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經濟學的第一原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范式；范式轉換；經濟學；數學方法

中圖分類號：A8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0544(2012)05-0014-04

誕生于100多年前的經濟學。是人類文明寶庫中的珍貴遺產。它經過一代又一代經濟學家與時俱進的發展。直到今天還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指導思想。當然，在時代和實踐的變革進程中，它也有個與時俱進的問題。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匈牙利的思想家盧卡奇也持這樣的觀點,“……問題中的正統僅僅是指方法。它是這樣一種科學的信念，即辯證的是正確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只能按其創始人奠定的方向發展、擴大和深化。”因此，我們在經濟學中國化研究的過程中,把注意力集中在經濟學方法論方面就顯得十分重要。

方法論在托馬斯·庫恩的范式概念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從庫恩的范式理論出發，經濟學方法論的演進無非是現代經濟學家對其研究范式的重新構建。這當然有個基本原則堅持的問題：一是要以馬克思基本方法為基礎，堅持經濟學基本“內核”：二是要以西方主流經濟學方法為借鑒，構建現代的經濟學綜合范式；三是要以現代經濟社會問題為導向，構建現代的經濟學研究方法。以上的三原則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缺一不可。堅持經濟學基本“內核”，對其批判性的繼承，保證了這門學科的發展方向。以西方經濟學優勢方法為借鑒，構建經濟學綜合范式，這是橫向式兼收并蓄所帶來的范式轉變。以現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為導向，實踐中創造出新的研究方法和應用新的研究方法研究現實經濟問題，又是構建與發展現代經濟學所必須。在這三原則指導下，中國化進程中的經濟學方法論的演進有以下三種路向。

一、批判式的繼承：從基本方法到五個命題的提出

托馬斯·庫恩是美國著名哲學家、科學史家，他于20世紀60年下的被譽為新時代科技哲學“圣經”的《科學革命的結構>>—書，成為20世紀科學哲學的轉折點，開創了科技哲學的新時期。在這本書中他提出了“范式”的概念。認為范式是“某些實際科學實踐的公認范例——他們包括定律、理論、應用和儀器在一起——為特定的連貫的科學研究的傳統提供模型”。在庫恩看來，取得了一個范式，取得了范式所容許的那類更深奧的研究，便是任何一個科學領域在發展中達到成熟的標志。因為，以共同范式為基礎進行研究的人，都承諾遵守同樣的規則和標準從事科學實踐。這樣的范式不僅能吸引一批堅定的擁護者，使他們脫離科學活動的其它競爭模式，而且能足以無限制地為重新組成的一批實踐者留下有待解決的種種問題。再者，還因其具有標準化的特征，能夠使實踐者免于長時間思考和認知存在的問題。

“范式”概念是庫恩科學哲學觀的核心，在不同著作中他對“范式”概念從不同方面、不同層次和不同角度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解釋。概念的不明確使庫恩受到別人的批評。為了把自己的觀點表達得更加清楚，庫恩接受了“范式”需要更加精煉的建議，他把所有范式的不同方面整合在“原理矩陣”的概念之中。這個矩陣不僅包含了科學家群體所使用的一系列方法與模型，而且還包含了他們的世界觀。

經濟學要發展，首先應該堅持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在方法論方面，應該堅持的是馬克恩主義經濟學研究的基本方法，這是這一學科發展的根本保證。當然堅持不是盲目地照搬照抄，應該批判式的繼承。批判式的繼承是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基本線索。馬克思正是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繼承與改造的基礎上，建立了新的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批判式繼承也具有深刻的馬克思哲學基礎。列寧曾說過，“在辨證唯物主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終的東西、絕對的東西、神圣的東西。他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暫時性；在他面前，除了生存和滅亡的不斷過程、無止境地由低級上升到高級的不斷過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這個過程在思維著的頭腦中的反映。”

經濟學方法論的演進首先應該堅持它“原理矩陣”里面的基本方法。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創作階段，對以往的經濟學方法進行了深入系統的研究、批判和總結，并明確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論主張。《資本論》第一卷的問世標志著經濟學方法論體系的基本形成，而《資本論》的方法則主要體現了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它是作為一個體系包含以下三個層次：

第一層次是唯物史觀。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是馬克思一生中的兩個偉大發現。馬克思把唯物史觀看作是用于“指導”他們的“研究工作的總結果”，是《資本論》所應用的方法的唯物主義基礎。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對唯物史觀作過如下經典性的表述：“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這種唯物史觀是《資本論》方法論的核心和基石，也是經濟學方法論區別于黑格爾唯心辯證法和其他資產階級經濟學方法論的根本所在。

第二層次是辯證方法。馬克主義經濟學的辯證分析方法是繼承在黑格爾的基礎之上。黑格爾的辯證法是主觀辯證法，馬克思從黑格爾邏輯學中把包含著“辯證邏輯和認識論”的內核剝離出來，使辯證方法擺脫它的唯心主義的外殼,并把辯證方法在使它成為惟一正確的思想發展方式的簡單形式上建立起來。馬克思認為自己研究《資本論》所使用的辯證法，從根本上說是同黑格爾的唯心主義的辯證法截然相反的。在黑格爾那里，“辯證法是倒立著的，必須把它倒過來。以便發現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內核。”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中還揭示了唯物辯證法的革命本質：“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對現存事

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評的和革命的。”在《資本論》里，馬克思就運用這一辯證法的分析范式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看作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的“自然史過程”,把歷史上各種社會形態當做過渡的形態，當做運動變化的方式，闡明了古典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動規律以及必然滅亡、被更高級的社會形態所取代的歷史趨勢。同時在描述社會主義的種種前景的同時。又強調社會主義本身也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任何的結論都不足取。

第三個層次還包括一些具體研究的方法。包括科學抽象法、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的統一、邏輯與歷史統一的方法等。抽象法是通過人腦的抽象思維排除各種外在的、非本質的東西，抽取某種共同的、本質的東西，從而認識客觀事物發展的本質及其規律。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的統一是馬克思經濟學形成所依據的方法。研究方法是在具體事實或材料中發現一般規律，這種方法的運用需要抽象力發揮作用：敘述方法是一種按照邏輯展開的過程，這一過程的起點是作為研究結果的抽象的、一般的范疇。而它的邏輯進程是一個矛盾發展、解決的演進過程。正如，馬克思所說，“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動中導致具體的再現。”嘲邏輯與歷史統一的方法是把思想邏輯的進程與歷史發展的實際進程結合起來的一種方法。因為，歷史的起點就是思想進程的開始，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的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實際上，邏輯的方法就是歷史的方法,是一種擺脫了歷史的形式以及對歷史發展起干擾作用的偶然因素的方法。

張宇、林崗批判式的繼承經濟學，將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原則歸結為如下五個基本命題，得到國內經濟學界的普遍認同。他發展了以下五個方面：(1)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解釋社會經濟制度的變遷；(2)在歷史形成的社會經濟結構的整體制約中分析個體經濟行為；(3)以生產資料所有制為基礎確定整個社會經濟制度的性質；(4)依據經濟關系來理解和說明政治法律制度和倫理規范；(5)通過社會實踐實現社會經濟發展合規律與合目的的統一。

這五個命題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精髓，構成了經濟學方法論的“硬核”，它們有機地聯系在一起。命題1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對立統一關系的認識，是經濟學說明一定社會經濟制度產生、發展和衰亡的歷史過程，揭示一定社會經濟制度下發生的不以任何個人意志為轉移的經濟運行規律的根本依據。命題2主張在社會經濟制度的約束下分析個體經濟行為，是一種制度分析的方法。命題3要求把握生產關系中最本質的方面，也是從產權的角度分析問題。命題4揭示正式制度與非正式約束產生的經濟原因，也是從制度起源的角度分析問題。命題5主張在認識世界的基礎上改造世界，強調經濟學的實踐性。上述第一個命題是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首要原則。而其他四個命題，則是這首要原則在經濟分析進程中合乎邏輯的展開。

