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大眾傳媒的利弊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在采納不同類型的信息時，調查對象更傾向于接受專業股評人士的講話、文章，政府官員的講話、意見，證券專業機構的文章；對“股神”或“準股神”的博客文章等接受和認可度最低。由此可見，股民在選擇可以指導自己投資行為的信息時，最看重的是專業性和權威性，政府的聲音不可忽視。而民間炒作起來的“股神”，往往充滿了神秘和夸張色彩，股民對他們還是心存疑慮的。

3.股民對于大眾傳媒的期望值

有53.2%的調查對象將當前炒股的最大困難歸結于“了解股市和個股的信息來源有限”，說明股民對股市和個股相關信息的需求很大，而目前他們找不到最佳了解途徑，或者說他們所能接觸到的媒介不能很好地滿足這一需求。

股民要求大眾傳媒提供信息要少而精、及時準確、有效可靠，他們更看重信息的實用價值。許多股民認為，目前媒體在股市信息的提供上不夠客觀真實，不夠專業和權威，有誤導的傾向，信息不夠全面。媒體應該增強針對散戶的指導性，增加相關節目的數量，并增強其接近性，增強對政策法規的分析和解讀，不要只是“就股論股”。股民期望網絡媒體能夠摒除垃圾信息，規范網絡秩序，加強對網絡的把關。少數股民對媒體持悲觀失望的態度，認為中國股市是政策市，媒體只是工具。

以上看法表明，絕大多數股民對媒體的作為并不十分滿意，大眾傳媒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提高股民媒介素養的途徑

1.了解不同類型大眾傳媒的特性和功能、運作規律與操作方法，增加對媒介的認知

首先，股民應認識到不同媒介的不同特點。其次，股民應該了解到新聞信息產品在制作過程中會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如媒體的商業化運作和市場干預、新聞的時效性要求、輿論監督的紀律和要求、新聞來源的采用、新聞客觀公正的相對性等。

2.股民要理解大眾傳媒的權利與責任，了解傳媒與社會環境之間的關系

大眾傳媒具有信息傳播、輿論監督和引導等方面的權利和責任，一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環境共同構成了媒介的生態環境。媒介生態環境對大眾傳媒的存在和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它決定著媒介的發展水平、媒介的改革方向和改革力度，決定著媒介的運作模式和操作方式，決定著媒介的行業規范和職業理念。

3.股民需要合理地選擇媒介及分配使用時間

面對大眾傳媒提供的鋪天蓋地的信息，股民要注意從不同媒介中汲取“營養”。一方面要根據媒介的特性以及自身的知識儲備，選擇最適合自己接觸的傳媒類型；另一方面要明白“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的道理，要聽取各方的反應，權衡利弊來指導自己的決策。

在媒介使用時間上，不僅要考慮到整體時間的分配，還要針對不同媒介的傳播特點和個人在不同時段接收信息效果的差別，科學合理地利用媒介，最大最優地發掘其效用。

4.股民要培養和掌握具體的、批判性的媒介使用能力，增強對媒介信息的理解力、質疑力和判斷力

美國學者Everette Dennis認為，如果沒有媒介素養，媒介就“如同污染我們的食物和飲用水一樣，將要毒害人們的精神”。①大眾傳媒提供的信息并不一定都是正確、真實和有益的，如果股民對這些信息不加思考不加選擇地照單全收，就會處于被動境地，容易被媒體誤導，輕易對自己的價值判斷做出錯誤的改變。股民要獨立、理性、專業地甄別、解讀甚至批判傳媒信息，將使用媒介的主動權和自牢牢握在自己手中，不要做媒介的“奴隸”。

5.股民要學會制作媒介產品，創造性地參與和使用媒介

進行“傳”與“受”的雙向交流，積極參與傳播過程，是現階段提高股民媒介素養的有效手段。股民比普通受眾對深度報道和解釋性報道、調查性報道有著更多的需求，并且對于自身成為報道主體和主角的自主意識相當強。在調查中發現，股民希望大眾傳媒提供更多個性化和針對性強的信息服務，給予普通股民更多的人文關懷。而作為信息傳播主體的大眾傳媒，應該更新受眾觀念，提高自身對受眾心理、受眾需求、受眾接收模式、受眾在傳播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和研究，搭建更好的信息反饋和與受眾互動交流的平臺。

注釋：

篇(2)

[主題詞]新聞；娛樂化；成因

一、新聞娛樂化的界定

新聞娛樂化在我國的興盛也就是近幾年的事情，它的定義和解釋比較復雜，所涉及的社會各方面以及成因都有其獨特之處。它在內容上偏重于軟新聞， 減少嚴肅新聞的比例，將名人趣事、日常事件及帶煽情性、刺激性的犯罪新聞、暴力事件、災害事件、體育新聞、花邊新聞等軟性內容作為新聞的重點，竭力從嚴肅的政治、經濟變動中挖掘其娛樂價值。 在表現形式上，強調故事性、情節性，適度加入人情味因素，加強貼近性，衍變為一味片面追求趣味性和吸引力，強化事件的戲劇懸念或煽情、刺激的方面，走新聞故事化、新聞文學化道路。

二、新聞為什么能娛樂化

新聞為什么能娛樂化？筆者認為，新聞之所以會娛樂化離不開其自身的理論背景和現實的需要：

（一）新聞娛樂化的理論背景

從傳播學理論的角度來看，一個傳播過程必然包括以下兩個要素：傳播者和受傳者。所謂傳播者，是指訊息的發出并以訊息來影響他人的一方；而受傳者，是指訊息的接受者和反應者。在現實的大眾傳播過程中，傳播者就是社會中的大眾傳媒組織，而受傳者則為大眾傳播的對象，即受眾，報刊的讀者，廣播的聽眾，電視的觀眾，網絡的網民都在受眾的范疇內。

傳播學的“把關人”理論告訴我們：大眾傳媒組織進行的新聞傳播活動是依據傳媒的一定立場、方針和價值標準所展開的一種有目的的取舍選擇和加工活動。在商業化運作的今天，面對市場這根杠桿，媒體勢必會從自身發展和身存的角度來選擇報道的內容和形式。而新聞娛樂化正是一種以娛樂為特征的新聞選擇和加工活動，其目的在于有別于其他特征的新聞傳播活動。而且它巨大的受眾市場，使得媒體“把關人”在選擇時，將天平傾向了它這一邊。

傳播學的受眾觀認為，受眾是其傳播活動的最終完成者，媒體在進行娛樂化新聞報道時，必然首先對受眾有一個觀念上的定位。任何的報道都是以受眾為最終的落腳點，受眾的觀念無疑會對傳媒造成很大的影響。觀念影響行動，同樣傳媒的受眾觀及其走向在有意無意之間必然會影響傳媒的傳播活動，在如今新聞已經走向了受眾消費的一個時代，傳媒的新聞報道必然要以受眾為中心，那么受眾的心理、受眾的需要就是其必須著重關注的問題。

