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社會研究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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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論學術界關注的重點及分歧

對中國社會保障改革問題的研究，理論學術界關注的重點與政府關注的重點領域基本一致，并伴隨著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的推進而發展。目前討論的熱點如下：

1.中國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在改革傳統社會保障制度的背景下，如何看待社會保障制度？中國需不需要建設一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如何建立一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理論學術界對這些基本問題的看法客觀上存在著分歧。不過，絕大多數學者對社會保障制度持肯定態度，認為社會保障制度不僅是必要的制度安排，而且是利國利民的十分重要的制度安排。長期從事中國社會保障問題研究的宋曉梧、馮蘭瑞、鄭功成、何平、胡鞍鋼等多數專家、學者均主張中國應當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將中國新型社會保障體系發展成為一個多層次的體系亦已成為學術界與政策層面絕大多數人的共識；但也有陳平等人對社會保障制度基本上持否定態度，認為“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是短視國策”。

在贊成建設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前提下，不同學者的具體看法亦不盡一致。劉福垣主張大一統論，即以國家財政為基礎，提出應盡快統一全國社會保障體系，并將農民納入這一體系之中，宋曉梧是城鄉有別論，他將建立城鄉有別的社會保障體系列為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的中長期目標；馮蘭瑞主張盡快通過實現省級統籌來過渡到全國統一；何平堅持長期持續發展論，認為實現這一目標“需要一個艱苦的長期過程，這個過程大約需要30-50年”鄭功成則是漸進統一論，他認為需要在化解養老保險歷史債務、降低社會保險繳費率、強化國家財政與勞動者個人的責任并縮小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差距的條件下，積極穩妥地推進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

與此同時，在探討社會保障體系問題時，必然涉及到對社會保障制度如何界定的問題。國內學術界主要有三種觀點：一是大社會保障論，認為社會保障制度包括社會救助、社會保險與社會福利等各種保障國民生活系統的總稱，這一界定最早是由民政部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確立的，以后成為官方的正式界定，并為理論學術界絕大多數人所認同；一是大社會福利論，認為社會福利制度不僅不應當納入中國社會保障體系，而且社會福利制度應當包括社會保障體系、社會救助體系和社會福利服務體系，這一觀點主要是竇玉沛、尚曉援等的新主張；鄭功成在贊同大社會保障制度論的同時，則提出應當分理論與制度層面來展開討論，即在理論上探討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的差別具有必要性，但在制度層面上尊重已經約定俗成的界定并無問題。上述討論并非純學術探討，而是隱含著重新界定中國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政策體系及框架之爭。

2.中國社會保障改革優先考慮的領域。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是全方位改革，但受各種因素的限制，客觀上不可能全方位推進，因此，優先考慮哪些制度變革是改革進程中必須抉擇的問題，理論學術界已有的成果表明在這一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分歧。

由于城鎮改革尤其是國有企業改革是整個改革事業的重心所在，與之相關的社會保險制度改革亦成為最引人關注的問題，它反映在理論學術界就是絕大多數論著均著眼于社會保險制度尤其是其中的養老保險制度，在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承辦的書報資料復印雜志《社會保障制度》的備選文章中，研究社會保險改革的論文約占總數的60%以上。在眾多研究者的論著中，社會保險事實上成為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必須優先考慮的問題。這種傾向與國家近十多年來對社會保險改革的特別重視及社會保險改革在整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中的特殊地位基本一致。

在大多數學者主張優先考慮社會保險改革時，也有部分學者對此并不完全贊同。景天魁、楊團等人在其有關著作及論文中提出基礎整合的社會保障模式，就強調以最低生活保障、社區保障為重點而不是以社會保險為重心來構建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唐鈞亦特別強調社會救助是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重中之重。

鄭功成則從全球范圍出發，將社會保障發展進程劃分為以社會救助為核心的社會救助型社會保障階段、以社會保險為主體的社會保險型社會保障階段和以社會福利為重點的社會福利型社會保障階段，他認為中國正處于一個特殊時期，它既需要著重考慮社會保險制度改革，又必須以改造和完善社會救助制度為基礎，同時還面臨著如何滿足社會成員日益增長的社會福利需求問題，從而主張整體協調發展。

3.政府在新型社會保障制度中的責任。有的論者將其提高到憲法所確定的權益保障層面強調政府責任，有的論者則強調個人及家庭應當承擔起自己的責任，主流的觀點則是建立社會保障責任共擔機制，即政府、企業、個人乃至社會均應當分擔相應的責任。例如，劉福垣就認為社會保障是國家責任，它應當通過稅收來解決全體國民的社會保障問題；何平則認為社會保障不能搞成一個純粹的國家福利和政府行為，主張政府扮演最后出臺的角色，一部分入主張政府財政只承擔社會保障基金收不抵支時的兜底責任。鄭功成認為無論社會保障制度如何改革，政府均肩負著主導社會保障制度的責任。

4.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中的若干具體問題。中國新型的養老保險制度采取的是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模式。對此，多數學者認為有創新意義，較單純的現收現付式或單純的個人賬戶式制度更能夠適應發展需要。但也有人認為個人賬戶并不適合，如劉福垣基于社會保障是公共物品的原理而反對建立個人賬戶，莫泰基基于經濟、社會乃至個人的客觀風險也反對采取個人賬戶制；在國際上，國際勞工組織也是反對個人賬戶模式的，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經濟組織卻推崇個人賬戶制，這些組織的專家還向中國政府提供專門的政策研究報告。在承認統賬結合模式的專家中，有的人肯定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緊密結合在一體，有的主張實行板塊狀結構（即分開管理），有的主張將這一統賬結合模式改成兩個獨立的支柱。在統賬結合的比例上，亦存在著統賬均等、大統籌小賬戶、小統籌大賬戶之爭；在個人賬戶的繳費責任方面，有人主張雇主分擔，有人主張個人承擔全部責任。還有人從長遠目標出發，提出將其改造成普惠式的國民養老金和差別性的職業養老金結構。

在籌資手段方面，單一渠道的資金來源已經被摒棄，主張多元化籌資方略已經成為絕大多數學者的共識。但在社會保險籌資方式上，卻存在著費稅之爭。除劉福垣是將社會保障看成是國家或政府的完全責任而自然完全需要依靠稅收外，包括吳樹青等許多學者均主張盡快開征社會保險稅以替代現在的社會保險征費制，唐鈞、楊良初等人甚至對如何開征社會保險稅進行了政策設計；鄭功成則通過對中國現行社會保險統賬結合模式的考察，明確主張社會保險費改稅緩行，并將這一主張提交給決策層；后來鄧子基、厲以寧等從我國財政稅收體制的角度亦認為中國目前不具備開征社會保險稅的條件。

在農民工社會保障方面，鑒于農民工作為中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與傳統戶籍制度沖突中出現的—個特殊群體規模龐大，在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上，越來越多的學者主張應當給農民工以社會保障，北京等地甚至制定了專門的農民工養老保險政策；也有一批專家認為農民工因為有土地保障，加之政府承受能力不強而主張不必考慮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上述兩種觀點均較流行；第三種思路則是主張分類分層保障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權益，在肯定農民工需要社會保障的條件下，認為應當優先考慮農民工的工傷保障、特困援助等，養老保險則在其后且應分類展開。

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方面，多數專家主張農村居民應當享有社會保障，但也有人認為農民有土地保障和傳統的家庭保障，現階段可以不考慮。在主張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方面，不同的學者亦存在著觀點分歧，宋曉梧持城鄉有別論，王延中主張分區域推進，鄭功成仍然持分類分層推進的觀點，認為應當承認農村人口不斷分化的現實并采取有區別的社會保障政策。

二、對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研究的綜合評論

1.價值評判。基于社會保障是以經濟手段解決社會問題進而達到特定政治目標的制度安排，制度變革的實質是利益格局的重大調整，研究并解決這一問題顯然不是單一學科能夠完成的。因此，近十多年來尤其是近幾年來，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管理學、精算學等學科的專家均有一些人從不同的角度來研究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問題，專門的社會保障學者也需要運用經濟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的知識與方法，多學科合作與跨學科研究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保障改革這一領域的重要取向，它從一個側面表明了當前社會科學學科尤其是處于應用層次的學科發展的新趨勢。

從中外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歷史來看，社會保障要受經濟、政治、社會乃至歷史文化等多種國情因素的深刻影響，研究中國的社會保障問題必須與中國的具體國情緊密結合。在西方國家社會保障制度早已成熟但又面臨著一些問題的條件下，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個正處于經濟社會轉型時期的國家和一個對社會保障制度進行全面變革的國家，有著非常獨特的研究價值，這種價值揭示出立足中國國情來研究并解決中國的社會保障改革問題，將為各國改革、完善自己的社會保障制度提供新的啟示和經驗，從而可以對國際社會保障理論的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這正是中外學者普遍關注中國社會保障改革問題的根本原因所在。

