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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上市公司 破產重整價值判斷 邏輯起點 資源配置
企業破產重整價值判斷是建立在重整價值評估的基礎上,利益相關者(即判斷主體)以其內在尺度和需要為標準與依據,所進行的貫穿重整程序始終的動態的理性決策過程。對破產重整企業進行價值判斷,明確企業是否有重整的價值,一方面可以為債務人、債權人、重組方、法院、政府等利益相關者,進行重整計劃表決提供分析依據;另一方面,還可優化資源配置,促使資源流向更有價值的企業。
一、破產重整價值判斷體系的邏輯起點
邏輯起點即立論基礎,正確認識破產重整價值判斷體系的邏輯起點,是系統、準確地理解和把握破產重整價值判斷體系的關鍵。對邏輯起點的認識必然會影響整個邏輯體系架構,從而影響到能否正確揭示和反映重整價值判斷的實質。資源的有效配置是企業破產重整價值判斷需要考慮的首要因素,綜合了影響和制約價值判斷行為和過程的企業內外部因素,同時也是企業破產重整的最終目的。因此,將資源的有效配置作為企業破產重整價值判斷體系研究的邏輯起點。
(一)經濟學分析
資源是社會經濟活動中人力、物力和財力的總和,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物質條件。當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資源相對人們無限需求而言,總是相對稀缺。因此,需要對有限的、相對稀缺的資源進行合理配置,用最少的資源耗費,生產出最適用的商品和勞務,滿足人們最大的需求,獲取最佳的效益。人們的需求帶動了企業的發展壯大,企業運營的最終目的在于滿足人們的需求并獲取利潤,從而維持持續經營。為了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社會價值最大化,企業需要對相對稀缺的資源在各種不同用途、行業加以比較作出最優選擇。資源配置合理與否,對一個企業、行業乃至國家經濟發展的成敗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一般來說,企業進入破產程序的根本原因在于資源沒有得到有效配置。資源如果得到合理配置,經濟效益就會顯著提高,意味著企業可以持續經營。因此,資源的有效配置是破產重整價值判斷的本源要素。
(二)實踐價值判斷
對價值判斷的研究從本質上看,是對企業的資源是否實現有效配置的研究,尤其是進入破產程序的企業,除了要考慮企業本身內部資源是否得到相對合理的配置外,還要考慮企業所處行業、整個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具有資源配置的特殊性。因此,資源的有效配置是破產重整價值判斷需要考慮的首要因素,是研究一系列其他判斷因素的統領。
二、破產重整價值判斷的資源配置約束分析
進入破產程序的企業,除了要考慮企業本身內部資源是否得到相對合理的配置外,還要考慮企業所處行業、整個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因此,形成了企業、行業、社會三方面的資源配置的約束。
(一)企業資源配置約束
企業資源配置,是指企業根據戰略期所從事的經營領域,以及確立競爭優勢的要求,對其所掌握的各種經濟資源,在質和量上的分配。其目的是形成戰略所需要的經營結構或戰略體系。具體方式包括價值工程和作業組合。價值工程是對“生產產品所消耗的資源是有限的甚至是緊缺的”的認識。成本是衡量資源消耗數量的尺度,價值工程則作為一種更優利用資源的研究,幫助人們合理使用每個單位資源以滿足更多的需要,主要運用在產品設計和生產準備階段。作業組合是圍繞企業生產經營而必須開展的各種活動的合理組合,這些活動以產品生產為中心,需要各種資源供給,是一種資源的組合,主要運用在產品生產階段。
企業進入破產程序的根本原因,在于企業沒有有效地配置資源,這意味著其生產的產品無法滿足人們的需要,沒有在生產經營中通過合理的作業組合實現價值最大化,進而未能實現資源生產能力最大化,難以發揮資源的最大效用,最終導致企業入不敷出、資不抵債,面臨破產的局面。究竟是清算還是重整?這取決于重整后的企業是否能實現資源的合理有效配置、提高經濟效益、實現可持續經營。
(二)行業資源配置約束
企業進入破產程序后,隨著生產社會化的發展,該企業必定會對外界產生一定影響,尤其是對其所處行業而言,行業內生產單位之間的相互依賴、相互競爭的關系,會容易將影響迅速放大,對行業產生巨大影響。若企業所處行業屬于競爭性市場,存在大量生產同質產品、能自由進出行業的競爭企業,則企業之間的行為是相互制約、相互影響。企業提出破產重整申請就意味著將重整申請企業的資源重新分配給行業的競爭對手,使資源流入產生更大價值的企業,實現整個行業資源的優化配置。如果企業所處行業屬于壟斷性市場,意味著企業的資源是整個行業的資源,國家一定會竭力挽救企業,通過重整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實現持續經營。
(三)社會資源配置約束
社會資源相對于社會個體無止境的欲望及發展需求是稀缺的。從廣義上講,社會資源即社會個體賴以生存和發展所需要的物質、技術、機會、關系、知識等生產生活要素。換言之,是對社會個體生存和發展而言具有價值的一切要素,包括物質的和非物質的、基礎的和高級的、有形的和無形的,等等。從狹義上講,是相對于物質、技術、關系等物力資源和人力資源而言,存在于社會個體之間的一種關系資源,一般以社會網絡、社會規范、互惠、信任、合作等形式表現出來,并通過提升社會質量和降低交易成本來促進資源占有主體的發展。這是狹義上的社會資源。社會資源配置,指影響社會個體生存與發展的要素在不同占有主體之間的一種分配及分配結果。
從相互聯系的角度來考察進入破產程序的企業,價值工程與作業組合樣必然受到特定產品、特定工藝技術要求的制約,意味著企業資源配置必然會受到社會資源配置的制約。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擴大,社會個體緊密聯系、相互依賴,上市公司一旦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破產倒閉,影響會迅速放大,形成“多米諾骨牌效應”,對社會秩序造成嚴重破壞。采取公平、合理的社會資源配置方式,形成相對穩定的社會資源配置制度,達到開發利用社會資源的最佳效果,形成合理的社會結構以及和諧穩定的社會秩序,實現社會價值最大化。
三、破產重整價值判斷體系的構建
確定了破產重整價值判斷體系的邏輯起點,本文試圖構建破產重整價值判斷的初步體系。破產重整價值判斷體系分成:判斷理論體系和判斷應用體系。判斷理論體系包括判斷主體、判斷目標、判斷對象、判斷依據、判斷特征、判斷原則等要素;判斷應用體系包括判斷方法、判斷程序、判斷模式、判斷表決、判斷后果等要素。從橫向上看,判斷理論體系和判斷應用體系相互獨立又相互聯系,兩者都受到資源配置的影響;同時,判斷理論體系是判斷應用體系的理論基礎,判斷應用體系是判斷理論體系在實踐中應用操作的指南,兩者共同構成破產重整價值判斷體系的核心。從縱向上看,判斷體系各個要素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構成完整的邏輯框架。