二、對比來的借鑒：數學方法與博弈方法的納入

庫恩的范式理論在方法論上主張采用多元對話,認可多元現實,認為任何方法在解釋人類行為時都不優于另外的理論，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因而得到西方經濟學界的普遍認同和接受。同樣對經濟學研究方法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優劣，我們不能想當然的下結論。兩者互有優劣，經濟學由于其偏重于哲學的研究方法，決定了它在定性研究，跨時期研究，經濟本質的研究上，有其天然的優勢。同樣，西方經濟學方法論也具有其科學性和非科學性的兩面。在深化與研究經濟學方法論的過程中，我們應當有分析地借鑒、參考后者,通過合理吸收西方經濟學方法論中的科學因素，把西方經濟學的一些科學研究方法納入到經濟學研究范式的“原理矩陣”里，實現經濟學研究方法對比下的借鑒。

西方主流經濟學在其漫長的發展經歷中。實現了研究方法的不斷革新。特別是邏輯實證主義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影響：一方面要求研究形式的科學化，這體現為數理經濟學的發展；另一方面是實證原則對經濟學可檢驗性的要求。體現為計量經濟學的發展。在實證研究中越來越數學化與模型化，在分析人們之間經濟關系時博弈方法的運用，這些都是我們在創新經濟學方法過程中可以借鑒的。

數學化是西方主流經濟學最為明顯的一大趨勢，波普把經濟學數學化看成經濟學中的一場“牛頓革命”。20世紀中后期，經濟學的數學化取得了極大的進展，也由此派生了數理方法與計量方法。借助數學的分析范式，數學方法不斷被運用到經濟學的概念、命題、定理、原理和體系之中。嚴格定量、可計算、可模型化、可計量、可邏輯證明'這無疑是經濟學方法論上的一次巨大的飛躍和發展，也表明了現代經濟學日趨成熟和完善的特征。同時借助于數學的分析范式。可以準確地估算不同變量之間的精確的規律性關系,也可以對經濟理論的預測能力作出合理的檢驗。數學方法的運用使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某些研究變得更加精確，這一點在發展經濟學方面有著比較重要的意義。經濟學由于革命經濟學的階級任務，重視“抽象分析法”揭示隱藏在經濟現象背后的本質，雖然也用到數量分析和實證方法，但基本的方法還是規范分析。而馬克思由于時代的限制，他在《資本論》中只使用了簡單的數學。但他并不排斥數學在經濟學中應用，他曾說過，“一門科學只有成功地運用了數學時,才算達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后來蘇聯與東歐的經濟學家在發展經濟學過程中，也表現出引進數學方法進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必要。比如波蘭經濟學家蘭格就曾說過：“邊際計算、線性規劃、數學等都是合理活動效果學的構成部分，是政治經濟學的輔助科學。”mJ另一位波蘭經濟學家明茲雖然在此問題上保守一點，但并不意味著他反對數學在政治經濟學中的使用，至少他說過這樣的話，“只有當數學形式比語言—邏輯形式能夠更好地反映經濟現象和經濟依從關系時，才使用數學形式。”

在和平建設時期，革命的政治經濟學應當讓位于建設的政治經濟學，實證分析比規范分析就顯得更為重要。為了滿足這樣的要求，經濟學必須使自己的理論精確化，而這離開數學的運用是不可能實現的。而計量經濟學與數理經濟學作為數量經濟學的兩大分支，在這方面正是經濟學的借鑒之所在，也是經濟學完善發展自己所必需。

嚴格來講，博弈論并不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應用范圍不僅包括經濟學，政治學、軍事、外交、國際關系、公共選擇，還有犯罪學都涉及到博弈論。只是因為博弈論在經濟學上運用最廣泛最成功。經濟學家對博弈論，特別是動態博弈理論的發展貢獻最大，大家才把博弈論的方法歸結在主流經濟研

究方法的范圍內。博弈論又名對策論，顧名思義是研究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作用時候的決策及其決策的均衡問題。因為在主流經濟學中，個人主義原則規定的是一個個相互獨立的、具有經濟理性的個人。但是，在博弈的分析框架下，每個人的福利不僅取決于他自身的行為，而且取決于他人的行為，個人的最優策略也取決于他對其他人所采取的策略的預期。博弈論進入經濟學，并對主流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雖然它最核心部分畢竟還是與新古典經濟學保持著高度一致，也就是理性經濟人基于個人本位的效用最大化。但是，博弈論卻也深刻反映了關系論的某些特點。博弈論的演化、動態、重復過程，更加貼近了經濟現實，也更深刻地揭示了經濟主體在相互接觸中不斷學習進而達到合作共贏的可能性。人類智慧正是在這種既競爭又合作的相互作用過程中不斷增長的。這其中孕育的博弈規則趨勢代表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一個重要轉向，即從獨立的個人研究轉向重視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的相互關系。而且這種轉向標志著對人類社會的一種本質有了清醒的認識。

經典作家雖然沒有把博弈分析作為自己的研究方法。但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決定了博弈分析大有用武之地。把人的本質概括為社會關系的總和，而社會關系里面最重要的關系就是經濟關系。經濟關系的物質內涵就表現為物質利益。因此，從這一角度出發，經濟學的階級分析方法就是其物質利益的分析方法。階級之間的博弈是圍繞利益展開的。如經濟學分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包含資本家與工人、資本家與資本家之間的關系，就存在著一些博弈關系。現階段我們研究分配問題，中央與地方“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關系問題，干群關系問題，都是雙方博弈的結果。我們要創新經濟學，實現馬克思經濟學方法體系的革新，必須把博弈理論也納入進去，以實現經濟學方法體系的更大的適應性。

三、實踐中的發展：實驗與制度方法的“拿來”

庫恩認為范式的形成、發展和演變來看，它既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又具有歷史的可變性。范式的改變的確使科學家對他們所涉及的世界的看法不同了，正是范式的這種發展性和變革性，別無選擇地影響了并影響著在這個領域內實踐著的團體的結構，亦即當某一個個人或某一個團體第一次產生出一種綜合，并能吸引大多數后來者的實踐時，較舊的學派就逐漸消失了。“范式”轉變的過程一般都是帶來科學發展的過程。為此，隨著劇變，新老自由主義泛濫，社會主義中國傳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艱難轉軌，經濟學研究方法的范式轉變也提到日程上來。為此，實踐中發展創新出來兩種研究的方法也應該納入到經濟學研究范式的“原理矩陣”里。

一種是“實驗的方法”。我們注意到，馬克思之所以突出抽象法，原因是,與自然科學相比，經濟學無法通過實驗室進行實驗。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說：“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這個結論在當時的科學實驗條件下可能是準確的。特別是馬克思的理論是要以社會主義替代資本主義，根本不可能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進行實驗。西方主流經濟學也曾經認為，經濟學是研究復雜的、自然存在的市場系統的學科，所以實驗對經濟學家來說幾乎毫無用處。薩繆爾森在《經濟學》中提到：“一種發現經濟法則的可能方法就是通過被控制的實驗。不幸的是，經濟學家不容易控制其他的重要因素。因而無法進行類似于化學家或者物理學家所做的實驗。他們一般只能像天文學家或氣象學家一樣借助觀察的手段。”然而當今，利用電腦和信息手段進行模擬、仿真和實驗,經濟學實驗已經發展成為經濟研究的一種相當成熟的工具。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的經濟學家史密斯因為在實驗經濟學的開拓性貢獻獲得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實驗經濟學方法雖然首先由西方經濟學家首創，但由于產生的環境，實驗的過程，實驗的目的的不同，也可以看成是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創新。首先，西方實驗經濟學的實驗一般在大學課堂上，或者經濟實驗室進行，在一定經濟利益的刺激下，讓參與者針對某一問題進行選擇。而我國的經濟實驗，是為了消除改革的盲目性，在局部的地區或者針對特定的經濟主體進行的試驗。例如當年國有企業擴大自在四川的試驗，改革開放在經濟特區的試驗等等。其次，實驗過程上來看，西方的實驗經濟學一般都要經過五個步驟。從選擇課題一實驗設計—選擇參與者一實驗控制一實驗結果及分析。而我國的經濟實驗可以看成漸進性改革的試驗，先是國家從宏觀大方向上把握全局，然后各地方各經濟主體結合自己的實際，推出具體的改革政策措施,最后通過成本收入的比較評價政策績效。比如后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的改革，各地創造出來的不同模式。如山東平度的“兩田制”；北京順義的“反租到包”；廣東南海的“土地入股”；陜北“四荒的拍賣”等等。再次。西方的實驗經濟學從目的上看，主要用于西方主流經濟理論的檢驗。如“阿萊悖論”實驗對個人選擇理論的檢驗；“囚徒困境”實驗對博弈理論的建議；“拍賣理論”對市場理論的檢驗。我國進行的經濟實驗主要用于構建轉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為經濟建設與國家發展服務。如經濟特區在深圳的設立的實驗，首先中央拍板在瀕臨港澳的深圳實行優費的政策，招商引資。通過幾年的發展經驗，國家給予成本收益的評估。最后下結論，上升為理論與政策，把開放的格局由點到面的推行下去。

