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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和文化的關系精品(七篇)

時間:2023-09-26 09:50:00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經濟和文化的關系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經濟和文化的關系

篇(1)

20世紀20年代,大眾傳播興起,各個學派對整個社會與媒介的關系進行重新認識和解讀。其中率先興起的是以美國為代表的經驗學派對媒介社會關系的認識;緊隨其后的是與之相對立的批判學派,其中包括以德國為主的法蘭克福學派、以英國為代表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學派、以美國為代表覆蓋歐洲和第三世界的政治經濟學派。本文主要針對批判學派后期的兩個主要分支即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進行分析,對其各自的發展歷程和主要觀點進行梳理,探討二者的差異。

關鍵詞:

政治經濟學派;文化研究學派;差異

1830年,美國《太陽報》的出現標志著我們進入了大眾報刊時代;1895年電影的問世,20世紀20年代廣播的出現以及30年代電視的發明,標志著大眾傳播時代的興起。隨之而來的就是對大眾傳播的研究,主要的研究學派有經驗學派和批判學派。20世紀六七十年代,批判學派兩個主要分支即政治經濟學派和文化研究學派都達到了發展的時期,兩個學派對于大眾媒介的探討是必不可少的。本文就兩個學派的區別進行闡述。

一、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發展概況

政治經濟學產生于20世紀40年代,盛行于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這一時期誕生了政治經濟學派的第一批代表人物席勒和斯邁思,兩個代表人物主要的觀點是“文化帝國主義”和“商品受眾論”。七八十年代誕生了第二代代表人物,90年代誕生了第三代代表人物,第二代和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加納姆、默多克、麥克切斯尼等。政治經濟學的主要來源包括亞當•斯密和馬克思的一些理論觀點,傳播政治經濟學注重分析文化商品背后的意識形態和權利關系,從宏觀的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去看待傳播與社會的關系。正如馬克思所要表達的一樣,如果一個階級占物質力量的統治地位,那么同時也占精神力量的統治地位。文化研究出現于20世紀50年代,在60年代和70年代尤為盛行。1964年,英國伯明翰大學成立了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文化研究尤其關注對文本與受眾的研究,代表人物有霍爾、霍加特、格羅斯伯格,主要理論來源于葛蘭西和馬克思的理論觀點,代表觀點有編碼-解碼模式、意識形態、虛假意識、文化霸權等。通過民族志和跨學科的方式去研究文化對社會所起的作用,將語境代入其中去研究受眾對文本的解讀。

二、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的區別

(一)對中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關系的認識

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是被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關注的,但二者關注的重點并不一樣。政治經濟學關注的是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政治經濟學認為如果沒有一個起作用的生產方式,那么一個社會及其成員就不能生存,即經濟基礎是社會的基礎。并且對經濟的根源進行分析,得出兩方面的決定性特征,一方面是生產技術和生產組織形式的人,另一方面是強調協作性社會關系的人。在強調協作性社會形式中指出了必須具有特定的文化實踐,其中包括法律和政治的東西、維持社會關系的社會行動者以及生產方式資源分配不平等問題的解決方法。文化研究將重點放在了上層建筑的基礎上,關注大眾媒體與亞文化的發展,強調上層建筑的相對獨立性以及文化領域力量的自主性,特別是文化文本意識形態層面的作用。在格羅斯伯格看來,文化研究相信文化是重要的斗爭領域,并不能將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經濟領域,認為政治經濟學是簡化主義和經濟決定論,文化研究批判政治經濟學將經濟看作是所有背景和事物的前提和基礎。

(二)對文化生產與消費環節之間的重點強調的不同

對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分析的側重點的不同,也就決定了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對于文化生產和消費之間重點的不同。在政治經濟學看來,文化研究將重點放在文化消費的層面是休閑的文化實踐而不是工作的文化實踐,認為文化研究忽略了生產主體所具有的特性,即生產主體的所有制形式和生產方式,同時認為文化研究忽略了經濟因素,就沒有辦法去判斷社會存在的主要權力是屬于哪些人或者屬于哪些階級。文化研究學指出文化研究特別強調關注消費,而對于文化消費自由度和樂趣的關注是擔心回歸到政治經濟學的決定論當中去,所以將受眾看成是消極地接受物質,并且說明了對于大眾文化帶來的娛樂并不是沒有批判,指出這種娛樂是會被壓制的,因此大部分是針對受眾對文本解讀的研究和分析。政治經濟學派所研究的重點放在了生產上,從創作上來剖析文化背后的控制力量。

(三)關于階級、種族、性別三者的研究范疇及其地位的不同界定

政治經濟學認為所有的事物和關系是由經濟決定的,經濟決定了社會地位,決定了階級屬性,而當時文化的傳播鞏固了現存的階級屬性,階級自然分為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統治階級借助大眾傳播來傳遞可以維持現存社會制度的文化思想,而被統治階級就接納了這種“虛假意識”。政治經濟學關于種族的論證是,北美和西歐的早期勞動力就是由于資本主義發展而造就的,種族的定性是沒有辦法對經濟起作用的;而關于性別的論證是說女權運動的興起也是由于工資勞動和資本形成而導致的,認為如果沒有對經濟資源的控制,任何強化女權的努力都不會有多大的成效,因此得出如果沒有從構成性別和種族斗爭的文化實踐的經濟基礎去分析,就不能理解性別和種族的實踐的起源、形式以及原則,也不能實現控制的目的。文化研究學認為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依舊屬于“簡化主義”,是將所有東西的決定因素都歸結于階級和經濟。并指出政治經濟學關于政治身份的問題的論證紕漏:政治身份是在勞工市場重建的基礎上形成的,種族和性別又是由經濟關系所決定的,那這種經濟關系是什么呢?其指出對于政治身份的變化問題絕不僅僅是由勞工市場決定的,還包括種族和性別的文化實踐。

作者:袁偉鈐 胡雪瑩 王選一 單位:鐵嶺縣廣播電視臺

篇(2)

