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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技史論文:科技史教育對于生物教學中人文精神培養的作用

摘要：人文精神培養是生物教學中的重要內容，加強科技史教育可以增加生物教學中的趣味性，并可以幫助學生繼承優秀的歷史傳統、樹立優秀品德，但是在具體操作中要遵守客觀的教學規律和教學方法。

關鍵詞：科技史 生物教學 人文精神

生物學被認為是二十一世紀最有發展前景的學科之一，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會有極大的發展空間；而生物教學對于學生生態觀、環境意識的樹立，以及生物學科在現行高考制度下的重要地位，我們就不能不對生物教學加以足夠的重視。

但是隨著素質教育的深化推進、科學的不斷進步，如何在生物教學中體現人文精神，成為了廣大教育者共同面臨的問題，我們是否可以在世界科技發展歷程中尋找到對于現代生物教學有所幫助的寶貴資源呢？答案是肯定的。

（一）科技史教育可以增加生物教育中的趣味性

我國古代偉大的教育家孔子曾經說過“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在課堂教學中使用大家喜聞樂見的詩句、諺語、民謠與故事等不僅會使學生有效記憶，同時還可以增加趣味性提升學生的學習熱情。

例如在給學生講解草本和木本植物時，我們就可以使用《詩經?蒹葭》中的“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以及《賣炭翁》中的“賣炭翁，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簡短的詩句中包含了物候學、植物學以及愛情觀等多方面內容，從中學生中朦朧的感情認識入手，對于草本植物以及木本植物的區別可以激發學生對于科技教育的興趣。

在世界科技史上類似的內容也很多，例如如孟德爾發現豌豆的遺傳規律、達爾文提出進化論、沃森以及克里克創立DNA分子雙螺旋結構模型，在講伴性遺傳病時，我們就可以向學生講道爾頓在圣誕節時想給給母親買長筒襪，從而最終發現色盲癥這一伴性遺傳病的故事，把相對枯燥的理論知識發現歷程轉化為趣味性較強的故事，這樣學生聽了之后便會想知道“色盲癥”的發病原因，這樣，學生對新知識的學習學習欲望就會更加強烈，也就更容易取得較好的教學效果。

（二）科技史教育有助于繼承優秀傳統

中國歷史上也不乏有關生態的優秀傳統，例如“天地君親師”雖然有明顯的封建說教色彩，但是它在客觀上對于人們生態保護意識樹立、國家立法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例如學生經常使用的“網開一面”、“以時入山林”等詞語，我們完全可以從原始的生態保護觀形成以及現實的環境污染問題入手，調動學生積極性，為環境保護獻言獻策。

再如在中國的正史中，也有許多有關環境保護的資料，《明史?職官志》中就記載：“虞衡典山澤采捕、陶冶之事。凡鳥獸之肉皮革骨角羽毛，可以供祭祀、賓客膳羞之需，禮器軍實之用，歲下諸司采捕：水課禽十八，獸十二；陸課獸十八，禽十二，皆以其時。冬春之交，網罟不施川澤；春夏之交，毒藥不施原野；苗盛禁蹂躪，谷登禁焚燎，……”，類似的資料我們可以聯系“網開一面”等早期環保政策，強調中國作為文明古國對于環境保護的延續性，為學生理解貫徹國策方針提供幫助。

（三）科技史教育有利于高尚品德的塑造

德育教育是我國整體教育方針的中的基本組成部分，生物教育同樣也不例外。在科技發展歷程中包含著許多相關的科學家愛國主義品質、良好道德風范的故事，這些故事就是道德教育的良好素材；講解這些科學家的故事，就能夠使得學生明白在探索科學的道路上是沒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在那崎嶇不平道路上勇于攀登的人，才有可能到達科學的頂峰，生物科學的發展凝結了眾多科學家艱苦的勞動，缺少堅韌不拔的毅力和不畏艱難的為科學獻身的精神，是絕對不可能取得成就的。

具體到實際教學中，我們可以從諸多生物科學家的生平簡介、重大成就及其影響入手，尤其是在生物科學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事跡，重點突出在科學創造過程中的背景，體現了科學家的科學精神，將這些科學家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等在生物教學中運用起來。并且還可以在講到一個科學家時，還可以把同期這方面研究和發展都系統地進行講解，這樣就有利于學生構建知識框架，把握生物科學發展的最新進展。

應該說生物科學的發展歷程是廣大科學家們在崎嶇山路中不畏勞苦奮力攀登的歷史，是一個個問題得到解決，一個個神秘現象被逐步破譯的過程。讓學生更深刻的理解知識的產生和完善過程及背景,充分理解科學方法的重要性，并通過科學家的人格魅力感染學生，塑造學生的優秀品德是十分重要也是必要的。同時廣大教育者還可以在教學過程中，根據教材內容充分挖掘利用生物科學史實創設問題情境，增強教學效果。

（四）科技史教育進行人文精神的培養的具體方法

所有的事物都有兩面性，在生物教學中進行科技史教育也可能會存在著主次不分、條理不清的問題，那么我們應該如何來揚長避短，最大限度的發揮科技史教育在生物教學中的長處呢？我們如果從內容選取上來說，可以從以下方面來入手。

科學史教育的內容去粗取精，要做到以下幾點：

第一、選取材料要符合學生的認知水平和接受能力。

第二、選取的內容應該具有教育價值應較高，并能給學生以多方面的啟迪，避免為強調史而介紹史。

第三、削枝強干，使教材中的科學史線索明確不枝蔓、脈絡清晰準確。

（五）小結

學習科學史本身就是科學素養的重要內容。科學史作為一種珍貴的科學教育資源，其教育價值并不僅僅在于介紹科學知識本身，還在于提供了學習使用這些知識產生的過程與背景。如果在科學課程中能將科學史知識全面有機地融入科學教學過程中，并將其所蘊含的科學理性、科學研究方法以及科學精神展現給學生，就能夠使學生在潛移默化中掌握科學知識，學會科學思考和科學研究的方法，深入理解科學的本質，從而全面提高學生的科學素養。將科學史的內容融入到科學課程中，也就是將人文精神帶入到了自然科學的領域。科學與人文同源共生，相互補助，會有利于學生在將來的科學探索中形成正確的追求目標。所以，雖然是科學教育，但是使人文精神的滲透其中是不能被忽視的，通過科學史的教育可以架起被視為理性的理科教育與被視為感性的人文教育之間的橋梁。

中國科技史論文:從歷史的角度論中國共產黨對科技生產力思想的重大發展

摘 要：科學、技術、生產力均反映了人與自然的關系。生產力反映了人與自然的實踐關系，科學反映了人與自然的理論關系，而技術則反映了人與自然的能動關系。科學和技術作為人類實踐的認識成果，其本身也就是一種潛在的生產力。因此，從邏輯上看，三者同屬于人類相對于自然界的活動能力的范疇，它們之間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和相關性。但是，這種邏輯上的相關性并非一開始就是顯性的。亦即是說，這種相關性只有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才能表現為現實相關性。鑒于此，我們認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是先進生產力的集中體現和主要標志也只有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才成立。它是社會歷史演進的一個必然結論。

關鍵詞：歷史；科學技術；第一生產力；先進生產力

中國共產黨關于科技生產力的思想是總結了當代生產力發展的實踐而得出的科學論斷，視之為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馬克思科技生產力思想的繼承和發展。誠然，這是完全正確的，這些研究也是必要的，更是有益的。但從另一方面講，如果僅將這一思想放在近一個半世紀以來，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小范圍內來研究，不免疏于說明科學、技術、和生產力三者相互作用的歷史進程的全貌，難免會影響對科技生產力思想的深刻理解，不利于說明中國共產黨對科技生產力思想的探索、創新的偉大意義，最終會妨礙發展科技生產力實踐的深入。

一、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相關性的歷史演進

1.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不相關”階段

遠古時代，人類的生產力水平極為低下，生產力主要體現在一些簡單而粗糙的石器、木器和骨器等手工工具上，這時科學尚處于萌芽狀態，科學知識幾乎為零，而技術也微乎其微水平也極低，由于科學缺位，技術微小且水平極低，人類的謀生又鮮有智力因素的作用，因此科學技術與生產力也就無所謂相互作用，即三者是一種“不相關”的關系。生產力系統中除三大實體性要素外，別無所有。若用公式表示生產力構成要素的關系，則為純粹的三要素和的形式即：生產力=勞動對象+勞動者+勞動資料。

2.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弱相關”關系

采集和漁獵社會末期，隨著金屬農具的制造和使用，使生產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部分“有閑階層”可以專門從事所謂的“求知識”的科學活動，這時科學初步產生了。掌握科學知識的有閑階級、貴族奴隸主、地主們鄙視掌握工藝技術的奴隸、農民等工匠勞動者，也鄙視技術。

3.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科學技術與生產力“相關聯”階段

工業社會中后期，由于生產力的發展，又對科學技術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并為之提供了新的研究內容和新的研究手段，從而引發了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的以三大發現為代表的第二次科學革命。電力機械的廣泛應用，標志著人類社會進入了工業社會中后期的高級階段――電氣時代。這一時代里，科技和生產力均達到相當高的水平，科學技術密切結合，以科學為先導，以技術為中介的科學技術系統對生產力的發展起到越來越大的作用。科技對生產力諸要素的滲透明顯，科學技術對生產力的各實體性要素起到極大的“放大”乘數作用，科技成為生產力系統中的首位要素，突破了生產力中實體性要素占主導地位的傳統模式。這時，生產力公式就是一種倍乘關系；生產力=科學技術 （勞動資料+勞動者+勞動對象）。

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思想是馬克思的一大理論貢獻。在總結了近代自然科學和產業革命的基礎上，馬克思指出，“生產力中也包括科學”。社會的勞動生產力，首先是科學的力量，“生產力的這種發展，歸根到底總是來源于智力勞動特別是自然科學的發展。”不僅指出了科學是生產力，而且認為科學技術在生產力的發展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4.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學技術與生產力“強相關”階段

19世紀末20 世紀初，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影響和推動下，整個自然科學得以全面發展，從而引發了新的科學革命。以相對論、量子力學、原子結構理論為核心的現代科學革命的產生和發展，又為新技術革命的興起奠定了基礎顯而易見，只有微觀物理學的發展，原子能技術才得以產生；沒有無線電電子學和數理邏輯的重要發展，就不會有電子計算機的出現。與新技術革命的開展相聯系，產業革命隨之興起科學、技術、生產三者已達到一體化，科學技術――生產的周期越來越短。現代科學技術在生產中顯示了巨大的作用，已成為帶動經濟增長的最主要的動力。以現代科技為核心的知識經濟悄然興起，在美國等發達國家，知識經濟成分已占其GDP的50%以上。標志著人類社會逐步由工業社會轉入知識社會，當代科學技術引起了生產力結構的變化，使科技在生產力系統中成為第一位的變革力量。

二、中國共產黨對科技生產力思想的探索與發展

1.以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科技生產力思想的發展

雖然沒有直接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命題，但他對科學技術生產力功能的認識也是明確的。1956年在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提出要進行技術革命，并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為迅速趕上世界先進科學技術而奮斗。認為，建設社會主義“就要提高生產力，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就無法提高。”所以，“科學技術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須打好”。[ZW（DY]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59.[ZW）]并號召向“向科學技術進軍”和進行“偉大的技術革命”。

2.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對科技生產力思想的創新與發展

以鄧小平為核心中央領導集體關于科技生產力的思想和實踐極為豐富、深刻和卓有成效。1978年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鄧小平同志旗幟鮮明地指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馬克思主義歷來的觀點。科學技術作為生產力，越來越顯示出巨大的作用。”1988年，他明確指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ZW（DY]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7-378.[ZW）]將科學技術上升到生產力系統的第一位。“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時代就是知識經濟時代，在這一時代里，科技革命不僅大大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而且還對生產力本身的構成要素產生巨大的影響。科學技術與其他生產力各要素之間的關系，已不是乘數增長的關系，而是指數增長的關系；生產力=（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科學技術。科學技術已變成為首要的第一位的生產力，現代科技決定著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和速度。

3.以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對科技生產力思想的豐富和發展

20世紀90年代以來，科學技術革命又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科學技術信息化的趨勢日益明顯，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內容和指標也在不斷豐富和提高。以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結合新的實踐和形勢，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科學技術生產力的戰略思想。高度重視鄧小平“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主要思想，以此為基礎結合時代特征，作出了新的判斷。在中國共產黨建立80周年紀念大會上強調：“科學技術不僅是第一生產力，而且是先進生產力的集中體現和主要標志。”這是中國共產黨繼承歷史、立足現實、前瞻未來的科學論斷和理論創新。

科學的本質是創新，創新是科技進步的內在要求。高度重視創新，把它視為民族之魂。“創新是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ZW（DY].論科學技術［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70.[ZW）]他的科技創新思想是一個完整的體系。系統地思考了科技創新體系，把科技創新分為：知識創新、技術創新、體制創新。制定和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建設國家創新體系和知識創新工程，都是使科學技術在我國現代化建設中更好地發揮第一生產力和先進生產力的作用而作出的重大決策。

至此，從科學、技術與生產力的互不相關到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是先進生產力的集中體現和主要標志，從三者潛在的邏輯相關性和內在一致性演化到其現實相關性和外在統一性的歷史進程，不難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是先進生產力的集中體現和主要標志，這是中外生產力發展史所反復證明了的。生產力發展史大體經歷了石器時代、金屬工具時代、蒸汽機時代、電力時代和計算機時代。生產力歷次劃時代的飛躍，決定的因素和標志是勞動資料性能的巨大改進。而勞動資料的改進，又是通過科技進步實現的。

第二，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是先進生產力的集中體現和主要標志，也是人類社會發展史所證明了的。科學技術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以科學技術的發展為尺度可以把人類產業史劃分為采集和漁獵時代、農業時代、工業時代和知識經濟時代等四種社會技術形態。科學技術的重大變革往往會引起人類社會的深刻變化。

第三，從科學技術的發展來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是先進生產力的集中體現和主要標志也是科學技術發展的邏輯結論。科學技術從無到有，水平由低到高，力量從小到大，與生產力由不相關到科學、技術、生產一體化，無不顯示出科技已成為各國經濟增長和生產力發展的首要因素。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在現代條件下中國共產黨立足于科學、技術和生產力關系演變的歷史進程，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科技生產力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和嶄新的實踐基礎上闡明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是先進生產力的集中體現和主要標志，深刻揭示出科技在社會經濟和生產力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歷史性變化，是對科學、技術與生產力關系的最新概括。

中國科技史論文:科技事業進入歷史最好發展期

記者從科技部獲悉：近五年來，我國政府始終堅持把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作為最重要的任務，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科技改革與發展的政策舉措，取得了一系列成就。我國科技事業進入到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

第一，科技投入取得歷史性突破，科技工作的環境和條件得到明顯改善。五年來，國家財政用于科技的投入累計2670億元，比前五年增長一倍。全國研究與試驗開發經費從509億元增加到1043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0.64％提高到1.1％，實現了歷史性突破。中央財政還較大幅度地增加了國家863計劃、自然科學基金、知識創新工程等專項投入。科技投入成為國家創新的基礎條件和實施科教興國戰略、推動科學技術跨越發展的重要保證。

第二，科技體制改革取得實質性進展，科技與經濟脫節的“兩張皮”問題基本解決。一是《關于深化轉制科研機構產權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關于進一步加強原始性創新能力的若干意見》等政策的，使我國科技體制改革的政策措施進一步完善，一批具有重要意義和影響的創新性成果大量涌現。“龍芯”系列通用芯片研制成功，CPU方舟3號研究取得重要突破，使我國結束信息產品“無芯”的歷史邁出了關鍵步伐；聯想萬億次計算機研制成功，使我國超大規模計算機技術進入世界先進行列。二是我國企業技術創新能力不斷增強，企業研究開發投入占全社會研究開發投入比重達到65％，已經成為研究開發活動的主體。一批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技術水平和市場競爭力顯著提高，一大批充滿生機與活力的科技型中小企業迅速崛起。三是應用型科研機構向企業化轉制，形成了以市場需求為主要導向的研究開發新格局，使其創新能力和活力得到了顯著提高，產業規模和效益大幅度提高。四是社會公益類科研機構分類改革取得進展，確實需要國家支持的社會公益類科研機構得到切實加強，一支穩定服務于社會公益型事業的精干科研隊伍正在加速形成。五是通過進一步深化科技體制改革，使我國科技結構和力量布局更加趨于優化。中國科學院實施“知識創新工程”試點取得積極進展，對學科結構、管理體制等進行了調整和優化；中國工程院在國家工程科技發展中發揮積極作用；高校科技事業發展迅速，在創新人才培養、科技園和基地建設以及教育信息化等方面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高校已經成為知識生產、知識傳播、技術創新和成果轉化的重要基地；地方科技事業蓬勃發展，區域創新體系建設取得進展。