推動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和這一制度健康發展是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研究的基本目標。在近幾年的社會保障改革歷程中，可以發現學術界的研究及其成果對這一改革實踐的影響。如1998年以來，國家的重大社會保障改革方案或政策出臺，大多數均有相關的研究成果作為決策依據，決策層對國內外學術界意見的重視，揭示了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研究日益理性化和極高的應用價值。

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研究的貢獻，還表現在對社會保障學科發展的推動方面。盡管社會保障作為一門學科還缺乏必要的、穩定的內核，但確實已經成為一個專門的學術領域。

對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的研究，因其具體內容（包括國民的養老、疾病醫療、失業、工傷、貧困及各項福利措施等等）均涉及到國民的現實生活，必然促使著學者與學術走出象牙塔，進而推動著理論學術研究更加貼近現實和更富人性與人文關懷精神。

2.值得注意的一些傾向。第一，創新不夠，學風堪憂。盡管研究中國社會保障問題的書籍與文章日益豐富甚至有一片繁榮的景象，但真正具有創新價值的論著并不多見，部分人過于急功近利，在創新不夠的同時存在著較為嚴重的學風問題。

第二，不做深入調查，照搬國外學說。從已有的文獻來看，可以發現相當多的研究缺乏深入的社會調查，一部分研究成果脫離中國的現實國情，或者過分迷信某些國際組織與國外學說，甚至將社會保障政策視同為經濟政策，以至于給社會保障改革的深化帶來負面影響。

第三，對深層次理論問題關注不夠。相當多的研究成果缺乏對中國經濟改革與社會發展宏觀背景及現階段各相關因素的了解與分析，對現代社會保障制度建制理念的發展和特有的人文關懷精神視而不見，對經濟領域中的效率優先與社會保障制度中的公平優先認識不清，只是針對中國社會保障改革中的局部問題開出“頭痛醫頭”的藥方，這一傾向直接損害了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研究的理論價值與應用價值。

第四，研究中的失衡性。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研究主要集中在體系構建和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方面，對同樣重要的社會救助制度改革（如對規模龐大的貧困人口的救助）與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的研究卻較少；對經濟保障研究多，對服務保障與情感保障研究少；對城市保障問題研究多，而對農村社會保障問題研究少；對國有企業職工的社會保障研究多，對非國有單位職工的社會保障問題研究少，對改革中出現的農民工或流動人口群體的社會保障更少；對正規就業者的社會保障研究多，對非正規就業者的社會保障問題研究少；對政府責任的控制研究多，對合理的責任分擔機制研究少；對中央政府的責任問題多，對地方政府的社會保障責任以及中央與地方責任劃分研究少；等等。

3.可以預見的走勢。首先，多學科交叉研究中國社會保障研究將趨向深化。多學科交叉融合將既是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研究的內在需要，也將推動著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研究逐漸走向成熟。當然，在肯定多學科交叉融合的同時，各學科關注的重點肯定存在著差異，這種格局表明社會保障政策選擇過程中對改革研究成果的取舍是否合理，將取決于決策者的政治智慧與魄力。

其次，價值取向與建制理念的研究將更加引起重視，社會保障改革研究將更富人道主義與人性化。以往的研究多從經濟效率角度出發，忽略了社會保障制度固有的倫理基礎與人文關懷精神。近年來的趨勢表明，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中的效率至上觀念和慈悲意識遭到抨擊，社會保障公平理念正在回歸，這將使研究成果更加接近社會保障制度的本質追求，同時更加富有現實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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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競爭優勢關系競爭

縱觀企業競爭方式演變的軌跡，不難發現，競爭的焦點正不斷從價格競爭向非價格競爭轉移、從產品本身向產品以外延伸。在這一轉變過程中，企業社會責任正逐漸成為企業競爭優勢新的增長點，從而越來越受到理論界和企業界的關注和重視。

市場競爭主導方式的演變及趨勢

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競爭的主導方式也在沿著“價格競爭—產品競爭—服務競爭—關系競爭”的軌跡發生轉移。

（一）價格競爭

價格競爭是依靠低廉的價格或靈活的定價與其他企業展開競爭，獲取競爭優勢。在早期的市場競爭中，生產力水平低，產品同質性強，消費者對產品價格關注，其個性化需求還未得到顯現，因此，企業之間的競爭主要集中在產品的價格上，價格競爭成為市場競爭的主導方式。然而，這是一種易為競爭對手所仿效的競爭方式；而且，太低的價格導致質量下降、顧客流失；隨著消費者購買力的提升，其所關注的利益也不再局限于產品價格。因此，價格競爭逐漸為其他非價格競爭手段所取代。而今雖然靈活的價格策略仍然是市場競爭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且雖然在一些國家和地區（特別是經濟欠發達國家和地區），價格戰還時有發生，但價格競爭已不再是市場競爭的主導方式。

（二）產品競爭

產品競爭是通過產品的差異化與其他企業進行競爭，獲得競爭優勢。隨著生產力水平的進步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企業間競爭方式的轉變首先體現為從同質產品的價格競爭轉向產品差異化競爭。科學技術的發展為產品差異化創新提供了條件，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費觀念的變化，帶來了市場需求的多樣化，從而驅使企業不斷在產品差異化方面進行創新。產品的差異化導致了市場的細分化，企業通過發現并占領一些細分市場，在滿足顧客個性化、多樣化需求的同時，也獲得了較單純的價格競爭更大的利潤空間。因而，這種以差異化為基礎的產品競爭越來越受到更多企業的青睞，從而取代了價格競爭而一度成為市場競爭的主導方式，而且至今仍然是企業參與市場競爭的主要方式之一。

（三）服務競爭

服務競爭是通過向顧客提品以外的一系列附加服務而與其他企業進行競爭，獲取競爭優勢。隨著產品差異化競爭的日趨激烈，“創新—仿效—創新”的循環周而復始，而且循環周期逐漸縮短。在巨大的競爭壓力下，差異化創新必然從產品本身向產品以外延伸，服務競爭成為繼產品競爭之后企業競爭的又一重要手段。根據顧客需求差異設計、提供區別于競爭對手的優質服務，成為現代企業競爭優勢的一個重要來源，服務競爭已取代了產品競爭而成為當前市場競爭的主導方式。

（四）關系競爭

關系競爭是通過與利益相關者建立和發展良好的關系，構建競爭優勢。隨著企業之間競爭的加劇和升級，產品及服務的差異化程度越來越小，一些企業開始從產品及服務以外尋求新的差異。通過與利益相關者建立良好的關系，企業可以更好地獲得顧客的信任和忠誠，可以增強企業及其產品的知名度、美譽度，建立良好的產品形象和企業形象，提升品牌價值，可以建立有利的內外部競爭環境，而且可以減少交易成本，從而增強企業的競爭能力和盈利能力。通過建立良好的關系網，使得競爭不再是在企業之間進行，而是在網絡之間進行，一個建立了更好的關系網的企業將比競爭對手獲得更大的競爭優勢。目前這一競爭方式已初現端倪，而且可以斷定，它必將成為未來市場競爭的主導方式。

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競爭優勢的新增長點

從企業競爭方式的演變中可以看出，關系競爭將逐步成為市場競爭的主導形式，良好的關系網正成為企業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為此，企業越來越重視與利益相關者建立良好的關系。在此過程中，企業社會責任也越來越受到重視。

企業社會責任這一概念最早由美國學者OliverSheldon于1924年提出，其后，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和爭論一直不休，到20世紀90年代，眾多學者和企業對企業社會責任趨于認同和支持。但目前學術界對企業社會責任這一概念還沒有統一的表述，國內學者比較認可的是盧代富的觀點，即企業在謀求股東利潤最大化之外所負有的維護和增進社會公益的義務，也就是企業在謀求股東利潤最大化的同時也要兼顧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從這個意義上講，企業不能僅僅以最大限度地為股東們營利或賺錢作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應當最大限度地增進股東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會利益，這些社會利益應該包括雇員利益、消費者利益、債權人利益、中小競爭者利益、當地社會利益、環境利益、社會弱者利益及整個社會利益等內容。

盡管關于企業社會責任必要性的爭論至今還未停止，但通過分析國內外眾多企業在承擔社會責任的同時獲得商業上成功的實踐可以看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可以帶來以下幾個方面的好處：銷售額和市場份額的增長；品牌定位得到鞏固；企業形象和影響力得到提升；吸引、激勵和保留員工的能力得到提高；運營成本降低；對投資者的吸引力增大。企業社會責任在全球的實踐證明企業承擔社會責任與利潤的增長并不矛盾。

事實上，企業社會責任可以轉化為企業的競爭力：其一，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有利于優化生存環境。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可使其免受政府部門、公益團體、社會公眾的譴責、懲罰與限制，使決策和經營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和自主性，而且還可能因此受到政府的獎勵享受優惠政策等。其二，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可以改善公眾形象，提高企業的知名度、美譽度，增強企業與社會的和諧度，吸引消費者，為企業發展創造更廣闊的市場。其三，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有助于跨越國際壁壘。當前，在國際上社會責任已經成為對一流企業“高標準、嚴要求”的公認指標。在經濟全球化進程日益加快的今天，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將有助于企業獲得進入國際市場的通行證，減少社會責任運動的沖擊，提升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能力。其四，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有助于吸引人才。經常參與到社會責任事業中的企業更具知名度，當然也就更易招聘到并留住優秀人才。其五，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有助于提升財務業績，因為有責任感的企業永遠是投資者青睞的目標。

