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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 實踐教學 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 本科

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具有較強的應用性,實踐教學活動應是專業培養教學計劃中的重要環節,應該受到應有的重視。從全國范圍看,目前在該專業本科生的教學中普遍存在理論講解比例過大、可操作性不強、理論與實際嚴重脫離等問題,這也是造成該專業畢業生供需脫節的一個重要原因。本文擬根據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人才培養目標要求,探討高校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實踐教學內容體系,將其分為課堂實踐教學、校園實踐教學、社會實踐教學三個層次進行探討,希圖為制定與之相應的實踐教學大綱、調整更新實踐教學內容提供思路。

一、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的課堂實踐教學

1.加強校內模擬仿真實驗學習

可模擬社會保障登記、基數核定、繳費申報、社會保障費征繳及個人賬戶等業務運行模式。學生通過模擬操作,可以對社會保障理論有更為深入地理解,也為校外實習和將來就業打下基礎。在《專業統計與信息系統》課程中可以引進社會保險電子申報系統軟件進行模擬仿真實驗教學。鑒于全國各地實用的申報系統軟件不同,可以視具體情況而定,可以使用全國性的“社會保障管理信息系統軟件”,也可介紹當地社會保障部門所使用的軟件系統,作為校內模擬仿真實驗課程來講授。北京勞動保障職業學院使用的是“社會保障管理信息系統”(單機版軟件和網絡版軟件),中華女子學院山東分院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則引進濟南市社會保險電子申報系統軟件。

2.延伸現有專業理論課程中的實訓課程

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的實踐課程體系要進行一些調整,才能適應新形勢的發展,如國家出臺《勞動合同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后,出現一系列新的問題需要勞動合同管理的人員去思考和掌握,如勞動力成本、解雇員工風險、不簽勞動合同的風險等等,還有制定廠規廠紀、解雇員工等應當有一定的法律程序。在講授《勞動法與社會保障法規》這門課程時,除了要介紹《勞動合同法》的條款之外,還要將法律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引入“勞動全同管理軟件”,注重實務操作內容。在講解勞動爭議等內容時,可以組織本專業學生在校內模擬法庭進行勞動爭議、保險案例裁決,培養他們獨立判斷的能力。而《保險精算》課程可適當增加實訓學時,《人事測評》課程可以介紹“人力素質測評軟件”等。

3.努力不斷優化研究方法類的課程

以《社會調查研究方法》、《管理定量分析》等為代表的課程群,包括從選題、文獻評述、研究設計、問卷設計、抽樣方案的制定,到調查訪談的實施,直至問卷錄入、統計分析到最后撰寫報告,應該讓學生全程參與。通過一系列實踐教學環節,完成大量問卷調查和調研報告,選題可圍繞勞動保障方面的問題,學生的實踐能力和創新精神可以得到提高。

在保證掌握基本知識、基本技能和方法的前提下,壓縮甚至淘汰演示性、驗證性、模擬性的基本實驗,增加綜合性、設計性和研究創新性實驗。

二、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的校園實踐教學

校園實踐教學是指有教學計劃、教師有明確要求的學生在校園從事的實踐活動。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校園實踐教學包括校內實習基地和各種校園文化活動,可將專業內容融入到如文藝活動、知識競賽、演講比賽、辯論賽、技能比武、校內科技服務、創業設計、公益活動和各種社團活動。各地和多個高校曾通過各種公開和內部的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知識競賽,極大地普及了相關知識,激發了學生的學習熱情。還可以組織專業學生在校內向同學開展大學生醫療保險制度、學生就業勞動保障政策等咨詢服務。

高校可將參與科研和創新活動作為完整的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本科教育的一部分,通過培養體系進行要求和規定。科技競賽也是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實踐教學的一種形式,是實現創新教育的有效載體,是展現高校教育教學質量的平臺。科技競賽特別是國家教育部等主辦的學科競賽,對于推動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教學建設和教學改革,促進教學與科研的結合,促進素質教育的實施,激勵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培養大學生的創新能力,協作精神和理論聯系實際能力等諸多方面具有積極意義。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要積極倡導和鼓勵學生參與校級大學生科研課題、“挑戰杯”、“新苗計劃”、校內大學生學術、科技作品競賽、大學生創業計劃大賽等各類科研比賽項目。

三、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的社會實踐教學

社會實踐教學是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課內實踐教學和校園實踐教學的指向,是最重要的實踐教學形式。本專業社會實踐教學的主要形式有:課程實習、暑期社會實踐、畢業實習、畢業論文等。

1.實習與社會實踐

實習是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本科教育中的一個重要實踐教學環節,其目的是使學生了解社會、接觸實際,增長知識,增強勞動觀念和責任感,培養獨立工作能力。課程實習時間安排較短,可以采取參觀、訪問、調查研究、見習等形式,時間較長的還有階段實習或短學期(也稱暑期社會實踐活動,安排在第二學年和第三學年的兩個暑假)和畢業實習。

可以讓學生走出校園進行社會調查,了解弱勢群體的疾苦;也可以讓學生在一周內按照當地領取最低生活補貼的標準生活一周,體會窮困家庭成員的感受;可以以學生的身份去參觀工作人員的實際工作流程,也可以以客戶的身份訪問社會保障機構,談對工作人員服務態度、服務質量的感受,并提出可以改進之處;還可以請學生去養老院等機構做義工,這些教育對培養學生的同情心、加強對其所服務對象的認同感、樹立服務民眾的信念非常重要。大學生們利用暑期,結合專業參與社會實踐活動,提高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為大學生將來從事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相關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礎。

要重視學生的勞動與社會保障業務實踐,本專業應建立有相對穩定的實踐教學基地。使學生能夠直接在社會相關機構進行實習,使其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能力、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不斷提高。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的不斷深化,傳統的實習模式受到了嚴峻挑戰,本專業畢業走向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應該及時調整培養方案,擴大實習基地建設范圍,除了原來的勞動與社會保障廳(局)、社會保障基金管理中心、企業事業單位外,還應該將民政局、慈善機構、社區服務中心、職業介紹中心等納入進來。在實施手段上也要做相應的調整,以適應形勢的發展變化,使實習逐漸由單純教學實習向科研實習、就業實習轉變。

另外,在實習模式上要靈活多樣,集中實習和分散實習相結合、實習與教師的科研相結合、專業實習與畢業論文相結合、專業實習與就業相結合。迫于就業壓力,目前,越來越多的畢業生把畢業實習階段甚至階段實習階段作為就業的試用期,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分散實習、與就業結合的實習是必要的。

2.畢業論文與實踐的結合

畢業論文是實現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培養目標的重要教學環節,它在培養大學生探求真理、強化社會意識、訓練基本科研能力、提高綜合實踐能力與素質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教育與生產勞動和社會實踐相結合的重要體現,是培養大學生的創新能力、實踐能力和創業精神的重要實踐環節。同時,畢業論文的質量也是衡量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教學水平、學生畢業與學位資格認證的重要依據。搞好學生的畢業論文工作,對于提高學生的綜合能力和全面素質、提升專業教育教學工作的質量和水平具有重要意義。

在組織管理畢業論文工作中,可規定畢業論文選題應符合培養目標的要求,要保證一人一題,切實做到選題要盡可能多地反映勞動和社會保障理論實踐中的實際問題、熱點問題,堅持“真題真做”并有一定的新穎性和學術性;鼓勵與教師的科研工作密切結合。選題,由學生確定或學生與指導教師共同商定。在保證基本訓練、掌握本學科的基本功的基礎上,盡可能安排做一些提高性、拓展性的研究專題,提升畢業論文總體質量。

在我校的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畢業論文管理過程中,要求在學生選題確定后由指導教師下發畢業論文任務書,主要是對學生提出和規定畢業論文的各項工作任務,對學生完成畢業論文起引導、啟發及規范的作用。任務書指明本課題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和大體上可從哪幾個方面去研究和論述該主要問題的具體要求,計劃進度,推薦的參考文獻(5篇左右,含外文文獻至少2篇)。學生通過查閱相關外文資料,進行外文資料翻譯,了解選題的國外研究進展情況;通過檢索和閱讀大量相關國內刊物文獻,撰寫文獻綜述;開題報告、預答辯等環節,保證選題符合培養目標要求。建立有效的畢業論文質量管理模式和監控制度。采取二次答辯、學校及教育廳兩級論文抽檢等舉措,不斷提高畢業論文的整體水平。

3.各實踐環節可以相互聯系、相互滲透

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課程實習可以走出去,也可以請進來的方式,讓有豐富實踐工作經驗的勞動與社會保障實際部門工作人員,結合某課程教學內容在課堂內進行講授,使學生不僅僅停留在理論知識的層面上,也了解一些實際工作情況。可將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教學環節與畢業實習、畢業論文結合起來。

《管理定量分析》實驗項目由操作性和綜合設計性實訓項目組成,綜合設計性實訓項目要求學生完成一項實驗課題,主要目的是運用所學理論知識,針對勞動社保熱點問題,設計問卷并進行統計分析。每學期的第1周布置下去,第15周上交,學生可自行組成小組,自行選擇課題方向、設計問卷、發放和回收問卷并做統計分析,并撰寫實驗報告。筆者對本人指導的近幾屆畢業生,要求將《管理定量分析》課程中所學的理論知識運用于學年論文(第三學期)、畢業實習報告和畢業論文寫作中去,大大提高了學生分析問題的科學性,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學生論文普遍存在的空洞與摘抄的現象。

