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8 15:01:59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中國經濟發展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整、后危機時代的全球化視角。
一、政策主線:經濟復蘇與宏觀政策的正?;貧w
在宏觀政策正常化的主線下,需要重點把握的主題有三個:信貸投放、通脹預期管理、非政府市場需求。
(一)信貸投放
在間接融資占主導的融資結構下,信貸始終是觀測我國宏觀經濟正常化的重要指標之一。信貸投放是2009年危機應對政策基調下最突出的政策,也是影響金融市場最為顯著的經濟變量。
(二)管理通脹預期
(三)培育非政府的市場需求
宏觀經濟政策正常化需要關注的一個政策著力點是培育非政府的市場需求,降低對政府投資需求的過度依賴,從根本上防止二次探底。以2008年底4萬億財政支出計劃為代表,通過強有力的財政刺激,我國經濟從危機中迅速企穩復蘇。然而,從推動經濟復蘇的動力看,政府投資推動依然主導了復蘇進程。因此,未來我國經濟的前景本質上取決于政府主導的短期刺激增長能否順利轉化為市場主導的可持續增長,而宏觀政策的重中之重則在于培育非政府的市場需求。
關于激發市場需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很多領域做了重要部署。首先,為刺激政府之外的企業投資,并防止大型壟斷企業在一般領域的過度擴張,中央要求清理大中型企業與中小民營企業之間不公平法規,構造一個平等競爭的氛圍,同時要求降低一些高門檻行業的政府管制,使市場流動性有一個順暢的投資渠道;其次,鼓勵民間消費。
二、結構主線:我國正處于一個新的結構調整轉折點
在特定意義上,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沖擊表面上表現為對經濟增長速度的沖擊,本質上卻是對我國經濟增長模式的沖擊,凸顯的是經濟結構轉型的壓力。因此,從經濟結構的角度看,后危機時代我國經濟正處于一個新的結構調整轉折點,即轉向一個新的增長動力結構,而全球金融危機則成為轉換的起點和機遇。
總體而言,未來我國經濟結構轉型的方向將圍繞三個視角展開:我國經濟從過分依賴投資和出口帶動的增長模式轉為消費、投資和出口均衡帶動的增長模式;從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的增長轉變到依靠一、二、三產業協調帶動的增長;從主要依靠資源消耗型增長轉為主要依靠提高勞動力素質、增強企業創新能力來推動增長。從這三個結構調整的方向來觀察,未來我國經濟存在很多新的機會。
(一)城市化是擴大內需的重要切入點
從應對危機一年多來的實際經驗看,加速推進城市化進程已成為我國擴大內需的重要切入點。按照國際慣例的統計口徑,2008年底我國城市化率為45.7%,這一水平不但明顯低于國際平均水平和發達國家,也顯著低于東亞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因此,未來我國城市化空間巨大,城市化的推進也將成為我國經濟下一階段增長的重要動力之源,對調整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發揮積極作用。
更為重要的是,城市化進程也為評估我國結構乃至發展趨勢提供了一個新的參照系。目前,許多資源行業被認為存在大量產能過剩,或者從短期周期波動看,這些行業在未來一兩年將會出現過剩。然而
,如果把分析視角放到城市化的背景下,考慮到城市化帶來的巨大資源需求,則未必會得出產能過剩的結論。
(二)消費增長正處于轉型拐點
(三)區域結構調整:我國區域增長格局開始呈現積極變化
區域經濟結構對觀察我國經濟的未來走向具有十分重要的參考意義。在全球金融危機的應對時期,我國的區域增長格局開始呈現積極分化,區域多元化格局明顯增強了我國應對危機和吸收沖擊的能力。從2009年的增長格局看,中西部地區的復蘇強度和速度都明顯高于沿海發達地區,沿海地區的經濟結構決定了這些地區不得不承受來自結構轉型和金融危機的調整壓力。相比之下,在國家4萬億投資計劃的支持下,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的不完善狀況正在出現明顯好轉;同時,危機之后東部地區的部分產業也正向中西部地區轉移。這兩方面因素使銀行信貸隨中央的投資項目轉移到了中西部。所以,2009年全國信貸投資前十名的省份中,中西部地區占了相當比重。
三、國際主線:后危機時代的全球化視角
我國經濟總體規模的迅速上升,促使我國的決策者、學者及企業家在把握我國經濟走向時,都必須密切關注全球經濟的運行態勢,而我國經濟的運行態勢本身也會對全球經濟產生更大、更深遠的影響。
(一)后危機時代是我國加快資本和資源重新布局的重要時間窗口
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形成了顯著沖擊,我國經濟在強勁的經濟刺激和經濟轉型動力推動下迅速復蘇,投資規模和信貸投放都表現出異常強勁的增長。如果在發達國家經濟運行十分強勁的時期,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必然會帶動全球資源的強勁需求,進而成為許多摩擦的根源和導火索。但正是因為在危機時期,我國即使保持更快的資本形成速度來推進城市化,發達國家的經濟依然相對低迷,這就給我國經濟一個難得的時間窗口來進行資本和資源的重新布局。
因此,2012年以及未來一段時間,相對低迷的全球經濟以及相對較低的資源價格,為我國加速城市化提供了良好的布局機會。大致來說,這種布局可從三方面推進:首先,重新布局資源;其次,后危機時代是我國企業重新整合實用的產品、技術、品牌和資源的一個較好時期,也是全面提升我國企業在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地位的好時機;其三是新興產業的崛起。
(二)我國將有更廣闊的空間學習、適應和參與國際規則
我國在全球經濟增長和復蘇中扮演重要角色。在總量上,我國經濟即將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因此,未來我國應分享“駕駛員”的位子,發掘和利用更廣闊的空間,學習、適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
(三)我國經濟“再平衡”是全球經濟“再平衡”的有機組成部分
金融危機本身具有兩面性,它既意味著舊的平衡格局難以為繼,也預示著新的平衡格局會不斷形成。對于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而言,表現為“過度消費”的經濟模式不可持續;對于中國等新興市場經濟而言,表現為“過度投資”和“出口導向”的經濟模式也需要相應進行調整,尋找新的經濟平衡點。
第一,中國經濟發展與中國會計夢是基礎前提關系。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也是中國會計夢孕育、產生、發展的過程。因此,中國經濟發展是中國會計夢產生的基礎與前提。廣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綜合國力的提升、我國國際地位和中國會計話語權與國際影響力的提升,為中國會計夢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豐富的養分,中國經濟發展是中國會計“強國夢”的堅實基礎與重要前提。因為經濟發展是各項事業發展的基礎與前提,所以,黨的“十”明確指出,要繼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實現科學發展。
