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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行為經濟學也被稱為“心理學的經濟學”，是運用心理學的分析框架對經濟現象進行研究和分析的經濟學分支學科。從研究對象看，行為經濟學側重于微觀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產生的動機研究；從研究方法和手段來看，由于行為經濟學注重分析微觀主體的非經濟動機或者非物質動機，因此不同于傳統的主流經濟學，更多依賴于心理學的研究成果，并在研究中較多采用了實驗室實驗和現場實驗等方法。行為經濟學繼承了經濟學對日益復雜化的人類經濟行為的研究訴求，但是在研究具體方法上則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實驗經濟學方法，從而將心理學和經濟學有機結合起來。經濟行為分析一直都是經濟學關注的焦點。亞當•斯密則試圖采用“損失厭惡”等個人心理可能會對經濟行為造成的影響。隨后的古典經濟學家也一直致力于對微觀經濟行為的研究，并號稱經濟學即研究經濟行為的科學。但是，從古典經濟學到新古典經濟學，微觀主體的經濟行為研究框架都是建立在理性經濟人的假設前提上的，因而分析的都是經濟動機驅動下的理，而復雜多變的個人心理特征都在主流經濟學的研究中被有意無意忽略或者抽象了。特別是波普爾的證偽主義和弗里德曼提出的實證主義方法論被經濟學廣泛接受后，行為研究所依賴的心理學基礎已經消失。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喬治•卡托納及赫伯特•西蒙開始將經濟行為作為研究的主要對象，因此可以將行為經濟學的創立追溯到西蒙的“有限理性”思想的提出。隨后，心理學作為一門獨立完整的科學，其理論研究成果不斷完善和成熟，極大推動了大量具有創新和探索精神的經濟學家和心理學家的聯合研究，并為行為經濟學的產生與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石。20世紀70年代，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發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提出了傳統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存在系統偏誤，并進一步構建了不確定條件下行為主體的判斷模型，從而顛覆了主流經濟學的個體選擇模型，行為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不斷成熟，并且得到了越來越多的實際應用，行為經濟學的發展也不斷深入，甚至將認知心理學的研究成果拓展到了金融領域，促進了行為金融學的產生。

二、行為經濟學和傳統經濟學的分歧與融合

行為經濟學的先驅西蒙在其研究成果中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說，認為經濟活動中的微觀主體在進行選擇決策時并不完全依循古典經濟學家提出的“效用最大化”的原則，因而經濟選擇的最終結果完全可能背離了古典經濟學家的最優化均衡點，從而解釋了現實中的復雜經濟世界。行為經濟學對傳統經濟學的批評和發展首先就是建立在對行為人的假設上，并進一步提出了由于行為人并不總是完全理性的，因此也可能存在偏好無法排序或者偏好不一致的情形，這就構成了行為經濟學和傳統經濟學的主要分歧。

（一）行為人的假設不同主流經濟學假設經濟主體都能進行理性決策，即假定所有參與經濟活動的微觀主體是同質的，具有完備的信息。行為經濟學對這些假設前提提出了挑戰，認為微觀主體的選擇和決策行為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經濟理性受到了主體的主觀因素和客觀制度環境等因素的制約，因而表現為“有限理性”。與此同時，在做出最終的經濟決策時，決策情景、當事人的心理活動特征、決策模式等都會對最終決策行為產生影響，微觀主體的異常行為也因此產生，加劇了經濟現象的復雜性。行為經濟學強調當事人認知能力的局限，強調決策作為一個學習過程的動態變化。盡管行為經濟學也堅持理性假定，但是認為行為主體的理性認知能力存在差異，對微觀行為主體的假設不同于主流經濟學的同質經濟理性人，承認人的復雜異質性和社會性，并且利用心理學構建了自己的分析基礎，從而導致了其和主流經濟學并駕齊驅，成為一門獨立的學派。

（二）偏好的假設不同主流經濟學中偏好是外生的、穩定的，并滿足自反性、完全性、傳遞性和連續性條件，從而在不確定條件下，微觀經濟主體的選擇過程可以概括為馮•諾伊曼和摩根斯坦的期望效用函數。所以，偏好一致性以及由此產生的期望效用最大化構成了主流經濟學的理又一重要基石。以嚴密的邏輯和數學分析構建的預期效用理論成為不確定性條件下決策的經典理論。但是法國經濟學家阿萊斯通過一系列的實驗，發現了現實中的人們面臨風險時不總是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選擇行為也不是完全依據概率行事，即著名的“阿萊斯悖論”。特維斯基和卡尼曼（1979）對此做出了進一步的合理解釋，并提出了前景理論。前景理論對于偏好的理解主要有如下幾點：首先，偏好并不是完全外生的，不同期望的偏好并不獨立于判斷和評價的程序；其次，不同期望的偏好并不可以表示為單純的概率分布函數，通常還取決于對給定分布函數的描述。他們的研究表明，決策程序以及決策的外在環境等都會影響到當事人的偏好，偏好既不滿足完備性假定，也不滿足傳遞性假定。另外，很多研究表明，誘導偏好會導致偏好反轉（perferencereversals）。傳統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在消費行為理論的主要分歧就是圍繞著行為主體的理性假設人而展開的，對于前者的“理性經濟人”的假設，行為經濟學研究者通過大量的實驗數據觀測，發現了在現實世界中，消費者存在的非理性、非自私自利的選擇行為，違背了效用最大化的目標假設，從而將消費者的心理特征、心理學研究成果引進來，合理解釋了行為主體的“非理”，也在一定程度上對“阿萊斯悖論”做出了解釋。傳統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分別解釋了行為主體的理性和非理性選擇，因此對復雜多變的消費者行為進行研究，兩種理論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應該互為補充，共同解釋經濟現象和經濟行為。

三、行為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及其研究方法

行為經濟學試圖將心理學因素納入到傳統經濟學的理論研究中，并對傳統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假設提出了質疑，提出了認知心理學概念，并側重于行為主體的心理特征和認知活動可能對經濟行為造成的影響，其代表人物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在研究中對傳統經濟學研究假設進行了修正，并進一步提出了“前景理論”，使得經濟學的研究對經濟世界的描述更加貼近現實生活。

（一）預期理論長久以來，期望效用理論作為不確定性條件下決策分析的經典框架在主流經濟學中占據了重要的位置，但是“阿萊斯悖論”對此提出了強烈的質疑，并通過大量實驗數據驗證了期望效用理論和現實世界存在的嚴重背離。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在大量社會學和心理學的實驗研究基礎之上，進一步提出了不確定性條件下人類決策行為的分析框架——預期理論，對“阿萊斯悖論”給出合理完整的解答，奠定了行為經濟學分析的理論基礎。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認為，復雜的外部環境和微觀主體個人特征共同影響了人類的理性決策，應該對不確定性條件下的期望效用函數進行改造。他們認為人類的效用對決策的影響程度存在差異，而且期望效用本身也是由個體主觀認識所決定，因此采用了權重函數和主觀價值函數來描述人的效用。主觀價值函數反映了預期結果與人的主觀滿足大小之間的關系。卡尼曼進一步提出了效用評價函數是基于S形價值函數中的一個參照點，由于行為決策人更多的表現為“損失厭惡”而非“風險規避”，因而效用函數存在著拐點。所以，預期理論與預期效用理論分析中的最大不同即對效用的描述。在預期理論中，效用是由價值函數決定；而在預期效用理論中，效用是由效用函數決定。根據上述的預期理論分析框架，不確定性條件下的決策行為可以概括為如下三點：①影響人們決策的因素不是財富的絕對量變化而是財富值相對于參照點的相對變化量；②同樣數量的財富減少引起的痛苦遠遠大于等量財富增加的快樂；③隨著離參照點的距離增加，與參照點的差異對決策結果的影響存在邊際遞減規律。以上結論解釋了期望理論對不確定性下決策的分析框架，也是對“阿萊斯悖論”的理論闡釋，在很大程度上切合人類行為中的非理性因素。