從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本科生畢業論文寫作看,有校級科研項目的同學,由于有科研項目任務,投入的時間和精力要多于一般同學,且因做過問卷調查和統計分析,數據翔實,其所提問題和對策更有針對性,畢業論文質量普遍高于一般同學。如一名同學的學生課題是“浙江省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實證研究”,他組織其他學生作為小組成員,利用暑期從農民工社會保障體系的構建的多個方面入手進行問卷調查,最終各位小組成員完成這個項目的子課題并分別作為各自畢業論文的選題,從而較為成功地將學生科研與畢業實習、畢業論文結合起來了。

四、結語

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本科實踐教體系應由實踐教學目標體系、實踐教學內容體系、實踐教學條件體系和實踐教學管理體系等子體系構成,而開展該專業的實踐教學內容體系的研究,將有益于全面實現專業教學目標體系,并為教學條件和實踐管理提供較為具體的科學指導。充分挖掘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實踐教學內容,擴展實踐教學內容在整個教學計劃中的比重,進一步完善實踐教學體系,使課堂實踐教學、校園實踐教學、社會實踐教學相互補充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有機的整體,為學生的能力的拓展和將來就業打下良好的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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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水蘭:實踐教學的內涵與外延.廣西社會科學,2004.10

篇(2)

一、理論學術界關注的重點及分歧

對中國社會保障改革問題的研究，理論學術界關注的重點與政府關注的重點領域基本一致，并伴隨著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的推進而發展。目前討論的熱點如下：

1.中國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在改革傳統社會保障制度的背景下，如何看待社會保障制度？中國需不需要建設一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如何建立一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理論學術界對這些基本問題的看法客觀上存在著分歧。不過，絕大多數學者對社會保障制度持肯定態度，認為社會保障制度不僅是必要的制度安排，而且是利國利民的十分重要的制度安排。長期從事中國社會保障問題研究的宋曉梧、馮蘭瑞、鄭功成、何平、胡鞍鋼等多數專家、學者均主張中國應當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將中國新型社會保障體系發展成為一個多層次的體系亦已成為學術界與政策層面絕大多數人的共識；但也有陳平等人對社會保障制度基本上持否定態度，認為“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是短視國策”。

在贊成建設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前提下，不同學者的具體看法亦不盡一致。劉福垣主張大一統論，即以國家財政為基礎，提出應盡快統一全國社會保障體系，并將農民納入這一體系之中，宋曉梧是城鄉有別論，他將建立城鄉有別的社會保障體系列為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的中長期目標；馮蘭瑞主張盡快通過實現省級統籌來過渡到全國統一；何平堅持長期持續發展論，認為實現這一目標“需要一個艱苦的長期過程，這個過程大約需要30-50年”鄭功成則是漸進統一論，他認為需要在化解養老保險歷史債務、降低社會保險繳費率、強化國家財政與勞動者個人的責任并縮小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差距的條件下，積極穩妥地推進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

與此同時，在探討社會保障體系問題時，必然涉及到對社會保障制度如何界定的問題。國內學術界主要有三種觀點：一是大社會保障論，認為社會保障制度包括社會救助、社會保險與社會福利等各種保障國民生活系統的總稱，這一界定最早是由民政部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確立的，以后成為官方的正式界定，并為理論學術界絕大多數人所認同；一是大社會福利論，認為社會福利制度不僅不應當納入中國社會保障體系，而且社會福利制度應當包括社會保障體系、社會救助體系和社會福利服務體系，這一觀點主要是竇玉沛、尚曉援等的新主張；鄭功成在贊同大社會保障制度論的同時，則提出應當分理論與制度層面來展開討論，即在理論上探討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的差別具有必要性，但在制度層面上尊重已經約定俗成的界定并無問題。上述討論并非純學術探討，而是隱含著重新界定中國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政策體系及框架之爭。

2.中國社會保障改革優先考慮的領域。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是全方位改革，但受各種因素的限制，客觀上不可能全方位推進，因此，優先考慮哪些制度變革是改革進程中必須抉擇的問題，理論學術界已有的成果表明在這一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分歧。

由于城鎮改革尤其是國有企業改革是整個改革事業的重心所在，與之相關的社會保險制度改革亦成為最引人關注的問題，它反映在理論學術界就是絕大多數論著均著眼于社會保險制度尤其是其中的養老保險制度，在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承辦的書報資料復印雜志《社會保障制度》的備選文章中，研究社會保險改革的論文約占總數的60%以上。在眾多研究者的論著中，社會保險事實上成為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必須優先考慮的問題。這種傾向與國家近十多年來對社會保險改革的特別重視及社會保險改革在整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中的特殊地位基本一致。

在大多數學者主張優先考慮社會保險改革時，也有部分學者對此并不完全贊同。景天魁、楊團等人在其有關著作及論文中提出基礎整合的社會保障模式，就強調以最低生活保障、社區保障為重點而不是以社會保險為重心來構建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唐鈞亦特別強調社會救助是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重中之重。

鄭功成則從全球范圍出發，將社會保障發展進程劃分為以社會救助為核心的社會救助型社會保障階段、以社會保險為主體的社會保險型社會保障階段和以社會福利為重點的社會福利型社會保障階段，他認為中國正處于一個特殊時期，它既需要著重考慮社會保險制度改革，又必須以改造和完善社會救助制度為基礎，同時還面臨著如何滿足社會成員日益增長的社會福利需求問題，從而主張整體協調發展。

3.政府在新型社會保障制度中的責任。有的論者將其提高到憲法所確定的權益保障層面強調政府責任，有的論者則強調個人及家庭應當承擔起自己的責任，主流的觀點則是建立社會保障責任共擔機制，即政府、企業、個人乃至社會均應當分擔相應的責任。例如，劉福垣就認為社會保障是國家責任，它應當通過稅收來解決全體國民的社會保障問題；何平則認為社會保障不能搞成一個純粹的國家福利和政府行為，主張政府扮演最后出臺的角色，一部分入主張政府財政只承擔社會保障基金收不抵支時的兜底責任。鄭功成認為無論社會保障制度如何改革，政府均肩負著主導社會保障制度的責任。

4.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中的若干具體問題。中國新型的養老保險制度采取的是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模式。對此，多數學者認為有創新意義，較單純的現收現付式或單純的個人賬戶式制度更能夠適應發展需要。但也有人認為個人賬戶并不適合，如劉福垣基于社會保障是公共物品的原理而反對建立個人賬戶，莫泰基基于經濟、社會乃至個人的客觀風險也反對采取個人賬戶制；在國際上，國際勞工組織也是反對個人賬戶模式的，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經濟組織卻推崇個人賬戶制，這些組織的專家還向中國政府提供專門的政策研究報告。在承認統賬結合模式的專家中，有的人肯定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緊密結合在一體，有的主張實行板塊狀結構（即分開管理），有的主張將這一統賬結合模式改成兩個獨立的支柱。在統賬結合的比例上，亦存在著統賬均等、大統籌小賬戶、小統籌大賬戶之爭；在個人賬戶的繳費責任方面，有人主張雇主分擔，有人主張個人承擔全部責任。還有人從長遠目標出發，提出將其改造成普惠式的國民養老金和差別性的職業養老金結構。

在籌資手段方面，單一渠道的資金來源已經被摒棄，主張多元化籌資方略已經成為絕大多數學者的共識。但在社會保險籌資方式上，卻存在著費稅之爭。除劉福垣是將社會保障看成是國家或政府的完全責任而自然完全需要依靠稅收外，包括吳樹青等許多學者均主張盡快開征社會保險稅以替代現在的社會保險征費制，唐鈞、楊良初等人甚至對如何開征社會保險稅進行了政策設計；鄭功成則通過對中國現行社會保險統賬結合模式的考察，明確主張社會保險費改稅緩行，并將這一主張提交給決策層；后來鄧子基、厲以寧等從我國財政稅收體制的角度亦認為中國目前不具備開征社會保險稅的條件。

在農民工社會保障方面，鑒于農民工作為中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與傳統戶籍制度沖突中出現的—個特殊群體規模龐大，在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上，越來越多的學者主張應當給農民工以社會保障，北京等地甚至制定了專門的農民工養老保險政策；也有一批專家認為農民工因為有土地保障，加之政府承受能力不強而主張不必考慮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上述兩種觀點均較流行；第三種思路則是主張分類分層保障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權益，在肯定農民工需要社會保障的條件下，認為應當優先考慮農民工的工傷保障、特困援助等，養老保險則在其后且應分類展開。

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方面，多數專家主張農村居民應當享有社會保障，但也有人認為農民有土地保障和傳統的家庭保障，現階段可以不考慮。在主張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方面，不同的學者亦存在著觀點分歧，宋曉梧持城鄉有別論，王延中主張分區域推進，鄭功成仍然持分類分層推進的觀點，認為應當承認農村人口不斷分化的現實并采取有區別的社會保障政策。

