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哲學語境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 認知語境 商務語境 文化控制

一、商務語境的原則

經濟全球化發展，商務語境體現了合作原則、禮貌原則和關聯原則：

1.商務語境的話語效應與社會效應。20世紀80年代以來，“外貿熱”，作為中國一個大眾文化的“公共領域”逐步形成。我國商務語境的構建，具有廣泛的基礎，表現了我們對國際市場極大熱情和信念，構成了我國大眾對現代經濟體系的強烈愿望。我們看到商務語境的廣泛性、世俗性、社會性；商務語境在建立商務空間和文化策略上，在全球化進程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哈貝馬斯在構建其話語倫理學時，提出“理想的話語環境”概念。商務英語是一種交際行為，表現為一種交際策略的利用。一般交際是以非瑣碎性質的演繹規則為基礎進行的，語境控制是按照商務情景進行選擇、調控，最終取得最優交際效果的過程。商務語境的控制包括了認知控制、商務控制、文化控制，他們在商務活動中的語境生成和調適表現為公司之間、商戶之間、品牌文化之間的語境結構的有效設定與能動調適。跨文化商務關系，重在引導和促進商務通道中流動的信息產生語境傳播效應，通過話語信息的語境轉換，增加交流活動中的語境信息量，是實現商務信息協調配置和有效傳通的重要途徑。

2.堅持開放的現代商務情境建設。自上世紀80年代初至今，商務英語已經由單純的商務英語實務而逐步拓寬到更為廣闊的經濟貿易領域。這就為英語認知語境建立了全球化商務的“文化語境”(Context of Culture)與“情景語境”(Context of Situation)，前者指“說話者生活于其中的社會文化”，后者指“言語行為發生的具體情景”。在這里，商務語境被視為一個商務文化結構體，而不是交際場合中種種外在要素。固守語言內部的做法越來越多地受到質疑，“內外結合”的語境構建，也就是英語的語境構建凸現的巨大作用。

3.商務文化必須具有最大的社會包容性，無論在商務語境，還是商務活動，都可以容納多元的，多種組織形式的，以及不同所有制的形態。 商務英語的產生和理解要求公司之間、商戶之間、品牌文化之間的互動，即商務認知體驗。僅僅依靠本文語境，上下文，或者說話人與聽話人之間的互動是不足夠完全傳遞信息的。商務語境的核心問題是語境的文化控制。因此，研究商務活動中的語境，包括認知語境、商務語境、文化控制三個范疇。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各種語言在文化發展中能有效擔負各種交際功能是不爭的事實，從古到今各國的友好往來就是明證，國際商務上演了跨國的、全球的、世界的文化策略，通過交流共享、相互融合，通過文化，建構公共場域、表達場域，語境創設，使世界重新審視中國商務的價值體系。

二、商務語境構建和取徑

布朗和列文森的理論框架下，就商務英語寫作的禮貌策略進行了研究。從詞、時態、語態和句法等語言角度，分析了四種禮貌策略在商務英語寫作中的語言手段和實現形式，分析的重點是使用最為頻繁的積極禮貌策略和消極禮貌策略。

認知語境從言語行為的分類模式出發，把商務語境分類的語用功能和他的文化控制結合起來，比如，信函類分為合作類信函、和諧類信函、競爭類信函和沖突類信函，并探討積極和消極禮貌策略在四類信函中的分布狀況。四類信函的文化控制是有差異性的，積極地控制和消極控制對商務活動產生了很大的作用，近幾年，隨著商務文化廣泛引起全球的響應，廣泛的文化交流使商務語境創設具有了國際文化場域，實現了各國商務文化語境共建，這已經成為當代商務的主旋律。盡管人類膚色不同、語言不同、種族不同，但我們共同分享跨國的、全球的、世界的市場貿易空間。

繼語言英國人類學家B.Malinowski在1923年提出語境和語境分類后，語境的研究和構建一直是現代化、國際化進程的新載體、新途徑、新內涵。隨著國際對話的升級、國際協作的深入、大眾體系的完善，語境的研究走向體系構建的實際性階段，尤其是商務作為一種文化儀式帶來的語境對話、解釋，更是提升了英語語境作為公共領域的文化控制。

國家教育部2001年頒發的“英語課程標準”（實驗稿）規定：“文化是指所學語言國家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文學藝術、行為規范、價值觀念等。”而教育部在2004年的“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試行）中指出：“大學英語是以英語語言知識與應用技能、學習策略和跨文化交際為主要內容。”所以，我們把商務語境取徑分為兩種。第一種是策略行為,它以交際為目的。第二種是行為者是通過與別人共同分有對共同處境的理解的文化策略。

參考文獻：

[1]林添湖:試論商務英語學科的發展[J].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 (04)

[2]羅明禮:商務英語寫作語用特點探微[J].商場現代化，2007, (25)

[3]周燕:面文體中語言轉述的認知語用分析[D].中國優秀博碩士論文數據庫 (碩士),2005, (02)

篇(2)

論文關鍵詞：語言哲學；言語行為理論；意向性

現代語言學的發展與哲學有著密切的關系。語言學與哲學從理論上來說分屬于兩個不同的學科，彼此之間相距甚遠。但是由于語言是思想的工具，哲學必須借助于語言來思考問題。因此，它們之間的關系又是如此之近。無論對于語言學家來說，還是對于哲學家來說，語言的本質問題實際上在深層次上涉及到的并不是一個純語言學的問題，而是一個關于語言的哲學問題。語言哲學的產生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哲學發展中的一個比較重大的事件。語言哲學在這一時期產生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許多哲學家們把自己關注和研究的哲學中心問題紛紛由認識論轉向了語言。因此，這種語言轉向從一開始就與哲學認識論所解決不了的問題緊緊纏繞在一起，從而也就使哲學家們探討的語言問題帶上了哲學的色彩。

語言哲學是一門以哲學語言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它的主要任務在于通過語言分析，澄清語詞和語句的意義，使我們能夠以適當的、準確的方式使用哲學語言，從而有效地表達我們的哲學思想。語言哲學的研究既要從哲學的角度分析語言問題(研究哲學語言學)，又要能夠從語言或語言學的角度探討哲學問題(研究語言學哲學)，并從中尋找出共同問題。

一、植根于日常語言哲學中的語用學

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哲學研究發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語言轉向。語言取代認識論成為哲學研究的中心課題，哲學家們認識到不論研究存在還是研究認識，都必須首先弄清語言的意義。他們把哲學問題歸結為語言問題，把語言看作是哲學的首要研究對象，語言問變成哲學研究的中心和出發點。尤其是從理想語言回歸于自然語言的轉向致使日常語言哲學產生。以維特根斯坦、奧斯汀、塞爾為代表的日常語言學派著眼于對日常語言一自然語言的分析，這一分析遵循一個從日常語言范疇分析一日常語言用法(使用規則)分析一言語行為分析的過程，這個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從批判的、治療的語言分析向建設性的言語行為分析發展的過程，其中維特根斯坦后期的語用分析是一個轉折點。日常語言哲學的發展對語言學尤其是語用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一定程度上講，當代語用學正是在日常語言哲學研究中孕育發展起來的。

(一)后期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思想

后期維特根斯坦放棄“語言是世界的邏輯圖像”這一基本觀點，提出他的“語言游戲說”。語言游戲說是貫穿于《哲學研究》的中心學說。他認為語言是一種現實活動、一種游戲，并力圖通過觀察語言在日常生活中的實際使用來探究語言的意義問題。語言的意義由語言的具體使用來規定。使用語言必須遵守語言規則。不同的語言規則產生不同的語言游戲。各種言語游戲就像家族相似的不同成員，不存在一般或概括的可能性。具有家族相似性的各種語言游戲通過約定形成我們的生活方式，構成整個人類生活的一部分，有什么樣的生活形式就會有與之對應的語言游戲。語言游戲的語法規則植根于生活形式中。“想象一種語言就意味著想象一種生活方式。”語言游戲說從根本上排除從語言與實在的對應中尋求意義的觀念，使對語言的分析從語形和語義的層面轉向語用層面。

(二)奧斯汀的言語行為三分說

言語行為理論是20世紀中期以來西方最有影響力的語言哲學理論之一，是哲學家們研究的最有聲有色的一個課題。該理論的發起人是英國著名的哲學家、日常語言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Austin(奧斯汀)。奧斯汀早期區分了敘事句和施為句。前者陳述事實，有真有假；后者通過說出一句話來完成某種行為，并不描述世界，沒有真假，但有適當和不適當之分。后來奧斯汀進一步提出了言語行為三分說的新言語行為理論，使該理論趨于系統化和精確化。他把言語行為區分為三類：(1)敘事行為或言內行為(1ocutionaryact)，即“說某事的行為”，主要是陳述一個事實；(2)施事行為或言外行為(illocutionaryact)，即“在說中實施的行為”，如：警告等，它們普遍具有語力(illocutionaryforce)，傳達言者的用意和意圖；(3)成事行為或言后行為(perlocutionaryact)，即通過說出一個句子有意無意地對自己或別人產生某種效果。在這三層意義中，施事行為是他的意義理論的核心。同時，他還強凋意義對于現實語境的依賴，離開具體語境，單純的意圖、意向不可能構成言語行為。“我們必須注意現實語境的情況，注意我們能說什么不能說什么，以及究竟為什么。”

奧斯汀的哲學研究新方法不僅為哲學研究注入了活力而且啟發了語言學家，這使奧斯汀成為當之無愧的現代語用學之父。他的言語行為理論成為現代語用學理論的基石，隨著這種看待語言和世界的言語行為理論的發展，語用學逐漸在20世紀70年展成為一門顯學，借助語言哲學家對哲學的洞察解決語言問題，成為一種風尚，導致了對行為中的言語和語言中行為的交流和社會研究的語用學轉向。

(三)塞爾對言語行為理論的發展

由于奧斯汀對施事行為的分類缺乏明確的標準，招致了很多學者的批評，但他的～些看法為后來的研究奠定了基礎。作為奧斯汀的學生，美國語言哲學家塞爾繼承并發展了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提出了著名的間接言語行為理論。他認為：“當一個施事行為問接地通過另外一個言語行為表達時，間接言語行為就發生了。”

