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一篇社會經濟學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社會經濟學論文:當代社會經濟生活變化的經濟學分析

20世紀即將過去,新的世紀即將來到,在世紀之交放眼世界,社會經濟生活有些什么重大的變化呢?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萊姆特·瑟羅出版的新書《創造財富》中說:“人類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科技大發展的年代。放眼過去,到處都是令人驚奇的新生事物:‘虛擬現實’和‘網絡空間’已成為大眾的語言;‘因特網’和筆記本電腦已使電腦購物成為現實;新科技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甚至改變了人們居住空間的地緣分界……一個接一個的奇跡令人眼花繚亂,無疑,一塊充滿了新的發展機遇的領域已經展現在人們眼前。”瑟羅稱這是“第三次工業革命”。

第一次工業革命發生在18世紀末,其標志是人類生產從以農業為主轉向以制造業為主;第二次工業革命發生在19世紀末,其標志是電氣化給人類的生產、生活帶來巨大的變化(如機械動力代替了人的體力勞動,電燈、電話帶來了新的照明和通訊等);第三次工業革命發生在20世紀下半葉,其標志是人類的經濟活動從以制造業為主,轉向以服務業為主。在這樣的時代,放眼世界,社會經濟生活呈出如下變化:

(一)富者相對越來越富,窮者相對越來越窮。

在這里,“富與窮”是要表明社會財富的分配和占有在國家之間、企業之間、個人之間不平等的現象加劇。其主要原因是新技術的開發和利用,對社會財富的創造,比任何時候都快,而開發和利用新技術的企業家成為社會財富的最多擁有者。有人說“在過去15年中美國出現的億萬富翁比有史以來的總和還多”。1982年,美國只有13位億萬富翁,而到1998年秋天美國有189位富翁。這些富翁的資產價值都是在億美元以上,其中第一名是美國的比爾·蓋茨。這個公司1986年上市,當年每股獲利0.19美元,現年每股贏利有1.54美元,也就是說這10多年來每股贏利上升了8倍。但是它的股價升了500倍,今年7月16日每股價格為99.4375美元,每股價格與每股盈利相比(P/E)即市盈率是60倍,而且最近5年都穩定在這個水平。這樣使微軟股票的市值超過了5000億美元。如果未來五年能夠持續過去五年的增幅,則這一股票的市值可能超過5萬億美元,相當于美國GDP的1/10,而比爾·蓋茨的個人財產將達1萬億美元以上。如果把比爾·蓋茨的公司當成一個國家,并以GDP來衡量,則當前,它在世界上占第11位,(僅次于美國78000億美元,日本42000億美元,德國21000億美元,法國14000億美元,英國13000億美元,意大利11500億美元,中國9000億美元,巴西8200億美元,加拿大6000億美元,西班牙5300億美元)。有人說“比爾·蓋茨富有能夠敵國”,可以說毫不夸張。

從什么是財富和比爾·蓋茨對財富的占有,我們能夠得出:(1)當代,財富的創造不主要是勞動力作用于勞動對象,而主要是大腦對新技術的開發和利用;(2)財富的價值不完全取決于對財產現值的評價,更重要的取決于人們對財產的未來預期;(3)財富不僅以實在的物質產品的形式存在,而且以虛擬的有價值證券的形式存在。

富人越來越富,表明財富越來越集中,有什么力量可以使財富分散呢?答案只能是科學、技術平等的開發和利用。有人說“經濟全球化的強大動力將確保財富分散”。但不同國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經濟環境,歷史學家戴維·蘭德斯在他的《富國與窮國》一書中說:“經濟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不同的文化造就了各國經濟狀況的不同”。所以,窮者越來越窮除了因為不能平等地獲得開發和利用科技的機會外,關鍵在于社會制度、思想觀念和政策選擇存在著差距。

(二)社會和經濟發展的不均衡,人們價值觀、消費習慣的改變帶來新興產業的出現和經濟理論的調整。

由于歷史的和社會的原因,發展不均衡是始終存在的。這種不均衡不僅表現在區域經濟上,而且表現在人們的收入上。由于區域經濟和人們收入上的差距,改變著人們的價值觀、生活方式和消費習慣,這種改變產生的經濟效應不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而是社會財富的轉移。有資料表明:人們進入老年以后,閑置的貨幣收入比年輕人多,基于這種“不均衡”,聰明的企業家便建立和發展休閑產業。一些企業家利用這種不均衡成了億萬富翁。我國一些地區依靠旅游業的發展富起來了,證明了除了新技術的開發和利用外,還能夠利用社會和經濟發展中的不均衡走上致富的道路。這種變化還表明: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人們收入的增加,人類用以獲得生存資料付出的勞動時間減少,休閑時間增加。休閑時間增加為休閑產業興起創造條件,休閑產業興起不僅成為人類經濟生活的轉折點,如上述人類的經濟活動從以制造業為主轉向以服務業為主成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標志,而且改變著傳統的經濟理論和對一國經濟發展的評價。如傳統的經濟理論通常都認為“所得”與“成本”是貨幣形式的收入與支出,而當代,一些經濟學家把休閑時間的取得也認定是人類生活的所得,相反,休閑時間的喪失是人類生活的成本。再如,有的經濟學家認為,一個國家的國民所得達到一定限度后,對人類帶來的福祉、效益會逐漸遞減。因此他們反對以GDP作為國家最終追求目標,主張人類素質的提高,經濟可持續發展。這是“人本主義”觀點,其含義是,在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同時,人類獲得自身的發展。從這一觀點出發,聯合國開發計劃署1990年提出了人力發展指標。

(三)社會進步、經濟發展取決于創新變革精神。

當代各種社會主體(包括企業和個人)只有在競爭中生存和發展,生存和發展的背后意味著優勝劣汰。是自己優勝劣汰,還是讓別人優勝劣汰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選擇。讓別人優勝劣汰會形成抗爭,會遇到既得利益者的反抗,結果也許付出的成本代價大,所以,聰明的企業家通常選擇“自己優勝劣汰”,成功的企業家必須自我毀滅,才能保存自己。為此,需要走的途徑是:擴大規模;在企業內部引進和開發技術。企業擴大規模包含著破壞舊的,創造新的;引進和開發技術也是“吐故納新”。當代企業的規模擴大到一省、一國,乃至全世界,企業內部引進和開發技術的費用占了企業支出的相當比例,但必須指出引進和開發技術是一回事,利用引進、開發的技術成果使之產生效益又是另一回事

。一般說來,引進、開發技術,企業耗費的成本大,收益小,而利用已開發的技術成果對社會產生的效益大,成本小。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要發揮政府的作用,讓政府與企業合作,即開發技術由政府投資,而利用已開發的技術成果由企業投資。在這一方面,北美與歐洲相比各有特點,歐洲人與美國人一樣都注重技術開發,但歐洲人不如美國人注重已開發的技術成果的利用。

(四)政府的控制力下降,企業的擴張力上升。

政府作為社會的權威部門具有強大的控制力。雖然這種控制力主要在國內,而不主要在國外,但國外的某種因素干擾也能削弱政府的控制力。由于高科技的發展和資本追逐利潤的趨動,各國政府難以控制信息的傳遞和資本流動,特別是在改革開放的力度加大的情況下,更是如此。政府控制力的下降會產生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有序與無序”的選擇,即是選擇強化政府干預,只讓人們有必要的自由,還是弱化政府干預,讓人們有更多的自由。實踐證明:“有序”是必要的,但不能過度;“無序”也是不可少的,但不能越界。有序過度會抑制人們的革新精神和創造力;無序越界會抵銷人們的團隊精神和共合力。企業擴張力的上升,除了已開發的科技成果的推動和市場的推動外,20世紀末的企業并購起著“火上加油”和“互為因果”的作用。有人說1998年是“喜結良緣”的大好年,這一年創下了企業并購的最高記錄,全球主要工業國家企業并購事件12500多起,價值總額超過16000億美元。企業并購除了增強自己實力,增大自己無形資產,有利于競爭、提高運營效率外,重要的是控制、取代、左右一方,即控制一個行業、一個區域乃至一個國家,取代地方企業、某國企業、相關企業,左右科學技術、社會發展的趨向。要看到企業擴張力的上升,不僅影響企業自身的生產經營,而且影響到人類的政治經濟生活、社會的進步和科技的發展。

(五)通貨緊縮是下一世紀的難題。

有人說20世紀是通貨膨脹的世紀,而21世紀是通貨緊縮的世紀,理由是20世紀存在著規模巨大的、連續不斷的戰爭,戰爭使參戰國不得不實行通貨膨脹政策,進而影響全世界,而21世界戰爭將受到各種因素的抑制,人類能夠“和平共處”,通貨膨脹政策將退出歷史舞臺。這樣的評論似乎有點簡單、武斷。但不可否認,怎樣消除通貨緊縮將是21世紀的難題。

通貨緊縮,簡單地說,就是流通中作為交易媒介的貨幣減少,物價持續下跌。引起這種狀況的因素,主要有:(1)生活必需品過剩。科學技術迅速發展,財富的增長在較短的時期中超過過去的若干倍,反映在人們的勞動與收入中,是勞動時間可以大大減少,休閑時間可以相應增加。經濟學諾貝爾獎獲得者美國芝加哥大學著名經濟學家羅伯特·W·弗格爾說“在美國,一個正常的人一年可以勞動2700小時,而維持一家人的物質生活水平只要520小時,約占20%”,這表明:如果僅僅為了維持一家人的吃穿用住,則只要付出20%的勞動所掙的收入就足夠了,而80%的勞動所掙的收入處于閑置狀態。對此,他撰文說:“經濟的快速發展、消費結構將發生深刻變化,美國在1875年,食品、服裝和住房等生活必需品占消費的75%,而教育和保健僅占2%,消遣為18%。到1995年,生活必需品占消費的15%,教育和保健幾乎與食品、服裝和住房的消費份額相當。但消費中增長最大的是消遣,1995年,僅消遣一項就占到支出總額的67%”。這表明在物質產品消費基本或完全滿足以后,經濟的發展就不再以生活必需品為主了,而必須為人們提供消遣的條件,發展休閑產業。所以,當代無論是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或在部分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發展與人們消費結構的改變都存在著不適應,為人們生活必需的物質產品生產過剩。這種生產過剩,必然導致物價持續下跌。(2)生產能力過剩。不少產品的生產能力過剩,家用電器、汽車生產過剩已經是公認的事實。有資料說“世界的生產潛力至少比可預計的消費多出1/3”。在生產能力如此過剩的情況下,企業為了最大限度地發揮生產能力,存在著降價壓力,所以產品價格下跌是必然的趨勢。(3)新技術的開發和利用促使價格下降。在這一方面最明顯的是能源、礦產品和農產品,這些年來由于新技術在這些領域的廣泛運用,使得石油、黃金和農產品的價格大幅度下降。(4)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勞動成本降低。當代,隨著人口的增加,需要就業的勞動力擴大。存在著降低工資的壓力。有的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實行“彈性上班制”,這樣可以降低成本。(5)生產從高成本地區向低成本地區轉移,為價格下跌創造條件。(6)經濟危機增大降價壓力,因為只有降價,才能增加出口。

在通貨緊縮的條件下,實際利率上升(名義利率加物價下跌率),不利于債務人還債,降低投資者借錢投資的積極性,因此,要克服通貨緊縮給經濟發展帶來的危害,要在政策上調動投資者的積極性,同時著力改善供給,特別是消除生產過剩。

社會經濟學論文:當代社會經濟生活變化的經濟學分析

20世紀即將過去,新的世紀即將來到,在世紀之交放眼世界,社會經濟生活有些什么重大的變化呢?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萊姆特·瑟羅出版的新書《創造財富》中說:“人類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科技大發展的年代。放眼過去,到處都是令人驚奇的新生事物:‘虛擬現實’和‘網絡空間’已成為大眾的語言;‘因特網’和筆記本電腦已使電腦購物成為現實;新科技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甚至改變了人們居住空間的地緣分界……一個接一個的奇跡令人眼花繚亂,無疑,一塊充滿了新的發展機遇的領域已經展現在人們眼前。”瑟羅稱這是“第三次工業革命”。

第一次工業革命發生在18世紀末,其標志是人類生產從以農業為主轉向以制造業為主;第二次工業革命發生在19世紀末,其標志是電氣化給人類的生產、生活帶來巨大的變化(如機械動力代替了人的體力勞動,電燈、電話帶來了新的照明和通訊等);第三次工業革命發生在20世紀下半葉,其標志是人類的經濟活動從以制造業為主,轉向以服務業為主。在這樣的時代,放眼世界,社會經濟生活呈出如下變化:

(一)富者相對越來越富,窮者相對越來越窮。

在這里,“富與窮”是要表明社會財富的分配和占有在國家之間、企業之間、個人之間不平等的現象加劇。其主要原因是新技術的開發和利用,對社會財富的創造,比任何時候都快,而開發和利用新技術的企業家成為社會財富的最多擁有者。有人說“在過去15年中美國出現的億萬富翁比有史以來的總和還多”。1982年,美國只有13位億萬富翁,而到1998年秋天美國有189位富翁。這些富翁的資產價值都是在億美元以上,其中第一名是美國的比爾·蓋茨。這個公司1986年上市,當年每股獲利0.19美元,現年每股贏利有1.54美元,也就是說這10多年來每股贏利上升了8倍。但是它的股價升了500倍,今年7月16日每股價格為99.4375美元,每股價格與每股盈利相比(p/e)即市盈率是60倍,而且最近5年都穩定在這個水平。這樣使微軟股票的市值超過了5000億美元。如果未來五年能夠持續過去五年的增幅,則這一股票的市值可能超過5萬億美元,相當于美國gdp的1/10,而比爾·蓋茨的個人財產將達1萬億美元以上。如果把比爾·蓋茨的公司當成一個國家,并以gdp來衡量,則當前,它在世界上占第11位,(僅次于美國78000億美元,日本42000億美元,德國21000億美元,法國14000億美元,英國13000億美元,意大利11500億美元,中國9000億美元,巴西8200億美元,加拿大6000億美元,西班牙5300億美元)。有人說“比爾·蓋茨富有能夠敵國”,可以說毫不夸張。

從什么是財富和比爾·蓋茨對財富的占有,我們能夠得出:(1)當代,財富的創造不主要是勞動力作用于勞動對象,而主要是大腦對新技術的開發和利用;(2)財富的價值不完全取決于對財產現值的評價,更重要的取決于人們對財產的未來預期;(3)財富不僅以實在的物質產品的形式存在,而且以虛擬的有價值證券的形式存在。

富人越來越富,表明財富越來越集中,有什么力量可以使財富分散呢?答案只能是科學、技術平等的開發和利用。有人說“經濟全球化的強大動力將確保財富分散”。但不同國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經濟環境,歷史學家戴維·蘭德斯在他的《富國與窮國》一書中說:“經濟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不同的文化造就了各國經濟狀況的不同”。所以,窮者越來越窮除了因為不能平等地獲得開發和利用科技的機會外,關鍵在于社會制度、思想觀念和政策選擇存在著差距。

(二)社會和經濟發展的不均衡,人們價值觀、消費習慣的改變帶來新興產業的出現和經濟理論的調整。

由于歷史的和社會的原因,發展不均衡是始終存在的。這種不均衡不僅表現在區域經濟上,而且表現在人們的收入上。由于區域經濟和人們收入上的差距,改變著人們的價值觀、生活方式和消費習慣,這種改變產生的經濟效應不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而是社會財富的轉移。有資料表明:人們進入老年以后,閑置的貨幣收入比年輕人多,基于這種“不均衡”,聰明的企業家便建立和發展休閑產業。一些企業家利用這種不均衡成了億萬富翁。我國一些地區依靠旅游業的發展富起來了,證明了除了新技術的開發和利用外,還能夠利用社會和經濟發展中的不均衡走上致富的道路。這種變化還表明: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人們收入的增加,人類用以獲得生存資料付出的勞動時間減少,休閑時間增加。休閑時間增加為休閑產業興起創造條件,休閑產業興起不僅成為人類經濟生活的轉折點,如上述人類的經濟活動從以制造業為主轉向以服務業為主成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標志,而且改變著傳統的經濟理論和對一國經濟發展的評價。如傳統的經濟理論通常都認為“所得”與“成本”是貨幣形式的收入與支出,而當代,一些經濟學家把休閑時間的取得也認定是人類生活的所得,相反,休閑時間的喪失是人類生活的成本。再如,有的經濟學家認為,一個國家的國民所得達到一定限度后,對人類帶來的福祉、效益會逐漸遞減。因此他們反對以gdp作為國家最終追求目標,主張人類素質的提高,經濟可持續發展。這是“人本主義”觀點,其含義是,在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同時,人類獲得自身的發展。從這一觀點出發,聯合國開發計劃署1990年提出了人力發展指標。

(三)社會進步、經濟發展取決于創新變革精神。

當代各種社會主體(包括企業和個人)只有在競爭中生存和發展,生存和發展的背后意味著優勝劣汰。是自己優勝劣汰,還是讓別人優勝劣汰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選擇。讓別人優勝劣汰會形成抗爭,會遇到既得利益者的反抗,結果也許付出的成本代價大,所以,聰明的企業家通常選擇“自己優勝劣汰”,成功的企業家必須自我毀滅,才能保存自己。為此,需要走的途徑是:擴大規模;在企業內部引進和開發技術。企業擴大規模包含著破壞舊的,創造新的;引進和開發技術也是“吐故納新”。當代企業的規模擴大到一省、一國,乃至全世界,企業內部引進和開發技術的費用占了企業支出的相當比例,但必須指出引進和開發技術是一回事,利用引進、開發的技術成果使之產生效益又是另一回事。一般說來,引進、開發技術,企業耗費的成本大,收益小,而利用已開發的技術成果對社會產生的效益大,成本小。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要發揮政府的作用,讓政府與企業合作,即開發技術由政府投資,而利用已開發的技術成果由企業投資。在這一方面,北美與歐洲相比各有特點,歐洲人與美國人一樣都注重技術開發,但歐洲人不如美國人注重已開發的技術成果的利用。

(四)政府的控制力下降,企業的擴張力上升。

政府作為社會的權威部門具有強大的控制力。雖然這種控制力主要在國內,而不主要在國外,但國外的某種因素干擾也能削弱政府的控制力。由于高科技的發展和資本追逐利潤的趨動,各國政府難以控制信息的傳遞和資本流動,特別是在改革開放的力度加大的情況下,更是如此。政府控制力的下降會產生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有序與無序”的選擇,即是選擇強化政府干預,只讓人們有必要的自由,還是弱化政府干預,讓人們有更多的自由。實踐證明:“有序”是必要的,但不能過度;“無序”也是不可少的,但不能越界。有序過度會抑制人們的革新精神和創造力;無序越界會抵銷人們的團隊精神和共合力。企業擴張力的上升,除了已開發的科技成果的推動和市場的推動外,20世紀末的企業并購起著“火上加油”和“互為因果”的作用。有人說1998年是“喜結良緣”的大好年,這一年創下了企業并購的最高記錄,全球主要工業國家企業并購事件12500多起,價值總額超過16000億美元。企業并購除了增強自己實力,增大自己無形資產,有利于競爭、提高運營效率外,重要的是控制、取代、左右一方,即控制一個行業、一個區域乃至一個國家,取代地方企業、某國企業、相關企業,左右科學技術、社會發展的趨向。要看到企業擴張力的上升,不僅影響企業自身的生產經營,而且影響到人類的政治經濟生活、社會的進步和科技的發展。

(五)通貨緊縮是下一世紀的難題。

有人說20世紀是通貨膨脹的世紀,而21世紀是通貨緊縮的世紀,理由是20世紀存在著規模巨大的、連續不斷的戰爭,戰爭使參戰國不得不實行通貨膨脹政策,進而影響全世界,而21世界戰爭將受到各種因素的抑制,人類能夠“和平共處”,通貨膨脹政策將退出歷史舞臺。這樣的評論似乎有點簡單、武斷。但不可否認,怎樣消除通貨緊縮將是21世紀的難題。

通貨緊縮,簡單地說,就是流通中作為交易媒介的貨幣減少,物價持續下跌。引起這種狀況的因素,主要有:(1)生活必需品過剩。科學技術迅速發展,財富的增長在較短的時期中超過過去的若干倍,反映在人們的勞動與收入中,是勞動時間可以大大減少,休閑時間可以相應增加。經濟學諾貝爾獎獲得者美國芝加哥大學著名經濟學家羅伯特·w·弗格爾說“在美國,一個正常的人一年可以勞動2700小時,而維持一家人的物質生活水平只要520小時,約占20%”,這表明:如果僅僅為了維持一家人的吃穿用住,則只要付出20%的勞動所掙的收入就足夠了,而80%的勞動所掙的收入處于閑置狀態。對此,他撰文說:“經濟的快速發展、消費結構將發生深刻變化,美國在1875年,食品、服裝和住房等生活必需品占消費的75%,而教育和保健僅占2%,消遣為18%。到1995年,生活必需品占消費的15%,教育和保健幾乎與食品、服裝和住房的消費份額相當。但消費中增長最大的是消遣,1995年,僅消遣一項就占到支出總額的67%”。這表明在物質產品消費基本或完全滿足以后,經濟的發展就不再以生活必需品為主了,而必須為人們提供消遣的條件,發展休閑產業。所以,當代無論是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或在部分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發展與人們消費結構的改變都存在著不適應,為人們生活必需的物質產品生產過剩。這種生產過剩,必然導致物價持續下跌。(2)生產能力過剩。不少產品的生產能力過剩,家用電器、汽車生產過剩已經是公認的事實。有資料說“世界的生產潛力至少比可預計的消費多出1/3”。在生產能力如此過剩的情況下,企業為了最大限度地發揮生產能力,存在著降價壓力,所以產品價格下跌是必然的趨勢。(3)新技術的開發和利用促使價格下降。在這一方面最明顯的是能源、礦產品和農產品,這些年來由于新技術在這些領域的廣泛運用,使得石油、黃金和農產品的價格大幅度下降。(4)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勞動成本降低。當代,隨著人口的增加,需要就業的勞動力擴大。存在著降低工資的壓力。有的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實行“彈性上班制”,這樣可以降低成本。(5)生產從高成本地區向低成本地區轉移,為價格下跌創造條件。(6)經濟危機增大降價壓力,因為只有降價,才能增加出口。

在通貨緊縮的條件下,實際利率上升(名義利率加物價下跌率),不利于債務人還債,降低投資者借錢投資的積極性,因此,要克服通貨緊縮給經濟發展帶來的危害,要在政策上調動投資者的積極性,同時著力改善供給,特別是消除生產過剩。

社會經濟學論文:蘇聯社會經濟學意識研究

本文作者：希羅科拉德

為了能夠活下去，人們要么完全脫離學術工作[沙波什尼科（Н.Н.Шапошнико）]，要么完全更改學術專業，停止研究經濟理論問題[斯盧茨基（Е.Е.Слуцкий）]，要么投入執政黨領導發起的同“人民敵人”斗爭的運動[皮里亞文（Пилявин）]。在后一種情況中，科學被意識形態所頂替，而學者則變成了黨的宣傳員。后一種社會學的“學者”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人數眾多，正是其中的一些人構成了那時蘇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隊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在我國經濟學所處的這種艱難時刻開始形成的。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過程是按照上級命令進行的，并非經濟科學內部的發展邏輯使然。

1936年年初，聯共（布）中央通過關于政治經濟學大綱和教科書的決定。其中談到教授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必要性。20世紀30年代中期之前，人們在“蘇維埃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這門課在1933年取代了“蘇維埃經濟理論”，然而在理論和方法方面兩者并無太大差別）的框架內研究了蘇維埃經濟。這純粹是描述性的教程。它們給學生提供未經加工的說明國民經濟某些部門發展的實際材料，經濟政策的主要措施。實際上其中并沒有理論，如果除去諸如“計劃（蘇維埃經濟理論）或者無產階級專政（經濟政策）乃是蘇維埃經濟運動的規律”之類的議論。經過對上述聯共（布）中央決定的討論達成共識：經濟政策教程“乃是經濟措施史教程，而不是政治經濟學教程。那種經常建立在部門觀之上的經濟政策教程，不能深入說明整個蘇維埃經濟制度發展的基本特點和規律性”③。

然而，承認對蘇聯經濟做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必要性本身，遠不足以賦予這種研究以真正的理論性質。對蘇聯經濟發展動力的唯意志論的觀念仍然是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基石，也是執政黨積極灌輸的觀念，是解決這一問題難以克服的障礙。這種觀念也從蘇維埃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的教程原封不動地轉移到“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上去。身處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初創階段的波里林（Б.Борилин）強調：“社會主義經濟學的規律性是社會主義工農國家自己創造的。”④在這種方法論基礎上當然根本無法建立真正的科學。不是偶然的，常常有人抱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缺乏理論，這種怨言一直延續到偉大的衛國戰爭時期，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此時經濟理論的方法論問題被推到次要的地位。1937年4月《布爾什維克》雜志的社論指出：“……我們的經濟學雜志，例如《經濟問題》，很少或者幾乎不提理論問題。這些雜志不研究也不反映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問題。”⑤這種狀況當然不是偶然的。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在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名義下創造了階級斗爭隨著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增長而尖銳化的理論。

斯大林這樣做依據的是列寧以及斯大林本人的各種發明，尤其是上述理論。在建成社會主義基礎之后正式承認階級斗爭必然尖銳化，是為了擴大大規模鎮壓，在這以后已經幾乎沒有人來創立和發展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了——到30年代末有學識的經濟學理論家已被消滅殆盡；至于青年學者，他們無法獲得必要的理論修養，被黨教育壞了，不能把理論同意識形態區分開來。由執政黨的政策造成的戰前蘇聯經濟科學的尖銳危機明顯表現在以下事實上，1937年經濟研究所沒有發表一項學術成果，甚至一本小冊子，雖然其計劃中有137項，1937年3月，蘇聯科學院主席團認為研究所的工作不及格；1938年經濟研究所總共出版了兩本小冊子；1940年年底《經濟問題》雜志指出，“最近幾年”經濟學家的著作“幾乎沒有提出一個國民經濟的大問題”①。