（二）研究方法傳統經濟學經歷了近200年的發展，已經從定性研究轉向了定量研究，在理論構建中越來越多地采用數學語言構建數量模型，運用邏輯推理方法獲得假設推論，并采用計量經濟學方法進行實證研究。但是，這樣研究存在著的不足即往往將個體的心理因素忽略掉了抽象了。雖然同樣是研究人類的經濟行為，但是行為經濟學將研究重點放在了人類的心理因素，因此往往借助于實驗的方法來進行研究。另外由于決策心理特征、行為模式和決策結果之間是互動的和關聯的，因此行為經濟學偏重于動態分析，而不是靜態分析方法。

四、行為經濟學視角下的消費信貸決策分析

機制消費信貸在我國已經有了近20年的歷史，消費信貸的產生與擴張是否能夠有效釋放居民的潛在需求，促進消費總量的穩定增加，從而保證經濟的持續穩定快速增長？國內很多學者在上世紀末即著手研究消費信貸的影響因素，并且也試圖運用實證分析手段驗證我國消費信貸的消費需求刺激效應，不少學者認為消費信貸可以促進居民的短期消費，但是對長期消費效用不明顯?，F有的研究結論主要是建立在主流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假設上，并運用流動性約束理論、預防性儲蓄理論構建了實證分析模型，提出我國居民存在消費的過度敏感性，而消費信貸的產生可以緩解居民的流動性約束，減少其預防性儲蓄動機，從而增加當期消費。傳統經濟學的消費信貸分析框架更多的建立在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分析基礎之上，認為消費者是同質的，不存在差異的，都是根據經濟利益驅動做出最終決定。因此，建立在主流經濟學分析框架下的消費信貸研究通常認為消費需求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放松了人們的預算約束限制，從而促進消費需求的增加。但是，正如上文闡述的那樣，人類行為不僅由經濟動機決定，也存在其他很多非物質動機。另外每個個體對不確定條件的判斷受到各自過去經驗判斷的影響，尤其受到各自所選擇的參照點影響，微觀主體不應該是同質的經濟理性人，而更多的表現為復雜多變的異質性，所以現有的消費信貸分析通常都將微觀主體的差異性、心理特征等重要因素抽象或者忽略了，由此得到的結論很可能不能很好地刻畫微觀主體的現實決策行為。本文將傳統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的個體決策分析有機結合起來，分別探索影響我國居民消費信貸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搭建居民消費信貸的決策機制，并希望在此基礎之上進一步分析可能導致的潛在風險因素。

（一）消費信貸行為的決策機制根據上文述及的傳統經濟分析框架下的期望效用理論和在此基礎之上構建的流動性約束理論，理性經濟人在不存在消費信貸的情況下，其消費需求的最終決定即一定預算約束下的效用最大化，行為人的決策影響因素包括收入水平、預期的收入變動、商品的偏好、商品的價格等。而消費信貸產生以后，消費信貸可以改變當期流動性水平，進而使得消費者存在著新的跨期消費選擇，那么增加的影響行為人消費決策的因素有信貸可獲得性、消費的時間偏好。行為經濟學認為人類行為背后存在大量的復雜多變的心理因素，而且心理因素也會對最終決策產生較大的影響。因此借鑒行為經濟學的預期理論以及隨后發展的心理賬戶理論、行為生命周期理論，對消費信貸行為主體的微觀決策行為進行深入研究，并希望建立一個較為完整而且更加貼近現實世界的消費信貸決策機制。根據上述的預期理論，行為主體對客觀事物判斷往往會受到自身的經驗影響，也會受到個人對信息獲得以及認識程度的影響，因此本文認為消費者的教育水平、以往的消費經驗、對新生事物的理解以及風險態度都會影響到消費信貸的最終決策，而且影響的方向和程度也都是不確定的。另外，行為經濟學中的行為消費理論以及心理賬戶理論進一步提出，不同類型的財富或者貨幣收入并不具有完全的替代效應，消費的時間偏好也存在顯著的個體差異，因此在消費決策分析中應該充分考慮到消費者是否存在消費的不同賬戶劃分。具體來說在分析中可以充分調查消費者不同類型消費月支出的平均水平，以及消費者對電子、通信等具有明顯更新換代特征商品的消費態度來考察消費者的時間偏好差異。

篇(2)

關鍵詞：民族經濟學；研究對象；民族性；內生性

民族經濟學自1979年創立以來，在學科歸屬、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上一直存在不少爭議，一些學者對民族經濟學學科發展持批判態度，另一些學者持擁護態度，但無論批判基礎上的否定還是批判基礎上的支持，民族經濟學這一學科在發展過程中確實面臨著“兩難困境”，其原因主要在于民族經濟學發展至今，尚未形成一個明確的和獨特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邏輯理論體系，甚至沒有獨立的核心概念即邏輯起點。盡管學者們提出了上述問題，但僅有少數學者提出了民族經濟學具有建設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議。要厘清民族經濟學的學科性質和目前出現的概念上和理論邏輯上的模糊性，首先應該確定民族經濟學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通過比較和分析相關研究成果，對確立民族經濟學學科的發展方向、理論體系的構建都是非常必要的?；诖?，文中提出以民族內生因素產出的矛盾作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以與大家進行探討。

一、關于民族經濟學對象的不同認識

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在學術界已有不同認識。黃云、王文長、黃建英等認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各民族的經濟問題，研究具體的各民族人民的經濟問題。施正一先生、施琳等認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民族經濟問題，它是民族學和經濟學的交叉學科。李忠斌 等認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我國少數民族經濟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特點和規律。鄧艾等認為民族經濟學的對象是從微觀角度研究少數民族人民生活狀況和家庭經濟生活特點等。以上幾種認識都集中討論民族經濟學究竟是經濟學科還是民族學科。而劉永佶認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應該是“在明確經濟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經濟發展與關系的矛盾”。

通過以上幾種表述可見，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尚未達成統一。要么以民族人本身的經濟活動作為研究對象，要么以要么以民族地區的經濟特征作為研究對象；要么研究的范圍過于狹窄，規定為中國各個民族經的經濟問題研究；要么研究的范圍過于寬泛，從全世界、全人類的共同體去研究。即便是劉永佶教授為民族經濟學進行的創新性邏輯論證，但他是站在全人類鳥瞰的民族經濟學，讓學者們感到概念過度膨脹，似乎世界主流的經濟學都應被囊括在民族經濟學的理論之中，并且只要仔細閱讀由其主編的《中國經濟矛盾論》就會發現，《民族經濟學》和《中國少數民族經濟學》的體系都似乎是對《中國經濟矛盾論―― 中國政治經濟學大綱》和《政治經濟學大綱》體系的一種演繹，而內容則是對中國政治經濟學與其他民族學理論的歸納（當然創新的智慧在其內容中無處不在， 但從其構建的理論體系來說仍是不足的）?！睹褡褰洕鷮W》的理論框架與《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框架本質是一致的，因為都是以勞動者主體而展開的對象、主義、方法、主題、內容、范疇、體系的規定，這樣一定會讓學者們質疑這樣一個問題，即究竟什么是民族經濟學，它與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區別何在？鑒于此種原因，本文更傾向于將劉永佶教授規定的民族經濟學看成是“中華民族經濟學”或者“中國政治經濟”（盡管這么看待也不盡合理）。

盡管如上所述，民族經濟學自創立以來存在諸多分歧，但是多數學者認同的是民族經濟學是具有二重性的：“民族性”和“經濟性”。因此在理論研究中應該從這兩點去尋找學科的研究起點、研究對象，只有規定了對象才能明確研究的方法和學科性質，進而獲得廣泛認同。

二、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是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只要“民族與經濟的辯證結合在理論形態上尚未溶于一體”，就永遠無法解決關于民族經濟學學科的分歧。各民族經濟活動的特征以及經濟矛盾都體現著本民族特征，民族因素與經濟因素在”理論形態上溶于一體”，要求研究對象應該是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即考察民族人口經濟和民族地區經濟規律的民族性根源。

