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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精品(七篇)

時間:2023-03-08 15:30:00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篇(1)

關鍵詞:當代資本主義;自我揚棄;部分質變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特別是20世紀末以來,在歐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現代科技與信息化迅速發展,從而使資本主義開始從工業經濟步入知識經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生產關系發生了許多重大變化,呈現出了許多重要的新特點。當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新特點,說明它已經發生了某些階段性和局部性的部分質變,它正處在向更加高級的社會形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非爆發式轉變的過程中。時代的發展和實踐的需要,要求我們以政治經濟學的科學觀點與方法為指導,實事求是地分析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新變化和新特點,對其作出合乎實際的理論解釋,提出令人信服的科學觀點,實現政治經濟學理論的與時俱進和創新發展。

一、應當擯棄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的錯誤方法與觀點

實踐經驗充分證明,如何認識和對待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首要問題。傳統社會主義在理論與實踐上,沒有正確解決這一重要問題而招致了嚴重的挫折。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今天,我們理應吸取以往的經驗教訓,用科學的態度和方法正確地認識資本主義特別是當代資本主義。許多學者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新發展和新變化進行了科學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觀點。同時,在學術界也存在著一種值得注意的觀點,即認為無論當代資本主義發生了怎樣的新變化,都完全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的性質,沒有改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根本對立的基本態勢。徐崇溫先生(2005)發表的《當代資本主義研究中的幾個界限》一文(載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05年第4期,以下簡稱為徐文),就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徐文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沒有而且也絕不可能跨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界限,沒有而且也絕不可能向社會主義和平發展。筆者認為,徐文觀點存在許多紕漏之處。對此,筆者要在如何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的方法、態度及其基本觀點等方面同徐文作者進行商榷。

首先,從其內容來看,徐文觀點包括這樣三個具體論點:一是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不是資本主義本質的改變,而只是資本主義統治與剝削的手段、形式和斗爭策略的改變。二是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不意味著當代資本主義具有了社會主義特征,不意味著當代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具有趨同性。三是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不意味著當代資本主義會自行長入社會主義。很顯然,這些論點的實質在于仍然堅持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社會形態“非此即彼”的完全排斥論,堅持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根本對立論,堅持“滅資興社”的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革命飛躍論。這些論點,盡管其表面上是以理論為依據的,但實際上則是無視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實際情況、無視當代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密切聯系的客觀現實,教條主義地照搬創始人某些業已過時的具體結論的結果,因而是脫離實際的理論觀點。就其實質來說,這些論點仍然是斯大林為代表的傳統政治經濟學理論在當前新形勢下的翻版.是以往長期存在的固有觀念的變種。因此,這些論點是難以看作正確認識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科學觀點的。

其次,從其根據來看,徐文觀點的提出有這樣三個主要論據:一是主觀目的決定論。徐文指出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中所采取的各種新措施的主觀目的,是為了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生存與發展,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決不可能改變資本主義制度的性質。二是客觀效果有限論。徐文指出當代資本主義采取新措施的結果,只是緩和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與社會矛盾,而沒有也不可能觸動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三是和平演變論。徐文強調當代資本主義并沒有改變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戰略,只是改變了斗爭策略,因而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并沒有改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完全排斥和根本對立的基本格局。很顯然,這些論據是主觀化和絕對化的觀點。根據徐文作者的分析,只要資產階級自己不想或不愿改變資本主義制度,不管它采取什么樣的自我揚棄措施,都絕不會改變其資本主義制度。相反地,最終導致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的罪魁禍首是戈爾巴喬夫及其錯誤思想和路線。這是典型的“唯意志論”和“英雄創造歷史”歷史唯心主義的觀點。用資產階級的主觀動機來論證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必然結果,完全違背了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社會歷史發展變化根本原因和客觀趨勢的科學原理;用戈爾巴喬夫的錯誤路線和政治背叛來說明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也完全違背了人民創造歷史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

根據徐文作者的分析,資本主義要么是實現根本質變,要么只是形式變化而絕不發生任何性質變化;當代資本主義制度要么保持不變、踏步不前,要么飛躍突變、一步到位。這是形而上學的機械論觀點,而完全違背了唯物辯證法關于事物從量變經由部分質變而到根本質變的科學原理。毫無疑問,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確實沒有改變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性質,確實不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質變。但這絕不意味著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絲毫沒有引起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性質的變化。當代資本主義沒有實現總體上的根本質變不等于它沒有發生局部性和階段性的部分質變。徐文在否認當代資本主義根本質變的同時,也武斷地否定了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引起部分質變的可能性,這顯然不是科學的方法與觀點。

篇(2)

一對馬克思《資本論》研究對象的再認識

眾所周知,馬克思在《資本論》德文第一版序言中將《資本論》的研究對象規定為:“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1]爭論由此產生。爭論的焦點集中在對“生產方式”的解釋:一是“生產關系說”,二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統一說”,三是“生產的技術方式說”。對此,許多同志指出,如果按前兩種意見來認識“生產方式”,那么,馬克思關于《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規定就存在著邏輯上的毛病,而馬克思是通曉邏輯的。如果按第三種意見來理解“生產方式”,那么,《資本論》的研究對象就是生產的技術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這樣一來,上述規定雖然不存在邏輯上的問題,但它卻同馬克思的下述論斷發生了矛盾。馬克思講:“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是財富的特殊社會形式,或者不如說是財富生產的特殊社會形式。”[2]生產的技術方式是一個生產力的范疇,不屬于生產的社會形態,因而不能列入《資本論》的研究對象。

最近,吳易風教授在他的《論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一文中,提出了“馬克思的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吳教授認為這一原理是“理解馬克思《資本論》研究對象的關鍵”。他認為“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指生產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形式,即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結合以生產人們所需要的物質資料的特殊方式,也就是雇傭勞動和資本相結合以生產人們所需要的物質資料的特殊方式”[3]。吳教授將人們所熟知的“生產力——生產關系”原理拓展為“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的確深化了我們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的認識。并且,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解釋為“生產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形式”,這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是,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進一步解釋,即“即”與“也就是”后面的內容,仍然使人感覺到它與斯大林關于生產關系的規定之間有或多或少的聯系。“資本主義條件下”是否可理解為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條件下?“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結合……的特殊方式”是否可理解為勞動力與生產資料以生產資本的形式相結合,從而資本家雇傭勞動者呢?如果這樣,那么,生產方式等于生產關系。如果這樣,這豈不是也將《資本論》的研究對象狹窄化了嗎?

因此,問題的關鍵仍然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不是“生產方式”作何理解。

我們認為,盡管馬克思在整個《資本論》中,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一范疇,是從多種含義上使用的。但是,從《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角度使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一范疇,其含義是確定的,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指社會生產在價值的自行增殖過程中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方式。或者說,社會生產的存在和發展采取資本經濟的方式。因此,《資本論》所研究的是社會生產在價值的自行增殖中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第51章中,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這一含義作了明確的論述。馬克思講:“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科學分析卻證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一種特殊的、具有獨特歷史規定性的生產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產方式一樣,把社會生產力及其發展形式的一定階段作為自己的歷史條件,而這個條件又是一個先行過程的歷史結果和產物,并且是新的生產方式由以產生的現成基礎;同這種獨特的、歷史規定的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即人們在他們的社會生活過程中、在他們的社會生活的生產中所處的各種關系,——具有獨特的、歷史的和暫時的性質”[4]。這個居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中間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指的是什么呢?緊接著,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開始就有兩個特征。”[5]“第一。它生產的產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產方式相區別的,不在于生產商品,而在于,成為商品是它的產品的占統治地位的、決定的性質。”[6]“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第二個特征是,剩余價值的生產是生產的直接目的和決定動機。”[7]很顯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是社會生產在價值的自行增殖過程中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方式,就是社會生產的資本經濟方式。不僅如此,馬克思在論述資本經濟方式與生產力的關系時指出:“這種為了價值和剩余價值而進行的生產,像較為詳細的說明所已經指出的那樣,包含著一種不斷發生作用的趨勢,要把生產商品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也就是把商品的價值,縮減到當時的社會平均水平以下。力求將成本價格縮減到它的最低限度的努力,成了提高勞動社會生產力的最有力的杠桿”[8],在論述資本經濟方式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關系時,馬克思指出,在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制條件下(即在生產資料與勞動者分離、生產資料歸資本家所有的條件下),資本經濟會把這種所有制再生產出來,并且不斷地再生產出由這種所有制所決定的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馬克思講:“如果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生產條件的這種一定的社會形式為前提,那末,它會不斷地把這種形式再生產出來。它不僅生產出物質的產品,而且不斷地再生產出產品在其中生產出來的那種生產關系,因而也不斷地再生產出相應的分配關系。”[9]很顯然,我們決不能認為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決定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只是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及由其所決定的生產關系得以運動和實現的物質載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之間只能是一種“相適應”的關系。