資源的有效配置是整個判斷體系的邏輯起點,具有統領作用。企業本身、所處行業以及整個社會資源配置的狀態,會影響判斷的基本理論,判斷理論體系的變動又會造成判斷應用體系的變動,判斷對象重整價值會直接影響判斷方法的應用。同時資源配置約束又會直接影響判斷應用體系,如企業本身資產運營效率低下、所處行業具有多個競爭者,導致社會質量低下的資源配置狀態,會導致判斷主體認為重整價值低下,從而導致企業破產清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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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學角度影響價格的因素分析
社會學方面,影響價格的主要因素是社會網絡的制約。社會網絡制約價格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通過市場規模影響價格。當產品達到一定的市場規模后,市場規模逐漸會形成市場網絡,從而影響市場價格。比如,市場規模較大的產品往往在銷量和品牌上占據優勢,價格是對外公開且恒定的,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產品的價格,避免銷售者設定欺詐性價格。二是可以制止欺詐性定價。
著名的經濟社會學創始人格蘭諾維特認為,社會網絡一般通過終止未來交易制約欺詐性定價。從社會學角度分析,格蘭諾維特的理論很好理解,即第一個購買者被欺詐后會通過社會關系傳播,形成阻止被第二次欺詐的朋友圈,并不斷擴大,防止商人長期欺詐消費者。這在當前信息網絡共享時代,該特征表現的非常突出。三是關系影響。主要可以從嵌入關系和距離關系兩方面分析,前者對產品價格有著副作用,主要是指人與人之間信息共享,從而使后來者按照前一個的交易價格進行交易,大大減少了交易成本;后者則是市場關系,主要通過市場已經公開的信息了解價格。一般來講,兩種關系是同時存在的,尤其是在當前移動互聯網高速發展的年代。綜上所述,社會網絡的形成能夠有效制約商品價格,保證公平公正的等價交換。
二、經濟學角度的價格與社會學的關系
(一)價格來源于社會學
從社會建構角度來看,價格是社會建構的產物。首先,價格的形成和體系與社會統治階級具有密切的關系。雖然當前市場經濟中,政府介入的越來越少,但從歷史淵源來看,權力始終是決定價格的一項重要因素。著名的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馬克斯 ? 韋伯曾經說過:“價格體系是人與人斗爭的產物,是利益爭斗中的計算工具。”的確,在當前世界經濟秩序中可以看出,政府往往會通過補貼來壓低商品價格,或者通過直接通過市場手段影響價格,這也是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另一個角度分析,在一個企業的內容,商品價格的定價也是由企業權力層決定,比如商品的質量和價格定位等等,都是考慮的主要因素。其次,價格的定價體系是社會資源動員的結果。眾所周知,商品的定價由市場決定,而市場則是由人組成的,是社會資源的一部分,因此,社會資源動員可以直接決定一項商品的定價。比如,對于某品牌的手機,在剛剛上市時往往通過電視、網絡等媒體進行大量宣傳,從而形成社會效應,形成自己的社會資源。當然有很多人都會認為商品的定價是在社會資源形成之前,但忽視了商品的價格直接影響著社會資源的形成,小米手機銷售模式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再比如一個較為極端的例子,在我國電力、水、天然氣等群眾生活不可或缺的產品則是一個恒定的價格,但通過社會資源的動員,通過聽證等方式可以對價格進行調整,從而滿足需求。另外,各地的出租車罷工事件也是社會資源動員直接影響價格的范例。再者,社會競爭影響價格。良性的社會競爭可以促進社會進步,惡性的社會競爭可以給人類的日常生活帶來災難。在市場中,商品的生產者不僅僅只有一家,否則是壟斷,市場經濟是不允許的。
而就是因為這樣,投資者再聚集一定社會資本后,就會利用銀行、中介或媒體等社會資源與其他競爭對手進行抗衡,而抗衡的基礎則是商品的價格。社會競爭有利于制約價格定位,保護好消費者的權益。此外,社會競爭的另一個表現就是投機泡沫,商品的價值在市場中早已定位,但通過投資者的投機取巧可以將某商品企業的社會價值估值超過合理范圍,從而形成泡沫,導致有人獲利、有人虧損。
(二)價格作用于社會學
什么是價格?從商品交換開始,用物品 A 衡量另一個物品 B則可稱為以 A 物品為基數的價格。伴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更加密切,商品交換越來越多,從而產生由社會稀有物品金、銀、銅等構成的中間交換媒介,并又發展成由國家意志力掌控和保障的紙幣替代物。簡單來講,價格是用來判斷一個商品的價值的。由于衡量商品價格需要由市場因素決定,也會導致真實價格與公布價格的區分,前者是指商品制造花費的人力、物力以及其在市場中的價值體現,后者則受銷售者意志力控制,結合銷售市場確定的價格。我們作為消費者一般得到的都是公布價格,但無法根據自己的判斷去衡量價格,從而要求我們消費者有一定的經濟基礎。
如何理解價格的含義?最好的選擇是選擇歷史文物或藝術家的藝術品進行解釋。對于一般人而講,歷史文物和藝術品的價值非常昂貴,但懂得欣賞的人會愿意拿更多的錢抬高價格,不懂的人則不會賦予其很高的價格。從經濟學理論方面分析,藝術品的價格體現出了藝術價值,歷史文物的價格則是對人類社會發展歷史了解價值的體現。因此,在每一件古董或藝術品價格的背后,價格還能體現收藏者的社會地位和身份,促進社會部分商人成為歷史和藝術的保護者,這也是價格在社會學中的作用。
生命、生存與生活,實際上涵蓋了人生的各個方面,貫穿了人生的全過程。“三生教育”實際上是以人為中心的、全面的、系統的教育。前蘇聯著名教育家馬卡連柯說:“一個人不是由部分因素的拼湊培養起來的,而是由他所受過的一切影響的總和綜合地造就成功的。”可見,“三生教育”應該是立體的、全方位的終身教育。學校雖然是教育的重鎮,但也無法獨立承擔“三生教育”的任務。“三生教育”應當充分整合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的力量,才能夠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達成既定的教育目標。“三生教育”不僅限于課堂和學校,而是要延伸到豐富多彩的生活世界中。因此,云南省教育行政部門的指導性文件中也提出要:“加強溝通協作,構建教育合力。按照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統籌協調的大教育理念,主動對家庭教育給予必要的指導,主動加強和社會各界的溝通協作,讓家庭和社會支持、參與和配合‘三生教育’,努力構建學校、家庭、社會相結合的教育合力。以多贏和共贏的思路,積極與社會有關方面開展合作,引入社會力量參與‘三生教育’。”提出在推進“三生教育”的過程中,必須遵循人本性、求真性、實踐性、開放性和整合性的原則。整合社會資源,走出課堂和學校,建構開放式的教育模式,是當前大力推進“三生教育”的關鍵所在。
一、整合社會資源推進“三生教育”的必要性