傳播學的社會控制論告訴我們，新聞媒介與新聞傳播活動都是在一定的社會背景下進行的，新聞的傳播必然要和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發生各種各樣的聯系。我國的新聞單位一直處于政府的領導和控制之下，他的新聞報道的準則和尺度，必然要受到政策和環境的影響，這點毋庸置疑。

（二）新聞娛樂化的現實需要

受眾的需求給新聞娛樂化生存的空間。當今的社會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人們的思想觀念也是多元化的，他們渴望獲得周圍世界變動的信息從而利于自己的生存和發展，更重要的是他們還希望在緊張的工作之余，新聞傳媒能提供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娛樂消遣。新聞的娛樂化更多地提供了一些輕松活潑的文化休閑方式，用搞笑、調侃、玩耍的方式帶給人們信息，滿足了受眾的享樂和游戲的心理需求。

媒體的利益也促使新聞的娛樂化得到很大程度的發展。隨著整個社會的市場化轉型，中國的新聞理念也經歷著從宣教向娛樂化轉型，媒體市場競爭激烈，媒體要生存，必須進行市場化和商業化的運作，吸引受眾不僅是媒體的目標，也是廣告商的衡量尺度，從這個角度出發，傳媒提供娛樂功能更是有了它堅定的方向，娛樂化的運作符合消費市場的要求，新聞娛樂化傾向越來越明顯。

三、新聞娛樂化的負面效應

我國文化批評家朱大可針對媒體關于馬加爵事件的報道，在接受北京《青年周刊》記者采訪時這么說：“觀察媒體對馬加爵事件的報道，最令人震驚的是：四個受害者，根本沒有人去關心。幾乎所有的媒體對此都表現出令人吃驚的冷漠！馬加爵事件本身已經變成公眾的一場狂歡，它就是一個公眾娛樂節目，這就像美國打伊拉克一樣。它已經超出了法律或道德事件的范疇。朱大可的話可謂有的放矢，這是新聞界的悲哀，不得不引起我們對新聞娛樂化現象的反思。

四、新聞娛樂化的進程中要掌握新聞娛樂化的尺度

新聞的娛樂化代表的是新聞走向的一種潮流，是作為一種現象存在的，它包含的內容是更為寬泛的。但不是任何新聞都可以娛樂化，只有社會新聞、文化新聞、體育新聞等與娛樂業緊密相關的內容，才能做成娛樂化的風格。而國家大事、時政評論等是不能做成娛樂報道的，嚴肅性決定了此類報道的嚴謹。但是我們也不能忽視新聞的真實性，因為用事實說話畢竟是新聞最基本的原則。

五、遵循新聞規律，確保新聞娛樂化的正確走向

在新聞的娛樂化進程中，必須要遵循新聞的傳播規律。新聞的傳播規律是：真實性、準確性、權威性、可信性。

在如今的新聞娛樂化的大潮中，無論是做哪一種類型的新聞，最低限度都不能忽視新聞的基本規律。否則，即使獲得一時的眼前利益，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必然禍害無窮。不要被眼前的既得利益所迷惑，不要被淺薄的狹隘認識所束縛，盡力放開目光，加快步伐，遵循新聞的規律，勇敢地、堅定地向前走去以追求高層次的娛樂。高層次的娛樂是一種精神愉悅、審美愉悅，應該說這也是真正娛樂所追求的方向。如果新聞和娛樂結合得更好，那么人們就會獲得更大的精神愉悅，新聞的娛樂化應該在這個方向上進行。

結束語：新聞的娛樂化是一種現實的選擇，是符合市場和新聞發展趨向的。走上健康道路的新聞娛樂化不會淡化新聞的傳播功能，因為畢竟新聞的生命在于新聞的本身。

參 考 文 獻

[1]吳飛、沈薈.現代傳媒、后現代生活與新聞娛樂化[J].浙江大學學報，2002，（5）：65—66.

篇(3)

【關鍵詞】輿論引導 娛樂化 話語體系 標題公信力

《金魚說話》是2011年1月遼寧廣播電視臺資訊廣播（FM90.6）節目改版后推出的一檔新聞評論節目。節目名稱采用兩位個性化男主播的姓氏組合形式，既突出了主持人的形象符號，又鮮明地體現了節目定位和個性特色。每天早晨8點到8點半的黃金時間，金龍、于雷兩位主持人用嬉笑的語言，夸張的演繹、辛辣的諷刺，融合相聲、演繹、調侃等多種形式，對社會焦點熱點事件進行個性化評點，激情而不失冷靜，幽默但不失尖刻，嬉笑怒罵而又一針見血，讓聽眾在輕松的氛圍中對新聞事件多一分思考和回味。

盡管節目開播時間不足一年，但其在大連收聽市場的認可度呈直線上升趨勢。從本臺監評員的監評報告看，對《金魚說話》節目的監評報告高度集中，監評員認為，該節目形式富于創意、內容引人深思、主持人反映機敏、風趣生動、收放自如，讓早晨的新聞時光變得格外與眾不同。

應該說，對于一檔身處廣播新聞節目播出最集中、競爭最激烈的“黃金檔”廣播新聞節目，《金魚說話》能取得這樣的關注度、獲得這樣的評價相當不易。從整體節目定位來看，《金魚說話》是以傳統曲藝――相聲的形式，糅合主持人自身演繹、調侃、諷刺、幽默的主持風格，評論“昨日新聞”的節目。實現用娛樂的形式提高廣播新聞的輿論引導力是這檔節目突出的特點。

初探：遵循新聞規律，樂而不“娛”，內容嚴肅，形式活潑

1、恪守新聞規律，形式創新與新聞傳統回歸高度融合

《金魚說話》節目首先是一檔新聞節目，它信息量大、新聞性強，內容涉及重大主題報道、輿論監督報道、社會熱點報道及生活服務報道等方方面面，在節目選題方面堅守新聞價值原則，在節目形式方面則堅持“創新話語體系”。

如2011年5月5日的節目中提到了警察用凡客體提醒居民防止上當受騙，主持人借用網絡流行的凡客體改造出不同情境的片段，或冷嘲熱諷、或風趣幽默，不僅向聽眾傳遞了當下網絡風潮，又以極富調侃、令人捧腹的形式，間接地點評了一些社會現象。再如講到明星吸毒，主持人用模仿的口氣，說莫少聰“絕不懺悔”，又以聽眾的口氣勸他“長點心吧”，角色多變，惟妙惟肖，讓人有如同觀看戲劇之感。又如講到老年人被騙買藥，主持人模仿各種人物之語氣，繪聲繪色，效果逼真。

事實上，《金魚說話》在很多輿論監督類報道上，都一反過去流行的“高舉高打”的做法，而是變得越來越重視聽眾的接受心理，特別致力于創新報道的話語體系――居高臨下的說服被平等交流代替；抽象概括的工作式語言被富有親切感的口語和富于地方特色的調侃取代，甚至時不時地冒出網絡用語，流行詞匯，說學逗唱無所不用，曲藝形式發揮至極。事實上，話語方式的轉變，不僅僅是敘事方式的轉變、語言風格的轉變，從更深層次來講，這種創新是對傳統新聞的回歸和提升。

