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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經濟論文:論發展經濟學研究方法

論文關鍵詞：發展經濟學；歷史；流派；研究方法；發展前景

論文摘要：在分析發展經濟學產生的時代背景前提下，對發展經濟學的發展歷程和學術流派作了回顧，著重對發展經濟學的研究方法進行了綜述，最后對發展經濟學未來的發展前景作了展望。

一、發展經濟學的來源

對任何學科的研究都應該從它的起源開始深入研究它的發展歷程。發展經濟學作為一門年輕的學科，它的發展是從20世紀50、60年代開始萌芽，經過十年，該學科就被冷落。從發展經濟學定義看這一問題，在上個世紀經濟迅猛發展，很多國家漸漸擺脫了發展中國家的桎梏，逐漸走上經濟發展道路。

最早的經濟學萌芽是從1938年威廉姆·呂彼克用法文發表的《農業國的工業化問題》。一般把發展經濟學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20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初。這是結構主義興盛時期t經濟學在這一階段得到迅猛的發展；第二階段，60年代中期。這是新古典派理論在發展經濟學中復蘇并出現依附論，這是發展經濟學發展昌盛時期，緊接著在70年代的時候出現了斷節。直到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為發展經濟學的第三發展階段，這是一個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和新增長理論時期，這個時期發展經濟學達到了理論成熟的時期，很多著作以及一些著名的發展經濟學學家漸漸地在理論上有所創新。

二、發展經濟學的定義

廣義的發展經濟學概念是：凡是研究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問題，都可以算是發展經濟學；狹義的概念是：發展經濟學主要任務就是研究農業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如何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或者說實現經濟起飛和經濟發展的問題。

三、發展經濟學研究方法

經過戰后50余年的探索，人們對增長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已經積累了豐富經驗，尤其在研究方法選擇上，以及方法論認識上均達到了較高水平。不過，即使如此，人們尚無法解釋與經濟發展相關的許多問題。可見該學科知識體系的復雜性。了解發展經濟學最重要的一些研究方法，這有助于在研究過程中減少因研究工具短缺、選擇不當帶來的各種困難，也有助于更方便、更科學地解釋問題、解決問題。可以大體劃分為三類：實證主義、規范主義和實用主義。實證主義的哲學觀點認為，只有通過觀察(感覺)獲得的知識才是可信賴的，舊的實證主義甚至認為推理亦不可靠，而較新的實證主義則信奉事實的邏輯延伸產生的知識也可以認為是可靠的，稱為邏輯實證主義。自然科學中的實證主義認為，只有直接可以觀察到的事物，即有形的事物及其關系才是真實的，認為只有當理論或命題能夠用數量表示時，這種理論才是有效的。

四、發展經濟學的發展

如果說發展經濟學中工業化理論對中國特色工業化道路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那么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對工業化進行了比較準確的定義。前世行副行長、經濟學家錢納里把工業化界定為“一般可以由國內生產總值中制造業份額的增加來度量”，我國的張培剛教授則運用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從技術創新角度對工業化進行解釋，認為“工業化是國民經濟中一系列基礎的生產函數(或生產要素組合方式)連續發生由低級到高級的突破性變化(或變革)的過程”。概括起來說，工業化的實質就是高效率的工業部門比例上升，低效率的農業部門比例下降。

其次是工業化理論歷經幾十年發展所形成的一套理論體系，也成為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參照物。20世紀40年代到60年代，這是發展經濟學研究工業化問題的最初階段，以劉易斯模型為代表。劉易斯認為，主導經濟發展的是工業部門，決定經濟成長的關鍵是工業部門自身的擴張過程，而農業生產率的提高是工業化的前提條件；他還提出了發展中國家的三種工業化戰略：農產品出口，強調國內市場和制成品出口。

新古典學派這種發展觀點，顯然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客觀實際。事實上，市場機制起不了合理調節的作用，經濟增長的利益并不能普及人群。貧困，失業、社會矛盾、資源不能充分利用等現象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有增無減。除了前述對發展的基本看法外，發展經濟學也承襲了新古典學派的研究方法，并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經濟發展的質的規定性。

在國際經濟舊秩序之下，發展中國家在和發達國家的經濟關系中處于不平等的、脆弱的地位，從而在貿易條件、商品出口、跨國公司投資各方面都蒙受損失。但一些發展經濟學家卻往往從發達國家的角度去解釋和辯護，從而模糊了是非界限。

盡管發展經濟學有上述的庸俗觀點，但也有一些有益的成份。它所分析研究的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經驗和教訓，其本身是有參考價值的。發展經濟理論中對一些局部的、具體的問題的分析，并非都是謬誤。發展經濟學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各個側面如人口、工業、農業、貿易、財政、金融以及教育等等，作了相當細致的研究，得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論點。

在發展經濟學的文獻中，還可以看到激進學派的理論。激進學派是作為主流派的對立面而出現的，在有關經濟發展的許多重要問題上，持有與新古典學派完全不同的觀點。例如，關于發展中國家不發達的性質和根源，激進學派就提出了，比較中肯的意見。總之，經濟發展被認為是一個無沖突、無飛躍、無質變的過程，它所要求的僅止于創造適當的刺激、完善市場的機制和起動會自行運轉的增長機器而已。

發展經濟論文:論發展經濟學結構主義方法探析

［論文關鍵詞］發展經濟學；結構主義；狹義的產業結構轉變；廣義的結構轉型

［論文摘要］本文探討了發展經濟學結構主義方法的涵義，通過對“狹義的產業結構轉變”和“廣義的結構轉型”兩種具體分析方法的分析，對發經濟學結構主義方法做出評價。

發展經濟學（Development Economics或Economics of Development）產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當時一大批第三世界國家紛紛興起但都面臨著貧窮落后的經濟局面，當時這些國家生產力水平低下、人口增長率高、經濟增長率低、經濟結構落后、失業問題嚴重，這些問題嚴重困擾著各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為了應對這些問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共同對該問題作出了深入的理論探討。其中首樹發展經濟學理論大旗的是結構主義學派的彼德·T·鮑爾(LordBauer)、科林·克拉克(ColinClark)、劉易斯(A·Lewis)、繆爾達爾(G·Myrdal)、納克斯(R·Nurkse)、羅森斯坦－羅丹(P·N·Rosensten-Rodan)、赫爾希曼(A·O·Hirschman)、普雷維什(P·Prebisch)、漢斯·辛格(H·W·Singer)、霍利斯·B·錢納里（Hollis Burley Chenery）、M·賽爾奎因（Moshe Syrquin）等人。由于結構主義方法產生較早，這些學者也構成了發展經濟學的先驅人物，在2 0世紀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頗具影響。

一、何謂發展經濟學結構主義方法

（一）發展經濟學。關于發展經濟學的概念界定眾說紛紜，并不統一。本文采用我國著名發展經濟學家張培剛的解釋：發展經濟學是研究農業國家或經濟落后國家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或實現經濟起飛和經濟發展的問題。他認為“發展經濟學”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發展經濟學是指凡是研究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問題的理論和學說都可以算是發展經濟學，其理論可以溯源到1776年亞當?斯密發表的《國富論》中涉及到的關于經濟發展的理論；狹義的發展經濟學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發展經濟學，它的主要任務是研究農業國或發展中國家如何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或者說如何實現經濟起飛和經濟發展的問題。本文所談的發展經濟學是指狹義的發展經濟學。

（二）結構主義方法。結構主義方法是發展經濟學中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結構主義經濟發展思路的基本理論要素包括其發展觀、對經濟發展運行機制的描述、資本形成理論、偽裝性失業理論和國際經濟理論。而指導這些理論的分析方法的對象主要是以下幾個方面：1.對經濟結構構成的分析：經濟結構的構成在結構主義者當中說法不一，根據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的馬穎和陳波的歸納分析，其主要有兩層含義：“第一，結構構成是指宏觀意義上的整個經濟各個部門的構成及相關變量，包括有關的經濟活動部門和作為生產中主要投入的勞動力和資本投資等變量；第二，結構構成是指按經濟活動部門所組成的部門結構或者按某種需要來劃分的經濟結構。”[1]其中大多數學者運用第二種含義進行分析。例如W.A.劉易斯有關二元經濟結構的分析。霍利斯·B·錢納里的“兩缺口”模式即是按經濟活動的部門結構進行分析的。且霍利斯?B?錢納里是按積累過程（包括投資、政府收入和教育三個類目）、資源配置過程（包括國內需求結構、生產結構和貿易結構三個類目）、人口與分配過程（由勞動力配置、城市化、人口轉型、收入分配四個方面構成）這三個過程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進行分析的。其認為，結構構成表現為“一個經濟和社會系統中相對穩定的關系。” [2]2.對經結構變遷或結構轉型的分析：結構主義方法對經濟發展過程中與經濟增長相伴隨的”結構轉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的分析一直在發展經濟學結構主義學派研究綱領中占據著中心位置。“結構轉型”亦稱“結構變遷”(the structural change)。它們被錢納里定義為“需求、生產、貿易和就業構成的一組互相關聯的變化，而“需求、生產、貿易、就業構成的各自的變化又反映了因收入水平提高而產生的資源配置格局轉移的不同方面”[3]；賽爾奎因則把“結構變遷”定義為“從生產和要素使用角度來考慮的各部門在經濟中的相對重要性，工業化便成了結構變遷的中心過程” [4]從錢納里和賽爾奎因兩人對“結構轉型”或“結構變遷”的定義中可看出兩層含義：第一，“結構轉型”本身就涵蓋了狹義的“產業結構轉變”，而賽爾奎因的定義中提到的“各部門”實際上也是指“產業結構”；第二，“產業結構轉變”過程同“結構轉型”過程是一個同步進行的過程，“結構轉型”的作用因素，影響著“產業結構轉變”。3．對經濟結構與經濟現象之關系的分析：結構主義者還透過經濟運行中的眾多變量，強調經濟結構作為“深層因素”對國民經濟的影響。他們看到了影響經濟運行的諸多因素，指出，在一國經濟中，勞動市場二元結構、農業、運輸、動力、進出口等行業都被列舉為結構剛性。如農業部門對價格激勵做出的反映嚴重滯后于工業部門，往往會成為導致發展中斷的瓶頸；運輸和動力等基礎設施部門中的剛性表現為生產缺乏伸縮性，對價格反映存在滯后性；這些部門還會因為投資不足而拉整個經濟的后腿。

二、發展經濟學結構主義方法工具例析

在發展經濟學結構主義指導之下形成了具體的研究方法，著名經濟學家霍利斯·B·錢納里、M·賽爾奎因即在產業結構轉型研究中倡導“狹義的產業結構轉變”和“廣義的結構轉型”分析方法。以下通過對兩種研究方法的概述，對這兩種方法做出評價。

(一) 狹義的產業結構轉變方法。狹義的產業結構轉型方法主要指統計方法與投入——產出法。最早對產業結構轉變進行研究的是克拉克。他在其《經濟進步的條件》一書中，從農業、制造業和服務業這三個部門就業人數的變動入手，研究了產業結構的轉變，得出兩點結論：第一，農業部門的相對規模不斷縮小，工業部門先增大后縮小，而服務業處于部門不斷增大趨勢；第二，效率和需求是促成產業結構轉變的兩個基本方面。庫茲涅茨對克拉克的研究方法作了進一步發展，他在《現代經濟增長：速度、結構與擴展》一書中，指出了有關農業、工業、服務業這三個部門產業結構變動趨勢的關系式：

ri=ai(1+rT)—1

式中，ri和ai分別表示部門產出和國民總產出每 10年的增長率，ai為部門某一時期占國民總產出的比重對10年前該部門占總產出比值的比例。通過分析一個世紀后農業、工業和服務業三個部門各自占國民總產出比重的變化可以得出ai，再經過對國民總產出增長率進行估算得出各部門的產出增長率，進而描述各部門的變動趨勢。該公式基本描述了農業、工業和服務業三個部門的變動趨勢，為結構主義研究的精確化作出了貢獻。

霍利斯·B·錢納里將克拉克和庫茲涅茨的統計研究方法又作了進一步推進，在他與M·賽爾奎因1975年合著的《發展模式：1950——1970》一書對與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相伴隨的結構變動作出廣泛的統計上的解釋。在該書中其除了使用傳統的統計方法之外，還巧妙地使用了相關分析。他們為了創造一整套可以對更為廣泛的可獲得的數據進行度量的方法，專門設計了對包括積累、資源配置、收入分配等在內的10個基本過程進行描述的27個變量，以便分析與各國經濟增長相伴隨的產業結構轉變。

錢納里率先用投入——產出方法來分析產業結構轉變，早在1959年，在他與克拉克合寫的《產業關聯經濟學》一書中，就第一次運用投入——產出模型系統地論述了產業間的結構關聯問題。這一分析方法共兩個步驟： 第一，用于投入產出方法來細化行業分類，建立起全面的產業結構轉變分析框架，用以克服傳統的統計方法在分析結構轉變方面的缺陷。他們通過對中間產品使用比例wi和中間產品投入比例uj進行計算，將產業結構中的各行業細分為四種類型：中間產品使用和投入的比重均偏高的產業 (鋼鐵、石油制品等)、中間產品使用比重高但中間產品投入比重低的產業(農林業、煤礦業等)、中間產品使用比重低但投入比重卻偏高的產業(服裝、造船、食品加工等)、中間產品使用比重和投入比重均偏低的產業(漁業、運輸業等)。wi值和nj值的高低代表著產業關聯程度的強弱。

（二）廣義的產業結構轉型方法。CGE模型于20世紀60——70年代問世，起初由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家運用該模型討論經濟問題。由于CGE模型具有能夠對 經濟全面地加以模擬的巨大優勢，自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結構主義發展經濟學家們以結構主義的假設，使之能按照結構主義表述發展中國家的結構轉型問題。結構主義這一研究方法至今影響尚存，被新一代結構主義經濟學家所繼承。恰如新一代結構主義領軍人物泰勒所言，結構主義思路的基本假設“在于一個經濟的制度以及各生產部門和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分配關系，在決定這個經濟的宏觀經濟行為方面起主要作用”。[5]

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結構主義學家改變傳統方法一般地分析產業結構的轉變，而是從某一具體角度來研究包括產業結構轉變在內的廣義的結構轉型。例如,CGE模型被用來分析短期內在外匯短缺前提下調節政策的選擇對經濟結構的影響,以說明宏觀調節與結構轉變之間的關聯所在；CGE模型還被用來討論包括貨幣、債券和分割的可貸資金市場在內的金融壓抑問題,使其既能體現發展中國家的結構特征,又能解釋市場不完善條件下各種替代機制的宏觀經濟學本義；而且，工資水平、生活狀況、金融資產收益、資本利得等方面也被納入CGE模型,以便分析貿易條件變化對發展中經濟所造成的收入分配效應。其最具代表性的是阿德爾曼——羅賓遜模型。其是1978年阿德爾曼和羅賓遜在借鑒新古典經濟學的CGE模型的基礎上,建構了第一個結構主義CGE模型,討論了韓國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與廣義的結構轉型相伴隨的收入分配問題。