另一種是制度分析的方法。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也就是新舊體制轉軌的過程，在西方經濟學界大行其道的新制度經濟學在我國更有發展的最好土壤。制度分析方法對中國問題的分析，也可以看成經濟學研究方法在實踐中的范式創新。制度方法研究經濟問題偏重于從社會制度、文化背景等出發，個人行為決定于社會制度,強調解釋，這種方法將制度作為變量，并用正統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來分析制度的構成和運用，采取了結構分析法、歷史分析法和社會文化分析法來研究經濟問題，揭示制度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的經濟學方法論。制度分析方法不是西方經濟學的獨創，其實馬克思也是一位大制度經濟學家。他的生產關系分析其實質就是制度分析，與西方制度經濟學家不同的是，馬克思從本質上進行制度分析,而西方經濟學家則是從現象上進行分析。這種注重從現象和形式上進行制度分析方法，具有客觀的實用性，能夠解決傳統經濟理論所無法解釋的外部性經濟問題，這對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經濟問題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方法論意義。比如說，我國經濟學家盛洪博士主編的《中國的過渡經濟學》，提出一種研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經濟學理論，既可以看成用新制度經濟學研究在中國的發展,也可以看成制度分析方法在政治經濟學分析中的運用。周其仁撰寫的《產權與制度變遷：中國改革的經驗研究》也是這方面研究成果的典范。

四、結論

庫恩理論的“范式”概念里，方法論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庫恩的“范式”與“范式轉換”理論可以用來解釋經濟學方法論在中國的演進。基于庫恩理論的分析表明。中國化進程中經濟學方法論的演進無外非以下三種路向：一是批判式的繼承,堅持經濟學基本“內核”；二是對比來的借鑒，把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數學方法與博弈方法納入到經濟學的方法群里：三是實踐中的發展,用實驗與制度的方法分析現代中國的社會經濟問題，充實經濟學的方法群。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盧卡奇_歷史與階級意識[M],北京：商務印書,g,1996.

[3]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4]列寧論(單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馬克思,資本論·第二版跋(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7]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張宇，孟捷等,高級政治經濟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10]保爾·拉法格等-回憶馬克思和恩格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11]蘭格,政治經濟學(第1卷)[M],經濟研究參考資料，第135期,

[12]明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M],北京：三聯書店，1963(澤本).

篇(2)

關鍵詞：西方財政學；財政學理論；理論基礎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財政學僅是經濟學，還是政治學和經濟學交叉學科？

最初的專著性西方財政學是從經濟學角度展開論述的，巴斯塔布爾指出，“從最初意義上看，財政科學是經濟研究的產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漢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財政學大綱》第一章第三節標題就是“公共財政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盡管作者接著于下一節“公共財政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中，也指出了財政學與政治學、歷史學的密切關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關于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觀點。

與這種經濟學觀相反，西方財政學在其發展過程中，開始出現了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觀。道爾頓（Dalton，H.）1922年的《公共財政學原理》一書，第一句就指出，“財政學是介于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的一門學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過，由于英美早期財政思想傳統的影響，直至本世紀50年代末為止，認為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財政學中占據了主導地位。這種主張隨著社會抉擇理論從60年代開始逐步被納入西方財政學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社會抉擇論從威克塞爾開始，就是主張政治程序進入財政分析視野的。為此，作為社會抉擇學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財政學：教科書導論》一書“前言”中就指出，財政學是涉及經濟學與政治學兩個方面的學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盡管許多財政學著作不再指出財政屬于何種學科，但由于它們所包含的有關社會抉擇論的內容，總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學的分析。所以，現代西方財政學盡管從根本上看屬于經濟學，但又具有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將其視為純經濟學科的看法，顯然是缺乏說服力的。

財政學僅屬于微觀經濟學還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學兼有？

宏觀經濟學是本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出現之后的產物，在此之前西方財政學是談不上以宏觀經濟學為基礎的。財政政策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之一，隨著財政政策的成功運用，它逐步進入西方財政學中而成為其重要內容，就很自然了。這樣，西方財政學除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之外，同時出現了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財政與預算政策》一書，就鮮明地體現了這點。該書體系分為兩大部分，即“A編：微觀經濟學”和“B編：宏觀經濟學”，前者分析的內容包括稅收、政府支出和預算范圍等問題，后者則分析了經濟結構、經濟穩定與增長、預算與經濟政策等問題。（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紐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財政學引論》指出，公共財政學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務，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穩定，前二者屬于微觀經濟學，而后者即穩定任務則屬于宏觀經濟學。（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溫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財政學：公共抉擇與公共經濟》，也將財政的微觀與宏觀問題分開論述，即該書第三篇為“微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稅收與公共支出；第四篇為“宏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等的財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還有許多西方財政學也包括了財政政策的內容，表明傳統地只局限于微觀經濟分析的西方財政學，已開始接納宏觀經濟內容了。

但與此同時，許多西方財政論著仍堅持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傳統。這點，只要看一看許多西方財政學仍然不包括財政政策的內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遜（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門經濟學》就明確指出：“……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發展，是限制在微觀經濟學理論的知識范圍內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發展，在20世紀50年代使公共部門經濟學發生了質的飛躍。目前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理論發展，應直接歸功于微觀經濟理論。”（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納（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財政學：民主社會中的收支》一書，也將財政學研究對象歸入微觀經濟學中。他指出：“公共財政學的研究有兩個主要分支：公共抉擇和運用微觀經濟學。……運用微觀經濟學，檢驗的是公民個人對公共抉擇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羅森（Rosen，H.S.）的《公共財政學》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將財政政策內容包括在內，并且也如同其他許多主張財政學僅屬微觀經濟學的財政學論著一樣，設有專門的微觀經濟學基本內容的篇章，作為全書的理論基礎。（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財政學屬于微觀經濟學的主張。

進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括宏觀經濟分析內容的許多學者，也仍將財政學的分析基點和重點放在微觀經濟分析上。在西方財政學界有著很大影響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茲（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經濟學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認真地說，（本書）不打算包括穩定和宏觀經濟政策內容。……在穆斯格雷夫時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財政學理論》（1959）中包括210頁的有關穩定政策的內容。然而，自那時以來，經濟學出版狀況變了，人們在文獻中對該問題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們的重點僅放在（政府）目標而不是穩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盡管這段話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含有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將財政學重點和基點放在微觀經濟學上的。對此，米爾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總結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財政學理論》中，他以三個政策目標：配置、分配和穩定等術語，概括了他的主題，……。該書以超過200頁的篇幅研究了穩定問題，即我們現在稱之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問題。在較后的教科書即阿金森與斯蒂格里茲的《公共經濟學教程》（1980）中，宏觀經濟政策問題被排除了。……公共經濟學，甚至公共財政學，被認為僅涉及配置和分配問題。而穩定問題則被留給宏觀經濟學及其教科書。”（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經濟學關于微觀和宏觀的劃分，本身就存在許多問題而爭論不休，這造成了西方財政學的爭論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與斯莫琳斯基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由戴門德（Diamond，P.）撰寫的第八章名為“配置與穩定混一的預算”，資源的配置屬于微觀經濟學問題，而經濟的穩定屬于宏觀經濟學問題，因而該標題清楚表明了作者將宏觀經濟分析和微觀經濟分析兩大內容統一于財政的意圖。（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帶應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張財政也應包括宏觀經濟學內容的西方財政學著作中，其體系內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礎部分仍然是微觀經濟分析。因此，西方財政學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沒有包括微觀經濟學基礎，而在于有沒有包括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