將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規定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具有合理性。民族的含義決定民族經濟應突出民族性，也便于將民族因素內生于經濟理論和經濟模型研究。根據斯大林的定義，民族有四個因素，其中，共同經濟生活是民族經濟研究的重要內容，共同經濟生活表現在共同文化上。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這必定是因不同民族的經濟生活特點不同決定的。盡管隨著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日益密切，斯大林定義中的四個因素在當今看來也許并不完備，但只要是存在著的人，一定有其社會屬性、階級屬性、民族屬性，在經濟活動中一定會表現出具體的屬性。譬如，像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家，各個民族有自己的語言特征、心理特征、文化特征。回族、藏族、蒙古族、壯族、苗族、赫哲族等55個少數民族以及漢族，他們有自己的語言、心理特征、文化特征等民族性特征，這些特征對其表現出來的經濟活動也不盡相同。譬如，回族信仰伊斯蘭教，由其飲食特征發展了清真餐飲業；藏族信仰佛教，農業生產中不愿意使用農藥成為產量低的影響因素之一；毛南族的“紅筵”、“搭紅橋”、“肥套”、“套三朝”①等迷信思想對本民族經濟活動有影響。這意味著各民族的經濟活動因內生的民族因素而呈現出不同特征，民族經濟問題研究也應突出民族性，民族經濟的研究對象應從各民族內在的特征去尋找經濟特征和經濟活動的主要矛盾，探尋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規律。

三、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與其他相關規定的區別

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更加明確其研究內容，也更能反映研究的任務是要揭示民族因素對經濟影響的規律。首先，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表明不是簡單地用民族學的眼光去研究經濟問題；其次，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觸及到了民族經濟特征的源頭性因素；最后，民族內生因素的民族經濟矛盾研究規定了主體的民族屬性。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與其他相關規定的區別表現在：1.與“民族經濟是研究各民族經濟問題”相比，內涵更加明確。各民族經濟問題研究比較模糊，以至于一些學者認為是各個民族的經濟問題研究，比如，藏族經濟、蒙古族經濟、回族經濟等。同時，各民族經濟問題研究的是從寬泛的層面，諸如各民族的產業結構、就業結構、貧困問題、經濟增長問題等都屬于其研究的范疇，無法體現明確地體現經濟的民族性，也很容易致使學者用一般的經濟原理去分析經濟問題，這樣也必將陷入學術界關于民族經濟缺乏特殊研究對象和理論體系的質疑中。2.與民族經濟學是“是以研究民族經濟問題為對象的學科，它具有民族學和經濟學的綜合性質”相比，將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規定為民族性因素的內生的經濟矛盾研究，明確了民族經濟學是作為經濟學的分支學科進行研究的，這無疑對民族經濟學的長遠發展是有益的。3.與“民族經濟學是研究我國少數民族經濟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特點和規律”相比，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研究這一規定除了在外延上更廣。除了研究中國少數民族經濟還可以研究世界民族經濟，不僅研究少數民族人口經濟還研究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是民族性因素與經濟性因素融為一體的研究。4.與規定為“在明確經濟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經濟發展與關系的矛盾”相比，規定為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研究，不僅明確要在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經濟矛盾，還表明要將民族因素作為民族經濟矛盾的內生變量，并由此能區分民族經濟學與中國政治經濟學，從而要求構建的理論體系也有所不同。

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與一般經濟學存在著必然聯系。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的規定是把民族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分支學科來構建的，其理論必定是在一般經濟理論基礎之上的改造，它將與一般經濟學的聯系具體表現在：1.與政治經濟學相比，政治經濟的研究對象規定為“生產關系”，社會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是去民族的經濟研究，抽象了民族因素的、具有普適性的經濟研究。而將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規定為“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矛盾”則正是“穿上民族服裝”的經濟矛盾和關系研究。2.與發展經濟學相比，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發展中國家或不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研究，是抽象了各民族經濟特征的一般經濟理論。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矛盾研究作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不僅僅研究經濟的發展問題，而且還必須從民族性去探究其經濟發展規律。3.與區域經濟學相比，區域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某一地理區域的經濟問題，是具有某種經濟特征和經濟發展任務的“經濟地理區域”。在民族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尤其是碩士和博士的學位論文大多研究的是中國某一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問題，這恰恰也是學術界爭議或批判民族經濟學實際上是區域經濟學的“致命傷”。是少數民族地區為研究對象的經濟，故而不能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存在的緣故。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矛盾研究作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探索由民族的典型特征所引起的經濟特征的變化規律，比區域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更加符合民族的發展特性。因為地理區域在研究過程中對于有的民族而不能成為其根本的影響因素。譬如，生活在中國的朝鮮族和生活在朝鮮的朝鮮族相比，中國的朝鮮族雖然保留有朝鮮半島母體民族的部分文化，但也融合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并且中國與朝鮮的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經歷的社會變革不同，于是二者表現出不同的民族意識和不同的經濟特征，這并不是因為他們所在的區域不同，而是由民族性因素共同影響所致。因此，將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規定為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矛盾，能夠更加準確地反映民族經濟學有別于其他學科不同的獨特的研究對象。

綜上所述，無論從已有的規定看，還是從與其他學科的區別看，將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規定為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矛盾更能體現民族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所存在著的獨特的研究對象，更能反映民族經濟的根本矛盾，也能更能明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任務。

注釋：①源自毛南族的一個傳說，旨意是人能生兒育女，全家團圓幸福，都是萬歲娘娘的恩賜，到生下孩子后，選擇良辰還愿，殺十幾頭甚至幾十頭牲畜祭祀、還愿，這種風俗有時會把一些家庭弄得傾家蕩產，反過來，為了不因還愿而致貧，毛南族農民飼養牲口數量多，也是其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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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關鍵詞：理性經濟人；行為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

一、理性經濟人假設發展與反思

(一)理性經濟人假設的價值扭曲

“經濟人假設”被提出的最初，自私原則雖然存在于行為主體的經濟活動之中，但并不構成行為人處理經濟活動的首要處理原則。亞當斯密在他的另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論》曾經說過，人們在處理一些社會經濟問題的時候并不總是以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就如同人們會出于善心去幫助他人，而使自己付出精力或者是金錢卻無法得到物資上的回報，只是看到受幫助之人感到快樂，便有足夠的滿足感。熊彼特在其撰寫的《經濟分析史》中，特別論述了“政治上的個人主義”概念設計存在明顯的缺陷，并用新的另一種概念來闡述個體主義方法論并不是包含抽象的邏輯，而只是一種能被現實運用的思維手段，是研究方式中一般形式的存在。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同其他學科一樣，在社會發展的進程中不斷實現自身的理論創新。經濟學發展的過程其實有著“百家爭鳴”的特點，20世紀30年代經濟學家把爭論的焦點放在“米塞斯與蘭格之爭”，即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哪個更勝一籌，40年代的“哈耶克與凱恩斯之爭”則是聚焦在當時困擾經濟學家關于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商業周期和經濟危機該如何應對，60年代“兩個劍橋之爭”，在如何有效分配資源上提出了兩種主要路徑，70年代由于滯漲困擾著全球經濟，“滯脹之爭”在貨幣學派、供應學派、理性預期學派之前展開論述，及至80年代如何有效的提升國家經濟活力，出現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私有化運動”(董志強，2016)。新古典經濟學在人性假設上不斷向個體的“價值”傾向。特別是從20世紀60年代起，經濟學的微觀層面對于博弈論研究的加深，理性經濟人假設所強調的利己原則更是被推到更高的一個檔次。在經典博弈論中，博弈的參與者對面臨的經濟活動所做出的策略決定會受到其他參與者的影響，這就是概念上的“共同知識”(Commonknowledge)，“理性經濟人”中假設個體是絕對自利的正是“共同知識”現象存在的基礎。鑒于這種共識的影響，博弈中的參與者通過這種似乎與生俱來的本能來研究和推測競爭者的策略，然后根據預期的變化調整自己的行為以使自己處于有利地位，產生了雙方在某一行動上的行為交流和“納什均衡”。正是建立在互動過程之中，新古典經濟學個體主義方法論早已在實質上發生重大的轉變，也就是原本只是“方法論”現在將“個體”提出出去，從此其成為理論意義上的“個體”，并且獲得了某種特定假設的“個人”——在一切的活動中做出盡可能對自己有利的選擇，并將它轉化成為自己的行動(葉航，2016)。眾所周知“節約悖論”(ParadoxofThrift)的提出，是為了研究微觀中的個人。勤儉節約是一種美德，可以為個人增加儲蓄，可以提高人們應對風險的能力，對個人來說這真的是一件好的行為，可從整體，國家的角度來說卻并不一定是有利的；這是因為當人們的消費水平下降會引起社會經濟活動投資部分的減少，進而使國家的經濟缺乏活力，嚴重的情況下可能導致國家的經濟陷入衰退的地步?！肮澕s悖論”由于新古典經濟學假設存在與實際經濟行為嚴重不符合的現象，顯示了新古典經濟學不單單把“個體主義方法論”同“整體主義方法論”直接對立起來，并毅然地選擇前者。

