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城市發展規模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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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城市規模；經濟發展；公共支出效率；隨機前沿方法

中圖分類號：F81045；F2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409（2014）02-0011-05

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政府逐步從 “經營性政府”轉為公共服務的提供者，提供社會保障、文化教育、醫療衛生、住房和公共安全等服務，在公共支出上的投入不斷增加。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客觀上要求各城市具有相同需求的社會民眾享受大致相同的公共服務，但各城市政府的公共服務供給成本卻有明顯差異，即提供公共服務的效率存在明顯差異。存在差異的原因是多樣的，其中受到最多關注和存在較大爭議的是城市規模對公共支出效率的影響，以及城市經濟發展對公共支出效率的影響。研究城市最優規模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更有效地提供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產品。在經濟高速增長和快速城市化進程中，公共品供給效率的下降將會直接造成巨量資源的浪費。因此，這兩個問題也是城市化和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中的核心問題。本研究希望為此提供一些實證依據。

1 國內外研究綜述

11 公共支出效率的測度

在城市規模、經濟發展與公共支出效率的關系研究中，公共支出效率的準確有效度量是基礎。目前影響其準確測度主要有兩方面原因：

一是測度方法局限于非參數的數據包絡分析（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方法不需要提供生產函數或成本函數的形式，也沒有考慮隨機誤差因素的干擾，將產出或投入對生產或成本前沿的所有偏離都視作無效項，故無效項容易被高估。事實上，作為對投入產出效率進行測度的參數方法，隨機前沿方法（SFA，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基于生產或成本函數，設定了非對稱無效項的分布，區分和測度了隨機誤差項和無效項各自的影響，經濟涵義明確。Greene [1]

利用隨機前沿面板分析方法對191個國家的醫療衛生支出效率進行了研究。Boetti，Piacenza和Turati[2]利用該方法研究了意大利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財政支出效率。國內僅有唐齊鳴和王彪[3]采用SFA方法對我國26個省級地方政府1978～2008年的財政支出效率進行了測算。

二是不適當的數據層面。現有地區公共支出效率度量成果絕大多數基于省級面板數據，但在省和自治區層面，中央財政投入和地方財政投入獲得的產出很難區分，影響了對地方財政投入效率測度的準確性。因此，更理想的研究層面是市或縣，能大大降低中央財政對地方公共品供給的影響，測算更加準確。

1.2 城市規模和經濟發展水平對公共支出效率的影響

影響政府公共支出效率的因素有很多，學術界對部分因素的作用已達成共識：如本地區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對經濟資源有效分配的技能越強，政府的運作效率也就越高；政府出于內生的擴張本能而不斷擴大，帶來過度的行政干預和過多的顯性成本，導致政府規模與政府效率負相關；市場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政府合理配置資源和改善公共產品和服務現狀，提高經濟效率。

關于地方公共品的供給效率與人口規模問題（如果轄區面積差異較小，即等同于人口密度問題），布坎南的“俱樂部理論”認為存在兩種相反的效應：“擁擠效應”和“網絡效應”，因此在城市規模與政府公共支出效率關系的實證研究中也得出不同的結論。Athanassopoulos和Triantis[4]與其他學者對歐洲不同地區上百個城市基本公共服務提供的成本和效率分別進行了評估，發現人口眾多會對交通條件、環境污染等方面產生壓力，產生“擁擠效應”，從而對政府支出產生負面影響。而Grossman，Mavros和Wassmer[5]通過對美國大型城市的研究認為，管理和監督成本與地區人口呈現負相關，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服務隨著居民規模的擴大而產生規模效應。其他學者對歐洲一些城市的政府公共品供給效率評估進一步驗證了Grossman的結論。中國絕大部分研究都認為地市、縣人口增加產生的“規模效應”大于“擁擠效應”，即人口增加有助于降低人均公共服務成本、提高公共品供給效率。而王德祥和張權[6]通過對中國126個地級市的研究得出相反結論，認為城市化進程中勞動技能較低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帶來的邊際成本大于邊際收益。本文認為這些爭議產生的原因在于公共支出效率與城市規模的非線性關系：城市小于一定規模時，規模效應占優，公共支出效率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大而增進；城市超過一定規模時，擁擠效應更為突出，公共支出效率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大而下降。另外，王小魯[7]從經濟增長角度研究城市最優規模問題的實證成果也證明了城市的凈規模收益（城市規模收益減去外部成本）與城市規模呈現倒U型關系。

經濟增長與公共支出效率具有相互作用：公共支出效率能正向且顯著地促進經濟增長已得到學界一致認同，但經濟增長對公共支出效率的影響作用卻存在爭議。現有研究普遍認為經濟發達地區擁有提供公共服務更好的技術和制度優勢，經濟發展對政府公共支出效率有正面影響。Athanassopoulos和Triantis[4]，王德祥和張權

[6]的研究都說明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是提高城市政府經營效率的有利外部環境。但也有研究認為經濟發展水平與政府公共支出效率呈現負相關，比如：De Borger和Kerstens[8]認為富裕地區的政府財政能力較強，容易人浮于事，同時富裕地區的居民對政府進行監管的機會成本較高，導致政府控制成本及居民積極監管的動力都較弱。陳詩一和張軍[9]、續競秦和楊永恒[10]、唐齊鳴和王彪的研究也提供了人均GDP對地方政府財政支出效率有顯著負面影響的證據。本文認為不發達地區公共基礎設施普遍薄弱，公共支出投入具有較高回報，隨著經濟增長和公共基礎設施的改善，回報逐步下降；但隨著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制度、技術以及人口素質得到質的飛躍，居民監管的動力和能力也增強了，公共支出效率則會得以改善。因此，地區公共支出效率與經濟發展可能呈現正U型的二次曲線關系。

通過文獻梳理發現，目前既缺乏城市層面公共支出效率的準確測算，也缺乏從政府服務效率角度對城市最優規模等問題的定量研究成果。為此，本文收集了2004～2010年包括直轄市、副省級城市和地級市總共286個城市的面板數據，采用隨機成本前沿模型測度這些城市的公共支出效率；并基于城市規模、經濟發展水平與財政支出效率的二次非線性關系假設，建立了計量模型，驗證該假設并得到公共支出效率最大化視角的最優城市規模和經濟發展水平的轉折點。

2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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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設計隱患高密度

中圖分類號：TU984文獻標識碼： A

【引言】城市化作為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與工業化、現代化密切相關的,是社會進步的標志。我國正處于城市化快速發展時期,城市化率也已經達到45%以上,形成建制城市655座,其中100萬人口以上特大城市118座。東部地區城市化率已經達到了60%以上,珠江三角洲、長江已達到80%。經濟與城市飛速發展，各種“城市病”不可避免。中國在快速擴張的現代化道路上付出了沉痛代價。

根據相關調查,在一定范圍內,城市的經濟發展隨著城市建設規模的擴大而有著明顯的提高。城市經濟發展收入同城市的外部建設和運行成本相抵之后,城市人口在10-1000萬人規模的區間內有正的經濟發展收益,這個收益在人口在100-400萬人的區間內達到最大值,此后,隨著城市規模和人口規模的不斷提高,城市建設規模超過一定范圍的時候,城市的規模收益會逐漸被城市建設外部成本所抵消,經濟增長的質量和速度會逐漸下降。