直到1943年斯大林才明白，露骨的唯意志論是同真正的科學不相容的，并且這正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注定失敗的原因之一。1943年第7～8期《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雜志的社論反映了斯大林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對象和任務的新理解，其中寫道：“沒有規律，沒有合乎規律發展的地方，也就沒有科學的地位”，“一個社會，不論其形式如何，都是按照立足于客觀必然性的基礎之上的一定的規律發展的”。由此得出結論，存在客觀的社會主義經濟規律。不過立即做了重要的補充：這些規律是通過“人們的意識和意志”表現出來的，因此這是“被認識到的規律，被蘇維埃國家自覺地運用和利用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的規律”。列舉的這種規律的例子就是“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

上述補充意味著承認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客觀性質是表面上的，新觀念的真正使命是賦予當時經濟政策的重要方向以客觀經濟規律的地位，從而保持對這一政策的絕對正確的信念。竭力賦予政治口號以科學的外衣的努力在斯大林的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這種原罪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始終沒有能夠消除。在它存在的整個時期都一直在意識形態上幫助執政黨，為其服務，這是它的主要職能。赫魯曉夫時期蘇聯的主導經濟學家們指出，“我國研究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方面的基本內容”是由“蘇聯進入開展共產主義社會的建設決定的”②。稍后承認，提出開展共產主義建設這樣的目標純屬烏托邦。20世紀70年代蘇共宣布在蘇聯建設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后來承認，這過急了。蘇共中央在蘇共第27次代表大會所做的政治報告中說：“……關于發達社會主義的提法在我們這里廣泛流傳的看法是針對解決共產主義建設任務的道路和時間的簡單化的觀念的。但以后對發達社會主義解釋的著重點逐漸混亂了。

往往把事情僅僅歸結為確認成就。與此同時，把經濟轉入集約化軌道、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改善居民供應、克服消極現象等許多迫切問題卻沒有給予應有的注意。這是自覺不自覺地以特殊的方式為延緩解決業已成熟的任務做辯解。今天，在黨宣布和實施加速社會經濟發展的方針的時候，這種態度是不能容許的。”③在所有這些場合黨宣布了某種政治目標，這些目標后來又被認為是錯誤的，被遺忘了。而經濟學家每一次都要論證其偉大、其現實性，并研究達到目標的道路。稍后相關的著作也同樣被遺忘了。從以上所述可以得出結論，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首先是共產黨為解決其意識形態任務而建立的（雖然不僅限于此）。而由于黨的方針不斷變化，即使被認為蘇聯大經濟學家的著作也很快就過時了。#p#分頁標題#e#

現在只有其中的少數著作還可以用來解決迫切的經濟問題，主要是一些研究同部門經濟相關的問題或者探討經濟研究的專門方法的著作，其作者因此盡蘇聯時期最大之可能擺脫了政治和意識形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膚淺性還與下面的情況有關，即它總是把自己看作是取代當代世界經濟思想的唯一選擇，而當代世界經濟思想被它看作是“資產階級的”，因而只能予以譴責和批判。對十月革命前的多數俄國經濟學家的遺產也采取貶低或者公然敵視的態度。需要從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可悲的經驗中吸取教訓，以扭轉當代俄國經濟科學的落后狀態。

社會經濟學論文:和諧社會經濟學

一、和諧的理論

1.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MaynardKeynes，1883—1946）是英國經濟學家，1936年發表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凱恩斯認為，就業量決定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決定于消費傾向和投資引誘。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存在的資本相對過剩和嚴重的失業問題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單單依靠私營經濟的市場自動調節，不可能保證社會資源的使用達到充分就業的水平，而必須依靠國家干預經濟來提高社會的消費傾向和加強投資引誘，以擴大社會有效需求，注重財政政策的作用，采取“普遍福利”政策，增加國家投資和國家消費，甚至通過赤字財政政策，達到抑制經濟危機和充分就業的目的。

2.庇古——收入均等化

1920年，英國著名經濟學家阿瑟·賽西爾·庇古（ArthurCecilPigou，1877—1959）在其邊際效用價值學說基礎上，出版了最著名代表作《福利經濟學》，第一次建立起福利經濟學理論體系。根據邊際效用遞減的作用，如果一個人的欲望不變，他所持有的某種商品越多，那么他對增加單位所獲得的效用就越少，因而他對增加的單位愿意支付的貨幣量（單位價格）也就越少。給窮人增加一單位貨幣收入和給富人增加一單位貨幣收入相比，前者的滿足程度一般大于后者。國家可以通過國民收入再分配的調節，給低收入階層進行各種補助和救濟，向窮人提供免費教育、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公共交通、降低房價及房租等社會服務，讓社會上一切人的收入的邊際效用都趨于相當，實現社會成員“收入均等化”，使社會滿足總量增加，社會福利隨之增大。

3.艾哈德——《大眾的福利》

路德維希·艾哈德（LudwigErhard，1897—1977）在德國實施經濟改革時，提出了適應“社會市場經濟理論”的社會保障觀。在其所著《大眾的福利》一書中，比較完整的闡述了其社會保障思想：社會保障必須以經濟效率、經濟激勵為前提；社會保障必須依靠勞動者自己的力量，只有當個人負責還嫌不足或者必須停止時，國家和社會的義務才能發揮作用；現代社會保障不能涵蓋所有的群眾，必須要有限度，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公民由于地位和職業的因素完全可以自立；福利國家的路走不通，主張全體公民的自主選擇及自擔責任和風險。

4.奧肯——把“餡餅做大些”

亞瑟·奧肯（ArthurOkum，1928—1980）在分析了美國社會存在的貧富懸殊現象后，認為以機會均等促進經濟，在有效率的經濟中增進平等，當經濟“平等”與“效率”雙方發生沖突的情況下，無論哪一方犧牲都必須以公平為前提。主張依靠國家對大企業的支持，提高效率，加速經濟增長，擴大收入；通過累進所得稅、轉移支付等措施，由國家對收入再分配過程加以調節，以緩和貧富之間的對立。在這整個經濟戰略中，提高效率以促進經濟增長，乃是全局關鍵。否則，即使把經濟餡餅切得再均等，社會各階層到時也會為分割這一塊小“餡餅”而激化矛盾。

5.貝弗里奇——《社會保險與相關服務報告》

1942年12月，英國社會保險和聯合事業部際委員會主席、著名經濟學家W·H·貝弗里奇（WilliamBeveridge，1879—1963）勛爵，從英國獲得長久的安全考慮，經過周密的調查研究，向英國政府提交了一份名為《社會保險與相關服務報告》（又稱《貝弗里奇報告》）。報告提出了社會保障有三種主要途徑，1945年8月，英國工黨執政，貝弗里奇的設計報告得以實施，不僅為英國福利國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礎，也對世界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二、和諧的功能

一個和諧的社會，應當是人的生活水平不斷得到提高，公民權利不斷得到保障，綜合素質不斷得到提升，社會公平不斷得到改善的社會。

1.調節收入分配

社會保障作為一種收入分配機制，既是國家提供再分配的一種形式，又是對初次分配留下來的貧富差距進行修正。社會保障對收入再分配的效應主要表現在：一是調節代際收入再分配和代內收入再分配。二是調節同代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再分配。三是調節國民收入再分配。社會保障作為社會自我調節的手段，其作用在于干預社會再生產過程，在一定限度內減弱社會產品分配不均等的現象，給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權利予以保障。

2.促進社會公平

社會保障作為實現社會公平的一種必須手段和重要方面，是通過下列方式達到其目標的：一是為社會成員提供參與機會公平的保障。二是維持社會成員發展起點公平與過程公平。三努力縮小社會成員發展結果的不公平。當前，看病難，就業難、繳費難、維權難的問題還很突出，要下決心從根本上解決制度性建設問題。3.調整社會心理

人從需要到滿足的過程，是一個心理變化十分復雜的過程，極易引起心理與環境的失調，這時就需要對這種失調進行調適。社會保障制度正是能夠滿足人們生存需要而應運而生的社會活動的一個重要內容，扮演了調適人們心理與環境的角色：給人以滿足感，保證了每一個公民有基本的生活條件，力圖從根本上消除人與人不平等的現象。給人以安全感、尊重感和價值感。4.保護生存延續

社會保障作為社會系統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主要功能之一是保護種的繁衍和社會勞動力再生產的正常進行。人對經濟社會發展所起的作用，主要是通過人作為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統一而實現的。數千年的人類發展文明史，都是現役勞動者必然要供養后備的勞動者和退伍的勞動者的循環反復。為了使勞動力和物質資料再生產有計劃地協調發展，必須使勞動者在退出勞動年齡的基本生活需要方面得到社會保障，實現生存延續。

5.穩定社會秩序

按照美國著名的功能主義社會學家塔爾科特·帕森斯社會系統劃分的觀點，社會保障是社會穩定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全社會范圍內籌集社會保險基金，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的再分配方式，使社會成員在橫向上彼此互助互濟，在縱向上實現不同年齡勞動者的代際贍養、撫育，力求實現收入的“均等化”。這樣可以有效地緩和社會矛盾，消除社會不穩定的因素，促進社會秩序的穩定，有利于新型道德觀念的建立和延續。

三、和諧的舉措

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的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公共服務體系能力不強。因此，必須解決好人們在年老、患病、失業、工傷、生育以及生活遇到暫時困難時能夠獲得物質幫助等問題。

1.擴大就業

各級政府應當積極實施發展經濟與促進就業并舉的戰略，不斷提升經濟增長的就業容量，緩解勞動力總供給和總需求的矛盾。加大對就業困難群體的幫助扶持力度，特別是高度重視“零就業家庭”的就業問題。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和培訓，加快提高勞動者的技能和素質，培養能夠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多技能、高技能的勞動者。

2.擴大社會保險覆蓋面

社會保險覆蓋面是反映社會保障制度實施程度的重要指標。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就是擴大了社會公平。

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各級黨委、政府和有關部門要齊心協力，使社會保險覆蓋面迅速擴大。當前，要下大力氣把養老、醫療、工傷這三個險種全面覆蓋到各種所有制企業和全體職工，不僅做到政策制度全覆蓋，而且做到實際參保全覆蓋，真正實現全員參保、應保盡保。要針對全社會普遍存在的看病貴、就醫難的問題，加快醫療保險的制度改革與完善，使城鄉有別的醫療保險的覆蓋面更加合理。并應特別注意保障進城務工人員的各項社會保險權益的落實。

3.發展和諧勞動關系

勞動關系是現代社會經濟生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社會關系，勞動關系的穩定和諧直接關乎和諧社會的建設。近年來我國勞資沖突不斷上升，集體爭議以每年30%的速度遞增，勞動者的權益受到侵犯。為此，要通過加強制度機制建設，保證勞動關系協調和諧。首先，加強勞動關系法律法規體系建設，積極推動《勞動合同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的貫徹實施。其次，政府有關部門要探討建立整套應對勞資沖突的化解系統，加快勞動關系協調制度機制建設。再次，加強勞動爭議調解體系和勞動爭議仲裁制度建設，使和諧勞資關系的建設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第四，加強勞動保障監察執法，建立健全權責法定、制度配套、監察高效、保障有力、行為規范、廉潔為民的勞動保障監察體制。

4.完善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的最后的安全網。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按照當地維持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費用，并適當考慮水、電、燃煤（燃氣）費用以及未成年人的義務教育費用，并適時進行調整確定。政府民政、勞動保障部門應創造條件，不斷探索完善覆蓋城鄉居民的國家救濟、社會幫扶、勞動自救相結合的低保制度與社會保險制度相互補充的有效途徑。

5.提高財政社會保障能力

社會保障屬于最基本的公共產品。在構建和諧社會中，要加快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步伐，充分發揮公共財政的作用，科學安排和使用社會保障資金，完善就業和再就業的財政支撐體系和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使社會保險、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的保障有重要的物質基礎和財力保證。尤其要把全民低保作為社會保障的第一支柱，保證全體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權利，以解決市場經濟下初次分配造成的社會不公，使全體社會成員能夠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

摘要：經濟學為社會保障理論與政策實踐的發展提供了豐厚的營養，對解決現代社會保障制度安排中的某些政策與技術選擇難題、構建和諧社會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本文從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出發，從經濟學的視角闡述了社會保障和諧論的基本理論及功能作用，提出了為使全體社會成員共享經濟發展成果而應重視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及推進實施。

關鍵詞：經濟學；社會保障；和諧社會

利益和諧是保證社會和諧的基礎，社會保障體系又是實現社會和諧的制度支撐。在構建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下，編織一張給軟弱者以救助、國民以安全感的社會保障網，對促進經濟社會的科學發展十分重要。