(二)理性經濟人假設的缺陷

1.完全理性經濟人假設使經濟學現實應用受到框定

阿里爾魯賓斯坦(1997)認為當行為主體能夠掌握所有的信息并能分析，同時能在任何情況下明確自己的喜好，最終根據這些結果的反饋做出符合理論上的行為，才能界定成為“理性經濟人”。這也就意味著一切事物所有的變化是不需要存在的，形成了一個靜止的過程?？上攵@樣的研究結果必然是與現實的社會運行大相徑庭。然而，包括經濟增長、創新等在內的這些社會現象都是經濟運行中的動態過程，基于“理性經濟”人這個假設基礎來解釋以上現象，便就存在明顯的矛盾。

2.完全理性經濟人假設并不符合稀缺性

人類在實踐的過程中必然是要消耗資源的。經濟學的研究正是建立在物資稀缺性的基礎上，資源并不可能根據人的需要無限提供，并且人們會因為先天的能力的束縛，無法自由的獲得和處理信息。一般來說，信息總是會針對特定的需要而存在。信息的傳遞需要通過工具來獲得，有些信息還要為其支付相關的費用，那么信息就成為一件商品了，它是作為人類社會中的一種資源而存在，必定具備稀缺性。信息繁多的情況下，個人是無法來解析和分辨的，完全信息在現實中是一種無法達到的狀態(趙志強，2018)?？梢?，完全理性經濟人假設并不能夠與稀缺性這一條件相符合，之間是矛盾的。

3.完全理性經濟人假設拋開了市場和競爭的理論

新古典經濟學為了證明市場在經濟活動中至關重要的作用，維護市場的絕對地位，確立自由市場制度，通過完全理性經濟人假設構造完全競爭市場理論，認為政府的作用會使市場的作用減弱。然而，在完全競爭市場假設條件之下，理性經濟人具備了現實世界中個體所不擁有的四種能力，他們知道市場供求之下運行的最佳點。為此他們可以不去了解別人的產能信息就能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生產量。所以，整個社會的運行都在理性人的計劃之內，那么市場和計劃的分配方式并沒有實質上的區別。因此，以完全理性假設的角度來思考，資源是可以通過計劃的方式來達到最佳配置的，也就是不需要市場的作用。

二、行為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比較

理性的經濟主體這一假設始終存在于傳統新古典經濟學之中，通常稱“經濟人”或“理性人”假設，這樣就刻畫出一個簡化而又便于描述其行為的經濟主體，基于此進一步解釋社會經濟運行當有的現象。在將復雜問題簡單化的過程中，無法避免的便是被錯誤使用。最為常見的非合理運用，就是為了將復雜的現實問題通過理論來說明進行標準化，導致的與“理性”相背離情形，比如，起初新古典經濟學對小農行為的分析和勞動力供給曲線向后彎曲的描述。隨著學者對經濟學研究的深入，發現其實這些問題的出現是源于理性行為的假設缺乏全面的約束導致的。這些問題也從側面說明：對于經濟學的研究，不能只是簡單地將“理性”行為作為所有經濟現象研究的出發點，要結合所分析問題的經濟主體行為的特有約束條件進行合理的“理性”行為假設。從某種程度上說，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得益于隨著學科研究的深入，使得學科基礎假設的約束條件得到放松。完全理性經濟人假設在理論上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現實社會經濟的運行過程中，若想通過理論來描述，則會遇到種種困難。正是基于實踐的差異，經濟學家所做出的解釋一般基于這樣的理由：首先，理性的論述是抽象化的概括，又或是經濟主體行為上的平均，并不與現實中經濟主體的行為存在牢固的聯系；其次，弗里德曼在某種程度上認為理論假定的存在并不都是把現實因素包括在內，理性人假定與現實的不符，并不會影響根據這個理論所推導出來符合結論的結果。正是由于該假設的缺陷，赫伯特西蒙始終認為理性人“完全理性”假定是不能簡單的接收，應該采用“有限理性”進行替代，但是，“有限理性”并非一些經濟學家簡單的認為約束條件下的完全理性，而應作為具有特定解釋含義的理論。心理學作為研究經濟主體個體行為的有效手段，通過實驗、調查等方式挖掘一些行為人對待經濟活動的偏好、認知和策略，而這些正是被理性經濟人假設所忽略的重要事實。行為經濟學的這一學科通過將心理學和經濟學實驗方法有機結合，其實也是對理性人假定發出挑戰，從而奠定了其作為經濟學的又一重要分支?；谛袨榻洕鷮W的研究方法，和跨領域的學科合作，往往會被認為是對新古典經濟學顛覆，但馬修拉賓(2004)卻不以為然，他認為，行為經濟學的研究結論不應形成新的一套研究體系，而是基于已有的研究理論的框架對其進行改造和豐富。行為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是立足于已有的主流假設，特別理性假設。雖然行為經濟學無法完全接收完全理性假設，但并不就等同于認為經濟主體始終是非理性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理性假設存在是有著一定的現實依據的，亦是包含了必不可少科學實踐的成分，并且符合個體經濟行為的重要表現，經濟主體在很多的場合下都是利己的，在經濟活動中表現的更為明顯。如果否認這一點，經濟學研究的框架將受到巨大沖擊，研究意義將變得的黯淡無光(陳茁，2018)。對經濟主體行為研究的成果表明，經濟主體在所謂的“理性”指引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結果，總是會受到認知及系統性的對完全理性的偏差。

篇(4)

 

法經濟學和經濟法學同屬于法學概念的范疇，所以二者在很多層面具有相似性，但是又因為二者一個強調“經濟”，一個強調“法”，所以二者又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性。從研究實踐來看，經濟法學和法經濟學二者互相滲透，以對方的發展來發展自己的趨勢比較明顯。目前，研究這二者關系的學者為了就二者有更加清楚的認識，分別從經濟學的角度和法學的角度進行分析，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從研究來看，法經濟學和經濟法學都是法學和經濟學交叉的產物，所以二者既有了法學的特征，也有了經濟學的特質，但是由于二者的側重點不同，所以差異性也比較顯著。

 

一、 法經濟學和經濟法學的概念比較

 

法經濟學和經濟法學的研究首先要從概念上來進行區分，首先，法經濟學這門學科在進行法律現象和問題研究的時候，利用的是經濟學中的概念和方法。波斯納作為最著名的法經濟學研究專家，他在研究法經濟學的時候，將其形象的分析為“法律的經濟學”，所以西方的理論當中，對于法經濟學又習慣稱之為“法學與經濟學”。

 

從這個層面來講，說明法經濟學研究的內容正好就是法學和經濟學進行融合之后形成的法律體系。

 

其次，經濟法主要指的是在社會化大生產的條件之下，政府為了對具有盲目性的市場經濟進行調整，充分的使自己經濟管理的職能得到發揮，進而實現對生產和市場的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由于現在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完全確立，但是市場調節存在著盲目性，而政府通過有效的干預能夠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從而使得市場的發展更加的健康。為了使得政府的調節更加的有效，也為了打擊不規范的市場活動，所以需要利用法律來進行市場維護。在這樣的環境中，經濟法學的研究就變得尤為重要。

