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人民幣匯率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

當前中國貨幣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人民幣匯率政策。現在討論人民幣匯率問題，實際上涉及了兩個層面，即匯率的機制和匯率的水平。此二者性質有所不同，但相互間有著密切聯系。所謂人民幣匯率問題，首先是匯率機制的問題，其次是名義匯率水平的問題。

有些人主張人民幣應該堅持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匯率機制，但這種提法并不嚴謹。因為匯率的市場是國際外匯市場，中國目前不是可兌換的貨幣，也不參與國際外匯市場交易，因此實際是無法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因此實際上需要從政府的意愿來決定匯率機制(exchangerateregime)問題。

有很多可供選擇的匯率機制。通常認為有九種匯率制度，1.自由浮動，2.管理浮動，3.目標區，4.一籃子釘住，5.爬行釘住，6.可調節釘住，7.真正固定釘住，8.聯系匯率制，9.貨幣聯盟。關于匯率機制的分析，其實并不是一個純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證研究問題。迄今為止的實證研究，尚未給出一致的結論。有些研究甚至認為，匯率機制無關緊要，即所謂“匯率機制的中性假設”。國際學術界關于哪一種匯率機制好的討論并沒有定論。國內的討論中有一些觀點認為浮動匯率機制要優于固定匯率，而且認為這才符合市場經濟原理實際是不了解國際上多年的研究成果。香港數十年實行聯系匯率制并不影響人們承認香港是自由市場經濟的典范。而歐盟內部實行貨幣聯盟對于歐洲經濟的發展也起到很好的作用。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國際理論界很多人認可的是“兩極化”觀點(即自由浮動和管理浮動所代表的浮動匯率機制，和聯系匯率和貨幣聯盟所代表的固定匯率機制)，而不認同“中間匯率機制”(即上述第(3)，(4)，(5)，(6)種匯率機制)。所有國家在歷史上的不同時期都實行過不同的匯率機制。因此國際上近年有研究認為，在貧窮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金融體制尚未發展、與國際資本市場沒有很好整合的國家，采用固定匯率會運行良好并具有可持續性。對于發達國家而言，它們增長率高而通脹率低，“真正”浮動匯率制更為適用。對于新興市場而言，比較適用中間的浮動匯率制。

固定匯率機制的主要好處有兩點；

1、減少交易成本和匯率風險，有利于貿易和投資。

2、提供貨幣政策控制通貨膨脹的有信用的固定錨。

從這個角度來分析問題，目前人民幣對于美元的固定匯率也是一種有利于經濟增長的匯率政策，實際上即使對于一個相對長的時期，中國實行固定匯率機制也是利大干弊。而如果從刺激經濟的政策角度來看，改變匯率機制會增加交易成本和匯率風險，不利于貿易和投資，也是不宜“退出”為好。

總理在2010年3月14日的記者招待會上所回答的第一個問題是有關人民幣匯率水平，他的回答十分清楚：我認為人民幣的幣值沒有低估。這個結論從學術上和政治上都是正確的，在當前國內國外的討論中如此表態十分有力，比一些含糊不清的說法要好的多。

這次表態還澄清了概念上的問題，即中美的雙邊名義匯率，以及人民幣的多邊有效匯率，和實際多邊有效匯率(有效即指多邊，因此有時也常省略)對于這些概念的混淆是目前有關討論中的常見現象。人民幣對于美元目前是釘住，但對于其他貨幣是浮動，因為美元對于這些貨幣的匯率是浮動。因此如果說在刺激經濟的特殊時期有特殊的人民幣匯率政策，即在一定時期我們實行了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也只對中美匯率可以成立，對于其他匯率是不成立的，對于實際多邊有效匯率也是不成立的。

一些討論是從多國的角度討論了進出口和貿易順差的情況，這樣分析對于反駁那些只談中美貿易，并認為只要中美貿易中，美國存在逆差就應該讓人民幣升值的國內外議論是合適的。因為一個國家不可能只從對于一個國家的貿易情況的評估就調整自己的匯率政策。實際上除了歐美市場外，中國還要面對其他的貿易市場。同時也要看到并不是只有中國的對美出口會擠壓美國制造業的工人，實際上所有具有制造業能力，同時勞動成本低的國家的對美出口都對美國制造業的工人產生壓力。所以匯率問題永遠是一個多邊的問題，而不是雙邊的問題。

但也要認識到，僅僅從貿易角度分析匯率問題是一個比較傳統的，不夠全面的分析方法，容易留下口實。因為如果只談貿易，一旦貿易的形勢發生變化，現在有利的數據就可能不再有利。因此比較科學的分析是從國內國外兩個均衡來分析人民幣的估值問題，這樣是比較全面的分析，能夠更加有力的體現中國的利益。所謂外部均衡是指經常賬戶平衡(或國際收支平衡)，所謂內部均衡是指物價穩定前提下的充分就業。如果從這樣全面的角度分析問題，人民幣維持對于美元穩定在過去一段時期內，也成為抗擊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一種貨幣政策工具。

篇(2)

中美貿易失衡問題由于兩國統計方面的技術原因和方法誤差導致統計數字差別巨大。美國方面的統計顯示，在中美貿易中，1979年、1982年美國為順差，1983年開始出現逆差。而中國方面的統計則表明，在從1979年-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為逆差，自1993年轉為順差。但是應該看到的是，雙方數據都表明，中美之間貿易逆差增長速度驚人。1993年，中方統計數據表明中美貿易逆差僅為63億美元，美方數據也僅為228億美元。2004年，中美貿易逆差中國數據達到586億美元，美國數據更為1620億美元。與1993年相比，增長幅度分別為830%和611%。中美貿易逆差如此之大，已經成為美國對外貿易最大的經濟問題。

中美貿易失衡不僅表現在絕對量上，而且也表現在相對量上，這一比例在1990年為21%，2004年達到了35%，中國因此成為了美國第一大貿易赤字國家，超過了歐盟的24.7%，日本的16.3%，加拿大的14.2%，墨西哥的9.8%。

中美貿易失衡也表現在進出口的產品結構變化。中國不僅勞動密集、低附加值產品在美國市場上占有率不斷上升，近年來相對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在美國的市場占有率也迅速提高。美國每年從中國進口的先進產品，占其進口技術產品總額的比重迅速上升。根據美國統計數據，2002年這一比重為10%，到2004年9月上升為18%。而據我國商務部統計，2003年1~8月，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總額620.83億美元，同比增長55.86%；其中美國是第一大市場，148.58億美元，同比增長69.56%，高出對全球出口增長速度13.7個百分點，占出口總額比重23.9%。由于輸往香港的產品大部分最終輸往美國，美國市場成為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主要增長點。

二、匯率變動對貿易差額的影響實證分析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美國貿易逆差持續已久，中美貿易逆差也有愈演愈烈之勢。而各個國家的貨幣對美元都先后升值，但是，美國貿易逆差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有進一步擴大的勢頭。我們不由得質疑，其他國家貨幣對美元的升值有利于減少美國貿易逆差問題嗎?我們認為單純依靠人民幣升值解決不了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問題。

為說明這一觀點，我們選取中美的貿易數據和匯率數據進行實證研究。

在中美貿易關系實證時段選擇上，研究數據選取1990年-2004年的美國對中國的進出口和貿易差額以及人民幣實際匯率數據。人民幣實際匯率是根據官方統計的名義匯率扣除中美相對物價水平的影響。為了處理數據方便，我們將1990年定為基期。中美進出口數據取自于U.S.CensusBureau，中美名義匯率源于《99年世行發展指標》，物價指數選取1990年=100的中美GDP折減指數。所有數據處理都用統計軟件Eviews5.0完成。

我們試圖通過格蘭杰因果檢驗對匯率變動和進出口貿易額變動之間的內生關系進行檢驗，匯率變動率RER用(exr-exr(-1))/exr(-1)算出，同樣，進口變動率REM和出口變動率REP分別用(impt-impt(-1))/impt(-1)和(expt-expt(-1))/expt(-1)計算得到。貿易余額的變動率B用(b-b(-1))/b(-1)計算得來。