社會經濟學論文:和諧社會經濟學

摘要:無論是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還是在市場經濟不發達國家，完全依靠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都不可能實現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優狀態。這種情況的存在被稱為市場失靈。造成市場失靈的原因是微觀經濟缺乏效率、宏觀經濟缺乏穩定性、社會分配缺乏與效率相適應的公平性。要解決這些問題，建設和諧社會，就必須發揮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調節作用，建立統籌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的體制機制。

關鍵詞:和諧;社會;經濟學

一、構建和諧社會的經濟學依據——市場失靈

無論是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還是在市場經濟不發達國家，完全依靠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都不可能實現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優狀態。這種情況的存在被稱為市場失靈。

1.微觀經濟缺乏效率

市場經濟中的調節機制并不一定促使微觀經濟提高效率。

（1)市場不能滿足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另外，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一些投資金額大、回收周期長、經濟效益低，同時對國計民生具有重大影響的項目，如果只是通過市場來供給，同樣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

(2)外部效應問題的存在。由于價格體系受到的影響是外來的，存在沒有經濟報償的經濟交易。這種外部性對消費者和生產者都會產生影響。似乎外部性能夠通過雙方的討價還價來解決，但是當交易成本存在時外部性則被視為市場失靈的根源。

(3)自然壟斷市場的存在。當提供某種商品的固定成本超過可變成本時，生產者為了長期保證獲得穩定的生產資料，就會與上游產業聯合或干脆將其兼并入自己的企業中，也就是說在市場的運作下生產必然導致聯合，從而導致自然壟斷。

2.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

在經濟周期的作用下，國民經濟僅靠市場來調節，尤似“孤帆航海”。在市場經濟的大海中，一旦面臨狂風暴雨般的經濟危機、股市崩潰、投機泡沫、金融危機，給予國民經濟的打擊就可能是致命的。這種不穩定性有時也表現為重復出現的通貨膨脹和失業，或消費和投資不平衡。在把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的條件下，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問題并沒有完全解決。一旦國內外市場上有些風吹草動，市場調節機制可能失靈的情況下，如果政府又缺乏有力的宏觀調控手段，就有可能引起國民經濟發展的較大波動。

3.社會分配缺乏與效率相適應的公平性

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始終存在著效率與公平的問題。市場機制不能充分發揮作用，不僅會引起效率低下問題。也可能引起分配不公問題。具體觀察我國經濟領域的實際情況，一方面存地在比較嚴重的下崗失業問題、城市居民貧困、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甚至絕對降低的問題；而另一方面又存在腐敗、不法收入、稅收體制不完善導致高收入階層沒有及時足量納稅，社會分配不公等問題。城鄉差別、區域差別、行業差別仍然廣泛存在。近年來，在經濟和國民收入快速增長，居民消費的恩格爾系數正在不斷地下降的同時，同期基尼系數卻在不斷攀升。這表明我國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經拉大。

二、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政府

現代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與公共經濟的混合經濟。公共經濟就是政府經濟，它研究的是政府部門為彌補市場缺陷的職能活動。也就是說，政府是彌補市場失靈的主體，而市場失靈又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依據，因此，政府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

1.政府經濟是彌補市場失靈的主體

(1)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經濟主體。通過基礎設施建設以保證整個國民經濟有良好的“硬件條件”。同時，政府可以承擔那些投資規模大、資金回收期長而又是對經濟發展起重大影響作用的項目，如國防建設、教育、醫療衛生等。這樣，既解決了市場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問題，保證了國民經濟正常運行。同時，政府投資在過程中還可以解決相當一部分下崗工人的再就業問題，也可以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的投資和生產，從而推動經濟的繁榮。

(2)政府可以通過建立良好的政治、經濟、法律等制度和具體的運行體制，制定各級各類中長期的發展規劃，降低交易成本，為經濟的發展創造良好的“軟條件”。制度或體制是一個國家經濟正常運行的基本保障，如缺乏良好的激勵制度，個人或企業的勤奮勞作未能獲得應有的報酬，就會降低其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小而言之是企業的損失，若社會的大氣候如此，損失的就是國家了。

(3)政府可以利用利率、國債、匯率、稅收、預算等經濟調控手段來“熨平”經濟周期，使經濟導入持續穩定的發展。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使西方世界走出了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1998年以來我國政府的積極財政政策的穩健的貨幣政策支撐，我國順利走過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歲月，而且7年來一直保持7%以上的GDP的增長率，成為世界經濟的“一枝獨秀”。(4)政府可以通過收入政策、稅收政策和其他相關政策，努力縮小地區、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通過加強對區域發展的協調和指導，積極推進西部大開發，有效發揮中部地區綜合優勢，支持中西部地區加快改革發展，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鼓勵東部有條件地區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在收入分配方面，政府要進行效率與公平兼顧的導向，通過政策的傾斜，對不同地區的社會成員之間進行公平與否評價和調整。

2.政府經濟是不和諧因素的主體。目前，我國存在眾多的不和諧因素，主要表現有以下幾方面。

(1)就業問題嚴重。據有關部門估算，在宏觀經濟運行三大指標中，就業指標最不理想，城鎮真實的人口失業率從2003年的10.99%上升到了2005年的11.45%.

(2)國內的不平等程度加劇。2004年雖然農民收入增速達近幾年的最高點，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勢頭卻沒有得到有效遏制，貧富差距嚴重。

(3)“三農”問題依然是最大的發展難題。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推進，部分處于城市邊緣地帶的郊區鎮、村逐步被劃入城市市區管理，農民變身市民。如果城市不能為他們創造就業崗位，他們就會變成城市貧民，這種情況應引起警惕。

(4)社會安全網問題。中國的問題不僅僅在于失業率高和社會差距不斷拉大，而在于缺乏一個覆蓋全社會的安全網。第五教育不平等將影響我國長期發展與和諧。在當前形勢下，教育問題必須從社會發展中單獨分離出來研究和解決。現在看來，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教育產業化、衛生產業化甚至社會事業產業化的目標和政策實際上是很模糊的，其模糊性主要表現在缺乏對于目的和手段的準確界定。

以上不和諧因素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導因素是政府，因為這些問題都是微觀經濟主體所無能為力的社會問題，其解決當然也就應當具有社會經濟管理職能的政府擔當此任。

三、構建和諧社會的關健——政府改革

政府既然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而在現實社會中又存在眾多的不和諧因素。那么，如何加快政府改革就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關健。

1.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完善制度建設

從現階段的實際出發，逐步制定和形成不同層次的、系統配套的法律法規體系。通過建章立制。為政府自身行為、社會活動和公共事業的發展提供科學的規則，為公共管理的社會化和公共服務的市場化提供制度安排。在制度的保證之下，應重點提高政府自身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和政府引導管理其他組織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

(1)要強化公共服務能力，健全公共服務體系。

(2)不斷提高社會管理水平的能力，完善人口和就業管理，加強社區管理，改進社會管理方式。

(3)要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能力，搞好市場監督和管理。減少和規范行政審批。強化政府對社會秩序特別是市場秩序的監管功能。四是加強政府部門的專業化建設，依法行政。科學行政，提高行政效率。

2.推動建立統籌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的體制機制

按照統籌方略，結合實際，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發展滯后于經濟發展的問題。構建現代化國民教育體系和終身教育體系。在保障基礎教育的同時，要不斷提高高層人才的培養能力，加快培育高水平專業技術教育體系。要加強基礎研究和高技術研究，普及科學知識，弘揚科學精神。進一步改革公共衛生管理體制，提高地區公共衛生服務水平和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能力。盡快建成覆蓋城鄉、功能完善的疾病預防控制和醫療救治體系。注重改善農村醫療衛生條件。深化文化體制改革，逐步建立黨委領導、政府管理、行業自律、企事業單位依法運營的文化管理體制。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逐步理順收入分配關系，最大程度地降低社會風險。

3.推動建立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體制機制

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戰略是政府的長遠目標，也是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必然選擇。在發展中優化經濟布局，調整產業結構，轉變增長方式，是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主要手段。要切實改變區域產業結構趨同現象，形成各具特色、整體協調的產業布局。要大力發展節材、節能、節水、節地、環境友好的高新技術，大力發展綠色制造業、服務業和環保產業，逐步形成環境友好的產業結構，推動發展模式從資源依賴和投資驅動為主向資源集約和創新驅動的模式轉變。要創建環境資源市場，有效降低治理成本。要積極拓展利用全球資源的空間，有效緩解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的矛盾。

社會經濟學論文:節水型社會經濟學

摘要：本文從資源的稀缺性出發，提出了“豐水”地區優化水資源配置的必要性，進而指出“豐水”地區建設節水型社會的重要意義；然后，通過對生產函數的描述，直觀反映了“豐水”地區建設節水型社會的過程與效果；最后，在前面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豐水”地區建設節水型社會的建議。供都江堰灌區等“豐水”地區參考。

關鍵詞：豐水節水型社會建設經濟學

目前，全社會對于水資源形勢和節約用水的認識正在不斷提高，然而在“豐水”地區是否應建設節水型社會的問題上，人們卻仍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對于“豐水”地區建設節水型社會，有的人不關心，有的人不支持，甚至還有的人只把它作為要項目、要資金的“口號”……“豐水”地區為什么要建設節水型社會，如何建設節水型社會？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問題。本文試圖運用經濟學方法分析“豐水”地區節水型社會建設的必要性和動力等問題，推進人們對“豐水”地區節水型社會建設的認識。

一、資源稀缺性與“豐水”地區優化水資源配置

水作為人類生存不可或缺的戰略資源，其總量與可利用量是十分有限的。隨著自然環境的變化，人類生產、生活水平的提高，可用水資源（下稱水資源）已經變得越來越稀缺。對水資源稀缺性的認識決定了我們必須要對水資源進行優化配置。

水資源的稀缺是長期的、全局的、絕對的，水資源的豐沛是短期的、局部的、相對的。個別地區雖然習慣上被稱為“豐水地區”，但并不意味著其可以利用的水資源是無限的。第一，“豐水”是相對的，它只是相對于其它地區“不缺水”，也就是說該地區可能是“相對缺水”。（“豐水”是一個大家廣泛使用卻沒有嚴格界定的術語，水文學在多年平均徑流量的基礎上提出了豐水年（期）、平水年（期）和枯水年（期）的概念，現實中，人們約定俗成地把長江流域以南稱為“豐水”地區，這是相對而言的。筆者認為是否“豐水”應視水資源的供需兩方面而定，同時這是一個具有動態性質的概念）；第二，該地區水資源在時空分布上極可能是不平衡的，例如四川省水資源就具有時空分布不均的特性；第三，水資源形勢正在由“豐水”向“缺水”轉化，這不僅包括自然條件的變化，用水需求量的提高，還包括人為污染造成可用水資源量的減少；第四，如果水成為商品，那么該地區對水商品的供給將是有限的。

因此，就“豐水”地區而言，雖然在某些情況下無用水之憂，但并不等于水資源不稀缺。既然水資源稀缺，那么就有必要優化配置。這里的優化既包括局部的優化，也包括全局的優化。局部的優化指在“豐水”地區內的不同地方和時期之間優化水資源配置。全局的優化則是指在“豐水”和缺水地區之間實現水資源優化配置。

二、優化水資源配置與“豐水”地區建設節水型社會

建設“節水型社會”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在此之前，人們首先提出的是“節約用水”。作為“缺水”的應對之策，其目的主要是節約水資源用量。隨著對水資源形勢和經濟社會發展認識的進一步深化，“建設節水型社會”作為一項重大戰略，提上了議事日程。

“節水型社會”充分地體現了優化水資源配置的思想。節約水資源用量只是節水型社會建設的淺層特征，而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實現用水效益的最大化，促進水資源的優化配置，實現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最終保障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才是節水型社會建設的根本目標。

“節水型社會”是實現水資源優化配置的有效戰略措施。傳統的主要依靠行政措施推動節水的做法，手段單一，管理體系不健全，公眾參與程度不夠，已經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節水型社會”通過建立以水權、水市場理論為基礎的水資源管理體制，形成以經濟手段為主的節水機制，能夠提高全社會的自覺節水意識，把節水工作貫穿于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生產生活的全過程，從根本上改變節水乏力的狀況。

“豐水”地區建設“節水型社會”是其優化水資源配置的必由之路。

首先，就局部優化而言，“豐水”地區建設節水型社會勢在必行。由于“相對缺水”的存在、水資源在季節分配上的不平衡、“豐水”向“缺水”轉化的動態性，“豐水”地區同樣面臨著節約用水、提高水資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促進經濟、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任務。那種認為“我們這里不會缺水，沒必要建設節水型社會”的觀點是一種短視的行為。

其次，就全局優化而言，節水型社會建設是“豐水”地區優化水資源配置的動力和保障。全局的優化并不必然帶來局部的優化。局部的邊際成本和收益不等于全局的邊際成本和收益，“豐水”地區就沒有自覺、自愿節約用水的動力。初始水權的確立和水市場的建立，使節約出來的水轉化為商品，轉化為經濟效益，從而使“豐水”地區的邊際成本和收益與全局的邊際成本和收益趨于一致，為“豐水”地區節水提供了動力，同時也保護了“豐水”地區節水的積極性。

