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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意義精品(七篇)

時間:2024-01-13 15:41:51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意義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意義

篇(1)

【關鍵詞】新形勢 經濟改革 政策分析

在過去的三十多年中,我國的改革已經基本實現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市場的作用已經逐漸發揮到經濟活動的每一個環節中,起著基礎的資源配置的作用,效率得到了提高,國民生產總值也逐年穩步增長。但隨著商品貿易的全球化,以及管理的提高,技術的進步所帶來的競爭的加劇,加之現階段的國際經濟環境低迷萎縮,金融危機對我國實體經濟影響嚴重,我國外貿需求自去年7月來連續五個月下滑,財政收入增長率明顯下降。新形勢下,我國新經濟體制受到的各方面的沖擊日益嚴重,其缺點與不足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也逐漸暴露了出來。

一、現狀與問題分析

亞洲開發銀行在2008年公布的年度報告中顯示,中國經濟增速從2007年的11.9%回落到2008年的10%,2009年中國經濟增速進一步回落至9.5%。經濟增速的回落具體表現在出口增長減速遠超預期;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放緩、企業倒閉潮出現,工業利潤增長大幅放緩;宏觀調控下,房地產、重工業等投資增速回落;每年1000萬個新就業崗位完成很困難,農村隱性失業大量增加;居民消費增長速度下降,由于居民收入的不穩定性增大、股市的負財富效應、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等原因使居民的消費欲望受到抑制。

這些問題透露出我國經濟體制在新形勢下有了新的挑戰,需要改進,總結起來表現在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從宏觀上講,包括:國家的金融安全體系有漏洞,具有比較大的抗風險隱患;連續多年實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而中國內部市場的購買力并沒有得到顯著提高;財政的再分配政策不健全,收入的兩極分化情況依然存在;基礎設施建設與社會保障制度亟待建設,尤其是醫療衛生等事業沒有得到足夠的投入;部分地區政企仍然沒有分開;部分地區的工商業監管力度不夠等。

從微觀上講,包括:依靠資源消耗增長產量的小工廠林立,對資源浪費嚴重;環境意識差,對企業周邊污染嚴重,缺乏治理;生產效率低,管理水平差,競爭意識薄弱;產品研發與創新能力低下,導致產品質量與功能落后于國際市場。

二、主要的相應政策

1、調整經濟增長方式

前一段時間,我國在追求GDP增長的同時,暴露出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等一系列問題。據統計,我國在2004年,使用了全世界31%的煤炭,29%的鋼鐵,以及其他材料的大比重投入,創造了占全世界4%的GDP。反差如此之大,一方面說明我國企業的科技含量低,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我國經濟的粗放型增長。長期下去,將對社會的健康發展帶來極為不利的影響。

據此,國家要求對經濟增長的模式進行轉變。在十四屆五中全會上,政府首次提出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要求。在十六屆五中全會上,又提出了“必須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大原則。十七大報告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這是關系國民經濟全局緊迫而重大的戰略任務。這一政策包含以下三個要點。

(1)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在過去的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除投資以外,我國主要依靠勞動密集型企業生產低成本、低技術的小商品獲得出口優勢,大量的原材料、半成品等資源也通過外貿的形勢流至國際市場。造成了資源的流失。另一方面,長期依賴國際市場對于小商品的消費賺取外匯,也形成了國內行業對國際市場的依賴,不僅喪失了貿易中的主動地位,也同樣提高了貿易的風險。將兩股力量拉動轉變為三股力量拉動,不僅降低了國際貿易風險,也增加了大量的國內消費,提高了國內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貿易福利,同時也加大了國內市場的競爭力度,也同時促進了科技的進步和效率的提高。

(2)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于歷史和生產力發展等原因的限制,我國的農業發展相對滯后,第三產業不發達,造成了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迅速崛起,占據了GDP增長的絕大部分。然而由于我國的科技不發達,管理經驗落后,人們的文化素質不高,第二產業長期處于粗放型,勞動密集型的狀態。由于生產效率低,我國在國際貿易中的不利地位長期得不到改善。促進三個產業的協調發展,使農業發展,為第二、第三產業提供發展的基礎,同時促進第三產業的崛起,使先進的科技與管理經驗作用于國民生產,創造價值。

(3)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和管理創新轉變。科技水平落后,管理經驗匱乏,導致我國的經濟增長走的是一條依靠追加物質資料消耗的路線。然而有限的資源并不能滿足無休止的增加投入量。另一方面,由于設備不足以及人的環保意識差,環境保護也被許多企業忽略,加上政府的監管力度不夠,對環境的污染得不到遏制。這對社會健康穩定的發展是非常不利的。轉型升級人才,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的提高以及管理創新轉變,提高資源的利用率,吸引創新人才培植經濟增長點,使環境的發展與社會的發展相協調,創造綠色GDP,使人民的生活水平的綜合提高有了可靠的保障。

2、調整財政政策,加強金融監管力度

隨著改革發展的深入進行,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我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結構性矛盾也日漸突出,成了新形勢下擴大內需、開拓市場、促進經濟健康發展的嚴重阻礙。另一方面,由于金融風暴的影響,我國從1998年起開始實行積極的貨幣政策,到目前為止即將進入第十二年,并在今年將繼續保持。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提出,明年要深化資源價格和財稅體制改革,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金融體制改革也將是明年改革的重點。

積極的貨幣政策具體表現為以下幾點。

(1)長期發行國債。發行國債能夠帶動社會總固定資產投資,集中力量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對經濟結構的優化也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

(2)積極調整收入分配政策,以增強居民消費能力和企業自主投資能力。首先,政府提高了機關事業等單位的工資水平,并且設立了年終獎等制度。其次,調整了收入分配政策。再次,我國政府還加大治理亂收費、規范分配秩序的力度。另外,再分配政策還是有效調節收入差距的有力杠桿,為規范社會主義正常的經濟秩序提供有力保障。

(3)財政政策的具體實施中,經常注重與貨幣政策相協調,共同發揮作用。長期的建設國債主要通過國有商業銀行發行,它的投資項目也帶動了銀行的貸款業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銀行資金利用率。在此基礎上,又成立了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增強了銀行的抗風險能力,為社會的財政、金融協調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4)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以更大力度推動改革攻堅。“目前經濟企穩回升,正是推出資源稅改革的好時機。”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表示。積極運用財稅手段調節收入分配,健全促進消費的財稅政策,增強經濟發展的均衡性,可以更好地調動企業、居民等市場主體的積極性,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有關部門應抓緊做好相關配套改革,盡早推出資源稅改革方案,這一改革也有助于加快我國經濟結構調整。

(5)加大金融體制改革力度,深化金融監管機制建設。進一步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有助于增強金融對經濟服務功能,同時加強金融監管機制建設,改善境外投資外匯管理和服務,繼續推進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管理。尤其要加快推進農村金融體制改革。

3、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

社會保障制度是保障公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制度,是國家的基本制度之一,是國家經濟發展的保障動力和前提條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義。而我國對于社會保障體系制度建設從1993年第一次闡述到2010年遠景目標文件中,都沒有就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的構成發表過任何論述,而針對我國實際,出現這樣總體設計框架的不足是由于:各有關方面對社會保障制度重要性的認識尚未達到應有的高度;不少人對社會保障制度的了解和認識存在某些偏差、錯誤,甚至誤區和對于社會保障制度專業化、規范化建設的必要性、緊迫性認識不足。

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我們有以下建議。

(1)擴展勞動保障的覆蓋面與實施力。為了增強公平性,必須盡快實現不同群體的社會保障水平并軌,同時變市級統籌為省級統籌,從根本上解決目前各自為政、標準不一的狀況,擴大統籌范圍進而建立覆蓋全國的統籌體系,并以社會保障稅方式取代保險資金的征收,用法律強制力確保征繳和合理使用。

(2)著力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統籌城鄉經濟改革。農村與城市經濟社會發展中依然存在的二元結構嚴重制約著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長期形成的城鄉失衡的狀況如果沒有改觀,不僅使廣大農民的活水平提升較慢,而且使城市發展,特別是城市經濟發展面臨后勁不足的問題,最終制約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增長。因此要推動科學發展,構建新型城鄉關系,加大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力度,在統籌城鄉中加快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加強城鄉基礎設施建設一體化,促進公共資源在城鄉之間均衡配置、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加速形成城鎮化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互促共進機制。

(3)加強對于社會保障專業人才建設的重視和培養。人才建設是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社會保障方面要通過各種途徑和渠道加強這一領域的研究和學科建設,來改善社會保障法學專業以及涉外社會保障法學專業研究人員稀缺和學科建設落后的現狀。同時要加強對現有社會保障法律制度及政策的宣傳,尤其是缺乏對于人口眾多的農村地區社會保障法律和政策的普及推廣,以此來保障農村經濟的穩步前進。

(4)提高立法層次,修改《勞動法》中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部分。社會保障制度的立法內容要與其他法律部門的立法內容相銜接,確保社會保險金的無風險支付和保值增值。同時逐步完善農村社會保障法律制度,并且適應經濟全球化,對社會保障法律制度從國情和國際雙線出發,進行接軌,在健全社保司法機制方面可借鑒國外的專門法院審判方式,建立我國專門的勞動和社會保障法院,充分體現勞動和社會保障事務的特殊性。同時修改勞動法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部分,加強宣傳,強化監督,勤于發現問題與總結。

【參考文獻】

[1] 徐傳諶、劉凌波:在危機中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方向[J].江漢論壇,2009(6).

[2] 饒開宇:論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路徑[J].四川改革,2008(12).

[3] 趙大興:中國計劃經濟的特點及對經濟體制改革的影響[J].大理學院學報,2009(9).