第三，高新技術產業化成效顯著，成為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力量。我國政府先后出臺了《關于國有高新技術企業開展股權激勵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等政策性文件，在鼓勵科技人員創業、外商創業投資發展和留學人員回國創業等方面形成了良好的政策環境。

五年來，我國政府在國家高新區建設、科技企業孵化器、留學人員創業園、大學科技園以及軟件、集成電路設計、生物技術、光電技術、新材料等專業孵化器建設方面取得重要進展。我國53個國家高新區共有企業2.5萬家，2002年工業總產值1.3萬億元，創造了近300萬個就業崗位。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主要經濟指標年平均增長率超過60％，1998年至2001年實現的工業增加值年平均增長速度達到35.2％，是全國制造業工業增加值同期增長速度的3倍。1999年設立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新基金以來，政府共安排資金近30億元，資助項目近3800個，平均資助強度75萬元。

我國依托骨干企業、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初步建立了有利于高新技術產業化的支撐服務體系。現擁有各類科技企業孵化器460多家，數量居世界第二，在孵企業1.5萬家,育成科技企業4000多家；建立生產力促進中心865家，服務企業近8萬家，增加社會就業48萬人;一大批充滿活力的科技型企業迅速崛起，全國民營科技企業總數超過10萬家，總收入近1.9萬億，從業人員達650萬人，增加了社會就業。我國政府積極推動風險投資機制的建立，2001年風險投資額已達119億元，投資項目超過1500個，促進了技術與資本的結合。此外，通過用高新技術提升傳統產業，結合國民經濟的熱點、難點問題，開展了城市智能交通、高附加值船舶、綠色紡織技術、鎂合金、稀土應用、汽車新材料、鎳氫電池等應用開發與產業化，推動了相關領域的產品換代，使產品開發形成完整的產業鏈。

近年來，程控交換機等大批高新技術成果快速實現產業化，北大方正激光照排系統、遠大溴化鋰直燃空調、地奧心血康等一批科技產品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發展起來。

實踐證明，高新技術產業化是推動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力量。

第四、加強原始性創新初見成效，科技創新能力顯著提高。我國高度關注和重視基礎研究和高技術研究，出臺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原始性創新能力的若干意見》，不斷營造有利于創新的政策和環境，一批具有重要意義和影響的原始性創新成果不斷涌現。1998年我國專利申請量為12.2萬件，2001年達到20.4萬件。2002年，SCI、EI和ISTP三大國際科技檢索共收錄我國科技論文6.5萬篇，國際論文數排序躍居世界第六。我國科學家在有機分子薄膜上實現了超高密度的信息存儲；具有獨創性的“量子避錯碼”和“量子概率克隆機”等研究，被國際權威專家公認為量子信息領域“最令人激動的成果”；一批重要的非線性光學晶體新品種的誕生，使我國在人工晶體研究開發方面繼續保持國際領先地位。此外，我國TD－SCDMA被確立為第三代移動通訊國際標準、10兆瓦高溫氣冷核反應堆并網發電成功和“神舟”號系列飛船發射等成就表明，我國在當今國際前沿科研許多領域都取得了重要進展，其中部分重點和關鍵領域已接近或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此外，超級雜交水稻、轉基因抗蟲棉、塔里木克拉2號、蘇里格等大型油氣田勘探、三次采油配套技術和先進鉆井采油技術的開發應用等，使我國科技創新能力顯著提高，對解決糧食安全、能源安全、老油田穩產增產等提供了堅實的科技支撐。

第五，科技進步推動農業增產增效、工業技術升級和社會可持續發展。在農業領域，制定了《農業科技發展綱要》；通過農產品深加工、奶業等專項，促進了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通過農業領域科技攻關計劃的實施，一批高產優質農作物新品種選育成功，促進了糧棉油等農產品的全面增產，豐富了優質農產品的市場供給。

目前，科技進步對我國農業增產的貢獻率已超過40％。另外，通過節水農業、生態農業等項目的實施，使我國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力得到明顯增強。共培育農作物新品種600余個，開發新產品近1000項，建立試驗基地近2000個、示范點近5000個，為農民增收和農業增效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工業領域，建立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200多家；五年共認定新產品7094項;積極推動制造業信息化，目前CAD技術已在29個省市、3000個企業得到應用和普及，CIMS技術已在20多個省市、10多個行業、200多家示范企業得到應用，制造業信息化工程已在全國27個省市自治區、46個中心城市、近2000家企業推開；一批重大技術難題的攻克，解決了三峽、“西氣東輸”等國家重大工程建設急需的關鍵技術和設備；高效連鑄技術關鍵裝備等一大批共性技術的開發應用，推動了傳統產業的技術升級。

在推動可持續發展方面，制定了《可持續發展科技綱要》和《中藥現代化發展綱要》；推動清潔能源汽車、潔凈煤技術、可再生能源的開發應用；開展了水資源及其污染治理、工業和生活污水的處理及其資源化利用、農業和工業節水、海水利用以及洪澇災害減災等科技攻關；針對城市大氣污染、氣象預報等開展了綜合對策研究；開展了中藥質量標準、新藥創制、重大疾病診斷技術等方面的研究，促進了社會可持續發展。

第六，全方位、多層次的國際科技合作局面基本形成。近年來，我國政府制定了《國際科技合作發展綱要》，啟動實施了“國際科技合作重點項目計劃”，通過積極推進人類基因組計劃、全球環境變化計劃、歐洲核子中心等雙邊、多邊科技合作，更廣泛地參與國際科技合作計劃和重大科學工程，使我國科學家更多地走上國際科學舞臺，一個全方位、多層次、多渠道、多領域、高水平的國際科技合作與交流局面已經形成。

五年來，我國政府已與152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科技合作關系，與96個國家簽定了政府間合作協定；共加入了1000多個國際科技組織。

目前，來華工作的外國專家和港澳臺專家已達44萬人次，派出培訓人員已達4萬多人次，并且呈現出高速增長態勢。特別是近幾年來，我國政府通過興辦留學人員創業園、實施海外學子創業工程、舉辦大型海外學子創業周活動、設立海外學人基金和專項等，使學成歸國的留學人員以每年平均13％以上的速度持續增長，北京、上海、深圳等部分重點城市已經形成了留學人員歸國創業的熱潮。

我國政府積極鼓勵利用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積極推進對外開放戰略，支持技術與經濟結合國際科技合作項目的開展，使我國的科技合作與交流更加開放；推動各類高技術企業走向世界，引導和鼓勵更多的高新技術企業“走出去”參與國際競爭；批準了10個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為對外開放的科技工業園區；IBM等一大批世界跨國公司在中國開辦了研發基地和生產基地；推進中美馬里蘭創業園和中俄、中新科技園等國外科技園建設。

目前，我國國際科技合作已成功地納入APEC合作和亞歐科技合作的倡議框架，豐富了國際科技合作的內容，并在推進區域科技與經濟發展、促進“南南合作”等方面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

中國科技史論文:論科技史視野中的“同文館之爭”

摘要：通過對“匠人習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提出原由、思想內涵和理論漏洞的考察，揭示出“同文館之爭”的其他面相以及洋務派的科學觀。

關鍵詞：洋務運動；同文館之爭；技術管理；科學觀

史學界對“同文館之爭”的原因、經過、性質等問題，從思想、文化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與論析，但其中仍有未發之覆，特別是對爭辯過程中洋務派提出的“匠人習其事，儒者明其理”思想主張少有論述。本文試從科技史的角度考察“匠人習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提出原由、思想內涵和理論漏洞，借以揭示“同文館之爭”的其他面相以及洋務派的科學觀。

一、從工匠到士人：近代科技群體的擴大

在古代中國，工業領域的科學技術被視為“奇技淫巧”而受到士人的鄙薄，掌握和傳承科學技術的主要是工匠。“考工利用，中國委諸匠，西人出諸儒”，大致反映了這一歷史事實。但中國歷史跨入近代以后，便對士人提出了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的時代要求。

1840年鴉片戰爭的爆發，拉開了中國近代史和“西學東漸”的序幕。作為“西學”重要內容的西方科學文明，開始傳人中國。學習和傳播西方科學技術，很快成為中國先進人士的共識。

最早睜眼看世界的林則徐、魏源等人。看到的是西方科學文明的器、技層面(即所謂“堅船利炮”和“長技”)。由于傳統的社會分工，在時人的言說中，工匠成為當然的引進西方器、技的群體。如在魏源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主張中，“師夷長技”的人群即是工匠。但是，隨著西方科學書籍的翻譯、介紹，人們漸漸認識到，“堅船利炮”和“長技”的背后隱藏著科學原理，而高深的科學原理卻是中國工匠難以掌握的。

成書于1861年的《校鄰廬抗議》(馮桂芬著)，即明確提出“采西學，制洋器”的思想主張，標志著先進國人對西方科學的認識，已從器技層次進到學理層次”這里的“西學”是包括算學、重學、光學、化學等學科在內的自然科學。值得注意的是(這也是以往論者所忽略的地方)，馮桂芬還對引進西方科學技術的人才要素進行了詳盡透徹的分析。馮桂芬指出，輸、佳之巧至難也，非上知不能為也；圬鏝之役至賤也，雖中材不屑為也。愿為者不能為，能為者不屑為，必不合之勢矣，此所以讓諸夷以獨能也”。普通工匠很難掌握精深的科學原理，而能夠掌握科學原理的“聰明智巧之士”，卻鄙薄體力勞動，不屑將之應用于生產實踐。從歷史的事實來看，馮桂芬在洋務運動的前夜，從理論上預料到了即將興起的近代軍工企業發展中的難題。

幾乎與《校分廬抗議》問世同時，洋務派掀起了引進西方機器生產和創辦軍工工廠的浪潮。據統計，于1866年底“同文館之爭”發生前興辦的近代軍工企業有：1862年，曾國藩創辦的安慶內軍械所；1863年李鴻章創辦的上海洋炮局和蘇州洋炮局；1865年曾國藩、李鴻章創辦的江南制造總局；1865年李鴻章創辦的金陵制造局；1866年左宗棠創辦的福州船政局；1866年崇厚、李鴻章創辦的天津機器局。在生產實踐中，洋務派果然遇到了馮桂芬所料到的困難：為了引進西方技術，就不能不去學習作為這些技術之基礎的科學原理，但高深的科學原理又是工匠難以掌握的。1864年’李鴻章不得不承認，洋炮局的工匠“造成炮彈雖與外洋規模相等，其一切變化新奇之法竊愧未遑”1866年左宗棠認識到福州船政局的工匠在學習科學技術方面的劣勢：“今之入局學造者，內地正匠耳。執何伐柯，所得者不過彼柯長短之則”。工匠科技素質的落后，造成軍工企業生產的槍炮、彈藥等很難達到西方先進水平。“愿為者不能為”的難題，成為洋務派實現自強理想的障礙，迫使洋務派拿出解決方案。如上所述，馮桂芬認為只有士人才具備掌握科學原理的智力條件。洋務派便循此思路，提出“匠人習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思想主張，試圖將士人引入學習西方科學的隊伍。

二、“匠人習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思想內涵與理論漏洞

1866年12月，洋務官僚奕新奏請朝廷于同文館中“添設一館講求天文算學”，并建議招收科甲正途人員人館學習。此舉遭到以大學士倭仁為代表的頑固官僚的反對，遂引發了一場圍繞同文館應否招收科甲正途人員學習天文算學而展開的論爭。這場論爭被后世史家稱為“同文館之爭”。在論戰過程中，奕新提出了“匠人習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思想主張。這一思想主張具有以下基本內涵。

第一，它用“理”來指謂西方科學技術的學理層面晚清國人有時稱際西方科學為“理學”、“理科”“理”是中國古代哲學中具有形而上學意義的范疇，掌握“理”的方式是思考和領悟(即所謂“格物窮理”)，屬于人的心智活動。奕新等人奏請招收科甲正途人員人館學習天文、算學，正是基于智力條件的考慮：“查天文、算術，義蘊精深，非夙知勤學用心之人，難以漸窺底蘊，與專習外洋語言文字之學生不同”。而科甲正途人員“研經有素，善用心思，致力果專，程功自易”洋務派還進一步將西方科學納入儒家“格致”之學的范圍，認為“今日之學，學其理也，乃儒者格物致知之事”。這就對士人研習西方科學的合法性進行了論證，能夠在文化心理上減緩引進西學的阻力。

第二，它提供了一套解決“愿為者不能為，能為者不屑為”難題的方案。一方面，洋務派為了吸引士人學習西方科學，一再強調“并非強學士大夫以親執藝事也”，以投合士人鄙薄體力勞動的心理。這對于消弭“能為者”(士人)的顧慮，進而解決“能為者不屑為”的難題，無疑大有裨益。另一方面，洋務派之所以選取士人學習西方科學，乃苦于“以中國自造輪船、槍炮等件，無從人手”的現實，認為“若得讀書之人旁通其書籍、文字，用心研究，譯出精要之語，將來即可自相授受”。也就是說，士人學有所成后，須用所學知識來攻克軍工企業生產過程中的技術難關以及指導工匠進行生產實踐一按照馮桂芬的說法，就是“從受其法，以授眾匠”。洋務派相信，“愿為者”(工匠)一旦得到士人知識方面的指引，其“不能為”的問題也就得到解決。

“匠人習其事，儒者明其理”在理論上不失為一套解決“愿為者不能為，能為者不屑為”難題的方案，但它也存在某些邏輯思維E的誤區和漏洞。從歷史的事實來看，這套方案在付諸實踐的過程中引起了一些新的問題，給洋務運動帶來消極影響。

首先，洋務派高估了士人在學習西方科學方面的優勢對引進西方科學的難度認識不足。中國傳統經史之學與西方科學在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等方面存在很大不同，以經史之學見長的士人，在掌握西方科學方面，并不如洋務派所幻想的那般“程功自易”。頑固派就曾敏銳地指出，“竊明天文、算法委曲深細，本系專門之學，與策論等項不同。每有學問索優而不明歷律，亦有推步甚密而不善詞章，蓋文理可托之空言，而數學必歸于實測，聰明異用，難易攸分”。洋務派之所以夸大士人學習西方科學的優勢，從根本上說，還是深受“華人之智巧聰明不在西人以下”的華夏文明中心觀的影響。而頑固派否認士人的優

勢，并不能說明頑固派已經擺脫了華夏文明中心觀的束縛。因為頑固派否認士人學習科學的優勢，是為了論證“讀孔、孟之書，學堯、舜之道”的士人，“何必令其習為機巧，專明制造輪船、洋槍之理乎?”其文化心理較洋務派更為狹隘。

其次，洋務派用“理”來指謂西方科學。將西方科學形而上化，客觀上規定和強化了士人以冥思、領悟的方法來學習西方科學。這種方法與西方科學注重實驗和操作的實證方法背道而馳，卻被廣泛地應用到洋務學堂的科學教育中，最終嚴重限制了科學人才的培養。1896年，李端槧在總結三十年來洋務學堂辦學經驗的奏折中就指出，“諸學或非試驗測繪不能精，或非游歷察勘不能確。今之諸館，未備器圖，未遣游歷，則日求之于故紙堆中，終成空談，自無實用”。直到1897年，梁啟超還強調用“觸悟”的方式去學習西方科學：“西人一切格致制造之學，衣被五洲，震棟萬國，及推原其起點，大率由目前至粗極淺之理，偶然觸悟，遂出新機，神洲人士之聰明非弱于彼也，而未聞有所創獲者，用與不用之異也”嗍。從深處說，這是“空談性理”的傳統文人心態在作祟。

