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25 16:30:24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經濟理論與經濟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會計經濟觀是對權益主體范圍及歸屬的認識,由此設計對企業性質的認識,對相關會計和會計信息進行最基本記錄、計量和報告的觀點。傳統會計經濟觀主要有業主權理論、主體理論(稱實體理論)和經濟理論,其他的會計觀包括基金理論、剩余權益理論、投資者理論、企業理論和指揮理論。傳統收益計量思想“收入費用觀”的顯著特點是“面向過去計量”,該思想堅持收入實現原則和穩健原則,以歷史成本為計價屬性,以交易法確認收入,很少考慮企業未來的環境變化,不能如實地反映企業的全面收益。新會計經濟準則體系以反映企業全面收益為直接目標,其指導思想部分放棄收入費用觀,而大范圍使用資產負債觀這一收益計量思想,更多考慮企業未來面臨的環境變化,充分揭示企業的風險,全面反映和計量企業的收益,以反映企業的價值,“面向未來計量”是該思想內核的集中體現。本文旨在對傳統會計經濟觀進行研究的同時探討新會計準則下的經濟形態的轉變。
2.文獻的搜集和選取
2.1文獻數據的來源
本文基于對相關學術期刊的分析,在相關文獻的搜集過程中,主要搜索范圍為6種會計類核心期刊及5種經濟期刊中的相關文獻,檢索的時間段為1995—2013年。如下表所示。
2.2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獻檢索法,對表中所示的期刊從1995到2013年進行檢索,篩選條件為論文名稱中至少有一個詞為會計觀或經濟理論、業主權理論,然后對篩選出來的文獻進行分析,最終得到30篇在會計觀方面有一定代表意義的研究文獻。
3.研究結果與分析
現階段的傳統會計經濟觀主要分為業主權理論與經濟理論(也稱實體會計觀)。業主權理論的理論來源是復式記賬法,認為企業的唯一主體是企業的所有者,基本原理是資產-負債=業主權益,這一原理也是資產負債表觀的理論基礎;經濟理論的核心思想認為企業與業主是兩個獨立主體,業主并非唯一的權益持有人,會計信息以企業為中心,基本原理是資產=權益(債權+所有權)。基于相關學術期刊與文獻,現作如下分析:
褚洪生、卜華認為這兩種理論在以下四個方面形成鮮明的對比。
3.1起源不同
業主權益理論是圍繞業主權益展開研究的。業主權益理論最初形成于對13世紀地中海沿岸各國出現的復式記賬法的解釋,復式記賬是從業主立場上看待賬戶的意義,對復式記賬的這種解釋標志著業主權益理論的形成;經濟理論是圍繞經濟實體展開研究的,企業主體理論產生較早。
3.2企業目標不同
業主權益理論下企業的主要目標是確定和分析業主的凈財富,主要內容是以業主權益為出發點保持會計記錄和編制財務報表;經濟理論下企業的目標是企業價值的最大化,其核心思想是凈收益歸企業所有,而不是業主所有。
3.3主體不同
業主權益理論下的主體是單個企業家或股東(即業主),他們通過人經營企業;經濟理論認為企業是經濟實體,企業單位是經濟利益的中心。企業與業主是不同的實體,企業作為一個法人在法律上是獨立的實體,在經濟上是獨立于業主的。
3.4會計等式與會計要素的含義不同
①業主權益理論下的會計等式為:資產-負債=業主權益,企業主體理論下的會計等式為:資產=權益。②業主權益理論下會計要素的含義。業主權益理論的主要目標是確定和分析業主的凈財富,因此對于要素的解釋以業主權益為中心;經濟理論下會計要素的解釋是以企業實體為中心的。
胡紅梅認為,在業主權理論下,債務利息和所得稅都代表業主的一項費用,應在決定業主的凈收益之前予以扣除。企業某年創造的價值就是收入大于費用(包括債務利息和所得稅)形成的凈收益,即在宣告紅利(股利)前公司的全部凈收益都是企業價值的增值;在經濟理論下,企業賺取的收益是企業自身的財產。利息、所得稅及股利都應視為收益的分配而非費用,即是對各種權益持有人進行的分配,均屬于公司收益的分配。因此,企業某年創造的價值應視企業的息稅前利潤,即在支付利息、所得稅及股利前的利潤額。
業主權理論是一種凈財富概念,即代表所有者(業主)擁有的凈財富(凈價值)。按照業主權理論,收入即為業主權益的增加,費用為業主權益的減少,收入大于費用而形成的凈收益直接歸屬于業主權益的增長。發放現金股利應視為業主資本的撤出,留存收益則是業主權益的一部分。股票股利僅表示業主權益之間的內部轉移,并不代表股東的收益。然而,債務利息代表業主的一項費用,應在決定業主的凈收益之前予以扣除。公司所得稅在業主權理論下也應視為一項費用,或者說它是股東應納的所得稅而由企業代為支付而已。
總括收益觀是基于業主權理論的,因為這時的凈收益包括期間內影響業主權益的全部項目,僅排除股利發放和資本交易。業主權理論特別適用于獨資企業組織。
經濟理論認為,企業主體本身是獨立存在的,甚至具有自身的人格化。企業的創立者和業主并非與企業的存在相同。主體理論主要適用于公司組織。
其理論依據的會計恒等式是:資產=負債+業主權益,即資產=權益(負債+業主權益)。根據主體理論,負債是企業自身的特定義務,資產代表企業自身收受特定物品和服務或其他利益的權利。
如果從嚴格意義上看,企業賺取的收益是企業自身的財產,只有股利分派部分才代表股東的收益。因此,留存收益應視為“公司自有的權益”。經濟理論還為債務的利息應視為收益的分配而非費用,即對各種權益持有人進行的分配,均屬于公司收益的分配。凈收益不被視為直接屬于股東的收益,收入和費用并不代表股東權益的增減,這樣,收入只是企業的成果,費用就是企業為獲得收入而消耗的物品和服務。
[關鍵詞] 假設 實證 非均衡效應
一、引言
許多經濟學提出并論證其經濟理論及其經濟政策的目的,是探索經濟運行達到均衡或最優的途徑。但是,某些理論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完善,或是因為歷史的局限性,使得在研究方法上的缺失引致其研究目的出現偏離,即構成某一經濟理論基礎的假設條件與現實嚴重脫節,而學術界或實踐過程對這種在虛擬假設前提下推導出來的理論的實證檢驗往往滯后,不能在當期得到檢證并對其誤差及時予以糾正,在某一特定理論主導經濟學派和經濟決策的情況下,可能導致經濟活動出現跨期非均衡效應。