總之，盡管現代西方財政學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從根本上看，它沿襲的仍然是微觀經濟學的傳統。此外，西方財政學在其上百年的發展過程中，還隨著微觀經濟學的變化而變化。早期西方財政學專著已包含了福利經濟學思想，這在道爾頓《公共財政學原理》第二章“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該章中批判了薩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稅收是數額最低的稅收”的觀點，反對了傳統的“稅收邪惡論”，提出了財政和稅收的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為微觀經濟學分支的福利經濟成為西方財政學的理論基礎，關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問題的分析，最終落實到社會福利函數所確定的最大效用點上。這使得西方經濟學關于公共經濟學的效率分析，與私人經濟學的效率分析一樣，都統一到福利經濟學基礎上來了。這是西方財政學完全建立于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理論表現。

西方財政學的價值理論基礎

篇(3)

關鍵詞：西方財政學；財政學理論；理論基礎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財政學僅是經濟學，還是政治學和經濟學交叉學科？

最初的專著性西方財政學是從經濟學角度展開論述的，巴斯塔布爾指出，“從最初意義上看，財政科學是經濟研究的產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漢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財政學大綱》第一章第三節標題就是“公共財政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盡管作者接著于下一節“公共財政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中，也指出了財政學與政治學、歷史學的密切關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關于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觀點。

與這種經濟學觀相反，西方財政學在其發展過程中，開始出現了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觀。道爾頓（Dalton，H.）1922年的《公共財政學原理》一書，第一句就指出，“財政學是介于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的一門學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過，由于英美早期財政思想傳統的影響，直至本世紀50年代末為止，認為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財政學中占據了主導地位。這種主張隨著社會抉擇理論從60年代開始逐步被納入西方財政學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社會抉擇論從威克塞爾開始，就是主張政治程序進入財政分析視野的。為此，作為社會抉擇學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財政學：教科書導論》一書“前言”中就指出，財政學是涉及經濟學與政治學兩個方面的學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盡管許多財政學著作不再指出財政屬于何種學科，但由于它們所包含的有關社會抉擇論的內容，總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學的分析。所以，現代西方財政學盡管從根本上看屬于經濟學，但又具有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將其視為純經濟學科的看法，顯然是缺乏說服力的。

財政學僅屬于微觀經濟學還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學兼有？

宏觀經濟學是本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出現之后的產物，在此之前西方財政學是談不上以宏觀經濟學為基礎的。財政政策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之一，隨著財政政策的成功運用，它逐步進入西方財政學中而成為其重要內容，就很自然了。這樣，西方財政學除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之外，同時出現了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財政與預算政策》一書，就鮮明地體現了這點。該書體系分為兩大部分，即“A編：微觀經濟學”和“B編：宏觀經濟學”，前者分析的內容包括稅收、政府支出和預算范圍等問題，后者則分析了經濟結構、經濟穩定與增長、預算與經濟政策等問題。（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紐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財政學引論》指出，公共財政學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務，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穩定，前二者屬于微觀經濟學，而后者即穩定任務則屬于宏觀經濟學。（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溫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財政學：公共抉擇與公共經濟》，也將財政的微觀與宏觀問題分開論述，即該書第三篇為“微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稅收與公共支出；第四篇為“宏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等的財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還有許多西方財政學也包括了財政政策的內容，表明傳統地只局限于微觀經濟分析的西方財政學，已開始接納宏觀經濟內容了。

但與此同時，許多西方財政論著仍堅持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傳統。這點，只要看一看許多西方財政學仍然不包括財政政策的內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遜（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門經濟學》就明確指出：“……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發展，是限制在微觀經濟學理論的知識范圍內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發展，在20世紀50年代使公共部門經濟學發生了質的飛躍。目前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理論發展，應直接歸功于微觀經濟理論。”（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納（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財政學：民主社會中的收支》一書，也將財政學研究對象歸入微觀經濟學中。他指出：“公共財政學的研究有兩個主要分支：公共抉擇和運用微觀經濟學。……運用微觀經濟學，檢驗的是公民個人對公共抉擇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羅森（Rosen，H.S.）的《公共財政學》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將財政政策內容包括在內，并且也如同其他許多主張財政學僅屬微觀經濟學的財政學論著一樣，設有專門的微觀經濟學基本內容的篇章，作為全書的理論基礎。（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財政學屬于微觀經濟學的主張。

進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括宏觀經濟分析內容的許多學者，也仍將財政學的分析基點和重點放在微觀經濟分析上。在西方財政學界有著很大影響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茲（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經濟學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認真地說，（本書）不打算包括穩定和宏觀經濟政策內容。……在穆斯格雷夫時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財政學理論》（1959）中包括210頁的有關穩定政策的內容。然而，自那時以來，經濟學出版狀況變了，人們在文獻中對該問題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們的重點僅放在（政府）目標而不是穩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盡管這段話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含有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將財政學重點和基點放在微觀經濟學上的。對此，米爾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總結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財政學理論》中，他以三個政策目標：配置、分配和穩定等術語，概括了他的主題，……。該書以超過200頁的篇幅研究了穩定問題，即我們現在稱之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問題。在較后的教科書即阿金森與斯蒂格里茲的《公共經濟學教程》（1980）中，宏觀經濟政策問題被排除了。……公共經濟學，甚至公共財政學，被認為僅涉及配置和分配問題。而穩定問題則被留給宏觀經濟學及其教科書。”（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經濟學關于微觀和宏觀的劃分，本身就存在許多問題而爭論不休，這造成了西方財政學的爭論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與斯莫琳斯基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由戴門德（Diamond，P.）撰寫的第八章名為“配置與穩定混一的預算”，資源的配置屬于微觀經濟學問題，而經濟的穩定屬于宏觀經濟學問題，因而該標題清楚表明了作者將宏觀經濟分析和微觀經濟分析兩大內容統一于財政的意圖。（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帶應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張財政也應包括宏觀經濟學內容的西方財政學著作中，其體系內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礎部分仍然是微觀經濟分析。因此，西方財政學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沒有包括微觀經濟學基礎，而在于有沒有包括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

總之，盡管現代西方財政學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從根本上看，它沿襲的仍然是微觀經濟學的傳統。此外，西方財政學在其上百年的發展過程中，還隨著微觀經濟學的變化而變化。早期西方財政學專著已包含了福利經濟學思想，這在道爾頓《公共財政學原理》第二章“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該章中批判了薩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稅收是數額最低的稅收”的觀點，反對了傳統的“稅收邪惡論”，提出了財政和稅收的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為微觀經濟學分支的福利經濟成為西方財政學的理論基礎，關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問題的分析，最終落實到社會福利函數所確定的最大效用點上。這使得西方經濟學關于公共經濟學的效率分析，與私人經濟學的效率分析一樣，都統一到福利經濟學基礎上來了。這是西方財政學完全建立于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理論表現。

西方財政學的價值理論基礎

不管是主張財政學具有何種學科性質，西方財政論著都必須對財政問題進行大量經濟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當時流行的經濟學價值理論和概念影響，必然或遲或早地按照已變化了的經濟學價值理論和概念來修正與重構自身的理論體系。

在英語財政學專著出現之前，西方經濟學上的“邊際革命”已經發生，邊際效用價值論很自然地成為西方財政學的價值論基礎。道爾頓的《公共財政學原理》鮮明地體現了這點。他在該書第三章第二節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應遵循的邊際效用相等原則也應運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來，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義以外，公共當局并不是一個人，難以象一個人那樣預計各種支出的邊際效用。但政治家們據以開展行動的總原則仍是相同的。對于公共當局來說，各種公共支出的邊際效用應該相等。從理論上看，既定支出總量在不同項目之間分配就是這樣決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財政學研究》一書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個私人應當通過在不同支出類別之間保持平衡，從而以其收入獲得更大的滿足一樣，作為一個共同體通過其政府的活動也應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著還運用這些原則，去解決公共部門如何決定哪些公共服務應予提供的難題，指出“支出應當用于戰艦還是用于濟貧，應按此種明智的方式，即由它們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產生的相同的真實報酬來決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這一方式可用來得出某一精確的社會平衡點，即如果共同體是一個統一的存在體，“支出就應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這一點，此時花費的最后一先令所獲得的滿足，應等于由于政府服務而相應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損失的滿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這一模型被稱為皮古模型，是現代西方財政學關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個。這樣，皮古就從邊際效用價值論出發，在理論上界定了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資源配置的最佳點。

