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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并購貸款；特殊風險控制；并購方；高管動機；連續并購

文章編號：1003－4625(2011)01－0061－05　中圖分類號：F830.5　文獻標識碼：A

2008年年底，中國銀監會印發的《商業銀行并購貸款風險管理指引》(下文簡稱《指引》)標志著我國商業銀行并購貸款業務正式開閘。2009年，我國經歷了國際金融危機下的經濟低迷期，市場呈現重新整合的態勢，并購活動日趨活躍，高利潤的并購貸款及其相關的并購顧問業務引起了商業銀行極大的興趣，并購貸款業務正逐步成為商業銀行挖掘新利潤增長點的契機。根據2010年6月《證券時報》提供的相關預測，我國銀行業并購貸款業務正步入“井噴式”增長階段，今年并購貸款業務余額將遠超500億元，年增長率將超100％。

然而，當下并購貸款規模的劇增趨勢也使得其風險控制問題成為了商業銀行在發展并購貸款業務時關注的焦點。對于并購貸款的風險評估問題，《指引》已在第二章第八條明確規定，“商業銀行應在全面分析戰略風險、法律與合規風險、整合風險、經營風險以及財務風險等與并購有關的各項風險的基礎上評估并購貸款的風險”。鑒于并購貸款僅產生于公司并購的特殊活動中，有別于其他一般貸款業務，《指引》給出的上述風險中，并購貸款風險評估首先須把握的是直接源于公司并購活動本身的特殊風險，它取決于企業并購整合中價值創造的不確定性，即并購產生“協同效應”的可能性，在風險控制不足時此特殊風險可能通過并購貸款傳導至銀行體系，因此，商業銀行在并購貸款風險評估過程中如何識別并購貸款的特殊風險來源，并進行有效的風險控制則成為其順利推進并購貸款業務的關鍵。

那么，如何識別并購貸款的特殊風險來源并進行有效的風險控制呢?為了對這一核心問題展開深入探討，本文著眼于目前我國并購市場的基本特征――連續并購現象，試圖從并購方企業高管動機的角度挖掘公司并購活動中價值創造的不確定性來源，從而識別并購貸款直接源于公司并購活動本身的特殊風險，最后對商業銀行風險控制提出建議。

一、文獻綜述與研究思路

“并購貸款”雖是一個極具中國市場經濟特色的新詞匯，但它實質上與西方發達經濟體的杠桿收購十分類似。國外學術界對杠桿收購展開的理論研究可謂汗牛充棟，然而我國并購貸款的相關研究出現于近兩年，絕大多數是對并購貸款《指引》的解讀或對目前并購貸款實踐進行較為寬泛的討論。相形之下，我國學者對并購貸款的思考在理論深度上與國外學術界存在較大差距，尚未對其風險來源及控制問題展開理論研究。

目前，我國并購貸款業務方興未艾，其風險控制問題勢必吸引學術界和實務界更為廣泛的關注。如前所述，并購貸款僅產生于公司并購活動中，所以商業銀行在進行并購貸款的風險評估時首先需把握的是直接源于公司并購活動本身的特殊風險。由于商業銀行并購貸款是以并購方企業并購后的未來現金流作為第一還款來源的，因此，從價值創造的角度來看，并購方與目標方通過并購產生“協同效應”的可能性形成了并購貸款的特殊風險來源，并且牢牢把握目前我國并購市場的基本特征有助于揭示這一價值創造的不確定性根源，對并購貸款的風險控制問題進行前瞻性的思考。那么，在我國當下的并購市場具備何種基本特征呢?

雖然我國公司并購起步較晚，但我國多數并購方企業傾向于在一段不長的時間內進行多次并購交易，以2000－2007年我國資本市場上的并購事件為例，3至5年內進行兩次以上并購的主并公司占70％左右，可見，這種連續并購的現象已經成為我國并購市場的一個基本特征。實際上，近年來連續并購的價值創造問題已成為國外學者關注的熱點，但國內學術界對這方面的研究可謂鳳毛麟角。概括而言，連續并購績效存在一個逐次下降的趨勢，并購方高管的過度自信心理是其主要原因(Billett和Qian，2007；Doukas和Petmezas，2007)。顯然，并購方與目標方在連續并購中能否產生所謂的“協同效應”已經受到廣泛的質疑。然而，本文認為，連續并購活動中價值創造的不確定性也受到并購方企業高管動機的影響，由于問題，并購方高管存在機會主義利己動機，這同樣可能導致績效不佳的連續并購頻發的局面，并且高管的利己動機越強，其發起的并購活動產生“協同效應”的可能性就越小。

因此，探討我國商業銀行并購貸款的風險控制問題是無法回避連續并購這一基本特征的，并且這樣一系列的連續并購一旦未能產生“協同效應”，并購貸款業務就可能給商業銀行帶來潛在風險，這是并購貸款直接源于公司并購活動本身的特殊風險。顯然，這一擔憂并非杞人憂天。近幾十年來，國內外公司金融學者對并購理論的研究成果可謂浩如煙海，時至今日形成較為一致的結論是公司并購不能為并購方企業創造短期股東財富或提升長期績效，并且這種價值毀損正在惡化。毛雅娟和米運生(2010)指出，迄今為止“公司并購的價值創造理論”無法對現實中毀損股東價值的并購現象作出合理解釋，而從并購方高管的機會主義動機角度來對這一現象進行闡釋可以彌補以往大多數并購理論的缺陷。基于此角度，公司并購是沖突的表現，可概括為三類主要情形，即并購方高管可能為了尋求私有收益(Harford和Li，2007；李善民等，2009)、建立企業帝國(Jensen，1988；王培林等，2007)與進行塹壕保護而發動毀損股東價值的并購行為。

可見，實踐中很大一部分的公司并購行為并不能產生“協同效應”，并且這一后果與并購方的高管動機密切相關。本文認為，由高管機會主義動機引發的并購活動并非以產生“協同效應”為導向，必將增大并購貸款遭受損失的可能性，構成了商業銀行并購貸款的特殊風險來源。所以，本文基于我國連續并購的基本特征，從并購方高管動機視角分析我國并購貸款的特殊風險來源，可為并購貸款的風險控制問題提供較為深入的理論分析。

二、經驗研究的樣本與指標

(一)經驗研究的數據來源

《指引》的出臺打破了《貸款通則》對股權性質投資的限制，我國商業銀行可以開始向股權收購的并購方或其子公司發放其用于支付并購交易價款的貸款。因此，本文的經驗研究主要關注并購市場上的股權類并購交易，經驗研究樣本包含了1999－2006年在滬深兩市交易的全部A股公司，數據來源于國

泰安CSMAR數據庫和色諾芬CCER數據庫。

(二)經驗研究的樣本選取

為獲得所需總樣本，本文在初始樣本中剔除了金融類樣本、關鍵性數據缺失的樣本和處于特殊處理的樣本。另外，在上述篩選基礎上，本文對選取的并購樣本進行了如下進一步篩選：1.僅保留股權并購交易；2.剔除并購金額不足100萬元的樣本；3.合并同一主并公司在同一公告日上的多次并購交易；4.剔除并購首次公告前三年到當年中發生高管更迭的樣本。最終獲得總樣本數8429個，其中并購樣本數2014個，非并購樣本數6415個。