塞爾對言語行為的另一個突出的貢獻就是對奧斯汀提出的以言行事分類作了修訂調整，在奧斯汀分類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分類，即1、斷言類(assertives)：包括陳述、描繪、報道、斷言、說明等；2、指令類(direc—tives)：包括建議、要求、請求、命令、邀請等；3、承諾類(commissives)：包括允諾、答應、打賭、發誓、保證等；4、表達類(expressives)：包括感謝、祝賀、道歉、歡迎、哀悼等；5、宣告類(declatatives)：包括任命、辭職、解雇、命名、宣布等。塞爾的這種分類旨在表明，在我們稱作以言行事的動詞中，有許多動詞并不是以言行事目的的標志，而是以言行事行為的其它某些特征的標志，譬如完成以言行事行為的某種風格或方式，所以，我們必須把對以言行事的分類與對以言行事的動詞的分類仔細區分開來。

言語行為經過維特根斯坦的啟蒙，奧斯汀的系統研究以及塞爾的修改、豐富，逐漸發展成為一種成熟的理論。最終成為一種在哲學界和語言學界自成一派且頗有影響力的語言哲學理論，尤其是直接導致了語用學的誕生。

二、言語行為理論中的意向性問題

為深入界定言語行為概念，塞爾引入意向性概念：言語行為不僅使用語言符號，而且表達說話人的意向。

(一)意向性和意義

意向性和意義的關系問題，是目前許多語言哲學家熱烈爭論的一個焦點。最早把意向性問題和意義問題聯系起來考察的是塞爾。在他看來，“表達式”和“記號”這兩個概念是有區別的，這一區別在于，盡管每個記號與它所表示之物具有某種關系，但并不像表達式那樣具有“意義”。而表達式之所以具有意義，是由于它明確地提出某種思想的意向，換句話說，是意向賦予表達式以意義。他認為，意義問題和意向性問題是緊密相連的。

在當代，相當多的哲學家，特別是日常語言學派的哲學家以及他們的追隨者，大多強調意向性在確定語詞或語句的意義中的作用，主張從語言與其使用者的關系來考察意義問題，重視研究意義的語用方面。他們認為，語句的意義必定隨語境而變化，不以語境為轉移的所謂語句字面意義是不存在的。塞爾就是這種觀點的積極支持者。他認為，不能把語句本身的字面意義與說話者在不同場合下使用語句表達的不同意義混為一談，更不能根據說話者在不同場合下使用同一語句表達不同的意思這一點來否認語句本身具有它們的字面意義。他的意向性理論強調“意義是意向性的派生形式”，突出語言意向性意義的重要性。他試圖用意向性說明語言和意義問題，即用心理學概念分析言語行為。他說“我相信語言哲學是心靈哲學的一個分支。根據這一觀點，基本的語言概念，如指稱、意義、陳述等等可以用更基本的心理學概念如信念、意向、愿望來分析”。塞爾既強調意向性又不忽略言語行為規則的重要性，從而比較全面地看到意義是內在意向和外在言語行為規則統一的產物。到了20世紀80年代，塞爾對于意向性和意義問題的研究已經形成了一個相對比較系統的學說。

(二)言語行為與意向性問題

由于以言行事和以言取效都涉及到了說話者的說話意圖、意向，所以塞爾又進一步深入研究了意向性(intentionality)問題。塞爾在研究和分析言語行為的過程中發現以言行事中的語旨力與意向有著密切關系。他說：“在以言行事行為的完成中，意向性有雙重層次，一層是行為的完成中所表達的意向狀態，一層是完成行為的意向。”就后一層意向性來說，正是由于說話者把表達某種意義的意向賦予了話語，話語才具有了各種言語行為功能；就前一層意向性來說，塞爾認為，話語有意向性就如愿望、擔心、信念等精神狀態有意向性一樣。這一層意向性就是一個人的某些精神狀態指向自身之外的外部世界的特征：如果我有一個愿望，那么它就表現為我精神狀態上愿意做某事或希望某事發生；如果我有一個擔心，那么它就表現為我精神狀態上不愿意做某事或害怕某事發生；如果我有一個信念，那么它就表現為精神狀態上我相信某種東西等等。

就言語行為和意向狀態的關系來講，任何以言行事行為都必然表達某種相應的意向狀態。意向狀態是言語行為的真誠條件。不過，以言行事行為表達出的意向狀態與說話者內心實際的意向狀態并不一定全都一致。例如，撒謊這種言語行為表達出的意向狀態與說話者內心世紀的意向狀態就不一致。這時，我們說，說話者完成的是一個非真誠的言語行為，所表達的意向狀態也是一個非真實的意向狀態。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把言語行為和意向狀態等同起來。言語行為講的是行為，而意向狀態講的是狀態，前者與物理現象有關，而后者只是某種心理內部的意向。

言語行為理論從言語行為分析發展到探討語言使用者的語言行為意向，把意義歸結到語言使用者支配其言語行為意識的能動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心靈主義的傳統。塞爾認為，正是在意向性這一點上，語言哲學和心靈哲學會和起來了：人通過自己的意向把那些使意向狀況得到滿足的條件轉移給了相應的對象，從而把自己的意向加給了本身并不存在意向的對象身上。言語行為只不過是人類行為的一部分；心靈通過意向，從而通過言語行為使人類和外部世界聯系在了一起。不難看出，作為當代語用學基本理論奠基人之一的塞爾是在哲學軌道上研究語言的，是在用語言解決哲學問題。

三、小結

篇(3)

【關鍵詞】文藝學主體性本體論建構解構

上世紀80年代,中國文藝學學術研究的主導趨向是“向內轉”:即向文藝本體規律的轉靠與回歸。作為“帶有整體性的文學動態”（1）,標示出文藝創作與理論批評“自生自發”“難以遏制”的內在要求。這一時期的文藝學思考者們發現:傳統認識論方法只能對文藝做出某種他律的共性本質的解答,而無法進入文藝內在特質的考察。要想深入文藝之“內”,抓住文藝的自律和“本源”,必須改換一種所謂“自我相關”的本體論方法,摒棄以外在角度、非文學內容規范文學的做法,專注于文藝本然的內在規定性的探尋。

一、文學審美論:他律本質論向自律本體論的轉向

文學審美論的開拓與探索為新時期文藝學對“本體”意義的追問提供了價值定向和邏輯前提。它以主體論文藝學的“文學向人回歸、向自身回歸”的“主體性”思想及康德美學的“審美無利害”的自律論學說為理論依據,將審美規律視為文學藝術活動的最重要的內部規律給予了空前的重視和深入的探討。從審美反映論的主體性強調,到審美體驗論的人類學本體論意味的揭示,再到生命論文藝美學對于感性本能及審美形式意義的渲染,文藝學研究實現了由認識論到本體論的轉向。“審美反映論”超越于傳統哲學認識論的重要標志在于:心理意識這一重要的審美主體中介的加入。在“審美反映論”看來,“心理現實”、“審美心理現實”,即由外在現實轉換成內在主觀的“心理意識”,是藝術內容、藝術形象得以生成的關鍵。而在這由外而內的轉換中,“心理意識”(“心理現實”、“審美心理現實”)已經根本不同于認識論中的那種近于“鏡映”的“認識”。作為一個遠比“認識”涵蓋面寬廣得多的概念,“意識”已經包括了認識之外的各種精神心理因素:諸如主體的人格情感、個性心理、道德情操、非理智欲念等等。所有意識因素都在審美反映過程中參與客體與主體、事物與映象之間的關系,從而繁生出“認識”之外豐富的心理內涵。作為一個審美中介系統,審美意識是一個與藝術家的人格結構相關聯,與創作者的感情、想像、感知、認識等活躍的心理因素相關聯的一個“復雜的多層次的結構體”。它不同于發生認識論中所謂“圖式”、“格局”,只對外來信息進行選擇和同化,還要對其產生調節作用,即:使主體感知到的東西經過調整而更適合主體的需要。審美中介系統的調節作用使審美感知中的主體印象發生變異,而與作家希望看到的樣子重合。因此審美中介系統常常賦予反映以個性和人格特征。同時,這個審美中介系統又擁有人性的發生學意義,它在特定的文化中孕育,在真實的歷史中生成。主體的審美心理結構實際上是特定的社會文化制約與個體稟賦氣質多方合力作用的結果。顯然,在“審美反映論”對于審美中介系統豐富內涵的解釋中,文藝審美獲得了認識論與本體論的雙重意義,同時藝術本質論朝向藝術本體論轉型的跡象也在此初露端倪。

“人類學本體論文藝美學”是審美文論步入藝術本體論殿堂的又一關節點。如果說“審美反映論”還是在認識論的框架內所進行的對它的“修正”、“改良”和“更新”;那么,“人類學本體論文藝美學”則力圖打破認識論的框定而去展開藝術的本體思考,力圖完全擺脫界參照而把目光凝聚于人類本體、藝術本體自身。所謂本體,指事物內部的根本屬性及本源,或稱終極的存在。所謂本體論也就是對本體進行描述的理論。本體論與認識論的區別在于,它是自我相關的,它并不憑借外界的事物尺度來說明自身,而是以自身整體不斷發展的存在為依據,去探求其存在的本然處境,追問其生存的終極意義和根基。因此,人類學本體論只能是探向人類自身本然處境,描述人的生存意義及終極價值的理論;而人類學本體論文藝美學,則將藝術看做人類生存本體自身的詩化,看做人類重要的本體活動形式。顯然,“人類學本體論美學”是從把握人類生存與人類藝術、文藝本體與人類本體的關系入手,將藝術與人類自身的生成及超越聯系了起來。在他們看來,人在藝術創造中生成著,又在自身的生成中創造著藝術;同時,藝術還擁有人類生存的超越性質,它試圖回答過去、現在、未來的神秘性,向人們顯示著存在之謎,將人們引向未來,因而它是理想的世界、是夢境和烏托邦;而藝術作為生存的超越,又是基于人類對自由的追求,對幸福的渴望和在有限中獲得無限,于瞬間中獲得永恒,達到存在的最高和最高的存在的欲望。顯然,在這里藝術審美具有著無可置疑的人類學本體意味,審美既作為人類生存的動因,又作為人類生存的目的,既作為人類生存的起點,又作為人類生存的終點。而藝術作為一種審美超越活動,不僅是人的存在在符號上的顯現,而且成為人類生命活動的自我拯救和自我希求。于是,人的生存史與人的審美史重合,審美化成為衡量人生意義和人的歷史進步程度的惟一標尺。人類學本體論文藝美學超越了審美反映論對哲學認識論的基本依賴,站在了認識論之外、并且進一步站在了認識論的否定者排斥者的立場上來探求文藝的審美本體;但他也同時陷入了割斷文藝審美同認識的聯系、泯滅審美藝術活動同人類生命活動之界限的片面和極端。