在這里,我們有必要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或者更明確地說,對社會生產的資本經濟方式作進一步的考察。

馬克思講,資本作為自行增殖的價值,是每一種資本作為資本所共有的規定,或者說是使任何一定量的價值成為資本的那種規定[10]。這是抓住了與所有其他財富形式或(社會)生產發展方式相區別的資本的特征的一種抽象[11]。這就是說,首先,資本是一定量的價值,它以商品經濟的存在為前提,在理論上,價值概念先于資本概念[12],在歷史上,“商品流通是資本的起點。商品生產和發達的商品流通,即貿易,是資本產生的歷史前提”[13]。因此,資本具有歷史性。“勞動產品的價值形式是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這就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生產類型,因而同時具有歷史的特征。”[14]

其次,價值并不必然就是資本,只有當商品流通同時成為以增大自身為目的的價值流通時,才會有資本的存在。歷史地看,商人資本和高利貸資本是人類歷史上最早出現的兩種資本形式。“不僅商業,而且商業資本也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出現得早,實際上它是資本在歷史上更為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15]

第三,資本的存在并不必然使資本支配社會生產。要使資本支配社會生產,從而成為社會生產的具有歷史規定性的獨特生產方式,還必須具備一系列條件,其中關鍵性的因素是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的分離。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的分離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要求。二者的分離反映了社會生產力進一步發展對生產者與勞動者分離的客觀要求,即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或其人成為生產者,勞動力的所有者成為勞動者。能使生產資料和勞動者分離的所有制不僅僅是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制,生產資料的聯合勞動者所有也能使、也必須使生產資料和勞動者分離,從而使聯合勞動者成為生產者,勞動者個人成為直接勞動者。在二者分離的前提下,要實現他們的結合以生產物質產品,勞動者的勞動力既可以采取商品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其他的形式(比如計劃配置下的勞動力)。在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權存在的前提下,勞動力只能采取商品的形式。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制是勞動力成為商品的充分條件,但絕不是充要條件。在勞動力成為商品的情況下,生產者要進行生產,只有到市場上去購買勞動力并將其并入生產過程才有可能實現,“G-A發展到什么程度,G-Pm也發展到什么程度”[16]。從而,資本也在什么程度上支配社會生產,以價值增殖為目的的社會生產在什么樣的程度上取代以直接或間接滿足自身需要為目的的社會生產。因此,勞動力成為商品是產業資本產生、從而社會生產的資本經濟方式產生的前提條件。

第四,資本是一種財富的存在形式或一種(社會)生產的發展方式。歷史上出現過的物質財富的存在形式,有自然形式、商品和貨幣形式、資本形式等。“如果把資產階級生產方式誤認為是社會生產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會忽略價值形式的特殊性,從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進一步發展——貨幣形式、資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17]與財富的存在形式相適應,人類社會經歷了自然經濟、商品經濟和資本經濟等社會生產的不同發展方式。自然經濟以滿足生產者自身的需要為社會生產的目的,商品經濟以交換、從而交換價值為社會生產的目的,資本經濟則以價值的不斷增殖為社會生產的目的。資本經濟以商品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為前提,但是,它的以追求價值增殖為目的的運動會加速商品經濟的發展,從而使商品經濟成為資本經濟的外在表現,使資本經濟成為商品經濟的內在靈魂和本質。資本生產方式的趨勢是:“盡可能使一切生產轉化為商品生產;它實現這種趨勢的主要手段,正是把一切生產卷入它的流通過程;而發達的商品生產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18]

第五,資本體現一定的經濟關系,但它并不必然體現某一經濟關系。“資本不是物”。它作為社會生產的一種發展方式,的確要體現一定的經濟關系。但是,由于生產資料所有制不同,進而資本的所有制不同,資本所體現的經濟關系也表現出一定的差異性。資本只追求在價值的運動中增殖,并不要求價值為什么會增殖,或價值增殖的源泉是什么。要探尋價值增殖的源泉,必然涉及到與此有關的社會經濟關系。在任何社會,價值增殖的源泉只能是勞動者的剩余勞動,但是,不同的剩余勞動的生產和占有關系卻能夠使資本體現不同的經濟關系。很顯然,資本究竟體現哪一種經濟關系,這取決于生產資料的所有制。生產資料的資本家私有制決定了雇傭工人生產、資本家占有剩余價值的關系;生產資料的聯合勞動者所有決定了勞動者個人生產、聯合勞動者整體占有剩余價值的關系。

最后,長期以來,理論界一直將資本要體現一定的經濟關系同資本必然體現某一經濟關系完全視做同一的東西,這在認識上還有其他根源。當生產資料普遍地以資本的形式存在,并且歸于它的私人所有者資本家,由此,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取得了一種歷史的存在形式。資本的所有者天然不是資本家,但資本家天然是資本的所有者。正是由于資本家天然是資本的所有者,人們在觀念上自然也就會把資本的所有者等同于資本家,從而將資本等同于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制,進而將資本要體現一定的經濟關系等同于資本必然體現某一經濟關系,即雇傭工人生產,資本家占有剩余價值的關系。

二對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初步分析

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上,從17世紀下半葉開始的“古典革命”,使資產階級有了第一個系統的經濟學理論體系,即古典經濟學。其代表人物是英國的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和法國的魁奈及布阿吉爾貝爾等。古典經濟學家對經濟問題的研究具有這樣一種特征:他們把經濟制度下階級關系的研究同既定制度下的資源配置過程,諸經濟變量之間的作用機制的研究加以結合,把經濟制度本質的分析與既定制度下經濟運行過程數量的分析結合起來[19]。亞當·斯密在其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一方面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內部聯系,發現了工資和利潤、利潤和地租的對立,論述了資本主義財富增長的原因、條件、途徑;另一方面也初步闡述了資本主義經濟運行機制和規律,提出了“看不見的手”的原理。李嘉圖進一步發展了斯密的這種研究。但是,薩伊、馬爾薩斯、詹姆斯·穆勒、麥克庫勒赫等人則在“通俗化”的形式下,將古典經濟學家對經濟制度本身的分析與對既定制度下資源配置過程及其變量的分析割裂開來,把大部分精力集中于既定制度下資源配置過程及其變量的研究。最具代表意義的是約翰·穆勒于1848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這本教科書,在該書中,穆勒一方面盡量維護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原理,另一方面主張國家調節收入分配,改善資本主義制度。馬克思稱之為“沒有生氣的混合主義”。

19世紀70年代以后,以門格爾、杰文斯、瓦爾拉、帕累托、馬歇爾等人為代表的邊際學派,完全拋棄了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分析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身及其運行機制的古典經濟學傳統,使經濟學成了一門以論證市場機制能夠使資源有效率配置為中心的知識體系。他們從消費者行為出發來研究價值問題,認為價值決定于個人的心理過程。在此基礎上,他們用數理方法建立了關于消費者在謀取最大效用,生產者追求最大利潤的刺激下如何通過市場機制實現一國生產資源有效配置的理論。他們相信市場力量能有效地調節經濟活動,從而在生產和消費之間建立起均衡的力量。其中的杰出代表是1890年出版的馬歇爾所著的《經濟學原理》。

歷史上第一次明確地將稀缺資源的合理配置規定為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是英國經濟學家羅賓斯。他在1932年發表的題為《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一文中說: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作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間關系的人類行為的科學。羅賓斯的這一定義既代表了自邊際革命以來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對經濟研究對象的認識,也符合當時西方經濟學對經濟問題研究的實際。羅賓斯關于經濟學研究對象的這一規定發表以來,先后遭到了許多經濟學家的批判。但是,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在其所著的經濟學教科書中,基本上接受了這一規定。比如說,最近出版的薩繆爾森所著的《經濟學》(第14版)和斯蒂格利茨所著的《經濟學》都延襲了羅賓斯關于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規定。

薩繆爾森講:“經濟學研究社會如何使用稀缺資源來生產有價值的商品,并把它們在不同人之間進行分配。”[20]斯蒂格利茨說:“經濟學研究的是:我們社會中的個人、廠商、政府和其他組織是如何進行選擇的,這些選擇又怎樣決定社會資源如何被利用。稀缺是經濟學的一個顯著的現象:因為資源稀缺所以選擇是必要的。”[21]盡管二人在遣詞造句方面各有自己的特點,但是,我們仍然不難發現他們二人在經濟學研究對象認識上的共同性。這種共同性包含兩層基本的含義:第一,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問題是稀缺資源的配置問題,或者說是社會用稀缺資源生產什么、怎樣生產、為誰生產的問題。第二,社會如何配置稀缺資源,或者說社會用什么樣的技術方式和社會制度(體制、運行機制)來配置稀缺資源,以解決這個社會經濟的基本問題。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或者說體制)對這個基本問題的解決,其方式不同,效率也不一樣。“不同的社會面臨著通過各種可供選擇的經濟制度而發生變化的需求,同時,經濟學研究一個社會可以用于配置稀缺資源的不同機制。”[22]