不過，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財政學的，是當時通行的可測度的、可比較的、同一的基數效用函數。這一效用函數在本世紀30年代，隨著帕累托新福利經濟學取代了皮古的舊福利經濟學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觀的個人評價的序數效用函數，等效用曲線等帕累托概念也被運用到財政學上來。其后西方財政學對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模型問題的分析，對于稅收以及其他各種財政效率問題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無差異曲線上了。

這樣，私人經濟分析所能適用的價值理論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運用到公共經濟分析上來了，公共財政學不再是與經濟學的其他分支相抵觸的一門學說了。與西方經濟學在價值論上的統一，無疑為西方財政學在本世紀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發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論條件。

西方財政學理論基礎分析的借鑒意義

第一，財政學從根本上看是一門經濟學，但又具有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

關于財政學僅是經濟學分支，還是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問題，我國財政理論界也曾有過類似爭議，即關于“財政是上層建筑還是經濟基礎”問題的爭議，這是本世紀60年代初由于財政本質問題爭議而引發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國財政理論界結合著新的歷史背景舊話重提，又一次以財政本質問題為中心形成了對此問題的爭論。這些爭議大致形成了三大類不同的觀點：（1）主張財政屬于經濟基礎，僅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認為只能從經濟的角度去分析財政問題；（2）主張財政屬于經濟基礎，但又兼有上層建筑的性質，或者主張財政既是經濟基礎又是上層建筑。這就不能僅從經濟角度來看待財政問題；（3）主張財政屬于上層建筑。在我國財政理論界，持第三種觀點的人數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種觀點，并且第一種觀點還有逐步占據優勢的趨勢。但如同財政本質問題一樣，這一爭議在當時被視為是一種純學術的探討，經過那兩次爭議之后，至今已極少有人問津，除了在高校教學中作為一種理論問題介紹外，似乎已被人們遺忘了。在實踐中，人們則是將財政作為經濟工作來對待的。

然而，財政作為政府的分配活動，它采用的不是市場自愿等價交換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強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場為媒介和通過市場渠道來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國家預算的形式下，通過政治程序的安排與運作來展開的。這樣，財政的運作過程就直接表現為是對市場的否定，具有強烈的政治內容和因素。對于計劃經濟來說，由于其本身就否定著市場，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財政這種非市場性與計劃經濟本質上是相通的，只提財政的經濟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響問題的實質，即不影響人們實際上從經濟和政治兩重角度去考慮財政問題。

但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不同。由于此時政企必須分開，這樣財政所包含的兩重屬性合一的問題就凸顯出來了：財政作為一種分配，它是經濟活動的一部分；但作為通過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動，它又與政府的具體政治制度和規則密不可分。此時如果只談論財政的經濟性，其結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財政活動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權力憑籍財政分配介入和干預企業正常市場活動的可能性，這顯然是不利于根據財政的特性去指導財政實踐的。

我國財政理論否定政治程序是財政活動的內容之一，在實踐上導致了忽視乃至否定建立科學規范合理的財政制度與程序的結果，使得我國實際財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規范、制衡與監督。隨著市場取向改革的進展，由于缺乏自我約束能力的政治權力本身的不規范行為，導致了我國財政新老問題和弊端的急劇膨脹與擴大，是目前我國財政經濟工作分配秩序嚴重混亂，腐敗浪費低效猖獗的關鍵原因所在。因此，承認基本上是一門經濟學的財政學，具有一定的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正視財政活動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質與內容，在實際的財政工作中相應地從整頓規范與財政相關的政治程序和規則入手，使之從原有的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基點轉到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基點上來，才是對癥下藥之舉。為此，在以經濟學為基礎理論的同時，也有必要從政治學角度來開展我國的財政研究。

第二，財政學以微觀經濟學為理論基礎，也包括著宏觀經濟學的內容

關于財政學以微觀經濟學還是宏觀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問題。我國財政學從未討論過這一問題，但由于我國財政理論強調財政是國家作為社會中心組織進行的一種分配，是從整個社會角度進行的活動，因而人們理所當然地視財政為一種宏觀經濟活動，而否定從微觀經濟的角度來看待財政問題。在最近的政府機構改革中，財政部被列入宏觀部門之內，就充分地說明了這點。對此，在過去的計劃經濟下是無關緊要的，因為當時正是以否定企業的獨立自主性和以國家從整個社會的角度直接安排國民經濟活動為體制特征的，并且此時的財政是國家從整個社會角度安排經濟建設資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場經濟下則不同。此時社會的經濟單位已不再是國家而是企業了，此時財政從宏觀上調控經濟盡管是其極為重要的內容，但尊重企業的獨立市場運營主體地位，確保國家不干預企業正常的市場活動，則是我國政府和財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須學會的嶄新內容。

西方財政學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看待財政問題，對我國是具有重要借鑒作用的：

1.西方財政學從微觀角度分析財政問題，是隱含著這么一種涵義的，即此時的政府參與社會資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業和個人一樣，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場活動主體，即企業和個人是處于市場有效運行領域的活動主體，而政府則是處于市場失效領域的活動主體，它們進行的都是同等的資源配置活動。這樣，它們之間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稅納稅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預，而不能是國家凌駕于企業和個人之上，可以隨心所欲地干預它們的市場正常活動。

篇(4)

福利經濟學作為一個經濟學的分支體系，最早出現于 二十世紀初期的英國。1920年，庇古的《福利經濟學》一書的出版是福利經濟學產生的標志。

福利經濟學的出現，是英國階級矛盾和社會經濟矛盾尖銳化的結果。西方經濟學家承認，英國十分嚴重的貧富懸殊的社會問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變得更為尖銳，因而出現以建立社會福利為目標的研究趨向， 這導致了福利經濟學的產生。

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以后，英美等國的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福利經濟學進行了許多修改和補充。庇古的福利經濟學被稱做舊福利經濟學，庇古以后的福利經濟學則被稱為新福利經濟學。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福利經濟學又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正在經歷著新的發展和變化。

邊沁的功利主義原則是福利經濟學的哲學基礎。邊沁認為人生的目的都是為了使自己獲得最大幸福，增加幸福總量。幸福總量可以計算，倫理就是對幸福總量的計算。邊沁把資產階級利益說成是社會的普遍利益，把資產階級趨利避害的倫理原則說成是所有人的功利原則，把“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標榜為功利主義的最高目標。

帕累托的“最優狀態”概念和馬歇爾的“消費者剩余”概念是福利經濟學的重要分析工具。帕累托最優狀態是指這樣一種狀態，任何改變都不可能使任何一個人的境況變得更好而不使別人的境況變壞。按照這一規定，一項改變如果使每個人的福利都增進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進而其他的人福利不減少，這種改變就有利；如果使每個人的福利都減少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加而另一些人福利減少，這種改變就不利。

馬歇爾從消費者剩余概念推導出政策結論：政府對收益遞減的商品征稅，得到的稅額將大于失去的消費者剩余，用其中部分稅額補貼收益遞增的商品，得到的消費者剩余將大于所支付的補貼。馬歇爾的消費者剩余概念和政策結論對福利經濟學也起了重要作用。

福利經濟學的主要特點是：以一定的價值判斷為出發點，也就是根據已確定的社會目標，建立理論體系；以邊際效用基數論或邊際效用序數論為基礎，建立福利概念；以社會目標和福利理論為依據，制定經濟政策方案。

庇古是資產階級福利經濟學體系的創立者。他把福利經濟學的對象規定為對增進世界或一個國家經濟福利的研究。庇古認為福利是對享受或滿足的心理反應，福利有社會福利和經濟福利之分，社會福利中只有能夠用貨幣衡量的部分才是經濟福利。