二、對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研究的綜合評論

1.價值評判。基于社會保障是以經濟手段解決社會問題進而達到特定政治目標的制度安排，制度變革的實質是利益格局的重大調整，研究并解決這一問題顯然不是單一學科能夠完成的。因此，近十多年來尤其是近幾年來，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管理學、精算學等學科的專家均有一些人從不同的角度來研究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問題，專門的社會保障學者也需要運用經濟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的知識與方法，多學科合作與跨學科研究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保障改革這一領域的重要取向，它從一個側面表明了當前社會科學學科尤其是處于應用層次的學科發展的新趨勢。

從中外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歷史來看，社會保障要受經濟、政治、社會乃至歷史文化等多種國情因素的深刻影響，研究中國的社會保障問題必須與中國的具體國情緊密結合。在西方國家社會保障制度早已成熟但又面臨著一些問題的條件下，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個正處于經濟社會轉型時期的國家和一個對社會保障制度進行全面變革的國家，有著非常獨特的研究價值，這種價值揭示出立足中國國情來研究并解決中國的社會保障改革問題，將為各國改革、完善自己的社會保障制度提供新的啟示和經驗，從而可以對國際社會保障理論的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這正是中外學者普遍關注中國社會保障改革問題的根本原因所在。

推動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和這一制度健康發展是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研究的基本目標。在近幾年的社會保障改革歷程中，可以發現學術界的研究及其成果對這一改革實踐的影響。如1998年以來，國家的重大社會保障改革方案或政策出臺，大多數均有相關的研究成果作為決策依據，決策層對國內外學術界意見的重視，揭示了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研究日益理性化和極高的應用價值。

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研究的貢獻，還表現在對社會保障學科發展的推動方面。盡管社會保障作為一門學科還缺乏必要的、穩定的內核，但確實已經成為一個專門的學術領域。

對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的研究，因其具體內容（包括國民的養老、疾病醫療、失業、工傷、貧困及各項福利措施等等）均涉及到國民的現實生活，必然促使著學者與學術走出象牙塔，進而推動著理論學術研究更加貼近現實和更富人性與人文關懷精神。

2.值得注意的一些傾向。第一，創新不夠，學風堪憂。盡管研究中國社會保障問題的書籍與文章日益豐富甚至有一片繁榮的景象，但真正具有創新價值的論著并不多見，部分人過于急功近利，在創新不夠的同時存在著較為嚴重的學風問題。

第二，不做深入調查，照搬國外學說。從已有的文獻來看，可以發現相當多的研究缺乏深入的社會調查，一部分研究成果脫離中國的現實國情，或者過分迷信某些國際組織與國外學說，甚至將社會保障政策視同為經濟政策，以至于給社會保障改革的深化帶來負面影響。

第三，對深層次理論問題關注不夠。相當多的研究成果缺乏對中國經濟改革與社會發展宏觀背景及現階段各相關因素的了解與分析，對現代社會保障制度建制理念的發展和特有的人文關懷精神視而不見，對經濟領域中的效率優先與社會保障制度中的公平優先認識不清，只是針對中國社會保障改革中的局部問題開出“頭痛醫頭”的藥方，這一傾向直接損害了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研究的理論價值與應用價值。

第四，研究中的失衡性。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研究主要集中在體系構建和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方面，對同樣重要的社會救助制度改革（如對規模龐大的貧困人口的救助）與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的研究卻較少；對經濟保障研究多，對服務保障與情感保障研究少；對城市保障問題研究多，而對農村社會保障問題研究少；對國有企業職工的社會保障研究多，對非國有單位職工的社會保障問題研究少，對改革中出現的農民工或流動人口群體的社會保障更少；對正規就業者的社會保障研究多，對非正規就業者的社會保障問題研究少；對政府責任的控制研究多，對合理的責任分擔機制研究少；對中央政府的責任問題多，對地方政府的社會保障責任以及中央與地方責任劃分研究少；等等。

3.可以預見的走勢。首先，多學科交叉研究中國社會保障研究將趨向深化。多學科交叉融合將既是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研究的內在需要，也將推動著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研究逐漸走向成熟。當然，在肯定多學科交叉融合的同時，各學科關注的重點肯定存在著差異，這種格局表明社會保障政策選擇過程中對改革研究成果的取舍是否合理，將取決于決策者的政治智慧與魄力。

其次，價值取向與建制理念的研究將更加引起重視，社會保障改革研究將更富人道主義與人性化。以往的研究多從經濟效率角度出發，忽略了社會保障制度固有的倫理基礎與人文關懷精神。近年來的趨勢表明，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中的效率至上觀念和慈悲意識遭到抨擊，社會保障公平理念正在回歸，這將使研究成果更加接近社會保障制度的本質追求，同時更加富有現實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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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流動人口;政策;綜述

中圖分類號:C9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02-0058-01

1 研究現狀

1.1 對流動人口政策管理過程的研究

1.1.1 戶籍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的現狀分析

依據現有的流動人口政策研究文獻,學術界觀察與分析流動人口的重要視角是社會權利。戶籍制度使自發性的人口流動與現有的戶籍屬地管理體制之間產生制度性沖突,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流動人口的社會階層合理流動(傅崇輝,2008)。有學者指出,當前全國性的政策供給遠滯后于一些地方的社會實踐。跨省流動人口規模擴大,造成退保人數增加,流動人口聚集區社保制度碎片化狀況嚴重。在目前社保政策下,流動人口所在的打工地社保制度將獲益,流出地將受損,流動人口的養老權益受到極大侵害(鄭秉文,2008)。

1.1.2 關于城市流動人口社會安全性研究

有學者指出,改革開放后,隨著大面積的人口流動現象出現,公共行政部門制定了許多服務、保護和管理流動人口的政策、法規,但不少地方和部門在流動人口問題上輕視服務行政而重視政府管制,甚至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歧視性做法,流動人口對公安民警執法行為滿意度較低(徐鎮強,2008)。有學者認為進城務工的流動人口,工作異常辛苦,生存條件極差,又處于社會底層,缺乏精神生活的調劑,如果出現外界的刺激,可能使他們走上犯罪的道路(丘銀英、沈建武,2002)。

1.1.3 關于流動人口的職業技能培訓研究以及生存狀況研究

從既有的城市外來流動人口的文化構成來看,普遍存在知識匱乏的現象,流動人口缺乏從事非體力勞動行業的能力。從而,要探索職業技術培訓的培養方式,大力開展城市外來的農村務工人員的職業技能培訓。統籌勞動力市場,依托市場經濟促進農村勞動力就業。(張肖敏,2006)。有學者指出在城市建設中也忽視了流動人口在城市中的工作、生活、居住需求,對流動人口將長期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趨勢缺乏認真考慮和系統安排(李英東、石紅溶、2005)。

1.2 學術界對未來流動人口政策發展趨勢的建議

1.2.1 居住證制度及戶籍制度改革設想

學者曾凡華認為,“居住證”制度除便于政府管理外,更主要地體現了維護外來人員的合法權益,體現了政府部門對流動人員的角色定位(曾凡華,2007)。屬地化管理是當前流動人口管理的發展方向。屬地化管理要求流入地政府將流入的流動人口作為城市居民來管理與服務,而不是當“流動人口”特殊對待(羅仁朝,2004)。

1.2.2 流動人口的社會保障政策要實現科學化,人性化

政府應規定所有的企業在雇用流動人口時,必須按照規定繳納社會保障基金。對那些在城市中已經擁有比較穩定的工作和收入的流動人口,他們的社會保障可以參照城鎮職工的有關規定辦理。而對那些工作和收入都不太穩定的流動人口,在制度安排上既要考慮盡可能降低其市民化進程的風險,又要兼顧其工作和收入不穩定的特點。(樊小鋼,2004)。

1.2.3 以社區為依托,加速城市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

公共政策的設計與安排應充分體現“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思想,創造一個良好的將流動人口整合于城市社區的條件和政策環境,促進城市發展和個人的自身發展。在社區層面上,加強社區建設,通過功能整合和文化整合,開展對流動人口的心理輔導和咨詢服務,不斷提高流動人口的文化素質,加強流動人口與城市居民的相互溝通與了解,促進社會融合(高春雁,2007)。

1.2.4 解決流動人口子女就學困難,整合現行與流動人口相關的法律法規

一些學者指出我國未來人口融合政策發展的方向包括:堅持以流入地政府管理為主、以全日制公辦中學為主的方針,把流動人口子女入學工作納入流入地義務教育總體規劃統籌安排(尹德挺、黃匡時,2008)。有學者指出,流動人口在治安安全需求、職業保障安全需求、社會適應與日常安全需求等方面存在的問題相當嚴重。當務之急是制定全國性的《流動人口服務與管理條例》;進一步完善滿足流動人口的職業保障安全需求方面的相關政策,實現政策體系的效能優化(徐鎮強、徐向群,2008)。

2 結語

2.1 現有研究的經驗不足之處

學術界對流動人口政策的研究呈現積極活躍的上升趨勢,但仍然存在個別不足之處。如對流動人口政策執行的相關監督機制方面的研究較少,缺乏對于流動人口政策制定執行等方面具有指導性與實際推廣性的研究資料。多數學者將目光聚焦在一些社會熱點問題上,忽視了流動人口政策中一些非熱點問題的研究,導致了流動人口政策研究資料的不完善不全面。

