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22 15:31:29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統計學特性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關鍵詞] 六西格瑪管理 統計學
現代質量管理制度從其形成之日起即與統計學結下了不解之緣,無論是質量檢驗還是過程控制,統計學在其中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現代質量管理制度的形成應當由工業化時代算起。在初期的質量檢驗階段,人們所熟知的質量管理手段僅限于質量檢驗,這時的質量檢驗并沒有引入統計學中“抽樣”的思想,因此,大部分產品都是進行逐個檢驗。這種檢驗的弊端很多,限于科技條件,所暴露出的問題無法得到有效的解決,但是在檢驗過程中產生了大量數據,如何對這些數據進行有效利用的思考,再加上當時統計學中各種統計方法的發展,導致了質量管理與統計學的徹底結合,從而出現了統計質量控制(sPc)這種在當今質量管理界仍有決定性影響的技術。這之后質量管理的發展始終與統計學密切相關。
統計質量控制作為質量檢驗的發展,其主要作用除進行檢驗之外,還進行過程控制。這一階段的檢驗已不再是單純的對產品逐個進行檢驗,而是引入了統計中“抽樣”的思想,對產品進行科學的抽樣檢驗。其做法是:在初步考察產品特性的前提下,采取相應的抽樣方法抽取一定量的產品,通過對該批抽取產品(統計中稱為樣本)特性的檢驗從而推斷整批產品的質量特性此即統計學中最基本的方法:根據樣本特性推斷總體特性。而統計質量控制中的核心理論—過程控制,其核心即是上文中所提到的3口理論。3J理論來源于統計學中的正態分布,它是統計學與質量管理的完美結合的體現,控制圖中中心線的確定,控制限的制定等一些準則和方法直接來源于統計學中的相關理論。反過來,質量管理的不斷發展也為統計學的研究提供了許多新課題,尤其是對于控制圖的研究,迄今己取得了許多突破性的成果。
六西格瑪管理作為質量管理的延伸,不可能完全脫離質量管理。在生產和質量部門,六西格瑪管理仍包含質量檢驗和質量控制的功能。但是,作為整個企業運作的基石,六西格瑪管理的作用又不僅限于此,六西格瑪管理與統計學的結合也要比質量管理與統計學的結合要緊密的多。
六西格瑪管理作為一種追求卓越的管理理念,在企業的運作中不僅對生產和質量部門起著指導作用,同時也決定著企業的其它部門乃至整個企業的運作形式。六西格瑪管理所倡導的流程式管理,雖然不是首創,但其不遺余力的推行,并將“工作流程化”作為進行六西格瑪管理的前提。在主張“重視人在工作中的因素”的同時,將工作流程化,流程量化,盡量減少工作中人的失誤,量化的流程式管理使得六西格瑪管理與統計學的結合更加緊密。六西格瑪管理在長時間的實踐中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管理模式,下面將結合六西格瑪管理的DMAIC模型簡單介紹六西格瑪管理的實施過程,及其各實施階段中的統計工具。
六西格瑪管理實施的是流程式管理,強調“以顧客為中心”,這里的顧客可以是企業的外部客戶,也可以是公司的內部客戶。其做法是將各種業務或者工作過程分解成大小不一的流程,流程末端即為客戶,即流程的成果—產品或服務的接受者。這樣,六西格瑪管理的實施就轉化成為各種大小不一的例子如下:
上面的圖示是進行試驗的一個簡單流程,其中試驗人員即為工作的實際操作者;輸入變量為影響關鍵質量特性的各種因素(一般是主要因素);試驗的過程是進行各種業務操作的過程;工作的面向對象或稱為流程成果的接受者即為顧客;顧客需求產品或服務的關鍵質量特性為流程的輸出變量。
六西格瑪管理的核心是以客戶為中心,以使客戶滿意為其宗旨;而在內部管理中則是以影響客戶滿意度的關鍵質量特性(CQT,即Critiaclotqualiyt)為其核心,六西格瑪流程管理的各個階段始終圍繞CTQ進行。其主要任務是找出影響關鍵質量特性的主要因素的最優值,并對其進行控制,以使流程一直處于一個穩定的狀態。其實施過程大致可分為五個步驟,如下:
一、定義階段,即D階段
主要任務是確定影響顧客滿意度的CTQ。在這一階段中,首先要了解顧客對產品的要求,并以函數的形式將這些要求對應于質量特性,通過顧客對產品要求的重要程度對質量特性進行打分,從而確定關鍵的質量特性,即CTQ。從對客戶進行調查到確定CQT這一過程中,常用到如下工具:品質成本分析法、流程分析法、因果分析法、頭腦風暴法等四種。