2、把握評論和調侃尺度，注意適當回避

《金魚說話》節目主持人思維活躍，主觀能動性作用大，經常能在節目直播過程中迸發出閃耀著光芒的語言火花，但個性化和主觀性的發揮時常是一把雙刃劍，導向和尺度把握得好，節目就更具感染力和吸引力，而不注意評論和調侃細節的把握，隨心所欲、信馬由韁式的評論將會引起導向的偏差。尺度的把握，與主持人的政治意識、語言表達能力、節目主持技巧、文化知識素養等綜合素質密切相關，《金魚說話》節目主持人正是在這些能力的不斷錘煉中提升著節目美譽度。

不只在新聞內容上要把握一個“度”，《金魚說話》節目的形式上，也嚴格要求“度”的把握。主持人在運用聊新聞、侃新聞、借用相聲等娛樂手段時，要視新聞內容的題材而定，如悲劇性的新聞不能娛樂化，而對于一些本身就具有強大的震撼性、傳播力強的新聞，也是沒有娛樂的必要。同時，也要注意回避過度調侃造成的人身侮辱、個別社會問題普及化等問題。

如2011年9月22日的《金魚說話》節目，有一個話題講到某地三名小學生相約跳樓自殺的新聞事件。雖然主持人仍然使用聽眾熟悉的調侃口氣來報道和評論，但因為涉及到兒童主題，主持人的話語就特別謹慎。新聞事件中的三名小學生因為作業太多，相約自殺，就不用做作業了。兩位主持人調侃說，“我小時候作業寫不完，找我姨替我寫”，另一位說，“我叫比我小的學生替我寫，他要不寫，我就‘削’他。”但這個題目是少兒主題，主持人馬上插了句話，“我們倆都是開玩笑哈，小朋友們不要學”，這就避免了少兒的誤解、甚至模仿。

從監評員這些方面的評析可以看出，一方面《金魚說話》在選題方面充分遵循新聞規律，突出新聞的時效性、信息量，特別是內容的嚴肅性――所選新聞并沒有追求轟動、爆炸、刺激、血腥等噱頭，也沒有忽視新聞倫理道德等問題。另一方面，《金魚說話》在表現形式上卻充分發揮了廣播作為一種聲音傳播媒介的優勢和特點，既實現了新聞“娛樂化”改造后，對聽眾的吸引力的提升――從受眾接受心理出發，加強貼近性，增加趣味性；也規避了新聞“被娛樂”的負面效應，比如忽視輿論引導責任、盲目追求娛樂性而導致庸俗化、功利化等傾向。

解析：形式“娛樂化”是廣播提高輿論引導力的有效手段

廣播作為一種大眾傳媒，同樣面臨提高輿論引導力的問題。提高新聞輿論引導力，不僅體現在于你報道了什么，而且在于你的報道有沒有人聽、是否被接受和認可。所以，廣播提高輿論引導力首先就要提高收聽率。

如何提高廣播節目的收聽率？根據《2010年中國傳媒產業發展報告?中國廣播產業發展概況》，提高廣播新聞節目的地域性和貼近性是提高收聽率的重要手段。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1、本地新聞資訊增多；2、主持人風格貼近本地審美趣味；3、節目中更多使用方言和地方語言；4、節目反映當地居民生活習慣和特點并更多地滿足聽眾在本地的需求。

應該說，《金魚說話》正是遵循了廣播新聞的這一趨勢。其相聲的表現形式滿足了聽眾對新聞傳媒的多元化需求。隨著新興媒體的興起，信息傳遞已經不是包括廣播在內的傳統媒體的優勢所在，對于同樣的信息，如何使用本媒體獨特的表現形式并增加新聞的附加值已成為受眾選擇的關鍵。從新聞信息方面來說，《金魚說話》與同時段其他廣播節目區分并不大，但在同質化信息的基礎上，《金魚說話》獨特的表現形式使硬邦邦的新聞變成了早間的一杯溫馨醇香的咖啡，帶給了聽眾別樣的聽覺享受。從這個角度看，正是形式上的“會心一笑”使《金魚說話》擁有了眾多忠誠的聽眾。

形式即內容。從《金魚說話》可以看出，形式“娛樂化”是廣播提高輿論引導力的有效手段。從傳媒理論上講，美國學者賴特曾經指出：“大眾傳播具有以下四種功能：環境監視，解釋與規定，社會化功能和提供娛樂。”可見，提供娛樂，本身就是傳媒重要功能。從新聞實踐講，從《鏗鏘三人行》到《王剛講故事》再到周立波的海派清口脫口秀，我們看到，形式“娛樂化”的大行其道之勢。更直接的例子來自山東齊魯電視臺有一檔叫《拉呱》的節目。主持人是一個已經說了十幾年相聲的戲曲演員，每天眉毛一抖之后，便操著山東口音對你說：“現在我們開拉。”對這種帶著“逗貧”的播報方式，令老百姓大呼“過癮”――據調查，該節目的平均收視率是55％，這意味著每100個正在看電視的人中，有55人在看這個節目。

啟示：遵守新聞價值和職業操守是防止新聞娛樂化的天枰失衡的基點

在當前激烈的媒體市場競爭中，新聞娛樂化日漸興盛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愈演愈烈的新聞娛樂化操作，已經越過媒介市場化的底線，降低了新聞媒體的公信力，異化了新聞媒體的新聞功能，麻醉著我們的受眾，因此，新聞娛樂化傾向長期以來充滿爭議、飽受詬病，也給社會、受眾以及媒介自身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

如何回避新聞娛樂化帶來的負面影響，《金魚說話》節目在創辦之初就明確了節目的內容定位，即聚焦社會熱點焦點問題，發揮輿論監督作用；發現社會上存在的各種問題，以供相關職能部門參考；體現媒體的社會責任感，保持媒體的社會公信力和在聽眾心目中的形象――即忠于公眾利益，比如“匡扶正義”、“追求真理”、“主持公道”、“解危濟困”、“鐵肩擔道義”、“為人民鼓與呼”、“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等。

因此，《金魚說話》節目拒絕炒作帶有煽情性、或刺激性的犯罪新聞、暴力事件、災害事件等內容，避免千奇百怪、子虛烏有、嘩眾取寵的奇聞軼事和社會新聞，少些低俗之風，多些人間正氣；少些奢靡之音，多些黃鐘大呂；少些官腔官調，多些百姓疾苦，從而實現新聞媒體的責任回歸。

所以，面對新聞娛樂化，傳媒必須準確把握一個度，即要做到貼近受眾，又不能一味迎合。如果大眾傳媒能在不違背公益性和社會責任的范圍內充分發掘新聞的娛樂功能，不僅可以使媒介真正走向大眾，受大眾歡迎，同時還可以為其帶來預期的市場效應，為其走向發展和壯大開拓道路。反之，如果大眾傳媒只看重經濟效益而不顧社會效益，棄其公益性和社會責任于不顧，一味迎合受眾的低俗化需求，縱然可能會帶來一時的市場效益，但長此以往，媒介的公信力和權威性必將喪失殆盡，其生存和發展壯大更是無從談起。