本文主要對古典經濟理論和赫克歇爾――俄林比較優勢理論靜態研究方法的某些不足及其影響進行分析。
二、古典經濟理論和赫克歇爾――俄林比較優勢理論的重要假設
以斯密,李嘉圖,赫克歇爾――俄林為代表的古典經濟理論和比較優勢理論,對經濟學理論作出了重大貢獻,但是其研究方法的不盡完善,也對經濟活動產生了深遠的負面影響。具體反映在上述理論的兩大重要假設及其推論。
假設及推論1:市場完全競爭,價格充分反映供給與需求狀況,通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能支配商品生產和交換的全過程,和實現經濟人的利益最大化,國家的過多干預不必要。
假設及推論2:只有兩個國家,兩種生產要素,完全專業化的生產兩種產品,兩國物質條件與需求相同,一國(如A國)擁有豐富和價格便宜的勞動力,適宜生產和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另一國(如B國)擁有豐富的價格便宜的資本,適合生產和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A 國和B國各自專門生產和出口有比較優勢的產品,便都能從中受益獲利。
三、對古典經濟理論和比較優勢理論假設條件的歷史驗證與實證分析
1.古典經濟學家對市場結構,市場機制的假設與現實(包括古典經濟學家所處現實)不符。首先,由于存在壟斷競爭,寡頭競爭和壟斷,市場結構通常處于不完全競爭狀態,價格也隨之被扭曲。其次,價格扭曲及其信息的不對稱,使長期和穩定的供需平衡難以僅僅依靠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達到。再次,既然市場不能總是出清,國家適度的干預作為一種次優調節手段是必要的。最后,依靠市場只能實現一部分人的利益最大化,而非所有市場經濟參與者都能實現其利益的最大滿足。
然而,古典經濟學家對市場調節機制理想化假設及其推論,主導了西方經濟學界和政府決策一百多年,使國家對經濟的必要調節弱化和滯后,直到凱恩斯主義出現,才對古典學派的某些不足進行了糾正或補充,但這是通過1929年世界性經濟危機――這一嚴重的經濟失衡作為強制性的校正因素來實現的。
2.李嘉圖,赫克歇爾,俄林對比較優勢的假設及其推論,僅僅指出不同國家按比較優勢進行專業化分工生產,和相互通過國際貿易能夠獲利,但是沒有涉及對國際相對價格的確定及其貿易利益的分配均衡問題。按比較優勢理論的假設和推導:資本豐裕的國家應該專門生產和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勞動力豐裕的國家應該進行專業化生產并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似乎就能使具有豐裕資本的發達國家,和擁有豐裕勞動力資源的發展中國家相互之間的經濟均衡發展。但是實際上,比較優勢理論曾經已導致一些發展中國家陷入“比較優勢陷阱”,使生產和出口初級產品的發展中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國際市場初級產品價格持續走低的情況下日益惡化,與生產和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的發達國家的差距不斷擴大。南北國家經濟失衡的調整和差距的縮小,很大程度上是后來依賴于發展中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爭取建立國際經濟新次序,80年代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提升出口產品結構,融入經濟區域化和全球化過程來逐步達到。
另外,里昂剔夫(1956)用定量方法對赫克歇爾――俄林的比較優勢理論進行實證分析的結果發現,美國這一資本最豐裕的國家大宗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口資本密集型產品,美國出口商品比其進口替代品的勞動密集程度高出6%[4]。這也進一步證實了世界各國基本上都從事相對專業化生產,而非絕對專業化生產。
四、小結
與現實不符的理論假設及推導一旦主導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其正確性在實踐和理論驗證滯后情況下,會導致經濟運行跨期失衡,背離經濟研究的目的――使經濟運行達到均衡。經濟理論僅僅采用簡單抽象法,靜態研究法等排除一些重要現實因素以達到模型最優是不夠的,尤其是重要經濟理論的假設,需要具有科學性、現實性、前瞻性,以便減少由于糾正理論誤差的時間滯后而產生的跨期經濟非均衡效應,降低經濟運行成本。
參考文獻:
[1]李天德主編:國際經濟學.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第26頁
[2]李天德主編:國際經濟學.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第44,55頁
關鍵詞:節能減排;低碳經濟;可持續發展
今世界低碳經濟與節能減排是密不可分,實現“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充分發揮其技術支撐作用,為服務節能減排、低碳經濟,實現經濟社會平穩較快發展作出新的積極貢獻。城市圈建設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的經濟模式,是人類社會繼劃時代改革創新的又一次重大進步。
1 實施節能減排的重大意義