第三，如上所述，洋務派精心挑選的士人，將面臨兩個重要的任務：一是學習西方科學，二是指導工匠進行生產實踐。但洋務派似乎始終忽略了一點：學習西學是一回事，指導工匠又是另一回事。這些士人并不是天然的管理人才，他們并不知道怎樣有效地利用工匠的手。同樣是頑固派觀察到了這一點。頑固派指出，“今使科甲人員明其理，悉其源，將來造輪船時，勢必引繩削墨，一一教工匠制作，又必紛紛探明江海水勢淺深，教水手運用制敵之法，有如是之勞而能成功者乎?”不可否認，頑固派確實看到了某些問題的癥結所在。

通過上文的分析，不難發現，“同文館之爭”還關涉到洋務派與頑固派圍繞引進科學的人呢才要素、技術管理等問題進行的論辯。而這正是以往學術界所忽略，本文所致力揭示的重要面相。

三、余論

對“匠人習其事，儒者明其理”思想內涵和理論漏洞的考察，還有助于深刻理解洋務派的科學觀。

洋務派用“理”、“事”這一組互為形上、形下的范疇，確立了科學對于技術的基礎地位。需要指出，技術科學化、技術以科學為基礎是近代技術發展的重要特征和趨勢。洋務派能夠認識到這一點，表明他們的時代觀察力是深刻的、敏銳的。但是科學對技術的基礎作用，不能簡單地歸為科學直接地指導技術。很難想象基礎自然科學(如洋務學堂開設的物理學、化學、天文學、地理學等課程)的學習就能夠解決生產中的技術難題，因為“自然科學規律僅僅指出解決技術問題的可能性，技術具體的發展方向、規律和速度主要取決于社會因素，即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上的需要以及資金、政策、人的素質等各個方面”。過分地強調科學對技術的指導意義，表面上看是對科學的推崇，實則使科學淪為技術的附庸。明白了這一點，也就不難理解洋務派的科學觀是工具主義的科學觀了。

中國科技史論文:論鄧小平的科技生產力思想

［摘 要］ 本文從歷史的角度分析了科學、技術和生產力從不相關到弱相關，再到相關聯，最后到強相關的演進過程，闡明了鄧小平同志“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是立足于歷史并在新的實踐基礎上得出的科學結論，是對科學、技術和生產力關系的最新概括。

［關鍵詞］ 歷史 科學技術 第一生產力

近年來，鄧小平同志關于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倍受理論界的關注。目前的研究多認為，這一論述是總結了當代生產力發展的實踐而得出的科學論斷，視之為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馬克思科技生產力思想的繼承與發展。誠然，這是完全正確的，這些研究也是必要的，更是有益的。但從另一方面講，如果僅將這一思想放在近一個半世紀以來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小范圍內來研究，不免疏于說明科學、技術和生產力三者相互作用的歷史進程的全貌，難免會影響對鄧小平同志這一偉大思想的深刻理解，不利于說明這一論斷的偉大意義，最終會妨礙發展科技生產力實踐的深入。因此，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來研究科學技術和生產力實踐的相互關系，探討科學技術是如何逐步成為第一生產力的，是極其必要的。

科學和技術是人類智慧和實踐相結合而產生的最美麗的花朵。科學（know-what）是人類關于自然、社會和思維規律的體系；技術（know-how）則是指人類在生產實踐中所應用的知識的系統；生產力則是指人類在自然界活動形成的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三者均反映了人與自然的關系。生產力反映了人與自然的實踐關系，科學反映了人與自然的理論關系，而技術則反映了人與自然的能動關系。科學和技術作為人類實踐的認識成果，其本身也就是一種潛在的生產力。因此，從邏輯上看，三者同屬于人類相對于自然界的活動能力的范疇，它們之間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和相關性。但是這種邏輯上的相關性并非一開始就是顯性的。亦即是說，這種相關性只有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才能表現為現實相關性。鑒于此，我們認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也只有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才成立。它是社會歷史演進的一個必然結論，鄧小平同志為此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相互作用大體經歷了不相關、弱相關、相關聯、強相關四個階段，而最后一個階段正是鄧小平所說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階段。

一、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不相關”階段

遠古時代，人類的生產力水平極為低下，生產力主要體現在一些簡單而粗糙的石器、木器和骨器等手工工具上。當時，科學尚處于萌芽狀態，科學知識幾乎為零，而技術也微乎其微，水平極低。處于石器時代的原始初民靠采集和漁獵為生，過著極不穩定的生活，先民在采集和漁獵時，主要是靠天吃飯，智力作用是微弱的。由于科學缺位，技術微小且水平極低，人類的謀生又鮮有智力因素的作用，因此，科學、技術與生產力也就無所謂相互作用，即三者是一種“不相關”的關系。

在遠古采集和漁獵社會中，科學和技術對人類生產、生活的作用甚小。生產力系統與技術系統互不相關，生產力系統中除三大實體性要素外，別無所有。若用公式表示生產力構成要素的關系，則為純粹的三要素和的形式，即“生產力=勞動對象+勞動者+勞動資料”。由于當時嚴酷的環境，勞動者非群集就無法生存，勞動資料又簡陋，勞動對象的多寡就成為生產力的主要因素，應列在公式的首位。哪里的自然條件優越，哪里就聚集較多的人群，哪里的生產力水平就相對高一些。因此，兩河流域、尼羅河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和長江、黃河流域作為四大文明的發源地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弱相關”階段

采集和漁獵社會末期，隨著金屬農具的制造和使用，人類基本上結束了一萬多年遷徙不定的生活，步入了“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以金屬農具為代表的全套農業技術的推廣和使用，使生產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部分“有閑階層”可以專門從事所謂的“求知識”的科學活動，這時科學初步產生了。掌握科學知識的有閑階級、貴族奴隸主、地主們鄙視掌握工藝技術的奴隸、農民等工匠勞動者，也鄙視技術。因此，在人們被分為不平等階級或階層的同時，科學和技術也就分割開了，科學受到窒息，技術也多被湮沒在歷史的青冢里。

盡管如此，技術仍然在生產力中顯示了初步的作用。冶金、紡織、建筑等技術的應用，使得社會生產力有了一定的發展。可以說，技術已構成為生產力中的一個非實體性要素。科學系統和生產力系統仍未產生直接聯系。這時生產力公式中增加了新的內容，生產力=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技術。由于生產工具是以手工工具為主，其動力主要是人力、畜力，而勞動者的智力因素遠遠比不上體力因素的作用，勞動者在體力方面的差距又極為有限，所以勞動者的人數就成了決定生產力水平高低的首要因素，勞動者也理所當然成為生產力的第一要素，列在公式之首。農業時代的統治者大都鼓勵人們生育，也是基于這個道理。

三、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科學技術與生產力的“相關聯”階段

多少年來，人類社會一直是受生產―技術―科學這種傳統的經驗模式支配著，在盲目摸索中前進。在工業社會里，這一單向運行的模式遇到了挑戰，逐漸出現了科學―技術―生產的反方向運動，開始了先有科學實驗再有技術生產的社會發展模式。在以19世紀中葉為界的工業社會的前期和中后期，這一情況又表現出不同的特點。

1.工業社會初期。在農業社會時代，盡管“科學的發生和發展一開始就是由生產決定的”，但因科學和技術長期被分割開來，只有技術是生產力。16世紀以后，以牛頓力學為首的科學革命，推動了世界范圍的第一次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的到來，使社會生產力有了長足進步。以瓦特發明蒸汽機為標志，開始了科學與技術結合的時代，人類步入工業時代，逐漸出現了科學―技術―生產的傾向，科學開始成為生產力的一個構成要素，對生產力的發展起到了較大的作用。在蒸汽時代，科學與技術已初步結合，科技的生產力功能也表現出來，但從歷史的發展看，這種關聯性尚不十分明顯。生產力可以象征性地表示為：生產力=勞動資料+勞動者+勞動對象+科學技術。其中，以生產工具為核心的勞動資料取代勞動者而成為生產力的首要要素。原因有二：一是在蒸汽機械為標志的大機器生產中，機器的出現和使用引起了生產過程的巨大變革，帶來了生產力的較大提高；二是因為科學技術的生產力功能還處在較低層次上，作用尚不十分明顯。

2.工業社會中后期。第一次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時期，由于生產力的發展，又對科學技術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并為之提供了新的研究內容和新的研究手段，從而引發了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的以三大發現為代表的第二次科學革命。19世紀50年代以后，科學由落后技術和生產的局面一躍而處于領先地位，徹底擺脫了生產―技術―科學的傳統模式的支配，使科學―技術―生產的新模式趨向明顯增強，科學越來越起到推動和指導生產和技術的作用。其中，最為突出和直接的是電磁理論對生產和技術的影響，導致了第二次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的發生。電力機械的廣泛應用，標志著人類社會進入了工業社會中后期的高級階段―電氣時代。這一時代里，科技和生產力均達到相當高的水平，科學技術密切結合，以科學為先導、技術為中介的科學技術系統對生產力的發展起到越來越大的作用。科技對生產力諸要素的滲透明顯：使勞動者成為掌握了較高科技知識的勞動力，使勞動資料的科技含量不斷提高，使具有高質量的足夠數量的勞動對象的供應得以保證。總之，科學技術對生產力的各實體性要素起到極大的“放大”乘數作用，科技成為生產力系統中的首位要素，突破了生產力中實體性要素占主導地位的傳統模式。這時，生產力公式就是一種倍乘關系：生產力=科學技術（勞動資料+勞動者+勞動對象）。

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思想是馬克思的一大理論貢獻。在總結了近代自然科學和產業革命的基礎上，馬克思指出“生產力中也包括科學”。社會的勞動生產力，首先是科學的力量。“生產力的這種發展，歸根到底總是來源于智力勞動特別是自然科學的發展。”這不僅指出了科學是生產力，而且認為科學技術在生產力的發展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四、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學技術與生產力的“強相關”階段

19世紀末20 世紀初，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影響和推動下，整個自然科學得以全面發展，從而引發了新的科學革命。以相對論、量子力學、原子結構理論為核心的現代科學革命的產生和發展，又為新技術革命的興起奠定了基礎。與新技術革命的開展相聯系，產業革命隨之興起，科學、技術、生產三者已達到一體化，科學技術―生產的周期越來越短。現代科學技術在生產中顯示出巨大的作用，已成為帶動經濟增長的最主要的動力。以現代科技為核心的知識經濟悄然興起，在美國等發達國家，知識經濟成分已占其GDP的50%以上，標志著人類社會逐步由工業社會轉入知識社會。當代科學技術引起了生產力結構的變化，使科技在生產力系統中成為第一位的變革力量。

理論源自實踐，偉大的實踐產生偉大的理論。鄧小平同志總結了當代科學技術發展給世界經濟和社會生活帶來巨大變化的新情況和科學技術推動生產力發展的新經驗、新趨勢，在馬克思關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大大發展了唯物史觀。當然，這一思想的形成也經歷了一個過程。1975年9月26日他在一次講話中提出了“科學技術叫生產力，科技人員就是勞動者”的見解。1978年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鄧小平同志旗幟鮮明地指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馬克思主義歷來的觀點。科學技術作為生產力，越來越顯示出巨大的作用。”1988年，他明確指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將科學技術上升到生產力系統的第一位。“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時代就是知識經濟時代，在這一時代里，科技革命不僅大大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而且還對生產力本身的構成要素產生巨大的影響。科學技術與其它生產力各要素之間的關系，已不是乘數增長的關系，而是指數增長的關系；生產力=（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科學技術。科學技術已變成為首要的第一位的生產力，現代科技決定著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和速度。

至此，從科學、技術與生產力的互不相關到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從三者潛在的邏輯相關性和內在一致性演化到其現實相關性和外在統一性的歷史進程，不難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是中外生產力發展史所反復證明了的。生產力發展史大體經歷了石器時代、金屬工具時代、蒸汽機時代、電力時代和計算機時代。生產力歷次劃時代的飛躍，決定的因素和標志是勞動資料性能的巨大改進。而勞動資料的改進，又是通過科技進步實現的。

第二，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也是人類社會發展史所證明了的。科學技術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以科學技術的發展為尺度可以把人類產業史劃分為采集和漁獵時代、農業時代、工業時代和知識經濟時代等四種社會技術形態。

第三，從科學技術的發展來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是科學技術發展的邏輯結論。科學技術從無到有，水平由低到高，力量由小到大，與生產力由不相關到科學、技術、生產一體化，無不顯示出科技已成為各國經濟增長和生產力發展的首要因素。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在現代條件下鄧小平同志立足于科學、技術和生產力關系演變的歷史進程，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科技生產力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和嶄新的實踐基礎上，闡明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深刻揭示出科技在社會經濟和生產力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歷史性變化，是對科學、技術與生產力關系的最新概括。

中國科技史論文:廣西現代科技史研究

摘要：通過訪談調研，文章回顧了半個多世紀以來廣西在少數民族科技史、學科史等領域的研究歷程，概括了廣西科技史研究的經驗特色，同時也提出了促進廣西科技史研究的一些舉措。

關鍵詞：廣西；科技史；發展歷程

廣西最早涉及科技史研究的學者是原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廣西大學教授石兆棠(1909―，廣西柳江人)先生。1938年他從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歸國后，較長時間從事世界科技史文獻資料收集整理和將國外科技史研究方法介紹到中國的工作，這些都凝結在1942年出版的《科學概論》1中。該書“以自然科學為經，以社會科學為緯”，1943年1月8日重慶《新華日報》評價該書為“一本用新觀點來寫的科學理論書”，該書是中國學者較早將國外科學技術按歷史發展脈絡介紹到中國的書籍之一，對當時廣西乃至全國科技史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后，科技史的研究曾一度中斷。

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后，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室升格為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開始制定大型系統的研究計劃2(P1)。廣西也迎來了科技史研究的春天，并逐步建制化。

一、建制化

20世紀80年代后，廣西的科技史研究逐漸形成了建制化、特色突出的兩大研究基地――廣西民族醫藥研究所和廣西民族大學的科學技術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

(一)研究單位及概況

1.廣西民族醫藥研究所。1985年，黃漢儒(1943―，廣西忻城人)倡導成立了以挖掘整理、研究提高壯瑤等少數民族醫藥學為目的民族醫藥研究所。1986年至1992年的6年時間里，該所在廣西范圍內開展了大規模的民族醫藥普查及民族醫藥史料收集工作，收集到了許多珍貴的少數民族醫學史料，并編撰了少數民族醫學史書籍，結束了壯醫學沒有系統基礎理論的歷史。1993年，中國中醫研究院將廣西民族醫藥研究所作為該院的民族醫藥和民族醫藥史研究基地之一，加掛“中國中醫研究院廣西民族醫藥研究所”牌子。黃漢儒也因其在民族醫藥研究與實踐等方面的突出貢獻而被國務院授予政府特殊津貼。

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該研究所已成為集科研、臨床、醫療、教學、辦報、科技成果產品開發等多功能于一體的新型民族醫藥和民族醫藥史科研機構，承擔和參加各級各類的科研課題近200項。該所取得的豐碩成果得到了自治區乃至國家領導的高度評價，1989年3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同志由廣西衛生廳廳長藍芳馨陪同，在南寧西園飯店親切接見和宴請黃漢儒和部分民族醫藥專家并留影紀念。1985年以來該所與廣西中醫學院合作招收中國醫學史壯醫方向碩士研究生。

2.廣西民族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早在1983年，廣西民族大學的前身廣西民族學院，先后在數學、物理、化學三個系開設專門史，并在文科系部開設自然科學概論和科學技術簡史課程。1986年，廣西民族學院科技史研究室成立，共有研究人員15人，萬輔彬(1942―，安徽繁昌縣人)擔任研究室主任。

2000年，廣西民族學院科技史研究室依托該校民族學與社會科學學院民族學專業招收科技史碩士研究生，2002年，該研究室正式獲教育部批準設立“科學技術史”碩士授權點并于2003年正式招生。2006年11月，研究室與廣西民族大學各方面的力量整合，成立科學技術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該中心現有研究人員23人，有在校碩士研究生35人。目前受聘為研究中心兼職教授并為研究生開設課程的知名學者，有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原副所長張柏春研究員和蘇榮譽研究員，北京科技大學李延祥教授、李曉岑教授和廣西大學梁國釗教授等。