如果我們把資源配置問題看做是社會生產問題,那么資源配置方式問題就是一個社會組織生產的方式問題。因此,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就可以進一步引申為:它研究一個社會組織生產的方式和方法。薩繆爾森等人面對的是資本主義經濟,而資本主義經濟天生就是市場經濟,資源配置問題主要靠市場經濟這種體制方式來解決。因此,他們將研究的側重點放在市場經濟的研究上,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盡管薩繆爾森列舉了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等可供選擇的資源配置的體制方式,但它要論述和證明的卻是市場機制對于資源的有效率配置。他所做的事情也就是大多數西方經濟學家所做的事情。實際上,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不管是宏觀經濟學還是微觀經濟學,不外乎在于論證市場經濟是如何配置資源、發展社會生產的。當然,薩繆爾森、斯蒂格利茨和其他絕大多數經濟學家一樣,只是在市場經濟、在經濟體制層面上研究資源配置方式、社會生產方式,并沒有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從制度層面上探討資本主義的資源配置問題。他們把資本主義所有制當做既定的前提存而不論。許多同志探討了他們這樣做的原因。但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據此而認為,西方經濟學把生產方式逐出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實際上,西方經濟學時時處處都囿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資源配置。

三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對象問題上的共同之處和對立性

我國學者在比較、分析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時,一般都揭示二者的對立性,很少分析二者的共同性。其實,只有在弄清二者共同性的基礎上,才能說明他們的對立性。馬克思經濟學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西方經濟學研究社會如何配置稀缺資源以生產有價值的商品,表面看來,二者毫無共同之處。前面的分析告訴我們,馬克思所講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是社會生產在價值自行增殖中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方式,或者說就是資本經濟方式,或者說社會生產的市場經濟方式。

那么,資本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呢?我們知道,資本經濟是社會財富存在和發展的一種方式,它以商品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為前提,以價值的不斷自行增殖為目的。它的存在和發展,它追求價值增殖的運動又會促進商品經濟的發展,促使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土地市場、技術市場等市場體系的形成。市場經濟就是“借助于市場交換關系、依靠供求、競爭、價格機制、組織社會經濟運行,調節社會資源配置和人的利益的經濟,簡言之,在市場調節下運行的經濟。”[23]“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調節方式,這種經濟運行形式通常叫做市場經濟。”[24]“市場經濟是一種私人和私有企業制定關于生產和消費的主要決策的經濟。價格、市場、盈利和虧損、刺激和獎勵的一套制度解決了生產什么、如何生產和為誰生產的問題。”[25]“在市場經濟中,生產資源私有,經濟決策高度分散。……,這個制度是通過內在聯系的市場網絡和價格協調的。”[26]“今天,市場的概念包括如何進行交易的場合,盡管這些交易未必完全符合村鎮市場。……,所有這些交易過程都包括在市場經濟這個概念里。”[27]由此可見,一方面,資本經濟就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就是資本經濟;另一方面,資本經濟是市場經濟的內在實質和靈魂,市場經濟是資本經濟的外在表現。因此,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處就在于此。

可見,無論是馬克思經濟學還是西方經濟學(更確切地講,是現代西方經濟學),他們都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都研究資本經濟,都把資本經濟看做是人類社會生產存在和發展的一種方式。換言之,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因其生產目的有別而可區分為自然經濟、商品經濟、資本經濟、計劃經濟(或者叫做別的什么經濟)等,資本經濟只是其中的一種。在這里,之所以列出了資本經濟,而不講市場經濟,是因為資本經濟在生產目的上有別于其他生產方式,而市場經濟并不能表明其生產方式的目的何在。衛興華教授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產生與發展的差別性所引出的理論思考》一文中指出:至于說商品經濟是相對于自然經濟而言的,市場經濟是相對于計劃經濟而言的,表面上看很對稱,很清晰,但經不起推敲。試問:市場經濟難道不與自然經濟相對立嗎?難道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是互不相關的兩回事嗎?如果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相對立,商品經濟為什么就不與計劃經濟相對立呢?衛教授是對的。因為,盡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計劃經濟等范疇都是對社會生產方式的理論概括,但這種概括的理論層面是不一樣的。要使我們對不同生產方式的劃分清楚明確,必須堅持標準的同一性,而最常用的標準就是社會生產的目的。馬克思就是這樣做的。

但是,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對象問題上依然存在著嚴格的對立性,具體地講:

第一,馬克思經濟學不僅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且研究與此相適應的生產資料資本家所有制,研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在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性、暫時性的同時,揭示了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制的歷史性,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對抗性。西方經濟學并不研究資本主義私有制,相反卻把它作為研究市場經濟的既定前提。他們雖然認為市場經濟是資源配置的一種體制方式,但卻試圖證明它是配置資源的一種最有效率的方式。由于他們把資本主義私有制同市場經濟看做是不可分的,因而,試圖證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永恒性,調和資本主義私有制所產生的各種矛盾。

篇(3)

關鍵詞:生產勞動;非生產勞動;第三產業

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劃分標準問題是國內外學者長期爭論不休的基本理論問題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一方面由于新技術革命的影響,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另一方面,20世紀70年代末,社會主義國家紛紛趨向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也使得自身的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在這種現實背景下,如何看待馬克思的生產勞動理論成為國內外學者研究的熱點之一。

一、國內外研究綜述

(一)國內學者對生產勞動理論的研究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物質產品的概念和生產領域的范圍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國內學者普遍認為必須隨著經濟發展的實踐擴大創造價值的生產勞動的外延,關鍵是在擴大生產勞動外延的范圍問題上存在著激烈地爭論,即對劃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標準有不同的理解,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標準。

1、以國內生產總值(或國民生產總值)的統計口徑作為劃分標準。如錢伯海認為除了企業生產人員的直接勞動外,包括科研、教育、文化事業部門、國家管理部門以及先前企業等提供的勞動,合稱社會勞動都創造價值。

2、以市場交換作為劃分標準。如李江帆認為三大產業的所有勞動,只要它們能創造出用于交換的使用價值就創造價值,具體而言,不僅包括工農業、商業、飲食、裁縫、修理、運輸、通訊等行業創造價值,而且科、教、文、衛、體都創造價值。

3、以商品生產作為劃分標準。如程恩富主張凡是直接生產物質商品和文化商品(精神商品)、以及直接為勞動力商品的生產和再生產服務的勞動,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實體的內部管理勞動和科技勞動,都屬于創造價值的勞動或生產勞動。但他不贊成把創造價值的生產勞動擴展到純粹買賣、純粹中介的經濟領域和黨政軍與公檢法等非經濟活動領域。

4、以勞動性質作為劃分標準。如蘇星認為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不是按部門區分,而是按勞動性質來區分,應求助與勞動價值一元論,而不能靠多元論來解決;吳易風提出對此問題既不應作全稱肯定判斷,也不應作全稱否定判斷,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5、以滿足人類需要作為劃分的標準。如白暴力指出生產勞動具有人類需要性、物質性(客觀存在性)、社會性和歷史性,所以凡是能生產滿足人類需要的物質產品的勞動都是生產勞動,但是由生產的社會形式引起和為滿足少數人需要的勞動都不是生產勞動。

(二)國外學者關于馬克思生產勞動理論的研究

曼德爾認為,從生產新價值的角度與從社會一般利益的角度區分的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兩種概念是不同的:從生產新價值角度看的生產勞動從社會一般利益看不一定是有益的活動甚至有害;從社會一般利益角度看的生產勞動從生產新價值看不一定創造了新價值。從生產新價值的角度來看,凡創造、改變或保存使用價值的勞動,或成為實現使用價值而在技術上不可或缺的勞動也就是使其交換價值得以增加的都是生產勞動。他還對“第三產業”的概念進行了分析,認為只有同生產商品沒有聯系的創造性職業如科學研究、藝術、醫藥衛生、教育、體育以及一切與閑暇和假期有關的“非生產性”活動,才同勞動生產率提高相聯系,其他的都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擴展的結果而不是原因。