目前, 全球氣候變暖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加強能源資源節約和生態環境保護,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和中華民族生存發展。必須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放在工業化、現代化發展戰略的突出位置,落實到每個單位、每個家庭、每個人。只有堅持節約發展、清潔發展、安全發展才能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同時溫室氣體排放引起全球氣候變暖,備受國際社會廣泛關注。進一步加強節能減排工作,也是人類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迫切需要,是我們應該承擔的責任。
2 實施節能減排的條件
2.1 節能減排形成低碳發展的長效機制
想要節能減排形成低碳發展的長效機制就要突出“長遠性”健全節能減排長效機制體制,節能減排必須作為一項長期性戰略任務,常抓不懈;突出“系統性”構建資源循環利用長效機制;突出“創新性”建立推動節能減排技術進步的優勝劣汰機制;突出“自主性”健全節能減排激勵約束機制。因此,我國應開展“應對氣候變化法”立法可行性研究,逐步建立應對氣候變化的法規體系。而且當繼續嚴把土地、信貸“兩個閘門”和市場準入門檻,嚴格執行項目開工建設必須滿足的土地、環保、節能等“六項必要條件”,要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行業過快增長,加快淘汰落后生產能力,完善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的政策措施,積極推進能源結構調整,制定促進服務業和高技術產業發展的政策措施。
2.2 建設低碳城市和基礎設施將低碳理念
引入設計規范,合理規劃城市功能區布局。深化循環經濟試點,推進資源綜合利用,推進垃圾資源化利用,全面推進清潔生產。在建筑物的建設中,推廣利用太陽能,減少小鍋爐和私自亂建違建的鍋爐,一些企業私自排放也是影響空氣質量的原因,盡可能利用自然通風采光,選用節能型取暖和制冷系統對節能減排目標未完成的企業,加大實行清潔生產審核的力度,限期實施清潔生產改造方案,制定和循環經濟評價指標體系,在不影響生活質量的同時有效降低日常生活中的碳排放量。
2.3 強化能評環評約束作用
在城市發展中工業發展占著非常大的比重,工業化企業的快速發展也是導致氣候環境變差的原因之一,所以作為第三方環評機構也越來越受到重視,對未完成節能減排目標的企業應當完善能評管理制度,規范評估機構,優化審查流程,暫停不達標企業新建高耗能項目的能評審查和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放項目的環評審批,進而嚴格實施項目能評和環評制度,所有新建高耗能、高排放項目的能效水平和排污強度必須達到國內環境監測標準,才能予以審核通過。
2.4 提高認識,鼓勵利益相關方參與實現
我國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但是低碳發展不但是政府主管部門或企業關注的事情,還需要各利益相關方乃至全社會的廣泛參與,發展低碳經濟,是我們轉變發展觀念、創新發展模式、破解發展難題、提高發展質量的重要途徑,政府、企業、學校、個人都應提高環保意識參與其中,為節能減排為我們生存的環境做出自己能力范圍之內的貢獻,為了更好的明天和美好的生存環境做出努力。
3 實施節能減排對發展低碳經濟的意義
3.1 節約能源是實現低碳經濟的重要手段
加快實施十大重點節能工程,實施水資源節約項目,加快水污染治理工程建設,推動燃煤電廠二氧化硫治理,減少煤炭的排廢量。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節約能源法》,節能是指加強用能管理,采取技術上可行、經濟上合理以及環境和社會可以承受的措施,從能源生產到消費的各個環節,降低消耗、減少損失和污染物排放、制止浪費,有效、合理地利用能源。節約能源,減少碳基能源消耗,對實現低碳經濟具有重要意義。
3.2 低碳減排減緩溫室效應的產生氣候變化
將給地球生態環境帶來一系列嚴重后果,溫室效應的直接災難性后果是全球氣溫升高,地球日益變暖,海水受熱膨脹,兩極冰雪部分融化,海平面上升,所以低碳減排能削減向大氣中排放溫室氣體,而低碳經濟正在逐漸步入歷史舞臺。很多國家著力于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制定新的能源政策,倡導低碳經濟,尋找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就是為了將排放的污染物對大氣的傷害減少到最小。
3.3 節能減排事關可持續發展
在 2014 年監測的 523 個城市中,空氣質量低于二級標準的達1/2 以上,居住在空氣污染嚴重環境中人口達城市人口的 2/5。我國的經濟發展處在工業化進程和消費結構升級加快的歷史階段,屬于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據有關部門證實,如果以世界人均水平為單位計算,我國除煤炭資源占 58.6%之外,其他重要礦產資源均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耕地為世界人均水平的 32%,水資源為 28%,天然氣、石油等重要資源的人均儲量僅分別相當于世界人均水平的7.05%、7.69%。因此,只有節約資源才有利于國家的可持續發展。
4 結論
關鍵詞:再生產理論
一、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
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從簡單再生產開始,以商品資本循環公式為基礎其核心問題是社會總產品的實現問題,即實物補償和價值補償。