Granger因果關系是基于系統的向量自回歸(VAR)來定義(SorenJohansen2000)。在考察序列x是否是序列y產生的原因時，采用的方法是先估計當前的y值被其自身滯后期取值所能結識的程度，然后驗證通過引入序列x的滯后值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釋程度，如果是，就稱序列x是y的格蘭杰因，此時x的滯后期系數具有統計顯著性。(Granger1980)其雙變量回歸如下：

如接受H01：β1=β2=……=βk=0，則X不是Y的Granger因，而接受H02：α1=α2=…=αk=0則Y不是X的Granger因。這樣，使用F檢驗

即可實現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其中，RSSR和RSSu分別表示在H01(或者H02)之下的約束和無約束的殘差平方和，J和K則分別表示約束個數和回歸因子的個數。

但是上述檢驗從理論上要求殘差具有獨立同分布性質，這就導致了實證研究中如何確定滯后階的問題。(本文首先通過從一般到特殊的方法初步確定滯后階，然后再檢驗殘差是否服從獨立同分布。因此，本文中實施因果檢驗的路徑是：第一步，選取初步的滯后階，估計VAR；第二步，對殘差進行診斷檢驗，據此調整滯后階；第三步，對最終估計得VAR進行參數約束檢驗，由此確定變量之間是否成立因果關系。(Grangerl987)

首先，對變量BRERREMREP進行數據圖分析，具體如下圖所示：

從上圖中，我們大致可以判斷，這四個變量的數據軌跡在很大程度上類似于隨機游走，所以我們在設定VAR模型時，省略掉截據項，經過反復試驗，我們初步選取滯后階為2，對應的VAR(2)的估計：

對上述估計的VAR(2)，按照方程(3)的變量順序，方程(4)(5)(6)省去了對因果關系不重要的項。我們以下對其殘差進行診斷。

對方程(3)的殘差s11所計算的偏度值和峰度值分別為

S=0.42，k=0.78

所以，檢驗其為正態分布的Jarque-Bera統計量值為

N(2)=3.05

顯著水平為0.05且自由度為2的X2的臨界值為5.99，故由3.05<5.99而接受原假設，即ε1t服從正態分布，且服從正態分布的概率為0.65。進一步，由于所計算的檢驗ε1t為獨立同分布的統計量及其對應的概率值分別為

Q(3)=4.88，P=O.18

故在顯著水平為0.05時，ε1t具有獨立性。

對其他3個殘差，我們做類似的診斷，其結果一并列入下表

從上表可以看出，所有殘差在0.05的水平上服從正態分布的，只有ε2t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自相關性。但是由于其3階自相關僅為-0.04，這是個可忽略的數值，我們將視其為無自相關即不嚴格的獨立性。所以從總體上說，殘差通過診斷檢驗，因此，以下我們可基于VAR(2)作因果關系檢驗。

按照方程(3)的順序，記相應的變量系數為θi，其中i=1,2,3,4,5,6，則貿易差額變動率即B不是RER的因可表示為H01：θ1=θ2=0，對這一原假設的檢驗即計算前面所定義的F值，其結果為

F=1.71，P=0.24

F值顯然小于對應的臨界值，接受原假設。貿易差額的變動率B不是匯率變動率RER的因。對其他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可類似地實現，其結果一并列入下表，其中的結論是基于顯著水平0.10。

上表中，我們可以看到，對原假設5和6的接受表明在10%的顯著水平下，原假設“B不是RER的因”和“RER不是B的因”的F統計量均小于臨界水平，匯率的變動RER和貿易余額B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也就是說，通過單純的變動人民幣匯率對中美之間貿易差額的影響不大。同時我們注意到，對于原假設7的拒絕，表明在我國出口的變動是造成進口變動的一個原因，出口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帶動進口的增長。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我國外貿依存度較高的原因。而對于原假設3的拒絕，表明出口變動是貿易余額的成因。這說明我國存在著一些促進出口的因素導致中美貿易差額的加劇。正如下文分析可知，這些因素主要是兩國之間的勞動生產率的變化率和儲蓄方面的差距，而這些差距是造成中美貿易差額的主要原因。

三、中美貿易失衡的原因分析

匯率的波動并不是造成中美貿易逆差的原因。導致中美貿易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美國方面，相對于支出的較低的國民儲蓄率和產品的勞動生產率相對低下導致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低下是導致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中國方面，我國的匯率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國內經濟的失衡對于中美貿易失衡也負有一定的責任。

1.中美儲蓄方面的差距是造成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任何一個國家的儲蓄和投資的差額都等于該國的出口與進口的差額。公式為：

S-I=X-M

公式的左邊表示儲蓄與投資的差額，右邊表示出口與進口的差額。一國如果國內儲蓄大于投資，出口就會大于進口，從而在貿易上就會出現順差，而當國內投資大于儲蓄，進口就會大于出口，從而表現在貿易上就表現為逆差。

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國儲蓄相對于投資太低。自從1971年美國首次出現貿易赤字以來，美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不盡合理，低儲蓄高消費導致供小于求。應該說從1990年以來，美國儲蓄占GDP的比重是逐年遞增的(1991年除外)，1990年儲蓄占GDP的比重為15.4%，到2001年儲蓄占GDP的比重升到18.2%，增幅達到18.2%，但是與儲蓄相比，美國的投資率卻表現出強勁的勢頭。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投資率節節高升，從1991年的15.3%升至2001年的21.2%，升幅達38.6%，較高的投資占有率而較低的儲蓄占有率使得美國儲蓄占有率與投資率占有率之差為負值，形成嚴重儲蓄投資的缺口，這在貿易收支中表現為進口大于出口，貿易逆差。

與美國相反，由于發展經濟的需要，我國的投資支出一直保持較高的水平。1990年-2001年的平均投資占有率為38.1%，特別是在1993年投資占有率曾達到43.3%。相對于投資而言，我國由于傳統習慣、經濟體制改革等原因一直保持更高的國民儲蓄率。1990-2001年平均儲蓄占有率為40.4%，1995年儲蓄占有率更是達到43.1%。較高的儲蓄而相對較低的投資使得儲蓄和投資占有率之差為正值，這在國際收支上就表現為出口大于進口，貿易順差。

2.兩國勞動生產率增長率上的差距是造成中美貿易失衡的另一原因

勞動生產率一般可以用單位時間內生產出的產品數量或者單位產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來表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一方面可以導致產品成本和價格的實際降低，另一方面導致實際匯率升值，從而改善貿易條件，促進出口的增加。

我們主要比較中美之間制造業和可貿易品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服務業等非貿易品部門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內外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差距不大，但是大部分制造業是資本密集和知識密集型產業，不同國家勞動生產率的差距就相當大了(光，2005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國制造業和可貿易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是不斷提高的。我國正處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發展階段，工資成本較低，而美國勞動力工資成本相對較高，從而中美之間勞動力成本的差距很大。以2001年為例，按照現行匯率計算，美國制造業工資是中國的29.2倍，勞動生產率是中國的19.2倍。20世紀90年代以來，無論是工資增長率，還是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我國都明顯高于美國。扣除掉價格因素，1990年-2001年，我國分別提高了1.04倍和1.29倍。雖然兩國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均快于工資增長率，但是中國的速度明顯快于美國，扣除掉價格因素，工資增長率與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的比重，中國從1990年的1.00降低到2001年的0.66，而美國從1990年的1.00降低到2001年的0.81。由于中國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比美國更快于工資的增長速度，從而在中美貿易中，中國產品就具有很強的競爭力，在現行的中美匯率保持相對穩定的條件下，中國對美國出口就會增加，從而表現出貿易順差，而美國則是貿易逆差。

