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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 礦業企業 跨國投資項目 風險防范

經濟全球化的推進使國際經濟環境發生了深刻變革。企業跨國投資已經很普遍，我國的礦業企業更是如此。跨國投資可以給企業帶來豐厚的利潤，也蘊含了巨大的風險，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和規避這些風險，有可能使企業蒙受巨大的損失。目前，我國礦業企業對跨國投資風險的監控和防范能力不強，卻又投資頻繁，面臨著特殊的投資風險。對于我國具有跨國投資背景的礦業企業來說，進行良好的風險防范就顯得至關重要。

一、中國礦業企業跨國項目投資風險特征分析

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以及對外開放的逐步開展，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項目應運而生。基于中國礦業企業的行業特征，對在境外擁有投資項目的礦業企業，投資風險具有以下特點。

1、非系統風險的可控性。跨國投資風險是潛在的，不一定轉化為現實的風險，而且如果其從潛在風險轉化為現實風險也需要時間和條件。人們可以通過努力防范或化解這類風險。

2、行業固有的收益脆弱性。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風險受到行業特征影響，諸多因素會影響礦業企業的投資收益。例如礦產價格的波動性強，礦業投資規模大，成本高，投資期間長，投資的經濟效果受市場價格變動和通貨膨脹水平的影響大等等。

3、社會經濟環境的震蕩性。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屬于資本外延式擴張，其直接后果是中國礦業企業規模的擴大和人員的急劇膨脹。規模擴大造成管理層次增多、管理幅度加大、決策機制不靈活，并有可能形成壟斷，從而導致中國礦業企業以及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效率下降，尤其是缺乏互補性的投機性并購，往往導致股價輪番上漲，形成價值泡沫，造成社會虛假繁榮，而沒有一定的實際效益作支撐的泡沫經濟遲早要隨著大規模的經濟調整而破滅。因此，中國礦業企業跨國并購后規模的擴大是以企業的運行效率乃至整個社會經濟效率的提高作保證的，沒有一定的運行效率和市場規模作保證的跨國并購規模不但造成規模不經濟，而且還會造成巨大的經濟資源浪費和社會震蕩。

二、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項目風險源及傳導機理

1、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項目風險源。對于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項目的風險源，可以從外部環境與內部系統兩個方向進行解析。外部環境風險源又可劃分為跨國投資風險源和礦業項目開發風險源。內部系統風險源對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而言主要包括財務風險源和管理風險源。

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項目與其他工業項目既有共性，更有其特性。根據這“二性”可以將其諸風險來源歸納為以下七大方面（如圖1所示）。

（1）政治風險源P。主要來自政局穩定性的影響，政府對項目干預的影響，法規政策的影響，財稅制度的影響等。

（2）經濟風險源E。主要來自利率的影響、外匯匯率的影響，礦產品價格和有效需求量的影響，通貨膨脹的影響等。

（3）社會風險源S。主要來自社會文化風俗的影響等。

（4）自然風險源N。主要來自地質資源量的影響，礦石品質的影響，不可抗力和環境保護的影響等。

（5）技術風險源T。主要來自礦產勘查技術的影響，開發技術影響和外部建設條件的影響等。

（6）財務風險源F。主要來自籌融資的影響，資金回收周期的影響等。

（7）管理風險源M。主要來自人力資源的影響，組織結構的影響等。

2、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項目風險傳導機理。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項目的風險流從風險源釋放后，會依附于風險載體，沿著特定的渠道和途徑開始在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項目的各流程、功能節點流動和傳導，我們把風險流流動、傳導所經的路線和途徑稱為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項目風險的傳導路徑。

從圖2中我們可以看到，風險源存在于礦業企業外部環境與內部系統之中，為跨國投資項目風險提供了滋生的溫床。隨著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過程中外部環境和內部系統的不斷變化，蘊含在風險源中處于靜態的風險流開始發生變化，一旦為風險事件所觸發，風險流的積累和變化速度將突破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項目的風險承受限度，即沖破風險爆發的臨界值，形成對礦業企業跨國投資活動的真正影響。爆發釋放后的風險流會依附于物質、資金、信息等各種風險載體在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項目內部開始動態流動和傳導，它會沿著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項目的各種業務流程鏈、利益鏈和價值鏈等傳導路徑流動、傳導到各業務流程和功能節點并與節點相結合，發生風險性質的變化，形成不同屬性的風險流。若把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項目風險傳導視為一個完整的經濟系統的話，風險流與不同功能節點相結合所形成的各種屬性的風險集便是構成這一系統的各風險子系統。在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項目風險傳導過程中，各風險子系統之間會因各自系統的存在狀態、對應功能節點間的關聯度以及風險性質間匹配度的不同而發生相互影響、相互作用，進而引起傳導過程中風險“流量”和“性質”的變化，最終導致風險損失，給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項目帶來重大的損失和影響。

三、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項目風險識別方法

對于礦業企業跨國投資的風險識別方法和工具主要有以下兩種。

1、基于PEST的宏觀風險因素分析。PEST分析是對影響企業與行業的主要外部因素進行分析。對外部不可控因素的對比分析是為了把握有利機會、規避風險，提升企業的快速應變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加強企業的創新變革。該分析方法主要包含四個方面，即政治和法律環境（主要通過政治、制度、法律三個層面分析）、經濟環境、社會文化和自然環境、技術環境。

2、基于SWOT的風險分析法。SWOT分析法的基準點是對企業內部環境優劣的分析。在了解企業自身特點的基礎上，判明企業外部的機會和威脅，然后對環境作出準確地判斷，繼而制定企業發展的戰略和策略。

SWOT模型的分析矩陣及步驟：將外界的條件和約束同組織自身的優缺點結合起來，隨環境變化作動態系統分析，識別項目或企業所處的位置及存在的風險，并把分析的結果填入模型分析矩陣。

四、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項目風險防范資料庫的建立

雖然每一種風險對投資項目都有影響，但就風險而言，有些是企業可以采取措施控制的，而有些是企業難以預測的，有較大的風險防范難度。在確定風險防范方法之前，我們首先要對影響投資項目的各種風險都要有具體的分析與認識，科學評價各風險的可防范程度。就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而言，可以建立如表2所示的項目風險資料庫。

五、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項目風險防范路徑

1、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項目風險防范一般路徑。礦業企業在進行跨國投資時建立跨國投資風險防范體系需要根據實際情況，在對國內政策、經濟環境以及國外市場、法律和政治等環境綜合分析的基礎上進行研究，才能使工作逐步完善。

（1）尋求政府支持策略。跨國投資項目風險具有多樣性和復雜性的特征，要取得好的防范效果，需要母國政府的支持。母國政府應該積極參加各種國際、區域性組織的多邊投資保護協定，將跨國投資保護工作納入國際保護體系。目前，中國已與106個國家簽訂了投資保護協定，多集中于發達國家，發達國家的投資風險尤其是政治風險的發生概率要遠小于發展中國家。

同時，礦業企業還應充分利用國際上現行的有關跨國投資風險的投資保護保證體系，包括資本輸出國跨國投資保證制度、資本輸出國和輸入國有關投資保證的雙邊協定以及國際多邊投資保證制度。對于礦業企業投資項目，投資者要爭取獲得東道國政府的投資總額無條件擔保，如果后續政府改變承諾的話，項目投資者就有權在外國法庭對東道政府與第三方的任何商業交易采取保障行動，從而保證企業跨國投資的權益，降低損失。

（2）企業自身采取風險防范策略。跨國投資項目風險大致可以歸類為三種，一是政治風險，二是外匯風險，三是項目經營管理風險。如圖3所示。

礦業企業政治風險防范主要包括：加強政治風險的評價與預測，簽訂投資談判協議、保證企業的利益，風險分散策略，控制策略，投保策略，補救策略。

礦業企業外匯風險防范是指投資企業通過對匯率變動情況的預測，對外匯管理做出相應的決策，采取適當措施，以達到避免損失增加收益的目的。外匯風險防范可以采取以下幾種方式：風險報告策略，經營多元化策略，凈額結算策略，貨幣保險策略，妥善利用外匯風險策略。

礦業企業項目經營管理風險防范主要包括以下幾個階段。

第一，項目準備階段。主要包括：做好東道國的社會環境評估，傳播良好的企業形象，做好礦業市場的風險預測，分析我國與東道國的文化差異、加強員工跨文化培訓。

第二，項目建設階段。主要包括：實行當地化經營策略，制定合理的融資策略，建立風險預警系統。

第三，項目投資風險爆發階段。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風險最終發生時，企業要積極采取風險緩解策略，盡可能地降低和彌補損失。要充分了解我國和東道國對跨國投資的礦業企業保護的法律法規，爭取和利用雙邊、多邊投資保護協議、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公約等措施保護投資企業自身的利益，減少風險帶來的損失。

2、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項目風險防范關鍵路徑。本文認為針對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項目，企業可以根據風險資料庫來確定風險防范關鍵路徑，分別為：法律風險P3、社會風險S1、融資風險F2、匯率風險E3、技術風險T1、管理風險（M1、M2、M3）。

（1）法律風險防范。礦業企業要進行跨國投資項目，必須要了解相關的法律。企業在進行跨國投資項目的規劃時，應該列出法律方面的支出預算。在投資的過程中，除了按我國的有關法規辦事外，還應該考慮到跨國企業的建立應符合所在國的法律規定，以保證企業的權益能得到所在國法律的保護。