2.2 筆者創新及建議

縱觀學者們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現階段,學者們大多關注流動人口政策制定執行階段的研究,忽視了流動人口政策的評估和監督階段的研究。因此,筆者建議:在研究流動人口政策制定執行管理的同時,也應重視流動人口政策的評估與監督環節的研究。流動人口政策的評估研究是流動人口政策研究中最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它是流動人口政策得以改進的動力來源。可是長久以來,流動人口的政策評估與政策監督機制的相關研究在中國并不受重視。一方面,一些針對流動人口的政策在制定以后,由于各方面原因,導致預期的政策效果沒有實現,有時甚至導致更為嚴重的政策問題。因為缺乏一個有效的流動人口政策評估機制,這些人口政策并沒有能得到很好的調整或終止,致使產生了很多的“后遺癥”。另一方面,由于流動人口政策監督部門自身的地位不高,導致監督力不足。完善流動人口政策的評估與監督機制,應該廣開思路,從流動人口政策的體制結構思考,對社會采取流動人口政策的公眾參與機制,而不應該閉門造車。

流動人口政策研究是一門交叉性學科,應該擴展視野,思考政府治理與地方配合的問題;思考非政府組織在流動人口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思考社會非贏利組織及其它慈善組織對政府流動人口管理的補助作用。綜上所述,對未來流動人口政策和管理的發展趨勢,筆者擬提出三點建議:

第一,深入探討實現建立非官方的流動人口自治組織,并且在實際管理過程中,逐步嘗試實現流動人口自治組織自治,地方政府監管的機制。

第二,深入研究NGO(非政府組織)與政府合作治理流動人口的現實可操作性及優越性。

第三,解析NPO(非盈利組織)評估監督流動人口政策的可行性及優越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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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樊小鋼.流動人口與社會保障機制的構建[J].經濟學家,20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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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勞動與社會保障 專業英語 教學實踐

高校專業英語是大學英語教學的應用和提高階段，是學生了解學術前沿、掌握專業技能、拓寬專業視野的必備工具。武漢科技大學（后文簡稱“我校”）充分認識到專業英語對于學生深化專業學習和未來職業生涯的重要性，自開設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以來，我校就將《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英語》作為必修課程。筆者一直承擔該課程的教學工作，在幾年的教學過程中積極探索和實踐，不斷積累經驗，同時發現一些問題，有待采取一些措施加以解決。

一、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英語教學的探索和實踐

我校自2006年開設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以來，進行了近7年的專業英語教學探索和實踐，已經形成了較為穩定的教學框架和模式，大致情況如下：

（一）教學學時：我校《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英語》課程的總學時為36學時，分九周時間完成，每周兩次課。課程安排在三年級上學期（第五學期）。

（二）教材建設：由于還未有專門的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英語教材，因此在教學時，我們自選了一些外文文獻和資料作為教材。由于處于探索時期，這些自編教材的內容在不斷調整，以符合大三學生的接受能力。

（三）教學內容：我們根據每個班級學生的英語水平，分別選擇了社會保障領域的一些資料和經典外文文獻，包括一些中英文對照的機構資料簡介，也包括對于中國社會保障現狀進行概述的資料。這些資料與我們的國情緊密相關，學生比較熟悉，學起來簡單易懂，可以增強學生學習專業英語的信心，同時從中能學到不少的專業詞匯和表達方式。另外，還發給學生一些介紹全球社會保障狀況的外文資料，這部分資料有不同的主題，每個主題文字不多，表達方式與前面的資料有較大區別，能夠讓學生初步接觸外文原文，了解中英文的不同表達方式，同時對社會保障的各個分支有進一步的了解。根據課程進度和閱讀需要發給學生一些經典外文著作，如貝弗利其報告的節選片段、國際勞動組織的《社會保障導言》（節選）等。這些資料內容較為深刻，段落較長，長句較多，閱讀理解有一定的難度，對于提升學生的專業英語水平很有幫助。

（四）師資培養：我校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英語課程自開設以來，有三位老師擔任教學工作，人手相對比較缺乏。再加上兩位老師均為專業課教師，雖然精通專業知識，但是英語表述能力相對不足，使用外語授課存在一定的障礙。所以在教學中，我們采用中英文混用的方法，同時充分利用專業教師的優勢，在專業英語教學中盡可能把學教學重點放在專業知識體系的教學中，而不是僅僅記住一些與本課程相關的英語專業詞匯。

（五）教學模式：以傳統的集中課堂講授的授課方式為主，積極探索互動式教學。在聽說讀寫譯五大基本技能上，都盡量涉及互動教學模式。但由于課時有限，師生水平限制，在教學方式上，以閱讀、翻譯為主，其次為寫，聽說較少。我們積極探討互動式教學，引導學生主動參與到課堂教學中。在課堂上，讓學生閱讀和講解一部分內容，老師作為補充和引導；布置一些課題供學生討論；講解內容時提出一些問題讓學生回答，鍛煉學生的聽說能力，達到師生的互動。考核上，采用平時成績加期末成績的方法，平時主要考察課堂提問和討論、課后作業，同時，中期有一個期中測試，考查學生掌握程度。期末考試采用閉卷考試的方法，翻譯、簡答、寫作、填空，盡量使題型多樣化。考核內容也盡量把重點放在考核學生知識的理解程度、知識的應用能力上，避免學生盲目死記硬背。

二、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英語教學中的問題和反思

經過幾年的教學實踐，我校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英語的教學模式和內容基本穩定，教學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也存在不少的問題。

（一）學時不足，影響學習效果。

在學時方面，該課程只有36個學時，不僅要完成對專業詞匯的掌握理解，還要大量地閱讀英文文獻，學生難以完全消化和理解。而且大多學生在大三時已經通過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此時已把學習的重點放在了專業知識上，對專業英語不重視。一周兩次課的學習，課后花在該課程上的時間很少，難以真正提高專業英語水平。

（二）教材和師資等硬件建設不足。

教材是教學過程中必備的工具，是教學大綱和教學內容的具體體現，對教學效果有著最為直接的影響。由于目前還未出版社會保障專業英語的教材，只能選用一些經典文獻和學術著作，缺乏時效性、靈活性，內容又相當系統和專業，對專業基礎知識薄弱、英語基礎水平有限的三年級學生來說困難較大，容易產生畏難情緒，不能有效地激發學習興趣。在自編教材的過程中，教師不僅僅要找合適的文獻，還要理清專業詞匯和語法，提供學生思考和討論的問題，布置作業。由于教師專業能力有限，編出的教材無法做到專業化，影響了教師的教學。再加上幾位專業老師均不是英語專業出身，未經過系統的英語技能和英語教學培訓，只能憑借專業和傳統的語法進行解釋，難以將英語語言技能和專業知識有機結合，實現專業英語的教學目標。

（三）授課內容范圍狹窄。

礙于學時限制，本課程所選文獻側重于社會保障領域的專業論文和專著。要想完全理解社會保障的理論和相關問題，必須把它放到更廣闊的領域去思考。所以除了社會保障的專業詞匯，學生還應熟悉公共管理、經濟學等領域的一些專業詞匯和解釋。外文文獻也經常有所涉及，但因為學時太短，沒有時間帶領學生去閱讀這些內容，只能作為課后自主閱讀，效果難以保證。在聽說讀寫譯五大基本技能上，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也是有所選擇的，在提高學生的語言應用能力上顯得不足，這與我校應用型人才培養的目標不相吻合。

（四）傳統的教學方法和教學模式需要徹底改變。

在教學方法和模式上，我們探索出循序漸進的原則，先易后難，符合學生學習的基本規律。而且在教學中我們也積極探討互動式的教學模式，效果不錯。但由于師資力量不足，學生英語水平參差不齊，我們的專業英語教學仍然屬于傳統的以教師為中心的“填鴨”式教學方式，教師翻譯講解為主，課堂氛圍顯得沉悶枯燥，無法充分調動學生積極性，教學效果不太理想。

三、改進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英語教學的思考

反思七年來在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英語教學中存在的問題，筆者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在教師這一方面，其中如何完善教學內容，改善教學方法，是搞好該課程教學的關鍵。

（一）重新定位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英語的教學目標。

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社會對既有專業知識又有較高英語水平的復合型人才的需求將越來越大。這對專業英語教學如何培養高素質、有能力參與國際經濟和技術競爭的人才，提出了新的挑戰，也促使了我們必須結合該專業的培養目標，轉變教學觀念，加快專業英語的教學改革。我校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的培養目標是要培養應用型人才，在該目標的指導下，專業英語的教學目標也應該是提升學生在專業領域應用英語的能力。專業英語教學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為學生畢業后的工作或進一步學習做好準備。學生語言的實際運用能力及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應該是專業英語教學重點培養的目標。所以，教學應把握以應用性為主的基本原則，整個專業英語課程的設置、教材編寫、教學方法和師資隊伍的建設，自始至終應該以此為指導去進行思考和研究。

我們應充分認識到，專業英語課程既不是單純的語言課，又不是單純的專業課，而是一門語言應用與個人專業知識緊密結合的課程，兩者相輔相成。在以往的教學中，雖然名義上確定了此目標，但教師們并未充分理解這一點，認為專業英語就是帶領學生讀一下外文文獻，記住幾個專業詞匯，不注重學生聽說能力的培養，學生覺得課程枯燥，易產生厭學情緒。

