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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已發展成不可逆轉的事實。隨著全球化的到來,我國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受到了影響,民族地區應順應經濟全球化的潮流,加快制度創新,對外開放,加大投資力度等,逐漸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思路。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我國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影響。經濟全球化對于民族地區的發展既有機遇又有挑戰,民族地區應盡快順應全球化的潮流,抓住機遇,轉變發展戰略,使我國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再上一個臺階。
一、經濟全球化對我國民族地區的影響
所謂經濟全球化,是指在當代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前提下,世界各國經濟不斷的相互交織,相互融合,逐漸形成相對統一的世界市場體系,并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實現資本,貨物,技術,勞務等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和合理配置的過程。經濟全球化對我國民族地區的影響涉及到方方面面,諸如科學技術,人才教育,文化都會受到很深的影響。
從科學技術上來看,與發達的西方國家相比,我國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區,在科學技術方面與其存在的差距很大。全球化帶來了科學技術,我們應該抓住這個發展機會。但我國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戰略的選擇要從當地的實際出發,不可全部照搬西部的發展模式。因此,民族地區應立足于當地,創建自己的科技創新體系。西部民族地區可以在不需大量資金的事業上投入更多的精力,如生態農業,特色旅游產業。只要從此方面解決這一問題,再加上好好利用全球化所帶來的科學技術,民族地區的發展會在短時間內趕上并超過東部地區的發展。
從人才教育方面來說,全球化給民族地區的發展帶來了機遇。經濟全球化促進了知識經濟的蓬勃興起,在當今知識經濟形態下,知識人才成為經濟發展最主要的因素。經濟全球化給我國民族地區帶來了機遇,新的觀念也隨著全球化進入了民族地區,重視人才培養,加大教育投資力度,改變傳統觀念,認識到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民族地區只有隨著全球化的浪潮,接受新觀念,重視人才教育,那么,才會在一些領域有所突破。
從文化角度來看,經濟全球化對于民族地區在改變觀念,制度完善等方面都起著有力的促進作用。文化因素對于民族地區的發展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全新觀念應結合民族地區的傳統文化習俗,生活習慣心理等因素,而且也應當重視民族地區文化所特有的價值觀,道德觀。在民族經濟的發展中,民族文化功不可沒,但民族文化的發展既要有全球化的帶動,又要保持其民族特性。
二、經濟全球化下我國民族地區發展面臨的問題
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生態環境脆弱,教育落后,人才素質不高,投資力度不足等。這些都制約著民族地區經濟發展。西方一位經濟學家曾形象地把人才,教育,科技比喻成三駕馬車,共同拉動國家經濟發展,促進社會進步。然而,西部民族地區同樣面臨著這樣一個問題,人才嚴重匱乏,科技投入嚴重不足,勞動力素質不高。事實上,西部民族地區要發展,人才、科技、教育一個都不能少。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民族地區也面臨著挑戰。人才、科技、教育這三個問題都未曾完全解決,并且,經濟全球化并非是經濟上的世界一體化,相伴發生的還有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一體化。對于我國民族地區來說,經濟全球化并非都是福音。
三、應對經濟全球化,我國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對策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民族地區經濟發展要與經濟全球化相適應。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對于發達地區和不發達地區都有一定的影響,我國面對的是全球化下各國在經濟、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競爭。尤其對于我國民族地區來說,必須站在新的發展戰略上,解放思想,立足于本地區的實際,使之融入全球化的體系之中,抓住全球化的機遇來發展民族地區的經濟。
大力發展教育事業,提高民族地區的人口素質。當今經濟競爭的實質是人才的競爭。經濟全球化導致了競爭的日益激烈,民族地區要想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站穩腳跟,發展經濟最根本的是要大力發展教育事業,提高人口素質。我國民族地區勞動力的文化程度水平總體不高,這進一步影響了民族地區的發展。民族地區的人才培養就要立足于本地,引進更多的人才,或者將本地人才輸送出去接受培養,最后回到本地區做貢獻。并且,民族地區要重視基礎教育,多為勞動者提供學習的機會,逐步培養出一批高素質人才為西部民族地區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民族地區應立足于本地實際發展特色經濟。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下,民族地區將不可避免地受到國內外市場的雙重壓力。民族地區在激烈的競爭中,只有抓住機遇,立足于本地的優勢來發展特色經濟產業。西部民族地區的自然資源十分豐富,許多稀有金屬儲量都位于世界前列,可以利用其資源優勢來發展特色經濟,如寧夏回族自治區的冶金業。民族地區仍有許多優越的發展畜牧業的條件,如西藏,內蒙古的畜牧業。民族地區的傳統文化也十分豐富,如傣族的潑水節,彝族的火把節,這些可發展為特色旅游產業,會吸引更多的游客觀光旅游,這可帶動該地的經濟發展。民族地區應盡可能立足于本地區的優勢,發展特色經濟,并使這些產業成為帶動民族地區發展的支柱產業。
改善投資環境,提高利用外資水平。投資不足是阻礙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又一障礙。一方面,民族地區要加大投資力度,并且利用國家的優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資。另一方面,民族地區要改善投資環境,利用政策爭取國家資金,防止重復建設,加強重點產業建設。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利用外資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我國民族地區所吸引的外資比重遠低于東部地區,這也是民族地區經濟發展落后的原因之一。
加速制度創新,擴大對外開放。美國新制度經濟學家諾思認為“經濟增長的關鍵在于制度的因素”。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民族地區應著力于制度創新,要進一步加快市場機制的改革和完善,加強政府的宏觀調空,改善生活服務環境。我國西部地區之所以落后于東部地區尤其是沿海地區的發展,其原因之一是東部地區受到了制度創新所帶來的利益。民族地區要受到傳統的計劃經濟思想,發展相對滯后。因此,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展,民族地區應致力于制度創新,擴大對外開放的程度。
經濟全球化對于各個國家來說既是機遇又是挑戰,對于我國民族地區來說亦然。民族地區只有立足于現實,利用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加快制度創新,改善投資環境,使民族地區的人才,科技,教育的發展上一個新的臺階,促進民族地區的發展,最終實現國家的全面經濟發展,實現共同富裕。
參考文獻:
[1]黃健英,薩如拉.少數民族經濟發展戰略.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6.