一、適當提高城市建設規模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

首先，城市建設規模的擴大有利于城市相關產業的發展,首先城市建設規模的擴大有利于促進城鄉結合,促進城市第一產業的發展。城市建設規模的擴大可以發揮城市的帶動作用,擴大城鎮基礎設施,加快城鄉經濟發展。其次,城市規模的擴大可以促使城市創造出大量的就業機會,有效吸納勞動力,推動資金和勞動力不斷向城市集聚,適當的加大城市建設規模可以根據城市規模經濟遞增的特點,為城市的經濟發展提供優良的基礎條件,提供完善的生產和金融環境,提供有效地信息技術服務,集中科技,信息,技術,人力資源等相關要素,為經濟發展提供成熟的市場環境。促進經濟效益的不斷增長。提高城市工業化規模,促進建筑業、機械加工業等勞動密集型行業擴大生產領域,提高發展空間,促進第二產業的發展。最后,城市規模的擴大在提升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同時,還可以促進第三產業的大力發展,一方面由于投資環境不斷改善,從而急劇拉動投資需求,促進經濟快速增長,增加就業總量;另一方面,許多行業在城市規模擴張的過程中獲得規模收益,一些原本無投資價值的行業由于城市消費規模的擴大而變得有利可圖,許多微利行業也將提高預期收益。

二、城市建設規模的過度擴張會限制經濟的發展

城市規模的擴大并不一定會促進城市的經濟發展,如果城市的建設規模過快,也會對城市的經濟發展帶來了大量的問題,加重城市經濟運行的負擔,降低了城市經濟發展的速率,甚至會引發一系列金融問題。

首先,部分地區過于注重城市發展速度,加強城市地域擴張的速度,不重視城市發展的質量,小城市希望可以盡快發展成為中型城市,中型城市希望可以盡快發展成為大城市,大城市希望可以盡快發展成為特大城市,不顧實際情況去追求城市建設的規模和速度,導致資金利用效率低下,低水平的重復建設情況愈加嚴重,城市建設規模的盲目擴大會導致城市外部成本的增加,并且過快的增加城市建設會造成城市建筑設計隱患，城市生活和生產環境逐漸惡化,城市為此需要支付大量的公共基礎投資和環境治理的費用,同時城市規模的過度膨脹,城市建設超出合理規模,導致資源配置狀況惡化,這也就是在發展中國家大量出現的“城市病”。城市的客觀環境無法承受城市規模的盲目擴大,從而加重了城市經濟運行的負擔,降低了城市經濟發展的速率。

泰國于2011年7月下旬至今引發的洪災就是典型的事例之一:泰國洪災目前已造成506人死亡,近百萬人受災,三分之一省份被淹,經濟損失高達數十億美元.洪災產生的原因固然有降雨量大,雨季時間長,國內氣象雷達設備老化,森林覆蓋面積減產等多重原因.人口與城市建設規模擴大也是造成洪水無處可排的原因之一.曼谷、大成府和巴吞尼府是本次受災較嚴重的3個地區,同時,也是泰國人口和工業高密度的地區之一。過去幾十年來,城市不斷建設道路、房屋和工業區,破壞了自然水道,占用了能夠滲透、儲存洪水的低洼地帶。例如,大城府和巴喬他尼府的七個工業園區都建造在洪水進入三角洲必經的低地,破壞了自然的蓄洪條件。縱觀國內,亦是如此。5月7日,廣州暴雨吞噬了35個地下車庫;6月13日,深圳暴雨引發內澇,街上積水近膝蓋深;6月18日,武漢大雨致全城內澇,浙江、杭州一場大雨導致“水漫金山”;如此“城市病”應當引起我們城市建設者的警醒。

其次,城市規模的擴大導致大量人口和企業的涌入,導致許多企業頭腦發熱,盲目投資建設,同時引發社會對資金的借貸需求加大,許多企業需要的生產和流動資金增加,借貸意愿增強,借貸需求增加,間接導致銀行信貸增長速度過快,貸款規模和結構不甚合理。一旦市場流動性過剩的問題暴露,就會對銀行的資金回收造成嚴重影響,引發金融系統的波動,導致金融系統存在嚴重的問題和隱患。更有甚者,可能最終引發城市經濟發展的癱瘓。

三、采取措施,促進城市規模和經濟發展良性運行

作為現代化城市,要在城市發展規劃和目標,以及城市人口、城市性質、生態環境等要素的基礎上,嚴格分析城市的集聚能力和承載能力,提高城市建設規劃的前瞻性和科學性,制定城市建設規模,遵循城市發展規律,合理控制和規劃城市建設規模,優化城市的布局和規模,實現城市,人口,資源的和諧發展。

對于大城市的盲目擴張要進行一定程度的限制,重點城市的建設不能盲目上馬,要具有合理的規劃和布局,引導城市合理發展,在擴大城市規模的過程中要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避免重復建設,構建合理的城市規模和體系。對于外來進城人員,要設定一定的門檻和限制,減少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長,減少不必要的城市資源浪費。合理調配城市資源配置,優化城市發展模式,促進城市經濟良性運行。

對于已經達到相當建設規模的城市來說,要把建設重心放在優化城市結構上,而不能再鼓勵其擴大城市規模。同時在城市的建設和擴展規模上應該穩步提升,在城市化過程中引入市場機制,輔之以政府宏觀調控,完善市場環境,提高城市管理者的管理水平,促使其發展成為具有良好的基礎設施條件,合理城市布局,可持續發展的產業基礎的現代化城市。比如可以在實施可持續發展原則的基礎上,以生態城市為目標,適當加大相關投資,擴大建設規模,加大管理力度,打造出一個高效完善的城市規模體系,進一步提高城市公共服務水平,比如供氣,供暖,供水以及公共交通的運行效率和規模,加大污水處理力度,推進城市道路、防洪排澇設施的建設,增強垃圾處理能力,增強城市綠化建設,加大公益設施的建設力度,比如購物中心、科技文化館、圖書館、公園、博物館等公共設施和建筑,擴大城市居民的休閑娛樂空間。

四、結語

總之,城市規模和經濟發展是對立統一的關系,城市建設規模要依據城市的客觀現狀,這樣才能避免低水平的重復建設和低水平的競爭,提高城市資源整合效率,推動城市的創新和競爭能力,提高經濟的發展速度。否則只能抑制城市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劉永雯.城市規模與經濟發展動態關聯啟示―走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道路[J].經濟研究導刊,2011,(14):81-82.

篇(3)

一、人口規模和城市化水平預測對規劃建設用地規模有關鍵性的影響作用

在城市規劃的編制過程中，對中長期城市人口規模和城市化水平的預測直接影響著相應時段內城市建設用地規模的規劃與確定。目前，確定城市建設用地規模的基本思路，一般是首先預測不同時期的城市人口規模和城市化水平，得到估算的市區人口數，繼而推算出城市的建設規模，并通過規劃加以確認，成為土地資源配置的重要依據。當人口規模和城市化水平預測得比較大時，按既定的人均建設用地標準，城市規劃建設用地規模也大，反之亦然。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人口規模預測偏高、將浪費寶貴的土地資源，使部分基礎設施閑置或利用率很低，影響到社會、經濟和環境效益的發揮。但是，如果預測偏低，將造成建設用地緊張，影響城鎮正常有序地發展。只有適宜合理的人口規模，才能保證協調、可持續發展。因此，合理預測城市人口規模和城市化水平，是控制城市建設用地規模，保證城市規劃對城市發展發揮有效調控作用的一個關鍵性前提。

二、當前人口規模預測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預期人口規模和城市化水平容易被高估

由于預測人口規模和城市化水平與規劃的城市建設用地規模有著直接的正相關關系，使高估人口規模和城市化水平具有現實的動力。從報送審核的總體規劃中我們發現，有的城市不顧過去幾年人口凈遷入量下降的實際情況，以及難以出現的大量外來人口遷入作為依據，預測當地未來十幾年間的人口增長率比前10年平均增長率高出幾倍；有的城市預測城市化水平遠遠超出實際增長可能，這些高估的數據和據此推算的結果，一旦在城市規劃中加以認可，將導致城市建設用地規模的不合理擴大。