(三)經驗研究的指標選取

1.描述連續并購的指標

鑒于我國連續并購的基本特征，如何對它進行描述成為首要問題。本文采用離散型變量衡量連續并購現象，即并購頻率變量(MA_FREQ3)和并購次序變量(MA_ORD3)，前者代表某并購事件公告當年至前三年內發生了幾起并購事件，后者代表某并購事件公告是其當年至前三年內的第幾起并購事件。除此以外，本文還將上述并購頻率和并購次序的時間跨度延長到五年，生成并購頻率變量(MA_FREQ5)和并購次序變量(MA_ORD5)。

2.描述高管動機的指標

并購方高管的機會主義動機表現為沖突，形成了企業成本。因此，為了衡量并購方高管動機，與以往文獻一致，采用成本的相關測度指標對其直接衡量，并且還采用成本的間接測度方式。包括如下兩方面測度：

(1)營業費用率(EXP)、資產周轉率(EFF)和管理者超額在職消費(AB_NPC)。關于成本的直接測度，本文不僅采用營業費用率和資產周轉率(Ang等，2000)，還試圖以管理者的超額在職消費作為成本的另一直接測度。較高的營業費用率或較低的資產周轉率表明企業的成本過高，它們分別從費用支出和經營效率兩個維度對成本進行直接測度。而管理者超額在職消費所衡量的成本一定程度上是包含在費用支出維度的成本內，但又較其更加直接和準確。

(2)管理者持股比例(MGMT_SHR)與管理者持股虛擬變量(MGMrr_DUM)。由于管理者持股在理論中被視為緩和股東與管理者之間沖突的工具，當管理者持股水平較低時，“利益趨同效應”占據主導(Morck等，1988)。關于我國股權激勵的效果，研究表明管理者持股一定程度上可以充當沖突的緩解機制(韓亮亮等，2006；李維安和李漢軍。2006)。另外，李善民等(2009)指出我國股權激勵能夠適當擬制高管以謀取私有收益為目的而發動的并購行為。鑒于此，本文采用管理者持股比例和管理者持股虛擬變量間接測度成本，描述高管機會主義動機大小，并且它們與高管動機呈負向關系。

3.描述高管特征的指標

本文的經驗研究還包括了高管特征變量，即高管平均年齡(MGMT_AGE)、高管男性占比(MG-MT_GEN)和總經理任職年限(CEO_TEN)。

三、連續并購現象的特征分析

基于1999－2006年總樣本與子樣本的年度和行業分布情況，我國商業銀行的并購貸款業務隨著企業并購活動的日益頻繁，其潛在市場是巨大的，各行業對這一新的并購融資渠道都存在一定的需求，并且商業銀行在并購貸款上的業務機會可能會在房地產等幾個并購參與度較高的行業內凸顯。然而這也說明，商業銀行在眾多并購活動中如何甄別那些能夠產生“協同效應”的業務機會則蘊含了較大的風險。為了挖掘我國并購市場的基本特征，本文對2014個并購樣本做了更為細致的統計，包括對并購頻率變量和并購次序變量進行分析。

如圖1所示，3年或5年內參與過兩次或以上并購活動的連續并購樣本數分別占了1368個和1480個，在并購樣本中的占比分別高達67.9％和73.5％。并且，3年或5年內的非首次并購的樣本數分別是1241個和1371個，即占比分別高達61.6％和68.1％。這說明，連續并購現象已經成為我國公司并購行為的一個基本特征。鑒于學術界已經對連續并購能否產生“協同效應”提出了質疑，因此，探討并購貸款的風險控制問題無法回避這一基本特征。

由于實踐中很大一部分的公司并購行為并不能產生“協同效應”，下面有必要從并購方高管動機的視角對連續并購背后的并購方高管特征展開分析。因此，本文通過將2014個并購樣本分為連續并購樣本和單次并購樣本，進而對它們各項高管特征的中位數和均值差異進行Wilcoxon檢驗和t檢驗，其中，連續并購樣本指某并購事件公告的當年至前三年內發生了兩次及以上并購事件，單次并購樣本指某并購事件公告的當年至前三年內僅發生了一次并購事件。表1的結果表明，MGMT_AGE和MGMT GEN的中位數或均值在連續并購樣本和單次并購樣本間存在顯著差異，說明年紀較輕或男性占比較低的并購方高管更傾向于推動連續并購活動。由于篇幅原因文中未列示公司治理特征的結果，本文的主要發現是：并非所有公司治理機制都能抑制高管的連續并購行為，但強勢的董事會、較高的股權集中度和國有的實際控制人可能相對更為有效。

四、并購方高管動機與商業銀行并購貸款的特殊風險控制

本文認為，并購貸款的特殊風險取決于企業并購整合中價值創造的不確定性，即并購產生“協同效應”的可能性。而《指引》也的確在風險評估部分多次強調“協同效應”的核心地位，如：第二章第九條規定，戰略風險評估應包括“并購雙方的產業相關度和戰略相關性，以及可能形成的協同效應；并購雙方從戰略、管理、技術和市場整合等方面取得額外回報的機會；協同效應未能實現時，并購方可能采取的風險控制措施或退出策略”；第二章第十一條規定“商業銀行評估整合風險，包括但不限于分析并購雙方是否有能力通過以下方面的整合實現協同效應；發展戰略整合；組織整合；資產整合；業務整合；人力資源及文化整合”。因此，在并購貸款的風險評估中，風險控制的關鍵應在于：通過風險評估如何更準確地預測并購活動是否能產生“協同效應”。

企業并購的“協同效應”存在多種潛在形式，可分為管理協同、經營協同及財務協同等，因此，無論從理論還是實務來看，協同效應的預測和評估都是一項十分困難的工作。本文認為，預測和評估協同效應可以換種視角，即從并購方高管動機來看待這一問題，如果并購方高管是出于利已動機而推動并購的，那么產生“協同效應”的可能性將大打折扣，因此，并購貸款的風險評估應該將高管的并購動機作為重要方面考慮進來，即從并購方高管動機角度對并購產生“協同效應”的可能性進行評估，這也許屬于戰略風險和整合風險評估的一部分，但較其更為具體。并且，由于高管的機會主義動機是可以進行測度的，為商業銀行的評估提供了可操作性。對于并購方高管出于自身動機而發動的并購活動，如果對其提供并購融資，那么，在風險控制不足的情況下

由于“協同效應”難以實現而導致的特殊風險可能通過并購貸款傳導至銀行體系。

鑒于我國連續并購的基本特征，下面基于其背后的并購方高管動機與并購貸款的特殊風險控制問題展開經驗分析。本文繼續采用2014個并購樣本中的連續并購樣本和單次并購樣本，對其各項高管動機指標的中位數和均值差異進行Wilcoxon檢驗和t檢驗，包括高管動機的直接指標和間接指標，以求對連續并購的高管動機差異展開分析，如表2所示。在各項高管動機變量中，AB_NPC、MGMT_SHR與MGMT DUM的中位數及均值在連續并購樣本和單次并購樣本間均存在顯著差異，EFF的均值在兩個樣本間也存在顯著差異，并且其p值或t值方向說明連續并購樣本的成本較單次并購樣本更高，但EXP的中位數及均值差異并不明顯。可見，總體上連續并購樣本的高管機會主義動機顯著高于單次并購樣本，但是，成本所描述的高管動機在不同維度上呈現了在連續并購樣本和單次并購樣本間的差異化影響。

