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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研究的主要方法精品(七篇)

時間:2023-08-24 16:49:34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歷史研究的主要方法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歷史研究的主要方法

篇(1)

一、當前檔案信息為歷史研究服務中存在的問題

(一)需求牽引不突出,開發動力不足

影響檔案信息為歷史研究服務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檔案信息意識不強所致。由于對現階段檔案信息服務于歷史研究工作認識上的偏差,平時在檔案工作中某些檔案又比較強調保密,檢索利用不方便,加上庫藏檔案信息結構不合理等多種原因,造成歷史研究對檔案信息的需求牽引不突出,反過來又導致檔案部門主動開發檔案信息資源的動力不足,難以實現檔案信息資源的價值。

(二)目標不夠明確,缺乏主動參與意識

歷史研究中的檔案信息服務開發利用必須有明確的、切實可行的目標,且每一項檔案收集活動的總目標與各個檔案收集活動的分目標必須構成一個目標體系。沒有目標的檔案信息開發利用,必然不會有太好的利用效果。由于長期以來檔案編研比較強調檔案的史料價值,使大多數檔案人員眼睛只盯著過去,而不太關心歷史研究當前的發展情況,對歷史研究的重大問題缺乏主動參與意識,往往只是在領導要求后才被動的提供一些背景資料,更缺少對如何策應提出明確的建議,或者提出的分析判斷與歷史研究工作需求的實際情況相距甚遠,這樣在歷史研究工作者眼中,檔案信息層次不高,輔助研究的價值不大。

(三)編研力量薄弱,信息內容深度不夠

檔案信息為歷史研究提供的信息服務,應以深層次開發歷史檔案信息為重點,大力開發具有高度準確性、真實性和具有較高科學價值以及具有長遠效益的檔案信息,以此為歷史研究提供重要的信息保障。但目前的現狀是一些檔案館(室)重館(室)藏,輕開發,表現在投入開發的人力資源和設備均不足,開發工作似有似無,更談不上有一定的深度。加工信息不多,主要的還是專題介紹、聯合目錄等粗加工信息,并且其中粗加工信息尚未形成以數據庫開發為主要項目,缺少建有各個歷史研究項目的提升數據庫。從編制力量來看也很薄弱,大部分局限于編些檢索工具,全宗介紹等二次文獻,對于深層次的三次文獻編研很少,影響到信息資源的深層開發,不能更好的服務于歷史研究之中。

(四)信息提供方式陳舊,館(室)藏資源不足

目前大多數檔案部門雖以裝備了計算機等設備,但是由于工作人員素質能力問題,他們仍愿意用傳統手工操作方式進行工作,大量的檔案信息資源囿于傳統的操作方式而沒有開發出來。多數檔案信息資源隨著時間的推移,失去了現實利用的價值,客觀上造成檔案信息資源實效性差的現狀。同時館(室)藏檔案不足,收集不夠齊全,有些價值的材料沒有很好收集起來。

二、開發利用檔案信息資源為歷史研究服務的建議

檔案信息資源系統是由現代信息技術諸要素構成的綜合性開發系統,系統各構成要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統一體,他們在系統整體中,服從、服務于系統整體,從而形成一種相互適應、相互協調的總體動態平衡。因而要做好開發利用檔案信息資源為歷史研究服務的工作,必須運用科學管理的原理與方法,從技術、設備、人員管理等多種角度,對檔案信息資源進行全面的規劃、協調與控制,以滿足歷史研究對檔案信息多方面的需求。

(一)增強信息資源意識,提高檔案管理人員素質

1.增強信息資源意識。檔案管理人員作為專業的信息資源管理者,對信息應要具有全面深刻的認識,并要有專業的敏感性。在管理檔案信息時,要以資源運作的觀念來指導工作,將檔案信息視作一種寶貴的資源,變被動服務為主動服務,變知識備查為信息傳送,促使檔案資源向信息化的轉化。不要將檔案信息的存儲和保管當做檔案館(室)的主要功能,而提供信息服務也是檔案管理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要把檔案信息資源開發當做為歷史研究提供必要支持的前導性活動,將檔案信息服務歷史研究作為與檔案存儲、保管同等重要的資源加以管理,在宏觀上要加強對信息資源的規范化、制度化的管理。要擺脫重收藏保管,輕開發利用的傳統觀念的束縛,積極主動開發檔案信息資源,使檔案變成活信息。要經常走出檔案館(室),了解和研究歷史研究對檔案信息的需求及其變化發展規律,然后通過選材與整理形成能夠滿足歷史研究的檔案信息產品。

2.提高檔案管理人員素質。提高檔案管理人員素質是有效開發利用檔案信息資源的關鍵。開發利用檔案信息資源是一種高級的復雜勞動,為歷史研究提供檔案信息服務的人員必須具備如下素質:一是全面掌握檔案專業知識;二是具有一定的信息科學知識和高等教育管理學知識,掌握檔案管理現代化技術,學會運用信息工具和手段,能進行檔案信息的分析與研究;三是具有敏銳的信息意識、創新意識和開拓意識,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要求。要對檔案信息存在狀況及其相對價值有充分的了解,并對信息需求具有敏感性,必須要熟悉檔案的收藏情況,了解收藏檔案蘊含的信息內容,并能在總體上評估不同背景的檔案所具有的價值,正確解讀歷史研究對檔案信息服務的需求規律,從而為滿足這種需求提供高效服務。

(二)利用多種媒介,拓展檔案信息服務渠道

1.加快信息加工處理現代化步伐。從一定意義上講,沒有現代化信息技術在檔案信息資源開發上的應用,就談不上科學的開發檔案信息資源,現代信息技術在檔案信息資源開發中的應用,是實現科學地開發檔案信息資源的關鍵性技術條件。檔案館(室)傳播信息的媒介包括語言、文字、電子三大類,目前有相當一部分信息資源的開發工作還處于手工操作的落后狀態,這就必然制約著對檔案信息資源的科學開發,因此必須加快實現電子化,重視計算機和網絡技術在信息資源開發中的應用。檔案館(室)應當通過多種渠道,使用多種媒介傳播檔案信息,以滿足歷史研究過程中不同層次、不同目標的研究需要。

2.與其它信息服務有機結合。可以將檔案信息服務與辦公系統、圖書情報功能等其他信息服務有機結合起來,建立信息交流情況通報制度,形成信息資源管理的新領域。做到在外延上發掘檔案信息資源,開拓檔案信息服務渠道;在內涵上不斷重組和加工檔案信息庫,為歷史研究提供廣泛的信息支持。檔案館(室)與其他機構合作,既可開發利用館(室)內自身的信息資源,又可實現信息效益,還可以節約人力和物力,將自身靜態檔案信息與其它部門的動態信息有機結合起來。從而形成生動活潑的檔案信息資源利用于、服務于歷史研究的新格局。

(三)加強信息導航,構建檔案信息網絡

擴大利用以實現更多的檔案信息資源為歷史研究服務,這是對檔案信息資源開發在數量上的要求。檔案信息可以重復利用,它的價值不因利用而損耗,相反,檔案信息的價值需要在利用中才能體現。它要求檔案館(室)能夠找到更多的機會,使歷史研究工作者得到更多的檔案信息。當然在檔案信息的傳播中,為維護信息所有者的利益,要考慮信息的控制權問題,應該對信息的傳播進行有效的控制。檔案信息資源的利用要有明確的目標導航,不同的信息對不同歷史研究層次有不同的價值,為此要求要有效地、有針對性地傳遞檔案信息。檔案管理的角色也要從檔案保管者轉變為檔案信息導航者。建議在檔案館(室)設置相當于CIO(信息主管)的崗位,負責對檔案館(室)的信息資源管理、利用與開發進行控制,制定有關檔案信息管理標準,并參與歷史研究中的信息服務流程,參與規范檔案信息服務歷史研究的基礎標準,為歷史研究提供有效的檔案信息支持服務。

(四)做好需求預測,開展定題服務

對檔案信息管理者而言,由于檔案信息主要的目的是滿足歷史研究者課題研究的需求,我們不能滿足所有歷史研究的需求類型,這就需要我們做好新近歷史研究熱點課題的需求動向與趨勢預測,并及時采取相應措施,使信息提供更具有準確的預見性,以實現最大限度提高檔案信息是使用價值,就顯得十分重要。所謂定題服務,就是檔案館(室)要根據當前歷史研究中的熱點課題,了解歷史研究者對檔案的信息需求,主動向歷史研究工作者提供檔案信息,使其工作得以更好開展。對保管的檔案信息進行有序的組織與橫向、縱向深度加工是檔案信息開發的核心內容,其側重點應是對檔案信息內容進行情報性,預測性分析,可以通過向歷史研究工作者公布可提供服務的專題目錄,有針對性地傳遞信息,充分實現檔案信息資源的自身價值。