從“三生教育”提出的背景來看,“三生教育”的提出源于現實的社會需要。隨著我國現代化的進程和全球化帶來的復雜影響,我們的社會已經且仍在經歷著巨大的轉型。和傳統的生存環境、生活模式相比,現代社會人際交往密切頻繁,各類信息非常豐富,生活節奏普遍加快,各種新鮮事物層出不窮,令人眼花繚亂。整個人類的生存環境、生活模式都已經且正在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變化。這些變化在復雜程度和速度上都是以往任何時代和社會無法比擬的;更重要是所有這些變化都是非常現實而且立刻影響到每個普通人,使得我們的普通日常生活經歷著重大而深刻的變化。要適應這些已經發生的變化和即將發生的變化,讓變化成為生活的常態,這對于我們每個社會成員的生存、生活和生命素質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在我國的特殊國情下,被家長過分溺愛的獨生子女的生存和獨立生活能力卻明顯下降。工具理性主導下的現行的教育體系對青少年的生存、生活和生命方面的教育也缺少足夠的關注,甚至在現行的教育行政管理體系中還沒有專門的相關課程的存在。這種落差導致青少年群體中出現了很多不良社會現象甚至是悲劇。如地震、火災時學生的自我生存能力嚴重不足,“張超買兇殺人事件”、“潑熊事件”、“虐貓事件”,校園里頻繁出現的暴力事件、自殺事件等等,一次次的給我們敲響了警鐘。教育作為塑造合格社會成員的關鍵環節,必然面臨這種由時代和社會提出的高要求。汶川地震后三個月,2008年8月13日,云南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廳召開全省教育系統實施“三生教育”工作視頻會議,對云南省教育系統實施“三生教育”工作進行了全面動員和部署,大力推行“三生教育”,正是應時代和社會的呼喚,對傳統的教育理念和模式的切實突破和創新。“三生教育”教材涵蓋了社會生活常識、環境教育、心理教育、防震防災教育、養成教育等諸多內容,體現了“三生教育”應現實的社會需要而生的深刻內涵。“三生教育”必須面向社會,整合社會資源。
從“三生教育”的內容來看,“三生教育”的開展必須以整個社會作為教育大課堂。由于生存、生活、生命是三個外延極為廣泛的概念,人所有的行為活動都可以包括進去。而社會是人的所有行為的大環境,生存、生活和生命是在現實社會環境中的生存、生活和生命,生存、生活和生命教育的涉及面也就非常廣泛。所以,“三生教育”就不能僅僅停留于學校教育的課堂之中,應該整合各種相關的社會資源,以整個現實的社會為背景。這就像學習游泳一樣,我們不可能在教室真正掌握游泳的技巧,要真正學會游泳必須要到水里。而要到社會這個大課堂來進行生存、生活和生命教育,我們就必須注意選擇并利用社會資源。
二、拓寬領域,深入挖掘可整合的社會資源
教育領域中的社會資源,從大的角度來講是在學校教育之外的一切有利于學校教育的社會因素,這些因素或者本身具有與學校教育相交叉的教育功能,或者對于學校教育的展開具有推動作用。
這些社會資源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明顯具有宣傳教育功能的各類紀念館、科技館、生物園等。這類機構是傳統的思想政治理論教育中利用的主要的社會資源,無疑也是“三生教育”可以利用的現成的重要社會資源。從目前云南省確立的第一批“三生教育”的實踐基地來看,也基本上都是這類組織機構。另一類是各種重要的社會組織機構和專業人員,比如公安、消防、交通、工商、敬老院、環保局、戒毒所、醫療衛生等機構以及相關專業人員。由于這些機構與人們的生存、生活與生命密切相關,它們除了承擔著各項社會管理、服務職能之外,也多半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社會宣傳教育職能,而且它們的宣傳教育活動更為專業。比如公安機關可以教育民眾如何在生活中預防犯罪避免受到傷害,消防部門可以教育民眾在火災等危機時刻如何利用生存技能減少損失和傷害。這些宣傳教育活動為“三生教育”的整合社會資源提供了最大的可能。同時,“三生教育”也是這類機構發揮其宣傳教育功能的絕佳平臺。整合這些社會資源進入到“三生教育”過程中,也就是在“三生教育”活動中要注意主動與這類機構的各種宣傳教育活動結合起來。這樣的結果是雙贏的,一方面,學校的“三生教育”得到了更為專業的指導以及實踐經歷,另一方面這些機構的宣傳教育職能也得到了有效的落實。
具體知識的教育是精英教育,注重課堂知識的講授,這種教育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勝任的。而“三生教育”是大眾教育,每一個人都有各自的生存技能、生活技巧和生命感受,甚至普通個人都可以是“三生教育”的社會資源。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在關于人之生命、生存、生活的教育上尤其如此。不論是商販、是工匠還是農民,他們從不同的角度掌握著不同的生存技能,對生命和生活有不同的感悟和體會。根據各地的實際條件與特定的教育需要,讓被家長過分溺愛的孩子深入到社會當中去,深入到不同的人群當中去,體會普通百姓的真實生活,了解生活之艱辛,對促進孩子的成長、加深其對生活的感受能力和了解各種生存技能將會起到明顯的效果。
總之,“三生教育”可利用的社會資源極其廣泛,有待我們不斷挖掘、整合和利用。
三、改變傳統教學模式,建構開放的“三生教育”模式
傳統的教學模式是以課堂講授為主的封閉式教學模式。在傳統的教學模式中,無論從課時安排還是課堂考核來看,都是以課堂教學為主的。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具有權威性。在課堂講授的過程中,教材是教師講授、學生學習和教學效果考核的主要依據。實際上,這種“一支筆、一張嘴、一本書”的課堂灌輸式教育模式,從理論到理論,空洞無物,無法達到觸動心靈、滌蕩靈魂的效果,傳統的思想政治教育收效甚微就是最好的明證。
“三生教育”內涵極其深刻、外延極其廣泛,因此,“三生教育”的模式應該是完全開放的教育模式。“三生教育”需要合理地采用靈活多樣的教學形式,充分的利用和整合社會資源,把課堂教學、專題教學、實踐活動有機結合起來,并且應當突出實踐教學的地位。
1.“三生教育”的課堂教學要把握時機,關注熱點,及時整合相關社會資源。
在課堂教學方面,“三生教育”作為一門正式課程貫穿于整個教育體系當中,其教學過程必然要依據一定的教材內容。目前,云南省教育廳組織編寫的“三生教育”的教材,其涵蓋了社會生活常識、環境教育、心理教育、防震防災教育、養成教育等諸多內容,并且聯系到很多鮮活的熱點問題。即便如此,教材的編寫相對于社會的變化發展而言,總是有滯后性的。這就要求教師要“用教材”而不是傳統的“教教材”。“三生教育”的課堂講授應該是開放式的,教師要及時把當前發生的、學生關注的社會事件和熱點問題補充進來,把握教育時機,注意時效性,及時整合相關的社會資源,才能起到滿意的教育效果。
比如,在“5?12”汶川地震中,學校的傷亡是最讓人痛心的。這次悲慘的災難暴露出很多問題,那些傷亡比較嚴重的中小學往往在危機生存教育方面還很欠缺,而生存教育開展得比較好的學校的傷亡情況就好很多。此時,人們真切地從各個角度開始反思這次災難,以求避免類似的天災,或者在這樣的災難面前如何盡可能地減少傷亡損失。在這樣的語境當中,學生有這方面強烈的求知欲望,抓住時機,及時邀請相關專業人士來進行地震等危急條件下的生存技能教育的專題教學,能夠收到更好的教育效果。
2.實踐性應該成為指導“三生教育”的根本原則。