在上述經驗結果的基礎上，本文下面將描述高管動機的各項指標進行分組，對每一對高管動機強組和弱組的均值差異進行t檢驗，其目的在于：通過此檢驗方法，探討高管動機與并購貸款的特殊風險之間的聯系，如表3所示。在高管動機的全部指標上，并購頻率變量或并購次序變量的t檢驗基本上均顯著，即高管機會主義動機較強的一組較高管動機較弱的一組呈現出更高的并購頻率或并購次序。這說明，現實中的連續并購現象可能并非以產生并購協同效應為導向的，并購方高管的機會主義動機可能是引發一系列連續并購活動的根源。并且，MG-MT_SHR與MGMT DUM的分組結果顯著為正，這提供了一個有趣的發現，即當并購方高管持股較多或持有股權時他們發起連續并購的動機可能減少，說明存在股權激勵的并購方企業所從事的并購活動受到其高管的機會主義動機影響較小，因而更有可能產生較高的“協同效應”。概括而言，高管動機與并購貸款的特殊風險之間的聯系在于：由于連續并購可能是由高管機會主義動機引發的，并購產生“協同效應”的可能性將降低，商業銀行若對這些并購活動提供貸款則可能存在較大的特殊風險。因此，商業銀行在進行并購貸款的風險控制時將并購方的高管動機納入評估的重要內容，判斷并購活動是否是以產生“協同效應”為導向的，并且高管動機的上述指標為風險評估過程提供了可定量化的指標。

五、結論與策略建議

并購貸款風險控制的關鍵應該在于：通過分析評估如何更準確地預測并購活動是否能產生“協同效應”。然而，由于“協同效應”存在多種形式，令其預測和評估存在較大困難。因此，本文試圖從并購方高管動機角度來看待這一問題。本文認為，并購貸款的風險評估應該將并購方高管的并購動機作為一個重要方面考慮進來，即從并購方高管動機角度對并購產生“協同效應”的可能性進行評估。鑒于此，本文著眼于我國并購市場的基本特征――連續并購現象，從并購方企業高管動機的角度挖掘公司并購活動中價值創造的不確定性來源，進而識別并購貸款直接源于公司并購活動本身的特殊風險。

本文基于連續并購現象獲得了如下發現：第一，我國并購貸款業務市場是巨大的，但商業銀行如何甄別能夠產生“協同效應”的業務機會則蘊含了較大風險；第二，連續并購現象是我國并購市場的基本特征，商業銀行并購貸款的風險控制問題須正視這一特征；第三，并購市場中不斷推動連續并購的高管具有一定特征，年紀較輕或男性占比較低的并購方高管更傾向于連續并購；第四，并購方高管的機會主義動機可能引發連續并購活動，即連續并購現象可能并非以并購協同效應為導向，商業銀行若對這些并購活動提供貸款則存在較大風險。

上述經驗研究識別了并購貸款的特殊風險來源，那么如何進行有效的風險控制呢?本文認為，未來并購貸款的風險控制應把握如下策略：

第一，關注并購方以往的并購活動及其績效。本文發現，同一家并購方在不長的時間內進行多次并購活動可能并非是以協同效應為導向的，當然，并不能說并購市場上發生了所有連續并購就一定不能起到改善業績的作用，因此，商業銀行在進行并購貸款的風險評估時應審慎調查企業以往的并購活動及績效，判斷其是否產生了并購的“協同效應”，倘若并購方以往的并購活動并未對整合后的企業績效產生提升的效果，商業銀行則應合理評估及防范當前并購貸款業務的潛在風險。

篇(2)

    [關鍵詞] 風險資本 高技術創業企業 融資機制 

    一、引言 

    風險資本又稱“創業基金”,是指由專業投資人提供的快速成長并且具有很大升值潛力的新興公司的一種資本。風險資本通過購買股權、提供貸款或既購買股權又提供貸款的方式進入這些企業。風險資本是準備用于進行風險投資的資金。風險資本的來源因時因國而異,如個人和家庭資金,國外資金,保險公司資金、年金和大產業公司資金等,主要是一種以私募方式募集資金,以公司等組織形式設立,投資于未上市的新興中小型企業的一種承擔高風險、謀求高回報的資本形態。在我國,通常所說的“產業投資基金”即屬于創業基金。 

    與傳統資本市場相比,高技術領域對投資者的素質要求更高,風險投資者的出現適應了這一要求。在企業發展初期,風險資本幾乎成了除創業者自有資本之外惟一的資金來源。在這之后,雖然其他形式的資本(如債務資本)也逐漸介入高技術企業,但這些資本與傳統資本在本質上并沒有區別,決定企業融資特性的主要還在于風險資本。可以說,在高技術企業發展的整個歷程中,風險資本家無論在控制權安排,還是融資結構選擇方面都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風險資本作為聯系融資合約雙方的紐帶,無疑成為分析高技術企業融資機制的切入點。 

    二、風險資本的基本內涵和特征 

    1.風險資本的基本內涵 

    風險資本產生于資本、市場、企業等各自發展且彼此聯系的歷史進程中,體現出在這樣的一系列聯系中發育成長的實質。雖然風險資本在其發展演變的過程中存在起伏波動,風險資本的邊界仍然處于變化的彈性之中,但它在發育成長和向世界的擴展中以及各國風險資本的融合和趨同化趨勢中,依然顯示出其基本內涵和相對突出的基本特征。 

    對于風險資本的定義,歐美經濟學家們曾給出過多種認定的邊界,從不同角度顯示了風險資本內涵的發展延伸和國家差異性。聯系風險資本發展演化的歷史進程和不同國家與地區擴展中的同質性,可以將風險資本定義為:風險資本是在資本、市場、商品經濟、企業及其成長的各自發展演化和彼此互動的歷史進程中所形成的一種資本類型及一種投融資工具。它形成于非傳統的資金來源并主要投資于處于初創或處于成長初期的高成長性、高風險性企業,它以相對較長期的股權投資為主要投資形式并以股權的高幅增值和最終出售來獲取投資回報。這里對風險資本的定義,是一種所謂的“比較傳統”的風險資本定義。 

    2.風險資本的基本特征 

    (1)風險資本的買方融資特征。風險資本作為一種投融資工具,在現實運作中總是表現為一個融資與投資相結合的過程,其中風險資本得以成立的前提就是融資。整個金融機構在市場中的融資可分為買方金融和賣方金融兩大基本類型,各類商業銀行、投資銀行等屬于賣方金融,而專門運營風險資本的風險投資公司和其他數量有限的金融機構則屬于買方金融。買方金融的利潤主要來自于資產買賣的差價,而風險資本的融資就屬于買方金融。風險資本家購買的是資本,出售的則是自己的信譽、投資計劃和對未來收益的預期。投資時,它們購買的是企業的股份,出售的是資本金;退出時,它們出售所持企業的股份,買入資金,外加豐厚的利潤和良好的業績,從而在資本撤出后進行下一輪的融資和投資。 