除了以上原因以外，中美之間貿易具有互補性、以及美國的產業結構的特點和制度安排也加劇了中美貿易失衡。中國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大多數都是美國經濟發展所需要而美國本土產量很低或不愿意生產的；而美國對向中國所需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實行嚴格的限制，導致相當一部分中國愿意進口的產品無法從美國進口。由于總體上還是比較落后，中國所需要大量的機器設備和中間投入品在美國已經失去了比較優勢，也減少了中國從美國的進口。這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中美貿易的失衡。

四、對策和建議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當前，中美貿易的失衡與人民幣的幣值是否被低估沒有直接關系。即使中國大幅提高匯率，能改變的，也只是由中美貿易失衡轉為東南亞其他國家與美國的貿易失衡。引起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是美國的儲蓄相對于投資來說太低了，而中美之間產品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之間的差距也是造成中美貿易失衡的另一原因。

篇(3)

同時，在中國國內，資本賬戶的開放問題也一直是理論界和政府決策層關注的熱點。國內有很多學者認為，缺乏彈性的匯率制度會影響中國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效率。根據“蒙代爾三角”，在允許外資流入的情況下，固定匯率制度與靈活的貨幣政策是無法同時兼得的。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經濟形勢面前，缺乏彈性的匯率制度可能意味著中國政府駕御全球經濟的手段和能力受到限制。結合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實行市場化的浮動匯率制度就被很多人認為是中國政府理應做出的合理選擇。事實真的如此嗎？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一個過程，匯率制度的市場化改革，乃至資本賬戶的開放，自然也不例外。從相對固定的盯住匯率制度到市場化的浮動匯率制度，這中間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過去10多年中，世界范圍內此起彼伏的金融或貨幣危機，通常都是與過快的匯率制度改革聯系在一起的。東亞、南美、俄羅斯，都曾遭遇這樣的問題。這為我們提供了直觀的經驗。所以，漸進的改革和開放可能是一個更合理的選擇。這是一個很直觀的判斷。但是，對于匯率制度改革這樣的重大理論性和政策性問題，僅有一些初步的、直觀的判斷，是遠遠不夠的。直觀的經驗和感覺無法支撐理論觀點和政策選擇。這就需要我們進行更深層次的探討。我們既要從理論上探討當前中國匯率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分析其合理的發展方向；又要結合中國經濟當前的發展狀況，分析不同匯率制度的可行性及其未來的走向。

匯率制度的改革牽涉方方面面的因素，原因在于匯率形成和調整過程的復雜性。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各國不再規定本國貨幣的含金量，國際貨幣領域進入一個“無本位”、“無秩序”的時代。自此，貨幣在國際上就變成一種純粹的信用貨幣，其價值沒有任何明確的實物商品作為支撐。無論是購買力還是國家經濟實力，都不能為評判各國貨幣的相對價值提供一個穩定的、可量化的標準。

離開這一基礎，可能出現的是兩種情況：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匯率受制于國家特定的經濟、政治戰略，是依靠政府力量來設定和維持的；在市場化的浮動匯率制度下，匯率日益被供求力量的對比所主導。就浮動匯率制度來說，我們知道，能夠對市場供求產生作用的因素，不只是投資、生產、GDP或經濟增長率這些可以觀察的經濟力量，甚至還有各種無形的心理因素。所有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市場上的供求狀況，進而影響匯率的形成和變動，使得外匯市場上的匯率波動無常。

在諸多復雜的影響因素中，預期問題不僅是理論研究上的一個熱點，也是市場實踐中人們始終關注的一個問題。“羊群效應”、“匯率超調”以及“市場心理”或“市場情緒”等詞匯，經常會出現于有關外匯市場和資本市場行情的研究報告中。這都是和預期因素相關的。預期影響匯率的一個典型案例就是所謂的“比索問題”（Pesoproblem）。

在80年代，很多人在研究墨西哥的資本市場收益率時，發現墨西哥的平均資產收益率持續高于美國的同類資產，他們把原因歸結為人們對墨西哥比索在未來貶值的預期。因為在當時，人們普遍認為比索的幣值被高估了，基于這樣的判斷，人們預期比索在未來的某一天必定要貶值。貶值意味著所持有的比索資產在未來只能換回更少的外國貨幣。

所以，他們在當時只愿意支付較小價格來購買比索資產，故而比索資產的平均收益率較高。這一現象被一些學者稱為“比索問題”。后來，“比索問題”被進一步發展為所謂的“災害性事件預期”（CatastropheExpectation）。就是說，在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時，人們總會預測未來的某一天可能會出現某種不利的意外事件。當這種意外事件能夠帶來極大的損失時，人們在當前就會要求有某種保險手段。或者直接向保險公司投保，如戰爭險、意外傷殘險等；或者要求在現在的交易行為中直接得到補償，如上面所說的壓低現在的資產價格。對貨幣貶值的預期被推廣為對所有可能發生的災害性事件的預期。在開放、自由的環境中，災害性事件預期的影響會進一步擴散和自我強化。在上面所說的比索問題中，幣值高估使人們預期貨幣在未來會貶值，導致資產收益率提高；這會引起更多的外資流入，進而推動比索的匯率進一步上升；人們更加相信比索在未來某一天一定會貶值，而且貶值幅度將更大；這就要求比索資產提供更高的收益率。在這個過程中，貨幣的匯率不斷上升。這樣的循環會將匯率推到一個不可維持的高水平上，資本市場無法提供外資所要求的高收益率，進而出現外資大規模撤出的現象，貨幣急劇貶值。在這個過程中，貶值的預期得到了自我實現。

在理論上，預期的影響或者“比索問題”，已經是人們所熟知的一個經濟現象。這也是過去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實行浮動匯率制度時遇到的一個現實困境。對于諸多發展中國家來說，本幣匯率在改革以前通常是高估的。實行市場化的浮動匯率制度，使得“比索問題”既具備了產生的條件，也具備了擴散和自我強化、自我實現的條件。

具體到中國的匯率制度改革，上述的理論邏輯能否同樣適用呢？中國的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都呈現順差，這也是國際上很多人認為人民幣幣值被低估的理由。從這一點出發，人民幣似乎應該升值，實行浮動匯率制度似乎并不會遇到上述的那個困境。但事實并非如此。中國是一個尚處于改革和發展之中的國家，在今后一個較長的時期內，整體經濟依然會處于一個結構調整期中。這種結構性調整任務加大了中國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目前，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的雙順差抵消了這種不確定性的影響，使得后者沒有引發人民幣貶值的預期。在實行浮動匯率制度以后，人民幣匯率可以更準確地反映市場上的資金供求狀況，人民幣升值的壓力被釋放，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的收支狀況必定要重新調整。在此以后，市場上的預期就會發生變化，經濟的結構性調整所帶來的不確定性，使得人民幣匯率的未來走勢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從而引發人們的貶值預期。發展到這一步，人民幣將遭遇“比索問題”，中國實行浮動匯率制也同樣要面臨那個現實困境。

上面的理論邏輯支持了浮動匯率制度不適合中國的觀點。反過來說，當前中國合理的選擇仍然是聯系匯率制度。接下來就必須說明在當前現實的條件下，中國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以及整個資本賬戶的開放應該作一些什么樣的具體安排。

首先，聯系匯率制度并不是一成不變的。不僅其盯住對象可以調整，而且，還可以在其中逐步引入更多的市場因素。過去，中國在國際分工中的位置，使得美國成為中國最主要的資金和貿易往來對象。基于這樣的情況，人民幣匯率一直是以美元為盯住對象。隨著中國在全球分工體系中位置的變化，中國與亞洲、歐洲之間的貿易和資金往來越來越多。這就要求人民幣的匯率應該盯住一籃子貨幣，包括日元、歐元等國

際上主要的貨幣。其中各種貨幣的相對比例應該隨著對外貿易和外資結構的變化而做相應的調整。而且，在設定人民幣與一籃子貨幣之間的匯率時，應該充分考慮市場上資金的相對供求狀況。