（二）重新進行專業英語的課程設置。

英語的學習應該是個循序漸進的積累過程。以往的專業英語課堂學習僅僅只有36個學時，課下學習時間不能保證，所以教學效果并不理想。在這一點上。需要重新考察該專業的課程設置情況，適當增加一些學時，以保證教學質量。建議從大學三年級開始，至少分兩學期開設專業英語課程，保證足夠的學習時間，并注重專業英語和基礎英語的銜接。

（三）重新編排教材，并培訓師資。

教材和教師是教學效果的重要保證。目前社會保障領域沒有專門的專業英語教材，這既是問題，又是一個機會。可由學校出面，組織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教師和英語專業教師共同編寫出版一本更為系統、豐富的教材，以培養聽說和口語表達能力為主，真正實現應用型的培養目標。在師資上，針對每個教師的特點，制訂相應的培訓計劃，通過英語教學培訓、聽示范課等方法提升教師自身的能力，目標是使整個教學均采用英語教學，包括教材、講授、板書、筆記、作業、討論等均使用英語。

（四）探索多種形式的教學方法。

針對目前專業英語教學中的問題，要加大聽說的訓練力度，選擇社會保障領域的熱點問題，供學生討論；同時可通過社保文書、情景模擬等的設計，培養學生實際應用能力。另外，積極搜索并播放一些相關視頻，增強學習的趣味性。最后，繼續探討互動式教學，充分鼓勵學生參與的積極性。探討通過游戲、案例、圖片、講故事等多種手段，讓學生敢開口，愿意開口。每次教學前，教師可先公布主題及相關詞匯和表達方式，讓學生自行分組，查找相關資料，自行設置場景和角色，編寫對話。上課時，根據查找的信息，進行小組討論或角色模擬。在討論過程中，教師給予必要的指導，確保每個學生均用英語參與討論。小組討論結束后，教師作課堂總結，同時鞏固知識，加深學生印象。

（五）改革考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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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 要] 法學教育模式的改革是法學教育中非常重要的問題，項目式教育注重培養學生自主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有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拓展視野等優勢。本文通過《勞動法學和社會保障法學》教學過程中的應用實例介紹，分析了這一教學模式在法學本科教學過程中的應用和推廣，力圖實現教學改革的創新，探尋培養創新人才的路徑。

本文為西北政法大學2010年教學改革研究項目“基于創新人才培養的《勞動法學與社會保障法學》專業課教學模式改革研究與實踐”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法學教育模式的改革是法學教育中非常重要的問題，它直接關系到法學教育的效果。筆者在《勞動法學與社會保障法學》課程教授過程中深感教改之關鍵在于擯除傳統教學模式忽視學生個體需要和自我發展的弊端，尋求培養學生自主創新能力的途徑，從根本上促進學生的發展。項目式教育作為一種教學改革模式，其注重培養學生自主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值得在本科教學過程中應用以及推廣。

項目式教育概述

1.項目式教育概念及應用說明

所謂項目式教育，本文特指在本科生的教學過程中以科研項目為基礎，由作為項目負責人的教師有條件的吸納本科生參與課題研究工作，或以項目為教學補充或以項目為教學延展，在課程教授與項目研究的過程中啟發和促進學生思考，提高學生分析研究能力的一種教學模式。

筆者在高校一直從事《勞動法學和社會保障法學》的教授與研究工作，該門課程在我校屬專業核心課和專業必修課，2010年被評為國家級精品課程。作為法學本科生而言，了解和掌握本學科非常重要：不僅可以幫助其構筑完整的法學理論體系，而且有利于學生的繼續學習和發展，加之本學科實用性非常強，因此日益受到學生的歡迎與關注。隨著對勞動法學研究的升溫，也給本課程的教授提出了新的挑戰。而傳統教學模式存在許多突出問題，難以全面滿足學生的學習要求：第一，忽視學生自我需求及學習興趣，難以調動學生積極主動性；第二，教學模式單一，難以實現創新人才的培養目標；第三，師生之間交流途徑有限，缺乏互動。2010年4月，筆者申報本學科的校級課題獲準立項①。以此為契機，筆者將部分本科學生吸收進項目組，意通過項目式教育尋求教學模式改革之嘗試，實現培養創新人才之目標。

2.項目式教育的優勢

與傳統教學模式相比，項目式教育的優勢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有利于提升學生自我認同感，激發自主學習興趣。項目式教育是吸收學生主動參與的方式，學生與教師共同研究將會大大提高學生的自我認同感，其本身就是一次受到肯定的過程；能夠進入項目組的學生，往往是對項目存有興趣的學生，學其所好，研其所想，可以有效地將研究興趣與研究內容結合在一起，不論最終是否能取得重大科研成果，僅就這一教育過程而言，學生所獲將遠遠大于傳統教學模式。

第二，有利于拓展學生視野，培養良好法學思維和研究思路。以法學專業為例，法學教育在本科階段受課時、教學模式等限制常常淪為普法教育。本科生大多只關心本專業的基本制度，對許多專業問題的認識只停留在皮毛階段，視野不夠開闊，更談不上法學思維的養成。開展項目式教育實際上使學生有了一次更深入了解相關知識及作深入研究的機會，在教師的引導下其視野得到了拓展，思維局限障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突破；同時，開展項目式教育也使教師與學生之間實現資源共享，在教研的過程中學生不僅可以從教師那里獲得資料搜集整理、論文寫作等技巧，更重要的是可以學習正確的法學研究思路，培養法學思維能力。

第三，有利于提升學生的創新能力，為進一步深造打好基礎。一般而言，高校課堂教學主要是向學生介紹專業基本理論和基本知識，側重的是基礎教育。而社會對法學本科生的要求絕不止于此，因此高校越來越重視實踐教學環節，通過開展模擬法庭、實地調研、法律診所等各種實踐教學方式與課堂教學結合起來，期望達到培養全面創新人才的目標。筆者認為，項目式教育就是一種直接實用并且經過教師精心設計的實踐教學方式，可以使學生的素質得到全面提升：項目式教育尊重學生的主觀需求，對學生的培養目標遠遠超過基礎理論的傳授，其時刻關注學生法學思維和實踐能力的提高。對畢業后即就業的學生而言，項目式教育為其提供了從事勞動法律工作技能的訓練機會；對畢業后攻讀研究生學位的學生而言，項目式教育鞏固和增強了學生的專業素養，為其進一步深造奠定了基礎。從一定意義上講，項目式教育可以成為連接高校教育與社會需求、本科教育與研究生教育之間的橋梁。

第四，有利于增進師生交流，構筑和諧師生關系。教學是教師的“教”和學生的“學”互相配合的一個人才培養過程。目前，我國高校普遍存在欠缺師生良性互動機制的問題，高校代課教師與學生的交流基本局限于課堂上，課外的交流互動比較少。雖然網絡發達，但有很多局限，網絡互動往往只能成為課后解答專業問題的工具。通過項目式教育，實際上使教師與學生之間在一定期限內建立了一種定時交流溝通的機制，增加了課外的師生相處時間。而且面對面可以讓教師更直觀的感知學生需要、更深入具體的對學生進行指導，增進師生之間的感情。可以說項目式教育本身就是對“教學相長”最好的詮釋。

3.項目式教育的教學目標

通過開展項目式教育，筆者試圖實現以下教學目標：第一，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培養自主學習的方法，提升學生在語言表達、法律思維等多方面的素質；第二，提供更多途徑使學生在深刻理解基本知識的基礎上，做到理論聯系實際，增強應用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第三，擴展師生交流方式，搭建構筑和諧師生關系的平臺；第四，研究和檢驗法學本科專業課教學模式改革的方式，實現教學改革的創新，探尋培養創新人才的路徑。

項目式教育應用實例

1.學情分析

本次項目式教學改革的實施對象是筆者所在高校人力資源管理專業二年級本科學生以及經濟法專業勞動法與社會保障法方向研究生，以本科生為主。從本科生的知識水平來看，除哲學等公共課外已修完法學概論、民法總論等專業基礎課，具備一定的法學理論基礎。同時正在學習合同法、人力資源管理等課程，對這些課程的學習有利于對筆者教授勞動法知識的理解。從實踐能力上來看，學生都具備對網絡等媒體的運用技能，而專業課的實踐操作能力相對較弱，基本上沒有參與過任何法學實踐活動。從情感起點上來看，學生大多認為現有教學模式難以激發學習興趣，因而對教學模式改革持有歡迎和積極的態度，樂于接受教師設計的項目式教育。

2.實施策略與過程

筆者應用的項目式教育主要通過三個階段開展：

第一階段：組織準備階段，主要的流程是項目介紹——學生報名——確定成員。為了進行項目式教學改革，筆者首先在所教授的部分本科學生中舉辦了專場項目介紹會。一是向學生介紹筆者獲準立項的課題基本情況，包括課題內容、立項依據、研究方案等等，讓學生了解項目情況及判斷是否對該領域有研究興趣；二是向學生介紹項目式教育的基本構想，主動向學生發出邀請并告知學生報名方式等等，讓學生了解何為項目式教育以及筆者預備實施的具體方案和步驟。會后在筆者規定的報名時間內，陸續有十余位學生提出了報名要求，最后筆者根據實際情況確定了十名學生（包括一名研究生）參與項目組。為了規范日后的教研工作，筆者還與部分學生簽訂了“助研崗位聘用協議”，該協議主要包括：學生成員的基本信息、進入項目組的職責等等。