篇(2)

曾幾何時,一提到上海,人們的第一反應就是很自然地想到與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由上海生產的各種生活用品及其內蘊的品質保證,以及上海服務全國的胸襟與略帶驕傲的城市氣質。那時的上海是“全國的上海”,或者是“全國人都向往的大城市”。

幾十年過去,“全國的上海”變成了“大上海”,“全國人都向往的大城市”變成了上海人自我期許意味濃厚的“國際化的上海”。無論是“大上海”,還是“國際化的上海”,其背后所蘊含的旨趣是上海背過身去,把眼光投向了國外,在向紐約、倫敦、東京等國際化大都市看齊。

盡管最近幾年來上海重提要致力于服務長三角地區、服務于長江流域地區、服務于全國的口號,但與實際上的期待還有很大距離。上海仍然想在既有制度框架下早于國內其他地區對一些制度的修修補補式創新,癡迷于縮躲在“螺螄殼”里做“自己的道場”,在制度創新、技術創新、管理創新與服務創新等方面缺乏引領全國的“大動作”,在獨領時代的“元制度創新”――元制度是指具有根本意義的并具有決定作用的初始核心制度――方面更沒有屬于自己的“獨門武器”。在坊間輿論中,上海被視為 “強勢且保守的政府”或者“政府干預過多、政府控制社會過嚴”的代名詞。

觀察上海“元制度創新”嚴重落后的最佳案例,莫過于自2005年開始推行的浦東新區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工作。2005年6月21日,國務院批準了浦東新區進行綜合配套改革試點的方案。按照當初的設想,浦東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必須在著力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著力轉變經濟運行方式、深化金融、科技和涉外經濟體制改革,著力改變城鄉二元經濟與社會結構、深化城鄉二元制度改革三大方面有根本性的突破,而且浦東新區的綜合配套改革試點不同于過去一些地區搞改革試點主要是從中央有關部門爭取更多的政策優惠與資金投入,而是獲得了一種先行先試權和綜合性制度創新權。

然而,一晃多年過去,浦東新區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工作在“元制度創新”方面乏善可陳,主要著力點基本上仍然停留在尋求中央有關部門的政策支持,并沒有將制度創新的重點放在體制內部的制度創新之上,即體制與機制的重構與再造,也沒有試圖通過體制外的制度創新歷程,大力培育社會組織等自主力量的成長,并通過建構公私部門的伙伴關系來發揮多元治理主體的“合力”。毫無疑問,如果這種狀況長此以往并得不到根本性的解決,浦東新區綜合配套改革試點最終恐怕成效不大。

在上海經濟發展方式面臨深刻轉型、社會發展面臨全面進步的重要歷史關頭,尤其是政府能力、政府資源均呈現相對有限的狀況下,轉移政府部分職能而交由社會組織承擔,拓展社會組織成長的制度空間,放松政府規制,運用合同承包、特許經營、憑單、補貼以及政府購買服務等新型形式,大力培育社會組織,推動公民參與政府決策、管理與監督活動,建構政府組織、社會組織、市場組織與公民對公共事務合作治理的伙伴關系,是在“元制度創新”方面促進上海經濟發展方式轉型與社會全面進步的重要途徑。

在我國,社會組織發育與成長遭遇到的最大“元制度創新”瓶頸在于兩個核心問題:一是如果找不到業務主管單位,要想進行登記,勢比登天還難;二是即使找到了業務主管單位,成立了社會團體或者民辦非企業單位,但如果脫離了政府組織的支持,要想生存下來,同樣勢比登天還難。譬如,即使在大力強調政社合作、“管、辦、評”聯動的浦東新區,2007年上半年政府用于政府購買服務的支出為2184萬元。 若以此推算,2007年全年浦東新區政府用于政府購買服務的支出費用大致在5000萬元,這一數字相比于100多億的政府財政支出,實屬微不足道。也正是這樣,在當代中國,各類社會組織的發育與成長至今還是一個“偽問題”。如果離開了社會組織的良性發展與大力支撐,將很難培育出強大的服務經濟與城市經濟。

有鑒于此,獲得了先行先試權和綜合性制度創新權的浦東綜改,就應在戰略上重視社會組織培育與成長中的“元制度創新”問題。首先要致力于探索無業務主管單位的社會團體與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轄、監督管理等新型模式的“元制度創新”問題,包括對跨行政區域的社會團體的登記管理、住所在外地的民辦非企業單位的監督管理進行有效探索;

篇(3)

關鍵詞:土地 馬克思土地所有權理論 地租理論

土地,是最基本的生產資料之一,不管社會形態如何,它的作用和地位都是顯而易見的。同時,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與城市的進步,土地問題日益突出化,亟待解決。土地作為一種資產,首先是需要對其的所有權界定清楚。鑒于我國目前的實情及有關法律制度的規定,我國的城市土地的所有權屬于國家,這是不容爭議的。馬克思所研究的地租理論具有普遍意義,它揭示的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地租的一般規律,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適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適用。

根據馬克思關于土地產權的理論,土地產權包括所有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處分權,其中所有權是核心。鑒于此,我國城市的土地的所有權已經很明確。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妥善處理城市土地的使用權問題,這其中包含土地使用權的如何下放及如何有效使用城市土地的問題。

一、馬克思土地所有權理論和地租理論

土地所有權問題,包括土地權屬關系的性質、構成及其變更,以及土地所有權的經濟實現等方面的內容,馬克思在他的經典巨著《資本論》中作過詳盡闡述。何為土地所有權?馬克思指出:“土地所有權的前提是一些人壟斷一定量的土地,把它作為排斥其他一切人的、只服從個人意志的領域。”他還認為,土地所有權是人的社會關系在土地問題上的表現,它是一個社會歷史范疇。

馬克思地租理論建立在一個原則之上,一個前提之下。這一原理是:土地本身沒有價值,“因為土地不是勞動的產品,從而沒有任何價值”。這一前提是:所有權的存在,“地租又是以土地所有權,以某些個人對地球的某些部分的所有權為前提”。這兩條是地租存在的一般規律。盡管社會發展階段不同,只要具備這兩條,地租都存在。不同社會的地租都有共性,即地租的占有都以土地所有權為前提,是土地所有權賴以實現的經濟形式。

二、馬克思土地所有權理論和地租理論對我國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的指導

馬克思將土地產權分為所有權、使用權、受益權和處分權。我國現今城市土地問題方面急需解決的是土地使用權問題。

(一)城市土地使用權的下放有關準則

1.通過明確產權,使城市政府在配置土地時的行為更加長期化。

2.通過嚴格的土地利用規劃以及公眾參與的辦法對城市政府的權力進行約束,使土地資源配置能夠反映國家和社會的利益,允許城市土地所有權在政府與企業、個人之間的反向流動,實現城市用地產權的多元化。

3.充分發揮土地市場在城市土地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調節作用。

4.在價格機制和政府合理的公共政策作用下實現高效和可持續利用。也就是說,城市土地使用權的下放,無外乎是兩種方式:無償劃撥和有償使用。為此,處理好這兩種方式的關系顯得尤為重要,應該確定合理的比例,并隨著外界環境的變化而有所調節。同時,對原有有償劃撥土地的土地使用者,如國家機關、軍隊、學校、國有企業等變相以土地入股分成、出租合建住宅分成、轉租轉賣等經營行為進行有效地遏制。可明確土地無償無期使用的最后期限,到期由政府依據評估價格逐一與使用單位簽訂用地合同,補交土地出讓金。

(二)城市土地使用權下放的可行措施

我國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指導原則是,鞏固和完善土地的國家所有制,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與城市建設和發展相協調、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城市土地使用制度。

總的來說,首先要實行“三權分離”,即將土地的所有權、使用權和管理權相分離。國家對土地擁有絕對的所有權,并規定國家的城市土地所有權神圣不可侵犯。經國家批準,擁有使用權的單位可以依法擁有土地的使用權,使用權可以依法進行轉讓。地方政府代替國家對城市土地進行管理。其次,要建立起既有利于維護社會主義城市土地國有制,又有利于發展生產力的新型城市土地使用制度。再次,要建立起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相適應的城市土地供應和流動的運行機制。使城市土地所有權與城市土地使用權相分離,使城市土地使用權能夠流轉,從而使市場機制在城市土地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

(三)促進城市土地有效使用的辦法

根據馬克思的地租理論,對于城市土地的有效使用,應該充分運用級差地租理論,即同一定量的土地處于不同地段的征稅或是收費應該有所區別。換句話說,繁華地段的土地的使用費理所應當就要高些,反之亦然。可是,對于具體的差別是多大,應該適當地結合一下城市當地的發展情況,予以靈活有效調節。

概括而論,城市土地是最大的存量資產,是城市經濟運行的載體,是城市建設與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也是經營城市發展戰略的重要支持基礎。城市土地制度建設時我國土地制度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之一。搞好城市土地制度建設,不僅有利于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與完善,也有利于我國城市化建設步伐的加快,同時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為此,做好城市的土地規劃,特別是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需要迫切進行。

參考文獻:

篇(4)

【關鍵詞】 城市圈 行政區經濟 經濟區經濟 轉化 區域發展一體化

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形式之一:城市圈

區域經濟一體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也是全球熱切關注的一個問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城市成為利益主體,城市競爭與城市經營成為必然趨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化進程突飛猛進,從城市之間的城市競爭(主要表現為“行政區經濟大戰”),到“城市區域競合”、“城市區域一體化”,體現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經營的三個階段。