三、對發展經濟學經濟結構主義方法的評價

結構主義方法產生于早期新古典主義方法之后，一定意義上彌補了早期新古典主義方法的缺陷，但由于其是二戰之后那個特定時代的產物，隨著社會的發展必然會顯現出許多不足。

（一）理論框架的粗糙。雖然結構主義分析方法為發展中國家的分析奠定了理論基礎，但理論框架過于松散。同新古典思路相比，結構思路更接近現實 ,但不如新古典主義方法那樣嚴密。結構主義的各主要假定前提只是以描述性陳述為特征，還遠未達到公理化程度。其分析方法初衷顯然是想建構能將社會、政治、文化等多方面非經濟參數包納進來的理論模型，但由于變量太多 ,致使理論框架顯得過于松散和粗糙。造成結構主義框架此種狀況的原因主要來自兩個方面 ：第一 ，結構主義所依賴的邏輯基礎主要是歸納法。而新古典思路所依據的邏輯基礎主要是演繹法 ,故而這一方法從根本上很難達到精密化的程度。第二 ，結構主義方法的數學化形式表達難以包括所有影響經濟運行的因素，本身就受分析方法局限性的制約。

（二）微觀基礎的不足。結構主義方法從總體上是可以說是一種宏觀理論。在建構上深受古典主義發展經濟學方法的影響。雖然早期結構主義方法有著比新古典方法更為廣闊的視野，但缺乏微觀基礎的不足釀就了結構主義方法的“阿基里斯之踵”。這方面從結構主義方法所使用的彈性這一術語上可以看出。而彈性概念是早期新古典方法的微觀分析工具。結構主義方法將其借來應用于結構與制度分析工具的輔助性手段。而且嚴格地說 ,結構主義者所使用的“剛性”術語 ,實質上也是對彈性不足的另一種表述。從而顯現出其微觀基礎的不足。

（三）方法過于理論化。無論是狹義的產業結構轉變方法，還是廣義的產業結構轉型方法，其理論都需要進行量化，而許多人文因素是很難用量化的指標進行分析的。故而，其提出的對策和建議也因為過于籠統而缺乏可操作性。如他們在觀察并分析了許多市場失靈的情況后，就草率地做出中央政府必須代替市場的結論。發展經濟學經濟結構主義方法作為一個時代的產物當前已被多重均衡分析法、發展微觀分析法、現實主義制度分析法所取代，但其曾經為眾多國家的發展提供過指導作用，而且至今在一些發展中國家仍然具有指導意義。在我國當前進行產業結構轉型的形勢下更有必要在繼承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完善，從而促進我國發展經濟學理論的創新，加快我國經濟的發展。

發展經濟論文:新制度經濟學的興起對發展經濟學的影響

摘 要：由于其前期的理論沒有能夠成功地引導廣大發中國家從貧窮走向富裕，發展經濟學自20世紀70 年代末起，便受到嚴厲的批評，學科本身則面臨生存危機。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新制度經濟學向發展經濟學的滲透，為發展經濟學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在短短的十幾年內，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已經引起了發展經濟學者們的高度重視，制度內生的經濟發展理論已成為發展經濟學的一種流行的觀點。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 發展經濟學

以19世紀德國歷史學派作為思想淵源的制度經濟學，作為一個學派產生于19 世紀20 年代初。其產生之后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以凡勃倫、康芒斯和米切爾等為代表的舊制度經濟學時期；20世紀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爾布雷斯等為代表的從舊制度經濟學向新制度經濟學過渡的時期；20世紀50年代至今，以科斯、諾斯和威廉姆森等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時期。[1](p.3)而對發展經濟學影響最大的是處于第三階段的新制度經濟學思想和分析方法。

本文將分三個層次，第一層次介紹發展經濟學的困境與制度分析的興起，第二層次闡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對發展經濟學的改進，第三層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處看發展經濟學今后的發展。

一、發展經濟學的困境與制度分析方法的興起

隨著二戰以后一批殖民地國家的獨立，發展經濟學應運而生。從其誕生之日起，發展經濟學就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實踐休戚相關，其對發展中國家現實的解釋力和其政策主張的切實效果將直接決定該學科的發展命運。20世紀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結構主義從發展中國家的“結構剛性”出發，提出“資本化、計劃化和工業化”“三位一體”的“國家控制教條”（拉爾語），政策推行的結果盡管使一些國家經歷了初期的短暫增長，但最終使廣大發展中國家使陷入了農業停滯、工業蕭條、尋租盛行、二元結構次級分化和經濟發展乏力的惡果。

不僅如此，結構主義在以發展中國家特殊國情為基礎，向理論宏觀化方向發展的同時，其理論基礎卻依然置身于傳統西方主流經濟學中,自覺不自覺地將發達國家的發展經歷作為參照來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張。一句話，沒有將對發展中國家現實的研究貫徹到微觀層面，結構主義最終造成了發展經濟學微觀與宏觀的不協調，影響了其整體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論建構和政策實踐上的雙重缺陷，最終使結構主義主導的發展經濟學逐漸失去了發展的動力。

在猛烈抨擊結構主義中興起的新古典主義，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為零和完全信息的嚴格假定下，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人們與發達國家的人們一樣會在理性的驅使下，對價格機制做出靈活的反應。發展中國家只要充分發揮“看不見的手”的作用，經濟發展就會自動實現。既然“價格—市場”機制可以同時解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問題，那么獨立的發展經濟學就無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義“單一經濟學”（哈伯勒語）主張的沖擊下，發展經濟學面臨著“走向死亡”的危險。

事實上，正如尼古拉斯·阿爾迪托-巴萊塔所指出的，“過去經濟學家之所以不能夠充分解釋經濟增長，關鍵是第四個因素—制度—受到忽視。”[2](p.2)無論是結構主義還是新古典主義，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視了制度對于經濟發展所起的決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制度缺陷，這不僅損害了經濟效率，而且也使持續的經濟發展成為不可能。

早期已有些經濟學者意識到了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劉易斯在對經濟增長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術進步是表層原因，而由土地制度、產權制度和專利制度等所激發的技術創新熱情才是更為深層次的因素。他對二元結構的分析顯著的解釋了發展中國家經濟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繆爾達爾討論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循環累計因果效應，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進行農村土地制度創新，才能擺脫惡性循環，走向良性循環。庫茲涅茨對大量低收入國家的歷史統計和羅斯托對“傳統社會”的分析，也體現了政治結構、法律體系及社會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的根源。但是，在這些學者看來，制度是很難進行嚴格分析的范疇。他們只是描述、羅列了大量的現象，并沒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體系。[3](p.362)激進主義學派的發展經濟學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但他們更多的是從階級的視角來分析的。

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對發展經濟學產生巨大影響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以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等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利用科斯和諾斯等人開創的新制度經濟學分析方法，對以資源、技術和人的偏好來解釋經濟增長的傳統經濟思想提出了挑戰，為發展經濟學提供了新視角。在短短的十幾年內，新制度經濟學分析方法已經引起了發展經濟學家們的高度重視，制度內生的經濟發展理論已成為發展經濟學的一種流行的觀點。[4](p.41)

二、新制度經濟學的引入給發展經濟學帶來的新變化

1、在方法論上

新制度經濟學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對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人們在對新制度經濟學開山鼻祖科斯論文的詳細考察中發現，“其研究方法具有三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僅僅研究現實的經濟現象，不僅研究的對象是現實中出現的具體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條件也要符合現實；二是注重以個案為基礎的小樣本研究，重視歸納，但不排除演繹；三是從邊際上入手。” [5]諾斯也強調：“歷史至關重要。……因為現在和未來是通過一個社會的連續性與過去連接起來的。今天和明天的選擇是由過去決定的，過去只有在被視為一個制度演進的歷程時才可以理解。”[6](P.2)這對后來運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發展問題的學者產生了深遠地影響。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對“運用啟發式研究”的推崇即與科斯、諾斯一脈相承。他們期望“運用啟發式研究來詳細闡述選擇—行動的情況以及這些情況內在的約束和刺激”，傳統經濟發展理論特別是新古典理論“被過度概括模型的危險……（能夠）在某種程度上通過對啟發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環境適時并安置可變物進行詳細說明而得到避免 。”在現實個案研究的基礎上，制度分析可允許我們“穿透”社會事實而不是遠離事實的分析模式來對發展問題予以說明。同時，通過“跨文化的啟發式研究”得到大量的個案積累，也“應該產生對不同的社會和文明內在的行動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

事實上，不同國別發展績效的差異，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釋，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許多情況下對發展績效會有更大的影響。新制度經濟學個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對不同時空中制度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初始條件具有的較大異質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見。新古典主義的約束條件根本不足以表達這諸多的復雜性。傳統的發展經濟學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將對經濟發展具有深遠影響的文化、意識形態等制度因素給排除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經濟學不僅克服了新古典經濟學的過度簡單化傾向，而且還克服了其把經濟理論置于抽象時空的。

以赫希曼、繆爾達爾為代表的早期發展經濟學家也曾就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情況進行過個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從總體上來把握有關變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經濟學倡導方法論個人主義，認為“對社會單位的分析必須從具體成員的地位和行動開始”，“‘社會’、‘人民’、‘企業’或‘政黨’不是再被認為是‘一個像個人一樣行動的集體’”。[7](p.4)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學者也明確指出，“采取這樣的（啟發式研究）方法時，我們不必設想人類經驗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為諸如‘國家’和‘社會’、‘市場’和‘經濟集團’或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類籠統的東西。我們可以取而代之地設想交換關系存在于所有社會之中，市場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動情況中的角色既面臨約束也面臨機會，約束和機會的存在依靠各種結構的環境所組成的要素之中。”[2]( p.351)對特定環境下個體行為的重視有可能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建立堅實的微觀基礎，克服結構主義微觀基礎建構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義過于抽象的不足。

雖然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在引入制度作為分析對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義方法的“內核”，具有與新古典主義一樣的靜態和比較靜態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諾斯和福格爾為代表的新經濟史學派，則通過對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歷史的考察，更具有動態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將靜態方法用于分析發展這一動態問題的窘境。

2、在發展的決定因素上

反貧困首先始于對制約發展因素的探討。所以對發展決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發展經濟學的核心內容之一。20世紀50年代—60年代的發展經濟學家依據哈羅德—多馬模型和羅斯托的“起飛理論”，認為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資本形成是經濟發展的約束條件和決定因素，形成了過分強調資本形成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資本論”。根據這種理論，發展中國家貧困的根源在于資本稀缺。納克斯提出貧困惡性循環理論和納爾遜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論則進一步展示了資本不足與發展停滯的惡性互動關系。

但“唯資本論”忽視了這樣的事實,即在發展中國家資本不足的同時,廣泛地存在著資本低效配置和資本浪費現象。正如麥金農所指出的，“在所謂資本匱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門遭受供給瓶頸限制的經濟中，普遍存在的卻是過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廠和設備。”新制度經濟學指出，“土地、勞動和資本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發揮作用。制度至關重要。”[2]( p.122)這充分說明，資本不足不是阻礙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發達的結果。阻礙發展的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國家尋租盛行，不僅使生產經營者在提高經濟效率方面的動力消失，而且還導致整個經濟的資源大量耗費于尋租活動，并且通過賄賂和宗派活動增加了經濟活動的交易費用。所有這些方面無疑大大削弱了國民經濟的內在實力，并且使得發展經濟急需的投資或者難以形成或者投資方向和結構受到嚴重扭曲。

在猛烈抨擊“國家控制教條”中起家的新古典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嚴重的“政府失靈”，正是“看得見的腳”對“看不見的手”的踐踏應該對糟糕的經濟績效負責。只要政府放棄對經濟的過度干預，讓經濟系統“獲得正確的價格”，市場機制會自動地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靜態的最優必將最終轉化為有效率的動態經濟發展。而作為新制度經濟學基礎的科斯定理告訴我們：交易是市場的前提。在交易成本為正的現實世界里，沒有適當的制度，任何有意義的市場經濟都是不可能的。奧爾森也明確指出，興盛的市場經濟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夠保障個人權利的制度。沒有這些制度，也就沒有人會積極地儲蓄和投資。諾斯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則開門見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也是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所在。因為制度提供了人類相互影響的框架，它們建立了構成一個社會，或者更確切的說一種經濟秩序的合作與競爭關系。

3、在發展政策上

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結構剛性和資本短缺的結構主義的自然主張是，利用國家的力量扭曲資源價格進行資本積累，組織對國民經濟各部門進行平衡或有選擇的大規模投資，以期借此走出貧困陷阱。新古典主義則認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邊”，經濟就能自然地得到發展。新制度經濟學認為，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有效率的制度系統。因為①制度通過確定明確的規則，增加了資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減少了經濟活動的不確定性和風險，降低了交易成本，從而促進了市場更好的運行；②制度通過明確界定產權，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鼓勵了創新和企業家的出現，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持續的動力；③制度通過建立社會活動的基本規則，擴大了人類在經濟、政治、法律、文化等領域的選擇機會，從而進一步豐富了發展的內涵。

特定制度的出現與否取決于對它的需求和供給。D·菲尼認為，“對制度安排變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于這樣一種認識：既然現有安排無法獲得潛在的利益，行為者認識到，改變現有安排，他們能夠獲得潛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變化的供給，取決于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2]( p138)而弗農·拉坦則進一步闡明了經濟增長與制度變遷的互動關系：經濟增長一方面產生潛在的增長利潤，這是對制度變遷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經濟增長也促進了社會科學、組織行為等方面的知識進步，這構成了制度變遷的供給方面。兩方面綜合導致了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發生。可見，拉坦式的制度變遷完全是一種市場行為。鑒于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認為，如果誘致性制度變遷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來源的話，那么一個社會中制度安排的供給將少于社會最優。所以，由政府推行強制性制度變遷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選擇理論和“諾斯悖論”卻向我們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過安排激勵系統來刺激經濟增長，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為統治者的偏好、意識形態剛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導致政府維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鑒于此，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在促進發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現要依靠政府和社會的共同作用，特別是對政府要施加嚴格的限制，即建立一個受限政府。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經濟學破除了結構主義“政府萬能”和新古典主義“市場萬能”的幻想，為發展經濟學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為現實的視角。

總之，無論是在方法論上，還是從理論本身涵蓋的內容來講，新制度經濟學都汲取了結構主義和新古典主義的諸多積極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內進行了富有啟發意義的整合，并在此基礎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發展經濟學微觀實證化，內部各學派之間融合的發展潮流。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經濟發展理論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發展經濟學真正的復興之路。

三、發展經濟學中制度分析方法面臨的挑戰與今后的趨勢

新制度經濟學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內對發展經濟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讓研究經濟發展理論的學者們刮目相看的同時，其自身也因為尚處于成長階段而又有諸多不足。不可否認,制度是一個涵蓋面廣、內容極為豐富復雜的范疇，對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經濟學的傳統研究領域。與之相適應，有關將制度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相結合的文獻還顯得駁雜和凌亂，不僅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無統一定義，而且缺乏一個公認的嚴謹邏輯體系，模型化也不夠。在邏輯實證主義依然是檢驗經濟理論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現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計量性差，取得數據的困難，也嚴重阻礙了對制度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作更為精確和深入地研究，妨礙了其在政策研究領域的定量運用。對發展經濟學來說，將制度經濟學整合進來還需進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構和模型化的工作。

