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傳播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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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隨著互聯網的新興傳播方式博客的興起，傳統把關人理論也隨之發生變化。文章就傳統把關人理論的演變進行梳理，對博客的傳播形式和特點進行分析，并就博客傳播對傳統把關人理論的沖擊進行觀點性的評析。

一、傳統把關人理論在傳播學中的確立

最早提出把關思想并在理論上開啟把關研究之先河者是傳播學奠基人之一的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庫爾特.盧因（KurtLewin）。盧因于1947年的《群體生活渠道》一文中明確提出"把關人"概念。他認為，在群體傳播過程中，信息的流動是在一些含有"門區（Gate）"渠道里進行的，在這些渠道中存在著一些"把關人"，只有符合群體規范或把關人價值標準的信息內容才能進入傳播的渠道。盧因還從人自身的心理因素來進行分析影響"把關人"有關方面：一是人的認知結構；二是動機，包括選擇的價值判斷，需求和要克服的干擾或障礙[1]。

將"把關人"這個概念引入新聞傳播領域的是傳播學者懷特。懷特提出新聞篩選過程中的"把關"模式，即通過對輸入信息和輸出信息的對比，考察在一個具體的把關環節上，信息是怎樣被篩選、過濾的。懷特的調查之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他不僅首次為新聞傳播中的"把關人"的存在及作用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和證據，同時也為"把關人"這一概念在傳播研究中得以確立奠定了基礎，正如麥奎爾所說的，"懷特以此給研究傳播的整個學派命名"[2]。

之后，蓋爾頓與魯奇在《國外新聞的結構》文中提出了"選擇性守門模式"。直到1969年，巴斯在《使守門人概念更趨完善》提出"雙重行動模式"，即信息流通中，最關鍵的是把關人是傳播媒介[3]。傳播媒介的把關活動分為前后兩個階段步驟：一是新聞采集，這里的把關人主要有記者，因為記者是最接近信源和最傾向與信源的人。二是新聞加工，這個階段的把關人主要是以編輯為代表，編輯是那些對流入的新聞內容進行挑選、修改或剔除的人。這樣，他們的工作最具有守門意義，巴斯的這一"雙重行動"理論也更深刻地強化和鞏固了守門人及守門行為在新聞傳播中的地位及其作用表現。

從盧因、懷特到巴斯，他們對守門人研究的主要特點，是對一個由信源到受眾這樣復雜的新聞運轉過程中的寫作、修改、刪節、合并、舍棄、過濾、擴充、編輯等守門現象進行描述和分析。這類研究的特點表現為信息傳播的流動是單向的，專業的傳播者掌握著對信息生殺予奪的大權，在信息流通過程中對受眾發揮著重要影響。早期的"把關人"研究是對那些直接處理新聞的記者、編輯行為的實證考察，其方法是面談或親自觀察[4]，從研究者的視野來看，"把關人"研究所帶來的不僅僅是研究信息的社會控制問題，而且還可反映出對傳播者（大眾媒介）角色定位的探尋。但不管如何，把關人理論在新聞傳播過程中作為一種理論模式，它的存在對新聞傳播的研究起到里程碑式的作用，它引導著新聞傳播研究者向更縱深的方向和更宏觀的層面上發展。可以看出，大眾傳媒對新聞和信息的選擇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換言之，"把關"過程及其結果，在總體上是傳媒組織的立場和價值的體現。

二、博客傳播

博客("Blog或Weblog")一詞源于"WebLog"（網絡日志）的縮寫，是一種十分簡易的個人信息方式。讓任何人都可以象免費電子郵件的注冊、寫作和發送一樣，完成個人網頁的創建、和更新[5]。如果把論壇（BBS）比喻為開放的廣場，那么博客就是開放的私人空間。完整地理解博客應該涵蓋如下三個方面：一是指以日記體方式進行個性化表達，并充分利用網絡超鏈接在互聯網上實現點對點互動的個人網絡空間；二是指在自己的博客空間里經常發表文章或轉貼相關內容，并和其他博客互動交流的個人；三是指一種網絡交流方式，這是繼E-mail、BBS、ICQ（IM）之后出現的第四種網絡交流方式，一種自媒體（WEMEIDIA）的形式。

傳統的傳播模式是：傳者-媒介-受者，而博客的傳播模式是傳授合一。博客是"所有用戶"面對"所有用戶"進行的傳播，是一種"去中心化"的傳播方式[6]。"傳受合一"是博客傳播中最根本的特征，在傳播過程中，每位博客都是即充當信源又充當新宿的角色，具有"傳者"和"受者"的雙重身份。

博客精神的核心并不是自娛自樂，甚至不是個人表達自由。相反，是體現一種利他的共享精神，為他人提供幫助[7]。博客可以是表現自我情感的場所，但是在博客王國里，真正耐人尋味的是一種最具個人化的內容，卻最具有公眾性的形式。

在西方，Blogger們被喻為"草根記者"和"過濾者"，通常被傳統媒體作為重要新聞來源來使用。《連線》雜志曾評論說："博客已經成為傳統新聞記者的預警系統，提前提醒即將爆發的、不引人注目的，但是突發性的新聞。"

佐證博客是傳播新銳的經典事件：1998年的德拉吉報道引爆的"克林頓萊溫斯基緋聞案"；2001年的美國"9.11"恐怖襲擊；2002年伊拉克戰爭期間薩利姆.帕克斯頓博客；2004年年底的"東南亞海嘯博客"。對于一個博客來說，僅靠自己動手去寫是不夠的，需要大量依靠對其他博客的鏈接、粘貼或引用。在每個博客網站的后面，都隱藏著若干數量的博客，依靠鏈接迅速地擴大自己的信息。對于一個博客而言，隨著越來越多的博客發現這個站點并把它與自己的網頁建立超鏈接，這個博客就會吸引越來越多的讀者。博客提供信息的信息量的大小，取決于信息受大家討論的熱烈程度；同時，信息被連接的次數越多，其包含的信息量也越大，博客新聞逐漸成為專業媒體的重要信息源。

三、博客傳播對把關人理論的沖擊

在博客的寫作中，每個作者都是把關人，都相對獨立地完成信息搜集、整理、制作、傳播全流程。在博客傳播活動中，博客作者完全按照自己的好惡、立場取舍推薦，他們的選擇較少受制于政治經濟利益集團和國家意識形態，所以往往能重新發掘那些被專業傳媒組織濾去的信息資源，賦予其新的價值和生命。博客真正實現了話語權、知情權和傳播權的統一，這是在以往的媒介組織中絕不可能存在的傳播平等和自由，新聞自由的涵義開始真正凸顯到公眾的面前來。

但是除了那些自建網站的博客外，這些托管網站不會對博客有任何干預，博客托管網站肯定不會坐視不理。如2003年木子美的《遺情書》，在11月11日之后，由于各方的壓力，博客不得不把《遺情書》下撤。所以說，博客的出現，并不能改變"把關人"的存在，在某些時刻，"把關人"是消失了，但當需要出現的時候，"把關人"亦會毫不猶豫地出現。不可否認，博客背后還是存在著深層的控制，但博客傳播仍然標志著由大眾控制的"草根"新聞時代。

由于上述現象的出現，一些人認為，博客在新聞傳播方面具有革命性的意義：博客是未來的新聞傳媒；"新聞博客"將顛覆現有的新聞媒體，徹底改變目前新聞傳媒的"點對面"的、單向的壟斷傳播或精英傳播或"大教堂式"的傳播，形成一個交互的、"集市式"的、由大眾控制的"草根"新聞傳播時代[8]。由此，新聞傳媒與受眾的界限將不復存在，新聞傳播的現實圖景將無可避免地因為"新聞博客"而徹底改變。而"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知識稀缺的國度，博客的繁榮，具有更特別的意義。博客在中國不僅是航海者，還是盜火者。在漢語世界中的自娛自樂，最終將會使中國走向狹隘，而對新知道探索之旅越加充滿荊棘。"[7]。

四、自律與他律

當前對博客把關研究的觀點集中于兩個觀點：自律與他律。自律的觀點認為，博客世界的道德規范和自律自愛，將是博客健康發展的根本保障，也是在讀者面前塑造博客世界公信力的根本保障。每一位博客作為把關人都應該有一定的規范自律。

方興東曾在"木子美"事件后，提出了一份《博客道德規范倡議書》，雖然是形式上的他律規范，其實質其實是自律：誠實和公正原則（依賴于個人品性）、傷害最小化原則（自由以自由為限）、承擔責任原則、號召廣大博客自律、凈化博客環境。

但是自律從來都不是解決人類問題的充分條件。博客的勃興，代表了媒介越來越尊重個人的趨向迎合了人們的需要，是媒介技術人性化的又一次進步。媒介是人的延伸，不僅僅是肢體上的，也會是欲望上的延伸，博客無疑就是人的自由欲望的延伸。

人的本性就是不自律，無限自由。自律的動力來自于哪里？我們只能說自由以自由為限。自由是博客的最高精神，但和世界上沒有絕對的事物一樣，博客是人類自由精神的輝煌的產品，但博客也沒有絕對的自由。個人的自由需要有個前程，不妨礙他人的正當自由。個人追求自由無可厚非，關鍵是要明白自由的邊界。

他律：官方對網絡進行監管，并擬實行博客實名制。認為《博客道德規范倡議書》，《博客公約》，博客本身的自律，能夠為博客世界創造一個健康良性的發展環境。與此同時，相關法律的不斷完善是保障博客正常有序運行的有力保障。

但是，博客實名制就能夠解決問題嗎？相反，在博客中發泄情緒時謾罵他人、挑戰傳統社會道德、攻擊社會制度等等，對社會并不是徹底的負面影響，一定程度上，博客充當了社會安全閥，是對社會負面情緒的疏導，當然付出一定的代價是在所難免的，我們就必須在社會安全閥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我們對博客傷害首先要有寬容的心態，再一個就是要明確我們對這種傷害的容忍度。那就是傷害最小化原則，明確自己對傷害的容忍度，對別人也應該把程度控制此程度內。博客實名制對廣大博客們并沒有實際的好處，這決定了實名制不可能實行下去，因為人是追求利益的動物。

正如約翰.彌爾頓在《論出版自由》中，指出的社會所能合法施用于個人的權力的性質和限度：使凡屬社會以強制和控制方法對付個人之事，不論所用手段是法律懲罰方式下的物質力量或者是公眾意見下的道德壓力，都要絕對以它為準繩。這條原則就是：人類之所以有理有權可以各別地或者集體地對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動自由進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衛。

參考文獻

[1]KurtLewin，"PsychologyEcology（1943）"，Harper，1951.