要圍繞戰略性,方向性課題組織開發檔案信息。著重抓住與熱點歷史研究活動相關的檔案信息資源的開發工作,是檔案館(室)開發檔案信息資源的重點。歷史研究工作千頭萬緒,任務繁重,歷史研究工作者考慮問題不一定全面、完備,檔案信息服務的任務就是要抓住他們研究方向關注、對研究課題全局有重大影響的課題,把信息的焦點對準研究課題的全局性工作的重點、熱點、難點、疑點,抓住帶有全局性,方向性、研究性的重大課題,組織相應的檔案信息,超前提供參謀服務,幫助歷史研究工作者拓寬視野,調整思路,做出科學研究。

(五)增強時效性,強調快速反應和主動參與

時效性是信息的特征之一,盡管檔案信息有一定的滯后性,但也應要求檔案館(室)盡可能注重檔案信息的時效性和所傳播信息的新穎性,做到收集和加工信息要及時、迅速,利用信息更要及時、迅速。要強調快速反應和主動參與,提供的歷史研究檔案信息要做分析篩選,確保信息“適銷對路”。與此同時,還要做好利用檔案信息的反饋工作。檔案信息輸出利用后,檔案館(室)應及時收集利用效果、并經過匯總分析,掌握歷史研究工作者所需的檔案信息在某個時期的重點及其需求趨勢,采取相應措施,加強和改進信息服務工作。

(六)注重檔案業務基礎建設,確保檔案信息質量

檔案信息服務歷史研究是建立在檔案信息積累基礎上的,沒有基礎工作,就談不上有效地開發利用。因此加強檔案信息資源的建設工作,有必要從檔案業務的基礎建設入手,重點抓好以下三項工作。

1.豐富館(室)藏,擴大檔案信息資源。一定數量的高質量的檔案信息資源,是檔案工作滿足歷史研究工作者研究工作需求的重要保證。檔案收集的系統性、完整性如何,直接決定其服務的質量和利用價值。因此要做好進館(室)檔案的收集整理,定期接收和征集,努力豐富館(室)藏檔案信息資源。在重視歸檔與接收等傳統渠道外,要加大開拓其他收集的渠道,檔案館(室)要主動出擊,對相關檔案信息進行收集或監控。

篇(2)

關鍵詞:教育技術學;歷史研究;發展脈絡

中圖分類號:G43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8454(2016)04-0020-04

一、引言

對歷史的研究通常能幫助我們尋找規律以更好地預知未來,科學研究同樣如此,要把握任何學科的未來,最好途徑就是先了解其歷史。因此學科歷史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一種學術方法。從某種意義來說,對學科歷史研究和反思的重要性甚至不亞于學科基礎理論的研究,這種反思的深度廣度,對該學科理論體系的形成和發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學科史研究服務于該學科的需要,通常關注本學科領域里主要理論問題的來源、解決情況以及解決方法等。通過研究學科的起源及發展歷程,梳理出學科發展的清晰脈絡,確保該學科的理論體系的自主性和基本價值,是所有學科發展的重要前提,對于教育技術學這一年輕學科來說同樣如此。通過對教育技術/教育技術學發展歷史中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以及重要思想體系產生過程的研究,有助于我們深入分析領會教育技術學的學科理論體系的形成及其發展演變過程。這種歷史研究的方法和分析角度對我們梳理教育技術學科,尋找學科自身發展演變規律,準確預測其未來發展趨勢都是非常重要的。

二、科學史主要研究方法對比分析

目前,科學史的研究主要有三種方法,分別是以科學史學科創始人薩頓為代表的實證主義編年史方法,以柯瓦雷為代表的思想史編史方法以及以默頓和貝爾納為代表的社會學方法。

以科學史學科的主要創始人喬治?薩頓為代表的實證主義史學觀認為科學是實證知識,而科學史則是實證知識的積累史,其研究方法通常采用以大事年表的方法記錄歷史上出現的所有科學知識和技術知識。由法國科學史家柯瓦雷開創的思想史編史家們則認為:科學本質上是觀念,科學觀念的發展是內在的和自主的,科學史是觀念內在更替的思想史。與編年史研究方法相比,思想史研究方法既能從某個特定學術領域中尋找和選擇能夠代表其不同發展階段的代表性科學事實和關鍵技術,又能深入分析這些科學事實和技術之間的內在關系和演變規律,在科學研究的系統性上面有了一定的進步。以默頓和貝爾納為代表的科學社會史家們則認為:科學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活動,因而科學史可以而且應該寫成科學與其它社會文化因素的互動史。科學社會史研究方法的主要特點在于其主張在研究科學發展的同時結合對應時代的社會背景。

實證主義編年史研究有助于人們快速而清晰地了解某一科學領域發展歷程中的關鍵節點和主要脈絡,但對重大科學事件背后隱藏的科學演變規律卻未作過多探究。科學思想史和科學社會史的研究者們在對科學人物、科學事件和科學成果進行記錄和總結的同時,還試圖通過歷史解釋的方式來尋找其產生的根本原因以及發展規律。在學科史研究過程中,如果想找出蘊含于其中的歷史規律,最好的方法是對上述幾種方法取長補短,結合學科自身特點加以綜合運用,我們在進行教育技術和教育技術學的歷史研究時同樣需要如此。

三、教育技術學歷史研究的主要方法

在充分借鑒了科學史的主要研究方法后,教育技術學歷史研究者們最終形成了關鍵事件編年史研究、范式研究和學術人物思想研究等三種不同方法,由此也分別形成了不同視角下的教育技術/教育技術學發展史。

1. 教育技術學的編年史研究

與其他科學編年史相同,教育技術編年史研究也是對教育技術領域曾經發生的各類事件進行整理,通過分析其對本領域的影響程度來進行選擇,最終形成不同時間點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技術重大事件列表。

目前已有很多各具特點的教育技術/教育技術學大事年表,如美國佐治亞大學Julie Moore 主講的《教育技術學導論》課程中,學生Saeid Roushanzamir和 Emily Giles 創建并維護了一個教育技術學大事年表(表1),該表的時間段基本上是從1920年代前后一直到2000年前后。針對每個時段里的重要事件都有較詳細的說明和分析,其中列出每個年代出現的重要理論,如20世紀50年代的行為主義理論,20世紀60年代的系統方法,20世紀70年代行為主義理論開始向認知主義理論轉化,20世紀80年代微型計算機的普及所帶來的對教學設計的巨大影響以及績效技術的出現,20世紀90年代建構主義理論的出現等。從這個大事年表中,我們可以通過那些對教育技術學科發展有重大影響的事件來把握教育技術基礎理論的發展歷程。

2. 教育技術學的范式研究

美國科學史家、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在其代表作《科學革命的結構》中首次提出了范式的概念,為當代科學思想研究建立了一個重要討論基礎。范式實際上就是在某個科學領域內,研究者們遵循的相關標準理論、思想觀念以及相應的研究方法的總和,也就是研究者們對于特定對象所使用的各種研究工具和方法構成的體系。

在教育技術學研究領域,以庫恩范式理論為指導來解讀和詮釋教育技術學發展歷史成為一種重要思路。不少學者根據自己的思考,分別提出了不同的教育技術范式體系,其中比較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范式體系如賽特勒的教學技術四范式理論,即:媒體范式、傳播與系統范式、行為科學范式、認知科學范式,蒂莫西?克詩曼提出的包括計算機輔助教學(CAI)范式、智能導師系統(ITS)范式、(Logo-as-Latin)范式以及計算機支持的合作學習(CSCL)范式等。運用科學范式理論研究教育技術學既有積極的推動意義也有消極影響,因為范式理論所倡導的多元化既能有助于從不同研究角度推進教育技術學發展,也可能影響教育技術學統一規范的理論體系的形成。

3.教育技術學的學術人物思想研究

學科基礎理論的最終形成通常可以看作該學術領域大師們的理論思想與實踐研究的積累和沉淀。運用思想史研究方法,研讀和分析教育技術學科發展過程中的關鍵學術論著及其包含的觀念和思想,既能從中梳理出引導學科發展方向的線索,研究成果最終也可以構成學科基礎理論體系的基石。

雖然教育技術學的歷史比較短暫,但在其產生和發展過程中,本學科和相關領域內無數學識卓越的大師通過智慧和努力,為學科的誕生與發展壯大提供了寶貴的思想。例如世界上第一部系統的教育學理論巨著――夸美紐斯的《大教學論》,給出了很多教育基本理論的界定,成為教育學及其分支學科教育技術學的理論基石。心理學家桑代克、斯金納將行為反射理論應用于教育心理學;此外,皮亞杰的認知理論,香農的信息理論和拉斯韋爾、施拉姆對信息傳播模式的定義對教育傳播學后續發展的影響。皮亞杰、布魯納、維果斯基、格拉斯菲爾德等人對于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的體系形成和發展的影響等。這些例子都說明不同歷史階段代表性人物的學術思想對教育技術學科的巨大推動作用。