吉爾曼(Gillman)、莫瑞斯(Morris)和布萊克(Blake)從資本積累的角度對斯密區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兩種標準做出新的解釋,他們認為在斯密時代生產物質產品的勞動是生產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勞動,即必需品(或工資品)和生產資料都是物質商品,而奢侈品則是仆役和醫生、教師以及藝術家等提供的服務,因而斯密的第二種區分標準(即物質規定性標準)實際上不是指商品的物質性,而是指物質商品有通過將自己轉移到別的商品中而保持自身價值的能力,也就是進入資本再生產過程的能力,而奢侈品不能保持自身的價值,因而并不進入資本再生產的循環;必要性的檢驗標準不是產品的社會有用性而是資本消費和積累的關系,隨著經濟的發展,勞動力的價值或實際工資的內容包括了新的商品和服務如國家提供的醫療、保健和教育等等。因此布萊克認為生產勞動是指其產品能作為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重新進入生產過程的勞動,包括那些并不直接創造剩余價值的活動如由國家提供的醫療保健、教育以及在科學和研究部門進行的勞動,并認為他的標準是對馬克思標準的替代。但與布萊克不同的是,吉爾曼和莫瑞斯認為生產勞動是指在第一部類(工資品)和第二部類(生產資料)中生產剩余價值的勞動,并認為他們的標準是對馬克思標準的補充。

斯威齊認為國家支出在數額和種類上的巨大擴張使其在經濟活動中具有特殊重要性,需對其加以分析。國家的資本支出通常期望獲得足夠的剩余價值以抵付政府債務的現行利息率,盡管在動機方面與私人資本有些差別,但應將其視為資本,其活動具有生產性;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原來視為生產過程一部分的運輸、倉儲、商品遞送等活動的擴張大大超過競爭條件下社會必要的界限,其超過部分不具有生產性;在他與巴蘭合著的《壟斷資本》和巴蘭的《增長的政治經濟學中》,他們提出區分的標準是在一種比較合理的經濟秩序下所必要的活動才是生產勞動,其中包含那些同剩余交換的職業如教師、科學家、醫生、藝術家等的勞動,非生產勞動是指在資本主義制度條件和關系下產生而在合理社會秩序下不存在的需求所導致的勞動。

二、馬克思生產勞動理論

馬克思認為最抽象、最簡單的范疇,盡管由于其抽象而適用于一切時代,但就這個抽象的規定性本身來說,同樣是歷史關系的產物,而且只有對于這些關系并在這些關系之內才具有充分的意義。因此生產勞動這個經濟范疇同樣是一個歷史的具體的經濟范疇,它不外是對勞動能力在特定的社會生產過程中所具有的整個關系或方式的簡稱,為了表現“那種作為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資本本身的基礎的勞動的形式規定性”,必須區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生產勞動和一般意義上的生產勞動。

(一)一般意義上的生產勞動

從一般意義上的生產勞動來看,通過勞動過程生產使用價值是人類存在的必要條件,“每個商品的使用價值都包含著一定的有目的的生產勞動,或有用勞動……因此,勞動作為使用價值的創造者,作為有用勞動,是不以一切社會形式為轉移的人類生存條件。” 這種必要條件不僅對商品生產而且對資本主義生產都是適用的,“為了把自己的勞動表現在商品中,……雖然使用價值或財物的生產是為了資本家,并且是在資本家的監督下進行,但這并不改變這種生產的一般性質。” 從單純勞動過程的角度來分析的,凡是生產使用價值的有用勞動,都是生產勞動,“如果整個過程從其結果的角度,從產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表現為生產資料,勞動本身則表現為生產勞動。”這是“從物質生產性質本身得出的關于生產勞動的最初的定義。”

隨著社會分工的發展,生產過程與勞動過程開始出現了分離,從總體勞動過程來看,在沒有其他勞動者的協作下,單個勞動者生產具有完整的使用價值的產品已越來越不可能,因此“上面從物質生產性質本身得出的關于生產勞動的最初定義,對于作為總體來看的總體工人始終是正確的,但對于總體中的每一個單個成員來看,就不在適用了”。但是作為總體來看的總體工人的生產勞動仍然是生產使用價值的有用勞動。

(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生產勞動

馬克思認為,從簡單勞動過程的觀點得出的生產勞動的定義對于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絕對不夠的。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生產勞動是能生產剩余價值的勞動。“只有為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或者為資本的自行增殖服務的工人,才是生產工人,……生產工人的概念決不只包含活動和效果之間的關系,工人和勞動產品之間的關系,而且還包含一種特殊社會的、歷史地產生的生產關系。這種生產關系把工人變成資本增殖的直接手段。” 最初的生產勞動的定義(即生產使用價值的有用勞動)僅僅是第二種定義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用來生產商品的勞動必須是有用勞動,必須生產某種使用價值……只有表現為商品也就是表現為使用價值的勞動,才是同資本相交換的勞動。但是不是勞動的這種具體性質,不是勞動的使用價值本身……構成勞動對資本的特殊的使用價值,……勞動對資本的使用價值,是由這種勞動作為創造交換價值的因素的性質決定的,……在于勞動代表著一個比勞動價格即勞動能力的價值所包含的抽象勞動量大的抽象勞動量。”

生產勞動是和資本交換生產剩余價值的勞動,那么非生產勞動就是和收入相交換的勞動。在特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隨著勞動分工的發展,許多工人共同生產同一個商品,工人的勞動同生產對象之間存在的關系,自然也是各種各樣的。但是這些或那些工人都屬于生產勞動者的范圍,因為他們集體生產一個使用價值,并且他們中的每一個都是同資本交換的雇傭勞動者。“但是,所有這些勞動者的總體進行生產的結果……表現為商品或一個物質產品……這些人中的每一個人對資本的關系是雇傭勞動者的關系,是在這個特定意義上的生產工人的關系。” 但是如何確定勞動同生產對象直接的關系或總體勞動者的范圍呢?馬克思指出“自然,所有以這種方式或那種方式參加商品生產的人,從真正的工人到(有別于資本家的)經理、工程師都屬于生產勞動者的范圍。”

(三)其他生產方式下的生產勞動

盡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社會占支配地位,但是還沒有使社會中的一切生產方式從屬于它。如不雇傭工人的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勞動,馬克思認為農民和手工業者是商品生產者,他們的勞動并不適用于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區分,因此農民和手工業者既不屬于生產勞動者的范疇,也不屬于非生產勞動者的范疇,他們是自己的生產不從屬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商品生產者。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農民與手工業者盡管不從屬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但在概念上卻從屬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是這類勞動也被大眾視為生產勞動的根本原因。

從馬克思對一般勞動過程和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流通過程以及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勞動的分析來看,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生產勞動是指和生產資本相交換并能生產剩余價值的有用勞動(有用勞動指生產使用價值),包括從物質生產總過程來看的所有雇傭勞動;非生產勞動是指不能生產剩余價值的勞動,即使這種勞動能生產使用價值,它實際上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由于它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外進行而是非生產的,另一方面是雖然在資本從屬范圍內,但由于被用于實現剩余價值等非生產職能上而是非生產的。必須再次指出的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獨立的手工業者和農民等不從屬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勞動不屬于馬克思分析的范圍。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生產勞動問題

就我國來說,第三產業的發展是在探索市場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過程中,為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的理性設計中逐步發展和壯大的。第三產業的發展并非是反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擴展,而是反映了隨市場在社會中的擴展以及生產分工、經濟社會化的過程。從第三產業部門來看,其中很大一部分如交通運輸業、倉儲及郵電通訊業、科研業、綜合技術服務業地質勘察業和水利管理業都是為物質生產服務的,實質上是物質生產過程的延伸,其出現是由于物質生產過程內分工的發展,使得完成這些功能的生產環節分化成獨立的職業以致企業;同時由于市場的發展逐漸改變了家庭作為一種社會生活、生產和消費機構的職能,出現的為生活服務和滿足人的精神需要的服務業也是為提高物質部門和上述為生產服務的部門的效率的,顯然不再是古典學者和馬克思那個時代僅僅是為某些特定階層服務的奢侈性享受。一些新的服務如建筑師、工程師、律師、醫生和會計審計師等獨立的自由職業者,本身也是過去物質生產部門的一部分獨立化的產物,我國第三產業部門的發展本身就預示著我國物質生產的發展。

國內學者正是在我國經濟結構發生以上變化來討論上述問題的,顯然所有的標準都將生產勞動的區分和剩余價值的生產分割開來。按照第一、二種標準,實際上幾乎不存在或很少存在非生產勞動了,從而沒有必要劃分勞動的生產性了;就第三種標準來說,商品生產并不意味著價值增殖,生產商品的勞動并不都具有生產性,另外納入勞動力商品生產再生產的勞動易為“各種冒充生產勞動的謬論敞開大門”;第四種標準實際上沒有具體闡明什么是生產勞動、什么是非生產勞動,但指出了分析勞動生產性的正確方向;第五種標準以社會需要性來劃分,社會需要性實際上可以任意解釋,因而實際上沒有劃分。

生產勞動的劃分是服從于各自的研究目的的,古典學者區分目的是探討國家致富的原因;馬克思區分的目的是分析與資本相交換的勞動是如何生產剩余價值的和對資本積累的影響因素,由此來揭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生、發展過程的;現代西方學者區分目的是為了研究現代資本主義剩余的分配和積累。由此可見我國對生產勞動的區分也必須確立自己的研究目的:即研究勞動能力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關系下的作用,研究勞動能力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配置對資本積累從而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 于金富.社會主義經濟轉軌的分析方法[J].經濟研究,2006(12).