第二階段：項目教研階段，這一環節實際就是圍繞課題開展具體項目研究工作，是項目式教育提升學生能力的關鍵環節。首先，筆者與學生確定了“定期研討+不定期溝通”相結合的聯系方式，即每月至少與學生見面一次，就項目進展及相關問題展開討論；平時學生有任何關于項目開展的問題可以隨時與教師進行溝通。其次，筆者將課題分解為若干子課題，充分尊重學生學習興趣，讓學生在此范圍內自選題目。最后，為了引導學生進行自主研究，筆者專門向學生介紹了項目研究的思路及方法、資料的收集整理技巧以及論文的寫作規范等。在此階段，筆者發現學生的學習積極性被充分調動起來，不僅在項目研討時積極發言，而且平時也非常認真的收集資料，備寫論文，自主學習及創新能力得到很大提升。例如：項目組中一名學生有出國留學的打算，因此在自選課題時，該生就選擇了“工資集體協商的國際比較”這一子課題，在學習過程中利用外語專長拓展項目研究視野，用項目研究鍛煉和檢驗自己的外語水平，可謂一舉多得。

第三階段：項目考核總結階段，這一環節貫穿項目式教育始終。關于項目考核，主要是根據學生完成教師布置任務情況來判斷學生參與項目式教育的效果。例如，學生是否按時提交了研究書面計劃、是否按時參加研討活動等等。關于項目總結，一方面是師生之間對研究課題本身不斷進行自修、反思、再討論等，另一方面指師生之間對項目式教育的進展進行不斷修正與總結。

項目式教育在本科生教學過程中的推廣及反思

一直以來，項目式教育多應用于研究生階段的人才培養，在本科生中應用較少。隨著社會對法學本科人才素質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現代法學教育的目標也由單一知識型向綜合素質型轉變，即融傳授法律知識、培養運用法律能力和提高法律職業素質于一體②。因而在高校本科生教育過程中引入項目式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實踐意義，對其進行推廣的現實土壤也已形成。首先，項目式教育通過教師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地引導學生實現了教研一體化，即圍繞提高教學質量這一中心，把知識傳授與能力培養有機的結合起來，以教學為基礎，以科研為補充，實現二者良性互動、協調發展、融合提高。其次，現代社會對高校教師的素質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校教師不僅要完成教學任務，更要關注學生的綜合發展，尋求教學模式改革與創新；不僅要承擔“傳道、授業、解惑”的職責，也要不斷提升自身科研能力。項目式教育很好的把二者結合起來，真正實現教師與學生共同提高、教學與科研共同進行的“雙贏”局面。

當然，項目式教育也有許多值得再思考的地方：第一，對項目式教育外延的理解不應過于局限。筆者此次教學改革有立項課題作為支撐，所以將其稱之為“項目式教育”似乎比較貼切，但如果對“項目式教育”的理解僅局限于教師有課題才能應用就太狹隘了。即使教師沒有課題，也可以就所教授學科中的重點、難點、熱點問題作為專題而開展項目教育。畢竟，項目式教育的精髓在于給學生提供一個提高能力的平臺，有無項目支撐并不是必然要求。第二，項目組學生成員的吸納要科學合理。筆者認為，首先項目組成員的人數應該和研究內容相匹配并作好分工和研究計劃。另外，確定參與學生時有必要了解學生的知識儲備情況。以本次教改為例，筆者所選擇的學生均具備基本法學理論基礎，已修過或正在學習《勞動法學與社會保障法學》，這樣才能將基礎教學與能力提升結合起來。如果參與項目組的學生不具備理解項目研究內容的基本知識，將會直接影響教改和能力提高的效果。第三，項目式教育的考評體系有待完善。在筆者的教改過程中主要是通過學生訪談、問卷調查和學生科研成果的提交等方式來檢測項目式教育的開展情況和效果的。但項目式教育考評體系還有更多的研究空間，比如如何將項目式教學效果與高校對學生或教師的日常考評結合起來等等。這些問題還有待于進一步實踐與研究。總之，缺乏教研的教學是無生命力的教學，項目式教育是既注重教學又注重教研，值得在法學本科教育中采用和推廣。

注釋：

①2010年4月，西北政法大學校級優秀青年人才項目——“和諧勞動關系視角下工資集體協商的法律問題研究”。項目編號：09XJC006.

②陳紅梅.對勞動法與社會保障法教學方法的思考[J].中小企業管理與科技（下旬刊），2009，9:193.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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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失地農民；保障制度；可持續生計

前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進入了迅速發展的時期，GDP總值和人均GDP都在平穩增長，我國的經濟、社會、文化事業得到了全面的發展。然而，我國的發展屬于后發現代化，在凸顯后發優勢的同時，后發劣勢也帶來了許多問題，失地農民問題就是其中的一種。根據《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2000年～2030年我國將占用耕地超過5，450萬畝，這意味著到2030年我國失地農民規模達1.1億人。[1]失地農民問題成為我國城市化進程中令社會各界都十分關注的一個新問題，[2]對該問題研究的文獻可謂汗牛充棟。僅1999年～2008年在CNKI數據庫中輸入“失地農民”可以檢索到4，829篇文章。[3]由于該問題研究的時效性甚強，筆者挑選2006年以來的文獻進行研究，歸納出以下的研究熱點：失地農民社會保障研究，失地農民就業研究，失地農民補償安置研究，失地農民權益研究，失地農民市民化研究，失地農民社會適應性研究等。通過對這些研究熱點的進一步剖析，發現在2006年～2010年間，學界從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管理學、心理學、倫理學等角度對失地農民問題展開了大量的研究，學者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可歸納為以下幾點：一是充分認識到失地農民問題的重要性；二是多視角研究失地農民問題，拓展了研究的視野；三是在研究方法上社會統計學方法的應用、計量分析方法也被逐步引入。然而，這些研究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首先，從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來看，多采用“實證研究”方法，文章常從宏觀角度以“現狀—問題—原因—對策”分析出現，缺乏對具體而詳盡的微觀和中觀問題進行深入探討；其次，從研究的理論基礎上看，盡管學界的出發點是從不同學科背景展開的，但許多研究理論基礎薄弱。如設計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時，有關失地農民保障的理念、原則、目標等問題沒有弄清楚，因而所提出的對策和建議值得商榷①。基于此，本文從“可持續生計”的視角出發，闡述了失地農民保障制度的內涵、理念、原則及其框架，為失地農民問題的研究提供理論指導。

一、可持續生計

從可持續生計的內涵出發，結合我國現行對失地農民補償的現狀，發現我國失地農民保障制度與失地農民“可持續生計”的矛盾，這些矛盾影響失地農民的發展。

1.可持續生計、失地農民可持續生計的內涵

“可持續生計”的概念最早見于20世紀80年代末世界環境和發展委員會的報告。到1995年，《哥本哈根宣言》中對可持續生計作了如下描述，即“使所有男人和婦女通過自由選擇的生產性就業和工作，獲得可靠穩定的生計”[4]這個概念強調了可持續生計對于消除貧困的重要意義。Scoones對可持續生計的概念闡述是這樣的“某一個生計由生活所需要的能力、有形和無形資產以及活動組成。如果能夠應付壓力和沖擊進而恢復，并且在不過度消耗其自然資源基礎的同時維持或改善其能力和資產，那么該生計具有持續性。”[5]我國學者趙曼指出可持續生計是指個人或家庭所擁有和獲得的、能用于謀生和改善長遠生活狀況的資產、能力和有收入活動的集合。[6]

依據學界對可持續生計的描述，結合失地農民保障的現狀，可以概括出失地農民可持續生計的特點，這些特點包括：第一，失地農民可持續生計資源的提供主體包括：政府、社會以及失地農民個人。失地農民獲得的資金補償來源于開發商以及政府，失地農民所擁有的各種能力部分來自于社會，部分來自于自身的學習，同時，社會對失地農民的支持也是不可量化的生計資源。第二，失地農民可持續生計的目標是通過政府、社會以及個人的資源實現持續的、長遠的生存。第三，失地農民可持續生計應該著眼于改善其目前生活水平的長遠觀點。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給出失地農民可持續生計的概念，即由政府和社會向失地農民提供資源，失地農民通過這些資源和所擁有的能力實現可改善生活水平的長遠的、持續的發展的狀態。

2.我國失地農民保障與失地農民可持續生計的矛盾

對比我國對失地農民補償時所提供的保障與上述失地農民可持續生計的內涵，發現失地農民保障與失地農民“可持續生計”之間存在許多矛盾，包括短期安置與長期生計的矛盾、安置模式單一與多種生計資源的矛盾。以下對這些矛盾進行分析。

（1）“短期”安置與長期生計的矛盾。在征地過程中，開發商、政府和農民的利益點存在差別。對開發商而言，基于企業盈利性的動機，能夠盡快達成征地協議，以最小的成本獲得土地的開發權是其關注的焦點。在這種理念支配下，農民長期生計權被開發商所忽視。對政府而言，保障失地農民生存權是其不可推卸的責任，同時，因土地開發而發展區域經濟也是其關注點之一。對農民而言，失去土地即是失去保障權，可持續生計是農民在失去土地后關注的重點。然而，因開發商、政府和農民在土地征用制度制定的博弈過程中，相互之間的力量差別懸殊，對失地農民的補償安置常常沒有關注失地農民長期生計。因此，實踐操作中征地方過分關注“短期”安置與失地農民對長期生計的呵求之間形成矛盾。