對教育技術學界重要人物的學術思想史進行追溯與解讀,系統介紹、分析研究和評價大師們的學術思想,是教育技術學基礎理論問題研究以及學科理論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有助于理清教育技術重要理論的發展及沿革規律。

四、不同視角結合的教育技術學發展線索

教育技術學歷史研究的上述三種方法各有優點和不足。例如僅關注教育技術學的歷史事件,往往容易迷失于其中,難以從中發現規律。同樣,如果脫離歷史事件進行范式研究或是學術人物思想研究同樣無法真正把握教育技術學的歷史脈絡,我們必須融匯和綜合運用各種歷史研究方法,結合教育技術歷史研究三種方法的優缺點,分別通過關鍵事件年表、研究主題和范式的演變以及主要學術人物思想演變的過程梳理出多視角下的教育技術歷史發展脈絡。

1.理論與技術視角下教育技術學歷史發展演化線索

各種理論與技術隨時間逐漸引入教育,使得教育技術學研究的主題與研究對象也經歷了不斷的演變,如果以各類技術發展對教育技術學及其研究主題的影響作為分析線索,可以清晰地看出歷史演進線索,如圖1所示。

針對上述教育技術學理論基礎、技術及研究主題的歷史演變,可以借鑒塞特勒范式概念來解讀和綜合研究其發展線索,可以綜合應用媒體范式和傳播與系統范式來研究直觀教學到視聽傳播這條線索,綜合應用行為主義范式和認知科學范式來研究個別化學習演化這條線索,這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理論基礎與技術進步影響下的教育技術學演進規律。

2.基礎理論與學術思想視角下的教育技術學發展線索

教育技術學發展歷程的關鍵階段,往往都是隨著技術進步的影響及其他相關基礎學科理論的發展,對本學科重要學術人物產生了較大影響,令其深入思考后提出帶有突破性的觀點和理論而推動的。如美國教育技術學發展過程中,以戴爾、芬恩為代表的早期媒體派教學專家的研究工作;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傳播學的影響和行為主義心理學發起的程序教學和教學機器運動帶來的從媒體研究向整體教學過程研究的發展,使系統科學研究方法逐漸開始成為教育技術學科重要的理論基礎和研究方法;此后學習心理學發展推動學習科學逐漸成為教育技術學基礎理論,使系統化的教學設計和教學開發成為教育技術學研究的主戰場。相關學術思想和研究成果不斷開拓著教育技術學研究視野,逐步形成和完善了學科研究的理論基礎。因此,不同學術人物之間的學術觀點和研究方法的溝通交流與融合貫通,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學科理論體系的不斷充實和完善。

五、多視角結合的教育技術學歷史發展脈絡

結合上面所說的教育技術歷史關鍵事件、研究范式的演變以及學術人物思想的碰撞與交互過程,我們可以嘗試著綜合運用這些方法來梳理出一條清晰而易于理解的教育技術學發展脈絡。例如,可以應用賽特勒四范式結合歷史事件、理論發展及代表學術人物思想影響來梳理出20世紀30年代至目前的教育技術學發展脈絡和演進關系。

從上圖中不難看出,在教育技術的演變過程中,在不同歷史時期,所產生的關鍵事件,能夠帶來教育技術研究視野和角度的變化,對于相應時期的學術人物的學術觀念會帶來很大的影響,由此推動其學術思想的變化和豐富完善,這種多因素的共同影響,在大多數情況下,構成了推動教育技術學科發展的全部動力。

六、結語

教育技術學作為真正意義的學科的出現和發展實際上都與現代教育技術自身的出現和發展息息相關、相輔相承,而教育技術的發展是科學技術的進步與教育實踐的需求相結合的產物。不同階段的教育技術發展都受到社會發展的影響,從不同角度的教育技術學發展史中,都能明顯的看出這一點。

在教育技術與教育技術學的歷史發展進程中,教育技術學的研究對象在不斷發展開拓,從主要注重視覺媒體及其教育應用,到視聽媒體、再到視聽傳播、教育制度,從只關注學校教育本身到關注學校以外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隱性因素,從注重借鑒發達國家的教育經驗到注重國際教育和發展教育等,教育技術學的研究對象在不斷向縱橫方向深入發展,這種研究的深入也在不斷推動教育技術學的學科體系自身的不斷深入和完善。

在教育技術研究中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能夠幫助我們克服單一視角和單一研究方法所帶來的局限性,有助于梳理出更加清晰、完整和易于理解的教育技術學發展脈絡。在研究中應堅持歷史與邏輯的同一原則,既注重對事實的敘述,也注重對事實背后影響因素的邏輯分析,應將教育技術學的發展過程置身于科學、技術以及教育發展的歷史長河中進行考察,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國家間進行比較研究,同時要結合我國特定歷史時期社會狀況來做研究和分析。

作為比較年輕的學科,現代教育技術誕生和發展還不到一百年,在基礎理論建設上還很不成熟。對于這樣發展迅速的新興交叉學科,對其歷史和理論的總結、研究和反思就顯得更加重要。為解決學科高速發展同時帶來的一系列需要正視和解決的問題,所有教育技術理論工作者需要做的是冷靜總結學科發展歷史,尋找客觀規律,分析和預測變化趨勢,探尋保證本學科可持續性發展的正確道路!

參考文獻:

[1]焦建利.教育技術學基本理論研究[M].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8.(10).

[2]宮淑紅.美國教育技術學的歷史與范式演變[D] .廣州:華南師范大學,2003.

[3]劉美鳳.解析美國教育技術的三條歷史發展線索[J] .比較教育研究,2004.(8).

[4]焦建利.美國教育技術學領軍人物學術思想研究引論[J].現代教育技術,2009.(1).

篇(3)

【關 鍵 詞】民俗史 民俗學 口述史學 新史學

【 正 文】

在人類歷史的發展長河中,民俗研究的歷史和傳統可謂由來已久。眾所周知,民俗是與人類社會相伴而生的,它就像一面鏡子,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一個民族悠久的文化傳統。從廣義上講,民俗是指人民大眾在社會生活中世世代代沿習下來的生活模式和文化模式,它與一個民族所處的地理位置、經濟發展水平、民族特性和文化背景密切相關,換言之,我們可將此四項條件視為民族形成和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現代史研究表明,在席卷全球的新史學和“總體史學”新浪潮的影響之下,當代民俗研究得以重新振興和崛起,從這個意義上講,民俗學(Folklore)也稱得上是一門“新型”學科。早在本世紀上半葉,法國年鑒學派的創始人之一L.費弗爾就撰寫了《民俗學與民俗學家》一文,對民俗研究作了精辟的論述。另一位著名的法國學者M.布洛赫也認為,歷史學研究必須拓寬研究領域,運用跨學科的新方法,在社會史、文化史、種族史和民俗史等方面有所建樹。他進一步指出:“民俗在社會活動中從表面上看沒有什么意義,但在它的下面卻掩蓋和保留著重要意義。”布洛赫的后繼者、歷史學家比爾吉埃爾將生理習俗、行為習俗、飲食習俗、感情習俗和心態習俗等等統統視為歷史人類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他完全贊同布洛赫的觀點,也認為歷史學研究必須面對下層民眾,民俗研究的意義非同尋常。

毋庸置疑,口述史研究與民俗學研究擁有共同的文化傳統,這是它們自身的特點所決定的。英國著名口述史學家P.湯普森認為,口述史學(Oral History,亦稱口述歷史學)的出現和發展,與其說是“發現”,不如說是“振興”。由此可見,口述史學的某些傳統同樣是由來已久的。例如,口頭傳說(亦即民間傳說)可以說是歷史學最古老的形式,它既是口述史學的歷史淵源,同時也是民俗學永恒的研究課題。口述史學是二戰后發展起來的一門新興學科,在其為數眾多的學科領域當中,許多研究對象往往與民俗學的研究內容相互交叉和重合,這種雙方共有的交叉性質集中體現了當今社會科學整合分化的歷史發展潮流。因此,在許多重大問題上,口述史學家和民俗學家往往會最終走到一起。

然而,口述史學與民俗學之間的界線也是顯而易見的,盡管這種界線有時會因種種原因變得模糊不清,常常使人們誤入歧途。依筆者之見,除了學科性質各具特點之處,口述史學與民俗學最顯著的區別在于,前者注重歷史研究,后者則強調文化的延續性。換言之,民俗研究既注重歷史,也不忽略現實,但從總的方面來看,其研究范圍與口述史學的研究領域是無法比擬的。關于這個問題,下文還將提及。