首先,馬克思分析社會再生產實現條件時,是從社會總產品地實物構成和價值構成入手的。從實物構成上看馬克思把社會產品分為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兩大類,從而社會生產部門相應地分為兩大部類。生產生產資料地部類(Ⅰ)和生產消費資料地部類(Ⅱ),當然兩個部類地內部,又可以進一步分為更小地生產部門。從價值構成上看,社會產品可以分為三個部分,即c、v、m社會總產品按實物構成分為兩大部類和按價值構成分為三個部分,是馬克思社會再生產地基本理論的前提。社會總產品的價值補償和物質補償,表現在市場上,就是要求所有生產部門做到兩個方面,一是要賣得出去,把全部產品賣掉,收回價值,實現價值補償。二是要買得進來,通過購買,把已消耗掉地各種物質資料買回來,實現物質補償。
其次,馬克思再生產理論采用總量分析和均衡分析方法,對資本主義經濟運行進行了本質地分析,馬克思社會資本再生產地原理和分析方法對當前宏觀經濟調控具有重要意義。
我國仍然處于轉軌時期,結構性問題是制約市場機制運行地直接因素。我國目前地產業結構特點是第二產業比重過大,產業結構不合理。第二產業比重過大,體現在對投資品供給巨大和由此引起地消費品供給地連動擴大。生產資料地供給和需求要實現均衡,投資的結構要進行較大地調整,也就是說,要通過優化投資結構來實現。對一些出現過熱勢頭的行業,應壓縮投資規模。
最后,在兩大部類的增長關系方面,列寧發展了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其基本內容是:在技術進步的條件下,資本有即構成將不斷提高,這意味著社會總資本中不變資本的比例逐漸增長,可變資本的比例相對縮小,因而不變資本比可變資本增長的更快。從實物形式來看,就是生產資料的生產要比消費資料的生產要增長的更快。雖然生產資料要優先較快增長,但其增長最終必須依賴消費資料成產的增長。所以,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中,要科學處理幾大產業的關系,合理促成產業的演變和轉型。
二、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指導意義
馬克思的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揭示了在當時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資本發展的自我內在張力,以及社會生產協調發展的內在關系。在我們今天看來,這一理論對于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樣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首先,有助于正確理解和處理市場與政府之間的關系。從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我國開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國民經濟快速發展。但是,市場不是萬能的。如何有效地利用市場無形之手和國家調控的有形之手,降低宏觀經濟波動幅度;如何正確處理經濟發展中的速度、比例、效率之間的關系;如何促進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如何正確處理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系等等問題都影響到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均衡性和協調性。馬克思的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揭示了產業之間的關聯和所存在的比例關系,保持產業之間發展的合理比例,才能充分實現資源利用的效率和提高國民經濟的總體運行效率。因此,在發展市場經濟中,必須在充分利用市場機制的同時,加強政府對經濟的合理干預。
其次,有助于形成我國改造傳統產業、提升產業結構的指導思想。雖然馬克思再生產理論所關注的是物質生產部門兩大部類之間的生產與交換關系,兩大產業的劃分與現代經濟中三次產業的劃分有本質上的不同,但是,無論是對兩大產業還是三次產業,都是對國民經濟總體產業的研究,都是要加強產業之間發展的協調,促進產業的合理化與運行的高效化。這一理論思想在今天仍然有指導意義,有助于我們改造傳統產業,大力發展現代產業,提升我國的產業結構,實現產業結構的高級化。同時,在發展現代產業的過程中,更加注重產業之間的協調發展,降低產業發展不平衡的效率損失,保持國民經濟運行的穩定高效。
再次,有助于指導實現我國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在馬克思再生產理論中,資本表現出自我擴張的沖動和能力,這是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表現出資本在實現利潤最大化的誘惑下不斷擴大自身的生產規模。社會主義再生產過程也是一種擴大再生產,社會財富的不斷增加就是這一擴大再生產發展的結果。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保持和鼓勵這一資本內在的擴張動力,可以使我國經濟充滿活力,刺激經濟快速增長。在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合理指引下,我國經濟一定能實現又好又快的發展。