在這里必須注意的一點是，在當前中國經濟的現實條件下，市場上的資金供求狀況不能成為人民幣匯率形成和調整的決定因素。因為中國經濟在今后較長一段時期內仍然會處于一個結構調整期中，反映在國際收支上，同樣也要面臨結構性調整的任務。雖然在浮動匯率制下，匯率機制的自發作用也能夠調整國際收支，但是它對于國際收支的結構性調整往往是無效的。所以，在人民幣匯率的形成和調整過程中，必須更多地體現政府對經濟進行結構性調整的自覺性。

其次，必須協調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和資本市場開放之間的關系。改革人民幣匯率制度和開放資本市場是中國開放資本賬戶的兩個重要環節。這兩者是相互影響的，所以必須考慮它們之間的關系。

前面已經說過，浮動匯率制度不是中國的合理選擇。只有在中國經濟的結構性調整任務基本完成以后，實行浮動匯率制才能避免“比索問題”帶來的困境。所以在今后一段時期內，資本市場的開放應該先于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改革。一方面，中國經濟的結構性調整需要大量的外資，這對資本市場的開放提出了現實的要求；另一方面，在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以前，國際收支的順差可以抑制對人民幣貶值的預期，維持人民幣升值的預期，這有助于把外資所要求的收益率水平控制在我國資本市場能夠提供的程度之內。這對于吸引外資、發展中國的資本市場、促進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都是有好處的。

篇(4)

2002年末以來，在美、日等國以及IMF等國際組織言論的引導下，人民幣匯率水平問題又一次成為了國際國內關注的焦點。與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期間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這一次不再是討論人民幣是否應該貶值的問題，而是聚焦于人民幣目前面臨的升值壓力。國內學者就此問題的看法基本分為兩類：一種認為目前人民幣匯率確實被低估了，應該（小幅）升值；另一種則認為應該繼續維持目前的匯率水平。可見即便是最為保守的觀點也不再認為人民幣匯率存在貶值的可能，貶值之音似乎已經銷聲匿跡。

匯率是兩國貨幣的比價。因此本文試圖把人民幣匯率問題回歸到其貨幣問題的本質，在區分短期匯率決定和長期匯率決定的基礎上，側重于從貨幣供應量和物價趨勢的角度，探討人民幣匯率水平由短期升值壓力和長期貶值壓力所構成的困境。

一、人民幣短期匯率面臨的升值壓力

短期匯率水平是由外匯市場的供求狀況決定的。由于我國至今實行的是對貿易的強制結售匯制和對銀行外匯頭寸的額度管理，因此非政府部門對外匯保有量的調節余地不大，致使國際收支的差額基本上都被反映到了外匯市場的供求量上。又由于我國自1994年起就進入經常項目、金融與資本項目雙順差的格局（僅1998年例外），因此在國內外匯市場上，外匯的供給遠大于外匯的需求，使得央行不得不大量買人外匯以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以致我國外匯儲備急劇增加。可見，從市場實際外匯供求的角度來看，人民幣在一段時期以來一直面臨著升值的巨大壓力，完全依靠著央行在匯市單方面的買匯干預才避免了匯率升值的發生。而國際收支的雙順差以及外匯儲備的快速增加也正是國際輿論攻擊我國操縱人民幣匯率、低估幣值的主要理由之一。

所以，目前人民幣確實面臨著短期升值的巨大壓力。

二、人民幣長期匯率面臨潛在的貶值趨勢

（一）購買力平價模型是對當前均衡匯率水平的測定

較多的經濟學家認同購買力平價模型是信用本位制下尋求均衡匯率水平的基石。盡管對模型中使用的物價概念，如商品范圍、權重等因素的處理各有不同，但無論是國際金融機構、國外學者，還是國內專家，在近期計算得到的人民幣對美元的購買力平價水平都遠低于目前1美元兌換8.27元人民幣的市場匯率水平。正是根據這一研究結果，許多中外學者認同當前人民幣匯率被低估了。

絕對購買力平價模型關注的是某一時點上中外的物價水平，相對購買力平價模型關注的是至某一時點止的過去一段時期內發生的相對物價的變化，可見購買力平價模型是通過對至今為止的物價的計算，求得當前均衡匯率的理論值。

沿用相對購買力平價的思路，如果要預測未來均衡匯率的變化趨勢，就應該關注未來可能發生的物價變化。在這方面，貨幣模型有其獨到之處。

（二）貨幣模型與長期匯率趨勢

貨幣模型通過物價變動這個變量，將貨幣供應量與長期均衡匯率水平聯系在一起，具體的傳導機制是，在產出基本不變的情況下，一國貨幣供應量相對于他國更快的增長，將引起該國相對物價水平的上升，進而導致其匯率的貶值；在潛在產出不斷增長的情況下，如果一國貨幣供應量相對于其產出的增長速度快于他國，則該國的相對物價水平將上升，進而導致其匯率的貶值。

然而貨幣供應量相對于產出的更快擴張未必立即引起物價水平的上升，受諸多因素的影響，其間可能存在一定的時滯，因此，已經發生的貨幣擴張未必立即在匯率上得到反應。但是，作為一種存量，貨幣供應量的不斷超額累積則預示著通賬風險的集聚，若不加以控制，終將在某些因素的促發下，點燃通脹的導火索，進而對本幣匯率產生貶值的壓力，所以，貨幣供應量相對于產出更快的擴張，對未來的匯率趨勢是有著預示作用的。

（三）潛在的通脹壓力與人民幣長期匯率趨勢

根據費雪的交易方程式MV＝PT，其中P代表物價水平、M代表貨幣供應量、V代表一定時期內的貨幣流通速度、T代表一定時期內發生的實際交易量，有dP／P＝dM／M+dV／V-dT／T.由于V在短時期內可以因多種因素發生變化，但在長時期內，V主要取決于支付制度和人們的支付習慣，故可以合理地假定為不變，即有dV／V＝0，因此，從長期來看，如果M的增速長期高于T的增速，即倘若dM／M>dT／T，則終將引發物價的上漲，即dP／P>0.也就是說從需求的角度來看，大量貨幣追逐少量商品是發生通貨膨脹的根源。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由上式可以推得-dV／V＝dM／M-d（PT）／（PT），因此，如果貨幣供應量M相對于名義交易量PT有更快的增長，即倘若dM／M>d（PT）／（PT），則意味著短期內貨幣流通速度V的暫時下降（即dV／V<0），以及通貨膨脹壓力的積累，從長期來看，隨著V的回升，通脹壓力必將隨之釋放。由于dM／M>d（PT）／（PT）也意味著M／PT這一比例的不斷攀升，因此，后者也是衡量通脹潛在壓力的指標。

由于一定時期內的實際交易量T難以測量，因此，在假定經濟貨幣化程度保持不變的情況下，通常使用同時期最終商品和勞務的產出量（實際GDP）來代替T，用名義GDP來代替PT.又由于M1是交易的媒介，能夠直接形成購買力，而準貨幣則能較為容易地轉化為M1，是潛在的購買力，所以通常以M1／GDP和M2／GDP這兩個指標來對貨幣與商品的名義相對量進行衡量，再通過橫向與縱向的比較，預示通脹的潛在壓力。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貨幣供應量（M1、M2）每年的增長速度幾乎都遠快于同期實際GDP增速與物價漲幅之和。1978年到2002年，我國名義GDP的年均增速為14.94%，而同期M1和M2的年均增速分別為22.29%和24.96%，比GDP增速高出50%左右。貨幣供應量更快的增長使得MI／GDP和M2／GDP這兩個比例迅速彪升，至2002年，已分別高達70.96%和182.42%，這不僅已遠高于美日歐等發達國家的水平，也顯著地高于韓國、印度等周邊發展中國家

2.印度是2001年的數據。

作為一個逐步走向市場化的國家，經濟貨幣化程度的不斷加深是80年代以來我國貨幣供應量增速長期高于名義GDP增速的一個主要原因。但如今出現的貨幣供應量與名義GDP比例遠遠高于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現象則已經超出了經濟貨幣化可以解釋的范疇，只能說明目前我國的貨幣流通速度確實已經下降到了一個舉世無雙的極低水平。