    (2)風險資本所投資企業的幼稚性和成長階段的初始性。風險資本所投向的風險企業是其自身增值運動的始點,從這里開始風險資本的運作主體(風險投資公司等)和受資企業一起進入共同成長的歷程口不過,風險資本不同于一般的資本,其差別主要表現在對象的特殊限定上:風險資本主要以創業企業為投資對象,它所投資的可能是一種新技術或新產品,也可能是一個剛創立的企業,總之,風險資本的投資對象主要是創業企業,且是那些從企業成長角度看尚處于成長初始階段的企業。在風險資本的實際運作中,雖然包含著對于其所投資企業的分期投資或者連續投資,也包含著風險資本在某些企業成長到一定時期時運用杠桿收購或管理收購的手段進行介入,但這并沒有改變它在投資對象方面的基本特征。

    (3)風險資本的高風險性。風險資本的高風險性是風險資本一個十分突出的基本特征。從風險資本的實際運作經驗來看,風險資本在創造了許多成長神話的同時也導致了許多的敗績。風險資本的高風險性根源在于風險資本所涉及的風險因素復雜多變,來自于信息的不充分性、信息的不對稱性和不確定性,以及多方面的其他非可控因素等,風險集中于風險資本運作的整個過程。 

    三、風險資本與高技術創業企業的融合 

    雖然,至今風險資本還未成為企業融資領域的主流,而且它并不必然地以高技術企業作為惟一的投資范圍,甚至目前主導世界高技術產業發展的高技術企業群體中,有很多大企業也并未形成以風險資本背景的企業為主流的格局。但是,從以上對風險資本的認識可知,它從一開始就與高技術及高技術企業存在著密切聯系,對高技術的青睞和高技術的商業化預期是導致風險資本誕生的重要動因之一,談到風險資本就很自然地將它與高技術企業聯系在一起。風險資本與高技術企業之間的融合,表現為風險資本與高技術企業的聯姻和結合,進而表現為高技術企業通過融入風險資本實現成長和風險資本通過高技術企業的成長實現增值。 

    但風險資本與高技術企業的融合不是簡單的結合,是具有明顯的指向性的,即風險資本并不是能夠與所有的高技術企業融合的。正像ARD公司與DEC公司的成功結合一樣,風險資本與高技術企業的融合突出體現在風險資本與高技術創業企業的相互結合上,可以說,風險資本和高技術創業企業的結合乃是風險資本與高技術企業融合的直接的具體體現。 

    從要素資源這一價值創造的基礎層次來看,在價值創造的過程中,總是存在這樣的事實:所有具體的價值創造過程,都共同地包含著不同要素資源的結合過程,也都共同地表現為價值創造需要將不同的要素資源結合在一起方可進行的條件性特征。由這一事實所產生的一系列問題在于:為什么不同的要素資源需要結合在一起才能共同地進行價值創造?為什么不同的要素資源能夠結合在一起而共同地進行價值創造?以上問題的答案在于以下缺口理論的假說中。 

篇(3)

一、明確分類目的和原則。實施非信貸資產風險分類，真實、全面、動態地反映非信貸資產質量，充分揭示非信貸資產的實際價值和風險程度，發現和分析非信貸資產使用、管理、監控、催收、處置等各環節存在的問題，加強對非信貸資產的風險管理，提高非信貸資產質量，為下步建立科學合理的非信貸資產減值準備計提制度打下基礎。工作中，應善握四個原則，即：風險原則、真實原則、審慎原則、動態原則。所謂風險原則，就是以非信貸資產的內在風險為主要依據，以預計損失程度為主要分類標準。所謂真實原則，就是廣泛搜集非信貸資產的各類信息，嚴格按照分類標準、方法和程序進行分類，充分估計現實與潛在的風險狀況，全面、真實反映非信貸資產的風險程度。所謂審慎原則，就是對非信貸資產的風險分類進行定性定量相結合地分析、評估，科學合理地劃分風險類別，對減值跡象判斷困難或計量精確性受到影響的，應運用審慎的專業判斷和穩妥的分類方法。所謂動態原則，就是當出現有可能影響非信貸資產風險的因素時，應適時、動態地對相關資產進行重新認定與分類。

二、掌握分類的核心定義。非信貸資產是指農村信用社資產負債表中除信貸資產以外的各類資產。根據風險和損失程度的不同，劃分為安全性和風險性兩類。安全性非信貸資產是指無風險或風險很低的非信貸資產，主要包括現金及周轉金、存放中央銀行款項、存放聯行款項等非信貸資產項目。風險性非信貸資產是指有風險或風險程度較高的非信貸資產，主要包括專項央行票據、同業債權、待處理抵債資產、應收賬款、其他應收款、投資類資產、委托及資產、固定資產、在建工程、無形資產、遞延資產、待處理財產損溢、固定資產清理、歷年虧損掛賬等非信貸資產項目。風險性非信貸資產按照風險和預計損失程度,劃分為正常、關注、次級、可疑和損失五個類別，其中后三類合稱為不良非信貸資產。分類標準的核心定義是：正常類：資產未出現減值跡象，資金能夠正常回收，沒有足夠理由懷疑資產及收益會發生損失。其基本特征為“一切正常”。關注類：資產未發生減值，但存在一些可能造成資產及收益損失的不利因素。其基本特征為“潛在缺陷”。次級類：資產已出現顯著減值跡象，即使采取各種可能措施，資產仍可能形成一定損失，但損失較小。其基本特征為“缺陷明顯，損失較小”。可疑類：資產已顯著減值，即使采取措施，也肯定要形成較大損失。其基本特征為“肯定損失，損失較大”。損失類：在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或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之后，資產仍然全部損失或只能收回極少部分。其基本特征為“基本損失”。

三、把握分類的方式方法。在對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等進行分析的基礎上，結合非信貸資產的形態、對象、權屬、賬齡等因素，對不同的非信貸資產相應使用風險分類法、賬面價值法、可變現凈值法、成本與市價孰低法和專家判定法等分類方法進行質量分類。所謂風險分類法，就是根據資產賬齡、交易對手履行合同和債務償還能力等進行質量分類的方法。主要適用于專項央行票據、同業債權、投資類資產、應收賬款、其他應收款項等。所謂賬面價值法，就是根據資產的特性、合同及賬面的價值,能直接確認有無損失或損失程度，將資產直接按照賬面價值和損失程度進行質量分類的方法。主要適用于安全性非信貸資產和風險性非信貸資產中的待處理財產損溢、歷年虧損掛賬等。所謂可變現凈值法，就是以風險性非信貸資產賬面余額，扣除其可變現凈值或可收回金額后的差額部分，作為預計損失的質量分類方法。可變現凈值是指以資產預計售價減去預計相關處置稅費后的金額。預計損失計算：預計損失額=資產賬面價值–可(已)變現凈值；預計損失率=(預計損失額/資產賬面價值)×100%。主要適用于待處理抵債資產、固定資產、固定資產清理、無形資產等。所謂成本與市價孰低法，就是根據投資成本與市價孰低的原則，估算投資損失的質量分類方法。預計損失計算：預計損失額=資產賬面價值–公允價值；預計損失率=(預計損失額/資產賬面價值)×100%。主要適用于投資類資產等。所謂專家判定法，就是以風險性非信貸資產實際情況為基礎，經專家組綜合判研確定預計損失的質量分類方法。主要適用于資產情況復雜、資料不全、信息有限，不能使用上述分類方法確認損失的資產。專家組由各級農村信用社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組成，也可聘請社會中介機構和有關專家組成。具體工作中，應根據實際，決定采用的分類方法，省聯社制定的《山東省農村信用社非信貸資產風險分類工作方案》及《山東省農村信用社非信貸資產風險分類實施細則》已經進行了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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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衍生金融工具確認難點解決方案

