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中醫哲學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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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醫精神醫學中國哲學

一、對中醫精神醫學的基本認識

中醫理論體系中原本沒有建立起獨立的精神醫學理論，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精神醫學。但從現存各類史料中可以知道中國古代不僅存在許多關于精神疾病的記載，而且對精神疾病也有著較為系統的認識，只是這種認識不同于西方和現代醫學。中醫精神醫學的基本觀點確立于《內經》時期，“五臟藏神”和“七情致病”是其理論的核心內容。《內經》強調整體觀念，建立了唯物的形神一體觀，認為精神活動與五臟功能密切相關，將神志活動歸屬于五臟，將“心”確立為精神活動的主體。《內經》還確立了以氣血為生理基礎的唯物論，《靈樞·平人絕谷》篇曰:“血脈和利，精神乃居。”此后，中醫對精神疾病的治療無不以陰陽五行等理論、學說來辨證論治，判斷氣血、臟腑的病理變化對形與神的影響。

二、傳統文化對中國人心理的影響

人的心理具有生物與社會雙重特性，精神疾病不僅是生物學上的異常表現，而且是其所處時代與環境的社會文化的折射，患者的感知、行為、幻覺、妄想與民族文化、社會風俗、等社會因素關系密切。文化甚至是形成人心理的決定性條件，在相同的環境中受相同文化影響的社會成員有著某種共同的心理特征，形成了獨特的民族心理。哲學是文化傳統之源泉和靈魂，其思想能最集中地表現出各民族文化特征。儒道釋思想滲透進中華民族的意識形態領域之中，成為中國人自覺或不自覺中理解世界、處理社會矛盾的方式方法。中國文化中的哲學思想不僅給出了對人內心生活的理論說明，而且給出了提升精神境界的修養方式。在這種哲學思想指引下，中國人對挫折、逆境有著天然的承受力和消化力。但文化本身也可以成為應激源，導致各種心理障礙，譬如儒學中一些壓抑、束縛人性及苛求完美的東西又是導致精神疾病的病因。本文僅討論儒道佛對心理世界的積極影響。

三、中國古代哲學對精神醫學體系的兩點影響

3.1中國古代哲學語境下的“心主神明”論中國哲學中的心有多重意義，或以心為思維器官，或指思想、性情、本性。而西方人所謂之心，與靈魂離為兩物，只指肉體心之一種機能而言。西方人認為超肉體者只有靈魂，中國人所謂之心，則已包容西方人靈魂觀念之一部分。中國人舍棄人的靈魂而直言心，便舍棄了人生之前世與來生，而就此現實世界，從人類心理之本原與終極的大同處來建立一切人生觀與宇宙觀。戰國時期的哲學家模擬社會政治禮制秩序建構了“心主神明”的特殊理論，《荀子》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這一觀點被中醫學吸納并發展，如《靈樞·邪客》云:“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類經·藏象類》中說:“心為一身之主，稟虛靈而含造化，具一理而應萬機，臟腑百骸，唯所是命，聰明智慧，莫不由是，故曰神明出焉”。

3.2中國哲學一元人生觀對心身觀的影響東方人認為心身不對立，對世界并無精神界與物質界之分。中國的人生觀是“人心”本位的一元人生觀。心雖為人身肉體之一機能，而其境界則可以超乎肉體。中醫理論認為心與身是相互影響的，是統一的，從未對精神疾病與軀體疾病進行嚴格區分，自《黃帝內經》以降的中國古代醫學，其生理上的五臟五志說、病理上的內傷七情說等都表現了心身一元觀。這種相沿至今的中醫學的心身理論，并沒有經過二元的分裂，而是由對早期心身樸素同一的認識直接深化而來，因而也就不可能完成對心身混沌同一的徹底分化。中國古代哲學及醫學傳統中始終貫穿著形神合一、形質神用的心身一元論思想，沒有以二元論的思想把生理同心理的東西區別開來。而西方人對世界和人生的認識總體說是二元的，即認為在肉體生命之外另有一個靈魂生命，因此有所謂精神世界與物質世界之分別。盡管古典二元論帶有貶低肉體、抬高心靈的錯誤傾向，但卻因為有了二元分立的思想基礎，才有了對精神疾病與軀體疾病明確的區別對待，于是西方漸漸產生了現代心理學和精神醫學，而中醫對心理及精神疾病始終沒有產生區別于臟腑病證的系統認識。

四、儒道釋—安撫心靈的良藥

傳統文化的主干儒、道、釋學說中蘊藏著豐富的調節心身的方法。馮友蘭認為中國哲學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為根本任務，在《三松堂自序》中將其稱之為“意義”哲學。儒家通過發揮個人主體性來正面應對心理沖突或困惑，用“命”來化解重大挫折和不利的人生境遇;道家采用退讓、棄智守樸來處理遇到的困境;佛教則把生存困惑化解為其他方面，以超脫輪回來解決人的困境和問題。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銘》中有句詩說得好:“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釋道治其心。”

4.1儒家的修身正心之道和諧的人際關系是社會人保持心態平和、避免心理沖突的必要條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即是人與人和諧相處的關鍵原則。儒家提倡的中庸是一種在嚴酷現實中的安身立命之道，要求把握住自己的內心世界，使心理平衡、適中，做人不狂不狷，處事無過亦無不及，態度溫而不厲，情緒樂而不，哀而不傷。儒家還賦予“心”以倫理和道德的色彩，孔子把心看作主體的道德修養，說:“欲先修其身者，先正其心”。“盡心知性”是儒家的重要修養方法。孟子的“存心、養性”、《大學》的“正心”、《中庸》的“慎獨”以及宋明時期理學家們的“懲忿窒欲”等，無不強調在道德修養過程中對情感的調節。理學思想被宋以后醫家用以討論養生學，朱丹溪主張養生要正心、收心、養心。張介賓認為養生必寡欲保精，才能氣盛神全。李認為“心靜則萬病息，心動則萬病生，延年不老，心靜而已”。這些養生法則往往與養德并論，可見中國古代醫學中之倫理色調，正如《醫源》所說:“如能清心寡欲，則情不妄發，致中致和，不但可卻病延年，而圣賢正心，誠意，修身俟命亦在于此。”