我國經濟自1998年起陷入通貨緊縮后，在積極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引導下，貨幣供應量的增速基本保持在同期名義GDP增速的近2.5倍的高水平，但與此同時，由物價水平負增長所造成的通貨緊縮預期卻抑制了人們的消費欲望，而各項改革的推進又增添了人們對未來收支的不確定性，由此產生持幣觀望、儲幣預防的心態，致使新增貨幣被大量沉淀下來。因而在我國，具有價值貯藏功能、體現預防性動機的準貨幣占GDP的比例也較表1.中的所有其他國家（地區）要明顯高出許多。

盡管近年來貨幣流通速度的下降暫時遏制了高貨幣存量向通貨膨脹方向的演變，但是倘若出現某些因素促使人們消除對通貨緊縮的預期、繼而產生對通貨膨脹的預期，則隨著沉淀的貨幣投入周轉，大量貨幣追逐少量商品的局面將成為現實。而且在通脹預期下，人們急于將手中的貨幣兌換成商品，可能使貨幣流通速度回升至高于其長期水平的狀態，從而加劇物價上漲的勢頭，因此，不排除形成嚴重的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的可能。

可見，過[來

高的貨幣存量所形成的潛在的惡性通脹壓力預示著未來人民幣匯率存在貶值的可能。

（四）通貨膨脹的導火索

現實的物價上漲是改變人們長期形成的通縮預期的主要誘因，而在居民有效需求不足的背景下，這種初始的物價上漲則大多是由外生的需求沖擊和供給沖擊造成的。

2002年下半年以來，我國的物價環境已悄然出現了變化。受政府換屆的影響，各地政府投資沖動高漲，推動了投資需求的擴張，繼而帶動了生產資料價格的回升。同時，受海灣局勢不穩定的影響，國際油價上漲，帶動了國內油價的不斷攀高。部分受此影響，從2003年1月起，居民消費價格也一改長期下跌的態勢，出現微幅的回升。

特別值得引起重視的是，2003年國慶后的短短數周，在糧食價格上漲的推動下，全國各地農副產品價格突然出現大面積的快速上漲，一些價格在一兩周內的漲幅竟高達20%.據國內糧食問題專家稱，從今年開始恰逢我國糧食生產自然遵循的短周期的谷底與長周期的谷度相疊加的階段，加之近幾年糧食播種面積的不斷減少、種植結構的調整以及今年入秋以來水災嚴重，國內糧食將連續數年出現供不應求的局面。與此同時，因美澳等主要產區受災減產，國際糧價節節走高，從而限制了我國從國際市場的大量進口。因而，國內糧食價格在供給沖擊下快速上漲。由于糧食是其他農副產品的原料或飼料，也是諸多工業的原材料，因此，糧價的上漲必會對其他工農業產品的價格形成剛性的推動；加之農副產品是人們生活的必需品，2002年我國城鎮和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仍分別高達37.7%和46.2%，說明食品消費在居民支出結構中仍占據相當大的份額，因此，農副產品的突然漲價將直接影響人們的生活，并嚴重影響人們對未來價格的預期，促使通脹預期的形成。考慮到國內糧食儲備的逐年減少以及糧食生產形成新增供給能力的周期較長這兩個因素，對于此次農產品價格上漲將對整個物價水平造成的后續影響值得引起高度的重視。

在外生性供求沖擊的影響下，國內物價回升跡象明顯，并由此逐步改變著人們對未來物價趨勢的預期，進而可能促使巨額的貨幣存量轉變為實際購買力，形成供給推動型通脹和需求拉動型通脹的交互作用，共同引導通貨膨脹時代的到來。

三、匯率趨勢相悖造成的困境

（一）匯率政策面臨的困境

由近期國際收支大幅順差所造成的人民幣短期匯率的升值趨勢，和由過高的貨幣存量所集聚的潛在的通貨膨脹壓力所造成的人民幣匯率長期的貶值趨勢，構成了目前人民幣匯率升值不妥、貶值亦不妥的困境。而且，一旦處置不當，將給國際國內游資提供巨大的套匯空間，進而引發金融動蕩，并對國內經濟造成嚴重傷害。

盡管出現一定的通貨膨脹能推高國內物價，有助于減少貿易順差，進而減輕人民幣短期升值的壓力，從而緩解長短期匯率趨勢的困境，但在目前極低的利率環境下，即使是出現溫和的通脹也會給利率政策的操作帶來極大的困難。

（二）利率政策面臨的困境

在貨幣存量業已過量累積的背景下，由外生性沖擊造成的輕微通脹是否會一發不可收，這關鍵取決于人們對物價前景的預期。人們對于未來物價將上漲的預期是不斷推動實際物價水平螺旋式攀升的內在動力。

所以，在通脹初露端倪之際，就立即小幅提升利率，將通脹萌芽徹底遏制，有助于人們維持對于物價穩定的預期，阻斷物價內生性攀升的路徑，因此是控制通脹最為有效的方式。但是，立即提升利率的做法雖能防治通脹，卻提高了國內外（實際）利差的水平，反而會增添眼下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加劇匯率水平面臨的困境。

如果容忍物價水平的上漲，在目前極低的存款利率水平下，即便是出現每年2—3個百分點的溫和通脹，就會令一年期、甚至五年期的定期存款陷入實際利率為負的境地，加之實際物價水平的提高會形成對未來物價繼續上漲的預期，這將導致人們把存款大量提現，購買實物以期保值，從而引發一定程度的搶購風潮，推動物價更快地上漲。為了穩定人們對儲蓄的信心、抑制搶購，央行將被迫提高存款利率，而且提高幅度必須較為可觀才能收到實效。在目前的利率體系下，作為基準利率的法定存款利率出現可觀的提升必然帶動市場利率的普遍攀升，導致固定收益率證券的價格大幅下跌。

在近幾年低利率的環境下，隨著積極財政政策的施行，已經發行了大量中長期、低固定票面利率的國債和金融債，其中的大部分被這些年資金寬裕的銀行和保險公司所持有。利率上升導致國債價格的暴跌將迫使這些金融機構大量計提減值準備，削弱其贏利能力，這對于寄希望于在人世緩沖期內盡快消化不良資產的中國銀行業不啻為一個沉重的打擊，甚至還會危及一些壽險公司未來的償付能力。

盡管可以通過對國債施行保值貼補來保證金融機構的利益，但由于每一個百分點的保值貼補率將使中央財政每年多支出超過300億元，這對于財政赤字業已龐大、尚有近3000億元出口退稅欠款未償的中央財政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因此，目前并不具備對固息國債實施保值貼補的經濟條件。

四、突破困境之路

（一）平衡貿易收支，化解短期升值壓力

1.繼續降低出口退稅率

我國自1985年開始實行出口退稅制度，退稅率幾經起落，至1999年，為了應對東南亞金融危機對我國出口造成的嚴峻挑戰，一舉將平均退稅率調高至15.11%的水平。但目前出口退稅欠稅的問題卻相當嚴重。據統計，截至2002年末，累計出口退稅欠款已達2477億元，預計2003年底將超過3000億元。巨額的出口退稅已令中央財政不堪重負，因此，在高比例退稅支持下的貿易順差是被扭曲了的、是缺乏可持續性的。2003年10月13日，國務院出臺了《國務院關于改革現行出口退稅機制的決定》，拉開了降低出口退稅平均水平的序幕。

通過在適當時機進一步降低出口退稅率，減少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不僅能使貿易順差合理減少、減輕人民幣短期面臨的升值壓力，還能起到減輕財政的負擔、優化出口結構的功效。