（二）缺乏規范的預測方法

預測人口規模的方法很多，如綜合平衡法（平衡增長法）、勞動力需求法、區域城市化分割法等。但是，這些人口規模的預測方法都有其局限性和適用范圍，不應隨意采用，即使是同一種方法，針對不同情況也要進行必要的調整。目前有的城市總體規劃，并不考慮預測方法的適用性，選取的目的性很強，有的甚至是先確定人口規模多大，再采取可用的方法進行推導；有的規劃同時應用幾種方法進行預測，似乎是為提高預測的可靠性，可實際上不同方法的預測結果相差很大，有的相差20％以上。另一方面，人口容量和環境承載力對城市人口規模的約束作用，也沒有在現有的預測方法中得到科學和合理的體現。

(三)預測中采用的數據來源不規范，隨意性大

預測所依據的數據，如城市歷年的人口自然增長率、機械增長率、城市化率等是決定預測科學性與準確性的重要內容。但在現有上報的一些規劃中，對上述數據的選取隨意性大，來源不規范，有的數據并非統計部門的；有的只選擇短期內的數據作為預測依據，不能反映中長期的變化規律；還有的同一時間的同一指標，卻在不同方法中選擇不同的數據；不同城市規劃工作的深度存在差異，所使用的指標口徑不完全一致，這些都直接影響預測結果的科學性與可靠性。

(四)區域內各個城市間的人口規模預測缺乏銜接

當前，多數城市都假定自身的人口機械增長率和城市化增長速度將繼續上升，并在規劃期內始終持續保持一個較高的水平，但一個關鍵問題卻被普遍忽視了：支撐機械增長和城市化的流入人口從哪里來？統計數據證實我國人口流動仍以省內流動為主，除了京津滬等特大型城市，多數城市吸納的都是區域范圍內的農村或次一級城市的人口。雖然我國是人口大國，但區域內可以流向城市的人群在總量上仍是有限的，很難滿足區域內所有城市都“做大做強”的人口需求；更重要地，城市在區域內的分工與定位，以及區域內其它城市發展對本城市吸引外來人口的影響，目前都沒有在當前城市人口規模預測工作中得到重視。城市間的人口需求缺乏整體協調、規劃缺乏銜接，必然導致區域內有些城市的人口發展達不到預期目標，規劃指導發展的作用得不到體現。

(五)缺乏規范預測和審核工作的具體有效的法律法規

國家一直十分重視城市規劃工作，1990年頒布實施了《城市規劃法》，建設部1991年出臺了配套的《城市規劃編制辦法》，各省市也多出臺了相應的規劃條例。針對城市規劃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國務院先后多次下達加強城市規劃工作的有關通知。但是，規范人口規模和城市化水平預測的相關法律法規一直沒有出臺，只在《城市規劃編制辦法》中的第十六條提到要將“提出規劃期內城市人口及用地發展規模”作為規劃的內容；另外，在《建設部關于貫徹國務院關于加強城市規劃工作的通知的幾點意見》(建規字(1996)525號)，原則提出了預測人口規模工作的要求是“對城市人口規模，要綜合分析，科學測算”。這種情況，既不利于預測工作的規范開展，也給有關部門的審核和決策帶來實際問題，不符合依法行政的要求。

三、幾點建議

(一)樹立起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城市人口規模和城市化水平預測工作的指導思想

有關部門應在相關文件中要求地方在編制城市規劃時，從國情和市情出發，從有利于可持續發展出發，避免片面追求城市化率，盲目和過猛擴張人口規模和城市規模的傾向。國務院有關部門應加強政策研究，提出分類指導的意見，使規劃的城市能夠把握中長期大中城市與城鎮的發展格局，把握人口增長和城市化的適當進度，既考慮到城市化加速發展的趨勢，又做好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資源環境等承載能力的銜接平衡，同時要兼顧區域內的城市分工與協作，恰當估計本地城市化發展水平，實事求是地確定城市發展目標和規模。

(二)完善科學預測的方法

國務院有關部門應密切合作，組織有關力量，對新時期城市總體規劃中預測城市人口規模和城市化水平的基本方法進行研究，并在研究的基礎上出臺相應的文件，以規范和依法指導城市規劃編制過程中對人口規模和城市化水平的預測工作。在此基礎上，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明確審核的內容和標準，建立咨詢和評價制度，使決策更加科學化、制度化，提高辦事效率，增強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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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鎮化規模 城鎮化質量 協調關系 浙江省

一、引言

2013年，中國城鎮化率已達到了53.7%，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在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同時城鎮化質量不高的問題也越來越突出，影響了我國城鎮化健康發展，而該方面也一直是國內外學者研究的熱點。國外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聯合國人居中心的城鎮發展指數（CDI）[1]和城鎮指標準則（UIG）[2]，前者涉及基礎設施、廢棄物處理、健康、教育、生產等方面，后者則涵蓋居住、社會發展和消除貧困、環境治理、經濟發展、管制等內容，而且在城市生活質量等城鎮化質量某一側面上也展開了較多定量分析研究，如Hikmat采用單指標分析法對約旦首都安曼的生活質量進行分析[3]。國內研究中一方面是針對城鎮化質量，研究其內涵并分區域進行定量評價，如郭葉波對中國城鎮化質量評價進行研究述評[4]；另一方面則對城鎮化與經濟、生態環境等方面關系進行定量分析研究，如劉耀彬運用耦合度模型對中國城市化與生態環境進行分析[5]。而關于城鎮化規模及質量的關系研究則較少，因此本研究在已有學術成果的基礎上，以浙江省為例，探究其城鎮化協調發展狀況，以期對此方面研究和浙江省城鎮化健康發展上做一定貢獻。

二、研究方法及數據說明

（一）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城鎮化規模與質量的內涵是構建評價指標體系的基礎，城鎮化規模方面目前已達成共識，測算時主要采用城鎮人口占城市總人口的比重、城市建設用地占城市土地總面積比重、二三產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等指標，而在城鎮化質量方面很多學者都有不同的見解，國內最先對城鎮化質量進行定量研究的是葉裕民，她認為城鎮化質量包含城鎮現代化和城鄉一體化兩個方面含義，在此基礎上，對當時300萬人以上的9個超大城市進行評價[6]。近幾年有更多的學者聚焦該方面研究，如方創琳認為城鎮化質量是經濟、社會和空間三方面城鎮化質量的有機統一，并從這三個視角構建分要素測度模型和分段測度模型，進而對中國城鎮化發展質量及其空間分異特征做了總體評價[7]。其他學者對城鎮化質量的理解和測度一般是從經濟、社會、生活、資源環境和城鄉協調發展等角度出發[8―9]，具有代表性的是張春梅，其認為城鎮化質量的具體涵義應包括四個方面內容：一是城鎮的經濟發展質量；二是城鎮居民的生活質量；三是城鄉一體化發展程度；四是城鎮發展的可持續性[10]，其提出的城鎮化質量內涵全面、具體、易測，但在構建的一些具體指標上也值得商榷，例如將城鎮人均綠地面積歸為可持續發展質量的，而不是城鎮居民生活質量。本次研究在張春梅提出的城鎮化內涵的基礎上，并對一些具體指標進行修改完善，得到相應評價指標體系（表1）。

（二）象限圖分類識別法

象限圖分類識別方法是陳明星等提出的一種關系識別方法[11]，這里采用修正后的象限圖識別方法并引入偏離程度。具體步驟如下：

1、測算城鎮化質量Q與城鎮化規模R，并對其進行標準化處理：

ZQ=（Qλi-Q平均值）/SQ；ZR=（Rλi-R平均值）/SR

式中：ZQ和ZR分別為經標準化處理的城鎮化質量與規模；Qλi和 Rλi分別是第i個城市在第λ年的城鎮化質量與規模；Q平均值 、R平均值 以及 SQ、SR分別為 Qλi和Rλi的平均值和標準差。