4.2道家的修心養性之術道家崇尚幽居的田園生活，以求拋棄一切俗念和爭執，超曠出世、知足保和等思想提供了在命運多舛的現實中自我調節的方法。林語堂說過:“道家學說給中國人心靈一條安全的退路”“，是用來慰藉中國人受傷心靈的止痛藥膏”。“利而不害，為而不爭;少思寡欲，知足知止;知和處下，以柔克剛;清靜無為，順其自然”是道家的養生處世之道。不爭就要知足，莊子反對心為物役，《金丹大要》也提出寡欲的養心之術:“夫圣人之養心，莫善于寡欲。”道家追求心靈的安靜、祥和，《莊子·天道》說過:“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道家哲學提倡的“清靜無為，順其自然”力圖把情感從現實束縛中解放出來，使人超脫世俗之糾纏。《素問·上古天真論》中說:“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道教醫家孫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三十七·道林養性》中指出:“多思則神殆，多念則志散，多欲則志昏……多愁則心攝，多樂則意溢，多喜則志錯昏亂”，均是對道家追求心靈寧靜的踐行。極私多欲會給人造成精神壓力與軀體勞累，使人的精神高度緊張，甚者導致精神崩潰，而儒道思想倡導的清心寡欲就是保持平穩的心態，使內心不受外界干擾的精神疾病防范術。

4.3禪宗對塵世困惑的超越禪學是一門修身養性、立身處世的人生藝術，它始終不渝追求完整的個性化人格，可以說是一門近乎心理分析和治療的學問。禪學是生命哲學、心靈超越法。精神病學者貝諾瓦說:“禪非宗教，而是一種為實踐而成立的睿智，一種當代文明可用作范例，以擺脫焦慮而達到和諧平靜生活的體系。”佛教思想及修持方法的心理治療作用主要有破我執，除妄念，破法執，空世界。我執即對我的執著，佛教認為我執是萬惡之本，痛苦之源。只有破除我執，人才能消除煩惱，達到解脫。佛教宣揚“三界唯心”，“一切皆空”。佛教認為，只有認識空性，達成空觀，才不會產生種種貪愛執著情感，才能超越生死輪回，得到解脫。禪宗亦重視心的修持，提出“平常心是道”和“明心見性”的心性修養命題。佛家教人們面對大千世界，做到心凈、心空、目空一切，從而得到心靈的平靜。解脫與超越是禪學的最高境界和終極果報。佛教認為苦是人生的本質，人的生命過程就是苦，生存就是苦。因此，佛教的人生理想就在于斷除現實生活中的種種痛苦，以求得解脫，即所謂成佛。盡管它是虛妄的，但填補了人們的精神空虛，構筑了對來世的企盼。《冷廬醫話·卷一·慎疾》記載了一個以佛家“靜”、“空”治愈心病的例子:“真空寺僧能治鄺子元心疾，令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余，諸病如失。……觀此知保身卻病之方，莫要于怡養性真，慎調飲食，不得僅乞靈于藥餌也。”:

五、小結

中醫學將神志活動歸屬于五臟，將“心”確立為精神活動的主體。受心身一元哲學觀的影響，“心身合一”及“形神合一”論成為中醫心理學的核心思想。打著中國傳統文化烙印的“心”的概念在中醫心理學和精神醫學中幾乎無處不在，深深影響著中國人的生存觀和疾病觀。中醫養生學即強調養心、養性、修身，在臨床治療上也體現了以心治身和身心兼治的思想。中國傳統文化對國民的心靈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形成了中華民族特有的思維模式和處事方式。中國本土傳統心理學以其特有的內省方式來引導人的內心生活，促進人的心靈成長，提升人的心靈境界。心理治療的目的是改變患者的認知和生活態度，而傳統文化強調的內省即指出了個體內求超越的心靈發展道路及個體與世界相和諧的心理生活道路。楊德森等創立的精神超脫心理治療即以道家處世養生原則為指導思想，日本森田正馬受中國禪宗文化理論影響，開創了“順其自然，為所當為”的治療方法。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模塑下的本土心理學在現代有著重要的應用價值，中醫精神醫學雖然先天薄弱，但其對疾病的認識和治療有著鮮明的特殊性，其與文化的相關性也值得人們去探索和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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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從古代哲學、古代文學和古代自然地理文化三方面剖析中國文化內涵對中醫醫學論文翻譯的影響。

（1）中醫理論英語翻譯的影響因素分析——中國古代哲學

中國的中醫理論體系的框架是在中國古代哲學的陰陽五行學說的基礎上構建起來的。陰陽五行學說中的“五行”，即“金”、“木”、“水”、“火”和“土”分別對應著人的“五臟”——“肺”、“肝”、“腎”、“心”和“脾”。在中醫診斷中，中醫師一般不會直接言明病癥病狀，而是隱喻的用五行來表達。

比如：“瀉南補北”，意思是“瀉心火滋腎水”，在翻譯時就要充分考慮其意義，對不同的讀者，選擇不同的翻譯方式，要加以區分直譯和意譯的運用。

（2）中醫理論英語翻譯的影響因素分析——中國古代文學

對中醫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中醫理論著作都具有較強的文學性，在論著中作者經常會使用一些修辭手法，讓一些病理現象更加生動。

例如“心為君主之官，五臟六腑之大主”，這是將人看成一個整體，用君臣之道來比喻五章六腑，君王是“心”，重點強調“心”在人體結構中的重要地位。而對中國文學不懂的情況下，就不能很好的對其進行翻譯，勉強翻譯，也不會到位。

另外還有就是中醫理論中，經常會有一些歷史經典典故的運用，這樣使得語言更加的精煉，內涵也更加的豐富。

比如：病人膏育中“膏”是指心尖脂肪，而“育”是指心臟與隔膜之間的空隙，而病人膏育意指病人病情嚴重。但是如果不了解典故的情況下，對“膏育”的英語翻譯就絕對不能到位。

（3）中醫理論英語翻譯的影響因素分析——中國古代自然地理文化

在中醫理論著作中也經常會與一些地理名詞相關，而這些名詞的在這里的意思又與正常意思不同，所以進行英語翻譯時，大家要特別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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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中醫術語 英譯 跨文化