[2]盧鐵城,張忠元.中國西部民族經濟.四川辭書出版社,2000.
【摘要】在經濟全球化浪潮席卷全世界的背景下,結合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狀況,本文主要探討經濟全球化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并從不同方面提出相應的應對措施。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中國經濟;應對措施
一、前言
經濟全球化,通常是指貿易、投資、金融、生產資料等活動的全球化,使全世界經濟日益聯系成為一個整體,也是當代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勢,深刻影響了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狀況。正因為經濟全球化對于世界經濟的深刻影響,與此同時對于一個國家經濟的影響體現在多方面,所以如何應對經濟全球化是眾多國家需要面臨的經濟難題,中國也不例外。基于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已經走過了三十多年改革開放歷程,目前已走在改革的深水區,經濟體制改革尤為重要的發展階段,因此探討分析中國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并提出相應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二、經濟全球化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機遇
(一)有利于中國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影響和深度
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艱難歷程中,中國一步一步走向對外開放的道路,為中國經濟發展增添了許多發展活力,但是其作用和影響力相對較小。在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中,中國經濟加快了與世界經濟的融合過程,不僅僅局限于引進外資、發展簡單加工制造業,而是在資金、投資、生產資料等多方面的活動中積極參與,與世界經濟日益接軌,同時也加強了與各國經濟往來溝通的聯系,成為全球生產發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國家。搭乘經濟全球化的順風車,有利于中國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影響力,是中國經濟發展在新世紀邁出重要步伐的表現。另一方面,世界經濟的發展同時也離不開中國經濟的鼎力支持,中國經濟更好的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競爭,是當前世界經濟實現穩定發展的重要支撐。
(二)有利于中國加快經濟體制改革步伐
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基礎基于全球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由此要求經濟的發展更多是有市場經濟自身發揮作用,減少政府干預的深度和廣度。在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浪潮推動下,中國經濟發展要更多的注重于市場經濟的發展,這就從外部環境方面要求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步伐加快,避免出現改革進程緩慢,政府在經濟中管理過寬。加快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有利于中國經濟發展更好地適應經濟全球化的世界競爭,有利于中國經濟盡快走出去,避免陷入改革陷阱,同時也是順應時展要求,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滿足人民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的必要措施。
三、經濟全球化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挑戰
(一)進一步加大貧富差距,威脅經濟社會穩定發展
經濟全球化中倡導積極競爭,講究優勝劣汰,給處于發展中國家的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嚴峻挑戰。擴大開放的中國吸引了許多外商投資,同時也帶來了先進技術、新思想等新鮮事物,給中國本土經濟帶來了不小的沖擊,在適應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競爭激烈,使得中國本身已有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由此可能會引起收入差距過大、人民生活水平參差不齊、社會不和諧因素增多等一系列社會問題,這對于年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來說是一個不小的威脅,需要引起國家和社會各界力量的廣泛關注,并積極采取相應舉措調整經濟全球化給中國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
(二)給我國創新能力、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提出更大挑戰
一方面,我國市場經濟發展仍然處于初級階段,經濟發展尚不完善,企業創新能力不足,是應對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最大挑戰。在西方國家日益成熟的創新發展模式下,中國微觀企業創新驅動能力不足,難以與發達國家先進技術同臺競爭,會進一步挫敗中國企業競爭力,難以應對經濟全球化發展。另一方面,由于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全球經濟轉移,中國一度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低端、無附加值簡單加工的勞動密集型聚集區,威脅自然環境的同時,也不利于中國當前的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經濟全球化雖然帶來了資金、技術的交流,但同時也加劇了技術壁壘、綠色壁壘對發展中國家發展的限制。
四、中國經濟應對經濟全球化的措施