2、構造城鎮化質量與規模關系的象限圖，代表不同年份、不同城市城鎮化規模與質量的點集（ZR，ZQ）坐落在該象限圖內。

3、判斷不同年份、不同城市城鎮化規模與質量的關系類型。首先根據ZQ和ZR判斷城鎮化質量與規模的關系；其次，根據ZQ+ZR判斷城鎮化進程；最后，根據|ZQ-ZR|判斷城鎮化質量與規模的偏離程度，得到分級細則（表2）。

4、劃分不同年份、不同城市城鎮化規模與質量關系類型 （表3）。

（三）數據說明

本次研究中關于城市公園綠地面積、城市道路面積及城市建設用地面積來源于歷年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高新技術產業數據來源于浙江省科技廳統計信息，其他數據均來源于浙江省各市歷年統計年鑒及統計公報。其中人口數據均采用城市常住人口進行統計，原始數據中以美元為貨幣單位的均按當年匯率折算為人民幣。

三、城鎮化進程分析

在2000―2013年期間，浙江省城鎮化進程總體推進較快，從2000年各市都處于低水平城鎮化到2013年有5個城市達到高水平城鎮化和1個城市達到中等水平城鎮化，但同時也出現了明顯的浙東北和浙西南分異的空間格局（圖1）。

（一）城鎮化規模

從城鎮化規模評分來看，浙江省各市城鎮化規模均處于擴大狀態，但區域差異仍然較為明顯。嘉興和舟山兩市評分較高需特別指出，其中嘉興市主要因為該市建設用地面積占土地總面積指標值為29%，遠高于省內平均值，可看出該市土地城鎮化現象比較明顯；舟山市是中國最大的海水產品生產、加工、銷售基地，城鎮化基礎良好，且作為浙江省內面積最小的城市，總人口也僅有110萬，城鎮化任務較輕，因此在城鎮化規模方面進展較快。而衢州與麗水一直是浙江省內欠發達地區，區位條件較差，城鎮化基礎薄弱，導致其城鎮化規模水平呈現較低水平。從城鎮化規模發展速度來看，呈現城鎮化水平低的區域高于城鎮化水平高的區域。

（二）城鎮化質量

從城鎮化質量評分（表4）來看，浙江省各市城鎮化質量也處于提升狀態，但區域間差異逐漸擴大，評分最大差距由2000年的0.16到2013年的0.49。從城鎮化質量內涵來看，經濟質量和居民生活質量在城鎮化質量中貢獻作用比較大，而可持續發展質量和城鄉統籌的貢獻作用則比較小，由此可見，城鄉統籌建設和可持續發展將是今后城鎮化質量建設的重點部分。在2013年，部分城市雖然總評分較高，但在質量內涵某方面依然會存在不足，在以后城鎮化進程中可以重點發展，例如寧波市可持續發展質量方面、嘉興市居民生活質量和可持續發展質量方面、紹興市居民生活質量方面、舟山市的經濟質量，而總評分較低的城市則表現為各方面都不足，在以后城鎮化進程中需全面發展（圖2）。

四、城鎮化水平與質量協調分析

在2000―2013年期間，各市城鎮化規模與質量協調關系雖然有所改善，但大部分城市還是處于城鎮化質量超前型或城鎮化規模超前型，情況不容樂觀。本次研究雖然所選年份不多，但城鎮化不是一蹴而就的過程，選取的2000年、2006年和2013年共3個時點基本可以反映其前一階段的城鎮化發展成果，因此也能從這3個時點不同狀態反映各市在2000―2013年期間城鎮化變化情況，最后本次研究在這3個時點城鎮化狀態的基礎上，結合城鎮化規模與質量協調關系的變化趨勢將各市劃分為3種類型，分別為趨于城鎮化質量超前型、趨于城鎮化規模與質量協調型、趨于城鎮化規模超前型。

（一）趨于城鎮化質量超前型

定義以經濟發展為主要動力、市域范圍內不同地區發展存在一定差距、城市地區發展達到一定程度上的城鎮化，但并未予以周邊地區應有輻射的城市為城鎮化質量超前型城市。其特點為：因其經濟指標的絕對優勢而在評價數據上顯現出城鎮化質量超前，實際情況為在城市發展過程中各個部分發展不同步，許多資源還在閑置，未被充分、合理地利用[12]。

趨于城鎮化質量超前型的城市有杭州和湖州，從區位優勢上講，兩個城市位于杭嘉湖平原，屬長江三角洲一部分，地區工業發展較好，而且作為著名的旅游城市，旅游經濟突出，各自占經濟總收入的17.8%、19.5%，旅游業的發展也推動了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而從城鎮化規模方面來看，杭州市土地規模指標較低，表現為杭州城區周邊縣或村鎮建設用地規模較小，資源過于集中于主城區，分配不合理，湖州市則人口規模指標較低，同時城市建設過快，從而出現資源閑置狀態。

（二）趨于城鎮化規模超前型

定義以土地規模擴大為主要態勢，人口規模、經濟規模的發展與土地規模發展相比尚屬滯后、土地利用粗放的城市為城鎮化規模超前型城市。其特點為：因其土地規模的優勢在評價數據上顯現出城鎮化規模超前，實際上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土地浪費和盲目擴展。

趨于城鎮化規模超前型的城市有嘉興、金華。嘉興市在3個不同時點中均表現為城鎮化規模中度超前，雖然其城鎮化進程從低水平城鎮化發展為高水平城鎮化，但其城市建設用地總量始終未得到有效控制，與人口規模、經濟規模并不匹配。金華市從2000年城鎮化規模輕度超前型發展為2013年城鎮化規模中度超前型，主要因為金華市在處于低水平城鎮化時，急于推進城市建設而對城鎮化質量關注不夠，表現為其城鎮化質量發展緩慢且各分項評分均較低。

（三）趨于城鎮化規模與質量協調型

定義以發展健康城鎮化為目標，城鎮化不同方面相互協調，資源分配基本合理并充分利用、具備一定輻射帶動作用、城鎮化規模與質量水平能夠基本匹配的城市為城鎮化規模與質量協調型。

趨于城鎮化規模與質量協調型的城市有寧波、紹興、臺州、衢州、麗水、舟山、溫州。其中寧波、紹興在2006年就已經達到城鎮化規模與質量相互協調并保持到2013年，說明其協調狀態較為穩定，這也與兩個城市發展歷史悠久，經濟基礎較好，城市形態較為成熟有關。臺州市在2013年剛剛達到協調，但就從其還處于低水平城鎮化來看，其協調狀態應該還不穩定，在以后需要進一步保持城鎮化規模與質量同步發展。舟山、溫州在2000年為城鎮化規模中度超前型，2006年達到城鎮化規模嚴重超前型，在此期間，城鎮化規模發展迅速，而城鎮化質量則停滯不前，這也與當時各地紛紛進行土地城鎮化的大環境有關，隨著城鎮化質量得到重視，2006―2013年期間偏離程度有所下降，表現為趨于城鎮化規模與質量協調型，但兩市推進健康城鎮化的相關政策還需進一步落實，才能在未來真正達到協調狀態。衢州、麗水兩市在2000年時城鎮化規模各項指標均處于浙江省各市末位，導致城鎮化規模與質量存在一定差距，2000―2013年間，隨著兩市城鎮化規模發展速度大于城鎮化質量發展速度，兩者差距逐漸縮小，在2013年達到城鎮化質量輕度超前，按照趨勢判斷兩市應該會在未來的某個時點達到協調狀態，此時兩市應該轉變現有城鎮化推進政策，保持城鎮化規模與質量同速發展，否則在兩市達到協調后會轉變為城鎮化規模超前型。