參考已建立的國際間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及我國目前存在的各種區域精進聯合體,我國內部區域經濟一體化可定義為:在一個國家范圍內,地域上較接近或地理特征較相似的省區之間、省內各地區之間、城市之間,為謀求發展而在社會再生產的某些領域,實行不同程度的經濟聯合與共同經濟調節,形成一個不受區域限制的產品、要素、勞動力及資本自由流動的統一區域的動態過程,它的目的是優化資源配置,實行區域內各地區合理分工,提高資源使用效率,促進聯合體共同繁榮。區域經濟一體化實際上是一個建立在區域分工與協作基礎上,通過生產要素的區域流動,推動區域經濟整體協調發展的過程,通過深度參與經濟分工和合作,發揮“1+1>2”的聚合效應,從而贏得競爭優勢。

城市經濟圈是現代經濟中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概念,由法國地理學家戈特曼首創。城市圈作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形式,就是指城市集團式發展戰略在不同層級上的空間表現形式,是由核心城市及其周邊城市和地域共同組成的聯系緊密的層次不同的一體化區域,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國內學者是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研究推廣城市經濟圈理論的。雖然對城市經濟圈的概念頗有爭議,但大多數學者都將城市經濟圈定義為:以一個或多個經濟較發達并具有較強城市功能的中心城市為核心,包括與其有經濟內在聯系的若干周邊城鎮,經濟吸引和經濟輻射能力能夠達到并能促進相應地區經濟發展的最大地域范圍。城市經濟圈的基本特征是高聚集、高能級、開放型。

與城市圈有關的名稱還有很多,人們一般把若干密集城市構成的經濟區域稱為“城市經濟圈”或“城市經濟群”、“城市經濟帶”。不過這三個概念是有嚴格區別的,它們分別反映了密集的城市在地理空間上的不同分布形態。一種是環狀的,一種是點狀的,一種是帶狀的。然而,從經濟關系比較,“城市經濟圈”最具有經濟學意義。經濟學意義上的“城市經濟圈”可以定義為,由一個具有較高首位度的城市經濟中心,和與中心密切關聯且通過中心輻射帶動的若干腹地城市所構成的環狀經濟區域。但目前國內也有學者認為,城市圈(群)是不同于城市帶的一個概念。從空間分布形式上看,城市圈呈塊狀分布,一般只有一個200萬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城市帶則呈帶狀分布,一般有兩個或兩個以上200萬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城市圈主要是集聚效應作用的結果,而城市帶則主要是擴散效應作用的結果;城市圈所造成的人口過于集中、交通擁擠、環境惡化等現象,使兩個或多個地理位置相近的城市圈沿交通軸線,通過擴散作用形成都市帶,從而達到資源配置的最優。因此,城市圈和城市帶都是城市化發展的必然階段,城市帶是由城市圈發展而來。城市圈域經濟發展模式的基本內容是:以比較發達的城市為中心,通過極化效應造成的經濟吸引,并通過擴散效應造成的經濟輻射,形成統一的生產和流通渠道,帶動周圍次級城市和農村共同繁榮。該模式提出,要按照市場經濟規律的要求,充分考慮各地經濟的內在聯系和自然地理特點,突破行政區劃界限,在已有的經濟布局基礎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為依托,進一步形成若干個跨省級行政區的經濟區域。城市圈是由于科技進步、集聚經濟效益促使產業與人口在空間上集聚與擴散運動的結果,交通運輸和信息化的高度發展是城市圈(群)發展的主要動力。

二、城市圈發展中行政區劃引發的問題

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區域協調發展中區域一體化、圈層化特征日趨明顯,跨省市經濟圈已成為區域經濟發展主要的空間組織類型。但在當前我國行政區經濟運行中,跨省市經濟圈經濟運行并非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區經濟,仍然屬于各城市行政區劃范圍的行政區經濟。在我國經濟轉型時期,行政區經濟因其過渡性質而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行政區經濟越來越嚴重地阻礙了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阻礙了區域經濟的分工發展,阻礙了跨省都市圈的發展。所謂“行政區經濟”是指由于行政區劃對區域經濟的剛性約束而產生的一種特殊區域經濟現象,是我國在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區域經濟由縱向運行系統向橫向運行系統轉變時期,出現的具有過渡性質的一種區域經濟類型。行政區經濟最突出的特點是社會經濟活動滲透著強烈的地方政府行為,具有強烈的地方利益傾向;受行政區劃的剛性約束,生產要素跨區域(行政區域)流動受到人為的限制與阻隔,經濟運行秩序比較紊亂。

在我國國內區域經濟發展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因行政區劃而導致的區域經濟分割現象。由于特定的歷史和體制背景,行政區的經濟功能十分突出,并且,在地方政府強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動機驅動下,政府對經濟的不合理干預行為十分嚴重,使區域經濟行為帶有強烈的政府行為色彩。這種政府行為就往往容易演變為地方本位主義和保護主義。中國20世紀50年代就提出“六大經濟區”的概念,80年代也曾劃分過經濟區。但由于我國的管理體制是以省為基本單位的,經濟區大多跨省,因此這個思路很難貫徹下去。之后,國家改從產業方面制定發展計劃,這條道路應該說是正確的。但目前我國的基本行政區劃單位仍然是省,在跨省的協調機構缺失的情況下,區域經濟的發展實際上還面臨著和從前同樣的行政分割的問題。地區間的疆界仍然無法逾越,這就難以實現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地區間資源的有效配置,形成優勢互補、協調發展。中國地方政府現階段的主要任務便是發展經濟,而發展速度則是衡量各級政府及官員政績的一個重要標準,于是各級地方政府便采用經濟、行政甚至法律手段干預企業生產,干預資金、人才和勞動力的流動等等,隔斷區域間的經濟聯系以保護本地市場與本地經濟發展。在這種情況下,區域經濟的行政區分割現象表現得十分嚴重,表現出一種與區域協調發展相悖的運行態勢,行政區經濟進一步強化。

然而城市如此的“行政區經濟”發展態勢是我們必須阻止的,因為這非但不是在進步、發展,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是倒退、落后。首先,從城市發展的本質上看,城市本來就具有擴張性,行政區經濟理應向經濟區經濟發展。新區位理論根據杜能的農業區位論、韋伯的工業區位論、泰勒的中心地理論以及廖什的市場區位論的研究成果,從交易成本的觀點對企業的生產組織進行分析,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美國著名的經濟地理學家艾倫?斯科特把交易成本理論(科斯,1937)引入城市和區域研究,形成了新工業區位論,通過對企業生產組織方式及其空間分布的分析來解釋城市化的進程與特征。斯科特(1988)認為,企業為了獲得最大經濟效益,往往采取組織和空間上都分離的生產方式,即向外擴散的趨向。但組織與空間上都分離的生產方式必然帶來交易成本上升。因此,在其他因素同質的條件下,企業通常都在一定城市群范圍內聚集。由此可分析我國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隨著外資的大量涌入,勞動密集型產業紛紛轉向這些區域和城市,而這些地區的工廠不斷地從市區遷往郊區,它們都是在尋求空間上的分離或組織上和空間上都分離的最佳生產方式,以求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另一方面,由于運輸費用、聯系費用的增加,這種分離的組織方式在空間上不可能離得太遠,都在一定的城市群地域范圍內集聚。可見,正是在這種分散與聚集的力量作用下,沿海城市逐漸形成連綿城市向腹地擴張,即形成城市群。從中不難發現,跨界是城市發展的必然結果,可是城市群跨界需求與行政區分割的障礙之間存在不小的沖突。城市群的形成和發展是一系列復雜的經濟、自然以及各種內在規律相互作用的經濟社會過程。城市群是一個集合體,是多層次中心城市集聚和擴散的結果。從城市群的形成與演化機制可以看出,無論城市規模大小,城市發展都有跨界需求。城市群的發展必然導致跨行政區現象的出現,與行政區劃產生的矛盾也越來越明顯,跨界的區域性需求項目也隨之增多。我國長期的條塊分割所形成的各自為政的局面,使政府只考慮和解決行政轄區范圍內的事務,很少考慮提供跨界需求服務。這就使得城市群中的城市難以形成統一的整體規劃和開發、發展政策,使地區間協調合作難度加大。例如,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城市分屬三個省級行政區,一些區域通基礎設施和工程因缺乏統一協調而進展緩慢,成為影響城市群發展的主要障礙。

除區域發展理論上城市發展跨界的特點之外,城市圈經濟也是市場經濟與經濟全球化的內在要求。企業成為區域經濟的利益主體,市場運行的主流將是經濟規律而非政治規律,城市行政區的直接經濟職能將大大淡化,城市政府很難對地方經濟進行直接控制和封鎖。隨著我國全面加入WTO以及許多跨國公司的入駐,大都市圈地區的市場肯定是一個跨越城市行政界線的統一區域市場,市場和企業的跨界擴張直接取決于城市經濟發展的要求,而不是行政命令;隨著信息化、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城市網絡化程度日趨明顯,相互依存度強化。因此,未來的區域經濟發展需要政府作出更適合這開放、自由環境的決策。從實踐規律看,我國區域經濟合作的快速發展,特別是東南沿海經濟帶三大區域快速發展更加驗證這一點:謀求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合作共贏的熱潮越來越高漲,區際間的經濟合作已成為一大趨勢。在這合作大勢之中逐步顯現出一條規律:區域經濟的發展,必須實現從行政區經濟向經濟區經濟轉變。