三、“豐水”地區建設節水型社會的經濟學描述

為了對“豐水”地區建設節水型社會的情況進行直觀的反映，筆者將“豐水”地區節水型社會建設的經濟效果描繪如下。

（一）靜態的初始生產曲線

設靜態下全社會初始生產函數為F（X），其中F（X）代表產量，X代表水資源用量。

一般情況下，圖中橫軸代表水資源用量，縱軸代表產量。生產函數曲線BAC代表了在一定的生產水平下，水資源用量與經濟效益的關系。

BA段邊際產量遞增，隨著水資源用量的增加，產量逐漸增加；水資源用量達到A，產量達到最大；AC段邊際產量遞減，隨著水資源用量的繼續增加，產量逐漸減少。由于AC段中，水資源用量是可控的（用多少水，由人決定，用多了，可以把用水量減下去，洪澇災害除外），故用虛線表示。

（二）缺水地區建設節水型社會描述

假設缺水地區生產函數與全社會相同，水資源用量受到水資源量的限制，最大水資源量為d，那么其產量只能達到D點，無法達到A點。該地區通過建設節水型社會，提高了水資源利用效率，改變了初始的生產函數，則形成了新的曲線B‘A’C‘。

該社會通過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和效益，生產函數變為F‘（X），生產函數曲線改變為B’A‘C’，從而在可用水資源量為d時，實現了比過去D點高得多的產量D‘。我們把BAC向B’A‘C’的轉變視為節水型社會建設的過程。

可從我國的現實中找到例證。1991年以來，我國耕地平均每年因干旱受災減產糧食280億公斤，城市、工業缺水60億立方米，影響工業產值2300億元。由于缺水，我國的生產函數曲線達不到最優點A.與此同時，我國萬元GDP用水量2002年為537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這說明我們完全有可能改善生產函數，在缺水的情況下，通過建設節水型社會，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實現高得多的GDP.

（三）“豐水”地區建設節水型社會描述

以都江堰市為“豐水”地區代表，在現有的用水水平或者說生產函數下，可用水資源量有時為d（不妨設為最小值），小于最佳需求量a，有時為e（不妨設為最大值），大于最佳需求量a.在后一種情況下，為了達到經濟效益的最大值，都江堰市放棄了多余水量，故其產量在D和A之間變動。

都江堰市建立節水型社會也可能會出現兩種不同的效果。

建立了如缺水地區的生產函數，通過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益和效率，實現在較少的可用水資源量X下的較高產量F‘（X），如：在d下的產量D’。這時，一方面，實現了較高的產量F‘（X），（F’（X）屬于[D‘，A’]）；另一方面，節省了水資源e-X（（e-X）屬于[0，e-d]），進入水市場，帶來了直接經濟效益（未考慮初始水權界定限制）。

另建立了新的生產函數，通過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實現在較多的可用水資源量X下的較高的產量F‘（X）。這時，一方面，實現了較高的產量F’（X）（F‘（X）屬于[D’，E]）‘；另一方面，節省了水資源e-X（（e-X）屬于[0，e-d]），進入水市場，帶來了直接經濟效益（未考慮初始水權界定限制）。

總之，促使生產函數優化的過程就是“豐水”地區節水型社會建設的過程。雖然這個過程漫長而復雜，需要應對各種影響因素的變化以及帶來的各種風險，但是描述，我們可以看到，“豐水”地區建設節水型社會的經濟效益是顯而易見的。

四、推進“豐水”地區節水型社會建設的對策思考

上面的分析對生產函數進行了簡化，以直接地描述節水型社會的過程。實際上產量不僅是用水量的函數，更是其它多個自變量的函數F（X1，X2，X3，X4，X5…），我們可以把X1、X2、X3、X4、X5分別定義為水資源用量、勞動力素質（包括用水意識）、生產技術（包括用水技術）、生產結構（包括用水結構）、經濟體制（包括管水體制）等。生產函數之所以能夠變化，是眾多自變量共同作用的結果。優化生產函數，建設節水型社會也必須從以上眾多因素入手。

當前，推進“豐水”地區節水型社會建設首先要提高“豐水”地區政府、企業、公眾對水資源形勢的認識，充分認識水資源的稀缺性，克服“我們不缺水，不需要節水”的片面觀念，增強人們對“豐水”地區建設節水型社會重要性和緊迫性的認識。

其次，進一步完善已有的工作手段，改進節約用水工作，提升用水技術和生產結構。制定好流域水資源規劃、產業結構調整規劃，加大節約用水投入，加強水資源項目建設，實施總量控制定額管理，推行計劃用水超計劃累進加價制度、推廣應用節水技術和器具、實施節水三同時四到位等，充分利用現有的法律、經濟、行政手段優化水資源配置。

第三，加大制度創新力度，加快節水型社會建設，建立以水權、水市場理論為基礎的水資源管理體制，形成以經濟手段為主的節水機制，解決“豐水”地區節水型社會建設成本收益不對稱的問題，從根本上建立“豐水”地區優化水資源配置的長效機制。在水權、水市場制度建立之前，建議國家考慮對“豐水”地區節水、調水區調水給予適當的轉移支付。

第四，建立健全專職節水工作機構和投入機制，加大節水行業的科研和培訓力度，培養高素質的管理隊伍，加快節水型社會的建設步伐，提高節水型社會建設的管理水平和質量。

社會經濟學論文:社會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與重建依據

我們把市場競爭中的弱勢群體及其轉化機制確定為社會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包含著前后相關的兩個問題，一是市場競爭中的弱勢群體范疇是怎么來的；二是這樣思考的依據是什么。 1、市場競爭中的弱勢群體范疇來源 中國市場化取向改革的20多年里，對于“三農”問題，中共中央發了7個“一號文件”；失業問題，社會除了逐步建立和完善保障制度之外，央行等4家宏觀決策機構于2002年12月，頒布了《下崗失業人員小額擔保貸款管理辦法》；中小企業問題，政府更是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直至2002年6月29日“人大”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小企業促進法》。這樣，對它們進行科學抽象和綜合研究，就存在一個客觀的現實基礎；把這些群體共同面臨的生存和發展環境，共同的生產和交換活動，共同的要求和愿望，抽象出來進行綜合研究，是理論工作者責無旁貸的使命。這就是市場競爭中的弱勢群體范疇對象及來源。 市場競爭中的弱勢群體與社會保障意義上的弱勢群體不同。第一，前者具體是指農民、失業工人、個體工商戶和中小企業主，偏重于對象的機會缺失，后者具體是指老、弱、病、殘以及婦女和兒童，偏重于對象的生理特點；第二，前者一般都有勞動能力，一部分人還有科技能力和管理能力，其中不乏創造性人才，需要的是公平、合理的機會，后者一般都缺乏生存和發展的能力，需要的是社會的救濟和關愛；所以第三，研究前者的目的為了發現、發明或創建新的社會運行機制，研究后者的目的是為了完善社會分配救助辦法。 我們之所以把市場競爭中的弱勢群體與社會保障意義上弱勢群體區別開來，目的之一就是要把社會經濟學與福利經濟學區別開來。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2、社會經濟學重建的確定依據 社會經濟學重建的確定依據來自歷史的思想材料和現實的社會實踐兩個方面。 第一，歷史的思想材料。任何新的學說必須首先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重建社會經濟學也不例外。我們通過學術檢索和學術追蹤，確認西斯蒙第是社會經濟學的創始人。社會經濟學的開山之作雖然叫《政治經濟學新原理》，但內容卻是反映小生產者的利益并為之服務的知識體系，《共產黨宣言》稱之為“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理也在這里。 第二，現實的社會實踐。除了宗教，實證哲學和唯物辯證法都承認，理論來源于實踐。即便科學史上沒有社會經濟學或“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我們也要創造這樣一種知識體系出來。因為市場競爭中的弱勢群體是客觀存在，社會為轉化市場競爭中的弱勢群體出臺了那么多的政策和法規，作為理論工作者特別是從事基礎研究的理論工作者，不能熟視無睹，必須面對，必須對這種社會現象給予科學解釋和系統說明。 到目前為止，社會經濟學內部已經形成了兩個流派，一個是古典傳統“福利導向”的社會經濟學，簡稱“福利學派”；一個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貝克爾等人在“經濟帝國”思想支配下創建的社會經濟學，簡稱“帝國學派”。我們研究方向的定位是“邊緣學派”。“邊緣學派”與“福利學派”的區別在于，作力點不是社會財富分配不公，而是發現或設計新的社會運行機制，使我們所關注的社會群體有為社會創造更多財富的公平機會；“邊緣學派”與“帝國學派”的區別在于，作力點不是分析解剖妨礙人們“清休”、影響人們安全的各種社會現象，而是要對形成物欲橫流、以強凌弱社會的運行機制進行全面反思。

社會經濟學論文:網絡時代社交的社會經濟學

計算Facebook的路數的“棋譜”有兩門，分別是社會學和經濟學。社交網絡這盤棋，棋路與其它的棋非常不同。一方面，要有經濟學家的算路，否則就會象推特那樣，叫好不叫座；另一方面，要有社會學家的算路，否則就會象Myspace那樣“速滅殺丁”。

鑒于國內還看不到一家SNS（社會網絡化服務）可以很好平衡這門算路，后來者目前就有一個很好的居上機會，通過掌握深入的算路，提前發現未來商機，實現咸魚翻身。

沿著Facebook的方向，再往前走幾步，我們將期待怎樣的未來？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借助理論。如果把人生比成一盤棋，理論家好比支招的人，他可以比下棋的人多算幾步、甚至十幾步、幾十步。

計算Facebook的路數的“棋譜”有兩門，分別是社會學和經濟學。社交網絡這盤棋，棋路與其它的棋非常不同。一方面，要有經濟學家的算路，否則就會象推特那樣，叫好不叫座；另一方面，要有社會學家的算路，否則就會象Myspace那樣“速滅殺丁”。

鑒于國內還看不到一家SNS（社會網絡化服務）可以很好平衡這門算路，后來者目前就有一個很好的居上機會，通過掌握深入的算路，提前發現未來商機，實現咸魚翻身。

網絡社交的理論界樁

網絡時代的社交有其特殊的社會和經濟學意義，從社會學和經濟學角度我們都可以了解到網絡社交的重要性，而社會學和經濟學也必須面對自己在網絡社交時代的新發展。

具體聚焦到網絡社交這個主題上來，我們發現“棋譜”或“菜譜”相當多，首先需要梳理一下。社會學與經濟學的交叉，依重心的不同，形成兩類差異很大的學科，一類叫社會經濟學，以經濟人為重心；一類叫經濟社會學，以社會人為重心。

社會經濟學，又稱社會問題經濟學（如夏普等《社會問題經濟學》第18版），內部已經形成了兩個流派：一個是古典傳統“福利導向”的社會經濟學，簡稱“福利學派”。國內這一分支的（如白雪秋 、宋國興主編《社會經濟學》）與夏普一樣，主要研究弱勢群體利益相關的貧困、失業、環境污染、走私等社會問題，與社交網絡無關；一個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貝克爾等人在“經濟帝國”思想支配下創建的社會經濟學，簡稱“帝國學派”，從經濟人角度研究成癮等社會行為背后的理性選擇。

經濟社會學，又稱新經濟社會學，以別于早期的經濟社會學。主要分為兩個流派，一個是低度社會化理論，主要從交易費用角度在經濟學中引入社會因素，如威廉姆森的制度經濟分析，國內是汪和建的《邁向中國的新經濟社會學》。一個是過度社會化的觀點。

如果以棋譜比喻，社會經濟學注重“實地”，經濟社會學注重“外勢”；如果以菜譜比喻，社會經濟學偏重“炒菜”，強調物化的因素，經濟社會學偏重 “湯菜”，強調人化（或文化）的因素。

在所有這些理論中，最有助于我們分析象Facebook這樣的SNS的理論，無疑是新經濟社會學這一支，包括格蘭諾維特的理論（代表作《鑲嵌：社會網與經濟行動》），國內有張其仔的《新經濟社會學》。因為它們與網絡社交的關系最相關。

舊經濟社會學與新經濟社會學的最大區別，就在網絡理論的有無。“新”主要新在網絡上。這個網絡雖然本意不是指互聯網，但與SNS關系更為密切，因為它是指人際互動網絡。

格蘭諾維特的社會網理論，有別于低度社會化理論之處在于，他不認同交易費用的決定作用，因為認為那太經濟化、物化，而強調信任在網絡中的作用，也就是強調人心的作用。但格蘭諾維特又不同于一般社會學家以一般道德的觀點解釋誠實行為，認為那過于社會化，“人”化，而強調在人與人互動中產生的信任起決定作用，有點象經濟學中強調的有限重復博弈對合作的影響。

