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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實習工作計劃精品(七篇)

時間:2022-06-01 07:36:49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記者實習工作計劃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記者實習工作計劃

篇(1)

1.嚴格招新、充實隊伍:記者團于2月27日-3月21日在全院范圍內進行了招新,經過一輪面試、兩輪筆試,共吸納新成員14人(其中南校區7人、城中校區7人),給記者團的發展提供了新鮮的血液。并于3月24日召開了第三屆大學生記者團成立大會。

2.完善體系、明確分工:在第三屆大學生記者團成立大會上任命了團內各負責人,現實行團長負責制和組長責任制。下設采寫、網編、報編、攝影、推廣、秘書等六個組,各組按需分配人員,實行明確的責任分工,在實際工作中團結協作。并設立了討論團內事務的團委會,使團內工作更加民主化、高效化。

3.積極配合、著重宣傳:記者團在實際工作中積極服從宣傳與發展研究中心的管理,認真配合學院各部門,完成了學院各項工作的宣傳報道。主要參與了如下事情:首批教育、師范類的實習生集中實習、大學生發展指導中心成立大會、黨員“1+2”育才工程、學風建設月啟動儀式暨學風建設動員大會、長江大學入黨積極分子培訓工作現場會、學院黨校成立大會、入黨積極分子義務勞動、學風建設座談會、第五屆“文理杯”籃球賽、首屆社團活動日、自律委員會清明掃墓、青年志愿者大型奧運志愿活動、學院招聘輔導員工作等。

4.齊心協力、及時出版:在報編組成員的共同努力下,《泮池苑報》第七期已出版、發行,且推廣組在發行中,積極宣傳,現已開始有人投稿。現今第八期正進入排版階段,即將出版。

5.強化培訓、適應工作:原定新成員進行為期兩個月共八次的培訓學習,現已進行了五次:分別是由張浩主持的“新聞學理論”,魯文博主持的“自信心的樹立”,吳海良老師主持的“團隊合作”,吳輝、張浩主持的“新聞寫作與學院新聞”,《科教導報》記者何光偉主持的“新聞寫作”,通過培訓及新老成員自主的交流,新成員都已能較好的投入到工作中。

6.明確計劃、加強管理:在本學期初通過充分討論后制定了本學期的工作計劃,此后按計劃進行了逐步認真的落實。經過不斷修改最終確定了“長江大學文理學院大學生記者團章程”,且根據實際工作中遇到的情況又補充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制度,現今團內工作正不斷步入正軌。

7.完善機制、加強交流:現團內建立了專用郵箱、博客和qq群,使投稿和信息更加的快捷和便利。并與“管理學部、通明報社、葦笛文學社”組織策劃開展了“迎奧運、講文明、樹新風、創和諧”的大型系列主題活動,開始積極探索和學院其它機構進行密切的聯系合作。

二.前期工作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及處理措施:

〈一〉各組工作中出現的問題及處理意見:

1.采寫組:前期工作開展的很好,但還需提高報道速度和稿件質量。全體成員應認真學習、善于發現,爭取能在新聞報道上有一個更大的提升。新成員中彭歡、嚴帥的表現十分突出。

2.網編組:由于新成立,職責不夠明確,及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由于種種原因,工作沒有開展起來。下階段應嚴格按照《網編組成員值日表及主要職責安排》上的要求,把工作開展起來,特別是要及時,稿件最多只能壓一天,同時要保證質量,一定不能出現常識性的錯誤。

3.報編組:要大群策群力的力度,要發揮團內所有成員的力量,提升報紙的質量。一要在保留傳統欄目的同時要力爭創新,第二版開辟5個欄目,第三版開辟8個欄目,第四版出現4種以上類型的文章。二要充實稿員隊伍,爭取在每個學部都有一批優質的稿員。

4.攝影組:由于工作的特殊性,需要一定的技術含量,所以其工作一直沒有能較好的開展起來,其組員應積極交流、加強學習,盡快投入到工作中。

5.推廣組:在前期《泮池苑報》的發行上取得一些成績,但還需要加大宣傳力度。同時還應策劃一些利于交流、擴大影響的活動,把記者團整體給宣傳出去。還應積極在各學部發展一批通訊員。

6.秘書組:工作比較宏觀,但應主動發現微觀面,協助團委會把記者團的管理工作走上正軌。其組員姚禎主要對團長負責,處理記者團的一些管理事務,組員查南曲對副團長負責,主要負責《泮池苑報》的統稿等工作。

〈二〉其他問題及處理意見:

7.部分人員的工作調整:由于工作需要和對個人能力的培養,現在前期分工的基礎上,對部分人員進行調整。成員組一項:李露調采寫組,解曉倩調網編組;兼職成員一項:彭歡調秘書組,周相飛、王純調采寫組,張浩調網編組,嚴帥調報編組,姚禎、熊波調攝影組,張若昭調推廣組。

8.記者證的使用:請嚴格按照《記者證使用說明》的要求使用,并積極在工作中佩帶。

9.工作的及時性:由于新聞報道需迅速及時,請所有人能在非上課時間保持通信工具的暢通,并在接到任務后能及時趕到報道現場,一般安排的報道應提前二十分鐘到場。

10.時間的分配:要能夠合理的處理記者團的工作與學習、生活的關系,要能夠認真對待記者團的工作,要盡量能以記者團的工作為重點。

篇(2)

目前澳大利亞已有30所高校開設傳媒本科教育,西澳大學是其中之一。筆者前往西澳大學訪學期間,考察了新聞專業的課堂教學。它的新聞專業設在社會科學學院,隸屬文學院,全稱為“傳播與媒介”,是西澳大學新聞教育的主要力量,專業排名位列全球150-200位。

澳大利亞高校不只是面向國內,更面向國際招收留學生。目前只有邦德大學、查爾斯斯特大學、杰姆斯庫克大學和墨爾本皇家理工學院的部分新聞課程對本地學生有特殊要求,其他所有課程都接受來自海外學生的申請,絕大多數高校通過互聯網接受海外學生的入學要求和登記注冊,這也體現了澳大利亞新聞教育的國際化特點。

案例透析

1.課程設置。西澳大學新聞專業的主干課為傳播個案研究、傳播與大眾媒介、傳播研究項目、人類科技:辯論傳播、文化、新媒介和傳播、數字媒介、設計虛擬游戲、電視和視頻制作。這些課程涉及傳播媒介理論的核心區域,非常集中,針對性強。除了專業課程,學生還要選修一定數量的主要學位課程之外的其他學位課程即“擴展課”來擴大知識面,這些“擴展課”必須包括至少一門關注變化著的全球社會的課程,以提升學生的“全球視野”。即使加上“擴展課”,學生的課程數量也不多,平均每個學期四門課,本科生在三年時間內只要完成24門課,就符合拿到學位的條件。

2.教室授課。新聞專業的課程分兩種,一種是“大課”,一種是“指導課”。指導課更能體現出課堂的特色。學生選擇參加一定課時數的指導課,主要內容就是討論教師事先布置好的幾個選題之一。指導課配有專門的助教,教師也會參加到指導課中和學生互動。默默坐在一角背筆記是沒有分數的,為了讓教師對自己有更深的印象,就必須利用一切機會表現自己,如出眾的口才、精心的發言設計、積極的網絡互動、與教師的頻繁交流、在討論中提供有價值的內容等,向老師和其他學生證明自己的存在。而要做到這一點,課后就要花大量時間閱讀、撰寫發言稿、做好發言與討論的準備。

其實,敢于自我表達和積極準備表達素材正是傳媒人的工作狀態,而這里的學生在走出校門前,就無數次地訓練了這種工作模式。

教師講課速度都比較快,點到即止,如“傳播與大眾媒介”教師陶爾?哈珀講傳播學的“議題設置”理論,就說是誰說的,觀點是什么,再來段引文,就結束了。這主要由于全部課件和閱讀材料預先在網上公開,學生可事先預習,課后也可去看,課堂教學只是“仙人指路”而已。

3.課程考試。課堂雖然輕松,但學生最關心的考試并不太輕松。學期剛開學,教師們要花一周的時間談怎么考試,可見考試的重要。考試分為平時小測驗、論文、實習、課堂活動、指導活動等幾部分,各占一定分值。還有網絡的小測驗,學生必須先閱讀網上的相關文獻,讀完后測驗題目才顯現,須在一周內完成測驗。各種閱讀、各種測驗、各種活動,擠滿學生的課外時間,想拿高分?臨時突擊、死記硬背可不行!所以學生們蠻拼的,圖書館夜里十點鐘后依舊擠滿了人。

4.閱讀培養。在復雜的新的媒介語境中,未來的傳媒人要在短時間內形成對一個事件的正確看法,扎實的閱讀量是必不可少的。但新聞專業更強調的是:與其讓學生讀多少本書,不如讓學生形成閱讀的習慣。

]有誰天生愿意去讀艱深的理論著述,為確保學生閱讀,不少教師采用“考題刺激法”,一些小測驗每周都有,學生須在上完課后的一周時間內在網絡上讀完、答畢,題目就是基于所給閱讀材料而布置,題量不多,每次2-4道,只有一次答題機會,學生必須仔仔細細地把布置的閱讀材料看上幾遍,才能確保分數過關。這些材料多是一本書的一個重要章節,或網站上有關的內容,老師不規訓,但通過給出閱讀材料指引方向。

大部分閱讀材料都由教師提前掃描到網上,可供學生閱讀下載,契合新媒體環境下的高效特點,與其讓學生花大把時間去找資料,不如提前把資料找好讓學生看,節省學生閱讀的時間。教師除直接給出閱讀章節掃描版外,也會開列書單,書單就鏈接著學校圖書館的目錄,一點擊,就看到這本書所處的位置、目錄編號、館藏情況,大大方便學生借閱。

5.作業設計。為完成幾乎每位老師都會布置的練習作業,學生必須自組5-6人的團隊,從選題、策劃、組稿、拍攝、剪輯,都要求小組合作完成,團隊成員自己分工,然后安排工作流程,彼此保持密切聯系。