參考文獻

①萬艷霞，《新聞娛樂化的利弊》，《東南傳播》，2006（1）：14-15

篇(4)

關鍵詞：藝術文化 戲曲新編 藝術品位

文化創意產業譯叢《藝術文化經濟學》（第二版），由詹姆斯?海爾布倫（James Heilbrun）和查爾斯?M?格雷（Charles M. Gray）著、詹正茂等譯，2007年10月中國人民出版社出版。從全書內容結構上看，可分為五大部分。首先，筆者簡要概述《藝術文化經濟學》中每一部分的主要內容。

第一部分，介紹本書將要涉及到的藝術和文化產業的領域范圍，著重闡述有關美國藝術部門的規模概況。第二部分，解釋經濟學中消費者需求的初級理論，論述供給與需求同藝術的關系以及他們在市場上的相互作用。第三部分，介紹藝術市場，包括藝術節、畫廊、拍賣行、藝術博物館等。重點探討藝術品的供給與需求的決定因素。第四部分，結合藝術的公共政策探討藝術補貼與收入分配問題。分別介紹了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西歐的藝術支持的實際情況。第五部分，深入分析藝術勞動力市場的運作以及有關教育、培訓、就業的藝術專業化問題。最后一章是對美國的藝術教育和對未知未來的一些推斷和期待。

總的來說，《藝術文化經濟學》不僅涵蓋了美術和表演藝術的經濟學，還包括美國藝術文化相關的公共政策，本書既適合正在尋找藝術管理經濟學核心教材的學術性讀者，也適合想系統了解文化藝術的普通讀者。

人民群眾對文化產品的需求隨著經濟的發展逐漸提高，理論和實踐告訴我們，決定商品需求的因素包括：消費者收入、消費者偏好和相關商品的價格。改革開放30多年來，社會成員人均GDP逐步提升，文化消費逐漸成為人們日常消費生活中舉足輕重的一部分。通過文化消費預測居民對文化消費的潛在需求，可以進一步提升文化產業的發展空間。

中國傳統戲曲的生命在于受眾，作為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要走向未來，必須在當代青年中尋找新知。近年來，中國傳統戲曲缺乏年輕的忠實觀眾，年輕人更傾向于能夠直接表達他們內心需求和經歷的流行樂，戲曲事業作為文化藝術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其發展受到市場需求的影響。當下，戲劇團體希求獨具創新的藝術形式能吸引更多的年輕觀眾，這里以眾所周知的由白先勇先生改編演繹的青春版《牡丹亭》為例。青春版《牡丹亭》在忠實詮釋原著精粹的基礎上，將原著隱藏較深的意蘊一并呈獻給觀眾。深化對“人間情”的表現，區別于湯顯祖花大量筆墨渲染人世的冷暖；加強對柳夢梅的刻畫，突出他對愛的堅定，設計與杜麗娘的親昵舉動，區別于原著將注意力集中在杜麗娘的形象塑造上并一改傳統昆曲中柳夢梅柔弱無力的形象；青春版《牡丹亭》全由年輕演員擔綱，在充分尊重原著的前提下又讓觀眾賞心悅目。另外，音樂處理上的最大特色就是全劇采用了西方歌劇主題音樂的形式，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創作了大量的幕間音樂和舞蹈音樂，渲染舞臺氣氛的同時也強化了戲劇情節與配樂之間的邏輯關系。“正如導演王世瑜先生在《青春版牡丹亭舞臺總體構想》中指出，這個戲的舞臺設計，增加了水墨畫的內容和背景，風格淡雅；而服裝設計，也是雅淡、柔嫩，按照白先勇先生提出的“要淡、要嬌”的原則施行。因此，我們看到舞臺上出現的色彩，多是藕白、嫩黃、淡藍和淺綠，這既符合戲曲的傳統，也洋溢著青春的氣息，并且，與我國傳統的雅文化的氣質相一致。”①可以看出青春版《牡丹亭》的編創努力與時展的腳步相吻合，充分契合現代人的審美需求。

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戲曲發展正試圖擺脫傳統戲劇的束縛，無論從演唱技藝、劇本創作、舞臺道具，還是演員的整體裝束上都在積極探尋以何種創意營銷手段來迎合現代人的審美要求，一系列的新編戲曲層出不窮。除了上文提及過的《牡丹亭》，再如《紅樓夢》《西廂記》都是觀眾喜聞樂見且常被拿來進行二度創作的熱門劇目。然而，在戲曲新編不斷涌現的同時，我們也不得不感嘆有一些現代戲曲已逐步脫離了傳統戲曲文化的傳承，其唱腔和臺詞設計也逐步失去了原貌，甚至越來越貼近于歌劇或是流行音樂，對于此類頗有爭議的話題，受眾的態度褒貶不一。例如傳唱度較廣的王力宏的《蓋世英雄》、陶吹摹端杖說》等，R&B與京劇的旋律、唱腔創新融合，不少人認為東西方音樂元素的碰撞實則很巧妙，反倒讓更多不為傳統戲曲所動的年輕人開始逐漸熟悉傳統戲曲文化，也不失為將傳統戲曲發揚光大的有效途徑之一。筆者認為，戲曲文化是中國文化的瑰寶，在我國文化發展史上有著重要地位。對傳統戲曲的重新編創，雖然全面優化了現有的藝術形式，但更需要強調的是，戲曲新編絕不能是藝術形式和內涵的改變，必須在尊重戲劇傳統的原則基礎上合理創新發展，扭曲了傳統韻味還何謂傳承？迎合得有度，如何平衡市場與藝術間的利弊關系，探究彼此間的平衡點是我國藝術文化發展亟需解決的問題。

作者在《藝術文化經濟學》中辯論關乎平等主義的問題時，強調這不僅是高價格和低收入限制了對藝術的享受，還存在區域差異，筆者認為可通過大眾傳媒對其進行彌補，而這就意味著商業化的大眾傳媒在大多數群眾的通俗文化品位驅動下，通俗文化和高雅藝術間該何去何從。歸根結底，現在還沒有一個足以支撐起高雅藝術大放異彩的藝術文化市場。通過供需理論以及對當下藝術文化市場的視察，大眾傳媒將重心放在高質量的高雅藝術文化節目上的成本是相當高的，而又在并不順應大眾藝術品位的前提下，傳媒無法從中彌補其投入支出。依靠政府的補助手段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人們必須熟悉某種藝術形式后才能逐步獲得對它的品位。