審美體驗論、人類學本體論文藝美學摒棄文藝的認識論本質的追問,而著力探究人類文藝審美與人類生命合一的本體意味,自然將那個人生中令人陶醉的審美體驗(生命體驗)推到了前臺,這就為當代文藝美學由認識論向體驗論的過渡提供了有力的邏輯支撐點。而文藝的人類學本體觀本身也在此過渡中凝結為一種存在論或生命論的文藝本體觀。對于感性的藝術本體地位的張揚凸現了審美體驗論的詩化特征。在審美體驗論者看來:美不是別的,正是人所生活的感性現實的世界對人的個體自由的肯定,即自然的人化,美作為一種感性的存在得以確認（2）。從“人的自由本質”的探討入手,審美體驗論者還在藝術美的研究領域引入了“感性動力”的范疇,認為審美緣于人類追求自由的一種感性動力,審美活動是感性動力行進的一種形式,是一種滿足感性動力的需要的活動,而這種感性動力實際上就是植根于人的自然基礎深處的自然生命力,是人類創造世界和選擇進步方向的一種能力。與藝術的感性本位相并生的是個體本位的強調。在“審美體驗”中,藝術審美的意義就在于它給予了感性個體以在其他活動中所不曾有過的自主地位,它使每個個體自身期盼著的自我實現、自我超越的權利得以實現,而藝術審美正是這種實現的特殊方式。當然,多數的審美體驗論者是在個體與整體的統一中給予個體以更加顯明的地位的。正如西方理論家盧卡契所言,“審美體驗是以個體和個人命運的形式來說明人類”（3）。審美體驗實際上是為個人的心理體驗與人類精神的貫通提供一個媒介體,主體正是從個體的人生境遇出發,通過對對象的形式美的愉悅進入人類精神內宇宙的感悟,去體味人類心靈的深層領域的豐富蘊含,從而使個體得以傳達總體,實現對人類生命本體的直觀表達。審美體驗論的復蘇還使得那些召喚著深層人生體驗的審美形式獲得了足以取代審美內容的品格和價值。審美體驗論以對形式魅力的關注取代對本質內容的形而上追問,這明顯受到了英國著名視覺藝術理論家克萊夫·貝爾的藝術定義的啟發,貝爾在1913年出版的《藝術》一書中提出的“藝術是有意味的形式”深得中國當代審美文論家的青睞,貝爾認為,意味就在形式之中,離開了形式而作無邊的聯想不是意味,用說理的方式傳達思想也不是意味。那么究竟“意味”是什么呢?貝爾認為是一種能夠喚起我們的審美情感的藝術品中存在的某種性質,“離開它,藝術品不能作為藝術品而存在;有了它,任何作品至少不會一點價值也沒有”（4）。那么藝術品中能夠喚起審美情感的是一種什么性質呢?貝爾并沒有說得很清楚,只是說它是一種與人的無意識心靈相對應的東西。然而正是這種含糊誘導出了人們對于形式本體的“終極實在”的思考,使人們發現了人的審美心靈與藝術的創造性形式的某種內在、先驗的聯系。審美體驗論者正是從這里,從人的審美心靈與藝術形式的這種內在的神秘聯系出發,在兩者的情感生命的交融中去尋求形式美的意味之所在,開始了對藝術形式的獨立價值的發掘。審美體驗作為一個獨立于認識的自主性概念帶來了文藝學的“內部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文藝的形式本體論研究也由此發生并逐步蔚成景觀。

二、形式本體論:文學的形而上追問

這是一次文論觀念的變革,它既不贊成反映論文藝學對客體本位的固守,也不同意表現論文藝學對作家本位的強調,而是以文本為出發點和目的,對作品本位、形式本位、語言本位進行昭示和張揚。在這里,歷史的思考和文化的探索被看做讓文學心倦意懶不堪承受的重負令人敬而遠之,思考的文學變成了文學的思考。文藝作為一種超離現實功利的精神現象,它自身的結構方式和運動規律是什么呢?文學思考者對于文學本體特性的追問,召喚著文學形式本體論的崛起,為文學的藝術形式賦予了自主的意義。在這樣一批文論家看來,談內容本身并不等于談論藝術,只有在談論形式的時候,才真正將藝術作品當做了藝術作品,也才是真正地進入了藝術的討論。所謂“回歸自身”就是把藝術當做藝術,平心靜氣地關注和研究藝術形式。形式本體論是將藝術形式作為超脫于作者意圖和讀者經驗之外的、獨立存在的、自主客體進行把握和描述的一種文學觀念。這種觀念最早出現于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派的理論著述當中,后來又為結構主義語言學、符號學、敘事學所強化;而在同時或稍后,在現象學、闡釋學、接受理論(接受美學)、讀者反應批評等學術派別那里,提出了與形式本體論的觀念體系不甚相同的文學觀念,二者在對文學的基本理解上既有相通之處又發生某些抵牾,于是形式本體論的某些觀念受到抵制或者得以松動。現象學的“意向性還原”,在作品本體和讀者經驗之間建立起密切的聯系,而闡釋學則讓文學的本體存在向讀者經驗大幅度開放,到了接受理論和讀者反應批評那里,文藝作品的讀者和受眾則打破作品本文的束縛而獲得自由解放。這樣,形式本體的神圣性、純粹性和絕對的獨立自足性開始被打破,文學理論和美學又發生了由“內”向“外”的回轉。所以說,形式本體論在西方是相對意義上的,也正是這種相對性潛在地牽制和暗示著中國新時期文藝學學術史上形式本體論的邏輯展開和生存命運。

從“作品本體”到“形式本體”。中國當代文藝學的形式本體論研究是以作品本體論為先導的。它的基本思路是文學研究“回到文學作品本身”。將反映論文藝學的客體本位及表現論文藝學的主體本位轉換為作品本位,從而把文學作品看做“一個獨立的自足體”。正如陳曉明在他的《理論的贖罪》一文中所言:要確定現論范型,就“應當把邏輯起點”移到“作品本文內部”,就應當承認“本文的語言事實存在就構成了文學作品的本體存在”（5）。作品本體論者深受英美新批評及英伽登、韋勒克等人的理論影響,將藝術作品看做一個與客觀世界沒有真正聯系的具有獨立而永恒價值的意向客體。認為作品的意義并不在于它傳達出了什么,而在于作品的系統本身。于是,他們主張建立獨立的文學作品內部研究,對于西方形式主義理論備感親切。在他們看來,形式主義“為直覺地把握作品尋找到了一條較好的科學表述途徑,它比任何批評方法都更加切近作品本身”（6）。由此,作品本體論推出了文學作品的形式結構,并賦予了它本體論意味。作為一種新的理論形態,形式本體論試圖否棄傳統文論的形式與內容的二元論和內容的獨斷論,而將形式結構視為“有意味的形式”,視為文學區別于其他一切意識形態的關鍵所在。于是,“形式本身即是內容、形式自身即是目的”成為形式本體論的要旨。隨著新時期社會結構的轉型及文學內轉趨勢的出現,那個曾經被受奴役的文學形式,脫離內容的框定獲得了獨立的意義和本體地位。正如孫津在《形式結構》一文中所言:“形式結構作為人對于自己的自由意志的勝利,它在形式與內容、手段與目的的這雙重關系上是一體化的。”（7）形式不再是內容的負載體,它自身就意味著內容。將形式本體論作為一種新的理論形態加以概括的是李劫的《試論文學形式的本體論意味》一文（8）。這篇文章將新時期文論從對藝術形式的探究引向形式本體論的關注,并為新的理論形態的建構尋找到邏輯起點。文章認為:先鋒派小說的出現標記著文學形式本體演化的開始。由此對“寫什么”的強調被“怎么寫”的自覺追求所取代,文學形式由于它的文學語言性質而具有了本體意味。李劫將語感外化和程序編配作為文學形式本體意味的兩大方面予以研究。他認為,文學創作的基本動因之一是作家的語感,語感外化的過程即文學創作的過程。語感外化過程由三個層次構成:文字性語感,文學性語感中的表層語感,文學性語感中的深層語感。作品的深層語感因其隱喻、象征功能而變形和語象化為表層語感的描繪和敘述功能,最終通過顯示著作家詩人的語言功底的文字符號感得以外化。語言的深層結構中的這種關系性決定著整個語言系統的意義。同時,程序編配又將語感基因訴諸一個特定的有序系統,使整個作品成為一個有意味的形式結構。于是,文學作品如同人一樣自我生成為一個自足體。可見,在李劫這里文學的語言系統不再是表意的媒介,而它自己就是意義和目的本身。文學的存在及其意義是經過“文學語言及其形式結構的創造過程”物化為文學作品的,又經過一系列轉換功能才“生發出作品的歷史內容、美學內容以及文化心理內容等等”。因此,文學的形式結構及語言是先驗的固定的,文學研究只有首先回到形式結構,才能抓住根本。文學語言學在此被轉變成為以文學語言的創造生成為對象的文學形式本體研究。