筆者曾問傳播研究項目課的教師卡特麗娜:“團隊中的導演、制片很重要,會不會給他們高分?”答:“不會。分數都一樣。”問:“團隊里有司機、后勤、化妝……他們也拿一樣的分嗎?”答:“當然,每個人在其中按照自己職業的表現才最重要,只要他們能寫出相應的報告。”這里的“報告”指在項目開始前,每位學生都要寫申請報告,陳述團隊角色與工作計劃,項目完成后還要寫總結報告,闡明實習成果。如果闡述清楚、論證完整,能證明一個司機在這個團隊中的價值,那么這個“司機”也會拿到高分。是司機很重要嗎?不是。是讓學生從一開始就知道,要學會和習慣在團隊里工作,而不是挑三揀四只撿自己喜歡的工作。工作沒有高低,只有不同而已。

學校圖書館里有專門的討論室,可供學生小組活動之用。這些遍布各樓層的討論室里經常傳出學生們嚶嚶嗡嗡的辯論聲。至于草坪上、餐館里,更是一群群的學生聚集在一起,走近一聽,他們居然很多都是在討論課堂選題。教師也會不定期進入某個團隊,和學生一起商量和討論。他們刷新了課堂的定義――什么是課堂?一個團隊的學生碰頭討論的地方就叫課堂。

課堂后會有一些小測驗要在網上完成,也考“記憶題”,就是針對一段閱讀材料回答它的主要內容,但教師會專門注明,“小測驗的所謂正確答案并非你認為正確的答案,而是所給閱讀材料認為的答案”,被稱為“假想完美原則”,意為假定閱讀的材料是對的,然后再回答,提醒學生重視閱讀的同時不能成為閱讀的奴隸,要主動思考。教師還會提供很多觀點迥異的課外閱讀材料,如《傳播與大眾媒介》課教師陶爾?哈珀提供的“媒介暴力”的材料中,既有認為媒介暴力對孩子的負面影響很大的經典的社會調查和分析,也有認為媒體不該對兒童暴力負責的文章,材料本身就是可議論的,而不是單維度的。教師看重的是閱讀本身和與閱讀相伴的獨立思考,而不是答案。

為將獨立思考貫徹到底,“辯論”幾乎是學生拿到學分必不可少的一道作業,為此還有門主干課叫作“人類科技:辯論傳播”,可見對辯論的重視。學生以組為單位開展辯論,不同組持有不同觀點,在“指導課”上辯論。為準備材料,組員們必須尋找材料支持自己的觀點并從對手角度考慮問題。

很多課堂作業讓學生設計項目,或拍攝一部作品,或開展一次調查。作業的核心就是養成遵守嚴格程序的習慣。很多作業并非讓學生真正去做項目,而是去按照嚴格的工作流程來做準備。教師會花整堂或更多的課堂時間告訴學生怎么遵守工作程序,如組織團隊、設立目標、撰寫報告,項目書該如何從價值、意義寫到預計成果,類似國內的科研項目書申報。有個細節令人印象深刻,盡管是份虛擬的報告,一定要求學生寫上花費。

啟示

1.基礎技能的培養。澳大利亞新聞專業就業競爭十分激烈,每年大概在主流媒體有 300 個左右崗位,而每年畢業生超過三倍,但新聞專業畢業生仍可在研究機構、雜志和期刊出版部門和新媒體機構供職。無論媒體格局如何變化,機會永遠都存在于那些基礎和傳統的能力上面。實踐證明,新聞專業畢業生如果能具備實際研究和生產技能、理論背景的復合式才能,對他們找到與媒體有關的高薪工作十分有利。在這種背景下,澳大利亞高校重視在傳媒理念形成、傳媒工作習慣孕育的本科階段夯實學生的思維基礎,開展不同視角的理解訓練,不僅注重想象和創新,而且強調扎實的按照流程的執行過程,力圖從基礎入手,培養學生的工作嚴謹性、閱讀廣泛性、思考獨立性、表達積極性及合作主動性,這樣的畢業生在時代的巨變中不但不會落伍,反而越來越顯現其強大的后勁。

2.課程設置的平衡。記者出身的學者華爾特?默多克(Walter Murdoch)就認為新聞教育不該在課堂進行,他戲謔地說:“我認識的最有能力的記者都沒有上過課。”他這么說的原因就在于不信任過于理論化的新聞課程,認為其對實踐不具備指導意義。從另一方面說,也對新聞課程設置上理論與實務的平衡提出了要求,這也是當時媒體人的普遍建議。新南威爾士州教育官員卡邁克爾(A.C. Carmichael)1920年在悉尼大學討論新聞業前景時就指出:對真正的記者而言,高校課程具有拓寬文化視野的影響。羅德里克(Roderick)和雷維爾(Revill)在他們合著的澳大利亞第一本新聞實習教程《記者的手藝:現代實踐的指南》中指出,高校新聞教育是有用的,但不是新聞業成功的必由之途。新聞教育需要更為廣泛綜合的知識教育,而不僅是專業教育。1955年,“記協”起草了一份新聞教學大綱,但沒有公開推出,而只是用在媒體內部的培訓中,介紹了五點培訓目標:第一,熟悉媒體各部門活動,擁有處理、收集、新聞的全部知識;第二,學習速記和打字;第三,參加高級記者或其他當局官員的新聞理論和實務講座;第四,參與實戰報道并獲得廣泛的實踐經驗;第五,陪同條線記者跑新聞并接受實踐指導。這個教學大綱注重維護新聞理論和實務訓練平衡的特點十分明顯。“記協”成員懷特提出過一份培訓課程的清單,包括英語語言、文學、哲學、憲法史、政治經濟學、政治學、三門新聞實踐課和一門選修課。“記協”塔斯馬尼亞委員會代表喬治?狄克遜(George Dixon)對課程內容則有不同意見,他主張加強理論知識在課程中的地位,他建議的課單是:論文寫作、英語語言、文學、英國通史、英國殖民地史、歐洲歷史、經濟學。“記協”采納了狄克遜的建議,認為新聞教育不應局限于新聞業務,要讓學生掌握綜合知識,形成寬廣視野,這種觀點漸漸在高校新聞教育界形成了共識。為保證學生能夠接受理論和實務相結合的教育,澳大利亞的大部分新聞教師有著豐富的實踐經驗和較高的學歷水平,只有不到5%的教師缺乏大眾媒體經驗。在加入學術隊伍之前,大多數在主流媒體上都有很長的職業生涯。只有3.6%的教師沒有正式的高等教育資質,近一半的教師正在攻讀更高的學位,很多人已經拿到了學位。在澳大利亞的新聞講師中,有七分之一的講師出版了不止一本書,大多數參與了這樣那樣的媒體顧問。

3.新聞教育價值的強化。一開始,新聞業并不認同新聞教育,尤其不認同高校的新聞課程學習,“記協”的負責人凱文?多納胡(Kevin O’Donohue)就提出:“新聞教育應該由新聞媒體的內部機構來承擔,而不是讓高校去做。”他的觀點得到了資深媒體人如澳大利亞廣播公司電視新聞編導谷雷(F.L.J. Gulley)和郵件編輯、管理總監西奧多布雷(Theodore Bray)的支持,他們認為:“見習記者唯一可行的練是報社的在職培訓。沒有報紙、電臺或電視臺會考慮在高校脫產訓練。”在類似觀點影響下,不少記者對課程學習的態度十分消極,如因為工作和上課時間沖突而逃課,一旦獲得記者身份就不再繼續學習等,華勒斯(Wallace)進一步指出,高校課程笨拙地嘗試著連接實踐和理論,但在行業人眼中,這些課程完全忽略了新聞實踐。

也有人支持高校新聞課程學習,哈德森(Hudson)認為,“在崗上課”的教育方式是行不通的,應引進美國通行的大學預備課程,讓學員全日制上課,進行系統學習。尼科爾斯(1916)就認為大學文憑對那些想從事新聞業的人是有用的,高校可以教的內容很多,包括語法、風格、一般知識、印刷機制、責任、道德等,他說:“我看不出任何理由,為什么高校不能開設新聞課程?”1968年,昆士蘭的詹姆庫克大學的羅德里克教授提出了一個至今流傳在新聞教育界的看法:如果新聞業要實現真正的專業化,就必須得到高校的支持。如果高校希望新聞教育真正得到發展,我相信,它也必須向一線記者求援。1970年代,5DN廣播電臺的新聞編輯瑞安(Ryan)發出警告稱:“記者如果只滿足于跑跑新聞,而不通過學習追求職業的專業化,就是在逃避責任。”

某種程度上說,澳大利亞新聞教育史也是一部新聞業對高校新聞教育的態度轉變史,從“文憑不是進入新聞業的先決條件”的認識,到記者應該“通過學習追求職業的專業化”的認識的轉變,揭示出了新聞教育逐步受到新聞業重視的過程,透露出在新的媒介語境中二者唇齒相依的關系。

(本文獲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江蘇藝術家與早期中國電影文化產業發展研究”(14FYS003)和江蘇省“青藍工程”項目資助)

「參考文獻

1.Woolford, D. (1983).Journalism Education: The Australian Pattern. Media Information Australia, 27, 40-43.

2.Aedy, R. (2012-04-23).Journalism education in Australia. Sydney: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3.North,L. (2010).The Gender Problem in Australia Journalism Education. Ssm Electronic Journal, 32(2):103-115.

4.Janine,L. (2006).Perspectives on assessment practices in Australian journalism education. Australian Studies in Journalism, 17, 90-103.