(一)政府政策方面
應對經濟全球化給我國經濟帶來的各項挑戰,政府政策制定方面需要諸多努力。首先,應當加快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從頂層設計方面,限制政府活動,避免政府過多干預經濟發展,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其次,繼續推出經濟開放區的開放優惠政策,吸引外國資本注入的同時,為我國企業發展走出去提供廣泛平臺,擴大開放領域和深度。最后,加快完善我國貿易政策法規,規范國內市場準入原則,促進良性競爭,同時積累外貿摩擦處理經驗,為應對發達國家設置的貿易壁壘做好準備,減少我國企業商品走出去遇到不公平待遇的損失。發揮政府政策的規范性作用,有利于我國企業更好地參與到經濟全球化發展的競爭中,有利于提高中國作為經濟大國的國際地位。
(二)微觀企業方面
企業作為市場經濟發展的主體,在應對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應該表現出積極參與的姿態。中國企業應對經濟全球化的同時,更要注意自身的發展契機。一方面,企業應該從各個方面增強自己參與經濟競爭的實力,這樣才能更有自信的站在世界經濟的舞臺上,比如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提高產品附加值、改善服務態度、專注產品質量等方面,為躋身于世界知名企業而努力。另一方面,企業在積極引進外資、學習利用先進技術的同時,更要找準自身定位,汲取先進經驗,改善自身不足之處,為企業發展走出去積累經驗。微觀企業的主觀努力發展,是決定我國經濟國際競爭力的核心恿Γ也是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
(三)文化覺醒方面
經濟全球化給中國帶來的不僅僅是經濟生活方面的沖擊,也給中國國人以強烈的經濟文化沖擊。外來文化給本土文化帶來了相當大的沖擊,與本土傳統文化的相互融合適應的過程,是中國邁入世界經濟大門的重要表現。資本主義文化的入侵給中國經濟的發展帶來了眾多影響,是繼續堅持自身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是“西化”為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給中國經濟發展嚴重沖擊,在此關頭,中國人民需要繼續加強精神文明建設,深化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文化影響,喚醒中華民族的文化覺醒,抵制西方不良文化的侵擾。
依據本國國情,以積極的心態應對經濟全球化給中國經濟帶來的挑戰,發現自身優勢,取長補短,從政府政策、微觀企業、文化覺醒三方面積極措施積極協作,是中國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取得長足發展的關鍵。
參考文獻:
[1]施詠清.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的發展[J].國際經濟觀察.2006,(1)
【論文鍵詞】經濟全球化;發展中國家;經濟安全;當展經濟學
【論文摘要】在經濟全球化不斷發展的背景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安全問題日益凸現,并成為魚需解決的主要議題。為此,一些經濟學家從不同的理論視角出發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可貴的探索,并提出了一些獨到的見解和研究方法。
1早期發展經濟學關于發展中國家經濟安全的相關論述
20世紀50~60年代,在發展中國家紛紛走上獨立之路后,謀求經濟的發展以捍衛經濟和利益成為其首先面臨的重要任務。發展經濟學理論受命于危難之際,以研究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為己任,試圖通過揭示經濟發展的途徑和規律,為發展中國家設計出合理的經濟發展戰略和發展道路。在研究該論題的過程中涌現出眾多的理論觀點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論觀點不同程度地蘊涵著有關經濟安全的理論分析。在這一時期的理論紛爭中,許多經濟學家在探討經濟發展理論的同時也涉及到國家經濟安全和經濟利益的研究。
根據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等學者的觀點,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點就是普遍存在著明顯的剛性結構,這種結構剛性不僅表現在經濟結構方面,同時也表現在社會結構方面,為了克服結構剛性,發展中國家必須加快工業化進程。而在推進工業化過程中,受國內市場機制不完善的制約,發展中國家必須注重發揮政府在制定經濟計劃和推進工業化中的宏觀調控作用。經濟學家丁伯根等曾詳細論述了在發展中國家實施經濟計劃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認為發展中國家只有在政府主導下踐行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和經濟增長模式,以資本積累等核心生產要素的大量投入為驅動力不斷推進工業化進程并最終實現經濟增長,才能更好地維護經濟自和經濟利益。因此,在本國經濟資源、尤其是儲蓄和資本積累不足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應積極引入外資,通過利用外資彌補資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響的理論是美國發展經濟學家錢納里提出的雙缺口模型,該模型曾就發展中國家引進外資的必要性進行了相當經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論點是發展中國家為實現經濟發展目標所需的資源投入與國內有效供給之間存在的缺口只有通過引入外資才能得到有效填補。他認為,外國直接投資的活動不僅能夠提高當地的資本積累并促進經濟增長,而且能夠帶來較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改善當地的就業水平,從而增加發展中東道國的經濟利益和經濟安全。在上述理論的影響下,發展中國家普遍沿襲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道路,實施了以工業化和資本積累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發展戰略。