三生教育不能僅僅成為相關知識理論的學習過程,應該非常強調實踐性,實踐性應該成為指導三生教育的根本原則。這是因為,“三生教育”固然必須對受教育者進行與生存、生活和生命相關的知識的教育,但這類知識的掌握都必須要而且必定會及時體現在相應的實踐活動之中,明白這一點對于“三生教育”來說是最根本的。可以說,只有以實踐性原則為指導的“三生教育”才能真正實現其教育的初衷,才是真正具有自身特定價值的“三生教育”。否則就很有可能淪為一般的知識性灌輸,流于形式。這里的實踐是指生存實踐、生活實踐和生命實踐。
關鍵詞: 社會網絡 , 社區建設
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家庭、學校和社區等組成的網絡中,通過這些網絡我們可以獲取生活所必須的物質資料和精神支持。當我們生活在其中時我們往往意識不到網絡的存在和它的重要作用,一旦我們走出網絡,我們就會感到困難重重。社會學家很早就對社會網絡進行了研究,并產生了許多重要的理論成果。進一步深入理解和探討社會網絡理論不僅具有很大的理論意義,對于當前我國正在進行的社區建設也有著指導意義。
社會網絡的涵義
齊美爾1922年在其《群體聯系的網絡》一書中首先使用了“網絡”的概念,拉德克利夫.布朗在1940年第一次使用了“社會網絡”的概念,他將社會結構定義為“實際存在的社會關系網絡”。近些年來社會網絡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被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所采用,但學界對社會網絡的定義還存在很大的分歧。縱觀這些定義主要從以下兩種不同角度出發的:一類是從個體的角度出發,Walk與Vachon(1977年)將社會網絡定義為一套人與人之間的接觸,而借此接觸個人能維持某種社會認同,以獲得精神上的支持,物質上的支持與服務和獲取新的信息。此類理論常被用來考察和分析個人如何通過網絡獲取社會資源和信息,我國學者多用它來探討流動人口的社會支持問題。另一類是從組織的角度出發,他們認為社會網絡是一系列接點(人、群體或組織)以一系列不同類型的社會關系(如朋友、成員)連接在一起形成的網狀結構。(Ranjay Gulati,1998),這類理論主要是從節點的特征、節點間的連接關系及狀態等方面來探討組織發展的動力,預見組織演化的趨勢。綜合上述學者的定義:社會網絡指的是社會個體之間通過持續的接觸而形成的親密的社會關系和結構,這種親密關系為個體所認同,同時也是資源流動的重要渠道。我們知道,世界是由無數個體或群體所結成的關系和網絡。這種關系和網絡分為兩種,一類是正式的制度化的關系和結構;第二類就是非正式的親密的社會關系網絡,這也就是我們這里所說的社會網絡。社會網絡理論打破了傳統社會學的個體與宏觀結構的二元對立,給社會學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時也給我們分析和研究社會提供了新的范式。
社會網絡的功能
斯賓塞認為社會作為一個有機體,其發展是從簡單結構到復雜結構,從同質結構到異質結構的過程,結構各部分之間具有不同功能并相互依存。帕森斯繼承并發展了這一功能思想,最終創立了社會學史上最具影響力的結構功能主義理論。帕森斯研究的主要是正式的制度化的社會結構的功能,對于涉及非正式結構的社會網絡的功能研究卻很少,從學者們對社會網絡的定義我們可以初見其功能的端倪,歸納起來有如下幾點:
首先是社會網絡促進社會整合。社會網絡為其成員保持一種持續的聯系和親密的關系,這種關系為成員進一步的交流溝通提供了基礎和平臺。它支持和幫助網絡的成員積極參與和融入社會,這就使得當正式的制度化關系和結構解體時社會和組織仍能夠正常運轉。實際上社會網絡是在制度化結構之外提供的一種重要的社會整合方式,它較之制度化結構具有更強的整合力,同時也更加具有穩固性。
其次是社會網絡為弱勢群體提供社會支持。弱勢群體是指那些在通過制度化手段獲取資源能力較差的一類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是按市場機制加以配置的,由于個體間的差異使得每個成員在獲取資源的能力上各不相同,有的強一些有的弱一些。社會網絡為弱勢群體提供社會支持,這主要表現在社會網絡對資源配置不是按個體的能力大小進行的,它是按照網絡成員間的親密度加以配置的。這就意味著弱勢群體在網絡內具有獲取資源的同等機會。
再次是社會網絡為其成員增加了獲取社會資源和信息的渠道。大多數的社會資源和信息是公開的面向社會所有成員的,這些資源通常是可共享的資源或是非稀缺資源。稀缺的資源則不可能是面向全體社會成員公開,稀缺性就意味著只能會是社會的一部分成員享有。一般情況下,稀缺社會資源和信息通常只會在群體內沿著社會關系網絡逐步向外傳播的。正因為如此社會網絡就為網絡成員提供了為網絡成員所特有的獲取社會資源和信息的渠道。
社會網絡的上述功能往往是制度化結構所不具備的,或者說是制度化結構功能的補充。當制度化結構發生功能紊亂或失調時,社會網絡的作用體現得尤為明顯。正是基于社會網絡的這些功能和作用,我們在發展和完善制度化結構的同時也一定要注意對社會網絡加以保護和完善,從而促進我國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
從“單位人”到“社區人”的轉變
著名的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指出:社區(共同體)不僅意味著重新找回已經失去的地方團結形式,它還是促進街道、城鎮和更大范圍的地方區域和物質復蘇的可行辦法。在他看來,由社區共同體所體現的社會團結是寶貴的社會資源,在工業和現代社會應當加強社區建設。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國當前的城市社區建設就是要恢復或重建過去“單位制”下的社會網絡。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國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這種體制下社會成員流動很少,許多城市居民終身只在一個單位從事著同一種工作。這樣他們持續接觸的也就是單位的同事,在這種持續接觸中他們形成了親密的關系,從而圍繞單位構建了自身的社會網絡,我們通常把這些以單位為接觸結成社會網絡的居民稱為“單位人”。通過這種穩固的社會網絡城市居民不僅獲得了所需的物質資料,更是得到了來自社會網絡的精神支持,老、弱、病、殘、孕者都得到了很好的照料。當然這種社會穩定是以犧牲效率為代價的,隨著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必然要發生變革,即變計劃經濟體制為市場經濟體制。
在市場經濟的推動下,我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社會成員的流動不斷加劇,很多人從農村來到了城市,從農民成為了工人。伴隨著企業的破產、重組、改制等,越來越多的“單位人”開始脫離了單位進入了社會,原先圍繞單位建立起的社會網絡也就隨之解體,成為了所謂的沒人管理也無人關心和支持的“社會人”。進城打工的農民也脫離了原有的社會網絡而成為“社 會人”,這些“社會人”都不約而同涌入社區,在社區基礎上恢復和重建“社會人”的社會網絡是我國當前社區建設重要組成部分。當前城市社區建設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就是社會參與不足,這主要原因在于不少城市在社區的劃分過程中單純從地域角度出發,忽視對居民原有社會網絡的保護和利用。對于原來是同一個單位或是居委會的居民我們應當盡可能地將其劃入同一社區,這樣有利于支持社區居民的社區參與和社區融入,也有利于社區管理。對于那些新加入社區的居民社區應當經常組織各類活動,幫助他們在社區內建立起社會網絡。在社區基礎上恢復和重建居民的社會網絡,將“社會人”轉變成為“社區人”,不僅有利于居民獲取社會資源和信息,增加居民對社區的認同感,同時也為社區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動力。