[2]麥奎爾.大眾傳播模式論[M].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P135.

[3]巴斯的模式－大眾傳播模式論[M].P138-139.

[4]黃旦."把關人"研究及其演變[J].國際新聞界,1996,(4).

[5]毛向輝.把網志（BLOG）應用到教育中[OB/EL].

[6]波斯特.第二媒介時代[M].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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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學者詹姆斯•凱瑞在其著作《作為文化的傳播》里,將傳播的路徑抽象為兩類——“傳播的傳遞觀(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傳播的儀式觀”(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傳播的傳遞觀”源自地理和運輸方面的引喻,被認為是出于控制的目的而在地域范圍內拓展信息的一種模式,這是傳統傳播研究的一種重要思路;而凱瑞更為認同的傳播路徑是后者,他將“傳播的儀式觀”定義為“以團體或共同身份把人們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禮”,提出傳播實質上是一種通過符號來使現實得以生產、維系、修正和轉變的過程,是一種分享意義的文化儀式。

從本質上講,國際傳播是一種跨文化傳播。跨文化的交流是來自不同文化體系的個人及組織、國家等社會群體之間進行的信息傳播活動。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造就不同的行為準則和價值判斷,而這一切又會影響傳播方式和傳播對象的接受程度,所以,在國際傳播中,如果缺乏對傳播對象文化背景的了解,用己方的價值尺度去評判他方的行為,常常會引發歧義、曲解,甚至造成沖突。

文化差異制約著文化交流的有效進行。而提高跨文化交流的效果,實際上就是克服文化差異的過程。國際傳播中影響跨文化交流的障礙主要有三個:一是傳者處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對事物的判斷往往表現出不同的價值取向,而這會影響到對新聞事件的取舍和報道中的態度;二是傳播過程中會因為語言、文化習慣不同,帶來表現方式和風格的不同,從而造成認知上的偏差;三是受者接收心理的差異,也會帶來主觀評價的多義性。

要建立一套適合全球的話語體系是十分困難的。任何國際傳播都承擔著弘揚本民族文化和吸收世界優秀文化的雙重責任,同時還要克服傳播的消極因素。目前,國際傳媒通常采取兩種態勢:一方面,加速本民族文化的現代化,以其突出的民族特色和時代感走向世界;另一方面,實行本土化的傳播版圖擴張策略,不但內容本土化,合作伙伴也實行本土化,針對不同地區的受眾特點,提供不同形態、不同面孔、不同包裝的內容產品,以符合接收者的風土人情和文化心理。即以文化的融合來適應跨文化傳播的原則要求,力求在全球化語境下報道世界。

事實上,任何從事跨國界傳播的全球性媒體,都不可能真正超越國家、超越意識形態、超越文化,成為“無國籍”的“世界公民”。任何媒體都不可能脫離特定的政治和文化背景獨立生存,而且傳受雙方均處于不同的文化價值體系,這使得在許多情況下,對國際事務的評價不可能形成統一的標準。因此,跨文化交流中的沖突、溝通與理解將會長期并存。

二、單向度的媒介帝國主義

加拿大經濟史家、傳播學家英尼斯于1950年提出了著名的“傳播偏向論”和“帝國模式論”。在其著作《傳播的偏向》和《帝國與傳播》中,他沒有給“帝國”下定義,而是將概念建立在傳播媒介的性質偏向上,對歷史模式做出了有深度的解釋。這把解釋的鑰匙就是他的“偏向論”——媒介、傳播、時間、空間、政治組織和宗教組織都有各自的偏向。主導媒介的時間偏向表現在它對文化和制度產生的影響上。倚重時間媒介的文明固守傳統,強調連續性,突出社會的黏合力,緊守神圣的信仰和道德傳統。相反,所謂空間偏向的文明是:強調地域擴張,強調中心對邊緣的控制,世俗制度發達,宗教體制薄弱,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社區生活逐漸瓦解,甚至衰亡,個人主義盛行。

國與國之間不能不交往,然而這種交往并不總是平等的關系。以美國學者伊曼努爾•華勒斯坦為代表的“依賴/全球系統論”(Dependency/WorldSystemTheory)認為,在全球系統中,所有國家通過交往而相互依存、聯系,經濟一體化將各種文化、政治整合在一起。然而經濟力量的差異導致了國與國之間交往的不平等。發達國家總是利用自己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優勢,將一些不平等的新聞交流條件強加于發展中國家頭上,并對發展中國家予取予求,使得富者愈富、窮者愈窮,從而造成了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在各方面的依賴。

然而,相互依存的全球系統是一個動態發展的國際網絡。由于國際經濟、政治、軍事力量的此消彼長,導致了國際關系的不斷調整和變化,因此,國際傳播中的信息流動實際上便是國際關系發展、變化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

1971年,美國學者嘎爾滕提出的“中心-邊緣結構”(Center-PeripheryStructure)概念認為,在“中心-邊緣”結構中,發達國家處于中心地位,發展中國家處于邊緣地帶。這種結構實質上是全球帝國主義的表現。

國際傳播領域的帝國主義表現在經濟、政治、軍事、傳播、文化五個方面。其中,傳播作為當今帝國主義的一個重要方面,反映了世界范圍內信息交流過程中不平等的權力話語關系。在信息時代,傳播科技的跨越時空特性使得中心國家能憑借雄厚的財力和科技成果,通過全球性通訊社來操控世界范圍內的新聞傳播,從而達到新的殖民主義。最明顯而直接的形式便是大量向邊緣國家傾銷傳媒產品,形成了以單項流通為特色的媒介帝國主義。

中心國家在國際新聞傳播中充當主角的表現形式有兩種。首先,作為產品形式的國際新聞傳播,絕大多數內容都是關於中心國家的報道;其次,作為國際新聞傳播領域最大的傳播者,在國際新聞輸出和期刊貿易的數量上占據著中心地位。邊緣國家由于沒有占據全球傳播系統的中心地位,任何產生于或關於這些國家的報道都得通過更多關卡的過濾,方能在國際新聞中聊備一格。

按照通常的分類法以及考慮到不斷變化的新聞中心等因素,現在的“中心-邊緣”國家劃分情況是:美國、西歐(特別是英、德、法)、日本、加拿大為中心國家;其他歐洲國家(如瑞典、瑞士、俄羅斯)、亞洲的中國、南韓、新加坡、馬來西亞、拉美的阿根廷、墨西哥,非洲的埃及為半邊緣國家;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包括獨聯體的一些國家)則被劃為邊緣國家(Chang,1998)。

三、重構文明的全球化走向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著作《世界是平的》一書中寫道:“地球是圓的,但世界是平的。世界正在被快速的攤平或鏟平,全球化也正在進入繼國家全球化、公司全球化之后的全球化3.0時代,即個人全球化時代。”

處于全球化時代,媒體將為人類呈現一個無比透明的地球,不同地域的距離將被極大地拉近,人們朝夕相處,不分彼此,合而不同,欣賞和關心著對方的文化和現狀。這時,媒體將很難分清對內、對外,而是要具備人類共通的價值取向。

實際上,自全球化理論出籠之日起,西方學者就沒有停止過對它的質疑。赫茲和湯普森認為,現代社會充其量是一個國際化的社會,某些鼓吹新自由主義的政府巧妙地利用技術進步,在制造貿易和資本流通全球化假象的同時,事實上拉大了區域間的貧富差距,為自身積蓄著統治世界的力量。《金融時報》專欄作家馬丁沃夫尖銳地指出,全球化是人們在興致勃勃地享受技術發展帶來的全球化便利時,面對斑斕世界所產生的錯覺,其實它是政治家宣傳的結果,全球化進程將永遠局限在民族國家范圍之內。

全球化不是單極化、西方化、同質化,不是全球資本主義化。全球化有不同的領域和層次,在每一個層次上,全球化都是一個理想而又不能完全實現的目標。全球化不應該也不可能磨滅民族文化和文明的差異,更不能消解各個國家的。

全球化與多元化既是對立的兩極,也是相反相成的同步歷史進程。只有超越二元對立的僵化思想,尋找兩極之間的平衡,才能創造一種有利于世界各國人民和各種民族文化的全新的全球文化,而不是武斷地以任何一種民族文化作為全球文化的中心或主導。

其實,廣義的全球化是一個貫穿人類歷史的進程。全球化是人類文明重構的過程,各民族必然要重新對自己的文化進行審視、判斷、篩選和定向。由隔膜走向交往,由自給自足走向世界市場,由相爭、相搏走向多元一體,在各種矛盾對立中走向和諧統一,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也是全人類的唯一選擇。

參考文獻:

[1]張振華.堅持實事求是改進國際傳播.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7,(3).