庇古根據邊際效用基數論提出兩個基本的福利命題：國民收入總量愈大，社會經濟福利就愈大；國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會經濟福利就愈大。他認為，經濟福利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于國民收入的數量和國民收入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情況。因此，要增加經濟福利，在生產方面必須增大國民收入總量，在分配方面必須消除國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

20世紀30年代，庇古的福利經濟學受到羅賓斯等人的批判。羅賓斯認為，經濟理論應當將價值判斷排除在外，效用可衡量性和個人間效用可比較性不能成立，福利經濟學的主張和要求沒有科學根據。繼羅賓斯之后，卡爾多、希克斯、勒納等人從帕累托的理論出發也對庇古的福利經濟學進行了批判。同羅賓斯不同的是，他們認為福利經濟學仍然是有用的。

1939年，卡爾多提出了福利標準或補償原則的問題。此后，希克斯、西托夫斯基等人對福利標準或補償原則繼續進行討論。他們主張把價值判斷從福利經濟學中排除出去，代之以實證研究；主張把福利經濟學建立在邊際效用序數論的基礎之上，而不是建立在邊際效用基數論的基礎之上；主張把交換和生產的員優條件作為福利經濟學研究的中心問題，反對研究收入分配問題。卡爾多希克斯、勒納、西托夫斯基等人建立在帕累托理論基礎上的福利經濟學被稱作新福利經濟學。

新福利經濟學主張效用序數論，認為邊際效用不能衡量，個人間效用無法比較，不能用基數數詞表示效用數值的大小，只能用序數數詞表示效用水平的高低。新福利經濟學根據效用序數論反對舊福利經濟學的福利命題，特別是第二個命題，反對將高收入階層的貨幣收入轉移一部分給窮人的主張。

新福利經濟學根據帕累托最優狀態和效用序數論提出了自己的福利命題：個人是他本人的福利的最好判斷者；社會福利取決于組成社會的所有個人的福利；如果至少有一個人的境況好起來，而沒有一個人的境況壞下去，那么整個社會的境況就算好了起來。前兩個命題是為了回避效用的計算和個人間福利的比較，從而回避收入分配問題，后一個命題則公然把壟斷資產階級福利的增進說成是社會福利的增進。

新福利經濟學家認為福利經濟學應當研究效率而不是研究水平，只有經濟效率問題才是最大福利的內容。勒納、霍特林等人對經濟效率問題作了論述。經濟效率指社會經濟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所需具備的條件，包括交換的最優條件和生產的最優條件。

補償原則是新福利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之一。新福利經濟學認為，帕累托的最優狀態“具有高度限制性”，不利于用來為資本主義辯解，為了擴大帕累托最優條件的適用性，一些新福利經濟學家致力于研究福利標準和補償原則。

卡爾多、希克斯等人的福利經濟理論，受到伯格森、薩繆爾森等人的批判。伯格森于1938年發表《福利經濟學某些方面的重新論述》一文，提出研究社會福利函數的“新方向”，認為卡爾多、希克斯等人的新福利經濟學把實證問題和規范問題分開、把效率問題和公平等問題分開的企圖完全失敗。繼伯格森之后，薩繆爾森等人對社會福利函數作了進一步論述，形成了福利經濟學的社會福利函數論派。

社會福利函數論者認為，社會福利是社會所有個人購買的商品和提供的要素以及其他有關變量的函數，這些變量包括所有家庭或個人消費的所有商品的數量，所有個人從事的每一種勞動的數量，所有資本投入的數量等等。社會福利函數論者通常用多元函數來表示。

社會福利函數論者認為，帕累托最優狀態不是一個而是有許多個。帕累托未能指出在哪一種狀態下社會福利是最大的。他們認為，要達到唯一最優狀態，除了交換和生產的最優條件，還必須具備一個條件，這就是福利應當在個人間進行合理分配。

經濟效率是最大的福利的必要條件，合理分配是最大福利的充分條件。社會福利函數論者根據假定存在的社會福利函數作出一組表示社會偏好的社會無差異曲線，并根據契約曲線作出一條效用可能性曲線。社會無差異曲線和效用可能性曲線相切的切點，代表受到限制的社會福利的最大值。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阿羅繼續研究伯格森。薩繆爾森等人提出的社會福利函數。在1951年出版的《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中，阿羅認為，社會福利函數必須在已知社會所有成員的個人偏好次序的情況下，通過一定程序把各種各樣的個人偏好次序歸納成為單一的社會偏好次序，才能從社會偏好次序中確定最優社會位置。

篇(5)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規范個人主義；方法論

新制度經濟學這一具有時代特征的同匯，說明必然還有與新制度經濟學者們想要清楚區分的其它一些種類的制度經濟學。事實確實如此。這些形形的制度經濟學在20世紀上半期曾卜分流行，隨后這些舊制度經濟學被視為非理論和描述性經濟學而為人們所擯棄。與西方‘主流經濟學越來越多地運用規范分析相比，舊制度主義者卻偏愛于與德國歷史學派類似的實證分析而受到排斥。

1.新制度經濟學的主要研究思路

在新制度經濟學中兩種主要的研究思路徑渭分明：第一種研究思路側重于在假設特定的制度下私人部門的治理結構的不同選擇。這一研究思路回答以下問題：在通常情況下，通過市場進行的交易的交易成本在什么情況下最小化？在何種條件下交易在組織內部進行。由此，制度安排由簡單的企業和市場的二分法轉變為通常稱為混合體的一個連續體系也就是選擇更加細分的公司治理結構（例如長期契約），對此我們通常采用所謂“混合的方法”進行分析。第二種研究思路不再認為制度是既定的。這一研究思路感興趣的是確定在各種不同制度條件下制度安排對在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產生的效果，以及解釋隨著時間的變化制度環境發生的變化。這一思路對公司治理結構的研（究比對制度環境的研究更深人，特別是企業理論。在眾多的新制度經濟學的第二種研究思路的代表作中，留下了一個公開的問題：新制度經濟學是基本地保留了新古典主義研究范式和僅僅只分析研究了許多迄今仍為主流經濟理論所忽視的問題，還是它確實是一個與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不兼容的完全新的研究范式。

2.新制度經濟學的方法論基礎是規范個人主義

新制度經濟學是基于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假設的，這和西方主流經濟學是相同。個人主義的方法論意味著所有的經濟績效最后必須由個人行為來解釋當然， 這并不是說所有社會層面的可觀測的經濟績效是個人行為的預期結果。許多經濟績效是人的行動而非人的設計的結果。那么，揭示導致某種固定的行為模式的規律性是社會科學家的中心任務。新制度經濟學主要是進行實證分析， 而新制度經濟學涉及一套社會的根本規則—憲法—的那部分主要要進行規范分析。大多數規范分析的憲法經濟學的支持者認為：不僅經濟績效的產生不僅來源于個人行為，而且來源于那些人們行為之間的相互互動所形成的共識（ 假設存在） 并被合法化的制度。因此，新制度主義經濟學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假設被稱為規范個人主義。

按照經濟學的一般假設，完全理性的經濟人都試圖實現其效用最大化。他們被處于假定信息完全對稱的狀況，知道他們能采用的各種理性選擇，并能實時和無成本地估計到所有可能的后果。KrePs（1990）曾經寫道：“完全理性的經濟人有預測將會發生的每件事和有選擇最優行動方式的能力。所有的這些都在他們一眨眼的工夫中完成并且是沒有任何成本的。”這一假定與現實生活是不相符的。隨著將不確定性引人了經濟學：“不確定性是指由于不能預測世界可能呈現的所有狀態，行為者不能準確判斷自己行為期望大小的一種狀態。”他區別了不確定性和風險，這種不確定性是指事件可能發生幾種的可能性的概率。因此他認為在有風險的狀況下計算期望值和應用傳統決策理論是可能的。