關鍵詞:全球化;經濟;文化;融合

一、哲學關于經濟與文化及其關系的論述

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將社會分成三大結構,即經濟結構、政治結構和觀念結構。那么文化處于哪一層結構中呢?而對于文化的不同理解決定了有不同答案。廣義的文化指人類所創造的一切,無論是物質產品還是精神產品都是文化,即文化史人類社會實踐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狹義的文化指社會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包括哲學、宗教、科學、技術、文學、藝術、教育、風俗等觀念形態的東西。文化不是經濟的附屬物,而是人類創造性活動的結晶,是人的外化、對象化和具體化,從而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系統,成為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柱之一。本文側重于文化狹義的理解,由此可以獲得兩點啟示。首先,經濟決定文化的性質、狀態及發展;不僅如此,文化對經濟發展起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它不僅為經濟發展提供精動力和智力支持,還為其提供文化資源和整合量。因此,和諧文化的建設對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經濟發展水平,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其次,經濟的轉型勢必帶動文化的轉型。沒有經濟的發展就沒有文化的進步,而文化等滯后,勢必影響甚至制約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文化的發展離不開經濟的發展,經濟發展更離不開文化的繁榮。更何況文化作為社會的產物,作為人的精神生活,只有成為群眾的行為才有生命力。

二、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語境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人類經歷了一系列重大的歷史事件:冷戰的結束,兩德的統一,蘇聯的解體,歐洲統一市場的形成,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東西方之間,不同體制的國家之間,都加速了融合。可以說,這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全球化時代以市場經濟的全球化和信息傳播的全球化為主要標志。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經濟中的文化含量和文化中的經濟穿透力不斷提高,文化與經濟的內在關系逐步深化,越來越密不可分,相互融合相互滲透達到部分重合,即經濟文化、文化經濟、經濟與文化一體化。

何謂經濟文化?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正如學者們對文化的界定因各自的學術背景等原因而無法統一一樣,人們在什么是經濟文化的問題上也難以取得一致意見。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教授藥師寺泰藏認為,經濟文化就是為使經濟得到發展,組織和個人行為的總和。哈佛商學院教授邁克爾?波特認為,經濟文化是指那些對個人、單位及其他機構的經濟活動有影響的信念、態度和價值觀。然而,我們需要的不是一個統一的定義,而是關于經濟文化的某種基本共識。首先,應該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去界定經濟文化。這是符合經濟文化概念提出的背景和歷史邏輯的。經濟文化的這個特點表明,只有那些能夠對經濟發展產生影響的文化,才屬于經濟文化范疇;其次,只有盡可能將影響經濟發展的文化因素獨立出來,才能確定其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經濟文化的這個特點表明,只有那些其影響能夠相對獨立地加以測量或考察的文化,才屬于經濟文化范疇;第三,構成經濟文化的各個要素是一個整體,它們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是以整體或系統的方式實現的。因此,對各個經濟文化要素實際影響的考察,必須以經濟文化的整體為基礎,重點是考察那些核心要素的影響。因此,應將經濟文化主要限定在信念、態度和價值觀這些核心方面;第四,就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而言,文化既可以作為一個直接因素,也可以作為一個滲透性因素:前者就是文化產業,它的存在和發展直接就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部分;后者則是通過與經濟發展的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實現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的。

根據經濟文化的這幾個特點,我們認為所謂經濟文化就是對經濟發展有影響的信念、態度和價值觀。不同的經濟文化會導致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因為經濟文化既能夠促進經濟發展,也能夠阻礙經濟發展。當經濟文化與經濟發展的要求相適應時,就會對經濟發展起促進作用;而當經濟文化與經濟發展的要求不相適應時,就會對經濟發展起阻礙作用。正是基于對經濟文化的認識,現存的經濟實體表現出重視創建企業文化。在我國,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發展,人們開始認識到商品意識和營銷文化的重要性,從而注意吸收和借鑒國外的營銷文化,發展各種營銷藝術、櫥窗藝術、牌匾藝術、廣告藝術、柜臺藝術,促銷藝術不斷發展。

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經濟結構和利益關系對文化的影響越來越大,文化產品和服務日益具有經濟功能和市場效益,文化生產和管理中越來越多地滲透各種經濟要素,文化進入市場,不斷增加經濟成分,運用市場手段,增強自身實力,將商品屬性解放出來,成為社會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進入良性循環。這些發展現象就是理論界提出的文化經濟。文化經濟的涵義主要包括:一是文化發展成為社會進步的重要指標,不僅文化產品和服務成為重要的消費內容,而且文化也成為物質產品和服務的消費要素,精神文化領域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空間;二是文化和經濟加快融合,呈現一體化趨勢,幾乎所有的經濟活動和產品都包含著文化因素和文化內涵,文化成為社會生產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同時經濟借助文化的力量迅速擴張,生產力在文化的支撐下獲得質的提高;三是基于以人為本的理念,文化的形式不斷創新,內容更加豐富,實現精神要素與技術要素,科學理性與人文精神的高度統一,促進社會的全面發展;四是文化產業異軍突起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且發展勢頭迅猛,潛力巨大,成為產業結構發展中的主導力量,加速了知識、技術之外的文化要素進入社會生產領域,極大地推動了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綜合國力的增強;五是文化在政治運行中的作用愈加突出,政治理念融入大眾文化之中,政治內容越來越多地通過文化形式來表達,一些范圍更廣,滲透力更強。文化經濟的內容構成不僅包含科學、技術等智力因素,而且有理想信念、價值觀念、文化藝術、娛樂休閑等精神因素。它強調人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有效地把弘揚科學理念和倡導人文精神統一起來,充分發揮文化對經濟的能動作用。不同文化層次的人所創造的人文環境和文化理念作用與生產、經營、管理、服務等各個環節,文化的生產、消費、傳播與創新推動和引導著經濟、政治的發展。經濟發展領域中處處體現出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文化經濟是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人為精神為先導,以科學為依托,以高新技術為支撐的新型經濟。是對當今時代越來越突出的文化形態與經濟形態日益交融,彼此滲透相互促進現象的深刻反映。經濟與文化互相融合,逐漸融為一體,形成新興的文化產業。文化經濟化最直接的表現是文化產業的發展,包括教育產業、高新產業、傳媒產業、藝術產業、體育產業、休閑產業等等,將成為未來產業結構發展中的主導力量。