2.加快履行入世承諾

根據入世協議的規定，我國的平均進口關稅在5年入世緩沖期內將逐步降低。面對目前由國際收支順差帶來的升值壓力，我國可以加快履行入世承諾的步伐，提前降低關稅等進口障礙，同時增加戰略性物資儲備的進口，這樣，通過增加進口，不僅能緩解短期升值的壓力，還能為我國在世貿組織贏得良好的聲譽，更能為未來經濟的發展提供充足的資源儲備。

（二）疏導通脹壓力，削弱長期貶值傾向

1.維護物價穩定的預期

鑒于預期在通脹形成中的關鍵作用，使人們確立未來物價將保持穩定的看法在防治通脹中就顯得尤為重要。因此，一方面政府可以利用在90年代初期成功治理通脹所贏得的聲譽，在輿論導向上倡導零通脹下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抑制“搞一點通脹也無妨”之類言論的蔓延，促使人們形成政府將有效抑制通脹發生的預期，從而對未來物價環境的穩定抱有信心；另一方面，對于外生性的沖擊，政府應動用儲備予以遏制，并協調相關物資的生產和進口計劃，縮小未來的供求缺口，特別是對于糧價等牽涉城鄉平衡發展大計、應該合理回升的因素，應通過庫存儲備和產量計劃的調節，使其價格保持每年穩中略升的態勢，杜絕因供求缺口過大以致價格突然暴漲現象的發生，以免引發恐慌，進而對物價預期造成沖擊。

2.降低貨幣供應增速

在目前我國經濟已經復蘇的背景下，貨幣政策不必再延續前幾年通過貨幣供應量的超高增長來誘導經濟回升的策略，而應該將貨幣政策的重心轉移到維持經濟在低通脹下的健康成長上來。因此，需要降低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速度，使其與名義GDP的增速保持恰當比例，從

而減少超額貨幣的積累，以免進一步加大通脹的壓力。

3.拓展多層次市場，吸納貨幣存量

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若要控制物價上漲，一是收縮貨幣供應，二是將貨幣引導到商品勞務市場以外其他市場。前者將引起市場利率的上揚，后者可能引發其他市場泡沫的積累。這些舉措對于目前我國的經濟來說均不可取。

篇(5)

關鍵詞:購買力平價;長期;匯率

一、引言

由于金融危機的全球蔓延,并伴隨著人民幣的大幅升值,給我國進出口貿易帶來了極大壓力。人民幣匯率在未來是否會停止升值步伐,緩解金融危機給我國經濟帶來的壓力,已成為我國政府和大量進出口企業關注的焦點。

一些國際組織機構經常基于購買力平價理論來比較各國的宏觀經濟發展狀況,并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重要依據。他們都是以“PPP理論在實踐中是成立的”作為前提。然而,關于這一前提,自其創建之日起就不斷受到各種觀點與檢驗方法的挑戰。

二、購買力平價職稱論文

(一)購買力平價的產生

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PowerParity,PPP)理論是采用一國貨幣的國內購買力來確定各種貨幣之間的比價問題的匯率決定理論。該理論最初由瑞典經濟學家卡塞爾(Cassel)提出,決定的是即期匯率。其中心思想是:兩國貨幣的匯率是由兩國物價水平之比來確定。

卡塞爾的購買力平價學說又分為絕對購買力平價和相對購買力平價。

1.絕對購買力平價

絕對購買力平價理論,即一個國家的貨幣與另外一個國家貨幣之間的比價是由兩種貨幣在各自國內的購買力之比來決定的。貨幣的國內購買力體現在商品的價格水平上,即商品價格的倒數,故兩種貨幣之間的匯率水平是由兩國國內物價水平之比決定的。

R=PA/PB

其中:R為絕對購買力平價下的匯率;

PA為A國的一般物價水平;

PB為B國的一般物價水平;

以上公式表明,在某一時期,當A國價格不變,而B國價格上漲,則B國貨幣的國內購買力下降,表現為一單位A國貨幣可以交換到更多的B國貨幣,即A國貨幣出現升值,B國貨幣出現貶值。購買力平價理論認為,按照兩國貨幣在各自國內的購買力確定的匯率水平應該是一種長期均衡匯率。當實際匯率與長期均衡匯率之間出現偏差時,實際匯率將不斷調整,最終要趨向均衡匯率水平。

2.相對購買力平價

相對購買力平價是在絕對購買力平價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卡塞爾認為,在計算絕對購買力平價時,兩國物價水平數據的獲得很困難,而兩國物價水平變動即物價指數或通貨膨脹率容易獲得。

用公式表示是:

R1=R0(IA/IB)

其中:R1代表通貨膨脹后兩國貨幣間的新的匯率;

R0代表兩國通貨膨脹前兩國貨幣的匯率,又稱基期匯率;

IA代表A國的通貨膨脹率,IB代表B國的通貨膨脹率。

(二)購買力平價的發展

購買力平價理論具有內在的簡單性,從購買力的角度分析貨幣的交換問題,非常符合邏輯、易于理解;同時,它的表達形式也較直觀。所以,匯率水平的分析和政策研究經常用到購買力平價。但其是否成立一直存在很大的爭議。在早期,它曾被認為是一個公理,隨后不斷有人對購買力平價理論提出修正。早在20世紀30年代,哈羅德(Harrod)就指出,國內外有差異的生產率水平將會導致對絕對購買力平價持久的背離。巴拉薩(Balassa,1964)和薩繆爾森(Samuelson,1964)分別正式地論證了對PPP系統性的“生產率偏離”(Productivitybias):一國可貿易品適用一價法則,因此可貿易品的生產率的提高推動有關產業工資上升,從而推動全國性工資上調,但是非貿易品的生產率無法同步提升,因此其成本和價格必然上漲,從而導致該國的相對物價水平上漲。從長期看,實際經濟因素的變動(如國內外生產率差異)會使名義匯率與傳統購買力平價產生永久性的偏離。這一修正稱為PPP理論的巴拉薩-薩繆爾森修正(BalassaSamuelsonQualification)。

克拉維斯(Karvis)和利普西(Lipsey,1983)及巴格瓦蒂(Bhagwati,1984)也得出同樣結論,但是他們強調生產要素的素質差異和生產要素報酬的不同。Niehans(1984)認為,PPP公式中所表示的匯率和價格之間的聯系,并不表示匯率的變化來源于價格,爭論匯率和價格誰決定誰,沒有實際意義。而Frenkel(1978)在使用不同的價格指數驗證了匯率變化同兩國價格比率之間關系后得出結論:PPP不能作為匯率和價格聯系的機制,只能視為研究價格和匯率決定的捷徑,不能視為一個完善的匯率理論。但無論如何,經濟學家對匯率與物價變動之間存在一定聯系的判斷給予了認可。

現代購買力平價說包括成本購買力平價、多國購買力平價、事前購買力平價和貨幣主義的購買力平價說,它們對傳統的購買力平價說進行修正和改造。

(三)PPP測算研究

有關世界各國PPP的測算研究主要有:“世界銀行Atlas方法”、簡化信息方法、國際比較項目、生產法以及賓夕法尼亞大學世界表。然而,各種研究結論并未達成一致。PPP可以針對一國、一地區、一個產業而定。如未特指,則PPP通常是對GDP而言。計算PPP大多使用支出法和生產法。

三、購買力平價對人民幣匯率局限性的原因

雖然有不少文獻認為“PPP理論在短期不成立但在長期可能是成立的”,但本文通過研究發現,無論是長期還是短期,購買力平價理論對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并不完全成立。

(一)匯率反映的是兩國貿易商品價格的比率

用反映全部商品的CPI來解釋匯率的變動,顯然存在著一定缺陷,而且兩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消費結構也不同,兩國的CPI所包含的商品及其權數也就相差較大,這種價格指數并不嚴格符合購買力平價理論的要求。在一國消費物價指數中包括的商品在計算另一國消費物價指數時可能就沒有,這種價格指數是不符合傳統購買力平價理論要求的。

(二)匯率變動的影響因素有很多

如一國的勞動生產率、利率和資本流動等其它經濟變量,一國實行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以及匯率政策,而不僅僅只受價格變動的影響;