篇(4)

關鍵詞:生態;資本主義批判;經濟理性;當代意義

中圖分類號:B089.1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6.002

20世紀60年代,當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結合了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特點,從工具理性批判的視域出發,揭示和批判了科技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意識形態功能之時,西方中產生了一支重要的新興流派——生態學,他們主要是在以經濟理性為特征的工具理性批判的視域下,試圖以新的危機理論——生態危機理論來修改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

生態學直接吸取了法蘭克福學派的“生態危機理論”,特別是其中的異化消費理論。與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一致的是,生態學既是對蘇聯式革命的,“紅色”的之批判,又是對資本主義社會之“人道主義”式的批判。

但是,在“生態危機理論”方面,二者的研究視域是不同的,從而,二者對資本主義批判的視角不同,所得出的理論結論也存在著很大的差別。法蘭克福學派是在以技術理性為特征的工具理性批判視域下來建構異化消費理論的,其將科技視為扭曲人的需求而造成了“異化消費”的意識形態。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實質是文化批判的理論,其對資本主義現存制度的批判是脫離于現存政治結構的抽象批判,其理論也就缺乏建構性。這樣,在“科技是意識形態”的論斷下,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在否定了無產階級自我解放需求的同時,并沒有發展出一種新的需求結構,“沒有提出一種新的能重新評價人的需求的新的危機理論”[1]487

與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不同的是,生態學不是在以技術理性為特征的工具理性批判的視域下,而主要是在以經濟理性為特征的工具理性批判的視域下,來建構其異化消費理論的。在法蘭克福學派看來,決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邏輯,與其說是技術理性,還不如說是決定技術理性的經濟理性。經濟理性以資本理性為原則,表現為對資本利潤的追逐,對以資本積累為目的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維護,以及利用科技促進國家經濟與工業持續增長的國家資本主義邏輯。經濟理性的邏輯不僅是個別資本的邏輯,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它內置于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中,體現為國家發展經濟的策略和行為,異化消費是這樣的社會結構的必然結果。如果說異化消費在法蘭克福學派那里是對異化勞動的遮蔽,那么,在生態學那里,消費異化不僅掩蓋了人異化勞動的生存狀態,而且異化消費“并沒有消滅生產領域中的異化,消費異化反而還支持著異化生產制度”[1]499,維持著資本的積累。為了維持現存的資本積累和工業增長速度,資本主義不得不提供滿足異化消費的不斷激增的商品,于是,經濟危機雖然得到緩解,但是隨之出現的卻是生態危機。進而,生態學者認為,人類社會與自然的矛盾上升為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當代資本主義的危機已經從生產領域轉移到消費領域,生態危機取代了經濟危機成為了新的社會危機。通過對經濟理性邏輯所決定的社會結構之分析,生態學進一步發展了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并試圖以新的危機理論——生態危機理論來修改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以生態社會主義來取代資本主義的政治變革設想。

生態學的重要創始人萊斯,從“控制自然”觀念的角度分析了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根源。萊斯批判了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的生態危機理論的基本觀點——對自然的控制是對人的統治的基礎和前提,他認為,控制自然與控制人這兩方面存在著內在的邏輯聯系,從表面來看,當代社會中的生態問題根源于人對自然的控制的方式,但實質上卻根源于人對人的控制方式。他提出“由于陷入社會沖突,技術構成了一種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聯系在一起的手段”[2]。萊斯所強調的是要在人對人統治的方式下,在社會沖突的背景下來理解人與自然之間的沖突。進而,萊斯認為“控制自然”的觀念同資本主義有著邏輯的和歷史的聯系。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控制自然”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決定,并被其所強化,“控制自然”因而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意識形態。萊斯批判了法蘭克福學派將科技視為生態危機的根源的思想,而從經濟理性批判的視域出發,批判經濟主義的觀點。經濟主義把環境問題僅僅作為一種經濟核算問題,認為環境問題是“經濟代價問題”,進而,把環境質量看作是一種商品。經濟主義的這種觀點是與決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社會結構相聯系的,這個社會結構體現的是“市場取向標準的普遍性和對工業技術革新能力的崇高信仰”[3]。在此基礎上,從道德、倫理和人性的角度,萊斯提出控制人的需要與欲望的思想,并對“控制自然”觀念重新作了解釋。異化消費作為人的生存方式,同樣地也與當代資本主義有著邏輯的和歷史的聯系,形成二者之間聯系的紐帶,同樣是經濟理性所決定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方面,追逐利潤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需要異化消費,另一方面,異化消費給予人獲得虛假的滿足感,人們將消費與滿足和幸福等同起來,從而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的增長。同時,由于異化消費是維持資本積累的手段,因而消費也受資本所控制的廣告傳媒所牽引并由國家所干預,人們甚至不是為了滿足而消費,而是為了消費而消費。

如果說萊斯對異化消費的批判還主要停留于概念層面的話,那么,高茲、福斯特則進一步批判了“異化消費”背后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制度。

高茲將經濟理性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邏輯。為了實現利潤的最大化,當代資本主義以消費異化來實現生產規模的擴大,這導致了人類對自然資源的大肆掠奪和生態危機的出現。因此,保護生態環境必須廢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建立以“生態理性”為原則的生產方式——社會主義生產方式[4]。

相對于高茲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而言,福斯特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更為深刻和全面,他直接把批判矛頭指向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在福斯特看來,資本主義制度內在的經濟理性思維不僅體現在其傳統經濟學中,還體現在其環境經濟學和技術革新的生產活動中。傳統經濟學“自命是有效利用稀有物品的科學”[5]2,其“物品”被狹義地界定為“市場商品”。這就意味著為了追逐資本利潤只需考慮如何最大限度地有效利用自然資源,即使利用自然資源會導致“生態自然匱乏和不可逆轉的生態環境惡化(在人類生存的時限內)”[5]2等問題,也是無需受到譴責的理性經濟行為,因為生態問題并不是傳統經濟學所要考慮的問題。

如果經濟學將生態因素納入經濟核算中,作為投資的成本來考核的話,那么生態危機是否能避免呢?對于環境經濟學相對于傳統經濟學在理論上的改進,福斯特依然不看好它在解決生態問題方面的任何實質性作用。環境經濟學家認為,如果賦予自然界以經濟價值,將環境因素轉化為可以自由銷售的商品,那么社會的生產活動就會考慮生態因素,生態環境就可以得到保護。福斯特指出,環境經濟學家以自然的經濟價值作為理論預設,但是生態環境的價值是多方面的,是整體性的,自然的整體性“內在價值不能簡單化成市場價值,也不能用于成本效益分析”[5]24。福斯特批判環境經濟學家的理論預設實質是“自然資本化”,他們將整個自然界及其組成部分看作為“自然資本”[5]27。這種借助于自然資本化來解決環境問題的辦法是行不通的,“環境問題的真正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本身”[6]。經濟理性所建構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決定了資本主義的無休止的自我擴張本性,在保持生物多樣性方面市場作用必然是低效的。“任何試圖把自然看作商品和讓自然從屬于自我調節市場規律的做法都是非理性的,都會由于自然賴以繼續存在的必要條件再生產能力的喪失而導致生物圈的嚴重破壞”[5]33。因此“自然資本化”的方案必然是一個市場烏托邦的神話。福斯特后來把“自然資本化”發展為“自然私有化”。他指出,當今全球經濟正逐漸將自然界中的每一樣東西都變成了可以買賣的私人商品,“這種自然私有化的趨勢具有巨大的破壞性,并且激化了我認為對資本主義來說是特有的那種環境問題”[7]。

福斯特認為,不僅僅環境經濟學的方案在解決生態問題上是無效的,同樣地,在資本主義制度框架內的任何技術革新活動也不能拯救生態環境。福斯特以“杰文斯悖論”①為依據,批判以技術來解決生態問題的技術決定論。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技術進步服務于資本積累,新技術的運用必然要服從資本增殖的經濟理性原則。技術革新帶來的資源利用率的提高在減少個別消耗的同時,并沒有減少對資源的總體消耗,因為與資源利用率的提高相伴隨的是經濟規模的擴大和對資源的更大需求,資本利用技術革新來獲得更多的利潤,技術革新的結果是加劇了資源消耗和生態危機。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新技術的運用也要服從資本增殖的經濟理性原則,即使新的技術能有效地抑制自然資源的消耗和環境的破壞,但新的技術可能會遇到體制性的障礙,而無法得到運用。福斯特由此得出結論:能解決環境問題的不是技術,而是社會經濟制度本身。技術決定論的觀點沒有看到資本主義制度的反生態本質,沒有看到資本主義條件下技術的運用僅僅是追逐資本利潤的手段,技術的運用和生態的破壞是同一過程。