綜上所述,社會網絡關系是社會前進和發展的穩定器,同時也是個體獲取資源的重要渠道。隨著社會流動的加快,基于血緣(親戚)關系和業緣(同事)關系所形成的社會網絡開始松動和瓦解,在社區建立起以地緣關系為基礎的社會網絡便成為我們時展的需要。“單位人”向“社區人”轉變所體現的是社會網絡的恢復和重建,社會功能的替代。當前的城市社區建設既是制度化的建設,同時也是對社會網絡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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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資本 理論基礎 測量方法
社會資本研究現狀
(一)國外研究現狀
西方許多組織學者把社會資本的概念進一步引伸,把社會資本的研究擴展到組織層次,并一致認為社會資本有助于組織競爭優勢的提升。
在對組織社會資本的概念與因子研究中,Nahapie & Ghoshal(1998)較具代表性,認為社會資本是企業占有的關系網絡中、通過關系網絡可獲得的、來自于關系網絡的實際或潛在資源的總和;社會資本存在于關系之中,關系自交換產生,社會資本又促進交換。Nahapie & Ghoshal將社會資本劃分為:結構維度(structure dimension),主要指的是群體中人與人之間相互聯系的程度,包括網絡連結、網絡構型和或調度的組織,又被稱為結構性嵌入;認知維度(cognitive dimension),主要指群體成員擁有共享觀念的程度,包括共享符號與語言、共享敘事;關系維度(relational dimension),主要指群體中人際關系的質量,包括信任、規范、義務和認同,又被稱為關系性嵌入。
隨后,Tsai & Ghoshal(1998)驗證了用社會互動測量的社會資本結構維度和用信任表示的關系維度與單位間資源交換的程度顯著相關,并對產品創新有顯著影響。結果發現,用社會互動測量的社會資本結構維度和用信任表示的關系維度與單位間資源交換的程度顯著相關,并對產品創新有顯著影響。Bolino & Turnley(2002)對組織公民行為、社會資本和組織績效的關系進行了創造性的發揮,提出了三者之間關系的假設:組織公民行為的社會性參與因子通過網絡連結、網絡構型等促進了社會資本結構維度的發展;忠誠、服從、功能性參與因子通過發展員工之間的聯結、信任和認同感增強了社會資本的關系維度;社會性參與與功能性參與因子通過共享語言和敘事有助于增強社會資本認知維度。
(二)國內研究現狀
隨著國外社會資本研究的發展,我國的管理學界對社會資本也展開了相應研究。曾江洪(2012)以企業理論為出發點,發現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獲取社會資本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三者彼此之間都有著良性的互動關系。袁慶宏、王春艷(2012)認為作為社會資源載體的員工離職時,其社會網絡嵌入方式會發生變化,進而帶來組織間聯結的變化,并可能促使新、老雇主間結構洞的跨越及兩者間關系網絡的強化。周燕華(2012)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驗證性因子分析、方差分析和層次回歸分析等方法,對中國跨國公司的255位外派人員進行調研,探討了中國外派人員社會資本的構成及其對外派適應的影響。耿新(2010)分析了企業家個體社會資本的內涵及其維度構成,并闡釋了企業家社會資本的獲取途徑,并探討了企業家社會資本在促成新創企業績效表現中所發揮的作用。
總之,與社會學、經濟學研究相比較,目前管理學界對于社會資本理論運用于企業的研究還是初步的。目前國內外對企業社會資本的研究雖然有一定的進展,但也存在明顯的缺陷,主要表現為:關于企業社會資本、個體社會資本的界定還未有統一定論;目前還未形成一套完整的關于企業社會資本、個體社會資本的理論分析框架;大部分的研究還停留在理論介紹、概念辨析等方面,實證研究較少,尤其是企業管理方面的研究更少。
社會資本的理論基礎
(一)Coleman的社會資本功能論
1988年,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教授、社會行動理論的創立者詹姆斯·科爾曼(James Coleman)將社會資本定義為個人擁有的資本財產—社會結構資源。科爾曼認為社會資本不是某種單獨的實體,而是具有各種形式的不同實體:社會資本由構成社會結構的各個要素所組成;社會資本為結構內部的個人行動提供便利。社會性的資本潛藏在社會團體、社會網絡中,個人未必能占有它,只有通過成為該網絡的成員與網絡連帶才能攝取該資本。科爾曼是在理論上對社會資本進行全面界定和分析的第一位社會學家。科爾曼的研究在社會資本領域影響最大,是社會資本研究上的一個里程碑。但科爾曼將社會資本定義在功能上,也遭到一些學者的質疑與批評。
(二)Putnam的社會資本社區論
作為社會資本理論的主要發動者,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1992)在社會資本概念的推廣并使之成為學界討論焦點上做出了重要貢獻。普特南認為,與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相比,社會資本指的是社會組織的特征,如信任、規范和網絡,它們能夠通過推動協調和行動來提高社會效率。社會資本可以提高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收益。普特南認為社會資本的特性是信任、互惠規范和網絡,普特南將社會資本與公民參與網絡聯系起來,認為對個人行動的促進完全是繁榮社群,抑或是豐富了社會資本存量的副產品。但普特南關于美國社會資本在1960-1990年急劇下降的結論,也遭致了多方批評,認為其測量指標忽略了其他類型的公民行動、跨階級和組織的動力影響。
(三)Lin Nan的社會資源基礎理論
美籍華裔、杜克大學社會學教授林南(Lin Nan)把社會資本建立在社會資源理論(Social Resources Theory)基礎之上將其定義為:期望在市場中得到回報的社會關系投資;社會資本是通過社會關系取得的資本;資本是一種財產,它借助于行動者所在網絡或所在群體中的聯系和資源而起作用。在此基礎上,林南將社會資本進一步定義為:在目的性行動中被獲取的和/或被動員的,嵌入在社會結構中的資源。
林南從社會資源理論的視角發展了社會資本理論,并綜合理論界以往的研究成果,突出了社會資本的兩個重要屬性:關系性和生產性,這為社會資本理論的發展和完善奠定了良好的理論基礎。林南的社會資本概念綜合吸收了馬克思的資本概念,舒爾茨的人力資本概念,以及布迪厄、科爾曼和普特南的社會資本概念。
(四)Portes的社會資本“嵌入”論