第二,中國經濟發展與會計改革發展是相輔相承關系。經濟學指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有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就有與該經濟基礎相適應的上層建筑,體現出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同樣,一定的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也有一定的影響和反射作用,體現出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生產力屬于經濟基礎范疇,它包括:資金、生產資料、生產工具、勞動對象、生產者及其所具有的知識水平、生產技術等要素。生產關系屬于上層建筑范疇,它包括:經濟政策、財經制度、會計準則、思想認識、人與人的分配關系等要素。當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時候,就促進經濟發展;當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時候,就阻礙了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和會計改革發展是同一矛盾的兩個側面,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統一于經濟發展的過程之中。當生產力達到一定水平,促進經濟發展達到一定程度時,當時的經濟政策、財經制度、會計準則、分配關系等已經逐漸不適應生產力的要求,阻礙了經濟發展。這時,生產力迫切要求生產關系中的經濟政策、財經制度、會計政策、會計核算制度等進行改革、創新、發展,以適應經濟的發展。改革開放初期,由于我國企業引入了大量外資和先進的管理技術,促進了經濟快速發展。經濟的快速發展,促進了經濟政策、財經制度、會計改革等發展,因為會計改革等要素的發展,所以促進了經濟進一步發展,體現了經濟基礎對經濟發展的決定作用。在經濟轉型升級中既要充分利用現有經濟條件和基礎,在繼承中轉型,也要順應形勢變化在創新中升級。把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科技創新驅動發展和資源節約環境保護三者聯動起來,重點推進,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淘汰落后產能、推動兼并重組和技術改造方面的作用,推動我國企業轉型升級。以上措施都是根據經濟基礎的范疇,結合我國經濟建設的實際情況而制定的。這些措施綜合反映了我國經濟建設中的主要問題和生產力的基本內涵,逐步解決這些問題可以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促進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生產關系中的經濟政策、財經制度、會計準則、思想認識、分配關系等要素在較短時間內容易改變。生產力中的資金、生產資料、生產工具、生產者及其所具有的知識水平和生產技術等要素在較短時間內不易改變。但在特殊情況下,生產力的某些要素快速發生改變,積累達到一定的程度,使生產力實現了從低一級向高一級“質”的飛躍,從而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促進經濟的發展。經濟發展與會計改革發展互為因果、相輔相承,循環往復不斷地進行下去,促進了經濟的不斷發展。
第三,中國會計改革發展與中國會計夢是動力源泉關系。會計改革發展是我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環境和人力資源支撐,為中國會計“強國夢”提供了不竭的動力和源泉。會計改革發展對中國會計夢提供的動力和源泉的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通過促進經濟發展實現的。中國會計夢是一個較長歷史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狀況在會計行業的反映。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有不同的目標,所以,會計改革發展的不同階段也有不同的要求。中國會計“強國夢”是“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實現“中國夢”要經過三個階段,實現中國會計“強國夢”也要過三個重要階段,即:中國會計話語權和國際影響力提升階段、建設會計理論強國階段和建設會計強國階段。為實現中國會計“強國夢”與“中國夢”,每個會計人要努力做好以下幾項工作:第一,牢記會計強國夢。會計強國夢是“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實現中國會計“強國夢”和“中國夢”的力量蘊藏在每個會計人的心底,體現在具體工作上每個會計人要用苦干實干的具體行動做好自己的工作,要用實現中國會計“強國夢”的優異成績助推“中國夢”,為實現中國會計“強國夢”和“中國夢”貢獻自己的力量。第二,牢記會計人的使命。服務經濟發展是會計工作者的本質任務,每個會計人要把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在認真遵守國家法律法規、會計制度和新會計準則體系的前提下努力促進本單位、本系統經濟的快速發展,將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促進經濟發展作為自己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第三,加強會計基礎工作。一要認真執行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和會計制度與新會計準則體系,認真落實會計核算規則制度、財務報告制度、會計內控制度、會計考核制度等。二要認真執行會計工作規范化標準,從會計賬戶設置、會計科目的使用、會計憑證的審核與制作、會計報表及附注的編制等都要認真制作,符合規范化標準要求。三要堅持誠實守信的職業操守,嚴格遵守各項規章制度,堅決杜絕違法違紀現象,忠于職守、廉潔自律,保證各項經濟業務及時、準確、完整地入賬,確保會計信息的真實、可靠。第四,克服無關論。會計人員要把工作中的經驗、教訓總結出來,進行分析、歸納、提高,并向有關部門或有關雜志反映,遴選出對我國經濟建設和會計改革發展有益的意見和建議,為建設會計強國做出了貢獻。第五,認真撰寫論文。會計人員要根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形式、新任務,用鮮活的經濟活動和會計改革發展的實踐,采用科學嚴謹的方法,總結出具有中國特色和國際價值的會計理論,以豐富我國會計理論寶庫和世界會計理論寶庫,指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全球會計準則的制定,為實現中國會計“強國夢”貢獻的力量。