[2]金初高.當代世界傳播研究.國際廣播出版社,1996.9.

[3]劉繼南.國際傳播與國家形象.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2.86-405.

[4][美]詹姆斯•W•凱瑞.作為文化的傳播.華夏出版社,2005.

[5][加]英尼斯.傳播的偏向.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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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大眾傳播媒介是隨著技術的發展而誕生的。人類社會的信息傳播可以追溯到遠古時期，在漫長的歲月中人們靠著表情動作來交流信息，直到15世紀才產生了技術上的真正突破——古登堡發明了印刷機。科技的進步帶來大眾傳播事業的迅猛發展，互聯網的出現給傳媒業帶來了新的發展契機。我國傳播媒介也在大力應用傳播技術，并且還面臨著如何在新的形勢下發展傳播事業的問題。

在傳播學領域，媒介分析作為一個大的研究部分，主要包括：媒介產生發展的歷史，各種媒介的特點，媒介同人類社會變遷和文明發展史的關系，媒介文化等等。開媒介分析先河的英尼斯和麥克盧漢提出了如“媒介即訊息”等著名的觀點，使人們逐漸認識到媒介技術及其發展的巨大作用。然而，在傳播學的研究領域，傳播技術與媒介作為信息傳遞和接受的手段、載體，并非總是研究的重點。人們的注意力主要傾注在媒介所傳遞的信息內容和其產生的效果上。但近些年來，信息傳播新技術革命席卷全球的浪潮使我們看到技術在傳播中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從一定意義上說，只有掌握了先進的傳播手段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立于不敗。

一、傳播技術的產生和發展

人類誕生之初，由于生存的需要，必須實現個體之間的交流。在漫長的時期

內，人類只能依靠原始而古老的傳播方式如表情、動作等來相互了解。隨著勞動和生活中傳播活動的需要，人類發明了使自己徹底完成從猿到人的轉變的傳播工具——語言，然后又發明了使信息可以保存下來并使文化有效積累成為可能的傳播工具——文字。最初的文字刻在甲骨、金器上，后來又有了絹、帛，東漢的畢昇借鑒前人的經驗發明了紙。雕版印刷術，活字印刷術的發明使傳播手段先進，傳播內容豐富了起來。但是，這些還無法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大規模的迅速的社會傳播，還需要有技術上的更大突破。這種突破，于15世紀中葉拉開了序幕，其標志是金屬活字印刷術和金屬活字印刷機的問世。

德國人古登堡發明了世界上第一臺手搖金屬活字印刷機，開始了活字版印刷書籍，這說明人類在信息傳遞技術上的進步。到了19世紀初倫敦《泰晤士報》首先于公元1814年開始以蒸汽為動力的機器印報，使得知識與資訊得以普及，這是一項相當重要的進展。1833年,第一張廉價報紙紐約《太陽報》的誕生標志著真正的大眾傳播時代的到來。它采用當時最先進的滾筒印刷機，每小時印報4000份，為大量發行提供了技術保證。

在19世紀，美國人莫爾斯發明通訊電碼，開始了有線電報時代。1870年出現電話，1895年意大利人馬可尼發明無線電，使人類的通訊技術大幅改進。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以此技術為基礎發明了民用無線電。在此同時，電影工業在歐美亦成為另一種有力的大眾傳媒。電視是在1924年首次問世，而英國定期播放電視則始于公元1936年。電視時至今日，仍是一般人主要吸收資訊、常識，作為休閑娛樂，或作為消磨時間打發孤寂的工具。

20世紀40年代計算機的出現為大眾傳播帶來了一次新的機遇。數字化技術的運用，通過與通訊的巧妙結合，在加工處理信息方面改變了以往直接參與的方式，是信息處理第一次超越了人類自身而實現，真正達到了信息的傳遞、存儲和加工處理的一體化和自動化，完成了人類歷史上的最先進的傳播革命，大眾傳播進入了數字化與網絡傳播的嶄新時代。

電腦促進辦公室自動化、產業自動化及家庭自動化；鐳射科技，如磁碟機、碟片、影像傳真機及文件處理系統普及；有線電視與通訊衛星結合，使電視的功能發揮更佳；資訊社會應用許多新的傳播媒體，如電視、電話、電子郵件、電子報訊、電視傳訊、電話影視、電子會議等等，正締造全面電子化的環境。特別是互聯網的出現，整合了多種技術，它不但能統一處理文字、聲音、圖形、影像等各種符號形式，而且打破了地域界限和國家界限。信息技術的應用范圍已深入到社會的各個方面，正悄然改變著人們習以為常的傳媒環境。

二、傳播技術在我國媒介中的應用

近年來，我國的傳播事業迅速發展。為順應世界建設信息高速公路的潮流，

縮小與發達國家傳媒業的差距，我國傳媒業積極采用新技術，對媒介內部從業人員進行培訓，改革舊有的觀念，使之跟上國際步伐，成為我國傳媒業的一個新趨勢。

以《文匯報》為例，對我國媒介使用新技術的情況可窺見一斑。《文匯報》于1998年1月26日開始推出網絡版，迅速引起了公眾的興趣，當時的數據表明，每天平均有近千人上網訪問瀏覽。與該報印刷版相比，網絡版提供了優秀的檢索服務，讀者只要鍵入自己想找的指令，很快就能得到許多相關資料。此外，對于外省市不能及時看到印刷版《文匯報》的地方，網絡版更能顯示出它的優勢。網絡的應用還能使讀者的反饋瞬間傳回報社，讀者和報社的距離大大拉近，從而使報社更清楚的知道讀者的要求，把報紙辦得更有貼近性。

此外，除了報紙媒體使用新技術外，電臺、電視臺也在大量使用。上海人民廣播電臺使用電腦工作室，實現了采訪、制作、編排、播出的電腦化運作。在“數字化儲存、數字化傳輸、電子化交換”原則的指引下，該電臺在其傳輸系統中運用光纖技術，采用一種自愈式光纖環網，將廣播節目從控制中心傳輸到發射臺，該光纖環網還可同時傳送數字化節目和模擬節目。我國電視媒體正在邁進一個數字化的時代，各電視臺都在加快數字化進程。中央電視臺采用多種電腦技術，尤其是多媒體技術，包括非線性編輯技術、虛擬技術、三維技術和動畫技術，采用機械手自動裝帶播出系統等，在節目的制作和播出上更加自動化和智能化。

總之，我國傳媒機構使用電子技術的用途大致有以下幾點：①文字處理（寫稿、改稿、編輯、排版、電腦字幕等）；②電腦激光照排；③掃描；④管理－信息存儲與資料管理；⑤建立內部網絡，進行稿件和圖片的傳輸等；⑥三維動畫；⑦非線性編輯，特技剪輯；⑧聯網查詢；⑨播出等。

三、新形勢下我國傳媒業面臨的挑戰和對策

首先，傳統媒體報紙、廣播、電視要加快數字化進程，實現信息處理的全面數字化。互聯網的出現打破了傳統媒體的界限，為從事跨媒體經營提供了現實的可能。在互聯網上看報紙，聽廣播，看電視已經實現，現在需要加快發展的是廣播的數字音頻技術和數字電視。

其次，還須加快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設進程，使信息傳播數字化。媒體要抓住機遇，謀求新的發展。我國政府近年來十分強調科教興國的發展戰略，人們因而十分敏感的關注科技創新事物對其他領域發展的推動作用。所以，我們要對能夠采納最新信息傳播技術持樂觀態度，抓住這個難得的發展契機。

總而言之，傳播技術在媒介的發展中起著巨大的作用，我們決不能忽視它。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技術在媒介的發展中并不是惟一起作用的力量，社會制度、經濟發展水平、歷史文化等都會對媒介產生影響。我們在努力創新傳播技術并應用它的時候，也要注意與其他方面的協調，使先進技術發揮出最大的能量，促使媒介不斷向前發展。

參考文獻：

[1]張詠華著，《媒介分析：傳播技術神話的解讀》，2002年版，復旦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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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傳播研究的中心課題是要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在互動的過程中如何建構和理解意義系統。它的學術傳統主要來自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心理學和修辭學。80年代以后，“焦慮和不確定性管理”、“面子-協商”、“口語代碼”理論建立了更為精細的研究范式。

全球化趨勢和傳播技術創造了真正意義上的跨國語言。跨文化傳播研究的8個主要的現實關切問題緊扣時代,尋求著文化調適的途徑。

關鍵詞：傳播學跨文化傳播

在傳播研究的廣闊領地中，跨文化傳播研究是一個新興的學科分支，是跨學科知識交叉融匯的產物。學術關懷總是基于現實關懷，跨文化傳播研究也是如此。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信息地球村”正在形成的今天，跨文化傳播研究的前沿貼近時代變遷的敏感點。本文試圖疏理這一學科分支的理論思想源流，并說明它的現實關切所在。

一、研究的視角和方法論

從六十年代興起的跨文化傳播研究，即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至少有三層含義：一、日常生活層面的跨文化傳播，指分屬于不同文化范疇的人們在日常的互動過程中彼此之間的溝通；二、文化心理結構層面的跨文化傳播，指基于不同文化的符號意義系統的差異和類同的傳播的可能性與可變性；三、上述兩個層面形成的實際傳播過程的矛盾、沖突和戲劇性的變化，由此傳播過程決定的文化的融合和變異。