試想若消費者了解中國傳統戲曲就能很好的去欣賞它，而了解又要通過教育和熏陶獲得。究其原因，“所有研究都表明，擁有較高的收入水平，較高的職業地位，以及較高教育程度的人，對藝術的參與率比其他人更高。”②上述研究結果指導我們，教育是藝術參與的一項重要的決定因素，而當下的情況是相對貧困的人無法按市價負擔大量我們所定義的文化藝術活動，如果國家對藝術的分配進行資助比如能最直接的體現在傳統戲曲展演活動的票價上，用補貼來克服高價格和低收入的障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傳統藝術文化產業的發展。又如中國國內眾多高校陸續開設的大學美育課程以及策劃諸如高雅藝術進校園的文藝活動、教師學生自發舉辦音樂會等都是切實可行的輔助手段。相當數量可觀的經濟學家都認為，有必要刺激對藝術的消費，幫助更多渴望品位藝術的低收入群體直接接觸藝術。藝術與經濟相互促進，傳統文化藝術的發展將有利于地方經濟的發展，而經濟的繁榮亦將是傳統藝術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保障。作者在對藝術教育的評估性研究中還發現童年在藝術方面的社會化與成年人的參與情況成正相關，參與情況受到藝術教育密度的強烈影響。所以說，藝術教育從根本上助于培養人們適當的藝術品位，能直接刺激公眾對高雅藝術形式的需求。在中國應試教育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競爭力的背景下，這必然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藝術教育和教育改革必須成為一個勢在必行的發展方向，如此才有機會在多元文化主義下看到高雅藝術光明的未來。

在《藝術文化經濟學》的編著中，作者運用了案例分析法、數據分析法、圖表法、比較法等研究方法，提供了大量引證作為原始資料的補充，有理有據，讓闡述更為生動，為讀者提供了關于美國的藝術經濟學和藝術政治經濟學的系統分析，并啟發筆者聯想思考中國藝術文化的發展與市場需求之間的關系。《藝術文化經濟學》是一本在西方剛剛出版就產生很大影響的著作，其中的數據、信息、專業分析、評論對學術同仁、藝術家和從事藝術管理工作的管理者來說都是具有指導性意義的。

注釋：

①黃天驥：《戲曲審美觀的傳承與超越――青春版演出的啟示》，《文化遺產》，2007年第1期第11頁。

②[美]詹姆斯?海爾布倫（James Heilbrun）、查爾斯?M?格雷（Charles M. Gray）：《藝術文化經濟學》，詹正茂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出版，2007年，第46頁。

參考文獻：

[1]李靜修.全媒體視野下的受眾審美心理研究[D].長春：吉林大學，2013年.

篇(5)

【關鍵詞】國際廣告；依附型發展；和諧社會；軟力量

【中圖分類號】G206.3 【文獻標識碼】A

改革開放20余年來，中國發生了翻天翻天覆地的變化，國際地位不斷提高，國際影響不斷擴大，龐大經濟體的高速增長令世界瞠目。國際廣告對中國經濟發展和國際貿易的連年增長，國內零售品市場的活躍起到了相當大的推動作用。作為一種進步力量，對它的質疑總顯得不合適宜。要說明的是，我們這里對國際廣告負面影響的關注已超越了當下的利弊之爭，是對經濟發展和文化進步在更根本的意義上的一種反思，這讓我們能在一大堆輝煌的統計數字面前冷靜下來。

一、國際廣告和國家傳統發展模式的反思

國際廣告對國民經濟發展的貢獻有目共睹，它是廣引外資的標志，是國際貿易繁榮的表征，是本國廣告業大發展的佐證。在亞洲的四小龍、南美的巴西和阿根廷，國際廣告都曾在為本國媒介創收，提升本土廣告作業水平，推動民族經濟發展方面做出過重要貢獻。但無論是國際廣告公司的作業，還是跨國集團借助廣告推銷產品，除了盈利的目標以外，它們并沒有承擔所在國社會全面進步的責任。如果我們認同物質生活不過是促進美德、創建文明的手段，只有在特定的文化價值系統內來考察，經濟活動和經濟政策才有意義的話，國際廣告就值得反思。

在當今“中心―邊緣”的世界結構中，發展中國家的出路似乎只有兩種：要么向中心國家學習，建立資本主義經濟；要么被邊緣化或被排除在世界經濟之外。前者成了廣大發展中國家最現實的選擇，引進外資，讓跨國集團進入也便成了順理成章的發展取向。這些跨國企業以少數資本主義核心國家為基礎，在各自國家的支持下，憑借著多年積累的資本、市場和經營運作經驗，逐漸掌握了生產和勞動的各種資源，并成為這些資源的市場交易規則的設定者，進而左右了在地國的經濟發展。這種依附型發展模式成了廣大發展中國家最普遍的發展之路。

依附型發展模式帶來的一系列問題使得對它的反思從它出現的時候起就從未停止過。從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拉美國家的學者對這種發展模式進行了批判性的研究，認為依附模式只注重依靠跨國公司等外部力量來發展經濟，忽略甚至壓抑了經濟發展的內部動力，并且對由這種發展模式所造成的內部階級結構和權力關系的變化缺乏分析和研究，它所帶來的發展只是一種非發展型的發展（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國際廣告是這種發展模式的重要參與力量，它不但本身作為跨國公司的一份子進入依附發展的循環系統中，而且通過對交易條件的設置，其他領域的跨國公司才得以掌控了生產資源、人力資源和銷售渠道資源，影響在地國的經濟發展。依附模式所帶來的后果與國際廣告不無關系，“非發展型發展如同一個協作互動過程，涉及了依附型的工業化、大眾媒介、國際廣告業、輸入的消費方式以及收入集中化現象等。媒介與廣告……推動了這樣一種消費氣候，即使少數人收入增加，而多數人的收入則受到壓制。”（莫斯可，2000：P122）

如果說發展民族經濟是為了抗衡主導世界的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那這種發展已經為后者所改造，國際廣告及其所推銷的跨國公司的產品讓我們體會到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已經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重要一環，“抵抗西方資本主義的民族主義失去了社會主義的大部分特征，它們所采納的形式是團結民族，在本地創造成功的資本主義形式，這種形式也許在文化層面上保留了反抗的身份意識，但這個文化層面卻包含于資本主義政治經濟之中。”（莫斯可，2000：P202）這種改造意味著強調公平與正義的市場經濟原則和一些權力分配預案被放棄了，經濟發展的主導權和經濟發展的成果都集中在了階級金字塔的頂部，原本由低層階級的大眾來完成的、旨在追求平等的社會運動被由上層階級的少數人決定的、通過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合作來完成的發展主義運動所取代。

依附模式也意味著廣大發展中國家反抗不平等的國際傳播舊秩序運動的衰退，因為各國各地區多采取俯就于世界媒介強權的方式來發展本地的傳播產業。國際廣告傳播是世界不平等的傳播舊秩序的代表，處于絕對優勢地位的跨國廣告公司、跨國媒介集團和跨國企業廣告主們主導了國際廣告傳播業，那些想要發展經濟、提升本國傳媒實力和廣告作業水平的發展中國家除了敞開大門、與之妥協外，別無選擇。這種妥協一開始也許還有一定的戰略考慮，而當這些跨國公司逐漸立穩腳跟并和在地政府或媒介形成一種利益關系后，跨國資本的邏輯就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政策的制定和傳媒內容選擇的價值取向，這種巨大的邏輯力量使許多發展中國家都陷入到一種“唯經濟論”的單體循環之中，造成生態環境的破壞、階級分化的加劇等一系列社會問題，給和諧社會的建立蒙上陰影。