針對發展中國家經濟滯后急需實行大規模的經濟變革和重大結構調整的現實,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議和措施,從而使發展中國家在短期內取得了一定的經濟績效。如建立了獨立的、全面的國民經濟體系,在增加資本積累的過程中,注重通過引入外資為民族經濟發展服務。從20世紀50~60年代開始,大量的外資涌入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拉美和東亞地區,促進了其國內經濟發展和增長,并使經濟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視的是,這種唯工業化的理論和戰略在總的經濟績效尤其是經濟安全方面卻收效甚微,不僅沒有達到改變結構剛性的預期目標,反而惡化了經濟結構的畸形發展,甚至出現有增長而無發展,失業率上升,貧富分化和社會矛盾加劇等局面,從而嚴重影響到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和發展,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發展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不斷擴大,并且前者對后者的資金、技術以及市場等方面的依賴性也在不斷加大,經濟安全問題不斷凸現并且深深困擾著發展中國家。
2早期發展經濟學在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安全方面的局限
發展經濟學的終結目標是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并維持國家的經濟利益和安全。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外部環境也隨之發生了根本變化。發展中國家在獨立之初,各國經濟相關度相對較低,其時,經濟全球化進程嚴重受制于冷戰格局,從而使進口替代的保護政策和內源式的經濟增長成為發展中國家維護經濟安全和促進經濟發展的戰略選擇。與之相應,發展中國家開始從自身條件出發研究經濟問題,逐漸形成發展經濟學的理論范式,并一度成為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實踐最受歡迎的顯學。與增長理論、新自由主義理論、制度主義理論等以西方經濟社會發展經驗為范本進行的空洞說教和令人沮喪的結論相比,發展經濟學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夠立足于發展中國家的實際,而不再以西方較為成熟的市場經濟和基本完成的工業化為背景和依據,深刻地認識和分析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所面臨的主要任務和存在的主要問題,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種建議和構想,即使不能完全滿足指導發展中國家經濟實踐的需要,至少也為滿足這種需要提供了現實的理論基礎和基本思路。其時,雖然傳統的發展經濟學己開始涉及經濟安全問題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經濟安全問題方面仍存在著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處。
2.1對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嚴重忽視
冷戰的終結為蓄勢已久的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提供了歷史性契機,從而使發展中國家的外部經濟環境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在相當程度上,經濟全球化使發展中國家既往通過進口替代“自力更生”維護經濟安全的思路陷入困境。尤其是國家間經濟相關度的迅速提高使發展中國家對外部市場和世界整體經濟環境的依賴日益加大,對外部因素可能導致的經濟風險和危機的敏感性也明顯增強,而其本身在資本積累、市場環境、制度設施、技術構成等方面的總體劣勢使其脆弱性日益凸現,如何規避風險、順利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而不因噎廢食,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所面臨的重大歷史課題,換言之,如何維護本國經濟安全從而確保自身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順利發展是當前發展中國家面對的當務之急,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一系列經濟危機和波動促使這一歷史課題成為影響發展中國家生存與發展的關鍵環節。但是,面對研究對象內外部環境和條件的深刻變化,傳統的發展經濟學卻仍以民族國家為限,忽視了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經濟的影響,這種脫離實際的研究理路使傳統的發展經濟學難以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包括經濟安全做出合理科學的解釋,由此導致其理論價值的削弱甚至一度走向了衰落。對此,著名經濟學家.PKrumgna提供的解釋是形式化分析模型的滯后。實際上這只是結果而不是原因,究其實質,原有分析模型滯后的關鍵在于外部環境的徹底改變。由于原有的精制模型本身或多或少地受困于新古典經濟理論中的數理統計與數學模型,從而導致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無法繼續利用相對封閉的研究體系闡釋開放環境中存在的重大的經濟問題并陷入理論的困境。
2.2對經濟安全問題的深入研究明顯不足
在經濟全球化進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最大的外部問題已不再是資本的匾乏,而是如何因應經濟全球化的需要,及時地抓住經濟全球化所提供的發展契機,順利地融入這一進程并實現經濟發展和經濟安全的平衡。因此,隨著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經濟安全問題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必須正視和解決的主要問題之一。而傳統發展經濟學的理論范式雖然認識到經濟安全問題的重要性并對一些具體領域的安全環境和戰略等進行了一定的探討和分析,但始終沒有根據全球化發展的需要對經濟安全問題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與之相應,對其做出的理論回應和解釋也相當有限和貧乏。