論文摘要: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前無古人的波瀾壯闊的社會經濟實踐,于是中國經濟學向何處去就成為經濟學界關心的重要課題。通過梳理中國經濟學在內容、體系、方法論上的研究成果,明確中國經濟學的目標,分析中國經濟學面臨的主要困境,并結合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耦合研究成果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學,探討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1中國經濟學的目標
中國雖然已經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還存在兩個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徹底觸動,深層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穩固,在具體實施中還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設一門能反映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特點和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特色的中國經濟學是有必要的。這也是中國經濟學的根本目標所在,而中國經濟學的具體目標可分為體制結構、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三個部分。
體制結構目標主要從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來分析,所有制結構和個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體系較為完善。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經濟運行目標和宏觀經濟運行目標。微觀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企業和企業制度的完善及國企改革的推進、社會主義市場機制、市場體系、社會主義市場秩序和規則較為完善。宏觀經濟運行目標是實現總供給與總需求及其相互關系的平衡、宏觀經濟調控目標順利實現、政府職能得到完善等。經濟發展的目標就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目標(包括經濟增長的目標和經濟增長方式等)和經濟發展目標(包括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發展與經濟結構、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關系、科學發展觀及經濟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等)。
2中國經濟學面臨的困境
2.1經濟學被邊緣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團隊萎縮
在中國經濟學被邊緣化,甚至已無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馬思主義經濟理論課程已被嚴重壓縮,中國經濟學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關西方經濟學的內容,有關經濟學內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雖然打著經濟學的招牌如《勞動價值論》,卻在宣揚資產階級要素價值論的觀點。
其次,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對經濟學的學習不感興趣,更談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們在學期間發表的經濟學論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經濟學的不到10篇。經濟學專業的教學隊伍中從事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者也日益縮小。
2.2中國經濟學傳統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嚴重滯后于國際化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改革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仍嚴重滯后于國際上經濟學專業的新發展。首先,教學內容重復。以經濟學專業學生為例,大學本科階段學習的政治經濟學內容在高中就曾經完整的學習過,研究生階段則開設專題性課程,但在體系性、知識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沒有差異。其次,理論體系被人為割裂。一是將政治經濟學從體系中分割出來。二是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在范疇與原理上沒有科學銜接,尚未建立整體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再就是,教學方式的“封閉性”。當前中國經濟學教學缺少足夠的教學參觀或社會調查等課外活動。
2.3經濟理論脫離經濟現實,教學方式扼殺學生的創新精神
首先,理論脫離經濟現實,難以滿足本土化的要求。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理論來源于實踐,目前,中國經濟學的教學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師選定一本教材,以教材為中心開展教學活動。國內經濟學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較長,教材內容與現實經濟問題極易產生距離與脫節;再者,由于國內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論,西方理論與中國經濟現實本身也有距離。其次,“滿堂灌式”教學,忽視教學過程,扼殺了學生的創新精神。在課堂教學中,老師不可能講清楚全部的經濟學理論,這就要求老師主要傳授學生科學合理的學習方法,提高學生自學能力和解決分析問題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記硬背和機械化訓練,則缺乏課堂交流和學習能力的培養。
2.4理論研究缺乏規范性,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存在偏差
在過去幾十年間經濟學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當數量的重大基礎理論問題還認識模糊。這一點在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為切入點開始經濟學分析?用什么作為主線將這種理論體系貫穿起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場經濟怎樣才能真正與社會主義、與公有制有機結合起來?對這些根本問題的認識尚缺乏基本規范,認識相當混亂。