五、結論及建議

首先，從城鎮化總體進程來看，2000―2013年期間浙江省發展較快，從2000年全部處于低水平城鎮化到2013年有5個高水水平城鎮化和1個進入中等城鎮化水平，并呈現浙東北與浙西南分異格局，省內在加快城鎮化進程時應該統籌全局，相關政策應向浙西南地區傾斜，縮小區域差距。

其次，從城鎮化規模與城鎮化質量協調關系來看，2000―2013年期間浙江省有所改善，但多數城市還是處于不協調狀態，而且嘉興、金華有趨于規模超前發展傾向，杭州、湖州有趨于質量超前發展傾向，趨于協調的部分城市其協調狀態依舊不穩定。其中未協調城市應該著重于縮小兩者差距，特別是還未到達高水平城鎮化城市，不能急功近利，而趨于質量超前或規模超前城市更應完善現有政策，質量超前的應該統籌發展，減少資源浪費及分配的不合理，規模超前的如嘉興，應該減少其新增建設用地指標，避免繼續盲目擴張。

最后，從城鎮化規模和質量各自發展來看，浙江省內11個地級市的雖然都處于提升狀態，但區域間差異也較為明顯，其中城鎮化質量區域差異有明顯擴大趨勢，而在城鎮化質量內涵的4方面，各市也都存在不同方面的不足，在發展城鎮化質量時制定相關政策也因應該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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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2011年底城鎮化率達到51.27%，中國開始步入城市型社會。在中央的政策指導下，不少城市都提出發展成為“國際化大都市”的宏大目標。但是城市本身的設施建設卻并不到位，經濟效率和資源利用率低下，環境污染嚴重，交通擁堵。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對于城市發展模式的模糊，一方面缺乏對于資源和人口的合理調控，由不合理的分布導致的發展平衡；另一方面，城市本身缺乏自我定位和實際考慮，盲目追求冰冷的GDP數字。

因此，當前應該由粗放的盲目的城市發展方式轉變成為集約的有方向的城市發展方式。按照目前城市經濟學的理論，當城市發展到一定的規模，就會出現規模效應，這是相對于小規模城市的優勢，而且這有利于提高城市的競爭力，促進高水平的城市出現。本文主要從四個方面對不同城市規模做出比較，驗證城市的規模效應，最后就合理的符合實際的城市發展道路提出個人建議。

一、 概念說明

本文的對城市規模進行如下劃分：市轄區人口在500萬以上城市被稱為特大城市，市轄區人口在150～500萬的被稱為大城市，市轄區人口在50～150萬的稱為中等城市，50萬人口以下的稱為小城市。

根據本文對城市規模的定義，同時參考《2011中國城市統計年鑒》①的數據，將除拉薩以外的286座②建制市分成四個類別，其大城市12座，大城市56座，中等城市167座，小城市51座。由于人口數量定義采用的是市轄區人口數量，為了保持一致性，所以本文使用的其他數據同樣采用市轄區內的統計數據。

本文主要從城市經濟發展，政府財政，資源消耗，污染物排放四個方面入手，對城市進行比較分析，驗證我們的結論。衡量城市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當然是城市GDP總量，但是城市GDP受到包括城市規模在內的各種因素的影響。所以在此基礎上，通過人均GDP、地均GDP和固定資產投資效率三個指標來觀察城市在GDP創造的效率。城市建設是地方政府的核心責任，而其財政收入是地方政府在推進城市發展過程中的最大制約因素，但是真正決定這個城市的建設程度的是人均財政收入，人均財政收入多少顯示政府投資對個人的受益程度。城市的周圍的資源和環境是支持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基礎。資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就能夠說明問題。資源消耗主要考慮城市的用水和用電量，這是城市賴以生存的基礎。如果提高了用水用電效率，那么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節約水資源和能源。污染排放可以反映兩方面問題：一方面反映城市的經濟發展效率，是否是以環境為代價換來的GDP增長；另一方面說明城市的環境狀況，也是生活質量的部分要求。

接下來通過具體指標上，不同類別城市的差異做出效用分析，論證城市規模效應。

二、 效用分析

（1）城市經濟

就市轄區GDP總量③而言，特大城市市轄區GDP和大城市市轄區GDP之和占到除拉薩以外286個建制市市轄區GDP總量70%。再考慮城市數量上的差異，那么特大城市的平均GDP總量是大城市平均GDP總量的5倍左右。如果能促進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發展，那么對于中國GDP的總量的貢獻會更大。

根據數據分析，市轄區內每增加10000人，特大城市的地區GDP會增加85489.43萬元，大城市的地區GDP會增加77383.31萬元，中等城市的地區GDP會增加46070.43萬元，小城市的地區GDP會增加42932.33萬元。只是考慮人口由小規模城市向較大規模城市流動，假設人口帶來的GDP增長不變，不僅會帶來人口凈流入城市的GDP的顯著提升，同時也會增長城市整體GDP的凈增加。事實上，每年有數千萬的人口流動，考慮技術進步等因素，帶來的GDP增長將更多。從這個角度來說，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轄區的人口具有更有效地GDP創造能力。根據麥肯錫的報告預測，到2025年，集中型模式會使得城市GDP增長4倍，會達到60萬億元，而分散型模式的城市GDP也會增長到54萬億元。從這個數字上來看，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發展會帶來6萬億的GDP凈值。

從GDP創造效率上來看，人均GDP、地均GDP④和固定資產投資效率⑤在考慮人口、土地面積還有投資規模的基礎上，全面衡量城市規模對GDP的影響。

從趨勢上看，上述三個效率指標都反映城市規模增加能夠帶來GDP的創造效率的提高。

在城市人均GDP上，特大城市分別比其他三類城市高出24.7%、52.1%、53.2%；在地均GDP上，特大城市比大城市高出57%，然而卻是中等城市的3倍，小城市的5倍。從人均GDP和地均GDP角度來看，這四類城市的差距懸殊。

人均GDP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決定了人們的物質生活質量。如此來看，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居民生活條件更加優越，而且消費能力也相對更高。但是由于這只是名義GDP數據，考慮了價格變化的因素。而且目前通貨膨脹現象比較嚴重，城市中物價上漲更加嚴重。同時城市居民的住房消費占了很大比重，在城市住房價格高居不下的情況下，這種人均GDP數據顯得不那么全面和讓人信服。

但是地均GDP卻充分說明土地利用效率，從這個層面來說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優勢已經開始顯現出來。而這種優勢的來源主要由三個方面：

1.由于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已經進入城市的高級發展階段，不再完全依賴工業發展促進城市GDP增長，城市的產業結構也開始向第三產業轉變，一些傳統的低效率低效益的工業轉變成為高附加值高增長的新興產業。

2.雖然城市地方政府還未完全脫離“土地財政”的現象，但是相對而言，對于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對于土地買賣的依賴性下降，而且由于土地資源有限，更傾向于出讓給那些高產出高效率低污染的高科技產業，以此尋找城市發展的新的經濟增長點；

3.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城市規劃相對更加完整，布局更加合理。

固定資產投資效率更具有說服力,雖然在圖中差別不是很明顯，但是四類城市之間的固定資產投資效率差別至少有10個百分點。中小城市固定資產投資效率低下與地均GDP值不高存在一定的相關性。雖然可以將大型城市的重度污染企業集中安置在某個中小城市，同時利用外部性增加環保設施的投入，不僅解決了這些污染問題，同時也提高了固定資產投資效率，還發展了這類中小城市。但這種發展受到客觀因素的限制，無法完全復制。在短時間內，中小城市的固定資產投資效率很難提高，而且即使建立高新技術產業區也無法具有和大型城市一樣的競爭力，但是這卻嚴重消耗了資源。