前文提到,歷史與文化的交叉點是口述史學和民俗學最為明顯的相異之處,那么反過來講,敘述性則是二者最為顯著的相同之點。毫無疑問,在民俗學眾多的研究領域,敘述性是一種人們公認的傳統因素。之所以稱其為“傳統”,就在于這一特點隨民俗研究的產生而產生,并且在人類社會內部延續了數千年之久,至今仍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民俗學家S.湯普森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民俗學主要是指“沒有文字的人們的文化傳統”(《民俗研究》1996年第2期))。縱觀民俗學的各個研究領域,如史詩、敘事詩、民謠、民間故事、神話、民間戲劇、傳說、諺語、俗話、宗教儀式、習俗和風格等等,幾乎都是通過口述的形式才得以保留或流傳下來。

在傳統的農業社會中,人們往往采用民間藝術的形式來保留和發展本民族的文化,文化不發達的落后民族更是如此。從今天的角度看,除了極少數的文獻史料之外,這是保證文化延續性的最為有效的方式。從另一方面來看,由于種種眾所周知的原因,以往的歷史研究很少提及下層民眾,因此,占人類大多數的普通人很少、甚至根本沒有留下自己過去的思想、情感、價值觀和世界觀的有關文字記載,而林林總總的民間藝術形式則可以彌補這方面的不足。由此可見,敘述性是民俗學研究的一大優點。

不容置疑的是,敘述性由于其自身的特點已成為口述史學最為明顯的特征之一,它同時也是口述史學當中最為活躍的促動因素。長期以來,國際史學界流行著一種傳統的觀點,認為歷史研究只能依據文獻史料,人們只能閱讀歷史,“而永遠無法聽到它們”。口述史學則向這一傳統的觀點提出了挑戰。口述史研究是一種別具一格的治史方法,其特點是以語言形式對歷史現象進行調查研究,這不僅能夠彌補文獻史料的不足,而且還能夠主動地接近和研究歷史。口述史學的這些優點和長處是其他歷史學科所不具備的,其原因在于,口述史研究充分利用了語言的獨特功能,在保留傳統的基礎上不斷有所創新,不斷開拓自己的研究領域,因而能夠在學科林立的國際史學界獨樹一幟。

筆者曾多次強調,口述史學的客觀性是不容置疑的,而對于民俗學(尤其是民俗史)來說,其客觀性能否經得起人們的檢驗,這的確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口述史學的客觀性可以通過以下三個方面來加以闡釋。其一,當代口述歷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以現代化的手段向提供歷史見證的有關人員進行口頭調查。從當事人來說,由于他們是歷史事件的直接參與者,有著親身的經歷和感受,因此,其敘述的歷史事實至少具有一定的真實性;其二,就口述史學家而言,由于他們是以觀察者的身份參加取證工作的,因此,他們在訪談和取證時自然地保持觀察者的客觀立場,同時也不會提出新的憑證。這樣,口述史料搜集工作的流程也具有一定的客觀性;其三,歷史研究僅僅依靠文字史料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有充分的口述史料作為補充,兩者必須相互印證,才能真正地還歷史以本來的面目。只有這樣,口述史研究乃至口述史學的客觀性才能夠得到保證。

由于歷史和文化等諸多方面的原因,民俗學(包括民俗史)的研究對象多以民間藝術的形式出現,因而其內容的可信性往往會受到人們的質疑。例如,許多神話、民間故事和傳奇故事的背面都可能展示出一段漫長而又復雜的人類歷史,這在古希臘、印度、愛爾蘭和中國等國家尤其是如此。然而,這些神話和故事都是從極其遙遠的古代流傳下來的,由來已久的宗教傳統、崇拜英雄的心理活動及其他因素對其產生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假設我們拋開藝術,只談理論,那么,即便是一些與之相關的理論問題,其客觀性和科學性也是人們經常爭論的話題。芬蘭學者塞波·克努蒂拉在1996年4月發表的《地域意識論與民俗學》一文中這樣寫道:“從民俗學文化研究的觀點看,心態屬于歷史研究的范疇。民俗學者并不受下列事實的困擾:在許多方面的歷史研討中,心態被看作是不清晰和非科學的。其實,在人文科學的文化研究領域,任何關鍵性的概念本身也無清晰或模糊可言。文化本身就是一個時常眾說紛紜的題目。民俗學者一直被迫考慮心態的綜合性質及其與精神的復雜性、多變性和獨特性的相互關系。”

這段語錄似乎給了我們一個啟示:這其中也許存在著一個誤區。如前所述,口述史學注重歷史研究,而民俗學則偏重于文化研究。這是兩個各不相同的范疇,然而,也是兩個相互重合的圓。

轉貼于

從某種意義上說,口述史學和民俗學是新史學和總體史學影響下的產物,其鮮明的社會性是廣為人知的。總體史學的代表人物M.布洛赫曾直截了當地說:“唯一的真正歷史,乃是總體的歷史。”“總體歷史”意味著對作為歷史主體的人的全面認識。布洛赫認為,歷史研究必須從實證主義史學和經驗主義史學的封閉模式中解脫出來,走向下層民眾,走向社會生活。他的代表作《11—18世紀法國農村史的獨特性》一書考察了移民方式等一系列為傳統史學所忽視的問題,在總體上揭示了法國農村的歷史特征,從而進一步拓寬了歷史研究的視野。

口述研究的主要對象是廣大的民眾,這也是當代國際史學界十分關注的熱點問題。我們不妨以美國為例。美國是口述史研究開展得較為活躍的國家之一,其研究范圍從社會史、婦女史、家族史、礦工史到社區史、人口史和種族史等等,幾乎將各個階層的民眾都納入到歷史研究的范圍。口述史學家毫無隱諱地宣稱,證言也可以來自下層的非特權階級,這樣,口述史學家就向那些被看作是定論的傳統觀點提出了挑戰。英國口述史學家P.湯普森指出,口述史學的最大作用在于,“它給了我們一個機會,把歷史恢復成普通人的歷史,并使歷史與現實密切相聯”。總之,口述史學鮮明的社會性給當代史學研究帶來了新的活力。

與此同時,民俗學研究也將目光投向了來自社會底層的廣大民眾,這也是當代民俗研究的一個突出特點。為數眾多的民間故事、民謠、諺語和俗話等等均取材于民間的現實生活,而這些為民眾所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和內容又掌握在廣大民眾的手中,并且通過口述的形式(還應包括文字資料)世世代代地相傳下去。真可謂“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傳之于民”。風俗和習俗自然也不會例外,它們是各階層的民眾在數千年的社會生活中逐步形成的,集中體現了一種不可逆轉的文化慣性。從歷史學的角度講,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體,走向民眾(尤其是下層民眾)就能夠真實地再現歷史。毋寧說,失去了社會性這一特點,口述研究和民俗研究的生命也就走到了盡頭,這一點已為史學研究的實踐所證實。

較之于現代歷史科學的其他分支學科,口述史學無疑是一門典型的具有獨立性質的交叉學科,其研究范圍相當廣泛,幾乎涉及到現代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根據筆者目前掌握的資料,在經濟史、科學史、政治史、社會史、勞工史、文學史、家族史、婦女史、企業史、部落史、宗教史、種族史、城市史、社區史、音樂史、繪畫史、戲劇史、電影史、電視史、軍事史、系譜學等史學研究領域,口述研究開展得較為活躍。

口述研究的綜合性質是由其自身的特點所決定的,不言而喻,其敘述性和社會性的特點決定了它的廣泛性。一方面,口述研究的目的在于為現實服務,為解決現實問題提供歷史依據,這不能不涉及到多方面和多層次的問題;另一方面,口述史學家搜集史料的方法與眾不同,相對而言(較之于文獻史料),史料的獲取也較為容易。毋庸置疑,這也為口述研究的廣泛性提供了條件。

民俗研究由于涉及到“民”字,其研究范圍也是相當寬泛的。民歌、民謠、民間戲劇、民間故事、寓言、傳奇和傳說、諺語、謎語、俗話、史詩、敘事詩及敘事活動、民間舞蹈、民間繪畫和工藝、民間音樂、系譜、家史、傳記、神話、宗教儀式、各種風俗和習俗等等均屬民俗學的研究范疇。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就其研究范圍(而非深度)而言,民俗學顯然不及口述史學。然而,出于種種原由,民俗學的許多研究課題卻難以成為口述史學的研究對象,如傳奇、傳說、神話、寓言、史詩、諺語和部分民間故事,這也許是民俗學本身所固有的文化傳統所致。

民間藝術的形式多種多樣,其特點是生動、活潑,具有悠久的文化傳統,易于在民間廣泛流傳。但是,由于這些藝術形式涉及面較廣,因此,其內容顯得十分龐雜,難以形成獨立的體系,這一點與口述史學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在談及這一問題時,西方許多著名的民俗學家著重指出,民俗學的研究對象十分重要,毋庸置疑,這給民俗研究增添了不小的難度。例如,民間創作的隨意性很大,有些藝術形式往往經不起歷史的考驗,僅僅給后人留下了一個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模糊印象。從另一方面來說,許多經過千錘百煉而得以保存下來的藝術形式也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個別形式甚至能夠繁衍出上百種變體,其演變過程同樣是相當復雜的。