（2）安置模式單一與多種生計資源的矛盾。征地單位的“短視”引發補償中的諸多問題，安置模式單一是其中一個需要學界關注的問題，郭正濤的研究發現失地農民經濟性補償過多，就業補償、安置補償考慮過少。[7]而根據失地農民可持續生計的內涵，失地農民可持續生計需要多種生計資源的供給，這就造成實踐中安置模式單一和理論上多種生計資源促進發展的矛盾。

這些矛盾的存在，使得我國對失地農民進行補償時所構建的保障制度缺乏長遠利益考慮，使得部分農民因失地而致貧，因失地而失去權益。[8]為了促進失地農民問題的有效解決，推動社會和諧發展，筆者從可持續生計的理念出發，對于失地農民保障制度的內涵、原則、理念進行重新認識，并構建關注長遠生計的失地農民保障制度。

失地農民保障制度的內涵包括：失地農民保障的供給主體、需求主體和保障項目，如圖1所示，以下對此進行詳細分析。

1.供給主體：由誰提供保障

失地農民保障的供給主體包括政府和土地開發商。一方面，政府是失地農民保障的供給主體之一。從政治權利角度來講，國家是對社會進行管理的最高權力機關，政府是具體執行國家權力的行政機構，對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實施保障是國家和政府不可推卸的職責。[9]失地農民享受基本保障是法律賦予的權利。從經濟利益角度來講，土地征用過程中，國家從土地使用權的出讓獲得巨大利潤，有能力為失地農民提供保障。[10]另一方面，土地開發商是失地農民保障的另一個供給主體。土地開發在給開發商帶來正外部性的同時，也給農民帶來了極大的負外部性。土地開發商在開發土地獲取利潤的過程中，侵害了農民的一部分利益，為此應該做出補償，因而土地開發商應該為失地農民提供保障。

2.需求主體：向誰提供保障

需求主體就是回答向誰提供保障的問題。在失地農民保障制度中，其保障對象是由于城市化而失去土地的農民。在城市化進程中，一部分農民失去土地，其生活、生產活動受到影響，面臨的風險增加。而每一個失地農民，出于健康和幸福的需要，有權得到來自社會和政府的保障，以實現其生存和發展。

3.保障項目

從失地農民保障項目的維度上講，失地農民保障制度可以分為保障生存權的保障制度和保障發展權的保障制度兩個層次，兩個層次具有不同的功能。首先，保障生存權的保障制度主要是為失地農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主要體現在失地農民社會保障上，由政府部門提供。當前，理論界對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提供了不同的構建思路，筆者認為首先對失地農民進行分類，完全失去土地并且已經成為市民的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全失去土地并且還以農民身份存在的納入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其次，保障發展權的保障制度處于補充地位，由地方政府和土地開發商共同提供保障，其保障項目的設計主要圍繞就業而展開。具體而言包括以下內容。一方面，由政府部門提供就業培訓、就業指導、就業咨詢等就業保障方式；另一方面，土地開發商可以雇傭一部分失地農民為其工作，緩解失地農民就業危機。

失地農民保障制度的供給主體、需求主體和保障項目之間密切相關。供給主體是保障項目的設計者和實施者，需求主體是保障項目的受益人。三者緊密聯系，當需求主體的需求發生變化時，保障項目需要隨之發生變化，進行完善，而完善的工作需要由供給主體進行。當供給主體提供的保障項目滿足需求主體的利益需求時，失地農民保障制度會得以有效發展。當供給主體提供的保障項目不能滿足需求主體的利益需求時，失地農民保障制度會出現問題。因此，一個合理的失地農民保障制度，需要從這三個方面出發進行構建。

三、失地農民保障制度的理念

國外解決失地農民問題的經驗③以及從政治學角度對失地農民權益的研究④可以為失地農民保障制度提供公平、共享的價值理念。

首先，失地農民保障制度應該遵循公平的價值理念。失地農民保障制度的公平是指平等的對待每一個失地農民并滿足其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即該制度的運行不受受益人地域、性別的影響。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公平理念相類似，失地農民的保障權是基于社會契約、國家責任和公民基本生活保障需求的一項基本人權，消除不同社會階層或者群體之間的差異是實現其基本人權的根本要求，[11]因而失地農民保障制度不應有制度歧視、保障水平歧視等問題。

其次，共享也是失地農民保障制度的理念。失地農民保障制度的共享理念是指在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條件下，失地農民應共享社會經濟發展成果。在開發土地的過程中，被征地地區未來的土地收益和征地前相比大大增加，因此土地級差地租以及土地市場價格應該在失地農民補償安置中得以體現，只有這樣，才不會使開發商在開發土地受益的同時使失地農民受損，失地農民有權利共享土地開發所帶來的成果。

總之，在構建失地農民保障制度時，依據公平、共享的價值理念為失地農民建立保障制度可有效解決失地農民問題，同時也會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

四、失地農民保障制度的原則

對大量的失地農民研究文獻以及可持續生計理念的分析可以歸納出失地農民保障制度的原則，這些原則包括：可持續生計原則，兼顧公平和效率原則，兼顧失地農民生存權和發展權原則，促進失地農民全面發展原則。

第一，可持續生計原則。正如本文第一部分對可持續生計的探討，可持續生計要著眼于將來、要改善失地農民的生活、要創造失地農民長期生存和發展的環境、要提供失地農民生存和發展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農民一旦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資源后，政府或者開發商要給農民提供替代土地資源的資料，使農民能夠有所依靠，并且，這種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要具備上述可持續生計的特點。同時，在提供生活和生產資料時，要考慮到失地農民的文化水平和其所掌握的技能，即考慮到失地農民本身的特點。

第二，失地農民保障制度必須兼顧公平和效率的原則。此處的公平就是要為每個符合條件的失地農民建立保障制度，不能因為其性別、年齡、籍貫、民族而將其排除在保障制度之外；效率則是指在保證失地農民基本生活的同時，又不會影響他們工作的積極性。我們要編織一個沒有“漏洞”的失地農民保障制度，并且，該制度所提供的水平要符合“適度性”原則，原因有二，一方面，假如我們提供的保障水平過高，就會使失地農民“自愿失業”，這將影響社會生產活動，最終使得社會生產無效率；另一方面，假如我們提供的保障水平過低，許多失地農民得不到基本生活資料，則會因失地而失去保障權，這是失地農民保障制度的無效率。

第三，失地農民保障制度在滿足失地農民生存權的同時還應兼顧到失地農民的發展權，尤其注重失地農民發展權。生存權的滿足是一種基本的權利實現，發展權符合“可持續生計”的理念，要求我們不但要考慮到現在，還要考慮到將來；不但要給失地農民“授之于魚”，更要給失地農民“授之于漁”。由此原則出發，失地農民保障制度不但要使失地農民能夠生存，而且要讓失地農民得以發展。只有站在這樣一個角度，我們所構建的失地農民保障制度才是有效的。

第四，失地農民保障制度的構建應著眼于促進失地農民的全面發展。失地農民的發展主要包括物質層次的豐裕和精神層面的提升，從物質層面來講，穩定的家庭收入、良性的生活狀態是其體現。在精神層面，文化水平的提升、市民化身份的適應、心理健康是良性的失地農民保障制度的體現。同時，也只有從這兩方面出發，失地農民才能實現“可持續生計”，失地農民弱勢的現狀才能得以改善。

五、失地農民保障制度的框架

依據上文對失地農民保障的內涵、理念、原則的探討，失地農民保障制度應包括：失地農民生存保障和失地農民發展保障（如圖2所示）。其中，失地農民生存保障是基于保障失地農民生存權所建立，失地農民發展保障是實現失地農民發展權的體現。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失去土地之后，其就失去了生存和發展的資本。[12]因此對失地農民提供一種既能滿足生存又能促進發展的制度安排是必須的。基于此，構建包括最低生存保障和基本發展保障的失地農民“雙層次保障體系”是一種必然選擇。[13]在此，筆者定義滿足最低生存保障的制度是失地農民生存保障；滿足基本發展保障的制度是失地農民發展保障。

失地農民保障制度失地農民生存保障：核心是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失地農民發展保障：核心是失地農民就業保障

總結

城市化推進了區域經濟的發展，但也使許多農民失去土地。農民失去土地后，其生存和發展問題令人堪憂。政府為妥善解決失地農民問題，建立了失地農民保障制度，該制度是保障失地農民權益的制度安排，是實現失地農民可持續生計的重要途徑之一。然而，在現實操作中該制度存在很多問題。通過研究發現我國失地農民保障制度和失地農民可持續生計之間存在矛盾，這些矛盾包括短期安置與長期生計的矛盾、安置模式單一與多種生計資源的矛盾。這些矛盾影響到失地農民的長遠發展。基于此，本文在“可持續生計”視角下對失地農民保障制度的內涵、原則、理念進行重新認識，在此基礎上，根據我國現行失地農民保障制度的安排構建科學的失地農民保障制度，這個制度由失地農民生存保障制度和失地農民發展保障制度組成，失地農民生存保障制度保障失地農民的基本生活，失地農民發展保障為失地農民提供滿足失地農民實現發展權利的保障，通過這兩種制度的合理安排，可以為失地農民培養就業、生存、適應社會的能力，最終促進失地農民實現可持續生計。

[注釋]