三、城市圈整合發展的新思路

針對中國跨省都市圈內部的“行政區經濟”格局,有些學者習慣于從行政區劃的大一統來考慮跨省都市圈經濟的整合問題,提出在長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建立以上海為中心的“統一的行政區劃”――“上海省”、“特別經濟區”、“上海經濟特別行政區”、“大上海行政區”等觀點。這種隨意變動現有省區邊界的區劃調整方案不可取。這是因為,當今體制轉軌時期,國家對行政區劃的兼并或調整,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確實能夠促進政府間橫向關系的剛性整合,減少區域內耗,但當前中國在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到位、市場法制體系不甚健全、區域社會力量比較薄弱的格局下,各級省市政府實際上依然占據著地方經濟利益主體的地位,行政區劃的經濟功能依然十分突出,行政區劃界限依然像“一堵看不見的墻”,阻隔著應有的區際經濟聯系。所以說,在跨省都市圈范圍內,大一統的行政區兼并,雖然是一種空間整合的剛性行政手段,但它只能解決一時問題,不能從根本上跳出“區劃調整―競爭膨脹―區劃再調整”的怪圈。

實現跨省都市圈經濟整合與全面發展的根本出路在下述內涵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在保持行政區劃合理適度調整或不頻繁變動的前提下,順應市民社會的轉型,切實轉變省市政府職能,弱化行政區劃的經濟功能,回歸其政權建設和社會公共管理功能;積極借鑒西方大都市圈治理經驗,通過區域政治、區域社會、區域文化、區域規劃、公共參與等綜合制度體系創新,充分發揮中央政府、跨省都市圈成員省市政府、私營企業、非政府組織、社區組織、個人等多元力量,構筑一個既保持各級政府的治理能力,又發揮各方力量的主動性,平衡各自利益,切實有效的跨界協調與治理體系,依此來解決區際矛盾和沖突,形成相互開放、互惠互利、優勢互補、聯動發展、公平高效的跨省都市圈利益共同體,提高區域整體競爭力。具體的政策建議如下。

1、加快政府職能轉變,促進管理制度創新

一方面,要變“計劃”為“規劃”。“復合行政”的新理念是頗具價值的,可按照政府管理范式從統治向治理轉變的角度,為解決當代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與行政區劃沖突提供一種新的思路。在區域發展上,政府近年來給予了許多關注與支持。隨著市場機制的健全和工作效率的提高,發改委職能也從以往的審批為主,轉變為目前的規劃先行。2009年以來,國家相繼批復了十余個區域振興規劃,超出之前4年的總和。實際上,從“十一五”規劃開始,我國已將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改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有關專家認為,“計劃”改“規劃”雖一字之差,但內涵有很大變化,因為后者不僅更加重視國土空間的規劃和管治,也強調了中長期規劃的指導性和約束性。而應對金融危機的工作也加速了政府職能從審批到規劃的轉變。2009年以來,為應對金融危機沖擊,國家相繼出臺了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和一系列區域規劃,在帶動中國經濟復蘇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發改委有關人士表示:“由于這些重點區域所具備的優勢條件,加快其開發步伐,不僅有利于促進區域協調發展,還能夠通過一些重大項目的建設帶動更大區域的發展,減弱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不利影響。”該人士還指出,雖然當前宏觀經濟形勢已經明顯好轉,但今后還會繼續“通過規劃和政策來引導區域經濟發展”。

另一方面,政府應以整體為重,注重區域分工。政府應著眼整體利益,打破傳統的以“零合”和“競爭”為基礎的區域競爭思想,建立以“共贏”和“協同”發展為核心的區域經營理念;把產業發展、城市體系和重大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區域環境整治結合起來,從區域的角度進行總體的規劃。一要打破現有的以行政區劃為主導模式下的區域功能分工,超越行政區劃的界限對經濟區的功能進行整體規劃,統籌安排,從城市群和經濟區的發展著眼,從整體上考慮全區域的發展問題。同時,對經濟運行效果的度量和考慮也應當更多地突破行政區劃的界限,應當引入全區域效益最大化的概念。二要通過區域內部的統一協調,打破在資金、人才、技術、資產重組、人口和產品流動方面的各種障礙,確保形成區域內部的統一大市場,實現區域內部的市場開放和要素的自由流動,促進區內以及與區外之間的交流合作,形成競爭、有序、統一、開放和面向世界的開放型經濟合作區。地方政府要打破部門、地域界限,本著“互惠互利、優勢互補、結構優化、效益優先”的原則聯合起來,推動城市間、地區間的規劃聯動、產業聯動、市場聯動、交通聯動和政策法規聯動,通過整合區域資源,調整區域產業結構,壯大跨區域的龍頭產業,以較低的成本促進產業優勢的形成。另外,政府應當將城市圈核心城市的主導產業定位在第三和第四產業上,只有這樣才能發揮其強大的輻射和對外聯系作用,在國際社會中發揮其影響力。如作為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大城市圈、日本東海岸城市圈和英國大城市圈中心的紐約、東京、倫敦都是世界上第三、第四產業最為發達的城市,它們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在世界上起到巨大作用。但是中國的上海、廣州、北京、天津、沈陽、大連等大城市的第三、第四產業則不夠發達,不但不能與世界上的大都市相比,還落后于自身其他產業的發展水平,目前國內只有香港才具備城市圈中心城市的條件。所以,中國上述大城市圈中心應該主要發展金融、貿易、信息等第三、第四產業。

2、強化跨省區域治理,建立專門機構與體系

經濟全球化、市場化、網絡化已經成為國內外區域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作者認為,以市場化為導向,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和區域制度創新,樹立“區域治理”理念,建立健全“跨省區域治理體系”,才是真正推動“行政區經濟”向“都市圈經濟”轉變。

多個行政區之間自覺的區域一體化,需要國家層面上的協調、多個相關地方政府的參與,需要統一的區域一體化決策與協調、監督機構。根據市場為不同行政單元所分割的現實特征,我們應借鑒國外經驗,建立相應的跨區管理機構,并賦予其相應的行政調控權,專門負責跨行政區的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重大戰略資源開發、跨區生產要素流動和生態恢復重建等工作,處理區域發展中的一些重大區際沖突和相關問題,并通過這種協調管理機構尋求一種每個地區都能夠受益的利益協調新機制,實現地區間整體利益最大化。

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英國倫敦―伯明翰―曼徹斯特城市群。該城市群由倫敦大城市經濟圈、伯明翰城市經濟圈、利物浦城市經濟圈、曼徹斯特城市經濟圈、利茲城市經濟圈所組成,英國大約80%左右的經濟總量集中于此,倫敦既是英國的首都,又是這一巨大城市群當之無愧的經濟中心。1964年,英國創建了“大倫敦議會”,專門負責大倫敦城市群的管理與發展問題。1980年初期隨著大倫敦和其他大都市郡議會的廢除,幾乎不存在任何中央批準或贊助的區域規劃行為,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一巨大的城市群就沒有協調性的管理。依據1985年《地方政府法案》,中央政府實際是通過當時的環境部承擔了這一地區的戰略規劃職能。但是,撒切爾夫人當政期間,在公共政策領域提倡依靠市場規律來提高政策的協調性和戰略性,結果收效甚微,直接造成了一些大型項目規劃無法實施,投資無法加以協調,環境無法得以保護。種種跡象表明,重新確立一種新型的城市群協調機制勢在必行。1990年代初期以來,大倫敦地區又先后引入了戰略規劃指引(strategic planning guidance,SPG),以維持整個城市群戰略規劃的一致和協調。事實證明,這樣一種機構與體制對區域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3、設立非官方的合作組織

根據大都市圈管治的理論,大力培育和發展具有跨界服務功能的非政府組織(或第三部門)可以有效彌補“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中間領域,這不僅有助于大都市圈內跨地域、跨所有制的資源整合,又能創造出一種相互謙遜、容忍、信任、合作的新區域文化。當前中國普遍存在的諸多非政府組織往往依托于政府管理部門。它們與當地城市政府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具有濃厚的部門化和政府化色彩,缺乏具有跨界服務功能的區域型非政府組織。在培育跨省都市圈的非政府組織體系方面:首先,按照“政社分離”的原則,加快各種行政化非政府組織的脫鉤和改制,讓其回歸為真正的自治民間組織;其次,加快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組織的統一立法工作,依法明確其功能和職責,全面納入法制化管理軌道;再次,統一制定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組織發展規劃,逐步組建和完善覆蓋跨省都市圈范圍的大型跨界區域型非政府組織,如建立跨省都市圈聯合商會、跨省都市圈主要行業協會、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組織服務中心等。以長江三角洲為例,江蘇、浙江、上海三省市的主要領導之間已經建立了定期溝通和協商機制,共同處理產業協調、基礎設施、環保等重大問題;長江三角洲所有成員城市的市長聯席會議,已成為一種制度化的協商活動;所有成員城市自愿組建了聯合協調組織――長江三角洲城市經濟協調會,進行重大事項的相互協調;許多非政府組織,如長江流域發展研究院(華東師范大學)、長江三角洲發展中心(南京大學)、長江三角洲合作論壇(浙江大學)等均已經成立,并且成為向地方政府提供決策建議、施加社會影響的重要組織。

4、為城市圈發展創造契機

除去以上三個主要方面之外,一些得天獨厚的資源或者說契機也可以為區域發展增添動力。在大都市圈內積極開展各省市都能受益的重大合作項目,能使區域中的各個城市變被動型合作為主動型合作。例如長江三角洲大都市圈的洋山深水港建設、長江河道統一整治、2010年世博會等大型工程,已經給江浙滬三省市帶來了能夠“看得見、摸得著”的共同經濟利益,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帶動了各省市相互之間的主動合作與支持,這是目前解決我國大都市圈行政區經濟問題的一劑良方。