二、國際廣告與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的錯位

中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2003年突破1000美元，目前正向3000美元的新目標邁進，許多國家的發展經驗表明，中國已經進入到一個至關重要的發展時期。二十幾年的累積式發展將不同的群體和個人放到了新一輪社會競賽的不同起點上，形成了利益需求千差萬別、社會關系盤根錯節的多元化的結構格局，前期的高速發展所掩蓋的一些問題也隨著社會差異化的不斷擴大而逐漸暴露出來，各種社會矛盾開始激化，不穩定因素增多，在平靜的社會表面孕育著動蕩和危機。平衡各種利益關系，統籌協調發展，構建和諧社會是當務之急，也是新一屆領導集體反復強調的治國安邦的政治理念。

和諧社會理念的提出是對過去二十幾年來社會發展的一次反思，對于一個國家而言，這種反思是一次有關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全面的總結；對于一個廣告傳播研究者而言，將廣告傳播活動置于社會大系統中進行的一次批判性觀照或許是對這一反思最好的回應。

1．作為國家可持續發展制約因素的國際廣告

在現代的經濟鏈條中，一個社會的消費結構、人們的消費方式和消費品味又與廣告促銷活動勾連在一起，尤其是那些標舉消費時尚、代表消費潮流的國際廣告，往往會對轉型中的社會的消費活動產生重要影響。這種影響除了具有傳播現代文明、移風易俗的正面意義外，還可能因為過分關注利益得失而忽視社會的全面進步，造成個體理性和社會整體理性之間的矛盾。以交通運輸業為例，按照中國的利益需要并借鑒國外的發展經驗，我們應該大力發展公共交通，限制私人汽車的發展，這樣才能既減少對外在能源的依賴，又對環境保護有利，形成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但

各方博弈的結果是私人汽車業成了中國的支柱性產業。在這場博弈中，跨國公司格外引人注意，這些海外利益和國內的一些既得利益相結合，通過在政界、商界和學界尋找人影響中國的產業政策。而那些為跨國汽車業巨頭們推銷產品的國際廣告就是這種影響的證明，這些國際廣告是汽車產業發展鏈條中的重要一環，它不但有力地推動了汽車產品的銷售，而且巨額的廣告費用支出也支撐了大眾傳媒和廣告商的生存。在一些較大的廣告媒介和廣告公司中都單獨辟有汽車事業部，汽車業的興衰已成為這些行業景氣指數的重要評價標準，它們的利益已緊緊地捆綁在一起，擁有巨大影響力資源的媒介和廣告公司為汽車產業鼓勵與歡呼也就不難理解了。于是，我們也便耳聞和目睹了大眾傳媒中汽車板塊欄目和汽車專刊，以及讓人艷羨不已的各種款式的汽車廣告。這種宣傳力量刺激了消費、增加了產業巨頭們的收入，擴大了稅收，彰現了地方政府的政績，國際廣告成了這個大的利益集團的黏合劑。在國際廣告的推動下，在看似各方多贏的皆大歡喜中，公共利益卻被淹沒了，能源短缺、交通堵塞、環境污染等一系列問題越來越嚴重地影響著我們的生產與生活，國家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受到了威脅。

2．作為造成社會分裂因素的國際廣告

目前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的最大障礙是整個社會面臨著階層分化加劇、地域差異拉大、不同群體分裂的社會現實。收入分配的失衡導致的窮人和富人之間、城鄉發展失衡導致的城市和農村之間、區域發展失衡導致的沿海和內地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不同人群之間、不同地域之間的疏離和分裂越來越嚴重。要彌和社會裂痕，尋求和諧之道，首先就要明確并抑制引發社會分裂的因素。從某種程度上說，傳媒沒有充分發揮作為社會平衡器和宣泄器的功能就是其中之一。這除了與一個國家的傳播理念、傳媒定位有關外，商業因素同樣不能忽視。

當跨國公司進入中國的時候，西方發達國家成熟市場上廣泛運用的廣告定位理論和差異化行銷策略也一起進入中國。這些理論和策略的運用，一方面是對中國日益分化的現實的回應，另一方面也強化了中國社會階層分裂的現實，造成那些以強化各自利益群體身份的階層塑成型媒介大行其道，而那些可以使這些群體超越狹隘的立場進行相互對話的社會塑成型媒介日漸式微。以推銷高檔產品為主的國際廣告推動了這種轉換，高檔雜志、數字電視、樓宇廣告、電子商務、直接郵購等分眾化傳播形式在中國的影響越來越大。傳統的大眾傳媒也為了迎合跨國公司尋找和利用消費者之間差異的需要而認可了這種分裂，并依此來確定媒介的內容形態，傳媒生存的大多數法則讓位給了對高質受眾的追求，大眾傳媒逐漸失去了它在社會的各個階層之間進行有效溝通的功能。

國際廣告推動的媒介渠道分類造成了相應受眾群體之間的不斷分化，受眾接受國際廣告及受其影響的媒介內容其實是在接受一種教育，這是一種有關不同身份的認同教育，當它反復灌輸你所在的群體不同于其他群體的時候，你就會覺得沒法和那些群體打交道，覺得與他們所關心的議題有隔膜。事實上，國際廣告是為發展中國家的少數上層階級量身定做的，對廣大的低層人們而言，它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充饑畫餅。這既可能讓那些原本安于現狀的人有了奮斗目標，也可能讓他們看到這個社會的不平等而又無力改變現狀進而導致行為的出現，這最終將取決于社會制度的安排。但不管怎么說，我們有必要對國際廣告加劇階級沖突、擴大社會分裂保持必要的警惕。

3．作為西方制約中國的“軟力量”構成的國際廣告

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曾指出，文化和意識形態等精神因素構成一種“軟力量”，這種“軟力量”和經濟、軍事等物質因素構成的“硬力量”相輔相成，共同決定了一個國家的國際地位和生存發展空間的大小。在當今世界格局的變動整合中，它也成了霸權國家謀求利益的重要力量，美國稱霸世界的戰略最終憑借的并非軍事手段，“政治上的生命力、意識形態上的靈活性、經濟上的活力和文化上的吸引力，變成了決定性因素。”（曾慶瑞，2002：P1；莫斯可，2000：24）國際廣告是這種“軟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西方世界利用國際廣告推銷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把造成階級不平等的各項制度推向中國，將中國納入到西方所操控的制度體系之中制約中國。國際廣告“軟力量”的發揮可以通過三種方式進行，一是直接沖擊或詆毀支撐中國生存的傳統文化和價值觀念；二是對決定中國未來發展的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價值取向進行潛移默化的塑造；三是通過其背后強大的經濟力量影響中國的主控階級，進而影響制度的訂立。