二、測量階段(即M階段)
該階段的主要任務是收集產品或流程現狀的數據。為保證數據的真實性和準確性,在收集數據之前,測量系統分析和合理的分組計劃是必需的。
進行測量系統分析是為了更好地了解影響測量結果的變異來源及其基本信息,并確定相對于產品規格或過程誤差,系統的側量誤差是否可以接受。在進行測量系統分析時常用的統計工具有兩種,一種是不考慮因子交互作用的戈一R分析,通過計算得到%R&R(衡量系統誤差的標準),一般情況下,如果%R&R<10%才會認為系統的誤差可以接受;另一種是考慮因子交互作用的方差分析法,通過方差分析可以得到一個數值F(F統計量),然后把F與另一個固定的數值F1-α(可以查表)比較,如果F
三、分析階段(即A階段)
數據收集完成之后的一項很自然的工作即是對所得數據進行分析,該階段的主要任務就是通過分析在測量階段收集到的數據來確定一組按重要程度排列的影響質量的變量(流程的輸入變量),即尋找質量特性與影響質量變化輸入變量之間的關系,并判斷輸入變量的重要程度。分析過程中根據需要的不同常用到如下兩類工具:圖形分析工具和通用分析工具。其中通用分析工具主要包括:參數估計和置信區間分析、假設檢驗、方差分析、回歸分析、試驗設計分析(DOE)等。
四、改進階段(即I階段)
分析階段確定了一組按重要程度排列的影響質量特性的輸入變量之后,改進階段的主要任務是根據對質量特性的需求來確定這些輸入變量的最優值,并將這組最優值與現有流程的實施值進行比較,如果現有實施值與最優值差別很大,則說明現有流程需要改進。而確定這些輸入變量最優值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試驗。從節約成本、提高效率和結果更能真實反映實際情況的角度出發,統計中的試驗設計(DOE)成為了必須選擇。與傳統的試驗方式相比,試驗設計的優勢非常明顯,傳統的試驗分析方法是在輸入變量為多個時,即為多個單因子試驗,也就是眾多輸入變量在同一時間只允許有一個變量變化,如下圖所示:
五、控制階段(C階段)
改善階段確定了變量的最優值,流程只需在最優狀況下進行即可。為了使這種流程能穩定的持續下去,就需要對整個流程實施分析、監控,這是質量管理中統計質量控制的主要工作,因此其在生產和質檢部門的實施己比較成熟。常用如下的統計工具:控制圖和過程能力分析。
六、六西格瑪管理中的工具限制
隨著六西格瑪管理的廣泛應用,其實施方式越來越多樣化,實施的范圍越來越廣,隨之也帶來一系列的問題,工具的限制即為其問題之一。
六西格瑪管理是一種追求卓越的管理方式,對于每一個流程都要求達到最高的標準。在實施改進之后,流程達到了一個很高的水平,但這之后對流程實施制的方法仍然是傳統的SPC技術,其中的休哈特控制圖是實施控制的主要手段。目前在六西格瑪管理的控制階段也都是采用這種技術。
休哈特控制圖對監測流程的運行情況具有非常好的作用,尤其是在流程出現較大波動的情況下,休哈特控制圖的報警準確度和及時率都非常高,因此在統計過程控制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休哈特控制圖對流程的較小波動并不敏感,在流程出現小波動時的報警準確度較低。在六西格瑪管理中,由于流程改進之后達到了一個較高的水平,因此出現較大波動的可能性遠低于出現較小波動的可能性。此時用休哈特控制圖對流程實施控制的效果就不能盡如人意。在統計學中,己經出現了CUSUM控制圖和EWMA控制圖等理論解決類似問題。
參考文獻:
[1]彼得·潘德萊瑞·荷普著工金德等譯:《六西格瑪是什么》.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年
[2]賈俊平何曉群金勇進:《統計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
【關鍵詞】 前牙;殘根殘冠;玻璃纖維樁核;鑄造金屬樁核
DOI:10.14163/ki.11-5547/r.2015.34.053