交易成本最初是由 引人經濟學的。它的基本定義為市場交換的成本。它們的引人為企業的生存給出了一個基本原理。如果市場像通常假設的那樣是有效率地（和無成本地）運行，那么根本就沒有企業生存的任何理由。稍后把交易成本描述為“搜尋與信息成本、議價與決策成本、檢驗與執行成本”。交易成本的概念是與有限理性緊密相關的，這是因為如果從傳統的完全理性概念出發，交易成本只會是大于零的。這樣，交易成本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交易成本越高，市場交易行為就越少。這不僅可應用在消費品的交換上，而且可以應用在許多投資決策上。進而，交易成本的概念也被引人了政治市場的交易分析中。這表明政治市場是比普通的商品市場更易于出現無效率的狀況，因為在政治市場上人們相互的交易對象與個人對自己的承諾保持誠信相比更難測度。

3.實證研究方法是新制度經濟學的主要研究方法

首先，識別性相關性和一致性問題。一般認為，新制度經濟學的主要研究問題可以大致劃分為：

（1）假設制度是既定的并尋求制度的績效。

（2）試圖解釋制度的出現以及隨著時間而發生的變更， 并確定那些引起制度變遷的因素。

對這兩者而言，具有識別制度和確定其相關性的能力是關鍵。一般認為，制度定義為由規則（內部制度）及其執行（外部制度）兩部分組成， 那么這兩部分都必須能夠識別。表面L 看來， 對外部制度的識別似乎相對容易：規則和違規制裁的內容常常會成為正式法律的一部分，因而是可以確定的。然而，這種方法在許多情形下，對于識別制度的實際功能是相當有限的。例如，盡管制度形式相同，但違規制裁（假設是公法） 的各種可能性也會有相當大的不同。在私法領域，形式相同的制度應用不同，接受賠償的辦法也會有很大的區別。

如果我們先假設尚未存在可用來規范諸如商品交換等相互影響的內部制度，再進一步假設參與者對制度變遷的需求尚未察覺，那么他們會做出以一下抉擇：

篇(6)

關鍵詞：股東派生訴訟；法律經濟分析；卡爾多一希克斯效率

一、引言

1960年科斯發表《社會成本問題》，奠定了法經濟學的基礎，“科斯定理”同時也被認為是法經濟學產生的直接理論基礎。1973年波斯納出版《法律的經濟分析》，運用經濟分析方法對幾乎全部法律領域進行了全面的分析，標志著法經濟學的形成。法經濟學(Law and Economics)是在經濟學假設的前提下，運用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理論框架分析法律制度形成、運用是否能有效配置資源、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社會福利。

從理論上講，凡是理性的東西都可以用經濟分析的方法來加以分析、解釋。分析解釋需滿足經濟學的兩點假設：(1)理性行為人假設，即每個個體的行為都是理性的，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即都是“自利的理性最大化者”；(2)資源是稀缺的，相對于個體的需求來說資源是有限的，一切經濟社會活動都是為了追求效率，有效配置資源。法律制度實質上是一種經濟制度，為此法律制度的設立與運用是在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下追求某種程度上的效率。諾思認為，設立法律制度的目的在于創造交易秩序和減少交易中的不確定性，從而降低交易成本。所以法律經濟學作為一門交叉學科，是運用經濟學的理論模型，分析方法對法律制度規范和法律運行過程中的成本效益進行分析，考查法律制度的影響或結果是否滿足“帕累托最優”或“卡爾多一希克斯標準”，是否能夠替代市場降低交易費用，從而驗證法律制度的有效性，并在法律制度在取得預期目標無效率時，制定更有效率的規則來實現效率和目標價值。

對股東派生訴訟制度進行法律經濟學分析，目的就在于研究股東派生訴訟制度的構建和應用是否能提高整個社會資源利用的效率，更有利于股東權益之間實現均衡。所謂股東派生訴訟(又稱股東代表訴訟、衍生訴訟、傳來訴訟)，是指當公司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員等主體侵害了公司權益，而公司怠于通過訴訟追究其責任時，由具備法定條件的一個或多個股東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義代表股東提起的訴訟。該訴訟制度首創于英國，1843年福斯訴哈波特爾(Foss V.Harbottle)案和1864年東潘多鉛礦公司訴麥瑞威澤案中的Foss V.Harbottle規則及其“例外規則”標志著股東代表訴訟制度的初步形成。之后各國紛紛效仿，日本20世紀40年代末引入，我國臺灣地區也在其公司法中明確規定了該訴訟制度，而美國的該訴訟制度最為完善，股東發動派生訴訟追究責任者不單單限于公司董事，更是擴及到公司所有各類高級管理人員以及公司外部人。2005年我國修訂的新《公司法》152條正式確立了股東代表訴訟制度，規定“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執行公司職務時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公司章程的規定，給公司造成損失的，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股份有限公司連續180日以上單獨或者合計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東，在特定情況下，有權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義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股東派生訴訟在法律上的意義以及公司治理實踐中的作用，國內外已多有研究，普遍認為股東派生訴訟的應用有利于保護中小股東權益，制衡優勢股權地位的控股股東，調動中小股東參與經營管理的積極性，最終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但就其經濟分析甚少，而用“經濟分析法學不是傳統法學所講的尋求法和社會問題的”科學“或正確答案，而是一個包容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之間相互競爭的理論體系，通過比較、評價和選擇意識形態界定法和經濟學的對話過程，從而導致法的結構和內容方面的真正變化。”，本文正是基于這樣的理念，試圖從股東派生訴訟的有效利用程度與由此制度產生的最終保護程度出發，分析股東派生訴訟制度從經濟學角度而言，所能達到的卡爾多一希克斯效率。

二、股東派生訴訟的法律經濟分析

股東派生訴訟的目的一是以法律的公平正義為前提，通過維護公司的利益，間接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二是通過對侵害公司利益的人進行制裁，提高小股東的地位和影響，有效制約和監督大股東和公司管理人員，從而促進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完善。法律經濟學的規范經濟效率標準非嚴格的帕累托最優，而是更為寬泛的卡爾多一希克斯效率。主要原因在于，“帕累托最優”往往只能適用于市場中的自愿交易場合，而在許多社會活動中，法律規定的權利是無法在市場上交易的，或者是無法通過市場自愿交易來轉換的。

所謂卡爾多一希克斯效率(Kaldor—Hicks effi—ciency)是一種非自愿的財富轉移的具體結果，在社會的資源配置過程中，只要在資源重新配置過程中獲得利益的人所增加的利益足以補償(并不要求必須實際補償)在同一資源重新配置過程中受到損失的人的利益，那么，這種資源配置就是有效率的。

卡爾多一希克斯有效性標準是潛在的帕累托改進。按照科斯定理，如果交易成本為零，個人之間的談判可以保證卡爾多一希克斯效率變成現實的帕累托效率。現實中交易成本為正，就可能使得潛在的帕累托改善無法成為現實的帕累托改善。所以實際上經濟學家一般采用卡爾多一希克斯標準，即總財富最大化標準來思考現實問題。

股東派生訴訟制度的設立與應用正是以此效率為標準，訴訟過程中原告前期擔保、收集信息、訴訟以及公司自身資源的消耗所產生的花費交易費用小于派生訴訟為公司長期帶來的利益，經過合理訴訟后，將懲罰有礙公司利益方的行為，最終公司治理結構得到改善，公司相關利益方的境況都會因此而“自然而然地”獲得補償。為了充分說明該制度的卡爾多一希克斯效率，本文將股東派生訴訟以訴訟有效程度和保護有效程度作為主因素展開分析，以股東使用派生訴訟制度的有效程度為橫軸，股東派生訴訟最終起到保護作用的有效程度為縱軸構造直線坐標系，將該制度所達到的卡爾多一希克斯效率劃分為四種類型，即強有效、強無效、弱有效、弱無效，分布于直線坐標系的四個象限，如圖1所示。

坐標橫軸表示派生訴訟合理使用的有效程度，正方向表示合理訴訟的狀態，即意味著股東具備提起資格(持股時間與數量滿足條件)，提起派生訴訟遵循相關法律法規規定，嚴格遵從派生訴訟提起前置程序原則、善意公正原則、董事經營判斷原則等原則。負方向表示派生訴訟制度被濫用的情形，具體有可能會出現三種情形：(1)投機訴訟，原告股東與律師與董事串謀獲取個人利益而提起； (2)騷擾性訴訟，股東提起訴訟非以維護公司利益為目的，而是為了爭奪公司控制權而提起；(3)勒索訴訟，違背訴訟制度宗旨，利用此制度謀取非法利益而提起訴訟提起。