隨著知識經濟的興起和信息技術的發展,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聯系更加密切。經濟活動中注入的文化內涵越多,物質生產中產品的檔次和附加值就越高,競爭力就越強,效益就越好;文化發展中吸收的經濟成分越多,科技含量越高,文化的覆蓋面就越廣,影響力就越大,滲透力就越強。經濟和文化進一步加快融合,出現了越來越明顯的一體化趨勢。

三、新語境的時代要求

經濟與文化之間的互動在整個社會中的地位日益凸顯出來,成為現代社會發展的核心動力,并形成具有廣泛效應的發展模式。步入21世紀,知識經濟推動的全球化發展的進程中,世界各國都看到了經濟與文化互動的新發展,并將文化競爭作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領域,采取相應政策發展文化產業,使文化發展與經濟建設同步。

經濟與文化的融合發展要求人們,一方面按照自己的文化觀念從事經濟活動,以文化提高經濟的競爭力;另一方面通過經濟活動和市場方式自主選擇適合的精神文化消費,滿足文化需求。在價值取向上,要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主要功能和價值追求,人的全面發展必然促進物質、精神產品的豐富和生活質量的提高,而物質和文化對人們的極大滿足又反過來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因而這一切充分體現出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的本質內涵。立足于社會生活和經濟活動中更大的發展空間,更全面、更科學、高質量地滿足人們多方面的需求,在強調物質增長的同時突出人的價值,在GDP的構成中突出文化因素。

由于歷史、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與經濟發展要求相適應的經濟文化也不會是完全一致的,在這種情況下,經濟文化的差異就會導致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中國已經加入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成為世界經濟大家庭中的一員,在受制于世界經濟發展的邏輯,受制于全球性的游戲規則,在學習其他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先進的經濟制度和管理模式過程中,必須使之與本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制度相融合,進而發展出一套新的適合本國國情的制度模式和管理模式,走出一條適合本國國情的經濟發展道路和經濟發展模式,只有這樣才能使那些先進的東西在中國文化背景下消化,起到積極促進的作用。

參考文獻:

[1]亨廷頓、哈里森主編,2002年,《文化的重要作用》,新華出版社。

[2]藥師寺泰藏,2004年,《要重視經濟文化》。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4]郝立新主編,2002年,《哲學研究述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5]高朝明、高靜文主編,2000年,《經典著作導讀》,新疆大學出版社。

篇(3)

【關鍵詞】體育產業 文化產業 促進融合 關系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體育產業與文化產業也相繼發展起來,體育產業與文化產業也相互促進,相互融合,相輔相成。文化產業為體育產業的發展搭建了平臺,促進了體育產業的發展;體育產業也為文化產業搭建了橋梁,豐富了文化產業的內容。在我國,體育產業起步晚,但具有廣闊市場前景和開發潛力。本文著重介紹了體育產業和文化產業之間的關系,并且根據兩個產業發展所出現的問題,提出了一些有效的建議。

1 體育產業概況

體育產業是指生產體育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提供體育服務的各行業的總和。包括體育產業在內的文化創意產業是第三產業的最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發展前景最廣闊的未來支柱性產業。體育產業是名副其實的朝陽產業,在體育產業發達的北美、西歐和日本,體育產業的年產值已經進入了國內十大支柱產業之列。美國體育產業對于美國經濟的貢獻占到11%。體育產業聯動功能很強,對旅游業和商業、服務業、金融業、通訊業、信息業發展都具有很大促進作用,體育產業還能提供大量就業機會。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體育產業的發展也蒸蒸日上。我國也在積極推進體育產業改革,加快體育產業發展,對于拉動地區經濟增長、優化產業結構、增加就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能發揮重要作用。體育產業是國民經濟中最具有活力的新增長點之一,有巨大的潛力和良好的發展前景。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廣大人民群眾對體育的需求日益增長,體育消費市場不斷擴大,體育產業體系初具規模并逐步健全。

2 文化產業概況

文化產業代表著一個國家的文化軟實力,它具有時代性、經濟性和創造性,文化產業發展使與時俱進的體現,滿足了社會發展的需要。文化產業是指為人們提供文化娛樂、文化服務、文化產品等活動,是與文化相關的所有產業。同時,文化產業也包含了物質內容和精神內容兩個要素。

3 體育產業與文化產業的關系

3.1 文化產業可以促進體育產業的發展

文化產業中,例如媒體、影視、出版等產業都可以為體育產業的發展搭建平臺,從而形成體育媒體、體育影視、體育出版等新的產業形態,擴大體育產業的影響力,體現體育的價值和精神,并且能夠為體育事業帶來收入。體育媒體為體育提供了傳播途徑和傳播技術,使其在新聞媒體中越來越占有優勢,體育產業也有向第一媒體發展的趨向。近年來,媒體技術加大了對體育健身市場和體育競賽市場的傳播推廣,從國內外引入了大量的體育競賽節目,推動了體育市場的開放和體育事業的發展。

電視媒體成為了體育產業傳播體育賽事的主要收入途徑,成為了體育向全世界傳播其魅力的重要推動力。電視媒體已成為體育產業開發價值的主要部門,體育的新形態和核心產業都可用電視媒體來傳播推廣。這些產業都具有兩種不同的特征,精神文化是體育的本質屬性,體育是精神文化的外顯功能,但歷史傳統的劃分方法使他們屬于不同的管理部門。而在學科交叉、行業滲透的今天,它們就更加難以劃分。例如;在實踐過程中,體育娛樂健身可以讓人們直接參與,推動了我國文化市場的持續健康發展,在使人們合理分配健身時間的同時,提高了人們精神生活的質量。在2004年,文化產業將此類活動劃分到了總統計當中。