從歷史上看,世博會的舉辦都能推動以舉辦城市為核心的經濟圈的形成。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就是由1970年成功舉辦大阪世博會而最終形成的,以大阪為核心的關西經濟帶造就了日本經濟長達十年的輝煌;英國倫敦世博會促成了以倫敦―利物浦為軸線,沿泰晤士河擴展的產業密集帶和經濟核心區的產生;芝加哥世博會緊密聯系了北美五大湖城市圈――底特律的汽車工業、匹茲堡的鋼鐵工業和托萊多的玻璃工業。“在籌辦世博會的未來七八年間,上海城市發展的功能定位、經濟布局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將對長江三角洲地區城市體系產生的功能輻射影響巨大”。上海在八年的世博籌備過程中做出了種種努力,上海在優化城市形態、完善城市功能的同時重點發展微電子、裝備制造、會展、金融、房地產等產業,對周邊城市產生了巨大的帶動作用,長三角形成了人才、管理、技術、資金等諸多要素的優勢互補互動。型展會的輻射作用和商機溢出效應會成為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強有力的“推進器”,世博會的成功舉辦一定會加速建設上海國際化大都市圈的進程,為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聯動發展提供了一臺大馬力的“引擎”。不僅僅是旅游,在展館工程建設、世博禮品生產等等世博衍生的領域,這種各城市“共榮”也已經取得了不俗的成績:浙江嘉興多個企業中標世博會定點生產合同,并成為世博會農產品的供應基地之一;江蘇南通市的建筑企業一舉包攬了英國館、愛爾蘭館、中國航空館等場館的建設等。可以預見,世博會這塊“大蛋糕”將為長三角經濟科學整合創造更多增量。同時,它也必將成為區域經濟轉型升級的催化劑和推進器,為地區一體化協調發展提供動力。通過共辦、共享,世博帶給長三角區域的不僅是發展的“量”的提升,更有發展的“質”的突破。

四、結語

21世紀是城市圈的世紀。城市圈之間的分工、合作和競爭將決定21世紀世界經濟、政治的格局。能否形成牽引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大城市圈,是中國能否在21世紀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激烈國際競爭中取勝、能否使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在這一背景下,中國不僅要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國際間的區域經濟合作,努力發揮自己的作用,而且在國內也需要十分重視、扶持區域經濟發展。可以看到,城市圈的發展是必須以摒棄陳舊的行政區經濟、形成成熟的經濟區經濟為前提的。綜上所述,要真正實現城市圈的全面、優質的發展,就必須打破行政區經濟,促進區域分工協作,淡化行政區劃色彩,強化經濟區域功能,調整政府角色,引導行政區經濟向經濟區經濟方向發展。只有有效地實施這些改變方案,才能為實現城市圈區域合作和一體化尋求到更好的出路。

【參考文獻】

[1] 曾青:區域經濟與區域交通一體化發展模式研究[J].武漢理工大學學報,2006,28(12).

[2] 喬穎、孫曉燕:中國的內部區域經濟一體化現象斷思[J].濟南大學學報,2005(2).

[3] 余澤忠:城市經濟圈的發展與區域經濟合作[J].求索,2004(7).

[4] 龔經海:城市圈(群)理論及其對我國城市化的借鑒[J].湖北財稅(理論版),2003(5).

[5] 張明龍:區域經濟發展模式的比較與思考[J].鄭州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2(9).

[6] 宗傳宏:大都市帶:中國城市化的方向[J].城市問題,2002(4).

[7] 熊曦、吳冬霞、曹姣:關于我國“行政區經濟”的思考[J].重慶工商大學學報(西部論壇),2007,17(3).

[8] 林其屏:從行政區經濟向經濟區經濟轉化:我國區域經濟快速發展的必然選擇[J].經濟問題,2005(2).

[9] 陳偉國、范大良:論我國城市群發展的制度創新[J].貴州社會科學,2004(4).

[10] 陶希東:從行政區經濟走向大都市圈經濟[J].中國城市經濟,2003(9).

[11] 錢佳燮:擴大管轄區組建上海省[J].中國方域,2002(1).

[12] 陶希東:21世紀初期我國省級政區改革的理性思考[J].中國方域,2004(6).

[13] 陶希東:跨省區域治理:中國跨省都市圈經濟整合的新思路[J].地理科學,2005,25(5).

[14] 王健、鮑靜、劉小康、王佃利:“復合行政”的提出――解決當代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與行政區劃沖突的新思路[J].中國行政管理,2004(3).

[15] 朱靜芬:長三角都市圈產業集聚與整合研究[R].上海市委宣傳部,2003.

[16] 項光勤:世界城市圈理論及其實踐對中國城市發展的啟示[J].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04(3).

[17] 何仁偉、張明舉:行政區經濟的博弈分析[J].重慶文理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06,5(1).

[18] 黃建富:世界城市的形成與城市群的支撐――兼談長三角城市群的發展戰略[J].世界經濟研究,2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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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化的進程加快了中小城市房地產的發展,大的房地產公司向中小城市發展對地方經濟起到了促進作用。但與其他產業經濟不同的是,房地產周期波動現象受著一定的外部宏觀政策和內部行業經濟的影響,如何理解中小城市的房地產經濟周期是值得廣大房地產商、群眾、政府等思考的問題。

關鍵詞:中小城市;房地產;經濟周期;分析

中國社科院的2006年《城市競爭力藍皮書》指出:房地產是城市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城市重要的產業,是城市最基本的生活條件環境,也是城市發展的基本載體條件和重要投資環境。可見房地產業與城市競爭力關系的密切性,分析房地產業與城市競爭力之間的關系也是當下的一個熱點和焦點話題。

一、中小城市房地產

從1978年到2003年,中國城市數量增長了4.1倍,城市面積擴展了4倍。中國城市數量近700座,城市化率達到了36.9%。城市的擴張直接受益者就是房地產行業,中小城市房地產落后局面,蘊藏著難以預知的商機和利潤。

(一)房地產公司到中小城市發展的原因

大的房地產公司在大城市尋找新開發區域很難,國家對土地政策的調整,使得大城市的土地變成了稀缺產品;中小城市確實需要一些大城市的開發公司給他們帶去新的住宅理念和小區物業管理的模式,大的房地產公司在中小城市具有不可競爭的優勢;大的房地產公司為了更好的開疆拓地,有意識的將品牌向全國性拓展。

城市化的進程加快了中小城市房地產的發展,由于大城市房地產發展的空間越來越窄,房地產界將目光開始向不發達、可開發潛力大的中小城市轉移。中小城市多樣性、復雜性大,發展規劃難度大,想要到中小城市發展的房地產商要充分考慮異地發展的困難和風險。

(二)中小城市發展房地產的問題

大房地產商在中小城市進行一些新設計的項目投資,為中小城市的房地產起到示范作用,這是一個方向。不僅對地方經濟起到了促進作用,而且能幫助中小城市走出落后的局面,改變中小城市民眾的居住環境。但是,目前中國的中小城市房地產發展基本不理想,住宅小區的規模都很小,合理規劃和正規物業管理的小區概念沒有形成。中小城市目前房地產的滯后導致了城市無特色和極大的資源浪費。中小城市不僅需要好的房產項目來支撐城市形象,改變居住環境,最關鍵的就是政府的合理規劃。

二、城市房地產經濟周期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同時段經濟總量的增長率有時快有時慢,有時高有時低,這樣經濟總量在時間序列上總會呈現波浪式上升或下降的波動現象。這種具有不同表現特征的經濟波動便會構成所謂的經濟周期。這種呈周期性的經濟波動現象會直接影響到各種產業經濟的發展,會使其出現同樣的周期性波動現象。房地產業在實際經濟運行中就存在著較為明顯的周期波動現象。但與其他產業經濟不同的是,房地產周期波動現象受著一定的外部宏觀政策和內部行業經濟的影響,給其波動賦予了一定歷史意義和經濟意義。

城市房地產規模與城市競爭力的各個表現指標都存在一定的正相關性,房地產業規模大的城市,其競爭力也較強,房地產市場發展速度與城市競爭力的相關性是不確定的。房地產業的高速增長會導致城市經濟較快地增長。但是,若房地產業發展速度過快,超過了有效需求,就會降低經濟運行效率,而城市經濟的低效率,也會影響房地產業的發展速度。從房地產周期的成因看,我國兩次房地產周期波動均有國家重大經濟政策或房地產制度改革背景,因此,我國的房地產周期其實是典型的“政策性周期”,它與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的房地產周期具有顯著差異。

我國房地產業既處于產業恢復期,又處于宏觀經濟高速成長期。在多數時段,波動并不是因為供求關系變化形成,而是由于在需求拉動之下,房地產市場不穩定,引起宏觀經濟失調,政府采取宏觀調控措施的結果。

三、如何理解中小城市的房地產經濟周期

我國重點城市房地產市場基本實現市場化,但離完全市場化還有很大差距。東南沿海城市房地產市場化程度相對較高,中西部市場化程度相對較弱。東部沿海地區,特別是江浙、廣東等地區的城市的房地產業市場化水平在國內處于領先地位。

(一)加快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促進良性發展

2006年《城市競爭力藍皮書》的具體衡量指標中,政府分配、黑市活動、壟斷程度等指標表現相對較好。從各指標縱向來看,11項指數得分中,政府分配、黑市活動、壟斷程度這幾個指標我國35個大中城市的得分較高,也就是70%的市場化程度以上。在公有制經濟、市場健全度、訴訟保障方面,35個大中城市整體表現中規中矩,大多數城市得分達到了6分,基本上達到了市場化的要求;在市場秩序、政府服務、價格管制、審批管制整體表現相對較差。指數顯示雖然體現出一定的進步,但與國際上的先進城市相比仍然較為落后,這意味著這幾個方面將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

(二)掌握規模、找準定位發展,促進良性發展

投資中小城市房地產無論是對地方經濟和民眾的居住理念都有好處,但是不建議大規模的建設。單位分房、私建房占據了中小城市居民住房市場的主流,另一方面房地產公司的進入中小城市多為異地投資。異地投資的風險大,但是利潤的誘惑吸引著房地產商們蜂擁而至。