(三)與匯率體制與貿易政策有關

雖然我國目前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是我國對匯率浮動管理的嚴格程度遠高于美國。此外,長期以來,我國的外貿管理政策奉行“獎出限進”,致使經常項目順差十分嚴重,大量外幣的流入導致外匯供求關系嚴重扭曲,所以體制的影響遠大于經濟變量的影響。

實際上,現代的匯率具有雙重作用,一方面,匯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市場的供給與需求決定。另一方面,匯率要為穩定宏觀經濟、促進本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服務,匯率要服從于國家宏觀經濟發展的需要,作為不可缺少的宏觀調控手段。但是現有的匯率決定理論,包括購買力平價理論卻沒有考慮匯率作為政府調控宏觀經濟手段的性質。

(四)購買力平價模型所提供的均衡匯率在很大程度上受基年的影響

主觀判斷或因觀察能力、技術和數據不足等問題,基年選擇十分困難,基年不同,均衡匯率就不同,缺乏科學性。

(五)貿易壁壘和交易成本等的存在

Cassel的PPP理論是建立在一個較理想的交易狀態下,如不存在交易成本等等,這是與現實中各國的商品貿易不符的。

四、結束語

購買力平價理論描述的是在理想狀態下匯率與兩國物價的絕對水平和通脹率之間的關系。從總體上看,購買力平價理論較為合理地解釋了匯率的決定基礎,所以,雖然購買力平價理論忽略了其他影響因素對匯率的影響,但匯率向購買力平價仍在起作用,所以該學說至今仍受到西方經濟學者的重視,在基礎分析中被廣泛地應用于預測匯率走勢的數學模型。由于購買力平價不能很好地解釋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因此單純利用購買力平價方法來確定人民幣匯率水平,并據此制定相關經濟政策來刺激出口、緩解當前金融危機帶來的壓力,毫無疑問不可行。即使認為PPP理論是一種決定長期均衡匯率的有效方法,這種超長期有效的理論也不能指導我國目前的匯率改革,難以成為制定匯率政策的依據。因此,我們不應當只局限于購買力平價理論,而應該去尋找一種既能有效解釋人民幣匯率變動,又能指導匯率改革的中長期匯率均衡理論。

對于我國而言,人民幣匯率水平的變化應防止其劇烈變動,而使其處于一種溫和的變化態勢,央行應當仔細觀察中美兩國的物價變化情況和利率水平,立足于國內確定政策工具,并據此制定基于人民幣匯率基礎之上的貨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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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目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是建立在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的基礎上的，其外匯市場仍屬于初級市場，缺乏系統完善的運行機制，在形成機制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為：

從交易主體上看，現行外匯市場組織體系不健全。按照國際慣例，規范的外匯市場組織體系應由一國中央銀行、外匯銀行、客戶和外匯經紀人組成，而我國外匯市場主體只有外匯銀行和中央銀行。可見，我國現行外匯市場組織體系殘缺，具有強烈的排他性和壟斷性，缺乏廣泛性。

從交易性質上看，現行外匯市場還只是一個與現行外貿外管體制相適應的本外幣頭寸轉換市場，并非具有現代市場形態的金融性外匯交易市場。

從市場開放程度上看，現行外匯市場壟斷程度太高，是一個不完全競爭的，供求關系扭曲的市場。這種狀況形成了市場雙邊壟斷的供求格局，即中央銀行居于買方壟斷地位，中國銀行居于賣方壟斷地位。這種嚴重缺陷導致了現期匯率明顯地偏離市場匯率，而遠期匯率則人為地排除了市場風險因素。

從交易內容和品種上看，現行外匯市場交易的內容和品種過于單一化。目前我國外匯市場的交易幣種僅僅是美元、日元、港元和歐元；交易品種只有即期交易，還缺乏調期、期貨、期權等業務品種。這種現狀不僅不能滿足我國企事業單位對多樣化外匯交易的需求。

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對策

任何匯率制度不可能適應所有國家，也不可能適應某一國所有時期。我國應根據加入WTO后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增加對外匯市場和人民幣匯率的宏觀調控能力，讓人民幣匯率充分反映外匯供求關系，并有效調節國際收支平衡。

加快建設貨幣市場

發達的貨幣市場是人民幣匯率政策傳導的重要媒介，中央銀行可以根據宏觀調控目標的需要，通過貨幣市場的操作，增加干預外匯市場的主動性。如：當外匯供大于求時，中央銀行可以在外匯市場上買進多余的外匯，同時在貨幣市場上賣出等值的短期國庫券。這樣既維護了匯率穩定，又不增加貨幣供應量，從而可以改變目前中央銀行被動吞吐外匯的局面。目前我國貨幣市場發展嚴重滯后，今后應集中精力，分層次地推進各子市場建設，盡快培育發達的貨幣市場。

適度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

由國際收支理論的貨幣分析法可知，為了維持固定的匯率水平，一國國際儲備變動和基礎貨幣供應必須服從于匯率穩定的需要。而實行彈性較大的匯率制度，不僅可以支持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保證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也會防止投機性資本流入，減輕國外輸入的通貨膨脹壓力；還可以提高企業和個人的匯率風險意識。因此，人民幣匯率應逐步擴大浮動空間，并根據市場狀況在規定幅度內靈活調整。同時，通過匯率微調，主動調節國際收支，使匯率成為調節國際收支的重要杠桿。

完善外匯賬戶管理和銀行結售匯體制

外匯賬戶集中反映了企業和個人的外匯資金收付，因而成為外匯收支監管的重要關口。加入WTO后，要逐步放松經常項目外匯賬戶開立使用的限制。這樣，既可便利企業的外匯收付，也有利于通過外匯賬戶來規范企業的外匯收支行為。目前，合并經常項目外匯賬戶的改革試點正在進行。由于外匯賬戶管理和銀行結售匯體制密切相關，因而上述改革措施將有力推動強制結匯向意愿結匯的轉變。實行意愿結售匯制，現匯帳戶中的外匯既可以保留，也可以在外匯市場賣出。意愿結匯可以使央行擺脫外匯供求市場的被動地位，將外匯儲備和匯率政策作為宏觀調控的手段；可以提高企業的出口積極性，與外資企業享有同樣的國民待遇；使企業、銀行、央行各持有一定數量的外匯，可以加快外匯周轉資金，提高外匯風險管理能力。避免出現外匯儲備量大而企業普遍缺乏外匯，被迫發行外債的情況，更好的發揮外匯資產的效應。

積極完善現行外匯市場，向標準化、規范化的外匯市場靠攏

為了適應WTO的要求，應加快我國外匯市場標準化、規范化建設的步伐，具體表現在：逐步擴大我國外匯市場主體參與范圍，放寬對交易中心會員持匯規模的限制，完善我國外匯市場組織體系；在交易性質上，實現向現代市場形態的金融性外匯交易市場轉變；豐富外匯交易的內容和品種；完善中央銀行市場干預機制。重點要完善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的操作方式，終取消強制結售匯制，建立起外匯資金的央行、商行、企業的三級“蓄水池”從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允許其按外匯市場供求狀況自由浮動。

另外，隨著我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程度的加深，短期投機性資本可能通過各種渠道流進流出。短期投機性資本對國民經濟運行中各種變動因素極為敏感，受心理預期因素的影響尤為突出。為了防止其對匯率制度的攻擊，政府應建立起言行一致或確保政策連貫性的聲譽，使政府發出的干預信號具有可信性，并影響投機者對人民幣匯率的預期。

參考資料：

1.陳小五，《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存在的問題及相應對策》，《國際金融報》，2002.4.23

2.關曉紅，《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和運行機制芻議》，《國際經貿探索》，2003年4月第2期

3.傅麗華，《加入WTO對我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挑戰》，《銀行與經濟》，2001.7

4.章和杰，《擴大中國匯率浮動區間的設想》，《金融與保險》，2002(3)