3.2 體育產業可以豐富文化產業的內容

如今,體育節目已成為網絡媒體最受關注的節目之一,體育欄目也成為了最受歡迎的欄目之一,媒體憑借著體育市場運作擴展群眾基礎,圍繞賽事新聞和賽事轉播而進行廣告產業的發展,為媒體事業帶來了巨大財富。此外,體育還直接影響著網絡媒體傳播技術的發展,無論是對電視畫面動作技巧方面還是電視的播放方面都有著推動作用,如畫面定格、疊接、慢動作技術,拍攝轉播車、飛艇、直升機和專用攝影車……這些技巧和性能都是體育賽事的推動力。電視在與網絡媒體競爭體育賽事的播放技術方面也進行了積極探索和改革創新。

3.3 體育產業可以為文化產業提供素材

文學創作、影視行業、文藝演出都可以從體育中積累經驗,找到適合自身發展的素材。隨著體育事業的蓬勃發展,人們不但可以直接看到體育競爭的激烈,而且還可以看到體育賽事中人們背后的故事,關注運動員的愛情、生活、事業以及特悶拼搏向上的精神。以體育為素材的體育文學、體育電影、體育話劇也逐漸豐富起來,受到廣大體育愛好者的認可和喜愛。

文化產業與體育產業是相輔相成、不容分割的。文化產業可以促進體產業的大戰,文化傳媒產業對于體育產業的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體育產業沒有文化內涵,那么它就不會如今一樣有著巨大的影響力,也失去了體育本身所具有的魅力。同時,文化產業的發展也離不開體育產業所搭建的橋梁,體育產業為文化產業提供豐富的素材和市場,體育產業也抓住了文化產業的核心價值。從體育產業角度上看,文化產業是發展的平臺,從文化產業角度上看,體育產業是巨大的市場。

總而言之,從當今時代來看,體育產業與文化產業相互融合,相互促進是必然發展的趨勢。兩者應取長補短,解決各自所存在的問題。要實現體育產業和文化產業的蓬勃發展,必須構建合作平臺和協調機制,從而使兩個產業達到改革創新的目的。在新時代的大背景下,體育產業和文化產業最終都會實現持續、穩定、健康的發展。

參考文獻:

[1]王艷,劉金生.體育產業融合與產業發展――我國體育產業發展的新視角[J].成都體育學院學報,2009,07:7-10.

[2]強月新,張明新.中國傳媒產業間的廣告資源競爭:基于生態位理論的實證分析[J].新聞與傳播研究,2009,05:79-87+109-110.

[3]周瑩.對提升我國體育文化產業競爭力的思考[J].經濟與社會發展,2008,06:132-134.

[4]薛峰.電視傳媒對體育產業的影響與發展建議[J].新聞與寫作,2014,11:105-107.

篇(4)

把握將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的哲學理論依據

社會效益之所以必須放在首位,從根本上說,這是由關于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發展狀況的規律決定的。

社會主義文化屬于上層建筑中的意識形態范疇。這就決定了必須堅持正確的思想輿論導向,必須用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來武裝頭腦,創作出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的,反映人民主體地位和現實生活的優秀精神文化產品。只有這樣做才能促進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鞏固和發展。

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首位,是我們黨在新時期對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發展狀況的規律的創造性運用,我們必須準確把握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首位的哲學理論依據,以保證我國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又好又快發展。

要“做到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相統一”,這既是發展文化產業的客觀要求,也是發展文化產業的基本方針,主張把社會效益放在發展文化產業的首位并不意味著可以忽視對經濟效益的合理追求。發展文化產業,追求較好的經濟效益是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客觀要求。

樹立正確的政績觀,既要看文化產業的經濟效益,更要看文化產業的社會效益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文化產業有了較快的發展,有了一批具有較強競爭力的企業集團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但是從總體上看,我國目前文化產業總體規模還較小,經濟效益也不十分理想。文化和相關產業創造的增加值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而發達國家文化產業的這一比重普遍高達10%。美國400家實力最強的公司就有l/4屬于文化產業。2000年美國文化產業出口創匯高達720億美元,成為美國最大的出口創匯行業。

借鑒發達國家發展文化產業的成功經驗,加快發展我國文化產業并取得理想的經濟效益,不斷提高我國文化產業和文化產品的國際影響力、國際競爭力,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提高綜合國力的重要任務之一。因此,我們必須處理好文化產業發展過程中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之間的相互關系,真正做到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相統一。

篇(5)

〔關鍵詞〕布爾迪厄;文化研究;場域;文化;慣習;結構主義

〔中圖分類號〕B565.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8048-(2014)01-0115-04

從社會學的角度,布爾迪厄對文化轉向的出現和發展形成了自己結構主義式的理解。他把文化研究中兩種范式(結構主義范式和文化主義范式)的差異和對立進行了一種社會學的綜合,具體方法是以場域為研究對象,運用社會學結構方法,闡釋了社會和個人二元對立及統一的關系,克服了結構主義的文化批判中把社會與個人簡單對立的缺陷,回應了文化主義針對結構主義的批評。因此,布爾迪厄的“反對文化研究”理論及“場域”觀念既是對伯明翰學派為代表的文化主義的批判,在布爾迪厄式的結構主義體系體系中,體現出他的理論與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的許多交合歧異之處,也是對結構主義作了社會學的修正。同時,布爾迪厄對中諸如階級、革命、歷史等范疇也有所發展。

一、“反對文化研究”

在西方發展的歷史上,英國伯明翰學派的文化范式與歐洲大陸的結構主義方法是兩種截然不同甚至針鋒相對的理論和實踐范式。但實際上它們不僅是兩種理論范式即文化主義與結構主義,也是兩種實踐范式,前者脫胎于英國文化史上“甜美的文化”傳統,與的階級理論相結合,是一種所謂的“細繹”途徑;而后者是布爾迪厄等人的結構主義方法,則是一種整體主義的總體性理論。