（2）社會風險防范。社會風險的防范主要是社會風俗習慣風險的防范，它主要反映在管理文化和風俗習慣差異上。礦業企業在進行跨國投資之前，要對東道國的文化和風俗習慣進行全面詳細地了解，認清母國文化與東道國文化究竟存在哪些差異以及這些差異的主要表現，同時分析這些差異對投資項目的影響。在項目開始之前，需要對所有項目參與人員進行跨文化培訓。

（3）融資風險防范。融資風險的防范需要企業財務人員事先做好財務預測與計劃。根據企業的長期發展規劃以及短期經營活動，預測出對資金的需求。同時，要認真分析、評價融資的各種因素，制定合理的融資戰略，選擇綜合資金成本最低的融資結構來進行融資。

企業融資風險防范途徑主要有：加強員工培訓，提高“防患于未然”的風險意識；建立有效的風險防范機制；根據企業實際情況，制定合理的融資戰略；做好必要的風險轉移計劃。

（4）匯率風險防范。匯率風險存在于任何一家在經營活動中使用外幣資金的企業，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也面臨很大的匯率風險。其主要防范途徑有：第一，實施靈活的經營戰略，提高產品附加值，規避或消除匯率風險。第二，靈活運用外匯市場和金融市場的各種金融衍生工具。第三，建立匯率風險預警和管理機制。主要包括：提高風險防范意識，認真制定匯率風險管理的戰略目標；強化匯率預測工作，建立匯率風險動態監控機制；加強財務管理人才的培養，提高企業匯率風險防范的水平。

（5）開發風險防范。開發風險指開發過程中，由于開發技術條件的變化而產生的風險。不同的礦床開發技術條件，將直接影響礦山開發中對開采方式、開拓方法、采礦方法、防治水、選礦工藝、生產能力、裝備水平等一系列重大的技術經濟方案決策。礦業企業可在項目執行之前具體分析投資項目的預期開發難度，結合企業自身的技術條件，請專業人員對開采進行相關調查并提出建議，或者與國外企業合作，利用國外先進開發技術與裝備水平，做好開發風險防范工作。

（6）管理風險防范。礦業跨國投資項目的管理風險主要體現在項目規劃階段外派人員的選派、項目運營階段人力資源的管理與項目運營階段的日常活動風險管理與控制上。礦業企業在選定外派人員時要全面考慮項目對人員的要求，進行礦業跨國項目時，項目內部要形成一個適應項目發展需要的組織結構，加強項目參與人員之間的協調與合作能力。

六、結語

跨國投資風險是客觀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隨著跨國投資方式的不斷發展，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跨國投資風險的影響因素也愈來愈多，風險影響的范圍和程度愈來愈大。因此，在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的過程中，需要不斷提高識別風險和管理風險的能力。要了解跨國投資項目風險源及其傳導路徑，然后對外部風險和內部風險做好良好的風險識別與監控，建立風險資料庫，并最終針對風險的可防范等級，做好風險防范工作，降低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風險帶來的損失。

（注：本文系湖北省會計學會2009年重點會計科研課題（鄂會學發[2009]2號）的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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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企業 跨國投資 財務風險

中圖分類號：F27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6）10-127-02

1964年，美國學者漢斯和威廉把人的主觀因素引入到風險分析之中，其在研究報告中表示，風險雖然是客觀存在的，且對同意環境下的所有人都是以相同的形式存在，但對風險的判斷是主觀的，對風險判斷的不確定性造成個體對風險認識的不同。上世紀80年代初，日學者在吸收之前學者在該領域的研究理論后，提出了對風險的重新定義：“風險是在特定環境下和特定時期內自然存在的導致經濟損失的變化。”

跨國投資又稱國際投資或海外投資，是指跨國公司等國際投資主體，將其擁有的貨幣資本或產業資本，通過跨國界流動和營運，以實現價值增值的經濟行為。跨國投資面臨的風險首先是外匯風險。外匯風險是指一個金融的公司、企業組織、經濟實體、國家或個人在一定時期內對外經濟、貿易、金融、外匯儲備的管理與營運等活動中，以外幣表示的資產（債權、權益）與負債（債務、義務）因未預料的外匯匯率的變動而引起的價值的增加或減少的可能性。另外，企業在經營中的經營風險也不可忽視。經營風險也會加重財務風險。經營風險是指公司的決策人員和管理人員在經營管理中出現失誤而導致公司盈利水平變化從而產生投資者預期收益下降的風險或由于匯率的變動而導致未來收益下降和成本增加。

一、跨國投資風險研究的理論基礎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下，為了拓展市場以及優化資源的合理配置，許多企業都選擇涉足海外市場。但是考慮到不同東道國所對應迥異的政治和法律環境等差異，跨國投資包含著比國內投資更大更難以預測的風險。吳洪臣在其《國際直接投資》中談到：“海外投資風險是客觀存在的，在特定環境和特定時期內，會給企業海外直接投資帶來損失。”為了保證跨國投資活動的穩定進行，怎樣高效地預測風險，控制風險甚至規避風險，是中國跨國企業在海外站穩腳跟的當務之急。

有學者在對跨國風險進行辨識時將其細分為政治風險、國家風險和外匯風險。

有一些學者重新定義了國家風險的定義，認為國家風險可定義為企業在東道國由于東道國不同的政治環境和經濟環境，進而對企業投資行為造成損失的不確定風險，所以把國家風險直接定義為經濟風險和政治風險的總和。周郁朋（2014）在研究報告中主要從企業內部控制這個角度進行分析，將跨國投資風險細分為內部風險和外部風險兩大類；或者從企業控制能力的角度將風險分為系統性風險和財務風險。丁君風（2006）等學者認為：跨國公司需要一整套完善的企業內部風險控制機制，包括投資過程中出現風險的一系列具體處理措施。在當今的許多研究著作中，政治風險的影響力正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

甄炳禧（2014）認為，中國應該研究借鑒西方成熟國家的跨國投資有關經驗。從制度上完善中國的跨國投資行為，同時建立完整的法律體系和保險制度維護中國跨國公司在海外的利益，深入健全領事保護和服務，改善境外投資信息不對稱的被動局面，最終形成多位一體的政治風險防范體系。

歐美發達國家的投資市場較為成熟，跨國投資起步較早，所以對跨國投資行為的風險研究也較為完善。Click（2013）通過對1982-1998年，美國在近60個不同國家進行的關于海外投資風險的實證研究中指出：總體風險=政治風險+金融風險，即投資企業面臨的總體風險等于政治風險加上金融風險。Smith和Stulz（1981）研究海外投資時將對企業價值影響較大的匯率風險劃分為交易風險、劃算風險、經濟風險三種風險。通過套期保值等方式一般可將換算風險和交易風險進行有效管理。Geert hofstede（1980）率先構建了國家文化模型。在當今，即使對跨國投資風險的研究愈發深入，國家文化模型依然是國際上眾多學者在研究企業跨文化管理時的重要理論依據。Ramamurtia（2011）采用定性分析法研究了亞洲及歐洲部分發展中國家跨國投資的潛在風險。考慮到基礎設施建設本身具有的強壟斷性，而且其產品是不易交易的，所以很顯然會存在國家管制。可以預見到的是，在投資基建項目時投資方很容易受到東道國的政策風險，使得投資企業承受巨大的經濟損失。

二、海外市場選擇

對海外市場的評估非常重要，某種程度上關系到跨國投資的成敗，對海外市場的清醒認識和分析是在投資行為發生前將投資風險降低的很高效的手段。有企業將其分為三類。不同的企業不同的產品可以選擇不同的市場級別。

（一）一類市場

主要包括歐美的發達國家和中國鄰近的日本、韓國，客戶群包括SBC，Verizon，Orange等全球跨國運營商。這些國家的市場空間巨大，消費水平很高，在全球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其市場空間占全球總體市場空間的60%。在這些國家和地區進行的投資能夠取得巨大的回報和國際影響力的提升，同時其市場基礎建設較為成熟，新興力量要搶奪市場份額難度較高，也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存在著很高的技術門檻，所以一類市場的投資也伴隨著巨大的風險。同時由于北美和日本的政治壁壘，大大制約了我國企業進入主流，這也使得在最初幾年的跨國投資中效率不高，始終止步于短名單階段。

（二）二類市場

主要為東歐，拉美，北非及亞太地區等中等發達國家。其中以俄羅斯、巴西、南非等用戶大國為重點。這類市場存在市場開放度不同的特點，拉美及東歐開放程度較高，亞太、非洲地區由于其經濟水平有限，其國內的主流運營商多為國有企業，基本壟斷了國內市場。這些地區的特點是其行業技術基本成熟，技術水平多達不到國際先進水平，國內人口多使得需求量大，這對于我國企業來說是早期最具備發展潛力的市場類型，可以依靠自主研發的移動運營技術和成熟的銷售手段，可以以較小成本與當地運營商合作，或取而代之。

（三）三類市場

三類市場針對的是欠發達地區，主要包括非洲南部，南亞和亞洲中部等國家。相比市場壁壘較高的發達國家，欠發達地區的投資風險甚至更高，因為這些地區的市場發展落后，經濟基礎很差。不同企業在這地方，結果不一樣。