在研究過程中,明顯地存在著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的偏差問題。學術界存在兩種片面傾向:一是排斥和輕視西方經濟學理論,對于現代西方的經濟學理論采取一種簡單否定的態度;一是把西方經濟學特別是主流經濟學當作唯一科學的經濟學理論,忽視它所具有的意識形態的成分,否定經濟學的科學意義和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作用??偲饋砜?,后一種傾向在當前呼聲甚高。此外,中國經濟學研究中也存在諸如選題過于寬泛、研究結論草率等其它問題。
3中國經濟學的構建
在這種背景下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將西方經濟學中意識形態理論與市場經濟理論相分離,將市場經濟理論的科學成份嵌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之中,實現兩種經濟學說的整合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西方經濟學均衡分析理論
勞動價值論更多關注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本源性問題,為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及其運動規律提供了理論依據。均衡分析理論更多描述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外在表現,為揭示價格與供求的內在關系及其資源優化配置規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國經濟學研究對象和任務已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源優化配置,將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可以克服馬克思經濟學說價格變動分析的不足,賦予勞動價值論以新的時代內涵。
3.2整合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和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
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注重全社會成員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認為勞動僅僅是謀生手段,這種分析框架揭示了社會主義勞動者之間生產關系及其行為動機的本質特征,但難免帶有計劃經濟的局限。西方經濟學中關于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反映了市場經濟主體行為動機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卻“往往具有非社會性和非歷史性的傾向”。將兩種行為動機理論整合為在全社會各階級各階層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
3.3整合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思想和西方發展經濟學
馬克思晚年時期未能構建起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廣義政治經濟學。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興起發展經濟學,先后經歷了從結構主義到新古典學派,再到以人為本的發展經濟理論;從宏觀模式的經濟增長理論到微觀分析的人類發展理論。這些理論均從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經濟落后國家擺脫貧窮落后、實現工業化、經濟市場化、社會化、現代化的發展規律。將西方發展經濟學的科學因素嵌入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理論,是中國選擇適合國情的科學發展戰略的需要。
3.4整合馬克思階級分析理論和西方新制度經濟學
在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來生產方式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動力源及各勞動者階級之間以及階級成員內部潛在的利益矛盾對其的影響。而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制度經濟學則從供求關系、均衡價格的技術分析轉向了產權關系、交易費用的制度分析,從而揭示了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與社會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條件下,產權界定、國家干預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制度創新和制度安排對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重要作用。盡管新制度經濟學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但不妨礙我們將該學說中的科學因素嵌入經濟學階級分析理論框架中。
4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4.1走向規范和實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的研究視野不斷開闊,方法不斷創新,比較成功地實現了傳統經濟學研究范式向現代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轉型,越來越走向規范化。但是,中國經濟學從總體上看還是不成熟的?;A理論還比較薄弱,研究方法還比較落后,學科規范還不夠嚴格,中國經濟學作為一種科學體系還在形成,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規范。建立學術規范,發展學術評價,是中國經濟學進一步發展和提高的重要條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中國經濟學理論仍然落后于實踐,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仍受著傳統思維方式的束縛。為此,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實際。對于中國經濟學來說,當務之急是要從實際出發,搞清楚中國所面臨的究竟是什么樣的經濟問題,仔細分析問題背后的原因,找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和途徑并且揭示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
4.2走向開放和世界