中醫是中國古代除了火藥、造紙、印刷和指南針以外的第五大發明，是中國歷史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它承載著無數醫者的實踐經驗，也積淀了古代中國的哲學觀。中醫語言如同中醫理論一樣有著悠久的歷史和不同的流派，因此對于中醫語言的理解是一個極其復雜的過程。若要將這一過程進一步上升到英譯的高度，那么對于其語言的理解則是一個歷時與共時并在的雙重跨文化交際過程。

近些年來對于中醫的英譯的研究日趨頻繁，相關的文章也呈現出穩步增加的趨勢。從1981―2010年的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上查詢“中醫”和“翻譯”關鍵詞得到的文章有570條相關記錄，其中僅2010年前九個月就有58條之多。另外，相關的碩士論文記錄22條，博士論文1條。由此可以看出，中醫翻譯是受到廣泛關注的。但是在關注中醫翻譯的同時文化因素的影響力是否得到了足夠的重視呢？傳統的中國文化與現代文化的沖突是否被考慮過呢？在檢索過程中發現，近幾年對這方面的研究幾乎就是空白。但是中國文化是中醫英譯標準化里不可忽視一個根本標準。中醫文化在語言的體現上有以下的特點。

1.中醫語言的主要特點

中醫語言突出的特征是明確的特定詞匯不能表示確定的概念，它往往是多變的，有以下特點。

1.1抽象性

總的來說，中醫理論的抽象性引起了中醫語言的抽象性。人們總有一種含糊的感覺。盡管對于“陰陽”、“五行”有很多的解釋，但是想起來還是很抽象。它們形成于古代中國人對于自然現象的長期觀察，都指那些來源于“氣”的東西。“氣”雖被認為是一種物質，但事實上卻難以感覺得到。其實現代醫學與中醫的五臟“心、肝、脾、肺、腎”的概念和含義就不完全相同。五臟在中醫學中不單純是一個解剖學的概念，更是一個生理學和病理學的概念。中醫五臟的生理功能是生化和儲藏精、氣、血、津液和神。不難看出其抽象性和現代文化的沖突。

1.2醫學與哲學的結合

中醫體系起源于中國古代的哲學。“陰陽理論”和“五行學說”最初都是古代中國的哲學概念，后來被用到中醫體系中來解釋人體、疾病等。中醫與中國古代哲學的統一在語言的表達上尤為突出。很多哲學中的表達方式被直接借用到中醫表達中，這樣一方面極大地豐富了中醫的語言，而另一方面又因為哲學概念的內涵而使中醫語言的模糊和歧義性更加明顯。當然，對于醫學信息的傳達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1.3修辭性語言

古代醫藥文獻是用古文寫的，在形式上多種多樣，如有詩歌、誦歌，很多在文學上也是經典的。在醫學作品中像夸張、比喻（特別是暗喻），一些排比整齊的句子和四字成語都是常見的。這一點似乎與現代的科技性文章的特點是相悖的。但事實上，有了這些文學味濃厚的表達，中醫語言在信息傳遞的過程中更加形象、易懂。例如：在嵇康的《養生論》中有“渙然流離”、“植發沖冠”等四字表達。四字表達是中文與西文的俗語表達不同之處。它形式簡潔，含義豐富，在結構上也很工整。“渙然流離”指的是“汗液流淌不止”，“渙然”指“水盛貌”，“流離”則猶“淋漓”，指“沾濕，流滴”。“植發沖冠”形容的是“盛怒之狀”，“植發”指“頭發直立”。簡單四個字表現的卻是豐富的內涵，這是中醫英譯遭遇到的中西方文化的沖突點。

類似的修辭性語言在中醫語言中是司空見慣的，“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效如桴鼓”、“屢試不爽”等，使得中醫典籍不僅有了醫學價值，而且有了文學品位。

1.3概括性

中醫語言從詞匯學的角度看具有概括性。中醫理論體系早在漢代甚至更早就確立了。那時沒有實驗科學，所以醫生僅有通過自己的猜測和直接望、聞、問、切獲得的信息來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通常都是對所觀察到的現象的一些概括性的說明和總結。例如：在西醫中體溫可以通過測定用不同的數據來表明，39℃是高燒，37℃是正常體溫等。而在中醫往往會用“熱”來表述發燒。“壯熱（higher fever）”、“低熱（low fever）”、“潮熱（hectic fever）”及“身熱不揚（recessive fever）”這些概念所表達的癥狀是概括的，與西醫數據的定性也有很大區別。

1.4歧義性

近年來，中醫概念的歧義性也引起了普遍關注。因為中醫概念是醫哲交融的產物，它靈活而且多變，在中醫語言中也體現了出來。

在《道德經》中有這么一句話：“知不知上不知知病。”由于古代缺少斷句符號，對這句話理解的歧義性也就隨之產生。根據李照國先生（1998：27）的理解，可以有以下四種理解方式：

1）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2）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3）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4）（以）知（為）不知，上；（以）不知（為）知，病。

這樣的歧義現象是難以避免的，同時也使得中醫典籍的理解多樣而又難以捉摸。

1.5模糊性

在傳統的中醫概念中，具體多于抽象。但是由于語言表達的模糊性，很多本身相對具體的概念變得模糊不可辨起來。如：“心與小腸相表里”這個表達中，“表里”就是個相當抽象的概念，它與平時所說的外表和內里有本質的區別。心和小腸不可能是外與內的關系，所以哪里算是“表”，哪里又是“里”，不能夠用真正的方位來確定下來。

2.中醫術語英譯的跨文化討論

在了解的中醫概念與中醫語言的基本特點之后，我們不難看出中醫國際化必然要經歷一個從古至今、由中國及外國的過程。我們既要繼承傳統的中醫觀念、理論、方法，又要將之傳播出去。翻譯是一種跨文化、跨語言的活動。對于中醫英譯來說，這個過程可以被看成是一個雙重的跨文化和跨語言活動―那就是要從中醫文化到現代中國文化繼而到西方文化，從中醫語言（尤其是醫古文）到現代漢語再到英語。由于中國的文化屬于東方文化，它更多地強調綜合性。中國人有自己對周圍環境的辯證統一的認知，而西方人更多地注重細節和對于問題的因果關系的考慮。所以，中醫文化及其語言中的模糊性就使得很多西方人一頭霧水，摸不著頭腦。