衍生金融工具作為防范風險的一種契約，起初并未在表內確認。我國原有會計準則體系中沒有金融工具方面的準則。隨著我國金融業提速發展、全球金融創新浪潮沖擊以及中國會計準則的國際協調化，相關金融工具會計準則的制定便應運而生。我國近期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金融工具確認與計量》新準則中將衍生金融工具納入表內，在衍生金融工具的確認方面，不但規定了確認標準，還將確認細化為初始確認與終止確認，改變了我國長期以來僅在表外披露的做法。但有關衍生金融工具的會計問題學術界還需要進一步進行探究與思考。本文以會計的基礎理論為切入點,對衍生金融工具會計確認問題提出了相應的解決思路，并從經濟學、哲學和國際發展趨勢等方面進行了分析，提出擴充現有會計要素定義外延的解決方案。

一、問題的提出

傳統財務會計理論是以權責發生制和實現原則為基礎，以交易價格和歷史成本為主線，強調穩健性原則，僅對已發生的交易或事項進行確認、計量，提供的是面向過去的財務信息；認為衍生金融工具簽訂的合約所體現的簽約雙方的權利與義務，不符合資產或負債的定義中的三個基本特征，然而衍生金融工具有著極高的風險性，一旦市場發生了不利的變動，就可能造成巨大的“浮動盈虧”，會計有“反映性”的要求，如果不在報表中反映就會增加衍生金融工具的會計潛在風險，而要在表內確認衍生金融工具，則會碰到兩個難點：是否滿足“過去交易或事項的結果”是否滿足“該項目所能帶來的經濟利益能夠可靠地計量”的問題，對傳統會計要素的確認觀念和確認標準產生沖擊，所以在國際上無論是FASB還是IASB都采取了慎重的態度。

二、衍生金融工具確認問題的三種解決思路

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所有關于衍生金融工具會計問題的爭論，最終都將落腳到一些會計基本理論上，需要對會計的基本概念進行深入研究。所以，解決衍生金融工具確認問題，本文強調從理論基礎方面進行歸結,主要有以下三種基本解決思路：

（一）第一種解決思路是“增設衍生金融工具資產和衍生金融工具負債會計要素”，即把衍生金融工具作為一個新的、單獨的會計要素納入會計報表體系。用會計恒等式表示：“資產+衍生金融工具資產=負債+衍生金融工具負債+所有者權益”，認為衍生金融工具不能滿足現有會計要素的定義，那么就把衍生金融工具分為衍生金融資產和衍生金融負債作為一個新的、單獨的會計要素納入會計報表體系中。（二）第二種解決思路是“擴充現有會計要素定義的內涵”，使之能夠包容衍生金融工具。認為衍生金融工具經濟事項實質上已為企業所擁有或控制，與之相關的風險和報酬已經轉移，那么確認資產和收益中包括的不確定性就相對較小，高估收益的可能性也隨之減少，因而，現在的問題是衍生金融工具具有未來性，在合約簽訂時交易并未發生，而傳統會計要素則強調“過去交易或事項的結果”就不再是確認會計要素的必要條件，即會計要素定義中解除了“過去交易或事項的結果”這一基本要素。（三）第三種解決思路是“擴充現有會計要素定義的外延”，即增加要素定義的條件，使之能容納衍生金融工具。將資產的條件擴充為“兩個固定的基本特征+一個可選擇的基本特征”的方式。就是將“由于過去交易或事項”這一基本特征擴充成平行的四個“相當的”可選擇的基本特征，使經濟業務在滿足“為企業所擁有或控制”和“未來經濟利益的流入或流出”兩個基本特征下，在滿足擴充后可以選擇的四個基本特征中的任意一個即可確認，即：“資產是可能的未來利益，它是通過下列條件之一由特定主體取得或加以控制的：1．由于過去交易或事項（包括產權交易）；2．由于簽訂了不可更改的合約，其風險和報酬實質上已經轉移；3．由于其市場價值(有公開標價或獨立公正的中介機構評估)長期高于賬面價值并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不會有基本上的改變，在己取得或控制的未來經濟利益上的增值部分；4．由于環境和自然原因，在可靠計量并極可能實現的前提下，未來經濟利益的增值”。即擴充現有會計要素定義的外延后，資產不僅包括過去交易或事項引起的資產，還包括合約產生的資產。衍生金融工具因滿足基本特征的第2條，從而能夠確認衍生金融工具。

三、解決思路的多視角分析

對于上述的三種基本解決思路方案，我們從經濟學、哲學、會計基礎理論和國際發展趨勢等方面，從不同視角進行闡述和對比，具體內容如下：

（一）經濟學角度：會計學從本質上看帶有經濟學的屬性，屬于統計學，這種屬性決定了會計學的改進和發展目標實質上是一個減少不確定性的過程。心理學家蓋爾特分析：人們追求確定性較大的事物，并要維持確實可靠的防范措施。任何一門學科，它都經歷從描述性到形式化再到精確化這么三個基本層次。會計隨著法律、市場等環境條件的完善及計量手段和信息傳遞技術的發展，將衍生金融工具等不確定性經濟業務有表外披露納入到會計報表中也是“會計的發展是反映性的”要求，那么第三種解決思路以不確定性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轉化或者視為確定性為理論基礎，將不確定性有效地納入到會計要素確認中來，有利于前瞻性的財務會計概念體系的建立。

（二）哲學角度：哲學原理中理論具有層次性：表層理論、中層理論和深層理論。結合會計理論的層次關系表現歸結如下表：

最高理論層次深層理論：世界觀方法論理論

指導反作用

會計準則應用層次理論：基本理論、基本結構、基本原則，深層理論的具體化

指導反作用

會計準則指南表層理論：應用層次的理論，中層理論的進一步具體化

指導反作用

會計實務實踐

因此，一種理論不僅應能指導當前的實踐，而且還應該具有前瞻性，否則理論的指導作用就會被削弱。會計要素的定義作為會計基本理論的一部分，也應該能夠適用于未來的業務。第一種解決思路僅靠增加新要素的方法，是一種隨著經濟的發展，新事物的不斷出現而不斷變動會計核算體系，是一種權宜之計，只能解決眼前的問題，不能適應未來的變化，具有"時滯性"，對實務缺乏指導性。因此，不是理想之舉。第二種解決思路中擴充后的資產和負債定義將資產與負債的邊界模糊化，可能將一些不符合會計要素定義的項目納入到會計報表中；對現有會計體系變動太大,不易為人們所接受,具有隨意性,沒有一個理論體系支撐。