作為具有結構主義思想背景的社會學家,布爾迪厄明確提出“反對文化研究”,甚至將之描述為“20世紀70年代生于英國的雜種”,一種“法國大學中并不存在”的“學科”。〔1〕表面上,布爾迪厄的文化研究的這種“反對”是因為“他更喜歡通過經驗調查,而不只是通過純粹抽象來提煉理論概念”。〔2〕應該說,布爾迪厄對伯明翰學派威廉斯等人的文化主義方法存在某種程度上的誤解,并沒有意識到“情感結構”這一為威廉斯等人反復強調的觀念實際上就是一種經驗調查和抽象。布爾迪厄對結構主義和文化主義兩種文化研究持有截然不同的態度。

布爾迪厄親自參與了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新左派的內部論爭,并在此后相當長時間的社會學建構實踐中與新左派和文化研究中的代表人物保持聯系,其中很有可能就包括威廉斯。〔3〕應當說,布爾迪厄在思考生活方式的文化實踐方面是典型的結構式路徑,包括他的《換句話說:走向反思性社會學文獻》(1990年)、他和華康德的《反思社會學導論》都是這種結構式的作品。卡爾霍恩等人編撰的《布爾迪厄:批判視角》(Calhoun et al.〔eds〕1993)以及舒斯特曼主編的《布爾迪厄:批判讀本》(Shusterman〔eds〕1999)都把布爾迪厄的社會學思想當做結構主義范式的理論明確予以介紹。從淵源上講,布爾迪厄的著作屬于哲學和社會學,受到胡塞爾、維特根斯坦、梅洛-龐蒂和涂爾干的影響,但同時,他與英國文化研究的直接和長期接觸,也是觸發他進行文化社會學思考的重要因素。他從英國文化研究的經驗傳統中深受啟發,甚至曾經表示自己“更喜歡基于社會而不是基于文本關系的文化分析模式”〔4〕,明確地表達了他對結構主義范式的某種批判和反對,而傾向于威廉斯等人的文化主義范式。他對文化主義的不滿是由于文化主義“太文化了”,以至于把一切等同于文化:階級、日常生活、社會、權力領域、經濟領域。尤其對于權力領域和經濟領域,布爾迪厄不同意將其文化化的做法。相對于威廉斯的文化建構思想,布爾迪厄更關心文化形式和課題如何適應于更廣泛的關系網絡的問題。他認為文化主義與結構主義范式可以在社會學的整體主義與個體主義范式的結合中找到彌合二者的根據和可能性,從而避免二元論,即那種將客觀、決定性結構的放在一邊,而將經驗、實踐和主體關系的領域放在另一邊的做法。霍爾曾經設想過將結構主義范式和文化主義范式彌合的前景,做法是將二者做一種宏觀的綜合,在結構調查的同時結合經驗和個案的研究。布爾迪厄的做法與霍爾有所不同,他更重視在突破馬克思的社會政治理論的同時,在微觀的層面上將結構主義所強調的整體分析與文化主義的個案研究結合起來,他的“場域”、“慣習”概念便是這種微觀化理論的產物。

二、“場域”取代“階級”

在布爾迪厄看來,社會是一個總體性的存在,政治、經濟、文化(特別是宗教)是這個總體中的基本部分,這些部分有自己的“游戲規則”,然而又遵守社會這個更大的總體的游戲規則的約束。“場域”(Field)與社會總體是相互平行的。從歷史批判的觀點來看,階級矛盾和沖突就表現為不同社會力量在場域的利益爭奪,場域表征了社會整體階級劃分: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甚至統治階級內部的分化。場域理論也揭示了文化在歷史和社會的地位和意義,統治與被統治都充滿了經濟、政治和文化權力的爭奪。簡而言之,社會是圍繞處于“經濟的”和“文化的”權力之間的基本對立而建構的。因此,布爾迪厄認為,與“階級”概念相比,“場域”更能揭示歷史發展的內在本質和社會的總體性質,更能反映的唯物史觀。

同時,“場域”比階級更加具有經驗上的可操作性和可解釋性。在布爾迪厄看來,馬克思的階級觀念無疑是對社會總體性本質的科學認識,然而階級過于籠統,在應用于實際的政治經濟分析時缺乏可操作性。與階級不同,場域一方面具備階級的總體性質,另一方面它更精細,與經驗的結合更緊密,能夠更全面地反映階級矛盾和斗爭的全景,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給予文化以社會其中一個場域的地位,這是馬克思的階級范疇所沒有明確的。

場域的精細,表現為場域之下有子場域。子場域彼此相對自主,就社會力量區分而言,不同的場域以經濟和政治場域的主張來加以區別。在一個上級場域之下,所有的子場域并不是完全自主的。從社會發展的整體結構來看,沒有任何一個場域是完全自主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之間相互影響,階級之間也相互牽制。只有當一個場域支配所有其他的場域,整個社會由此僅剩唯一一種可接受的“人類成就的定義”時,就存在著完全支配(Total Domination)。

初看上去,場域無疑是一個結構的結構,或者是系統的系統。布爾迪厄將場域與權力聯系起來,場域這個概念使權力概念化,權力散布在、也是自動地定位在和運轉于大批復雜的機構和現代社會的社會體中,構成韋伯所說的“科層制”體系。以場域為軸心,布爾迪厄重新劃分了文化研究中和社會研究中的諸多范疇。第一個被重新劃分的是“階級”。“階級”在威廉斯等早期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中占據關鍵概念,甚至成為文化主義范式的軸心。從馬克思以降的者幾乎都無一例外地認為階級是一個歷史唯物主義范疇,是政治經濟領域發生變革的必然產物,具有社會革命的功能和文化策源地的地位。在威廉斯那里,“階級”與文化霸權是一種同構的關系――它們都出于兩極分化的其中一級,文化是階級爭奪霸權的場域。與上述以階級劃分社會權力和文化布局,從而將文化的存在視為理所當然的實在不同,布爾迪厄以“社會域”(Social Space)的概念取代階級的概念,階級是社會域中的實在,階級作為特定的社會群體,它的出現是權力場域規定的結果。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認為階級的出現首先是一個經濟學事件,是生產力推動的生產關系變化的結果與象征。而在布爾迪厄的場域理論中,階級的產生被從經濟領域中抽離出來。這大概應該歸因于他對經驗分析的偏好。

三、“場域”與“霸權”