提升企業社會責任競爭力的策略建議

眾多理論研究和企業實踐表明，企業社會責任和企業競爭力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當前，企業社會責任運動已成為一種世界潮流，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我國企業要跟上國際社會發展的節奏，必須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及早做出應對策略。

（一）強化企業社會責任意識

企業必須提高對履行社會責任必要性的認識，增強承擔社會責任的主動性和積極性。要充分認識到，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不僅是企業的義務，而且對企業競爭力具有潛在的和長期的影響，切不可把企業盈利與企業社會責任對立起來，忽視或故意逃避應承擔的社會責任。要認識到企業是社會大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企業必須與社會環境系統和諧相處、共生共榮，社會大系統是企業利益的來源，是企業的生長環境，企業需要從社會環境中汲取營養，同時也必須反哺社會，在推動社會進步、關心環境和生態、維護市場秩序、扶助弱勢群體、參與社區發展、保障員工權益、解決就業等方面承擔一定的義務，企業只有與社會形成和諧互動的關系，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要從社會整體的角度和企業長遠發展的角度審視企業目標，不僅要考慮股東的利益，還必須考慮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要把社會責任主動納入企業目標體系。要從關注企業的長期盈利能力和增強持續競爭優勢的角度看待企業社會責任，眼光不應該僅僅局限于本身眼前的利益，還應該考慮與社會、環境的和諧關系，以謀求長久的競爭優勢，實現企業的永續發展。

（二）實施企業社會責任戰略

企業必須在綜合分析內外部環境的基礎上，制定切實可行的社會責任戰略，通過社會責任戰略管理活動，將履行社會責任落到實處并轉化為企業實實在在的競爭力。首先，要做好企業社會責任戰略定位。能力和優勢源自于對資源的有效利用，源自于區別于競爭對手的“差異化”。因此，企業必須根據自身所處的環境、內部資源及所關注的重點，進行企業社會責任戰略定位。其次，要制定并實施社會責任戰略計劃。通過調研，列出各利益相關者的期望和需求，據此規劃企業社會責任的遠景和目標，制定短期和長期戰略，根據戰略制定行動方案并組織實施。再次，要做好企業社會責任戰略實施效果的反饋和評價。要建立企業社會責任戰略執行情況的監督和報告體系，加強戰略執行過程的跟蹤管理，用恰當的評價標準、科學的評價方法來衡量戰略實施效果，如果未能達到預期的目標，要通過戰略控制來進行適當調整。

（三）培育企業社會責任文化

要提升企業社會責任競爭力，必須培育優秀的企業社會責任文化。為此，企業必須從自身長久生存和持續發展的目標出發，考慮本企業應承擔的社會責任，提煉出適合本企業的經營理念，建設有特色的企業文化。要以企業社會責任為切入點，將承擔社會責任視為自身發展的一種內在需要，將社會責任貫穿于企業生產經營的各個環節和各項活動中，使其成為企業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成為企業的一種主導價值觀。要圍繞企業社會責任這一核心理念來建立企業社會責任文化體系，指引、約束、激勵企業的每一位員工將企業社會責任付諸實踐，并形成為制度守則、貫穿于行為舉止、養成為習慣風氣、內化為精神信念、彰顯為形象特色。

（四）優化企業社會責任關系

要有效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并將其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競爭力，企業必須加強與各利益相關者的溝通，妥善協調各方關系。要處理好與投資者的關系，在不損害其他相關者利益的前提下，保障投資者的收益權，促進資產保值增值，為投資者提供較高的回報；要處理好與內部員工的關系，堅持以人為本，關心、理解、尊重員工，增強員工的歸屬感，切實維護員工的合法權益和正當利益，在不損害其他相關者利益的情況下努力實現員工自身價值的最大化；要處理好與消費者的關系，不斷提高產品質量和服務質量，滿足消費者需求，保護消費者權益；要處理好與供應商、經銷商、競爭者的關系，合作共贏，誠信經營，公平競爭，恪守商業道德，維護市場秩序；要處理好與社區、政府的關系，優化發展環境，依法經營、照章納稅、發展生產、促進就業、保護環境、節能減排，積極參與和支持社區建設與公益事業，關心弱勢群體，關注慈善事業；要處理好與輿論媒體、行業協會及其他社會團體的關系，自覺接受社會公眾的廣泛監督，全力打造、宣傳企業社會責任形象，提高知名度、美譽度，增強企業社會責任競爭力。

參考文獻：

1.李文川，盧勇，張群祥.西方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對我國的啟示[J].改革與戰略，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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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社會醫療保險需不需要營銷的討論

社會醫療保險的營銷，就是將多層次體系下的各險種，通過創造、傳遞和傳播優質的顧客(參保者)價值，獲得、保持和發展參保人群。當“使推銷成為多余”，營銷目的便得以實現，醫療保險擴面工作也變得簡單有效，“廣覆蓋”、“大數法則”等迎刃而解。

1.1從市場角度看，醫療保險和其他保險一樣，是非渴求商品

醫保經辦機構必須主動推銷和積極促銷，善于使用各種推銷技巧尋找潛在顧客，甚至采用高壓式的方法說服他們接受其產品，從而使更多的人群加入到社會醫療保險體系中來。

1.2從醫療保險的需求特性看，疾病發生的隨機性造成對醫療保險需求的隨機性和不確定性

我國醫療保險起步遲，保險制度不完善，醫療保險市場處于短期非均衡狀態。受收入、保險意識、效用偏好等因素的影響，相當一部分人群還沒有被納入醫保體系。由于潛在的醫療需求沒有得到釋放，醫院的市場化取向得不到有效滿足，其利益、運營效率甚至是社會福利都受到了損害。營銷就是善于為醫療保險刺激出需求，促進市場的均衡運動。醫療保險的經辦機構應該通過營銷試圖去影響需求的水平、時機和構成。

1.3從社會屬性看，“城鎮”向“全民”跨越后，社會醫療保險的參保擴面工作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

原來的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參保群體是城鎮各類組織以及這些組織中的勞動者，通過政府的強制性力量使醫療保險得以覆蓋問題不大。但是，向“全民醫保”跨越的過程中，靈活就業人員、外來務工人員、自謀職業者、新成長勞動力、其他城鄉居民等，其數量比原來意義上的“職工”要多得多，醫療保險覆蓋這些人群，政府的強制難以奏效；而借鑒商業保險的辦法，運用營銷手段擴大人群覆蓋，促進“全民”目標的實現，這也是新形勢下加強醫保經辦機構能力建設的重要方面。

1.4從其本身特性看，社會醫療保險應具有社會營銷觀念

社會醫療保險組織的任務就是在多層次的醫保體系下，確定各類人群所對應的諸目標市場的需要、欲望和利益，并以保護或者提高參保人員和社會福利的方式，在滿足基本醫療保險方面比商業公司更有效、更有利地向目標市場提供所期待的滿足。因此，社會醫療保險的經辦機構要通過營銷活動，維護和改善客戶(參保人員)關系，考慮社會與道德問題，平衡醫、保、患利益關系。社會醫療保險理所當然地就要在效率、效果和社會責任方面，于某種哲學思想的指導下進行營銷活動。

綜上所述，社會醫療保險作為公共服務產品，需要用市場化思維，借鑒產品(服務)營銷的原理，使市場主體更多地選擇醫療保險，讓更多的人群加入到社會醫療保險的“安全網”。

2社會醫療保險的營銷設計和實施

和其他產品、服務的營銷一樣，社會醫療保險的營銷要以4Ps理論(產品PRODUCT、渠道PLACE、價格PRICE和促銷PROMOTION)作為行動的指導。同時，作為公共服務產品，除了傳統的4Ps外部營銷外，還要加上內部營銷和交互作用營銷兩大因素②。內部營銷，就是社會醫療保險經辦機構要加強對經辦人員的培養和激勵，全機構都要有“營銷”觀；交互營銷，是指經辦機構經辦能力、服務參保單位、參保人員的技能。

2.1營銷定位：“全民醫保”下的適應營銷

覆蓋全民的社會醫療保障體系，將打破城鎮職工的界限，面向社會各類人群，以統賬結合的基本醫療保險為基礎，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獨立與企業事業單位之外，資金來源多渠道、保障方法多形式、保障水平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體系。也就是說，在國家規定的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以外，需要根據人群特點、收入水平和醫療消費等，建立多個高低不等的醫療保障層次，至少是一些過渡性、補缺性的保障形式。這樣，“多種模式”、“多種辦法”就賦予了社會醫療保險產品的概念。以產品觀念為導向的社會醫療保險體系的覆蓋，要求經辦機構根據社會人群分布狀況和收入水平的實際，調整完善政策體系和制度安排，甚至開發設計新的險種產品，以滿足社會各類人群的醫療保險需求。社會醫療保險的營銷需要適應新的形勢，突出目標市場、參保人群需要、整合營銷和醫療保障水平四個支柱，確立營銷觀念，避免營銷近視癥③——參保人群并非在購買保險，而是在購買健康保障。這樣，不管是響應營銷(尋找某些人群業已存在的需要)、預知營銷(預測某些人群的需要)，還是創造營銷(設計新的險種或者參保繳費辦法)，社會醫療保險體系可以在不斷的調整完善中符合參保人群的認知價值，吸引和維系參保人群，從而在總資源一定的限度內，保證醫、保、患三個利益關系方處于能接受的滿意水平。