從“形式本體”到“語言本體”。在形式本體論的“怎么寫”的研究中,語言的生成與轉換始終居于核心的地位,文學形式正是由于它的文學語言性質才擁有了自身的本體意味。因此形式本體論自然趨近于語言本體論。新時期的語言本體論是在西方現代語言學和存在主義哲學及文化符號學的綜合影響下出現的。它們將語言看做先在于人類精神文化生活的結構性存在,認為語言世界與現實世界無涉,作品的語言系統本身自行產生意義。這是一種“語言中心”意識,是一種對“語言神話”的崇拜。當然,它也是出自對語言之于文學的天然創造性的高度自覺。這種意識同西方的聯系是明顯的。以語言中心取性中心,是西方哲學的語言論轉向的題中之意,無論是存在主義的“語言是存在的家”,還是后結構主義對語言和寫作本身的回歸,在西方都被視為一種歷史的進步,而這一切正是新時期文藝學的語言本體論研究得以生成的理論支柱。當然,新時期語言本體論的提出也有其特殊的針對性,即中國傳統文論和文學批評對語言的輕慢。人們往往并不認識文學語言本身的價值,而到語言的背后去尋找文學作品的諸如“現實意義”、“時代特征”、“歷史深度”等等,正所謂“得意而忘言”。而新時期文論家在得到西方現代語言學的重要啟示之后,對這種傳統文論形態做出了尖銳的反省和批評,黃子平在《意思和意義》一文中用了一連串生動的比喻,來表達這種語言本體論的自省,他說“文學語言不是用來撈魚的網,逮兔子的夾,它自身便是魚和兔子。文學語言不是‘意義’的衣服,它是‘意義’的皮膚連著血肉和骨骼。文學語言不是‘意義’歇息打尖的客棧而是‘意思’安居樂業生兒育女的家園。文學語言不是把你擺渡到‘意義’的對岸去的橋和船,它自身就既是河又是岸”（9）。于是,人們不能再對語言這個“自主的具體的實體”及它對于文學世界建構的本體意義熟視無睹了。于是,人們認定:“意義其實是被語言創造出來的。”因而提出了“語言是詩的生命”、“詩到語言為止”的口號。李潔非、張陵的《“再現真實”:一個結構語言學的反詰》更加鮮明地表達了這種語言形式的本體論觀念（10）,對傳統文藝學的“再現真實”的可能性提出了追問和質疑。他們否棄了傳統理論話語的語言“工具論”,強調“語言世界”的獨立性及對文學的創生性,從而將語言奉為詩及文學的生命。在他們的語言本體觀看來,“語言事實”并非自然事實,它自我創生,以自己的方式“行動”著,規定著個體思維的形式和范圍。因而,語言與實在不可能完全“同構”,文學世界的真實即是“語言世界”的真實、表述的真實,“以‘模仿自然’為目的的再現型藝術終究只是一種幻想”。在這里,結構主義語言學及符號學對傳統的歷史語言學的反撥表現得尤為強烈。索緒爾的語言獨立自足及實體意義的研究成為其“語言中心”論的重要理論支持,羅蘭·巴爾特關于語言的先在性的符號學論述,則為其語言本體論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佐證。因此,它對“再現真實”傳統語言觀的反詰是徹底的,對語言的藝術本體的挖掘是深入的。但是,這種語言中心論又往往容易割裂語言的“所指”與“能指”之間的關系,導致語言世界與人類的經驗世界、意義世界的分離。因而那個真正的獨立自足的“語言世界”的真實性是應當打些折扣的。

語言本體論從現代語言學那里得到啟示,把文學作品視為自足的語言符號體系。語言符號不僅成為文學的深刻動因,而且被視為文學的最直接的目的。然而從整體上看,對語言的自主性的強調仍然沒有超離內容、形式的二元思維方式的支配,而只是對文學“內部”語言形式研究強調的一種極端形態而已。在“語言本體論”中蘊藏著的仍然是走出“外部研究”進入“內部研究”的努力,語言本體論者所做的仍然是以一種獨斷論取代另一種獨斷論。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以至于90年代,學界對這種獨斷論的弊病逐漸有所反思,并力圖加以糾正。例如青年學者王一川90年代初開始倡導的“修辭論”研究,就通過對“修辭”的特殊的界定表現出了這種努力。在《修辭論美學》中,王一川闡述了這樣一種思想:以往的認識論美學“往往為著內容而犧牲形式,為著思想而丟棄語言”;語言論美學“在執著于形式、語言或模型方面時,易于遺忘更根本的、為認識論美學所擅長的歷史視界”;感興論美學又往往忽視語言論美學所慣用的模型化或系統化立場。于是他提倡將三者融合,使三股壓力形成一股更大的合力:“要求把認識論美學的內容分析和歷史視界、感興論美學的個體體驗崇尚、語言論美學的語言中心立場和模型化主張這三者綜合起來,相互倚重和補缺,以便建立一種新的美學。這實際上就是要達到修辭論境界:任何藝術都可以視為話語,而話語與文化語境具有互賴關系,這種互賴關系又受制于更根本的歷史。顯然,上述三種美學的困境及擺脫這種困境的壓力,導致了修辭論轉向。”（11）顯而易見,王一川的“修辭論美學”是要力圖避免單純的語言本體論研究或單純的認識論和社會學研究的弊病,走向一種綜合。

三、解構文論:文藝學本體論的顛覆

從結構主義的形式本體意義追求到解構主義的拆解中心、消解意義,從形式本體論的語言崇拜到解構文論的語言游戲,其間只有一步之遙。而這一步之間卻承載著人文心理及歷史語境的重大變遷和復雜關聯。20世紀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國文論家所身處其中的歷史語境發生了重大變化。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醞釀和開始啟動,人們在舊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受到強烈沖擊。市場經濟的歷史浪潮在中國大地上的層層推進,“商品”法則對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強有力滲入,一方面萌發了許多與新的現實相適應的新的觀念、理想、道德、情感和價值欲求;另一方面也破壞和割裂了原本和諧統一的理想主義的文化圖景。某些舊的“規范”將破未破,某些新的“規范”將立未立,新舊交替混雜。在這大變動、大轉型的歷史氛圍中,人們(包括思想文化界的人們)對于物質的欲望和追求以迅疾之勢拆解著人道主義的權威性話語以及此前的以“人”(“主體性”)為中心的價值法則。正如一位青年批評家所看到的:“當代現實當然是由于突然間興起的商品經濟的沖擊而激發了內在的矛盾,引起了價值觀念的混亂。新時期文學一直懷著熱情去追求人道主義的信念、追求人的價值和尊嚴,卻受到了現實的價值尺度的無情嘲弄。知識分子對自我生存狀態的懷疑,必然導致對生存信念和超越性終極價值的懷疑。而當代的懷疑主義是致命的,因為它植根于每時每刻的生存事實。當代現實的短期效應,急功近利,毫無疑問對所謂的終極性價值嗤之以鼻。”（12）

于是,近半個世紀左右的時間里才在西方興起、60～70年代才漸次傳播開來的后現代主義、解構主義,由于歷史的巧合和相似,竟在80～90年代的中國部分人群、特別是部分青年知識分子中找到了雖不“理想”、但相當“熱情”的接受群體。某些敏感的中國理論家因而產生了強烈的后現代主義、解構主義的話語欲望。一些批評家和理論家在那個消解意義、顛覆中心的解構主義理論當中,找到了自己對這個新的世界圖景的相近似的體驗和感悟。于是,“后”學(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后結構主義即解構主義)在思想文化的某些領域興起并活躍起來。后現代主義的最重要、最顯著的核心思想和理論表現就是解構主義,即拆解“中心”、顛覆“在場”、削平“深度”、反“元話語”、反“元敘事”、反“體系性”⋯⋯因此可以說,“后現代主義”即“解構主義”對包括形式本體論在內的所有“中心主義”和“意義”追求的顛覆是劇烈的、帶根本性的。

從理論特征來看,解構主義為中國當代文論所提供的主要是一種本文策略和闡釋方式。正如王寧所言:德里達的解構理論沒有提出知識和真理的要求,因而它主要是一種本文策略（13）。作為一種解構式本文策略,它要求于作者的是在其本文中如何實施對自己所言喻的東西的顛覆;作為一種解構式閱讀方式,它要求于讀者的是如何發現本文中的盲點,如何對本文中的穩定的秩序、封閉的系統、終極的意義實施瓦解。解構主義對于作者自我言說的顛覆與瓦解,以及讀者的旨在摧毀本文之確定性的解構式閱讀方式,特別是其中解構式閱讀方式作為本文可讀性瓦解以及讀者創造力之解放,尤其得到了中國理論家的重視和關注。他們發現,解構式閱讀不再是一種符號的解碼活動和能指與所指的表述關系的呈示,而是對本文在“痕跡”和“差異”活動中變得捉摸不定的符號衍生和意義轉換。它強調本文的不穩定性和互文性,認為閱讀是一種意義的無限補充、替換、撒播和誤讀(當然,這種相對主義的閱讀模式又是導源于本文的能動性生產,因此最終還是無法擺脫本文的牽制而完全隨心所欲)。有的學者認真分析了解構策略的三個步驟:首先,面對結構主義的二元對立的穩定自足系統,揭示其不和諧性;而后實施消解的第一步:顛倒,即原有等級,取締原核心的主導地位;最后是尋求一種不穩定的漂移狀態,使新等級無法建立（14）。這種解構策略摧毀了在豐富的本文中再建中心和追求意義的可能性,使本文在符號的不斷衍生、意義的不斷轉換中變得捉摸不定,天經地義地拒絕理解和閱讀,而導致誤解和誤讀。在解構文論的閱讀策略中,“文本和作者已經變成了一個神秘莫測的作案高手,而讀者只有從蛛絲馬跡中重讀出各種相互抵觸的意義,才不至于淪為受害者”（15）。同時這些紛雜的歧義和差異,也賦予了批評家極大的精神自由,使他們超越本文,從“能指的游戲”中獲得無窮的造語。新時期中國文論家也正是作為這種解構式本文策略和閱讀方式的傳播和實踐者,一方面檢點著解構文論的相對主義立場,一方面試圖從中找到一條走出文學“載道”的沉重傳統的超越之途。

然而,從理論的創造、生成及深化角度看,解構文論在中國學界所得到的實質性拓展并不令人樂觀。新時期文論家對于解構策略的研究是與解構批評的理論操作相伴相生的。他在后新潮小說中找到其理論的“實驗場”:包括從后新潮小說的“平面化”、“淺表性”讀出解構主義的“深度模式”的拆除,及瓦解結構主義形式本體論的“有意味形式”;從后新潮的“敘述圈套”中讀出世界統一性的顛覆,即打破結構主義的形式完整性及意義體系;從語言游戲中體驗主體及意義的失落,即在消解語符的意義同時,取締形式結構的人生隱喻功能。這其間,理論觀點的復述往往代替了自己的創見,肯定性的介紹與闡釋往往淹沒了理智而審慎的批判與吸納融合,這必然使得理論的拓進力度顯示不足。當然,解構文論作為中國當代文論的一股新的帶有“異己”意味的力量,在一定時間里給新時期文藝學研究帶來了某些生機和活力。尤其是它對于傳統的文學法則的沖擊,使人們獲得了對于文學的異質多樣性的認識。解構主義的“深度模式的拆除”則逐漸成為某些中國理論家面對日益破碎的文化語境思考和解決自己文明的新問題的理論參照。然而解構文論的文化再造力的缺失也帶來了中國當代文學者終極使命的消解,正如一位資深學者所說:“后現代的反文化一旦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道家哲學合謀,一方面它會使西方最先進的思潮成為中國傳統思想復蘇的傳聲筒;另一方面,則會延誤文化轉型,價值重建等現代人文學者的終極使命,具有很強的破壞性,邏輯上的解構就會成為文化上的破壞。”（16）解構文論的反文化特征使之顛覆所有價值體系,又不再導向新的價值的確立;它與人類的所有精神成果實行訣別,而不去承擔再造歷史的重任;它不僅否決了人生的深度和意義,而且否決了對意義和深度的追求本身。因此,解構文論完全消除了理論發展的原創意向,它無法完成“破”中有“立”的理論革新任務,因而也無力引導中國當代文論走向未來。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市場經濟下多元文化態勢對于意識形態整合性的拆解,新啟蒙話語失效后所謂“人文精神的失落”和理想的“淪喪”,以及價值相對主義的離散狀態,為文藝本體論的建構與解構文論的生成,提供了適宜的文化土壤和社會心理準備。中國文論的建構與解構的雙向運動,也只有在那個“眾聲喧嘩”、“雜語共生”的多元文化背景之上才獲得了生長繁衍的可能。