篇(3)

【關鍵詞】主流媒體 微博 新華視點 兩會

一年一度的全國“兩會”,不僅是中國政治經濟領域的盛事,也是中外媒體的焦點,各大媒體紛紛開足馬力,搶占輿論高地,其中,主流媒體的報道尤其值得關注。隨著科技的發展,今年全國“兩會”,國內最大的國家通訊社新華社巧借“微博”,在新浪網開設“微博”,取名“新華視點兩會微博”,第一時間將各種信息 “分段輸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新華視點兩會微博

新華視點兩會微博(下文簡稱“兩會微博”)是新華社“新華視點”欄目從2010年3月1日起在新浪網開通的專題微博,專門用于上會記者采集的現場報道和短小精悍的新聞評論,“為廣大網民記錄報道兩會上的精彩點滴”①。

“兩會微博”分為“兩會微讀”、“現場微報”、“代表委員一言”、“兩會微照”、“兩會微評”等欄目,既公布兩會議程、會議文件精華等,也發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精彩言論,還爆料會場內外的名人趣聞,上傳有意思的照片,同時,前方記者或是后方編輯還就會議新聞撰寫小評論。

“兩會微博”還動態開設即時性小欄目,諸如“代表委員侃房”、“代表委員論醫”、“關注三農”、高校“去行政化”等,就一些熱點問題搜羅會場內外的只言片語。

“兩會微博”開通后,每一條“微博”之后都會有網友跟帖,熱點話題人氣尤高,不少網民干脆將其轉發到自己的微博上,擴散到自己的人際交流圈。截至3月14日兩會閉幕,“兩會微博”共發表893篇微博,攬聚了234640個粉絲。

二、“兩會微博”活躍兩會報道

“兩會微博”存在哪些優勢?分析兩會期間“新華視點兩會微博”,可以發現微博報道在傳播時效、傳播內容和傳播方式上具有動態報道、細節生動、精辟解讀和互動參與等四個方面的優勢。

(一)新聞時時更新,熱點隨時跟蹤

新聞是“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新近’是指該新聞事件總是在離時間或離當下盡可能近的時刻‘發生’。對于電子媒體來說,及時通常意味著在剛才、當天、不久以前”②。簡言之,如果條件允許,新聞應該在第一時間得到報道,有學者于是提出網絡時代的新聞時效性理念――全時性(timelessness),考慮到受眾對新聞時效的需求,盡可能地做到實時報道。

微博作為一種新興的傳播手段,便捷(既可以通過計算機終端,又可以通過手機等)、內容精練(一般不超過140字),有利于傳播者在短時間內迅速“分享信息”,即時跟蹤事態發展,真正做到“當下新聞當下報”,將新聞理念由“TNT”(Today’s News,report Today)轉變為“NNN”(Now’s News,report Now)。

微博“通過限制信息字數、即時抵達、用戶自主收發和鑒別真偽的方式,實現了一種自主、互動、簡潔、快速的信息傳播”③。

例如,3月14日兩會閉幕,總理出席記者見面會,回答中外記者提問。見面會定在早上十點以后,“新華視點兩會微博”專設的即時性欄目“總理記者會”,從9點14分第一條該話題的微博,報道記者入場開始,就不斷更新關于見面會的消息。

見面會開始前,“兩會微博”陸續報道會場布置、請柬內容、出席見面會記者的各種行動,如記者為獲得提問機會,想方設法讓自己更加“醒目”一些:女記者穿著紅色、黃色、粉色的正裝,一些男記者也穿上西裝、打著領帶。更有攝影、攝像記者以最快的速度架設好“長槍短炮”,有記者用大衣、照相機、書包“搶占”有利地形。

見面會開始后,“兩會微博”不間斷地總理和記者之間的精彩問答,時間間隔控制在5秒鐘以內,最快的1秒鐘內了3條信息,每一條都在120個字左右。跟隨整個見面會的節奏,將重要信息滾動,不單記錄了相對完整的事件過程,更重要的是,將見面會上記者與總理之間一問一答的場面,真實地向受眾展示,給受眾一種身臨其境的體驗。“兩會微博”通過對時間變量的控制,很好地發揮出自身優勢,開創了網絡新聞報道新路徑。

(二)細節彰顯人文情懷,“微博”演繹“微言大義”

新聞有硬新聞和軟新聞之分,兩會新聞也不例外。以往,新華社等主流媒體在報道“兩會”時,就只瞄準“硬新聞”。其實,軟新聞同樣具有新聞價值,軟新聞具有人情味,受眾喜聞樂見,做好軟新聞同樣是記者的職責。況且,一些軟新聞也頗能揭示社會問題,值得關注。

由于一些細節或者故事瑣碎,采用傳統的傳播方式難以在主流媒體上,主流媒體在兩會“軟新聞”的報道上難免“心有余而力不足”,如今,通過“微博”,就能很好地解決該問題。

如,今年是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100周年,又恰逢兩會,婦女委員代表成為這一天兩會的關注點。記者譚晶晶爆料:全國政協委員姜昆在政協文化藝術界小組討論會開始前,向包括女記者在內的會場里所有女性鞠躬表達節日祝福,引來全場一片叫好。錯過這一場面的宋春麗委員悄悄給姜昆傳話,“等會兒得給我補上一個!”小爆料,卻有喜劇色彩。

又如,3月13日12點,記者任芳通過手機短信一條“微博”:河南大廈五層服務員程微:第一次做兩會服務,真長見識。會快結束,她又高興又擔心。高興的是不用每天在電梯口站八小時了,那比打掃房間還累。擔心的是,會開完后,實習期也結束了,馬上拿到新聞專業的大專文憑了,不知能不能在北京找個文員工作。百來字,反映出大學畢業生的就業難問題,給受眾講故事而不是講道理,恰似細雨,“潤物細無聲”。

這樣的小細節通常在“現場微報”中,即時性小欄目也有精彩點滴的呈現,“兩會微照”欄目不時地一些有意思的照片,給兩會報道增添了幾許亮色。

關于“兩會微博”加強生動細節的報道這一點,“新華視點兩會微博”編輯組負責人賈奮勇在接受《新京報》采訪時就坦誠地說過,“圍繞‘兩會’微博,我們也提出了專門的采寫要求,比如一定要抓現場、抓鮮活、抓實質,在寫法、表述上契合網絡時代的閱讀需要。”④

(三)犀利評論直擊問題本質,精辟解讀勇立輿論潮頭

“互聯網讀者已經由早期瀏覽的時代,進入了全新的‘價值閱讀’時代,觀點,其實最能體現這種‘價值’。”⑤因此,除了新聞信息,“新華視點兩會微博”還通過常規性欄目“兩會微評”、“代表委員一言”短小精悍的評論,給“價值閱讀”時代的受眾有“價值”的“觀點”。

房價是本次兩會的一個焦點。全國政協委員、大連萬達董事長王健林談到房價上漲的原因時,坦誠房地產業利潤偏高,“兩會微博”通過“微評”欄目了一條小評論,借贊房地產商之名,行吐民眾心聲之實,不僅一語中的,點出“民生之艱辛”,而且用語之犀利,解讀之深刻,著實令人佩服。

“向王健林委員致敬!作為房地產商,他能直言‘房地產利潤偏高’而不是一味推脫于土地財政、剛性需求等,難能可貴!其實,把房價降下來并不是要房地產商不掙錢,而是說有個民生底線,稍微讓讓利,這樣也好可持續發展,否則把群眾血汗榨干了,那些子承父業的‘房二代’們怎么辦呢?”

有人把當今社會稱作“微社會”,無論是高科技產品的日趨迷你化,還是文化商品的短平快,都反映了人們浮躁不安的心理,微博集兩者之大成,一出現就受到追捧,除卻小消息的瑣碎繁雜,微博里獨具個性的“只言片語”確實令人刮目相看。

“人們輕點鼠標在電腦跟前快速瀏覽,太過一本正經的文字,只會讓人望而生厭,而一些生動詼諧、入木三分的‘網言網語’卻極受網友的喜愛。有的時候,評論的文字不在多而在精,即便三言兩語,只要足夠精當就堪稱點睛之筆。”⑥新華視點兩會微博是主流媒體依托商業網站服務平臺而建的一個新傳播渠道,整合了主流媒體的人才優勢和商業平臺的技術資源,通過微博開拓了網絡評論新的價值領域,再次展現了主流媒體引領輿論的新氣象。像“關注輿論監督”、“會診經適房”、“關注收入分配”、“高校去行政化”等等均為就時下新聞熱點展開探討,代表委員的發言、新聞記者的點評,都在短短140字的空間里得到及時呈現,并且通過與網民互動,激蕩起層層輿論潮,使社會問題得到透徹分析,有助于健康輿論氛圍的形成。

(四)互動參與盡顯網絡優勢,“微博問政”力吐平民心聲

“微博問政”成為今年兩會的一個熱門詞匯,普通網民通過微博與政協委員、人大代表,乃至跑會記者交流,針對當前國計民生熱點、難點闡述見解,發表建議,成為今年兩會的一道獨特風景。

其實,此前,網絡問政已風生水起:在今年的安徽“兩會”上,“網絡問政”首次寫進政府工作報告;重慶對官員啟動網絡問責;湖北武漢市市長要求各單位工作計劃上網公開,接受市民監督;湖南也將“網絡民意”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2010年新年伊始,從在紅網岳陽論壇上收集民意,向政府建言,到被增補為岳陽縣政協委員參加政協第十一屆第三次會議并遞交提案,網友‘錯愛的我’完成了從一個‘草根網民代表’向縣政協委員的轉變。這是湖南首次從網民中‘特招’政協委員,不但在湖南開創先例,也是繼河南洛陽之后,中國公民以網友身份參政議政的又一突破。”⑦

“微博問政”繼承了此前“網絡問政”的傳播優勢(互動性)和言論風格(大膽犀利),同時又發揚了自身短小便捷的優勢,吸引更多普通民眾參與“網絡輿論場”的建設,將更多的“民聲”囊括進來,發揮“網絡輿論”的強大影響力。

主流媒體與“微博”兩者的結合取得了“1+1>2”的效果,此次新華視點兩會微博無疑是一個成功案例,不僅讓新華社和“微博”互利共贏,而且開創出一種新的新聞實踐模式。■

參考文獻

①《“新華視點兩會微博”上線 兩會記者織“圍脖”》,

篇(4)

2007 年5 月31 日,全國青年就業創業培訓服務中心在北京成立。這條消息成為第二天全國各大門戶網站和主要媒體的重要新聞。“全國第一家為青年特別是高校畢業生提供全方位服務的綜合型、規模最大的創業就業服務機構。”這一定位讓記者對全國青年就業創業培訓服務中心產生了極大興趣。在全國青年就業創業培訓服務中心,劉林先生談起了全國青年就業創業培訓服務中心成立的初衷和開辦的服務項目以及發展目標。

一貫關注青年創業和職業培訓的劉林現為全國青年就業創業培訓服務中心執行主任,他的另一個身份是北京城市學院黨委書記。

儒雅、沉穩,胸有成竹,談笑風生,是劉林給人的第一印象。

促進青年創業,服務青年發展

《職業》:全國青年就業創業培訓服務中心成立的初衷是什么?