2.2營銷機會：“全民醫保”下的營銷環境

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等一系列理論、思想和觀點，有力地推動了社會醫療保障事業的改革發展。全民醫療保障體系的構建，使醫保經辦機構的工作內涵發生了重大變化，相當一部分“自由人”要歸攏到醫保體系中來，這意味著經辦業務需要采用由外向內的觀念，營銷環境恰恰在不斷創造著新的機會。從宏觀環境看，我國實行醫療保險制度改革以來，城鎮職工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體系基本建立，社會成員醫療保險的意識越來越強，各級政府把覆蓋全民醫保體系的建設擺上議事日程，并在小康進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等工作部署進展上明確了新的目標。從微觀環境看，由于政府的規制和法制的健全，使組織為員工參保有了“保障”；同時，個人由于經濟環境、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響，選擇性注意逐漸強化，通過有效地營銷來影響購買行為，是社會醫療保險擴展參保人群的重要手段。營銷環境的變化，要求社會醫療保險必須一改過去大眾化方式，不能僅僅停留在政策體系設計的基礎上，讓各類人群來“對號入座”。相反，要據此進行微觀營銷，對潛在的各類參保人群進行行為細分，并有針對性設計保險產品或調整完善繳費機制。比如，江蘇鎮江市針對外來務工人員、下崗失業人員、農民工等在醫保體系中設計的住院醫療保險，是相對于基本醫療保險的一種較低層次的過渡性保障形式，參保人員以上年度社平工資為繳費基數，以首次參保的不同年齡，按3％—8％的比例繳納住院保險費。在向飲服行業、建筑業外來務工人員“營銷”該險種的過程中，針對這類群體年齡輕、流動性大的特征，調整為以社平工資60％為基數、按行業平均年齡(最低限)3％比例繳費，這種微觀營銷取得了較好效果。

2.3營銷戰略：“全民醫保”下的營銷差異化

有別于商業保險的利益定位，參保的各類人群在這個體系中是具有特定利益的。在向目標市場傳播特定利益這一核心觀念的同時，社會醫療保險還要通過進一步編織差異網來體現實體。其中非常重要的是形象差異化，就是造就人群對社會醫療保險較商業保險的不同認知方法。首先，在社會醫療保險體系中，要建立一個不同制度安排的特點和參保建議；第二，更多地應該通過事件和公益活動傳遞這一特點，從而使之與商業險相區分；第三，它要利用各種營銷組合產生某種感染力，更好地發揮制度地牽引作用。

2.4傳播營銷：“全民醫保”下的營銷方案

整合營銷傳播是一種從顧客角度考慮營銷過程的方法。在多層次的社會醫療保險體系下，經辦機構要通過有效的傳播手段與現行和潛在的關系方和各類人群溝通。因此，除了依靠強制力和傳統的動員參保手段，還必須針對不同的傳播目標，選擇不同的傳播渠道。

2.4.1具事實勞動關系的人員：公共關系與宣傳。主要是在政府強制力以外彌補剛性所帶來的缺陷。對具有事實勞動關系的人群，要更多地采用社會營銷觀念，采取事業——關聯營銷的方法，即積極地使用保障全民健康的形象，構建與參保人員的利益關系，借以改善經辦機構的名聲，提升知曉度，增加參保者忠誠。通過公共關系、宣傳，使社會醫療保險：具有高度可信性，通過新聞故事和特寫等使之更可靠、更可信；能夠消除防衛，可以接觸一些回避、拒絕參保的單位、人員；戲劇化，通過公益、政府財政杠桿等使醫保制度和產品惹人注目。

2.4.2斷保人員：客戶關系型營銷。即經辦機構通過有效利用參保人員信息，在對參保人員了解的基礎上，將營銷針對特殊人群個性化。比如，對具有固定勞動關系的人員，一旦其下崗失業無力參保，對這些斷保或是封存人員，可以由統賬結合的基本醫療保險轉向單建統籌的住院保險，一旦此類人群經濟狀況好轉，再回到基本層次；再有方法就是給這些群體以繳費照顧，調整繳費基數或比例。這種營銷手段的關鍵是建立客戶數據庫和進行數據挖掘，進而進行數據庫營銷。

2.4.3新成長勞動力：網絡營銷。新成長的勞動力是網絡一代，其特點是：選擇權是他們深信的價值觀；他們需自己改變自己的主意；他們更喜歡自己作出決定。對此，醫保經辦機構要善于利用網絡和先進的數字化傳媒技術進行醫療保險的營銷。

2.4.4城鎮其他居民：直接營銷。直接營銷的渠道很多，如面對面推銷、目錄營銷、電話營銷等。關鍵問題是營銷渠道的構建。針對城鎮居民的分布特點，社會醫療保險的經辦機構需要向社區延伸，不斷完善和構建社區平臺。社區平臺包括街道(社區)的勞動保障平臺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站)。只有這些平臺建設到位并卓有成效地開展營銷活動，才能提高成功率。

3社會醫療保險經辦機構的營銷行為討論

社會醫療保險的營銷主要是由經辦機構來完成的。經辦機構作為營銷組織，必須重新界定它的角色。

3.1牢固樹立營銷觀念，建立全機構營銷導向

參保擴面是經辦機構的一項突出任務，也是經辦能力高低的“試金石”。社會醫療保險經辦機構內部職能劃分是多樣的，但它必須是一個強有力的面向所有參保人群的組織，這種導向使得參保擴面工作應成為全機構的事，營銷導向也應是全機構的。“全民醫保”目標的確立，要求體現在工作和部門定義、責任、刺激和關系的變化上。特別是醫保信息系統的建立和完善，使經辦機構的一切任務都面對著參保人群。內部各職能部門都要接受“思考顧客”的觀念，即強調為參保單位、參保人員的服務。同時，只有當所有的部門執行一個有競爭力的參保人群價值讓渡系統時，營銷才能有效展開。只有確立全員的營銷觀念、改變內部的薪酬結構、開發強有力的內部營銷訓練計劃、建立現代營銷計劃體制、提高員工營銷能力，“經辦”的目標和水平才能提升到新層次。

3.2經辦機構要苦練內外功，實現新突破

內功是就是在多層次醫保體系構架下，強化保險產品力、提升組織力、管理力、營銷力，進入精耕細作、精細化管理的科學狀態；外功是由關注政策體系、制度安排，轉向關注參保人群，由坐門等客轉向目標營銷。依靠壟斷做“老大”或依靠政府強制力推動參保的空間越來越小。因此，必須真正學會關心參保人群利益，從目標人群的需要和利益出發，規劃市場營銷渠道，設計策劃促銷途徑。要學習和借鑒商業保險公司的經驗，掌握現代保險營銷的有效方法。比如：重視客戶關系管理，提升服務價值，重視多種營銷組合，加強營銷隊伍建設、營銷社會保障理念、強化經辦機構文化建設、改善營銷環境的關系主體——醫院、同業、媒體等。

注釋：

①DictionaryofMarketingTerms,2nded.,ed.PeterD.Bennett(Chicago:AmericanmarketingAssociation,1995).

②ChristianGronroos,"AServiceQualityModelandItsMarketingImplications,"EuropeanJournalofMarketing18,no.4(1984):36-44.