經濟學的開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決于是否經得住實踐的檢驗,而不論源于何時,出于何人,來自何方。經濟學走向開放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堅持引進來,將外來的理論綜合到中國經濟學理論和中國實踐中去;二是堅持走出去,要加強交流和不同學科間的聯系,進行多學科理論、多元研究方法與手段的綜合運用。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學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國經濟學走向世界,必須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須立足經濟,關注技術,立足當代,面向未來,使中國經濟學的研究始終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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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爭鳴的盛況使得政策紛出,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城鎮建設,實踐中的問題又反過來直接刺激理論升級,理論與實踐的互動成為城鎮化發展的重要一環。多年來的各界爭鳴內含兩條主要的理論線索,第一,城鄉統籌思維的確立,第二,城鎮化內涵的不斷擴充。
早在1980年代,由于城市中居民對于農副產品的需求上升,農民進城買賣農副產品、進行小規模商業買賣的情形漸多,中央鑒于實際情況,準備逐步開放城鄉間勞動力流動的大門。首先由國務院農委主任杜潤生提出準許農民自帶口糧,進入城市,從事商品買賣和務工。而著名社會學家則發表一系列文章討論“小城鎮,大問題”,鼓勵小城鎮的人口集聚和經濟發展,并在當時的客觀條件下,提出了“進廠不進城”、“離土不離鄉”、“以鄉鎮企業為中心發展區域經濟”的指導思想。
與國內政府和學界積極吁求城鄉人口流動不同,同時在海外,Richard Kirkby于1985年出版《中國的城市化:1949~2000年的發展中經濟下的城市與國家》(Urbanization in China: Town and Country in a Developing Economy 1949-2000AD),書中指出中國在1949年以后,由于過度重視重工業,輕視城市基礎設施發展,導致城市化與工業化程度嚴重不匹配,城市化的滯后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經濟的發展。這一論斷預示著中國城市所面臨的兩難困境,一方面大力汲取人力資源,促進城市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城市建設相對落后,沒有足夠的空間和能力去容納巨大的勞動力人口。此后,2010年林毅夫與陳斌開的合作論文,也基本支持了Kirkby的這一判斷。沿此歷史觀察,可見完備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為外來勞動人口創造生活、工作空間,從中國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是城鎮化的重要課題。
在世紀之交的這個轉捩點上,中國經濟在加入WTO的大前提下,城市對勞動力的渴求上升,對城市用工也逐漸規范。中國大部分地區呈現出一種農業人口往區域核心城市移動的流動趨勢。1998年,南京大學教授鄭弘毅撰文強調,在中國城鄉分隔嚴重的情況下,城市化問題不能就城市談城市,而應該具備“城市--區域”的視角,城鄉統籌的核心概念,第一次作為一個成熟的表述,在學界成為討論中國城鎮化問題的基本范式之一。而2000年,伊利諾伊衛斯理大學教授Michael C. Seeborg發表文章指出,中國農村政策的轉變、合同工制度的成熟以及民營企業的遷移,將會為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鋪平道路。
隨著城鄉統籌理論范式的確立,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城鎮化理論的內涵與細節層面的問題。如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教授,在2002年和2010年三次撰文,提出合理的城鎮化進程應該加大對西部和貧困地區的人力資本投入力度,深化戶籍改革政策,從而消解掉城鎮化過程中可能加劇的地區不平等。同時,蔡昉還指出,農業已經不是農村勞動力人口的蓄水池,人口紅利正在逐步下降;取而代之的是,農民的(深度)市民化能否完成,成為中國未來經濟發展更為重要的因素。與土地的城市化比起來,人口的城市化也許更為重要。其實早在1962年,美國學者Kent P. Schwirian和John W. Prehn就提出了兩種城市化的概念,即以城市中心的理念和實踐向周圍地區輻射的過程,強調人口密度和經濟功能(城市化I)和以鄉村生活進化為城市生活的轉變,農村人口的價值觀、思維、態度、行為方式的變遷,強調社會心理層面(城市化II)。在2002年之后,中國的經濟學界和社會學界,開始把目光從單純的城市化I,漸漸拓展到了城市化II的范疇中。城鎮化的內涵獲得進一步擴充,觀察城鄉二元結構的視角增加了社會心理一維。
理論的深入表現為范式的突破。2006年,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教授John Friedmann發表《中國城市化研究的四個論點》(Four These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Urbanization),文中表示,中國的城市化問題已經不能再簡單地從城鄉二元等結構出發,城鄉統籌的現時視角過于狹隘,而要考慮到其在一個多維度社會--空間中的歷史淵源和發展趨向,需要從歷史、經濟、社會、文化等七個方面進行綜合性反思。
于此相類似的,還有一些學者也適度地反思城鄉統籌范式,集中關注城鎮化大潮中農村留守人口的生計和人力資本問題。黃宗智在他2007年的論文中,重新強調城市化過程中農業的重要性,其認為在大規模非農就業、人口自然增長緩慢和農業生產結構轉型的三大變革環境下,政府應該加大對農業的扶持力度,徹底解決農業新的隱性失業的問題。這一研究表明,三農視角在以前的城鄉統籌理論范式中是缺失的。
關鍵詞:生態經濟學 經濟發展方式 生態化轉型
圍繞經濟可持續發展形成的生態經濟學,是研究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的復合系統,即生態經濟系統的結構、功能及其運動規律的學科。根據生態經濟學的理論,發展生態經濟,促進社會生產和自然界生產進行相對等的物質能量循環,有助于人類社會擺脫資源緊張、環境污染的生態危機,走上生態文明的發展道路。人和自然界之間生態與經濟的良性循環關系是生態經濟的內在特征,也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本質要求。當前中國日益嚴峻的生態環境問題成為可持續發展的根本性制約,亟待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此要借鑒生態經濟學思想,大力促進經濟生態化轉型。
生態經濟學的實質
生態經濟學相對于傳統經濟學而言是巨大變革。經濟學家把生態環境看作是經濟的一個子系統,生態學家則把經濟看作是生態環境的一個子系統。這種思想觀念的逆向轉變,將推動形成深刻的環境革命、經濟革命和技術革命。生態經濟基本理論的關注點在于社會經濟發展同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關系,人類的生存、發展條件與生態需求,生態價值理論,生態經濟效益,生態經濟協同發展等,對于指導可持續發展具有傳統經濟學無法比擬的優勢。
(一)生態經濟學的形成與發展