三、中國企業在跨國投資中的風險應對

在21世紀初期，中國參與跨國投資的項目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建筑礦業和服務業。一類是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國遠洋運輸公司等國營企業，另一類則是密集勞動性項目和低層次簡單交易的經營方式如餐飲等。技術密集型產業，即技術水平較高的產業，中國企業參與跨國投資較少。投資行業的分布嚴重失衡導致我國海外投資的效率低下，且跨國投資風險更大，這同樣影響著國家對跨國投資的法律制定不完善，特別是對于新興的高科技產業如電信，金融的跨國投資，由于法律指定的滯后性，普遍承受著較高的風險，無法擺脫后顧之憂。

企業在跨國投資時往往會帶有其所處的國家環境或經濟環境的通病，主要有三點會在整體上給投資行為帶來額外的風險。

（一）應對政治風險

政治風險是指我國與被投資國的經濟，政治等關系發生變化時，或被投資國發生或社會動蕩時引起對外的政策變化，導致對跨國公司的海外投資產生不利影響的風險。所以怎樣選擇投資國以及投資順序對于政治風險的防控就非常的重要。在海外投資過程中，企業不可避免地要承受巨大的政治風險。為了規避政治風險，可以選擇了合作式的解決方案，即聽從投資國建議，以減弱其對自己的敵意，博得投資國的好感。

（二）應對社會風險

社會風險是指不同國家有著不同的歷史文化，地理環境和政治環境所帶來的風險。“入鄉隨俗”對于跨國投資來說也是十分重要的。

無形資源主要集中在技術資源和商譽資源部分，技術資源是指公司擁有的專利和公司整體的研發能力和技術水平，是企業最重要的資源。擁有成熟的研發能力和創新能力可以使企業在開拓海外市場時占據主動。如果沒有自己的核心科技，在開拓海外市場時甚至只能淪為國外企業的代工工廠，容易在“技術仗”中敗下陣來。如今世界最廉價的勞動力已不在中國，以廉價勞動力換來的價格優勢已不再明顯。選擇不斷發展自己的研發能力，在科技層面壓制住市場上的對手，這是把企業風險降到最低的有效途徑。

（三）應對企業風險

即使兩個企業在同一外部環境下發展，但是每個企業的發展狀況還是不一樣的，這就會牽扯到企業內部的風險。企業風險主要包括企業資源和企業能力兩個方面。

1.企業資源（Enterprise Resource）。企業資源主要有兩大塊，分別是有形資源和無形資源。有形資源里面我們主要分析實物資源和人力資源。實物資源指企業跨國投資所在地的地理環境和一些硬件設施。應對企業風險，應該重視培養員工，使他們提高知識水平和工作能力；在培訓手段上可以引進一系列國際先進的教學手段如CD-ROM、Video Training、Audio Training，使未來的員工能完美達到工作標準。使得企業在人力資源方面將企業風險降到最低。

2.企業能力。企業能力主要分為研發能力、制造能力、營銷能力、決策能力等部分，而營銷能力則是企業能成功在海外市場立足并迅速占據市場份額的關鍵因素，甚至其強大的營銷能力更在其研發能力之上。以創造客戶價值拉動營銷的縱深發展的營銷戰略。圍繞著“為客戶創造價值”進行。正是客戶的需求反過來指引企業的研發方向。這是一種幾乎“自然選擇”的決策方法，在保證企業在營銷層面上盡力讓客戶滿意，又在研發層面上實現與消費群體的對接，更有針對性地進行產品研發，也降低了研發新技術與客戶之間脫節造成的商譽及資金上的風險。在海外拓展的過程中，主動招標，參加大小的博覽會，世界論壇，爭取每一個機會在公眾面前展示自己，也爭取和很多國家進行官方合作的機會。與政府綁定在一起的營銷策略帶來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在國家政策上容易獲利，能夠比其他沒有依靠的企業花更小的代價取得某些地區的權或贊助權，某種程度上成為“官方運營商”；其次，一般來說政府的總體環境相對穩定，由政府決定的投資決策一般不會輕易更改，這對減小企業因為環境波動帶來的投資收益虧損有利，而在海外投資中，穩定的投資環境是謀求發展的基礎，而能夠取得政府的信任和支持總是利大于弊的。營銷能力的提升在企業開拓海外市場進行跨國投資時，能有效提升投資的使用效率，減少在進入一個新的市場時所面臨的企業風險。

（四）應對市場風險

投資國的不同，會帶來消費觀念的差異，如果企業不做好對市場的準確預測，一旦無法把握消費者的消費偏好，產品的銷量以及公司收益會受到影響，很容易造成投資行為的無用功。比如在東道國總體經濟形勢樂觀時，或其市場容量大時，某商品的替代品數量相對較少，互補品數量變多這時企業只要平穩投資即可；當東道國經濟不景氣或市場接近飽和時，其替代品數量相對較多，這時則需要企業以刺激市場為目的尋求投資決策。針對市場風險所做出的防控措施首先是增強自身的市場敏感性。作為投資國需要持續地對東道國的投資環境進行評估，對于東道國市場的需求做出迅速反應，投入研發團隊和營銷團隊以應對當地的消費偏好的變化。

市場風險防范的另一個重要舉措是要遵循分工協作原則。即將生產的各個環節放置在多地多國，將各環節的生產工廠安置在其最適合的地區。比如根據自然資源的分布等，以分散企業所面臨的市場風險。同時多管齊下的生產模式也可大大削減企業的生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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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當代世界經濟發展中，直接投資越來越成為經濟國際化與全球化的主要驅動力。國際直接投資的一般含義是指，居民（含自然人和法人）以一定生產要素投入到另一國并相應獲取管理權的一種跨國投資活動。其核心內容體現在：（1）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生產要素，可以是有形要素，也可以是公司品牌、管理技能等無形資產。（2）投資方擁有足夠的經營管理權。關于服務業對外投資的界定比較復雜。一些服務業的跨國投資行為可以使用傳統的股權控制定義進行界定，如跨國銀行在國外設立分支機構、貿易服務公司在國外設立辦事處等。但有許多服務業的跨國投資過程，難以實現或不宜使用股權控制模式。在這種情況下，實踐中區分服務業直接投資與服務貿易的標準主要是：直接投資利潤收入來源于外國股權所帶來的收益（與服務貿易的不同在于，服務貿易僅與接受服務者支付的銷售額、傭金、使用費有關）。（注：盧進勇等：《國際服務貿易與跨國公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頁。）按這一標準，可以將許可證和管理合同等服務業廣泛使用的投資方式包括在直接投資的范圍內。因為這類方式雖然不涉及控股權，也沒有實施交易內部化，但由于其收入是以國外被許可方或管理合同買主利潤收入的百分比計算的，所以應算作服務業直接投資。

服務領域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與國際服務貿易的發展趨勢是相一致的。20世紀70年代初，服務業只占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1/4，這之前，國際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原材料、其他初級產品，以及以資源為基礎的制造業領域。80年代以后，服務業的跨國直接投資不斷升溫，跨國投資逐漸成為服務業國際競爭的一種主要形式，在全球跨國投資總額中所占份額日益增多。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1993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1970年，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中，第二產業占首要地位，其份額達45.2％，第三產業（即服務業）只占31.4％；1985年，在服務產業領域的對外直接投資已達42.8％，超過第二產業的38.7％；到1990年，服務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了

一、二產業的總和，達50.1％。發達國家服務產業所接受的外國直接投資，1970年僅為23.7％，1990年達到了48.4％。相比較來說，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主要是在第二產業。服務產業領域的投資，從1970年到1990年只從23.5％增加到29.5％。說明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發展階段的局限，服務產業的對外開放和國際化過程明顯慢于發達國家。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服務領域的國際直接投資在全球直接投資總額中一直呈占據半壁江山以上的格局。

在服務業跨國投資的發展中，一個突出特點就是跨國并購的大發展，成為直接投資的主要形式。尤其是20世紀如年代以來，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促使全球經濟結構調整和競爭加劇，也促進著全球服務市場的整合和服務業跨國公司之間的并購和重組，跨國并購浪潮一浪高過一浪。《2000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已由1998年的6000億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8655億美元，一年增長三成，跨國并購額由1998年的4800億美元上升到7200億美元。表1是1987-1999年全球跨國并購以收購方計的產業和部門結構情況。

表11987-1999年全球跨國并購的產業和部門結構（收購方）單位：百萬美元

附圖

資料來源：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2000年世界投資報告》（英文版），第251頁

表中數據顯示，服務產業的跨國并購在全球跨國并購中的份額在不斷上升，1987年所占比重為30.57％，1990年上升為45.44％，1999年高達55.76％。服務產業的跨國并購的主要部門是信息、金融等極具增長潛力的產業，而且正向跨行業并購演變。在1999年，金融業的并購占全球并購的份額為23.22％，占服務業內部的比重達到41.65％，運輸、倉儲及通訊部門在1999年的并購業績也不俗，并購額占到全球總額的16.49％，占服務業內部的29.58％。

二、服務業跨國投資快速增長的原因

服務業跨國投資的發展，是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不斷增強、全球國際直接投資總量快速增長的背景下發生的。毫無疑問，制造業企業跨國投資的發展，需要更多地依賴貿易、金融、通訊、運輸等生產的支持，對服務業跨國投資產生拉動作用。然而，更重要的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服務產業發展中技術與制度變革合力的推動。