篇(4)

1.經典社會學的空間論述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第三卷中集中探討了地理空間之于法律制度的影響，他認為法律和所在地理空間的氣候是息息相關的。這樣的相關性是通過氣候本身對人們性格的影響而發揮作用的，生活在寒冷地區的人們充滿精力，冷淡，他們的立法者往往樂于迎接挑戰，但是民眾卻因為長期冷靜培養下來的理性達到自我約束。生活在炎熱地帶的人們精神萎靡，但是卻充滿，故而南方往往恪守傳統法律千年不變。他同時探討了土壤和法律制度的關系。孟德斯鳩重視地理空間對于人文社會的影響。齊美爾比較系統的論述了空間的特征，他認為空間具有排他性、可分性、固定化以及可以構成人們生活關系外在關系的第四種類型，他探討了劃分空間界限的方式，確定了研究空間的思路，他認為空間是社會形式的一個類型，從繁雜社會事務中可以抽離出來進行分析的對象。

2.芝加哥學派對于空間的闡述芝加哥學派代表人物是帕克，他創立了人文生態學的研究方法，將生態學的分析視角引入城市空間研究。首先，在城市的空間結構和空間布局的形成過程中，存在生態學上的競爭和共生的關系，共生是群體之間的分工協作和互相依存，在城市的空間內部表現為功能互補的機構分布在臨近的位置。而競爭機制是由于空間的資源的有限以及個人或人群為了滿足自己的生存需要而產生的彼此爭奪的關系。競爭和共生構成了城市結構的基本機制，芝加哥學派用了濃縮、離散、隔離、侵入、接替五個過程來描述城市空間布局的形成。

3.新城市社會學的觀點新城市社會學對芝加哥學派進行了猛烈的抨擊，認為芝加哥學派忽視了政府和經濟的原因。他們將的理論引入城市空間分析，重點關注資本的積累，權利的集中以及政府角色。新城市社會學的代表人物有卡斯特爾、哈維和雷克斯。卡斯特爾認為，城市的空間是社會結構的體現，社會結構是包含了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系統，城市空間本身是資本主義生產要素和消費要素集中的場所，是資本產生和消費的場所，因此城市空間內部存在資本積累和階級斗爭，政府管理者對城市資本生產的介入將導致城市空間形態的變動。哈維贊同卡斯特爾對于城市的分析，認為城市的空間布局是階級斗爭的結果，這些斗爭常常在租金、補貼政策和土地開發表現出來，富有階級可以通過自身的經濟政治地位使得政府管理制定出更有利于自己的政策。雷克斯認為城市中空間內部住宅的集中和隔離現象的形成，是由自由市場機制和科層制綜合運作過程的產物。他通過國家具體制度的制定和運作過程來分析空間布局的形成，并且分析得出在爭取住宅過程中產生的階級斗爭需要政府的調節。

二、空間研究的方法和現實意義

1.空間研究的分析方法在具體的空間研究層面，可以將空間研究本身區分為兩種，將空間作為研究對象的空間研究和以空間作為分析視野的研究。將空間作為研究對象，既包括空間內部的自然物和資源，也包括空間布局本身，這兩者都具有研究和探討的價值。把空間內部的自然物及資源納入社會學的考察范圍內，即是研究內容物如道路，橋梁，以及公共場所對人們生活行為的影響，對人們生活態度的型塑，目前社會學領域對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見，更多的是建筑設計方向對于建筑本身的考察。將空間作為對象的研究更多可以采取對比的思路，可以在時間上進行縱向對比，在地域內進行橫向對比。如城郊間的道路修建，在時間的向度上可以通過對比修建前后郊區對人們通勤上班的影響來得出結論，在地域的向度上，可以考察不同地域有城郊道路和無城郊道路的情況來進行分析。對于空間布局的分析和研究比較多見，芝加哥學派對于城市空間的分析，城市地理學對于城市居住區隔的研究，在國內，這樣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編著的《中國城市化—格局·過程·機理》中，對于中國城市化過程進行了系統的分析，在宏觀層面，建立了中國城市化體系的空間格局，通過對中國城市發展的統計分析，得出了城市化過程中，城市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在《社會空間重組與生活方式變遷》中，以大連市為例，深入研究了我國城市社會空間的重組，針對傳統“單位”社會職住結合的居住空間在現生的轉變進行探討，認為現代的社會空間重組一方面減少了職住結合的居住區，另一方面帶來了城市居民多樣的通勤移動和消費移動的空間模式。

2.這些研究首先繪制了一個社會學意義上的空間地圖，然后結合動態的對比過程，觀察空間布局的變革以及變革背后的原因。在空間布局的研究的分析過程中，要掌握動態的分析方法和空間制圖的分析方法:動態的分析方法是為了更加清楚地明確空間布局形成的機制而采取歷史的分析方法。從時間流的單向流動中緊抓空間格局的變化。城市空間區域的格局變遷經歷了個緩慢的過程，搜集整理這些緩慢過程中的格局變動的時間點，并且通過對與研究目的相關的因素的數據的收集和整理，在這些點上開展橫向的分析，探討社會因素對空間格局形成的影響，然后將其置于城市發展的歷史進程中考察空間格局的形成以及格局本身會對社會造成怎樣的后果。空間制圖的分析方法直觀了然，是通過對城市社會進行社會統計調查處理后對數據進行綜合處理的過程，可利用GIS地理信息系統等相關軟件，建立空間分析的指標系統，將空間分析整合在地理信息的圖表之上。運用空間制圖可以清晰展現城市區域內的空間格局的社會指標的變遷和變化，有利于進一步對空間格局變化的原因進行分析，有利于空間研究結論的展示。

篇(5)

Abstract:Reviewing postgraduate dissertations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control of the dissertation quality.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introduces the social science postgraduate dissertations assessment methods and procedures, anlysis the practice results of the anonymous review system and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system an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both systems. On that basis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 shortcomings of existing studies, suggests some directions of future researches.

關鍵詞：社會科學 學位論文 評審制度

Key words: social science dissertation review system

作者簡介：成龍（1987―），男，江蘇泰興人，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從事高等教育、創業理論研究。

研究生學位論文是衡量研究生教育質量的重要指標之一，它綜合體現了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創新能力、掌握和運用知識能力及書面表達能力，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總結性成果。有專家倡議，為提高研究生學位論文質量，應“從學位論文的設計、研究與寫作到評審、答辯，實行全面質量管理”[1]。近年來，研究者不約而同地聚焦于研究生學位論文的評審制度研究，并發表了大量的學術文章。作者對這些文獻資料進行了梳理，歸納總結社會科學類研究生學位論文評審制度方面的研究成果，以期為下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參考與借鑒。

一、 社科類研究生學位論文評審的方法與程序

學位論文評審是由學位管理部門組織的，受聘專家以通訊、書面或其它形式，對學位申請者所提交的學位論文進行科學評價的具體活動。通過評審，學位申請者本人及其導師可以得到來自不同角度的意見和建議，豐富和完整文章內容；另一方面，作為學位管理部門，通過反饋回來的評審意見，可以了解學位論文的實際水平，并對其質量進行監督，同時作為審批答辯的依據；此外，通過對不同學科的評審意見進行收集、分析、整合，可以找到影響學位論文質量的主要因素，從而為提高學位論文水平提供決策支持[2]。

學位論文評審通常采用“專家評審”的方法，即國際上所說的“同行評議”。 同行評議是指由該領域或鄰近領域的專家以通訊或現場接觸的方式，來評價研究工作科學價值的一種評估方式，是國際科技界公認的科學評價的最重要的方法。根據馬莉萍（2005）的觀點，論文評審方法根據不同的劃分標準可以分為：（1）校內評審和校外評審；（2）定性評審和定量評審；（3）公開評審和匿名評審；（4）書面評審、網上評審與口頭評審[2]。最常見的分類方法是第三種，即根據評審的方式分為公開評審和匿名評審，國際評審是匿名評審的一種衍生評審方式。

學位論文的評審程序一般按照以下五個步驟進行：（1）建立評審標準；（2）提交論文；（3）確定評審方式；（4）選聘評審專家；（5）意見反饋與處理[3]。

二、 社科類研究生學位論文評審制度的現狀

公開評審與匿名評審是國際上并存的兩種常見學位論文評審方式。美英等國的大學一般采用公開評審的方式，這是一種直接由導師提出擬參評專家名單，經主管部門審核批準后，送這些專家評閱的方式。但也有一些國家采用匿名評審方式，如澳大利亞很多大學，要求博士生在預計答辯前2個月將申請博士學位的論文提交研究生院，由研究生院選定國內外3為專家對其進行評審。我國香港地區的大學，對博士論文也采取類似的匿名評審方式。在我國，自建立學位制度至90年代中期以來，各培養單位一直采取公開評審方式對博士學位論文進行評閱[3]。

在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公開評審方法實際操作中，評審專家名單通常由導師來確定。這種做法的優越性在于：操作性強、易于聘請合適的專家。然而，這種評審方法經過多年的實踐檢驗和論證，暴露出了一些必須引起重視的弊端：一是導師一般聘請熟識或有學術往來的專家，因此評審專家通常會做出高于學位論文實際水平的評價，不利于對學位論文的監督，淘汰制也就更無法實現；二是導師所認識的專家有限，由導師來確定評審專家名單有一定的局限性和重復性，片面的評審意見既不能反映學位論文的水平，也不能反映指導教師的指導能力[2]。

為了解決傳統評審辦法帶來的弊端，90年代中期始，清華大學、浙江大學、復旦大學等陸續改革公開評審制度，試行匿名評審并逐步擴大匿名評審比例，甚至出現了國際評審的方法。

三、 匿名評審制度的實踐與改進

(一) 匿名評審的實踐與作用

學位論文匿名評審，分為單匿名評審（又稱“單盲審”）和雙匿名評審（又稱“雙盲審”）。單匿名評審是只隱去評審專家的信息，研究生和導師的信息是公開的；雙匿名評審是同時隱去評審專家的信息、研究生的信息和導師的信息。具體操作分為兩種情況：（1）各高校研究生院管理部門將學位論文寄給其它高校研究生院，再由對方研究生院管理部門將論文派發給本校相關專業的專家；（2）各高校研究生院管理部門自行建立專家庫，根據專家庫將學位論文寄給相關研究方向的專家[2]。