（三）會計基礎理論角度：關于衍生金融工具確認，起源于應否確認履行中合約的國際理論爭論，結果有三種觀點：1．全面確認履行中合約的主張；2．反對確認履行中合約的主張；3．只應該確認符合一定條件下的履行中合約。爭論的結果本質是根據“實質重于形式”原則，探討“不確定性”是否符合在現實條件下滿足會計確認的“確定性”。分析認為衍生金融工具確認滿足FASB和IASB所強調的權利和義務的“確定性”，可以在簽約時可以進行初始確認：衍生金融工具的“不確定性”主要表現在交易結果的“不確定性”，但是這種交易結果的“不確定性”與交易是否得到履行并完成并沒有太大的關系；在實踐中人們為了避免這種交易結果的“不確定性”，設計了有助于保證衍生金融工具合同得到正常履行的市場制度，如：市場上的間接結算制度和定期的保證金制度，以使合同履行受高信用擔保的保障，使權利和義務具有會計確認條件的“確定性”，所以第三種解決思路將衍生金融工具確認的“不確定性”納入會計要素的定義中是有理論和實踐依據的。

（四）國際借鑒角度：FASB在SFAS133中主張衍生金融工具符合要素定義是在資產的三個基本特征中，突出預期“獲取或犧牲未來經濟”和“為企業所擁有或控制”這兩個基本特征，并不是否定“過去的交易或事項形成的”這一基本特征；IASC也有相類似的見解。事實上，IASC從詮釋負債的定義入手，把“合約”列為導致法定義務的事項，以相當于“過去交易或事項形成的”這一特征。IASC明確地提出，合同是形成確定性義務（負債）的法定事項。IASC在IAS37中提出“負債，是指企業因過去事項而承擔的現時義務，這項義務的履行預期會導致含有經濟利益的資源流出企業。義務事項，指形成法定義務或推定義務的事項，這些法定義務或推定義務使企業別無現實的選擇，只能履行該義務。法定義務，指因以下任何一項而產生的義務：1．合約；2．法規；3．法律的其他司法解釋。推定義務，指因企業的行為而產生的義務，其中：1．由于以往實務中的習慣做法、公開的政策或相當明確的當前申明，企業已向其他各方表明它將承擔特定的義務；2．結果，企業使其他各方形成了對企業將履行該義務的合理預期。”IASC這樣定義，較“周到”的將衍生金融工具代表的義務（和權利）代表的“確定性”納入到會計要素的定義中，第三種解決思路的指導思想與國際做法如出一轍。

四、結束語

擴充現有會計要素定義外延的解決思路是一種可取的方法，它能有效解決衍生金融工具的會計確認問題，具有理論基礎和哲學指引，能夠“反映”經濟的變化發展，也將有助于推動我國會計的國際協調。

[參考文獻]：

1．陳小悅著,《關于衍生金融工具的會計問題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2．(世界銀行)格魯寧，科恩，財政部會計準則委員會組織翻譯，《國際會計準則實用指南[M]》，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1年版，P116-P122。

3．葛家澍、陳箭深，《略論金融工具創新及其對財務會計的影響》，《會計研究》，1995年，第8期.

4．LilE.Crawford，UsingandAccountingforDerivatives:AnInternationalConcern,JournalofInternationalAccounting,Auditing&Taxation;

5．FranciscoGabrielHernandez,DerivativesandtheFASB：VisibilityandTransparency,CriticalPerspectivesonAccounting.

AccountingRecognitionfortheDerivativeFinancialInstruments

LiyanChengTao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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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務風險財務人員不確定性

財務風險是指醫院在各項財務活動過程中，由于內外環境各種難以預料或無法控制的因素作用，使財務系統運行偏離預期目標而形成經濟損失的可能性，財務風險不但影響醫院正常資金運轉，也損害醫院經濟效益的增長，嚴重時可使醫院陷入危機。本文將從財務風險的基本特征出發，分析醫院財務風險的成因，并給出醫院財務風險預防與控制的幾點建議。

一、財務風險的基本特征

醫院作為獨立的經營單位，與企業一樣也可能存在財務風險。醫院實施財務管理的前提是對自己所能承擔的風險有清醒的認識。在財務工作中，只有充分了解財務風險的基本特征和產生原因，才能采取針對性措施，防范和化解財務風險。歸納起來，財務風險主要具有以下幾個特征：

（1）不確定性，財務風險雖然可以事前加以估計和控制，但是未來的財務活動畢竟存在兩種可能，即實現預期目標和未實現預期目標，因此，成功與失敗兩種結果并存。

（2）相關性，財務風險貫穿于整個財務核算過程的始終，任何與資金運動相關的業務都會引起財務風險的發生。

（3）激勵性，財務風險的存在會促使單位采取措施防范財務風險，加強財務管理，提高經濟效益。

總而言之，財務風險是一個循序漸進、逐步積累的過程，它破壞性強，風險成因復雜，其總體水平是由各個環節的財務風險水平構成的。因此我們下面來具體分析醫院財務風險的成因。

二、醫院財務風險的成因分析

產生財務風險的原因很多，既有醫院外部的原因，也有醫院自身的原因，而且不同的財務風險形成的具體原因也不盡相同。總體來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醫院財務的宏觀環境復雜多變

宏觀環境包括經濟環境、法律環境、市場環境、社會文化環境、資源環境等因素。這些因素存在于醫院之外，但對醫院的財務管理會產生重大的影響。宏觀環境的變化對于醫院來說是難以準確預見和無法改變的。宏觀環境的不利變化必然給醫院帶來財務風險。如幾年前突襲而來的那一場SARS對醫院的效益帶來了很大的沖擊，在這期間，患者就診和住院的人數直線下降。如果財務管理人員素質不高、管理基礎工作不夠完善，會導致醫院財務管理系統缺乏對外部環境變化的適應能力和應變能力。

（二）微觀環境的不確定性

醫院財務工作人員素質良莠不齊，會計核算工作就其內容而言，很多業務都需要財務人員依據會計準則、會計制度客觀、公正地做出自己的職業判斷。如果財務人員的業務能力不高，則很難做出正確的判斷，會導致會計信息失真，誤導決策者做出錯誤的決策。引發財務風險。在內部控制方面，目前公立醫院財務風險最主要來源于存貨資產運營不當。固定資產利用率和配置效率較低，其增值能力和盈利能力較差；國有資產管理通道不暢，出資人不到位，國有資產流失現象嚴重，賬實不符等造成存量資產運營風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更重要的是醫院的管理理念滯后，管理手段和管理方法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

（三）收支不平衡導致財務風險

大多數醫院屬于國有事業單位，一直以來是“政策依賴型”單位，但是如今國有事業單位正要面臨體制改革，因此醫院未來也會經歷一場類似國有企業般的改制，從以往的“政策依賴型”轉變成“市場導向型”。這對各個醫院來說，是不得不深刻思考的一個問題，如何提高醫院競爭力，使自己的醫院在改制后仍能占有定的醫療市場份額是極為重要的。除了關注醫院的收人外，開源節流、嚴把支出關是必要的。