同時，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抨擊新古典是“無制度”分析的制度主義，其本身對制度的內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張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約安排的選擇時，就把立法機構的法律實施水平視為當然；V·奧斯特羅姆等人也是將發展中國家的憲政體制作為外生變量來進行分析的。而且，市場本身也是一種制度。但新制度經濟學并沒有從理論上解釋市場何以產生。科斯只是在市場存在的條件下研究了企業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將“市場存在”的假定作為其分析的初始條件。20世紀80-90年代，大量的發展中國家從計劃到市場，迫切需要一個培育市場的理論作為指導，面對這一情況，制度分析至今沒有提供令人滿意的答案。對于以上的問題，以楊小凱為代表的新興古典經濟學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貢獻。

另一個重大的挑戰，正如V·奧斯特羅姆等所承認的，是“如何理解人類社會中秩序的本質和建立”。因為“它要求學者及有關職業人士選擇使自己能夠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類社會中所創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決這個難題往往是我們陷入不正當的文化種族中心主義，……相對生活在欠發達社會中的人，生活在發達社會中的人易于表現出強烈的優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話……”[2](pp.334-335)比如，在當今新制度經濟學與發展經學融合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與發展的反思》中就表現得非常明顯：錢堂馮實際上認為美國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奧斯特羅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認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場制度下，經濟才能持續發展。對于今后的制度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的結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從發展中國家的實際出發，考察這些國家的經濟與非經濟的因素對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響，也必將行而不遠。

20世紀80年代勃興的新制度主義分析方法，已經對發展經濟學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正如阿羅所說，“新制度經濟學運動”主要并不限于對經濟學的傳統問題給出答案。相反的，他還回答了新問題，即經濟制度為什么以這種而不是那種方式出現；它與經濟史相融合，帶來了比傳統理論更加犀利的“本原經濟” 的分析。諾斯也說：“我們對制度的嚴肅研究還只是一個開端。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可能對所有這些問題永遠不會有一個明確的答復，但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發展經濟論文:邊遠民族落后地區發展經濟的制約因素  ————貴州省冊亨縣的調查與分析

解放四十年來，我省經濟的發展極不平衡，不同地區貧富差距很大。與相對發達的黔中、黔北地區相比，邊遠落后的民族地區則處在另一極點上。這些地區多少年來十分艱難、痛苦地掙扎在貧困的深淵之中而不能自拔，具體原因究竟何在呢？帶著這個問題，筆者于1989年春節期間系統地調查了我省典型的少、邊、窮縣冊亨縣。

該縣位于黔西南邊緣南、北盤江夾角的崇山峻嶺地帶。全縣土地面積2,500平方公里，人口16萬9千人。主要居民為布依族，點總人口的74%。冊亨縣原是一個布依族自治縣，1984年取消自治，歸屬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并列為全省26個貧困縣之一。近四年來農村人均口糧只有350—400斤，人均年純收入130—150元，遠遠低于全國乃至本省的農民人均口糧和純收入水平，大多數農民解決不了溫飽問題。

貧窮的形成是一個歷史的過程，需要探索的不僅僅是貧窮的現狀，而且還有貧窮的過去；需要回答的問題是：為什么這個地區總是一直處于貧困的境地之中——

一、工農業生產、交通等客觀

條件十分落后，資源優勢得不到發揮

農業基礎薄弱

冊亨縣是一個以農業經濟為主的縣，現有耕地面積19萬畝，人均1.2畝，比全省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積0.71畝還多0.49畝。但耕地質量低劣，25度以上的陡坡耕地差不多占現有旱作耕地的一半。全縣稻田面積中，中低產農田就占了70%。沒有灌溉設施的“望天田”仍占相當大的數量（約55%），水利有效灌溉面積不足耕田總量的三分之一。近幾年來，由于人口不斷增加和片面抓糧食生產等原因，相當一部分農民趕山吃飯，毀林毀草開荒，森林覆蓋率急劇下降，植被遭到嚴重破壞。加之地貌類型復雜，受地形地勢的影響，天然降水時空分布不均；山多陡峭，流徑量大，土地涵養水源能力差，因此水土流失嚴重。每年水土流失面積多達1,000多平方公里，差不多占總面積的半數。根據有關部門對南、北盤江浸蝕模數的計算，每年縣境內通過大小溪溝、河流外泄泥沙約140萬噸，計有5千多畝耕地的表土被沖刷流失。再加上山區農民耕作技術落后，基本上是粗放經營，施肥少、產前產后服務差，缺乏科學管理，尤其是相當一部分地方的農民習慣于刀耕火種，不用肥料，不精耕細作，使得土地肥力逐年遞減。由于土地的貧瘠，基本上是廣種薄收。

在這塊貧瘠的土地上，每年都有程度不同的干旱、伏旱、暴雨洪澇等自然災害。如1986年下半年至1987年初的干旱持續半年之久，水稻栽種面積大幅度減少，只及前一年的58%；緊接著又暴雨成災，秧苗長勢正旺的4,800多畝稻田被洪水淹沒，其中1,700多畝被徹底毀壞，造成糧食減產2,700多噸。耕地質量差，自然災害多，農民依附著瘦薄的土地，坐山吃山，抵御災害的能力低，辦法少，一遇災害就欠收，這種“被動挨打”的局面從解放初期延續到現在，幾乎沒有任何改變。

該縣農業機械化程度低，勞動生產率不高。截至1987年，全縣農業機械動力總量僅有852.96萬瓦，平均每萬畝耕地只有農業機械動力0.43萬瓦。而且還由于管理技術落后、操作水平低、保養差、油料缺乏等因素，十分有限的農業機械設備多數不能充分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所有農活幾乎全靠手工操作，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

農業生產方面這些不利的客觀因素造成的結果是：雖然人均擁有的耕地面積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整個農業生產尚在“自給”但不能“自足”的窘況中為解決溫飽而奮斗。

（二）農村商品生產發展緩慢

自解放三十多年來，該縣農業生產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但歷史上形成的自然半自然經濟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改變，由于自然條件及政策等諸主面的限制，農村商品生產的發展十分緩慢。1951年是冊亨縣解放的第一年，農業生產的商品率是13%，這個比例自然是很低的；但經過六年的發展到1957年，也只達到15%；到二十年后的1978年，商品率達到21%，仍然是很低的；到1987年增到23%；1988年又下降到19%。牧業商品生產的發展幾乎與農業是平衡的：1951年和1957年的商品率都是14%，1978年是21%，1987年是25%，1988年略有下降，接近25%，發展也是很緩慢的。林業算是該縣所長，森林覆蓋率為17%，高于全省14.5%的水平，因此林業商品生產的發展相比農業與牧業要快要高：1951年為33%，1957年為35%，1978年為50%，1987年為53%，1988年上升到73%。

市場不健全、集市貿易不發達，也是制約該縣農村商品生產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冊亨縣農村經濟由于長期處于自給自足的自然、半自然經濟狀況，加之交通不便、信息閉塞等原因，對于由各種生產要素專業市場組成的適宜商品經濟發展的開放性市場的要求望塵莫及。同時，農貿市場也非常殘缺，全縣區（鎮）鄉共有集市20個，平均8千農村人口才有一個集市，而且這些集市規模小，只限于少量農副產品的交易。大多數集市與集市之間距離遠，交通十分不便。因此整個流通領域沒有真正搞活，大樁農產品產銷很難直接見面，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農村商品生產的發展。

總起來說，該縣農村商品生產的發展只是占了十分有限而有利的自然條件的一點便宜。其他方面發展商品生產的后勁仍然很不足。

（三）工業生產十分落后

冊亨縣工業產值極低，1985年以來一直徘徊在500萬元左右。該縣地下礦產資源豐富，近年來為開發礦產資源，一哄而起辦了很多銻廠，至1987年10月先后建起了縣銻選廠、華僑銻深加工廠、民族銻冶廠、聯合銻廠等。但由于設備簡陋，缺乏電力，原料又是由私人個體開采經營，地質勘探工作無法得到深入，找礦缺乏科學依據，生產率很低。因此原料時多時少時無，不能保證計劃供應。再加上技術、管理水平差，工廠常常處于半癱瘓狀態。目前，這些盲目投資、爭相上馬的企業正在滑向破產的邊緣。為開辦這些企業共向銀行貸款686萬元，其中517萬元現已無力償還。

該縣酒廠本應是個很有發展前途的新廠，所生產的“靈芝酒”被評為1985—1986年全省優秀產品三等獎，深受消費者喜好。在連年虧損、不景氣的情況下，1986年略顯生機，產量達2,000砘。但由于設備、技術、原料、管理等諸多因素的制約，產量仍十分有限，經濟效益很低。

（四）地處偏僻，交通閉塞

發展交通運輸是擺脫貧困的必要條件，但該縣由于地處偏僻，交通十分落后。冊亨縣城離黔西南州首府興義市、廣西百色市分別為130公里和220公里。距離省城貴陽400多公里，沒有直達客車，出差貴陽要中途展轉兩天才能到達。汽車是該縣唯一的交通工具，但縣境內公路量少，現有公路13條，總長僅376公路，通車里程才310公里，還有13個鄉不通公路。以面積計算，每百平方公路才有公路1.4公里，大大低于全省（15.8公里/百平方公里）和全國（9.2公里/百平方公里）的水平。全縣公路沒有一條柏油路，坡陡彎急，路面狹窄，危險路面多，橋涵多，基本屬于四級和等外級公路。晴通雨阻的路段常年有100公里左右，占通車里程的三分之一。總起來說，該縣公路數量少，質量差，技術標準低，通過能力弱，且分布不均。公路運輸在工農業生產中尚未發揮應有的作用，許多地方幾十年來運輸全靠人挑馬馱，效率很低，嚴重影響了生產的發展。

（五）生產力落后，資源優勢難以轉化為經濟優勢

少、邊、窮地區多是一個封閉體，是一個未開化的地帶，地上地下都有極豐富的自然資源。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些地區確是“富饒的貧困”。若論冊亨縣有什么優勢的話，那就是自然的資源優勢占主要地位。到目前為此，已發現的地下資源有金、銻、硫磺、雄黃、珠砂、鉛、火硝、大理石、冰川石、無煙煤、銅、鐵、錫等寶貴的礦產資源，還可能蘊藏有石油資源。據地質部門測定，冊亨金礦還是個富礦，很有開采價值。若是各方面條件具備，可根據市場需要有計劃地進行開采加工，單憑發展原料工業和初加工工業，就能使國民經濟得到翻身。但因該縣人力、財力、技術、經營管理水平等條件“先天”不足，在豐富的自然資源面前顯得無能無力。

冊亨縣的地上資源主要是林木。林地面積有66萬畝，森林覆蓋率達17%，高于全省（14.5%）和全國（12%）的水平；人均占有林地面積4畝多，也高出全省和全國的水平。據1985年清查森林的統計，全縣成用木的活立木蓄積量高達519萬立方米。由于多年來有關林木管理和開采的政策措施不得力，加之林區交通不便，多少年來一直是死采樹，采死樹、采樹死。一沒采伐計劃，二無林產品加工業，三是交通不便，因此森林經常遭到亂砍濫伐，每年腐爛在深山溝里的有用木材不計其數。要解決這些問題就必須大力發展林產品加工業和解決長途運輸問題；可是要全面解決這兩大難題卻又是該縣本身現有的人、財、物力所無法辦到的。

二、人的素質和人才問題是最大的制約因素

冊亨縣地廣物多，自然資源豐富。可是這些潛在的資源優勢總是難于轉變為現實的經濟優勢，擁有豐富資源的人民總是無法掙脫貧困的折磨。造成這種“人坐寶山討飯吃”的現象，除了上述的客原因外，最為根本的原因還在于“人本身”的問題——人的素質和人才問題是最大的制約因素。

人才匱乏，技術落后，勞動者素質低

據1988年的統計，全縣僅有中專以上學歷的人1,335人，其中大學本科生49人，專科生177人，中專生1,109人。到目前為止，有專業技術職稱的人員只有620人，其中高級職稱人員1人，中級職稱人員82人，初級職稱人員537人。農業科技人員極少，而且現有農業科技人員“用武”之地狹窄，也很少有進修學習和提高業務能力的機會，舊知識得不到更新，新技術得不到學習和推廣。加之，在農村實際包干到戶后，每項技術指導涉及到千家萬戶，農業科技人員的作用就更得不到充分發揮。

勞動者文化素質低是一個特別突出的問題。據1984年統計，全縣十二歲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有68,000人，占這部分人口總數的65%，占總人口的43%和不同年齡文盲總數的78%。小學畢業生30,000人，占總人口的20%；初中畢業生9,400人，占總人口的6%；高中畢業生2,200人，僅占總人口的1%。直到如今，上述情況沒有多大改變，而且文盲、半文盲人數和比例都呈上升的趨勢。尤其是在廣大農村，由于教育事業的落后，再加上現實生產和生活中讀書無用情況的實際存在，老文盲無力掃除，新文盲又不斷增加。據前兩年的調查，農村中“五匠”（木匠、鐵匠、石匠、瓦匠、篾匠）人才僅占農業人口的1.4%，全縣農村中幾乎沒有既懂文化、又懂科學種田的所謂“新型農民”。

（二）干部素質很低

干部隊伍文化素質低也是一個特別突出的問題。據1984年底的統計，全縣2,400名干部中，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200人，占干部總數的8%；中專生800多人，高中生200多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1,000多人，幾達干部總數的一半。從現在的情況來看，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干部在干部總量中有所上升，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成下降趨勢（主要是因為干部人才上調和外流）。以上是從學歷方面來看。如果就領導工作所需知識和才干來說，受過正規的管理知識和領導科學知識教育、培訓的干部更是微乎其微。這樣一支低素質的干部隊伍根本無法適應各方面經濟建設和改革的需要。

在現有干部中，絕大多數人不懂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知識。尤其是處在當前的改革和經濟建設中，絕大部分干部不懂得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基本知識。商品意識觀念淡漠，不能正確地學習和領會上級黨委和政府的方針政策，并正確地貫徹執行。許多群眾常常抱怨：中央的政策好是好，就是到下邊叫我們干時就不一樣了。究其原因，主要是許多黨員干部缺乏最基本的政治素質和文化素質。

（三）農村群眾思想性文化的極端落后性

人的文化素質應該包括思想性文化素質，它是整個文化素質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思想性文化（尤其觀念形態）的落后在少、邊、窮地區顯得特別突出。我們在發展山區文化的問題上，一直都比較注重于知識性文化（科學、技藝等），而不大注重于思想性文化，這悖離了落后山區的現實。因為科學知識只是提供發展經濟的手段，而思想觀念才是啟迪和激勵人們自覺創造和運用科學技術手段的內驅力。因此貧困山區的人民特別需要思想的啟蒙教育。