2.1歷時的跨文化

對于譯者來說，完全理解是準確翻譯的先決條件。如果一個人不能正確理解醫古文中蘊藏的深層含義，那要進行準確翻譯就是水中撈月了。對于原文的忠實是任何翻譯要做到的第一步。如果源語相當模糊，那么對于譯者來說目標語的準確選擇就是一件很難的事情了。例如，如果將中醫中的“生氣”理解成“發怒”，翻譯成“to get angry”，就會貽笑大方了。事實上，中醫上的“生氣”就是指“生命或生命力”，即“life or life force”。這在中西方文化中沒有什么沖突，但是古今文化的差異去大大影響了翻譯的準確度。又如中醫有“帶下醫”，如果今人理解成“裙帶底下的醫生”必然會讓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其實它只不過是“婦科醫生”的古代表述罷了。又如，在針灸中“水分”是一個“穴位”，而絕非“含水量”的表述。

2.2共時的跨文化

在克服了對傳統文化和語言的理解和交際障礙的基礎上，中醫英譯面臨的第二個問題就是共時的中西方文化的沖突。詞匯上的文化差異、句法上的文化差異都會影響到中醫內涵的準確傳達。即便撇開這些差異，真正思想上的差異也是無法輕易跨越的。“五行”對于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對其內涵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在我們將其直接翻譯成“five elements”的時候，其豐富內涵已經完全消失殆盡。我們也會用“The five elements refer to wood，fire，earth，metal，and water and their motions.”這樣的話來進行解釋。但是傳統文化中透出的哲學、風水、萬物對應性哪怕用再多的語言也不能表述完整。這就需要足夠的時間來進行文化滲透。也許這正是中醫英譯最為困難的地方。

2007年，WHO亞太西區頒布了《傳統醫學名詞術語國際標準》，進一步促進了中醫走向世界的進程。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也制定了《中醫基本名詞術語中英對照國際標準》，為推動中醫基本名詞術語中英對照國際標準化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然而，在這些標準的背后有一個標準是我們無法忽視的，那就是中華文化。中醫撒播在傳統的中國文化當中，萌芽在中國文化的進步中，扎根在現代文化的土壤中，也必將成為中華文化無可替代的一部分。因此在中醫走向國際之時，中國文化的標準毫無爭議地應成為中醫英譯的一個最根本的國際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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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記載,滲透壓現象最早發現者是法國一位哲學教授,他叫諾萊特。1748年的一天,諾萊特把盛滿酒的瓶口用豬膀胱包裹捆扎好,然后放在了水里,過了一會,捆扎的豬膀胱逐漸向瓶外膨突,最后豬膀胱脹破了。于是他對這個現象發生了興趣,并開始了研究,但沒有結果。

接下來著重介紹一下范霍夫。 1877年之后,范霍夫開始研究化學動力學和化學親合力問題。范霍夫重點研究的一個課題是稀溶液的滲透壓及有關規律。他做了許多溶液滲透壓的實驗,提出了一個能普遍適用的滲透壓數學公式:PV=iRT i>1 ,式中P是溶液的滲透壓,V是其體積,R是理想氣體常數,T是溶液的絕對溫度。他把化學動力學、熱力學和物理測定統一起來,奠定了物理化學的基礎。

瑞典有一名叫斯特萬?阿累尼烏斯的人,他根據自己對溶液導電性的研究,提出了關于溶液的電離假說。為了尋求理解與支持,阿累尼烏斯把自己的論文寄給范霍夫。

身處異國的范霍夫一口氣讀完了這位年輕人的論文,馬上領會了阿累尼烏斯的基本觀點,并且受到極大啟發。范霍夫豁然開朗,他認為,如果溶液中的電解質確實分解為帶電原子即離子,那么溶液中的粒子數就會增多。由于粒子撞擊半透膜隔層而引起滲透壓,就很容易理解測量壓力為什么會高于計算壓力值。范霍夫隨即撰寫了關于電解質溶液滲透壓的文章,發表在斯德哥爾摩。

1901年12月10日,范霍夫來到斯德哥爾摩,在瑞典科學院舉行的隆重的授獎儀式上,發表了演講,他著重講到了關于溶液的理論方面的科學成就。范霍夫成為世界上第一個諾貝爾化學獎的獲得者。

您好!我是一名基層的中醫執業醫師,多年前取得鄉村醫生執業證。2006,我考取了中醫執業助理證,去年又取得中醫執業證,但去注冊時卻把我的鄉村醫生執業證給注銷了。我現在取得了更高的執業證,但執業范圍卻變窄了,身為基層醫生,純粹做中醫根本無法適應患者的需求,根據《執業醫師法》,現在開西藥就是超范圍行醫。請問我是否能夠注冊為全科醫師?是否可以開西藥處方?

成都市青白江人和車站衛生室 張成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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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研究價值被廣泛認同

一個學科獨立存在，首先要具備獨立的學術與社會文化價值。中醫文化研究的價值體現在多個方面。從微觀方面看，有利于中醫學的學術繁榮。中醫學兼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屬性于一身，但中醫學的現代研究大多屬于自然科學研究，對于中醫學的文化研究則起步晚、成果少、影響力不大。中醫文化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中醫研究的偏差，彌補現代中醫研究的不足。從中觀方面看，有利于總結中醫學發展規律，為中醫學發展提供動力。通過對中醫文化內涵及發展規律的揭示，來傳承傳播中醫文化核心價值，保存與發展中醫學原創思維，為中醫學術發展提供方向引領與動力源泉。從宏觀方面看，有利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復興。“中醫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代表，體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理念、原創思維方式，融合了中國歷代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精華，凝聚了古圣先賢和儒、道、佛文化的智慧，充分展現了中華文化的魅力”。大力弘揚中醫文化，大力發展中醫文化事業，是提升國家軟實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選擇和重要途徑。