注釋：

（1）魯樞元:《論新時期文學的“向內轉”》,《文藝報》,1986年10月8日。

（2）李澤厚:《美學四講》,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66、53頁。

（3）盧卡契:《審美特性》,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48頁。

（4）克萊夫·貝爾:《藝術》,中國文藝聯合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頁。

（5）陳曉明:《理論的贖罪》,《文學研究參考》1988年第7期。

（6）孫歌:《文學批評的立足點》,《文藝爭鳴》1987年第1期。

（7）孫津:《形式結構》,《當代文藝探索》1986年第4期。

（8）李劫:《試論文學形式的本體意味》,《上海文學》1987年第3期。

（9）黃子平:《意義和意思》,《小說文體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01頁。

（10）李潔非、張陵:《“再現真實”:一個結構語言學的反詰》,尋找的時代》,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04頁。

（11）王一川:《修辭論美學》,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78～79頁。

（12）陳曉明:《冒險的遷徙:后新潮小說的敘事轉換》,《藝術廣角》1990年第3期。

（13）王寧:《后結構主義與分解批評》,《文學批評》1987年第6期。

篇(4)

    〔論文摘要20世紀初，西方傳統哲學發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語言轉向”，語言取代認識論成為哲學研究的中心課題。1962年英國哲學家奧斯汀提出了“言語行為理論”這一概念，此后，美國哲學家塞爾提出了著名的“間接言語行為理論”，修正和完善了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為我們在新時期全面理解語言的現象和本質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域。

    言語行為理論(speech act theory)首先是由英國牛津大學的哲學家奧斯汀((j. l. austin)1962年在他的著名哲學著作《論如何以言行事》里提出來的。言語行為理論的基本出發點是:人類語言交際的基本單位不應是詞、句子或其他語言形式，而應是人們用詞或句子所完成的行為(aus-tin, 1962)。奧斯汀把注意力集中在語言的使用上，把語言的使用視為一種行為，抓住了語言的動態特征，開拓了從行為的角度來研究語言的使用這條道路。

    塞爾((j. r. searle)是奧斯汀的學生，他同意奧斯汀的觀點，即語言交流的最小單位不是符號、詞或句子，而是被完成了的某種言語行為。不過，他對“言語行為本身夕，與“用以完成言語行為而說出的話語”這兩個概念進行了區分，認為兩者不是完全對等的關系，不能混為一談。塞爾系統地發展了奧斯汀的言語行為思想，闡述了言語行為的原則和分類標準，提出了間接言語行為理論這一特殊的言語行為類型。奧斯汀和塞爾都是語言哲學家，他們對語言的研究都是在哲學軌道上進行的。“言語行為理論”的提出改變了人們對語言本質的認識，為我們全面理解語言的現象和本質提供了一條新的思路口

    一、奧斯汀對言語行為理論的貢獻

    言語行為理論認為，從根本意義上來說，話語是一種行為，它不僅包含“言有所述”，而且包含“言有所為”，甚至涉及“言后之果”(austin, 1962) o

    言語行為理論的創始人是英國的語言哲學家奧斯汀。奧斯汀把“言有所述”的句子稱為述謂句(constatives)，如句子“中國在亞洲”和“天在下雨”，這兩句話有真假值，即對這兩句話，我們可以問:“這句話是真的嗎?”另一方面，他把“言有所為”的句子稱為“施事句”c performatives )，如老師對一個學生說:“我要求你認真聽講。”起初，奧斯汀把他的主要力集中在對“述謂句”和“施事句”的區分上。不過，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人，他發現述謂句和施事句的區分是站不住腳的。因為，根據他的觀點，施事句的典型句式為“我+施事動詞(現在時直陳式主動語態)(+其他成分)”，諸如“我命令……”，“我宣布……”，“我請求……”等等。然而述謂句也可以用這種句式，如“我宣布我是一位歌星”，說者一方面在做宣布，是一種行為，另一方面也在做陳述。所以，他發現述謂句與施事句兩個概念之間其實并無實質的區別。

    摒棄了述謂句與施事句的區分，標志著奧斯汀在言語行為理論的探索上有了新的飛躍。他認識到，歸根結蒂，我們所要闡釋的唯一現象就是在完整的言語環境中所做的完整的言語行為。這時他提出了著名的“言語行為三分說”，即一個人說話時，在大多數情況下，同時實施了三種行為—說話行為(locutionary act)、施事行為(illocutionaryact)和取效行為(perlocutionary act)。通俗地說，說話行為指說出合乎語言習慣的、有意義的話語，為說者所為;施事行為指在特定的語境中賦予有意義的話語一種“言語行為力量"(illocutionary force)，即語力，為說者所為;取效行為指說話行為或施事行為在聽者身上所產生的某種效果，為說者與聽者共同而為。

    奧斯汀首先提出了現代哲學意義上的言語行為概念，但他還沒來得及進一步發展他的言語行為理論就過早地去世了。不過，這一理論提出后很快便在哲學界和語言學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因為這一理論把客觀世界、人的思維以及語言三者有機地聯系在了一起，使得人們對語言的認識上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

    二、塞爾對言語行為理論的發展:間接言語行為理論正式出場

    塞爾首先提出了“間接言語行為”這個概念，他認為，間接言語行為理論要解決的問題是:說話人如何通過“字面用意”來表達間接的“言外之力”，或者說聽話人如何從說話人的“字面用意”中，推斷出其間接的“言外之力”。( searle ,1965)

    間接言語行為在語言交際中是非常普遍的，陳述句不是陳述，祈使句不是祈使，疑問句不是疑問的情況比比皆是。那么，在實際的言語行為交際過程中，如何實施并理解這種間接的言語行為呢?塞爾將間接言語行為分為規約性和非規約性兩種。所謂規約性間接言語行為是指對“字面用意”作一般性推斷就可以得出的間接言語行為。這類行為已經形成一種習慣用法或語言形式，說話人和聽話人可能已經感覺不出這類言語行為在字面上的施為用意。非規約性間接言語行為較為復雜和不確定，它更多地取決于互知的背景信息和所處的語境。

    奧斯汀的功勞在于開拓了從行為的角度來研究語言的使用這條道路，而塞爾則把言語行為理論系統化、嚴密化，不但豐富了言語行為理論，而且為解釋語言的形式和功能之間的不一致現象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依據。它解釋了人們在交際中為什么和如何大量使用間接言語行為，使得我們明白不僅要了解話語的字面意義和交際的內容，還要了解說話人的目的以及說話所進行的語境，這對我們重新理解“語言”這一概念提供了哲學思考的新視角。

    三、奧斯汀和塞爾的語言哲學觀

    1.言語行為理論產生的哲學背景

    言語行為理論的產生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追溯該理論產生的源頭，可將其與西方哲學的發展聯系起來考察。西方哲學從古希臘到20世紀的發展通常被概括為一個三階段模式，其中心論題為:本體論一認識論一語言。20世紀初西方哲學發生了“語言轉向”，產生了語言哲學。所謂的語言轉向，指的是哲學將語言的研究對象作為自己探討研究的對象，從哲學的角度對語言進行分析研究，特別是對關于語言意義和語言使用所進行的哲學研究。(付習濤，2004)就語言哲學而言，“它的首要任務在于通過語言分析，澄清語詞和語句的意義，使我們能夠以適當的、準確的方式使用語言，從而有效地表達我們的思想”(涂紀亮,1996)。西方哲學界之所以出現“語言的轉向”，是因為哲學家們認識到不論研究存在還是研究認識，都必須首先弄清楚語言的意義，而研究語言的意義正是語言哲學的首要任務。言語行為理論源起于哲學家對意義的研究，它是一種對語言的意義進行研究的理論。

    2.奧斯汀的語言哲學觀

    “語言轉向”的產生，標志著英美分析哲學時代的開始。從使用的分析方法上看，分析哲學又分為兩大派別。其一為邏輯分析派，又稱邏輯實證學派。邏輯實證學派主張從邏輯方面分析科學語言中的語句或命題的邏輯結構，他們所持的一種假設是:陳述之言的作用要么是描述事物的狀態，要么是陳述某一事實，兩者必須要具備其一，否則說出來的話語便是無意義的，而陳述之言所作的描述或陳述只能是真實或者是謬誤，必須滿足語義的真值條件，即這種陳述必須具有可驗證性(verifiability)，可以被驗證真偽。(yule, 2000)其二為日常分析派，又稱日常語言學派。日常語言學派著眼于對日常語言，即自然語言的分析。英國哲學家奧斯汀屬于日常語言學派，他對邏輯實證主義的真值條件語義論提出了異議，認為“許多陳述只不過是‘偽陳述’( pseudo- statement)，人們所說的許多話語貌似陳述，但它們根本不以坦直地記敘或傳遞有關事實的信息為目的，或是僅是部分地以此為目的”(austin,  1962)。他在探討語言與行為之間的關系時，首先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人說出話語不僅是提供信息，而且是完成許多其他的行為。換言之，語言不僅是用來描寫和陳述客觀世界的，而且也是一種行為。他指出:“所謂的‘毫無意義的’‘偽陳述’本來就不是用來做陳述之用的，它們的意義在于以言行事。”這是奧斯汀言語行為理論的出發點，也是其哲學觀點的核心價值之所在。