事實上，在不少貧困山區，常常是由于思想觀念的落后而直接或間接地制約了經濟的發展。冊亨縣的居民有著根深蒂固的傳統舊意識觀念，主要是中庸思想。這種思想的束縛使他們缺乏進取精神，生產是簡單的，生活是艱苦的，終年勤勞，只求溫飽甚至半溫飽，不求富裕、害怕“冒尖”，平均主義思想嚴重。很多農民至今仍保留著視工商為未流的傳統觀念，習慣于靠大自然的恩賜過日子。如木棉、木耳、木材等自然界存在的物質財富，俯拾可得，他們樂意享用這筆財富；若要他們積極發展生產，科學繁殖木耳、植樹造林等，他們便難于接受。多數農民都習慣于過一種苦中求樂、清貧樂道、半年農忙半年閑的日子，普遍存在著“養牛為種田，養豬為過年，養雞養鴨為了鹽巴錢”的自給自足觀念。他們有的甚至連砍一根鋤頭把和收割莊稼的份內活都承包給“川軍”去干（所付工錢是賣自然資源得來的微薄收入），而面對著“川軍”掙錢的勤勞精神，多數農民是麻木、無動于衷的，他們不能從惰性與貧困中覺醒，甚而嘲笑那些“川軍”是窮鬼，發誓自己討口也不去干“那種事”（補皮鞋、拉大糞、拉板車等），儼然一付孔夫子“人窮志不窮”的尊容。這種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嚴重地阻礙著商品、價值、競爭等現代經濟觀念的樹立。

我們要發展山區民族經濟，使山區人民脫貧致富，就必須要首先沖破這些舊意識觀念的束縛。但這絕非易事。少、邊窮地區人民思想觀念形成與更新的特殊性是：思想觀念不易被接受，也不易變革，其封閉性、沉淀性、保守性猶如一只巨輪，不易啟動，也不易中止。再者，過去一些錯誤的思想觀念因借助“”的威力莫不深入人心，而現在更新觀念的沖擊力則較弱，因此觀念變革更顯艱難。這些地區由于在過去很長時間里忽視發展商品經濟，維持著一種超穩定、絕對保險的生存空間，給陳舊觀念留下再生的土壤，而今要用外在的力量來徹底鏟除和改造這塊浸透舊意識觀念的硬土，恐怕需要一個較長的艱苦的過程。

（四）重才與用才方面存在的問題

社會發展的核心力量是人，沒有眾多掌握現代文化科學知識的新型勞動者，就不可能卓有成效地改變少、邊、窮地區的落后面貌。現在講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口號很流行，很時髦。針對少、邊、窮地區來說，存在的問題是：是否真的尊重人才，以及使用什么樣的人才。事實上這些地區落后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不重視人才。這里面有一個觀念的問題，而這種觀念還有一定的群眾基礎。因為廣大群眾受“天人合一”的思想束縛著，養成一種思維定勢，習慣于依靠大自然、被動地謀得生存條件，什么人才對他們來說是用處不大的，送孩子上學只要能認識人民幣和稱桿就“畢業”（退學）了。迫于這種習慣勢力的重壓，有時領導干部也只得隨波逐流。就使用什么樣人才的問題，筆者抽樣調查了10名區鄉干部，他們一致認為要用“老實聽話”的人，并且還說，“就象上級要求我們要和中央保持一致一樣，保持一致就是要聽話”。不少領導干部習慣于在貧困窩地里四平八穩地過日子，不敢大膽起用那些少而寶貴的有理想、有抱負、有才干和工作富于創造性的優秀人才。在經濟、文化如此落后的地方，如果沒有一些有理想、有膽識、有創造力的領導干部，根本無法改變這種貧窮落后的局面。

（五）人才缺乏、人的素質低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事業的落后

冊亨縣現有中小學82所（包括14所民辦完小），就平均分布情況來看，數量不算少，主要是質量上不去。制約因素有管理、師資、資金等各個方面。現任的校長、教導主任中，多數未受過教育行政管理的專門培訓，嚴重缺乏教育理論知識，更缺乏現代管理知識，而且一部分學校領導的文化素質本身也很低。大多數學校領導人在實踐中要么蠻干，要么被動應付，或束手無策，工作效率很低。全縣有中小學教師1,200多人，數量不足，而且質量普遍都差，教師勝任不了教學工作的情況大量存在著。如坡坪區中學是全縣6個區級中學中師資力量最強的學校，但在28名教師中只有5個專科生，高中課程多數是師范生在上，教學質量無從得到提高。

近幾年來全縣適齡兒童入學率只達70%左右，而且鞏固率也不高，因此老文盲未掃除，新文盲又在增加。該縣由于缺乏正規過硬的職業技術教育，成百上千的初中畢業生爭著讀高中、考大學，結果只是送出幾個遠走高飛的大學生（考上大學的人多數不愿回來或不能回來），而被淘汰下來的成千上萬的小學生、初中生、高中生，除了為應付各種考試而學的一些書本知識外，卻無一技之長，干農業不懂農技，當工人不懂技術。這種情況實質上是落后地區花費巨量資財、犧牲無數青少年的前途來為發達地區輸送幾名大學的合格人才。前年該縣辦了一所職業中學，但因師資數量少、質量低，生員不足，因此也很不景氣。對貧困地區來說，創辦職業技術教育，因地制宜地培養所需人才，這是振興地方經濟的一條出路。但是由于各方面條件的限制也使這一工作很難做得好。

三、結 論

綜上所述，制約少、邊、窮地區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是客觀環境條件的落后和人才奇缺。其中人才問題又是一個最大的制約因素。少、邊、窮地區地大物博，資源豐富，但缺乏技術和人才，資源優勢也只能是潛在的，而不是現實的。歸根到底，少、邊、窮地區之所以經濟落后、生活貧困，并不是窮在資源上，甚至從最根本的方面來說也不是窮在資金上（難怪前述開辦銻冶廠就浪費了大量資金以及大量的資金扶貧卻很少有地方脫貧），而真正窮的原因是在于教育科學文化的落后。美國獲得諾伯爾經濟學獎的著名經濟學家舒爾茨曾說過一句名言：“不要念念不忘土地面積，這不是什么決定性的東西；基本的問題是人的素質、教育、經驗和知識。”沒有人才，尤其是干部人才、科技人才和文化人才，我們將無法使少、邊、窮地區很快富裕起來。沒有人才，不管是采取什么扶貧方式，也不管有多大的扶貧規模，都是解決不了根本問題的。近幾年國家對不少貧困地區進行了大量投資，可是收效甚微，越輸血越貧血，根本原因就是缺少人才，因此錢用不在刀刃上。有了人才，只需少量“輸血”作為接濟，就會大大增強少、邊、窮地區的“造血”功能。抓精神文明建設，要把提高人的素質作為主要目的，這對象冊亨縣這樣的民族落后地區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發展經濟論文:中國水工業發展經濟政策體系淺析

內容提要：文章針對市場經濟向新興的水工業提出的挑戰，分析水工業發展的經濟政策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水工業經濟政策包括價格、稅收、投資信貸、市場刺激，以及經濟核算體系等幾方面的內容。

水工業是傳統的給水排水工程，在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為適應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而形成的一項新產業。水工業既然作為一項產業，就應該有相應的政策作為其發展的保障，其中水工業的經濟政策就是水工業政策的一項重要內容。目前，我國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市場機制在經濟活動中的基礎性作用也正日益加強，如何加快建設市場機制下我國的水工業經濟政策體系，更有效地利用經濟手段來促進水工業的發展和完善，盡快地與國際機制接軌就成為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1.我國現行水工業經濟政策分析

1.1 我國的現行水工業經濟政策基本狀況

在我國，傳統的水工業管理政策是以政府的直接行政干預和控制為基礎的，其中的經濟手段只是法規制度（尤其是排放標準）的輔助工具。目前，所使用的水工業經濟政策本身沒有形成一個獨立和完善的體系，政策內容主要包括排污收費制度、綜合利用水資源、水資源保護收費制度及民用水和工業用水的收費制度等。

1.2 現行水工業經濟政策存在問題

目前實施的排污收費制度和綜合利用水資源等政策雖然對我國的水環境保護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這些制度和政策都是在計劃經濟體制或經濟體制轉軌時期提出的，依然存在許多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① 指令性的自來水水價的問題，由于自來水的水價不是按商品的價值規律制定的，歷史的原因造成了自來水的價格相當低，結果自來水公司因沒有足夠資金進行擴大再生產或重大技術改造，導致城市缺水狀況日趨嚴重，自來水公司多在虧損或微利的情況下運營。

② 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已有的水工業經濟政策就存在一個如何適應市場機制的問題，如排污收費的有償使用和貸款豁免本身就不符合“污染者付費”的原則。由于我國當前合理用水水平還較低、單位取水量產生的經濟效益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還有很大，所以水工業經濟政策沒有真正體現價值規律（如排污收費大大低于污水廠的運行成本），同時，也未引入市場競爭和政府宏觀調控相結合的水資源分配機制。

③ 現行水工業經濟政策缺乏系統性，還沒有形成有利于實施可持續發展思路的水工業經濟政策體系。在制定政策時，往往局限于在水工業管理系統的內部考慮，較少從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向更多地應用經濟手段轉換的角度來制定水工業政策。

④ 已行的經濟政策本身需要重構或改革，尤其是排污收費制度。我國現行的排污收費制度從嚴格意義上講是一種違章超標罰款制度，在標準的制定、排污費的征收、資金管理和使用等方面存在許多亟需解決的問題。

2.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水工業經濟政策研究

筆者認為，在當前以建立市場經濟為目標的改革大潮中，應不失時機地加快建立適合市場機制運行的水工業經濟政策體系。該體系應包括價格、稅收、投資信貸和微觀刺激以及綜合的水工業經濟核算制度等主要政策。

2.1 水工業的價格政策

水工業是集產、供、銷及回收于一體的行業，也是唯一對產品用過后進行回收的行業。自來水就是一種具有“二重性”的商品。因此，自來水的價格，就應該將“二重性”商品的特點包括進去，按市場經濟的原則來制定。這樣，水價除水資源價格外，不僅要把自來水公司以及水廠等一切設施的修建經營、折舊以及擴大再生產所需要的費用包括在內，同時必須把所有廢水的收集、回收以及最后排放等全部設施的相應費用也應包括在內。

而且我國水資源價格普遍偏低，在今后的價格改革中，應逐漸把水資源直接投放市場，根據價格規律和供需關系來調整水資源價格，使市場價格準確地反映水資源成本，最終建立一個可持續性水資源價格體系。

建議可以采取的政策主要有：

①根據全成本費用確定水價格，對那些明顯不利于水工業持續發展的產品征收附加稅，使這些產品準確反映經濟再生產過程中的水工業成本。

②根據地區和質量差異實行差別價格政策，鼓勵節約用水。

③在國家或企業制定水資源的開發投資計劃時，采用經濟價格以取代低于長期邊際成本的市場價格或指令性價格；

④權衡價格調整的替代影響，充分利用其它刺激（如稅收或使用收費）措施，以消除價格上漲對主要用戶（如城市居民）的不利經濟影響。

2.2 水工業的稅收政策

在完善水價格體系的同時，對一切開發利用水資源的單位和個人按其對水資源開發利用程度或產生污染行為征收一種稅收。目前，正值稅收體制改革的關鍵時期，有關部門應盡快研究和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水工業稅收體系。建議該體系應包括下列內容：

①建立和實行稅收差異或優惠政策，扶持、引導水工業的發展，近期可以在現存稅種的稅率基礎上實行。

②對于廢水綜合利用和清潔生產給予一定稅收優惠，在一定期限內免交全部或部分稅收。

③對于結合水源保護區管理，開展多種經營的收益，也應給予稅收或減免優惠。

2.3 水工業的投資和信貸政策

保護水源有很強的社會效益性，為了持續發展水工業，需要政府在財政預算、投資渠道和信貸市場方面給予扶持。政府部門應加快建立一個長期穩定的投資信貸體系，使更多的資金投放水工業生產過程中。建議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①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建立國家水工業基金或國家水工業投資公司，在國家政策性銀行（如開發銀行）中設立國家水工業專項貸款基金。

②國家也可以通過中長期債券，籌集大型水工業工程建設所需的資金。國家應對水工業投資項目的貸款利率、還貸條件和折舊等實行優惠政策。

③全面推行水工業投資有償使用，包括政府財政撥款、排污費和資源補償費等。地方水工業投資公司可以通過多種渠道吸收資金，包括中長期債券、股票或利用外資等。

④利用市場機制提高投資效益，如把水工業盡早推向市場，對水工業工程實行招標承包，推行自來水廠、污水廠的企業化經營。

2.4 基于市場的水工業刺激政策

在建立宏觀和中觀層次上的水工業經濟政策之后，必須有相應的微觀層次的水工業經濟刺激手段與其相配套，以真正體現“污染者付費”原則。除去前面提到的排污收費和水工業稅收政策外，在我國還可以實行以下水工業經濟刺激手段：

排污交易制度：國家應在一些地方試點的基礎上，總結經驗，盡快推出有關排污許可證交易政策或規范，在其成熟時向全國推廣。該項制度需要與現行的排污收費、限期治理和集中控制等政策相協調。

水工業的保險制度：條件成熟時建立水工業保險制度，解決由于無過失污染事件引起的經濟賠償和治理污染的經濟責任問題。

2.5 水工業與經濟核算制度

水工業經濟與水資源核算對于確定真實的國民財富價格，全面客觀地評價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和未來發展潛力，以及正確協調長期發展與短期增長，經濟增長和水資源之間的關系等方面具有重大的意義，建議采用如下措施建立該項制度：

建立水工業與水資源的核算理論與方法體系，完善、改革現行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選擇適當的部門和地區進行水工業經濟綜合核算制度的試點，把水資源核算以及水污染損失納入到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建立水工業與水資源的再生產活動為一個獨立產業部門的核算體系。

3. 結論與建議

現有的水工業經濟政策已很難有效的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目前，正值建立市場經濟的關鍵時期，政府部門應抓住機遇適時制定和實施有關與市場機制相適應的水工業經濟政策。而且，我國的大部分有關水的法規和管理制度都是在計劃體制或轉軌時期建立的，在新的形勢下，應加快市場機制下的立法、管理體制重構或創新，為實施有關水工業的經濟政策提供相應的法律保證和配套措施。由于我國各個地區的經濟發展不均衡，市場發育和管理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國家應允許地方政府根據本地區的情況制定和實施有利于水工業發展的經濟政策，并及時總結經驗加以推廣。當務之急，還應盡快著手制定價格政策、水工業稅收政策、投資信貸優惠政策，并對這些制定或實施水資源的政策進行預評估和跟蹤評價，以便及時調整政策措施或完善實施條件。這樣，才能使我國的水工業適應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的不斷需求，進而推動整個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的發展。

發展經濟論文:如何激活江西營間發展經濟的潛能

〖摘要〗激勵起民營經濟的大發展，要在降低不確定性方面進行一系列的工作，降低不確定性，減少風險。一定要使我們的市場主體，民營企業家群體，通過他們的代表，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對政府要有一定的制約能力，如果不能夠制約行政主體的行為，市場運營就會非常困難。因此，對于一個市場經濟的國家來說，社會不能對國家進行制約，民間不能制約政府，市場主體不能通過規范的法律程序和他的合法的代表，對行政主體的行為進行一些必要的制約，不確定性就非常大，市場風險就很難預測。所以降低不確定性、減少風險就要求約束政府的許多行為。