1.2學科內涵認識趨近

學科內涵是一個學科明確研究對象，區別于其他學科的重要標志。中醫文化學是研究中醫文化本質及其發展規律的一門學科，關于中醫文化的界定非常關鍵。由于對文化本身認識的多元性，給中醫文化的界定帶來了復雜性。目前的代表性觀點有:“所謂中醫文化，不是或主要不是指中醫作為科學技術本身，而是指這種科學技術特有的社會形式、文化氛圍，也即中醫學發展同整個社會文化背景的聯系以及中醫學中所體現的特有的文化特征”。這是從中醫文化與中醫科學技術區別角度來界定的。另外一種是廣義文化上的界定，即“中醫藥文化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中體現中醫藥本質與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總和”。還有一種是從文化的具體層面來界定，如“中醫藥文化是中醫藥學內在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和外在的行為規范、器物形象的總和”。幾種界定盡管角度不同，但對于中醫文化的研究對象卻基本達成共識，即中醫文化以中醫學為研究對象，研究中醫學與傳統文化的聯系及中醫學自身的精神文化、行為文化與器物文化。

1.3學術研究成果向綜合集成

中醫文化研究熱首先是由傳統文化熱推動的，中醫文化研究早期成果集中在中醫學與傳統文化特別是中國傳統哲學、易學及儒學、道學、佛學的關系上。關于中國古代哲學與中醫學關系，如劉長林的《內經的哲學與中醫學的方法》;關于易醫關系，如楊力的《周易與中醫學》、張其成的《東方生命花園———易學與中醫》;關于中西醫文化比較，如何裕民的《差異•困惑與思考———中西醫學比較研究》、祝世訥的《中西醫學的差異與交融》;關于中醫與儒學、中醫與道學、中醫與佛學方面的研究專著，如薛公忱主編的《儒道佛與中醫藥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歷史研究不可或缺。中醫學史早已經成為一門較為成熟的獨立學科，從中醫學術史過渡到中醫文化史是中醫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轉向，也是中醫文化學獨立的一個重要基礎。馬伯英的《中國醫學文化史》是中醫文化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中醫哲學作為中醫文化的核心內容，中醫哲學史研究自然也成為中醫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一個重點內容。程雅君的《中醫哲學史》計劃四卷本，目前已經出版二卷，是中醫哲學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另外，由南京中醫藥大學牽頭組織編寫的《中醫文化研究》三卷本，從中醫文化源流、中西醫文化比較、中醫文化復興三個方面對中醫文化進行了開創性研究。隨著中醫文化研究的深入，中醫文化教育在高等中醫院校中廣泛開展，編寫教材、構建中醫文化與中醫哲學知識體系成為中醫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另一項工作任務。《中醫藥文化基礎》《中醫哲學基礎》《中國傳統文化與中醫》《中醫文化導讀》等教材不斷創新，有的列入國家規劃教材，有的成為省市精品教材。從分化走向綜合，是學術研究與學科發展的規律，也是學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

1.4學科隊伍不斷壯大

中醫文化研究最初是由兩部分人員構成，一是哲學工作者，從中國哲學角度探討中國傳統哲學對于中醫理論形成與發展的影響以及中醫學思維方式特征，或從科學技術哲學視角探討中醫學方法論及其發展規律;二是中醫醫史文獻專家，醫古文、中醫史學是這一群體的先覺者，還有一些中醫文獻學專業工作者也加入到中醫文化研究隊伍中來，目前許多研究機構的中醫文化學科帶頭人同時也是中醫醫史文獻專家。隨著中醫藥機構文化建設的不斷推進，為滿足中醫文化教育、宣傳與傳播的需要，一些中醫藥管理工作者、中醫臨床專家、中醫基礎理論教師、思想政治理論教師、外國語教師也介入到中醫文化研究與教學中來;同時越來越多不同專業背景的研究生如哲學、語言學、傳播學、教育學的研究生也開始關注中醫文化，甚至將中醫文化作為自己的學位論文。

1.5學科建制基本成形

隨著中醫文化研究的深入，中醫文化研究機構也開始先后成立。南京中醫藥大學1994年成立了全國首家中醫文化研究中心。1999年北京中醫藥大學成立了中醫文化研究中心，2014年該中心更名為獨立建制的國學院、中醫藥文化研究院。隨后山東省、上海市、福建省、安徽省、河南省、湖北省等省市也先后成立了中醫文化研究與傳播機構，其中有些研究機構已發展成為省級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有的機構成為學校2011年協同創新中心，還有的中醫文化研究團隊成為校級或省級科技創新團隊。1996年中華中醫藥學會中醫藥文化分會正式成立，從此中醫藥文化研究有了自己獨立的學術團體。2007年中國哲學史學會中醫哲學專業委員會成立，聯合中國哲學史及中醫基礎理論學者，積極開展中醫哲學學術研究與學科建設。專業學術期刊是學科成長的重要平臺，也是學術交流的重要園地。《醫古文知識》《上海中醫藥雜志》《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等中醫學術期刊相應開設“中醫文化”專欄，《中醫雜志》的“學術探討”欄目也積極發表中醫文化研究成果。

1999年《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創刊，這是目前全國高等中醫藥院校學報中唯一的社會科學版學報。2006年原《醫古文知識》更名為《中醫藥文化》并正式創刊，成為目前國內唯一專門研究中醫藥文化的學術期刊。近幾年幾乎每年都有多項中醫文化研究課題被立項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甚至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重大招標項目，有的還立項為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973”計劃)，標志著中醫文化研究已經上升到了國家戰略層面。此外，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在“十二五”學科規劃中將中醫文化學作為了重點建設學科，包括安徽省、南京市、山東省、上海市、北京市等地多家研究機構入選。國家行業主管部門將中醫文化學列入重點建設學科，標志著中醫文化學作為一個獨立學科具有了合法性。安徽中醫藥大學等高等院校在中醫學一級學科下自主設置中醫文化學二級學科碩士學位招生點，南京中醫藥大學與北京中醫藥大學率先在中醫學一級學科下自主設置中醫文化二級學科博士學位招生點，專門培養中醫文化研究高級人才。

2中醫文化學科建設存在的問題

中醫文化學作為一門學科雖然已初步成型，但由于學科發展時間短，還存在學科界限模糊、研究內容過于分散、研究隊伍有待提高等諸多問題。

2.1學科界限模糊

作為一門交叉學科，中醫文化學與中醫史、醫古文、中醫文獻學、中醫基礎理論學科之間存在著密切聯系，一些內容的交叉滲透難以避免。但作為一門獨立學科，中醫文化學必須進一步明確自己獨立的研究對象，否則就會出現一個問題多個學科去“爭搶”研究，導致中醫文化學科被淡化，甚至學科獨立存在的必要性遭受質疑。因此，在保持與其他學科交叉滲透的優勢前提下，進一步明確自己的研究重點，劃定自己的學科界限非常必要。