 

二、 法經濟學和經濟法學的相同點

 

(一) 理論基礎

 

法經濟學和經濟法學的顯著相同點就是二者具有相同的理論基礎。 因為法經濟學和經濟法學都是在法學和經濟學的融合中產生的交叉邊緣學科，所以二者很好的將公平正義和效益理論進行了結合。在經濟學研究當中，效益理論非常的重要，而在法學研究中，公平正義正好等價與效益理論，這就說明二者在理論基礎上存在著相通性。法經濟學家科斯和波斯納關于“經濟效益”這一問題在法經濟學中有明確論述，他們認為效益作為作為衡量一切法律乃至是所有公共政策是否合適的根本標準，必須要實現資源配置達到價值最大化的目的。從這個效益的觀念來分析，無論是法學，還是經濟學，都必須重視效益。所以法經濟學和經濟學法學都需要在效益的理論基礎上去實現自己的價值。

 

(二) 理念

 

法經濟學和經濟法學的另一個相同的地方就是擁有相同的理念。法經濟學當中的許多理念，都體現了效益理念并且貫穿其中。

 

無論是在古代，還是在現代，人們對于法律價值的評判標準都是法律要體現公平正義的原則，從這個層面來講，法經濟學的領域被不斷的擴展。效益的理念原本是經濟學中的概念，但是將效益理念加入到法律體系當中后發現，法律不僅要體現公平和正義，還要體現效益，這就使得公平和正義成為了評價法律的新標準。

 

無論是法經濟學還是經濟法學，其中都有了公平正義和效益的理念，這種理念上的契合，使得經濟法學和法經濟學在研究實際問題的時候，有了統一的評判標準及公平正義和效益，這種全新的標準使得經濟法學和法經濟學的實效性更加的突出，其作用發揮也更加的巨大。

 

(三) 價值觀念

 

法經濟學和經濟法學的另一個相同點就是二者擁有相同的價值觀念。從理論上來分析，經濟學中為了實效效益的增加，往往在價值體現方面會存在差異，而在法學中，為了體現公平正義，對于效益的要求則會降低。二者就價值觀念而言從理論上分析是對立的，但是在法經濟學和經濟法學中，二者的價值觀念卻出奇的一致。法經濟學的主要研究目的就是要完善部門法乃至整個法律體系，使其能達到公平正義，而經濟法學的研究就是要規制國家干預經濟中的范圍，從而調整干預過程中出現的法律關系，使其達到公平，保證整體的效益。從經濟法學和法經濟學的最終實現目的來看，二者都是要實現法律的公平性和正義性，從而保證效益的產生，所以說法經濟學和經濟法學都是要在保證效益的同時實現公平正義，所以二者的價值觀念在實際應用中是一致的。

 

三、 法經濟學和經濟法學的不同點

 

(一) 學科性質和調整對象不同

 

法經濟學和經濟法學的突出不同就表現在二者的學科性質和調整對象。法經濟學主要是利用經濟學當中的福利經濟學原理和微觀經濟學原理來進行法律的形成、體系以及運作和經濟影響分析的法律學科。在法經濟學的研究過程中，著名的法經濟學家波斯納認為“把經濟學的原理和分析方法系統運用到法律體系分析”中的學科就是法經濟學。由此可以看出，法經濟學的涵蓋范圍更廣，其中不僅包括了民商法學和經濟法學，還包括了憲法學、刑法學行政法學等所有的法律學科。

 

從調整對象來分析，經濟法學是進行經濟法理論問題和經濟法規律研究的部門法學，主要的研究對象就是經濟法。經濟法學在研究的過程中，偏重于利用法律的原理和方法進行經濟問題的分析，而研究的對象則是處于特定經濟社會關系中的法律調整和規制問題。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具有唯一性，也就是只進行對國家干預時產生的經濟關系的調整，而其他的經濟關系不在調整的范圍之內。經濟法的目的是要規制國家行使調整手段的范圍，所以它和行政法又有所區分。行政法強調行政管理的干預，而經濟法則主要強調的是經濟關系調整的規制。

 

(二) 研究方法不同

 

法經濟學和經濟法學的不同還表現在二者的研究方法存在差異性。

 

首先是在進行法經濟學研究的時候，利用的一般都是經濟學的相關理論，在法律概念、法律體系以及法律運行等問題的解釋上，主要運用的還是微觀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在進行規范性的法律文件和判例的解讀時，利用的也是經濟分析法。因為法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比較獨特，所以目前形成了比較獨立的法學流派。

 

其次就是經濟法學研究的時候，利用的往往是法學的理論和研究方法。在研究實踐中發現，經濟法學的研究主要利用的還是規范性或者是非規范性的法律文件，通過研究來確定法律依據。在實際研究的過程中，利用法學理論進行特定的經濟社會關系分析已經成為了經濟法學的研究常態。這種研究和一般的法學研究并無差異，因此不具有特殊性。

 

綜合而言，法經濟學和經濟法學都是法學和經濟學研究中產生的交叉邊緣性學科，但是二者在的理論和原理運用方面存在著差異，研究的目標和對象也有所不同，所以在研究方法上也就產生了分歧。由于法經濟學的研究比較的特殊，所以能夠形成獨立的法學流派，但是經濟法學和一般的部門法無異，所以其研究方法和其他法律研究而言，并無差異。

 

(三) 研究目的不同

 

法經濟學和經濟法學的不同還表現在研究目的的不同。

 

首先，法經濟學產生于法學和經濟學的逐步融合過程中，這門學科具有明顯的邊緣性特征，因為它的存在和發展，完全是為了輔助經濟法體制和整個法律制度的需要。從功能上來看，法經濟學主要是為法律的經濟學分析服務，在具體應用的過程中，利用的也是經濟學的原理和一些分析方法進行對法律的思考。可以說，法經濟學是以具有經濟法性質和基本特性的法律規范為研究目標所形成了部門法體系。主要目的是要解釋經濟法現象，并對其運行規律進行研究。

 

其次，經濟法學主要是對法律制度規范運行的各個環節的一種控制，通過經濟法學的運用，可以有效的規制國家在經濟干預過程中的行為，從而保證經濟參與主體的利益。從目的來看，經濟法學的目的主是為了規制國家在宏觀調控中的行為，也就是說經濟法學的研究目的，根本在于保護經濟活動的利益，從而使得經濟活動在公平公正的氛圍中開展。

 

四、結語

 

法經濟學和經濟法學作為法學和經濟學研究融合的交叉邊緣學科，在目前的法律體系中的位置不容忽視。深入的了解和分析法經濟學和經濟法學的概念，不僅會加深對經濟學原理的認識，對于法學的認知也會進一步加深。法經濟學和經濟法學在實踐中相互補充，共同作用，一方面完善了我國的法律體系，推進了法制化的建設，另一方面，又規范了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調節手段和范圍，使得市場經濟的發展更加的有序化和健康化。

篇(5)

關鍵詞：國民經濟學；形而上學；異化勞動；歷史

中圖分類號：B1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34-0095-02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中，稱黑格爾是站在國民經濟學家的立場上，要批判國民經濟學就必須要批判黑格爾的辯證法及形而上學，要批判黑格爾的辯證法及形而上學就必須對國民經濟學進行批判，黑格爾的哲學到底與國民經濟學有著怎樣的關聯，馬克思又對二者進行了怎樣的批判與繼承，這對于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思想以及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都具有深刻的理論意義。

一、馬克思在《手稿》中批判黑格爾的必要性

《手稿》中的主要思想是圍繞著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展開的，然而在這一批判中，馬克思卻用一整章來批判了黑格爾的辯證法及形而上學，并認為這種批判是十分必要的，因而我們不得不認真思考黑格爾的哲學與國民經濟學之間的內在關聯，馬克思在《手稿》中對黑格爾及整個形而上學的批判的必要性主要根源于以下三方面：