生態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是20世紀60年代后期正式創建的,美國經濟學家鮑爾丁在他的論文《一門科學——生態經濟學》中首次使用“生態經濟學”這一術語,成為生態經濟學的最早倡導者。1980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確定將生態經濟作為1981年《環境狀況報告》的第一項主題。1989年,《Ecological economy》的出版和國際生態經濟學會的成立標志著生態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誕生。中國生態經濟學研究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1994年《中國二十一世紀議程》的頒布,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引入,擴展了生態經濟學的理論研究框架。在應用上,生態經濟學逐漸在生態園、生態城市、生態農業的建設中發揮了指導作用。
從生態系統的角度全面深入地認識生態經濟學的內涵,認識生態經濟的生態學和經濟學的特征關系,是促進經濟與生態可持續性協調發展的理論前提。純粹意義上的生態經濟是一種理想的可持續發展狀態,在現實社會發展階段,即使最發達的國家,生態經濟也沒有完全實現,各國的生態經濟還處于經濟生態化階段。
(二)生態經濟及其基本特征和要求
根據生態經濟學理論,生態經濟是不破壞環境、不污染環境的經濟,是不以不可再生資源為基礎的經濟,是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它具有生態學特征和經濟學特征。生態經濟的生態學特征表現為四個方面:一是系統性,即生態經濟作為一個系統,包含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兩大子系統;二是整體性,即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是有機統一的整體;三是循環性,是指整個系統中存在著“資源—產品—廢物—資源”的雙向網狀的經濟運動循環,在良好的生態條件下從事高產量、高質量和高效益生產;四是價值性,是指隨著人類生產的擴大,當自然的再生產能力無法滿足人類需要,人類社會需要投入必要的勞動對自然生態系統進行保護,對自然物質進行社會再生產。
生態經濟的經濟學特征主要有兩個:一是公平與效率;二是外部性與內部化。根據生態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發展生態經濟需要實現四個轉變:發展目標從增長型經濟轉變為穩態型經濟;物質流動方式從直線型經濟轉變為循環型經濟;能量來源由從化石型經濟轉變為陽光型經濟;生產與消費模式從產品型經濟轉變為功用型經濟。生態經濟學是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型需要借鑒的重要理論。
中國發展生態經濟的現實緊迫性
(一)自然稟賦相對不足
自然稟賦是一個綜合性概念,包括了自然的環境屬性、資源屬性和發展條件屬性。中國在人口眾多的基本國情制約下,與龐大經濟總量迅速發展對于環境容量的需求相對應,自然稟賦相對薄弱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無法回避的客觀條件和制約因素。
1.自然資源的匱乏。作為世界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中國的人均資源占有量卻大大低于世界人均水平,是典型的人口大國、資源小國。我國的資源總量和人均資源都嚴重不足,其中最基本資源如水、土、樹、氣、礦,人均水平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2.生態容量不足。環境經濟學理論認為,自然不僅為經濟發展提供大量資源,也是經濟發展的承載空間?!傲己玫纳鷳B環境具有擴散、貯存、同化廢棄物的機能,從而保持生態系統的相對平衡狀態”(徐康寧,2006)。生態足跡理論是研究生態承載量的重要理論,該理論認為“生態足跡是指能夠持續地提供資源或消納廢物的、具有生物生產力的地域空間”(Wackernagel M,Rees W E,1996)。中國人口眾多,生態足跡需求巨大,生態足跡供給(即自然生態系統的承載力)與之相比,處于相對不足的狀態,對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形成了根本制約。
(二)經濟發展的生態代價過大
在社會維度上,中國的生態環境問題表現為粗放型經濟增長的生態代價過大。中國人口眾多,而且資源利用效率低下,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的人均水平較高,生態損失成為經濟發展的代價,直接影響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論文摘要]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美國金融危機,通過多米諾骨牌效應將世界各國都卷入了經濟衰退的深淵,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在積極救治全球金融危機的同時,帶給我們的是更深入的思考:美國金融危機到底告訴了我們什么?
一、美國金融危機何以引發全球金融危機
美國次貸危機引發了全球金融危機,接著是經濟危機,好多人感覺天好像突然塌了曾經最成功的美國的增長模式,到底怎么了?華爾街作為世界上曾經最成功、最規范的金融投資市場,塑造了千萬個一夜暴富不勞而獲的傳奇,更是吸引了億萬懷揣暴富夢想人的眼球,看著那些癡迷瘋狂的眼神,一如當年傳銷市場激情澎湃的夢幻者。但吹起來的氣泡,總有破滅的時候,美國人靠著泡沫經濟發起來的經濟,就向突然扎了胎的汽車,驟然停下來了。盡管美國的美元可以不受監督的濫發增加國民收入、通過轉嫁給美元與美元債權貶值損失而受益、通過政治經濟手段迫使所有人予以救助,但美國還是要為他們“奢侈”的消費模式、無度掠奪似的金融工具創新買單沒有有效監督的金融體系最終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爆發。
一般來說區域性的金融危機,并不一定會引發全球的金融危機,可是一直以來,美元是世界通用貨幣,美國市場是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華爾街是最大的國際金融投資市場,因此美國金融危機就會通過美元貶值、美國市場需求較少以及金融衍生物的市值縮水,直接導致其他國家出口貿易減少、持有美元標的物的資產貶值以及美國企業股票市值縮水,從而將危害轉接給他國的企業或個人,從而提前引發各國存在的金融隱患使金融危機蔓延。
二、金融危機下的中國經濟發展
中國同樣也不能避免金融危機的影響:近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一朝縮水多少不得而知、作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我們還需要忍受美元債券貶值的痛苦、出口導向性的經濟增長模式受到了最嚴峻的考驗,加上這些損失,金融危機帶給中國的直接金融損失絕不僅僅是各種國際金融組織估計的150億美元,但世界各國對中國默默承受的損失被直接無視了。