場域是一個總體性結構,它的子項目和分結構則表征了社會總體的各個領域:文化領域、經濟領域、政治領域,等等。

按照場域的劃分功能,文化作為其中的一個域被用來作為涵蓋文化的差合:文化是一個充滿符號暴力的結構。這是一個各色作家、藝術家、音樂家和科學家進行符號創作的場域。文化生產的場域是權力場域的一部分,也就是說,它處于包羅各社會階級的“統治極”(Dominant Pole)之中。布爾迪厄將文化從經濟中分割出來,這不僅是非韋伯化的空間模型,而且從根本上離開了傳統的經濟決定論。這是典型的結構范式,在阿爾都塞那里同樣如是。反對經濟決定論和去主體是結構主義范式的一致取向。

在布爾迪厄這里,文化域的生產和再生產雖然不由經濟所決定,但是伴隨當前經濟資本支配文化資本的歷史狀態,文化生產場域也依次被那些與經濟權力最為靠近的場域――經濟場域和政治場域所主宰。在文化生產場域之內,這種權力的等級被復制,其中一些場域比另一些場域更靠近“經濟極”。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經濟場域是支配性的,其基本構成就是資本和市場經濟。文化場域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里只是那些支配性場域的一部分,但與經濟比起來,它們仍然是被支配性的,市場經濟決定著它們的實際效應,而資本則決定它們的流向和優劣評判。政治場域,布爾迪厄以場域重新劃分社會政治領域,他講經濟范圍向外而不是向上擴展,使之包含資本的附加形式,特別是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和符號資本的附加形式。

場域為布爾迪厄提供了理解社會結構的一個兼具開放和封閉兩種特色的空間模型。在后現代語境中,場域涵蓋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組織、機構和實踐的所有層面。這種對總體的劃分,與馬克思的社會劃分幾無差別,不同的地方在于布爾迪厄將文化研究中強調的霸權的觀念注入了場域概念中。在場域這個總體構造中,任何一個場域都被不同的利益沖突打上深深的印記,不同的群體都試圖控制所在場域的資本和權力。在場域中,威廉斯和伊格爾頓所提倡的“共同文化”只有在資本主義體系的積累中才能實現。場域是一個權力分布體系,場域內部的所有矛盾、沖突和斗爭都帶上了權力印記,在布爾迪厄看來,所有的社會運動都具有相同的意義。

應當說,布爾迪厄的場域內部沖突理論與威廉斯等人所理解的馬克思的社會革命和階級斗爭理論有著本質的區別。威廉斯在談到霸權的時候,是把霸權與經濟斗爭和武裝革命區分開來,作為前兩者不可或缺的革命元素提及的。在威廉斯看來,無產階級只有在文化上取得霸權,才能獲取真正的革命勝利。從這一點看,阿爾都塞對馬克思的結構主義式解讀顯然是有缺陷的,因為在馬克思的社會革命理論里,人是創造自己命運的主人,不存在限制、管理協調人的革命行動的結構和“場域”。從這里也可以看出,布爾迪厄確實是一個結構主義者。

場域理論是布爾迪厄結合經驗調查和抽象思考于一體所得出的概念化實在,它推動了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文化研究工作。

四、“慣習”與“情感結構”

場域是一個結構性的社會空間,在這個空間內,各個階級、階層的人為地位而奮斗,從而在權力關系中占據一個位置。這與馬克思把人規定為生產關系的總和的總體性觀點何其相似。不同的只是場域把決定人的生存和生活的因素從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之間的辯證關系改造為人的另一層次的需求――權力。為了分析馬克思所說的人的總體性性質,威廉斯以情感結構為工具,在各個時代、來自各個階級的人寫成的文本中尋找總體性,情感結構在個人與水、文學與社會、文化與社會之間起到一種紐帶和橋梁的作用。威廉斯以這種方式為馬克思的總體性尋找到了深入分析社會微觀現象的工具。

相對來說,場域盡管也是一個總體性,但如上所述,這個總體性與馬克思的總體性存在著本質的差別,因此,這個總體性的微觀層面也相應地表現出根本的差異。布爾迪厄分析場域的工具是他另一個關鍵概念――“慣習”(Habitus)。慣習是一個心理學和民俗學名詞,一般是指個體的人和群體的人在長期的生活中形成的習慣的語言行為和心理行為。布爾迪厄借用這個概念在社會學領域描述人們日常的生活方式。慣習優于個體的人,是一種先在的東西,賦予個人一種關于歷史的感受性以及特定環境的惰性記憶。慣習標志著人的主體性,布爾迪厄說:“談論慣習就是斷言個體甚至主體是社會的、集體的。慣習是社會化的主體。”〔5〕布爾迪厄對慣習概念的運用表明他從對文化研究(特別是其中的文化主義范式)的一概拒絕逐漸演變為認可和接受,慣習概念的推出也許就與他和英國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們的交往有關。

與情感結構一樣,慣習作為群體“習俗”和習慣化的行為的調和劑,包含著群體性的愛好、性格傾向、處事原則。慣習既是一種常規的心理和精神實在,也是一種無意識的東西,人們對它的感受是“不假思索”,它幾乎是本能地在場域中扮演著社會軸心作用。對于個人而言,慣習包含著傳承下來的技能、信息,是個體行為的基礎。慣習是屬于群體的產物,是社會權力所不能忽視的方面,因為社會權力為了獲得和鞏固它所需要的穩定性、常規性和預見性,就必須掌握社會群體的慣習。在一定程度上,慣習主導著社會關系的生產和再生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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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992(2009)03-0091-03

摘要:旅游業作為一個綜合性行業,其發展涉及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環境等多部門,在具有經濟文化一體化發展趨勢顯著特征的知識經濟時代,充分發展旅游業靈魂的文化優勢,能夠對地區經濟持續發展有推動作用。