2.2研究內容過于分散

在中醫文化研究的早期階段，研究內容分散無可厚非，但作為一個獨立建制的學科，則需要將研究視野集中到解決中醫文化學科核心問題與關鍵問題上來。另外，中醫文化研究還存在著整體水平不高的問題，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現有研究雖不乏精品，但低水平的所謂‘研究’卻也占據了相當比例。這種研究水平參差不齊的情況嚴重影響了中醫文化研究的整體水準，使其整體研究狀況與其深遠的現實意義之間呈現出不平衡的狀態”。中醫文化研究重點應從過去“回溯性”研究，轉向到解決中醫發展的現實問題中來。

2.3研究隊伍有待提高

由于中醫文化研究者來自眾多學科領域，受學科視野限制，學者們往往選擇自己熟悉的問題，運用自己的學科方法開展研究，而缺乏文化整體視野的觀照。目前中醫文化研究主體，一是中醫藥學者，一是文史哲學者。中醫藥學者研究中醫文化具備得天獨厚的條件，但部分研究者由于缺乏人文理論素養，不熟悉文化研究方法，導致研究成果容易滯留在醫學層面，而未能夠深入到中醫文化內核。而一些文史哲工作者長于文化研究方法，但缺少必要的中醫學知識儲備，研究成果容易滯留在文化表層，未能切入中醫內部。兩個研究主體由于處在不同學科領域，缺乏必要的交流、溝通與理解，所以培養一批熱愛中醫文化事業、具備深厚中醫文化功底的中醫文化專職研究隊伍刻不容緩。

2.4引導作用未充分發揮

中醫文化研究時間不長，在沒有統一的理論范式引導下，對中醫文化研究中的重大問題并沒有取得統一認識，許多問題尚處于見仁見智的階段。《國務院關于扶持和促進中醫藥事業發展的若干意見》(國發〔2009〕22號)提出，要繁榮發展中醫藥文化，將中醫藥文化建設納入國家文化發展規劃，并將其提高到與中醫藥醫療、保健、科研、教育、產業并列并重地位。中醫文化的作用在于引導，但由于學術內涵研究不足、實踐研究不夠，其在引領中醫教育、醫療、科研、保健、產業與對外交流合作方面的作用發揮不盡理想。

3加強中醫文化學科建設的建議

3.1加強學科內涵研究，厘清中醫文化學科與其他學科關系合理界定中醫文化學科內涵是中醫文化學科建設的一個基礎性工作。盡管目前對中醫文化學科內涵的認識趨同，但如何從中醫文化本質、要素、結構、功能等方面分層界定還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中醫文化學科內涵界定既不能廣泛無邊，否則難以體現中醫文化特色;也不可過于狹窄，否則難以起到引領中醫藥事業發展的作用。界定中醫文化內涵，除了需要處理好中醫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與中醫藥事業發展的關系外，還需要處理好中醫文化學科與其他中醫藥學科的關系，厘清中醫文化與中醫文獻、中醫史、中醫基礎理論等學科的界限，在保持為其他學科提供文化背景、思想源泉與發展動力的前提下，保持和維護學科自身的特色與獨立性。

3.2聚焦重大需求，解決中醫文化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

中醫文化研究涉及面廣，需要解決的問題很多，但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首先需要解決的是本學科的重大基礎理論問題，同時還需要解決中醫藥傳承傳播領域重大實踐問題。在中醫文化學科理論問題研究中，除了合理界定中醫文化學科內涵外，還需要解決中醫科學性、中醫文化核心價值體系與中醫學思維方式等重大理論問題。中醫文化需要解決的重大實踐問題，著力點應放在中醫文化的保護、傳承與傳播上。

3.3加強中醫文化隊伍建設，培養高素質中醫文化專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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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issn.1005-5304.2013.05.046

中圖分類號：R2-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04（2013）05-0103-02

非醫學專業本科生攻讀中醫學專業的博士研究生（以下簡稱“非醫攻博”）是教育部及中醫藥管理局探索培養中醫學高層次復合型人才的新模式、新途徑。從2002年開始，在北京、上海、南京、廣州的中醫藥大學開展“非醫攻博”的試點工作。本校作為4所試點學校之一，已招收了10屆共79人，生源背景涉及文、史、理、工等多學科。現從本校“非醫攻博”招生、學生培養及就業等方面，分析“非醫攻博”學生培養中凸顯的問題，并提出相應的建議，為今后中醫創新人才的培養提供參考。

1 本校“非醫攻博”現狀

1.1 招生情況

本校從2002年起開展“非醫攻博”的試點工作，招生、考試、復試與全國碩士研究生同步進行。每年計劃招收20名，納入中醫基礎理論專業。至今已招收10屆共計79名學生（2012年停招），其中男生44人，女生35人。生源主要分布于江蘇、山東、山西、河北、四川、河南、黑龍江等省。學生本科階段所屬學科涉及文、史、理、工等各個學科，有19名學生本科畢業于國家教育部重點建設的“211”高校。

1.2 學生培養

第1～2學年為課程學習階段，把本科5年學習內容及部分碩士、博士課程壓縮至2年內完成，課程學習時間短、任務重；第2學年下學期選擇專業及導師，專業均為基礎學科，如中醫基礎理論、中醫臨床基礎、方劑學、臨床中藥學等；第3學年為臨床實踐學習階段，以中醫內科實習為主，兼顧普外、泌尿外科、婦科、針灸、推拿等學科；第4～5學年是科研階段，根據學生專業及背景確定專業研究方向，完成博士論文并通過答辯。學位

通訊作者：吳承玉，E-mail：.cn

論文的水平高低決定著“非醫攻博”研究生的培養質量，而“非醫攻博”的課題研究應該體現多學科研究中醫的交叉性，迄今本校已畢業的5屆共計56名非醫攻博學生中，有53.6%的人博士課題研究內容與本科的知識背景相關，內容涉及中醫古籍翻譯、中醫計算機應用、中醫數據挖掘等，而46.4%的人選題與原有知識背景無關。