（四）財務管理人員對財務風險的客觀性認識不足

財務風險是客觀存在的，只要有財務活動，就必然存在著財務風險。在現實工作中，許多的財務管理人員缺乏風險意識，認為只要管好用好資金，就不會產生財務風險，風險意識的淡薄是財務風險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在實際工作中，有不少財務人員對人員間互相控制和制約的流程不了解、不重視，思想仍然停留在以前的舊觀念，一旦出現利用管理上的漏洞舞弊的現象，則會給單位造成很大的損失。

三、醫院財務風險預防與控制的幾點建議

結合上述醫院財務風險的主要成因，下文提出醫院財務風險預防和控制的幾點建議：

（一）適應外部環境變化，防范財務風險

外部環境對醫院財務活動產生影響作用是醫院財務難以改變的約束條件。外部環境涉及的范圍很廣，其中最重要的是市場環境、經濟環境以及國家政策。外部環境的變化給醫院的經營管理造成風險，因此應關注這些變化，防范可能造成的財務風險。醫院應了解市場需求和變化，明確醫院的市場定位，積極了解國家政策法規，對不斷變化的財務管理外部環境進行認真的分析研究，把握其變化趨勢及規律，并制定多種應變措施，適時調整財務管理的政策和改變管理發法，積極主動提高醫院對理財環境變化的適應力和應變能力，以此降低因環境變化給醫院帶來的財務風險。

（二）規范醫院財務預算管理

醫院要更新預算管理觀念，通過制度安排使財務預算的編制與執行成為一種規范和機制。預算的編制要細化到部門和項目，使預算執行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和可控性，并有時間表，以便監督；另外要加強預算執行的分析評價，及時、定期向院領導匯報，做到適時監督和及時控制。

（三）加強審計監督

審計是一個控制和防范財務風險的有力工具。醫院可以采用內外部審計并用的辦法。外部審計可以監督醫院財務運行情況，減少財務人員營私舞弊的可能性，提高財務報表的透明度，降低財務風險。內部審計可以對醫院各項財務指標關聯對比，找出財務工作中的弊病，通過對成本、利潤、資產、負債等方面的審計，醫院可以加強財務控制，最終防范并降低財務風險。

（四）加強風險管理部門的領導與管理

風險管理部門是醫院對財務風險防范的主要部門，負責分析醫院風險的來源、產生原因，制定風險防范的措施，實施風險防范的方案。因此，必須加強對風險部門的領導與管理：（1）要建立日常報告制度，有關部門必須對平時發生的事故予以記錄，分析原因，制定防止漏洞的措施。（2）例外管理。重大的風險事件予以特別解決，一般采用集體討論，或者專家咨詢。對特定項目的風險評價應由風險管理部門主持，有相關部門的主要負責人參加，同時還應適當地咨詢相關專家，才能做出風險方案供管理層決策。（3）其它部門的配合醫院的其它部門必須配合風險管理部門的工作，在制定相關管理決策時考慮風險對醫院財務目標的影響。（4）提高技術性操作的水平為了有效地對財務風險進行防范，管理部門必須熟知各種風險控制技術，通過比較各種技術的成本和效益采取最佳對策，來實現醫院對財務風險的防范。一般防范財務風險的技術方法是：回避風險法、分散風險法、降低風險法、轉移風險法、固化風險法、自我承擔風險法等。

（五）優化醫院會計人員素質

會計人員是處理會計信息及進行會計核算的當事者，他們對于財務風險既能及時發現，又能起到為領導提供建議的參謀作用。為此，首先要通過培訓和學習增強會計人員的法制觀念，增強使命感和緊迫感，提高責任心和自覺性。其次，要經常組織會計人員學習新制度，研究新問題來提高會計人員的業務素質。再次，要對會計人員經常進行職業道德教育以提高其政治思想素質，使其成為一個嚴格按制度辦事，不的會計人員。

參考文獻：

[1]沈相根.制定正確發展戰略規避醫院財務風險.中華當代醫學[J],2004(02).

[2]袁琳,趙芳.捕捉財務危機的信號[J].新理財,2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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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和諧規范監管理性

去年以來，中國股市出現強勢反彈，滬深股指大幅攀升，不斷創出歷史新高，期間雖有短時震蕩調整，但一直保持持續走高的牛市局面。巨大的財富效應吸引了大量的投資者入市，股民人數激增，股票市場存在的一些問題也逐步暴露出來。股票市場涉及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關乎中國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在建設和諧社會主義社會的今天，加快建立完善的資本市場、構建和諧股市具有現實而深遠的意義。

一、和諧股市的基本特征

和諧社會需要和諧股市，一個和諧股市的基本特征包括：第一，市場參與主體要誠實守信。即股票市場的參與主體要坦誠相見、相互信任，杜絕欺詐和惡意炒作。一個缺乏誠信的股票市場人為增加股市風險，助長投機行為，也會對自本市場的健康發展造成巨大沖擊。第二，市場參與主體按照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進行交易。即在交易程要按規則、政策和法律辦事，交易行為和過程要透明、合理、合法，杜絕暗箱操作。第三，市場的漲落按市場經濟規律運行。即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前提下，資本市場作為市場的一種，其運行必須要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盡量避免人為干預。

股票作為一個涉及成千上萬戶家庭的資本市場，其和諧與否關系到廣大股民的切身利益，關系到中國的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而且也將對世界經濟產生影響。有鑒于此，構建和諧股市勢在必行。

二、上市公司要切實規范企業管理

上市公司作為股票市場的重要主體，其發行股票的根本目的在于籌集資金、擴大規模，加快企業發展，而投資者購買股票是在支持企業發展的同時，從企業獲利，以分享企業的發展成果。因此，上市公司應當以對投資者負責的態度，切實規范資金運作。（一）加強企業管理，努力促進企業持續健康快速發展。要把投資者的每一份錢用在刀刃上，在提升企業管理水平、提高經濟效益、增強競爭力、增強發展后勁上下功夫，而不是僅把發行股票作為融資的一種手段，堅決克服股票“工具主義”思想。（二）確保公告內容真實。要依法真實的公布企業的相關信息，使投資者了解企業的經營和財務狀況，實現權利義務的對等。如果企業公告內容失真，無疑將對引發信任危機，后果堪憂。（三）杜絕違規信息披露。投資者對企業的信息享有平等的知情權，如果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違規不僅損害公司形象，更嚴重的是打擊了投資者對市場的信心，如果合法利益得不到有效保護，投資者成為驚弓之鳥，只好選擇遠離市場。