通過對資本主義經濟學理論預設和技術決定論的批判,福斯特揭示了現代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制度之間的內在聯系,認為解決生態危機的關鍵在于實現社會制度的變革,走“自然的社會化”的生態社會主義道路,從而,通過民主的程序將自然置于人民的保護之下[7]。

生態學正是在繼承馬克思生態學思想的基本原則基礎上得以發展的。生態學既反對把生態危機簡單地歸為科技的“原罪”和人類中心主義,又批判“高度精神化和唯心主義的方式來對待環境的非人類中心主義”[7],強調環境保護不能離開人的尺度,為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并試圖從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中開辟出一種現實的環保主義方案。生態學者結合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特點,以“消費異化”理論來補充馬克思的異化勞動理論,這無疑是對的發展。因此,在對待當代生態危機問題上,生態學,無論是相對于西方未來學派還是相對于法蘭克福學派,更具有現實意義,這表現為生態學對全球生態問題與未來的人類活動行為在社會制度、生產方式和文化觀念等方面都作出了有益的建設性探索。

但是,由于生態學者以異化消費理論取代了異化勞動理論,并以生態危機理論來修改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從而拋棄了馬克思的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理論,因此,即使他們對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作了深入的批判,并提出了生態社會主義的政治設想,但是他們在理論上依然存在嚴重不足和內在的矛盾。其理論的不足突出地表現為,生態學依然在資本主義民主的框架下探討未來社會改革方案,其生態社會主義也不是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主義,其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也僅僅是對資本主義經濟理性原則和工具理性原則的批判。其理論的內在矛盾主要表現在:一方面,生態學者批判經濟理性所建構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生產方式,批判資本對利潤無限度追逐的貪婪本性;另一方面,他們又在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框架下倡導消減工業生產的“穩態”、“無增長”的經濟模式。既要取消資本主義根本的經濟制度,同時又要保留資本主義政治制度,這是生態學者所倡導的生態社會主義方案的實質,這樣的方案顯然只能是一種烏托邦式的設想。

但是,生態學在理論和實踐上所作的探索對當前中國生態文明建設依然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首先,生態學是對蘇聯式革命的,“紅色”的的批判,其理論家對傳統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指出了傳統社會主義存在著片面追求生產力和經濟發展而忽視環境保護和民主政治建設的問題,這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以及與之相關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改革都有著重要現實的意義。其次,生態學也是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其理論家試圖從的理論視角批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而揭示當代生態危機的根源。在他們看來,解決生態問題必須解決人與人的關系問題。生態問題表面上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但實質上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雖然我們的社會制度不是反自然的,人與人的關系也不像資本主義社會那樣存在著嚴重的對抗,但是,當代中國走的是工業化與市場經濟的道路,在“注重效率”的原則下可能會忽視社會公平,在強調經濟效益的同時可能無視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這就意味著中國社會主義條件下的人與人關系與生態文明并不是完全協調一致的。中國依然存在著政治體制、經濟體制不盡完善的諸多問題,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的理念旨在調節多種人群之間的關系,從而調節人與自然的關系。因此,我們應該從制度、技術和人際關系等多方面入手來解決生態問題。再次,切實推行保護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可持續發展意味著既要以經濟理性為原則又要用工具理性來發展經濟和科技,同時又要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以政治改革來促進民主建設,以運用民主監督機制來合理地規范科技、經濟和生產活動,從而促進我們的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將我們的生產和經濟活動納入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中。最后,要在全社會樹立生態文明消費觀,生態危機與“控制自然”、“異化消費”的觀念密切相關。在工業化發展進程中,我們在引進西方的科技與民主的同時,必然也會受到西方的有悖于生態文明的消費觀念和文化觀念的影響,因此,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就要倡導符合生態文明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消費觀,這一點顯得尤為重要。

注釋:

① “杰文斯悖論”:英國經濟學家發現,雖然通過技術革新提高了自然資源(比如煤炭)的利用率, 然而這只能增加而不是減少對煤炭的需求,因為效率的改進會導致生產規模的擴大,從而技術革新加劇了資源消耗和生態危機。參見福斯特的《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一書,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88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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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iticism of Economic Rationality: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 on Ecological Marxism

GUAN Jin-xiu

(School of Marxism,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Wuhan 430074,Hubei,China)

篇(5)

[關鍵詞] 資本矛盾 經濟全球化 根本動力

全球化的核心內容是經濟的全球化,經濟全球化形成的標志是世界市場的形成。我們知道,市場經濟是社會化的商品經濟,而商品經濟產生的條件有兩個:一是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分工;二是生產資料和勞動產品屬于不同的所有者。世界市場的出現正是生產力的發展變革――技術創新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確立的結果。

一、經濟全球化是生產力發展,尤其是科技進步的客觀要求和必然結果

生產力是社會變化發展的最終動力。人們的經貿交往和科技、文化交流固然能滿足人們一定的利益,但各種利益的最終滿足是通過生產力的發展來實現的。生產力發展,科技革命是世界市場產生和發展、經濟全球化產生和發展的第一推動力。

物質資料的生產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所謂的歷史也就是人類物質生產活動在時間上的展開。生產力是推動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人類社會歷史本質上是人類物質生產方式發展的歷史。在人類社會歷史領域中出現的任何現象,都可以直接或間接地在物質生產力的發展中找到其根源。

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人類社會的分工。馬克思指出,任何新的生產力,只要它不僅僅是現有生產力的量的擴大(例如開墾新的土地),都會引起分工的進一步發展。分工的出現是以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為基礎,分工反過來又推動了生產力的進步。在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過程中,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引發了生產工具的革新,都使社會分工不斷深化。這種分工,一開始是民族內部的分工。隨著人類社會科技的不斷進步,特別是在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的推動下,高度現代化的生產力不僅使以往一個民族國家內部范圍的分工,擴展為國家之間的分工,甚至使同一專業部門內部不同行業之間的國際分工發展成為同一行業內部不同產品之間的國際分工,使國際分工呈現出不斷升級和越來越精細化的態勢。國際分工的不斷深化客觀上要求各民族進行普遍的國際交往。

人類幾次科技革命帶來了交通和通信手段的不斷進步,為全球化創造了物質和技術條件。交通和通信技術的不斷發展,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突飛猛進的信息技術已經滲透到國民經濟各個領域。它不僅使生產社會化達到了生產的國際化規模,使社會分工的國際化程度進一步加深,而且為人類提供了更加迅速便捷的交通工具和通訊手段,從而使各民族、國家之間的交往達到前所未有的迅捷方便的程度,使整個世界的物質生產活動緊密聯系在一起,形成一個不可分割的、相互依賴的整體。正如同志在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的發言中說:“經濟全球化是隨同社會生產力發展而產生的一種客觀趨勢。現代科技的進步,先進的交通工具和通訊手段的產生,為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創造了條件。特別是近十年來,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極大地推動了經濟全球化進程。”

二、經濟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直接產物

從根本上說,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推動經濟全球化的原動力。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們也要看到,生產力、科技的發展只是為全球化的發展提供了現實的可能,要把可能性變為現實,必須通過人們的生產組織活動來實現。只有追求最大限度利益的人的活動才能不斷的創造財富,才能不斷的開拓市場,由國內市場向國際市場拓展,推動了世界市場的出現,最終催生了全球化。

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確立后,生產力的發展是與資本的對外擴張結合在一起進行的,資本把社會生產力作為自身不斷增殖的目的和手段,以不斷發展的社會生產力為憑借,不斷向外擴張實現自身無限增殖的需要。全球化的直接動力來自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內在規律,是資本對外擴張的直接產物,其進程與資本對外擴張的歷程是同步的。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資本的本性就是不斷增殖。為了能夠不斷增殖,它就必然要向外不斷擴張。作為一種社會力量,作為一種社會活動的產物,資本只有通過不停頓地運動,不斷地積累,不斷地擴大剝削范圍,不斷地擴張,才能生存下去。資本的本質及其積累的規律,決定了資本積累和資本活動范圍具有向全世界各地擴張的必然趨勢。資本按其本性來說,是天生的國際派。資本對外擴張的本性必將使其突破國內市場的狹隘界限,不斷地開拓世界市場,使其活躍在世界歷史的舞臺上。