1.3 畢業生就業

目前，本校“非醫攻博”專業已經有5屆學生順利畢業并走向工作崗位（見表1）。就業單位主要有高校、醫院、科研院所等4類，從事職業有教師、醫生、管理人員、科研人員等，其中以教師及醫生為從業主體，分別占畢業生總數的39.28%及23.21%。

2 存在的問題

“非醫攻博”研究生具有知識面較寬、思維活躍，以及自學、理解和獨立思考能力較強等優勢。本校在近年來的培養實踐中，逐步完善了“五年一貫、碩博連讀、整體優化、分階段培養、優勝劣汰”的培養機制，學生在掌握中醫學基礎知識的同時，能夠利用本科專業背景開展中醫藥交叉學科的研究，初步實現了該專業設置的初衷。但與此同時，培養過程中也暴露出諸多問題。

2.1 學生專業定位不夠明確

“非醫攻博”的初衷是為了吸引一批多門類、跨學科的交叉人才，利用其專業背景為中國傳統醫學作貢獻。而絕大多數學生有當一個中醫大夫的理想。學校的培養宗旨是經過5年的時間，培養出能夠具有運用自然科學或人文科學等知識獨立地、創造性地開展中醫學科學研究能力的中醫基礎理論高級研究人員[1]。故部分學生報考“非醫攻博”的初衷與培養目標存在偏差。此外，“非醫攻博”畢業生不能在江蘇省報考執業醫師考試。這些因素導致了部分學生情緒低落、消極學習等。

2.2 課程設置有待優化

“非醫攻博”學生要在2年時間內完成中醫學本科5年的主要課程，時間緊、任務重，導致出現以下問題。首先，中醫內容沒有講深講透，如《黃帝內經》、《傷寒論》等經典課程課時不夠，老師沒有足夠時間深入講解。其次，部分課程不能很好地承接，如《方劑學》、《黃帝內經》、《溫病學》同時開設，課程間無法自然承接，造成知識脫節。此外，中醫專業課內容偏淺、偏少，中醫各家學說、婦科學、兒科學等課程未開設，也未提供與學生本科專業相關的選修課。因此，如何高效地利用2年時間完成課程學習，如何根據學生的專業背景開設課程，以及如何因材施教、開展個體化培養等問題仍有待探索。

2.3 學生理論知識及臨床動手能力個體差異性大

“非醫攻博”學生要在2年里完成中醫本科的主干課程，時間緊、任務重，很多知識不能很好地理解。第3年進入醫院實習，其理論知識、動手能力、臨床操作能力和臨床研究生相比存在明顯差距。大部分帶教老師會根據“非醫攻博”學生的特點循序漸進地安排實習，從患者處理、病歷書寫、用藥規范等多方面進行指導。當然，也有少數帶教老師不了解“非醫攻博”學生的特殊性，采取放任自流的態度，使學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打擊。臨床實習的效果也是因人而異、因科室而異、因帶教老師而異[1]。

3 建議

3.1 吸引優質生源，優化招考機制

《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云：“奈何以至精至微之道，傳之以至下至賤之人，其不廢絕，為已幸也。”中醫教育，特別是“非醫攻博”，應當進一步加大招考制度改革力度，吸引優秀生源。“非醫攻博”的招考工作改革重點應由優質生源數量的擴大轉向優質生源質量的進一步提高，真正招收到對中醫藥學感興趣、具備優良的科研思維與素養的各學科優質人才。此外，應不斷完善復試方法，考查學生對中醫學的認識及本科學習的專業素養；評估其利用本科專業與中醫學結合開展交叉研究的可行性等。

3.2 明確專業定位，開展多學科交叉研究

“非醫攻博”的初衷是吸引多學科背景的人員，利用原專業知識，開展中醫學基礎和臨床應用基礎的跨學科研究。因此，“非醫攻博”的學生應當明確專業定位及自身定位，在學好中醫相關知識的同時，要不斷鞏固原專業的知識，在課程學習、臨床實習過程中要善于發現多學科交叉研究切入點；此外，要積極主動地與導師溝通，盡快了解本學科的研究動向，盡早確立研究方向及內容。

3.3 優化課程設置，構建科學規范的學位課程體系

優化不同專業背景學生的培養模式。針對學生不同的專業背景、學習習慣、思維方式，設計學位課及選修課。學位課程，特別是中醫學的基礎及經典課程應循序漸進地開設。此外，“非醫攻博”應開設選修課，如“中醫文化導讀”、“醫學哲學”、“醫學信息”、“生物醫學工程”等。文科學生藉此可以廣泛吸納國學文化、醫學哲學理論，深入挖掘中醫學的人文內涵及哲學思想；理工科學生通過課程的學習，可以將現代科學知識與思維模式引入中醫學，找到最佳結合點，開展中醫學現代化的相關研究。

3.4 加強師承學習，建立多導師聯合培養機制

師承學習是中醫人才培養的重點。師承學習可以將臨證貫穿學習的始終，學生可以在侍診過程中將中醫基礎理論、四診、方藥及老師的辨證論治相結合，從中體悟中醫基礎理論與臨床實踐的關系。故“非醫攻博”學生應盡早跟師學習，跟師時間以第2學年為宜，此時學生已掌握了中西醫學的基礎理論，需要到實踐中去體悟，早拜師可以隨時問道解惑。此外，應根據學生專業背景，選定中醫導師之外的其他學科導師，建立多導師聯合培養機制。這樣可以最大程度地發揮“非醫攻博”學生的優勢，為開展多學科交叉的中醫藥研究服務。

4 小結

“非醫攻博”作為中醫藥教育的新事物，是繼“二學位”和“西學中”之后培養中醫藥高級人才的又一創新模式，其目的是利用多學科支撐、發展中醫藥事業。目前，中醫發展最欠缺的是創新，而創新之最高境界是理論突破。中醫理論繼承和發揚了古人善于把握整體以及事物相互關系的特長，對直觀認識進行歸納、演繹及思辨，把握了人體功能、藥物效用等在結構聯系上的規律并形成了獨特的整體觀念，并且能在該整體觀的指導下對認知進行合乎目的的解釋。久而久之，沉淀下來便成了中醫界的思維定勢。這一模式雖然在古代推動了中醫學的發展，但隨著西方科技的傳入，中醫學家們難以突破桎梏。從這一點上看，中醫整體觀念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即被陰陽五行以及其他思維上的傳統心態嚴密封住。這個弱點如不克服，中醫將很難超出直觀及思辨的水平，一切中醫實用技術方面的進步最終也只能淪為印證陰陽五行的素材[2]。因此，中醫創新、中醫教育創新，任重而道遠！“非醫攻博”作為一個新生命，存在諸多問題，需要不斷加以改進，使其在形式及內容上更加完善，培養出更加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符合中醫藥創新的復合型人才，為中醫藥的發展，特別是理論上的突破和創新貢獻力量。