早在1942年，美國哲學家和美學家蘇珊·朗格（S.K.Langer）認為，傳播的最根本形態是人的內在傳播（intrapersonalcommunication）。人類試圖通過符號了解他的存在的環境，這就是傳播的起點。基本的傳播研究是圍繞著“符號－對象－心靈”三者的關系展開的。由于人們的信仰、態度和價值觀不同，對于外來訊息的處理也就不同。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信仰、態度和價值觀。原本在同一文化范疇內，人與人溝通時會發生正常的誤解；然而當人們跨越文化產生互動的時候，尤其是試圖跨越那些價值體系差異較大的文化，正常的誤解就會被夸大。這不僅給個人之間帶來意義讀解的困惑、心理情感的隔膜、文化身份的疏離，而且引起文化族群關系的失諧和沖突。這個問題隨著全球化交往活動的日益頻繁，顯得更加突出了。

跨文化傳播研究的特殊視角，要解除的是人們成長于其中的文化所帶給他們的觀念的絕對邊界。它的中心課題是要研究那些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觀念信仰的人們在互動的過程中如何說明和理解意義。這一研究的目標有三個：1、描述特定文化之間傳播的性質，揭示文化的異同；2、基于對文化異同的理解，研究消除人們由于文化屏障造成的傳播差異的途徑；3、最終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文化，理解文化的創造和分野的進程。

一般說來，跨文化傳播研究的學術傳統主要來自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心理學和修辭學。

從社會學的視角出發，著重通過對單一的或多邊的文化行為作經驗性的考察，進行文化的可變性的分析。人類學，主要是認知人類學（Cognitiveanthropology）深入觀察社會成員之間的認知性關系的構成。認知人類學相信，文化是由決定行為的不同的心理結構所決定的，因此，這些結構可以通過數學的或邏輯的方法加以分析。他們采取成分分析法（componentialanalysis）試圖在語言范疇與指稱對象、概念和事件之間確立一種相關性，進而建構出人們應對社會現實的規范模式。然而這些研究仍然碰到了元語言的問題。例如成分分析涉及到對于文化成分的分類，就受到元語言的束縛。而認知人類學比較偏重于口語和稱謂（名詞），對于實際的傳播行為缺少分辨，將認知結構片面的等同于詞語和意義的雙重結構，忽略了認知也是活的生成機制。認知人類學在試圖解釋文化問題時，面對更加復雜的對象，顯然缺乏對其研究工具的局限性的警覺。

現代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關注人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作決定和創造意義。文化人類學同時關注到行為語言、口語和非口語等表現形態。它不只是記錄觀察結果，更強調行動者作為特定社會成員和文化分享者的意義。在不斷的解釋意義的行為中，人們彼此建立起可以預期的信任關系。文化人類學在結構功能主義之后，轉向象征－符號學的方法。格爾茲（CliffordGeertz）發展出比文化可變性分析和文化成分分析方法更加經驗直觀的濃密描述法（thickdescription，一譯作“深描”），這奠定了跨文化傳播研究最為突出的不同于主流傳播研究的方法論面貌。格爾茲同過去的象征人類學家相區別的地方在于，過去的象征人類學家過分受到結構－功能主義傳統或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制約，強調符號體系的自主性；或者采取“符號決定論”的觀點。（例如，“不是人在說語言，而是語言在說人”。）格爾茲卻采取對某一文化事象（儀式、游戲、生活時間程序）的濃密的描述，展露出個人經驗與群體經驗之間的密切互動關系，從而暴露出潛隱的意義和價值體系。他并不滿足于只是忠實地記錄觀察結果，而是試圖透過經驗觀察，從微觀的知識層面出發而達至對整個文化體系的解密。①因此，這一立足于微觀的經驗觀察的方法獲得的不是表象的累積，而是活生生的文化機制的圖景和情境。

修辭學方法一直是傳播研究得以借鑒的重要的工具武庫之一。布爾克（K.Burke）在60年表《作為符號行為的語言》、《動機修辭學》，拓展了古典修辭學的邊界。布爾克認為，任何有意義的行為組成為連串的修辭，因而也可以將修辭視之為傳播行為的分析。他的修辭學含有對文化可變性的選擇。首先，有意義的行為與修辭的規定之間的同一關系，正是創造意義的過程。跨文化傳播研究者正是要揭示出修辭規定（文化設定）和傳播交流（行為機制）之間的對應變化。其次，修辭學不應只是研究語言，諸如音樂、舞蹈、藝術、儀式都是有意義的，因而也都可以被看作是修辭的。修辭學所要探詢的是，在這些意義表達形式中，不同的文化又是如何溝通的。相比之下，認知人類學只是通過有限的語言學關注研究對象，過于局限于語言，將語言看作文化的淵藪；文化可變性分析只是關注于傳播對文化變遷造成的結果，都沒有集中研究主體對于現實如何形成觀念的機制，正是這種觀念才規定了人們的文化認同。

對于跨文化傳播研究有啟示意義的是布爾克提出的戲劇學的視角（dramatisticperspective）。所謂戲劇學的視角是將語言看作行為的基本模式，而不是當作傳輸信息的載體。戲劇學視角是一種分析工具，它強調，對人類行為的描寫，應當將其看作由動機驅使的、創造意義或被安置意義的存在。人們是通過有意義的行為來創造現實的。現實的結構是一個分享符號的過程。人們既要用行動去安置世界的符號意義，又要不斷地根據符號化的世界校正自己的行為。因此，對于文化的邊界，即人們分享意義的邊界，要進行反身性（reflectivity）的追問。從戲劇學的視角出發，文化可變性分析，將文化變遷孤立起來觀察，忽略了文化的情境（culturalcontext）；而文化成分分析，集中研究作為認知關鍵的語言，分析了許多有意義的行為類型，但是忽略了語言是已經被創造出來的意義系統。事實上，意義是要通過不斷的信息刺激，在人們心里引出反身性的確認才可能建立的。

二、80年代以來的理論模式

跨文化傳播研究的歷史，通常從1959年霍爾（E.T.Hall）發表《沉默的語言》算起。霍爾在書里第一次使用了“跨文化傳播”術語。他的著作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10年中為美國的外援機構培養外事人員時使用的。因此，跨文化傳播研究有它的實踐和戰略訓練背景。20世紀，在美國的歷史上，出現了空前的移民浪潮。移民浪潮在80年代之后，更見高漲。移民帶來了緊迫的和更加普遍的跨文化傳播問題。最近20年的美國式的跨文化傳播的經驗實證研究，也是基于這一背景。

羅杰斯（E.Rogers）在《傳播研究史》里，追述了從本世紀20年代以來一直困擾著美國的移民問題是傳播研究的傳統性課題。以帕克（Park）為代表的社會學的芝加哥學派很早就關注移民溶入新國家的文化歷程。帕克從移民引起的社會問題出發，關注到傳播和互動在社會分層及文化融合中的作用。霍爾則更多的從行為科學著眼，分析了分屬于不同文化的人們的行為類型、學習特點、接受和反應方式。霍爾并沒有局限在量化和實驗研究的范圍，他將應用性的研究和質化分析（邏輯的分析）結合起來，在60年代中期，發表了《隱藏的維度》。進入80年代以后，代表跨文化傳播研究基本趨勢的是古迪昆斯特（W.Gudykunst）的“焦慮與不確定性管理”理論（Anxiety/UncertaintyManagementTheory）、汀-圖梅（S.Ting-Toomey）的“面子－協商”理論(Face-NegotiationTheory)以及菲力普森（G.Philipsen）的“口語代碼”理論(SpeechCodesTheory)。這些理論的總的特點是將跨文化傳播研究發展到更加精細的水平。

古迪昆斯特從對于“陌生人”的傳播困境的發現開始研究。所謂“陌生人”，包括僑民、新到者、新成員、暫時逗留者、闖入者、邊緣人、新移民、旅居者等。這是隨著全球范圍的人口流動，出現的越來越多的陌生面孔。古迪昆斯特發展出一套對“陌生人”進行描述的技術，集中研究他們的倫理認同、交游類型、話語類型、感知習慣、自我意識和自我訓誡。古迪昆斯特發現，所謂陌生人現象，只是跨文化傳播的普遍規律的表現。對于陌生人傳播困境的研究，不只是為了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而是要發現在跨文化傳播過程中，有效的傳播是經由何種條件達到的。他指出，三組表面性的因素交互作用造成了陌生人的焦慮和未確定性。三組表面性因素是：動機因素（需求、吸引、社會義務、自我概念、對新的信息的開放程度）、知識因素（知識期待、信息網絡的分享、對多種觀點的知識、對可供選擇的解釋的知識、關于同一的和差異的知識）、技能因素（移情的能力、包容多種觀點的能力、適應溝通的能力、創造新概念的能力、調適行為的能力、搜集適用信息的能力）。這些因素的非平衡交互作用，導致陌生人面臨傳播情境產生焦慮或未確定性。有效的傳播是對焦慮和未確定性的管理的結果，是將誤解降低到最低水平。②