    3.塞爾的語言哲學觀

    美國語言哲學家塞爾繼承并發展了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提出了著名的間接言語行為理論。塞爾的理論建構體現在他對語言學哲學(linguistic philosophy)與語言哲學(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的區分上。語言學哲學試圖用分析語言中的特定詞語及其他成分的普通用法來解決特殊哲學問題，語言哲學則試圖對語言一般特征做出哲學的闡釋性描述。在塞爾看來，前者是關于方法的研究，而后者是關于主體的研究。塞爾認為他的理論屬于語言哲學而不是語言學哲學。在語言哲學的研究過程中，塞爾把言語行為界定為語言交際的最小單位，把言語行為放在研究語言、意義和交際的中心地位。

    塞爾的間接言語行為理論對西方哲學的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概括起來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他從言語行為角度研究語言現象，打破了傳統上對語言的靜態研究(梁駿,2000);其次，塞爾對言外行為分類標準的研究是他對現代語言哲學的一大貢獻(韓靜靜，2009);再次，他對言語行為理論的整體研究有力地促進了語言哲學的進一步發展。塞爾把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系統化、嚴密化，并且把它放在更大的哲學背景下加以論述，強調言外行為的研究，強調說話人的意識活動和心理狀態對言語行為的影響與作用，因而使得他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語言分析哲學研究方面毫無疑問地成為了一個標志性的符號和領軍人物。

篇(5)

關鍵詞：預設；理論研究；應用研究；綜述

一、國內外預設研究的起源

（一）國外哲學家和語言學家的研究起源

預設是說話人在某個話語中做出的關于背景的內在假設。德國哲學家弗雷格在《論涵義與指稱》首先提出預設問題。隨后，英國哲學家羅素發表了《論指謂》，批判了弗雷格的分析法。1950年，英國哲學家斯特勞森撰寫《論指稱》，批評羅素的分析法。這些研究開啟了預設研究的序幕，但并未將其引入語言學的研究軌道。

語言學家將預設研究分為“語義預設”和“語用預設”。喬姆斯基、菲爾默和吉帕斯基夫婦展開了語義預設方面的研究，引導研究方向從抽象的定義層面發展到具象的觸發語層面。基南和蓋世達主要進行語用預設相關研究，力求從語用角度解釋預設的性質。

（二）國內語言學家的研究起源

國內關于預設的研究起源于西方文獻的翻譯成果。在初期研究階段，胡壯麟、沈家煊等先后介紹了基南、萊文森等關于預設的概念和理論解釋；何自然則《語用學概論》一書中詳細介紹了預設理論。此外，其他學者也翻譯引入了《語言學中的邏輯》、《語用學與自然邏輯》等著作。

二、國內預設理論研究概況

我國的預設研究源于20世紀80年代。30余年來，研究內容主要涉及預設的種類、功能和觸發語。在預設的種類方面，黃華新基于國外的研究成果，將預設分為理論預設和事實預設；郭聿楷將預設分為存在性預設、詞匯性預設和結構性預設；范曉和張豫鋒基于漢語研究，將預設分為存在性預設、事實性預設、對立變化性預設和重復性預設。在預設的功能方面，朱永生和苗興偉從語篇層面展開研究，揭示預設的運行機制和功能。在預設觸發語方面，左思民、季安鋒以漢語為研究對象，總結了不同的分類系統。

隨著認知科學的蓬勃發展，國內學者也將認知科學與預設結合進行理論創新，相關研究主要依托關聯理論展開。關聯理論中的認知語境和最佳關聯，與語用預設的運行機制密切相關，可以用來研究交際中聽話人的認知推算過程。

三、國內預設應用研究概況

國內預設應用研究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以漢語為對象的預設研究、預設與語言教學、預設與翻譯。在以漢語為對象的預設研究中，王維賢運用預設理論闡述漢語轉折復句的特殊之處；袁毓林基于預設概念闡釋了漢語中否定形式比喻的語用特征；楊亦鳴探討了預設視角下的“也”字和“也”字句的語義；魏在江研究了“......秀”、“秀......”的預設構式及其認知闡釋。在預設與語言教學研究中，國內學者不僅探討了運用漢語預設分析對外漢語教學的問題，也展開了預設理論在閱讀理解、聽力理解、有效教學方面的運用問題。在預設與翻譯研究中，戈玲玲探討了預設在漢英互譯中的應用問題，歸納了三種預設處理技巧；蔡平從語用預設的角度為常見的翻譯方法提供語言學解釋。

四、國內預設研究的現狀與反思

國內預設相關數量

基于上述梳理和圖表，可以看出國內預設研究呈現如下趨勢：1.研究隊伍不斷壯大：論文數目增長迅猛，研究者從哲學界擴展至語義學界和語法學界；2.研究 領域不斷擴展：研究內容從預設的分類研究擴展至預設機制、理論、特征、應用的研究；3.研究方法不斷改進：從引入國外理論擴展至本土的跨學科、多領域研究，引入了認知科學、關聯理論等解釋預設運行的深層機制；4.研究層次不斷加深：從介紹和文獻述評擴展至比較、批判國外研究成果，從基于漢語、英語、俄語等語言的實證研究擴展至新興理論的解釋研究。

但是，當前預設研究依舊存在諸多問題，如1.研究廣度有余、深度不足，概述 類文章較多，實際問題的解釋不足，例如在漢語觸發語的研究方面，真正挖掘出的觸發語及其種類較少，研究范圍急需擴大；2.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預設的表達方面，如預設的種類、觸發語、投射等，然而對于預設的接受與理解等c認知結合的方面研究不夠，對于預設的形成機制、語詞觸發、語境制約、投射與取消、心理機制等問題沒有解釋清楚；3.研究方法比較落后，沒有引入語料庫等進行量化分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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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袁毓林.從預設看否定形式的比喻[J].漢語學習，1987（1）：19-20.

篇(6)

論文關鍵詞：新批評；解構批評；含混；細讀；有機整體

保羅·德·曼(1919—1983)，是解構主義文學批評團體“耶魯學派”的中堅人物，其修辭閱讀理論是美國解構批評的基石。而在解構主義之前，文學批評理論的主導是形成于二三十年代、盛行于四五十年代的“新批評”理論，并且新批評后期中心“耶魯集團”代表人物布魯克斯和沃倫也長期在耶魯大學執教，因此，新批評對德·曼的修辭理論的影響是必然的、直接的。德·曼早期寫過兩篇論述新批評的文章，分別是1956年的《形式主義文學批評的終結》和1966年的《美國新批評的形式與意向》，對新批評既有積極肯定和吸收運用，又有批判和改造。本文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論述德·曼與新批評的關系，借此揭示解構主義文學批評對新批評的繼承與批判。

一、對“內指性”文學語言觀的承繼

新批評的文學語言觀念，是建立在科文區分的基礎上。作為一種形式主義批評流派，新批評強調文學語言的特殊性，其奠基人瑞恰茲率先區分了語言的科學用途與情感用途：“我們可能為了依據而運用陳述，不論這種依據是真是偽，這是語言的科學用途。但是我們也可能為了這個依據所產生的感情和看法的效果而運用陳述，這是語言的情感的用途”，也就是說，科學語言是以邏輯推理為基礎的符號語言，具有指示功能，是“外指的”，要求指涉清晰、意義明確；文學語言則不要求邏輯認知上的真偽判斷，是情感語言，只具有情感功能，是“內指的”，以表達或激感態度為己任。

新批評之所以把文學語言歸結于情感用途，原因在于他們認為藝術最根本的因素是作者創作時的原始經驗，藝術的真實是文學與經驗的一致性。從文學生產過程來說，作者在形式上盡可能地建構與原始體驗相契合的語言結構，批評家則回溯作者的歷程，通過仔細、精確地研究意義形式，來獲得形式所由生的經驗。“他(指詩人)的任務最終是使經驗統一起來。他歸還給我們的應該是經驗自身的統一，正如人類在自身經驗中所熟悉的那樣。而詩歌，假若是一首真正的詩歌的話，由于它是一種經驗，而不僅僅是任何一種關于經驗的陳述，或者僅僅是任何一種經驗的抽象，它便是現實的一種模擬物——在這種意義上說，它至少是一種‘模仿’。”相比較19世紀末實證主義和浪漫主義文學批評，新批評堅持的依然是“摹仿論”立場，不過其摹仿的對象不再是外在的歷史現實，而是作者內在的意識狀態。

新批評的創新在于對語言的重視上升到了本體論的高度。作者經驗只能通過文學語言來傳達，語言擔負著使文學成為文學的責任，它也是批評家還原作者原始經驗的可靠途徑，傳統的歷史、實證的方法對于文學意義闡釋來說是不夠深入的，必須把語言引入文學意義研究。新批評的研究視野發生了重大轉變，從社會歷史內容和作者思想內容轉到了文學語言這一新的主體上來，這一轉變影響深遠，新批評之后的批評理論，無論意識形態研究還是文本形式研究，都不可避免地運用到新批評式的語言研究。對于德·曼修辭閱讀理論來說，它更是有不可或缺的理論奠基意義。德·曼曾經明確表示自己的分析屬于語言學和語義學的范疇，他和新批評家一樣，把研究重心放在文本內部，以文學語言為文學活動的中心。

然而，對于文學摹仿作者經驗的觀念，德·曼是堅決否定的，認為這種摹仿根本不可能達到也不應追求。他認為意識、語言、現實之間不是一一對應的關系，文本并不是作者經驗的載體，更不能看作是作者和讀者這兩個主體之間的交流，這是因為，文學語言不僅僅是包含或反映經驗，更重要的是建構經驗，即喚起讀者過往的經驗，形成新的情感體驗。建構完全不同于單方向的意指，文學語言具有自我言說的獨立功能，批評的任務不再是去發現形式所意指的經驗，而是探討形式如何積極主動地建構一個個新的世界。這一過程不再是摹仿而是創造，不再是交流而是參與。