該中心(包括其前身)20年來，在學科帶頭人萬輔彬教授的帶領下，將少數民族科技史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研究方向包括南方民族技術史、科技考古與科技文化、少數民族傳統工藝等。涉及南方少數民族的冶金鑄造、農業技術、水利、造紙、建筑等多方面，形成了鮮明的特色與優勢。現與內蒙古師范大學的科學史系形成一南一北兩個主要少數民族科技史研究基地。并在教學、研究和社會咨詢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近幾年曾多次應用跨文化的知識，參與世界銀行投資項目社會評估、政府決策咨詢、區域科技經濟策劃等研究，成效顯著。研究室自創立以來，已承擔了多個國家與省級項目以及其他橫向課題，特別是2001年以來，獲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2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項，取得了國家級教學成果二等獎2項，省級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2項、三等獎3項。出版各類著作10多部、論文200多篇。

該研究中心與美國、德國等近10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廣泛的學術交流關系，并主辦和合作主辦了五次國際學術會議。2005年第22屆世界科學史大會在北京召開期間，中國科技史學會將該研究室作為中國有特色的八家科技史研究機構之一推薦給《科學時報》3。中心現正在積極籌備2007年第11屆中國科技史國際會議。

3.廣西中醫學院壯醫藥系和廣西大學公共管理學院。1983年，廣西中醫學院設立了壯醫藥史研究室從事醫學史研究，黃漢儒任主任。1985年，該校的全國首批知名老中醫班秀文教授、黃瑾明教授與黃漢儒等一起招收了第一屆中國醫學史壯醫方向碩士研究生。在壯醫藥史研究室基礎上，2003年廣西中醫學院獲得了壯醫史碩士點，與廣西民族醫藥研究所、廣西壯醫醫院等單位聯合招生，2005年4月正式成立壯醫藥系，并于2005年10月正式改名為壯醫藥學院。該學院是挖掘、整理、研究和繼承壯醫藥優秀遺產及培養壯醫藥高級專門人才的教學、科研基地，其中多數教師就是廣西民族醫藥研究所的研究人員。他們進行壯醫史研究的同時，也為今后壯醫史研究培養了大批后備力量。

廣西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科學技術哲學碩士點于1998年獲得授予權。該點將科技史與科技發展戰略作為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向，代表人物有梁國釗教授和蒙紹榮教授。

(二)研究刊物――《廣西民族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2004年，兼任廣西民族大學學報主編的萬輔彬教授帶領同事完成對學報自然科學版的改版工作。將科技史和科技文化研究作為主打欄目，由知名科技史家擔任主打欄目主持人，并以著名的科技史專家學者做封面人物，目前已介紹的專家有席澤宗院士、柯俊院士、李迪院士、吳文俊院士、朱清時院士、劉鈍教授、劉廣定教授、江曉原教授、張秉倫教授、何丙郁院士、杜石然教授、陳美東研究員等。該刊現已成為科技史界宣傳學術成果和研究進展

的陣地，有關科技史的論文目錄與摘要被國際科學史領域最權威的雜志ISIS(愛雪斯)收錄，為全國乃至國際科技史研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臺，被專家譽為“獨樹一幟”。該刊2004年獲得全國高校科技期刊二等獎；2005年獲得第五屆廣西優秀期刊；2006年被評為首屆全國高校優秀科技期刊，這是廣西唯一獲得此殊榮的學報。

(三)學會民間研究組織

1.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少數民族科技史分會。1988年，由廣西民族學院承辦，會上萬輔彬教授被選為常務理事。會議還決定編纂《少數民族科技史》系列從書(現已出版7卷)。出版的少數民族科技史系列叢書獲得了國家圖書獎提名獎。這是廣西出版界第一次正式介入科技史研究。

1998年第四屆少數民族科技史國際會議在廣西南寧舉行，由廣西民族學院承辦。出會的代表有美國、法國、德國等近10個國家的專家學者，共有正式代表83人，收到論文、論文提要70余篇，其中廣西的論文有8篇。

2000年，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少數民族科技史分會改為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少數民族科技史專業委員會，同年10月，在西昌舉行的第五次中國少數民族科技史國際會議上進行了第三屆理事會換屆工作，萬輔彬教授被推選為理事長，蒙紹榮教授任秘書長，黃世杰任副秘書長。自此，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少數民族科技史專業委員會掛靠在廣西民族學院。

2.廣西科技史學會。“廣西科技史學會”成立大會，經萬輔彬教授等人一年多的籌劃，于1987年10月在廣西區科技館舉行，大會有來自全區各高等院校、研究所及政府有關部門的84名代表參加。會議參加者向大會提交了論文57篇，專著4種。會上萬輔彬被推選為學會會長。

廣西科技史學會作為一個專業委員會現隸屬于廣西自然辯證法研究會。萬輔彬教授任廣西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理事長。

3.廣西民族醫藥協會。1987年1月5日，在黃漢儒等人的倡導下成立了廣西民族醫藥協會，掛靠在廣西民族醫藥研究所，黃漢儒任會長。該學會現有會員2000余人，主要吸納民族醫藥與民族醫藥史專家和有關人士。學會成立至今共舉行了12次全區學術研討會，3次全國學術研討會，并收集了許多有價值的論文資料。

二、各個研究領域的發展概況及所取得的成果

(一)少數民族科技史

1.銅鼓研究。1985年，廣西民族學院、中國科技大學和廣西博物館聯合成立了以萬輔彬為組長的銅鼓研究課題組。他們運用鉛同位素比值法，對銅鼓取樣進行礦料來源考證，首先在北流型銅鼓礦料來源的考證上取得重大突破，發現北流型銅鼓的銅礦料來自北流縣的銅石嶺，這一結果在第二次早期金屬國際會議上發表，受到各國學者的重視，接著課題組又用實驗證明靈山型銅鼓的銅礦料也來自北流縣的銅石嶺。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科技大學的兩位研究生參與了萬輔彬教授的課題，陸續弄清了各類銅鼓的礦料來源。最后確認最早期萬家壩型銅鼓原料來源于滇池附近及滇西地區，從而否定了泰國、越南的觀點，得出銅鼓發源于我國云南的結論。還理清了銅鼓傳播線路，認為銅鼓是以云南(滇西)為起點，向東、北、南三個方面傳播和發展的。李世紅教授等通過考察發現廣西北流型銅鼓和靈山型銅鼓背有輻射狀刻痕，刻痕作同心圓狀排列，這種排列形狀符合現代聲學里所說的圓板振動模式，并發現北流型銅鼓的基頻都調到濁黃鐘(相當于低音1)。該項成果在《自然科學史研究》雜志上發表，被認為是該刊成立10周年來重要的有影響的文章之一。萬輔彬教授與李世紅教授還發現銅鼓分為公、母，從聲學上看，其依據是基頻的高低不同。這些研究成果先后在英國劍橋“第六屆中國科技史國際會議”、第一至第三屆“中國南方與東南亞古代銅鼓與青銅文化國際會議”、“早期金屬應用國際學術討論會”以及《科學通報》《物理》等重要刊物上發表，并被美國《化學文摘》(CA)轉載。對銅鼓的綜合性科學研究得到了國內外同行的認同，并被認為填補了銅鼓研究的多項空白，為中國南方少數民族科技史研究、考古學研究開辟了一條新路，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銅鼓研究課題組，至今已主持和承擔了4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1項國家社科基金和多項省部級基金項目，在國內外學術刊物及《古代銅鼓研究通訊》上100多篇，其中部分成果已結集為《中國古代銅鼓科學研究》《北流型銅鼓探秘》等專著出版。銅鼓是一部“百科全書”，它是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反映，銅鼓研究是中國南方少數民族科技史特別是冶金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文理交融的研究方法也對少數民族科技史的研究有很好的借鑒作用。鑒于萬輔彬教授在銅鼓研究方面的突出貢獻，1992年10月他獲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2006年，他被聘為中國科學院科學技術史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員。

2.少數民族傳統工藝研究。少數民族傳統工藝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內容，因為它是研究古代少數民族技術史的活化石，廣西民族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除了研究銅鼓的鑄造工藝外，還涉獵了壯族、瑤族造紙及釀酒等方面的研究。韋丹芳的碩士畢業論文“從人類學的視角對廣西貢川壯族紗紙工藝的研究”就是諸多成果中的優秀代表，發表在2004年《中國科技史料》上，她的研究成果還有“融水縣桿洞苗寨水碾調查”、“廣西壯、瑤、漢民族傳統造紙比較研究”等。目前該研究室的師生正與英國劍橋大學合作對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瀕危傳統工藝進行調查研究，已有十幾人投入到該項目的田野調查中，目前已對廣西隆林苗族的蠟染工藝、廣西三江侗族傳統建筑工藝、欽州坭芯陶的傳統工藝、壯族造紙傳統工藝和瑤族草醫草藥進行了調查，這一合作項目將長期進行下去。2003年，萬輔彬教授還承擔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銅鼓文化的保護、繼承與發展研究，目前正在結題。

3.少數民族醫學史研究。1982年，廣西第一位醫學史碩士學位獲得者黃漢儒畢業后回到廣西中醫學院工作，將目標鎖定在對少數民族醫藥史料整理及建立系統理論上。但由于壯族、瑤族等民族沒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千百年來，大量歷史積累下來的壯、瑤醫秘方、驗方、療法散落民間，沒有形成文字記載，這使得史料收集異常艱難。黃漢儒等人通過了大量田野調查，搜集、翻閱了數以百計的地方志、正史和野史，考察了綿延數百里的花山壁畫、銅針、銀針等民族史和醫史文物；并將考古學等多學科知識運用在研究中，如1985年，廣西文物考古隊在武鳴縣兩座古墓中發現了兩枚金屬針灸用針，黃漢儒和他的研究生們對兩枚針灸用針作了詳細研究，發現了駱越民族2500年前使用的醫療用具。

黃漢儒等人歷時6年，搜集到民族醫藥驗方、秘方1萬多條，民族醫藥手抄本、民族醫藥古籍及其他民族醫藥文物一批，建立了較為完備的藥物標本室和民族醫藥陳列館，并對長期散居于民間的

5500位民族民間醫生進行了造冊登記，整理編撰了《壯族醫藥史》(1998年出版)，1999年，該書獲得國家民委、國家新聞出版署授予的國家圖書獎提名獎和全國優秀民族圖書一等獎，并被中國中醫研究院著名醫史專家蔡景峰譽為“壯族醫藥史上的里程碑”4。《壯族醫藥史》填補了壯醫史上醫藥專著的空白。

此后，黃漢儒等人整理編撰的《廣西民族醫藥驗方匯編》共收集了失散民間的民族藥方幾千條，是壯、瑤、苗等民族醫學史的寶貴資料，并編纂了《中國壯醫學》《中國瑤醫學》等民族醫藥專著10多本，發表了數百篇關于壯、瑤醫藥的學術論文，結束了壯醫學沒有系統基礎理論的歷史。2002年，黃漢儒等人主持的“壯醫理論的發掘整理與臨床實驗研究”順利通過了中國民族醫藥學會、中國中醫研究院等組織的權威專家委員會鑒定，壯醫藥從此可稱為“壯醫藥學”，提高了壯醫藥的地位。

4.壯族科技史研究。2000年，在自治區領導的大力支持下，由覃尚文等30余名各個學科的專家、學者組成的壯族科技史課題組開始了《壯族科技史》的編寫工作。歷時2年多時間，《壯族科技史》一書于2003年出版。該書以研究壯族科技發展史為線索，貫穿了民族學、語言學、社會學、歷史學、地理學、考古學、天文學等多學科內容，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圖文并茂，在地域處理上講究古代與近代的結合，使古代的壯族先民與現代民族相互連接，相互印證。該書是我國有史以來編撰的比較系統的、全面的第一部壯族科技史。我國著名的科技史家陳久金先生在《廣西日報》評價道：“這樣規模的專門論述中國一個少數民族科技史的專著，到目前來說尚屬首次。”4可見其價值和意義。

目前，編寫《壯族科技史》的專家學者們正在為研究編寫《廣西科技史》而緊鑼密鼓地工作著，這將是廣西科技史研究的又一個大飛躍。

(二)學科史

1.骨傷科技術史研究。在廣西醫藥史研究中另一個有突出貢獻的是韋以宗教授，現任北京光明骨傷醫院院長。

1974年2月，在廣西平南縣工作的韋以宗被派往廣西醫學院進修西醫骨科。在這里，韋以宗對西醫骨科學進行了系統的研習。韋以宗發現，雖然我國的中醫骨科學歷史悠久，但所遺留下來的文獻十分缺乏，且大多零散地存在于其他學科著作中。韋以宗萌發了撰寫一本關于中醫骨科發展史的想法，他用了3年的時間在廣西醫學院、廣西玉林醫學情報所的圖書館里查閱了大量相關的歷史文獻，對其中中醫骨科學的內容進行了收集整理。1981年，他撰寫的《中國骨科技術史》5終于完稿，兩年后，時任上海中醫學院教授的施杞先生慧眼識珠，在他的大力推薦下，《中國骨科技術史》得以出版。該書填補了骨科領域的空白。如今，這本書不但成為國內大中專院校的教材，還被翻譯成日文，進入日本中醫教育的課堂，促進了中醫的國際交流。韋以宗憑借這一著作先后獲得了廣西壯族自治區突出貢獻知識分子獎、廣西科技成果二等獎、全國中醫藥重大科技成果乙級獎、全國優秀科技圖書二等獎等獎勵。《中國骨科技術史》一書的成功給韋以宗極大的鼓勵，1988年他又主編了我國第一套骨傷科教材《中國骨傷科學》610卷本。2001年、2003年，韋以宗主編的《中國骨傷科學辭典》7和《現代中醫骨科學》8相繼出版。

2004年中央電視臺的“東方之子”節目連續兩天播出“韋以宗仁心鐵骨”，介紹韋以宗發掘整理中醫骨科學及中國骨科技術史的成就。

2.電磁學史研究

廣西在物理學史方面研究成果最豐碩的是宋德生(筆名宋佰謙)，曾任廣西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研究所所長。

1978年，宋德生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有幸成為中國科學院物理所著名磁學家李國棟教授的弟子，西方電磁學發展史成了宋德生的研究方向。

從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畢業后的第二年，宋德生被分配到桂林電子工業學院工作，一方面負責電子工業部的“現代化電子工業發展模式研究”的課題，一方面從事電子工程史和自然辯證法的教學。通過多年對中外電磁學史的研究，宋德生對我國電子工業的發展戰略策略有獨到的見解，先后在國內一些重要刊物上發表了20多篇文章。

宋德生的處女作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技術史著作《信息革命的技術源流》，該書雖只有5萬多字(走向未來圖書系列之一)，但在全國也有很大影響。他在電磁學方面研究的代表作是和其導師合著的《電磁學發展史》，該書是他在讀碩期間閱讀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外文文獻積累的成果，該書1981年完成手寫稿，1987年才由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這部關于靜電學、靜磁學、電力力學和經典電磁場論發展的科學史著作，是我國電磁學領域的第一部專著，填補了我國一項空白。該書出版后，全國有88所高校邀請宋德生做學術報告，北京大學一位資深的物理學教授給予的評價是“我為我們中國人能寫出世界級的東西而感到自豪”。

宋德生在電磁學史方面的研究緊緊圍繞一個“電”字，分電磁學史和電子技術發展史兩條主線。單在電磁學史方面他的論文就有200多篇。

(三)科學技術與社會

1.企業技術發展史研究。企業技術發展史研究屬于科技戰略與科技管理研究。廣西民族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以科技史研究的成果、理論和方法為基礎，把握企業發展的整體趨勢，以解決企業科技發展中的問題為目標，開展科技戰略的宏觀研究，體現了“以史為鑒”的特點。