最后,加強企業的經營管理,逐步實現管理現代化。企業資金循環、周轉速度的快慢,除取決于生產中的物質技術條件外,又同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密切相關。在自然條件和物質技術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由于經營管理上的差別,企業資金的循環周轉速度和帶來的經濟效益是極不相同的。為了從管理中找效益,我們要力求做到:企業根據本身的技術構成情況和市場情況,合理地安排好貨幣資金、生產資金、商品資金三部分在時間上和空間上的協調關系,建立和健全財務、生產、供銷等職能機構,使生產設備、原材燃料和勞動力實現最佳的結合,使供、產、銷三個環節相互銜接好和配合好;加強市場調查和預測,生產適銷對路的產品,減少流通環節,從而縮短流通時間;不僅搞產品經營,而且搞資產經營,更有效地提高企業總資金的整體效益。
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朱方明,張銜.政治經濟學(上)[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
經濟增長與失業是宏觀經濟永恒的主題,但是在宏觀經濟學中,這兩者通常是分開進行研究的。失業被普遍看作是經濟周期的結果,在長期,失業率由自然失業率來確定,而經濟增長對自然失業率的影響并沒有得到充分的研究。作為宏觀經濟理論中的奧肯定律,實際上只是對經濟增長與失業之間統計結果數量關系的描述,而新古典增長理論只關注長期增長的動力,并不研究增長對失業的影響,其模型假定經濟是充分就業的。
推動經濟增長的技術進步會對失業狀況的變動產生著直接的影響,這一點早就為熊彼特(1934;中文版:1990)所關注。他認為資本主義是通過創新的競爭不斷地創造并進而破壞經濟的均衡結構的過程,即“創造性破壞”的過程,而這種“創造性破壞”會導致技術性的失業。[1](144-150)1980年代以來,將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思想內生化成為經濟增長理論的新思潮,其中一支重要的力量是以Aghion和Howitt(1992,1998,簡稱A-H)的理論為代表的熊彼特主義內生增長理論。Aghion和Howitt(1992)在新古典框架下,建立了一個包含隨機因素的,由垂直創新推動經濟增長的內生增長模型,[2](323-351)也被稱為新古典熊彼特主義的增長理論(Mulder, et al.2001)。[3](151-171)在此后的十幾年中,A-H以及一些學者在這個“創造性破壞”的框架下研究了與經濟增長相關的一系列經濟結構問題,其中包括經濟增長與失業的關系問題。A-H(1994)在1992年基本熊彼特模型的基礎上討論了技術進步背景下經濟增長與失業的關系,[4](477-494)其他一些學者則對A-H的這一研究擴展至勞動力市場不完全情況下的增長與失業,就業政策對增長與失業的影響等方面。本文將在 “創造性破壞”的基本模型基礎上介紹新古典熊彼特主義增長與失業理論的這一重要進展。
一、體現“創造性破壞”的基本模型
A-H基本模型(1992,1998)[2][5]假設社會中存在三種可交換的物品:勞動力L、消費品y和中間品x。勞動力可用于兩種用途:中間品的制造和研發,在研發中使用的勞動力數量為n。消費品的生產投入只有中間品,其生產函數為:y=AF(x),其中A為生產力參數。中間品由勞動力一對一的生產,所以可以用x代表中間品制造部門所使用的勞動力數量。研發部門主要從事中間品的研發,創新的到達是一個泊松過程。創新的泊松抵達率是:λn,即在研發部門投入的勞動力越多,創新成功的概率就越大,λ為固定參數。模型中假設新技術會完全取代舊技術,擁有新技術的中間品制造者成為中間品市場的壟斷者,并且專利法對技術進行永久性的保護,所以直到有更先進的技術出現,這種壟斷地位才會消失,這就是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的思想。t表示創新發生的次序,中間品創新的結果是推動生產力,具體地,是增大消費品生產函數中的生產力參數A,At+1=γAt,γ為創新對生產力提高的規模。
模型主要是通過研發者、中間品壟斷者以及勞動者的最優化來確定勞動力在研發和中間品的制造這兩個領域的配置,進而得出在這種均衡配置下的經濟增長路徑。
勞動力通過比較中間品制造部門和研發部門的工資決定自己在哪一個部門工作;中間品創新成功后,中間品的壟斷者的優化決策決定x的產量。研發者通過研發活動的優化確定研發的投入。研發的期望利潤為:λntVt+1-wtnt,其中wt為研發部門勞動力工資,Vt+1為第t+1次創新的價值。因此,研發部門最優化的條件是:
這個方程表示某一次創新的價值是在其生命周期內所產生的壟斷利潤流的凈現值。nt+1為第t+1次創新之后的研發投入。方程體現了“創造性破壞”的思想,即第t+2次創新成功后,第t+1次創新所獲得的技術將完全被替代,所以第t+1次創新的未來的利潤流要減去將來可能的由下一次創新造成的損失,并且,nt+1越大,第t+1次創新的價值就越小。進一步:
[AKx-D](ωt)為經生產力參數調整過的制造業部門的勞動力需求。聯立(4)和(5)兩個等式,可以得出均衡時的n和ω,并且這個均衡([AKn^],[AKω^])是唯一的。得到均衡值[AKn^]就可以得出均衡增長路徑。因為At+1=γAt,并且yt+1=γyt,所以可以得出對數化后的平均增長率為:g=λ[AKn^]lnγ,由此公式可以看出研發投入n是增長的唯一的內生的動力。由于工資、利潤和最終產出都是以γ的規模增長,所以這也是一個穩態均衡。
二、經濟增長對就業的“創造性破壞”效應和資本化效應
Pissarides(1990)在均衡失業理論框架下,借助搜尋匹配理論比較早地探討了經濟增長與失業的關系。[6]他認為更高的生產力的增長,會提高企業創造新工作崗位的回報,這會引致就業的增長,最終降低自然失業率,這個過程被A-H(1994)稱為資本化效應,但Pissarides(1990)并沒有把失業與技術進步聯系起來,在其模型中,經濟增長是外生的。