劉林:主要是針對青年就業難這一突出的社會問題,通過整合官方和民辦力量,整合社會資源,為青年順利就業和更好地創業搭建一個全新的平臺,以“促進就業創業,服務青年發展”。

《職業》:全國青年就業創業中心剛剛掛牌,但人們從網上看到它的很多服務項目已經有條不紊地啟動了,行動非常快,這是得益于準備充分還是借助了其他力量?

劉林:全國青年就業創業培訓服務中心是由發起并主辦,依托北京城市學院和北京民辦教育協會來開展工作的。城市學院本來是一所職業學院,以培養職業技能人才為主,是受國家勞動部、教育部、經貿委聯合表彰的全國職業教育先進單位。城市學院與團中央人才培訓項目的合作始于2002 年。從2002 年起,團中央開始重視青年創業工作,目的是通過一人創業帶動多人就業。2003 年,團中央命名了一批全國青年創業基地,并在首屆中國青年創業論壇上確定成立全國青年創業培訓中心,中心就設在城市學院。之后開展了一系列的工作:在青年中宣傳創業意識和創業精神,傳授創業思路和方法,通過SYB項目培養青年的創業能力,與勞動部和團中央共同組織推優評選等。有了前幾年的鋪墊和探索,全國青年就業創業培訓服務中心的啟動非常順利。中心揭牌后,舉行了首場高校畢業生招聘會,有58 家國有大中型企業、民營高科技企業和首都近千名高校大學畢業生參加了招聘會,提供的就業崗位有800 多個。

《職業》:作為全國第一家為青年特別是高校畢業生服務的機構,其全方位、綜合體現在哪些方面?

劉林:最開始時,創業培訓中心的功能主要是教育。隨著形勢的發展變化,我們發現,幫助指導青年就業、創業,僅僅通過教育是不夠的。加之就業難問題越來越嚴重,要求我們必須突破手段單一的現狀,把就業和創業結合起來,加強立體化的服務。我們提出的綜合化、全方位服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既有理論培訓,又有實戰操練;既有綜合指導,又有專業咨詢;既有面對面的課堂,也有線上線下的心理、政策咨詢服務;既創業、創意項目信息,又籌集、管理青年(大學生)創業扶持基金……

《職業》:具體怎樣開展各項服務呢?

劉林:中心的服務主要是面向全國青年尤其是未就業大學生積極開展集中、專業、實踐性的就業創業教育實訓與服務。具體說,第一,通過定期舉辦公益性就業創業大講堂,為大學生就業創業提供政策性指導和專業化培訓,進行就業觀念和創業意識的教育,引導大學生樹立正確的就業觀;第二,全國青年就業創業培訓服務中心開通了最先進的現代技術網絡,建立大學生就業崗位需求和用人崗位需求信息數據庫、舉辦系列大學生就業專場招聘會,并常年為用人單位提供現場招聘和委托招聘,為學生和用人單位搭建溝通的橋梁;第三,中心引進了工商、稅務、人才服務、創業指導、專利、金融貸款等多個專業服務部門,希望經過資源整合的多項舉措,逐步增強全國大學生的創業、創新的機會和能力,扶植有條件的學生自主創業,以創業人才帶動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這對解決當前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具

有很重要的探索意義和現實價值;第四,中心建立了專門的就業心理輔導室,由權威的心理專家進行個性化的指導服務,提高大學生求職的心理素質。

所有服務都是公益性的今年重點援助貧困大學生

《職業》:看來,中心成立后有很多工作要做,那么第一步重點工作是什么?

劉林:我們考慮,當前全國青年就業創業培訓服務中心的重點工作是圍繞今年尚未就業的大學生就業問題及明年的大學生就業需要做文章、下功夫。目前我們正在抓緊做的一項工作是,充分調查、采集數據,在此基礎上,確定特困大學生,對他們實施就業援助,尤其是為那些貧困家庭的大學生解決就業問題。今年準備訪問的困難群體有:殘疾大學生、西部欠發達地區的經濟貧困大學生等。

而對2008 年畢業的大學生提供的求職、創業服務,主要是就業指導和就業方向、就業崗位方面多種形式的服務。包括開辦講座、舉辦招聘會、推薦實習崗位,如村官見習、企業實習等。

《職業》:我們知道,中心的所有服務都是公益性的,那么各項工作計劃的實施有哪些組織支持和資金支持?

劉林: 全國青年就業創業培訓服務中心不以營利為目的,是一個公益性的組織。我們的任務是充分利用各方面的資源為大學生就業創業服務。一是爭取政府及公共部門對這一項目的支持;二是通過志愿者(專家型專業志愿者)行動,為大學生就業和創業提供專業服務的支持。我們的資金渠道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公共財政的支持,2005 年我們在開展大學生創業孵化平臺項目的研究及實施時,獲得了相關部門的一筆投資;第二是社會的捐助和支持。

同時我們也在嘗試進行一些有償服務,選定了幾個點,其中有兩個點大概每年能獲得一定的收入。從今后的發展來看,我們給大學生提供的服務仍然是免費的,對于延伸的服務和高端的服務則需要收取一定費用。這一運作模式有很強的可行性。就目前情況看,中心的資金運轉正常,有一定的保證。

《職業》:從中心的日程表上得知,中心每周將舉辦公益性就業創業大講堂,這種大講堂從什么時候開始,首先在哪些地區進行?

劉林:我們的公益性就業、創業大講堂首先在北京開講,每周將在北京開辦一次就業創業講座,邀請成功的創業、就業者,如請新東方的俞敏洪等主講。我們在北京的中關村科研院所和高等學府密集區,建立了綜合服務中心,建筑面積達5000 平米,配套設施齊全,其中設有服務大廳、心理咨詢室、創業孵化平臺。這個中心立足北京,向全國輻射,我們將把它建設成為具有領先水平的全國青年人才服務中心,為青年的就業創業提供高效的服務與支持。

《職業》:能重點介紹一下青年創業孵化平臺嗎?哪些人可以進入這個平臺,它的最大作用是什么?

劉林:我們還組建了創業專家指導團,對青年提供就業創業指導,包括創業項目的提供、小額創業貸款。青年創業孵化平臺于今年7 月份建成后,就進入創業人才的選拔階段。創業者選拔的標準是,其要具有代表性,能起到青年創業孵化示范作用,如有創業天賦但缺少創業項目的人,像有些退役體育運動員等有特長不會創業、需要指導的人。人員選拔確定后,中心提供創業實踐服務。時間在半年至一年,主要起示范作用。同時,我們計劃在中心創業孵化平臺基礎上,建立中小企業平臺群。近年內,通過成功企業家的參與,讓更多的小的創業孵化平臺在全國各地興起,為大學生提供實習、勤工儉學或者實踐機會。同時要規避風險。

五年目標和兩大人才示范計劃

《職業》:青年就業創業培訓服務工作面臨的最大問題和困難是什么?

劉林:中心面臨的困難確實有不少,從大的方面來說,目前國家支持就業創業的機制和政策尚不健全,實施規程有待細化。政府制定政策是為了促進更多的人就業,又把企業的勞動力成本控制在一定限度內。社會的政策體系處在發展過程中,而我們的中心特別需要政策支持。我們希望尋求一種模式,進而發展到全國,以點帶面。比如,我們正在進行社區信息化、數字化方面職業需求的調研,以便開辟大學生就業的新領域。

《職業》:中心的目標是什么,對其社會效益如何估計?

劉林:全國青年就業創業培訓服務中心創建時提出了特色服務的五個宗旨:一是青年組織的優勢與社會力量相結合;二是政府公共服務與社會志愿服務相結合;三是整合市場資源和自有的特色服務項目相結合;四是現代技術手段與傳統方式相結合;五是普遍與為大學生特殊群體服務相結合。

全國青年就業創業培訓服務中心創建時預計三年能出效果,中心的模式有兩個重要內涵:第一,它是高效益的項目,有高的社會效益;第二,它有很高的服務質量。我們在加緊培訓和提高中心人員素質,以實現高效益運作、高質量服務的成效。

我們的目標是,兩年培訓1500 名創業教師,500 名創業示范個人。如果說要有一個時間表的話,我們希望經過五年時間,使中心的服務特色得到相對完美的體現。

篇(5)

2008年11月12日,我國會計信息化委員會暨XBRL中國地區組織成立;2009年4月23日,財政部了《關于全面推進我國會計信息化工作的指導意見》,確定了未來5-10年會計信息化工作的目標。此前,我國單純的會計電算化或者形式上的系統改良、功能升級,已難以適應提高信息質量、滿足信息需求、改進經營管理、提高監管效率的新要求。這兩座里程碑,指明了我國會計信息化標準化、國際化發展的道路。這條道路滿是希望,挑戰也無時無處不在。

大型企業:起步早制度完備

武漢鋼鐵(集團)有限公司(下稱武鋼集團)的會計信息化工作稱為財務信息化,這一“非常可怕”的趨勢從1985年起步,幾乎與我國會計信息化啟動時間同步,至今進行了20余年,經歷了三個階段。

1985年,武鋼集團啟動會計電算化替代手工記賬的工作。當時由于受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的限制,由財務人員用BASICA語言自行開發的憑證匯總程序,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手工記賬、匯總的工作。實現了用計算機進行賬務處理替代傳統的手工記賬。由于計算機對財務數據計算速度快、準確性高,財務信息化將財務人員從復雜的記賬、算賬工作中解脫出來,使傳統的財務工作獲得了一次真正的飛越。