關鍵詞:旅游文化 地區經濟 持續發展

旅游業既是能夠創造巨大社會財富的文化性事業,又是一種文化性很強的經濟性產業,它的經濟文化屬性的確立,不僅是其內在特征體現,也是國內外旅游業實踐發展的結果所在。無論是何重形式的旅游活動,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說是游走在經濟與文化的邊緣,單純從經濟角度分析,或者從文化層面闡釋,都將失之偏頗,不利于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對此旅游也不例外。實踐證明。旅游文化與經濟的關系,在理論層面內含了協調互動的辯證關系及其必要性:可在實際的發展過程中,卻經常存在著沖突和矛盾。

一、旅游文化在地區經濟持續發展的作用和地位

(一)旅游文化既是地區經濟發展的結果,也是其持續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

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很難把經濟活動和文化活動截然分開。經濟活動本身就是人類所特有的文化活動,而文化的特性又滲透于整個經濟活動之中。尤其是在知識經濟時代,文化既是一種動力,又是一種強大的資本資源。文化的這種看不見、摸不著的底蘊作用,便成了經濟發展中所隱含的深層次的動力。正如美國著名經濟管理學家德魯克說:“今天,真正占主導地位的資源以及絕對具有決定意義的生產要素,既不是資本,也不是土地和勞動,而是文化。”

以我國旅游發展比較成功的云南為例,十多年來,享有“動植物王國”和“民族文化走廊”美譽之稱的云南,正是以秀麗雄奇的自然風光、古樸濃郁的民族風情、悠久燦爛的歷史文化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旅游者,促進了旅游業的快速發展,實現了旅游經濟的發展。這里自然生態保護完好,民族文化豐富多彩,人與自然和諧共處,迪慶香格里拉作為云南旅游皇冠上的一顆明珠。更是引人注目。“香格里拉”作為云南省少數民族用勤勞和智慧創造出來的一張旅游和文化品牌,是云南民族文化的精髓,“香格里拉”文化是云南生態和多樣性保護、繼承和開發的核心。

國際旅游發展的經驗顯示:旅游業的收益越來越不依靠人數的增加,而是靠多元化文化含量的旅游產品和特色旅游服務的開發。只有通過對旅游活動文化內涵的擴大,才能更好的實現旅游經濟價值和效益。因此,“旅游經濟要發展,不在于多修高級賓館,而在于挖掘自成一家的民族、地域文化。推陳出新,這樣才能廣招游客,門庭若市。”尤其是對于生態系統相對脆弱的旅游活動的開展地,對旅游資源的美學價值和文化內涵的深入挖掘,形成具有濃郁地方特色的文化情趣旅游,帶來的不僅僅是發展商機,更重要的則是經濟的持續發展和文化的保護。

(二)正視旅游文化對地區經濟發展的負面效應

誠然。旅游文化在地區經濟的發展中也有其消極的一面。就文化本身而言,它是一個新舊雜存的復合體,面臨著一個文化現代化的問題。社會效益的最大化反過來又會促進經濟效益的提高。發展旅游文化也必須遵循這一原則。把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有機結合起來。一個時期以來,一些地方出現了某些不良現象,由于缺乏對旅游文化內涵的理解,不能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鑒別。低格調獵奇使地區文化庸俗化。為迎合一些旅游者的低級趣味,使得一些落后的地區文化被某些景點用來展示和吸引游客。這種現象長期下去勢必影響民族旅游經濟的持續、健康、穩定發展,對民族經濟發展的作用是消極的,值得我們認真深思。

另一現象是重開發、輕保護,采取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的掠奪式開發手段。旅游具有兩重性:一方面能夠促進經濟發展。另一方面也加劇了環境的損耗和地方文化的同化。一些地區尤其是中西部民族地區的生態環境本來就比較脆弱。但一些地區卻在文化旅游開發過程中不注意對其進行保護,致使自然生態和文化生態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其結果將是災難性的。長期以往,不僅發展不了經濟,反而會起到消極阻礙作用。

二、旅游文化是地區經濟發展的深層次推動力的表現形式

當今社會,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經濟的發展是各種因素綜合推動的,其中旅游文化對經濟的影響力是巨大的,也是深層次的。它作為旅游的靈魂,以其獨特的魅力,通過各個方面,旅游文化對地區經濟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主要表現在:

(一)引領旅游業的發展,推動財政收入的增加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旅游業已成為國民經濟中的重要產業。旅游文化是旅游的靈魂,有特色的、高品位的旅游文化,必然造就旅游業的繁榮。以有特色和高品位的旅游文化為支撐的旅游業,必然會形成持久的、難以抗拒的吸引力,使廣大游客把到該地區旅游作為其首要選擇,從而推動交通、餐飲、商業、金融、服務等行業的發展,以及旅游門票收入的大幅攀升。進而有效推動財政收入的增加和經濟繁榮。

(二)滿足人們精神需求,拉動內需,促進就業

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文化能夠滿足越來越豐富的精神渴求。繁忙的工作之余,人們需要更多的休閑娛樂等精神享受,于是旅游成了時尚,旅游文化成為人們的消費大餐。人們愿意把更多的錢花在旅游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旅游文化對拉動內需發揮著重要作用。旅游文化直接影響著旅游經濟的發展。良好的旅游文化給旅游業帶來了繁榮,而旅游業又能夠帶動多行業、多部門的共同繁榮發展。這些行業大都是勞動密集型行業,可以直接吸納較多勞動力。根據國家計委和國家旅游局確定的未來10年發展旅游擴大就業的總體目標,中國旅游業將新增就業崗位4000萬個。旅游業是為游客提供“行、游、住、食、購、娛”綜合性消費的勞動密集型服務行業,行業關聯度大,帶動性強。已經成為擴大就業的主要渠道。根據國際經驗,旅游業每增加一個直接就業人員,將間接帶動相關行業5個人就業。這樣中國整個旅游經濟帶動的直接就業和間接就業每年增加300萬人。5年共新增就業崗位1500萬個。

篇(7)