口腔修復技術的進步以及新材料的出現使得殘根殘冠通過修復得以保存, 避免失牙[1]。傳統方式應用鑄造金屬樁核進行修復, 但存在較多的臨床問題, 玻璃纖維樁核憑借其優良的生物相容性和柔韌性, 治療過程簡單等優勢在臨床應用越來越廣泛。本科2013年1月~2014年1月對前牙殘根殘冠應用玻璃纖維樁核與鑄造金屬樁核修復進行了比較, 現總結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選取2013年1月~2014年1月本科收治的前牙殘根殘冠患者248例為研究對象。按照數字表法隨機分成對照組和觀察組, 各124例。對照組中男69例, 女55例, 年齡20~56歲, 平均年齡(35.8±9.3)歲;病變類型:殘根58例, 殘冠66例;觀察組中男65例, 女59例, 年齡22~62歲, 平均年齡(36.4±9.7)歲。兩組患者的性別、年齡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治療方法 兩組患者均經X線檢查明確病變情況, 做好完善的根管預備及根管治療。對照組患者應用鑄造金屬樁核進行修復, 使用硅橡膠制作根管印模, 制作鎳t合金樁核, 患者試戴舒適后, 使用聚羧酸水門汀粘固, 再進行牙體預備、排齦、取模以及全冠修復。觀察組患者應用玻璃纖維樁核進行修復, 根據根管預備情況選擇適宜的玻璃纖維樁, 根管內壁處理完成后將雙重固化樹脂注入根管, 插入根管樁并固定, 應用高強度雙重固化樹脂樁核材料制作樹脂核, 再進行牙體預備、排齦、取模以及全冠修復。
1. 3 療效判定標準[2] 成功:修復體恢復滿意的外形、恢復正常的咀嚼功能;修復體無松動、邊緣密合、無牙齦水腫;根尖區X線檢查提示未見陰影或者原陰影面積未見增大。患者修復體外形差、咀嚼功能差或者咀嚼時出現基牙的疼痛;修復體出現松動, 牙齦水腫, 患牙叩擊疼痛, 牙根出現劈裂、樁核發生折斷, 樁核出現松動或者脫落;根尖區X線檢查可見新陰影出現或者原陰影面積發生擴大, 具備上述≥1條為失敗。觀察比較兩組患者的不良反應發生情況。
1. 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20.0統計學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x-±s)表示, 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檢驗。P
2 結果
對照組患者修復成功101例, 失敗23例, 修復成功率為81.45%;觀察組患者修復成功117例, 失敗7例, 修復成功率為94.35%, 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應用樁核系統進行殘根殘冠的修復在臨床應用越來越廣泛。通過樁核體的修復, 既能夠預防修復體的脫位和基牙發生折斷, 又能夠顯著的增強牙齒的固位性和抗力性。不同的樁核材料具有不同的特性, 理想的樁核材料應當具有強度高、耐腐蝕性好、抗疲勞特性、良好的透光性、接近于牙體組織的彈性模量、便于操作等特性[3]。
多年的臨床實踐認為, 鑄造金屬樁核的光滑表面使其固位性下降;在口腔唾液的長期腐蝕下, 金屬離子被不斷的釋放引起齦緣的變色反應影響美容, 重者其細胞毒性反應將影響人體的健康;由于其應用材料的彈性模量大于牙本質, 應力將主要集中在牙根尖部引起牙根折裂, 導致修復的失敗[4]。而玻璃纖維樁核具有優良的物理特性。相關的研究表明[5], 玻璃纖維樁化學性質穩定、組織相容性優良, 不會引起金屬腐蝕性和生物毒性;玻璃纖維樁核材料半透明, 與人體牙齒顏色相近, 美學效果較好;其與牙本質的彈性模量十分接近, 對應力的傳導十分合理, 避免應力過度集中造成根折;玻璃纖維樁的內核支撐力強, 使其和烤瓷全冠能夠保持穩固的粘連接合效果;樹脂材料的應用不會延誤進行牙體的預備以及暫時修復體的制作, 操作過程簡單, 有效的節省患者的就診次數和時間, 降低患者的治療費用。本組研究中, 應用玻璃纖維樁核修復的觀察組修復成功率高于應用鑄造金屬樁核修復的對照組, 同時觀察組患者不良反應發生率低于對照組患者, 差異均具有統計學意義(P
綜上所述, 前牙殘根殘冠應用玻璃纖維樁核修復較鑄造金屬樁核修復具有更好的臨床療效, 操作簡單, 不良反應少, 值得臨床推廣與應用。
參考文獻
[1] 宋輝, 王景文, 鄧旭亮, 等.兩種纖維樁短期修復效果的臨床觀察.華西口腔醫學雜志, 2014, 32(4):390-393.
[2] 楊嵐, 周莉.兩種樁核修復上頜前牙殘根殘冠的臨床比較.中國美容醫學, 2012, 21(5):835-836.
[3] 馬東湘, 馬東燕, 趙世俊.玻璃纖維樁在下頜前磨牙殘根殘冠修復中的應用效果觀察.山西醫藥雜志, 2015, 44(4):422-424.
[4] 武慶華, 張曉東, 朱坤.玻璃纖維樁修復前牙殘根殘冠的臨床療效觀察與分析.中華全科醫學, 2014, 12(7):1047-1049.
[5] 李萍, 朱智敏.不同樁核修復方式對牙體抗折強度和折裂形式影響.現代醫藥衛生, 2014, 30(23):3543-3544.