（2）地方財政收入

從財政收入來看，特大城市平均水平為807億元，大城市平均水平為 150億元，然而中等城市平均水平為30億元，小城市平均水平為12億元。絕對數額的巨大的差距，雖受多重因素的影響，但卻無法否定其中城市規模的作用。從下表看出，在人均財政收入上，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分別是中小城市3倍和2倍。那么由此導致人均享受的政府提供的社會福利也會出現差異。

地方政府財政收入除支付必要的行政開支以外，其他部分會投入公共設施、教育科研、醫療保障、交通建設以及城市宣傳等各個方面，這些方面的投入都會提高城市居民的居住幸福感，同時也支持未來城市的發展。

以北京為例，北京市2012年公共財政支出預算合計為2295.1億元⑥。龐大的財政支出，極大地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舒適度。就以公共交通為例，北京增加了2012年的地面公共交通的補貼，預算約94億元。根據北京地鐵公司數據，2010年全年客運量15.95億人次，客運量首次突破15億人次。這樣的政策不僅是市民減少了交通運輸成本，同時鼓勵市民選擇公共交通。既緩解了城市交通的壓力，同時促進了公共運輸行業的發展。這對于北京城市的發展具有巨大的促進作用。相比于其他的地方政府，由于財政收入比較低，無法投入如此巨大預算提高公共設施的建設。

財政穩健的政府會更能促進城市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眾所周知，2010年地方政府的負債高達10萬億。面對這種債務問題，中央開始有意識地進行地方債的試點。而涉及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地方政府及其融資平臺的信用等級問題。財政收入充實而且經濟發展良好的政府具有更高等級信用，在融資方面也會具有更大優勢。同時大型城市具有更優質的資源以及聲譽，還有廣大的高消費人群，這在招商引資方面會具有比較大的吸引力。綜合上述因素，由于城市規模的影響，政府也會表的更加令人滿意。

（3）資源消耗

如果沒有資源支持經濟的發展，那么最后城市的發展還是會出現瓶頸。城市發展還需要解決水電節約問題。而見效最快、效益最好的解決方式就是提高水電資源的使用效率，增加循環利用。根據《城市統計年鑒》的數據，經計算得到下圖。

上圖顯示，小城市單位GDP的城市供水量高于特大城市31.2%，單位GDP的城市供電量高于特大城市64%。由于中小城市還處于比較低級的發展階段，工業技術和規模效應不明顯，導致單位GDP產值的資源消耗遠遠高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小城市的資源利用效率太低，而且還將持續很長時間。重點發展中小城市會進一步造成資源浪費和分配不平衡，限制了大型城市的發展，喪失了其長期積累的優勢。以供電來說，目前中國60%以上的供電來自于火力發電。在其他情況不變的情況下，那么煤炭的消耗和溫室氣體的排放也都會顯著增加。從環境保護角度來說，分散精力物力發展中小城市會加重環境的負擔。如果在此基礎上，我們對資源進行合理分配，就能使效用最大化。

（4）污染物排放

為了考慮城市發展的污染程度，主要以單位工業產值廢水排放量、單位工業產值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單位工業產值煙塵排放量衡量城市污染程度。單位工業產值的污染物排放，證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工業的污染物排放比較低。

小城市的單位工業產值的廢水排放量是特大城市的9倍，單位工業產值的二氧化硫排放量是特大城市的11倍，單位工業產值的煙塵排放量是特大城市的13倍。同樣的工業產值中小城市的污染物排放量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好幾倍，而這就造成環境的惡化。

中小城市吸引的企業污染程度較重、規模小、效益差，如果大批更換環保設備，必然增加固定成本，很有可能就是會使這些企業盈利減少甚至無利可圖。政府此時的主要目標在于發展地方經濟，缺乏環保意識，犧牲了本地區未來的發展潛力。然而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卻已經形成很強烈的環保意識，不管是市民還是政府，在市民的監督下，政府也會積極促進經濟結構的轉型，督促企業向低污染甚至無污染方向發展，這也有利于提高市民的生活舒適度。

在過去改革發展的三十年中，我們飽嘗由于污染造成的一系列問題，而如果繼續發展中小城市，只會重蹈覆轍。所以我們應該吸取經驗，重點發展大型城市，進一步促進技術改革和廢物廢水的循環利用，同時在保證中小城市的發展的同時，降低污染程度。

三、 觀點總結

從上述幾個方面，我們看到最突出的特點不是中小城市后發優勢，更多的是后發劣勢。相反，大型城市則由于城市規模呈現先發優勢，即規模效應――經濟發展潛力巨大，政府行政效率更高，資源消耗效率和污染排放效率更低。這些優勢決定了大型城市更能解決好將要面對的問題，比如：交通堵塞問題、公共設施增加、增加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伴隨規模優勢出現的“城市病”，對于地方政府也是巨大的考驗和挑戰。但這并不意味就會抵消城市規模的優勢。而且上述指標是城市發展很重要的問題，只要合理處理這些規模的負面影響，那么城市規模的凈效果還是非常明顯的。

既然我們無法忽視對于GDP創造、財政收入、勞動力福利還有環境友好程度上的各種優勢，那么選擇優先發展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以經濟聯系帶動中小城市發展是比較合理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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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單菁菁、鐘少穎：《中國城市科學發展評價》 《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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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區域 適度人口規模 人口預測 江岸區

一、引言

區域人口適度規模的研究是區域的經濟、社會、人口發展戰略的基礎。城市首先是產生聚集效益的人口集中區域， 在此基礎上才有可能產生經濟和科學文化的聚集效益。同時城市的用地規模、各種建筑和工程設施規模，以及生產力規模和消費力規模等均與城市人口規模有著密切聯系， 因此城市人口規模的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江岸區位于長江北岸，武漢三鎮漢口一方的東部，全區土地面積64.24平方公里，總在籍人口69.7萬人，常住人口89.5萬人。近年來江岸區經濟迅速發展，人口與資源、環境的關系日益得到人們的重視，適度人口規模研究是區域進行合理規劃的重要參考，是進行良好的區域規劃和管理的前提約束。研究江岸區適度人口規模，對江岸區的可持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影響區域人口規模的因素

一個地區的適度人口規模取決于很多因素，區域人口規模研究是個很復雜的問題， 涉及到區域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環境質量和實力需求諸多方面， 每個方面又包含著眾多的影響因素， 這些因素既相互獨立， 又相互影響。

（一）經濟因素

經濟發展對一個地區的人口規模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城市經濟對人口規模擴大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經濟增長帶來就業機會的增多，使區域內勞動力需求擴大，從而促進人口的集聚；二是經濟增長帶來居民收入的增多，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增強了城市對外的吸引力；三是經濟發展要求城市空間的擴大，使得城市用地增加，城市化發展促進農業人口的非農化。

武漢市目前正處于工業的鼎盛時期，在經濟發展的動態過程中，市場的作用自然會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帶動人口向城市聚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江岸區不能長期建立在大量的低成本的勞動力的基礎上，知識經濟和技術創新和高素質高成本的人力資源中心是區域持久發展的重要依托，也是武漢市引領中部地區城市經濟發展的關鍵。城市功能的變化會導致人口在區域內根據產業功能重新調整，同時這種結構優化會直接帶來土地成本和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成為限制人口遷入的重要因素。據此，可以預測江岸區的適度人口規模將表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態勢。

（二）社會因素

社會生活條件及容量是影響區域人口規模的重要因素，城市區域的就業、教育、交通、用水、住房等基礎設施建設情況決定著人們的生活水平。現代城市出現的一系列“城市病”，表明城市的發展遇到了城市社會生活質量的問題，在進行適度人口規模預測時， 不僅要考慮現今的社會生活條件， 還需預測未來城市可能達到的社會生活條件。