當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依然是世界占主導地位的生產方式。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文明制度,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所以,當今的經濟全球化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向全世界蔓延,使整個世界范圍資本主義化的新進程。生產力的發展,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技術保障和物質內容;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建立,資本家為追逐更大的剩余價值則為全球化奠定了內在的動力。生產力的發展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建立是全球化產生和發展的根本動力。

然而,我們要看到,生產力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僅是全球化產生和發展的根本動力,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即生產社會化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矛盾也隨之全球化了,并最終成為全球化發展阻力的根源。

參考文獻:

篇(6)

資本主義社會是指以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和剝削雇傭勞動為基礎的社會制度。是繼封建社會之后出現的最后一個少數人剝削多數人的社會制度,是人類社會歷程中的的一個階段。資本主義就是生產資料私有制和雇傭關系,資本家通過雇傭關系剝削勞動者的剩余價值。

資本主義社會具有以下特征:

商品生產發展到最高階段,成為社會生產普遍的和統治的形式;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以使用機器的大生產為特征;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統治形式相適應,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上層建筑被資產階級的上層建筑所代替,產生了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法律制度和思想體系,形成包括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與它相適應的上層建筑的社會制度。

(來源:文章屋網 )

篇(7)

[關鍵詞]異化消費;虛假需要;消費批判;制度批判

生態學的消費價值觀,是在對生態危機形成根源的深入分析的過程中形成的,它作為重要的分析工具和中間橋梁,將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的經濟運行方式和政治制度聯結起來,最終使對生態危機的批判轉化成為了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并以此為基礎勾畫出了社會發展的新形態。

在生態學的理論體系中,“消費”作為聯系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制度之間的橋梁,構成了其理論演進的重要基礎。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危機的趨勢已經從生產領域轉移到了消費領域,即生態危機取代了經濟危機。因此,需要對異化消費現象進行深入的分析,才能揭示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本質和根源。

西方生態學理論家認為,異化消費是異化勞動合乎邏輯的對應現象。勞動中缺乏自我表達的自由和意圖,因而使人們逐漸變得越來越依附于消費行為。正如本·阿格爾所說,“異化消費是指人們為補償自己那種單調乏味的、非創造性的且常常是報酬不足的勞動而致力于獲得商品的一種現象。”具體而言,人們在單調、乏味、無聊的工作中,無法發揮自己的創造性和自主性,因而是不自由的。于是人們便把注意力轉向了消費領域,試圖通過消費行為來補償勞動中的這一不足。因為在消費領域里,只要有錢就可以買到任何想要的東西,人可以作為一個積極的主體參與其中,發揮自己的創造性和自主性,因而仿佛是自由的。在異化的條件下,消費變成了人們逃避勞動痛苦和不幸的避難所,幸福被等同于消費,幸福的大小則取決于消費物品的價值和數量。在這種心態的支配下,消費成了一種病態行為,一種對物品的無度索取和占有。世界上的一切,無論是自然的還是人造的,都進入了人的消費范圍,成為人的消費對象。然而詭異的是,在當今資本主義社會,為了消費更多、更新和更好的商品和服務,人們只能通過更高強度的異化勞動來獲得更多的金錢,從而滿足自己永元止境的欲求。因而,在當代,消費異化已成為各種異化的集合點:在經濟上,它與勞動異化互相支持、互相促進,成為勞動異化得以繼續存在并發展的重要條件;在政治上,它消解了人們的斗爭意識,增加了人們對制度的合法性認同,從而支持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延續。

西方生態學理論家進一步指出,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下,無限生產、異化消費和虛假需要總是聯系在一起的。資本主義的無限生產是最初的推動力和源泉,虛假需要和異化消費既是其結果,又是從內外兩個方面形成新的推動力,它們以整個地球生態系統作為支撐,互相推動、交融并進,構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繼續生存的動力。具體而言,在資本主義無限擴張的動力的推動下,為了防止生產出現“過剩”,維持資本的繼續增殖,消費變成了新的生產力。消費成為生產和銷售的唯一目的,生產者的利益在于最大限度地提高消費者的需求,不斷地將奢侈品轉化為“必需品”。此時的生產不但為利潤而制造消費品,而且還必須同時為利潤而創造需要。需要不再是源于人的內心,而是變成完全由外部制造出來的虛假的東西,消費成了需要滿足的唯一方式,并變異為生產擴張的內在動力。

在生態學者中,最早也是最系統地論述異化消費與異化需要的是萊斯。他在其著名的《滿足的極限》一書中發揮了法蘭克福學派特別是馬爾庫塞的“虛假需求”和“異化消費”觀點,尖銳地批判了現代工業社會把需要的滿足等同于無休止的消費的觀念。萊斯認為,我們必須把人的需求問題看作是生態相互作用的更大系統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他指出,現代工業社會中人的需要被系統地導向了商品消費領域。人們在快速變化的商品和服務中不斷地重新定義他們的需要,并且用不斷增長的消費來補償其他生活領域,特別是勞動領域遭受的挫折,并最終將消費與滿足、幸福等同起來。然而,數量眾多的新商品,在承諾滿足需要的同時也相對從前的商品提升了不滿足的感覺。需求和商品之間快速的相互作用帶給個人的是一系列持續變化的滿足和不滿足感。換句話說,“這樣的社會被經濟層面上激增的財富與個人層面上的匱乏的體驗之間的永恒矛盾所困擾。無論多么勤勉地或多么成功地尋找到不斷增長的資源和能源的供應,也不能解決這一矛盾。”總之,對商品的瘋狂消費并沒有使人變得更快樂,反而變得更痛苦和迷惑。因此,他強調,對于這種傳統來說,最重要的是改變表達需要和滿足需要的方式,在消費領域以外的其他活動領域如生產領域中尋找人的滿足感和幸福感。

本·阿格爾認為,理解社會變革運動背后的、在解決嚴重制度危機過程中產生的基本原理來說,需求理論是必不可少的。而所謂的異化消費的特征就在于:“(1)需求與商品之間的關系由于以廣告媒介而變得十分復雜;(2)人們把關注于消費當作滿足需要的唯一源泉。”為了不斷刺激人們去消費,資本借助了廣告這一強有力的工具,需求與商品之間的關系由于以廣告為媒介而變得十分復雜,同時人們則把需要的滿足幾乎完全等同于了消費。然而,人的需要是無止境的,但無止境的物質王國則是不可能實現的。隨著能源和物質資源的成本不斷上升以及生態環境的惡化,人們對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永遠過著物質豐裕的生活的期望必然會破滅,而這又將促使人們審視自我的需求和價值觀,反思過度消費的生活方式。于是,變革的力量將在這種被阿格爾稱之為“期望破滅了的辯證法”中應運而生。

總之,生態學以對資本主義條件下異化消費現象及其后果的批判為基礎,通過揭示生產、消費、需求、商品和環境之間的關系,最終找到了異化消費及生態危機的根源——資本主義制度,從而將消費批判納入到了其制度批判的體系之中。

生態學者之所以重視對消費問題的研究,不僅因為其是造成生態危機的重要原因,更為重要的是資本主義通過對消費實行操縱和調節,大大延長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壽命,而這正是生態學研究和批判的重點。通過分析資本主義對消費的控制過程及其造成的社會和生態后果,他們將異化、危機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政治制度聯系起來,認為異化和危機的根源是資本主義應有的邏輯所致,從而將消費批判與制度批判結合起來。這也成為了生態學與其他西方綠色政治思潮區分開來的根本標志。

他們認為,異化消費在馬克思所在的時代不曾出現,它是在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后,國家為了防止經濟危機普遍實行干預和調控的背景下產生的。資本主義已設法將經濟危機的趨勢轉移到消費領域,正是通過對消費實行操縱和調節,資產階級在經濟和政治兩方面都獲得了巨大的收益,從而延緩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壽命。

首先,無限生產與異化消費互相促進,通過大量消耗商品和服務,為資產階級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收益。而這正好是資本主義制度所必需的,它為資本主義再生產,為維持較高的利潤率、轉移經濟危機創造了條件。福斯特在《反對資本主義的生態學》中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是為了資本追求利潤,而不是為了滿足人們的基本生活需要,這就決定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活動主要是為了實現商品的交換價值而不是使用價值,其生產出來的產品不是為了實用的需要,而主要是為了滿足由市場力量所產生的那些虛浮的消費需要。為了滿足資本主義的利潤增長和擴張需要,廠家不斷制造出新奇的物品和服務,并通過廣告和文化灌輸等手段不斷地制造虛假需求,迫使人們不斷地購買、不斷地消費,從而大大增強了人們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依賴性,穩固了資本主義統治的經濟基礎。