【關鍵詞】 低位直腸癌 TNM分期 手術方式 生存率
最近,O’Connell等對美國NIH-NCI檢測、流行病學和最終結果(SEER)數據庫中119 363例結、直腸癌患者的生存率進行了比較,發現第6版結直腸癌TNM分期系統可以對患者預后進行更準確的評估,但國內尚少見根據第6版TNM分期來指導各期低位直腸癌如何選擇術式的報道。因此,本文通過收集吉林大學第三臨床醫學院手術治療的低位直腸癌患者196例資料和隨訪結果,探討低位直腸癌外科治療的術式選擇及應用吻合器保肛術的適應證。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2003年3月—2005年3月期間在吉林大學第三臨床醫院手術治療的196例直腸癌患者中應用吻合器保肛術89例,其中男48例,女41例,男女比例為1.17∶1;Miles術107例,其中男57例,女50例,男女比例1.14∶1。
1.2臨床病理類型
196例低位直腸癌按照中國抗癌協會制定的大腸癌大體分型進行分類,其中潰瘍型128例,腫塊型52例,浸潤型16例。腫瘤分化程度:高、中、低分化腺癌分別為77、93、26例。
1.3低位直腸癌臨床病理TNM分期與術式的選擇
術前根據指診、纖維結腸鏡和病理活檢,盆腔CT、MRI檢查、全腹部彩超等綜合檢查結果來判斷有無肝臟轉移、腫瘤的大小和位置、侵犯腸管周徑、浸潤深度、盆腔淋巴結轉移狀況及腫瘤生物學特性,在確保根治的前提下選擇術式。臨床病理由病理科醫生評估,且入選的196例患者按2002年AJCC TNM分期標準予以分期[1]。
1.4治療方法
Miles術組和應用吻合器保肛術組的腹部手術方式相同,均采用全直腸系膜切除術(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TME)。
1.5隨訪
低位直腸癌應用吻合器保肛術組和Miles術組共221例,其中因失訪和臨床數據欠缺而數據不全者25例,隨訪率88.7%,術后隨訪3~76個月。
1.6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3.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用(±s)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比較用χ2檢驗;生存率采用Kaplan-Meier法計算;生存率差異比較用 Log-rank檢驗。
2結果
2.1一般情況兩組病例性別、年齡、有無肝轉移、病理類型、原發腫瘤大小、浸潤深度、癌腫部位、組織學分化程度、侵犯腸管周徑、有無區域淋巴結轉移方面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均>0.05),見表1。表1兩種術式臨床資料
2.2生存率應用吻合器保肛術組和Miles術組按第6版TNMⅠ、Ⅱ、Ⅲ期中的各期及各亞期,2、5年生存率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而單因素分析顯示,Ⅳ期患者切除原發腫瘤后平均生存時間Miles手術組(20.10±1.52)個月,優于應用吻合器保肛手術組的(13.33±0.81)個月,兩術式生存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0.01),見表2。表2兩種術式術后2、5年生存率在TNM各分期中的分布
對腫瘤下緣距肛緣5~6cm和6~7cm低位直腸癌者Miles手術與吻合器保肛手術術后2、5年生存率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表3腫瘤下緣與肛緣各距離段下選擇兩種術式隨訪5年生存率比較
3討論
臨床對距肛緣7cm以下腫瘤多采用Miles術,該術式范圍廣,創傷大,切除,并行永久性人造,給患者帶來生活上的諸多不便和心理障礙。但隨著對直腸癌生物學特性以及腫瘤浸潤轉移規律研究的深入,術前判斷準確性的提高、各種吻合器械的推廣使用,以及手術技術的日益完善,低位直腸癌患者保肛手術的比例明顯增多,并可使至少2/3的直腸癌患者避免做永久性人工。
本研究發現,應用吻合器保肛術和Miles術在TNMⅠ、Ⅱ、Ⅲ期中的各期及各亞期,2、5年生存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均>0.05),與Moore等[2]報道基本一致。國外的文獻表明,低位直腸前切除(LAR)和腹會陰聯合直腸切除(APR)兩組手術的長期生存率差異并不明顯,特別是Zaheer等[3]認為針對Ⅲ期的直腸癌,準確精細的外科手術中所得出由此看來,Miles手術和應用吻合器保肛手術雖然在腸道重建方式和術后生活質量上有明顯的差異,但是大范圍的腹會陰聯合切除并未能表現出在根治手術中的徹底性和優越性。該結果也正說明,直腸癌的生物學特性決定了它轉移和局部浸潤通常局限在腸系膜內,完整的全直腸系膜切除(TME)可以使腫瘤的局部復發率降低,是直腸癌根治的關鍵所在。兩組患者手術中嚴格遵循此原則獲得良好的治療效果,而單因素分析顯示,Ⅳ期患者切除原發腫瘤后平均生存時間Miles手術優于應用吻合器保肛手術(P
在實際操作中采用何種手術應根據腫瘤大小、浸潤程度、患者胖瘦、骨盆寬度及術者經驗等因素而定。手術仍以根治性切除為目的,對于一些晚期惡性腫瘤、有盆腔浸潤轉移、位置較低的直腸癌患者,仍應以作Miles手術為主,絕不能片面追求保肛而忽視切除的徹底性。從上述病例統計結果和國內外相關文獻來看,低位直腸癌保肛手術的臨床效果是好的。但也有些臨床專家對LAR治療中低位直腸癌持謹慎的態度[6]。他們不認為直腸癌保肛手術所占比例是衡量治療直腸癌水平標準,而強調徹底根治手術,延長患者生存期限。
參考文獻
\[1\]毛偉征,主譯.AJCC癌癥分期手冊.第6版.沈陽: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113-119.
\[2\]Moore HG,Riedel E,Minsky BD,et al Adequacy of1-cm distal margim after restorativeRectal cancer resection with sharp mesorectal excision and preoperative ombinedModality the rapy\[J\].Ann Surg Oncol ,2003,10(1):80-85.
\[3\]Zaheer S,Pemberton JH,Farouk R,et al.Surgical treatment of adenocarc-inoma of the rectum\[J\].Ann Surg,1998,227:800-811.
\[4\]Chu QD,Davidson R,Rodriguez-Bigas M,et al.Is abdominoperineal resection a good option for stage IV adenocarcinoma of the distal rectum?\[J\].J Surg Onc,2002,81(5):3-7.