2.3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狀況缺乏深刻認識
傳統的發展經濟學雖然存在流派之分,但很多發展經濟學家仍主要以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和分析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其所倡導的研究路線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以西方的經濟發展為模板,對發展中國家后發外生型的具體國情以及與發達國家完全不同的國際經濟環境和初始條件認識不夠。因此,當發展中國家照搬發達國家的理論和經驗時,不可避免在實踐中紛紛遭遇碰壁。一些有遠見的經濟學家曾對此做出了精辟的論斷。如繆爾達爾指出:只要這些理論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這種假定為普遍適用的理論可能就沒有什么危害,但是,用這些理論來研究諸如南亞等欠發達國家一一這些理論并不適用于這些國家,后果就嚴重了。總之,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主要以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歷程解讀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致力于找出經濟發展的共同特征和決定因素,他們秉持內部結構決定論的觀點,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不發達和經濟不安全根源于其內部因素,如資本匾乏、工業化滯后。因此,這些國家要實現經濟發展,維護和拓展經濟安全時,必須革故鼎新,效法發達國家經濟發展道路并接受其指導。’而事實證明,由于這種經濟理念沒有充分認識到發展中國家經濟狀況的特殊性,因而在指導實踐時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弊端。
參考文獻:
[1]俞可平.全球化與政治發展[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關鍵詞:全球化;經濟;文化;融合
一、哲學關于經濟與文化及其關系的論述
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將社會分成三大結構,即經濟結構、政治結構和觀念結構。那么文化處于哪一層結構中呢?而對于文化的不同理解決定了有不同答案。廣義的文化指人類所創造的一切,無論是物質產品還是精神產品都是文化,即文化史人類社會實踐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狹義的文化指社會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包括哲學、宗教、科學、技術、文學、藝術、教育、風俗等觀念形態的東西。文化不是經濟的附屬物,而是人類創造性活動的結晶,是人的外化、對象化和具體化,從而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系統,成為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柱之一。本文側重于文化狹義的理解,由此可以獲得兩點啟示。首先,經濟決定文化的性質、狀態及發展;不僅如此,文化對經濟發展起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它不僅為經濟發展提供精動力和智力支持,還為其提供文化資源和整合量。因此,和諧文化的建設對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經濟發展水平,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其次,經濟的轉型勢必帶動文化的轉型。沒有經濟的發展就沒有文化的進步,而文化等滯后,勢必影響甚至制約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文化的發展離不開經濟的發展,經濟發展更離不開文化的繁榮。更何況文化作為社會的產物,作為人的精神生活,只有成為群眾的行為才有生命力。
二、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語境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人類經歷了一系列重大的歷史事件:冷戰的結束,兩德的統一,蘇聯的解體,歐洲統一市場的形成,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東西方之間,不同體制的國家之間,都加速了融合。可以說,這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全球化時代以市場經濟的全球化和信息傳播的全球化為主要標志。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經濟中的文化含量和文化中的經濟穿透力不斷提高,文化與經濟的內在關系逐步深化,越來越密不可分,相互融合相互滲透達到部分重合,即經濟文化、文化經濟、經濟與文化一體化。
何謂經濟文化?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正如學者們對文化的界定因各自的學術背景等原因而無法統一一樣,人們在什么是經濟文化的問題上也難以取得一致意見。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教授藥師寺泰藏認為,經濟文化就是為使經濟得到發展,組織和個人行為的總和。哈佛商學院教授邁克爾?波特認為,經濟文化是指那些對個人、單位及其他機構的經濟活動有影響的信念、態度和價值觀。然而,我們需要的不是一個統一的定義,而是關于經濟文化的某種基本共識。首先,應該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去界定經濟文化。這是符合經濟文化概念提出的背景和歷史邏輯的。經濟文化的這個特點表明,只有那些能夠對經濟發展產生影響的文化,才屬于經濟文化范疇;其次,只有盡可能將影響經濟發展的文化因素獨立出來,才能確定其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經濟文化的這個特點表明,只有那些其影響能夠相對獨立地加以測量或考察的文化,才屬于經濟文化范疇;第三,構成經濟文化的各個要素是一個整體,它們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是以整體或系統的方式實現的。