一個國家的發展除了物質和制度保障外，一套開放而又相對穩定的價值觀念系統也是十分必要的，中華文明得以延續數千年靠的就是這樣一套系統，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這套系統在維護自身核心價值的同時，也在不斷地吸納外部的新觀念、新意識，既具有傳承性，又具有時代性，始終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但在近現代以來的中西文化碰撞中，這套價值系統卻受到了極大的挑戰，從一開始借助軍事和經濟力量的強行灌輸到改革開放后我們敞開國門的自愿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大舉進入中國。與前者相比，借助于廣告等傳播形式將西方文化融入到日常的大眾消費活動中，顯得更自然，更能發揮它的“軟力量”的作用。國際廣告通過它所展示的消費示范效應，在中國人尤其是青少年面前樹立一個“比照集團”（哈里森語），讓那些正處于觀念可塑期的青少年追隨模仿，放棄自己的民族傳統。一項關于消費主義傾向與年齡、文化程度和家庭收入等基本變量之間關系的調查研究發現，青年群組比文化程度高的群組無論是在觀念消費還是在實際消費方面，對“洋消費”的偏好都要顯著得多，年輕人比文化程度高的人更直接、更明顯地表現出對外國廣告和進口高檔耐用消費品的接受和喜愛。對年輕人來講，收入在決定他們消費偏好的作用比對于文化程度高的人來講進一步降低了。由此可以看出，消費主義價值觀對年輕人的影響特別顯著。（陳昕，2003：P163）青少年是中國的未來和希望，當這些具有明顯西方價值取向的青少年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的時候，支撐中國社會的核心價值系統就將失去穩定社會的作用，西方的意識形態觀念將制約中國的發展，讓我們真切體會到這種“軟力量”的存在。

國家廣告“軟力量”不滿足于潤物無聲的價值轉換的緩慢過程，它有時也會跳出來直接攻擊中國傳統文化，近年來我們就經常看到一些褻瀆民族感情、詆毀傳統文化的國際廣告，從《時裝》雜志刊登影星趙薇穿著以日本軍旗為圖案設計的“NYC”短裙裝的照片到耐克鞋的“恐怖斗室”廣告中出現的NBA巨星勒布朗•詹姆斯分別打敗年長的武術高手和中國龍以及擺脫中國美女的誘惑的鏡頭；從日本豐田多功能運動車駛過一排叩頭的石獅子的畫面到滑落中國龍的立邦漆廣告，都是通過在國際上具有識別功能的符號對接，讓世人看到，在西方文化面前，中國文化不堪一擊。這些廣告播出后引起了國人的普遍反感和不滿，最后都是以廣告停播，當事者道歉而結束。但值得我們警惕的是，這些廣告都是經過有關部門的審核通過后才播出的，最后是在以網絡傳媒為主形成的強大輿論壓力下，管理部門才出面制止。這既讓我們看到了中國廣告監管部門管

理能力的薄弱和媒介部門為了一己的私利而置國家民族尊嚴于不顧的見利忘義，更讓我們看到了國際廣告挾資本之利的肆意妄為，這也表明我們對國際廣告“軟力量”的防范并非多余。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并不表現在中央集權和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制上，而是體現在經濟政策選擇的優先權上，群體價值超過個人價值是政策制定的合法性依據，這里的群體并非“只是一個虛構概念”，群體利益也不是“組成群體的人各自利益的相加”。社會主義經濟不能依據個人利益立法，這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最本質特征應該是公平和正義。而這一切都不符合跨國公司的利益，國際廣告事實上所起的作用就是利用自己在關系鏈中的特殊位置將上下游的利益集團整合起來，影響中國的經濟政策。如果我們把國際廣告看成是西方制約中國、實施文化帝國主義的諸多過程中的一個的話，那么，“經過這些過程，某個社會被吸納進入現代世界體系之內，而該社會的主控階層被吸引、脅迫、強制，有時候是被賄賂了，以至于他們塑造出的社會機構制度服膺于，甚至是促進了世界體系之中位居核心位置而且占據支配地位之國家的種種價值觀與結構。”（席勒，2002： P17）當然，中國有特殊的國情，中國的發展有自己的思路，但國際廣告所代表的西方資本的邏輯是要將中國帶上一條未必適合中國的西方之路，而“選擇西方道路必然意味著政府開支集中于少數高質量項目，這只能給少數人帶來好處，而大多數人卻在人們視而不見的貧困之中。”（湯林森，1999：前言）中國不能靠少數人達到社會的全面進步，完全的西方道路已被歷史證明不適合中國，國際廣告所代表的西方勢力也不是要將中國變成另外一個西方強國，最近歐美對話遏制崛起的中國就是證明。

三、結語

篇(6)

現代主義藝術與后現代主義藝術作為藝術史上兩個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概念，被反復的論證與分析。現代主義藝術是指20世紀初在西方出現并占有主流地位的具有前衛和先鋒特色、顛覆傳統的藝術流派與藝術思潮的統稱，而并非為一種藝術風格。而后現代主義藝術則被認為成是前者的衍生與顛覆者，二者息息相關。

現代主義藝術的出現是具有歷史必然性的。19世紀之后西方資本主義迅猛發展，進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伴隨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發生，人們的生活方式經歷了巨大的變化，關照自我，關注社會的角度，思維的方式都不同以往，這個時代的藝術必然染上了時代的政治、文化氣息。在急速變化的世界中，人們對于自我、世界和社會的關系失衡，戰爭的殘酷帶來了精神的創傷，自我的迷失導致了心理的扭曲，于是現實生活中的消極悲觀與失望的情緒被帶入了藝術創作，作品具有強烈的個人主義和虛無主義的色彩。

現代主義藝術既然是作為一種現象的總括，就無法歸納其普遍性的風格特征，而只能從觀念層次進行梳理。作為這樣一個雜糅的概念，之所以能被劃分為一個整體，無非在于它們顛覆傳統的共性，然而這種共性的背后，又顯現出方式和觀念的相異。達達主義提倡自動性和偶然性，他們的目的不在于創造而在于破壞和挑戰，廣泛采用現成品和拼貼的手法，杜尚更是以相當敏銳的選擇能力和豐富的文化基礎，巧妙的嘲諷了由來已久的美學傳統和欣賞習慣。正如阿納森所說的那樣：“杜尚在那些現成物體中，發現了一些在本質上涉及到藝術史中歷史價值問題的形式。……大約在那時，他使用了‘現成物體’這個術語，用來標明這種作法的形式。這些現成物體的選擇，從來不受什么審美的支配：‘它是以視覺的無所反應為基礎的，不講任何高雅或粗俗的審美情趣……事實上，是一種完全麻木狀態’。”在達達主義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超現實主義則是吸取了其傳統和自動性創作的觀念，但是摒棄了其全盤否定的虛無態度，致力于探討人類先驗層面的潛意識，這種突破理性和道德束縛的美學觀念促使藝術家用不同的手法表現原始的沖動，釋放自由和荒誕意象。