〖關鍵詞〗 民營經濟 發展

一、江西民營經濟的現狀

激活民間發展經濟的潛能，就是激活民營經濟發展經濟的潛能。民營經濟指非政府投資的經濟實體，包括集體、個體、私營、聯營和非國有控股企業。從全國來看，民營經濟對中國經濟發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在工業增加值和吸納勞動力方面甚至超過了國有經濟。在民營經濟發達的浙江省，民營經濟已經唱起了主角。民營經濟天生具有與市場經濟接軌、融合的特點，對中國經濟轉軌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我們應該有這樣的意識：民營經濟已不僅是補充力量、生力軍，而是經濟發展的方面軍，不久的將來還要成為主力軍。

江西省的人口與浙江省相當，但民營經濟的發展水平和狀況遠遠落后與浙江省。江西省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數量只有浙江省的24.35%，工業產值和工業增加值分別為浙江省的14.12%和17.28%。即使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我省也處于中下水平。

江西民營經濟的發展滯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原因源于民營企業的內部治理和外部環境兩方面。不良的外部環境是制約江西民營經濟發展的主要方面。不良的外部環境主要是指有關政府部門對民營經濟的認識和管理落后于、甚至違反民營經濟發展的要求。但這個問題并非主要來自省、市一級政府，而是來自中層和基層政府有關管理部門。有人把這種情形概括為“上熱下冷中阻梗”。 省、市地方政府大多都想大力發展民營經濟（上熱），但江西民營經濟的發展不盡人意（下冷），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層和基層政府有關管理部門對民營經濟的阻滯（中阻梗）。江西省的GNP長期大于GDP，存在資源的凈流出問題。究其原因，除了省外一些地區相對優良的投資環境吸走了一部分資源和勞動力外流外，本省的“中阻梗”也擠走了不少資金。民營企業內部治理的問題則主要在于：很多民營企業忽視了本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培養。

二、 江西民營企業進一步發展的“瓶頸”

1、開放產業投資領域的問題

目前，禁止民營企業進入的行業主要有：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行業，使用稀有資源的工業，以及產品會帶來公害的行業。限制民營企業參與行業就更多了。另外，民營企業對外經貿方面也有諸多限制：“準入”開拓國際市場的只是一般國際貿易，而且實行審批制，應有進出口經營權；至于服務貿易、技術貿易、引進外資等開拓國際市場的行為還嚴禁民營企業“準入”。所有這些禁止和限制的規定，有的可以說是似是而非，有的則是缺乏一個明確的適用標準，導致不同時刻、不同地區、不同的部門，對于某個市場或行業民營企業能不能進入，回答常常是不一致的。

近幾年，民營企業投資增幅回落，與民營企業投資領域有限是有關系的。為促進民營企業進一步發展，當務之急是要向民營企業開放更多的產業投資領域。

一些發達國家的實踐表明，一些過去是自然壟斷性的產業，如電信、電力，近年來，由于技術進步和市場需求的變化，也逐步變成了競爭性產業，它們放松了政府管制，引入了市場競爭機制，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因此，我們應借鑒它們成功的做法，加快開放這些投資領域，應一視同仁對所有類型的企業包括民營企業開放。

2、融資問題

民營企業的融資難一直是民營企業發展過程中存在的頭等問題。根據世界銀行所屬的國際金融公司（IFC）對我國民營企業融資問題的調查顯示，我國民營企業在創業階段幾乎完全依靠自籌資金，90%以上的初始資金都是由主要的業主、創業團隊成員及其家庭提供的。在創業之后，追加擴張投資時，民營企業繼續主要依靠內部渠道，企業留存收益和主要業主的投資占融資總額的比例在1995年和1998年至少分別為52%和62%；在外部融資渠道中，非正式渠道、信用合作社和商業銀行所占的比例大體相當；外部股權，包括公眾股權以及公眾債權市場所起的作用不大。IFC的調查結果還表明，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銀行在民營企業融資方面，無論是創業資本還是后續投資，所起的作用總的說來要小。江西省這方面的數據還無法得到，但相信跟全國的情況差不多。

從理論的角度來看，由于信息不對稱狀況的不斷改善，企業的成長過程也是資金供給渠道不斷拓寬的過程。比如，在企業初創階段，由于既沒有抵押能力，又沒有信用記錄，只能依賴于內源融資和有限范圍的直接融資；企業的繼續成長，企業有了抵押能力和信用記錄，提高了企業內部信息的透明度，這時，企業融資主要依賴于銀行貸款與商業信用；當企業從中小型變成了大型企業，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所面臨的不確定性程度降低，有較高的信息透明度，銀行可以對其提供中長期信用貸款，同時在直接融資上，企業能夠在公開市場發行股票和債券。

3、法律地位與法律保護問題

多年來，我省民營企業與全國一樣，存在著法律地位不夠和私有財產法律保護不充分的問題。如我國憲法明文規定：“社會主義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國家保護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禁止任何組織或個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壞國家的和集體的財產”。而對民營企業僅規定：“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可見，國家對私有財產缺乏與公有財產同等的憲法保護。又如，我國刑法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財物的，是貪污罪。受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手段占有國有財物的，以貪污論。”而對民營企業的雇員非法占有企業的財產，并不作為“貪污罪”處理，只能做經濟糾紛處理，不利于民營企業財產的保護。民營企業法律保護不足還表現為私有財產地位的不確定性。由于缺乏法律保護，難以根治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等侵害民營企業權益的事件發生。經濟學的理論告訴我們，當產權得不到有效保護時，所有者就缺乏穩定和樂觀的預期，從而遏止投資積極性。

4、政府管理與服務的問題

當前，民營企業管理體制不順表現在兩個層面上。從宏觀層面上來看，一些民營經濟特別發達的地區仍然象全國其地區一樣，設置基本上一致的經濟管理機構，如鄉鎮企業局管理鄉鎮企業、工商局管理個私企業、經（貿）委抓全面、計委主管宏觀規劃和基礎設施建設等，這種管理體制未必合理，容易形成“計劃經濟的管理體制來管理市場經濟”、“苦樂不均”等弊端。從微觀層面上來看，政府有關部門對個私營經濟的管理既有交叉、又有漏洞。首先，“一個崽、八個爹”，令企業無所適從，并且容易出現“有利爭著管、無利沒人管”的現象，其次，管理部門及其人員眾多本身就是企業的負擔，管理部門就是靠向企業收費來維護生存的，再次，由于歸不同部門管理可以享受不同的優惠政策，歸鄉鎮企業局管理的企業可以優惠得批地，歸民政和教辦的企業則享受不同的稅收優惠等，這使得不同的企業處于不同的競爭起跑線上，防礙了企業之間的公平競爭，而且企業進一步發展可能由于隸屬于不同的部門而大受影響。因此，要深化民營經濟政府管理體制改革，各地要從實際情況出發，徹底改變用計劃經濟的管理手段、管理方法來管理市場經濟的做法。在完善個體民營企業管理體制、管理方法方面、一些地方做了積極的探索，創造了一些成功的經驗和做法，值得借鑒。如江蘇無錫市由工商、鄉鎮、稅務、衛生、環保等部門聯合建立了個私營經濟“一站式”服務機構。還有些省市探索建立不按企業的所有制性質，而按企業規模進行管理的綜合機構，以統一政令和管理。這些都是值得借鑒的，同時還需要統一政令和管理。這些都是值得借鑒的，同時還需要進一步探索和深化。

三、促進江西民營經濟發展的對策

（一）明確導向、理清管理思路。

1、 在政策制定上發揮政府導向作用。在一個地區或一個行業，要明確在國家宏觀決策、的指導下，結合本地區的資源特點，或是鼓勵非公有制經濟參與到地區經濟中來，與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或是實現公有制經濟在某一行業的戰略性退出。在經濟形態選擇方面，要明確在一個特定的時期內，根據本地區經濟發展實際水平，或是側重鼓勵發展勞動者與所有者結合緊密、個人投資與家庭投資結合緊密、經營者與從業人員關系緊密的個體工商戶；或是鼓勵發展經濟應更加顯著、在吸納下崗員工再就業和推動地區經濟發展方面社會效應更加突出的非公有制企業。既科學又合理地推動非公有制經濟的不同形態在本地區的分階段發展和有行業側重的發展。

2、在管理思路方面強調資源優選和優化配置，促進提高地區經濟的整體競爭實力。政府在管理思路上要完全破除以往的所有制框架約束和地域資源約束，在資源選擇和配置方面注意吸收外部優質資源，構成不同地區優質資源在本地區內的優化資源，構成不同地區優質資源在本地區內的優化配置，形成強大的資源合力；要改變以往單純從經濟效益指標出發，忽視環境保護指標和社會綜合效應指標的做法，不僅鼓勵發展符合自然生態指標要求的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經營活動，更要鼓勵其產品、技術或服務有利于凈化環境、消除污染、形成能源替代或資源再生的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在此基礎上制定吸引外部地區優質資源進入或與本地區優質資源結合的具體措施，切實加強本地區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總體實力。

（二）重視制度創新，寬松經營環境。

1、減少市場準入方面的限制。取消對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在注冊資本額度調整、經營規模和經營負債等方面不公平的限制性約束，使非公制經濟組織在依法獲得行業經營資質方面、享受納稅人資格條件方面、接受外部審計方面、注冊資本變更方面真正獲得同等的待遇。同時，建議調整企業增值稅一般納稅人認定時要求的年度商品銷售額限量標準、延長商品銷售額達標時限（如將增值稅一般納稅人確認期延長，由一年改為三至五年；將年度商品銷售額標準適當調低）；對處于初創階段的各類性質的中小企業不強制性要求他們進行年度外部審計，以減少企業不必要的費用開支；在企業負債經營方面統一遵從國際企業經營的慣例，不為非公有制經濟組織設立歧視性規則，創造利于他們平等生存和快速成長的空間。

2、 改革現行的年檢制度。在現有法律法規約束的情況下，改變目前政府要求企業性質和政府部門的不同要求分別申報年檢、接受審核的做法。采取由所有企業一次性在指定部門進行相關資料的統一備案，供各部門分別調用，政府各部門根據其關注內容的不同提取資料，完成年檢的方式。各類性質的經濟組織一律平等，取消為某些快速通過年檢建立的“綠色通道”，堵住某些部門借年檢收費的渠道，消除個別部門與個人為謀求私利而刁難非公有制企業的現象，切實減少經營者的經濟負擔的心理負擔。在具備修改、完善市場經濟法律法規的條件時，通過對有關法律法規的修訂，減少行政干預的力度，刪除目前可導致有關部門主動介入，了解企業經營事務、不斷核實其注冊登記內容的年檢制度條款，將市場監管部門的工作重點轉向對不法案件的查處、市場秩序的市場信用的維護上來，切實懲治有違法經營行為的企業和個人。改變目前存在的有關部門視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為假想敵、側重了解其內部事務、越位監管的現狀。

3、 規范行業管理行為。行業管理要堅持對不同所有制類型的經濟組織一視同仁，但對處于不同經營質量水平的經濟組織的經營者個人可區別對待、在管理上有不同的側重。如對初涉特定經營活動的從業人員可堅持實行資格培訓、持證上崗的要求，而對具備一定經營資歷的人員則主要側重于產品質量、服務水平和經營行為的監督檢查，改變現階段不分經營者資質水平和所提供服務水平，在持證上崗和技術培訓方面一刀切，強制要求經營者或員工接受服務或培訓，不必要地增加一些經濟組織和經營者個人實際費用負擔和占用其經營時間的做法。

（三）設立特定園區，改善場所條件。

1、 合理安置拆遷商戶，維護其合法經營權益。承諾并落實安置原有可利用資源被重新分配、原資源使用者在重新分配過程中不再具備參與分配資格（如城鎮改造、原有市場取消而失去必要經營場所條件）的非公有制企業及個體經營者；為那些資源重新配置后難以承受資源使用成本的非公有制經濟組織或個人再次提供地理位置改變，但相對價格低廉的經營場地資源。

2、 引入外部投資，優化資源配置。為吸納外部優質資源，鼓勵其與本地優質資源合作并共同發展提供場所條件，并有利于聚合為高科技企業提供輔助性產品、為經營規模較大企業的產品經營提供配套服務的相應資源。推動不同區域和不同行業的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之間的合作與發展。其主要目標可以是那些在其家鄉初期創業成功，為熟悉整體市場規則，有利于跨地域引進高素質人才，迅速擴大經營規模并加強企業競爭實力而希望在異地成功實現二次創業的非公有制經濟組織或個人。

3、 提供發展空間和配套服務，壯大企業實力。政府應注意為那些已出現新的土地資源或場所條件要求，迫切需要經營上規模、產品與服務上檔次、但無法在原經營所在地滿足其發展要求的非公有制經濟組織服務。及時為其提供發展空間和配套設施方面的公平待遇與合理條件。以利于減少社會資源的無謂損耗，促進提高該經濟組織在所處行業內的競爭能力。

發展經濟論文:以發展經濟學為例培養大學生問題意識

摘要：問題意識是當代大學生應當具備的基本素養，直接關系到大學生的創新性發展與成長，也是大學課堂教學過程中重點關注的內容。除了教學內容的安排之外，一個平等、寬松、求真的教學氛圍也是至關重要的，教和學都需要目標統一，教師需要為學生創造性思維的發揮創造機會；學生需要在教師的指導下為論點進行尋證而整理、研讀、分析案例資料，并在這個過程中，自主發現疑難問題進而積極尋找解決方法及證據。

關鍵詞：問題意識；發展經濟學；案例教學；李約瑟難題

問題是學習與創新的起點和生長點，問題意識是促進創造性活動的內在驅動力。[1]大學生的問題意識直接關系到大學生的創新性發展與成長，是大學生綜合素質培養中的重要內容。但當前本科教學中存在一個普遍問題———學生不愿意也提不出有價值的問題，其正在喪失極為重要的思考能力。[2]中國是當今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學可以說是國內經濟學專業學生的必修課。但發展經濟學教學大多仍沿用傳統教學方式，單純以教材知識講授為目的，教學內容從固定教材出發，缺乏將教材內容與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問題相聯系的研究，特別是缺乏對我國當前正在發生的經濟社會發展案例教學的研究。基于此，本文嘗試對李約瑟難題這一案例教學進行探究，并結合發展經濟學相關教學內容予以拓展，為實現大學生問題意識的培養提供有益素材。

一、李約瑟難題及其“問題”價值

在充分考察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基礎上，李約瑟（JosephNeedham，1900－1995）提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為什么人類的近現代科學首先產生于西方，而不是首先產生于擁有偉大古代科學技術成就的中國？為什么與系統的實驗和自然假說的數學化相聯系的近代科學及隨之而來的工業革命首先在西方迅速興起？這被學術界稱之為李約瑟難題（NeedhamPuzzle或NeedhamProblem）。眾多學者試圖對李約瑟難題做出解答，比如比較典型的高水平均衡陷阱說、官僚體制說和系統結構論等。李約瑟難題是一個典型的啟發式問題，它能夠促使大家去思考和探索。對李約瑟難題不斷地分析、論證與探索的過程，也就是各種思想和觀點的交流與碰撞過程，這顯然是其研究意義所在。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逐步意識到科技發展不僅僅是自身的不斷演進，而且還受到社會結構、文化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等各種因素的復雜影響。所以，李約瑟難題的研究應該將科技的發展置于更復雜的系統環境下，這樣才能夠加深人們對科技發展乃至經濟社會發展根本的認識。