因此,對各個經濟文化要素實際影響的考察,必須以經濟文化的整體為基礎,重點是考察那些核心要素的影響。因此,應將經濟文化主要限定在信念、態度和價值觀這些核心方面;第四,就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而言,文化既可以作為一個直接因素,也可以作為一個滲透性因素:前者就是文化產業,它的存在和發展直接就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部分;后者則是通過與經濟發展的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實現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的。
根據經濟文化的這幾個特點,我們認為所謂經濟文化就是對經濟發展有影響的信念、態度和價值觀。不同的經濟文化會導致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因為經濟文化既能夠促進經濟發展,也能夠阻礙經濟發展。當經濟文化與經濟發展的要求相適應時,就會對經濟發展起促進作用;而當經濟文化與經濟發展的要求不相適應時,就會對經濟發展起阻礙作用。正是基于對經濟文化的認識,現存的經濟實體表現出重視創建企業文化。在我國,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發展,人們開始認識到商品意識和營銷文化的重要性,從而注意吸收和借鑒國外的營銷文化,發展各種營銷藝術、櫥窗藝術、牌匾藝術、廣告藝術、柜臺藝術,促銷藝術不斷發展。
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經濟結構和利益關系對文化的影響越來越大,文化產品和服務日益具有經濟功能和市場效益,文化生產和管理中越來越多地滲透各種經濟要素,文化進入市場,不斷增加經濟成分,運用市場手段,增強自身實力,將商品屬性解放出來,成為社會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進入良性循環。這些發展現象就是理論界提出的文化經濟。文化經濟的涵義主要包括:一是文化發展成為社會進步的重要指標,不僅文化產品和服務成為重要的消費內容,而且文化也成為物質產品和服務的消費要素,精神文化領域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空間;二是文化和經濟加快融合,呈現一體化趨勢,幾乎所有的經濟活動和產品都包含著文化因素和文化內涵,文化成為社會生產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同時經濟借助文化的力量迅速擴張,生產力在文化的支撐下獲得質的提高;三是基于以人為本的理念,文化的形式不斷創新,內容更加豐富,實現精神要素與技術要素,科學理性與人文精神的高度統一,促進社會的全面發展;四是文化產業異軍突起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且發展勢頭迅猛,潛力巨大,成為產業結構發展中的主導力量,加速了知識、技術之外的文化要素進入社會生產領域,極大地推動了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綜合國力的增強;五是文化在政治運行中的作用愈加突出,政治理念融入大眾文化之中,政治內容越來越多地通過文化形式來表達,一些范圍更廣,滲透力更強。文化經濟的內容構成不僅包含科學、技術等智力因素,而且有理想信念、價值觀念、文化藝術、娛樂休閑等精神因素。它強調人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有效地把弘揚科學理念和倡導人文精神統一起來,充分發揮文化對經濟的能動作用。不同文化層次的人所創造的人文環境和文化理念作用與生產、經營、管理、服務等各個環節,文化的生產、消費、傳播與創新推動和引導著經濟、政治的發展。經濟發展領域中處處體現出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文化經濟是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人為精神為先導,以科學為依托,以高新技術為支撐的新型經濟。是對當今時代越來越突出的文化形態與經濟形態日益交融,彼此滲透相互促進現象的深刻反映。經濟與文化互相融合,逐漸融為一體,形成新興的文化產業。文化經濟化最直接的表現是文化產業的發展,包括教育產業、高新產業、傳媒產業、藝術產業、體育產業、休閑產業等等,將成為未來產業結構發展中的主導力量。
隨著知識經濟的興起和信息技術的發展,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聯系更加密切。經濟活動中注入的文化內涵越多,物質生產中產品的檔次和附加值就越高,競爭力就越強,效益就越好;文化發展中吸收的經濟成分越多,科技含量越高,文化的覆蓋面就越廣,影響力就越大,滲透力就越強。經濟和文化進一步加快融合,出現了越來越明顯的一體化趨勢。
三、新語境的時代要求
經濟與文化之間的互動在整個社會中的地位日益凸顯出來,成為現代社會發展的核心動力,并形成具有廣泛效應的發展模式。步入21世紀,知識經濟推動的全球化發展的進程中,世界各國都看到了經濟與文化互動的新發展,并將文化競爭作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領域,采取相應政策發展文化產業,使文化發展與經濟建設同步。
經濟與文化的融合發展要求人們,一方面按照自己的文化觀念從事經濟活動,以文化提高經濟的競爭力;另一方面通過經濟活動和市場方式自主選擇適合的精神文化消費,滿足文化需求。在價值取向上,要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主要功能和價值追求,人的全面發展必然促進物質、精神產品的豐富和生活質量的提高,而物質和文化對人們的極大滿足又反過來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因而這一切充分體現出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的本質內涵。立足于社會生活和經濟活動中更大的發展空間,更全面、更科學、高質量地滿足人們多方面的需求,在強調物質增長的同時突出人的價值,在GDP的構成中突出文化因素。