縱軸正方向表示有效保護，即因對公司實施不正當行為而負有民事責任的當事人受到懲罰并為其不正當行為做出補救的情況。負方向表示無效保護。即派生訴訟未得到應得補救成果或濫訴未得逞的情況。

如圖1所示，本文認為處于第一象限的情形卡爾多—希克斯效率強有效，派生訴訟合理實施，訴訟結果得到應得救濟，整體福利增進；而相對第二象限定義為卡爾多一希克斯效率強無效，濫訴卻保護得逞，保護了不正當的訴訟請求利益，最終造成資源浪費；第三象限則為弱有效狀態，也可定義為卡爾多一希克斯效率的假象，雖然最終結果濫訴未得逞，維護了法律的公平正義，但從經濟學角度來看，濫訴本身浪費了資源，福利并未改進。而第四象限則意味著法律制度對合理訴訟的限制過分嚴格，導致訴訟符合基本要件，但最終利益未能得到保護，造成弱無效狀態，相對強無效狀態未造成更大的損失。因此處于第一象限是股東派生訴訟法律原則與經濟效率均達到最優的狀態。其他各象限在改進的情況下可最終轉化到第一象限。虛箭頭代表在訴訟有效程度不變的情況下，可能發生的轉化；實箭頭代表卡爾多一希克斯效率的優化方向。

三、股東派生訴訟卡爾多一希克斯效率的改進

如上分析，得知只有在第一象限克爾多—希克斯效率強有效，法律的公平正義與經濟學的理性效率均滿足。而其他象限則未達到同時滿足，強無效失去公平正義，最終激勵濫訴，造成整體利益的損失。弱有效則維護公平正義，前期交易費用未得補償，經濟效率未達到。而弱無效合理的公平正義要求未滿足，達到經濟效率的范圍縮小。所以要達到強有效狀態的途徑有兩條：一是在維護公平正義的前提下，改進經濟效率；二是在有經濟效率的前提下，實現公平正義，拓展經濟效率的范圍。總結國內學者對防止濫訴所提措施主要有對原股東資格做出適當限制、訴訟提起前“竭盡內部救濟”、對原告訴訟設置合理的擔保費用、以及被告責任的約束等，而在保護有效性方面也多從法律制度規范方面提出對策。

為了改進卡爾多一希克斯效率，除了從法律層面完善制度設定外，還應從節約交易費用，激勵或懲罰角度采取措施。為此要從派生訴訟提起的原因即公司利益受到侵害這一狀態采取措施，對可能損害公司利益的主體，如監事會、董事會以及公司外部人員或機構采取事前預防提高其做出不當行為的交易成本、做出不當行為后有效懲戒防范類型狀態的再度發生。

參考文獻

[1] 章曉洪，股東派生訴訟研究[D]，西南政法大學，2006：12—19。91-93

[2]2005年修訂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z]

[3] 錢弘道，法律的經濟分析方法評判[J]，法制與社會發展，2005(3)：121—122

篇(7)

計量經濟學是一門運用回歸模型分析數據的方法論學科，本科階段的初級層次計量經濟學課程的主要內容涵蓋計量經濟學數據、一元線性回歸模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回歸估計量的理論，異方差、序列相關等。根據計量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的發展，將計量經濟學的閾限概念具體可歸結為以下3組概念：第一，回歸假設。回歸假設是為分析回歸結果引入的合情合理的假設，在不同數量的假設下能夠得到回歸系數估計量的不同性質。回歸假設是整個回歸方法的基礎，一切回歸有關的參數估計和假設檢驗都和回歸假設緊密相關，同時違反回歸假設的情形也是計量經濟學理論發展的重點，因此回歸假設是計量經濟學的閾限概念之一。第二，回歸系數估計量的無偏性、有效性和一致性。無偏性、有效性和一致性是評價估計量的基本標準，回歸系數估計量的無偏性、有效性和一致性是回歸理論的核心，整個初級計量經濟學的理論最終都歸結為回歸系數估計量的這3個性質，同時，這3個性質又與回歸假設緊密相關，故回歸系數估計量的無偏性、有效性和一致性是計量經濟學的閾限概念之二。第三，異方差。異方差是違背回歸同方差假設時的回歸結果表現，無論對于橫截面數據還是時間序列數據，異方差的出現是回歸分析的常態，因此對于異方差的檢驗和修正是初級計量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也是經濟金融實證研究中需要關注的基本問題，故異方差是計量經濟學的閾限概念之三。以上三個閾限概念是學生掌握計量經濟學理論的關鍵，同時在概念上具有緊密的聯系，下文將基于此探討計量經濟學課程的教學方式。

2基于閾限概念的獨立學院計量經濟學教學注意事項

由于獨立學院的教學方式主要強調理論與方法的應用和實踐，因此基于閾限概念的獨立學院計量經濟學教學的總體原則仍立足于閾限概念的理解與實際運用，具體地，需要注意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合理安排教學內容。為了突出3大閾限概念，在首節導論課即向大家提出3大閾限概念，在介紹回歸分析的原理和方法時，詳細的說明每個假設的用途，使學生理解每個假設的目的和本質，進而在回歸估計量三個性質的教學中把握無偏性、有效性和一致性的具體條件，并明確理解異方差這一違反假設的情況。在具體教學過程中，以充分的時間介紹三大閾限概念及其聯系，從而建構整個計量經濟學的知識和方法體系。第二，運用軟件展示閾限概念的具體應用。獨立學院的計量經濟學教學應完全從應用性角度出發，運用軟件展示計量經濟學概念、原理和方法。對于3大閾限概念，可用40%左右的時間解釋概念產生的原因與本質，而60%左右的時間結合典型例題講解如何運用計量經濟學軟件如Eviews解決具體的回歸分析建模和假設檢驗問題。第三，通過嘗試撰寫學術論文強化閾限概念的綜合運用。撰寫實證性的學術論文是進行計量經濟學方法綜合訓練的較好途徑之一，可以通過讓學生從選擇題目開始，通過收集數據，建立回歸模型，參數估計，假設檢驗以及進行可能的異方差和序列相關檢驗和修正等等來感受計量經濟學解決綜合問題的方法和程序，通過寫作論文的方式加以體現，然后交流討論，以深化對計量經濟學閾限概念的理解。計量經濟學教學經過以上三個方面的具體設計，幫助學生牢固掌握計量經濟學的閾限概念，提升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3基于閾限概念的獨立學院計量經濟學教學實踐

以浙江大學城市學院為例浙江大學城市學院是一所以培養應用型人才為導向的獨立學院，也是我國建立最早、最有名的獨立學院之一。計量經濟學課程是浙江大學城市學院金融學專業的必修課程，在大三上學期開設。浙江大學城市學院的計量經濟學課程以提高學生建立回歸模型能力為教學目標，基于Eviews軟件進行教學，每周教學學時為理論（教師講授）與上級實驗（學生練習）各2學時，特別注重學生對計量經濟學閾限概念的理解與掌握。因此，研究浙江大學城市學院的計量經濟學教學對研究獨立學院計量經濟學課程的教學具有借鑒意義。浙江大學城市學院的計量經濟學教學內容為傳統的初級計量經濟學教學內容。教師在講授回歸假設時著重解釋回歸假設的設立目的與合理性，并通過軟件講解回歸假設的驗證，使學生理解并掌握回歸假設。在回歸系數估計量的無偏性、有效性和一致性教學中，通過詳細分析三個性質所依據的不同假設，使學生理解三個性質所應具備的條件從而掌握線性回歸估計量理論。特別地，專門安排約10學時左右的實驗課進行計量經濟學論文撰寫與分析的交流，要求學生自選題目，收集數據，建立回歸模型，進行估計并檢驗異方差、序列相關以及模型設定問題，寫作小論文并在課堂上展示交流。為評價教學效果，選取2010級學生1個教學班共24人進行滿分為5分的教學滿意度打分，學生對計量經濟學課程全部項目的滿意度均達到97%以上，總體平均滿意度超過99%。由此可見，浙江大學城市學院應用統計課程的教學效果非常成功。

4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