打下上述這些算路上的關鍵界樁，我們就可以深入實質性的分析，看理論為網絡社會提供了什么指引，而網絡社交又給理論出了哪些難題。

網絡社交中的深度判斷

1、僅有關系不行，還要有信任

中國是個非常講關系的國家，格蘭諾維特在建立社會網理論時，特別看好中國。他說“研究社會網的社會學”“應該在中國社會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據說他愛吃中國菜，而且還能在一家一家中餐廳中比較出正宗與否。于是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的中國學生，輪流請吃，關系大為密切。以致美國學生大為吃醋，說他愛中國學生甚于美國學生。

關系并不是社會學的專利，經濟學中也有關系。當關系作為社會概念最初引入經濟學時，還不能同經濟人行為區別開來。經濟學中講的關系是契約關系，是基于原子論的一個個孤立個人之間的物化關系。

在網絡社交實踐中，我們看到一種競爭，就是以Facebook為代表的熟人網絡與Myspace為代表的生人網絡之間的競爭。按照契約關系理論以社會化為優先的標準，熟人網絡是低級的，因為是私人關系；生人網絡才是高級的，因為是公共關系。后者比前者的社會化程度高。因此應該是Myspace贏，而Facebook輸。但實際情況并不是這樣。我在Myspace死亡前半年提前給他總結的第一位死因就在這里：“Facebook的理念是分享，發展的是熟人之間的關系，做的是禮品經濟；Myspace的理念則是發現，發展的是生人之間的關系，做的社會化。Myspace把SNS誤解為社會化，是主要死因。SNS的本質是社會資本，即關系加信任，相比較而言，二者都有關系，但Myspace缺信任，因此天然有殘缺。”

我個人一直認為，把SNS當作社會化，是一個SNS從業者至今仍存在的極大思維誤區。它與扎克伯克關于SNS的原創思路正好相反。堅持認為SNS是社會化模式，會由于理論基本面上的失誤，導致商業實際操作上的兩方面誤區。一是社會化必然導向認為公共關系高于私人關系，把這一點絕對化，會把社會網操作成經濟網，而失去社會網的內在活力。二是社會化會必然導向以交易成本最低為取向，而失于發揮信任對網絡的增值作用。契約本質上是非信任關系，是在信任度為零條件下進行交易的原則。信任一直被排除在經濟學之外。按此邏輯操作，難以把建立信任這種基于“社會”的長處和優勢真正引入經濟。

我們從理論上總結出的SNS以生命換來的教訓，格蘭諾維特在互聯網出現之前，就提前預言了。問題在于搞互聯網的不愛看書，也不愛通過雜志學習知識，而偏愛拿自己的小命耍著玩。我們現在來看格蘭諾維特在四十年前指出的導致Myspace死亡的問題的理論根源所在。他在批評經濟與社會結合中的“低度社會化”傾向時，指出其中基本面上的問題在于過度迷信“經濟”，而忽視“社會”。

以經濟方式，外在地處理信任問題是否可行？威廉姆森用交易費用理論對待網絡關系中的誠信，有一個嚴重問題：它直接在理論基本面上，就會產生與網絡模式沖突的悖論。格蘭諾維特揪住威廉姆森《市場及科層》中基本觀點上的一個致命問題不放。這就是，威廉姆森交易費用理論將直接導致以科層制，而不是扁平化網絡來處理信任和網絡欺詐。格蘭諾維特譏之為缺乏文化的“利維坦”。我們不可想象SNS為解決誠信問題，而訴諸科層制的辦法。現在小結一下，社會學和經濟學在交叉融合中，對網絡社交提出的第一個指導性的意見在于，把異質關系網絡和信任，作為社會人特有的長處加以吸收。按照社會網理論推論，網絡社交中的關系應該不是指契約關系。可以認為，網絡社交所建立的關系，是有別于“你是你，我是我”的契約關系，而屬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非契約關系。不是物化的關系，而是人化的關系。這里與經濟相對的社會，不應被理解為社會化，而應理解為與物相對的心，即與物化理性相對的人本。

社會經濟學論文:和諧社會經濟學的構建方式分析

【摘要】無論是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還是在市場經濟不發達國家，完全依靠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都不可能實現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優狀態。這種情況的存在被稱為市場失靈。造成市場失靈的原因是微觀經濟缺乏效率、宏觀經濟缺乏穩定性、社會分配缺乏與效率相適應的公平性。要解決這些問題，建設和諧社會，就必須發揮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調節作用，建立統籌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的體制機制。

【關鍵詞】和諧，社會，經濟學

一、構建和諧社會的經濟學依據

1.微觀經濟缺乏效率。市場經濟中的調節機制并不一定促使微觀經濟提高效率。市場不能滿足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另外，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一些投資金額大、回收周期長、經濟效益低，同時對國計民生具有重大影響的項目，如果只是通過市場來供給，同樣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外部效應問題的存在。由于價格體系受到的影響是外來的，存在沒有經濟報償的經濟交易。這種外部性對消費者和生產者都會產生影響。似乎外部性能夠通過雙方的討價還價來解決，但是當交易成本存在時外部性則被視為市場失靈的根源。

2.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在經濟周期的作用下，國民經濟僅靠市場來調節，尤似“孤帆航海”。在市場經濟的大海中，一旦面臨狂風暴雨般的經濟危機、股市崩潰、投機泡沫、金融危機，給予國民經濟的打擊就可能是致命的。這種不穩定性有時也表現為重復出現的通貨膨脹和失業，或消費和投資不平衡。在把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的條件下，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問題并沒有完全解決。一旦國內外市場上有些風吹草動，市場調節機制可能失靈的情況下，如果政府又缺乏有力的宏觀調控手段，就有可能引起國民經濟發展的較大波動。

3.社會分配缺乏與效率相適應的公平性。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始終存在著效率與公平的問題。市場機制不能充分發揮作用，不僅會引起效率低下問題。也可能引起分配不公問題。具體觀察我國經濟領域的實際情況，一方面存地在比較嚴重的下崗失業問題、城市居民貧困、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甚至絕對降低的問題；而另一方面又存在腐敗、不法收入、稅收體制不完善導致高收入階層沒有及時足量納稅，社會分配不公等問題。城鄉差別、區域差別、行業差別仍然廣泛存在。近年來，在經濟和國民收入快速增長，居民消費的恩格爾系數正在不斷地下降的同時，同期基尼系數卻在不斷攀升。這表明我國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經拉大。

二、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

1.政府經濟是彌補市場失靈的主體

一是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經濟主體。通過基礎設施建設以保證整個國民經濟有良好的“硬件條件”。同時，政府可以承擔那些投資規模大、資金回收期長而又是對經濟發展起重大影響作用的項目，如國防建設、教育、醫療衛生等。這樣，既解決了市場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問題，保證了國民經濟正常運行。同時，政府投資在過程中還可以解決相當一部分下崗工人的再就業問題，也可以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的投資和生產，從而推動經濟的繁榮。

二是政府可以通過建立良好的政治、經濟、法律等制度和具體的運行體制，制定各級各類中長期的發展規劃，降低交易成本，為經濟的發展創造良好的“軟條件”。制度或體制是一個國家經濟正常運行的基本保障，如缺乏良好的激勵制度，個人或企業的勤奮勞作未能獲得應有的報酬，就會降低其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小而言之是企業的損失，若社會的大氣候如此，損失的就是國家了。

三是政府可以利用利率、國債、匯率、稅收、預算等經濟調控手段來“熨平”經濟周期，使經濟導入持續穩定的發展。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使西方世界走出了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1998年以來我國政府的積極財政政策的穩健的貨幣政策支撐，我國順利走過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歲月，而且7年來一直保持7%以上的GDP的增長率，成為世界經濟的“一枝獨秀”。

2.政府經濟是不和諧因素的主體。目前，我國存在眾多的不和諧因素，主要表現有以下幾方面。

一是國內的不平等程度加劇。2004年雖然農民收入增速達近幾年的最高點，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勢頭卻沒有得到有效遏制，貧富差距嚴重。

二是“三農”問題依然是最大的發展難題。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推進，部分處于城市邊緣地帶的郊區鎮、村逐步被劃入城市市區管理，農民變身市民。如果城市不能為他們創造就業崗位，他們就會變成城市貧民，這種情況應引起警惕。

三是社會安全網問題。中國的問題不僅僅在于失業率高和社會差距不斷拉大，而在于缺乏一個覆蓋全社會的安全網。教育不平等將影響我國長期發展與和諧。在當前形勢下，教育問題必須從社會發展中單獨分離出來研究和解決。現在看來，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教育產業化、衛生產業化甚至社會事業產業化的目標和政策實際上是很模糊的，其模糊性主要表現在缺乏對于目的和手段的準確界定。

以上不和諧因素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導因素是政府，因為這些問題都是微觀經濟主體所無能為力的社會問題，其解決當然也就應當具有社會經濟管理職能的政府擔當此任。

三、構建和諧社會的關健――政府改革

1.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完善制度建設。從現階段的實際出發，逐步制定和形成不同層次的、系統配套的法律法規體系。通過建章立制。為政府自身行為、社會活動和公共事業的發展提供科學的規則，為公共管理的社會化和公共服務的市場化提供制度安排。在制度的保證之下，應重點提高政府自身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和政府引導管理其他組織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要強化公共服務能力，健全公共服務體系。不斷提高社會管理水平的能力，完善人口和就業管理，加強社區管理，改進社會管理方式。要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能力，搞好市場監督和管理。減少和規范行政審批。強化政府對社會秩序特別是市場秩序的監管功能。四是加強政府部門的專業化建設，依法行政。科學行政，提高行政效率。

2.推動建立統籌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的體制機制。按照統籌方略，結合實際，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發展滯后于經濟發展的問題。構建現代化國民教育體系和終身教育體系。在保障基礎教育的同時，要不斷提高高層人才的培養能力，加快培育高水平專業技術教育體系。要加強基礎研究和高技術研究，普及科學知識，弘揚科學精神。進一步改革公共衛生管理體制，提高地區公共衛生服務水平和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能力。盡快建成覆蓋城鄉、功能完善的疾病預防控制和醫療救治體系。注重改善農村醫療衛生條件。深化文化體制改革，逐步建立黨委領導、政府管理、行業自律、企事業單位依法運營的文化管理體制。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逐步理順收入分配關系，最大程度地降低社會風險。

3.推動建立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體制機制。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戰略是政府的長遠目標，也是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必然選擇。在發展中優化經濟布局，調整產業結構，轉變增長方式，是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主要手段。要切實改變區域產業結構趨同現象，形成各具特色、整體協調的產業布局。要大力發展節材、節能、節水、節地、環境友好的高新技術，大力發展綠色制造業、服務業和環保產業，逐步形成環境友好的產業結構，推動發展模式從資源依賴和投資驅動為主向資源集約和創新驅動的模式轉變。要創建環境資源市場，有效降低治理成本。要積極拓展利用全球資源的空間，有效緩解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的矛盾。

社會經濟學論文:和諧社會經濟學分析

【摘要】無論是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還是在市場經濟不發達國家，完全依靠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都不可能實現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優狀態。這種情況的存在被稱為市場失靈。造成市場失靈的原因是微觀經濟缺乏效率、宏觀經濟缺乏穩定性、社會分配缺乏與效率相適應的公平性。要解決這些問題，建設和諧社會，就必須發揮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調節作用，建立統籌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的體制機制。

【關鍵詞】和諧，社會，經濟學

一、構建和諧社會的經濟學依據

無論是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還是在市場經濟不發達國家，完全依靠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都不可能實現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優狀態。這種情況的存在被稱為市場失靈。

1.微觀經濟缺乏效率。市場經濟中的調節機制并不一定促使微觀經濟提高效率。市場不能滿足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另外，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一些投資金額大、回收周期長、經濟效益低，同時對國計民生具有重大影響的項目，如果只是通過市場來供給，同樣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外部效應問題的存在。由于價格體系受到的影響是外來的，存在沒有經濟報償的經濟交易。這種外部性對消費者和生產者都會產生影響。似乎外部性能夠通過雙方的討價還價來解決，但是當交易成本存在時外部性則被視為市場失靈的根源。

2.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在經濟周期的作用下，國民經濟僅靠市場來調節，尤似“孤帆航海”。在市場經濟的大海中，一旦面臨狂風暴雨般的經濟危機、股市崩潰、投機泡沫、金融危機，給予國民經濟的打擊就可能是致命的。這種不穩定性有時也表現為重復出現的通貨膨脹和失業，或消費和投資不平衡。在把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的條件下，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問題并沒有完全解決。一旦國內外市場上有些風吹草動，市場調節機制可能失靈的情況下，如果政府又缺乏有力的宏觀調控手段，就有可能引起國民經濟發展的較大波動。

3.社會分配缺乏與效率相適應的公平性。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始終存在著效率與公平的問題。市場機制不能充分發揮作用，不僅會引起效率低下問題。也可能引起分配不公問題。具體觀察我國經濟領域的實際情況，一方面存地在比較嚴重的下崗失業問題、城市居民貧困、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甚至絕對降低的問題；而另一方面又存在腐敗、不法收入、稅收體制不完善導致高收入階層沒有及時足量納稅，社會分配不公等問題。城鄉差別、區域差別、行業差別仍然廣泛存在。近年來，在經濟和國民收入快速增長，居民消費的恩格爾系數正在不斷地下降的同時，同期基尼系數卻在不斷攀升。這表明我國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經拉大。