過多的追求經濟增長,而忽視了人民實際獲得了利益的結果,是導致中國內需不足,所以我們需要通過出口拉動需求,結果就是:大量廉價中國制造產品的背后是同樣物美價廉的中國勞動力,可金融危機了即使給富人當長工也不可得,當富人不再需要你產品時候,我們突然意識到這種發展模式行不通了,開始促進內需。有人埋怨老百姓掙了錢不花,不現代不美國人,問題是兩極分化日趨嚴重的中國,老百姓沒錢可花,也沒錢敢花,工資年年漲可是都是什么人在漲?壟斷行業、事業單位以及有錢人的收入在漲,窮人的工資總是漲不過gdp的增長,甚至是通貨膨脹的增長,住房、子女教育與醫療,成了壓在窮人頭上的三座大山,即使從一出生就攢錢也掙不夠需要的。手里有點錢又不能投資,買房子首付就付不起,按揭想都不敢想,即使當房奴也要有那個資格才行,自己住的都買不起更不要說倒騰房地產了;好不容易連攢帶借籌了些錢入股市成為投資者了,一場股市大動蕩,突然發現自己“真的一無所有”了,欲哭無淚,窮人除了留下購買維持生存的花費,只能把錢存在銀行了。
三、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借鑒
中國問題,不是金融危機的問題,是自身的問題:股市過幾年就要清洗一次,樓市沒兩天就要漲幾次,在日本有嚴格的股市波動監控體系,而我們中國顯然做的不好,很少有人提出救治股市拯救我國融資投資市場,每個人都當股市是提款機,可是成功提到錢的永遠都是少數投資者;樓市還沒有降,只是增幅從火箭變成了飛機,地方上一些商人就開始疾呼救市了,可過去房價一年翻好幾番,老百姓買不起房子或是被房貸壓彎了腰的時候,卻很少有人提出救房市,因為此時的房市已經不是一個為了滿足百姓的需求的市場了,而是一個在不斷飛漲下的圈錢機器。
救市,美國的方式很直接,政府出錢直接通過貸款、發錢來救助陷入危機的企業和個人,我國救助則是由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建設,對于同樣陷入危機的中小企業和個人少有人問津。金融危機,其實中國早就有了,過去樓市坐著火箭飛漲、股市向打擺子一樣震蕩、銀行大量不良資產存在,如果不是國家強有力的宏觀調控,不金融危機才怪!借著美國金融危機的光,好多問題都有了解釋的理由了,但很少有人思考,我們經濟發展遇到的問題有多少源于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又有多少源于我們自身的原因。
什么是科學發展觀,縱觀歷史不論哪個政黨、哪個執政者不代表人民的利益,不反映人民的要求存在都不可能,遑論科學與發展,經濟增長了是什么樣的增長,是富人掠奪窮人式的增長還是公平民主競爭下的增長?人民永遠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力軍,但不一定是受益者,在我們提倡科學發展觀的時候,最根本的還是要考慮人民在社會發展中得失了什么?改革這么多年,政府雖然不斷努力,可是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社會福利依舊很差、壟斷下的資源依舊分配不公,我們怎么能說我們的增長模式是科學的、發展的、和諧的和可持續的?我們要走的路還很長,國家要想富強需要做的事情還很多,但我們已經麻木了各種各樣的口號、習慣了各種換湯不換藥形式的整改,可金融危機的沖擊使我們確確實實感到了時代的脈搏和氣息,美國消費世界人民買單、人家揮霍卻要中國人掏腰包,這肯定不是科學的發展觀。美國金融危機,引發了中國經濟危機,重要的不是抱怨“城門著火殃及池魚”的無奈,而是看看隔院的火到底引著了自家后院的什么?
參考文獻
[1]孫執中,《榮衰論戰后日本經濟史(1945~2004)》,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8
[2]許傳華,徐慧玲,《美國新金融危機中的救助及啟示》,《中州學刊》,2009年第1期,pp:43~45
論文摘要:最近幾年來全球經濟發展中最具有全面影響的事態,首推全球經濟失衡。盡管全球經濟失衡已延續多年,但中國作為一個剛剛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的發展中國家,只是近年來才真切感受到它的影響,而且被強加了矯正失衡的責任。文章將從全球經濟失衡這個大環境中,找出一些應對措施,力求使中國的經濟增長更加健康和可持續。
全球經濟失衡已經成為當前全球經濟發展的一個突出現象,并已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不安。廣義地講,全球經濟失衡可以指全球經濟任何方面的不平衡: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南北貧富的差距、貿易和資本流動的不平衡等。不過在大多數場合,人們在談論全球經濟失衡的時候,是指美國巨大且不斷增大的經常項目逆差,以及相關聯的美國極低的儲蓄率和其他國家特別是東亞國家極高的儲蓄率。然而由于全球經濟作為整體是一個封閉經濟,在核算意義上它總是平衡的: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一定意味著其他國家的經常項目順差;美國儲蓄不足,一定意味著其他國家儲蓄過剩。正如2005年2月23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托在題為“糾正全球經濟失衡——避免相互指責”的演講中指出,全球經濟失衡是這樣一種現象:美國經常賬戶赤字龐大,債務增長迅速,而日本、中國和亞洲其他主要新興市場國家對美國持有大量貿易盈余。
經常項目衡量的是一國與他國商品和服務貿易以及資金往來情況。當一國出口收入和其他經常性收入不足以彌補本國進口和其他經常性支出的時候,經常項目逆差出現,并主要表現為貿易逆差。央行在分析中指出,作為失衡的一方,美國2005年貿易赤字總額達到了空前的7257億美元,占其GDP的比率由10年前的1.2%驟升至5.8%;而作為失衡的另一方,日本、中國等亞洲國家、主要石油出口國及部分歐洲國家的貿易順差則達到1000億美元的規
模。其中中國尤其受關注,2005年中國貿易順差達1019億美元,特別是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達1142億美元。
一、全球經濟失衡的原因分析
全球經濟失衡問題近來受到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學者、政策當局以及國際機構對于全球經濟失衡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這種全球性失衡狀況增加了引發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蕭條的風險。處于全球經濟失衡這種大背景下,中國作為全球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一個積極成員,經濟運行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在研究中國經濟發展問題時,我們必須具備全球眼光,用全球的眼光看清世界經濟的發展狀況及其走勢。因此,分析全球經濟失衡的原因就顯得特別重要。