汀-圖梅的“面子-協商”理論對于東西方文化造成的傳播差異作出了有趣的解釋。她指出，在每一種文化里都有某種用于協商的“面子”。面子是一個關于在公眾中建立的自我形象的隱喻。營造面子是一套操作，包括面子策略的扮演、語言和非語言的動作、自我表現行為、印象管理互動等。霍爾曾經把文化分為“高度語境文化”（highcontextculture）和“低度語境文化”（lowcontextculture）。汀-圖梅則作了更具體的解釋。“高度語境文化”如中國、日本、韓國等歷史悠久的東方文化，在既定的文化系統中解釋信息時，強調意義對語境（context）的關聯的重要性，也就是說，任何解釋都是聯系到語境的解釋，從而沒有絕對固定的解釋；意義依賴于語境而不是被固定于語詞。“低度語境文化”如美國、歐洲等西方文化，則是更加重視語言符號本身既定的意義和意思。語言和符號的既定意義在“高度語境文化”中，不是意義的最重要的來源，意義只是隱含在語境和關系當中的。隸屬于“高度語境文化”的成員，崇尚集體需求和目標，將它置于個體需求和目標之上。假定說，在一個漫長的過程中，個體的決定都會影響到群體中的每個人，那么，個體的行為就理所應當受到群體規范的控制。是“我們”而不是“我”才代表最高的認同。相反，在“低度語境文化”中，個體的價值、需求、目標均高于群體。個人權利比群體責任更值得重視。“我”自身的認同才是最高的認同。霍爾以日本人和美國人的差異為例，指出“高度語境文化”更多的依靠非語言傳達，更習慣于將人群區分為“我們”或“他們”，更關心外來者進入“我們”的圈子時，是否能舉止恰當，并不關心外來者究竟如何想、其真實的態度或感情如何。“低度語境文化”則認為，人們所用語言表達的就應是他真實的思想感情，溝通成敗全系于能否恰當和準確的表達。因此，在后者看來，“高度語境文化”是含義曖昧的文化。在既定的語詞辭典中，很難掌握到確切的解答。這樣，分屬于兩種文化的人之間，存在著大量的誤解。問題是，這兩種文化如何達到溝通？汀-圖梅提出的解決方案是通過對“自我面子關切”和“他者面子關切”的協商式行為，達到溝通目的。

汀-圖梅認為“面子”有消極的和積極的兩類。“低度語境文化”追求的是消極的面子，“高度語境文化”追求的是積極的面子。所謂消極的面子包括“挽回面子”（Face-restoration）即要求自我的自由、空間，避免他人侵害個人的獨立自治，“留面子”（Face-saving）即表現出對他人自由、空間和某種孤僻的尊重。挽回面子和留面子被定義為“消極”或“被動”性的，是因為這類面子，主要作用是維護自我的最起碼的尊嚴，不具有對他人的控制和支配作用。所謂積極的面子包括“要面子”（Face-assertion）和“給面子”（Face-giving）。“要面子”，表示面子有極高的價值，人們生活在群體當中，有被接納被保護被包容的要求。要面子被認為是最合理的。“給面子”是鼓勵支持并滿足人們對被包容被接納被承認的需求。在心理動因方面，顯然消極的面子謀求“個體自治”，積極的面子謀求“群體包容”。不同的文化類型決定了不同的保全面子的方式，從而決定了不同的處理沖突的方式。群體價值導向的高度語境文化，追求積極的面子，處理沖突的策略一般是親切隨和、協商妥協、退縮、避免沖突，也就是通過不斷的“給面子”，來滿足人們的“要面子”，從而化解沖突。個體價值導向的低度語境文化，追求消極的面子，處理沖突的策略一般是整合的、解決問題式的，或者通過競爭，謀求獨斷權威。③也就是說，彼此都要保全面子、找回面子，只能訂立契約；或者訂立基本游戲規則，按照規則競爭。只要是按照規則競爭的，無論輸贏，都有面子。汀-圖梅對于兩類面子的分別，實際上揭示出面子（自我的公眾形象）是個體在群體生活中的最基本的符號資源。這種符號資源，深刻地聯系著個體的心靈-人格結構、關于安全和恐懼的潛意識（消極面子），還深刻地聯系著人與人之間建立的權力支配關系、禮儀交換關系（積極面子）。

菲里普森的口語代碼理論，是通過對于各種亞文化群（如街角青少年、酒吧男人、少數民族）的觀察研究提煉出來的。他發現，口語是最為突出、隱秘的文化代碼。日常口語的語速、語調、語詞、語氣、語句、口音等包含了心理、社會、修辭的文化區隔。講話的意義是通過言說者和傾聽者在溝通時使用口語代碼而創造和解釋出來的。意義不是固定在語言當中。口語交談的親近距離，反映了交談者之間的或親密或疏離或共謀的關系。菲里普森指出，符號、意謂、約定、規則的文化意義通常是存在于口語代碼里，而不是在正規的交談里。他將這些意義歸納為三個高度結構化的文化形式：1、口語里的文化神話——這是占據著人的想象，并向人提供著各種解釋、講述著關于他們和別人的故事的敘述模式；2、口語里的社會戲劇——在特定的口語代碼里，深嵌著生活的規則；這種規則是經由人與人的交流反復考量確證才證明了合法性的；這種社會戲劇是一種公開的對質，它包含著針對他人行為作出評判的道德規則；3、口語里的圖騰儀式——這是一種傳播的儀式（communicationritual），口語交談是一連串由行為組成的語句，它是精心的表演，表現出對于值得敬畏的對象的敬意；一場好的談話是將自我、溝通和關系融為一體的極大的彼此尊敬，它使參與談話者完全沉浸其間，建立起一個聽覺的私密空間；談話不是要解決每個問題，因為每個人都會有他自己的問題，而是要將人們聚攏來，表達他們的個性，建立彼此的認同，體驗某種親昵之情。菲里普森的理論，受到來自批判學派、女性主義、文化研究學派的批判和補充，以至將口語代碼與兩種基本文化的分類相對應：集體主義的文化——等級體制——尋求敬意的口語代碼——男性的世界；個人主義的文化——平等體制——尋求尊嚴的口語代碼——女性的世界。菲里普森的理論的價值在于，他將口語共同體和文化的邊界結合起來，有助于我們更深入精致地觀察文化的傳播機制。④

三、學科前沿和現實關切

如果說，跨文化傳播研究這一新興學科分支，是與瑪格麗特·米德、本尼迪克特、霍爾、古迪昆斯特等人的名字相聯系的話，它的興起顯然不只是純粹的學術興趣。它是同殖民、世界大戰及其戰后改制、后殖民、現代性、全球化趨勢等人類歷史的極其深刻和廣泛的變遷聯系的。這就決定了跨文化傳播研究的現實關切正是它的學科推進的動力。

關于不同地區的文化差異的比較由來已久。當美國占領日本強迫這個東方法西斯國家接受現代改制時，占領者就在保護日本的原有文化和將它改為一個建設性的現代國家二者之間，反復權衡。固然文化寄身在制度里，但是，制度也是由文化所派生。20世紀多少沖突是由文化差異引起的，幾乎難以勝數。文化，也不是簡單的與國家概念相同一，更不是與疆域概念相一致。如上的跨文化傳播理論，揭示出文化的類型差異，可以是全球的、國家范圍的，也可以表現為一國內部的、甚至是一家內部的。即使在個人的行為和心靈中，也會有文化的沖突。

在所謂高度語境文化的國家里，現代教育有時擴大了代溝，增加了個人的文化困擾。因為，傳統的教育是通過文化語境的教育，是生活實踐的教育，不只是認字識數。現代教育基本上是西式教育，即采用低度語境文化的教育模式，注重科學技術知識、研究物理，照本宣科。但是，在實際的生活中，人們仍按照傳統習慣行事，講究人際關系、潛移默化、心照不宣。這樣，受過系統現代教育的人，到了社會上，反而顯得不會辦事。教育模式與文化語境的斷裂，自然導致個人的生活實踐和人際交流的困擾。更加麻煩的是，隨著全球覆蓋的傳播網絡的延伸，信息大量地快速流通，個人被負載著不同的文化意義的符號所包圍。個人的價值系統、認知系統、行為系統發生紊亂，文化的沖突從外部轉到內部，跨文化傳播也就成為內在傳播的一個新現象。這導致了我們今天特別關注的文化認同（文化身份）危機。

西方和世界體系理論、依附理論、歐洲文化研究理論，都將文化認同危機看作全球資本主義擴張的結果。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邊緣文化價值的發掘、多元文化主張、重返民族主義都是比較激進的解決方案。相比之下，跨文化傳播研究要溫和得多。跨文化傳播研究在早期是西方發達國家推行全球戰略的工具。今天，它仍然對發達國家的對外政策有潛在的影響。但是，跨文化傳播研究似乎抱持著關于人類文化共同體的理想，懷著文化對話、理解直至達成共識的浪漫期盼。

現代性和全球化瓦解了文化的邊界，瓦解了文化的防護系統。當文化日益成為拼盤，文化是否還成其為文化？跨文化傳播研究所要獲得的知識，與其說是建構新的文化，不如說是尋求調適文化差距或文化沖突的策略。跨文化傳播研究的知識原理，轉化成為一種自我管理調適技術、人與人溝通的技巧、不同的國家或組織之間的協商談判策略；轉化成跨國促銷的形象設計和訴求方式等等。