首先，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因而黑格爾哲學和國民經濟學都是特定時代的產物。國民經濟學是對人們經濟生活狀況的抽象，它將私有財產作為前提，沒有對這一前提進行必要的揭示。同樣，黑格爾哲學將人們現實的生活抽象為絕對精神的否定之否定過程。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黑格爾構建了意識自我設定物性，進而揚棄物性實現絕對精神的辯證過程，這一過程是自我意識的自身生成，也是人的觀念的歷史；國民經濟學則是從客體的私有財產——資本出發，進而意識到勞動是私有財產的主體本質，對客體化資本的揚棄，也就是揚棄了在人自身之外的異化的財富，而將私有財產回歸到人，當作人的本質，人本身成為了私有財產。黑格爾只看到了抽象的勞動，正如國民經濟學家他們只看到了勞動積極的方面，卻沒有看到在現實的勞動中他們宣稱的人已經不復存在。馬克思指出，李嘉圖將人變成了帽子，而黑格爾則把帽子變成了觀念，這正體現了二者殊途同歸的謬誤，二者都對人及其現實的勞動進行了抽象，喪失了真正的人的同時，也喪失了真正的人的勞動，人的歷史。

其次，國民經濟學批判和黑格爾的形而上學批判的內在一致性是馬克思早期思想的必然發展邏輯。馬克思在《萊茵報》時期開始意識到自由理性與物質利益的沖突問題，意識到人作為自由理性的存在并沒有以理性為活動的基本準則，而是以物質利益為標準，這就使馬克思開始與黑格爾的理性原則發生分裂。在馬克思看來這種現實的沖突根源在于黑格爾國家哲學、法哲學的謬誤，黑格爾倡導的國家決定市民社會實質是人分裂為公人與私人?！兜路觇b》時期馬克思正是在對人的本質的分裂理解上發現了費爾巴哈，在費爾巴哈的宗教異化中確立了對宗教的批判，進而意識到對宗教的批判實質是對國家、法的批判，而對國家、法的批判最后又必然立足于對人的生存狀態的分析，從而確立了問題的根本在于人的自我分裂。這一系列的思想演進都為近代形而上學的批判奠定了基礎。在《手稿》中，馬克思正式轉向現實的人及人的經濟現狀，在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中意識到了工人與資本家發生對立的實質在于勞動與資本發生對立，意味著活勞動與死勞動的對立，即人的自我分裂。以黑格爾為代表的整個近代西方形而上學的思維與存在的分裂就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變成了人自身內部的分裂，因而馬克思早期思想邏輯演進的線索就再次證明了國民經濟學家批判與黑格爾辯證法及整個形而上學批判的內在一致性。

第三，費爾巴哈與青年黑格爾派對黑格爾的超越的不徹底性。馬克思認為：“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以及整個實證的批判，全靠費爾巴哈的發現給它打下了真正的基礎”[1]4，他“是唯一對黑格爾的辯證法采取嚴肅的、批判的態度的人，總之他真正克服了舊哲學。”[1]96盡管如此，“對黑格爾的辯證法和整個哲學的剖析，是完全必要的，因為當代批判的神學家不僅沒有完成這樣的工作，甚至沒有認識到它的必要性”[1]4，費爾巴哈并沒有真正實現對黑格爾的超越。費爾巴哈哲學的出發點是感性存在的自然和抽象的人。他用直觀的方式理解自然與人，因而他不可能真正意識到進而超越黑格爾的辯證法。他的失去對象性的人與自然是孤獨的、無聲的個體。

后來的青年黑格爾派盡管也竭力想克服黑格爾體系中對人的抽象，但他們用思辨的運動代替現實感性的歷史運動。因此，他們拯救出來的不是從事現實感性活動的人，而是觀念的人。同時他們的自我意識是純粹主觀的，而黑格爾的自我意識的外化與復歸是容主客體于一體的。因而，無論是費爾巴哈還是后來的青年黑格爾派都沒能真正地超越黑格爾，因而對黑格爾的批判顯得尤為必要。

綜上所述，黑格爾是站在國民經濟學家的立場上的，黑格爾只是將國民經濟學的抽象、規律、原理上升為了哲學體系，這樣，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就必然是對黑格爾哲學的批判，對二者的批判是同一個問題，具有內在一致性。

二、馬克思對“國民經濟學家立場”上的黑格爾的批判

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批判，同時也是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馬克思對二者進行了批判的繼承，進而為進行自己的理論建設奠定了基礎。馬克思在《手稿》中對黑格爾的批判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馬克思批判黑格爾的“勞動”，是“站在現代國民經濟學家的立場上?！豢吹絼趧拥姆e極的方面，沒有看到它的消極的方面。”[1]106而馬克思則指出，由于工人失去了生產資料，為資本家所控制，工人成為了私有財產，成為了資本。

其次，黑格爾站在國民經濟學的立場上沒有將對象化和異化進行區分，沒有看到異化勞動對工人的統治，沒有看到國民經濟學家對于異化勞動事實的掩蓋，馬克思則通過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嚴格區分了勞動的對象化和異化，指出了國民經濟學所謂的勞動，其實質是異化勞動。

再次，同國民經濟學用物來遮蓋人一樣，黑格爾則把人抽象為自我意識，而馬克思認為“人只有憑借現實的、感性的對象才能表現自己的生命”[1]101。黑格爾的意識揚棄外化和對象性，同時將它們收回自身的觀點“匯集了思辨的一切幻想”[1]109。在馬克思看來，人的存在，本來就是一種對象性的存在，如果將對象性一并揚棄，那就必然導致虛無。黑格爾辯證法沒有把“人”當作真正的主體，只是把歷史過程當作“絕對精神”的自我實現的活動。所以，黑格爾用思辨的、抽象的形式代替了“人”的現實的歷史運動。

馬克思對國民經濟學及黑格爾的批判旨在復歸真正的人和真正的歷史。黑格爾“把勞動看作人的本質，看作人的自我確證的本質”[1]101，馬克思將這一積極方面與費爾巴哈“類本質”相結合，提出了人的類本質的概念，將勞動——自由自覺的活動，真正作為人的本質來對待。進而從哲學的視角分析了經濟領域的異化勞動現象。

馬克思哲學中的勞動是現實的人的勞動，其基本運行軌跡構成了人的歷史畫卷：首先，人通過勞動來改造自然滿足自己需要的同時，生成著自己為人的本質；其次，人不僅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還是類存在物、對象性存在物；最后，當私有財產是異化勞動之結果而不是其原因這一秘密暴露出來的時候，私有財產將被揚棄，人將重新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本質，“因為當人們談到私有財產時，認為他們談的是人之外的東西。而人們談到勞動時，則認為是直接談到人本身。問題的這種新的提法本身就已經包含問題的解決”[1]63。這是一種由以物為中心到以人為中心的根本的轉變。

因而，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批判黑格爾、批判國民經濟學的用意在于恢復人的真正主體地位，在于還原真正的歷史，也就是馬克思后來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進一步闡述的人的歷史與歷史的人，是作為劇作者，又作為劇中人的人，是既生成人化自然，又生成世界歷史的歷史進程。

三、批判“國民經濟學家立場”上的黑格爾的理論意義

馬克思在《手稿》中對于黑格爾及國民經濟學的批判，其基礎性作用是不容忽視的，馬克思在這里奠定了經濟學批判的基礎，同時，為其唯物史觀的展開提供了豐富的理論依據。

首先，馬克思在《手稿》中對黑格爾哲學的批判，奠定了對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深刻基礎：一是對整個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批判，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對蒲魯東的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進行批判。認為蒲魯東扔掉了黑格爾辯證法的真義，把資產階級的概念、范疇說成是固定的、不變的、永恒的，充斥著非歷史性，而這些觀念實質上是歷史的、暫時的?！秾а浴氛f明經濟學研究要從抽象到具體。這個方法一直貫穿到其《資本論》的研究中。二是對政治經濟學理論本身的批判。國民經濟學實質是一種人對人的關系，但國民經濟學家卻將其變為物的關系，而馬克思的批判就是要在物與物的關系中揭示出被掩蓋的人與人的關系。