第一，發達國家國內服務管制制度變革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經濟出現嚴重的“滯漲”，西方經濟理論界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重新崛起，強調政府放松管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重新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經濟思想。同時，微觀理論層面，有關政府管制理論以及自然壟斷產業理論研究的新進展，促進了西方國家在金融、電信、郵政、交通運輸等服務領域大規模的管制變革。放松產業進入管制，打破壟斷，促進競爭，是管制變革的中心內容。進入管制的放松，開始是對國內企業，然后是對國外企業，由此使服務業出現了放松管制與大規模企業兼并相互影響的兩股潮流，促進了發達國家之間服務業投資規模的迅速擴大。以電信業為例，1991年底，英國國內電訊開始有限競爭，1996年6月英國解除國際長途壟斷，12月第一個對外徹底開放電訊市場。短短幾年內，英國開出150多個電訊經營許可證，1996年底開出44個外國公司許可證。1996年所有歐盟成員國加瑞士和挪威決定在1998年元旦，全面開放電訊市場。現在許多國家，不但在長話和增值業務等部門已經引入競爭，在本地網層次上，數網競爭也被允許。

第二，服務貿易自由化國際性制度安排的推進。服務業所包含的產業門類非常廣泛，其中許多涉及國家、國家經濟安全、社會就業等問題，因此在“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之前，服務業一直沒有納入全球貿易自由化體系之內。服務貿易自由化問題，在1986年成為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的新議題，其最終成果是《服務貿易總協定》的達成與生效。根據《服務貿易總協定》的規定，服務貿易的內容包含4個方面，即過境交付、境外消費、商業存在、自然人流動。其中商業存在方式就涉及市場準入與跨國直接投資。《服務貿易總協定》擴大了全球貿易體制的涵蓋領域，初步形成了制訂規則、組織談判、解決爭端三位一體的全球服務貿易協調與管理體系，對降低或消除各成員方對外國資本的進入壁壘，推進服務業國際投資，起著相當大的作用。

第三，信息技術的發展，導致服務企業組織管理成本的降低和規模經濟邊界的拓展，同時也促進了服務企業跨國投資方式的變革。20世紀80年代以來科學技術尤其是信息技術的突破性進展，為許多服務活動的跨國交易創造了可能性。服務企業的信息化管理，從根本上改變了收集、處理、利用信息的方式，也對決策和響應速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從而導致組織形式的巨大變革，原來的金字塔型的結構，向扁平化的“動態網絡”結構發展。一方面，計算機系統取代中層監督控制部門的大量職能，加強了決策層和執行層的直接溝通，使中層管理的作用大為降低，從而減少了管理層次和信息失真，削減了機構規模，提高了管理效率，這是企業規模向國際化擴張的重要條件。

服務企業的國際化網絡拓展有很多方式，除了傳統的在國外建立分支機構、股權合作等方式外，20世紀90年代以來，非股權合作方式更為流行，如特許經營、管理合同等方式。這些方式可以讓公司的“特殊資產”聲譽、品牌形象、積累的經驗等，實現更好的增值。如大多數連鎖旅館或連鎖餐飲業都采取了以公司網絡方式運行的特許連鎖制。這種關系更靈活和成本更低的合同形式，使公司得以在世界范圍充分發揮他們的特殊才能，同時集中全力實現“人格化”產品的規范化和標準化，并做到更好地監督與品牌形象緊密相關的服務質量。從技術手段看，信息技術的發展，給大企業和銀行提供了更多的在全球范圍內監督其資產發展狀況和加強在全球運作的可能。電子信息網絡使大公司可以更好地通過一體化管理節省交易費用和減少與這些費用有關的辦公費用。

第四，服務產業的特性決定了跨國直接投資對服務業國際化擴張的重要性。隨著發達國家服務產業進入壁壘的取消或放松，一些大的服務性公司為了贏得更多的市場份額，致力于建立國際化生產網絡，越來越多的服務企業成為全球性企業。這一方面是由于服務營銷的特性所要求，在服務生產與消費過程中，很多情況下，需要與顧客有著密切關系和直接接觸，因而對外投資在爭奪和占領市場方面具有特殊地位；另一方面相當多服務部門具有網絡型產業的特征，如電信、交通運輸以及金融等，規模報酬遞增明顯，即生產規模越大，單位產品的成本就越小。正如弗朗索瓦·沙奈在《資本全球化》一書中所指出：“一個公司必須削減或最大程度減少尚處于分割狀態的、本質上不完善的世界市場上進行交換和面對面直接管理帶來的交易成本，這一能力直接受制于對某一國際網絡的控制。有了這種控制，公司就可以進一步把地方化優勢同公司本身的優勢結合起來。”（注：弗郎索瓦·沙奈：《資本全球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頁。）

三、服務業跨國投資發展對世界經濟的影響

服務產業跨國投資的發展對世界經濟產生著多重效應。

1.對全球服務產業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這主要從3個方面表現出來：一是促進全球服務產業的資源優化配置與重組，從而擴大各國服務產業發展的市場空間，各國服務企業可以在規模經營和國際化經營的基礎上，增加服務產品的生產和供給。二是加劇各國服務業競爭，競爭直接帶來產業效率的提高，促進服務企業的生產和交易成本下降以及消費者福利的增進。同時也促進著服務方式創新、服務質量的提高。航空運輸和某些電信服務的價格大幅度下降就是全球服務市場競爭加劇的直接成果。三是有利于新技術、新產品、新的管理方法在全球的擴散。

以電信業為例，1990-1995年，短短6年時間，全世界國際長途通訊時間從333億分鐘增加到680億分鐘，翻了一番多。（注：資料來源：國際電信聯盟（ITU），轉引自劉吉等《信息化與知識經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頁。）金融服務競爭產生的發展與效率提高效應也很明顯。經合組織銀行經營情況統計表明，大部分國家銀行的工資開支占總收入的比重下降了，營業費用與總收入相比也下降了。如美國互助儲蓄銀行，在1979-1984年間，工資開支占總收入的比例為69％，1990-1992年間，這一比例已大幅度下降為28％；日本大型商業銀行，工資開支占總收入的比例，普遍從1979-1984年的40％，下降到1990-1992年的30％。英國商業銀行這一項目的比例，也從1979-1984年的45％下降為1990-1992年的37％。這是競爭促進成本下降的效應。（注：BankProfitability，OECD，轉引自張漢林《強國之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頁。）同時證券市場的交易費用也趨于下降。如表2所示。

表2倫敦股票交易市場平均傭金率變化

附圖

資料來源：倫敦股票交易所。轉引自張漢林《強國之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頁

2.加劇了全球服務業的市場整合與企業重組，在相當多的領域，大型服務跨國公司的壟斷地位越來越強，呈現出寡頭結盟壟斷的局面。從行業分析看，金融與信息業的市場與企業整合尤為激烈。通過跨國投資與兼并，大型或超大型金融壟斷企業不斷在競爭中產生，金融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出現此消彼長的格局。1990年，按資產額排列的全球第

一、第二名的銀行是日本第一勸業銀行和富士銀行；1999年，全球第

一、第二的位置已經為美國的花旗銀行和美洲銀行所取代。（注：[美]《機構投資》雜志，網址：http//，2000年1月17日。）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銀行并購事件數不勝數。1998年4月6日，美國花旗銀行與旅行者銀行公司合并為花旗集團，合并后的花旗集團資產總額近7000億美元，超過了當時占據第一位的東京三菱銀行。在業務范圍上，花旗集團涉足銀行業、保險業和證券投資業等金融業的所有領域，能夠提供高質量、全方位的金融超市服務。規模的巨型化已成為銀行業經營的一種趨勢。

電信、傳媒業的并購，近年來最著名的是，2000年美國在線收購時代-華納，成為美國歷史上乃至世界上最大的一宗兼并案。兩家公司合并之后，成為一家集電視、電影、雜志和因特網為一體的超級媒體公司，它將時代華納旗下的世界級大眾傳播、娛樂、新聞及先進的寬帶傳輸系統與美國在線的互聯網產業及基礎設施（包括商標、網上社區、電子商務）緊密結合在一起，在行業內形成強大的競爭優勢。

服務領域跨國投資與并購的發展，使服務跨國公司得到快速發展。在美國《財富》雜志每年一度的“全球500強”評比中，服務業公司在絕對數量和相對比重上都有了較大的增長，其所占比重超過了工業、農業跨國公司份額的總和。1999年所占比重達到61.2％（見表3）。

表3服務業公司在“全球500強”中的比重（％）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財富》“全球500”強資料整理

3.服務產業國際投資成為推動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重要力量。從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歷史來看，服務產業的國際化或全球化的發展晚于農業與工業的全球化發展進程，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服務貿易與服務業國際投資增長，意味國際資本在農業、工業和服務業3個產業領域向國際市場全面滲透。服務業的跨國投資發展，不僅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內容，而且成了促進全球化的重要條件。

通過服務業的國際投資，在全球范圍形成一個更大的服務交易網絡，這有助于跨國公司內部分工和專業化的進一步發展，以提高他們的競爭力。例如，全球化中國際競爭的加劇，使制造業需要更為廉價而又可靠的連結全球的通訊和運輸網絡以維持出口業績；同時，由于更短的產品生命周期和“及時”生產的采用，國外廠商購買產品對時間的要求日益緊迫，只有高效率的通信與運輸系統才能滿足這種要求。

服務業的國際化經營，促進了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在更大范圍、更多層面上的擴張，帶給更多的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機會。以電信、運輸和金融服務業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技術的進步，已卓有成效地降低了國際服務鏈的相對成本，跨國生產所需的最小規模變得越來越小，使得不同生產規模的廠商都可以利用國際服務鏈進行高效分散的生產，更多的企業參與跨國化的生產經營活動。全球跨國公司數量的快速增長，就是一個明證。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的統計，1997年，世界跨國公司總數為53000家，1999年則達到63000家，是1970年7000多家的9倍。