2003年，萬輔彬教授帶領研究生共14人，開始研究編寫中國石化集團茂名石化公司的技術進步發展史――《技術進步――企業發展的永恒的動力――中國石化集團茂名石化公司科技進步簡史》(以下簡稱《動力》)一書，在教學與科研服務于社會方面作了有益的償試。該書歷時一年半時間里，六赴茂名石化，四易編寫大綱，五易書稿，才完成了該書的編寫工作。該書不僅記載了公司技術進步的歷程，梳理了公司各階段技術發展脈絡，而且還總結了公司以技術帶動整個企業發展的經驗，為公司未來的發展提供了借鑒。2005年該書正式出版，獲得中國石化集團茂名石化公司的高度評價，并認為是“獻給茂名石化成立50周年的一份厚禮”。《科學時報》記者賀根生在《科學時報》2006年5月18日“科學?文化版”中給予了高度的評價：“此書不僅是第一部記載茂名石化科技進步的史書，也是迄今出版的首部中國企業科技史書，為推進企業自主創新提供了有益的經驗借鑒，填補了國內學術界對企業技術發展史研究的空白。”“專門為一個企業技術進步立碑樹傳的專著，《動力》在我國卻是第一本……它填補了國內學術界對企業技術發展史研究的空白，為科技史研究拓展了新的領域。”9

企業技術進步發展研究可謂是給科技史研究開拓了又一片新的天地。

2.科技人類學。科技人類學屬于科學文化研究范疇，科學文化研究是科技史研究的延伸，有助于進一步凸顯科技史學科的社會功能，以科學發展與文化演進的互動為研究對象，促進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傳播和整合。

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萬輔彬教授就和南開大學的劉教授、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博士生田松等人倡導開展科技人類學(科學人類學)的研究。2002年，廣西民族學院科學技術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在南寧舉辦了中國首屆科技人類學研討會，到會的有清華大學劉兵教授、北京大學劉華杰副教授等許多著名專家。廣西民族學院科學技術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的萬輔彬教授、秦紅增教授和韋丹芳先后發表了多篇有關科技人類學的論文，如萬輔彬的《科技應用：科技人類學本土化的新走向》，秦紅增的《天人合一：從神話到哲學的文化嬗變》，黃世杰的《揭開蠱毒之謎》等等。

(四)科學精神、科學方法

科技重大事件往往是科技發展的里程碑。每當世界出現重大科技事件，梁國釗都會以特有的專業敏感性密切注意事態進展，從自己研究方向的視角給予理論思考，如超導熱、克隆熱、非典的出現都引起了他密切關注。其中關于超導熱的《超導研究突破的方法論啟示》，一發表就在全國產生了很大影響，文中對超導材料選取的哲學預言很快被中國科技大學博士生劉宏寶的實驗證實。“非典”期間，梁教授密切注意非典病原探索的進展，并適時組織了《論鐘南山精神》、《非典病原發現的方法論反思》、《非典病原探索中假說方法運用的反思》3篇論文，分別發表于《自然辯證法通訊》《醫學與哲學》和《科學技術與辯證法》。連同《淺析日本“諾貝爾獎計劃”的可行性》、《從結構方法學到面向對象方法學》一起5篇論文，一年內在科技哲學全國四大專業雜志發表，這在廣西科技哲學界處領先地位，在全國科技哲學界也不多見。

現代科技重要人物特別是諾貝爾獎獲得者。是現代科技舞臺的主角，研究他們具有重要的意義。梁教授第一篇專門研究重要科技人物的論文《愛迪生科學方法研究的特點》發表在《學術論壇》上，迅即被多雜志轉載。其專著《科研與道德》是國內出版最早的科學道德方面的著作之一，而《失敗的科學》則作為國內第一本從方法論視角系統研究科學失敗的案例式專著。

梁國釗教授對科學精神、科學方法等的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發表著述約170萬字，包括5本著作(其中1本2人合著)。論文約70篇，科普文章120余篇。這些著述有18篇(部)被《新華文摘》等7家報刊轉載、索引。

從事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研究的還有廣西大學物理系的陽兆祥教授，他的論文如《愛因斯坦與馬赫》《牛頓的絕對空間的再認識》等都得到了同行們的認可。1992年，陽兆祥教授負責組織了該年在廣西大學逸夫樓舉行的“紀念德布羅意誕辰暨量子物理史學術討論會”。

(五)其他

廣西民族學院的李瑤曾于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科技史研究。她是廣西民族大學研究科技史學的第一人，曾先后師從教育家陳鶴琴、史學家揚榮國等先生。其著作《中國古代科技思想史》問世后獲得了較好的評價。她的科學史方面論文涉及了教育、天文、醫學、歷史等多個領域，如《珍重先進成果正視落后原因――中國古代科技教育初探》系列文章等20余篇。

廣西民族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的容志毅教授師從姜生教授從事中國道教文化史研究，主攻道教科技史。完成國內外省部級以上科研項目4項，出版道教史專業著作4部，在《自然科學史研究》等核心刊物上發表專業論文20余篇，獲省部級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2項。

1987年，原廣西科協副主席王銘洛等人進行了陶瓷科技史方面研究，發表了論文《陶瓷發展史上的重大突破――對殷商“白陶”的科學探討》，該成果1988年獲自治區科協優秀論文獎；鄭連第等人還對廣西的靈渠進行過較詳細的研究，1986年由水利電力出版社出版了《靈渠工程史述略》一書。廣西大學的羅漢軍對中國建筑史研究有較深造詣，曾在《中華建筑》上發表《中國建筑空間意識的形成與發展》(1995年第2期)等多篇論文。

另外，蒙紹榮教授的科技史方面代表作《歷史上的煉丹術》獲得了同行們的高度評價，并于1996年被評廣西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二等獎，2002年4月與人合著的《中國道教科學技術史．漢魏晉卷》列入國家社科規劃“九五”重點課題。

三、廣西科技史研究的經驗與特色

(一)經驗

回顧60多年來廣西科技史研究發展歷程，廣西科技史研究人員由少到多，研究方向由一元到多元，研究范圍由區內到國內再到世界，研究成果不斷，在國內外同行中影響日漸增大。其經驗可概括為：

1.科技史研究者重視打實打牢基本功。科技史家杜石然提出搞科技史研究必須“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廣西科技史研究成果突出的學者，如梁國釗、萬輔彬、宋德生和黃漢儒等，雖多是理科出身，但正是因為他們讀書破萬卷，在文科方面有深厚的功底，科研時堅持文理兼融，所以，在多個領域研究都取得可喜成果。另外，運用多學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在交叉點上尋找生長點，注重第一手資料的收集等，也是廣西科技史研究的重要經驗。

2.緊緊抓住少數民族地區特色選題開展研究，并不斷推陳出新。如黃漢儒的醫史研究，從壯族醫學史研究發展到苗、瑤等少數民族的醫學史研究；萬輔彬教授從早期的銅鼓研究，發展到少數民族科技史研究，再發展到如今的科技管理與科技戰略、科技考古、傳統文化研究等，他們的研究都是在抓住了少數民族地方特色的基礎上，不嚼“別人嚼過的饅頭”，推陳出新，從而開拓新的領域。

(二)研究方法特色

1.注重田野調查

由于中國很多少數民族如壯族、苗族、瑤族等都沒有自己的文字，故千百年來，這些民族的“科技史料”沒有形成文字記載，而主要以傳統工藝、民間傳說和口碑史形式存在于少數民族地區。所以，第一手資料往往要通過大量的田野調查獲得，如廣西民族醫藥研究所開展的少數民族醫藥資料挖掘整理工作，資料的重要來源就是田野調查；廣西民族大學進行的科技史研究，田野調查是重要的方法。像銅鼓研究、《貢川壯族紗紙制造傳統工藝研究》《云南少數民族傳統工藝》和《壯族醫學史》等等研究都得益于田野調查。

2.注重科技考古

黃漢儒等人開展的少數民族醫學史研究，運用了大量的科技考古手段。萬輔彬教授領導的極有地域特色的銅鼓研究，運用金相分析、頻譜分析、同位素分析等一系列現代科學實驗手段，對考古發掘出的文物進行二次信息提取，揭示了其技術奧妙和科學內涵，并先后在《科學通報》《自然科學史研究》《中國科技史料》等核心期刊，這都是運用科技考古進行研究所取得的成就。

3.注重與人類學結合

人類學在地方性知識研究方面有豐富的積累，很多方法值得借鑒，如壯族醫學史研究、瑤族巫醫與草醫研究、南方巫蠱的科技人類學考察等，都是科技史研究方法與人類學研究方法相結合的成功范例。

四、建 議

推進廣西科技史研究深入發展，除堅持以往的成功經驗外，還應做好以下幾個方面工作：

(一)廣西科技史界學者應定期舉行學術研討會

不斷進行交流總結，是科學創新精神得以永續不衰的保證。如英國的卡文迪許實驗室，該實驗室能培養出11位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其經驗就是該實驗室在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和倡導自由的學術氛圍下，頻繁進行學術交流和問題討論。有鑒于此，20世紀80年代，在廣西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的積極活動下，廣西科技史研究異常活躍，參加研究的人數多，人員覆蓋面廣，從而培養了許多廣西今天的科技史學術帶頭人和科研骨干，如侯德彭、萬輔彬、梁國釗等等。如今，雖然研究會還在，但各種活動卻相對少了很多。所以，應重新發揮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的作用，以它為紐帶，推動廣西科技史界學者定期舉行學術研討會，并交流經驗，鼓舞斗志、相互啟發、共同發展。

(二)加強專業人才培養

一是組織一支熱愛科技史的多學科青年隊伍，在老一輩學者的支持下盡快成長起來；二是加強本科生和研究生培養。優秀的本科生是研究生良好的生源保障，優秀的研究生為研究工作的開始創造有利的條件。三是提倡業余和兼職研究并重。

(三)建立科技史圖書檔案館

檔案館可以為科技史研究提供眾多的圖書資料，還可收集廣西瀕危的傳統工藝品、檔案資料、民俗民歌、古籍和儀器等，另外也可以收集著名科學家的手稿、書信等。這對以后的研究工作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科技史論文:經國以自強為本教育以人才為先武漢大學:自強 弘毅 求是 拓新

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際，讓我們看看武昌起義前后，湖北自強學堂向武漢大學的轉變歷程。

1893年11月29日，湖廣總督張之洞向清朝光緒帝上奏《設立自強學堂片》。他認為“蓋聞經國以自強為本”，“自強之道，以教育人才為先”，故取“自強”二字。這座新式高等專門學堂位于湖北武昌三佛閣大朝街口，開辦之初，設方言(外語)、算學、格致、商務4門，重視科技教育。由此揭開了近代湖北高等教育的序幕。1896年，礦務、化學學堂并入自強學堂，后者增加自然、工程教育。方言一門逐步擴大為英語、法語、德語、俄語、東文(日語)5門。自強學堂是晚清洋務運動后期建立的一所新式科技工礦學校。

1902年10月，自強學堂遷往武昌東廠口，改名方言學堂。課程設有地理、歷史、算術、公法、交涉等。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方言學堂因教育經費緊張被迫暫停辦學。此后湖北時局動蕩，同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清朝迅速滅亡，方言學堂無法立即復校，辦學中斷。

1913年，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成立后，規劃在全國設立6所高等師范學校，決定以原方言學堂的校舍、圖書、師資為基礎，改建國立武昌高等師范學校。1923年9月，國立武昌高等師范學校改名國立武昌師范大學。1924年9月，國立武昌師范大學改名國立武昌大學。1926年，國立武昌大學與國立武昌商科大學、湖北省立醫科大學、湖北省立法科大學、湖北省立文科大學、私立武昌中華大學等合并為國立武昌中山大學(又稱國立第二中山大學)，設有大學部和文、理、法、經、醫、預6科、17個系、2個部。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以原國立武昌中山大學為基礎，改建國立武漢大學，下設文、法、理、工4個學院。1929年2月，法學家王世杰成為國立武漢大學首位正式校長。他認為國立武漢大學不能滿足于現有的4大學院，提出要把學校辦成擁有文、法、理、工、農、醫6大學院的萬人大學。1930年3月，國立武漢大學新校舍l期工程正式開工。1932年3月，學校由東廠口遷入珞珈山新校舍。1934年武漢大學由于體育成績顯著曾受到民國教育部表揚并通令全國大專院校，授予時任體育、衛生主任為教會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武漢大學等高校體育教學方案執行人。1935年，學校開辦研究生教育。1936年，學校成立農學院，從而發展成為有文、法、理、工、農5個學院15個系2個研究所的綜合大學。

1937年，國立武漢大學與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和國立浙江大學統一進行招生考試，從而躋身“民國五大名校”。同年7月7日，日軍在北平西南的盧溝橋附近發動“七七事變”，揭開了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的序幕。此后上海、南京相繼被日軍占領，武漢成為中國的戰時首都，國共兩黨大量政治軍事人士云集珞珈山校園指揮對日抗戰。1938年，因日軍攻打華中地區，國立武漢大學被迫西遷四川樂山繼續辦學，農學院并入國立中央大學。武漢淪陷后，日軍將武大校園辟為其中原司令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同年9月1日，國立武漢大學成立復校委員會，1946年10月，學校遷回武昌珞珈山，恢復農學院。1947年，學校設立醫學院及其附屬醫院，形成了文、法、理、工、農、醫6大學院21個系8個研究所。國立武漢大學是武大百年歷史中辦學質量最高、國際影響最大的階段，至今仍無法被超越。

1950年，武大副校長吳于廑教授在全校抗美援朝參軍參干動員大會上，把“國立武漢大學”牌樓按由左至右順序來讀，以《學大漢武立國》為題，作精彩講演，使師生員工深受鼓舞。“學大漢，武立國”從此名滿天下。武漢大學的理工科也一直有著優秀的傳統。

1993年，自強學堂建校100周年之際，校務委員會審議決定，武漢大學新校訓為：“自強弘毅求是拓新”。

“自強”語出《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意為自尊自重，不斷自力圖強，奮發向上。武漢大學前身為“自強學堂”，其名也取此意。

“弘毅”出自《論語》“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一語。意謂抱負遠大，堅強剛毅。武漢大學20世紀30年代校訓“明誠弘毅”就含此一詞。

用“自強”、“弘毅”，既概括了上述含義，又體現了武漢大學的歷史縱深與校風延續。

“求是”即為探索規律，追求真理。語出《漢書》“修學好古，實事求是”。

“拓新”，意為開拓、創新，不斷進取。

概言之，武漢大學新校訓的整體含義是：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偉大精神，樹立為國家的繁榮昌盛刻苦學習、積極奉獻的偉大志向，以堅毅剛強的品格和科學嚴謹的治學態度，努力探求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開創新局面，取得新成績，辦好社會主義的武漢大學，不斷為國家作出新貢獻。

目前，在科技教育方面，武漢大學積極利用自身的科技、智力資源優勢，通過科技成果轉化與產業化的方式，與企業和科研機構開展多層次、多領域的合作，共同建設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平臺，聯合創辦了70多家高新技術企業，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同時也促進了學校的發展。

學校還參與了三峽工程、南水北調、西電東輸等國家重點工程項目的科學研究和工程建設，在南北極科學考察、重大傳染性疾病防治等科技攻關中不斷取得新的突破，馬協型、紅蓮型雜交稻，高頻地波監測雷達，GPS全球衛星定位與導航，高性能混合動力電池等應用型科技成果不僅具有重大的科學理論價值，同時也產生了巨大的社會經濟效益。

人文社會科學的專家學者則充分發揮“智囊團”和“思想庫”的作用，積極探索關系國家經濟建設、社會發展和人類進步的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取得了一批具有重大理論意義與應用價值的科研成果，為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理論保證和智力支持。大型漢語工具書《故訓匯纂》、譯著《康德三大批判新譯》、學術專著《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歷史與現實》等成為新時期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標志性成果。

求知在武大，成才在珞珈。武漢大學率先提出“創造、創新、創業”教育的新理念，培養“厚基礎、寬口徑、高素質、創新型”復合人才，積極探索適應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人才培養模式。

自1893張之洞創辦自強學堂，武漢大學至今已經歷了118個春秋，這悠長的歷史縱觀全國高校也難有幾個能匹敵。這些年歲中有進步、有失敗、有革命，更有發展，武大人心中那厚重的歷史感和責任感常常是其他大學的人無法擁有的，而聞名遐邇的珞珈山校園中隨處散發的文化底蘊更仿佛是自然天成。