王則溫、趙張耀（2009）通過相同的博士學位論文在兩種不同的評審方式中的評價差異探討不同評審方式對學位論文評價的影響[4]。結果表明：（1）雙向匿名復審大幅度降低了各項評價指標的優秀比例；（2）雙向匿名復審使中等及以下的評價比例有較大的提高；（3）評價為較差等級的比例在雙向匿名復審和原始評閱中都是極低的。王珞晶、張春元等（2005）對參加普通評閱的博士論文和匿名評審的博士論文評閱意見做了統計分析，結果如下：（1）匿名評審使論文評閱更加客觀、公正、規范；（2）學位論文的整體質量得到顯著提高[5]。

可見匿名評審制度可以有以下作用：（1）避免了論文評審過程中的人為影響，提高評閱結果的客觀性、公正性；（2）對提高學位論文水平具有督促作用；（3）有利于管理部門及時了解研究生培養過程中的問題 [2][6]。

(二) 匿名評審的問題與改進措施

盡管匿名評審制度對解決傳統評審制度的問題起到比較大的作用，不得不注意的是在實行匿名評審的實踐中，出現了一系列問題，概括起來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1）立足點不正確，建立在對學位申請者、導師及評審人不信任的基礎上；（2）增加了評審的中間環節，評審的科學性、權威性打了折扣；（3）成本較高；（4）學校對外校專家缺乏聯系性和約束性，專家積極性不高 [7]。

針對上述問題，學者們提出了很多解決措施，概括起來包括：（1）科學建立高質量的匿名評審專家庫；（2）制定較為詳盡的評價指標體系；（3）健全對評審專家的選聘和監督機制；（4）建立配套的保障措施等。李秀兵（2007）結合西安交通大學“雙盲”評審的情況，從學位論文應包含的信息問題、評閱人的確定問題、評閱意見的表達問題和評閱意見的后處理問題等角度出發，分析了問題的表現形式、原因，并提出了解決的措施[8]。

（三）國際評審制度的出現

在學位論文評審制度改革的浪潮中，國際化評審也在少數高校中推行開來。論文的國際評審，就是通過一定的方法，選取用外文撰寫的學位論文，將其送至外國同行專家進行評審。這種評審主要是充分發揮國外同行專家作用，評審往往更嚴格、更具體、要求更高，對促進研究生用外文撰寫論文、擴大國內研究生在國外的知名度、增進國際交流與合作具有積極作用；但是國際化評審受到很多條件的制約，如時間長、費用高、選聘合適的外國專家比較困難以及學位論文必須用外文撰寫等，因此，要想使國際化評審達到預期效果，并能大面積推廣，尚需建立一系列配套保障體制和措施。目前，中國地質大學在組織學位論文評審工作中，大膽地嘗試了這種評審方式，其他大學也有涉及[9]。

參考文獻：

[1] 吳宏翔,顧云深.研究生學位論文質量保障體系建設的實踐與思考[J].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07(12):23

[2] 馬莉萍.淺析研究生學位論文評審及主要辦法[J].科技管理研究,2005(10):131

[3] 孫,高虹等.談博士學位論文評審方式改革[J].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03(7):23

[4] 王則溫,趙張耀.關于博士學位論文評審有關問題的探討[J].研究生培養,2009,3:39-40

[5] 王珞晶,張春元.博士學位論文評閱改革成效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學報,2005(1):48-49

[6] 蔣紅燕.碩士學位論文盲審制度效果探討[J].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2006(1):39

[7] 路淑琨, 甄良等.哈工大博士學位論文匿名評審數據統計分析[J].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07(增刊)：81

篇(6)

論文摘要：技術性貿易壁壘具有二重社會功能，它一方面可以促進社會進步，保護環境和人類及動植物的健康，另一方面又會損害社會公平，成為一些國家變相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工具。我們必須積極適應經濟全球化的熱潮，正視技術性貿易壁壘，并以正確的態度，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建立自己的技術性貿易壁壘體系。

一、引言

隨著國際貿易發展的自由化趨勢，尤其是隨著人類環保意識的增強，國際貿易中的保護措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中，作為國際貿易中非關稅壁壘之一的技術性貿易壁壘措施日趨增多。技術性貿易壁壘（TechnicalBarrierstoTrade,TBT）是指一國政府或非政府機構以維護國家或區域基本安全、保障人類健康和安全、保護動植物健康和安全、保護環境、防止欺詐行為、保證產品質量等為由而采取的一些強制性或非強制性的技術性措施或法規，這些措施和法規對其他國家或區域組織的商品、服務和投資進入該國或該區域市場產生影響。TBT形式繁多，大致可歸為五大類，即技術標準與法規，合格評定程序；商品檢疫檢驗措施；包裝標志和標簽要求；信息技術壁壘；綠色壁壘等。

我國自2001年加入WTO以來，已經遭遇了多次商品出口被拒的事件，給我國造成了很大損失，國人對技術性貿易壁壘更多是持一種批判態度。事實上，在國際分工格局變化的今天，技術性貿易壁壘在國際貿易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不過技術性貿易壁壘是一把“雙刃劍”，它一方面起著維護國家安全，保障人類、動植物的生命和健康及促進技術進步等積極作用，而另一方面它又可能會引發貿易爭端，封閉市場，阻礙經濟增長。因此，不同利益主體對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價值判斷是不同的，甚至會出現激烈的沖突。客觀理性地認識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功能，不僅是一個理論命題，而且直接影響著我們對技術性貿易壁壘的態度，進而影響有關決策。本文主要討論技術性貿易壁壘的雙重社會功能，以期有助于人們更為準確地理解技術性貿易壁壘。

二、技術性貿易壁壘有利于社會進步

合理的技術性貿易措施可以保護環境，保障人類及動植物的健康和安全，提高生活質量。隨著經濟全球化和自由化的發展，國際貿易在給各國人民帶來巨大的利益和便利同時，也產生了嚴重的環境問題。由于資源的過度開發，污染物過量排放，對環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壞。技術壁壘之所以能在WTO規則體系下存在與發展，最重要的是技術標準體現了對產品質量、產品安全、生命安全和環境保護的關懷，因此，也體現了對人類的福利和動植物的安全的終極關懷。技術性貿易壁壘就是為了消除這種威脅而制定的。例如，技術性貿易壁壘對食品衛生的要求正成為國際貿易的熱點，這是因為在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同時，人類和動植物卻面臨著更多的安全挑戰。有些病蟲如松樹線蟲，一旦由出口產品帶入進口國，很容易在進口國領土上“定居”繁衍，造成危害。于是目的明確、用意良好的食品檢驗檢疫和食品標準措施在國際貿易中得到了應用。

當今人們的價值觀已經開始由重視物質價值轉向以強調非物質價值的綠色價值觀，尤其在發達國家綠色消費觀念深入人心。消費者對綠色產品的偏好和需求促進了國際貿易中綠色產品市場的擴大，為發達國家制定較高的環境保護標準提供了市場基礎，使某些國家可以借保護自然資源、保護人類和動植物的健康為理由，提高環境水平、設置技術性貿易壁壘。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由于環保技術落后，過于追求低成本等原因，采用的環境標準低于發達國家，這就為發達國家采用技術性貿易壁壘限制商品進口提供了現實可能性。國際貿易中也存在不合格、甚至是假冒偽劣產品，如不安全家電、不安全兒童玩具、含汞化妝品、假藥、舊服裝、未經過安全證明的轉基因食品、農藥含量超標的食品等。如果不對這些商品的國際貿易嚴加限制，就會危害進口國國民的健康，因此，為了保護消費者健康，在貿易中加強檢驗、檢疫措施極為重要。國際社會和世界各國完全有必要就各種商品制定相關的技術規章、技術標準、認證程序、包裝與標簽的要求等技術性貿易措施。一旦這些措施超出WTO有關協議的規定與約束，就成為阻礙商品貿易的壁壘。

日趨成熟的消費群體對生命健康的重視，對消費的產品質量和檔次的要求不斷提高，技術貿易壁壘措施產生并在國際貿易中得到了應用。同時，隨著新化學物質不斷增多，導致近十多年以來，全球環境日益惡化，嚴重地威脅到人類的健康和動植物的安全。氣候變化、臭氧層損耗、溫室效應、越界空氣污染、水污染、食品污染、海洋污染、有毒有害與危險廢物的處理，以及包括干旱和沙漠化在內的土地資源退化、森林破壞、酸雨沉降、物種滅絕等，使生態平衡遭到嚴重地破壞。對于日益惡化的生態環境，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出現對其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保護健康與安全，促進公共目標的實現。技術法規與標準吸引著一個面臨相似問題并能產生共同的消費利益的群體。在這個意義上說，技術標準與技術法規本身就是公共產品。比如制定有關廢氣排放量的技術法規與標準有助于保持清潔空氣；可以保障人民健康和安全，如強制規定產品的安全標準可以保護消費者的健康甚至生命；一國建立有效的TBT體系可以幫助其維護基本的安全。在國際貿易領域，以保護環境為目的而采取限制甚至禁止貿易的措施即綠色壁壘，一方面限制甚至禁止了嚴重危害生態環境產品的國際貿易與投資。另一方面，又為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產業創造了新的發展空間，這些產業將成為國際貿易和投資新的增長點，從而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達到保護生態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的。