4.進一步調整著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分工中的利益分配。服務業國際化經營促進了國際分工的深化，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首先是強化了它們的垂直分工，即發達國家高新技術制造業和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業與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分工；同時，正在強化它們之間一種新的分工形式——加工工序與生產服務的分工。這使發展中國家在整個國際分工中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將導致世界財富向服務業競爭力強的發達國家進一步積聚。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生產服務與加工工序的分工中，發展中國家充當的是發達國家的生產加工基地，影響產品價值鏈的諸多重要的生產服務環節，如產品設計、新產品、新工藝開發和海外市場的拓展、原材料的采購供應、資金的籌集調度和財務控制等高附加價值的業務，都由發達國家掌握。這種分工，雖然能夠為發展中國家帶來就業、產出增加等效應，但在總體利益分配上，發展中國家只能分配到極少的一部分產品加工所得。而且作為發達國家制成品的生產加工基地，發展中國家還要付出環境惡化的代價。

在國內服務市場開放中，發展中國家雖然可以通過引進外資、外國先進技術促進服務業發展，但由于國內服務企業與跨國公司競爭力相差懸殊，本國服務企業的成長空間會受到嚴重擠壓。同時，由于金融、通信、信息、數據處理等服務部門涉及國家、機密和安全，國家經濟安全也會受到威脅。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充分表明了金融開放與金融風險的關聯性。特別是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的發展，使全球置身于一個全球性的統一網絡中，也在不斷加大著發展中國家經濟所面臨的外來風險。需要正視的是，由市場開放所引發的外來風險的襲擊，是目前發展中國家自身的管理與調控能力所難控制的。

四、若干啟示

1.服務業國際直接投資以及國際服務貿易的發展，導致國際競爭的熱點向服務經濟領域轉移，使服務產業成為許多國家直接參與國際經濟競爭的重要戰略性產業。國際服務市場需求的高增長性、新型服務產品的高附加價值性以及服務產業對資本、信息、技術等關鍵生產要素控制的重要性，使它成為21世紀世界經濟發展競爭的戰略制高點。

篇(4)

近年來，隨著“走出去”戰略不斷深入推進，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赴海外尋找投資和業務拓展機會。但是，中國企業長期以國內經營為主，缺乏海外投資經驗，往往對風險估計不足，投資行為盲目莽撞，部分企業甚至目的都不明確，前景、風險都不了解，就輕率投資海外，影響了對外投資效果。

與此同時，發達國家作為跨國投資的先行者和既得利益者，擔憂自身利益受損，對后來者不擇手段打壓，加大了我企業海外投資風險，對“走出去”戰略實施造成障礙。面對這樣的現實，無論政府推動“走出去”戰略實施，還是企業開展海外投資，都需要講究策略。

用整體觀念指導跨國投資決策

中國既不屬“資金飽和型”國家，也不是技術創新領先國家，當前推出“走出去”戰略旨在更好地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彌補國內資源、市場和技術不足，在更廣闊的空間里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和資源優化配置，更好地參與經濟全球化趨勢下的國際競爭，借以不斷增強經濟發展動力和后勁以實現長遠可持續發展。

折衷理論認為企業跨國投資主要有三種收益回報，即獲取資源、占領市場與獲得非市場化的資產。以獲取資源為目標，投資者旨在通過投資東道國，以更便利地利用東道國及其周邊廉價生產要素，包括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尋求降低生產成本。以占領市場為目標，投資者旨在通過投資東道國實現當地生產，以規避可能的貿易壁壘，降低運輸成本，以更好開拓東道國及其周邊市場。以獲得非市場化資產為目標的，投資者旨在通過投資東道國，獲得無法通過市場進行轉讓，只存在于東道國本地文化制度環境下的資產。這些非市場化資產對于企業發展、提升核心能力極具戰略性，如技術、工藝、創意、管理等知識型資產。

企業決定是否需要“走出去”，首先需要根據自身情況明確跨國投資目的。如果資源是企業發展瓶頸，而跨國投資獲取資源的成本低于其他途徑，就可考慮以資源獲取為目的。如果拓展市場是企業發展關鍵，而通過跨國投資開拓市場的效率高于其他途徑，就可考慮以市場開拓為目的。如某種境外非市場化資源關系企業發展前景，就可考慮以獲取該項資源為目的跨國投資。

“走出去”跨國投資是否經濟可行，關鍵在于企業是否具備以下優勢。一是競爭優勢。若企業想要在另一國家進行生產，與當地企業競爭，必須擁有自身競爭優勢，而且這些優勢足以補償國外生產經營的附加成本。二是內部化優勢。企業對其優勢進行跨國轉移時，必須考慮到內部組織和外部市場兩種轉移途徑，只有當前者所帶來的經濟利益較后者大時，對外直接投資才可能發生。三是區位優勢，即企業把在母國生產的中間產品從空間上轉移到別國，并同該國的生產要素或其他中間產品結合以后，能夠獲得最佳利益時，才會在國外進行投資和生產。優勢分析需整體考察與三種優勢相聯系的各種因素，考察諸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只有所具優勢相互作用帶來的綜合收益增加，足以彌補境外投資劣勢造成的成本增加，企業才可考慮進行跨國投資。

根據投資目的選擇

跨國投資對象

不同國家、不同區域發展水平不同，資源稟賦各異。國家層面上，“走出去”戰略面向全球，需針對不同區域確立不同目標，制定對外區域投資戰略，做好對外區域投資規劃。對企業而言，一旦確定“走出去”，就需根據投資目的，結合自身優劣勢，按照政府對外區域投資戰略與規劃，合理選擇投資對象。

對于中國企業，投資美、歐、日最好以技術等非市場化資產獲得為目的，不宜以市場占有和資源獲取為目的。中國與美歐日之間雖存在一些壁壘，但貨物貿易總體上是通暢有效的。而美日歐環境保護和工資福利標準高，在這些國家投資建廠生產商品或者開采資源形成的成本增加遠遠高于因此繞過壁壘所帶來的收益，故此以市場開拓、資源獲取為目的對美歐日投資經濟上不可行，以貿易方式開拓市場更為便利和經濟。

需要提及的是，隨著歐債危機應對改革深入，歐盟勞動力成本開始大幅下降，以市場開拓為目的對歐（特別是東南歐）投資經濟可行性上升。另一方面，美日歐技術創新能力領先全球，是中國企業最重要的外部技術來源。但與貨物貿易總體通暢的現狀不同，美歐日為保持自身技術創新領先地位，對華設置了種種技術轉讓壁壘，而技術本身又具有很強的非市場化資產屬性，中國企業很難通過貿易獲得這類資產，只能通過在當地投資的方式來獲取。

東南亞、非洲、拉美都屬于不發達區域，都屬于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富集區，潛在市場空間廣闊。比較而言，東南亞勞動力更為富集，勞動力成本更為低廉，勞動生產率更高，以獲取廉價勞動力為目的對該地區投資，不僅可降低生產成本，還有助于繞過歐美日對華貿易壁壘，具備較高經濟可行性。

拉美、非洲自然資源更為富集，開采成本更低，對其進行投資，可以緩解國際資源能源貿易市場波動的沖擊，有助于提升資源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可作為企業“走出去”重點促進領域。其中，拉美較之非洲更為穩定，制度更為健全，更值得中國企業投資。此外，拉美經濟整體水平較高，市場空間較大，而拉美與中國距離遙遠，運輸成本高昂。在拉美投資設廠，可以節省大量的運輸成本，不僅有助于更好地開拓當地市場，還可以就近開拓北美市場。近年來，中國勞動力成本相對拉美上升，使得在拉美投資設廠更加可行。

前蘇聯、中東地區是中國企業另兩個潛在的“走出去”投資目標，二者都是全球主要能源供應者，其中前者還是礦產資源出口大國。單純從經濟來講，對俄羅斯、中東地區進行資源投資無疑是可行的。但是，中東地區面臨嚴峻的非傳統安全問題，而俄羅斯對華經濟政策多變，對中東、俄羅斯投資將面臨巨大的非市場風險，需要認真進行風險收益權衡。中亞國家安全風險相對較小，對華經濟政策基本穩定，同樣是能源資源富集區，以資源獲取為主要目的對其投資風險較小，經濟上也具備可行性，可作為“走出去”戰略的重點促進區域。

建立根據地助力企業“走出去”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尚處發展初期，企業對國外經營環境不熟悉，缺乏必要境外投資經驗積累，跨國投資成本和風險管控能力不足，“走出去”面臨很多困難。與此同時，作為國際直接投資的新玩家，中國推行“走出去”戰略將沖擊既有利益格局，導致世界經濟格局重新洗牌，難以避免既得利益者的猜忌、遏制和打壓。面對諸多內外部不利因素，可考慮根據對外區域投資戰略與規劃，選擇一些國家作為“走出去”突破目標，建立一批企業“走出去”根據地，為企業跨國投資提供支持和服務，幫助企業更好地管控投資風險和成本，并借此逐步形成以中國為中心的經濟圈。采取建根據地的方式推進“走出去”戰略實施，動作較小、涉及面窄，較之大張旗鼓地全面鋪開、整體推進的方式風險低，受既得利益者的干擾也較小，相對容易取得突破。