美國社會學學會主席、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亞歷山德羅·波茨(Ale-jandro Portes)在分析了社會資本的起源、性質基礎上,評述了布迪厄、洛瑞和科爾曼等學者的社會資本相關研究,區分了社會資本的“理性嵌入”和 “結構性嵌入”,然后,對社會資本的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進行了分析(波茨,1998)。與其他學者不同,波茨是從個人的網絡關系角度來研究社會資本的,認為社會資本是“個人通過他們的成員資格,在網絡中或在更寬泛的社會結構中,獲取短缺資源的能力”(布朗,2000)。
(五)Fukuyama的社會資本“信任”說
作為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蘭德公司的高級社會科學學者,弗朗西斯·福山(Fukuyama)提出了社會資本的“信任”說,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他認為信任“是在一個社團中,成員對彼此常態、誠實、合作行為的期待,基礎是社團成員共同擁有的規范以及隸屬于那個社團的角色”。福山是從文化角度、經濟學角度對社會資本展開研究的。
社會資本的測量方法
由于研究者們對社會資本的概念有著不同的理解,因此在實證研究中,測量社會資本方法也是多樣化的。社會資本的測量方法,典型的有定名法、定位法和利克特量表形式。
(一)定名法
定名法(name generator),也稱提名生成法,提名生成法是一種比較傳統的方法,1984年由伯特(Ronald Burt)在美國“一般社會調查”時所使用,具體做法是根據研究的要求,讓每個受訪者提供其社會網絡成員的姓名、個人特征以及這些成員的相互關系等信息,關注網絡社會資本情況的研究者們可以根據網絡成員的相關信息,對網絡中的社會資本情況進行測量。其問題如“哪些人曾與您討論過個人私事?”,這種方法在自我中心社會網的研究中得到了廣泛應用。以定名法作為社會資本測量工具也存在一些缺陷,例如網絡邊界不易確定、弱關系容易被遺漏等,從而有可能造成研究的偏差(Brown Thomas Ford,1997)。
(二)定位法
定位法(position generator),也稱位置生成法,由Lin & Dumin(1986)首先提出。該方法一般是先在一張表中列出特征顯著的職業、權威、工作單位、階級或部門等結構位置作為指標,然后請受訪者回答每一位置上是否有交往者或熟悉的人,接著對所有被選擇的單位類型及職業類型進行加總,并計算相應的職業類型和單位類型得分,最后用這些指標來反映個人社會網絡中所嵌入的資源情況。其著眼點不在于考察被調查者的具體網絡成員以及成員之間的相互關系,而主要在于考察網絡成員所擁有的社會資源情況。
定位法的優點在于它是內容無涉的和角色/位置中立的,同時其更少涉及到個人的隱私,因而在實際操作中較之提名法更為簡便。此外,該方法還能較準確地測量出網絡中不同地位和不同關系所提供的資源情況,避免了提名生成法集中于強關系的問題,不足是其只能測量社會資本,但不能進一步了解受訪者的社會網絡具體構成情況。
(三)利克特量表形式
社會資本在企業管理中,經常將其開發成利克特量表形式,采用五點或七點計分法,如Seibert et al.(2001)、謝素貞(2008)等。該方法規避了定名法和定位法對于受訪者的私人問題,填答簡單。但也正為如此,失去了結構分析的特色,無法確定網絡規模、網絡密度等。但因其符合受訪者填答習慣,目前在組織管理上也得到了一些應用,而且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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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Lin Nan & Mary Dumin. Access to Occupations through Social Ties[J]. Social Networks, 1986(8)
關鍵詞:公共管理學;現代社會分層;研究意義;變化
社會分層現象并不是在特定的時期形成的,哪里有人類哪里就會有社會分層,哪怕是世界上最偏僻、最落后、人數最少的部落內部也存在分層現象。“分層”這個詞最早存在于地質學中,但社會學家發現這個詞語很適合用來形容人類社會的差異現象:因社會資源的分配以及占有程度,社會成員以及社會群體之間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差異。比如美國和中國。中美兩國的社會體制以及法律制度有著千差萬別,資源占有也有著很大的差別,因此兩國的層次結構、社會等級秩序等簡直沒有相同點。如今,美國是發達國家,而中國則是發展中國家,這些都體現著社會的不平等,這就是典型的社會分層現象。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把公共管理學和社會現狀結合在一起了,寄希望于用系統科學的理論知識把社會建設的更加美好。
1、社會分層的形成過程
現階段,中國社會的現代社會分層結構已慢慢顯現出來。我國當代的社會分層結構正在向著與現代經濟結構相適應的現代社會階層結構方向靠攏,而且這種結構也已經度過了最容易起伏的階段,逐漸地穩定下來。分析這種機制的形成過程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第一,社會制度和社會文化。社會資源的價值是由社會制度和社會文化來定義的,同一樣的事物在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下會被賦予不一樣的含義,不同社會制度下的同一事物所包含的價值也不相同,比如中西方的不同價值觀;第二,社會資源的分配。社會資源的分配規則是決定社會群體地位的關鍵因素,比如教育資源的分配。在我國,高考分數線的劃分以及錄取工作一直備受關注,很多人口大省如河南、山東考生和北京上海考生做同樣的試題,錄取分數能相差幾十分。有一個笑話曾嘲諷過這個現象:高考成績出來后,北京考生:“老爸,我考了530,比一本分數線高53分!”“兒子真有出息,走去上海旅游去!”河南考生:“爸,我530,跟一本線差了42分”“真沒出息,別上了,滾去上海打工吧!”上海考生:“爸,我530送我出國吧”“行,去學個工商管理回來幫我吧,今年又從河南招了不少農民工。”雖是笑話,但卻犀利的反映出了資源分配不均所造成的社會不公平現象;第三,社會流動。社會成員或社會群體會受到社會流動的影響,進而主動或被動的到達社會分配的、高低不同的層級位置上去,這就是所謂的“地位準入”機制。社會結構本來就是不公平的,只有消除了“地位差異”才有可能實現公平,才有可能消滅社會分層,但這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
2、研究現代社會分層的意義所在