二、李約瑟難題的探究與發展經濟學教學設計

在教學的實踐過程中，教師根據專題教學目標，結合發展中國家某一方面或某幾個需要解決的與教學目標相符的現實經濟社會發展案例，引導學生開展探究學習活動，可以有效培養大學生的問題意識。雖然國內《發展經濟學》教材版本較多，但一般包括四大部分：一是基本概念與一般原理，二是發展要素分析，三是結構轉換與城鄉發展，四是制度因素與政府作用分析。就上述內容來看，李約瑟難題這一案例具有廣泛適用性，比如它可以放在第一部分作為開篇導論，讓學生對發展經濟學的主題，以及學科內容和學科特點有一個宏觀的了解；對于第二部分的發展要素分析，李約瑟難題可以作為案例讓學生進一步了解資源、人口和技術等發展要素之間的復雜聯系；對于第三部分的結構分析，可以讓學生深入了解經典的二元經濟理論模型和主流經濟學的兩部門模型之間的區別和聯系；對于第四部分的制度分析，李約瑟難題的制度決定論回答可以很好地佐證相關原理和結論，比如制度的功能和作用。

（一）資源、人口與技術之間的內在聯系與發展要素分析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說[3]，又稱人地比例假說，是從資源、人口和技術之間內在聯系的視角來解讀李約瑟難題的。其認為中國古代技術發展沒有引領現代技術革命，是因為我國人地比例失調，充裕的勞動力對勞動替代型技術的需求相對較少。與此同時，人均剩余的減少也導致了工業化所需的資本積累不足。高水平均衡陷阱說利用土地、人口、技術之間的內在經濟關聯解釋了工業革命之后中國和西歐的經濟發展分岔，但是，上述假說是以技術不變或進步極端緩慢為前提的。如果出現持續的技術進步，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說的情況則很難出現。事實上，如果用中國的疆域變化來代替中國耕地面積的數據，那么高水平均衡陷阱只能解釋明清后半期的經濟發展困境，卻不能解釋兩朝中期以前的情形。[4]此外，這種假說從本質上看是一種資源和技術決定論，忽視了李約瑟難題的制度重要性以及人口與技術、資源之間的復雜性和相互交織的特征。

（二）結構決定論與結構分析結構決定論強調中國和歐洲不同的社會組織、結構和系統在理解李約瑟難題中的重要性。一般是將中國和歐洲分別看做兩個相互作用的系統，從各自系統的結構、內部組成部分的相互關系及其相互的比較中來解說李約瑟難題。[5]政治組織結構是眾多研究的重點。從政治組織結構出發所做的討論可以歸結為大一統體制說和官僚體制說。大一統體制說認為傳統中國古代帝國的意識形態的統一，阻礙了現代科學在中國的成長。官僚體制說認為中國特殊的官僚體制有利于維護小農經濟中的農業生產發展，但卻阻礙了商業的發展，從而阻礙了現代科學技術在中國的成長。相對而言，西方世界的貴族式莊園制卻有利于商人階層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的興起。從一定意義上來看，上述對李約瑟難題的解讀也屬于制度功能視角，這將在下面的制度決定論中再予以進一步闡釋。

（三）制度決定論與制度分析制度決定論認為，相對于西方世界，李約瑟難題的出現主要源于產權保護制度的缺失。由于技術產權保護不到位，激勵了尋租創租，這顯然不利于人力資本的積累。從廣義制度來看，中國的皇權專制制度深刻影響著其經濟社會發展的進程。在結構決定論中提到的官僚體制說認為，傳統中國的官僚體制沒能產生出適合科學和技術發展的激勵機制。具體來看，中國的科舉制度所提供的特殊激勵機制，使得有天賦、充滿好奇心的天才，無心學習數學和可控實驗等，從而導致科學革命無法產生，而科學革命的缺失也直接導致了傳統中國無緣現代工業革命的興起。[6]

（四）各種答案的述評上述分析問題的方法可被稱為“因素分析法”。[4]比如，上述的高水平均衡陷阱論、結構決定論和制度決定論等都有一定的單因素分析色彩，而事實上，大多數的觀點都應該重新審視問題本身的性質，即李約瑟難題所代表的問題并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也不是一個單純的政治或社會問題，而是一個錯綜復雜的經濟、歷史、社會、政治等相互交織，個人與集體、組織相互作用，社會和社會相互影響，資源環境、人口和技術相互關聯的宏大問題。而學者們要理解這類問題，就必須給予其所具有的非線性、動態性和整體性以充分的認識，否則難免就會陷入各說各話的邏輯陷阱當中。這顯然不僅不利于學者們對李約瑟難題的繼續研討，反而會影響甚至誤導學者們對問題本質的探討。鑒于李約瑟難題這一開放式和啟發式的問題，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可以繼續延伸相關問題。比如韋伯疑問———較早孕育了資本主義萌芽的中國為何沒有發生工業革命，錢學森之問———中國的大學為什么培養不出創新人才，大國之謎———如何才能成為大國，等等。這些教學案例可以通過研討式教學、情景式教學和多媒體教學等教學方法，展現獲取理論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思維過程，引導學生積極思考，充分發揮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主動性。

三、小結

大學生問題意識的培養當然是一個系統工程。本文從發展經濟學案例教學進行了教學內容設計的嘗試，為當代大學生問題意識的培養提供了有益的素材，這有利于提高大學生的創新和綜合素質能力。除了教學內容的安排之外，一個平等、寬松、求真的教學氛圍也是至關重要的，教和學都需要目標統一，教師需要為學生創造性思維的發揮創造機會；學生需要在教師的指導下為論點進行尋證而整理、研讀、分析案例資料，并在這個過程中，自主發現疑難問題進而積極尋找解決方法及證據。這些問題可能是先由教師提出的，但學生內生的疑問才是根本。這樣的學習過程不僅可以增強學生對發展經濟學理論知識理解和掌握，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學生在分析問題的過程中培養觀察、自學、表達的能力，實現問題意識的培養。

作者：田相輝 單位：青島農業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發展經濟論文:發展經濟學與西部民族經濟發展

【內容摘要】發展經濟學是詮釋發展中國家如何由貧窮落后走向繁榮發達的經濟學，經濟的發展和進步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主題，發展經濟學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具有指導意義，對我國后發展西部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更是具有普適性。

【關鍵詞】發展經濟學;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

一、發展經濟學的產生

1776年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談到一個國家如何由窮變富的問題，實質上已涉及到發展經濟學的研究主題。亞當?斯密關于經濟發展的構想是: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是一個宏觀經濟問題，是國民財富和社會財富的集聚與增長。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和勞動力人數的多少決定了國民財富的增長。這是發展經濟學的雛形。但是，發展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則產生于二戰后。當時一些國家為擺脫殖民壓迫，紛紛獨立，迫切需要發展經濟。當時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遇到的問題主要是:在實踐上，一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二是當時戰敗國的經濟復蘇問題;要么對原有理論加以改造，這比較容易，要么建立新的理論，這相對困難。一些學者深入研究各發展中國家之后發現，其環境與發達國家最初完全不一樣，傳統理論無法復制和拷貝到發展中國家。西方國家的經濟增長理論由于條件不同、問題很多、相去甚遠，也無法照搬到發展中國家。所以當時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都迫切需要一門新理論，由此發展經濟學誕生了。早在1939年，克拉克(Clark，C．G．，1939)就出版了《經濟進步的狀況》一書，對后來經濟發展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20世紀40年代出版的《落后地區的工業化》和《東歐與東南歐工業化問題》是發展經濟學的開山之作，在發展經濟學的發展中具有引領性和開創性的歷史地位，是發展經濟學的標志性文獻。

二、發展經濟學的發展歷程

發展經濟學在其發展的過程中，根據其政策演化和發展思路的差異性，發展經濟學家將發展經濟學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40年代末到20世紀60年代末的結構主義發展階段;第二階段是20世紀60年代末到20世紀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義發展階段;第三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發展階段。

(一)第一階段。

發展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第一階段是20世紀40年代末到20世紀60年代末的結構主義發展階段，其結構主義思想，是這一時期的主導思想，后來也成為發展經濟學的主流學派。二戰結束后，很多發展中國家取得了政治上的獨立地位，經濟發展成為發展中國家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但是發展中國家面臨著諸多阻礙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如:經濟發展水平低、發展滯后、經濟變量彈性低、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表現為明顯的剛性結構。因此，結構主義認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現實完全不同，市場不完善是發展中國家的普遍現象，價格剛性，有時還會出現市場機制的失靈，經濟在沒有外部因素的影響下難以達到均衡狀態。因此，結構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不是靜態資源的重組和優化配置，而應建立在動態調整可投資資源和保證供給增長的前提下，使社會經濟結構作出相應的調整。

(二)第二階段。

發展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第二階段是20世紀60年代末到20世紀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義發展階段。結構主義發展思路使許多發展中國家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經濟社會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成就，但是，結構主義還存在理論上的缺陷和實用上的局限性，從20世紀60年代后期開始，新古典主義“復活”而成為發展經濟的新的主流思想。概括起來，新古典主義的主要觀點是:一是社會的發展應是綜合的發展，滿足人的基本需要是經濟發展的目標;二是重視人力資本，糾正唯物質資本的缺陷;三是強調對外貿易在發展中國家對經濟發展的顯著拉動作用;四是新古典主義突出了市場機制、資源優化配置、微觀經濟基礎等在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

(三)第三階段。

發展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第三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發展階段。同樣，由于新古典主義在實踐中和理論上也存在諸多缺陷，于是新古典政治經濟學開始盛行，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發展經濟學思想表現在如下:一是可持續經濟發展觀念的產生;二是新增長理論的快速發展;三是新制度經濟學的興起。

三、發展中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

從世界范圍內來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普遍存在著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問題，即都存在著發達地區和和相對落后的后發展地區。發展經濟學主要討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我國是發展中大國，發展中大國又具有不同于一般發展中小國的特征。現有的研究已經表明發展中的大國發展經濟有如下幾個特點:第一，發展中大國人口數量眾多，消費需求旺盛，市場容量的絕對數相比較發展中小國要大。第二，發展中大國人口基數大，幅員遼闊，為了滿足日益增長的公共服務需求和實現產業的集聚、調整、優化，必須建設與之相適應的龐大的基礎設施，同時滿足不斷增長的龐大的國內需求，需要資金數量大，依靠外援或外資幾乎不可能解決問題。第三，由于發展中大國在工業化起步階段缺乏外向型經濟發展的動因，實現的是內向型發展的政策，工業化起步階段建立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也就是必然選擇。第四，自然資源豐富、勞動力資源豐腴是發展中大國良好的資源稟賦，國內市場規模大，但是，發展中大國在經濟發展中也存在如下難題:一是遺產和文明傳統的重大影響;二是沉重的人口壓力、嚴峻的就業問題和低下的經濟效率;三是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四是落后農業與工農業協調發展問題;五是內部發展與對外開放的適度選擇。發展中大國與發展中小國相比較，其工業化過程亦不同:一是資本積累。發展中小國既可以自身積累，也可以依靠國際資本。而發展中大國則不行，盡管利用外資絕對量不少，但所占比例有限。二是產業結構。發展中大國的產業結構要求門類相對齊全，這是由發展中大國的資源狀態和國內需求狀況共同決定的。三是國內市場與國際貿易。發展中小國幅員小，國內統一市場較易形成;發展中大國幅員遼闊，建立交通和通訊網絡需要巨額投資，且耗用時間長。所以，發展中大國不同于發展中小國，發展中大國發展的不平衡問題更為嚴重，更為棘手。比如中國，存在三大經濟地帶，經濟發展水平東部、中部、西部依次遞減，處于末端的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低，與東部沿海地區的差距大。發展中大國的發展存在不平衡性、層級性。

四、發展經濟學適用于我國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

與其他國家的后發地區相比較，我國西部地區在自然環境、經濟發展、歷史條件等方面都具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性。第一，我國西部地區自然環境相對惡劣，自然資源豐富。第二，區域經濟基礎薄弱，二元結構典型。第三，教育科技落后，基礎設施差，社會發育度低，資本形成能力弱。第四，西部民族地區是我國少數民族集中分布的地區。發展經濟學致力于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為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產業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如今，作為發展中大國的中國內部，亦存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先進地區和落后地區，即存在經濟相對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和經濟相對落后的西部后發展民族地區。發展經濟學為解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問題探索了良好的范例，提供了成功的借鑒，那么用它來解決一國內部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問題也是可行的。這是因為一國內部后發展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的諸多條件和現實情況與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情況類似，所以，發展經濟學完全可以用來解決中國后發展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問題，發展經濟學在中國的后發展地區具有普適性。

五、發展經濟學視角下西部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

發展中國家要發展經濟，就必然要走工業化道路。但是，對工業化的理解不同，就會導致不同的結果。結構主義和激進主義所采取的工業化，既忽視農業的發展，又只采取單向的工業品導向，雖然使工業獲得較大的發展，但也導致了經濟社會的二元結構。不但農業發展嚴重滯后，而且工業發展亦后勁乏力。張培剛教授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曾指出，完整的工業化是包括農業發展在內的工業化。后來發展經濟學之所以陷入危機，是因為發展經濟學沒有完成使命，廣大農村依然貧困，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二元結構依然存在。如今許多發展中國家開始重視農業的發展和農業與工業的協調。我國后發展的民族地區與東南沿海地區的差距，和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類似，作為一個整體我國還是發展中國家，而民族地區又更為落后，暫時還不具有全面進行工業化的現實條件，發展中國家在由傳統的農業化國家向工業化國家轉化時，應具備較強的物質資源的儲備，包括:數量龐大的、可使用的資本儲備，勞動技能較高的、符合現代工業發展需要的勞動力資源儲備;先進的科技發展水平、現代企業管理制度;良好的基礎設施等。顯然，西部民族地區在整體上還不具備這些條件。從資本資源來說，西部民族地區資本形成能力弱，資本使用效率差;從適合現代工業發展所需要的勞動力資源來說，西部民族地區科技教育水平低下，具有一定人力資本存量的勞動力資源稀缺、素質差;就現代化的科學技術與先進的現代管理制度的適應性來看，就連東部沿海地區目前都還不夠成熟，何況西部民族地區;從基礎設施建設來看，西部民族地區由于地勢地貌和氣候和水資源等特征，其基礎設施相當落后，其基礎設施建設也相當困難。因此，西部民族地區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應該是這樣的路徑選擇:一是繼續做好脫貧致富奔小康的工作。因為一個民族、一個區域如果還沒解決溫飽問題，怎么奢談現代化。二是在國家扶持下完成經濟社會發展的“先行關”———基礎設施建設，基礎設施是現代化工業建立和發展的基本條件。三是調整產業結構，形成一批有競爭力的優勢產業，西部的工業化和現代化不能搞重復建設，要從自身特點和優勢出發，依靠現代科學技術，發展有潛力的特色經濟和優勢產業。四是發展科學技術，注重人才培養。實現西部民族地區由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轉化，毫無疑問應是后發展的西部民族地區的發展主題。