缺乏第一手資料是民俗學家普遍面臨的十分棘手的問題。民俗學家S.湯普森認為,民俗研究的成功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原始資料的搜集。然而,民俗研究內容的龐雜直接導致了研究人員的龐雜,由于研究角度和方法不盡相同,搜集到的口述資料不可能是完整的。此外,有限的文學資料必然顯得雜亂無章,既缺少條理性,也缺乏系統性。最近,筆者有幸參加了一次大型國際會議,此次會議討論的主題僅僅是民俗研究的一部分內容。與會的專家和學者分別來自各個研究領域,其中包括歷史學家、文學家、民俗學家、語言學家、人類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藝術家、畫家、攝影家、工藝美術家等等。這些來自方方面面的專家在民俗研究的旗幟下“最終走到了一起”,這種現象確實值得人們深思。總而言之,劃定學科范圍,選擇研究方法,確保第一手資料的完整性和系統性,所有這一切是民俗學界的當務之急。

口述史研究與民俗學研究有所不同,口述史料的完整性首先表現在資料的搜集方面。一般而言,口述史學家往往要制定出較為詳盡和目的明確的訪談計劃,計劃越是周密,搜集到的資料也就越全面,口述史料因而也就顯得較為完整和系統。總之,口述憑證的獲取是以資料翔實為基礎的。除此之外,如果訪談取證的結果不盡如人意,口述史學家還可以擴大范圍,圍繞同一個主題進行多次調研,直到獲得滿意的結果為止。這樣一來,口述史學家便能夠主動地接近和研究歷史,而不是僅僅依靠有限的文獻和其他文字資料,這就從根本上改變了過去那種傳統的研究模式。

早在本世紀初,英國的人類學家便提出了“文化遺留物”的理論,在他們看來,現存的民俗可以被視為遠古文化的遺留物。今天看來,這種觀點顯然失之于偏頗。眾所周知,民俗乃歷史的積淀,一個民俗學家必然是文化學家,因為民俗集中反映了民間的文化。一個民族的文化的發展是極為緩慢的,但文化有其特有的慣性,因此,文化的延續性是不容置疑的。從嚴格的意義上講,民俗學家關注的是整個文化的發展進程,即注重歷史,也不忽略現實。巴西民俗學家埃絲特·巴羅尼斯·卡爾文斯基教授指出:“民間文化的定義、觀念和研究領域,依國家和地區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范圍也可大可小。……無論理論定義如何,民間文化都反映了生活的本來面目。”顯然,這一論點與上述觀點不謀而合。民間文化的內涵十分豐富,盡管它不是一個十分清晰的概念,但有一點卻是可以肯定的:它是歷史與現實的統一。

口述史研究是歷史科學研究多元化的產物,口述研究的目的是與文獻史料相互印證,從而真實地再現歷史的本來面目,這是口述史學本身的客觀性所決定的。例如,家族史既是民俗學的主要研究對象,又是口述研究最為活躍的研究領域之一。一般而言,普通民眾的家庭(包括家族)很少留下見諸于文字的歷史記載,而現存的文字資料又往往具有一定的傾向性。因此,其客觀性便大打折扣。由此可見,口述研究所起的作用是其他研究所不可替代的。在家族史研究領域,許多案例研究主要取決于有關口述憑證的搜集和整理,換言之,家族史研究的質量主要取決于口述史料本身的質量。然而,在同一個研究領域,民俗學則側重于研究民間流傳下來的家族史。肯尼亞學者米維卡利·基埃蒂認為,家史的特征并不存在于書面的形式,在所有講匈牙利語的地區都可以發現家史。家族成員通過講故事的形式將家史傳給下一代,這些故事往往能夠刻畫人物的完整個性,塑造人物的傳奇人生。朱莉安娜·奧爾西博士更是直截了當地說,家史記錄也是一種藝術形式。總之,這類家族史一般都具有傳奇色彩。

方法論研究是科學研究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依筆者之見,理論框架及其模式、概念分析和研究方法是學科構建的重要環節。正是由于不同的研究方法被引入各個研究領域,為數眾多的分支學科才能夠最終確立自己的“合法”地位,民俗學(現代意義上的民俗研究)和口述史學自然也不例外。民俗研究經常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實地研究法(亦稱“田野作業法”)、民俗調查法、口頭咨詢法、“采風”等等,并伴之以現代化的技術手段(其中包括音像技術)。當然,這些研究方法多為“舶來物”。值得一提的是,人們萬萬不可忽視對文獻資料的分析和利用,這一點已為民俗研究的實踐所證實。如果不借助文獻,而僅僅通過口述資料,人們自然無法知道民間藝術形式的原型,無法了解這些原型的變化規律,無法知曉風俗、習俗乃至藝術形式的發展趨向。因此,真正意義上的民俗研究也就無從談起。

口述史學的研究方法較為獨特,簡而言之,它采用和綜合了多種方法。除了綜合分析方法和比較方法之外,人類學、社會學和信息學的若干研究方法也被人們廣泛利用。就口述史研究而言,口述憑證的搜集是整個研究工作的基礎,訪談則是口述史學家和其他歷史學家普遍采用的研究手段。此外,還有幾種可供選擇的方法。歷史學家可以從現存的各種各樣的文獻資料中直接提取口述史料,這種方法常常能夠使歷史學家輕而易舉地獲取他們所需要的有關歷史資料。另外,利用報紙專欄開展征詢調查,也是一種搜集口述史料的有效方法。英國歷史學家H.梅休認為,這種方法既能夠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還可以擴大社會調查的范圍。

除了史料搜集工作之外,口述憑證的整理和利用對整個研究工作來說也是至關重要的。整理的目的在于利用,為有關的歷史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據。對于研究人員來說,這是一項難度很大的工作,同時也必須采用多種研究方法。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搜集工作還是整理工作,先進的音像技術和現代化的通訊手段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工業發達的西方國家尤其是如此。

民俗研究的實踐表明,現代民俗研究不僅繼承了古代研究的傳統,而且為適應新的歷史條件不斷創新和改進,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時至今日,國外的民俗學組織已遍布世界各地,相關的學術成果也屢見不鮮。民間文化集中體現了勞動人民的智慧和知識,這種文化必須長期保持和發揚光大,因此,民俗學研究的意義非同尋常。

口述史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從創建到今天屈指數來不過半個世紀,但其影響卻是巨大和深遠的。口述史學的問世表明,史學領域出現了一場深刻的、根本性的變革。究其原因,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加以概括。首先,絕大多數歷史學家長期以來都將目光投向文獻史料,而口述史學的出現則打破了這種舊有模式,向幾千年的傳統史學觀念提出了挑戰;其次,口述史學是現代歷史科學長期發展的必然產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歷史研究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具有頗為濃厚的“后現代”色彩;再者,以往的歷史研究很少提及下層民眾,正所謂“英雄創造歷史”。隨著社會的進步,時代呼喚著史學研究出現新的變革。從另一個角度講,人民大眾是歷史的主體,因此,那種無視普通民眾的史學研究已經無法滿足現實的需要。從這些意義上說,口述史學的影響無異于一場革命。毋寧說,這一革命還在繼續。時至今日,我們已經看到了這場革命的結果。

主要參考資料

1.陸象淦:《現代歷史科學》,重慶出版社,1988年。

2.Peter Dale:Ideology and Atmosphere in the Informational Society,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996,No.3,Vol.13。

3.D.Paul Schafer:Towards a New World System:ACulturalPerspective , 1996,同上。

4.塞波·克努蒂拉:《地域意識論與民俗學》,載《國際民間敘事文學研究會北京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1996年4月。

5.埃絲特·卡爾文斯基:《民間文化的流派和它們的理論涵義》,1996年,同上。

6.中國社會科學院情報研究所編:《當代國外社會科學手冊》,江蘇人民出版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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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K3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0457-6241(2013)10-0071-02

為了總結東方外交史研究的既有成就,整合學界的力量和探討東方外交史研究的發展方向,由外交學院東方外交史研究中心主辦的首屆“東方外交史研究前沿論壇”于2012年11月24日在外交學院舉行。與會專家學者來自國內二十幾所高校與研究機構。本次論壇的成功召開,有助于從總體上推動東方外交史研究的縱深展開,形成自己的特點與優勢。