“存在即合理。”馬克思揭示了階級產生的根源和階級的本質,這才建立了科學的階級和階層分析方法。他認為社會分工是階級產生和演變的基礎,而生產資料和勞動占有關系則掩蓋了社會分工的原生產基礎地位,共同的生活方式、階級利益和教育程度則成了劃分階級的必要條件。馬克思的階級理論為后輩們的研究提供了有實際意義的參考。韋伯的社會分層理論就是受到了馬克思的階級理論的啟發,隨后帕累托就在《普通社會學總論》一書中系統地闡述了經營階級理論。作為社會學分層研究的先驅們,這三人都提到了研究社會分層的意義。研究現代社會分層學的意義就在于:第一,現代社會分層現象的研究涉及到對社會群體分類的根本問題。分層研究首先關注的就是人們社會地位的不同,造成這些不同的主要原因還是在于經濟方面;現代社會分層對于中國社會有著不一樣的意義。自古以來,中國就是一個非常講究等級制度的社會,封建制度下的王權大于天,人分三六九等。即使現在,中國人還是非常注意級別順序的。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社會結構也有著非常大的變化,社會處于一個相對不是很穩定的狀態,分層問題幾乎涉及到了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社會分層關系著中國社會的未來發展,因此研究現代社會分層現象對于中國而言是十分必要的。
3、公共管理學視野下的現代社會分層有了不一樣的變化
公共管理學對現代社會的分層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社會分層受到社會管理體制的制約,而社會的管理體制又是公共管理體制的一種,這都屬于公共管理學的一部分。在公共管理學的視野下,社會管理體制在制度、組織和機制層面上都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創新,具體表現為國人經濟價值觀、教育價值觀等方面的進步:當代國人經濟價值觀的變化。經濟利益是社會分層的根源。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分層現象變得越來越嚴重,這引起了國人的重視。為了縮小不同階層之間的差別,人們想方設法地帶動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力圖實現全國經濟均衡發展,而且人們不再“重義輕利”,而是盡量做到“義利統籌發展”。人們的經濟價值觀發生了改變,正視并重視金錢的作用,不再過度的“視金錢為糞土”,勤勞致富成為整個社會共同的經濟價值觀;國人教育觀上的改變。封建時代,人們通過科舉考試來實現自身的飛黃騰達,教育過度地被賦予功利的色彩。現如今,人們開始關注教育的實用功能,開始重視素質教育。雖然教育還是被看做改變命運的方式,希望通過教育來改變自身所處的社會地位,但人們已不再執著于通過教育獲得怎樣怎樣的成功,而是開始從提高個人修養和素質的方面來看待教育。“知識改變命運”的教育理念并不過時,人們認為教育就是一種投資,而且是一種十分劃算的投資。受過教育的人和沒有接受教育的人有著很大的差別,個人的談吐和修養都會不一樣。
4、結束語
公共管理學視野下,社會分層結構中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本文主要從公共管理學、現代社會分層、研究意義和變化四個方面展開分析,有一定的借鑒和參考價值。
作者:胡振忠 單位:河北省委黨校唐山工作站
參考文獻:
[1]戴潔.現代社會分層理論范式探析——兼論轉型中中國社會階層分化的啟示[J].江西社會科學.2009(01)
Abstract:Impoverished is with develops the closely associated one kind of social phenomenon, is puzzling the human society throughout. Social capital's lacking with has close contacting impoverished, the social capital lacks has, the aggravating to be impoverished impoverished, the reproduction and the solidification are impoverished. Therefore, from social capital's angle of view's counter-impoverished work, should from cultivate outside the family the social capital, to eliminate the social exclus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poverty the society supports aspects and so on network to begin.
關鍵詞:社會資本 貧困 反貧困
key word: Social capital impoverished counter-impoverished
作者簡介:周治勇(1975―),男,貴州畢節人,貴州省畢節學院政法學院講師,華中師范大學法學碩士。研究方向:應用社會學。
一、問題的提出
貧困與反貧困作為現代社會發展面臨的一個現實社會問題,無時無刻困擾著人類的生存和發展。解決貧困問題,實現社會大眾的和諧發展、社會有機體的健康進步,是當代乃至未來人類面臨的挑戰和重要任務。如何消除貧困一直是世界各國政府和各級各類社會組織的首要目標和現實追求,他們解決與消除貧困問題的實踐得到學術界的回應與反饋,這種回應和反饋又指導和影響了反貧困的實踐。學術界各學科的研究視角與路徑為貧困與反貧困研究提供了可參考與借鑒的范式。
在已有研究中,對貧困形成原因的探析經歷了從物質資本范式到人力資本范式,再到社會資本范式的漸進認識過程。之前的研究主要關注貧困者的物質缺乏狀態。從物質資本范式出發,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被視為消除貧困的不二法門。但實踐證明,盡管經濟持續增長,但其反貧與減貧效果卻收效甚微。貧困群體未消減,反而呈現擴大化的態勢,并出現一些新的貧困形態。導致這種狀況的原因是收入分配不公、貧困者獲取收入機會的匱乏,造成貧困群體無法參與分享經濟發展成果,致使貧困差距依然存在甚至出現擴大化趨勢。這一擴散效應的具體化就是每一位貧困者、貧困家庭、貧困社區的就業機會匱乏、就業質量低下,難以維系個人、家庭、社區的生存和發展,甚至出現集體返貧現象。
隨著對反貧困及其成因研究的深入,對貧困群體自身的狀況關注成為研究重點。而這一時期盛行的人力資本概念啟發了研究者,使他們的研究轉向從人力資本的角度分析貧困問題。通過對貧困者自身狀況的分析研究,發現大多數貧困者成為勞動力市場的棄兒是因為人力資本的缺少,即便某些人能就業,但收入的低廉也難以維持其生活。于是,人力資源素質提升培訓與教育成為反貧困的主要手段之一。
隨著社會資本概念的提出和對社會資本研究的深入,特別是社會資本在職業獲取過程中的作用印證了社會資本與貧困之間的內在聯系。科爾曼認為社會資本作為個人擁有的社會結構資源,由個體與所屬群體、組織、國家、社會結構的關系和個人自身社會關系網絡二者組成。這種特定的社會關系網絡結構必然會對其內部的個人行為施加影響和產生效用。已有的研究證明各種類型的社會資本在青年人創業、就業中發揮了作用。 特別是民間社會資本、組織社會資本、國家社會資本在消除與減輕貧困狀態程度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說明國家制度和意識形態社會資本在減輕、消解貧困方面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反貧困研究中導入社會資本范式必然會對消除貧困、促進貧困地區發展提供借鑒與啟示。
二、社會資本缺乏與貧困的關系
既然社會資本與貧困有著如此緊密的聯系,探討社會資本的缺乏與貧困之間的關聯度,必然會對分析貧困工作有所啟示。