參考文獻：

[1] 戴慎.“非醫攻博”應凸現實施個性化培養[J].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8（2）：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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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醫學;國際;語言

中圖分類號:G6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2851(2009)12-0192-01

中醫作為我國的傳統醫學,擁有兩千年之久的發展歷史。是現今國際上保存最完好、研究最徹底、發展最全面的傳統醫學之一。其豐富的典籍資料,向世界展現其幾千年的文化積淀,知識積累和最新的研究成果。

一、中醫翻譯的教學現狀分析

中醫從起源于先秦以來,經歷了無數的哲學思想,文化學派,宗教流派,朝代變更和社會改制等種種影響。中醫的開放式發展過程使得中醫深受中國歷史文化的熏陶和濡染,相比較而言,中醫顯得不是純粹的現代科學體系,而融合了大量的文化因素。這是翻譯的一大難點,教學中發現學生的傳統文化的功底普遍薄弱。另外由于中西方存在語言、文化、價值觀和思維邏輯上的差異,絕大多數中醫概念在英語中是詞匯的空缺,中醫特有的邏輯導致其字面上的意思并不能完全表達其含義,因為其中還滲透著中國的文化,這就形成了交流的障礙。在翻譯中體現出譯名混亂,標準不統一,譯文質量不高的問題,造成西方讀者對中醫的誤解。目前大多數中醫院校只是停留在基礎英語的教學階段,即使上升至專業英語教學的階段,教學效果也不甚理想。中醫翻譯教學存在師資嚴重缺乏的問題,師資培訓需要在中醫和語言兩門學科較大的投入才能有所建樹,融會貫通。

中醫藥外向型人才應具備扎實的專業能力和英語應用能力,能用英語表達中醫藥理論知識,另外還應增強文化差異,提高跨文化交際能力,因此通過加強中醫翻譯教學,提高交際能力,應成為中醫院校英語教學不可忽視的課題。

二、注重突出中醫英語的教學特色

中醫專業的英語教學目的是培養具有深厚的語言功底和扎實的中醫專業知識的課程。經過與學生的討論,深深感覺學生盡管學習英語長達十年之久,仍然不能進行有效的交流,特別是在本專業的領域內,不能有效的溝通,這極大地挫傷了語言學習的信心。因此我們值得認真考慮教學方法的有效性。考慮在基礎英語教學階段,應注重突出中醫藥英語的專業教學特色。具體在組織教學時,可以首先介紹中醫常見的專業名詞、詞組及短語的英語表達方式作為重點,進一步可以設計安排中醫門診醫患之間的英語情景對話及其所用中醫診療用語的英語表達為主,第三步則將中醫學術論文、中醫病歷、中藥說明書、臨床經驗等的書寫格式及其常用詞語的英語表達作為教學的中心內容。這種教學貫徹了學以致用的原則,突出了中醫特色的教學,即激發了中醫藥專業的學生學習本課程的興趣和積極性,而且英語教學同專業教學交叉滲透,相得益彰,互相促進的效果。

三、注重加強文化差異意識,加強中國傳統文化的導入

語言是交際的工具,文化的載體,目前人們也越來越注意到成功的語言交際不僅靠單純運用語言知識和技巧,必須受到文化規則的制約,即那些隱含在語言和非語言系統中的文化信息差異直接決定了人們是否可以利用已經掌握的語言知識結構順利地進行語言交際。中醫專業外向型人才除了要精通中醫知識,還必須在語言交際能力培養中樹立文化差異的意識。

按照美國著名的翻譯理論家奈達的觀點“對于真正成功的翻譯而言,熟悉兩種文化甚至比掌握兩種語言更重要,因為詞語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義。”各民族的語言必然反映出該民族所處社會的特定文化,使用不同語言的民族之間必然存在文化差異,而這種文化差異就構成了翻譯的障礙。中醫英譯對外交流的實質是一種傳統文化的輸出。漢語和英語屬東西方不同的文化體系;對同樣的事物,不同的民族可以有同樣的認識,但采用各自帶有鮮明民族文化色彩的表達形式。英語民族習慣于個體或分析思維模式,即將事物分解為各個部分,把具體問題從總體中分離出來,把復雜的問題劃分為比較簡單的形式和部分,然后進行各個部分的研究。因此,英語民族在思維形式上具有一種重分析、重形式、講求精確的顯著特征。與西方哲學的分析思維方式不同,漢語民族的思維方式深受儒家、道家與中國佛教文化的影響,語言重意合、重從事物之間總的聯系上去認識和把握事物,東方思維模式上有重整體、重綜合的特點,因而具有一定的模糊性、重疊性和跳躍性。翻譯是兩種語言溝通的橋梁,譯者在翻譯時必然會介紹與傳播源語言所體現的文化。但是由于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差異的存在,文化意蘊的傳達必然會成為翻譯中的難點和障礙。

從這個意義來說,翻譯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源語言和目的語言之間建立文化對等。在構成翻譯對等的諸多方面,文化對等的原則要求譯者積極介紹源語言的文化意蘊,努力傳達原作的文化特色,忠實地再現原作的整體文化氛圍。由于中醫英語譯文的讀者是西方人,他們大多數對中醫及中國文化知之甚少,很難理解和欣賞中醫語言中的文學、哲學和宗教意義。“翻譯作為一種跨文化的交際活動”,中醫翻譯要達到西方讀者的可接收程度。比如如果把中醫術語“白虎歷節”(關節腫痛)譯成“白色的老虎在奔跑”。中醫藥名“青龍白虎湯”譯成“Blue Dragon and White Tiger Decoction”,西方讀者一定感到不知所云,甚至震驚。這樣就達不到成功的交際效果。因此,加強跨文化知識的傳授對于培養學生的翻譯能力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