1994年10月,武鋼集團財務信息化已經由簡單記賬朝業務核算方向發展。企業選用了當時較為成功的“遠方通用會計核算軟件”,在公司財務部建立微機局域網,采用NOVELL網絡操作系統,統一制定會計科目編碼,規范會計處理流程,統一制定報表格式和數據來源。實現了財務部會計核算從憑證制作到明細賬、總賬到會計報表全部上機,數據有權共享。經過調試和試用,于1995年初手工記賬被完全替代,實現了會計核算手段的電算化,改變了傳統的會計核算分工、會計處理流程,內部控制制度進一步完善。財務人員只要將記賬憑證輸入到計算機,計算機自動由記賬憑證產生明細賬,由明細賬匯總產生總賬,根據統一定義的報表格式和數據來源,由科目匯總表自動產生報表。因此,只要按正確的方法操作,就不會出現賬證不符、賬表不符的錯誤,會計基礎工作明顯加強。

2001年,武鋼集團進行整體產銷資訊系統的建設,與臺灣中鋼合作,在鋼鐵主業范圍內開發了整體產銷資訊系統。這一系統由財務管理、銷售管理、技術質量管理、生產管理、出貨管理、物流供應鏈管理、設備及工程管理、客戶關系管理、生產儲區優化、企業決策支持、信息門戶管理、信息作業管理、能源計量電能管理、人力資源管理、辦公自動化等十五大專業系統構成,使鋼鐵主業信息集中程度進一步提高。在武鋼集團整體產銷資訊系統中,各專業系統向財務系統收集賬務處理信息,并執行自動拋賬作業。財務人員全程主導開發武鋼集團ERP系統。其中,整體產銷資訊財務系統主要包括普通會計、成本會計、副產品存貨、廠務會計、銷售結算、報支、應付賬款管理、材料備件管理、固定資產管理等子系統。通過實時采集、分級處理,逐級上拋的模式,形成了整體產銷資訊信息平臺,達到了信息系統中物流、資金流、信息流同步的目標,為財務信息化建設實現跨越式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為了滿足集團公司對財務信息實時性、準確性、真實性的要求,武鋼集團財務信息化建設從股份公司的ERP(整體產銷資訊系統)和集團集中管理兩個層面推進。一方面在鋼鐵主業各單位實施產銷ERP系統,另一方面以集中財務核算為主線,建立一個集中式、網絡化的集團財務管理信息系統。2005年。武鋼集團從管理目標和實際應用出發,充分考慮管理需求,搭建財務集中管理平臺,實現多會計實體的“一個賬套”財務集中核算管理,建立集中式財務管理信息系統:一是數據集中,所有核算單位的業務數據統一存放在總部的數據庫中,便于系統管理員進行統一管理維護,集中進行數據備份,減少安全隱患,集團下屬的核算實體通過網絡聯接數據庫進行日常業務工作。二是核算集中,下屬各單位都在一個賬套中進行核算。通過對各單位操作員職責和權限的統一分配。既滿足各核算單位日常的賬務處理要求,又滿足總部對標準數據、標準流程、職責、權限的統一設置和管理,以及總部對所有核算單位的實時查詢分析的要求;真正實現集中核算、統一管理、實時查詢分析。三是決策信息集中,由于信息系統的良好支持,公司決策層就可以實時獲取各產業單位的真實業務數據,有了這些數據的支撐加以決策支持系統的輔助,公司決策層就可以及時對市場變化做出決策,就可以在整個公司層面進行企業戰略規劃,進行集中決策。

未來武鋼集團的財務信息管理工作,將完善集團預算管理體系,強化集團預算管理功能。預算管理是財務管理的重要部分,是集團公司進行財務監控的核心之一。預算管理體系包括兩個層次,即總公司預算管理體系和基層單位預算管理體系。總公司預算管理體系主要從宏觀上對公司總體以及各下級單位運營狀況進行控制和協調;各單位預算管理體系則是在總公司總體預算計劃下對本單位的資金、成本、收入等進行預算控制。財務集中管理信息系統支持多版本預算管理,支持兩種預算的編制方式,既可以在總公司戰略規劃的指導下,由總預算分解形成下級各單位的預算,也可以由下級各單位的預算匯總形成總預算,應提供多種預算分析和預算控制。決策支持實現管理駕駛艙,采用集中式集團財務管理后,隨著集團財務數據的不斷積累,集團數據倉庫的建立以及在數據倉庫基礎上建立管理駕駛艙,實時準確地挖掘企業業務數據,構建實時關鍵數據指標,通過各種常見的圖表形象標示出企業運行的關鍵指標,直觀的監測企業運營狀況,并可以對異常關鍵指標進行預警和挖掘分析,為企業決策者提供及時、準確的信息。

另一大型國有企業中遠集裝箱運輸有限公司(下稱中遠集運)也較早感受到信息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往年年初的時候,企業全球EDI(電子數據交換)平臺項目經理陳懷海所在的中遠集團計算機中心總是處于緊張待命的狀態。業務部門在前方接訂單,IT部門則在后方忙著修改IT系統。“新客戶對系統的要求各不相同,老客戶需求也在不斷變化。”陳懷海說,“總是在不停地修改系統。有時候需要組織突擊隊,連日連夜加班。如果不能在客戶要求的時間內完成,一個重要的訂單就飛走了。”

陳懷海所在的計算機中心承擔著整個中遠集運公司的IT系統建設和運營維護任務。陳懷海的上級領導馬濤主管信息系統研發工作。隨著公司業務的不斷開拓,系統越建越多,馬濤的IT隊伍已經淪為“救火隊”,忙于應付隨時出現的“險情”。最驚險的一次是在“9?11”之后,美國海關要求其他國家的運輸船在本地港裝貨前再

提前24小時進行反恐報關,而以前則是貨到美國港口24小時前報關。這就意味著,有些數據還沒到達相關信息系統時,就要被抽取出來,那么信息系統必須做修改。IT部門得到的需求是在2001年11月中旬,實施完畢的最后期限是2002年1月1日。“當時運氣不錯,實施過程還算順利,要是出點問題或者中間需求稍有變化,錯過時間節點,我們的損失就大了!”馬濤說。

但是現在,這種情況已經不復出現了。自從2005年7月成功實施基于SOA(服務導向架構)的EDI平臺一期后,陳懷海和同事們可以更輕松地對系統進行修改或者新建。往常2~3周才能完成的工作,現在基本上2天就可以完成。

中遠集團主要從事海洋運輸,在貨物運輸的過程中,涉及到銀行、海關、港口、碼頭、商檢、衛生檢疫等部門和單位,貨物的流轉和信息傳遞息息相關:如果采用紙面文件形式進行信息傳輸,工作量之大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從80年代初中遠集團就開始了EDI方面的研究,當時研發出的EDI標準后來成為了中國海運界的通用標準,一直沿用至今。

不少國有大中型企業,把會計信息化與資金集中管理結合起來,并逐步建立了全面預算管理制度。中石化、五礦集團等積極推行財務信息化管理;寶鋼集團、中化集團等建立了全面預算管理制度;通用集團、一汽集團等對資金進行集中管理;神華集團、中石油等加強了成本控制管理;中海油、航天科工集團等加強了內部審計,都取得了良好效果。

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信息中心主任石治平指出,大型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的主力軍,是國家競爭力的主力軍。從一定意義上講,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競爭是企業之間的競爭,特別是大型企業之間的競爭。大型國有企業的發展具有巨大的帶動作用和示范帶頭作用。大型國有企業的信息化是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龍頭,是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大型國有企業有效推進信息化建設,不僅是企業提升競爭力,在全球化競爭中不斷發展壯大的根本需要,也肩負著加快國家信息化進程,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提升國家競爭力的光榮使命。

國資委黨委副書記、副主任李偉說,爭取用5年左右時間,使一批大型國有企業在企業管理精細化、產品研制數字化、生產控制智能化、信息共享網絡化、商務運營電子化等方面,達到同行業世界先進水平。他強調,“實現這一目標有一定難度,卻是大型國有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必需”。

同時,石治平指出,大型國有企業的信息化水平并不平衡,首先與重視程度有關,也和行業差異有關,有的行業實行信息系統關系到企業的生存問題,必須從第一步開始打好基礎,而部分行業的管理雖然和其他企業類似,但生產方式卻有其特殊性,在這一環節要做好信息化工作就有些難度,信息化水平相對發展較慢。

中小企業:基礎工作千頭萬緒

我國企業信息化實施成功率已提高到20%,大多以實力雄厚的大型企業為主。占我國企業數量99%的中小企業,卻只有10%左右實施了信息化,而且由于資金、技術力量、管理水平等原因,實施效果并不理想。因此推進中小企業信息化建設,提升中小企業的整體管理水平就顯得尤為重要。

職業經理人褚智青常年奔波于江、浙兩省,在當地民營企業任高管,負責企業的各項制度與標準體系的建立健全。他曾任職的企業多從小作坊、小工廠成長起來,依靠家族管理、企業主的努力與能力,達到過億資產的規模。

他目前所在的公司主營電機的生產與出口,全廠員工400余人,資產總規模24Z多元人民幣,財務部包括部門主管在內,會計、出納共有8人,其中成本會計兩名,分別負責原材料和費用核算;銷售會計兩名,分別負責往來賬和銷售回款;出納兩名,一人負責銀行的進出款項,一人負責報銷、發放工資。

整個財務部門每人均配有電腦,但僅限于用EXCEL表格編制會計報表。“因此,與企業規模相比,財務部人數偏多,但工作還是經常不能按時完成。”從事過企業財務工作的褚智青認為,財務部門人員配置臃腫而工作效率過低。據他介紹,企業每個月的財務報表至少要在下個月中下旬才能編制完成。“部分年齡偏大的會計,連基本的電腦操作也不會。”僅有的報稅退稅軟件,還是在稅務部門要求下購買的。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企業擴張步伐加快,生產經營上規模,企業曾希望購買包括會計信息系統在內的ERP軟件,但各部門和環節的基礎工作薄弱,使這一計劃至今未能付諸實踐。褚智青將企業管理軟件結構比喻為“分門別類的格子”,將企業各類生產經營數據放入這些格子中。就需要進行數據初始化工作。數據初始化是一項內容浩大的工作。若實行外包,幾乎沒有軟件公司愿意接手此類“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且對方不了解企業內部情況,極易出現數據輸入誤差,而影響軟件使用的效果。若由企業各部門聯合完成,卻難以找到能熟練使用軟件的合適人選,且各部門所報的物流、材料、產成品、半成品、報廢品、次品、庫存、發貨、代銷等數據要么不齊全,要么與財務部門所反映的會計信息不符。加之財務部門手工臺賬缺乏系統性、分類繁瑣,企業的“ERP計劃”最終擱淺。