對城市的社會生活投入不夠，造成住房緊張、交通堵塞、水質下降、能源不足、教育滯后、人才短缺、城市服務落后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其后果是城市區域的社會生活的人口容量不斷下降，這嚴重影響了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和經濟、社會發展。

（三）環境因素

影響城市人口規模的環境因素包括自然環境因素和環境質量兩方面。自然因素中對城市人口規模起限制作用的主要是土地、水資源和能源，在確定其城市人口規模時就應該考慮水資源這一因素的限制；而在東南沿海城市因其快速的經濟發展對土地資源的需要非常旺盛，建設用地資源則成為影響城市規模的重要因素。

江岸區作為一個開放式的區域來說，任何可通過市場交換的稀缺資源、商品，只要有硬通貨，都可通過市場購買來補充，因而都不構成區域人口承載力的制約因素。而對于不可從區外購買的資源或環境，當地資源和環境的數量和質量則構成區域人口承載力的制約因素。

（四）區位因素

在確定區域人口規模時，我們還應從區位條件和區域中的社會經濟發展規模出發，分析區域城市化水平和城鎮體系的合理結構，確定本區位在城市中的地位和作用，確定其發展的合理規模。

江岸區在武漢市的核心區位決定了其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廣大空間，它將作為武漢市實現其華中地區綜合大城市圈戰略的核心地區，也就意味著政府將進一步加大力度投入，努力發展該區經濟，完善區域基礎設施建設，保障居民生活質量。因此，江岸區人口規模仍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區域適度人口規模也是隨著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而動態變化的。

三、江岸區人口適度規模研究

（一）土地適度人口規模

我們把江岸區土地資源承載力定義為：區域內所有土地面積除了難以利用和禁止利用部分外，在保證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該區域現在和將來可能承載的人口。

江岸區是作為武漢市主城區的核心城區而存在的，武漢市的人均建設用地約為120㎡/人，根據武漢市的平均指標，江岸區的土地適度人口規模約為53.5萬人，這顯然低于江岸區已有的72.3萬人的規模。因此，作為武漢市中心城區的江岸區推行土地利用集約化，其人均建設用地明顯低于武漢市平均水平，這里按照世界城市人均建設用地指標的83㎡/人計算，可推測江岸區的土地適度人口規模應不超過87萬人。綜上分析，江岸區適度人口規模大約在54萬-87萬人之間。

（二）水資源適度人口規模

水是自然界生命系統不可缺少的要素，是人類寶貴的資源。淡水資源雖然可以借助于水的全球循環而得到更新，但可利用的淡水資源總量可以說是相當穩定和有限的，這意味著隨著人口增長、生產發展，淡水需求量不斷增長，水資源是區域人口規模增長的重要限制因素。

武漢市作為百湖之市，雖然水資源相對豐富，但是可利用的淡水資源仍是寶貴的自然資源，近年來武漢市填湖開發也給水資源現狀造成一定影響。兩江交匯，湖泊眾多，但武漢市人均用水量近十年來卻一路下降，從2002年至今，武漢人均用水量由609噸降職390噸左右，降幅達36%。武漢市個人用水量為179升/人/日，低于全國居民用水標準180升/人/日。參考《中國可持續發展水資源研究》的預測結果以及江岸區用水現狀和特點，人均年需供水量約400m?，即全區人均用水1.1m?/人/日，從水資源可承載能力來講，全區人口規模以60萬-90萬為宜。

（三）經濟適度人口規模

以經濟為著眼點，研究適合經濟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適度人口，即為經濟適度人口。

基于經濟增長的適度人口規模，選取江岸區GDP、固定資產投資、就業人口等經濟指標，建立其與總在籍人口規模的統計回歸模型，通過顯著性檢驗驗證這些經濟指標與人口規模的關系，并對模型進行修正。根據江岸區歷年GDP總量的數據，在2000-2012年間，江岸區GDP實際年均增長率達14%以上，但江岸區GDP的快速增長是在基數較低的情況下實現的，伴隨著基數的逐年加大，要保持如此高的增長率，其難度將越來越難。按照江岸區“十二五”發展規劃（2011-2015年間武漢市GDP年均增長速度要達到12%），考慮到江岸區目前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假設2013年GDP年增長率為16%，以后每年GDP年增長率比上一年回落0.5個百分點。在此假設基礎上，預測得到2013-2020年江岸區GDP值。利用上述推算得出的江岸區2013-2020年經濟GDP數據，代入修正后的經濟適度人口預測模型中，采用逐年移動推算可得2013-2020年江岸區各個年度適度經濟人口規模數量，預測結果顯示，到2020年，江岸區總在籍人口約為83.5萬人。

四、結果比較與分析

某一地區的人口容量與適度人口規模更多地取決于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某種期望的或理想的生活方式與生活標準。因此，無論是人口容量、還是適度人口規模，都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常數，而是一個變量。然而，在一定時期內某一地區人口容量和適度人口規模又是相對穩定的。

本文土地資源適度人口、水資源適度人口和經濟適度人口三個維度對江岸區的適度人口規模進行了研究。從土地資源適度人口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江岸區人均建設用地指標偏低，這與該區實施集約型土地利用密切相關，根據世界平均人均建設用地指標推測江岸區適度人口規模不超過87萬人，這與該地區常住人口89萬人非常接近。

從水資源適度人口分析中，我們可以預測江岸區的水資源適度人口在60萬-90萬之間。這一角度與土地資源適度人口比較類似，但又不完全相同，它反映的是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對區域人口承載力的影響。

從經濟適度人口規模的角度，通過建立計量經濟模型，來對江岸區的經濟發展和人口規模的相互關系進行研究，發現在幾項重要經濟指標中，GDP對人口規模的影響是非常顯著的。相比于土地和水資源適度人口，經濟適度人口靈活性更大，因為經濟發展隨著經濟結構和產業模式的轉變有著更為廣泛的發展空間。預測結果顯示，江岸區經濟適度人口在80萬左右，另外在加上非在籍的常住人口，這一規模將在100萬左右。

五、江岸區適度人口規模發展戰略及措施

（一）人口總量控制

城市人口的規模擴張具有慣性，如果對此聽之任之，不加干預，則江岸區人口規模的膨脹可能還會持續下去，直到出現嚴重的失業問題和資源短缺問題，進而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因此，必須采取綜合手段，大力控制人口規模：一是穩定低生育水平，控制人口自然增長；二是加快區域現代化建設，提高城市生存成本；三是加強社區建設，重點整治“城中村”。

（二）人口結構合理調控

江岸區人口結構的調整，重點應放在人口結構的調節置換方面，即抑制低素質人口的增長，促進高素質人口的增長，實現人口結構的動態優化。首先，改變經濟發展模式，促進人口結構置換；其次，推動城市功能升級，實現人口動態優化；最后，實施第二次城市化，提升人口綜合素質。

（三）人口可持續發展

江岸區要在新一輪的發展中取得優勢，必須由自然資源依托型發展模式轉為人力資源依托型模式，要加強人力資源的開發利用，有效地發揮其巨大的潛力，從而提高整個國民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一是確立人力資源開發的理念；二是構建完善的教育培訓系統；三是增強城市對高素質人才的吸引力。

六、結語

人口與城市持續發展的關系日益得到重視，人口適度規模是區域發展最為基礎的人口環境。區域的人口發展，應該堅持科學發展觀，在現代化城區的框架下，突出人口發展重于人口控制的理念，拓寬人口現代化視野，積極尋求人口總量控制與人口結構調整最優化、人口規模變化和人口素質變化最優化、人口發展和城區發展最優化，最終實現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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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西部城市化 大城市 對策建議