入駐中小城市一定要找準定位,房地產公司要有三只眼睛,一只眼睛盯著管理,一只眼睛盯著市場,一只眼睛盯著政策的變化,特別是中國的土地政策。我國目前土地政策已經落入了計劃經濟時代的惡性循環。宏觀調控的三個不準——2004年12月份前不準批地、不準立新項目等等,都是違背市場經濟原則的。眼下我國的土地政策急需改革,要從稅制上、機制上解決土地管理問題,特別是大的房地產商到異地投資,常常受土地政策的影響。

(三)抑制炒房和空置現象,促進良性發展

大規模開發的背后,中小城市出現炒房和空置兩種現象。現在的炒資已經對中小城市滲透過深。炒房和空置率的出現,其結果必然會是炒房的血本無歸,空置的繼續空置,最終賤賣。雖然在有規模的一二線城市里面,投資房屋其實是不錯的一種贏利模式,且回報豐厚而穩固,但是在小城市尤其是經濟極不發達的小城市里面就恰恰相反。中國的經濟欠發達中小城市,眼下幾乎全部依靠內需來拉動消費增長和經濟發展,沒有非常大的外資流動和吸納能力。

從欠發達中小城市的房地產開發規模、空置率和房價漲幅情況來看,持續近兩年的房地產調控在這些城市里顯然沒有起到任何效應,絕大多數城市依然我行我素。宏觀調控政策對此無濟于事,無法進行行之有效的約束,這個后果將會是災難性的。

隨著我國稅制的改革,一些房地產商壓在手里的空房實施繳稅制度。這樣可能會抑制房屋空置不受限制、無償空置等的現象。

(四)建立完善的房地產市場體系,促進良性發展

篇(6)

關鍵詞:中小城市;房地產;經濟周期;分析

中國社科院的2006年《城市競爭力藍皮書》指出:房地產是城市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城市重要的產業,是城市最基本的生活條件環境,也是城市發展的基本載體條件和重要投資環境。可見房地產業與城市競爭力關系的密切性,分析房地產業與城市競爭力之間的關系也是當下的一個熱點和焦點話題。

一、中小城市房地產

從1978年到2003年,中國城市數量增長了4.1倍,城市面積擴展了4倍。中國城市數量近700座,城市化率達到了36.9%。城市的擴張直接受益者就是房地產行業,中小城市房地產落后局面,蘊藏著難以預知的商機和利潤。

(一)房地產公司到中小城市發展的原因

大的房地產公司在大城市尋找新開發區域很難,國家對土地政策的調整,使得大城市的土地變成了稀缺產品;中小城市確實需要一些大城市的開發公司給他們帶去新的住宅理念和小區物業管理的模式,大的房地產公司在中小城市具有不可競爭的優勢;大的房地產公司為了更好的開疆拓地,有意識的將品牌向全國性拓展。

城市化的進程加快了中小城市房地產的發展,由于大城市房地產發展的空間越來越窄,房地產界將目光開始向不發達、可開發潛力大的中小城市轉移。中小城市多樣性、復雜性大,發展規劃難度大,想要到中小城市發展的房地產商要充分考慮異地發展的困難和風險。

(二)中小城市發展房地產的問題

大房地產商在中小城市進行一些新設計的項目投資,為中小城市的房地產起到示范作用,這是一個方向。不僅對地方經濟起到了促進作用,而且能幫助中小城市走出落后的局面,改變中小城市民眾的居住環境。但是,目前中國的中小城市房地產發展基本不理想,住宅小區的規模都很小,合理規劃和正規物業管理的小區概念沒有形成。中小城市目前房地產的滯后導致了城市無特色和極大的資源浪費。中小城市不僅需要好的房產項目來支撐城市形象,改變居住環境,最關鍵的就是政府的合理規劃。

二、城市房地產經濟周期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同時段經濟總量的增長率有時快有時慢,有時高有時低,這樣經濟總量在時間序列上總會呈現波浪式上升或下降的波動現象。這種具有不同表現特征的經濟波動便會構成所謂的經濟周期。這種呈周期性的經濟波動現象會直接影響到各種產業經濟的發展,會使其出現同樣的周期性波動現象。房地產業在實際經濟運行中就存在著較為明顯的周期波動現象。但與其他產業經濟不同的是,房地產周期波動現象受著一定的外部宏觀政策和內部行業經濟的影響,給其波動賦予了一定歷史意義和經濟意義。

城市房地產規模與城市競爭力的各個表現指標都存在一定的正相關性,房地產業規模大的城市,其競爭力也較強,房地產市場發展速度與城市競爭力的相關性是不確定的。房地產業的高速增長會導致城市經濟較快地增長。但是,若房地產業發展速度過快,超過了有效需求,就會降低經濟運行效率,而城市經濟的低效率,也會影響房地產業的發展速度。從房地產周期的成因看,我國兩次房地產周期波動均有國家重大經濟政策或房地產制度改革背景,因此,我國的房地產周期其實是典型的“政策性周期”,它與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的房地產周期具有顯著差異。

我國房地產業既處于產業恢復期,又處于宏觀經濟高速成長期。在多數時段,波動并不是因為供求關系變化形成,而是由于在需求拉動之下,房地產市場不穩定,引起宏觀經濟失調,政府采取宏觀調控措施的結果。

三、如何理解中小城市的房地產經濟周期

我國重點城市房地產市場基本實現市場化,但離完全市場化還有很大差距。東南沿海城市房地產市場化程度相對較高,中西部市場化程度相對較弱。東部沿海地區,特別是江浙、廣東等地區的城市的房地產業市場化水平在國內處于領先地位。

(一)加快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促進良性發展

2006年《城市競爭力藍皮書》的具體衡量指標中,政府分配、黑市活動、壟斷程度等指標表現相對較好。從各指標縱向來看,11項指數得分中,政府分配、黑市活動、壟斷程度這幾個指標我國35個大中城市的得分較高,也就是70%的市場化程度以上。在公有制經濟、市場健全度、訴訟保障方面,35個大中城市整體表現中規中矩,大多數城市得分達到了6分,基本上達到了市場化的要求;在市場秩序、政府服務、價格管制、審批管制整體表現相對較差。指數顯示雖然體現出一定的進步,但與國際上的先進城市相比仍然較為落后,這意味著這幾個方面將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

(二)掌握規模、找準定位發展,促進良性發展

投資中小城市房地產無論是對地方經濟和民眾的居住理念都有好處,但是不建議大規模的建設。單位分房、私建房占據了中小城市居民住房市場的主流,另一方面房地產公司的進入中小城市多為異地投資。異地投資的風險大,但是利潤的誘惑吸引著房地產商們蜂擁而至。

入駐中小城市一定要找準定位,房地產公司要有三只眼睛,一只眼睛盯著管理,一只眼睛盯著市場,一只眼睛盯著政策的變化,特別是中國的土地政策。我國目前土地政策已經落入了計劃經濟時代的惡性循環。宏觀調控的三個不準――2004年12月份前不準批地、不準立新項目等等,都是違背市場經濟原則的。眼下我國的土地政策急需改革,要從稅制上、機制上解決土地管理問題,特別是大的房地產商到異地投資,常常受土地政策的影響。

(三)抑制炒房和空置現象,促進良性發展

大規模開發的背后,中小城市出現炒房和空置兩種現象。現在的炒資已經對中小城市滲透過深。炒房和空置率的出現,其結果必然會是炒房的血本無歸,空置的繼續空置,最終賤賣。雖然在有規模的一二線城市里面,投資房屋其實是不錯的一種贏利模式,且回報豐厚而穩固,但是在小城市尤其是經濟極不發達的小城市里面就恰恰相反。中國的經濟欠發達中小城市,眼下幾乎全部依靠內需來拉動消費增長和經濟發展,沒有非常大的外資流動和吸納能力。

從欠發達中小城市的房地產開發規模、空置率和房價漲幅情況來看,持續近兩年的房地產調控在這些城市里顯然沒有起到任何效應,絕大多數城市依然我行我素。宏觀調控政策對此無濟于事,無法進行行之有效的約束,這個后果將會是災難性的。

隨著我國稅制的改革,一些房地產商壓在手里的空房實施繳稅制度。這樣可能會抑制房屋空置不受限制、無償空置等的現象。

(四)建立完善的房地產市場體系,促進良性發展

這里所說的房地產市場,不僅僅指新建住房的交易市場,而是指住房消費的三級市場。包括一級市場(也叫增量房市場,即新建住房的交易市場),二級市場(也叫存量房市場,即可上市合法交易的二手房市場),三級市場(即住房租賃市場)。房地產一、二、三級市場,是互相聯系、互相制約的。一級市場的房價是二級市場房價的參考及制定標準,二級市場房屋的供應量將直接影響到一級市場的供求關系,三級市場的繁榮也將影響一、二級市場的供求關系。

總之,在中小城市發展房地產,有很多的經濟問題需要解決和落實,科學定位、規劃、投資的建設發展思路,是打破房地產市場任何不正常經濟周期的關鍵。還要注意的是,房地產市場要與努力增加居民收入相結合,房地產市場要與發展外向型經濟、擴大招商引資規模相結合,房地產市場要與市場需求相結合。這樣才能促進中小城市的經濟全面發展,促進我國城市化進程。

參考文獻:

1、何國釗,曹振良,李晟.中國房地產周期研究[J].經濟研究,1996(12).

2、丁烈云.房地產周期波動成因分析[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2).

3、王洋.房地產調控的宏觀視角[J].上海經濟研究,2005(10).