作者：饒毅 單位：德宏師范高等專科學校

發展經濟論文:企業發展經濟管理論文

一、經濟管理與企業發展的內在聯系

可以說經濟管理與企業發展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二者是相互促進、相互影響的一種和諧促進的關系，高效合理的經濟管理有助于促進企業發展，二者的內在聯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經濟管理是企業發展的前提

企業進行經濟管理的主要目的有兩個即：保證企業生存和促進企業健康、長期發展，然而企業要想得到長期穩定的發展，雄厚的經濟實力是基礎條件，因此經濟管理對于企業來說是至關重要的。目前，我國大多數企業整體的發展狀況良好，但是在經濟管理實踐中難免會出現一些問題，比如說有的企業管理者缺乏經濟管理意識，或者是在經營過程中過分的注重拓展業務，忽視了經濟管理方面的工作，使得片面的認為經濟管理工作只是做好賬務處理就行了，這就很容易導致企業陷入困境，例如企業陷入融資困難、賬目混亂、收入與支出不明晰等，因此可以看出經濟管理對于企業的宏觀與微觀的經濟活動有著促進作用，是企業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同時，在市場經濟不斷變化的今天，經濟管理即對市場經濟環境有著重要的影響，對企業的經濟管理模式也有著很大的影響，市場經濟的不斷變化對企業來說是機遇也是挑戰，從經濟管理的角度來看，怎樣利用有限的資金進行風險投資、更好的制定經濟管理制度，怎樣增加對企業經濟管理的投入，怎樣嚴格的控制和監督企業的經濟管理行為是企業值得考慮的問題。

（二）經濟管理的最終目標是企業發展

在企業發展的初級階段，企業的經營者很難認識到經濟管理的重要性，原因之一是他們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業務的拓展和管理企業員工上，同時對于中小企業來說企業經濟管理的效果改變不了企業的經營狀況。然而隨著企業規模的不斷擴大，利潤的增長、成本的增加，企業的經濟管理活動就會出現一些問題，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及時的解決，就會出現一些管理上的矛盾，例如崗位責任不明晰、經濟管理體制不健全等。因此為了達到企業經濟運作的井然有序、有章可循的目的，企業就需要進行更加深入、更加廣泛的經濟管理活動，企業要結合自身的經營狀況和未來發展的方向，確定合理的經濟戰略目標，例如企業要進一步完善財務體制，引進一些現代化的財務軟件，這樣財務工作人員就可以通過軟件高效的完成報表的編制工作，并將其以圖表的形式直觀的表現出來，上面的例子只是經濟管理活動中的一個簡單的層面，總的來說經濟管理是以企業發展為最終目標的。

二、提高企業經濟管理的建議

經濟管理對于企業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隨著市場競爭的日益激烈，企業的發展速度也在加快，提升經濟管理水平是企業值得考慮的問題之一，我們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一）樹立正確的經濟管理理念

在現代企業經濟管理工作中，企業經營者的管理理念直接影響著企業未來的經濟發展。企業的經營者樹立的經濟管理理念必須與企業的經濟戰略目標相一致，使企業的核心競爭力處于一個很高的層次，同時也要對經濟管理理念進行創新，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盲目效仿。企業管理者在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后，要注重對經濟管理活動的拓寬，針對企業發展現狀進行風險的預測和規避，不斷探索新型的經濟管理方法，保證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二）提高經濟管理人員素質

企業經濟管理活動的具體實施是依靠人來完成的，因此管理人員的素質高低直接影響到了企業經濟管理活動的好壞，企業要通過培訓，繼續教育等方式提升經濟管理人員的素質，打造出一支綜合素質高的經濟管理隊伍。

（三）建立健全經濟管理制度

經濟管理制度的健全程度直接影響到企業經濟管理水平的高低，因此要求企業在相關經濟制度的基礎上，建立健全經濟管理體系，使得企業的日常經濟活動在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環境下進行，需要說明的是企業在健全經濟管理制度的時候，要與企業自身的發展狀況和階段相結合，不能急功近利，要循序漸進的進行，要保證經濟管理制度得到充分的發揮。同時，企業也要通過建立獎罰制度和崗位責任制度來提高經濟管理制度的效率，對于在經濟管理活動中表現優秀的員工予以獎勵，進一步激發員工的工作積極性。

三、總結

綜上所述，經濟管理與企業的發展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良好的經濟管理對企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樣企業發展的好也會提升經濟管理的水平。因此，企業的經營者要高度重視經濟管理與企業發展的關系，只有協調好兩者的關系，才能使二者相互促進，企業才能得到長期可持續發展。

作者：燕麗華單位：太原煤炭氣化(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發展經濟論文:財政稅收發展經濟論文

近年來我國加大了對財政稅收的改革力度，先后推行了多種稅收改革政策，如實行分稅制、減免農業稅、個體工商稅等等。這些稅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各地的財政稅收積極性，為區域理財提供了重要政策支持。尤其是分稅制的實施，更是給予了各地政府更大的財政支配空間，使其能夠更加靈活的完成財政稅收的征收與轉移支付。但是在此過程中也存在了一些問題，嚴重影響了地方財政稅收的可持續發展。這就是各地的經濟發展不平衡，財政稅收自然也存在較大差異，貧富差距的不斷拉大給財政稅收工作的開展增大了難度，使得各地不斷在財政稅收工作中隱瞞真實財政狀況，財政風險不斷累積增大，使得財政稅收的可持續發展面臨嚴重挑戰。

1、影響財政稅收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因素

1.1歷史包袱太過沉重。在長期的財政稅收工作中，受各種問題的影響，很多地方的財政稅收都累積了大量的財政歷史問題，使得財政稅收工作在稅制改革后依然擔負著沉重的歷史包袱，很難輕裝上陣，并且呈現積重難返的局勢，僅僅依靠中央下放的一些稅權是很難全面解決歷史遺留的稅收問題的，甚至還可能會使部分地方的財政問題更加嚴重。各種掛賬、欠賬的包袱嚴重影響了地方財政稅收的可持續發展。

1.2指導思想較為落后。在地方的財政稅收發展理念中，很多領導依然沿襲采用傳統落后的指導思想來指揮財政稅收的發展工作。這樣就造成了以計劃經濟理念指導市場經濟發展的管理錯位現象，注重財政稅收的分配，而忽視當地的實際經濟狀況，從而造成財政稅收的惡性循環，嚴重影響了其可持續發展。

1.3財政資金分配不當。由于分稅制給地方財政部門下放了一定的稅收分配權力，使得稅收這點“香餑餑”被政府各個部門盯上，并出現部門之間相互爭奪稅收分配額等不良社會現象，給政府工作的開展以及經濟、財政的發展都帶來極大不利。

1.4各項配套改革措施力度較弱。當前地方財政收支存在著嚴重的不平衡和矛盾現象，相關行政機構的結構過于臃腫，很多工作人員都是只掛空職而無實際工作內容。這樣的機構不但辦事效率低下，且不利于政府機構的社會化發展，同時嚴重影響了財政稅收工作的長期持續發展。而在改革這些相關配套服務機構或設施中，各地政府表現出改革不利的現象，改革成效較為微弱。

1.5經濟體制設置不合理。受經濟體制關系混亂的影響，多個地方的財政常常需要承擔多種額外支出負擔，給稅收的管理與發展帶來嚴重影響。1.6政策性減收增支過多，財政監督管理不力。在實際的財政稅收工作中，很多地方都將稅收用在發展項目上，但這些項目并非都對當地的社會經濟發展有利，這樣往往會造成一些社會矛盾，影響了財政稅收的長遠發展。而對于財政稅收的資金用途也無強有力的監管措施，更是使得地方財政稅收面臨各種難以解決的困難。

2、如何創新實現地方財政稅收的可持續發展

2.1正確處理地方財政稅收與經濟的辯證關系：（1）必須處理好市場功能與政府財政職能關系。要重點在市場干不了和市場干不好領域發揮政府財政的獨立作用，促進資源配置優化、促進收入分配公平和促進社會經濟穩定發展方面。必須結合政府的事權分工，明確本級政府的職責范圍和職責內容，使政府財政在其職責范圍內發揮應有的功能；（2）必須處理好經濟體制與政府財政體制關系。從當前和今后發展來看，包括區域財政在內的我國各級政府財政，都必須適應體制轉變需要，盡快建立起相應的公共財政體系和公共財政運行機制；（3）必須處理好市場運行方式與財政運行機制的關系。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合理選擇各級政府的財政調控機制，必須尊重市場的運作方式，必須有利于市場主體間的公平競爭和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行，區域財政分析手段、分配工具等的選擇與搭配，理財方式和方法的采納與改進，必須體現公共財政的統一性、公平性、法律性和規范性的內在要求。

2.2創新政府理財制度：（1）財政支出的創新。要以拓展范圍和延伸鏈條為重點；進一步完善政府各行政事業單位的公共采購制度；要深化事業單位的社會化改革，按照外溢性產業發展要求，變政府包辦制度汲水財政制度；要按照國有企業有進有退，適時進退的改革要求，實現我國政府投融制度創新，重新定位政府投融資范圍；要適應市場經濟發展和社會保障模式轉換的發展需要，推進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創新；要按照改進補貼方式，控制補貼范圍和壓縮稅式支出規模的要求，推進財政補貼制度和稅式支出制度創新；（2）財政收入制度創新。要按照稅費歸位的“費改稅”制度創新要求，正確處理好稅費關系；要改進稅制結構，進一步完善現行稅收制度；要改進國有資產管理制度將各國有資產收益和變現收入納入政府實際可用財力，以適應政府投融資制度改革要求；（3）財政預算管理制度的創新。要以統一政府財政為目標，實行財政綜合預算制度；要以強化預算管理為目標，推行精編、細編預算制度；要以提高財政運行績效為目標，推行業績預算制度；要以優化財政支出結構為目標，按照公共財政支出的科學順序，推行公共預算、國有資本預算、公債預算和社會保障預算的專項管理制度。

2.3全面提高地方財政稅收運行質量：（1）在正確處理地方財政稅收與經濟辯證關系的前提下，必須積極培養區域財源，為地方財政稅收的持續發展奠定堅實基礎；（2）要高度重視防范、控制和化解區域財政風險，特別是風險程度較高、風險較大的縣鄉財政更要高度重視解決這一問題；（3）在正確處理財政開源與節流關系的前提下，必須積極推行財政綜合預算制度和精編、細編預算制度，真正將政府理財納入統一化、法制化、規范化、高效化發展軌道；（4）以公共財政建設為目標，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并將國有資產收益納入財政的實際可支配財力，積極推進行政機構改革和事業單位的社會化改革等，這是實現地方財政稅收健康、持續發展的重要社會基礎。

3、結語

總之，以當前的稅制改革力度而言，還遠遠不能滿足地方財政稅收的可持續發展需要，稅收改革工作任重而道遠，需要我們不斷的結合實際，摸索前行，優化財政稅收發展模式，從而促進我國財政稅收的可持續發展。

發展經濟論文:經典作家利用市場發展經濟的重要思想

中國在革命前是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從經濟上看，封建主義的色彩十分濃厚。就當前中國的經濟運行而言，發展自由貿易和市場仍然是十分必要的。所以，上述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中國具有現實意義。十月革命后，作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列寧，形成和提出了利用市場發展經濟的思想。在1918~1920年國內戰爭時期，由于戰爭的環境和形勢，蘇俄施行戰時共產主義措施，實際上封閉了市場。戰爭結束之初，由于多年戰爭的破壞和戰時共產主義措施的副作用，蘇俄出現嚴重的經濟政治危機。以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為轉折點，蘇俄開始實施新經濟政策。正是在這以后，列寧形成了利用市場發展經濟的思想，主要內容是：

第一，蘇俄必須發展貿易自由和商品交換。蘇俄實行新經濟政策，直接的目的是改善農民的生活條件，促進農民生產的恢復和發展。由此，新經濟政策的內容之一是實行糧食稅制，使農民在納稅后留有一定的余糧。然而，僅使農民手中留有余糧還不能達到上述目的，根本的方針是恢復商品交換和市場關系，這是農民以自己的余糧和其他農產品換取必需的工業品，保障生活和生產走上正常發展軌道的關鍵。鑒此，列寧1921年3月在俄共(布)十大的報告中指出：“實質上可以用兩個東西來滿足小農。第一，需要有一定的流轉自由，需要給小私有主一定的自由。

第二，需要弄到商品和產品。”“流轉自由就是貿易自由……流轉自由和貿易自由，這就是指各個小業主之間進行商品交換。”[3]54在同年5月，他在起草俄共(布)第十次全國代表會議的有關決議草案中寫道：“應當把商品交換提到首位，把它作為新經濟政策的主要杠桿。”[3]327同年10月，列寧進一步提出發展蘇維埃俄國商業的思想。他在莫斯科省黨代表會議上的報告中指出，蘇俄面臨著恢復小農經濟的任務，面臨著振興大工業和恢復國內正常經濟關系的嚴峻任務，只有通過發展商業的道路才能完成這些任務。他說：“這條道路比我們預料的要長，但是只有經過這條道路我們才能恢復經濟生活。……不這樣我們就不能擺脫危機。別的出路是沒有的。”[4]229為什么這樣說?在他看來，由于蘇俄各地生產力水平的落后性和不平衡性，由于蘇俄經濟成分的多層次性，只有經過發展商業，才能發揮各個地方、各個方面的人在恢復國民經濟過程中的作用，才能實現各種經濟成分之間的聯系。顯然，所謂貿易自由、商品交換和商業，就是指市場關系。列寧主張發展貿易自由、商品交換和商業，說明他向黨和人民提出了利用市場發展經濟的任務，說明他產生了利用市場發展經濟的思想。第二，利用現成的經濟形式發展貿易和商業。當時的蘇俄存在著小農、小手工業、小商、農村富農、城市私人資本主義等現成的經濟形式。列寧認為，應該利用這些經濟形式發展貿易和商業，“我們必須立足于現有的資本主義關系”[4]230。在《論黃金在目前和在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后的作用》一文中，他提出蘇俄發展商業所應采取的辦法，“就是不摧毀舊的經濟結構——商業、小經濟、小企業、資本主義，而是活躍商業、小企業、資本主義，審慎地逐漸地掌握它們。”[4]245顯然，所謂“立足于現有的資本主義關系”，“不摧毀舊的社會經濟結構”，就是指正視現成的舊經濟形式，充分肯定其在當時的積極作用，在此基礎上發展蘇俄的商業。列寧清楚地看到，貿易自由和私人商業的發展，甚至會使資本主義因素得到發展。他在《論糧食稅》中論及商品交換時寫道：“既然有交換，那么，小經濟的發展就是小資產階級的發展，就是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是無可爭辯的真理，這是政治經濟學的初步原理，而且被日常經驗甚至是普通百姓的觀察所證實。”[3]210如果強行堵塞資本主義發展的通道的話，那實際上是在干蠢事，是在自殺。可見經濟形式是當時市場關系得以產生的條件和賴以立足的基礎。列寧肯定利用當時經濟形式的必要性，進一步說明他形成了利用市場關系發展經濟的思想。