一、西部城市化發展滯后的主要表現

城市化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過程和結果，也是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社會、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指標。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西部經濟的較快發展，西部城市化進程亦獲得了長足發展。但是，與東、中部相比尤其是與東部相比，西部城市化發展仍顯得明顯滯后，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城市數量少，密度低，城市化水平亟待提高

2004年占全國總面積71.5%的西部，僅擁有城市171座，占全國城市總數的25.87%，每萬平方公里僅分布城市0.25座；而僅占全國總面積11.1%的東部，擁有城市263座，占全國城市總數的39.79%，每萬平方公里分布有城市2.48座。同年，西部共有城市人口（地級及地級以上城市，下同）29398.62萬人，占全國城市總人口的24.95%；東部擁有城市人口46763.54萬人，占全國城市總人口的39.69%，西部僅相當于東部2/3。若以非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來衡量地區城市化水平，則西部城市化水平為28%，全國為41.2%，西部城市化水平明顯偏低。

2、城市平均規模偏小，規模等級結構不協調

2004年在西部擁有的171座城市中，巨型城市1座，超大城市2座，特大城市6座，大城市13座，中等城市48座，小城市101座。若以西部所有城市為100，則巨型城市、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所占比重分別為0.59%、1.17%、3.51%、7.60%、28.07%、59.06%，大城市的比重尚不足10%，發展明顯不足，而小城市比重超過59%，占絕對優勢。從分省情況看（見表1），西部12省（市）城市規模等級結構均不合理，垂直聯系不連續，出現了斷層。其中重慶、貴州、云南、新疆4省市有特大及以上規模城市而沒有大城市，僅有2個小城市。這說明西部城市體系發育很不健全，在特大城市與小城市之間缺乏大城市這一過渡，各級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呈分散化的自我發展，缺乏聯動效應。

與東部城市相比較，西部城市規模等級結構不協調這一薄弱環節更加凸現。2004在東部擁有的263座城市中，巨型城市6座、超大城市7座、特大城市16座、大城市38座、中等城市95座、小城市101座。巨型城市、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所占比重分別為2.28%、2.66%、6.08%、14.45%、36.12%、38.41%，特大城市比重較西部高出2.57個百分點，而大城市比重較西部高出6.85個百分點，小城市比重低20.65個百分點。

3、城市經濟實力相對薄弱

經過建國后50多年的發展，西部城市經濟已逐漸成為地區經濟的主體與主導力量，但與發達地區相比，西部城市經濟實力不強。2004年，全國地級及地級以上城市共實現國內生產總值163350.67億元，西部城市共實現國內生產總值24239.96億元；東部城市實現國內生產總值99710.84億元。在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實現的國內生產總值中，西部所占比重僅為14.84%，東部為61.04%，兩者比重相差懸殊。西部、東部城市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為1∶4.11。2004年，有90個城市的國內生產總值超過500億元，共實現國內生產總值113419.71億元，占地級及以上城市的69%，但這90個城市中東部城市占了63個，而西部只有8個；5個超3000億元的城市依次為東部的上海、北京、廣州、蘇州、深圳，均與西部無緣；23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3萬元的地級及以上城市，除了黑龍江的大慶與新疆的克拉瑪依外，其余均是東部地區的發達城市。

二、西部重點發展大城市的原因分析

1、從完善城市規模等級體系看

表1 西部各省（區）市城市規模等級分布情況

目前，西部城市規模等級體系發育很不健全，大城市發展不足。2004年，若以特大城市為1，則特大城市與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之比，西部為1∶2.17∶8∶16.83，東部為1∶2.38∶5.94∶6.31，全國為1∶2.63∶7.2∶10.5，西部無論是與東部相比，還是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城市規模等級結構都凸現出大城市發展相對滯后這一薄弱環節，使得特大城市與中小城市之間缺乏大城市的過渡，嚴重影響了城市整體輻射功能的發揮。

2、從不同規模等級城市的經濟效益看

在我國，城市經濟規模效益十分明顯。在這里，我們著重考察我國西部地區城市經濟規模效益情況。從人均產值效益看，2004年西部地區不同規模等級城市人均工業總產值具有明顯的差異。特大、大、中、小城市人均產值分別為16207.07元，8563.26元，6205.21元，5871.26元。若以西部所有城市的平均指標值8245.27元為100，則特大、大、中、小城市相對水平分別為196.56，103.86，75.26，71.21。不難看出西部城市生產效益隨城市規模的擴大而增長，50萬以上的大城市超過平均水平，以下的中小城市低于平均水平，其中大城市是小城市的1.5倍。

再從土地效益看，城市規模效益尤為明顯。2004年西部特大、大、中、小城市每平方公里工業產值分別為343.08萬元，157.41萬元，85.07萬元，43.45萬元，與所有城市的平均指標值113.22萬元相比，特大、大、中、小城市的相對水平分別為303.02，139.03，75.14，38.38。

這表明50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具有十分顯著的土地規模效益，大城市是小城市的3.6倍（見表2）。若考察我國所有城市的規模效益，也會得出同樣的結論（見表3）。

表2 西部地區不同規模等級城市效益分析表

（注：（1）表中數據的統計范圍均為地級及地級以上城市；（2）資料來源：《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05》整理得出。）

城市規模經濟效益規律表明，在我國西部地區生產力水平比較低，資金短缺，經濟效益低的情況下，為了加速地區經濟發展，提高經濟運行質量，必須集中有限的資源，優先發展大城市，充分發揮大城市的優勢和主導作用，積極培植地區經濟“增長級”，以帶動中小城市的協調發展和地區經濟的高速高效運行。

表3 我國不同規模等級城市效益分析表

三、借西部大開發快車道，優先發展大城市的對策建議

1、實施“串點成線，以點帶面”的城市開發戰略模式

西部城市化水平低，城市數量少，密度稀的區情決定，城市的開發應選擇“串點成線，以點帶面”模式。既在特大及特大以上城市如重慶、成都、西安、蘭州穩定發展的基礎上，重點發展呼和浩特、烏魯木齊、貴陽、南寧、西寧等大城市，增強這些城市的吸引力、輻射力和綜合服務的能力，使之逐漸成為西部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同時，通過這些大城市的發展，以重要的交通干線為軸線，繼隴海―蘭新重點經濟帶，長江上游成渝經濟帶后，重點開發呼包―包蘭―蘭青重點經濟帶和南貴昆重點經濟區，加強四個重點經濟帶間的相互聯系，構成合理的西部大開發空間格局。

2、立足西部實際，加快西部大城市的產業與經濟的發展

西部大城市的發展應立足于西部具體的區情，因地制宜、結合優勢產業，促進經濟發展。如呼和浩特的乳品制造業，毛紡織業，包頭的稀土加工獨具優勢，在呼包―包蘭―蘭青重點經濟帶，就應積極構筑以可再生能源開發與稀土精加工等新技術應用為先導，以能源工業，畜牧業及其毛紡、奶肉制品工業、商貿服務業等為支柱的產業結構。

3、加強西部大城市之間及西部與東、中部城市之間的分工與協作

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之一就是區際分工弱化，這種現象同樣出現在城市之間。無論在工業化初期還是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區域分工與城市分工都是客觀存在的，西部城市必須認清自己城市的性質、職能與地位，在積極參與全球化分工的同時，加強西部城市之間以及與東中部城市之間的合作與聯系，并加強彼此之間的溝通與協調，避免惡性競爭，增強聯動效應加強區域間貿易往來，促進城市化發展。

【參考文獻】

[1] 劉世慶：西部地區城市化特點與城市化戰略[J].開發研究，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