由于歷史、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與經濟發展要求相適應的經濟文化也不會是完全一致的,在這種情況下,經濟文化的差異就會導致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中國已經加入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成為世界經濟大家庭中的一員,在受制于世界經濟發展的邏輯,受制于全球性的游戲規則,在學習其他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先進的經濟制度和管理模式過程中,必須使之與本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制度相融合,進而發展出一套新的適合本國國情的制度模式和管理模式,走出一條適合本國國情的經濟發展道路和經濟發展模式,只有這樣才能使那些先進的東西在中國文化背景下消化,起到積極促進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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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清幾個主要問題
首先,應認清經濟全球化是把“雙刃劍”。經濟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歷史過程,一個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其表現為:一方面,在世界范圍內各國經濟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相互融合成統一整體,形成“全球統一市場”。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圍內建立規范經濟行為的“全球規則”,并以此為基礎建立經濟運行的“全球機制”。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極大地改變了世界經濟環境和經濟運行。
需要指出的是,經濟全球化中所謂的統一市場,規范經濟的全球規則乃至由此建立的運行機制,都是為發達國家服務的,更多地體現了他們的利益。因此,它是一把“雙刃劍”。雖然它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發展中國家經濟貿易和金融的發展,但是,卻極大地傷害了他們的利益和權益。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對它的態度應是,重視它,適應它,認真應對它;而不應抗拒它,忽視它,回避它,在構建“全球統一市場”和“全球游戲規則”中,應為公平、公正、公開、透明的經濟新秩序的建立而作不懈的努力和斗爭。
其次,應認清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特征。“依存、合作、競爭、發展”這八個字是支配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流。正是由于世界經濟全球化進一步發展,各國之間形成了既相互依存合作,同時又相互激烈競爭的格局。發展是人類的共同愿望,是保持社會進步、經濟繁榮、持久和平、人類和諧進步的根本保證。
第三,應認清全球經濟失衡的危害。如全球經濟增長失衡、全球國際收支失衡、國際貨幣匯率關系失衡。
第四,認清我國在世界經濟中所處的地位和作用。我國是一個13億人口的發展中經濟大國,正邁入經濟強國。雖然,目前我國經濟總量居世界第四位,但是,我國人均GDP只有2000多美元,經濟增長中的許多指標與發達國家還有很大差距。金融體制改革、資本市場的發展尚不完善,人民幣自由兌換的條件尚不成熟。
我國的經濟已融入國際社會之中,在不斷深化開放的同時,我國經濟的發展在相當程度上受世界經濟變化的正負兩方面的影響。我國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取得了積極成效。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集團化發展中,我國正發揮和承擔著一個經濟大國和經濟強國應盡的責任和作用。
擴大內需是拉動經濟發展之根本
一、2017年、2018年經濟增長情況預測
亞美尼亞在2017年和2018年將分別實現2.7%和3%的經濟增長,而俄羅斯在2016年經濟下滑了0.8%,但2017年和2018年將分別實現1%和1.5%的增長幅度。發達國家經濟增長主要受到美國的去庫存周期的結束和日本有關的經濟政策驅動影響。此外,由于大宗商品價格趨穩,通貨膨脹壓力緩解,發展中國家商品出口也有一定的增加。東南亞地區較其他地區或將實現更大幅度的經濟增長,這主要得益于強勁的內需和融通性宏觀經濟政策的實行。
經濟欠發達地區預計在2017年和2018年將分別實現5.2%和5.5%的經濟增長,低于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設定的7%的經濟增長率。低于目標的經濟增長將會給醫療、教育和應對氣候變化等方面的公共支出帶來威脅。此外,欠發達國家應注重提高出口商品多元化,適當減少初級產品比重,以降低出口對市場價格波動的敏感性。報告指出,欠發達經濟體若不能實現經濟加速增長,2030年前實現大幅度減貧的目標恐難實現。
二、世界經濟放緩的主要因素
報告指出,投資疲軟是世界經濟增長放緩的最主要原因。全球主要發達和發展中國家都顯現出投資疲軟的趨勢,這主要是由于全球需求下降企業投資恿Σ蛔愕賈碌摹W2010年以來,發達國家政府因債務規模不斷擴大,縮減公共投資規模。發展中國家資本市場欠發達,投融資渠道不暢,限制了投資規模的擴大。投資疲軟或將對中長期的勞動力增長和創新技術發展產生不利影響,導致生產率增長遲緩。
貿易增長趨緩是全球經濟增長緩慢的另一重要原因。全球貿易總額2017年和2018年預計增長2.7%和3.3%,全球需求結構等不確定性因素,以及全球貿易自由化進展緩慢均限制了全球貿易增長。而且,相對較低的原材料價格,持續緊張的地緣政治形勢,為經濟增長帶來很多不確定因素。應對挑戰的對策主要有推動經濟多元化發展和創造就業崗位等。
此外,經濟和政治的不確定性加大了投資風險,全球經濟仍面臨諸多不確定性和風險。如新一屆美國特朗普政府宏觀政策、英國“脫歐”、歐盟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等均為世界經濟發展帶來不確定性,可能進一步放緩世界經濟增長。
要順利實現新一輪宏觀調控目標,除財政貨幣政策之外,還需將監管政策納入到宏觀調控政策的“工具箱”,以進一步提高宏觀調控有效性。
監管納入宏觀調控是全球趨勢