篇(7)

（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簡評

本次匯改實行的是參考一籃子貨幣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改變了原來事實上盯住單一美元的偏向于固定的匯率制度，符合匯率制度走向市場化的大趨勢。該制度保證了基本匯率水平由市場決定，同時又使貨幣當局在匯率形成中發揮作用。它有很多優點：匯率風險較小有利于經濟平穩快速增長；市場化的外匯價格有利于國際收支自動調節；使國際經貿關系比較協調等。

央行在2005年7月匯改公報中使用了“參考”而非“盯住”一詞。既然是“參考”，央行就沒有必要披露貨幣籃子的構成及其如何調整。央行的“貨幣籃子”是非公開的，即使經過一段時間市場根據數據估算出貨幣籃子的構成，也很難比較準確預測匯率，因為“參考”而非“盯住”的政策為央行采取各種措施提供很大的操作空間，這樣做的優點是央行對人民幣匯率享有更大的相機抉擇權。在當前剛剛推進匯改，外匯市場有待完善同時央行監管能力亦有待提高的環境下，為政府干預留下較大空間是必要的。但同時使央行穩定匯率政策的可信度，比匯改前的實際盯住美元制度大大降低。尤其當匯率處于基本均衡同時遇到沖擊等突發事件時，由于沒有央行的信用保證，市場匯率波動可能較大，這會增加央行干預市場的次數和力度，也使央行管理匯率成本和操作失誤的可能增加。

（二）外匯市場建設尚需改進

“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顯示政府逐漸將外匯定價權讓位于市場，但上述目標在實施中遇到國內金融市場發育滯后的挑戰。盡管匯改以來央行出臺了一系列措施完善外匯市場，但目前為止我國還是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外匯市場，這使得“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難以有效運作。本文引用幾組數據說明我國外匯市場狀況：國際上98%采用做市商制度的外匯市場是分散和無形的，而我國還是集中的和有形的，前者對客戶更方便并且效率更高；國際上外匯交易中40%以上交易是在金融機構與非金融機構間進行，而我國幾乎全部是在金融機構之間進行，作為市場主體的客戶和外匯經紀人出現缺失；一直以來我國銀行是匯市最大的賣方，中央銀行是最大的買方，雙方交易額占總交易量的60%以上，外匯市場的壟斷程度比較高；有學者估計匯改以來央行入市干預的交易日數超過總交易日數的70%，對銀行間市場敞口頭寸基本全額收購或供應，央行主導了市場匯率的形成，人民幣匯率的形成官方色彩仍然比較濃。

匯改迫切需要恢復外匯市場的彈性，矯正被扭曲的外匯供給和需求，讓市場化的外匯供給與需求來尋找人民幣的均衡匯率。而一直延續外匯短缺時期確立的外匯管理思路和政策框架，如外貿“獎出限入”、資金“寬進嚴出”和產業“填平補齊”，尤其強制結售匯制，使得外匯市場的供求關系被扭曲，供給被放大而需求被抑制。只有整個外匯供求比較真實的反映市場主體的供求和預期，才會形成更接近均衡的匯率。

國際上外匯市場的交易額中，80%以上不是即期交易，而在我國則幾乎全部是即期交易，這就難以形成市場化的遠期匯率。為改變此狀，2005年8月，央行擴大了外匯指定銀行對客戶遠期結售匯業務并開放了人民幣與外幣掉期業務。同時，央行通知首次提出開辦銀行間遠期外匯交易，并將在遠期交易中率先引入詢價交易方式。此外，還擴大了即期、遠期外匯市場交易主體。但這些措施效果并不理想，市場反應并不好，獲準開展該業務的金融企業并沒有大規模開展業務。

交易環節的市場化建設對匯率市場化非常重要，因為匯率是在外匯的交易中形成的。國際上日均外匯交易量早已突破了萬億美元，泰國、印度這些經濟總量和開放程度均不如我國的國家其日均外匯交易量也在30億美元左右，而我國日均交易只有12億美元。期貨、期權等國際上比較流行的金融衍生工具在我國才剛剛起步，并且高技術含量的期貨等金融工具發展很遲緩。所以我國外匯市場上交易量比較小，并且交易品種比較單一。

（三）匯率波動區間改革簡評

當前匯率制度的波動區間較窄，這使得匯率波動較小進而使外匯市場難以活躍。本文認為央行采取此措施的原因是：國家宏觀經濟承受匯率波動的能力還相當弱；管理落后的國企外匯風險意識不強，民營中小企業抗擊外匯風險能力較弱；貨幣當局無相應監管經驗，監管能力不足。但波動區間較窄同時也帶來了：匯率形成市場化程度受到限制，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受到挑戰，央行干預匯市力度和管理匯率成本增大等不足。

當前人民幣兌歐元、日元的波動范圍較大而兌美元的波動幅度比較小，這兩個匯率之間有時是失衡的，就存在套利空間。這種失衡有可能吸引較多的套利“熱錢”，“熱錢”的涌入對市場上形成正常的均衡匯率水平會產生干擾。

進一步完善匯率形成機制的建議

（一）將“參考”一籃子貨幣改為“盯住”一籃子貨幣

當前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隨著匯改的進行及外匯市場微宏觀條件的改善，可改“參考”為“盯住”。改為“盯住”后，在央行的信用支撐下，市場預期更穩定，可以利用市場預期的自我實現性來穩定匯率水平。即使當匯率波動大到或匯率走勢已經影響經濟運行，央行仍可以通過參與匯市上外匯的買賣，進行匯率管理。我國外匯儲備已躍居世界第一，使得央行有了相當強的干預匯市能力。當然具體是采取彈性盯住還是爬行盯住或其他盯住方式，可根據經濟市場狀況再作探討。

（二）關于外匯市場建設

1.繼續增加外匯市場參與主體以完善已實行的市商制度。市場上供需主體越多，壟斷的可能性越小，形成的價格市場化程度越高。尤其是擴大管理水平比較高的股份制和外資金融機構參與外匯市場，這些企業不同于傳統的國有金融企業，各方面顧忌比較少，它們更能活躍外匯市場。有活力的市場才能向市場提供更加豐富多樣的匯率風險管理工具，這樣也會反過來促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更加完善。

2.強化強制結售匯制度的改革以恢復外匯供需的彈性。企業可以通過對持有還是賣出因經常項目外匯收入的選擇間接參與人民幣匯率形成，改革強制結售匯制擴大企業參與市場程度來活躍匯市，使結售匯這個環節彈性更大、市場化程度更高。當前外匯儲備充足、企業（含金融企業）市場化程度和管理水平大大提高，強化改革的環境已經比較成熟。可以嘗試：擴大允許保留經常項目外匯收入的企業范圍；對現有允許保留外匯結算賬戶的企業（含金融企業）擴大可以保留外匯的限額；延長結匯寬限時間，進一步提高留匯比例，在適當的時候逐步轉向意愿結匯制；對于個人用匯，可以繼續放寬居民個人因私購匯限額并簡化購匯手續。

3.繼續推進資本項目的開放進程，使資本項目下被壓抑的用匯需求逐步釋放。我國資金的“寬進嚴出”政策還未明顯改善，對經濟主體對外直接投資、間接投資管制都比較多，使得用匯需求被壓制。央行可配合有關政策便利企業境外投資、支持企業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競爭。可以考慮：將境內外匯指定銀行為我國境外投資企業融資提供對外擔保的管理方式由逐筆審批調整為年度余額管理，擴大銀行和受益企業的范圍；允許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投資境外證券市場。

4．改進和完善央行的干預機制，逐步減少央行干預外匯市場的頻率，讓市場主導匯率的形成。除非當市場匯率短期匯率波幅大到影響本國對外經濟往來，或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形成趨勢性的低估或高估，并可能對經濟運行產生不利影響，中央銀行才入市干預。當前應著手建立外匯平準基金，以便央行以更公開的方式干預匯市。

（三）進一步擴大匯率浮動區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