一、對東方外交史研究的回顧與總結

天津師范大學謝豐齋教授在題為《東方外交史研究的構架和意義》的發言中從世界史的角度討論了“東方外交史”的構架和意義:1.“外交”與“東方”釋義。“東方”是相對于“西方”而言的,是指地中海以東的整個亞洲地區,包括北非的埃及。這個地區曾出現過四大古典文明。因此,東方外交史主要是研究這四大古文明和四大文明衍生國之間的外部交往,其中的主體意識當然是東方各國;2.東方外交史的分期與構架。縱觀世界發展史,東方外交史以新航路開辟為分界線,分前、后兩個時期:公元1500年以前是傳統意義上的東方外交,1500年之后除了傳統意義上的東方外交之外,還新增加了一個近代意義上的東西方外交;3.東方外交史研究的意義包括:一是中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地位正在上升,中華民族的主體意識也在回歸,對東方外交史的研究有助于提升中華民族的主體意識。二是有助于拓寬外交史研究的視野。目前只有發達國家如美國外交史、歐洲主要國家外交史等等,卻沒有一部完整意義上的東方外交史。三是有利于啟動對中國古籍與古史資料的整理工作。這些古史資料除了正史外,其他史籍也可成為整理和使用的重點。

中國政法大學劉丹忱副教授結合中國傳統文化的特性,對東方外交史研究的意義作了概括。他認為,中國古代同周邊國家的關系,是一種教化四方、天下誠服的文化關系,完全不同于西方國家間互相征戰攻伐的那一套。歷史上的北方民族進入中原,基本被同化,接受了漢民族的文化,而西羅馬則是文明基本被毀滅。這種差異性很值得研究,通過這種研究可突出東方外交中東方文化的特性。

外交學院東方外交史研究中心主任陳奉林教授在題為《東方外交史研究在中國的興起與發展》的發言中,總結了近年國內東方外交史研究的主要成就:1.已成功召開了五次東方外交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對東方外交史研究的概念、內涵、理論、方法與歷史階段等形成了明確而明晰的認識;2.出版了多本論文集,為進一步推進東方外交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3.突破了傳統外交史的舊框架,對國家間、地區間重大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問題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在內容、體系、立意上都有所突破,凸顯了東方國家的主體意識;4.強調國家間的橫向聯系,突破了國別與分散研究的舊模式,加強了東方國家外交史的整體研究;5.東方外交史研究的各個分支領域都有了某種程度的進展,理論范式、分析模式、概念使用都有所創新,出現了新的學術增長點;6.建立了東方外交史研究的基本框架,通過借鑒與吸收西方研究成果中一些有益的東西,再結合自身特點進行了創新,東方外交史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

同時,陳奉林教授也指出了目前東方外交史研究中存在的不足,那就是參與東方外交史研究的力量還很薄弱,東方外交史這個概念還沒有被廣泛接受,國內將東方外交史作為研究對象的高校或研究機構還很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出現國內史學界公認的引領國內外交史研究的領軍人物與著作。

二、對東方外交史研究的各分支領域的討論

與會專家學者對東方外交史研究各方面的問題進行了討論。

1.關于東方外交史的地理范疇問題。外交學院楊暉副教授認為,可把現在的“東方”按文化區域進行研究,東亞是儒學,南亞是佛教,西亞是伊斯蘭教,要研究各個區域的不同特點,不是分散的、多中心的國別研究。首都師范大學姚百慧副教授認為,現在討論的“東方”這個概念,是和“西方”一詞相對而言的,其范圍包括亞洲和北非,但這個區域廣袤,統合起來有一定的困難,但從東方歷史發展的大趨勢來看,東方外交史是一項不得不做的緊迫工作。《世界知識》雜志主編徐波認為,東方外交史研究涉及的區域廣闊,各個文化體都有其自身特色。北京聯合大學陳文壽教授認為,可以做非西歐文明圈的外交史研究,但這比較宏大,一旦有所突破,就有了創新性。

2.關于東方外交史研究的對象問題。北京大學董經勝副教授認為,應該加強對周邊中小國家的研究,應該做扎扎實實的實證研究而不是高談闊論地構建理論。暨南大學張明亮副教授指出,東方外交史的研究應該加強對歷史上東方國家間相互認知情況的關注,因為這種歷史上傳承下來的相互認知對今天國家間關系的重塑有著重大影響;他也強調了對小國研究的重要性,如老撾對中越關系改善就發揮了很大作用。重視小國作用的看法也得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呂耀東研究員的響應,他認為小國對大國的影響值得關注,比如東亞峰會在哪個國家召開,對討論什么議題影響很大。

北京聯合大學陳文壽教授結合自身研究的經歷指出,研究東方外交史,尤其是古代部分,資料分散于諸多史籍之中,要挑選出來加以利用是一項相當費時費力的工作。外交學院李潛虞博士指出,東方外交史研究符合現在世界歷史研究的大趨勢,那就是關注的熱點從西方轉向了東方,從高級政治轉向了經濟、社會、文化甚至個人。河北大學的程愛勤教授表示,東方主要存在兩個交流圈,一個印度——東南亞交流圈,一個中國——東南亞交流圈,而其交集在東南亞,所以東南亞的地位很值得重新審視。外交學院任遠博士提出了三點關于未來東方外交史研究發展方向的想法:一是東方外交史的研究可以和東亞區域合作問題結合在一起,挖掘東亞區域合作的思想根源;二是開辟東方外交思想史的研究,打破西方長期獨占外交思想研究的局面;三是關注一些技術層面的東西,做一些關于外交制度、外交政策的微觀研究。

3.關于“東方外交史”的特征及其與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關系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張躍斌副研究員認為,東方外交的理論與實踐遠比歐洲國家悠久、漫長與豐富,東西方是按照兩個不同的路徑發展過來的,在研究東方外交時不能削東方之足適西方之履,一定要有選擇,有東方人的方式、方法和編纂體系,形成自己的特色。外交學院梁曉君副教授把歷史研究與國際關系研究作了一個對比,引發了參會人員對于學者在現實中應該發揮的作用的討論。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徐再榮研究員指出,歷史研究和國際關系研究應該相互結合,互相支持而共有助益。只有用中國特色的視角、體系去研究,才能得到西方學界的重視,如果只是借用西方的理論與方法,永遠都難以達到對等水平。首都師范大學姚百慧副教授認為,可以通過對比的方法,來體現東西方外交的不同,看看處理同一問題,東西方國家各自采取的方法。此外,世界知識出版社胡孝文就做好東方外交史研究的規劃與出版工作提出了建議。

篇(5)

鄉土史即本鄉本土的自然、人文、社會資源,包括了一個地區的歷史傳統、文化特征、人口狀況、風俗習慣、自然資源、經濟基礎和環境保護等許多方面的內容。“愛國主義教育是從深入認識自己的故鄉開始的”。“家鄉是看得見的祖國,祖國是擴大了的家鄉”,可見鄉土史教育對于愛國主義情感培養之重要性。作為職校歷史教師,筆者深深地感到開展鄉土史教學對于職校學生來說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概而言之,鄉土史的教學有助于影響人和教育人。

二、職業學校開展鄉土史教學的實踐

1.開發鄉土史教學資源

鄉土史教學的第一步就是鄉土史教學資源的開發。

筆者所在的桐鄉,歷史悠久、人杰地靈。在這塊古老土地上,有著浙江省迄今時間最早、面積最大的新石器時代古文化遺址——羅家角遺址,以及最近發掘的距今4000多年的留良新地里良渚文化古墓群;有千年水鄉古鎮——烏鎮;有江南名剎——福嚴禪寺;有人文景點——茅盾故居、豐子愷緣緣堂、君匋藝術院、金仲華故居、侯波徐肖冰攝影藝術館等一大批名人文化場館。在這里有著大量可以開發的歷史資源:鄉土類資源即文本類資源、非文本類的實物資源、音像類資源、口述類資源、民俗鄉風類資源。其中文獻資源是筆者開發鄉土史的主要資源。

2.鄉土史教學實踐

(1)在課堂教學中滲透鄉土史資源。筆者所在學校雖是一所職業學校,但一直以來非常重視歷史教育的功能,每周開設有兩節歷史課,這為筆者提供了一個最基本的教學平臺。筆者最初的鄉土史教學實踐就是從歷史課堂開始的。為達到課堂滲透鄉土史的目的,筆者主要做了以下兩項工作。

一是平時整理好鄉土史資源庫。現在的歷史教學是專題模塊教學,分別是政治文明史、經濟文明史、思想文化和科技文明史,涵蓋古今中外的三大文明發生發展的歷史。筆者在搜集整理桐鄉地方歷史鄉土資源的時候,依據中國歷史發展的先后順序,按照下表分門別類,進行歸檔研究,以備教學之用。

二是課堂運用好鄉土史資源。在講述對應歷史時期相關內容時,筆者十分注重引入鄉土史資源。如在講到古代中國起源時,適當介紹桐鄉已發現的兩大早期中國文明,即:馬家浜文化與良渚文化的遺存;羅家角遺址和新地里遺址。它們是古老桐鄉的見證。通過引入這些鄉土材料的介紹,給學生以教育和啟迪,培養他們熱愛家鄉的情感。