近些年來，跨文化傳播研究面臨的是新的時代背景：全球信息傳播技術的突飛猛進、電子網絡社區的形成、全球和區域經濟組織與跨國公司的作用在某些方面超過了民族國家、信息技術對軍事沖突的控制能力增強、大規模的移民、急速推進的城市化、網絡技術和自然語言的結合、全球文化市場擴張、國際品牌的形象認同……跨文化傳播的緊迫性凸現出來。這一學科的前沿性的課題是：1、從霍爾的跨文化傳播訓練發展為量化的訓練，在跨文化傳播中引入人際傳播、心理控制的技術；⑤2、社會科學研究的傳統繼續古迪昆斯特等人的研究，提出普遍適應性理論，忽略移民或其他新來者的行為動機，著眼于人們對于共同的適應經驗的分享，集中研究如何適應；3、安德森（M.L.Anderson）、科林斯（P.H.Collins）等人代表著一種多元文化的和文化播散的觀念。他們關注的中心是種族主義、性別主義、偏見、自我觀念、權利等差如何在人的內在的傳播互動中發生影響；⑥4、發展傳播研究與跨文化傳播研究的結合，集中研究政府、各種組織的經濟、政治、道德或意識形態上的與另一種文化相比較的標準，特別是研究“創新—擴散”模式，新的觀念和方法如何有效的得到推廣；⑦5、分析全球化趨勢與本土化的矛盾，如媒介網絡、市場跨度的全球化和形象、意識形態、語言符號的本土化；全球媒介環境對國家政治穩定、社會改革的影響；6、提出多元化還是單極化的爭論，在政治傳播層面，是人權與國家孰先孰后；在文化層面，是文化多元還是文化霸權；民族語言的獨立性和純潔性的護持問題；民族語言的國際化的可能性；7、左翼傳播學者對于“文化帝國主義”的批判，對西方文化和價值觀念的全球擴張的警覺；關于后殖民時代的文化分析；8、關注現代性、反思性和文化認同危機問題。文化認同或文化身份問題隨著全球信息傳播和人員流動加速而變得十分普遍和深刻，人們正在日益走向一種混合形的、拼接性的、多面性的文化生存。深度的文化依存（親密關系結構、情感心理依戀、意象和意義分享、儀式和習俗效應、宗教或其他信仰的情懷、代際傳承關系、歷時性等）正在由橫跨度的文化配置取代。橫跨度的文化配置是以自我為中心的、按照功能角色搭配的、在交往的情境中展現的、缺乏固定結構的漂浮的文化、模仿的追隨時尚的文化、仰慕強勢和世俗成功的文化、共時態的混雜的文化。只有當橫跨度的文化配置成為人們的主要文化生存方式時，文化認同危機自然會發生。應當說，文化認同問題是文化轉型的必然結果。跨文化傳播研究正從不同角度對上述課題進行探索，以求有助于人類的跨越文化邊界的溝通和自我拯救。

注釋：

①C.Greetz,TheInterpretationofCultures,NewYork:BasicBooks.1973.《文化的解釋》，納日碧力戈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W.B.Gudykunst,Anxiety/UncertaintyManagementTheory:CurrentStatus,in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Theory,R.L.Wiseman(ed.),Sage,ThousandOaks,Calif.,1995,

③S.Ting-Toomey,InterculturalConflictStyles:AFace-NegotiationTheory,in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YoungYunKimandWilliamGudykunst(eds.),Sage,NewburyPark,Calif.,1988.

④G.Philipsen,ATheoryofSpeechCodes,inDevelopingCommunicationTheory,SUNY,Albany,N.Y.,1997.

⑤W.Leeds-Hurwitz,Notesinthehistoryof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TheForeignServiceInstituteandthemandateforinterculturaltraining.QuarterlyJournalofSpeech,17,pp.522-531.

篇(5)

突發事件發生急、傳播速度快、影響范圍廣、受關注度高。在這期間選準內容和角度，在第一時間積極主動地開展科技傳播，既能達到正確引導社會輿論、維護穩定和諧、避免和消除突發事件造成的負面影響的目的，又能達到樹立農業科研工作科學嚴謹、求真唯實的良好形象。農業科研單位應充分發揮學科領域廣、科研人員素質高、研究內容與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等優勢，用好用足各種媒體資源，及時、客觀、全面、準確、主動地權威信息。要著重把握好以下4個方面的內容:

1.1做好信息報送，為政府決策提供科學依據作為政府工作的參謀、助手和智囊，有各級各類國家和省部級質量監督檢驗測試中心掛靠在農業科研單位。在三聚氰胺奶粉、蘇丹紅鴨蛋、瘦肉精肉等涉及農產品質量安全的突發事件中，質檢中心的科技人員在第一時間趕赴事發地取樣，在最短時間內拿出檢測結果;同時在快速檢驗檢測方法的研制、農產品質量標準的制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要將準確的信息和權威的數據盡快、穩妥地通過政務信息報送的渠道及時上報，為有關部門的決策提供科學依據。

1.2做好科學普及，為公眾解疑釋惑很多突發事件與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如禽流感、柑橘大實蠅、毒香蕉、西瓜膨大劑等等。由于普通公眾很難具備相關的科學知識以及評判分析能力，因此農業科研單位要及時地做好科學普及。事情發生之后盡快安排專家從科學的角度告訴公眾怎樣盡量避免流感病毒從禽到人的傳播，禽肉禽蛋只要經過簡單的烹飪就可以完全阻斷病毒的危害，大實蠅不是蛆蟲，毒香蕉也沒有毒，西瓜膨大劑是與西瓜本身就具有的一種生長調節劑一樣的物質，均對人體無害，從而避免公眾因不了解而產生一些不必要的猜測、誤解甚至恐慌。同時，還可以幫助重建市場信心、幫助產業恢復生產。

1.3做好諫言獻策，為救災減災提供科技支撐近年來，一些嚴重突發事件和極端天氣異常時有發生，如2008年年初南方冰凍雨雪災害、2010年春西南5省大旱、汶川和玉樹地震等。這些情況發生時，農業科技人員都能及時奔赴災區，了解研判災情，分析提出科技需求和對策建議，并立即篩選、整理、集成一批針對性強、實用度高、見效快的品種和技術;同時，印制相應技術手冊或“明白紙”，將技術盡快送到農牧民手中，為實施科學救災、減少損失、恢復重建提供及時有效的科技支撐。此外，結合研究撰寫有預警價值文章，如“警惕北方越冬作物凍害損失”“從極端天氣看農業減災的緊迫性”等，諫言獻策以降低突發事件導致的嚴重損失。

1.4做好典型宣傳，塑造科研人員心系“三農”的良好形象無論是在SARS、禽流感、口蹄疫肆虐，還是在汶川大地震余震不斷的時候;無論是在異常天氣嚴重影響人民生活和生存，還是在農產品質量危及國家信譽的時候，不管是否在節假日，農業科研單位都在第一時間派出專家組深入一線開展調研，了解實際情況，制訂指導農業生產的對策，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損失、降低對人民生活的影響。對相關工作動態、科研人員的先進事跡應及時收集、整理、，讓公眾更多地了解、理解農業科研工作和科技工作者，營造出農業科研人員關注國家需求、關注民生、心系“三農”、服務“三農”、勇于奉獻的良好氛圍和形象。

2深入剖析農業科技應急傳播的薄弱環節

通過近年工作的實踐與摸索，農業科研單位在應急科技傳播方面經受了一些考驗，做出了一定成績，也積累了不少經驗，但輿情關注不足、應對能力不強等情況比較普遍，依然存在明顯不適應的方面。

2.1管理模式滯后絕大多數農業科研單位尚未建立科學高效的應急科技傳播管理模式，還在以常規的程序來應付。常規政務管理模式層級較多，且負責科技傳播和業務管理的部門分離，致使事件突發后科技傳播部門跟進滯后、介入不深，很難迅速形成有效的應急協調機制，造成信息難以整合、傳遞時效滯后，不能及時組織權威、引導公眾輿論，在應急處置中處于被動地位。

2.2思想認識缺位一方面，受“多做少說”甚至“只做不說”的思維影響，農業科技領域的干部職工多年來只顧埋頭苦干，形成了對外不宣傳、少宣傳的狀態。另一方面，缺乏對現代傳播規律的認識，特別是利用網絡媒體、新媒體即時、互動的特點和優勢做好應急信息的意識不強、辦法不多，習慣于以被動的方式對待傳媒。

2.3隊伍配備不足當前，從事科技傳播的人員基本為兼職，多是在完成本職工作還有余力的情況下“順便”開展一些科技傳播。因此，不僅人員的數量明顯不足，而且專業素養、能力水平都有很大欠缺，更無法滿足應急科技傳播的要求。

3亟需建立農業科技應急傳播的快速反應機制

為適應現代農業科技發展和涉農突發事件妥善處置的需要，必須制訂應急傳播預案，盡快建立一個統一指揮、反應迅速、信息暢通、準確、運轉高效、保障有力的農業科技應急傳播機制。做到對上有信息、對外有報道、對內有聲音，確保各項工作跟得上、貼得近、打得贏。

3.1實行歸口管理制度突發事件發生急，要求處置應對急，特別要明確歸口部門和工作程序，按照“統一管理、分級負責、條塊結合”的基本原則，及時了解掌握情況，分析研判輿情，制定工作方案，不能亂中出錯。

3.2嚴明科技傳播要求應急科技傳播的稿件要按照全面、客觀、準確、及時、通俗的要求，按統一口徑統一，嚴禁以下屬單位或個人的名義自行。

3.3高效協調媒體工作有關事件發生后，應及時組織和協調媒體采訪、拍攝，并對采訪報道給予支持和服務，保障電話傳真、網絡傳輸等的暢通。主動聯絡有關專家，協助做好文字、圖片、音像資料的收集、準備等。保持同主流媒體記者的良好溝通，強化對輿情的正面引導。