A-H(1994)在“創造性破壞”的內生增長框架內,以Pissarides(1990)的搜尋匹配理論為基礎探討了經濟增長對就業的兩個方面的影響,即“創造性破壞”效應和資本化效應。由技術進步推動的經濟增長“破壞”了使用舊技術的部門和企業,導致勞動者的失業,這被稱作經濟增長對就業的“創造性破壞”效應。當經濟增長速度提高時,技術進步使得創建一個生產單位的報酬也增加,投資者被鼓勵依據新技術去創建新的生產單位,賺取新的技術可能帶來的利潤,與此同時會吸收新的勞動力,這被稱為資本化效應。
對于“創造性破壞”效應,假設工人與生產單位之間的匹配速度為m(1,v),其中1表示參與匹配的總勞動力,v表示空缺的總崗位數。m為v的增函數。在穩定狀態,總的空缺崗位數保持不變,均衡的失業率由下式決定:
其中u為失業率,S為生產單位的生命期,p(v)為失業工人重新就業的流量,等于工人與生產單位之間的匹配速度,即p(v)=[SX(]m(1,v)[]1[SX)]=m(1,v)。上面公式的左邊表示工人失業的流量,用生產單位老化的頻率([SX(]1[]S[SX)])乘以當前仍在生產的生產單位數目(1-u);右邊表示失業工人重新就業的流量。
(1)式可變形為:
當由技術推動的增長速度加快時,生產單位的生命期S會縮短,對工作崗位的破壞速度也會加快,使均衡的失業率上升。這是“創造性破壞”的直接效應。另一方面,生產單位生命期縮短時,生產單位的投資的回報期也相應縮短,這阻礙了新生產單位的建立,空缺的崗位降低,失業工人找到工作的流量(即p(v))減少,這又使得失業率上升,這被稱為“創造性破壞”的間接效應。
對于資本化效應,在模型中,研發的自由進入條件為:
其中,d為經過生產力參數調整過的研發沉沒成本,λV為研發的瞬時預期收入,λ為創新的泊松抵達率,r-g為資本化該項預期收入的凈貼現率。當增長率提高時,凈貼現率下降,意味著創新的凈現值上升,這會刺激研究機構的進入,而當更多的研究機構進入時,就有更多的未來生產單位為社會提供工作崗位,即v會上升,從而降低了失業率。這就是經濟增長對就業的資本化效應。[7](733-753)在模型中,當p′(v)很大時,g接近于r,資本化效應起主導作用,當p′(v)足夠小時,“創造性破壞”效應占主導地位。
A-H(1994)的模型中只有技術的全面的更替,沒有逐步的技術更新,Mortensen和Pissarides(1998)則引入了技術的逐步更新進一步討論了Pissarides(1990)、A-H(1994)所提出的資本化效應。[7](733-753)在他們的模型中,企業對新技術的采用區分為兩種:一種是通過摧毀舊的工作崗位來采取新技術;另一種是企業保存舊有的工作崗位,使用原有的勞動力,更新原有技術。采用更新技術的方法要承擔一定的成本,這些成本包括購買體現新技術的機器設備以及培訓原有工人操作新技術的費用。在模型中,這種技術更新成本比較低時,企業傾向于保存原有工作崗位,使用原有工人逐步通過內部革新來更新其技術,結果是由技術進步推動的經濟增長降低了失業率;而當這種成本高于一定的值時,技術的進步會導致更多的工作崗位被破壞掉,這樣,經濟增長會提高失業率。
三、勞動力市場不完全情形下增長與失業的關系
Boone(2000)、Lingens(2003)以及Meckl(2004)在“創造性破壞”的框架下研究了存在工會討價還價、效率工資等因素的勞動力市場不完全情況下,經濟增長與失業的關系。
Boone(2000)研究了在選擇不同的創新方式時企業的決策對失業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研究了失業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8](581-600)他將創新區分為產品創新和過程創新。產品創新是指產品質量的提高;過程創新是指縮減企業的勞動力成本的創新,即新技術的自動化程度更高,更省人工。在勞動力市場不完全即存在工會、效率工資等因素的影響下,工資偏高,此時企業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情況下進行的決策是更多地采取過程創新,削減勞動力成本,而較少地采取產品創新。這種加重失業的創新方式會導致長期的增長率低于社會最優的經濟增長率。
Lingens(2003)的模型引入了工會對工資的討價還價,討論了失業對經濟增長的反作用,[9](91-104)這成為其顯著的特點。在他的模型中,勞動力分為高熟練工和低熟練工,中間品制造部門既使用高熟練工也使用低熟練工,研發部門僅使用高熟練工。工會只針對低熟練工的工資進行談判,在工會討價還價的影響下,低熟練工的工資會上升,這一方面會降低企業進行創新的現值,降低企業家研發的意愿,也就不利于經濟增長;另一方面,低熟練工的工資上升會使低熟練工失業增加,又因為低熟練工與高熟練工的邊際替代率遞減,這樣制造業部門低熟練工數量的下降會降低高熟練工的邊際生產力,所以制造業部門的高熟練工的工資會下降,促使高熟練工從制造業部門流向研發部門,從而提高創新的泊松抵達率,經濟增長率也會相應提高。這兩種效應哪一種占主導取決于中間品生產函數的替代彈性,如替代彈性小于1,則后一種效應占主導地位,也就是說工會的作用有利于經濟增長;如替代彈性大于1,則前一種效應占主導地位。
Meckl(2004)在A- H(1998)[5]的框架中,引入了效率工資,分析了長期經濟增長與失業之間的關系。其結論是經濟增長與失業之間的相互消長與部門之間的工資差異相關,高工資部門即研發部門的勞動力就業份額越高,則失業越嚴重,同時經濟增長率也越高。[10](65-82)
四、就業政策對增長與失業關系的影響
Mortensen(2005)進一步把搜尋匹配理論與A- H(1994)的模型結合起來建立了一個容納經濟增長與失業相互聯系的分析框架,并在框架中融入了就業政策和勞動力市場的因素,試圖分析政府的就業政策對經濟增長和失業的影響。[11](236-258)在經典的“創造性破壞”的增長理論中,自由進入條件即均衡條件是[SX(]w[]h[SX)]=V=[SX(]π(w)[]r+δ[SX)],其中w為工資,h為技術生產力的參數,[SX(]1[]h[SX)]為研發活動所花費的時間,r為利率,δ為創造性破壞率即創新的泊松抵達率。在Mortensen的模型中,勞動力市場是存在摩擦的。創新成功的企業進行中間品的生產要花費時間尋找勞動力,這樣創新的資產價格方程變為:rV=η([SX(]π[]r+δ[SX)]-V),η為廠商找到勞動力的速率,尋找工人所花費的時間服從期望為[SX(]1[]η[SX)]的指數分布。工人在尋找工作時資產價格方程為:rU=b+λ(W-U),U為工人進入失業狀態并搜尋新工作的收益,b為工人就業的機會成本,W為工人在生產部門就業的收益,λ為工人找到新工作的速率,W由下列方程決定:rW=w+δ(U-W)。這樣前面的自由進入條件就變為:
因此由勞動力市場存在摩擦情況下的自由進入條件和均衡失業條件可以得到穩態增長路徑上創造性破壞率δ與勞動力市場緊張程度θ之間的對應關系。在δ與θ的空間中可以畫出自由進入條件和穩態的匹配條件(見下圖)。[CR9T5]
EE線為自由進入條件曲線,0M為穩態匹配條件曲線。兩條曲線的交點是穩態增長路徑上δ與θ的取值,δ為創造性破壞率,代表經濟增長狀況,θ為市場緊張程度,代表失業狀況。這樣就可以通過研究就業政策如何影響兩條曲線的變動,來考察就業政策對經濟增長和失業的影響。
政府可使用兩種就業政策:工資稅(payroll tax)和失業保護政策。就業政策是工人就業的機會成本,也構成了廠商建立新工廠的成本。在加入工資稅τ時,企業主雇用一個工人需要支付w(t+τ)。工資稅會降低廠商的利潤也會降低廠商對勞動力的需求,所以工資稅的存在會導致EE曲線向左下方移動,0M線向上平移,所以工資稅上升提高了廠商的成本,這會導致市場緊張程度上升,也就是失業率上升,而對創造性破壞率從而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不確定的。就業保護政策是指企業在倒閉時要為工人支付一筆費用。就業保護政策的存在會降低企業進行創新的現值,即創新的現值變為:V=(π-δT)/(r+δ),這意味著技術壟斷企業在下一次創新到來時的損失會增大,所以EE曲線向右上方平移,0M曲線不動,這樣導致δ與θ同時增大,也就是說就業保護政策一方面由于雇傭勞動力的成本增加會導致失業增加,另一方面也由于降低了廠商的創新的積極性使得增長率下降,或者說就業保護政策的存在使得經濟增長與失業呈現負相關關系。
五、簡短的結語
Aghion和Howitt形式化了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的思想,以技術創新為切入點,分析了經濟增長對失業的兩個方面的影響,即“創造性破壞”效應和資本化效應。以后的文獻主要循著兩個思路對A-H模型進行了擴展。一個思路是更加細致地討論了創新的模式,如創新可以區分為技術完全替代的創新和逐步的更新,也可區分為產品創新和過程創新,而不同的創新模式對增長與失業的影響也不同。另一個思路是引入勞動力市場的摩擦和就業政策等勞動力市場的因素。勞動力市場的不完全性,如效率工資和工會針對工資談判一方面會影響廠商對前述的創新模式的選擇,另一方面又會影響勞動力在制造業部門和研發部門的配置,這兩個方面又都會影響增長與失業。就業政策主要通過加大廠商的成本來影響經濟增長和失業狀況。這一系列的工作在宏觀經濟兩大主題,即經濟增長與失業間架起了橋梁,為研究兩者關系奠定了微觀基礎,進一步豐富了人們對經濟增長和失業關系的認識。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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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ZK(]Mortensen,D.T. Growth, Unemployment, and Labor Market Policy [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5, AprilMay 3(23).[ZK)]
Technological Progress, Economic Growth and Unemployment:Development of Neo-Classical Schumpeterian Economic Theory
Liu Zhiming1 Guo Huiwu2Abstract: Aghion and Howitt combined Schumpeterian model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the Search-match theory of labor market to establish a framework of analyz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unemployment. Under the framework, economic growth has unemployment-enhancing effect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unemployment-mitigating effect of capitalization. Some scholars discussed relations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unemployment in incomplete labor market and employment policy's effect on them. The framework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focuses 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provides us a new perspective for analyzing relations between growth and unemployment.