百年名校，人文薈萃；珞珈山下，卷帙飄香。值得特別一提的是，600多萬冊館藏圖書，居全國高校第2位。曾在武大任教的易中天教授曾經說過，武漢大學的圖書館是當時吸引他來到武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國科技史論文:十七大為民營科技企業發展帶來歷史機遇

2007年10月31日下午，科技部三里河機關火炬中心會議室。北京用友軟件集團、北京啟明星辰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東方微點科技有限公司以及華為公司駐北京代表處等10余家民營企業代表與中國民營科技促進會、科技部火炬中心、北京科學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的領導和專家們共聚一堂，共話“貫徹落實十七大精神，在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中建功立業”。座談會由中國民營科技促進會、科技部火炬中心主辦，科技日報、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導報與中國新技術新產品雜志社共同承辦。

座談會由中國民營科技促進會常務副會長劉振堂主持。中國民營科技促進會會長韓德乾在會上指出：“民營企業要把十七大精神貫徹到實際工作中，以十七大精神為動力，肩并肩手拉手共同創建美好明天。”

科技日報社副社長湯東寧介紹了他在中央黨校學習的情況和心得體會，他認為，學習十七大要明確十七大有哪些新觀點、新思想、新主張、新任務。

科技部火炬中心黨委書記張序國做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指出，黨的十七大召開是在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發展關鍵時期，意義非常重大。主要體現在：第一，十七大是一次統一全國人民思想和意志的會議，確定了今后黨和國家路線。第二，十七大準確指出了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并審時度勢做出了一系列解決方案。同時，明確了奮斗目標：到２０２０年，我們要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第三，十七大把科、教、文、衛明確提出，并將科技與經濟緊密聯系一起，提出科技是國家戰略核心，要實現發展模式的轉變，必須以科技為支撐。

針對民營企業發展，張序國指出：十七大完善了基本經濟制度建設，為民營企業發展提供了政治保障，民營企業迎來大好發展機遇。張序國指出：“民營企業應做好思想準備，把握十七大機遇，認真理解十七大精神，為進一步謀劃發展，把企業做大做強，真正做成有國際競爭力的國際品牌。”

北京科學學研究中心學習委員會主任彭樹堂說，十七大報告中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對自己很有感觸：民營科技企業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的具體實踐成果。改革開放３０年，民營科技企業這條路是科技工作者探索出來的，是科技知識分子的一個創舉！”

在聆聽各領導談話后，企業代表根據自身體會和企業實際情況講述了各自看法。

啟明星辰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趙武進書記說，自十七大召開以來，公司員工都在關注十七大、學習十七大。此間，員工受到很多教育和鼓舞。為了貫徹十七大精神，企業將加大力度搞自主創新，在自己強大同時不忘回報社會。

北京東方微點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田亞葵感言道，民營企業發展真正敢上了好時代，國家給予了自主創新戰略性高度，這給了我們民營企業發展機遇，民營企業的創業、生存、成長之道，就是自主創新。但是，民營企業發展著實有很多困難，在自主創新道路上我們需要更多呵護，需要好的創新環境和成長空間，呼吁國家能夠在這方面給與更多支持。這引起了與會企業代表共鳴。

座談會上，大家一致認為十七大給了民營科技企業以歷史性機遇。現在正是民營科技企業快速發展黃金時期，民營科技企業應以十七大精神為指導，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把握機遇，繼續擔當自主創新的生力軍，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做出自己貢獻。

史家小學的科技創新教育活動

北京市東城區史家小學始建于1939年，是一所享譽全國的京城名校。1991年，學校明確提出了“一切為了孩子，一切為了明天”的指導思想和“三全三愛三服務”的辦學宗旨。1992年，卓立校長確定以“和諧教育”為學校的辦學理念。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屢經修繕改造，以“綠色校園，科技校園、藝術校園，和諧校園”為指導理念的現代化史家小學新校舍于2005年5月8日建成，學校在原有基礎上邁上了新的臺階。

近些年，學校先后被評為東城區以及北京市中小學校園環境示范校，東城區科技示范校，市級德育先進校、愛國衛生先進單位、外事工作先進單位、教育科學研究先進學校、少先隊工作特色校，先進教工之家、小學學生營養工作好單位，被教育部命名為全國現代教育技術實驗學校評優成果突出校。學校少先隊大隊獲市“星星火炬”獎。同時史家小學還成為中國最早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俱樂部成員之一。

這是一所關注學生全面發展的學校，無論在藝術、體育還是科技方面，學校師生都取得了驕人的成績。2006年3月，中國科協與史家小學共同投資建設的一個試驗項目――史家小學科學教育資源中心成立。資源中心的主體為學校科技館，由科技館主館、科技長廊、創新工作室、木工房以及三個科技教室組成，它不僅為史家小學及周邊社區青少年提供免費科學實踐的機會，更為學校的科技創新活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多年來，學校堅持將科技教育作為實施素質教育的重要途徑之一，堅持面向全體學生，多渠道、多角度、多層次地開展科技教育活動，在科技創新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朱一帆同學設計的夾心肥皂，曾獲得北京市優秀發明獎。劉岸同學發明的刻度毛衣針，獲得了第八屆北京市發明展覽銅牌，并獲得國家專利。石天旭同學設計的新型飲料瓶在中央電視臺少兒頻道《異想天開》欄目播出。潘丹琳同學發明的防“非典”游戲棋和講衛生好習慣游戲棋獲得兩項國家專利，先后被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新聞30分》《東方時空》《大風車》等欄目報道；她于2006年5月發明的奧運禮儀棋獲得了第五屆宋慶齡少年兒童發明銀獎；在《中國少年報》《北京晚報》《中國科技獎勵》雜志和鳳凰衛視《魯豫有約》欄目拍攝的《小小少年的發明故事》中，分別刊登和報道了她的事跡。

200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在偉大祖國即將迎來60華誕之際，在國際天文年的鐘聲敲響之后，史家小學的師生們充分發揮聰明智慧，在天文科學知識普及和創造發明活動中取得了更加突出的成績，為學校的70周年大慶獻上了一份厚禮。在張培華老師的輔導下，劉健庭同學發明的綠激光尋星儀獲得了北京市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一等獎，金雨晴，李玨菲發明的新型光路演示箱獲得了二等獎，劉聽睿，吳惠琳、李昕鈺發明的夜光書在北京市中小學生天文觀測競賽中獲得一等獎。在這半年多的時間里，學校師生申報了5項國家專利，另有4項發明正在設計之中。

創新人才的培養離不開創新型教師，史家小學擁有一支具有創新意識和團隊精神的科技教師隊伍。孫雷老師不僅在模型制作方面是個行家，在發明創造中也取得過很好的成績，他發明的書包曾獲得中國國際專利技術與產品交易會金獎。張培華老師不僅在天文科普教育方面具有豐富的經驗，在創新教育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績，他輔導的學生頻頻獲獎，獲得專利，他本人也擁有多項專利，曾獲得香港國際專利發明博覽會金獎。

中國科技史論文:中國翻譯史上的科技翻譯高潮和西學翻譯高潮之比較

摘 要：從明末清初至前，中國翻譯史上出現了兩次翻譯高潮，即科技翻譯高潮和西學翻譯高潮。它們在翻譯形式上存在著一定的相似性，也在延續時間、譯者隊伍、著述情況及翻譯主張等方面存在著很大的差異。

關鍵詞：科技翻譯 西學翻譯 相同點 不同點

1.引言

明末清初，西方殖民主義者入侵我國東南沿海，許多西方耶穌會士以“科學傳教”為名進入中國進行宗教傳播活動。他們在傳教的同時，也與當時的中國學者合作翻譯科技著作，由此引發起科技翻譯高潮，被稱為中國翻譯史上第二次翻譯高潮。這一時期的杰出代表有中國的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王徵等及意大利人利瑪竇、熊三拔、日耳曼人湯若望等。與這次科技翻譯高潮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至1919年以前的西方政治思想和文學作品翻譯活動。鴉片戰爭以后，中國的一些有識之士，不斷向西方探求真理，積極推動翻譯和傳播西方自然科學及哲學和社會科學知識，掀起了西學翻譯即中國翻譯史上第三次翻譯高潮。這一時期的杰出代表是馬建忠、梁啟超、嚴復、林紓等。我國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譯高潮與清末民初的西學翻譯高潮既有相似的地方，又有不同之處。本文略談兩者的相似點，著重討論兩次翻譯活動在延續時間、翻譯形式、著述情況、翻譯主張、翻譯影響和意義方面的不同之處。

2.兩次翻譯高潮的相同點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譯和鴉片戰爭后至前的西學翻譯都采用過中西合譯的翻譯形式。在科技翻譯時期，來華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開了“中西合譯”之先河，熊三拔、湯若望皆仿效此法與李之藻、楊廷筠、王徵等陸續譯出一些西方典籍。鴉片戰爭以后，西學翻譯高潮前期，不審西文的中國士大夫與粗通中文的來華傳教士也使用了中西合譯的譯書之法，他們中比較有名的是英國的偉烈亞力、傅蘭雅和中國的李善蘭、徐壽等。鴉片戰爭以后

成立的江南制造總局翻譯館、京師同文館、廣學會等都有多部合作譯著問世。

3.兩次翻譯高潮的不同點

中國翻譯史上第二、三次翻譯高潮由于涉及不同的翻譯實踐，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不同的思想方法，因此彼此之間存在著諸多差異。

從延續時間上看，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譯活動始于16世紀末17世紀初止于18世紀中葉，延續了將近一二百年的時間。而西學翻譯活動則始于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止于1919年前夕，持續了八十年左右的時間。

兩次高潮的譯者隊伍也存在很大差異。科技翻譯時期，在我國從事翻譯的主要是外國來華的耶穌會士如意大利的利瑪竇、羅明堅、熊三拔，西班牙的龐迪我和日耳曼的鄧玉涵、湯若望等以及中國學者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王徵、馮應京、李天經等。西學翻譯時期譯者隊伍比前一時期得到壯大。馮桂芬把翻譯工作提到了為“天下第一要政”服務的高度。著名的翻譯評論家馬建忠主張振興翻譯事業以挽救民族危亡。梁啟超在當時的維新派領袖人物中較早地譯介了西方資產階級學說思想。嚴復被稱為“介紹近世思想的第一人”，他學貫中西，首倡翻譯標準，一生譯著頗豐，是近代卓越的翻譯實踐家和理論家。林紓被稱為“文學翻譯的始祖”，他第一個把西方的文學作品介紹給中國讀者。［1］(P91-92)康有為贊之曰，“譯才并世數嚴、林，百部虞初救世心”。

從著述情況來看，明末清初來華的外國傳教士共譯書400余種，其中有關科學的占130種左右，而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人的譯著就多達75部。［2］(P447-448)從學科上來說，天文學和數學是明末清初傳入的西洋科學的中心。“中國圣教三柱石”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這些中國土生土長的耶穌會士翻譯了大量的科技書籍。徐光啟共譯歷書一百幾十余冊。這一時期的典型譯著有徐光啟與利瑪竇合譯的《幾何原本》前六卷、李之藻與利瑪竇合譯的《同文算指》等。在西學翻譯時期，國人主譯或國人與國人合譯作品大大增加。嚴復獨自完成了11部譯著，其中他所譯《天演論》、《原富》等“八大名著”最為有名。林紓一生翻譯的西洋小說約有180余種，共一千數百萬字，是其他譯者無可企及的。［3］(P120-121)林紓的代表譯著主要有《巴黎茶花女逸事》、《黑奴吁天錄》、《伊索語言》等。

從譯論發展情況看，明末清初，以徐光啟、李之藻等人為代表的翻譯家未能留下系統詳細的翻譯方法理論，但他們在一些著述中所闡述的對翻譯的看法卻極具創造性。徐光啟強調求知，求真理，和抓重點，抓“急需”。他指出，“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先須翻譯。”李之藻主張“借我華言，翻出西義”并指出“學者之病有四：淺學自，一也；怠惰廢學，二也；黨所錮習，三也；惡聞勝己，四也。”楊廷筠指出了抓緊培養翻譯工作者的必要性與急迫性，“……而我華人，又鮮肯虛心參究與其功力者。所以后先數輩，率皆赍志以歿，而學不盡傳。”王徵提出了翻譯資用思想，并指出在翻譯材料選擇上，應重“關切民生日用”、“國家工作之所急需”者。鴉片戰爭以后的西學翻譯時期，則在我國的翻譯思想史上留下了寶貴的理論財富。馬建忠提出“善譯”說，指出譯文應“使閱者所得之益，與觀原文無異”，他還在《擬設翻譯書院議》一文中建議設立翻譯書院來專門培養翻譯人才。梁啟超在《變法通議?論譯書》中說道：“今日而言譯書，當首立三義：一曰，擇當譯之本；二曰，定公議之理；三曰，養能譯之才。”“三義”論從譯材選擇，譯名統一及譯才培養三個不同角度進行了精辟的理論論述，時至今日仍具有借鑒意義。嚴復在《天演論》譯例言里指出“譯事三難：信、達、雅”。明確提出了翻譯的原則和標準。這著名的翻譯“三字經”是中國傳統翻譯思想的綱領。［4］(P65-71)他還提出了“達旨”或“譯述”的翻譯方法并主張重視“譯才”。林紓主張“存旨”，要求翻譯達到“神會、步境、怡神”境界。他

強調指出，在翻譯時譯者應該投入自己的主觀感情，譯者須與原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的心靈相交流。［5］(P48-51)

4.結語

明末清初進行的科技翻譯，促進了中國翻譯事業的發展，為鴉片戰爭后的西學東漸活動奠定了思想基礎。但這一時期沒有留下寶貴的翻譯理論財富。從鴉片戰爭至前的西學翻譯時期，中國的翻譯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翻譯論爭非常激烈，翻譯理論精彩紛呈，取得重大發展。總的說來，兩次翻譯高潮推動了中國傳統翻譯思想的形成，在中國翻譯史上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中國科技史論文:在歷史教學中進行科技教育

以學生發展為本的現代教育，需要把培養年輕一代的科技教育放在重要地位，以適應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需要。歷史課堂教學在中學教育中處于重要地位，理所當然地應該成為對學生進行科技教育的主陣地，歷史教學在提高學生的科技素養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那么，如何在歷史教學中進行科技教育呢？筆者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做探討：

一、要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科技價值觀

科技教育最終目的是使學生對科技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妥善處理和解決生活中遇到的實際問題。因此，讓學生了解和掌握科學技術與社會實踐之間的內在聯系是十分必要的。簡單機械的傳授只會使學生靜態、被動地吸收知識，變成科技知識的“存儲器”，而不是科技觀念的傳承者和科技意識的實踐者。只有讓學生獲得切身體驗和直接經驗，才能幫助學生樹立對科技正確的價值觀。

在七年級下冊《科學技術（上）》的教學中，我有意識地將課后的思考題同課堂教學結合起來，引用大量的資料，仔細分析了印刷術、火藥、指南針的發明以及給人類社會帶來的重大影響，詳實地論證“科學技術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幫助學生樹立起“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價值觀。

二、要培養學生對科技的理解能力

科技素養的培養首先取決于學生對科技知識的掌握程度。現有的歷史教材中包含著豐富的科技史內容，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教師可運用各種手段，在課堂上營造出濃厚的求知氛圍，激發學生對科技的持續興趣，進而引導學生自覺主動地學習，在有效了解科技知識的基礎上，盡可能使學生領略到隱藏在現象背后的科學道理，不為某些假象所迷惑，從而提高對科技知識的理解能力，這是進行科技教育的基本體現。

如在講到“科學技術的發展”一課中的“詹天佑與京張鐵路”一目時，教師上課時用預先制作好的青龍橋地段的復雜地形模型，給學生一個比較直觀的印象，請他們提出減緩坡度的方法，并根據當時的條件選擇最佳方案。同學們的積極性一下子被調動了起來，由于是親自動手實踐得出的結論，印象就特別深刻，物理學上的力學等概念也顯得容易理解了。通過動手實踐，學生領悟到科技需要學習，更需要創造的道理。

三、要培養學生對科技的探究能力

蘇霍姆林斯基說過：“在人的心靈深處，都有一種根深蒂固的需要，就是希望自己是一個發現者、探究者。而在青少年的精神世界中，這種需要特別強烈。”新課標突出對學生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培養。創新的基礎是探究，沒有探究就不可能有創新。