同時,中小型企業的領導層與會計人員對會計信息化的理解和認同度并不高。一家小型生產企業的董事長告訴記者,包含會計信息系統在內的企業管理軟件并不適用于規模小、人數少的企業。“在我們這樣不到100人的單位,出門拐彎到隔壁辦公室就能說清的事情,沒有必要投入數百萬裝軟件,利用不好,反而用大炮打了蚊子。”

“現在主要負責倉庫物料出入庫的憑證審核、內部投入產出匯總結算和材料成本的核算工作,尚未取得技術職稱,計劃明年參加考試。不會考到會計信息化吧,單位的注意力放在銷售、產值方面,把電算化做好就不錯了。”供職于一家中型民營企業的會計人員對記者說。

在褚智青眼中,他所走過的數十家民企均有實行會計信息化的需求和必要,卻缺乏實行會計信息化的基礎。究其原因,褚智青認為:

其一,多數企業只是利用電腦處理會計的基本核算,財務人員錄入的數據,基本上只是單純地為了記賬,完成事后對業務的反映工作。

其二,財務軟件開發人員會計知識貧乏,導致軟件開發不到位,很難滿足企業會計信息化和內部控制的需要,這使得有些核算還需手工完成。

其三,商業軟件具有通用性,而對某個行業、企業來說,缺乏針對性,給使用者造成不便,無法滿足需要。

其四,盲目引進,無視企業實情,不惜巨資盲目采購國外財務軟件,而與企業實際情況相差較遠。

其五,受制于成本效益原則,目前我國的會計軟件單機版或網絡版其價格在幾千元到數萬元。而中小企業生產經營所需的資金流數量有限,企業主更愿意將有限的資金投入到更急需的地方,使得會計信息化的時間向后推遲。

其六,軟件市場不規范,部分從事財務軟件銷售和的公司,往往只重視自身的經濟效益,追求量的突破,而沒有真正在服務和技術上狠下功夫,賣了軟件就大功告成,致使部分實行會計電算

化的單位由于購買的財務軟件不合格,出故障頻率高,或者技術服務跟不上,用戶操作中有問題,要么找不到技術服務人員,無處問,沒人管,要么技術服務人員解決不了軟件應用問題。故用戶始終不敢甩掉手工賬,嚴重地影響會計信息化發展。

其七,企業管理由于缺乏規范性、標準化,沒有嚴密的制度和過程控制,生產、銷售、財務、倉庫保管等基礎性工作環節的數據失真或缺失,導致財務軟件“有力沒處使”,形成資源浪費。

其八,會計人員素質影響會計信息化進程,大部分民營企業會計年齡結構偏大,知識結構陳舊、老化,難以徹底更新、學習新的知識,客觀上形成了推進會計信息化進程的阻力。“好比WORD軟件的使用,使用者得具備識文斷字、會打字等基本素質。”

在褚智青的工作筆記上,密密麻麻寫下如下解決方案:

第一,配備和培訓專業人員使人員配備和系統建設同步進行,以便系統一旦建成即可投入運行。

第二,整理手工賬,包括整理所有的手工單據、憑證、卡片、賬簿、報表,并核對無誤,保證賬單相符、賬證相符、賬卡相符、賬賬相符、賬表相符、賬實相符,并保證單位內部、本單位和外單位之間賬項核對無誤;根據已生成的會計科目體系及單位核算和管理的要求,建立起規范的管理和輔助核算科目體系;結合有關職能部門和內部管理需要,建立起一套健全的會計報表體系;全部數據準備完畢之后,逐筆進行正確性、合法性校驗,為將手工會計核算資料輸入計算機做好準備工作。

第三,進行總會計師、會計主管、數據操作錄入員、出納人員、系統管理員和維護員、數據管理員、檔案管理員等不同類別的人員分工。

第四,進行財務數據初始化,這是實現會計信息化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它是整個工作的基礎。

第五,人機并行,在甩掉手工賬之前,手工會計處理和計算機會計處理的并行時間至少需要3個月且兩者結果一致。……

“上面的道理老板都知道,但很多企業往往走到第一步,最多到第二步就打了退堂鼓。在第一步買軟件、電腦、鋪設局域網,企業還躊躇滿志,到涉及到基礎性工作時,千頭萬緒消磨了企業最初的熱情。”褚智青告訴記者,曾經任職過的一家企業投入數百萬元購買財務軟件后,由于數據缺失與前后矛盾,“愣是把計算機弄傻了”,不久這項投入成為閑置的“沉沒成本”。

褚智青告訴記者,大部分民營中小型企業實現會計信息化前,“得解決千頭萬緒的問題,做好充分準備再上馬”,但等待問題全部解決后再開展會計信息化,也不現實。可以在條件成熟6~7成時著手會計信息化,在嘗試中逐步完善企業基礎工作,使兩者相得益彰。

武漢理工大學管理學院會計系副教授廖聯凱,從事企業會計管理信息系統應用、戰略管理會計、ERP、管理創新,他向記者介紹說,我國數量上占絕大多數的中小型企業,有開展會計信息化建設的硬件基礎和一定的軟件基礎。若推行會計信息化,應該采取兩步走的方法,即先“電算化”,再“信息化”。同時,在會計從業人員資格獲取和繼續教育中補充會計信息化內容并做出具體考核要求。這樣一來,作為“信息化”基礎的“電算化”就可以先在我國中小型企業實現,并且隨著“電算化”的逐步深入逐步邁入到“信息化”。

軟件行業:亟待提供統一、專業的服務

財政部副部長王軍,在中國會計學會會計信息化委員會暨XBRL中國區組織的成立大會上提出,推進我國會計信息化建設的指導思想、發展目標和總體任務主要是“健全一個體系、建立一個平臺、形成一套標準、打造一支隊伍、培育一個產業”。“培育一個產業”是要培育一個為相關單位提供軟硬件產品供給、技術服務和咨詢服務,服務質量上乘、社會聲譽良好、發展前景廣闊的會計信息化服務產業,推動我國會計信息語言的標準化、規范化,會計信息運用的自動化、集成化,會計信息服務的市場化、社會化和會計行業的智能化、現代化。

關于會計信息化服務產業的發展,用友軟件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曾志勇提出分級響應、標準規范的建議。他認為,隨著會計信息化的不斷普及,應用各種會計信息化軟件的用戶不斷增多,服務需求量不斷增大,作為會計信息化軟件提供的廠商或者會計信息化推廣機構,不僅需要建一套專業的、全方位的服務體系,還要本著如何為廣大最終客戶提供多樣化服務方式、統一標準的服務的理念,在全國各地發展服務中心,并輻射到每個重點市區縣。然而,目前能提供會計信息化服務的各地商或培訓機構很多,但是缺乏統一的服務標準,不能讓用戶獲得專業的服務,并將軟件效能應用得更好。因此,會計信息化軟件提供商需要提供相應的服務管理體系,讓信息化應用者能獲得更為專業的服務。要想實現統一、專業服務,需要完善統一服務管理平臺、統一的服務流程和規范、統一的現場服務記錄單、統一標準的服務產品以及統一的能力提升與管理體系。

曾志勇表示,軟件及服務提供商面對各種個性化的客戶服務時,不僅需要對自身和各級機構進行服務質量要求,還需要對其提供的服務項目及交付標準進行統一管理,建立統一的服務標準和收費原則,以便客戶選擇適合自己的服務產品。在一些常規的服務項目上,可以實現定制服務,那就是根據用戶需求進行定制,結合用戶的業務需求及階段會計信息化實施進程安排,協助用戶進行業務流程梳理和崗位設置等,幫助用戶成功應用會計信息化軟件。服務人員還需要為用戶確定工作范圍、工作任務、工作計劃等。同時,后續需要給提供客戶培訓和一些熱線服務、現場服務及各項預警服務。

中國軟件行業協會財務及企業管理軟件分會理事長許建鋼表示,我國的會計信息服務產業還處于幼芽狀態,需要進行培育。雖然已經有好幾家軟件商提供各類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數據庫,但是大多僅僅停留在提供上市公司會計信息,以及一些加工程度較低的初級產品,“更廣泛的會計信息服務很少見”。

許建鋼認為,在信息化咨詢方面,部分軟件商和咨詢機構也開始注重對企業信息化各個階段提供咨詢服務,但是還沒有脫離軟件商品的銷售利益,僅僅是把它看成一種促銷手段或業務拓展的輔助手段,這種帶有一定私利咨詢服務的質量“不敢恭維”,客戶也不愿意支付咨詢費用。另一方面,目前客戶接受咨詢的習慣還沒有養成,由于文化和體制背景的影響,往往很少有企業會認真地花錢買專家的咨詢意見,企業更多的是聽上級的政策和指示,如上級領導提了信息化的要求,就一窩蜂地象搞運動一樣的投資,而不考慮企業的實情。大多數企業在信息化過程中甚至根本就沒有接受咨詢服務的預算。

至于,目前信息化服務產業與市場的需求還有多大距離,許建鋼認為,從供應商的競爭激烈程度看,似乎供給很大,但在企業需要服務時常常又找不到合適的供應商,關鍵是個性化服務不足,供應商沒有考慮企業的具體需求。

他也同時指出,我國會計信息化服務產業面臨的問題是政府的支持和認識不夠。“從《關于全面推進我國會計信息化工作的指導意見》中就看出,只有一處談到這個問題,而且沒有相對具體的要求。把會計信息化服務產業僅僅定位于技術支持,也不利于這個