對于企業而言，根據地作用明顯：根據地是航空客運中心，將實現中國與根據地之間、根據地與其周邊地區之間的直航，實現人員往來便利化；根據地是物流儲運中心，將成為中國銷往該地區及周邊商品的儲運分銷中心以及該地區及周邊準備運往國內的物資儲運中心，各種物資儲運障礙因此得以消除；根據地是金融服務中心，將實現中國與根據地間直接匯兌與結算及通過根據地與周邊地區間匯兌與結算，保障資金安全、迅速流動；根據地是信息中心，將實現中國與根據地及其周邊信息及時傳播與交換。

篇(5)

摘要：我國要成功實施資源能源類企業“走出去”的國家戰略，就必須建立一套具有企業和政府協同效應的風險防范策略。應對和化解資源能源類境外投資中的東道國風險是一項綜合性系統工程，既需要企業積極主動的采取“自救”措施，更需要我國政府的大力支持，只有二者共同努力才能成功規避境外投資風險。

一、企業化解境外投資風險的對策

面對在東道國所遇到各種經營過程中的投資風險，我國的資源能源類企業在經營境外投資項目過程中，應當“未雨綢繆”或“及時補救”，在風險發生的事前、事中、事后進行充分評估，及時制定應對各種風險的風險管理策略和處置措施（實際上，西方發達國家多年積累形成的應對跨國投資風險的諸多做法，非常值得我國企業認真學習借鑒）。具體來說，企業應對化解境外投資風險，必須采取以下對策：

1、必須依法經營，積極承擔社會責任。

作為“外資”和“外商”，我國的資源能源類企業在東道國長期立足和發展的最重要的必要前提就是要依法經營，認真遵守當地有關稅法、反商業賄賂法、環保法、勞工保障法、工會法、公司法、物權法、合同法等等法律，應當說這是我國企業避免投資風險的根本因素。另外，我國企業到東道國進行投資經營，能夠獲得我國所需的重要礦產資源能源等重大利益，在獲得利益的同時我們應當對東道國當地社會有所回報，因此，我國企業還應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力爭成為受東道國歡迎的“友好型”外來投資者。

2、必須預先進行投資前的風險評估。

要有效化解資源能源類境外投資的各種經營風險，我國企業就必須堅持積極主動、冷靜審慎的重視態度，樹立并牢記風險規避意識，設計完善的風險管理機制和風險控制環節，穩妥落實風險防范工作，合理安排風險化解措施，實施“有所為、有所不為、有進有退”的投資戰略，這就要求我國企業認真對擬投資的地區和項目進行預先風險評估。如，我國企業應深入了解東道國對資源能源類外資企業的政策、東道國國內各個政黨的政治勢力情勢及其對外資的態度，東道國政府與我國政府的關系等。針對程度不同，將風險劃分為高、中、低三個層次，我國企業應努力做到“放棄高風險投資、管理中檔風險、轉化低層次風險”。

3、盡力實施本地化和國際化戰略，最大限度地規避投資風險。

本地化包括員工的本地化、融資的本地化等等。實施本地化戰略，可以使我國的資源能源類企業在境外投資過程中避免大量風險。如，善用東道國當地的員工并提升該國當地員工為管理人員可以更好地使公司尊重當地的風俗習慣，融入當地的社會生活。[1]而當企業遭遇到政策法律等風險時，很有可能造成當地的員工失去工作機會，這會迫使東道國當地的勞工組織同政府交涉，讓當地政府不得不慎重考慮自己的外資政策。

這里所說的國際化，是指我國企業在東道國投資時應避免將中國的理念照搬過去，不僅要從思維方式上做到符合國際慣例和規則，同時還應盡可能與世界有關國家的跨國公司、金融機構加強合作，以減少投資風險。如，我國企業可以通過與知名跨國公司、國際性銀行等機構合作開發資源能源，則不僅能夠利用其技術能力、跨國經營經驗，同時可以借用其強大的公司背景和國家背景，使東道國不敢輕易對涉及多國利益的企業“制造”風險（因為極少有東道國政府敢于輕易冒犯數國利益）。

4、積極選擇適當的補救策略。

風險是一種客觀存在，即使采取了投資前的預防性策略和投資中的分散風險等策略，也不可能完全杜絕風險。以東道國征用或國有化風險為例，在我國的資源能源類企業境外投資過程中，一旦發生投資風險，我國企業應當及時采取以下補救措施來減少損失。首先，做好談判工作。在征用或國有化政策公布以后，如果發現所公布的政策有松動的余地，那么，我國企業就應該積極與東道國政府進行溝通，在協商中闡明由此可能對雙方造成的危害。在談判過程中，企業應盡可能地作出各種友好的姿態，要向東道國政府表明企業給當地的社會經濟帶來的好處，并適當做出一些讓步，當然，通報給我國的有關部門，政府與企業聯手與東道國政府進行外交途徑的交流必不可少，效果也會更好。其次，爭取有關方面支持。如果風險發生后的談判沒有取得理想的結果，我國企業就應該想辦法爭取外界的支持。

二、我國政府化解境外投資風險的措施

從政府的角度來說，筆者認為，我國政府應當認真采取措施預防化解上述政治風險、政策法律風險等投資經營風險。

1、積極為企業創造良好的國際投資環境。

我國政府應充分運用政治、經濟、外交、文化等各種方式為企業的對外投資創造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為企業“走出去”利用好“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做好保駕護航工作。雖然我國走的是和平發展之路，不會象歷史上西方國家通過侵占殖民地或不平等貿易的方式掠奪礦產資源。但是隨著近年來我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的不斷上升，仍然引起了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的關注（包括警惕和防范心理）。因此，在上述背景下，我國政府極有必要為企業開展境外投資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我國清醒地認識到了上述問題并積極采取了系列措施。如，2006年1月3日-5日在北京成功舉辦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暨第3屆部長級會議、成功舉辦2008年北京奧林匹克運動會、定期舉辦亞洲博鰲論壇，同時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加強與相關貿易國家和地區的官方接觸等等。

2、重視國際條約的重要性。

國家間條約是防范跨國投資風險的有效方法之一。如果跨國投資方的母國政府和資源能源豐富的東道國政府之間共同簽定或參加了某種國家間條約，那么東道國企業跨國投資的風險將大大降低。如，近年來我國和委內瑞拉政府簽定了涉及投資、稅收、貿易、運輸、資源能源合作的多個保護性協定，有利地推動了我國和委內瑞拉在資源能源領域的合作項目，避免了一系列投資風險。當前，有關保護跨國投資的國際條約主要有以下幾種類型：

雙邊投資保護協定對跨國投資的專項保護。雙邊投資保護協定（BilateralInvestmentTreaty，簡稱BIT）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為鼓勵、促進和保護本國公民在對方境內投資而簽署的雙邊條約。通過雙邊投資保護協定，可以使世界各國實現相互鼓勵、促進和保護投資，有助于激勵投資者經營的積極性、促進締約國兩國相互投資，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加強合作，為締約各方投資者在締約對方領土內的投資創造有利條件。

世界貿易組織（WTO）中有關跨國投資保護的協議。我國已經于2001年加入了WTO，其關于跨國投資的保護性規定能夠對我國的境外投資起到保護作用。WTO中有關國際投資的協議主要有四個：《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簡稱TRIMs）、《服務貿易總協定》（簡稱GATS）、《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簡稱TRIPs）、《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簡稱SCM）。其中，《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適用于與貨物有關的特定投資措施，專門處理對貿易具有不利影響的限制性措施。《服務貿易總協定》涉及到跨境支付、境外消費、商業存在、自然人流動等方面服務貿易等方面的規定。其中與國際投資聯系較為密切的是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兩個方面的規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明確規定了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的基本原則，保護知識產權的規定與國際投資具有密切聯系，知識產權作為一種財產權可以用于投資，對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可能構成投資障礙。

自由貿易協定（FTA）對跨國投資的保護。世界上大部分的FTA中包含有投資方面的條款規則，且許多實行零關稅，便利了經濟要素的流動，因此，自由貿易區建設已經成為世界各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切入點之一。我國政府一直積極致力于與其他國家開展自由貿易區談判，截至目前，我國已經實施含有投資條款的FTA或優惠貿易安排有6個，正在談判和計劃啟動的談判有8個，涉及五大洲的31個國家和地區。

另外，在跨國投資保護領域，我國還先后簽署了《漢城公約》（我國在1988年4月成為多邊投資擔保機構的創始成員之一）、《解決國家與他國國民之間投資爭端公約》。從而，我國的投資者可以在跨國投資前向國際多邊投資擔保機構（MultilateralInvestmentGuaranteeAgency，簡稱MIGA）投保政治風險，可以在投資之后通過世界銀行下屬的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解決與東道國政府的爭端。

篇(6)

關鍵詞：零售業跨國投資投資擴張

大型零售企業跨國投資擴張現象及文獻回顧

零售業一般是指以向最終消費者提供所需商品和服務為主的行業，具有行業內向性特點，因此，零售業的跨國運作必須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即在當地市場設立商業存在的方式進行。國際零售巨頭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起在多個國家的成功投資，使得零售業的國際擴張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家樂福就是這樣的典型案例之一。據家樂福的歷年年度報告，其在國外的投資自2001年以來高達總投資額的65%以上，海外銷售額自1996年以來則一直穩定在總銷售額的40%-55%，呈逐年上升趨勢。家樂福跨國投資擴張為何能取得如此驕人成績？決定他們跨國投資的最主要因素何在？本文試圖通過對這一問題的探討，提出我國零售業發展的對策建議。