Key words:technological progress; creative destruction; economic growth; unemployment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社會科技得到進一步發展,汽車制造業在歐美國家迅猛發展,這導致了汽車運輸方式開始進入社會,并向鐵路運輸產生沖擊與挑戰。同時,航空、管道運輸也興起。各種運輸方式得到迅速發展。隨著運輸方式的多樣化及社會經濟的發展,交通運輸對國家經濟的影響力已經被人們重視。經濟學家開始全面討論包括鐵路、水運、公路、航空、管道各種運輸方式的經濟問題。交通運輸業也已經成為獨立的新型產業受到人們的關注。二戰以后,各種運輸業的發展、變化和經濟學理論在宏微觀理論方面的進步,吸引了更多的經濟學家逐漸加入運輸經濟研究。從二戰前夕到50年代,運輸經濟理論開始形成,并得到一定的發展。
這一時期,交通運輸業已經得到較為全面的發展。由于世界工業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世界經濟發展迅速,雖然受到二戰一定影響,但是在二戰后歐美國家迅速復蘇,推動經濟發展。國民經濟發展必然對作為國民經濟的流動載體的交通運輸業提出更高要求;同時,國民經濟的增長也為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了保障。各國鐵路、公路建設里程大幅提升,各種運輸方式之間在競爭中開始出現一定合作機制,交通運輸業形成了初步運輸化模式。
這一時期,交通運輸業已經成為社會經濟增長所依賴的重要基礎產業、基礎結構、和條件設施之一。隨著工業化發展,社會經濟體系前進必然需要進行更頻繁的人與物的空間位移,交通運輸業為這些需求提供支持和保障,從最基礎的方向確保社會經濟的發展,由此可見這一時期的交通運輸業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一時期的交通運輸業主導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這就使得對運輸經濟理論研究變得尤為重要,促進了運輸經濟理論的系統形成與發展。
二、運輸經濟理論的繁榮期
60年代以后,西方國家各種運輸規劃方面的可行性研究和環境影響研究,吸引很多工程專家參加工作,這使得運輸經濟學在投資和成本———效益分析方面取得了較快進展。這填補了運輸經濟理論研究的空白,運輸經濟理論研究進入繁榮時期。這一時期隨著物流業的產生與發展,一體化運輸的重視,城市交通與區域經濟理論的發展,運輸業在國民經濟中地位進一步凸顯。經濟學家對運輸經濟理論的研究更加細致全面,產生了一體化運輸、運輸化理論、運輸成本的閥值理論等。這一時期運輸經濟理論可以說是百家爭鳴,國內外經濟學家對運輸經濟問題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提出各種運輸經濟理論。隨著一體化運輸、運輸化、城市交通與區域經濟理論等理論在這一時期產生。
但就我國而言,學者近年來對運輸經濟問題研究已經不斷深入,產生了多種運輸經濟理論。這些學者對運輸經濟理論的觀點可以從“2007年運輸經濟理論與政策暨產業經濟學發展”學術論壇會議上的報告體現。北京交通大學榮朝和教授《重視基于交通運輸資源的運輸經濟分析》的報告中指出,運輸資源理論強調交通運輸資源的數量與質量對運輸業及社會經濟運轉體系的影響。運輸資源理論與運輸產品理論及網絡經濟理論一起,構成了運輸經濟分析框架的內源性基礎內核。國家發改委郭曉培研究員在《綜合運輸發展政策》中指出,建設綜合運輸體系有利于減少字眼占用和節約消耗,提高運輸效率、降低成本。強調各種運輸方式協調發展、綜合利用,運輸技術的綜合進步。從運輸業的成本消耗及內部協調方面闡述運輸經濟問題。其他學者分別對運輸業與社會經濟發展關系、區域運輸經濟等方面進行研究。
三、未來運輸經濟理論發展方向
11月23日,由董輔經濟科學發展基金會、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學經濟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武漢大學經濟研究所等五家單位發起并組織的“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評選活動正式揭曉,“農村理論”以88票高票獲獎。
這是由于光遠、厲以寧、成思危、張培剛、劉鴻儒、江平、蕭灼基等著名學者擔任組委會委員;全國148位經濟學家、著名大學經濟院系主要負責人、主要經濟和學術媒體負責人以記名通信投票的方式,對11個參選經濟理論進行表決,通過兩輪評審專家投票,組委會公開計票后得出來的結果,它基本代表了中國經濟學界的主流觀點和看法。有媒體評論說,這次評選是中國經濟理論界對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學研究成果的一次梳理和盤點。
除了作為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最具代表性的經濟理論之一的“農村理論”之外,本次評選活動梳理和盤點出來的代表性經濟理論還有:過渡經濟學、國際經濟大循環理論、股份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等。
如果單純站在中國經濟學范圍內來看,這些經濟理論思想和顧準最早對于計劃經濟的反思一樣,確實是具有歷史性的創新,而且在中國改革實踐中確實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以杜潤生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以自己的遠見和勇氣,為中國改革開放事業開辟了理論先河,其貢獻無論如何肯定都是不過分的。
但是,在改革開放30年后的今天,對于發生在中國的任何一個實踐或理論的評價,僅僅囿于中國范圍之內,都是遠遠不夠的,只有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審視才能真正厘清。
自1776年亞當·斯密出版《國富論》,首次確立經濟學的完整體系以來,經濟學理論的創新和流派紛繁復雜、蔚為大觀。從古典革命到邊際革命;從凱恩斯革命到經濟自由主義的復興;再到國家干預主義的重新抬頭,被各國政府普遍接受并納入施政方針的理論創新比比皆是。在一國范圍內產生、應用、發展并取得全球影響的經濟理論流派也如過江之鯽,從德國學派到瑞典學派、從奧地利學派到再到二戰后興起的發展經濟學各流派,都在不同程度上產生了世界性的影響。
但是,如果把“農村理論”,包括過渡經濟學、國際經濟大循環理論、股份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在內的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的經濟理論創新,與全球經濟理論創新群星相比的話,如果說中國的經濟理論創新同樣明亮,但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如后者耀眼,這是肯定的。
當然,這樣比較可能并不公平。正如1492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國際貿易由地中海向大西洋轉變,從而觸發英國的興起,到18世紀中葉英國經濟在全球經濟競爭中脫穎而出,才導致了《國富論》出版一樣。自此以后,經濟學理論創新的中心,一直是隨著世界經濟中心的轉移而轉移;小的經濟流派的創新,也隨著不同國家經濟的崛起而產生。這樣,在伴隨英國革命興起的新興工業國家——德國產生了德國學派,在奧地利產生了奧地利學派。二戰后,隨著世界經濟中心決定性地由倫敦轉到紐約,經濟理論創新的中心也隨之到了美國。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二戰后伴隨著巴西、墨西哥、埃及等發展中國崛起而興起的發展經濟家理論創新。一句話,經濟理論的創新是隨著不同國家經濟實踐的創新而誕生的,經濟實踐創新是理論創新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