“再啟動”及其轉化的可能性

據有關數據顯示，2007年中國社會消費品總額中，占人口55.1%的農村居民僅消費了總消費品的32.28%，在耐用消費品普及率上也遠低于城市居民。如果能夠改革收入分配體制，通過改革改變土地、財稅、金融、就業和社會保障等資源向城市傾斜的格局，就能使農民收入持續提高有了更根本和長遠的保障，為形成更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奠定了基礎。

第一，城市與農村的消費邊際彈性不同。在城市，我國居民在經歷了上世紀末商業革命和大宗消費品排浪式消費之后，先后步入個性化消費階段，城市居民收入邊際消費彈性也隨之逐漸減小。在農村，廣大農民的生產消費基本處于尚未開發或剛開發階段，而農村人口規模龐大，農民潛在的生活消費需求很大，農民消費邊際彈性較大。富裕起來的億萬農民，將會成為我國現實和未來的內需主力。但這能否成為現實，或在多大程度上成為現實，還取決于我國今后“三農”現代化發展的力度和進度。

第二，農村有巨大的社會民生需求。長期以來，我國各地基本采用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確保地區經濟的快速增長，而“三農”發展總體相對滯后。由于我國幅員遼闊，各地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和條件差異較大，并受到地區行政板塊經濟發展格局的制約，城市化進程在各地的發展還不夠平衡，在城鄉之間的發展也不夠平衡。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農村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失衡，如農村精壯人員流失，導致土地撂荒和農村下一代“失教”現象；城鄉收入水平差距拉大，造成農村購買力低下和鄉鎮商品市場發育滯后；城鄉之間科教、文衛等公共服務資源配置不均，造成城鄉關系、地區關系、工農關系不和諧等。

當前，中國進入結構轉型加快期。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是在中低收入階段建立、改革的情況下不斷完善起來的，它適應于“生產型社會”。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口結構特征是農村人口多、城鎮人口少，低收入人口多、中等收入人口少；經濟結構是生產多、消費少。今后隨著中國逐步跨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社會結構將發生三大變化：一是人口結構將以農村為主轉為以城鎮為主；二是社會階層結構將從“啞鈴型”轉向“橄欖型”，中等收入群體將在人群中占大多數；三是經濟結構將由“生產型社會”轉向“消費型社會”。針對第一個變化，如果不能從宏觀層面上迅速改革阻礙農民進城落戶的戶籍制度以及社會保障制度，給予他們平等的權益，那么城鄉二元結構矛盾必然會從農村轉向城鎮。農民工在城鎮處于既流動又集中的狀態，而且他們年輕、有知識、有見識，容易集聚，維權意識較強。與第一代農民工不同，新一代農民工再也不會接受較差的工作福利條件和較低的社會地位。這樣，滯后的城鄉二元體制改革將會拉近、積累和激化城鄉矛盾，使得城鄉居民因不平等分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而對立，這將給社會帶來極大的不穩定性。因此，針對這種可能的變化，城鄉二元體制改革越早、越快，成本就越少，風險也就越小。針對第二個變化，我們再也不能用以往那種“摸著石頭過河”、“給飯吃”的辦法搞改革開放。因為，正在迅速成長的中等收入群體，他們對社會需求也不同于低收入者那么簡單。針對第三個變化，我們的管理體制需要從以往用很大精力組織招商、組織生產和做大gdp，轉向做大居民收入、組織消費。顯然，中國目前的社會管理制度和政治經濟體制還不能很好地適應這種變化，今后應主動加快改革步伐，建立一個與“橄欖型”社會結構相配套的現代社會管理制度和政治經濟架構。

無可置疑，中國經濟社會結構已經進入轉型加快期，因此，我國必須順應這種轉折性變化，變被動改革為主動變革，改革傳統體制，創建新型管理制度，推進中國從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行列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