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零售業國際投資的興起，各國學者對零售業跨國投資進行了大量研究。其中SalmonandTordjman''''s（1989）較早對零售公司全球投資市場的識別、不同階段的投資策略、不同企業的投資風險戰略等進行了研究。隨后不少學者對影響零售企業對外投資的因素或跨國投資的動機進行了研究。如，McGoldrick（1995）把零售業對外投資的影響因素歸結為即將飽和的國內零售市場、公司風險的擴散等國內零售行業的“推力”因素，零售公司的戰略眼光、新市場的進入壁壘的移除等“促進”因素及投資東道國的“引力”因素。ChainStoreAge（1997）則從投資東道國的宏觀經濟、政治穩定性，市場結構、市場競爭狀況、消費者的偏好、技術可行性、零售業規模和成長趨勢、投資政策及稅收等因素對零售業的國際投資擴張進行了理論分析。Sternquist（1997，1998）則用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即包括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的OLI理論）并建立了零售業投資擴張的戰略模型（StrategicInternationalRetailExpansion簡稱SIRE模型）對零售業跨國投資進行了解釋。

零售業國際投資的影響因素

（一）公司規模

一般說來，規模較大的公司會利用自己的規模優勢，在大范圍市場中與其他企業進行不完全競爭，更具競爭力。規模較大的零售企業比小規模企業有更強的市場交易力量，較易獲得東道國政府的政策優惠，使其能夠優先占領市場份額以及獲取其他稀有資源，阻止較遲進入的新零售公司在該市場的發展。此外，較大的零售公司有更多的財政的資源，有更大的抵抗財政風險的能力(Brewer,ThomasL.1993)。

（二）國際化經驗

國際化經驗影響零售業跨國投資的進行。母公司的國際化經驗積累的越多，越能加強對不同文化圈經營環境的了解，進而能夠有效取得投資成功。當跨國零售公司在評估外國文化，主流的商業慣例，以及消費者的偏愛方面獲得一定的經驗，跨國公司對其零售業國際擴張帶來的預知的不確定性將會被減少，從而產生相對于競爭對手的比較優勢（Hollensen，1998）。

（三）投資東道國的需求市場特征

東道國的需求市場特征主要包括：市場規模特征、主要消費群體特征和消費者購買力特征。由于零售業具有的行業內向性特征，投資東道國市場規模的大小直接決定了其對零售業的需求。由于零售業跨國公司在國外不熟悉的環境里經營，必須要在掌握投資東道國的投資政策、建房開店、品牌宣傳、發展后勤系統等方面有較大不可撤回的初期投入，為了補償這種市場風險，跨國公司通常會在市場規模較大的國家投資（Dunning1973）。

對于東道國主要消費群體特征。現在零售業的國際投資主要集中在大賣場、超市等現代零售業業態方面，這種現代零售業需要集中的消費群體，因此零售業的投資更傾向于選擇投資東道國的主要城市和中心商業區。由此，投資的成功與否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該國的主要消費者群體特征。

（四）投資東道國的對外開放程度

零售業的跨國投資涉及到多方面的國際協議以及宏觀和微觀層面上的國際關系。如在宏觀層次上，它涉及到政府間的雙邊關系、經濟方面的貸款等。在微觀水平上，涉及到和不同的合作伙伴建立關系。隨著東道國對外開放經驗的積累和對外政策的完善，能減少投資環境的不穩定性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投資者商業運行的效率，增加外國投資者的投資信心。

（五）競爭對手

競爭者對零售業的跨國投資影響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由于零售業有著聚集經濟的特性，競爭者集中生產的地方，會產生新的零售機會。通過觀察競爭對手的投資行為，會減少自己投資收益的不確定性。其二，隨著競爭對手的進入，市場競爭變得更加激烈，這對后進入者會形成一個進入障礙，對于零售業來說更是如此，競爭者的搶先進入會引起后進入者進入成本的增加（CotterillandHaller，1992）。

（六）其他因素

除上述因素外，零售公司本部所在地與投資對象國家市場距離、投資東道國的政治經濟穩定性、匯率等因素也會影響零售業國際投資的進行。

以家樂福為例進行實證分析

（一）變量選擇與模型設計

1.變量選擇。因變量：投資東道國家樂福零售店的數目（outlets）。我們用Njt*來代表家樂福在t時間里對于國外j市場的最佳零售店數目，這個數目可以隨著時間的變化而發生變化。那么，對于某一給定時間t，給定市場j，如果所有的零售店同時營業，其所得的利潤是：

Пjt=Njt*[Лj-F（Njt*）]

其中Лj代表在j市場每個零售店在經營期間的所得利潤，F（Njt*）則代表每個零售店在同時營業時的沉淀成本。經濟理論指出國際零售公司必然會對還沒有進入的市場進行評估，選擇進入預期的利潤大于其沉淀成本的國外市場。如果要進入的市場條件還不成熟，只有選擇等待直到其預期利潤大于沉淀成本方才選擇進入。為此本文選取家樂福對國外市場j投資的零售店的數目為零售業跨國投資擴張的因變量。其中因變量（outlets）為2006年6月底，家樂福在投資國j的零售店數目。數據來源于家樂福公司網站。

自變量。選取自變量的原則有：參照對制造業的FDI影響因素選擇的相關文獻；能夠全面綜合的反映零售業投資影響因素；考慮到數據和資料的可獲得性。由于本文是研究家樂福的對外投資，關于投資公司情況標變量已得到控制（如：公司規模等因素），故關于所有權優勢只選取家樂福國際經驗變量。其他自變量有：

涉及所有權優勢的變量。變量1、零售公司國際化經驗（yr_in_mkt）：本研究中，家樂福的國際化經驗用其到2005年底實際進入某國外市場的年份表示，如家樂福95年進入我國，則記為10。數據來源于家樂福年度報告；

涉及區位優勢的變量。變量2、投資東道國的總人口數（Population）：人口可以用來反映一國的零售市場規模，用一國的人口總數來表示，單位為百萬。數據來源于WTO網站；變量3、投資東道國的城鎮化率（Urban_rate）：城鎮化率可反映投資對象國的主要消費群體特征，用投資東道國的城市人口與該國總人口的比率來表示。數據來源于WTO網站；變量4、投資東道國人均GDP（Gdpcap）：投資對象國的消費能力用投資東道國的實際GDP除以該國總人口數表示。數據來源同前；變量5、投資東道國的對外開放程度（Open）。本文用trade/GDP來表示投資東道國的對外開放程度。數據來源同上。

涉及投資東道國零售活動的變量。變量6、競爭對手（Competitor）：由于沃爾瑪與麥德隆是目前零售業市場上與家樂福實力相當的主要競爭對手，因此本研究以沃爾瑪與麥德隆之一是否進入該國為標準，因此是虛擬變量，以0和1表示，如果有任何一個進入記為1，否則記為0。

2.模型設計。本文在Sternquist建立的SIRE模型基礎上，構建一個可以有效檢驗變量相互關系的相伴概率多元回歸模型，其假設之一是參數為線性。通過對各個變量之間數量關系的綜合比對和多種函數形式的擬合效果篩選，筆者選定實際擬合效果最優的計量模型如下：

outletsj=abPopulationjb1Urban_ratejb2Gdpcapjb3Openjb4yr_in_mktjb5Competitorsjξj

其中outlets代表投資東道國家樂福零售店的數目，Population代表投資東道國的總人口數，Urban_rate代表投資東道國的城鎮化率，Gdpcap代表投資東道國人均GDP，Open代表投資東道國的對外開放程度，yr_in_mkt代表跨國零售公司國際化經驗，Competitors代表競爭對手，ξ為隨機擾動項。

（二）實證結果及其解釋

從表1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出：

1.零售公司的國際化經驗在1%的置信水平上通過檢驗，驗證了假說。說明零售業跨國投資具有漸進性，投資初期通常只是試探性的在某國外市場經營一個或少數幾個零售店，然后隨著該國對零售店需求的增加而在不同的區域擴展其店面數。

2.投資東道國的人均GDP也在1%的置信度水平上通過檢驗，驗證了東道國消費能力的區位優勢。由此看出投資東道國的消費市場的大小、市場潛力、消費者的消費偏好對于零售業投資是否成功至關重要。城鎮化率在10%的置信水平上通過了檢驗，驗證了投資東道國的主要消費群體特征對零售業的跨國進入有負面影響，這證實了關于家樂福的投資偏向于向城鎮化水平一般或較低的國家投資。

3.人口變量（POPULATION）和對外開放程度（OPEN）在該模型中沒有通過檢驗。可能是由于零售業的國際投資擴張現正處于高速發展期，對于某個國家的消費市場人口規模的吸引力尚不能從其投資現狀中體現。當前服務貿易在總的國際貿易中所占份額較小，貿易的內容在很大比例上仍是貨物貿易，這就造成零售業服務貿易的統計在總量上所占的比例偏小，因此影響了對外開放程度的回歸結果。

篇(7)

一、FDI對東道國低碳經濟影響的研究

國外學者就FDI對東道國低碳經濟發展的影響了進行了一些研究，他們發現，1975年至2000年，跨國公司母國每單位GDP的碳排放量的降低是以東道國每單位GDP碳排放量的提高為基礎的，表明跨國公司在轉移生產過程時對東道國低碳經濟的發展造成了破壞；FDI對東道國的碳排放總量具有顯著地提高作用，對FDI的依賴(尤其是制造業部門)會提高發展中國家的碳排放量；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容易成為跨國公司的“污染避難所”。