三、技術性貿易壁壘會損害社會公平

雖然技術性貿易壁壘在保護環境和健康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在實施過程中技術性貿易壁壘往往在環保綠色、安全衛生等名義的掩護下，打著合法的外衣行貿易保護之實。許多發達國家積極制定標準法規，為技術貿易壁壘提供法律支持。技術性貿易壁壘或者通過其數量控制機制的作用將外國產品阻擋在國門之外；或者通過價格控制機制，抬高進口商品的價格，從而使出口方的經濟利益受到損害。為了維護自身經濟利益，出口方往往會對對方采取貿易報復措施，從而引起貿易糾紛和貿易戰。目前，技術性貿易壁壘已經成為貿易爭端的重要領域。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的案例中，技術貿易壁壘就占據了28個，雙邊貿易中的技術壁壘爭端更是層出不窮。技術性貿易壁壘經常會被用為經濟制裁的手段。在國際社會中常常會出現某些國家由于一些政治原因而對其他國家進行經濟制裁。例如發展中國家就是發達國家制裁的主要對象。發展中國家作為世界政治經濟的一支重要力量，要求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必然與發達國家控制的現行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發生沖突。而西方發達國家倚仗其強大的經濟實力，不斷對發展中國家施加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壓力，干涉發展中國家的內部事務，尋找各種借口對不合他們胃口的發展中國家實行經濟制裁或禁運。這種強權政治的行徑遭到了發展中國家日益強烈的反對和抵制，效果越來越差。這時由于技術性貿易壁壘具有廣泛性、形式上的合法性及保護方式的隱蔽性等特點而常被使用。

根據WTO有關協定要求，在運用TBT時，不得任意采取不合理的歧視手段。但實際上，由于很難界定合法性和歧視性，加上TBT涉及面廣，有關風險評估、科學論證及合理保護水平等常常引起爭議，TBT較易被濫用，成為貿易保護主義的工具。發達國家利用TBT的合法性，變相推行貿易保護主義，其直接影響，就是發展中國家的許多產品由于技術、環保或勞工等因素無法進入目標市場或被迫退出目標市場。發達國家通過制定法規、法令等方式設置的技術壁壘的程度非常高，其中美國有2.5萬個，英國有2.2萬個，法國有1.6萬個，日本僅在農殘量方面的技術標準就達6000多個，這樣就導致發展中國家的許多種產品無法進入這些發達國家的市場。比如在肉類生產上我國一直居世界首位，但由于美國檢驗局采用拖延方式拒絕接受我國企業進行有關檢驗、審查申請，使我國對美國的肉類出口仍是空白；在機電產品方面，由于歐美等國嚴格規定機電產品的性能、排污量限制、兼容性、可回收率、節能性等，給發展中國家的機電產品出口帶來了許多障礙；在紡織品方面，歐美調整了原產地規則，輕而易舉地就達到了限制的目的；在化工產品、藥品等方面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這就給市場準入帶來了相當大的難度。造成這種狀況原因有三個：一是我國出口產品不符合進口國的標準要求，被拒之門外；二是貿易對象國任意提高標準，致使出口企業無法達到；三是標準提高增加了出口成本，一些出口企業無法承擔費用，不得不退出市場。

四、簡要結論

技術性貿易壁壘可以促進社會進步，有助于環境、健康等社會目標的實現，并具有利于促進國際貿易的一面，但同時會損害社會公平，成為一些國家變相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工具。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同時作為一個正在復興的大國，從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角度出發，更加理性地看待各國的技術性貿易壁壘，而不是只停留在一般的應對國際貿易中層出不窮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和貿易糾紛。我們必須積極適應經濟全球化的熱潮，正視技術性貿易壁壘，并以正確的態度，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建立自己的技術性貿易壁壘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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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資本社會資本社會學經濟學管理學

社會資本理論是近幾十年來社會科學理論發展較為迅速的一門理論，但由于其內容比較新且發展較快，國內學者在社會資本這一理論的使用上出現不少誤區，因此，有必要對該理論的發展進行梳理。本文將從資本的發展歷程入手，進而詳細介紹社會資本理論在社會學、經濟學和管理學領域的發展和應用。

從資本到社會資本

所謂的資本最早指的是物質資本(physicalcapital)，它是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具體的內涵是以機器、設備等實物形態和以貨幣形態表現的生產性資源。在經濟學發展的絕大部分時間里，經濟學家對資本的理解大都僅指物質資本，古典經濟學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就一直強調財富是物質產品，認為增加國民財富的途徑是通過增加資本積累和分工，資本積累量的大小是經濟增長率高低的關鍵，他們所說的資本就是指物質資本。使用了同樣的資本內涵，并在李嘉圖思想的基礎上，凱恩斯創造了一個宏大的體系。而在人文社會研究的歷史上，使用資本這個概念最為著名的莫過于馬克思了，他(1849)認為，資本是指資本家用于生產以獲得利潤(或剩余價值)的生產資料。顯然，馬克思的資本也是物質資本，它的資本理論是有關物質資本的資本理論，后來被林南(NanLin，2001)稱為古典資本理論。

在研究史上，大部分時間里，資本都是指與土地、勞動并列推動經濟增長的一種基本的生產要素，它以實物和貨幣（金融）形態出現，也被叫實物資本和金融資本，統稱物質資本。

隨著資本研究的逐漸深入，在20世紀60年代，舒爾茨(C•Schulz)、約翰遜(ChalmersJohnson)等發現人力也是種資本，資本可以存在于個體勞動者之中，它不是僅僅以實物和金融的形式出現的。舒爾茨在1960年的美國經濟學年會上第一次系統地提出了人力資本（humancapital）的觀點，他認為人力資源應該被視為“一種資本形式，一種產品的生產手段和一種投資產品”（1960）。幾乎是同時，約翰遜（1960）也提出，因為獲得了具有經濟價值的知識和技能，勞動者已經變成了資本家，即持有了不同于物質資本又同屬于資本類別的人力資本。貝克爾（1964）則對舒爾茨的理論進行了詳細的分析，一個較為系統的人力資本理論建立起來了。人力資本理論認為，勞動力的能力、技術水平等也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一個社會擁有的受過教育和訓練的健康工人決定了傳統的古典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而人力資本的投資則大大提高了工人的技能，這就是經濟不斷保持增長的重要源泉之一(貝克爾，1987；舒爾茨，1992)。

以上理論都在后來的實證研究中得到了充分證明。

人力資本理論的引入在研究上有著巨大的意義，它修正了主流經濟學對資本的界定，大大擴展了社會財富創造中的資本概念，揭示了從工業經濟社會向知識經濟社會轉化過程中，人的知識和創新能力在財富創造中的決定作用，肯定了在知識經濟時代人的巨大潛能以及教育所具有的重大意義。

人力資本概念的提出使得資本的內涵有了很大擴展，資本理論往前垮進了一大步。此后社會科學工作者探索的腳步不斷加快，在人力資本理論提出的20年后的20世紀80年代，社會資本（socialcapital）理論興起了。首先是法國社會學家布迪爾（Bourdieu）正式界定并在社會學領域使用了社會資本概念，把它與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并列，幾年之后，美國社會學家科爾曼（Coleman）把它引入了美國社會學界并用它來解釋人的行為。

社會學與社會資本理論

20世紀80年代，著名法國社會學家布迪爾在《社會學研究》上撰文，首先從社會學的角度界定了社會資本的概念（社會資本這一概念之前就有人提出，但和后來的真正意義上的社會資本概念差距較大），他認為社會資本（socialcapital）是實際的或潛在的資源的集合體，這些資源同為大家共同熟悉或認可的制度化關系的持久網絡占有聯系在一起。這一網絡是大家共同熟悉和得到大家公認的，并且是一種體制化的關系網絡(Bourdieu，1985)。不難看出，在他的定義中，社會資本是一種資源的集合體，而且這個集合體是和社會關系網絡聯系在一起的。布迪爾是第一個把社會資本和社會關系網絡聯系起來的社會學家，他對社會資本的這一界定也把社會資本放到了社會學的框架之下進行研究。在進一步的論述中，布迪爾把資本按照形式劃分為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從社會學的角度，他認為社會資本與經濟資本一樣，他們都屬于資本的范疇，對其進行投資都是有回報的，同時，社會資本又和經濟資本不同，它不是自然稟賦的，是在后天人們的活動中產生的，是看不見的，屬于無形資產。