其次,消費異化掩蓋了社會的差別和矛盾,瓦解了人們的斗志,從而增加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合法性。這是異化消費造成的最嚴重的后果。現代主體作為一個消費者,無論是他的需求還是滿足這些需求的手段,都是由資本主義商品體系結構性地規定了的。因而,人們一旦陷入了物質至上的“虛假需要”,便會把自身的需求與商品體系“一體化”。這種一體化集中表現為“需求的一體化”,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延續和發展,需要大量消費它所生產的產品,現在它成功地把這種需求轉化為普通人自身的需求,社會的需求變成了個人本能的需求。這種需求的一體化又產生了利益的一體化,一旦個人把自己的需求與商品體系結合在一起,他們便不再能否定這一體系,因為這無異于否定自身,這樣他就徹底失去了挑戰既定社會秩序的能力。這一動態過程使現代資產階級找到了新的統治合法性依據,統治者通過向個人提供幾乎是源源不斷的商品,不僅使統治者、資本家過著豐裕的生活,而且使工人和他們享受著看起來同樣的產品和服務,工人階級在平等的假象中被同化和融合了,對這個制度的反抗要求消失了,統治者通過對消費實行控制成功地延長了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壽命。

然而,無限擴張的資本主義和有限的生態系統之間不可避免地要發生矛盾沖突。在生態學者看來,生產的無限增長和高消費的生活方式,預示著人類資源極限的快速到來,以及生存環境的無可逆轉的破壞。因為消費經濟是以現代工業和技術為發展基礎的,為了維護消費者的無止境的物質欲求,它專注于源源不斷地創造財富,不斷地向“自然界”透支,其結果是人類將為維持這種增長方式和生活方式所造成的環境、能源和生態后果支付必要的代價。

更為嚴重的是,由于這種經濟無限增長模式和高消費的生活方式從經濟和政治兩方面都給資產階級帶來了巨大的收益,它們便因此成為了資產階級極力倡導的“理想類型”,從發達國家輻射到發展中國家,進而成為了全球所公認的最佳發展模式。“不消費就衰退”成為了當今社會似乎無懈可擊的道德邏輯,消費甚至成為了當代社會的一項公民義務。然而,地球生態系統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當今世界,充其量只占全球人口1/5的工業發達國家消費的原料、能源及其它資源占世界產量的4/5,如果把這些國家所具有的人均資源、能源消費水平推廣到全球所有居民,將對自然環境產生巨大壓力,以至于造成不可逆轉的生態災難。因此,“正是在發達國家中被不同程度地制度化,并通過經濟高壓和意識形態灌輸在其它國家被提升為普遍理想的高集約市場秩序的社會實踐,要為對地球上可利用資源的嚴重剝奪負責;為依賴于能源密集型的農業而生活的人類現在的生存狀況而負責;為向生態圈排人大量的有毒物質而負責。”

由此可見,生態學一直主張將異化、危機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政治制度聯系起來考察,認為異化和危機的根源是資本主義應有的邏輯所致,因而要克服這種異化和危機就必須粉碎這種邏輯本身。他們立足于的立場和方法,從不同的角度闡釋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反生態特性,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與人的異化和生態危機之間的必然聯系。奧康納指出,資本主義具有雙重矛盾,其中第二重矛盾是指生產力、生產關系與其生產條件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必然會導致生態危機。其原因在于,資本的本性是追求無限的經濟增長,必然不斷地進行自我擴張,但是自然界本身是無法進行自我擴張的,這就意味著追求無限增長的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必然會受到生態制約,造成自然環境的破壞和生態危機。因此,他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具有反生態性質,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在生態上具有不可持續性。福斯特在《馬克思的生態學》中則用“物質變換裂縫理論”來說明這種必然性。“物質變換裂縫”就是指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一種以追求利潤為基礎的掠奪式生產方式,其結果必然會造成人類社會和自然界之間物質和能量交換過程的中斷,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具有不可持續性。在《反對資本主義的生態學》一書中,福斯特更加明確地肯定生態和資本主義是相互對立的兩個領域。本·阿格爾則通過闡述當代資本主義維系其政治統治合法性的變化,來揭示生態危機的必然性。阿格爾指出當代資產階級通過向人們許諾提供不斷增長的財富和商品,并控制和引導人們的消費需求,使人們沉溺于商品消費之中,從而維系了資本主義政治統治的合法性。這決定了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具有不斷擴張的趨勢,進而產生生態問題。

關于如何消除人的異化(包括異化勞動、異化需要和異化消費)和生態危機的問題,生態學認為,只有從生產和消費(需要)兩方面入手,從經濟運行和制度框架兩個層面著眼,通過社會結構變革和價值觀重塑的雙重變革,創造生態社會主義的未來,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生態和人的異化問題。

萊斯在《滿足的極限》一書中,著重論述了這種擺脫異化和危機的途徑問題。他認為盡管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但人的能力也是多方面的,人的多方面能力的發揮與人的真正滿足和幸福是一種正相關關系,人的多方面的能力完全可以滿足人的多方面的需要,根本用不著非要由過分專門化的商品和服務來提供。因此,我們需要把注意力從消費領域轉移到生產領域,創造出一種能促進人們在其中直接參與與滿足自己需要有關活動的環境。他主張通過非等級制的、以全體為基礎的聯合體結構來組織勞動,使每個人在自由和自主的條件下決定自己的需要,使每個人的能力都得到全面實現,使一切個人的勞動時間和自由時間真正滿足具有豐富的意義,由此實現表達需要和滿足需要方式的徹底變革。

在制度層面,他通過批判地分析穆勒的“穩態國家”思想和伊利奇的“交往社會”等傳統替代方案,提出了要建立一個替代現代工業社會的社會——較易于生存的社會,“即把工業發達的各個國家的社會政策綜合在一起的社會,其目標是減低商品作為滿足人的需求的因素的重要地位和把按人口平均計算需要的能源及物質減到最低限度。”他同時強調,較易于生存的社會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作為社會變革的一個有力的動態階段重新改變社會政策,使其拋棄幸福的量的標準,而采用質的標準;它并不總是以增長、穩定或下降的經濟形勢為特征,而更迫切的是重新配置資源和改變社會政策的方向,使滿足需求的問題不再被完全看作是消費活動的功能。在這個社會中,有一系列消除貧困的相關政策,不會讓人們回到過去那種以窮鄉僻壤為特征的艱苦環境中去;在這個社會中,仍然存在著商品和市場交換,只是消費不再是滿足需要的唯一方式,人們在更廣泛的范圍內擁有選擇權;在這個社會中,仍然需要科學技術并享受其成果,只是科學技術也由集中化、壟斷化的使用方式走向分散化。

阿格爾則明確指出,“生態學的目的也是雙重的。它要設計打破過度生產和過度消費的社會主義的未來。過度生產將通過分散工業生產和降低工業生產的規模來克服;過度消費將用向人類提供有意義的、非異化勞動(這種勞動是小規模的、民主管理的生產者聯合體的勞動)的辦法來克服。”他認為變革的希望就蘊含在“期望破滅了的辯證法”中,這種辯證法指的是:在工業繁榮和物質相對豐裕的時期,本以為可以真的源源不斷提供商品的情況發生危機,而這不管愿意與否無疑將引起人們對滿足方式從根本上重新進行評價。他特別指出,“這一過程一般具有以下三個相互關聯的步驟:(1)生態系統無力支撐無限增長,從而將需要縮減旨在為人的消費提供源源不斷商品的工業生產;(2)這種情況將需要人們首先縮減自己的需求,最終重新思考自己的需求方式,從而改變那種把幸福完全等同于受廣告操縱的消費的觀念;(3)對需求方式的這種重新思考可以使異化消費變成我們稱為‘生產性閑暇’和‘創造性勞動’的現象。”人們將不再把這種勞動看作是獲得應用于未來消費的財富的源泉,而可以在生產活動中實現自己的愿望和價值。

阿格爾進一步提出,要用“分散化”、“非官僚化”和“工人管理”等具體措施來克服異化消費及生態危機。他指出,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既適用于技術(生產)過程又適用于社會和政治過程。通過使現代生活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我們就可以保護環境的不受破壞的完整性(限制工業增長),而且在這一過程中可以從性質上改變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社會、經濟、政治制度。他認為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是兩個相伴而生的概念,“凡在有技術分散化形成小規模技術的地方,勞動過程的民主化都起因于工業組織的非官僚化。離開了一個就沒有另一個。”另外,通過對南斯拉夫的工人管理和工人自治的經驗的考察,阿格爾提出應把強加的資本主義控制轉變為自我施加的工人管理。他進而提出小規模、非官僚化、集體組織的生產將成為目的本身,而這些只有在社會主義所有制(同時具有必要性程度的非官僚化)的制度下才能實現,從而最終將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雙重目標與傳統的的社會主義所有制的目標聯系起來,形成了新的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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