(一)社會資本缺乏產生貧困
社會資本作為個人最重要社會結構資源,其作用在于人們可以通過它實現某些既定目標并獲得更多資源。而一個人或家庭所擁有的社會資源的多寡,取決于其自身的社會關系的廣度與密度。如科爾曼所說,社會網絡即社會資本,個人的社會網絡越大越廣,鑲嵌在其身上的社會資本質與量就越大,在社會關系網絡中汲取與控制社會資源的能力就越強。當處于強勢地位的人或群體大量占有和使用鑲嵌于社會關系中的資源時,處于弱勢地位的個人或群體可使用的社會關系資源就大大減少,處于弱勢地位的個人或群體因關系的缺乏而陷入關系貧困,關系貧困剝奪了貧困者占有資源的權利,而資源的缺失必然導致貧困者陷入貧困狀態。正是處于弱勢地位的人或群體自身社會資本的單一性和有限性,使其必然走向貧困。
阿瑪蒂亞?森認為貧困的真正含義是貧困者創收能力和機會的缺失。當一個社會成員或家庭所擁有的社會資本數量和質量都極低的時候,那么其在市場上的位置就極為尷尬。一個社會成員沒有社會資本或其所擁有的社會資本不能在勞動力市場中給他支持或支持有限,那就容易陷入失業境地或極少的收入狀態。可以說,社會資本的缺乏是一個社會成員或一個家庭貧困的重要根源。
(二)社會資本缺乏加劇貧困
社會資本在社會生活過程中的非均衡性是由社會群體所處的結構性位置的優劣、高低、等次,以及社會關系網絡的時空位置差異導致的。這又必然導致社會群體的社會行動能力出現差距。社會結構系統中的某些社會成員或群體因其擁有的先賦地位或自致地位,在社會結構系統中占有相對較多的資源。他們因而容易借助社會資源獲得特定利益與達成行動目標。而那些處于弱勢地位的社會成員或群體,由于自身占有社會資源量少或缺失社會資源,限制了社會行動能力,無法借助社會資源獲得利益與實現行動目標,致使其現有境況更加惡化。而社會資源的匱乏使得他們失去了改變貧窮狀態的能力。正是獲取資源的機會和能力的缺乏。讓原本就處于貧困狀態的個人或家庭雪上加霜,出現更加貧困的“馬太效應”局面。
(三)社會資本缺乏能再生產和固化貧困
貧困具有再生產和固化的傾向。社會資本缺乏對于貧困的再生產最典型的是貧困文化的形成。這種類型的社會資本對貧困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家庭在貧困文化代際傳遞機制中的作用。長時期處于貧困的生活狀況與生存狀態經過無數代人口傳身授的強化,成為貧困地區人們的一種心理暗示與心理狀態;這種貧困文化通過限定人們的所思所慮塑造人的行為,生活在貧困環境中的個體,極易受這種貧困文化的影響,最終導致貧困的代際遺傳和再生產,并固化成他們的一種生活方式。
三、社會資本與反貧困策略
社會資本的匱乏是貧困者喪失發展能力和發展機會的原因,波茨認為各種背景下的社會資本通常具有三個基本功能:(1)作為社會控制的來源,主要關注使社會處于良好運轉中的社會規則的執行;(2)作為家庭支持的來源,關注家庭對子女的支持以及家庭內部的相互支持;(3)作為通過家庭外的網絡獲得收益的來源,較多地用來解釋就業、職業階梯上的流動以及企業家的成功。[1]這一理論論斷為社會資本與反貧困工作的解釋提供了一個基本的理論分析框架。
社會資本是鑲嵌在社會關系網絡中使社會行動得以實現的資源,貧困群體和貧困社區正是因為處于社會結構系統的底層與社會關系網絡的末端,從而導致在實施改變自身狀態行動上的力不從心和無能為力,因此,政府和其他社會組織可以通過國家意識形態和制度的保障作用來提升貧困者的社會地位,延伸其社會關系網絡,構建貧困者的社會支持系統、以及貧困群體的社會資本存量,增強他們的反貧困能力,最終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與發展。
(一)培育家庭外的社會資本
在社會資本的解釋框架下,我們發現陷入貧困境地的個體或家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家庭層面外的諸多社會資本的普遍匱乏。比如物質、教育、發展機會、權利等。而這種社會資源的缺失必然限制貧困者及家庭施行計劃與行動的能力。因此,國家及地方政府應加大對貧困者及家庭外社會資本的培育與扶持,各種社會組織、當地社區應積極主動地參與到對貧困者及家庭外社會資本的培育與扶持上來。根據貧困者及家庭社會資本匱乏的現實,有針對性的給予貧困家庭相關幫助和社會資源的提供。其次,貧困個體和家庭也應積極主動地參與到社會中去,加強與社區、個人、政府和各種民間組織的聯系。實現了彼此的認同與理解、合作與發展。
國家、地方政府、各種社會組織、當地社區對貧困者及家庭外社會資本的培育與扶持,體現了國家與社會對弱勢群體的真正關注。修復了貧困者原已斷裂的社會關系網絡。重新配置了社會關系網絡的資源,緩解社會關系網絡內部的矛盾與沖突。
(二)消除社會排斥
社會排斥理論認為,排斥會作為一個社會的總體力量壓迫某些個體或群體制造出貧困;也會以各種不同方式對人群做出自然或人為的類別區分。排斥是貧困的直接原因之一。貧困群體由于被排除在許多的社會事務和公共事務之外,從而被剝奪和喪失了擺脫貧困、進行自我發展的機會,這種社會人為設置的“門檻”使得貧困群體的社會資本缺乏越加嚴重。因此,消除有關社會排斥的機制對于貧困群體社會資本的累積乃至擺脫貧困十分必要。
首先,政府方面在制定有關社會政策時,充分考慮貧困群體的利益和實際。社會政策既可以確定“窮人”標簽的指向(“誰是窮人”、“誰將成為窮人”),也可以再造貧困(比如政策本身就是排斥之策、解救貧困的政策因執行失誤再造了貧困等)。 [2]因此,政府應該提高消除具有社會排斥作用的社會政策的工作效率,比如加大廢除城鄉分割的二元制度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建立社會補償機制等。
其次,應警惕和減少社會富人集團以及既得利益群體對國家社會政策的影響,提升其社會良知和社會責任感,減少社會生活的底線失守的情況發生[3]。強勢群體應積極主動的給予弱勢群體更多的社會發展機會和發展空間。
(三)建構貧困者的社會支持網絡
貧困群體的個人關系以及社會關系網絡的缺失,決定了他們在面對困難或者貧苦的生活狀態時,不可能獲得社會結構系統以及社區的有效幫助與扶持,進而陷入絕望無助的境地,加速了他們掉出社會安全網外的概率與可能性。所以必須積極動員全社會力量,為貧困者建構一個多方參與、協作配合的社會支持網絡,從而更好地為他們服務、滿足他們的需求。社會支持網絡的建構一方面可以滿足貧困者及其家庭的心理需求與現實需要,幫助他們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問題和危機,維持日常生活的正常運行。另一方面,對于整個社會關系網絡的全體成員來說,頻繁而積極的成員互動可以增強社會結構系統的穩定性與成員間的凝聚力,有利于社會系統內部個人目標的實現以及維系社會組織自身的正常運行與發展。并且,社會支持網絡作為社會安全網絡的一種形式,對個體的社會行動起到重要的支持和保障作用。
四、結語
由于產業結構調整、科學技術的進步、城鎮化進程的加快等因素的影響,導致我國貧困群體的規模有所增大,隨著全球市場一體化的不斷深入,中國的貧困狀況有進一步惡化的趨勢。怎樣有效地治理貧困、消除貧困,保持社會的和諧穩定,保證改革的順利進行,已成為全社會共同關心的重要問題。從社會資本的分析貧困產生機制和制定反貧困政策不失為一個很好的視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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