二、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

現代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與公共經濟的混合經濟。公共經濟就是政府經濟，它研究的是政府部門為彌補市場缺陷的職能活動。也就是說，政府是彌補市場失靈的主體，而市場失靈又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依據，因此，政府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

1.政府經濟是彌補市場失靈的主體

一是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經濟主體。通過基礎設施建設以保證整個國民經濟有良好的“硬件條件”。同時，政府可以承擔那些投資規模大、資金回收期長而又是對經濟發展起重大影響作用的項目，如國防建設、教育、醫療衛生等。這樣，既解決了市場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問題，保證了國民經濟正常運行。同時，政府投資在過程中還可以解決相當一部分下崗工人的再就業問題，也可以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的投資和生產，從而推動經濟的繁榮。

二是政府可以通過建立良好的政治、經濟、法律等制度和具體的運行體制，制定各級各類中長期的發展規劃，降低交易成本，為經濟的發展創造良好的“軟條件”。制度或體制是一個國家經濟正常運行的基本保障，如缺乏良好的激勵制度，個人或企業的勤奮勞作未能獲得應有的報酬，就會降低其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小而言之是企業的損失，若社會的大氣候如此，損失的就是國家了。

三是政府可以利用利率、國債、匯率、稅收、預算等經濟調控手段來“熨平”經濟周期，使經濟導入持續穩定的發展。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使西方世界走出了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1998年以來我國政府的積極財政政策的穩健的貨幣政策支撐，我國順利走過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歲月，而且7年來一直保持7%以上的GDP的增長率，成為世界經濟的“一枝獨秀”。

2.政府經濟是不和諧因素的主體。目前，我國存在眾多的不和諧因素，主要表現有以下幾方面。

一是國內的不平等程度加劇。2004年雖然農民收入增速達近幾年的最高點，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勢頭卻沒有得到有效遏制，貧富差距嚴重。

二是“三農”問題依然是最大的發展難題。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推進，部分處于城市邊緣地帶的郊區鎮、村逐步被劃入城市市區管理，農民變身市民。如果城市不能為他們創造就業崗位，他們就會變成城市貧民，這種情況應引起警惕。

三是社會安全網問題。中國的問題不僅僅在于失業率高和社會差距不斷拉大，而在于缺乏一個覆蓋全社會的安全網。教育不平等將影響我國長期發展與和諧。在當前形勢下，教育問題必須從社會發展中單獨分離出來研究和解決。現在看來，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教育產業化、衛生產業化甚至社會事業產業化的目標和政策實際上是很模糊的，其模糊性主要表現在缺乏對于目的和手段的準確界定。

以上不和諧因素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導因素是政府，因為這些問題都是微觀經濟主體所無能為力的社會問題，其解決當然也就應當具有社會經濟管理職能的政府擔當此任。

三、構建和諧社會的關健――政府改革

政府既然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而在現實社會中又存在眾多的不和諧因素。那么，如何加快政府改革就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關健。

1.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完善制度建設。從現階段的實際出發，逐步制定和形成不同層次的、系統配套的法律法規體系。通過建章立制。為政府自身行為、社會活動和公共事業的發展提供科學的規則，為公共管理的社會化和公共服務的市場化提供制度安排。在制度的保證之下，應重點提高政府自身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和政府引導管理其他組織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要強化公共服務能力，健全公共服務體系。不斷提高社會管理水平的能力，完善人口和就業管理，加強社區管理，改進社會管理方式。要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能力，搞好市場監督和管理。減少和規范行政審批。強化政府對社會秩序特別是市場秩序的監管功能。四是加強政府部門的專業化建設，依法行政。科學行政，提高行政效率。

2.推動建立統籌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的體制機制。按照統籌方略，結合實際，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發展滯后于經濟發展的問題。構建現代化國民教育體系和終身教育體系。在保障基礎教育的同時，要不斷提高高層人才的培養能力，加快培育高水平專業技術教育體系。要加強基礎研究和高技術研究，普及科學知識，弘揚科學精神。進一步改革公共衛生管理體制，提高地區公共衛生服務水平和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能力。盡快建成覆蓋城鄉、功能完善的疾病預防控制和醫療救治體系。注重改善農村醫療衛生條件。深化文化體制改革，逐步建立黨委領導、政府管理、行業自律、企事業單位依法運營的文化管理體制。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逐步理順收入分配關系，最大程度地降低社會風險。

3.推動建立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體制機制。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戰略是政府的長遠目標，也是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必然選擇。在發展中優化經濟布局，調整產業結構，轉變增長方式，是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主要手段。要切實改變區域產業結構趨同現象，形成各具特色、整體協調的產業布局。要大力發展節材、節能、節水、節地、環境友好的高新技術，大力發展綠色制造業、服務業和環保產業，逐步形成環境友好的產業結構，推動發展模式從資源依賴和投資驅動為主向資源集約和創新驅動的模式轉變。要創建環境資源市場，有效降低治理成本。要積極拓展利用全球資源的空間，有效緩解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的矛盾。

社會經濟學論文:一個社會經濟學角度的觀察和思考

[關鍵詞]權力；女性；性別差異

[摘要]女性獲得解放來自政府政策的支持與自身對其生育行為的控制，接受更多教育是女性獲得權力的有效途徑。傳統的權力部門是企業和政府部門，通過研究女性高管和女性政府官員，本文對男女在權力部門中的性別差異進行了梳理。研究發現：在企業中，女性能進入企業高管的比例遠低于男性，但現存企業女性高管比例和企業價值正相關；女性高管在企業決策方面也和男性存在著顯著的不同；而女性政府官員則對于腐敗的容忍度更低。

[中圖分類號]D4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2826（2013）05-0080-10

一、導言

大量社會學、心理學和經濟學的研究表明，女性和男性之間的性別差異顯著存在，除了表現在消費、投資，而且還表現在勞動力市場上的性別工資差距以及雇傭差異等等。事實上，全世界范圍內女性的收入都低于男性。在歐盟，這個差距大概是15%，而在英國，這個差距為17%，美國的性別收入差距為23%。更有甚者，根據聯合國的報告，這個差距在發展中國家會更大：在亞洲，這個差異大約為35%，而在非洲大約為46%，在拉丁美洲，該差異會達到51%。而且這種差距無所不在，其差異由多個內在因素導致。比如，行業差異、職業差異以及職位差異都會導致性別收入差異。一項研究發現，當女性走上企業高層后，其性別收入差距會變得更大，男女高管的性別收入差異甚至能達到30%。

這一系列數據說明，性別歧視不容忽視，而如何對其進行經驗檢驗，從貝克爾（Becker，1957）和阿羅（Arrow，1973）的研究開始，主要集中在兩個群體的收入不平等上，但很少有研究考慮到雇傭過程中的歧視行為。然而，事實上，很多領域和職業都被揭示存在基于性別差異的工作雇傭過程差異。比如說，戈爾丁和羅斯（Goldin and Rouse，2000）通過研究交響樂團的招聘發現，當在主考人和應聘者之間拉一道簾子，從而采取“盲聽”的方法，可以有效減少對于女性音樂家的性別歧視。當然，這從另一面也說明了雇傭過程的確存在著性別歧視。

更進一步地，性別差異還表現在包括風險、競爭以及社會偏好等各個方面，從而影響到人們的決策，進而影響到人們的效用函數，并最終影響其福利狀態。研究發現，女性難以和男性以相同的路徑抵達其帕累托最優。戈爾丁（Codlin，2004）的研究也表明，女性有工作但是沒有職業，女性選擇去職場工作更多地是為了生存而非進一步發展。

然而，即便如此，我們也能看到，眾多成功女性走上歷史舞臺，進入包括政治、學術以及企業經營等傳統的男性領域，而且取得了不菲的成就。那么，對這些女性而言，性別差異是否依然存在？通過研究這些有權力的女性其成功路徑和福利后果，可以進一步探究阻礙女性發展的障礙及瓶頸。而且，上述研究并沒有深入探討這些差異的表現是否是女性和男性自主選擇的結果。或者說，如果女性愿意追求和男性在面對選擇時相同的結果，現行制度環境是否提供給女性擁有和男性同樣的抵達其目的的路徑。繼而，我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賦予女性權力，而當擁有了更多發展自身的權力時，女性是否和男性有著同樣的表現？懷著這樣的疑問，本文梳理了社會經濟學方面的相關文獻，期冀能夠得到更為穩健的研究結論。

本文其余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節從避孕藥的發明和政府政策兩個層面梳理了女性獲取權力的來源；第三節基于企業中的女性，綜述了當女性擁有權力時，和男性在企業中存在哪些顯著差異；第四節則從腐敗這個社會問題出發，厘清了女性和男性在面臨腐敗時的性別差異；第五節則在總結全文的基礎上給出了現有研究的不足及以后的研究方向。

二、什么賦予女性權力：一個歷史視角

要想知道究竟是什么賦予女性權力，我們必須從歷史的視角來看待女性是如何獲取發展自身的權力的，進而得到一個思路更為清晰的研究脈絡。

首先，我們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來度量女性的發展。通常意義上，度量女性發展的指標包括以下幾項：接受大學教育的比例、職業等級、勞動參與率、初婚年齡等等。如果用這些指標來衡量，研究發現，即便女性和男性的不平等依然存在，但是女性也以比男性更快的增長速度在發展。戈爾丁等人（Goldin et al，2006）的研究也發現，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早期，女性與男性相比，包括收人及受教育程度在內的各項指標，其比率以起初很慢后來則很快的速度增長。比如說，1960年，完成本科教育的男女比例為1.60：1，在讀的男女比例為1.55：1，然而，到了2003年，這個比例變成了1：1.35和1：1.30。不僅如此，女性不單單選擇接受更多教育，其接受教育的方式也發生了顯著變化。第一，女性在中學開始接受更多的包括數學等自然科學的教育。第二，在大學，眾多女性開始選擇和男同學同樣的專業。第三，受教育程度和職業的聯系更加緊密，女性開始不僅僅只有工作，而且開始擁有屬于自己的職業。袁曉燕（2012）用中國的數據也得出了這一結論。

這一現象背后的邏輯非常清楚，一個人謀求發展，最重要的路徑之一是進入高收入行業，而更高收入的職業總是與其專業技能緊密相連，所以當年輕女性期待擁有更高的社會參與率及社會認同度，她們就會去提高自己的受教育程度，進而改變她們大學的課程和專業。而且，職業的期許會激勵女性選擇更晚的初次婚育年齡。研究發現，女性選擇更晚初婚年齡對其職業發展更為有利。當然，這一結論的一個潛在前提就是女性可以自主選擇自己的婚育年齡。是什么給予女性這樣的自主選擇權呢？戈爾丁和卡茨（Goldin and Katz，2002；2008）發現，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早期，女性的發展經歷了一個從山谷到山峰的轉變（the valley t0 the summit）。而這些轉變集中在那些20世紀40年代出生的女性身上。為什么變化會出現在這個年齡段的女性身上呢？因為20世紀60年代初期，在食物和醫藥管理委員會的許可下，口服避孕藥在已婚婦女中開始廣泛使用，到20世紀60年代末期，未婚女性也有權利使用口服避孕藥。而這恰逢40年代出生女性的生育階段。口服避孕藥的出現，使得女性可以自由控制自己的生育行為，進而降低其在婚姻方面的成本，而且將避孕的主動權更多控制在自己手里，最終使得女性可以合理規劃自己的人生。相關數據表明，20世紀70年代的女性，其受教育程度及勞動參與率都顯著提高，最終表現出性別工資差異的逐漸減小。

社會經濟學論文:從信息社會經濟學的角度談效率與公平

【摘要】西方經濟學對于效率與公平的看法以及西方經濟學錯誤的本質在于沒有區分物質社會和信息社會。信息社會經濟學對其的批判以及分別從物質社會以及信息社會不同的歷史背景下對效率和公平的看法。

【關鍵詞】效率 公平 信息

效率最開始是由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在《政治經濟學教程》中提出的，因此效率也指的是帕累托效率或帕累托最優狀態。在現代的西方經濟學中，對帕累托最優狀態主要存在著兩種解釋：第一種解釋指的就是已經沒有其他的方法來重新組織生產和分配以便增進人人的滿足狀態；另外一種解釋指的就是任何改變都不能讓一個人的境況變好而不讓別人的境況變壞的情況。

現代西方經濟學則認為，就算是最有效率的市場制度依然會產生巨大的不平等，也就是所謂的“市場失靈”。然而另外一些經濟學家，如福利經濟學家奧肯認為政府應持著公平和平等的原則對收入和財富進行分配。對于效率和公平的這個問題，西方經濟學界便產生了兩種相互對立的意見，于是就形成了兩派，也就是效率優先派和公平優先派。