其次，馬克思在《手稿》中的批判思想同樣為其唯物史觀奠定了基礎，馬克思在后來的《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提出了人作為歷史主體的實踐過程，提出了人是歷史性的存在，是在歷史中生成的，人是歷史絕對的主體，而歷史是人的各種可能性的展開，我們應在人的目光下觀照歷史，更應在歷史中審視人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馬克思在《手稿》中對于黑格爾的“國民經濟學立場”展開了批判，這既是對黑格爾哲學的揚棄，更是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在其中我們應意識到黑格爾哲學與國民經濟學批判的內在一致性，也應意識到二者不僅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開辟了道路，更在理論上為馬克思唯物史觀思想的豐富與發展提供了基礎性的理論意義。

參考文獻：

[1]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單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篇(6)

 

一、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困境”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進程逐步加快，各類市場主體日趨成熟壯大，主體之間的“所有制邊界”越來越模糊，體制內的矛盾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關注，經濟主體的行為乃至政府的政策越來越多地受到微觀利益沖突的影響，人們對經濟制度的關注程度正在逐漸下降。基于此，在政治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教師不得不大量增加對體制與機制的解讀，進而推演經濟制度的量變與質變。盡管說從現象到本質的認識方法符合理論認知的一般邏輯，但是，過多的現象解讀很可能誤導或弱化學生對“經濟制度”這一核心理論的掌握。比如，在解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問題時，學生的興奮點大多集中在公司制度、社會保障、公平效率、價格機制等緊密結合社會實踐的命題上，而對于這些體制機制與生產資料所有制之間的內在聯系缺乏熱情。這種現象經常導致教學過程陷入“顧此失彼的困境”，一般的解決辦法是先講制度后講體制，把體制看作是制度的實現形式，很少有教師能夠在講解體制問題的基礎上，繼續深入解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公有制之間的關系問題。這一困境在地方高等院校中表現得尤其明顯。受到課時量和教學效果的限制，大部分教師都安排了較多的課時解讀資本主義制度的現狀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問題，相對而言，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量變與質變，以及對市場經濟造成的公有制主體地位變化等重要理論命題則“沒有足夠的時間”予以解讀。在一些經濟學科排名較高的“211學校”中，由于課時充足，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困境稍顯緩和，但是也同樣面臨著“體制重于制度，現象多于本質”的教學難題。造成這一困境的原因固然很多，比如國內外的社會經濟環境、政治經濟學理論發展，以及各高校對政治經濟學課程的定位等，但是從教學角度看，最直接的問題還是教學的方式與方法。面對“有限的課時、復雜的背景和龐大的理論體系”，講好這門課的關鍵在于：凝練教學目標，歸納內容體系?；诖?，本文提出了“三位一體”教學法，即確立“意識形態教育、方法論教育和理論知識教育”三位一體的教學目標，并以此為導向確立內容體系和教學方法。

 

二、政治經濟學教學目標中的意識形態定位

 

政治經濟學應該如何定位自己的教學目標?這不僅要取決于政治經濟學在學科體系中的地位，還要取決于社會需求以及理論體系本身的特點。從學科地位來看，政治經濟學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特殊的地位決定了政治經濟學必須承擔意識形態教育的任務。對此目標，部分教師認為意識形態教育的任務應歸口于思想政治學科，而不應該放在經濟學科。這種認識最主要的誤區在于對意識形態教育的界定過于狹窄。意識形態教育不僅僅是思想政治學科的任務，而是整個社會科學領域的共同任務，這一界定不僅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教育的要求，而且對資本主義和其他社會制度同樣適用。以西方經濟學為例，這些年來，中國學生和西方經濟學的學者都很推崇西方經濟學的教育，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認為西方經濟學注重分析工具的運用，而沒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說教。其實，了解西方經濟學的人都知道，現代西方經濟學體系是效用價值論和功利主義哲學觀的結合體，其解釋力集中表現為：以稀缺性為基礎，以資本要素配置為核心，進而說明按資分配的合理性。在這一理論體系中確實沒有意識形態教育的痕跡，但是整個理論體系無一不是為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合理的。由此可以推出一個結論：社會科學的科學性本身并不排斥意識形態教育，正相反，社會科學是否具有科學性，很重要的一點在于能否科學地解釋意識形態的合理性。這一點正是我國政治經濟學學者應該借鑒和學習的。由此，我國的政治經濟學教育不僅不能忽視意識形態教育，而且應該把意識形態教育作為首要目標，科學地凝練和發展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增強對勞動價值論、階級性和經濟制度的專業解讀。

 

三、政治經濟學教學目標中的方法論定位

 

政治經濟學是國內大部分財經類專業的基礎理論課程，而且一般都安排在大學的第一個學期開課。作為基礎課，傳授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教學目標的重中之重。對于應該講什么樣的方法，各院校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差異。從現有的教材版本來看，大部分教材傾向于對馬克思科學抽想法的解讀，而對其他研究方法采取一帶而過的方式。科學抽想法固然是馬克思經濟學體系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但卻不應該是政治經濟學唯一重要的研究方法，包括數學方法在內的其他研究方法在解釋政治經濟學理論和認識社會實踐活動方面都有同樣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課程的開篇增加對研究方法的介紹，使學生真正理解政治經濟學相對于其他學科的基礎地位。此外，受西方經濟學的影響，部分學者傾向于認為傳授分析工具應該是政治經濟學方法論教育的重心。從根本上講，這種理解沒有錯，但卻忽視了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本身的特點。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整體性很強的理論體系，各部分之間都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關聯性，對政治經濟學理論(包括對分析工具)的解讀必須聯系整體認識局部，不能斷章取義。這就要求在講授過程中，首先要給學生建立前后關聯的整體思維方法，讓學生在整個邏輯體系中了解局部分析工具的運用和作用。為此目的，在方法論教育方面，既要注意專業術語和分析工具的講解，還要注意思維方法的傳授。

 

四、政治經濟學的教學目標中的理論知識定位

 

政治經濟學最基本的教學目標是理論知識教育。政治經濟學理論知識教育是意識形態教育和方法論教育的基礎和載體。沒有理論知識教育，意識形態和方法論就是空中樓閣。同時，所謂的意識形態教育和方法論教育都要融于理論知識教育當中，而不是政治經濟學的一個獨立的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博大精深，即便是課時安排最多的院校也不可能全面系統地講授政治經濟學的全部內容，而只能通過精選凝練，形成相對完整的理論體系，結合社會經濟實踐，理論聯系實際地解讀馬克思的部分理論內容以及部分重要的理論發展，這種方式已為國內大部分院校采用。其主要的缺陷在于缺少經濟思想的升華。馬克思經濟理論歷經兩個世紀而不衰，除了科學嚴謹的理論體系之外，還有其立意深遠的經濟思想，如果不能在教學過程中結合理論知識升華經濟思想，則很容易陷入“解釋力困境”?？梢姡谓洕鷮W的理論知識教育不僅要包括經濟理論與經濟實踐，還必須包括經濟思想。

 

五、化解教學困境的幾點建議

 

1.內化意識形態教育。在現有的政治經濟學課程體系中，對資本主義部分的解讀基本貫徹了馬克思的研究邏輯，但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部分的解讀則缺少對勞動價值論的貫徹?；诖?，解讀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問題(特別是經濟制度問題)，有必要首先分析社會主義生產過程(特別是國有經濟的勞動過程)，在生產過程中分析公有制條件下的價值創造、價值增值，以及價值分配問題。進而突出勞動在公有制條件下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此為基礎，凸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根本差別和創造性發展。

 

2.推動方法教育與理論體系的融合。對于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來說，政治經濟學不僅僅是一門理論課程，還應該是一門方法論課程，學生希望通過學習，掌握一定的具有“通識”意義的認識方法?；谶@樣的要求，政治經濟學應該強調“專業術語”、“分析工具”與“思維方法”三位一體的方法論教育。為此目標，一方面必須強調政治經濟學專業術語的規范性，既要反映理論體系的嚴謹性，又要反映相關應用學科的時代性。另一方面必須要求學生增強對專業術語的理解和掌握。再一方面要充分運用矛盾運動分析方法，更加清晰地解讀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發展演變，讓學生更加準確地理解社會主義制度的合理性。