三、政府應加大對股票市場的管理和引導

目前的證券市場中，政府既是市場規則的制定者和執法者，同時又是市場最大參與者。政府的行為是否規范、合理，政府是否作為或不作為或作為過當，都直接關系到股市的穩定與否。政府如何調控股市需要認真研究，慎重行事。調控力度不到，沒有效果，調控力度過大，則可能出現大的波動，影響股市穩定健康發展。成熟股市亟需成熟的政府及其成熟的管理手段和方以便與市場進行更為理性的對話。（一）給投資者明確的政策預期。就當前的市場狀況而言，對投資者來說，宏觀因素的不確定性是最大的風險。因此，市場表現出的疑慮情緒，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加以疏導。應該說，在目前情況下，最有效的疏導工作，恐怕還在于解除投資者因不確定性而帶來的擔憂，解除因擔憂而帶來的投資行為上的恐慌和失控。要堅決澄清似是而非的、帶有“政策影子”的言論，解除投資者利劍高懸的感覺，這種感覺是不利于市場健康發展的。（二）進一步做好新股發行的核準工作。目前中國股市最突出的問題之一就是優質的、可供投資的上市公司不足，因此應當提高效率，加快速度，不斷增加市場中優質股票的供應。做好新股發行工作，增加股票供給，不僅有利于維持股市的供求平衡，減緩股指上漲的速度，保證股市穩定發展，而且也給投資者提供了新的投資機會。（三）嚴厲打擊違規行為。加強市場基礎性制度建設，針對市場中暴露的這些問題，監管部門應及時做出反應，果斷采取措施，堅決打擊違規、嚴厲懲處犯罪行為的積極措施，以此凈化股市環境，增強監管的有效性，夯實市場基礎，為市場下一步的健康前行提供動力（四）運用市場化手段進行梳理，有針對性、有節奏地采取多樣化的組合手段。應盡量避免采用行政手段來調控股市，雖然行政手段見效快，但其容易產生較大的副作用。管理層為了保護投資者利益，應當依法監管。因此，對股市中的違法現象必須堅決地管，徹底地管。但是，對股指高低則不應該直接去管，更多地應當采用市場化的方法加以引導.四、股民應保持理性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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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政策性老年人意外傷害保險;性質;基本特征

中圖分類號：C913.6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27-000-01

我國已步入老齡化社會。2015年底，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22億人，占總人口16.1%;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14386萬人，占總人口10.5%。老年人收入低，因年齡、身體狀況、生活環境等因素影響，老年人遭受意外傷害、身患疾病的概率明顯高于其他年齡群體。老年人的權利現狀值得關注。

而近些年見諸報端的一系列被救老人“訛人”事件，引發的社會各界爭議“該不該扶摔倒老人”，更使公眾進一步聚焦老年人。身陷困境本應被救助的老年人“訛人”事件，看似是道德問題，但有著深層次的社會原因，歸結起來是經濟問題。據報道事后一些訛人老人稱沒錢看病。

怎樣改進老年人的權利現狀，尤其是怎樣有效幫扶意外傷害后的老年人，各地政府近些年試點開展老年人意外傷害保險。今年5月，全國老齡辦等四部門聯合公布《關于開展老年人意外傷害保險工作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指出將通過多項措施使意外傷害保險最大限度惠及廣大老年人。

一、政策性老年人意外傷害保險的含義、性質

老年人意外傷害保險是由投保人與保險人簽訂保險合同，在被保險人因遭受外來、突發、非本意、非疾病的事件直接導致老年人身體傷害或死亡時，依照合同約定，給付受益人保險金的一種商業保險。“意外傷害”是指遭受外來的、突發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觀事件直接導致身體受到的傷害。在傳統的商業保險中，因猝死或疾病引起的身故、傷殘等，均屬除外責任，例如身體發病引起摔倒受傷不算“意外傷害”，承保公司不賠償。并且，傳統商業保險的條款，都不承保65周歲以上的老人，老年人的風險保障機制不到位，老年人得不到保障權利。

政策性老年人意外傷害保險，指政府出資為老年人購買意外保險。這項由政府出手推動的公益險，具體作法是民政局、財政局、老齡辦等政府機構依托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等商業保險公司開展老年人意外傷害綜合保險保障工程。該項惠民工程通過商業保險、政府機構聯辦協作機制化解老人的個體財務風險，提高老年人抵御意外風險能力，推進老年福利補缺型向適度普惠型發展。

這種政府支持的老年人意外傷害險由政府采購，即由政府統一投保，具有很大的公益性，保險公司一般都會做出彈性處理。如老人摔倒受傷，會得到保險公司給付的保險金。政策性老年人意外傷害險被解讀為“摔倒險”。

二、政策性老年人意外傷害保險的基本特征和開展情況

政策性老年人意外傷害保險（簡稱銀齡安康行動），呈現以下基本特征：

1.“老人險”由政府出資、集體資金、社會捐贈資金或從福利公益金出資。如在2012年9月有些城市由政府買單，為持有免費公交乘車卡的老人購買公共交通意外險。2015年北京市財政統一出資120萬元，對本市籍60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共計近7萬人投保，每人一份。至2015年12月，由廣州市福利彩票公益金補貼，為五類困境老人購買的意外傷害險參保率達到100%。2015年10月嘉興市正式實施政策性老年人意外傷害保險，投保保險費由市、區兩級財政按照6：4的比例分擔，為共計81萬余戶籍老年人購買保費為20元的意外傷害保險。

2.保費最低。如2015年，北京年度保險費用是15元、17元，杭州年度保險費為20元，廣東設有年保險費10元、20元不等。

3.保險范圍最廣。如多地覆蓋65歲以上本地全體老人、“五保戶”老人免費參保、非本地戶籍的老年人每年只需要花費十幾元或幾十元就可以換取意外傷害身故、意外傷殘、意外醫療、意外住院津貼等四重保障。

4.理賠標準最高。賠付內容分為死亡或傷殘保險金、醫護費用賠付、骨折補貼三類。如北京被保險人在特定公共區域活動，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時發生意外傷害引發身亡、殘疾或燒燙傷，可獲得50000元的賠償，因意外傷害住院將獲得每天30元的定額;老人險的年保險費只有17元，費用遠低于普通的商業意外險，賠償額卻最高達20萬元。安徽安慶，最低保費每份50元，意外醫療保額每人6000元，意外傷害保額每人15000元，對生活困難的低保戶、五保戶老年人實行優惠政策，最低保費每份40元。2015年7月，廈門市首個由政府主導的老年人保險項目即老年人幸福安康險正式實施，在保險期限內，參保老人如發生意外造成傷殘，最高可獲賠10萬元。

5.政策支持。近些年，政府機構陸續發文，強調重視老年人意外傷害保險工作，稱其是完善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的重要內容，是落實黨和政府民生政策的具體體現。《關于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若干意見》、《關于加快發展現代保險服務業的若干意見》、《關于進一步加強老年人優待工作的意見》，提出“引導和規范商業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公司等金融機構開發適合老年人的理財、信貸、保險等產品。”、“鼓勵老年人投保健康保險、長期護理保險、意外傷害保險等人身保險產品”、“要把發展現代保險服務業作為保障改善民生的重要抓手。” “倡導老年人投保意外傷害保險，保險公司對參保老年人應給予保險費、保險金額等方面的優惠”。2014年8月，國務院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加快發展商業健康保險，提到“要豐富商業健康保險產品，開發面向老年人、殘疾人等的保險產品。”

三、政策性老年人意外傷害保險的作用

開展老年人意外傷害保險工作堅持政府引導、市場運作、體現公益、投保自愿的原則。政府為老人購買摔傷保險，保險金承擔摔倒老人的部分傷害和給付醫療費用。政策性老年人意外傷害保險會提高老年人的福利權利;從社會層面，對老年人的經濟制度性保障，會消除人們扶助摔倒老人的經濟風險和顧慮，增強全社會抵御風險的能力。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