【關鍵詞】 前列舒通膠囊;左氧氟沙星;Ⅲ型前列腺炎
Ⅲ型前列腺炎是慢性前列腺炎最常見的類型, 其發病機制尚未清楚。之前已經有研究證明, 前列舒通膠囊可用于治療Ⅲ型前列腺炎, 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作者采用前列舒通膠囊聯合左氧氟沙星治療Ⅲ型前列腺炎, 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選擇本院泌尿外科2010年6月~2012年6月收治的Ⅲ型前列腺炎患者80例, 隨機分為實驗組和對照組, 各40例。年齡16~70歲, 平均年齡40歲, 病程1~20年, 平均病程10年。排除標準:一個月內服用過前列舒通膠囊或左氧氟沙星;有神經源性膀胱、泌尿系統結核、泌尿系統腫瘤等影響實驗效果的疾病;嚴重糖尿病、心腦血管疾病等。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 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實驗組口服前列舒通膠囊(保定天浩制藥有限公司, 國藥準字Z20027140)3片/次, 3次/d, 口服左氧氟沙星片(四川科倫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國藥準字H20044291) 0.2 g/次, 2次/d;對照組單純口服前列舒通膠囊, 方法同上, 均以30 d為1個療程, 比較1個療程后兩組患者的有效率。
1. 3 護理
1. 3. 1 熱水坐浴 熱水坐浴操作簡單, 因此是值得推廣的家庭最有效的治療方法。其具體操作為:將40℃左右的水倒入盆內, 每次坐10~30 min, 水溫降低時再添加適量的熱水, 使水保持有效的溫度, 1~2次/d, 10 d為1個療程。
1. 3. 2 心理護理 由于前列腺患者常存在思想顧慮, 尤其是慢性前列腺患者, 常反復治療, 效果不顯著, 心里負擔重, 對治療失去信心, 因此應該多與患者交談, 滿足患者的心理需要, 使其放松身心, 消除其不良情緒, 積極與醫護人員合作, 盡快達到治愈目的。
1. 3. 3 飲食指導 囑患者避免飲酒, 禁食辛辣刺激食物, 消除熬夜、勞累等不良習慣, 提高自我保護意識。
1. 4 療效判定標準 根據《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中的臨床療效判定標準。痊愈:臨床癥狀、前列腺壓痛完全消失。顯效:臨床癥狀緩解60%以上, 前列腺的壓痛消失。有效:中醫證候、前列腺液及體征檢查較治療前評分減少40%以上。無效:癥狀、體征無明顯改變, 前列腺液中白細胞檢查無變化或加重, 細菌培養不變。并分別對兩組患者治療前后進行評分。總有效率=痊愈率+顯效率+有效率。
1. 5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3.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x-±s)表示, 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檢驗。P<0.05表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1個療程后, 實驗組、對照組的總有效率分別為90.23%、74.34%, 實驗組有效率明顯高于對照組, 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1)。見表1。實驗組患者治療后中醫癥候評分明顯低于對照組,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見表2。
3 討論
前列腺炎的臨床表現主要有尿頻、尿急、尿不盡感, 偶爾會有尿痛感覺, 或有尿后尿道不適、灼熱感等。或可見終末尿, 尿散不成條線, 或大便時(以大便秘結時明顯)尿道口前列腺液溢出(俗稱滴白)等排尿不適癥狀。局部不適常表現為小腹、少腹、會陰、、精索、、腰骶等部酸、脹、墜。中醫學認為慢性前列腺炎應屬“淋證、精濁、尿濁、淋濁”的范疇, 對其辨證分為濕熱下注、氣滯血瘀、肝腎陰虛和腎陽不足四種類型[2]。根據病程長短, 在發病機制上表現出一定的變遷規律性, 發病早期以濕熱下注為主以實證多見, 但在中期則轉為濕熱挾瘀, 到后期則出現肝腎陰虛和腎陽不足[3]。左氧氟沙星為廣譜喹諾酮類藥物, 口服吸收迅速而完全;前列舒通膠囊具有清熱利濕, 化瘀散結的作用, 而前列腺炎屬濕熱瘀阻證[4]。
綜上所述, 前列腺炎作為世界性難題, 被稱為“不危及生命的癌癥”, 通過觀察前列腺炎的臨床癥狀, 針對各種癥狀的特性采用前列舒通膠囊聯合左氧氟沙星治療Ⅲ型前列腺炎, 并結合突出的臨床癥狀提出相應的護理措施, 說服患者積極配合臨床治療,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值得臨床推廣。
參考文獻 []
[1] 周文彬, 陳德寧, 黃忠旺, 等. 前列舒暢湯治療Ⅲ型前列腺炎的臨床研究.世界中西醫結合雜志, 2007, 2(2):111-113.
[2] 郭彤.前列腺封閉結合中藥治療慢性前列腺炎258例體會.貴陽中醫學院學報, 2004, 26(4):78-79.