產業的發展。政府和協會在發展我國會計信息服務產業方面,應該多開展一些有益的工作”。

會計業界:行業拐點漸行漸近企業、會計人員需適應

“按照會計信息化發展的趨勢,大型企業的傳統會計工作將消亡,這是非常可怕的。在這20余年的財務信息化進程中,采購原材料不需要財務人員做賬,進入倉庫保管就自動拋賬,制作憑證的工作由系統代替了……傳統會計核算逐漸消失,各分廠的財務工作逐漸集中到集團總部,大型企業的會計工作職業定位已轉化為事前預測、事中控制、事后反映的分析能力方面。”上海國家會計學院信息部部長、計算機應用專業教授劉勤說,“從這一角度而言,財務信息化改變了大型企業會計從業人員的職業定位。在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形成這一狀況,他們預測在中國未來10年,也將如此,如何適應、能否適應,是對廣大會計從業人員的考驗。”他認為,會計信息化無疑是對財會從業人員影響很大的一項IT技術。隨著社會的進步,IT技術的發展,僅僅具有會計專業知識已不能適應工作要求。針對每個從業人員個體,由于其具體從事的工作性質、所處的崗位層次、所服務的行業等因素的不同,會計從業人員需要掌握的IT知識也會呈現較大的差異,這就是研究會計從業人員Ⅱ知識結構的難點所在,也是目前一些會計類證書考試選擇模塊的根本原因。

上海國家會計學院副院長、教授管一民說,中國1200萬財會人員中,中高層次、高素質的財會人員卻很少。其中,了解IT技術的發展,以及真正了解IT技術對會計行業影響的財會人員就更少了。會計信息化主要是通過網絡技術支持的,一切網絡信息的傳遞與處理都要通過計算機的操作來實現,這就要求會計人才既是一名高水準的會計師,又是一名出色的計算機操作員,能熟練掌握各種會計軟件的操作,熟悉國際會計及商務慣例,具有廣博的社會文化和專業知識背景。

“我們在從事培訓的工作中發現,會計人員對自身專業知識之外的技術了解不多”。他認為,會計崗位在企業、事業單位以及其它組織等經濟體中都存在著。企業經營中的資金流、物資流、信息流都與會計人員密切相關。當企業經營越來越借助于信息的時候,IT技術也越來越影響到了會計人員。因此,作為符合會計信息化需要的會計人員的工作,根據工作需要掌握一些相關的IT知識是非常必要的。

“回到十多年前,會計電算化都是個比較陌生的概念,手工記賬普遍,那時候的財務軟件公司還處于艱苦的創業階段。”高級會計師、證券特許會計師、注冊資產評估師、注冊稅務師張連起認為,時至今日,掌握信息化軟件的使用已經是會計人員的一個基本技能。注冊會計師的獨立審計是有一個既定的審計標準和審計程序,審計比照這些標準執行后,如果出現了問題,可以減輕或者免除審計責任。這在“不作假賬”的輿論壓力下,如何遵守準則尤其顯得重要。對于執行審計的注冊會計師而言,了解ERP知識是其面臨的一個緊迫問題。這個例子也可以提醒IT公司,在培訓客戶的時候,不僅要包括客戶的財務人員,也要考慮到客戶的審計師的IT知識更新的需要。

武漢理工大學管理學院會計系副教授廖聯凱認為,會計信息化給會計工作內容、職業定位帶來的變化,應從多個角度看。從核算角度而言,會計人員依然遵循現行會計準則和制度,按照以往的方式方法和流程制證登賬做表。從XBRL的目標來看,不管是降低信息交換成本、提高財務信息的可獲得性,或者通過互聯網提供具有時效性的信息從而提高信息的相關性,還是可自動交換并摘錄財務信息而不受個別公司軟件和信息系統的限制、減少為了不同格式需求的資料而重復輸入的問題、解決由互聯網上獲取的HTML格式的財務信息不能直接用作分析、比較的困難等,這些都是通過相應的軟件系統功能來實現。會計人員只是“使用”這個軟件或借助這個系統而已,此時,會計信息化對會計人員的工作內容并沒帶來多大變化,對其職業素養也沒提出新要求,相關的軟件功能使用,簡單培訓一下就可以學會。

篇(6)

入職一年多后,我開始采訪行業內的熱點事件,也開始寫一些報道的文章,那時,陶老師是我搜集材料,參加會議時經常可以看到的名字。

記得第一次和陶老師通話采訪時,我做了充分的準備,十分擔心知名學者不好打交道,硬生生的被拒回來。通話結束后,我還是被“嚇”到了,向陶老師做了自我介紹后,陶老師稱我“小李老師”,并一直抱歉沒有及時回復我的采訪郵件,完全打亂了我的預想和準備,緊張的我更是不知說什么是好,把想要采訪的問題都忘了……

今年十一假期剛過,陶老師便來京參會,知道陶老師必到,記者便早早就在會場候著,已經約了半年的采訪,終于讓我“逮到”了。和陶老師聊起家常,提到孫女和外孫女,陶老師的幸福溢于言表,“現在最幸福的時刻就是和她們在一起”,眼神中流露出滿滿的都是慈愛。進入正題,提到大成上海知識產權團隊的采訪問題,陶老師恢復了認真的神情。

“江東子弟”加盟大成上海所

大成上海分所建立于2001年,但最先幾年內只有一些零星的知識產權訴訟或者非訴業務,當時還沒有成立專門的知識產權部門。2008年,由時任大成上海分所主任的劉逸星律師牽頭,匯聚黃夏敏、徐新建、彭文勝、單訓平、王越等志同道合的近十位律師,預測并判斷我國法律服務市場發展大勢以及國內外企業日趨增長的知識產權法律服務需求,發起創立了大成上海分所知識產權部。

隨后面向上海以及長三角地區,這支團隊開拓知識產權法律服務工作,承擔了一系列知識產權訴訟案件和非訟項目,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當時剛剛成立的這支團隊中,并沒有陶鑫良老師,“三軍易發,一將難求”,為了取得更好和更大的發展,大成上海分所知識產權部迫切需要領軍人物,為此劉逸星主任“三顧茅廬”,幾番誠情請出了著名的知識產權教授兼律師的陶鑫良帶著由上海大學知識產權學院畢業的優秀研究生組成的“江東子弟兵”律師團隊,于2009年夏加入大成上海分所知識產權部。

此后大成(上海)律師事務所知識產權部走上了跨越式發展的快車道,幾年來不但先后有余力、楊宇宙、吳海寅、戴健民等一批資深知識產權專職律師投身旗下,而且上海大學知識產權學院的幾位教授級的兼職律師也相繼加盟。大成(上海)律師事務所整個知識產權團隊現有三十多位律師(其中包括了五位正副教授的兼職律師在內)以及十多位律師助理;團隊的專業領域覆蓋了專利、商標、著作權、商業秘密與反不正當競爭、反壟斷等知識產權的全方位;團隊的客戶范圍包括國內外企事業單位與世界500強等跨國公司等各行各業。

近年來該團隊每年有數以百計的知識產權訴訟與仲裁案件,其中不乏重要案件乃至于重大案件。例如近年來該團隊所的諸多案件已相繼入選最高人民法院十大知識產權訴訟案例、十大創新知識產權訴訟案例和最高人民法檢察院十大知識產權訴訟案例以及相關省市高院的十大知識產權訴訟案例。

目前該團隊正在參與的例如“百度訴360不正當競爭”相關訴訟案件、“智臻訴小i機器人專利侵權訴訟案”、“嘀嘀打車軟件侵犯商標案”、“瓊瑤訴于正著作權侵權訴訟案”、“張偉鋒訴3M公司職務報酬糾紛案”等一系列重要知識產權訴訟案件,也在國內外激起了很大影響。大成上海知識產權團隊多年來還踴躍投身知識產權社會普法宣傳活動和積極參加我國知識產權立法修法工作,該團隊成員相繼參加了我國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科技進步法、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和合同法等立法修法研究工作。該團隊成員多年來還一直擔任了國家知識產權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政府知識產權咨詢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知識產權法學研究會、中國知識產權研究會、全國律協知識產權專業委員會等全國性或者地區性知識產權學術團體或者專業團體的副會長、常務理事、理事及執行委員、學術委員,專家委員等。該團隊一些成員近年來還相繼被評為“2012全國知識產權最具影響力人物”、“2013全國知識產權影響力人物”、“錢伯斯2015知識產權訴訟領軍人物(業界賢達)”、“ALB2015中國15佳訴訟律師”、“2015LegalBand 中國律界俊杰榜30強”等榮譽稱號。

在大成(上海)律師事務所知識產權部的近年年度工作計劃的卷首就開宗明義:“要做大成律師事務所皇冠上的鉆石,決不做大成律師事務所窗臺上的花瓶”;“要做知識產權法律服務的魯班巧匠,不做知識產權法律服務的南郭先生。” 大成上海知識產權團隊越來越明確的工作目標就是“五化和三力”,即追求“規模化、專業化、團隊化、品牌化、國際化”,就是致力于“提升專業競爭力,擴大社會影響力,增強團隊凝聚力”。

“群英譜”的速寫肖像

在擁有600多人的大成(上海)律師事務所內,乃至于擁有近5000人的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系統內,大成(上海)知識產權部乃是最小的專業部門之一,的確無法與本分所內數以百計律師及律師助理的資本市場部、公司與并購部、國際業務部等大專業部門的規模與人數相提并論。但相對于國內絕大多數開展知識產權業務的律師事務所往往只有寥寥無幾專業律師的情況相比,一個律師事務所分所的知識產權部門竟然擁有三十多名專業律師再加上十多名律師助理,其規模已不容小覷。

大成(上海)知識產權部的專業陣容不但在于有相當數量的專業人員集結凝聚,也在于擁有一批高專業水準、高敬業精神、高合作素質的知識產權資深律師的奮力拼搏。同時,大成(上海)知識產權部的人才結構有其先天的理論與實務相結合,課堂與法庭相融合的整合資源和雜交優勢,因為其組成成員的一部分是長期磨練在實務第一線的知識產權專職律師,另一部分是主要來自上海大學知識產權學院和華東政法大學知識產權學院等的知識產權兼職律師,而且無論是訴訟案件,還是非訟項目,往往兩者的合作取長補短,相輔相成。

可以看看這支“特別能戰斗的知識產權律師訴訟突擊隊”中一些主力成員“群英譜”的速寫肖像:

團隊“領頭羊”陶鑫良教授是我國知識產權界“學術與實務相結合”的一個典型。盡管他自嘲“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都不見”,但其實收獲多多和碩果累累。三十年來他始終探尋在“教師的一半是律師,學者的一半是行者”的知識產權教學、研究與法律服務的前進道路上,第一個十年他奉錢偉長校長之命,于1985年牽頭創建了“上海工業大學專利事務所”并作為我國第一批專利人之一親自了數以百計的專利申請案;第二個十年他又奉錢偉長校長之命,于1995年起帶頭創建了“上海大學知識產權學院”并親歷親為嘗試了十來種培養我國知識產權人才的教學模式,同時指導出了一百多名知識產權法和知識產權管理的碩士研究生及博士研究生。第三個十年他先后擔綱建設“華誠律師事務所上大知識產權團隊”和“大成(上海)律師事務所知識產權團隊”,并且親身參與了數百件知識產權訴訟與仲裁以及非訟案件。三十年來他還作為近十個仲裁機構的仲裁員和貿仲域名糾紛專家先后裁決了數以百計的知識產權仲裁案件與域名糾紛案件;同時他也參加了我國《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科技進步法》、《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合同法》等一系列立法修法和《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的制定研究工作。他的確可以說是我國的“知識產權過河卒,三十年史見證人”。陶鑫良律師的最大特點是不做非知識產權案件,換言之,他“非知識產權案件不做”,心無旁騖。

高級合伙人余力律師是知識產權部的中流砥柱之一,曾擔任知識產權部副主任,現擔任大成(上海)律師事務所的監委會主任。他的知識產權業務方向主要在于商標與特許經營,曾經過上海“鳳凰”自行車商標與企業名稱等典型的知識產權案件。余力律師特別是在特許經營及特許品牌推廣、注冊商標許可等方面研究較深入,并在相關實務方面厚積薄發,輕車熟路。

知識產權部元老之一的傅文園兼職律師,是上海大學知識產權學院的副教授。她也是1994年創建上海大學知識產權學院的開國功臣并此后一直教授知識產權課程至今;她是1985年報考獲準的我國第一批專利人。她曾擔任上海大學知識產權學院的知識產權法系副主任和主管上海工業大學專利事務所的工作。她于上一世紀九十年代中開始兼職律師工作,迄今曾過數以百計的知識產權訴訟案件或者非訟項目。傅文園老師的教學課程和律師業務都主要面向商標法及其實務。

畢業于復旦大學電光源專業和法學專業的在大學期間就是空手道黑帶的“文武雙全”的楊宇宙律師,同樣堅持“非知識產權案件不做”已經近十年,現在他是陶鑫良律師團隊的主要核心,他涉外知識產權案件處理能力強。他在前曾過600多件若干著名跨國公司的專利申請,豐富的專利經驗使得他在處理專利訴訟案件或者項目時駕輕就熟;他近幾年成功過數十件專利訴訟案件,其中兩件還是在最高人民法院最后勝出。近期他還正在“嘀嘀打車”商標侵權案以及其他一些具重大影響的知識產權案件。

戴健民律師與大成北京總所的鄧志松律師,是全大成律師事務所反壟斷法團隊的牽頭人,在反壟斷包括知識產權反壟斷的法律服務領域,戴律師及其助手為國內外重要企業包括一些世界500強公司提供了前沿的優質服務,厚積薄發,攻艱克難,沖鋒在相關法律服務領域的第一線。

潘娟娟律師在2004年報考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時差了1分,從而調劑到上海大學師從陶鑫良教授讀研,入學后就一直隨陶鑫良進行律師實習,直到2007年拿到碩士學位后就成為陶鑫良律師業務的得力助手,現在是團隊的核心成員,首先擅長于商標與不正當競爭方面,同時在專利侵權訴訟案中她也得心應手,這全靠她自己的勤奮“惡補”和艱苦拼搏,因而法學本科專業出身的她現稱自己是自學成才的“半個工科生”。十多年來潘娟娟律師參與了大量的知識產權訴訟案件和非訟項目,在工作中表現出強烈的責任感和很高的專業水準。

本科是“機電一體化”專業的韓穎律師,作為2005年入學上海大學知識產權學院“理工本科/知識產權法碩士連讀”教改項目之“黃埔一期班”的班長,2007年畢業后就一直投身于知識產權律師工作,加盟導師陶鑫良律師團隊后成為核心成員。八年來她已了近百件知識產權案件,多在于專利、技術秘密類案件和非訟法律服務。優秀的大局感控力、女性特有的細致力以及對多媒體的極強駕駛力賦予韓穎很強的綜合專業素質,將知識產權事業融合為人生中十分重要的一面并折射出美麗的光彩是她作為一名上海女律師的極致追求。

李偉華律師具有較強的法學思維與研究能力,碩士研究生畢業后就直接加入導師陶鑫良的律師團隊于今已有7年。雖在團隊里他是相對年輕的核心成員,但已也身經百戰,了近百件知識產權訴訟與非訴項目包括一些疑難案件。他善于思考和勤于表達,已在專業雜志上發表文章十余篇。最近李偉華律師榮登“2015年LegalBand 中國律界俊杰榜30強”榜單。

單訓平律師本科畢業于南京大學獲得理學學士學位,研究生畢業于南京師范大學并獲得法學碩士學位,2009年加入大成上海知識產權團隊。她律師執業十余年來為國內外一系列知名企業電腦橫機企業德國斯托爾(STOLL)、法國愛德蒙得洛希爾銀行(Rothschild)、意大利伊古奇尼(iGuzzini Lighting)、吉盛偉邦、無錫尚德電力等企業提供品牌/商標管理咨詢服務、商標注冊策略及方案設計、海關備案服務,商標權屬、商標侵權糾紛案。

吳海寅律師的本科先后就讀于上海大學的通信專業和管理專業(知識產權管理方向)。1996年起攻讀知識產權法碩士研究生而師從陶鑫良教授。早在2001年起吳海寅就已經同時具有律師執業證、專利人執業證和商標人證書。十多年來他參與辦理了大量的專利、著作權、商標以及反不正當競爭的訴訟案件和非訟項目,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曾濤律師,他曾經在著名跨國公司擔任知識產權管理人員多年,在涉外知識產權事務和企業知識產權管理方面多有積累而經驗豐富,尤其是在品牌維權等方面輕車熟路,老馬識途。他率領大成上海知識產權團隊中的合作團隊,連續為許多著名企業尤其是一些名列全球500強的跨國公司提供了系列知識產權配套法律服務,成績突出,得到客戶的好評。

大成上海知識產權團隊中人才濟濟,除了上述已經介紹者外,還有一批術有專攻,屢有建樹的知識產權專業律師群。例如曾在知識產權專業強所華誠律師事務所工作多年后加盟大成上海知識產權團隊的費俊律師,專業基礎扎實,相關業績顯著。又如彭文勝律師,早在我國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剛出臺的2009年,就已經編撰出版了《企業知識產權戰略制定及其實施方案》的專門著作。長江后浪推前浪,一浪一浪高一浪,現在大成上海知識產權團隊后繼有人和后生可畏,例如年青的許樂樂律師、陳哲律師、張莉律師等一批青年才俊和后起之秀都已經開始攀登知識產權專業律師的山峰,而且已經初露鋒芒,后生可畏,來日方長。

事業與生活并行

大成律師事務所企業文化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攀登專業高峰與追求生活情趣并重,雙管齊下,相輔相成。大成上海知識產權團隊建設就是這方面的有效嘗試和成功探索。

一方面,團隊在攀登專業高峰上不懈努力。因為在知識產權領域,諸多前沿問題、疑難問題、尖端問題幾乎總是先發生在鮮活的典型糾紛中,這些案例被發現后首先“拷問”知識產權司法審判及行政管理,進而推動知識產權理論研究,再進一步促進知識產權立法修法。“法律的真諦首先在于實踐,知識產權的精髓尤其在于應用;背靠大成律師事務所國內外的‘互聯網’,攀登新時期知識產權法律服務的制高點”,這是大成上海知識產權團隊多年來身體力行、群策群力、集思廣益、千錘百煉形成的共同理念,遵循“實務要務實,理論須論理,研究當深入,辦案宜仔細”的基本風格,堅持始終,一以貫之。

為此團隊先后形成了智慧下午茶制度、重大疑難復雜案件研討會制度、大成知識產權專業系列講座制度、大成泛長三角知識產權業務研討論壇制度、知識產權立法修法研討制度等系列制度。譬如智慧下午茶制度,主要是本部門同仁進行業務交流學習的常設性活動,通常每月或者每兩周舉辦一次,邊吃水果邊爭論,邊喝咖啡邊交流,為部門同仁創造一個充分溝通乃至于“頭腦風暴”的空間和時間。又如重大疑難復雜案件研討制度,主要是對團隊成員在工作中、案件中遭遇到的疑難實務問題,或者社會輿論比較關注的知識產權熱點案件而舉辦,根據團隊成員主動求援或者團隊整合需要不定期舉行,既可為部門同仁辦案助力解憂,又與時俱進發出大成知識產權人自己的聲音。再如大成知識產權專業系列講座制度,一般每年知識產權部都會在所內外舉辦十余場知識產權專業講座,演講嘉賓既有本團隊或者兄弟部門的資深律師,也有國內知識產權領域權威的專家學者。還如大成泛長三角知識產權業務研討會制度,是打破大成各分所之間的“墻“,整合大成整體資源、推進大成全面發展的平臺,團隊曾先后發起與舉辦了多次大成泛長三角知識產權業務研討會,促進了大成長三角乃至于全國相關分所知識產權同仁間的交流與互動。更如知識產權立法修法研討制度,即對于最新的知識產權立法修法動態或者文稿是團隊成立以來的老傳統,緊跟立法修法形勢,結合自身實踐體會,為立法修法機關提供有益的意見和建議。團隊先后對我國《商標法》第三次修改、《著作權法》第三次修改、《職務發明條例》制定等,會同上海市商標協會等聯合組織了相關研討會,并且在此基礎上形成修改建議稿提供相關立法修法部門參考,受到了積極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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