正如賽德梅爾在《現代藝術革命》中正確的指出：現代藝術所實現的革命，不是藝術史上經常發生的風格的轉變，而是同所有以往的藝術的決裂，它試圖確立一種與人類固有的藝術館相對立的全新的藝術觀念。這樣的嬗變可以歸因為人們心理上的變化，荒誕意識、逆反心理以及個體精神的彰顯。個體精神的分化導致了之前統一的古典形態的藝術演變為分裂形態的現代藝術。現代主義藝術史關于焦慮的藝術，包含了各種劇烈痛苦的情感，諸如孤獨、絕望、幽閉，對于這些情感釋放渠道的探索便導致了現代主義藝術所具備的一個重要特征，便是對于形式的無盡探索，賦予形式以獨立的價值和功能。

現代主義所固有的批判和反叛的特性最終將矛頭指向了自身固有的局限性，新的藝術活動鋪展開來。于是后現代主義的概念便首先出現在了建筑領域，隨即擴展到其他領域。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后現代主義是現代主義的衍生物，是其在美學、形式上的流變。美國美術史論家L?史密斯把戰后西方美術發展趨勢概括為：“從極端的自我性轉向相對的客觀性；作品從幾乎徒手制作轉變為大量生產；從對于工業科技的敵視轉變為對它的興趣并探討它的各種可能性。”戰爭的陰影使人們開始厭倦生活的準則，工業發展帶來的諸如環境惡化、能源緊缺的弊端使人們開始清醒的認識工業進步的利弊，社會問題的日益突出使人們意識到精神領域的隱患，于是新生的藝術活動便帶有了新的關注視角，極力打破生活與藝術的邊界，破除藝術上的中心主義，主張拉近藝術與大眾的距離，廣泛運用大眾傳媒。

篇(7)

從當年廣泛熱議的彭宇案，到如今的小悅悅，已經走過了5個年頭。期間類似的案件屢屢見諸報端，每每引發討論，而其中被討論最多的一個問題便是，若見路人仆街，是否上前幫扶？

一種觀點，盡管實踐中數見不鮮，但卻會被任何人批駁：無論如何都不做出行動，也就是我們口中的見死不救。

而另一種論斷是，我們發揚助人的美德是不計較個人得失的，也就是說，無論潛在的風險如何，無論被我們救助的是好人還是壞人，無論最終我們會不會被“訛”上，道德的義務都要求我們前去幫助。

對于前者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同意，即便有時我們也會親身踐行這種“劣跡”。而對于后者，初看來是一個完美的答案，也是我們所倡導，但在現實中卻沒有人會這么做：設想這樣的情形，如果彭宇知道扶一下賠十萬，他會不會去扶？再設想一下，單純的設想而已，如果情況更危急一些，老人撲到于馬路，隨后便是一輛卡車碾來，倘使扶助，輕則斷臂重則腦漿迸裂立斃于途，彭宇是否還應當去救助呢？對于第二種情形，許多人的回答是應當救助，畢竟生命無價。而對于第一種情形，恐怕眾觀點便有明顯分歧。若按照前文提及的論斷，不計個人得失的助人是我們應當時刻踐行的道德，那么此時盡管有立斃于途的風險，我們豈因生死趨避之。但此情此景下，這種道德觀顯然過分了：以一條年青的生命去換另一條生命，我們并不提倡。那么，“樂于助人而且不計得失”這種我們心目中的理想的絕對的道德觀，并沒有經受住簡單的質詢。

也就是說，實際中，不計得失的助人是不存在的。實際上當我們開始設想我們的救助會引發怎樣的后果時，我們已經開始權衡利弊，做出取舍了。不顧需賠十萬仍上前救助，我們明里稱贊，暗里佩服。不顧生死仍上前救人，我們明里稱贊，暗里雖然敬佩卻未必躬行。

也有人說，日常所見的情形不會如設想之極端，我們假想的討論不必存在，理想的助人精神仍需貫徹踐行。但當他們在討論“付出生命代價的情形”不常見的同時，也便在暗含了代價小便毫不猶豫地救人，代價大時仍需考慮的假設，也便在權衡了。而事實上，上述的情形也是真實存在的。十年前的早春，一名兒童因冰面破裂落水，眾人前去施救，其結果是十幾人落水，數人溺亡。盡管央視的報導冠施救者們以英雄的名號，但接下來的討論，無論是專家，還是道德義務的衛道士們，卻更加強調“科學施救，量力而行”。

不計得失，不加思考的助人是不存在，也是不應當存在的。大眾傳媒的記者與主持人們頭頂著道德光環來痛斥道德冷漠，呼吁大家伸出援手之時，另一面，公安部門卻在提醒大家小心使用自己的同情心――因為騙術的成功，常常利用了我們卑微的同情心。猶記得幾年前的一個例子，某無業游民，專騙女大學生：謊稱受命于國際組織采集基因樣本以御AIDS，受騙者竟全然聽信了，任其騙財騙色。事實上，面對陌生人的求助，倘使不加分辨不加權衡地接受，不僅是置自身安危于不顧，更是誨盜誨――騙術之所以存在是因為那樣的手法容易成功。也許有人會說，幫助騙子與救助他人是兩碼事，然而站在當事者本人的角度看，倘不加求證，騙局與危難是相似而難辨的，既然都是心起善念，躬行善舉，從昏昏聵聵不加考察的當事者來看落入騙局與扶危救難二者沒有分別。

盡管如此，目前我們的問題不是所有人不計得失地助人，而是大多數人沒有助人之念，即便有也是一閃而過，隨即轉至多一事少一事思維，擔憂自己的權益受到侵犯，從而袖手旁觀：畢竟有前事之師――小悅悅事件中，兩名司機逃逸，十七名路人冷冷地走過。有這種權衡和考慮也許是正常的：維護自己的權益是出于人的自私本性，正如同情心也是我們與生俱來的情操。在一個缺乏的社會，強迫人去踐行無私的道德，無異空談。但是，即便是在一個自私的社會里，難道道德就不能存在嗎？

這樣考慮：誰也不希望自己仆街之時無人救助，于是我們務要躬身做起，在他人危急之時扶危濟困，盡管我們的行為是在保障自己權益的情況下做出的；而被助者亦要自好，考慮到因為他的欺騙行為導致的冷漠，或許有一天他的家人也許會被碾在車輪之下無人膽敢救助。社會之中行成如此的共識或契約，助人者方不至受騙，蒙難者方不至無助，這個社會才存在可以實踐的道德。而要達成這種共識，教育和倡導便是一種手段。

而在今天，這樣的共識顯然未能達到。讓我們回到開頭的彭宇案，當是之時，面對倒地的老人，彭宇能做的，是在救人之前停住一秒，掏出手機，拍照錄音，留存證據，然后再上前施以援手。而仆街者若神智尚清，一息猶存，也務必要喊出，“我是自己摔的，與你們無干，速速救我。”如是才能增加圍觀者施救的幾率。以此觀之，當年有位公交跌倒的老人道出是語，真乃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