篇(6)

【關鍵詞】新聞學；傳播學；國際新聞傳播；國際傳播

一、國際傳播研究的現實狀況

國際傳播是一個年輕的、正在發展的、充滿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現實性的新興學科。

從國際方面看：國際傳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國。60年代末，國際傳播作為一個學科在美國開始得到了承認。1971年，位于華盛頓的美利堅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率先開設了國際傳播的碩士學位課程。70年代，國際傳播研究走向國際化。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推動下，成立于1957年的聯合國下屬的教科文組織國際大眾傳播協會，于1978年設立了國際傳播分會，作為其12個分會之一。隨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先后組織出版3本報告：《多種聲音，一個世界》（1981）、《世界交流報告》（1989）和《世界傳播概覽——媒體與新技術的挑戰》（1997）。1994年，國際傳播分會開始出版自己的會刊《國際傳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開一次的國際大眾傳播協會的近幾次會議上，國際傳播成為最熱門的論題之一。

與此同時，民間的研究自80年代以來方興未艾。在我們不完全的資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國際傳播的書目就有十數種。如：《組織中的國際傳播》、《國外新聞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與世界傳播：國際關系的新領域》、《二十世紀的國際新聞播報》、《傳播的國際百科全書》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國際傳播中的現實議題》、《全球新聞業：國際傳播的歷程》、《資本主義與傳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經濟》、《超越國家：90年代的國際傳播》、《國際傳播與全球化：批判導論》等（以上見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館藏書目）。筆者發現，國際傳播的研究以美國領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國。這一點顯然與美國是一個國際傳播大國，掌握了世界傳播信息量中相當大的比重有關。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體集團中，美國就占了5家。

從國內方面看：在我國，國際傳播的研究可以說剛剛處于起步階段。1982年傳播學才通過著名傳播學者施拉姆介紹到中國。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新聞研究所召開了第1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1985年復旦大學成立了高校第1個傳播學研究機構“文化與傳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黃山召開了第2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進行了第一次社會輿論調查。經過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廈門召開的第3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確定了傳播學本土化的方針，1995年在成都召開的第4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拓開了傳播學更廣闊的研究領域，1997年中國國務院學術委員會對傳統學科體系進行調整，傳播學開始被并入原來的一級學科新聞學，稱新聞傳播學，下設新聞學和傳播學兩個二級學科。在傳播學20年的引進、介紹、研究和本土化、實用化過程中，國際傳播是發展最晚的一個分支領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個高校和研究所成立專門的教學與研究機構。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所、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際傳播研究所等幾家為主的格局。在國內傳播學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關國際傳播方面的論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們查到的國內以國際傳播為題的中文書只有3本，一是北京廣播學院院長劉繼南教授主編的《國際傳播論文集》（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院長蔡幗芬教授主編的《國際傳播與對外宣傳》（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譯著，即美國羅伯特·福特納的《國際傳播：全球都市的歷史、沖突及控制》（華夏出版社2000年）。有關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經初步分析，我們發現，這其中，從大的方面講，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的研究集中在國際關系與大眾傳播、對外宣傳與國際關系及對傳播學的譯介方面，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則集中在對策論、國外輿情分析、焦點問題報道等實用化內容方面。該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輿情分析報告并成立了陽光論壇，建立了自己的網站。

筆者認為，剛剛起步的中國國際傳播學研究還存在許多弱點，大致說來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術化。所謂玄化是指在傳播學的介紹、引進過程中偏重引經據典、直譯許多國外名詞而缺乏對文本的中介轉換，造成概念混亂，這種做法顯然不利于這門學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則表現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學科邊界，不限定學科內容；而是把一切現象都往傳播學里面裝，似乎一切人類文化現象都是傳播現象，一切跨越了國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國際傳播，結果使研究目標無法鎖定和深入。空化是我們過去政治化研究傳統的延續，在缺乏實證研究、量化研究、具體研究、微觀研究的基礎上空發議論，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種哲學理論，結果背離了研究的科學精神。術化則集中于對策研究，一切以實用化為目的。當然，如果的的確確搞“術化”，那應該是先基礎（術）、再理論（學）再運用（學術），但實際上這個過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從樂觀一面看，盡管存在許多弱點并且剛剛起步，但國際傳播學仍然是一個充滿希望和前途的新興學科。恩格斯告誡我們，“歷史過程中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一旦社會上產生了某種需要，那將會比10所大學都更能推進研究的深入。國際傳播發展的兩大背景是人類社會的全球化和民族國家化、以及大眾傳播的興起和傳播分化。這決定了國際傳播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已經而且必將繼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所以對國際傳播學進行深入研究是時代的任務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國際傳播學的學科來源

國際傳播并非無本之木。其學科來源，大約有3個方面。

國際傳播來源之一是傳播學。傳播學是一門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發展的新興學科。在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館藏目錄中，有關傳播學的英文著作就達4000多種。從體系上看，傳播學研究包括傳播定義，人類傳播史，傳播符號、過程、結構，傳播方式和媒介，傳播受眾和效果，傳播制度與控制，國際傳播和全球傳播，傳播學流派等內容。傳播學本身就是來源于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新聞學等多種學科的一門新學科，在發展的過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論和信息論等新元素。從理論上看，現在形成了注重研究過程、以實證為特點的美國學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論批判為重點的歐洲學派。傳播學與國際傳播的契合點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學者鶴木真曾把國際傳播定義為“以國家社會為基本單位，以大眾傳播為支柱的國與國之間的傳播”。另一個日本學者生田正輝更是直截了當地指出“國際傳播的首要特征，是它與政治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它是一種由政治所規定的跨國界傳播”。由此而來，國際傳播研究的重點在于國際傳播內容的價值問題、信息與問題、文化霸權問題、信息全球化及國際信息秩序問題等方面。這些課題對國際傳播中的宏觀問題和理論問題賦予了較大的注意。

新聞學是國際傳播的來源之二。它發韌于報刊出現后的18世紀，在19世紀末新式新聞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紀上半期出現了種種有巨大影響的新聞學理論，20世紀50年代以后又開始融入了大眾傳播學，形成了新聞傳播學。新聞學包括新聞學理論、業務和新聞傳播史三部分。作為應用學科，新聞學的業務部分是一個更龐大的學科分支，大大多于、強于其理論部分。新聞學與國際傳播的結合在于新聞的業務實踐從一開始就包括國際新聞部分。

然而，筆者所見，國內學者包括新聞界對國際新聞的認識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現象。國際新聞似乎是指與國內新聞相對的那部分內容，即屬于“國際方面的消息”那一類。同時，面向國外的新聞報道及其他傳播活動則被看作是對外宣傳。其實，從國際傳播的角度來看，國際新聞應該指跨越了國界的新聞，并不僅僅是來自國外的新聞，也不僅僅是對外宣傳，而是雙向互動的新聞。

從歷史上看，在新聞報道的內容中，國際新聞從一開始就占據了較大的比重。大眾報刊興起后，國內新聞、地方新聞逐漸奪走了國際新聞的地盤。但是即使在新式新聞到達頂峰的19世紀末的美國，國際新聞仍然穩定地占據著相當大的新聞比重。隨著20世紀初世界體系的形成，國際新聞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穩定，當然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有時稍有增減。按照傳播學的觀點，國際新聞，實際上屬于國際傳播范疇；而且可以說，國際新聞是國際傳播的主要組成部分。對國際新聞的認識，是國際傳播學出現的基礎。在新聞史中曾出現過政黨報刊、言論紙向大眾報刊、新聞紙轉變的過程，在國際新聞傳播的歷程中也同樣遵循這樣一條軌跡。在新聞史早期，國外新聞報道主要發生在民間（即傳播者主要為民營辦報人）。進入20世紀后，隨著國際社會的形成與競爭的激化，國家開始成為國際新聞的重要傳播者，國際新聞開始明顯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實用性。這時國際新聞的首要特征就是宣傳。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各國主動認識并開始運用國際新聞進行宣傳的重要時期。一戰以后特別是二戰之中，這種認識和運用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冷戰時期，這一傳統得到了延續。到了20世紀末，國際新聞的宣傳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減弱。

總之，國際新聞是新聞學與國際傳播的結合點，其重要特征表現為政治性和實用性。英國新聞界泰斗北巖勛爵曾任英國一戰時期對德宣傳總監。傳播學的創始人拉斯韋爾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一書。早在1931年出版的關于國際傳播的兩本書《國際傳播：美國的態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國際傳播：語言問題論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對外宣傳問題。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國際傳播》專著的臺灣學者李瞻本人也是一個新聞史學家。由于國際新聞只是新聞中的一個現象，對外宣傳是一個實際操作問題，加之新聞學本身又是一個實用性的學科，所以在新聞學的論著中，鮮有詳論國際傳播者，有的也只是強調其宣傳功能。所以從新聞學演化而來的國際傳播研究，其側重點主要在“術”的研究，即宣傳技巧、效果以及對策研究。但是按現在我國的學科分類，國際傳播要在新聞學和大眾文化事業中去查找，這雖能表明國際傳播與新聞學的淵源關系，但嚴格說來這種學科界定并不科學，也不太符合現實需要。