在講到明清時期工商業發展時,筆者向學生介紹了濮院的“濮綢”。濮綢品種繁多、質地細密、柔軟滑爽、色彩艷麗、強度高,有“天下第一綢”之稱,跟當時的杭紡、湖縐、菱緞合稱江南四大名綢,不僅遠銷海外,而且是歷代朝廷的貢品。在講到三省六部制之時,筆者引入司馬高橋(崇福鎮南門)。司馬高橋舊名南高橋,明洪武間(1368—1398)建,清乾隆十四年(1749)重建,同治三年(1864)毀,光緒二年(1876)知縣余麗元再建。據《周禮》載:周時設置六官,以司馬為夏官,掌軍政和軍賦,后用為兵部的別稱。通過這些介紹,學生加深了對明清時期桐鄉經濟發展的了解,以及對古代政治制度的印象,喚起學生對家鄉古建筑的熱愛保護之情。

多渠道、多角度地挖掘相關鄉土歷史,適當合理地與教學內容相整合,能夠收到良好的育人效果。鄉土史的教學除了課堂教學的滲透,還有一條重要的途徑,那就是引領學生開展有關鄉土史資源的研究性學習。

3.開展依托鄉土史資源的研究性學習

(1)鄉土歷史是歷史研究性學習的重要內容。當下的課程內容已不再只是單一的、理論化的、體系化的書本知識,更主要的是要給學生呈現人類群體的生活經驗。而且我們也知道學生學習歷史的過程不能只是接受知識和結論,而應當將學生學習歷史當作一種探究的過程和方法,即歷史教學要運用史料證據,讓學生自己去探究。所以在這樣的認識下,鄉土歷史就成為研究性學習的重要內容。

近年來收集的有關資料顯示,各地研究性學習課題有一半與鄉土史有關。這些課題主要包括各地民間傳說和民風習俗,名人故居的維護與開發,民族的產生和發展,老城市改造的利弊思考,橋梁民居街坊的演變,傳統工藝、產業發展狀況,歷史人文景觀的開發狀況及存在的問題等等。可見鄉土化已成為歷史研究性學習的重要發展方向。學生通過諸如設計課題、查找資料、社會調查等親身實踐,可以獲得對歷史和社會的直接感受,了解歷史研究的一般流程和方法,體會與他人的交往合作,使整個德育過程潛移默化、悄然無聲。

(2)挖掘鄉土史資源,確定研究性學習主題。在進行研究性學習內容建設的實踐過程中,對鄉土歷史進行充分發掘與利用,通過構建研究主題模塊的形式,有意識地引導學生研究本鄉本土問題,構建歷史研究性學習內容體系。

主題是指在設計研究性學習課程實施整體方案時,設置一些研究主題,從而引導學生確定研究性學習的選題方向,讓學生圍繞主題提出一些課題,從而使課程內容相對集中。通過設置研究主題,可以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下開發鄉土資源,使歷史研究性學習的實施比較系統規范。如筆者給學生設置了像桐鄉行政制沿革、桐鄉古代經濟發展、桐鄉古代文化、古代遺址研究、鄉風民俗研究等主題,希望通過這些主題的設置,引起學生的興趣,調動他們參與的積極性。

(3)整體設計研究課題。歷史研究性學習是以課題研究為主要載體的學習,選擇好恰當的研究課題十分重要。學生確定研究方向后,圍繞主題,可從不同角度、切入口進行設計。同一主題切入口不同,研究的內容也就不同。如在“鄉風民俗”的主題模塊下,可以選擇研究節日民俗、禮儀風俗;可以研究生產、生活習俗、飲食習俗;可以研究民間體育、文藝、諺語;可以研究地方方言等等。學生在進行課題設計時,可以將主題模塊分解為若干子課題,子課題再分解為若干次子課題。這樣主題模塊通過分解細化、層層相嵌,呈現立體結構。通過這樣的設計,逐步形成主體研究系列。

當然,在教師指導學生選擇和設計課題這一過程中,要遵循四條原則。第一,現實性原則。課題要符合學校的層次和學生能力的實際。第二,興趣性原則。課題是學生感興趣的、樂于鉆研的。第三,可操作性原則。課題不要是純理論的,要避免大而全,可以選擇鄉土歷史的一個側面進行探究。第四,可依托性原則。課題盡量與鄉土歷史相結合,與歷史基礎型課程和拓展性課程的學習相結合,從中尋得理論和實踐的支撐。

篇(6)

關鍵詞:比較史學;價值;發展前景

中圖分類號:K0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2)18-0077-02

一、淺析比較史學

史學研究最基本的方法和重要領域之一就歷史的比較研究,它也是比較史學的基本特征和雛形。早在史學的萌芽階段,歷史的比較研究就開始出現,司馬遷曾在《史記》中指出,對歷史的研究如果想達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目的,應必須通過比較研究,“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近代著名思想家、史學家梁啟超則指出:“凡天下事比較然后見其真,無比較則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并不能知己之所長。”

在西方,隨著歷史研究的領域更加廣泛,理論體系更加完善,史學家們逐漸在對歷史的比較研究之中總結出了比較史學(Comparative History)這一獨立的學科領域。西方公認的比較史學之父,法國年鑒派史學家馬克·布洛赫在其1928 年發表的《論歐洲社會的歷史比較》一文中,提出了較系統的比較史學的理論。他認為:“比較就是在一個或數個不同的社會環境中選擇兩種或數種一眼就能看出它們之間的某些類似之處的現象,然后描繪出這些現象發展的曲線,提示它們的相似點和不同點,并在可能的范圍內對這些相似點和不同點做出解釋。”

使用了比較研究的方法并不等于就是比較史學,比較史學有整套相對完善的理論和方法體系。所以說,在理解比較史學概念的基礎上,我們還必須要掌握比較研究的類型、程序、原則等基本理論問題。比較史學遵循的最基本原則就是可比性原則,它是能否正確運用比較研究方法的關鍵。可比性的判斷是基于對研究對象本質的認識,而非表象的判斷。

二、比較史學在研究中的價值

比較史學對于進行科學的歷史研究很大意義,“由于這類比較方法能夠更好地對近似點進行嚴格的分類和論證,就有可能希望得到對事實做出假設少得多而精確程度卻高得多的結論。”

第一、有利于通過對各種歷史現象的比較研究,察其異同,揭示歷史發展的規律。

比較史學最主要的功用在于,通過比較考察,探求各種社會歷史現象發生、發展與消亡的共同之理,探求各種歷史現象發生與消亡的特殊規律,并進而探求整個歷史發展過程的普遍規律。不同時期、不同地區存在著各種不同的史實。差異性決定著歷史是豐富多彩的。但在具體研究中,我們往往把歷史進程中某種制度、某種思想、某種社會現象等局限于一定時間和空間范圍內,片面地割裂了各種史實之間的客觀聯系,難以把握各種史實之間的同異關系。比較史學可以很好的揭示事物間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糾正歷史研究中的偏向。侯外廬學派認為,對于思想史的研究應當將思想史與社會史的研究相結合。這啟發了我們應當從中國思想和社會這兩個維度進行縱向比較,分析和比較不同歷史時期各種思想和制度方面的聯系及其特點,從而提煉出值得繼承的精華部分。

第二、有利于深化對歷史的研究。

陳國慶教授在《史學與科學》一文中指出,在學術研究中,或許有若干種不同的觀點, 但是, 研究者們最起碼在史實的判斷上不至于發生歧義。從另一個角度講, 歷史研究者不應當以單純的從事于史實的重建為滿足, 歷史研究不能停留在史料學的階段, 而應當在充分掌握史實的基礎上, 采用當代行為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力量與模式分析史料, 進一步解釋史實。例如, 將許多同時代或不同時代的史實進行縱向或橫向的比較研究, 以考察分析其異同和關聯, 從而對史實作部分或全部的歸納與檢討, 進而從更高層次上衡量該史實在整個歷史主流中所發生的意義, 將歷史、現實與未來聯系在一起。

當代中國史學大體是在影響下的史學體系, 但前蘇聯的一套史學研究體系, 也給中國當代史學的正常發展帶來過麻煩。通過中外近代史學的比較研究, 把中國近代史壇不時受西方諸種史學思潮撞擊情況及其引起這些撞擊的各種社會背景發掘出來, 可以引起青年人作更深入的扣心反思, 通過中外當代史學的比較研究, 把國門打開后, 西方史學方法的大量引進和對當代中國史學變革的重要而深遠的意義揭示出來。

第三、有利于開闊研究者的視野,拓寬歷史研究的新領域。

根據人們獲得知識的來源,亞里士多德將知識劃分為三類,即理論、實踐和鑒別的知識。而鑒別的知識是靠比較獲得的,比較的長處就在于能認識事物的特殊性和多樣性。比較史學的興起,正是因為它不僅可以推進對事物的深層次的認識,而且還可促使新思想觀點的產生,從而擴展研究的視野,甚至開辟新的研究領域。