財政貨幣政策搭配實施宏觀調控,起始于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危機。凱恩斯宏觀經濟學興起后,財政政策被賦予宏觀調控重任,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發展成為宏觀調控的經典組合。
進入21世紀后,為解決自身“有效需求”不足,西方發達國家加速經濟全球化,與之配套的是實施寬松的財政政策和低利率的貨幣政策,高額“赤字”財政、高對外負債、低利率下貨幣泛濫,成為許多西方國家的常態。
西方發達國家傳統宏觀調控政策走向極致,其結果最終引發“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國際金融危機,危機演變邏輯極為簡單:低利率資產泡沫次貸危機政策救助財政信用危機。
從危機后救助表現來看,傳統宏觀調控政策的成效有限,美國及歐洲的經濟復蘇仍具有很大不確定性,財政信用危機更是此起彼伏。究其原因:一是監管政策長期以來被認為是“中性”的,對宏觀經濟調控不起作用,一直未受到應有重視。二是在全球經濟金融一體化背景下,以一國經濟為理論起點的傳統調控手段對當前開放經濟體的調控已“力不從心”,美國的QE2、歐洲債務危機就是最好的證明。
為此,在包括G20峰會、IMF和巴塞爾委員會等一系列國際危機應對會議中,更多議題開始關注如何對全球金融體系加強監管、如何建立更加完善的監管政策、實現更為有效的宏觀審慎監管等內容,而非傳統的財政貨幣政策搭配問題,監管政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因此,將監管政策提升至與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同樣重要的高度,形成新的宏觀調控政策組合,是順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必然選擇,其腳步已漸行漸近。
虛擬與實體經濟背離成監管動因
最近20年,西方發達國家一直依賴貨幣主義政策(赤字財政和信用膨脹)來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延續其經濟增長,最終嚴重透支未來的經濟增長潛力。
這種金融資本主義盛行的結果是,形成了全球極不穩定的“金融倒金字塔”,導致世界由產業資本為主導的實體經濟向以金融資本為主導的虛擬經濟轉型。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加速背離已被公認為此次金融危機的成因之一。
據統計,危機前(2007年末),全球衍生產品合約價值為596萬億美元,是全球GDP的12倍。其中,危機中“聞名遐邇”的CDS,在2001年-2007年間膨脹了98倍,未清償余額達到62萬億美元,超出當年全球GDP的總和。
盡管虛擬經濟發展背離了實體經濟基礎,但傳統調控政策卻無能為力。一方面,虛擬經濟不屬于財政政策調控范疇;另一方面,又因其“不創造貨幣”屬性,同樣也不在貨幣政策調控之列,最終造成其發行泛濫并釀成危機的嚴重后果,引發世界經濟衰退。
危機后,虛擬經濟監管已為全球所重視,包括成立宏觀審慎監管機構、加強影子銀行體系監管、實施評級機構監管、建立衍生產品中央清算機制、提高合約標準化水平等。上述監管政策的進一步強化,根本目的是規范引導虛擬經濟發展,并使之與實體經濟發展相匹配、相協調。
資金全球流動降低傳統調控效果
在經濟金融全球一體化背景下,微觀主體越來越呈現出資金來源多元化、業務多樣化和經營區域多國化的特征,使得傳統調控政策工具對微觀主體的影響作用存在效力衰減趨勢,容易產生非理性的行為選擇,從而對經濟產生更多的不確定性沖擊。
在封閉經濟體內,一國貨幣當局采取緊縮貨幣政策可使企業資金成本上升,從而達到給經濟降溫的效果。但資金的全球流動使得企業可通過境外融資,對沖所在國緊縮政策帶來的不利影響,進而制約宏觀調控成效。
特別是在當前很多國家維持低利率甚至負利率情況下,提高利率會加速套利資金流入,加劇傳導機制扭曲及政策效力遞減。
當前我國房地產調控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證。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0年1月-11月我國房地產利用外資656億元,同比增長59%;而同期房地產行業貸款僅增長25%。尤其是自8月份以來,房地產開發企業資金來源中利用外資數額更是顯著增加,11月首次突破百億元,環比增長34.5%。這也是房地產調控難度加大、效果不明顯的一個重要原因。
地方主導經濟增長仍需 “硬約束”
“十二五”期間,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成為整個經濟發展的主線。然而,當前“GDP政績觀”仍普遍存在,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依舊強烈,加上金融市場體系尚不夠發達,使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仍面臨著“資金需求旺盛”和“融資渠道狹窄”雙重壓力,而銀行信貸則被其視為解決這一問題的“靈丹妙藥”。
地方政府投資決策對存款準備金、利率等貨幣政策工具并不敏感,而是更為關心信貸供給狀況。雖然我國大中型銀行普遍實行垂直化管理,經營決策受地方干預已明顯減少,但地方政府的影響仍在。此外,眾多地方政府主導的城商行或農商行、地方國有企業乃至政府融資平臺等的存在,仍為地方政府留下較大的操作空間。如果僅僅依賴利率、準備金率等“軟約束”調控工具,對于降低其投資沖動、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往往很難短期見效。
為此,需要有效發揮監管政策的引導作用,配合國家財政貨幣政策及產業政策,實施強有力的信貸投向“硬約束”。這對加快經濟結構調整、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無疑更具有政策效力。
監管政策具有現實可行性
無論貨幣主義者還是凱恩斯主義者,對于宏觀調控應著眼于減少經濟活動中的“親周期效應”并無異議。但兩者可供實施的有效政策工具并不多,無論是貨幣政策中的“三大法寶”,還是財政政策中的稅收、轉移支付等政策工具,都很難獨自解決“親周期效應”問題。
而此次金融危機前及危機過程中,我國金融監管部門實施的包括動態資本補充機制、提高資本質量和資本充足率、提高撥備覆蓋率、強化存貸比考核等一系列逆經濟周期監管政策和措施,對于預防危機發生、穩定和提振市場信心、幫助經濟復蘇、防止經濟大落大起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國監管政策在危機中的出色表現得到了國內外各方面的普遍認可,也充分證明其作為政策工具應用于宏觀調控的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