關鍵詞:跨文化溝通;經濟貿易;文化差異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到來,國際之間的貿易往來也越來越頻繁,頻繁的貿易不可避免需要溝通。隨著經濟貿易往來的頻繁,以及經濟格局發生的變化,跨文化溝通所表現出來的社會現象和經濟影響也逐漸受到經濟研究學者的重視。跨文化溝通最主要的影響因素是文化差異,而文化差異又包含了許多方面,如文字語言、文化背景、歷史內涵、地域差異等,這些也都是影響國際貿易之間的關鍵因素。中國在國際貿易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中國加入WTO以及成立亞投行,不僅提高了中國在國際經貿之間的地位也使得中國在國際經貿中更加具有話語權,近年來,中國的經貿業務迅猛增加,對外經濟總額也逐年上升,新的對外經貿結構格局逐步形成,已經逐步從過去的中國制造向現在的中國創造轉變,對外貿易結構多樣化趨勢更加明顯,這些新的國際貿易特點也使得跨文化溝通有了新的變化趨勢。

一、跨文化溝通與國際貿易之間的辯證關系

(一)文化差異給國際貿易造成了一定的阻礙

以中國對外經濟為例,由于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不同差異,使得在對外貿易初期,跨文化溝通一直是制約國際貿易的主要因素。一是中國文化與西方經濟文化的文化沖突給國際貿易造成了一定的障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國際貿易往來,如中國人在經商過程中講究綜合思維和中庸態度,往往是“先談原則,后談細節”,這和英美的務實文化有著比較明顯的差異,西方國家更加注重的是服務的質量和商品的細節,而對于原則性的東西,西方人往往沒有太大的意愿。尤其是西方國家中的德國,一向是以細節著稱,嚴謹的態度使得他們在經濟談判中更加注重對細節的處理,而中國文化的綜合思維和中庸思維則可能成為妨礙其中經貿環節的障礙;辯證來看,文化沖突和文化差異促使貿易不斷發展,技術不斷革新,如中國提出的創新觀念就是在文化差異的基礎上對技術和經貿形式進行創新,從而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經濟損失。

(二)語言溝通是影響國際貿易的另一重要因素

國際貿易往來不可避免的是語言的溝通,由于中國思維方式和語言特點與西方語言有所不同,因此在語言溝通方面也會存在一定的差異。如果語言溝通不暢,或者翻譯過程中出現與交易國家語言文化偏差,就會導致在商業談判中造成一定的誤會或形成暈輪效應,從而使得經濟貿易談判談判破裂,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

(三)跨文化溝通中的價值觀念對國際貿易的影響

價值觀念是人類主觀評判的標準之一,也是決定善惡的標尺。價值觀念和一個國家的道德文化、歷史背景等都有著緊密的聯系,也容易受到宗教、利益等不同因素的影響。如當今國際貿易中伊斯蘭教國家與其他宗教的價值觀念差異,決定著伊斯蘭教國家和其他非伊斯蘭教國家經濟貿易的成敗。因此,價值觀念對于一個國家對外貿易的取舍有著緊密的聯系。再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價值觀念都是以利益為前提,經濟貿易就是為了獲得最大化的利益,因此這直接決定著他們的貿易形式、談判風格和貿易種類;而中國一直講究利益共存和平等協商,因此在商業談判中一直講究的是和平談判和協議為主,以互惠互利為基本出發點,兼顧協調可持續發展,這些決定了中美兩國在經濟貿易過程中,跨文化溝通時需要綜合考慮兩國的價值觀念。

(四)法律法規對經濟貿易的影響

法律法規具有一定的強制力,它不僅僅是一種行為規范,更是一種經濟貿易的行為準則。任何經濟貿易形式都必須考慮到經濟交往國家的法律法規,都必須得到被交易國家的法律法規的認可,才能實施下一步正常貿易,除此之外貿易過程中還要考慮到國家與國家法律法規不兼容的情況。相比較西方而言,中國的法律法規還處于不斷健全和完善的階段,而西方國家已經基本構建起比較成熟的法律體系,這就使得在國際經濟貿易過程中,在西方國家有法可依的貿易條款,可能在中國并不存在;或者在西方國家通用的經濟貿易準則在中國并不適用等情況。跨文化溝通中的法律法規既可能給經濟貿易造成一定的阻礙,同時也是保證貿易正常有序進行的保證,在法制化的今天,任何經貿形式都需要相關法律法規進行強制約束,這樣才能保證貿易的正常化,避免經濟貿易矛盾、經濟貿易沖突和不正當的競爭。因此對待跨文化溝通的法律法規,需要辯證看待,充分認識中國在法律體系建設中的不足,不斷健全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建設。

二、新形勢下跨文化溝通對國際貿易的影響

跨文化溝通在經濟貿易前期可能是阻礙經濟貿易的主要障礙,但隨著文化的融合、文化趨同、溝通的頻繁以及法律法規的健全和完善,跨文化溝通在經濟貿易后期會扮演的角色也越來越重要。

(一)文化的融合和文化的趨同是經濟全球化的助推劑

文化的融合和文化趨同使得各國際貿易國家在談判準則、價值觀念等方面找到共同點,從而促進商業談判的成功和提高國際貿易業務量,提高國際貿易的成功率。此外,文化的融合和文化的趨同也是經濟全球化的助推劑,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也會促使經濟貿易文化呈現多樣性,更能從貿易雙方中找到利益共同點。

(二)信息全球化為跨文化溝通和國際貿易插上了騰飛的翅膀

隨著信息化的發展和普及,各個貿易國家溝通也越來越頻繁,國際貿易形式也更加方便快捷;信息化也為各個貿易國家互信提供了良好的開端,使得各個貿易國家能夠借助互聯網獲取有價值的信息和情報,從而更能通過了解一個國家的背景、歷史、價值觀念、法律法規等來降低交易的失敗率,提高交易的可靠性和交易的效率。可以說信息全球化為跨文化溝通和國際貿易插上了騰飛的翅膀。總而言之,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的推進,跨文化溝通對于國際貿易的副作用會逐步減小,取而代之的是業務量的增加和交易額的上升,但就目前趨勢來看,跨文化溝通對國際貿易還有著比較重要的影響,因此必須強化對跨文化溝通和國際經貿之間的動態研究,進一步探索他們之間的辯證關系,從而讓跨文化溝通成為國際貿易的橋梁。

作者:張春玲 單位:廣東金融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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