在此基礎上，德·曼進一步否定瑞恰茲所說的文學語言的交流作用。依據新批評的觀念，文學語言之所以是模糊的、情感性的，是因為經驗本身是模糊和情感性的，文學雖然具有復雜的意義，但最終目的還是要實現作者和讀者的交流。德·曼則批判之，他抨擊瑞恰茲“不僅把詩歌語言貶到了交流語言的層次，而且不斷否認審美經驗和其它人類經驗的區別”。德·曼依據康德審美無功利的思想，認為交流作為有功利、有目的的活動，是不應作為文學經驗的價值的，因此他在新批評對科學、文學語言區分而論的基礎上，進一步強調詩性語言和交流語言的分別。他認為，只有隱喻化和修辭化的語言才是詩性語言，并且由于語言的修辭性，也必然導致了確定意義的不可實現，文學文本的指稱或意義變得模糊而難以確定。德·曼還進一步推廣到非文學文本中去，認為即使是哲學、政治、法律等文本，也因語言修辭性而存在矛盾、虛構和欺騙性，并最終導致不可閱讀。

二、對“含混”理論的突破

“含混”是瑞恰茲的學生燕卜蓀沿用的術語，指文學語言的多義形成復合意義的現象。新批評把復義看作文學語言的特性，賦予“含混”新的理論意義，正如瑞恰茲所說：“如果說舊的修辭學把復義看做語言中的一個錯誤，希望限制或消除這種現象，那么新的修辭學則把它看成是語言能力的必然結果。”“含混”或日“復義”理論，是新批評對于文學語言的重要發現。

燕卜蓀的代表作《論含混的七種類型》以文本本身含混以及潛在隱喻空間的新穎見解吸引了德·曼的目光。在燕卜蓀所討論的七種含混類型中，德·曼認為，只有第一種和第七種才屬于真正意義上的含混，只有它們才關涉到詩歌語言的本質。這是因為，只有這兩種表明意義是無可確定的，其它類型的含混都能通過情境或上下文的語境得到界定或澄清，因而是偽含混。德·曼需要這種不確定性來說明“存在本身所具有的深刻的分裂”：“(和解的任務應該)讓讀者承擔，因為和解并不發生于文本之內。文本不解決沖突，而言說沖突。”也就是說，文本內部具有多重意義，這些意義彼此之間會有矛盾和沖突，德·曼贊賞燕卜蓀對文本內部矛盾的含混意義的揭示，竭力從文本的意指結構中抽取出互為沖突的力量來，主張讓沖突作為沖突存在而并不試圖予以化解。

傳達文學含混性的是作者所運用的語言結構，新批評認為最基本的質素是比喻：“詩人必須用比喻寫作，正如I．A．瑞恰茲指出的，所有微妙的情感狀態只有比喻才能表達。詩人必須靠比喻生活。”悖論、反諷、含混在新批評家那里被認為是至關重要的比喻手段，因為文學就是借助這些比喻來區分自己的語言和普通語言。德·曼也強調文學的比喻語言，并借此機會初步表達了他的修辭觀。在他看來，比喻是語言范式本身，而不是派生的語言形式，也就是說，任何語言都具有比喻的結構，都可進行修辭分析，文學語言與日常語言、與哲學語言在這一點上沒有區別。一首詩之所以能夠引發豐富的聯想，應該歸功于比喻所開啟的廣闊的詮釋空間。在德·曼看來，如果一個簡單的隱喻都能引發無限的閱讀，激發無限的經驗感受，那就絕不能夠如瑞恰茲所說，使讀者的經驗與作者的經驗完全相吻合，更無從討論交流的問題。

對新批評的含混理論，德-曼肯定它揭示語義沖突的面，同時又否定其對于語義研究的正偽判斷。新批評的語義研究一方面強調多義性，另一方面也要求對多重意義進行篩選和判斷，防止誤讀的發生。雷奈·韋萊克在《文學理論、文學批評與文學史》中說：“一部藝術作品越復雜，它們所包含的價值構成就越眾多，因此就越難以解釋，忽視這個方面或那個方面的可能也就越大。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所有的解釋都同樣正確，也不意味著不可能在它們之間加以區別。有完全是異想天開的解釋，也有片面的、歪曲的解釋。”對這些被視為“錯誤”的解釋，新批評家試圖通過準確的語義研究加以排除。德·曼對此卻有不同看法，他認為語言的修辭性是誤解之根源，既然文學語言必然是修辭性的，那就不可能避免誤讀的存在，不可能達到所謂的準確解讀，新批評對語義正偽的判斷也必然是徒勞的。

“含混”概念啟發了德·曼關于文本的不可確定性的思想。不同的是，新批評的“含混”是一種歧義現象，文本具有的客觀存在的多義性；德·曼的“不確定性”則在強調文本多義性的同時，更強調選擇、判斷的困難，從而取消正讀、誤讀的區別，一切閱讀都無法達到與原義同一的圓滿境界，故而一切閱讀都是誤讀。

三、對“細讀”方法的推崇

從文學接受層面來看，新批評認為文學批評的基本任務在于分析說明作品的語義。對傳統的文學闡釋方法，布魯克斯總結為“釋義誤說”，即詩的內容可以用另一種說法加以轉述。他認為這是形式一內容二元論造成的結果，詩被簡化為特定“內容”的載體。布魯克斯批判這種觀念，認為詩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整體，不論其全體還是部分都不能用散文來轉述，否則就會陷入謬誤。由于文學語言的意義是含混的，因此不能簡單地把形式與內容、文學與現實一一對應，不能用散文般的語言輕易地描述清楚文本的所有含義，闡釋者需要做的，是艱苦的“細讀”工作。

“細讀”這一概念是瑞恰茲提出的，它作為文學閱讀的具體方法，旨在通過細致的語義分析來把握詩歌意義，防止誤讀的產生。所謂“細讀”，也就是對作品進行細致入微的研讀和評論。新批評主張批評者在把握語境及作品整體結構的前提下，從詞語及其相互關系中闡釋文本意義，揭示詞語中的含混、反諷、隱喻等修辭手段，從而闡釋作品的結構和意義的“有機統一”。這種精細的研究方法圍繞文本進行深入挖掘，雖然不無“過度闡釋”之嫌，“正如其它學術研究方法一樣，‘細讀’引起了賣弄學問和標新立異；但是肯定要有這樣一個階段，因為任何一門知識要發展都必須對它的研究對象作仔細精密的觀察，把事物置于顯微鏡下分析……”新批評堅守語言的本體地位，強調以文學語言為中心，遵循嚴格的步驟，逐步深入文學結構，達到對作品意義的全面認識。

德·曼對細讀方法大加贊賞：“美國式的文本途釋和‘細讀’策略所擁有的完美技巧使我們在把握文學語言的精細與差異等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Jz德·曼代表的解構批評堅持語言的修辭性，否定確定性閱讀的存在，但并不意味著其文本解讀是隨意的，恰恰相反，它堅守細讀的方法和認真求知的態度：“‘解構’作為一種‘理論’，為的是要對我們所從事的閱讀、闡釋行為作出解釋，那么它所針對的是一種什么樣的閱讀闡釋活動呢?在我看來，那必須是在受過語言學、語義學、詞源學以及文獻版本學等多方面良好訓練的基礎之上，在熟練的掌握了‘新批評’所最擅長的文本細讀的本領之后，才能掌握的在文本中穿行、甚至上下翻飛的本領。這里最關鍵的一點，就是我們必須通過專業的文本閱讀訓練而獲得一種‘文學能力’(1iterarycompe-tenee)，這其實是我們能夠從事‘解構’閱讀的一個前提條件。”"雖然分析形式不同，運用的術語各異，但德·曼的目標與新批評如出一轍，這就是引發更多的細讀，并且把這種閱讀活動當作批評家不容規避的工作。

四、對“有機統一”藝術觀的消解

值得注意的是，新批評家無論多么誠懇和執著地挖掘文本內在的張力、含混、歧義、悖論和反諷，最終還是要回到統一的主題，追求圓滿穩定的意義。新批評后期代表人物克利安思·布魯克斯在《反諷一一種結構原則》一文中用生物的有機體來比喻文學文本的有機統一：“一首詩里的種種因素是互相聯系的，不像排列在一個花束上面的花朵，倒像與一棵活著的草木的其它部分相聯系的花朵。詩的美在于整株草木的開花，它需要莖、葉和隱伏的根。”“有機整體”始終是新批評意義觀的前提與基礎。德·曼則反對這種比方，認為文本的有機形式并非與自然生物的類似，亦非源于文本本身具有的整體性，而是源自文本的闡釋行為，認為新批評割裂了文本與讀者的關系，以簡單的類比方式推斷出文本是一個自足的有機統一體，但事實上文本與閱讀過程中的理解行為是密切相關的。

篇(7)

 

關于語境的理論研究由來己久，但這些研究主要關注語境和語篇銜接與連貫的關系，或者探討網絡環境下的英語教學等問題，對于如何開展結合語法系統知識、學習者外語習得過程因素及語境眾因素的綜合教學以幫助學習者増強語言文化意識、正確運用詞匯語法等的研究并不多。戴煒棟教授(2008)指出，我國英語教學“費時低效”的一個原因就是英語詞匯語法規則的教學只是陳述性知識教學，而不是程序性知識教學。我們通過分析大學英語教學中學生聽說讀寫譯能力運用情況，發現學生缺乏英語詞匯語法知識，漢語對他們的英語輸入和產出干擾很大。因此，如何培養學生的英語語言文化意識、提高學生的綜合語言應用能力需要我們不斷探索實踐。隨著語境化教學研究的深入，文化語境利用的不斷加強，我們試圖在大學英語教學中結合語境因素與學生語言習得過程因素，以語篇教學為切入點，使學生對英語詞匯語法意義進行程序化學習，實現習得語言文化知識、提高語言應用能力的目的。

 

2現階段大學英語教學的問題

 

自2001年教育部推行大學英語教學改革以來，全國高校紛紛出臺了具有本校特色的英語教學模式，教學環境得到很大改善，教學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不少問題。據趙慶紅等(200914—18)的大學生英語學習需求調查統計數據顯示，在收回的2283份有效問卷中，希望學習英語提高用英語交流能力的占621%，提高文化素養的占430%;希望教師全英語教學的占17.4%，希望大部分用英語教學的占763%;希望教師經常根據學生表現進行稱贊、鼓勵或批評的占582%。這些調查數據與我們在大學英語課堂教學中觀察到的類似情況表明，現階段大學英語教學出現了脫離語境、教學過程未能滿足學生認知發展等問題。

 