布迪爾的文章發表后三年，在美國，一位叫詹姆斯•科爾曼(JamesColeman)的社會學家在《美國社會學學刊》發表了《作為人力資本發展條件的社會資本》（1988）一文，首次在美國社會學領域完整地使用了社會資本這一概念，把社會資本引入了美國學術界，他認為在解釋人的行為時，除已有的金融資本、人力資本外，還必須引入社會資本的概念。撰寫此文的目的在于說明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之間的關系，認為離開了前者，人力資本的積累就無從實現。在得出結論之前，科爾曼先對社會資本的概念和內容進行了界定，把社會資本定義為是“個人擁有的社會結構資源”，其內容包括社會團體、社會網絡和網絡攝取。社會中的個體只有通過社會團體的成員資格和社會網絡的聯系并在此基礎上進行網絡攝取，才能得到社會資本的回報。Coleman(1988)給出了社會資本的五種表現形式：義務與期望；信息網絡；規范與有效懲罰；權威關系；多功能社會組織和有意創建的社會組織。他認為，社會資本具有兩個性質：不可轉讓性；對于收益者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質。

在科爾曼提出社會資本理念的同時，林南（NanLin）等社會學家也在關注著社會資本的發展，與前者不同的是，林南等學者的社會資本理論是從社會網絡出發，視角在于“關注社會資本的使用”。林南在社會網絡的研究方面享有廣泛的聲譽，他（2001）把社會資本定義為“一種嵌入在社會結構當中的流動的并且可以通過目的性行動來攝取的資源”，可以看出，在林南看來，社會資本是在社會網絡中的資源，社會資本有三個關鍵性的組成部分：嵌入于一種社會結構中的資源；個人涉取這些社會資源的能力；個人通過有目的的行動運用或動員這些資源。林南從格蘭諾維特（Granovetter，1985）關于非經常互動和低親密度的“弱聯系”的概念出發，認為弱聯系網絡與強聯系網絡相比能提供更多、更豐富和更易獲得的社會資源。

科爾曼系統地提出了社會資本的概念，而波茨（Portes）則把社會資本引向比較精細的方向，他（1993）認為，社會資本是人通過他們的成員資格在網絡中或者在更寬泛的社會結構中獲取短缺資源的能力，并提出社會資本是嵌入的結果。

社會資本的概念首先是在社會學上使用并得到巨大發展的，社會資本理論方面的大多數名家也都是社會學家，但這些社會學家在思考社會資本時又往往采用經濟學的方式，同時也用社會資本理論來探討各種經濟學現象和問題，這使得社會資本理論在經濟學領域有了很大發展并得到廣泛運用。

經濟學管理學對社會資本概念的引入與發展

經濟學界首先關注社會資本的經濟學家是盧里（Loury），他在對勞動力市場研究中發現，以社區的社會資源所體現的社會資本決定了處于不同社會地位群體的收入和就業機會。盧里（1977）在比較了生活區域不利的黑人孩子和其他孩子之后發現，通過實施對種族嗜好的合法禁止和提倡機會均等計劃并不能使得這些黑人孩子在長大后能獲得其他孩子一樣的能力以及由此帶來的同等收入與就業機會，原因在于他們所處的社區環境中可獲得的社會資源較少。通過這一研究，盧里在經濟學領域內引入了社會資本的概念，認為社區中隱含著社會資本。他還認為，經濟學中的“完全的利己主義”在生活中并不存在，個人追求的利益并不是完全以自我為中心的，原因在于，現實中的人不是以個體的方式存在的，而是鑲嵌在一定的社會關系網絡之中的。

盧里的理論給了科爾曼很多啟示，他于1988年在美國學術界引入社會資本概念并把他系統化時，把社會資本定義為“個人擁有的社會結構資源”，并對社會資本理論進行系統研究，1990年他又擴大觀察對象，增加了社會資本的垂直部分，使得社會資本的內容從水平型聯盟擴展到了垂直型集體以及不同實體之間的行為，垂直型聯盟的特征是科層關系和成員之間的權利關系，這就涉及到了微觀經濟學方面的內容。總之，鑒于科爾曼社會資本方面理論的系統性，雖然他是從社會學家的角度提出社會資本的，但他的很多觀點成為了經濟學進行社會資本研究的基礎。

著名經濟社會學家格蘭諾維特（Granovetter，1985）在提出自己的“弱關系力量”假設時，強調人們的經濟行為也嵌入于社會關系網絡的信任結構之中，這種大范圍的社會信任結構就為特定的交易提供了具體的規則性期望，有效阻止了違反“互惠性”義務行為的發生，從而大大節約交易成本，提高了效率。

以上學者雖然在經濟學上使用了社會資本，但他們最終研究中心還是在社會學上的，普特南（Putnam）的出現讓社會資本全面進入了經濟學、政治學等領域，引起了社會科學界乃至整個學界（尤其是經濟學界）的重視，他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一系列理論和觀點也使得自己成為了社會資本研究史上繼布迪爾和科爾曼之后的第三個標志性人物。

普特南是在研究意大利南北政府績效時候引入社會資本的概念的，他所領導的一個研究小組探索了經濟現代化程度與制度績效之間的關系后發現，僅僅將南北制度績效上的差異歸結為南北方經濟現代化程度上的差異是有很大不足的。于是，他們深入到意大利一千年前的歷史中尋找根源，運用了大量證據有力地證明，公民生活的差異在解釋制度成功方面有著關鍵性的作用，在此，他引入了社會資本的概念，他認為社會資本定義是“一種組織特點，如信任、規范和網絡等，像其他資本一樣，社會資本是生產性的，它使得實現某種無它就不可能實現的目的成為可能”。意大利最富經濟活力的中北部地區賦有公民活動的網絡和規范，并由此形成了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紡織品和服裝、家具、農業機械、制鞋設備、優質陶瓷和瓷磚等“集群”(cluster)產業，這些網絡組織使得小企業在專業化的基礎上既能獲得規模經濟，使得地區經濟充滿了活力；而南方地區所具有的則是一種垂直的政治結構、零碎而且孤立的社會生活，以及互不信任的社會文化，他們的家族企業之間也一樣相互不信任，從而導致了無論在創新性，還是在企業活力和企業競爭力方面都無法與中北部的企業相提并論，使得南方經濟普遍比北方落后。

普特南(1993)認為，南方差距產生的一個重要因素在于他們的社會資本存在差異，社會資本通過推動和行動提高了社會效率，社會資本提高了投資于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收益，而南方的社會資本偏低，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釋南方經濟落后這一現象。

普特南（1996）認為，社會資本逐漸被認為是全世界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他指出，許多有關農村發展的研究成果表明，對于當地的經濟增長來說，由當地基層協會組成的富有生命力的網絡同物質投入、適合的技術一樣必要。

就社會資本對經濟產生影響這個觀點來說，普特南得到了絕大多數學者的支持。后來的學者武考克(Woolcock，1998)、簡•弗泰恩和羅伯特•阿特金森（1997）、埃文斯(Evans，1998)和福山(Fukuyama，1995)分別從創新、制度經濟學、經濟發展和國家政策等方面研究社會資本，發現當各方面都以一種信任、合作與承諾的精神來進行經濟交往時，就能得到更多的回報，也能提高生產率。

在管理學領域，使得社會資本理論得到最大運用和發展的是美國學者伯特(Burt)，他的“結構洞”理論指出，如果有經濟體（企業）能與結構洞兩端的個體（組織）都建立起關系進而跨越機構洞，它就可以同時使用兩端個體（組織）的資源并因此而獲得競爭優勢，在市場經濟中取得最后勝利。

在理論研究進行的同時，有關社會資本的實證研究也在同時開展，相關實證研究也證明了已有的大部分社會資本理論觀點的正確性。這其中萊克和基費（Knack&Keefer，1995）、扎克與萊克(Zak&Knack，2001)、古依斯等（Guiso，2001）從實證的角度驗證了社會資本能帶來經濟增長。在國內研究中，張維迎（2002）、張其仔（1999）的研究表明社會資本和信任對經濟發展有一定促進作用。張廣利（2004）驗證國外有關社會資本理論在我國社會文化背景下的適用程度，并比較中西方社會資本差異。

社會資本理論研究中存在的爭議

由于社會資本理論發展的歷史比較短，研究學者在社會資本是否集體所有、群體是否封閉、測量能否量化等方面存在爭論。其中爭論最激烈的是在社會資本是否集體所有的領域，以科爾曼和普特南為代表的一部分學者認為社會資本屬于公共財產，科爾曼認為社會資本的兩個特點之一就是具有公共性。而以波茨為代表的另一些學者認為，社會資本并非公共物品，原因在于社會資本可能有明顯的排他性和對整體社會的消極作用。

在社會資本會促進經濟發展這一觀點上，也并不是得到所有學者的認同。有學者（Honget等，2001）研究發現，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社會資本與經濟發展之間并不存在顯著的相關性。Miguel等（2001）認為不是社會資本帶來了經濟繁榮，而應該是相反。而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阿羅雖然斷言世界上許多經濟落后地區，市場經濟不發達可由缺乏相互信任來解釋，但他卻認為這和社會資本無關，甚至認為社會資本根本不能被稱為資本。以上爭議仍有待于近一步的探討。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