①本處內容參考本人所寫的關于失地農民研究綜述一文。本文是在文獻綜述基礎之上的深入研究。

②本處所構建的三要素模型是受席恒教授的“社會養老保險理想模式的三個元素”的啟發下所做。

③馬曉磊在《城市化背景下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研究》一文中指出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家征用農民的土地一般都是按市場價格對失地農民進行補償，給他們較為滿意的補償(土地征用費和土地賠償款構成失地農民的全部補償費用)，而且還會將失地農民納入社會保障體系(其內容包括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最低生活保障)，為他們提供就業與培訓的機會，同時為失地農民提供法律援助等。

④在失地農民權益研究方面，失地農民有權利得到公平的國民待遇，有資格享受到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有必要保障其生存和發展的權利。

⑤關于這一點，筆者有兩點認識，其一，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依人群而建立，造成不同人群不同制度安排的現狀，從而引發不同制度不同保障水平，收入差距被人為拉大。其二，不同人群、不同制度安排的碎片化現象嚴重影響了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成為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一大阻礙。基于此，筆者認為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可在現行框架下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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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申報》 辦報理念 業務革新 輿論影響

截至2012年10月29日，筆者在中國知網文獻檢索項“關鍵詞”中輸入“《申報》”，搜索結果如下表所示：

一、2008-2012年國內對于《申報》研究的現狀

從上表中所集納的278篇文獻中可以看出，2008年至2012年對于《申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以《申報》刊載的內容為主要研究對象，主要包括新聞、廣告和副刊

在對《申報》新聞報道的研究上，最為突出的兩則案例就是“楊乃武與小白菜案”和“楊月樓案”。學者滕瀚從輿論監督的角度出發，“以中國近代大報《申報》對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楊乃武與小白菜案’的報道為例加以分析，通過近代新聞媒體在輿論監督道路上的勇敢探索，探尋其對當今新聞報道的啟示。”①并在文中突出強調了“媒介接近權”對于普通群體的重要作用。

也有學者通過梳理《申報》“楊月樓案”的報道過程，發現“《申報》的新聞報道因為能夠保持客觀公正的態度、關注社會熱點問題、明確報紙的定位、善加引導社會輿論、積極探索新聞業務，才會使得‘楊月樓案’的報道形成巨大的輿論影響，贏得良好的民間口碑，提升報紙的民間形象。”②并據此提出這些報道經驗對于現代媒體的借鑒作用。

除此之外，近五年來對于《申報》報道內容的研究更加趨向于多元化，有學者研究《申報》對遠東運動會的報道，甚至其77年來的有關體育運動的報道，有學者關注《申報》中關于戲曲文化活動，尤其是關于梅蘭芳的演出活動的報道，有學者探討《申報》中有關電影的報道和社會文化的關系，也有學者關注《申報》副刊，如對《瀛寰瑣記》的研究。也有學者從歷史學角度出發，以民國雙十節的廣告投放為研究對象，探討廣告與政治之間的聯系。還有學者選擇一段時期的《申報》作為研究的樣本，探討20世紀30年代《申報》美容、化妝品廣告所展示的審美文化以及社會生活，探討“廣告是如何來構建審美文化和社會生活的”。

從以上文獻我們可以看出，對于《申報》中的廣告研究已經自成體系，內容豐富，并且已有不少學者開始梳理對于《申報》廣告內容研究的綜述，如學者李偉的《2009年至2011年國內〈申報〉廣告研究綜述》和吳宛青、陳靚的《〈申報〉廣告研究綜述》等。

2、以《申報》為研究對象，探討其辦報理念、業務革新，自身發展的歷史和生存狀態

基于新聞理論和新聞業務層面對《申報》進行研究一直以來都是《申報》研究的主流，近五年來的研究也有涉及，但研究者同時也結合了當下的社會現實和對于媒介出路的思考，因而有了創新之處。

有學者從傳統理論研究的視角出發，從五個方面論述了《申報》前期的新聞理論：報刊的性質、報刊的功能、新聞的報道原則、新聞自由、新聞從業人員，并且提出：這些理論，在近代中國報業發端之際，提高了人們對報刊性質和作用的認識，開創了“有聞必錄”的報道方法，積極爭取新聞自由，促進了新聞從業人員的自身修養，對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有著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有學者從《申報》報道問題的研究出發，觀察清末民初中國報紙中通訊文體的發展，并結合社會需求來探討這種發展出現的深層原因。

有學者避開以往研究的熱點時期，轉而把眼光放在研究的空白期。學者杜新艷選擇了從1905年至1916年這段研究空白期作為研究對象。在其論文《〈申報〉的過渡時期》中，分析了以經理席子佩為代表的報業團隊，以蔡乃煌為代表的官方力量，以張謇為代表的立憲派對報紙運作的影響。作者認為“從文化的角度看，這一時期關涉到晚清報業、書業以及立憲派與官方等多種力量的博弈，對《申報》而言，則具有關鍵意義”③。

這些研究，探討《申報》發展的淵源、理論業務上的進步和媒介生態視角下的意義，并以歷史研究觀照媒介現實，提出有建設性的、總結性的理論成果，指導媒介在新時期的發展，尋求媒介活動在新時期的突破。

3、結合時代背景，探討《申報》的輿論影響力，以及其對社會現實的構建

在這一層面上的開掘，可以說是近五年來有關《申報》研究的又一熱點。有學者研究《申報》上黎烈文時期的《自由談》，以此探索近代社會的“公共領域”的產生和知識分子的社會認知及社會責任感的形成。

在探討《申報》對于近代社會的影響時，有學者從報紙的社會功能出發，指出了《申報》在關注弱勢群體上的特殊貢獻，這一領域的代表文獻如學者李新軍的《轉型期弱勢群體社會保障問題研究》。他在文中指出：“《申報》報道中民國弱勢群體社會保障包括的內容非常廣泛，既有急賑、工賑、移民墾荒、遣資回籍、防疫等措施，也有針對兒童（包括災童、嬰幼兒、孤兒），東北難民、貧民、乞丐殘廢、出獄犯、不幸華僑等特殊人群的保障。”通過對《申報》中這些史料的分析，學者提出“轉型時期弱勢群體社會保障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

無獨有偶，同樣是對《申報》報道題材選擇上的民生關懷意義的研究，有學者在全面梳理30年代《申報》中的社會新聞的基礎上，透視《申報》的民生關懷并呈現出它的整體樣貌，并從社會、報紙本身、報人思想的角度分析體現這種民生關懷的深層原因。

探討《申報》的輿論影響力，就必然不能缺少對該報報格的研究和分析。對此，有學者具體考察“《申報》對近代若干重大社會新聞的報道演進過程，剖析它如何通過貫徹新聞報道的客觀性原則、實現商業策略和新聞道德的平衡、承擔對社會進步的責任，成功從初創的商業小報向有影響力的社會大報轉型，形成‘義利兼顧’的報紙品格”，④通過這一研究，肯定了《申報》在近代社會中的地位。

除了上述三個方面以外，對于《申報》的研究也圍繞著報紙不同時期的著名報人展開，如研究史量才時期的廣告策略，史量才的“史家辦報”思想，黃遠生時期的《申報》，邵飄萍和《申報》等等，但其開掘視角與以往相比不具有突出的創新性。

二、國內對于《申報》研究的不足及趨勢

近年來，對于《申報》研究的熱潮依然未減。從最初的理論和業務探索到現如今對其在特定社會環境下的輿論影響的考慮，對于《申報》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首先，從研究內容上看，對于《申報》的報人、主持者的研究一直以來被學界所關注，通過對這些報人的辦報思路進行梳理，探討其肩負的時代擔當，從而分析《申報》的“報格”和社會地位。但是，較為引人注目的是，除了這些傳統的研究思路，對《申報》刊登內容的研究有細化的趨勢，諸如對其副刊、廣告的研究都呈現出繁盛狀態，在此基礎上，選擇特定的視角，諸如女性視角、文化視角等，從中分析時代背景下女性形象構建或是文化影響等問題，這種轉變值得探究和討論。

其次，從研究方法上，對于《申報》的研究，基本上是立足于豐富的史料的，主要以報紙上刊登的內容作為分析和探討的依據，有個案分析，有連續報道的分析，也有一定時期一定主題的史料分析。立足史料有充分的說服力，但是僅僅依靠史料未免范圍太過局限。在今后研究中，我們可以采用多種研究方法，如以理論為依托進行實證研究，使研究展現出現代新媒體元素的價值。

最后，從研究趨勢來看，中國新聞史的研究正由單一學科視角向跨學科方向發展，由革命史、政治史的研究范式向政治傳播史、文化史、社會史等多視野發展。⑤《申報》完整的史料文獻的價值不僅僅在于體現某一時期的新聞報道水平，更是一個時代的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的體現和縮影。因此，近五年來對于《申報》的研究不再局限于新聞學學科視角，更多的向社會學、歷史學、文化學等學科領域延伸，并且產生了豐富的成果。同時，以理論研究的成果觀照現實的媒介實踐、社會生活實踐的研究也日益增多。

但是，在新媒體環境下，新聞史研究的突破成為無法回避的話題，新聞史研究如何改革，如何與現實相結合，如何發揮其研究成果對于當下的意義，這些都是學界應該思考的問題，當然，對于《申報》研究來說，這同樣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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