偉大的發明家愛迪生為了人類的光明，經歷了無數次的探究、失敗、再探究，終于發明了電燈。科技探究是新課標的靈魂，科技探究能力是在學生探究性學習過程中形成的。因此，教學中，教師必須向學生提供更多的機會讓學生親自參與實踐，體驗科技探究過程的曲折和樂趣，學習科技方法，發展科技探究所需的能力并增進對科技探究的理解。在引導和組織學生進行探究性學習時應注意通過各種教學資源，以保證活動的落實，培養學生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在課堂上進行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探究活動，讓每一個學生都經歷科技探究過程，使學生在不斷的活動中，學會科技探究，在探究中提高自己的科技素養。

四、要培養學生對科技的實踐能力

同志曾經說過：“實踐出真知”，自然界豐富多彩、奧妙無窮，如果學生在課堂上面對教師蒼白的講解和書本的文字，對歷史學科就不可能產生濃厚的興趣，就不可能迸發出創造的火花。因此，教學必須注重它的實踐性，增加學生的實踐機會，讓學生走進大自然這一魅力無窮的殿堂。

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要充分利用現有資源開展實踐活動。如在講到“改革開放”時，指導學生調查了解自己家庭或家鄉在改革開放前后的巨大變化。或問自己的父母長輩，或走訪鄉鎮企業，或看城鎮街道樓房的日新月異，或了解農村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讓學生自己去感受改革開放取得的偉大成就。讓學生通過參觀訪問、社會調查等活動，寫成歷史小論文或調查報告，最后組織學生把各自研究成果進行交流。實踐活動能培養學生主動探究、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交往合作能力，使學生更深切地感受到歷史學科在社會生活、經濟建設中的廣泛作用，激發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從而使學生初步掌握科技研究的方法，形成終身學習的意識和能力。

通過歷史課堂的科技教育，提高學生對科技的理解能力和認識水平，養成科技思維的習慣，幫助學生樹立科學的科技價值觀，培養學生動手實踐能力，寓科技教育于歷史教學之中，以積極的科學態度來對待社會、他人和自己，同時以科學家的敬業精神鞭策他們，增強學生迎接挑戰的能力。

（作者單位 江蘇省沭陽縣懷文中學）

中國科技史論文:科技創新及會計理論發展:歷史軌跡與基本影響

科學是關于自然、社會和思維的知識體系，而技術是人類為滿足社會需要而依靠客觀規律和物質世界中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來創造、控制、應用和改造人工自然系統的活動，并由此所采取的手段和方法。自十六世紀近代科學產生以來，科學就與技術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相輔相成。企業規模的不斷擴大、結構日益復雜、管理思想和方法推陳出新，會計的理論、技術和方法也在吸收先進的科學技術成果后逐漸發展和完善起來。本文沿著近現代三次技術革命的歷史軌跡，結合新科技革命的基本特點，分析科學技術創新對會計科學理論發展的影響，并從成本管理會計的視角系統地闡述科技創新對會計技術和方法的重大影響。

一、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近現代三次技術革命的歷史軌跡及其影響

(一)近代兩次技術革命及其影響　―是近代第一次技術革命。第一次技術革命始于十八世紀60年代，是以牛頓經典力學體系為背景，革命的中心在英國和意大利。這次技術革命揭開其序幕的是珍妮紡紗機的發明，而主要標志是蒸汽機的廣泛應用。1712年第一臺蒸汽機的出現，使熱能轉變成為機械能。后經瓦特的改進和創新，在1765年首創單動式蒸汽機和在1782年制成雙動式蒸汽機，并能夠驅動機器直接進行生產。其大大推動了紡織、采礦、冶煉、機械加工等工業的迅猛發展和交通運輸工具實現蒸汽動力化，使人類進入了“蒸汽時代”。英國工業革命也正是從新興的紡織業開始并于1830年達到高潮，到十九世紀60、70年代，美、法、德等國也基本完成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第一次技術革命使資本主義完成了從工場手工業向機器大工業的轉變，將社會生產推進到機器時代。二是近代第二次技術革命。第二次技術革命發生在十九世紀70年代，主要標志是以電機為代表的電力技術的廣泛應用。1866年，號稱近代德國科技之父的西門子，以電磁鐵制成了發電機，為電器工程的大發展開辟了廣闊天地。1866年電機發明并在1875年前后用于工業生產，大大改變了動力設備和生產過程，隨后又解決了遠距離輸電問題，使工業生產擺脫了地方條件的限制。1876年貝爾發明了電話；1879年愛迪生發明了電燈，電機、電話和電燈這三大發明在美國興起了一場電力技術革命。1882年美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發電廠，實現了電力技術產業化，完善了歐洲的鋼鐵、化工和電力三大技術，鋼鐵工業發展很快，也完成和發展了汽車、飛機和無線電技術這“三大發明”。人類歷史跨進了以電作為動力、照明、通訊生產的“電氣時代”，使資本主義生產力迅速擴張，并由自由競爭走向壟斷。人類社會生產、生活發生了飛躍。

(二)現代第三次技術革命的基本狀況及其影響　第三次技術革命發生在二十世紀40年代，是以原子技術、電子計算機技術為主要內容的，首先發生于美國，其后發展至歐洲及世界各地，世界科技的中心轉向美國，美國開始領導世界科技的潮流。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自然科學又有了重大的理論突破，發生了原子物理學的革命，為第三次技術革命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并揭開了序幕。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建成第一座原子反應堆并制成了第一顆原子彈，開始了人類利用原子能的新時代。1945年第一臺電子計算機在美國誕生，電子計算機的發明和應用，給人類帶來了生產自動化、科學實驗自動化、信息自動化，生產效率成倍增長。1957年蘇聯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空間技術的發展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的方式。第三次技術革命規模之大、速度之快、內容之豐富、影響之深遠，都是歷史上空前的。它不僅顯著地改變著生產方式、社會結構，而且改變著社會階級狀況和國家關系，為戰后資本主義產業結構的調整提供了契機，第一產業急劇下降，第三產業迅速上升。

二、新科技革命的基本特點及其對學科發展影響

(一)新科技革命的概況與基本特點　二十世紀中葉以來，以系統論、信息論和控制論為代表的第四次科學革命興起于美國，然后擴展到其他國家乃至全球。在社會經濟高度發展的新形勢下，在以信息科學為代表的橫向科學、綜合科學發展的推動和影響下，一場以信息技術為中心的新的技術革命――信息科技(IT)革命(有人稱其為第四次技術革命)于二十世紀70年代興起，并在二十世紀90年代后得到發展。新技術革命的主要內容集中體現在以下九大技術：微電子技術和計算機技術、自動控制技術、新能源新技術、激光技術、新材料技術、航天技術、生物技術、海洋技術、環保技術。新科技革命的特點表現在：一是規模大、范圍廣。這次新科技革命在自然科學的所有學科和生產技術的所有領域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二是整體化趨勢更加明顯。一方面，科學揭示了自然界更深、更廣、更久遠的層次和各種極限狀態下的物質運動規律；另一方面，系統科學與生命科學正逐步闡明與人類關系更密切的各類復雜系統的行為規律。三是綜合化趨勢進一步加強。以基礎自然科學新成果為先導的高新技術成為現代技術體系中的領導者。各門類技術相互滲透與促進，并在某些技術領域圍繞一個大問題或大目標的解決與實現而形成龐大的綜合性技術群。四是科學對技術的影響越來越大。科學指導了技術革命，而技術革命又推動了科學的發展；科學轉化為技術、技術轉化為生產的過程大大縮短，科學――技術――生產一體化的趨勢已經出現。如果說前三次科技革命的結果是建立了一個工業化社會，那么這次新科技革命的目標就是建立一個“后工業化社會”，即信息社會。它導致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產業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迅速崛起，科學技術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第一推動力，使人類社會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經濟全球化、交易方式和貨幣電子化、企業虛擬化和學習化的趨勢大大加強。

(二)新科技革命對學科發展的影響　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動下，科學出現了高度的分化和綜合的趨勢：一方面科學的分支越來越多且細；另一方面，在各個學科之間又出現了一系列邊緣學科和交叉學科。這些學科的產生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生產技術和日常生活等各個領域迅速廣泛應用并產生了深遠影響。一是邊緣學科。邊緣學科是對現實世界不同層次的交錯點進行研究，在兩門以上學科的結合上成長起來的學科。它們是應用一門科學的方法去研究另外一門科學的研究對象，使不同的科學方法和對象有機地結合起來，并揭示物質世界不同層次的運動形式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轉化。二是綜合學科。綜合學科是以特定的物質世界的客體為對象，采用多學科的理論知識對之進行研究的學科。例如：計算機科學、空間科學、環境科學和材料科學等，它們都是原有學科在相互交叉、互相滲透的基礎上又產生的一批綜合性學科。這標志著現代科學向綜合化、整體化方向發展的趨勢，反映了人們希望更加全面、系統、深入地認識客觀世界。三是橫斷科學。它不是以客觀物質世界的某種物質結構及其運動形式為對象，而是以許多種物質結構及其運動形式的某一個特定的共同方面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因此其研究對象覆蓋各門學科的橫斷面，帶有方法論的性質。例如：

系統論、信息論和控制論(“老三論”)與突變論、協同論、耗散結構理論(“新三論”)等。“三論”所代表的新興基礎科學不同于以往的天文、地理、生物、數學、物理、化學等基礎科學，研究對象是許多物質運動形態和過程中某一共同的側面，即從不同側面揭示客觀世界的本質聯系和運動規律，以達到高度的和諧統一。

三、科技創新對會計科學體系發展及會計管理范式的影響

(一)科技創新對近現代會計科學發展的影響 一是近代會計。會計之所以能從古代會計躍進到近代會計階段，科技進步發揮很大的作用。中世紀意大利城市商業和金融業的繁榮要求改進和提高記賬方法。1494年，盧卡?巴其阿勒《算術、幾何、比與比例概要》的出版被認為是近代會計開始的里程碑。但從十五世紀到十八世紀，會計理論與方法的發展仍比較緩慢，直到第一次工業革命才有了較大地發展。特別是適應大生產需要的股份公司的出現，對會計提出了新的要求，引起了會計服務對象和內容的變化。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產業革命加速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生產規模社會化和激烈的競爭要求改變傳統的經驗管理方法，泰羅的科學管理理論應運而生，核心是提高生產和工作效率。隨著泰羅制的廣泛應用，“會計如何為提高企業的生產和工作效率服務”的問題產生。作為初步嘗試，一些與此相聯系的方法開始引進人到會計中來，如“標準人工成本”及其延伸出的“標準材料成本”、“標準制造費用”和“成本差異”等。1919年美國成本會計師協會成立，推動著標準成本會計突飛猛進。這一時期，會計方法比較完善，會計科學也比較成熟，而成本會計的產生也被認為是會計學發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二是現代會計。財務會計和管理會計的分離。從二十世紀50年代起，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進入戰后期，科學技術突飛猛進并廣泛應用于生產，使生產力迅速提高；資本進一步集中，企業規模日趨擴大，跨國公司大量涌現，市場競爭更加激烈，企業經營更趨復雜。特別是股份公司這一經濟組織形式得到很快的發展。股份公司是以資本的所有權和經營管理權相分離為特征的，為保護“外部利益人”所有者的利益，逐漸形成了以對外提供信息為主、接受“公認會計原則”約束的會計，即財務會計。同時，為適應企業內部管理更加合理化、科學化的需要，管理當局對會計信息提出了新的要求。這直接沖擊了泰羅科學管理理論而代之以現代管理科學。現代管理科學的發展及其成功應用，為現代管理會計發展奠定了基礎。一方面，早期管理會計的技術方法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另一方面，拓展了會計的管理職能，即從解釋過去轉為控制現在和籌劃未來。基于管理當局的對內部會計信息的需要，管理會計逐漸地同傳統會計相分離并形成一個與財務會計相獨立的領域。二十世紀60年代，管理會計的各種專門方法和基本體系初步確定，現代管理會計的出現是近代會計發展為現代會計的重要標志。會計新學科的出現。自從進入二十世紀中后期以來，經濟全球化的趨勢開始顯現，信息技術特別是Intemet技術的飛速發展及其廣泛應用，更是使人類跨入到信息時代。作為國際通用商業語言的會計也必須融入到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潮流中，以適應和服務于經濟的運行與發展。所以會計呈現出新的趨勢，出現了一些新的會計分支。如國際會計的產生發展被認為是二十世紀會計發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電算化會計，隨著電子計算機的發明和運用，會計信息處理從手工逐漸發展到電算化，這是會計操作技術和信息處理方式的重大變革。它對會計理論和會計方法提出一系列新的課題，促進電算化會計的產生和發展；電子商務會計，電子商務作為商品貿易形式中的新興方式，已逐漸深入到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各個領域，它打破了傳統貿易形式的時空間限制，使企業與消費者、合作伙伴及供應商之間的溝通和交流得到極大的增強，大大加速了全球信息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作為電子商務與傳統會計的結合物――電子商務會計的出現，對傳統會計的確認基礎、計量標準、報告內容及至整個財務會計的理論框架都將產生巨大的影響。

(二)科技創新對會計管理范式的影響 如果說第一次科技革命使簿記完成了向近代會計的歷史跨越，第二次科技革命促進了近代會計向現代會計質的飛躍，那么，第三次科技革命則使現代會計理論方法體系得以建立從而形成現代會計學科體系，而新的科技革命則使企業管理向集成化和知識化方向發展，會計管理范式趨于虛擬化。我國學者王開田指出，會計管理范式的創新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是會計假設虛擬化與會計反映客體的虛擬性。會計假設虛擬化。會計主體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企業之間相互滲透，很難分清會計主體的邊界，傳統意義上的會計主體假設已不復存在，相應地持續經營與分期核算假設也就失去了基礎。二是會計程序及會計確認與計量的創新。會計程序的創新。由于會計假設的動搖，傳統“原始憑證記賬憑證賬簿報表”的會計行為程序已不再適用，而是改為事件驅動方式(Event Driven)，即平時只是將原始信息分類輸入數據庫中，把信息使用者所需信息按其動機分類，并按分類設計程序。當使用者需要某種信息時，使用不同的事件程序，就可獲得不同的信息，實現會計信息的及時組合。三是會計確認與計量的創新。傳統的現金制和權責發生制已經不適應信息化和知識化的要求，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現金流動制的確認機制。這種機制既能全面反映企業在一定時期的損益狀況，又能反映現金流量、存量、流向和流速以及企業的償付能力和應變能力，能為信息使用者提供客觀的信息并幫助他們做出正確的決策。在此基礎上，公允價值、未來現金流量現值等計量屬性也必然更廣泛使用。四是會計反映客體的虛擬性。在知識經濟社會中，知識、信息成為主要的經濟資源，因而無形資產或虛擬資產已經成為會計反映的主要對象。五是會計規范的創新。在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社會中，會計規范標準有逐步趨同的趨勢，逐步趨同的高質量會計準則應該成為全球會計規范的準繩。六是會計報表的創新。會計報表格式上多樣化，項目編制上按會計要素創新能力和獲取知識能力、信譽度進行排列，體現會計要素的質的區別；內容上不僅反映有形資產、歷史成本信息、財務信息，還應反映無形資產、公允價值信息和非財務信息；方式上即采用適時報告、互動式按需報告和報告的無紙化。

四、科技創新對會計技術和方法的影響：以成本管理會計為例

(一)科技創新帶來的新制造環境及其對成本管理會計的沖擊科技創新與發展帶來的新制造環境具體體現在計算機集成制造系統上。計算機集成制造系統(cIMS)是由各計算機功能軟件集合成的一個整體系統，包括計算機輔助設計(CAD)、計算機輔助制造(cAM)、計算機輔助測試(CAT)、電腦輔助工程(CAE)、彈性制造系統(FMS)和管理信息系統(MIS)等多個系統，將“人”、“設備”、“信息”匯成一個協同的整體，以實現生產自動化、彈性化，達到高效率、高質量、低成本和靈活生產的目的。其主要特點是：生產彈性

化適應了市場消費的個體化；企業中對信息系統特別是信息傳遞的及時性、準確性要求更高；使企業生產高度自動化，大量需求高層次的、復合型人才；企業的生產管理組織也要重組，改變以往的部門而以作業組(Work Team)為中心組織。