首先,從美國的角度看,經常賬戶逆差的不斷擴大是其經濟結構與產業結構長期調整的必然結果。美國是世界上最早出現“產業結構軟化”趨向的國家。1958年,美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過50%,此后服務業與第一、第二產業的地位差距不斷擴大,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進一步推動了其經濟結構調整進程。美國不僅引領了全球產業結構的調整進程,也使其在產業結構比較優勢方面與其他國家呈現出越來越大的差異,比較優勢產業越來越集中于創新產業和金融業等服務行業。按照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創新產業的產品需求在創新期往往限于國內,而服務業產品又多為非貿易品。這便導致美國的比較優勢產品多體現為非貿易的特征。自1971年以來美國商品貿易的逆差不斷擴大,而服務貿易卻始終處于順差狀態,也表明美國以貿易品為主的商品制造部門的比較劣勢越來越明顯,而以非貿易品為主的服務業領域則具有越來越突出的比較優勢。這一變化是通過美國將制造業產品等貿易品的生產以外包方式分散到世界各地,并通過進口來滿足需求的過程實現的。所以,從整個世界經濟運行的角度看,美國經濟結構與產業結構的這種先行調整及其所導致的其他國家產業比較優勢的變化,是其經常賬戶逆差擴大的根本原因。
其次,從全球角度看,戰后美國率先出現的結構調整使得世界范圍內的制造業生產重心,先向其他一些發達國家轉移,改變了兩者間的貿易關系和生產格局,出現了日本等國對美出口制造業產品,形成對美順差的“失衡”局面。同時,西歐、日本等發達國家在美國引領下也開始了產業結構的升級調整過程,服務業比重逐漸擴大,制造業重心轉向資本品生產,在貿易自由化和其后的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發達國家逐漸將部分制造業產品尤其是消費品的生產轉移至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從而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了服務業比重越高者為經常賬戶逆差而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者則為順差的局面。結果,美國不僅要從其他國家進口消費品與標準化的資本品,其他資本品也越來越多地依靠進口,產業比較優勢的“軟化”使得美國經常賬戶逆差不僅規模持續擴大,其產品結構與來源地也更加多元化。最終,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了相互關聯的4個層次的產業循環和貿易循環的格局:一是美國自其他發達國家進口資本品,自新興工業化和發展中國家進口消費品,存在巨額逆差;二是其他發達國家向美國出口資本品,自新興工業化和發展中國家進口消費品,最終經常賬戶存在或多或少的順差;三是新興工業化和發展中國家自發達國家進口資本品并向發達國家出口消費品,形成一定的順差;四是石油出口國等資源充裕國則向商品主要生產地出口能源、原材料而形成順差。由此可見,現階段的全球經濟失衡更多地體現出多邊性、全球性的特征。
全球經濟失衡,中國也不例外。長期以來,中國儲蓄過剩,物價水平就不可能向上走,處在結構調整的過程中,結構不平衡,有很多力量不會很順暢地在整個體系中傳導?,F在全球經濟失衡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如果再不著手解決問題,將會對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展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又是一個發展較快、世人關注的國家,毫無疑問有責任維持和推動世界經濟的穩定增長。因此,高度重視全球經濟失衡問題,并著手避免其進一步惡化十分必要。
二、中國應對全球經濟失衡的對策
面對全球經濟失衡加劇可能造成的外部風險和沖擊,中國必須下決心及早采取措施主動調整內外不平衡,增強抵御外部風險和抗沖擊能力,以確保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
第一,必須加快調整內外需求比例,適當降低經濟增長對出口的依賴,更加堅定地立足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推動經濟增長,這是抵御全球經濟失衡可能造成的外部風險沖擊的最有效途徑。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和貿易順差過大,前者易造成通貨膨脹和產能過剩,后者易引發貿易摩擦和加大外部風險。因此,當前調整內外需求比例的重點應該是抑制固定資產投資的過快增長,加快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切實解決住房價格上漲過快和教育、醫療亂收費等制約現期消費問題,促使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向消費與投資、內需與外需協調拉動轉變,增強抵御外部風險的能力。
第二,適當調整外資外貿政策,提高利用外資質量和促進外貿平衡發展,防止國防收支失衡進一步擴大。按照國家的產業政策和地區發展戰略加強對外資引導,規范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行為,適當提高勞動者權益和生態環境的保護標準,杜絕低水平重復建設,技術檔次低、土地資源占用多,能源消耗大和環境污染嚴重的外資項目,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效益。進一步調整出口退稅政策,繼續嚴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資源性產品出口,積極推進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適當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使出口產品價格更加真實地反映實際成本,推動出口企業加快轉變外貿增長方式;同時也要積極擴大進口,特別是擴大先進技術、關鍵設備及零部件、國內短缺的資源、原材料及其制成品進口,實行進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發揮進口在促進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第三,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水平的基本穩定,適當調整外匯儲備規模和結構,防止美元貶值造成儲備資源縮水。全球經濟失衡和中國經濟的內外不平衡,有著深刻而復雜的國際、國內原因,人民幣大幅升值,既不可能糾正全球經濟失衡,也不是解決中國經濟內外不平衡的最佳政策選擇,反而有可能影響中國經濟的發展。因此,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應從中國經濟發展和金融改革實際需要出發,在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同時,保持人民幣匯率水平的基本穩定。要密切跟蹤分析國際經濟金融形勢變化,特別是美元匯率走勢可能出現的趨勢性變化,及早調整外匯儲備資產的幣種結構,同時通過擴大進口和鼓勵其他對外投資來適當降低外匯儲備規模,防止美元一旦大幅貶值造成國民財富流失。
第四,積極參與國際經濟交流合作與政策協調,共同維護世界經濟的穩定,努力營造有利于中國的國際環境。全球經濟失衡涉及的國家和地區眾多,但主要失衡方是美國,只有有關各方加強合作采取共同行動,特別是美國承擔主要調整責任,才有可能扭轉全球經濟失衡繼續擴大的趨勢。為此,中國應加強同其他有關各國的磋商協調,督促美國削減財政赤字和提高國內儲蓄率,更多地承擔調整責任,共同維護世界經濟的平衡發展。
參考文獻
1、李楊,余維彬.全球經濟失衡與中國宏觀經濟政策[j].新金融,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