篇(7)

中國經濟體制的轉軌過程是按照兩個改革戰略向前推進的,一是在傳統的計劃體制部門中逐步地引入市場機制,使其逐漸地轉化為市場引導型的經濟部門,這一戰略的主要表現是在轉變國有企業運行機制方面作出的種種努力和嘗試。二是在傳統計劃體制之外發展新型的市場主導部門,改變過去的部門和企業的單一所有制結構,以創造更加充分的競爭環境。雖然這兩種經濟體制改革的戰略是相輔相成的,構成了中國漸進式經濟改革的一大特征(樊綱,1993),但是從改革戰略的成本—效益分析上看,也正如中國十幾年來經濟改革的實際經驗所顯示的那樣,我們不能不承認后一種改革戰略是更為成功的①。新的市場主導部門的快速發展既是產業和企業的所有制結構的變化過程,同時也是生產要素資源的重新配置過程。因而,在現有的經濟制度條件下,對勞動力和資本兩大生產資源是如何從傳統的政府控制部門流向新興的市場主導部門的過程和機制進行研究和描述,對于我們理解中國經濟體制的轉軌過程和一般意義上的漸進式經濟改革過程都是有意義的。本文選擇勞動力的流動機制作為中國經濟體制轉軌過程的一個范例進行分析和研究,是為了使得研究的主題相對集中,具有分析的邊界和研究上的可行性,同時又不乏有一般意義。正是出于這種考慮,我們把勞動力流動與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農村城市二元經濟結構和城市經濟中的二元體制結合起來進行考察,從中試圖發現勞動力流動與經濟結構變遷和經濟體制變遷之間的關系。

二、中國勞動力就業和工資的制度性特征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與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相適應的是中國勞動力就業的二元結構。在經濟改革初期的1980年,占全國勞動力75%的農村勞動力被限制就業于農村這塊土地上;僅占全國勞動力25%的城市勞動力在城市中享有就業優先權。這種優先權是以限制農村勞動力流動和排斥農村勞動力在城市中的就業來實現的。到了80年代后期,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增加,城鄉收入差距擴大,農村勞動力流動限制的放松和勞動力流動經驗的積累,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形成了一定的規模。但是應該看到的是,這種流動并非意味著城市勞動力統一市場的形成。雖然農村勞動力流動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認可,但是并沒有得到地方政府,特別是城市政府的認同,各級城市政府對外來農村勞動力的就業或者采取“總量控制”的措施,或者采取“劃地為牢”的政策。因而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就業的機會是有限的,也是不公平的。對農村勞動力就業的限制僅僅是一種城市政府行為,并非是企業行為。對于企業來說,農村勞動力除了具有供給價格低這一絕對優勢之外,還具有品質和行為上的一些相對優勢。因而企業對農村勞動力有著更大的需求。由于制度和相應政策的限制,只有那些較少受到限制的,新興的市場化程度高的部門和企業才有可能為農村勞動力提供較多的就業機會。

在中國經濟體制轉軌中,城市經濟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兩種體制部門。一種是政府控制部門,一種是市場主導部門。這兩種部門在勞動力就業和工資制定方面都存在著明顯的制度性差異。政府控制部門所吸收的就業者主要來自城市勞動力,在招收農村勞動力方面受到嚴格的限制。政府控制部門中的就業者一般都享有長期的,甚至終身的就業保障。部門內部的工資受到統一的控制,職工之間的收入差距較小,個人人力資本的報酬得不到應有的補償。職工的一般工資水平具有剛性的特點。與此相反,市場主導部門對農村勞動力的就業不采取歧視的做法,按照市場法則招收和使用勞動力。對就業職工不實行終身雇傭制,企業和職工都可以根據雇傭合同保留著解雇和辭職的自由和權力。企業有充分的制定工資的自利,根據職工的勞動生產率和貢獻的大小實行有差別的工資水平。

與任何現代經濟社會一樣,中國城市經濟也存在著勞動力的異質性的現實。造成勞動力異質性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勞動力之間人力資本稟賦的差異。勞動力就業前受到的教育程度的高低,就業后技術培訓和工作經驗積累都是產生這種差異的直接來源。中國傳統的勞動管理體制對勞動力異質性的重視程度在某種程度上超過了一般市場經濟的國家。“干部編制”與“工人編制”的嚴格劃分,“人才市場”與“勞動力市場”的分離都是其具體的表現形式。

三、基本理論模型

1·模型的假定條件

以上討論的中國勞動力就業和工資決定的制度因素是我們理論模型建立的背景條件,同時也是我們模型所依據的假定條件的經驗前提。據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抽象出以下四個假定條件。它們不僅是我們理論模型必不可少的前提,可以說又是中國勞動力就業制度的特征表現。(1)城市經濟中存在兩個部門,一個是政府控制部門,該部門的特點是政府實行統一控制的較為平均的工資率,并且不考慮或者低估人力資本的收益率。另一個部門是市場主導部門,該部門就業人員的工資完全是由市場決定的。(2)城市經濟中存在著兩部分異質勞動力。一部分是專業技術人員,這部分人員基本上受到過專業教育和訓練。擁有較高水平的人力資本。另一部分是非專業技術人員,是指無需專業訓練,或經過簡單訓練就可以從事生產活動的工作人員。在短期內,后者對前者不產生替代效應,即替代率=0。因此,即使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中,由于勞動力人力資本的差異性,勞動力市場仍被“分割”為兩個分市場。兩部分人員的市場工資率完全是由兩個分市場的勞動力的供求決定的。(3)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就業的工資率明顯高于其在農村就業的工資率,其差異足以誘使他們無限地流向城市勞動力市場。在這里我們有必要進一步明確假定農村勞動力流動在我們的模型中僅僅被看作為一個外生變量。(4)農村勞動力基本上都是非專業技術型。他們流入城市后,主要進入市場主導部門。而政府控制部門對他們的進入采取了嚴格限制的措施。因而他們的流入只對市場主導部門的工資率產生影響,不會直接影響到政府控制部門的工資率。

2·市場主導部門模型

首先討論的是計劃體制部門和市場體制部門之間不存在勞動力流動情況下的市場主導部門的勞動力價格的決定。在以上假定條件下,首先我們可以用圖1中的勞動力價格決定模型描繪出城市經濟中兩個勞動力分市場中的價格決定機制。橫軸為勞動力數量,縱軸為勞動力的價格(工資率)。Dp為專業技術人員的需求曲線,同時也表現為這部分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LMPp;Sp為專業技術人員的供給曲線;均衡點Ep決定了專業技術人員的工資率為wp,就業量為Lp。同樣,Dn和Sn分別為非專業技術人員的需求和供給曲線。它們所決定的工資率和就業量分別為wn和Ln。專業技術人員和非專業技術人員之間的工資率差異為wp-wn(=0wp-0wn)。它一方面反映了兩部分勞動力的人力資本的差異,以及由此帶來的勞動力邊際生產率和人力資本收益率的差異。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兩個勞動力分市場供求的相對變動情況。對于非專業技術型的勞動力分市場來說,由于存在著農村勞動力無限進入的問題,其結果是使得Sn曲線向右移動,工資率wn也就相應地存在著不斷下降的趨勢。因此,在農村勞動力無限進入和非專業技術人員對專業技術人員的替代率為零的假定下,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認為,兩個勞動力分市場上的工資率差異是在不斷擴大的。這種情況的出現,除了上面提到的農村勞動力的無限進入壓低了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價格這個原因之外,另一個原因是由于兩種異質勞動之間的互補性,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就業的增加會擴大市場對專業技術人員的需求。

當兩種勞動力市場上的工資率分別為wp和wn時,我們可以計算出人力資本的個人收益(privatereturns)為wp-wn,收益率為(wp-wn)/wn。根據上述判斷,我們不難推論出這樣一點,隨著農村勞動力的大量進入,城市經濟中勞動力人力資本的收益率是不斷上升的。這一論點也是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相吻合的。

3·政府控制部門模型

計劃部門的工資制度的特點是,(1)在工資制定時基本上不考慮或很少考慮勞動力人力資本的差異,因此一般實行無差別的工資率;(2)工資率的決定并不取決于勞動力供給的變化。這樣我們可以畫出一條政府控制部門的勞動力需求曲線或工資線,它應該是一條水平直線,即圖2中的直線Dg。由于這條需求曲線與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供給曲線Sp和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供給曲線Sn分別相交于p點和n點,由此決定的兩種勞動力的就業量分別為Lp和Ln,而決定的工資率是相同的,為wg,這樣一種情況更符合于傳統體制下的工資制度。在該種體制下,勞動力的人力資本的個人收益率被壓得很低。改革以后,勞動力人力資本的作用受到了一定的重視。但是其重視程度遠遠低于市場的評價。更為重要的是,專業技術型和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價格的決定機制并沒有截然分開,仍處在一個統一的“計劃”機制管理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畫出另一條稍為傾斜的直線Dg’①。它與兩條供給曲線的交點分別為p’和n’,由此決定的兩種勞動力的工資率分別為wg1和wg2,就業量為Lp’和Ln’。由需求曲線Dg’決定的勞動力人力資本的收益率是大于零,即(wg1-wg2)/wg2。

4·政府控制部門和市場主導部門共存的模型

進一步的研究是把政府控制部門和市場主導部門的勞動力工資率放在一個模型中進行考察。為了避免復雜化,我們在模型中假定政府控制部門對專業技術型和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實行統一的工資率。由圖3中可以看出,政府控制部門的需求曲線Dg或工資率wg是處在兩種市場工資率wp和wn之間。由此而引出的問題是,這種情況是必然的嗎?我們的回答是肯定的。這是因為政府控制部門制定的統一工資率既不可能在專業技術人員的市場工資率wp水平之上,也不可能在非專業技術人員的市場工資率wn水平之下。當wg>wn,意味著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工資率遠高于他們的邊際生產率,其差額是政府控制部門難以負擔的。同時,根據我們上面對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市場的分析,工資率wn是不斷下降的,而政府控制部門的工資率是剛性的。因此,即使政府控制部門制定的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初始工資率wg等于wn,只是由于wn的下降也會使得wg>wn。