第三，把商業原則即物質利益的原則引入國有企業。十月革命勝利后，蘇維埃政權展開了國有化運動，完成了大工業企業國有化的任務。列寧認為，在大力發展商業的過程中，應把商業原則即物質利益的原則引入國有企業。1921年10月，他撰寫了《〈按商業原則辦事〉一文提綱》和《一篇文章或講話的兩份綱要》，集中論述了這一問題，并在有關會議上的報告中明確地提出這一問題。他指出，把商業原則引入國有企業，企業實行經濟核算，用有關經濟指標如利稅等作為評價企業經營效果的標準；把企業的效益同職工的個人利益相關聯，同工資掛鉤，“我們不應當規避商業核算，而應當懂得，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創造起碼的條件，使工人不僅在工資方面，而且在工作量等方面得到滿足。只有在商業核算這個基礎上才能建立經濟。”[4]239“必須把國民經濟的一切大部門建立在同個人利益的結合上面。”[4]191“應當收回成本”，反對懶惰、辦事馬虎和紀律松弛，講究“經營有方”，“使每個國營企業扭虧為盈”。在列寧看來，把商業原則引入企業管理，要求根據市場的需要組織生產。針對俄國農村市場十分廣大的事實，列寧在有關文稿中寫道：“為農民市場、農民的消費服務；尋求消費者；滿足他們的需要；進行計算；獲取贏利；商業核算。”[4]243顯然，上述列寧的思想，實際上是利用市場關系和原則搞好國有企業的思想。

第四，共產黨人應該善于同外國人“做生意”。僅1921年，蘇俄從國外訂購了幾千臺機車，幾百輛油罐車，還進口了一千多萬普特糧食。列寧由此得出一個結論：西方各資本主義國家同蘇俄之間有經濟聯帶關系，發展相互間的貿易對各方都有利，蘇俄應當積極發展對外貿易。次年4、5月間，歐洲20多個國家在意大利的熱那亞舉行國際經濟和財政會議，此前列寧在黨的十一大報告中說，蘇俄共產黨人歡迎熱那亞會議的舉行，并且準備以商人的身份出席會議，去同外國資本家談生意，只要資本主義國家還存在，蘇俄就必須同它們做生意。列寧提出，要善于同外國人做生意：“我們要做生意，他們也要做生意。我們希望做有利于我們的生意，而他們希望做有利于他們的生意。至于斗爭將怎樣展開，這要看我們外交家的藝術了。”[5]70他根據對資本主義國家政治趨向及特點的分析，把這些國家區分為“醉心于武力解決問題的國家”與主張“和平主義”的國家，告誡蘇俄代表區別看待，用不同的態度與策略同它們談生意：“如果一個商人不善于掌握這種區別，不能使自己的策略適應這種情況來達到實際目的，那他就是個蹩腳的商人”[5]70。顯然，同外國資本家做生意的思想，具有國內市場同國際市場接軌的思想因素。

上述列寧的思想，是利用市場發展經濟的思想。所謂利用市場發展經濟，基本的條件是需要形成市場經濟。根據上述列寧的思想，各種經濟形式包括個體生產、私人工商業企業、國家資本主義企業和國有企業等等，都可以存在和發展下去；生產者與生產者之間可以進行自由貿易，商品交換和商業是實現企業與企業、城市與農村之間經濟聯系的紐帶；企業根據商業和市場的原則進行內部管理，并且根據商品市場的需要組織生產。這說明列寧已經描繪了當時蘇俄市場經濟的輪廓。所謂利用市場發展經濟，關鍵的環節是無產階級國家對市場的利用。在列寧看來，俄國無產階級建立了蘇維埃國家，面臨著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任務，新的無產階級國家可以利用市場關系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

中國共產黨人的理論發展之一：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

當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并且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不斷地探索，形成和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的理論。

1.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可以搞市場經濟的觀點。馬克思、恩格斯曾認為，社會主義社會里沒有商品交換和貨幣。前文列寧的思想，是無產階級國家利用市場發展經濟的思想，當時的蘇俄沒有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因而列寧的思想不是社會主義社會建立或者發展市場經濟的思想。社會主義社會能否建立市場經濟，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遇到過且沒有予以回答的新課題。當代中國共產黨人通過探索，逐步地認識到，社會主義社會可以搞市場經濟。早在1979年11月鄧小平指出：“說市場經濟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6]236隨著我國改革開放事業的發展，他反復地、深入地論述了這個問題。在1987年十三大召開前夕，他指出：“為什么一談市場就說是資本主義，只有計劃才是社會主義呢?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只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好處，就可以利用。它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社會主義的。”[7]203他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說：“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7]373上述鄧小平一系列論斷的意思十分明確：市場經濟作為發展經濟與生產的一種手段和方法，可以同現代世界上性質各異的社會制度相聯系，即它不僅可以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不僅可以為資本主義制度所利用，而且可以同社會主義制度聯系起來，可以為社會主義制度所利用。此后，中國共產黨人堅持了這一思想。1992年10月，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提出：“傳統的觀念認為，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特有的東西，計劃經濟才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十三屆四中全會后，提出建立適應有計劃商品經濟發展的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特別是鄧小平同志今年初重要談話進一步指出，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這個精辟論斷，從根本上解除了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看作屬于社會基本制度范疇的思想束縛，使我們在計劃與市場關系問題上的認識有了新的重大突破。”[8]226這既是對鄧小平重要論斷及思想的肯定，也是對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市場經濟的肯定。

2.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要特征的觀點。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經濟發展的手段，不同性質的社會制度都可以利用。但是中國作為一個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奮進幾十年、基本建成且不斷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市場經濟會不會有一些不同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特征？這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在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必須予以回答的問題。就此，鄧小平說：“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雖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間的關系，當然也有同集體所有制之間的關系，也有同外國資本主義的關系，但是歸根到底是社會主義的，是社會主義社會的。”[6]236這里他強調中國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或社會主義社會的，即中國的市場經濟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1992年6月，在提及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征時說：“一是在所有制結構上，堅持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和其他經濟成分為補充，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二是在分配制度上，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允許和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防止兩級分化；三是在運行機制上，把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長處有機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各自的優勢作用，促進資源優化配置，合理調節社會分配。”[8]202他的這個論斷，從所有制結構、分配制度和運行機構等方面，指明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征，即社會主義因素同非社會主義因素相聯系，社會主義的因素占主導地位。1993年12月，進一步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它在所有制結構上、分配制度上、宏觀調控上具有鮮明的社會主義特征，因而也具有資本主義不可能有的優勢。”[8]355

3.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的和任務的觀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經濟建設事業，同黨的宗旨以及黨領導的各項事業的目的和任務是一樣的。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目的在于消滅舊制度，建立新制度，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顯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使全體人民過上幸福的生活。黨領導的改革開放，目的在于革除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弊端，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創造大量的社會財富，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黨領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根本的目的和任務也是發展生產力，發展經濟，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1993年12月指出：“我們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目標和任務，就是要使國民經濟保持旺盛的生機、活力和后勁，保持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的合理和協調，保持積極的發展速度和良好的經濟效益的統一，保持生產效率和分配公平的正確結合，同時要保證農業基礎地位不斷得到鞏固，保證國有大中型企業在市場中的競爭能力和在經濟發展中的主導作用不斷得到加強，保證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和其他經濟成分積極發揮其補充作用，保證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人民生活日益改善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8]356這里他說，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目標和任務”，是達到四個“保持”，四個“保證”，歸根結底是保證“人民生活日益改善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2000年12月，進一步提出：“我們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根本目的是要提高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9]1822008年12月，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說：“我們要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繼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繼續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體系，不斷為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提供強大動力。”[10]21以上論斷，也指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以及為經濟的發展提供強大的動力。

4.關于必須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的觀點。如前所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要特征是社會主義因素同非社會主義因素相聯系，社會主義的因素占主導地位。這個主要特征已經體現了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的要求。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包括各個方面的內容，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必須將堅持這些制度與發展市場經濟緊密地結合起來。譬如，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時，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改革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加強教育、科學和文化事業，促進全社會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就此，指出：“必須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市場配置資源的有效性，使全社會充滿改革發展的創造活力。30年來，我們既在深刻而廣泛的變革中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又創造性地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好實現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任務。”[10]20這里，他肯定了黨在實踐中實現了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的要求。他還提出：“我們黨帶領人民干的是社會主義事業，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按勞分配為主體，同時又必須積極探索能夠極大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充分發揮全社會發展積極性的體制機制……我們黨提出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正確解決了關系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的一個重大問題。”[10]20這里他提出了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的途徑。綜上所述，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形成了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系統的科學的理論，包括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可以搞市場經濟的觀點，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要特征的觀點，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的和任務的觀點，關于必須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的觀點。同經典作家尤其同列寧的思想相比較，列寧關于利用現存的經濟關系包括小農經濟、私人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發展經濟的思想，關于發展城鄉商品交換的思想，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來源。但從理論的性質看，列寧的思想是“過渡時期”無產階級國家利用市場發展經濟的思想，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理論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后者的地位和意義是前者所不及的。從理論的內容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具有內容體系的嚴密性、邏輯性和系統性，這是列寧的思想所不及的。所以說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豐富和發展了經典作家的思想。

中國共產黨人的理論發展之二：形成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途徑的理論

當代中國共產黨人不僅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肯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且展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逐步形成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途徑的理論。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途徑的理論，內容十分豐富，涉及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各方面，這里只闡述若干關鍵的內容。

1.關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理論。改革開放以前，我國企業制度基本照搬蘇聯模式，其特點是指令性計劃和行政手段管理等等。改革開放以來，進行了責任制改革，開始嘗試運用經濟手段管理企業。黨的十四大在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時，將企業改革作為其中一項重要內容而提出，將其定位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抓緊的重要環節之一：“一是轉換國有企業特別是大中型企業的經營機制，把企業推向市場，增強它們的活力，提高它們的素質。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中心環節，是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和發揮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關鍵所在。”[8]228指出，要通過理順產權關系，實行政企分開，落實企業自主權，使企業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的主體，并承擔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責任。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任務，并且將現代企業制度的特征解釋如下：一是產權關系明晰，企業中的國有資產所有權屬于國家，企業擁有包括國家在內的出資者投資形成的全部法人財產權，成為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責任的法人實體。二是企業以其全部法人財產，依法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照章納稅，對出資者承擔資產保值增值的責任。三是出資者按投入企業的資本額享有所有者的權益。四是企業按照市場需求組織生產經營，政府不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五是建立科學的企業領導體制和組織管理制度，調節所有者、經營者和職工之間的關系。當代中國共產黨人高度地重視建立現代企業制度。1994年說：“不把現代企業制度搞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好像建立在沙灘上，那是不穩固的。”[8]368意思是現代企業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2008年也說：“我們著力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推動建立現代產權制度和現代企業制度，同時又注重加強和完善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克服市場自身存在的某些缺陷，促進國民經濟充滿活力、富有效率、健康運行。”[10]21在這里，他強調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任務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系統工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2.關于價格改革的理論。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市場來配置資源，實際上是遵循價值規律和自覺地按價值規律辦事，而這依賴于價格改革。但價格改革，引起價格變動特別是生活必需品價格的變動，存在著社會風險。當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任務提上日程時，中國共產黨人決心推動價格改革。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指出：“價格改革是市場發育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應當根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加快改革步伐，積極理順價格關系，建立起以市場形成價格為主的價格機制。”[8]2291992年底，他在有關會議上的講話中再次提出：“價格改革，要認真貫徹積極穩步的方針。糧食價格，將根據統一政策、分類指導、分省決策、逐步推進的原則在全國陸續放開……價格放開、經營放開以后，應該注意地區差價、季節差價、品種差價，使價格真正起到促進生產、引導消費的積極作用。”[8]296以上論斷說明，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對于價格改革態度堅定，辦法穩妥。十四屆三中全會決議確定了深化價格改革的任務：在保持價格總水平相對穩定的前提下，放開競爭性商品和服務的價格，調順少數由政府定價的商品和服務的價格；盡快取消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加速生產要素價格市場化進程；建立和完善少數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商品的儲備制度，平抑市場價格。上述理論和政策指導中國價格改革的實踐，取得了較好的成效。

3.關于金融改革的理論。金融即資金的使用和融通，是現代經濟運行的血脈。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前，金融沒有起到配置資源的作用。鄧小平曾說過，我們過去的銀行是貨幣發行公司，是金庫，不是真正的銀行。伴隨著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程，金融改革的任務提到日程上。黨的十四大報告在論及加強市場體系的培育時提出，積極培育包括債券、股票等有價證券的金融市場。十四屆三中全會決議進一步提出：發展和完善以銀行融資為主的金融市場。資本市場要積極穩妥地發展債券、股票融資。建立發債機構和債券信用評級制度，促進債券市場健康發展。規范股票的發行和上市，并逐步擴大規模。貨幣市場要發展規范的銀行同業拆借和票據貼現，中央銀行開展國債買賣。堅決制止和糾正違法違章的集資、拆借等融資活動。根據黨中央的精神，金融改革邁開步伐并穩步前進。黨的領導人繼續高度關注這個問題。1997年指出：“金融體制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的重要任務，是把銀行辦成真正的銀行。”[11]73經歷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后，2002年11月，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提出：“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優化金融資源配置，加強金融監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使金融更好地為經濟社會發展服務。”[9]5502008年以來，由美國的次貸危機演變為一場席卷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指出：“我們應該牢記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刻教訓，正本清源，對癥下藥，本著簡單易行、便于問責的原則推進國際金融監管改革，建立有利于實體經濟發展的國際金融體系。”[12]3積極推進金融改革，把銀行辦成真正的銀行，但要采取穩妥的辦法和措施，特別要注意吸取國際的經驗和教訓。

4.關于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理論。社會保障制度是社會發展的產物，建立和完善這一制度，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前提。黨的十四大報告提出，積極建立待業、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制度。十四屆三中全會決議進一步提出：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對于深化企業和事業單位改革，保持社會穩定，順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重大意義。社會保障體系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濟、社會福利、優撫安置和社會互助、個人儲蓄積累保障。社會保障政策要統一，管理要法制化。社會保障水平要與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以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適應。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辦法應有區別。提倡社會互助。發展商業性保險業，作為社會保險的補充。黨中央的上述指示精神指導了我國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實踐。黨的領導人也高度重視，不斷地提出新的論斷。1999年提出：“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內容，是順利推進企業改革和結構調整的必要條件。繼續加強以失業、養老和醫療為重點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逐步擴大覆蓋面，提高社會保障程度。要多方面籌集資金，在企業改革和重組的過程中，統籌考慮補充社會保障資金，財政也要打足預算。”[11]4422005年也提出：“依法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13]21可見，建立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關于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理論的基本內容。

總之，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就如何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或者說采取什么途徑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形成了較為系統的理論。比較而言，經典作家的思想如列寧關于利用市場發展經濟的思想，是恢復國民經濟過程中“應急”的思想和主張，雖然這些思想和主張對于當前的實踐具有借鑒的意義，但是它沒有條件形成系統的、深刻的、科學的理論。它不能有效地指導社會主義制度長時期的、在更高階段上的發展。上述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理論豐富和發展了經典作家的思想。

作者：俞良早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東方社會主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