大學英語教學主要通過語篇組織語言的學習和使用。語篇具有情景意義和文化內涵，這些意義和內涵體現在語篇的段際、句際及詞語的上下文之間。從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角度來看，語篇理解要調用情景語境和文化語境，并從篇章結構著手分析語篇的銜接、上義詞和下義詞、前后句子的邏輯關系或者聯想、推測句子和詞語的含義等;從二語習得、認知語言學等理論角度來看，語篇學習應當注重學習者的認知、元認知及社會情感等因素，加強課堂交互，并通過視覺、聽覺、觸覺等多渠道輸入知識，對知識進行反復運用來加深記憶以備提取使用。然而，在實際教學中教師大多照本宣科，教學內容缺乏語境且輸入渠道單一，其結果造成學習者接受知識、發現新知識源、理解知識、構建意義、重組知識及充實知識等能力缺乏，英語綜合應用能力薄弱。

 

3關于語境的研究

 

31認知語境

 

認知語境由一個人的認知環境中的各種信息構成，一個人的認知環境是由一系列可以顯映的假設(卩通常意義上的“命題”)構成的集合(何兆熊2002189)而假設與特定的語境形成關聯(SPebe%Wil〇n1986122)并通過交際雙方在理解過程中將認知環境中的舊信息和交際過程中的新信息相互作用而顯映出來(B?wn199545)認知語境一旦被激活，認知環境中的任何相關信息即被調動使用。激活認知語境，其前提是輸入的信息必須可理解，而且牢固、系統地儲存在記憶中。Ellis(2005:35)提出的二語習得程序模型認為，二語習得要經過輸入(nPU和輸出(Ouput)兩個階段(見圖1)。輸入階段包括輸入和內化(mae)兩個部分，主要有兩個信息加工過程:第一，部分信息得到注意，并進入短期記憶后進行內化;第二，有些被內化的信息作為二語知識(12Knw]edge)進入長時記憶。朱純(2008184—192)提出，語言信息通過不同渠道和不同方式輸入、保存和輸出。首先，語言信息經過聽覺和視覺渠道進入輸入階段的識記過程，并得到有意識、無意識或者機械記憶;然后，受到注意的信息進入儲存階段的短時記憶(即工作記憶)并以重溫、復習的方式鞏固記憶，其中重要的信息進入長時記憶成為二語知識。每當新信息輸入時，短時記憶就會使用新信息，同時調用長時記憶中的相關舊信息來解釋新的信息。教育部頒布的《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2007)是出培養學生英語綜合應用能力。應用包括理解和輸出兩部分。理解是根據語境以及交際的一般原則進行語用推理的過程趙艷芳2005173)輸出是指提取運用儲存在記憶中的信息，包括認知和重現兩種方式。認知主要檢查對信息的理解程度，是指原始刺激再度呈現時仍然認識信息的心理過程。在認知有困難時，往往通過重現或回憶提供線索來再認對象。對記憶不深、內容又缺乏系統性的信息，重現的發生則比較困難，需要通過教師提供某種線索或暗示來幫助學生恢復記憶，達到重現的目的朱純2008193)。暗示的方式很多，有提高聲調的，有重讀單詞的，有通過肢體動作的，有借助媒體的等等，旨在為聽話人建立認知語境以便進行推理。推理是由不同事物的相似性引發的聯想涑定芳200072)。聯想是隱喻，隱喻是一種修辭手段，是一種想像理性馮曉慶2004110)。說話人在交流中要為聽話人構筑起與說話人期盼或預設相同的語境以便聽話人付出最少的努力獲得最大的理解效果(何自然，陳新仁2004115)。在這方面，張德祿(200924)吉合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提出了“多模態話語分析綜合理論框架”，試圖解決如何在話語分析中把多種媒體和多種模態(如聽覺、視覺與聲音、圖像、動作等手段和符號資源相結合)結合起來進行分析解讀等問題。

 

32情景語境與文化語境

 

早在20世紀70年代，H3fneS(1974)從社會語言學角度提出語境的8個因素:場景泡括時間和地點)、參與者、目的、行為序列、基調(指語調、態度、神態等)、工具(如口語或筆語、母語或外語等)、互動與解釋常規、語類(比如語法練習、作文、討論等)。到了80年代從系統功能語言學角度把語境劃分為文化語境、情景語境和互文語境三大類，把語篇與語境之間的關系因素歸納為語篇、情景語境、文化語境、文內語境和互文語境5個類別。人為，情景語境(語域)包括話語范圍(field)、話語基調(enor)和話語方式(mqje)三個變量，這三個變量包含了Hme的8個語境因素;他指出文化語境是整個語言系統的語境，決定整個語言系統的意義系統，情景語境是文化語境的縮影，不同類型的情景語境反映了文化語境的不同方面(胡壯麟等2008421)。文化包括一個國家的經濟、政治、習俗、習慣、社會活動等，并體現在語篇之中。學生可以通過語篇學習語言，也可以通過語篇學習文化。

 

語篇是語言的基本組成要素之一。它與詞匯、語法、語音、語義等諸要素一起構成語法系統語言至少包括三個層級、兩個域更多)體現。這三個層級是詞匯語法層、語音層和語義層。詞匯和語法處于同一個層級，合稱為詞匯語法(leioganma)層。詞匯語法層通過語音層體現，而其自身又體現語義層，但語義層體現需要在語境的支持下實現。此類語境因為與意義系統有關，所以是文化語境。從語法系統的層級體現來看，文化語境支持各種意義的體現，但是Haliay(i994F7—58)旨出，如果沒有語法知識，即使在文化語境中理解語篇也是不可能的。可見，文化語境對語篇理解很重要，但語法知識對語篇理解更重要，它是語篇理解的基礎。

 

任何語篇，無論是口語的還是書面的，都存在于語境之中，并且具有三大元功能，即概念功能、人際功能和語篇功能(Haidayi994F43)根據Halda}的三個語境變量，語篇通過話語范圍激發語義系統中的概念功能、話語基調激發人際功能、話語方式激發語篇功能(胡壯麟等2008421)而獲得概念意義、人際意義和語篇意義。所有語言都圍繞概念意義和人際意義組織使用，其使用目的有兩個：(1)理解環境或概念，主要指通過詞法、句法、語義等因素了解人的經歷泡括內心世界)(2)處理說話人和聽話人的關系，從說話人的語氣中理解說話人的態度。李戰子(00233)人為，對語氣的分析能較好揭示對話參與者之間的人際關系。

 

大學英語應當加強語言的概念意義和人際意義教學，努力營造積極、主動、和諧的學習環境，注重學生情感，發揮語境作用，培養學生建立語言形式與意義之間連接的能力，達到幫助學生理解知識、習得語言、提高英語應用能力的目的。

 

4大學英語語境化教學模型

 

41語境化教學框架與內容

 

語境化教學框架如圖3所示，其內容包括以下幾點。語境因素綜合教學。實踐證明，多媒體手段和多模態方式結合能夠產生語境，因此我們將其視為語境的另一個因素，使它與情景語境、文化語境、文內語境和互文語境等因素一起在語篇教學中發揮綜合作用。

 

有三個層級、兩個體現、三種元功能意義(即人際意義、語篇意義和概念意義)以及三大語境變量(卩話語范圍、話語基調和話語方式)之間交互體現特征。該程序認為語篇學習的主要任務是建立詞匯語法與意義的關系，或者說在語境中通過分析詞法、句法、語義等因素理解環境或概念，通過分析說話人或作者的語氣理解說話人或作者的態度。

 

學習程序包含雙層意思:一是指在各類語境因素的支持下對語篇開展詞匯語法的程序性知識學習;二是指從語篇學習開始進入語法系統知識學習，借助語境開展可理解性輸入、注意、記憶、理解、運用等交互學習活動，最后實現語言習得。

 

3)外語習得。“外語習得”即指圖3中的“外語習得過程因素”。“外語習得過程因素”是結合我國大學英語教學實際，根據El的二語習得程序模型圖1)、Kahn的二語習得過程圖2)及信息加工過程理論綜合而成，符合我國大學英語教學要求。它所包含的語言習得過程因素滲透于“學習程序”之中，作用于語篇的詞匯語法與意義連接的建立，但滲透和作用需要語境的支持。

 

42語境化教學原則

 

語境化教學原則主要有以下幾點。

 

1)堅持語篇教學語境化和英語學習程序化相交互。

 

2)堅持語境與外語習得過程因素的交互，根據學生的以往經驗和認知發展過程促進語言的有效輸入與輸出，切實培養學生的語言能力。

 

3)堅持學習程序中語音、詞匯語法、語境與意義之間的體現關系，有效開展語篇語境化教學。

 

5語境化教學方法

 

51以語篇為基礎，以語域為任務，促進語言輸入大學英語教材所選用的語篇語言真實、知識豐富、哲理深刻。語篇的體裁類型多樣，有議論文、記敘文、短篇小說、戲劇等，適合應用本文構建的語境化教學模型。正如戴煒棟、陳莉萍(200597)所言，這些語篇“含有大量語言使用情景的目的語結構讓學習者建立形式與意義的連接”。我們可以利用這些語篇指導學生做“形式連接意義”練習，使他們通過練習理解“語域”的概念，注意語域三個變量在語篇中的體現，同時習得相關的語言表達式。以《全新版大學英語。綜合教程》(以下簡稱《綜合教程》)第二冊第三單元教學為例，父母與子女的對話中含有以下詞語和結構：學生可以通過使用這些詞語完成以下任務：

 

(1)分析、討論這些詞語的時態、語態及其所體現的人際關系;

 

(2)體驗并說出包含上述詞語和結構的句子在升降調變換后所傳遞的感受;

 

(3)總結對話中的語域變量，即話語范圍是在家里，話語基調是父母與子女間的交流，話語方式是實用口頭對話。

 

上述練習采用基于語篇的語法教學模式，有助于學生増進理解形式與意義之間的關系，提高語篇分析能力，促進語言有效輸入。

 

52借助文內語境，結合顯性教學和隱性教學，增強學生的語法敏感性

 

仍以《綜合教程》第二冊第三單元教學為例。該單元課后練習中有三個語法結構操練項目：搭配”項目里的“形容詞+〇d〇結構，“用法”項目里的“第三人稱主語+動詞原形”結構。我們可以把這些語法結構放在TextA父母與子女對話的文內語境中，結合顯性教學和隱性教學，對學生進行詞語和結構運用以及銜接、信息提取等方面的訓練。比如，讓學生利用上下文分析父親所說的句子，指出父親說的理由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