第二個相關的問題是政府控制部門的統一工資率究竟應該處在wp和wn之間的哪一點上?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將取決于對政府控制部門行為的分析。一般而言,政府控制部門會將統一工資率wg確定在這一點上,使得其從專業技術人員那里獲取的人力資本的收益能夠補償其對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支付的高出市場價格的那部分支付額。換句話來說,統一工資率是根據所有勞動力的平均勞動生產率制定的,而與勞動力內部的勞動生產率的差異無關。

四、進一步修正的模型

在上述模型的討論中,我們隱含的另一個假定是政府控制部門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是不受其工資率影響的。也就是說同一勞動力不論在政府控制部門就業還是市場主導部門就業,其實際勞動生產率是相同的。顯然,這一假定是與經濟現實有差距的,也是與勞動力的理不符的。因而我們這里將討論這一假定放松后工資率的決定情況。首先討論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情況。如果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對其工資率的反應是敏感的,特別是對其工資率與市場工資率的差額要作出反應,那么他們的勞動生產率可以看作為是這一差額的函數。用上圖來說,LMPp=f(dw),其中dw=wp-wg。從勞動力的理的假定出發,f(dw)應該是一個遞減函數。計劃部門對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工資率壓低程度越高,他們的實際勞動生產率下降的幅度就會越大。這種解釋也是與“效率工資假說”相一致的①。它是“效率工資假說”的一個反論。在圖4中,勞動生產率的下降會使得整個勞動邊際生產率曲線LMPp下移。這樣我們可以畫出一條下移的曲線LMPp’。這條曲線與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供給曲線Sp也有一個交點Ep’。該點所決定的工資率為wp’。該工資率是指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在政府控制部門就業時貢獻的勞動生產率的市場價格。在這種情況下,同一勞動力的市場價格與計劃價格的差額dw是由兩部分組成的,一是勞動邊際生產率的價格差異,即圖4中的wp’-wg,二是同一勞動力在兩部門之間的勞動邊際生產率差異,即wp-wp’。用公式表示為dw=wp-wg=(wp-wp’)+(wp’-wg)。

這里我們有必要對dw的兩部分差額進行分別討論。勞動生產率的價格差額(wp’-wg),對于專業技術型勞動力來說,構成了一種價格上的損失。但是對于全社會來說并非是一種損失,因為這個差額被政府部門拿去后,用于支付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高估的工資,實際上是一個收入再分配過程。然而,對于勞動生產率差額(wp-wp’)來說卻有不同意義。政府部門沒有得到這部分差額,專業技術型勞動力也沒有得到這部分差額。實際上對于整個社會來說,這部分差額白白損失掉了②。我們把它稱之為制度效率損失,并且可以知道制度效率損失率等于xp=(wp-wp’)/wp(1)既然“效率工資假說”可以用來解釋政府控制部門中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的變動,那么它是否也可以用來解釋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的變動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對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實行高于市場工資率的工資率就會激勵他們努力提高勞動生產率。如果他們提高勞動生產率后產生的效益能夠補償由專業技術型勞動力降低勞動生產率帶來的損失,那么對于整個社會來說,是有“得”也有“失”,因而上述提到的制度效率損失可能是不存在的。應該說這種情形在完全競爭的勞動力市場中是可能出現的。但是對于我們這里討論的兩部門模型來說它是不可能出現的。理由有兩點。第一,政府控制部門對勞動力進入實行控制,存在著制度上的進入障礙。這樣農村勞動力的大量涌入不會沖擊到政府控制部門的勞動力供給,更不存在對原有勞動力替代的可能性。其次是政府控制部門實行的“鐵飯碗”就業制度。這對于就業于政府控制部門中的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來說,意味著市場工資率不會成為他們現在就業的機會成本,他們現有的工資率也不會成為其將來失業的機會成本①,因為他們失業的可能性幾乎是不存在的。

五、理論模型的經濟含義與結論

根據以上對幾個模型的描述,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經濟含義和結論。

(1)由于政府控制部門制定的統一工資率與兩個勞動力分市場的工資率之間形成兩個落差,這會引起勞動力在兩部門之間的流動,從而進一步引起兩部門勞動力供給的變化。這里勞動力流動的主要特征是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受到市場主導部門較高的人力資本收益的吸引,會紛紛從政府控制部門向市場主導部門轉移。相反,政府控制部門中的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則不會流向市場主導部門,因為對于他們來說,市場主導部門中的工資率低于他們已有的工資率。更可能的情況是市場主導部門中的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卻有著想進入政府控制部門的強烈動機。

(2)政府控制部門中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工資率低于其市場工資率的另一個結果是他們在受到流動制度障礙時會降低自身的勞動生產率,從而造成整個社會的一部分制度效率損失。由于這部分損失起因于勞動力流動的制度障礙,因而它的規模和程度是會受到勞動力流動限制條件強弱的影響。具體來說,如果專業技術型勞動力流動受到的限制越大,因此而產生的制度效率損失就越大。

(3)政府控制部門的工資率會直接造成勞動力配置上的偏差。從圖4中不難看出,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工資率低于市場工資率,他們的勞動力供給量會相應地從wpEp降低為0Lp’。這意味著政府控制部門中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就業量低于其在市場規則下的應有水平。相反,對于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來說,他們的工資率高于市場工資率使得他們的勞動力供給量從wnEn上升到0Ln’,這一點表明就業量超出了政府控制部門在市場規則下的需求量。這兩種情況都意味著勞動力資源的配置不當。

(4)由于政府控制部門中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工資率低于其勞動生產率,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工資率高于其勞動生產率,這會激勵政府控制部門去努力發展使用較大比例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資本密集型產業,以獲取較多的財政收入和發展資金。同時忽視那些使用較多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這樣一種發展戰略所產生的消極效應是多方面的。政府控制部門一方面對專業技術型勞動力有著很強的需求動力,另一方面對這部分勞動力進行低效率使用。這不能不說是政府控制部門的一大難題。政府控制部門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忽視,加上市場主導部門中同類產業的競爭,會使得政府控制部門中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或企業的境況每況愈下,這可以說是政府控制部門面臨的又一大難題。

(5)模型隱含的收入分配的含義是,在現行收入分配政策不變的情況下,與經濟體制轉軌相伴隨的勞動力轉移過程會加速城鎮職工的工資差距擴大的過程。應該指出的是,這一過程是以人力資本收益率的上升為主導因素的。因此,它是對傳統的工資政策和分配政策的一種修正。

六、相關體制和政策選擇的模擬分析

上述的模型分析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一方面農村勞動力的無限進入會壓低非專業技術勞動力的工資率,也就意味著拉大了政府控制部門與市場主導部門之間非專業技術勞動力的工資率差異。另一方面政府控制部門的專業技術勞動力不斷地外流。這不僅降低了該部門專業技術人員的比重,也導致了該部門的平均勞動生產率的不斷下降。由于這兩方面的因素,政府控制部門中的平均勞動生產率與平均工資率會分離開來,也就是說在前者不斷下降的同時,后者卻會由于其剛性而保持不變或上升。這在圖4中政府控制部門的勞動力需求曲線和平均工資線不再是一條直線wgDg,而是如圖5所示的那樣,分離為兩條直線wgwg’和DgDg’。

政府控制部門中平均勞動生產率與工資率的分離給該部門帶來的困難是顯而易見的,因為這種分離或者會導致該部門利潤率的不斷下降,或者表現為部分企業的虧損。在后一種情況下,政府為了維持虧損企業的正常運行,不得不拿出一定的補貼。不論是利潤率的下降,還是補貼虧損企業,都會給政府部門帶來財政上的壓力。有了壓力也就有了改革的動力。因而,我們接下來逐一地考察政府部門可能做出的幾種相關的政策選擇。

(1)政府部門采取控制實際工資的辦法,使得工資率的增長不超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這也是目前普遍采用的辦法。這種辦法適用于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的情況,但是對于我們所考察的勞動生產率不斷下降的情況,政府部門是難以下調實際工資的。另外,這種辦法并不能阻止專業技術勞動力的外流和由此引起的勞動生產率不斷下降的趨勢。

(2)政府部門采取凍結名義工資的措施。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凍結名義工資也就意味著壓低實際工資。在上圖它表現為wgwg’和DgDg’兩條直線的不斷接近。這樣做可以減少對虧損企業的補貼,以緩解財政上的壓力。但是它也可能帶來另一個問題,即非專業技術勞動力會對實際工資的下降作出消極的反應,從而會引起政府控制部門平均勞動生產率的下降。此外,它也同樣不能解決專業技術勞動力的外流和由此引起的勞動生產率下降的問題。

(3)政府部門對虧損企業采取積極破產的辦法,以提高整個部門的平均勞動生產率,從而減少政府的財政補貼。這樣一來,破產企業的職工被迫進入勞動力市場或市場主導部門。應該看到,在工資決定機制不進行調整的情況下,這樣一個過程將是長期的。

(4)按照市場工資率的水平,政府部門采取微調的辦法使得專業技術勞動力和非專業技術勞動力各自的工資率不斷地接近于其平均勞動生產率。這在上圖中表現為工資線wgwg’逐步地傾斜,wg端逐漸上移和wg’端逐漸下移,直至與Ep和En兩點相交。這樣做的結果可以抑制政府部門中專業技術勞動力的外流和激勵非專業技術勞動力的自愿流出。同時政府控制部門可以逐步放松對外來勞動力進入的控制,這樣至少在城市經濟中可以形成一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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