杜維運認為,只研究中國史學,傾畢生之力寫成的中國史學史也只是地方史,不足以躋身世界史學之林。他 “居于世界漸幾于大同的今日,應胸襟廣闊,眼光遠大,以比較史學的觀點,闡述中國史學的出現,成立與發展,同時涉及世界其它地區出現的史學,比較其異同,衡量其得失。如此則中國史學的世界性出現,其價值將弘揚于世界。”

陳國慶教授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需要創新》第二部分——近代專門史研究需要拓寬和深化中指出“對經濟史的研究越深入, 人們感到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就越多。從目前的學術進展看, 有的學者從宏觀角度, 對中國工業化問題提出了新的認識; 有的學者從中外歷史比較的視野, 對近代中外經濟史進行比較研究。”這啟發了我們,我們的視野不能僅僅局限于中國歷史的史事上,還應將其投放到更廣闊的領域中去,與世界歷史的背景相結合、比較,這樣往往可以獲得更多更有價值的結論。

三、比較史學的發展前景

筆者認為在當前的史學學科建設中應當大大提升比較史學的地位。目前根據教育部的學科設置目錄,歷史學學科門類下設中國史、世界史、考古學三個一級學科。但縱觀這三個一級學科下屬的二級學科,都沒有比較史學的位置。對此,筆者認為可以使用兩種方法解決:一是在中國史、世界史下分別設置中國比較史學、世界比較史學;二是參考經濟學的學科設置,將歷史學分為史學理論、中外通史研究與考古學三個一級學科,并在史學理論下設比較史學二級學科。筆者更傾向于第二種設置,比較史學本來就是世界范圍的比較,如果按第一種方案,中國比較史學的存在意義就會大打折扣,但比較史學的研究方法,本來就不僅僅是世界史研究中所必須的,中國史的研究也應當采納。但鑒于第一種學科設置不至于對剛剛調整完畢的學科設置再做大的變動,也可以供決策者參考。無論怎樣,我們都應當重視比較史學在歷史學研究中的重大價值。

參考文獻

[1]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2.

[2]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楊豫, 胡成. 歷史學的思想和方法[M].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9.5.

篇(7)

【關鍵詞】歷史研究;封建社會;經濟觀念

讀罷錢穆先生的《中國歷史研究法》讓我對中國的歷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其中提出的諸多觀點讓我耳目一新。如錢先生對“封建社會”的定義,對“英雄創造歷史”的解釋,對“無作為”人士的評價等,均是我之前未有耳聞的。現僅就其中某些感悟頗深的地方談談我自己的見解。

一、作者簡介及寫作背景

錢穆(1895-1990),江蘇無錫人,字賓四,著名歷史學家。曾任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平師范大學教授。1949年去香港,創辦新亞書院,任院長。是中國當代數學家錢偉長之叔父,一生淡泊名利,虛心向學,具有人格與學術的雙重魅力,被譽為“中國最后一位國學大師”,“中國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國學大師”……

這段文字見于百度百科,之所以后面加了省略號,是因為錢先生的簡介頗多,一時截取不完,但管中窺豹,我們可見一斑。錢先生被譽為國學大師,其影響力與學術貢獻自然不可小覷。我們將要評述的這本書即是他1961年應邀香港講學時的講稿,前后共八講,簡要介紹了其歷史研究的方法。雖是客觀講解方法,卻無形中透露出對中國史學前景的希冀。當時,東方無論從科技,經濟,抑或是文化建設方面都落后于西方,于是很多人打著革新的大旗仿效西方,甚至提出全盤西化的口號要摒棄中國文化。在內憂外患的時節,錢先生在此次講演中旁敲側擊地提出中西文化之異同,驚醒那些激進分子,新新人類,要認清形勢,不可盲目跟風,舍本逐末。并對廣大青年提出殷切的希望,讓下一代扛起文化傳承的大旗,焚膏繼晷,期盼中國文化有朝一日磅礴崛起。

二、本書內容概要及個人分析

本書大致可分為三部分:開篇序言,講義,附錄兩篇。前序后錄未曾細考,現僅就中間講義略述一二。

1.如何研究通史

錢先生從杜魯門的一句話引入主題“青年人該懂些歷史”從而分析中西方史學差距,歸納其差異性,提醒青年們切不可忘本。又進而提出三種研究通史的方法,告誡大家治史并非容易事:初看好似說故事,大家卻須大見解。為我們鋪開一條康莊大道,在歷史的世界恣意馳騁。

2.如何研究政治史

錢先生的政治史由通史引出,因中國政治史學方面的書籍多稱“通”。就此問題,他給出這樣的解釋:“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制度,自古迄今,有一種內在的一貫性,因而謂之‘通’。”在本講中,錢先生提出一個很值得探討的學術觀點,即秦漢前得中國為封建政治,而秦以后的中國為郡縣政治。其原因是秦以后中國有君主,無憲法,非專制。但此點正是我所不解之處,因為種種跡象表明,秦以后中國的專制還是很明顯的,對此問題后面還有專門的探討。

3.如何研究社會史

錢先生在此講中主要對比中西方社會的差異,體現中國社會的特殊之處。西方是三種社會形態: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而中國自秦以后便一直處于郡縣社會。另一點重要區別是西方政治,經濟中心分開,而中國則一直合為一體,不論是唐都長安,還是宋朝的汴京,直到中華民國時的南京。

4.如何研究經濟史

本講主要提及中國古代的經濟思想即以人為本,理性定義經濟水準,由此來同西方無限度發展經濟相對比。但自從中國走上改革開放這條道路,經濟發展的水準也直線飆升,大有趕英超美的趨勢。不知錢先生面對這一現象,是否會對中國人經濟理念的看法有所改觀呢?

5.如何研究學術史

對于中國學術史,錢先生抱著寬容,樂觀的態度。他認為,中國的學術分兩種,“一曰思想,二曰實踐”,中國人治學術,始終保持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的觀念,與西方空乏的思想體系不同,可理解為實踐派。而若說真正的學術研究,中國是沒有的,因其一直未脫離“善”的范疇,所以學術研究出來一般是為政治服務的,因而中國少有精于一科的專家,卻多產縱橫社會的大家。

三、典例分析及個人淺解

錢先生此講演的好處自毋庸贅述,各大文壇,史壇已說的天花亂墜,無非是說理清晰透徹,文辭嚴謹,例證生動,見解深刻,有極高的學術價值云云。若再讓我談些新見解,恐怕又落俗套,且由于篇幅關系,我僅從我尚不能理解的幾點談談我的看法。

1.錢先生對于封建社會的定義有悖于我曾習得的見解

就錢先生所言,中國秦漢之前為封建社會,而自秦漢之后則為郡縣制社會。其解釋如下:而我們平時之所學,中國封建社會結束于,徹底帝制,消滅王權。倘若我們學的有錯,為何幾十年來的教科書不曾變更,倘若錢先生的說法有錯,為何無人對他的說話進行指摘。錢先生亦云,史學是嚴謹的學科,如若一個名詞有兩個定義,豈不是對嚴謹一次有所玷污。封建社會究竟為何,似乎還有待考證。

2.錢先生講述中國古人的經濟觀念此點,我也有些許疑問

先生認為,中國古人既“懂得重視人生精神價值而理性定義經濟水準”,此點不得不讓我們懷疑。如果我沒理解錯的話,錢先生將我們的經濟形勢理解為社會的共同趨向,即廣大人民這一歷史洪流造就了我們知足常樂的經濟發展模式。而我不禁要問,我國古代民智未開,素質教育尚未普及,如何理解那么高深的中庸之道,而趨同與一個可由物質需求與人口增長自由調控的經濟模式。我們的經濟不能高速發展,究竟是由于我們重視人性價值還是我們尚未經過資本的啟蒙教育?若是第一點,我不得不佩服古代人的高尚情操,不為利益所動,淡泊寧靜。若是地二個原因,似乎也沒什么值得推崇的,錢先生未免有些自夸之意。

3.錢先生對于英雄史觀的定義

“不一定有人就會有歷史,必要有少數人來創造歷史”。這與我們平常所理解的人民大眾創造歷史又有了分歧。我們不能說英雄的確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但是過分強調個人的作用未免夸大了個人的能力。錢先生說“他們都是能主持一個時代,并能開創一個時代的大人物”這句話不錯,但是試想,如果沒有人民大眾的力量,只有一個光桿司令,怕也未能成事吧。英雄孕育與人民,沒有人民的支持,再英雄的想法也只能成為紙上談兵,無法取得實質性的進步。

四、結語

以上就是我對這本書得幾點見解,雖不甚成熟,但確是我認真研讀后產生的一些想法。其中多是我不能理解的部分,畢竟我與錢先生的思想深度差距甚大,理解其思想頗顯幼稚,但我希望能在老師的指導下不斷豐厚知識底蘊,以便有朝一日能更深一步與大師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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