計算機集成制造系統的發展使成本管理受到沖擊。主要體現在：一是成本結構的變化將導致產品成本計算不正確。在新制造環境下，成本的構成比例發生了變化，電腦輔助生產系統使得人工成本比重大大降低。但制造費用劇增并多樣化，其分攤標準如果只用人工小時已難以正確反映各種產品的成本。另外，企業研究開發費用也會大幅增加。二是成本控制與管理困難，控制方法發生變化。傳統成本管理會計，將預算與實際業績編成差異報告，即將實際發生的成本與標準成本相比較。在新制造環境下，這一控制系統將產生變化。例如，為獲得有利的效率差異，可能導致企業片面追求大量生產，造成存貨的增加；為獲得有利價格差異，采購部門可能購買低質量的原材料，或進行大宗采購，造成質量問題或材料庫存積壓等。因此，成本控制方法將發生變化。例如：成本控制中心由各責任中心變為作業組；作業成本法得到應用等。

(二)科技創新引發的管理理論與方法創新及其帶給成本管理會計的新技術 隨著市場競爭日趨激烈，新技術、新工藝不斷涌現，管理理論與方法也在不斷創新，成本管理會計的發展就源于企業制造環境的變化以及管理理論與方法的創新。這種變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成本管理會計技術手段與方法不斷更新；成本管理會計的應用范圍不斷拓展。

一是作業成本法(Activity-Based Casting，ABC)與作業基礎管理(Activity-Based Management，ABM)。作業成本計算是指以作業為間接費用歸集對象，通過資源動因的確認、計量，歸集資源費用到作業上，再通過作業動因的確認計量，歸集作業成本到產品或顧客上去的間接費用分配方法。作業成本計算法的特點主要體現在制造費用的分配上，它克服了單純以直接人工成本等標準分配制造費用的局限性，按引起制造費用發生的各種成本動因將間接費用和輔助成本更準確的分配到作業、生產過程、產品、服務及顧客中。因此，ABC法較傳統成本計算方法更為精細，成本數據更加準確。作業基礎管理就是利用作業成本計算所提供的信息，將成本管理的起點和核心由“產品”轉移到“作業”層次的一種管理方法。其基本思想是：企業是一個為最終滿足顧客需求、實現投資者報酬價值最大化而運行的一系列有密切聯系的作業的集合體，企業生產商品或提供勞務消耗作業，作業消耗資源，而資源消耗的同時又是價值的積累過程，即價值從一個作業轉移到下一個作業，最后全部累積到最終的產品或勞務―全部作業的集合也是全部價值的集合。因此，作業鏈又表現為價值鏈。從購買產品或接受勞務的顧客那里收回的價值，形成企業實現的收入，收入補償完成各有關作業所消耗資源價值總和后的差額，即為企業利潤。作業成本管理要求成本管理深入到每一作業，盡可能消除不能創造價值的作業，防止資源的消費，最大限度地提高從顧客那里回收的價值，以實現預定的經營目標。它將企業的工作流程視為一系列作業的集合，根據市場的需求，以顧客訂單為起點，從后向前確定相關作業，核定作業消耗量、作業成本，揭示成本動因，進行成本動因管理、作業管理，以提高作業運行效率，提高公司的經營效益。

二是適時制(Just In Time System，JIT)與全面質量管理(TotalQuality Management，TQM)。JIT是一種嚴格的需求帶動生產制度。要求企業生產經營管理各環節緊密協調配合，原材料、零部件、產成品要保質、保量并適時地送到后一加工(或銷售)環節。其目的是使原材料、在產品及產成品等各類存貨保持在最低水平，盡可能實現“零存貨”，以降低存貨成本。在存貨水平很低的情況下，會計人員為簡化存貨計價，可能采用倒推成本法，即當產品完工或銷售時，倒過頭來計算在產品、產成品等生產成本。TQM是二十世紀60年代從傳統質量管理發展起來的，目前已經成為一種企業競爭的戰略武器和由顧客的需要和期望驅動的、持續改進產品質量的管理哲學。TQM是一項通過多種政策和實務確保產品或服務超過顧客期望的技術，包括提高產品功能、可靠性、耐用性和服務性。成本管理被用來分析不同設計的成本后果、質量和提高質量的各個方面，包括停產、生產缺陷、浪費的人工和原料、服務電話的數量、顧客抱怨的性質、質量擔保成本和產品召回。TQM的目標就是公司在生產的各環節追求產品“零缺陷”，并由顧客最終界定質量，從而建立品牌忠誠度并幫助企業更快提高產品質量和競爭力。

三是是目標成本法(Target Costing)與生命周期成本法(Life-cycle costing)。目標成本法是從一些競爭激烈的行業中直接產生的一種方法，它以給定的競爭價格為基礎決定產品的成本，以保證實現預期的利潤。即以具有競爭性的市場價格和企業目標利潤倒推出目標成本。生命周期成本法是估計和累計產品或設備整個生命周期成本的方法和程序。這里的“生命周期成本”超越了傳統意義上的只是從產品和生產企業角度看成本問題，即所謂生產者成本，而進一步拓展到同時從產品的使用者視野看成本問題，即使用者成本。也就是說，生命周期成本識別的是一項產品的整個生命周期(包括從產品設計、原料采購到產成品的配送及服務的全部步驟)，而傳統的成本僅僅關注第三個步驟生產成本。

四是標桿管理(Benchmarking management，又稱基準管理)與持續改進(日文為Kaizen)。所謂標桿(或基準)就是以公司外部或內部最優的業績標準來衡量自身的生產活動。標桿管理是一個過程，企業通過它識別關鍵成功因素，研究其他企業(或企業內其他部門)的最佳實踐，然后實行改進措施以追趕或打敗競爭對手。Kaizen具有“持續不斷改進”之意，持續改進是一種管理技術，起源于日本生產商對質量的孜孜不倦的追求。所以，持續改進常與標桿管理和全面質量管理聯系起來。它意味著管理人員不是一次性地確定基準，而是持續不斷改進提高的過程。基準和持續改進被稱為“永無終點”的比賽。Kaizen成本計算是指通過持續不斷的改進而致力于現有產品的制造階段逐步降低成本。為此，經理人員和管理會計師必須深刻洞察生產經營的各個環節進一步改進的潛力，盡可能采取有效措施使生產經營經常處于不斷改進的狀態中。

五是企業流程再造(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BPR)與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企業資源計劃。BPR是一種創造企業競爭優勢的過程，企業按客戶的需求對現有經營過程進行思考和再設計，重新組織其生產與管理職能，利用新的制造、信息技術及現代化的管理手段，打破傳統的職能型組織結構，建立全新的過程型組織結構。在全球競爭壓力激增的情況下，許多企業都視流

程再造為降低管理生產成本的一種途徑，同時也是對企業戰略競爭優勢的再思考，而成本管理通過提供相關的信息支持流程再造實施。與科技創新與發展歷程相聯系。企業管理信息系統經歷了從MRP、MRPⅡ到ERP的不同發展階段。其中，MPR主要對制造環節中的物流進行管理，使企業達到“既要保證生產又要控制庫存”的目的；而MRPⅡ則集成了物流和資金流，將人、財、物，時間等各種資源進行周密計劃，合理利用，以提高企業的競爭力。二十世紀90年代，隨著市場競爭的進一步加劇，MRPⅡ主要面向企業內部資源計劃管理的思想逐步發展為怎樣有效利用和管理整體資源的管理思想，ERP隨之產生。ERP在功能和技術上超越了傳統的MRPⅡ，它是以顧客驅動的、基于時間的、面向整個供應鏈管理的企業資源計劃，將供應鏈、企業業務流程和信息流程都囊括其中。ERP的核心管理思想就是實現對整個供應鏈的有效管理，將設計、制造、銷售、運輸通過集成進行各種相關的作業，為企業提供了對質量、適應變化、客戶滿意等關鍵問題的實時分析能力，是實現制造企業整體效益的有效模式。也為企業的成本管理提供了工具，將財務和成本管理納入到系統中來，對企業的生產成本進行預測、計劃、決策、控制、分析與考核，并進行事前計劃、事中控制、事后分析。

六是約束理論(Theory 0f Constraints，TOC)。約束理論是幫助企業有效改進“周期(cycle time)”即原材料轉換為產成品所需要的時間的一種戰略技術。根據TOC，每個公司至少有一個瓶頸制約著其發展，約束理論可以識別并消除這些瓶頸。約束理論把企業看成一系列鏈狀相連的過程，如果薄弱的聯結處得到了加強，那么整個鏈也就得到了加強。約束理論認為產品開發、配送和生產的速度是最重要的。約束理論使得管理人員和會計人員認識到，在有些情況下不能一味強調降低成本和費用，要在企業的薄弱環節加大投入量，“為了省錢而花錢”，以求得總體效益增加，這也是“成本―效益”原則的另一種詮釋。

七是大規模定制(MassCustermization)與戰略成本管理(StrategicCosting Management)。許多企業發現，顧客希望產品和服務能夠滿足他們各自獨特的需求。大規模定制(或稱作大規模個性化生產)中，營銷與生產流程均被設計以解決日益增長的多樣化需求問題。這些重新設計包括大量小型的生產流程和特別的營銷服務職能。在大規模定制下，多樣化復雜生產會增加生產成本，盡管其營銷和服務成本會降低。對于顧客眾多且顧客對價格和質量期望不一的行業，大規模定制十分適合，也貫徹了顧客為本的理念。戰略成本管理是運用成本數據和信息，為了獲得和保持長期的競爭優勢而進行的成本管理，其基本要求就是要明確企業成本管理在企業戰略中的定位，開展企業價值鏈和成本分析，重視和控制戰略成本動因，從戰略上尋求取得成本優勢的途徑。在戰略管理的分析框架中同成本因素緊密相關的分析工具主要有三個：價值鏈分析、戰略定位分析和成本動因分析。

五、科技創新與會計科學理論發展的結論及啟示

(一)科技進步對會計學科產生的重要影響　會計學科經過古代、近代而發展到現代的過程中，科技進步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科學技術水平制約著現代會計技術和手段的使用，對會計理論和實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和脫胎換骨的改變，促進著現代會計學的變革與發展，進而改變了經濟活動的內容和方式，進一步推動社會發展。會計理論和實踐的逐漸完善和發展又反過來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為會計在未來接納更先進的科學技術作了準備。會計與時俱進的過程中，推動力量是科技革命和經濟發展，其進化規律可以概括為：科技革命一經濟發展――會計發展――經濟發展――科技革命。所以，科技進步、經濟發展和會計革命是共生互動的辯證關系。尤其是進入二十一世紀，科學技術對會計發展的影響已超越經濟等其他影響因素，成為第一會計環境因素。科技進步在促進會計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問題和挑戰，解決這些問題將會使會計學科的發展更加完善；會計改革與發展應與高科技的發展需要相適應，以更好地發揮加強經濟管理的作用。

(二)高科技影響下現代會計技術與手段的產生　現代會計技術與手段是一定生產力水平下人類共同智慧的結晶，是具有共性意義的產物。我國在科技發展上經歷過曾經輝煌的古代、停滯落后的近代和奮起直追的現代，縱觀我國會計發展的歷史，也同樣如此。當前我國正面臨著現代科技革命的挑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使企業生產經營中的新問題日益增多，企業會計工作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深化改革。這既是一種壓力，也是一種動力，因此，我國應抓住機遇，在推動經濟市場化的進程中，結合實際國情，進一步引進、吸收西方國家先進的會計技術、會計方法及管理思想，以促使我國會計工作水平不斷提高，形成有中國特色的、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會計模式，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中國科技史論文:高中科技史教學需要人文主義導向

摘要：高中科技史教學的困境并非是科技成就的不理解，而是教師觀念缺陷。而理解了科技史的特點與中學科技史教學目標，就能以人文主義的要求來統率課堂的教學內容，解決高中科技史教學中的難點。

關鍵詞：科技史；人文主義；導向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中學歷史新課程應該非常重視科學技術史的教學。但在教學實踐中往往被教師簡單帶過，教師并非不重視，而是覺得科技史教學難度大、又枯燥，所以只把重要科技成就按書本的邏輯告訴給學生了事。科技史教學陷入比較困難的境地。

一、科學技術史教學的困境與不足

困境首先來自教師對科技內容的不理解，因為歷史教師一般高中讀的是文科，所以對科技史中的科技現象、科學規律、重大科技發明原理等等知之不多，甚至一竅不通。所以課堂上教師常常照本宣科一帶而過。因此，科學課的味道濃厚，沒有體現歷史學科的特性。但是中學科技史的具體成就按照書本表述就可以，不必再深入去探討。按筆者看來，最主要的問題是教師在科技史教學中觀念錯誤，沒有理解科技史的特點與教學目標，所以教學內容唯一關注的就是科技成就本身，這就是科技史教學中存在的最大問題。因此本文從科技史的特點與中學科技史教學目的出發探求科技史教學內容的選擇策略。

二、科技史的特點

科技史是探索科學技術發展進程的歷史學科。科技史既要研究科學技術內在的邏輯聯系和發展規律，但也要探討科學技術與整個社會中各種因素的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的辯證關系。因此，科學技術史既不是一般的自然科學，也不同于一般的社會歷史學，它是橫跨于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一門綜合性學科。因此作為中學科技史的教學方向除了了解重大的科技成就外更要關注歷史學科的教學特色，即更要關注學生的人文需求。

三、中學科技史教學的目標

1.為現實服務，主要體現在將科學史賦予意識形態的功能

比如，它可以幫助學習者更好地認識到“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從而更好地愛科學、學科學、用科學，更自覺地投身于“科教興國”偉大戰略的實施中去；再比如，它可以幫助學習者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方法論；還可以加強愛國主義教育。

2.科技史學科在推進素質教育方面，有著特殊的作用

科技史的基本功能是打破文理隔閡，讓理科學生懂得一些歷史，讓文科對自然科學有一個基本的概覽。

四、中學科技史的教學內容選擇策略

1.以人文主義為導向的內容首先要有人及科學家本身的活動

因為科學史特別關注科學家的生活和思想。正如人文主義傳統的其他分支一樣，科學史研究的焦點是人，卻是很特殊的一類人――科學家。有了人，課堂才有活力，才有生命。當然，科技史課堂中的科學家必須有科學家的特征，他們的特征就是對科學的熱愛，對真理的崇拜。他們主要是科學傳統的載體，牛頓和愛因斯坦是他們的卓越代表。

2.科技史教學必須大力宣揚人的創造精神

科學史的教育意義，不僅在于向大眾普及科學知識，更要讓他們對科學知識有一個明智的看法：科學是人類的創造，人不應成為自己成就的奴隸。在教學實踐中，教師在介紹具體科技成果內容的時候，必須交代這些成果取得是科學家并沒有被本已存在的思想或技術所束縛，而是超越前人的經驗與成就有創新性地發現。蔡倫改進造紙術、牛頓的萬有引力提出、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提出、達爾文提出生物進化論莫不是這種創造的體現。讓學生了解這些科技成果，不但使學生認識創造對人類社會的作用，而且能自覺不自覺地培養創造的意識。

3.科學技術本身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以造福人類，也可以貽害人類

科技究竟給人類帶來幸福還是災難，取決于人自己，關鍵在于掌握科學的人如何運用它。科學技術這把鑰匙，既可以開啟天堂之門，也可以開啟地獄之門，究竟開啟哪扇門，則有賴于人文精神的指導。因此，科技史教學中必須有科技影響的內容，當然其影響既有對人類社會發展積極影響的內容，也該提示科技發展對人類的負面作用。讓學生思考人類該怎樣面對科技發展帶來的后果，積極影響對于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有極大的作用。而科技帶來的對地球資源無節制的利用、環境的破壞，甚至于核武器威脅全人類等等此類科技的消極性，更是需要學生去深思的問題。

總之，科技史是探索科學技術發展進程的歷史學科。如科技史杰出學者薩頓所說：“無論科學活動的成果是多么的抽象，它本質上是人的活動，是人的滿懷激動的活動。”因此課堂上有了科學家的活動才是真正的科技史教學，才是充滿人文關懷的歷史課。

(作者單位：浙江省寧波市鄞州五鄉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