 

3.強化理論知識教育與經濟實踐的結合。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要求經濟理論既來源于經濟實踐，又能夠回到經濟實踐。這要求主講教師：一方面把握歷史資料，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認識經濟理論，并運用經濟理論分析歷史事件。另一方面緊跟經濟時事，運用經濟理論解釋紛繁復雜的經濟現象，并在經濟發展中推進理論創新。再一方面注意經濟思想的解讀，基于理論又不局限于理論，讓學生掌握知識的同時，能夠更深入地理解思想，從而實現理論知識教育與意識形態教育相結合的目的。

 

綜上幾個方面，意識形態、方法論于理論知識教育“三位一體”教學法不僅對現有的教材體系提出新的要求，同時也對主講教師提出新的任務。具體來說，一是主講教師需要具有更高的理論素養和更加全面的知識儲備。二是教材內容在理論邏輯上要更加嚴格遵循規范，但在內容體系上要更加能夠體現時代需要。三是統一規范各類高校和專業的課時安排。四是凸顯政治經濟學作為中國主流經濟學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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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西方經濟學；教學；中國適用性

中圖分類號：F01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913X（2015）08-0025-01

一、西方經濟學課程在中國的開設歷程

西方經濟學（主要包括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產生于15世紀，正式建立是在18世紀，以亞當?斯密《國富論》一書的出版為標志。一直到現在，西方經濟學被認為是能夠說明當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運行和政府調節國家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理論體系，它綜合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分析方法和理論，以及國家政府調節的政策主張。經濟學也因它的作用和魅力被稱為“社會科學之王”。但是，在我國建國后的前三十年里，西方經濟學一直被拒絕運用于國內經濟學的教學和實踐中。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我國只有少數重點高校開設當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并報以批判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主要流派的態度和目的進行講授。在期間西方經濟學被禁止授課和研究。一直到1979年以后，西方經濟學的傳播和應用才進入了一個大發展階段。在接下來的十幾年中，西方經濟學的思想和理論迅速在中國理論界中被傳播和普及。在80年代下半期，教育部允許高等院校正式開設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之類的屬于西方經濟學的基礎理論課程。[1]如今，西方經濟學已經是教育部高等學校經濟學學科教育指導委員會指定的經、管類專業本科學生必修的核心課程之一。

二、西方經濟學理論與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同之處

（一）市場理論的適用性

新古典經濟學或凱恩斯經濟學的理論核心是“市場―價格”理論。這是由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制度已經趨于成熟，價格機制的調整可以在這個較為完善的市場體系中發揮重要的配置資源的作用，并且提高整個社會的經濟運行效率。而對于中國而言，商品經濟不發達、市場體系發育不完善以及我國長期推行的計劃經濟制度，導致西方經濟學中市場理論的許多概念和范疇并不適用于中國。比如說，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把一個社會的經濟變動看作是經濟要素邊際的變化，對應的是增量調節政策。而發展中國家出現的狀況往往是陳舊的經濟體制和長期累積的經濟問題。所以這些區域的經濟發展往往需要大規模的經濟變革和結構改進。另外，在西方經濟學中，利率是市場化的產物，經濟活動主體據此調整自己的借貸行為。而中國的利率受到政府政策的管制，因此不能用西方經濟學中的市場利率理論和公式來指導和解釋中國的資本和金融運行。

（二）經濟微觀主體的行為

在中國，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有自己的特點，并不能一概用西方經濟學中“理性人”的特點來套用。首先，從居民消費習慣上看，中國居民和美國居民受到風俗文化的影響，消費行為和習慣有所差異。中國家庭的代際消費就比美國家庭更明顯，而且跨越的時間更長，這就導致了中國家庭的儲蓄率較高。另外，我國居民的契約意識比較差、公民意識比較薄弱、個人信用缺失現象比較嚴重、監督機制不完善等因素都加重了我國微觀經濟主體在決策中的投機，成為我國在發展過程中的階段性特征。第二，中國企業主體由于企業產權不同而表現不一。目前中國有國有、私營、外資等所有權類型不同的企業，這些企業的目標函數不可能相同。比如：國有企業不能把利潤最大化作為唯一目的，國有企業需要承擔社會責任，如解決就業、穩定經濟、安定社會。所以國有企業的行為也就不能套用西方經濟學中的企業理論或生產者行為理論來加以分析。

（三）社會發展階段的不同

在西方經濟學中，對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及其選擇方面的分析和論述較多，提出了大量的試圖實現公平與效率的政策措施。比如奧肯（1975）提出：公平與效率之間具有互為代價的關系，政府應該通過再分配創造機會公平或起點公平來增進效率。但是，在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有差別，因此不能一概而論。在經濟衰退或者是經濟緊縮時期需要強調效率，但在經濟發展差距明顯擴大的時期需要特別注重公平。因此1992年，我國明確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戰略性思路。而在現階段，國家經濟實力得到了較大提升后，社會公平問題開始突出，因此開始越來越注重社會公平。

中國經濟有獨特的發展模式和經濟結構，包括公有制主體型的多種產權結構、勞動主體型的多種分配結構、國家主導型的多種市場結構。[2]因此，中國經濟的現實發展不同于西方發達經濟國家。而高校教師只有深刻領悟到我國經濟發展和西方國家的發展模式和現實基礎，才能在教授西方經濟學課程中，將書本中的原理結合中國實情更好地為學生講授，也才能教會學生去思考身邊的經濟現象和問題，走向理性的解決道路。

三、對西方經濟學教學的建議

（一）加強教師的自身學習

教師在教授西方經濟學課程之外，應該在平時注重大量閱讀和積累中國宏觀和微觀經濟運行的相關資料，深入思考我國經濟發展規律，建立自身深厚的經濟學知識體系。積極參加相關的社會調研和科研研究活動，全面了解和把握我國經濟發展狀況，不斷提高自身對中國經濟的分析能力和判斷能力。

（二）注重全面闡釋西方經濟學理論

教師在教授西方經濟學理論的時候注意要全面闡釋這些理論，包括理論形成的歷史背景和理論淵源、理論的適用條件以及后來學者的評價和理論的新近發展等。這才能讓學生理解西方經濟學理論的歷史發展和未來走向，讓學生明白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特定的經濟理論，及這些理論的局限性。另外，在介紹有關經濟理論時，要注重中西方思維方式的差異，培養學生辨證地看待西方經濟學理論，并引導學生學會提出自己的想法或疑問。

（三）辨析中國經濟發展國情，結合案例講授經濟學原理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該讓學生明白中國和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的社會差異，并讓學生明白中國經濟環境的獨特性。比如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和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不同、中國正處在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時期、中國人口眾多、區域差異尤其是城鄉差異巨大、有自己的傳統文化和習俗等等。這些就決定了我們不能把西方經濟學原封不動地拿到中國來，不能簡單地套用西方經濟學的結論[3]。這也要要求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第一時間了解我國經濟發展中出現的焦點問題，并運用西方經濟學原理對案例進行剖析和研究。在教授課程的過程中，引導學生通過中國經濟現象來理解經濟學原理，這樣不僅利于學生更容易地接受西方經濟學原理，提高學生學習西方經濟學的興趣，還能讓學生了解中國經濟與這些原理之間的聯系和區別，讓學生做到學以致用。

參考文獻：

[1] 黃范章.建國60年來西方經濟學在中國（下）[J].金融發展評論，2010（2）.

[2] 程恩富，何干強.論推進中國經濟學現代化的學術原則――主析“馬學”、“西學”與“國學”之關系[J].研究，2009（4）.

[3] 方福前，徐麗芳.把握西方經濟學的發展促進西方經濟學“中國化”――方福前教授訪談[J].學術月刊，20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