【關鍵詞】 雙生子;屈光狀態;遺傳
本文對2008年1月至2010年1月在視光門診就診的24對雙生子進行屈光檢查,現將結果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收集視光門診就診的24對雙生子48人96眼,年齡最大15歲,最小5歲,平均年齡(10.13±3.37)歲。其中男26人,女22人,男性雙生子12對、女性雙生子10對,異性雙生子2對。
1.2 屈光檢查 首先進行眼科常規檢查;采用日本TOPCONKR-8800電腦驗光儀驗光數據作為參考,散瞳檢影驗光數據作為結果。6歲以下者用1%阿托品凝膠滴眼每天三次,連續3 d,第4天檢影驗光;6歲以上者用托吡胺滴眼三次,1 h后檢影驗光,由資深驗光師完成驗光。將柱鏡的一半加入球鏡度數作為總屈光度。采用對數視力表檢測視力。
1.3 統計學方法 用SPSS 13.0統計軟件包,采用配對t檢驗、用Pearson相關性分析對球鏡、柱鏡、總屈光度及矯正視力進行分析,P
2 結果
2.1 視力與屈光度情況 24對雙生子48人96眼的裸眼視力在0.1~1.0之間,通過屈光矯正,近視散光患者視力均能矯至正常1.0,而遠視散光和混合散光患者視力矯正不佳,伴有不同程度的弱視。屈光狀態:48人96眼中,單純近視21眼、復性近視散光22眼、單純遠視5眼、單純遠視散光1眼、復性遠視散光41眼、混合散光6眼。2人內斜視并伴有高度遠視散光,1人外斜。
2.2 雙生子等位眼屈光度和矯正視力的比較 雙生子等位眼屈光度和矯正視力的比較見表1,經配對t檢驗表明:24對雙生子左右眼的球鏡、柱鏡、總屈光度和視力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
2.3 雙生子等位眼屈光度和矯正視力的關聯性 雙生子等位眼屈光度和矯正視力的關聯性見表2,經相關性分析表明:24對雙生子等位眼的球鏡、柱鏡、總屈光度和視力的相關性系數分別為0.96(
3 討論
本文探討廣西區域的雙生子的屈光狀態,通過對24對雙生子等位左右眼的球鏡、柱鏡、總屈光度和矯正視力的配對t檢驗和相關性分析,說明雙生子的屈光度有相似特性,表明遺傳是影響雙生子屈光狀態的重要因素之一。
從表1看出,經配對t檢驗,24對雙生子等位左右眼的球鏡、柱鏡、總屈光度和矯正視力的P值分別為0.94、0.18、0.47和0.20,均大于0.05,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明有遺傳特性。從表2中看出,24對雙生子的屈光度和矯正視力的相關系數相近,其中以球鏡及總屈光度的相關性最高,分別為0.96、0.96,說明雙生子的屈光度有相似特性,表明遺傳是影響雙生子屈光狀態的重要因素之一。胡誕寧報道的雙生子單純性近視眼的遺傳度為0.60,并認為遺傳與環境因素各起一半作用,遺傳的作用略大于環境的作用。諸仁遠等報道的雙生子近視眼的遺傳度為0.65[1];王蓉芳報道的雙生子遠視眼的遺傳度為0.61[2];王志強等報道的總屈光度的遺傳度為0.61[3]。由于病例有限和條件限制,本文未能進行同卵和異卵雙生子屈光狀態的比對,也就無法進行遺傳度的測算,其他數據的比對有待于今后收集研究。
綜上所述,雙生子的屈光狀態受遺傳因素的影響,因此我們應當有針對性的開展防治工作,將有屈光不正家族史的兒童作為防治的重點對象。胡誕寧認為用多因子遺傳解釋單純近視眼的發生比較合理。遺傳為內因,環境為外因,兩者相加超過一定的閾值即會發病[4]。我們不能改變遺傳基因,但可以通過改變外界環境因素,影響基因的表現,從而改變表現型[5]。對于近視患兒應注意用眼衛生,改善采光照明及尋找切實可行的治療近視的方法,以控制近視度數的加深。對于遠視散光引起的弱視患兒應及早發現,及早進行有效的弱視治療,盡快恢復視功能。
參 考 文 獻
[1] 李鳳鳴.中華眼科學.人民衛生出版社,2005.
[2] 王蓉芳,諸仁遠,王國民,等.雙生子遠視眼的研究.上海醫學,1984,7:586-588.
[3] 王志強,王冬妹,歐陽鎮,等.中國學校衛生,1992,4:206-208.