效率優先派的觀點主要包括：⑴市場天生就是平等的，平等也可以通過市場自發形成的，所謂的干預也只是把一些人的收入轉移給另一些人，把一些人的偏好強加給另一些人，然而這其實就是最大的不公平。⑵通過“公平”來取得收入也是會損害效率的。如果每個人都能夠通過“公平”來取得收入，就一定會存在兩個問題，一是沒有什么體制來刺激人們去生產或者是生產得更多更好，并且實際上，大多數福利國家都存在這個問題；二是把一些人的收入轉移到另一些人手里，就會阻礙前者工作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因此而使社會效率受到損失。

持公平優先派的觀點包括：⑴不公平就會損害人們工作的熱情，以至于降低效率。并且收入分配的不公平還會導致權力和機會的不平等，這是因為在西方經濟中，權利和金錢相交換，并且權力還能夠成為財富和收入的源泉，但是財富和收入就不一定會與他們的努力程度成正比了。⑵平均分配是一種最好的分配。因為每個人需要的滿足程度是不可以用來比較的，效用的程度也是不可以量化的，因此勒納認為，既然效用不能用來測量每個人或每群人的邊際效用曲線的高低也就無法預知什么樣的分配方式可以獲得最大福利。

但是信息社會經濟學認為，西方經濟學最本質的錯誤就在于沒有看清楚物質社會和信息社會的區別。現代西方經濟學是以工業革命以前的經濟運行模式為基礎的，其研究主題基本屬于既定資源的最優配置問題，與現代社會如何創造新資源的經濟發展問題本質上是兩個不相干甚至是互不相容的問題。因此，西方經濟學可以歸結為資源配置經濟學。但是在工業革命以后，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社會經濟運行模式的改變不只是體現在簡單的收入水平方面，不只是收入增加了多少倍，而是更具有意義的社會經濟活動的內容、性質與規律的根本性變化。此時，如何創造更多新資源，可以以怎樣的方式創造怎樣的新資源，新資源的創造會產生怎樣的后果等經濟發展問題。因此，經濟學在描述現實經濟狀況時，必須立足于恰當的經濟運行模式之上，以保證其描述的合理性。即，在描述工業革命以前的經濟狀況時，應該以工業革命以前的經濟運行模式為基礎，而在描述工業革命以后的經濟狀況時，則應該以工業革命以后的經濟運行模式的特點為基礎。信息社會經濟學認為在研究效率和公平的這個問題上，首先應做的就是講社會歷史區分為物質社會和信息社會兩個階段，作為經濟分析的基礎。因為，一方面社會經濟活動是隨著歷史條件變化而變化的，不同時期，社會經濟活動會有不同的內容、特點與規律；另一方面，經濟學應該是實現現實經濟狀況的反映，它所揭示的經濟活動特征與規律，必須與一定的歷史條件相聯系，只能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特征與規律

在物質社會，由于生產的條件以及生產的方式一直不變，社會能夠追求的目標也只是維持既定資源效率最大化。由于難以有新知識出現，社會生產利用的是不變的知識體系。在生產知識基本固定的情況下，包括人的能力、國際經濟聯系以及社會制度、社會經濟活動能夠利用的種種資源、能夠采用的種種生產技術或方式和能夠生產的種種產品也都是固定不變的，并且各種經濟事物以及它們之間的聯系也都大部分是穩定的。在這種背景下，社會上的每一個人（指工作的人）都從自己的父輩學習、以及生活磨練都大致擁有了差不多的技能。因此，社會不需要專門的去強調效率，因為在物質社會的背景下所有的一切都是重復再重復的。正是大家都擁有著相同的技能，因此，這時公平就顯得尤其重要。大家付出了等效的勞動力，就應該獲得同樣的報酬。政府就應該進行干預，本著公平和平等的原則，對收入和財富進行分配。

在信息社會，由于迅速涌現的新知識的沖擊，新知識的涌現已經是一種常態，社會經濟活動所利用的生產知識體系是不斷變化的，社會能夠利用的資源、能夠采用的生產方式以及能夠生產的產品等也會不斷的變化，各種經濟事物及其之間的聯系也是處于持續的變化過程中的。因此，這個時候效率就更加重要了。人的作用對社會的影響取決于他的知識狀況。而且，在信息社會條件下，社會必需的生產知識不僅規模龐大而且基本上已脫離日常生活的范圍，使得想及時獲取必要的生產知識的人必須依靠非自動傳播渠道。人們就需要不停的通過教育等途徑不斷提高自己，以達到不斷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明顯，擁有的知識越多，能力就越強，效率也就越高，相應的也就應該得到更多的報酬。

社會經濟學論文:曲阜市肺結核病人社會經濟學調查分析

摘 要 目的:了解曲阜市肺結核病人的社會經濟學現狀,分析肺結核病病人的社會和經濟因素以及衛生服務利用特征,為改善結核病控制服務提供依據。方法:采用問卷調查法,以問卷形式對調查對象進行逐項調查和記錄。調查對象是曲阜市鄉鎮所有2008年1月1日～2009年12月31日登記的肺結核病人。結果:肺結核病人家庭經濟水平較低,門診費用與性別、年齡、報銷費用有關。結論:農村因經濟條件和醫療條件的相對落后,依然是肺結核多發地區。患者的患病因素來源于個人、家庭和不同生活環境以及衛生服務利用的差異,對肺結核病人要實行免費檢查與治療和新農合報銷政策。

關鍵詞 肺結核 社會 經濟學 衛生服務利用

肺結核是嚴重危害人類的傳染疾病。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全世界每年大約有800萬新發活動性結核病例,并造成將近300萬人口的死亡,75%的病例正處在創造經濟價值的旺盛時(15～54歲),一個成年人患結核病將平均損失3～4個月的工作日,這將使一個家庭損失20%～30%的收入,如果患者死亡將平均損失15年的收入,結核病對社會經濟造成間接影響[1,2]。據調查,曲阜市平均每年發現活動性肺結核病人400余例,由于肺結核病人治療時間較長,如果不能正規治療,極易出現耐藥,并且這部分病人是傳染源,能夠傳染給周圍人群,另外在治療期間不能從事正常的生產生活,同時,病人如果出現耐藥,將花費2萬～3萬元用于治療,在某種程度上對病人、家庭和社會造成一定的影響。

為了解我市肺結核病人的社會經濟學現狀,近期,我單位結核病防治科對2008年1月1日～2009年12月31日登記管理的肺結核病人進行社會經濟學調查,現將調查結果報告如下。

資料與方法

調查對象:2008年1月1日～2009年12月31日登記管理的601例肺結核患者。

調查方法:本次調查由結核病防治科工作人員采取面對面詢問方式收集原始數據,并有專人負責調查質量的控制和調查表的審核工作。

調查內容:本次調查內容主要包括:病人的一般信息,病人的家庭經濟狀況,包括年家庭收入、支出情況、患病前后收入對比情況等。

統計分析:對原始數據資料進行編碼整理后,全部輸入計算機,用ACCESS建立數據庫。在計算機錄入程序中設定了相應的邏輯控制及核查程序,及時指出調查填表和錄入時產生的錯誤,有效地控制錄入數據的質量。錄入完成后,進行簡單的邏輯統計分析,將異常值進行統計處理,最后將數據資料運用SPSS13.0軟件進行單因素的統計分析。

社會經濟學論文:以信息社會經濟學的視角研究我國高等教育存在的問題

自西方人力資本理論提出以來,教育問題得到了各國重視。但是,西方人力資本理論從投入產出的關系出發,把教育看成是人力資本投資,只要投入大,產出高,對社會的貢獻就大。在此基礎上,強調了高等教育的發展,因為高等教育投資對GDP的貢獻大。我國在人力資本理論的影響下,只對教育投資的規模及形式加以重視,卻忽視了教育的質量、內容等,扭曲了教育傳播知識的作用,使學生的能力得不到真正提高。信息社會經濟學因此對人力資本理論的不足進行了批判和重建。

一、高等教育的功能

信息社會經濟學認為,教育是知識傳播的途徑,是人的能力提高的決定因素之一。在知識迅速涌現的今天,人們需要掌握和吸收的知識的難度在不斷增大。隨著經濟的發展,知識不斷增長,教育的作用也越來越突出。教育分為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其中,基礎教育提供的主要是大量的基礎性知識,高等教育(大專、本科、碩士、博士)提供的主要是專業知識,它對于學生的認知能力和社會技能的提高有顯著的影響。不論是基礎教育,還是高等教育,都應該把知識的獲得作為教育的目的。一般來講,基礎教育都實現了學生們獲得知識的目的,在應試教育體制下,學生的基礎知識還是比較扎實的,而高等教育卻并沒有真正體現出對社會的貢獻。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高等教育并沒有達到增加學生的知識、提高學生的能力的目的,或者說并沒有培育出適合社會發展進步的人才,也就是高等教育的提供現代知識體系的功能沒有得到充分發揮。

二、我國高等教育存在的問題

我國高等教育不能起到有效傳播知識的作用,是由我國的教育體制、社會觀念等決定的,并不是高等教育資本投入決定的。當前,我國高等教育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1.教育質量低下。從我國高等教育提供的知識內容和結構看,我國的高等教育沒有很好地提供現代知識體系,主要表現在:首先,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高等教育提供的知識水平普遍較低,受教育者從事經濟活動的能力較低,很多畢業生都只能紙上談兵,基本沒有實際操作的經驗和能力。其次,我國高等教育專業和課程設置比較盲目,專業趨同現象嚴重,提供的知識結構不合理,傳授的知識比較陳舊,高校的教育內容與社會需求之間存在一定的偏差,也就是畢業生的能力與用人單位的需求之間存在差異。

2.教育體制不合理。我國高等教育是文憑教育機制,這會使受教育者只是為了獲得文憑或者分數,而不是為了獲得知識,也就扭曲了高等教育傳播知識的作用。另外,我國大量的人才外流使得受教育者的知識不能在我國得到有效利用,使我國比較缺乏的發展資源更加稀缺,這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很大。我國教育體制存在問題,對受教育者的學習動機也產生了不良的影響。如今,我國一些大學生把追求文憑作為學習的主要動機,在學習期間缺乏追求知識的動力和壓力。再加上通信網絡的發展,特別是網絡游戲的發展,一些高校學生不能自控,整天沉迷于網絡游戲中,學習敷衍了事,甚至投機取巧,這也使得教育傳播知識的功能被弱化。

3.教師素質比較低。教師擔負著對廣大學生傳授知識、培養能力、完善素質的責任,其自身的素質狀況對于教育的效果有直接的影響。目前,我國高校中有很多教師并沒有掌握現代知識體系,或者雖然專業理論知識比較扎實,學術研究水平較高,但教學能力不強,教學的效果也不好。

三、促進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措施

高等教育要實現知識的傳播,促進知識的增長,從而縮小或者消除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知識差距。因此,高等教育發展的措施就是盡可能地把知識充分有效地傳播給新一代。

1.轉變觀念。教育是能力提高的重要途徑,它的目的是實現知識的有效傳播。信息社會經濟學認為應該首先轉變觀念,轉變西方經濟學對我們根深蒂固的影響,深刻認識到教育是提高知識文化素質最重要的手段,是消除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知識差距的措施,而不是人力資本理論認為的人力資本投資問題,不能用成本收益比較機制來衡量。要清楚地認識到資本投入不是教育發展的決定因素,雖然投資越多對教育越有利,但并不代表投資越多教育效果越有效。教育所產生的效果主要應該取決于教育的體制、內容和結果等,資本投資只是起到輔助的作用。

2.教育體制改革。從知識傳播的角度看,高等教育要實現知識有效傳播,從而達到提高人的能力的作用,必須對高等教育發展的機制進行改進。我國高等教育機制屬于文憑教育機制,使教育不能充分有效地發揮其功能。因此,應設法建立素質教育機制,使高等教育更好地起到知識傳播的作用,培養受教育者的知識文化素質,提高動手操作能力,提高質量。同時,還應不斷深化教學改革,做到人才培養適應市場的需要。當然,還必須設法激勵受教育者追求知識的動力,讓他們有學習的壓力。

3.提高教師素質。教師的素質對于高等教育受教育者的影響比較直接,他們掌握發達的現代知識體系,對受教育者知識的傳播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對于我國高等教育來說,高校必須擁有厚基礎、強素質的高校師資隊伍,他們可以通過引進外國學者或者本國留學生,也可以通過我們國家自己培養。教師素質高,可以充分掌握發達的現代知識體系的教學水平。當然,這些也需要我國合理的教育體制、經濟運行機制的形成才能實現。

除此之外,合理的社會規范作為促進知識增長的激勵機制,對于高等教育的知識傳播也有不可忽視的作用。高等教育要順利實現其作用,教育的基礎設施和手段有助于其功能的充分發揮。因此,在強調教育體制、觀念、教師素質的同時不能忽視像社會規范、教育基礎設施等次要而必不可少的因素。

總之,對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大國來說,要實現經濟發展與知識增長,實現縮小或消除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教育是必不可少、不可替代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