FDI的載體跨國公司能夠將先進的技術轉移給位于東道國的子公司，FDI是低碳技術傳播的重要渠道；FDI在節能技術的傳播上發揮著重要作用，能夠降低東道國的碳排放量，對其環境、氣候產生正面影響；那些推行國際碳排放標準的國家能夠通過引進FDI降低其碳排放量，尤其是在初級產品部門。

二、FDI對東道國低碳經濟的積極影響

以跨國公司為載體的外商直接投資既是溫室氣體的排放者，同時又是發展低碳經濟的投資者。據貿發會議(UNCTAD)統計，2009年可再生能源、循環及低碳技術開發制造三大領域的低碳型FDI達到900億美元，對東道國發展低碳經濟具有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

FDI促進東道國向低碳經濟轉型主要是通過低碳技術、生產過程、產品和服務的轉移來實現的。FDI的流入填補了東道國發展低碳產業的資金空白。投資低碳產業的風險較大，東道國本土企業可能缺乏相應的能力承擔投資風險，而擁有先進技術和豐富管理經驗且資金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卻能夠進入相應低碳產業，從而促進東道國的產業結構調整。

低碳經濟不僅與生產活動有關，同時與人們的消費模式也有很大關系。FDI能夠向東道同提供在消費過程中更加低碳的產品(如能源利用率高或使用清潔能源的交通工具、電器等)和服務(FDI直接幫助東道國的本土企業改善生產過程和更新設備，以降低碳排放量)，引導東道國的市場偏好，促進東道國向低碳經濟轉型。

通過引進低碳的生產工豈或者更新現有的生產設備(如提高能源利用率、采用新能源等)，跨國公司及處于全球價值鏈的其他相關企業生產過程的碳排放量會大大降低。

FDI是傳播低碳技術的重要渠道之一。跨國公司擁有先進的低碳技術和生產工藝，在東道國投資生產的同時，也能通過競爭、示范模仿和產業鏈的前后關聯，對東道國本土企業產生外溢，傳播先進的管理經驗和低碳的生產工藝、技術，提高東道國企業的能源利用率，實現集約型的經濟增長。例如，FDI與東道國本土企業建立合資企業，能夠促進雙方的技術交流；通過勞動力在跨國企業與東道國本土企業的流動，實現低碳技術的傳播；跨國公司在東道國建立研發中心，開發低碳技術并直接投入生產。

FDI的流入能夠促進東道國的經濟增長，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根據庫茲涅茨曲線假說，生活水平的提高能夠增強人們保護環境、氣候的意識，同時提高消費者對低碳產品和服務的需求，改善人們的消費模式，降低東道國的碳排放量。

三、FDI對東道國發展低碳經濟的負面影響

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轉移生產的目的是為了尋求廉價的勞動力和原材料以降低生產成本，但其生產活動也可能對東道國的環境、氣候帶來巨大壓力。例如，FDI的進入意味著東道國經濟活動的增加，需要更多的資源投入，而更多的資源消耗和產出會帶來更多的廢棄物和經濟活動的副產品――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增長，從而使東道國的環境、氣候更加惡劣，這就是FDI的“規模效應”，它會阻礙東道國向低碳經濟模式轉型。

跨國公司在世界各地投資，意味著分工帶來了生產效率的提高，但同時對交通運輸的需求也會增加，而交通運輸活動的增加會顯著提高東道國的碳排放量。

為了逃避母國嚴格的碳排放規定，跨國公司通常會將碳排放量大的生產活動重新部署在碳排放標準更低的國家，以直接投資的方式將二氧化碳“出口”至東道國，這便是“碳泄漏”。例如，外商投資者更傾向于投資制造業、相關交通運輸業及能源部門，而這些部門的經濟會對東道國的環境、氣候造成嚴重破壞。

跨國公司為了保持其競爭優勢，往往嚴格控制高新技術向東道國本土企業的擴散，因此低碳技術的外溢效應并不明顯；而且一些跨國企業轉讓的技術多是處于成熟期甚至衰退期的技術，尤其是尖端低碳技術的傳播主要在發達國家之間進行，發展中國家很難獲得先進的低碳技術，因此從這個角度看，FDI對降低東道國碳排放量的作用不明顯。

另外，即使FDI給東道國帶來了更加先進、低碳的技術和生產設備，其減排效果也可能被FDI在東道國國內的經濟活動，如交通運輸和能源消耗所產生的碳排放量抵消，甚至最終提高東道國的碳排放總量。

一般來說，尖端的低碳技術和設備比傳統高碳排放的技術、設備更加昂貴，采用低碳技術設備進行生產的成本更高。因此，即使東道國本土企業進行低碳技術的開發和運用，如果FDI進入并采用傳統的高碳排放技術和生產工藝，其產品就相對便宜、更具價格優勢，從而打壓本土企業的低碳技術開發活動，產生“擠出效應”。

對發展中國家來說，FDI對本國發展低碳經濟可能帶來的破壞更大。例如，外商投資多集中于能源密集型產業，其經濟活動對能源的需求提高，而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不夠完善，發電技術較落后，且生產過程的能源利用率低。因此，FDI的流入可能大幅提高國內的碳排放量。另外。根據“污染避難所”假說，由于缺乏高素質勞動力和完善的環境基礎設施，且處在工業化的發展階段，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引資心理迫切，發展中國家通常都競相制定較寬松的碳排放標準，以吸引外商投資。而且政府管理能力較低，碳排放管制的實施和監督成本較高，發展中國家無力負擔，這極有可能打擊FDI對低碳技術和生產的投資積極性，無形中鼓勵了FDI將碳排放量大的產業或生產環節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碳泄漏”問題更加嚴重。相反，發達國

家能夠承擔碳排放管制的實施、監督費用。因此，通常都對企業制定更加嚴格的碳排放標準。

四、促進FDI發展東道國低碳經濟的對策措施

FDI對東道國低碳經濟的發展具有雙重作用，如果東道國政府、本土企業、跨國公司及母國多方配合，采取協調一致的政策措施，就能夠引導FDI更好地服務于東道國低碳經濟的發展。

(一)東道國政府

1.根據本國經濟發展要求有選擇地引進低碳技術。

沒有哪個國家能夠提供一個適合所有類型低碳投資的環境。因此，必須根據本國的經濟特點引進具有比較優勢和發展潛力的低碳跨國投資。

2，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

實踐證明，有效的知識產權制度能夠保護擁有先進技術的跨國公司不受其他競爭對手的模仿，從而吸引低碳跨國投資，促進技術向東道國傳播。

3.東道國政府應制定低碳投資的激勵、優惠政策。

將財政政策和調控手段相結合：如采取措施使低碳經濟活動所需原材料的進口更加便利；或直接向消費肯提供補貼，為低碳產品和服務創造穩定的需求和市場，以吸引低碳跨國投資，可再生能源產業就產生于國家宏觀政策的干預。

4.市場太小是FDI區位選擇的重要因素。

如果東道國低碳產業市場狹小，對外資的吸引力就很有限。因此，東道國可以選擇實行區域一體化，以突破市場限制，吸引低碳跨國投資。

5.降低低碳經濟產業的外資準入門檻，有選擇地引進低碳跨國投資，優化產業結構。

例如，能源產業的碳排放量很大，但是這一產業被大多數國家視為具有“戰略”意義的部門，外資的進入受到較多限制，這便阻礙了各國發展低碳經濟的步伐。因此，各國政府應適當降低能源部門的外資進入門檻，引進先進的低碳技術，提高能源利用率并大力開發清潔、可再生能源。

6.建立有利于技術傳播的平臺，

包括良好的基礎設施、高素質勞動力、配套的技術等。同時，促進跨國企業與本土企業的聯系和交流，鼓勵成立合資企業以促進低碳技術和生產工藝的傳播。另外，建立低碳技術的孵化器――技術和產業集群也是很好的選擇。

7.完善法律法規。

根據本國實際經濟發展情況制定嚴格的碳排放標準，與國際相關法規接軌，并及時監督其執行情況，杜絕高碳排放產業向本國轉移，避免成為跨國公司的“污染避難所”。

(二)東道國本土企業

首先要加快技術和設備革新，加強與低碳跨國投資企業的技術交流和合作，積極引進先進的低碳技術和生產設備，并提高自身消化吸收和應用低碳技術的能力。只有將引進的低碳技術應用到本國的經濟發展中，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創新和完善，才算真正掌握了這項技術。

其次要與低碳跨國公司成立合資企業時，要明確低碳技術和設備的轉讓，防范跨國公司的技術封鎖，以真正獲得尖端的低碳技術。

(三)跨國公司

第一，跨國公司應對東道國的工作人員進行低碳技術和管理能力培訓，通過人員流動促進低碳技術的傳播。

第二，在資金、技術上幫助其合資經營伙伴和產業鏈上前后關聯的企業，加快向東道國企業傳播低碳技術和生產工藝，與東道國本土企業共同發展，幫助東道圍向低碳經濟轉型。

第三，提高環保、發展低碳經濟的意識，有選擇地進入東道國低碳產業，采用低碳技術和流程進行清潔生產，嚴格遵守東道國及國際碳排放準則，降低東道國的碳排放量。

第四，加大低碳技術的研發，在東道國建立研發中心機構，能夠更加直接地向東道國傳播低碳技術。

(四)母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