關鍵詞:超聲造影檢查;增強CT;肝腫瘤;研究對比
【中圖分類號】R735.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783(2012)03-0433-02
超聲造影(CEUS)是一種診斷肝腫瘤的新技術,能夠清晰的觀測到病灶的血流灌注特點,是目前臨床上具有較高價值的診斷技術。國內外許多文獻都對此做出了報道[1~2]。筆者就CEUS對于肝腫瘤患者的檢查結果和增強CT進行了對比分析,現報道如下。
1 臨床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摘取我院自2008年1月至2011年1月之間所收治的76例肝占位患者進行CEUS和增強CT檢查。其中男性患者49例,女性患者27例,平均年齡58.4±4.9歲。
1.2 方法。CEUS檢查:采用Philips HDI 5000型超聲診斷儀進行檢查,造影劑為SonoVue,在使用時先注入生理鹽水5ml,混勻后再以團注的方式進行肘前靜脈注射。在注射造影劑后的0~40s內為動脈相;40~120s內為門脈相;120s之后則未延遲相。對整個造影的觀察時間為5~8min。將整個造影過程的全部圖像進行儲存,分別由三位以上經驗豐富的超聲科醫師進行觀察和分析,最后提供報告;增強CT檢查:采用西門子多層螺旋CT掃描儀進行檢查,在全肝平掃后進行增強掃描,造影劑為90ml的碘海醇,調整單相注射速率為3ml/s,在肘靜脈注射后的30s進行第1期全肝掃描,70s開始第2期掃描,4min以后則進行第3期掃描。病灶增強類型包括有完全增強、不均勻增強、環狀增強、向心性增強以及無增強,完全增強:病灶區均出現增強;不均勻增強:病灶區呈現出斑塊樣增強反應;環狀增強:病灶中心無增強,周圍出現增強反應;向心性增強:從病灶周圍向心開始逐漸增強加深;無增強:病灶區域無增強反應出現。
1.3 統計學處理:采用統計學處理軟件SPSS 15.0進行相關數據的處理,組間對比采用t進行檢驗,方差值P<0.05視為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CEUS表現特征:22例原發性肝癌患者均出現早期的動脈強化,其中19例在門脈相迅速消退,其余3例則消退較為緩慢;21例轉移癌則呈現出不同的強化程度和強化方式,消退的速度也不盡相同;33例血管瘤患者則明顯表現出向心性增強,消退速度較為緩慢。
2.2 增強CT表現特征:22例原發性肝癌患者的動脈期呈現出高密度,其中17例在門脈期呈低密度,其余5例則至延遲期呈現出低密度;21例轉移癌患者可見環狀增強,僅少數出現不均勻增強;33例血管瘤患者中11例可見不均勻增強,其余呈現出向心性增強特性。
2.3 兩種方法對比:對于原發性肝癌、血管瘤的檢查,CEUS和增強CT對比無明顯差異,不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對于肝轉移癌患者的檢查CEUS則明顯優于增強CT,對比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具體數據見表1。
3 討論
CEUS和增強CT在對于肝腫瘤的檢查上均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可以通過不同時相的增強情況來對于腫瘤血流灌注的特征做出分析,為臨床診斷提供依據。由于原發性的肝癌的主要血流供給來自于門靜脈,所以在動脈早期便可呈現出強化的特性,這也是CEUS和增強CT對于原發性肝癌診斷上無明顯差異的主要原因之一[3]。
CEUS是近幾年來才開始逐漸在臨床上應用的技術,相較增強CT起步較晚,但是從眾多報道和文獻中來看,其對于肝腫瘤的敏感性和特異性都是相當優異的。超聲造影在繼承增強CT對于原發性肝癌檢出率高這一優點的同時,也彌補了增強CT的不足,它能夠有效的對于造影劑在進入肝實質后的開始時間和消退時間。因此對于一些微小的病灶的診斷價值較增強CT更加具有優勢,但是CEUS的對比性較差,每次的檢查只能顯示出局部病灶以及周圍組織中的情況,并不能夠全面的做出觀察和判斷。
綜上所述,CEUS和增強CT均能夠有效的顯示肝腫瘤的血供特點,但是CEUS對于肝轉移癌的灌注情況較增強CT更加有利,能夠為肝癌早期的診斷提供更加精確的信息。
參考文獻
[1] Strobel D, Krodel U, Martus P, et al. Clinical evaluation of contrast-enhanced color Doppler sonography in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liver tumors.Journal of Clinical Ultrasound, 2010, 28(1):1-13
1材料與方法
1.1研究區基本概況
邛海盆地地處川西高原,屬亞熱帶高原季風氣候,年平均氣溫17.2℃,日照充足,雨量充沛;該區以紅壤、黃紅壤為主,局部地區的紅壤達海拔2100m以上。
1.2數據來源與預處理
數據源于西昌2006年測土配方施肥國家補貼項目土樣化驗分析匯總表,共提取392個采樣點。基于Arc-GIS9.3生成樣點分布圖如圖1所示。
1.3常規統計分析
利用ArcGIS9.3中地統計模塊,統計出土壤有機碳含量的基本特征性數據。
1.4地統計學基本理論
傳統統計學理論是純隨機變量,但許多土壤性質在空間上并不完全獨立,而在一定范圍內存在著空間相關性。地統計學方法以半方差函數和Kriging插值為基本工具,能對既具有隨機性又具有結構性的各種變量在空間上的分布進行研究[5]。半方差函數能較好地描述區域化變量的空間分布結構性和隨機性,其中一些重要參數,可反映區域化變量在一定尺度上的空間變異和相關程度,是研究土壤特性空間變異性的關鍵,同時也是進行精確Krigking插值的基礎[6],式中,r(h)為半方差函數;h為樣點空間間隔間距,即步長;N(h)為間隔距離為h時的所有觀察樣點的成對數;Z(xi)和Z(xi+h)分別是區域化變量Z(x)在空間位置xi和xi+h的實測值。若h為橫坐標,r(h)為縱坐標繪制函數曲線圖,稱為半方差函數曲線圖,它可直接展示Z(x)的空間變異特點。克里格插值,是地統計學的主要內容,它是通過對已知樣本點賦權重來求得未知點的值。式中,Z(x0)為未知采樣點的值;Z(xi)為未知樣點周圍的已知樣本點的值;i為第i個已知樣本點對位置樣點的權重;n為已知樣本點的個數。
1.5空間分布特征分析
緩沖區分析是通過生成相關空間實體的緩沖區,以判斷空間實體影響范圍的過程[8]。本研究以土壤質地、城鎮、邛海和河流為影響源,建立不同距離的緩沖區,以分析有機碳含量的變化情況。
2結果與分析
2.1常規統計分析
基于ArcGIS9.3的地統計模塊,對采樣數據進行常規描述性統計(見表1)。從偏度上看,呈右偏態分布。變異系數反映空間變異性程度,通常認為變異系數CV≤10%為弱變異性,10%<CV<100%為中等變異性,CV≥100%為強變異性[9]。表1可知,其分布屬中等變異性。
2.2空間變異分析
2.2.1半方差分析
上述分析只能反映采樣點中有機碳含量特征,難以完全反映整個研究區的空間分布信息,即空間結構性、隨機性、相關性和獨立性等。運用地統計學方法可以較好地彌補上述缺陷[10]。根據球狀理論模型得出相應參數如表2所示。土壤養分分布由結構性因素和隨機性因素決定。結構性因素,如氣候、母質、地形、土壤類型、自然因素等;隨機性因素,如施肥、耕作措施、種植制度等各種人為活動,使得土壤養分的空間相關性減弱,朝均一化方向發展。從結構性因素的角度來看,塊金值與基臺值的比例可以表明系統變量的空間相關性程度,比例<25%時,系統具有強烈空間的相關性;比例在25%~75%時,系統具有中等空間相關性;比例>75%時,系統空間相關性很弱[11]。由表2可知,塊金值與基臺值之比為0.552,由此可見,邛海盆地土壤有機碳空間變異體現為中等強度的空間相關性,且以隨機變異為主。
2.2.2空間分布特征
在以上分析的基礎上,采用Kriging法進行最優內插,得到土壤有機碳分級圖(見圖2)。高值區位于西昌市主城區東南部和邛海海域東南部,且以斑塊形式存在。低值區位于邛海海域東北部,并由該低值中心向西北方向遞增。
2.3土壤有機碳影響因素分析
2.3.1土壤質地
由表3可知,土壤有機碳含量表現為中壤>重壤>輕壤>砂>砂土,經方差檢驗其差異均達極顯著水平(F=8.213,P=0.000)。其中重壤、輕壤、中壤中有機碳含量明顯高于砂土和砂壤,重壤、輕壤、中壤中有機碳含量差異未達明顯水平,砂土和砂壤中有機碳含量差異也均未達顯著水平(見表3)。不同質地的土壤,肥力特性不同,因此有機碳含量也不相同。
2.3.2土壤pH值
土壤pH值常通過影響微生物的活動顯著影響土壤有機碳的含量及空間分布,微生物最適宜中性環境下活動,強酸或強堿條件下其活動受到抑制。從研究區不同pH的土壤有機碳含量來看,中性土壤>微酸性土壤>微堿性土壤>酸性土壤。經方差檢驗,其差異達極顯著水平(F=4.216,P=0.006)(見表4)。其中,中性條件下土壤有機碳含量明顯高于其他范圍pH值的有機碳含量。主要是由于土壤pH值在7.0左右,微生物較活躍,有利于分解有機質,促進了土壤碳素的釋放。土壤pH值過高或過低,都限制了微生物分解有機質的能力,從而土壤中有機碳含量偏低。
2.3.3西昌市影響分析
為分析西昌市城市化進程對其城鄉交錯帶土壤碳素含量的影響,選取最具典型的西昌市主城區為例,采用GIS空間分析中的緩沖區分析方法進行了研究。其具體做法是以西昌市主城區作為面實體影響源,分別建立0.4km、0.8km、1.2km、1.6km和2.0km的緩沖區,探討主城區對城鄉交錯帶土壤碳素含量的影響。通常,相關系數在0.8-1.0為極強相關,0.6-0.8為強相關,0.4-0.6為中等程度相關,0.2-0.4為弱相關,0.0-0.2為極弱相關或無相關。分析顯示城鎮對土壤有機碳含量影響屬于強相關性(見圖3)。這主要是由于在城市周邊人為因素造成的,如生活垃圾、工礦業廢渣、污泥、塑料廢棄物等,對土壤資源侵占、污染,而使土壤養分遭到破壞。
2.3.4邛海影響分析
作為四川第二大淡水湖的邛海對西昌市的降雨、氣溫、土地利用等也有較大的影響。以邛海作為面實體影響源,分別建立0.3km、0.6km、0.9km、1.2km和1.5km的緩沖區,分析顯示呈現極強的相關性(見圖4)。總體水平上隨著緩沖區距離的增加,其含量也增加。這主要是由于大量侵蝕、搬運、沉積作用使得較大的土壤顆粒堆積在湖岸,一般來說土壤顆粒越大保肥性越弱,從而土壤有機碳含量低。2.3.5河流影響分析該區水系相對密集,為反映河流對土壤有機碳含量的影響,以河流作為線實體影響源,分別建立0.1km、0.2km、0.3km、0.4km和0.5km的緩沖區,分析顯示其呈極強的正相關(見圖5)。隨著緩沖區距離的增加,其含量也明顯增加。這主要是由于河流流水搬運、沉積作用使得土壤表現近河岸粗遠河岸細。一般來說顆粒大的土壤保水性差,吸附、保持養分能力差,且土中有機養分分解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