國際傳播的來源之三是國際關系學。國際關系學最早就是國際政治學。一戰以后政治學由傳統的歷史比較分析轉向現實主義政治，于是國際政治學逐步轉化為國際關系學。20年代后，現實主義政治學占據了主流。二戰后，行為主義政治學開始濫觴，國際關系學也在這個過程中發展起來了。國際關系學包括國際關系史、國際關系現狀及控制、國際關系理論等幾個方面。國際關系學是一門“能夠幫助人們理解、預見、評價乃至控制國家間關系和國際現狀”的學科。它包含兩個研究層面，一是雙邊和多邊層面的國際關系，二是宏觀國際關系體系。國際關系學關注的主要內容包括：國家作為國際基本行為體的利益、力量、外交戰略，國際間的競爭與合作，國際關系的體系與結構、動力與控制及演變和預測等。國際傳播在國際關系的微觀和宏觀層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國際關系學者是在60、70年代開始從國際關系角度進入國際傳播領域的。這一時期行為主義在國際關系學中占據了主流地位。行為主義試圖從可觀測、可控制的國家行為出發，建立一種“精確”和“科學”的國際關系學。創造了國際關系學分析模型的美國學者卡爾·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國家外交決策系統和國際一體化的控制系統，其中大眾傳媒和民間輿論傳播的通訊交換和控制在這一模型中占據重要地位。羅伯特·諾斯則在國家間信息傳遞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內容分析和決策心理分析理論（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謂內容分析是總體分析，就是通過對大量的國際信息進行數據化處理和分析，直觀地把握國際體系；所謂決策心理分析則是個體分析。理查德·梅里特著重在國際傳播的過程和內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為體、非政府行為體和文化交流在內的國際傳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后來，一些學者進行了不少媒體與外交、輿論與對外關系的專題研究，創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領域。當然還有一些學者試圖從大眾傳播和國際關系這兩個不同的學科角度來搭建相互關系（如臺灣學者周莉音《國際關系中國際傳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總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論貫通性的感覺。在近年來從國際關系學角度進行的國際傳播的研究中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在國家行為個體、國家力量及力量顯示方面，有人認為傳統的國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僅僅集中在基本實體、經濟能力、軍事實力和貫徹目標的意志力幾個方面是不夠的；應該而且必須加上國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擴散及控制，因為信息能力也是一種重要的國家力量。二是在國際關系整體及全球化問題方面，有人認為必須加入國際傳播因素。在當代的國際關系體系中，如果缺乏國際傳播體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為國際傳播體系也是國際關系體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從國際關系角度出發研究國際傳播，能為我們從理論和實際、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理解國際傳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幫助。

從以上國際傳播的3個學科來源看，國際傳播是一個交叉性的學科，它與上述3個學科都有淵源關系，又不完全直屬于其中任何一個。其多學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當代社會科學綜合化與學科分化的一般趨勢。

三、深化國際傳播研究的思考

對于深入推進國際傳播學的研究，我們認為至少有4個方面的工作要做：國際傳播的本體論研究、國際傳播史的研究、國際傳播“術”（技巧）的研究及國際傳播學科體系的理論研究。

國際傳播本體論要解決國際傳播是什么的問題，也就是國際傳播的定義問題。我們可以說傳播學研究“社會信息的傳遞和信息系統的運行”，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研究“國際間社會信息的傳遞和系統運行”?我們可以說新聞學研究“對新近變動事實的傳播”，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是“對新近變動的國際事實的傳播”，或者說是“對新近變動的事實的跨國傳播”?我們可以說國際關系學是研究“國際關系體系的運行和演變規律”，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是研究“國際傳播體系的運行和演變規律”?應該說上述說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準確地反映了現實。

在傳播學的體系建立過程中，美國學者拉斯韋爾提出的5個W的體系模式很有創建性，為傳播學界所廣泛接受。但實際上國際傳播在每個W的具體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傳播者方面，有人認為應該主要是指國家或國家的組織，有人認為還應包括國際組織、跨國公司和有影響力的個人，還有像梅里特，則提出了三元模式。在傳播內容方面，有人認為主要是指國際新聞的傳播，有人提出政治、經濟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還有人則認為應該包括一切信息。在傳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認為主要是指大眾媒介，而且重點是電子媒介；有人則認為應包括人際交流的一切方式。在傳播受眾方面與在傳播者方面存在的問題一樣，有人認為應該有特定的傳播對象；有人則認為凡是面向國際社會的傳播都是國際傳播；而所謂國際社會，就是沒有國界的社會。與上述諸方面相比，可以說國際傳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樣在這一方面，“公共領域”理論、制碼解碼理論、“議程”設置理論、“文化霸權”理論都在大行其道。很明顯，只有對上述的分歧和爭論進行梳理和明確化，才能建立對國際傳播的本體論認識。

國際傳播史是對國際傳播進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礎。史學的最大特點就是其綜合性。恩格斯說過，我們只知道一門科學，這就是歷史學。一切現代社會科學都是從歷史學中分離出來的，一切現代學科的建立都離不開對該學科所探討的社會現象的歷史考察。對國際傳播的歷史考察也是我們必須做的工作。而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顯的缺陷。例如關于國際傳播的起源，有人從國際關系學角度出發，認為國際傳播始于16、17世紀近代國家的出現和國際關系的起源，這種說法忽略了傳播業的內在發展。有人從媒介發展的角度看，認為國際傳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訊社的成立和電報的出現（李瞻《國際傳播》1984，福特納《國際傳播：全球都市的歷史、沖突與控制》2000），這種說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報刊的作用。還有人則從國際政治角度考察，認為國際傳播發軔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各國的戰時宣傳，這種看法顯然比較狹窄。在眾多新聞史著作中，有關國際新聞史和國際傳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視，往往被擠在對外宣傳的角落。實際上，考查國際傳播史的起源與發展應考慮其本身內在的規律，并應綜合社會相關因素進行綜合研究。

篇(7)

唐末，宮廷里設立了畫院，羅織名家，培養專業的畫家隊伍，這給工筆畫的創作內容帶來了不同的變化。其創作內容大多反映貴族們的生活狀況，以一個生活場景作為創作內容。其中，我們可以看出，不同的個人經歷、思想動向、學識涵養等等都將直接決定作畫者選擇的題材和內容。不同的生活圈子的人不可能創作出超出本階層的作品，而他傳達給受眾的不僅是他的作品內容。品畫者也許可以從畫作中推測出作畫者本身的經歷和所處的環境特征、以及他的性格和學識品性。“閻立本(601～673)，雍州萬年(今陜西西安)人，大約656年閻立本代閻立德為工部尚書，又憑其門第和政治才能，于668年出任宰相。其傳世作品有《步輦圖》、《歷代帝王圖》。《步輦圖》描寫唐太宗接見文成公主的吐蕃使臣；《歷代帝王圖》描繪從漢昭帝至隋煬帝13個帝王之像。在作品中，他對不同人物的身份、氣質、儀態和相互關系，表現得十分精到。人物主從關系處理為主大從小，容貌神態有著肖像畫態度。”我們設想如果他不是朝中大臣，也許就根本不會知道唐太宗接見文成公主的吐蕃使臣當時的情景，當然就不會創作出這樣的作品；如果他不是朝中大臣，也許他根本就不知道皇帝的威嚴和常態神情如何，當然也不會創作出這樣的名畫了。而如果讓閻立本創作一個老農的勞作情景，也許他就很難把握住老農的舉止神情了。由此可見，一個人的生活環境對其的創作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

二、工筆畫傳播渠道多樣，載體多樣，流傳范圍廣泛

工筆畫的傳播載體有許多種類。如，古代的扇子是另一種最常見的形式。唐代婦女大多都會有團扇，而團扇上或者便是一個工筆畫女子，或者便是家禽寵物；屏風也是一個重要的載體，唐代的官邸中有很多擺設是一個大屏風，而屏風上或者是富貴的牡丹花，或者是一幅趣味圖等等；壁畫也是重要的載體，留傳至今的敦煌莫高窟中精美絕倫的許多畫作，不僅傳播了重要的佛教思想，而且展現了唐代工筆畫的精湛技術，工筆畫的傳播載體多種多樣，雖不及現代大眾傳播的手段，但在古代社會通過多種生活日用品也傳播的很盛。

三、唐代工筆畫的受眾依然是貴族階層，而非大眾

中國的工筆畫幾乎只是文人雅士、宮廷貴族的專利品。唐朝流傳下來的工筆畫作一般都是一些達官貴人、或者是宮廷里的一些專職畫家。例如，邊鸞就是十分出色的花鳥畫畫家，他本身的出身就很顯貴，官至右衛長史。它的畫作以善于設色而聞名于世。“精于寫生，妙于設色，下筆輕利，用色鮮明，把唐代花鳥畫提高到一個新水平。”而一些民間的畫家雖然也有畫作流傳，但其影響都不及當時處于主流地位的宮廷工筆畫的畫作。工筆畫的欣賞群體大多也只是文人雅士，宮廷貴人，而民間的平民卻鮮少有眾多的受眾群。

工筆畫的傳播和傳承方式也幾乎都是直線式。工筆畫作為一種符號，早就在唐朝發展到繁榮時期并一直傳承至今，不斷有發展，不斷有創新。自古至今，我們總是強調繼承傳統。工筆畫的代代相傳，不僅在技術傳承上有許多中國特色，而且還不斷突破。它們的傳播方式即使在不斷的變化，但根本的東西卻基本未變。“以張萱和周仿為的代表的唐代工筆仕女畫對后世的影響很大，特別是后期的周仿以其“周家樣”的繪畫樣式影響深遠。可以說。唐代各階段，包括文人和官員之間師承關系的各階層這種師傅帶徒弟、代代相傳的具體方式，才是唐代工筆仕女畫傳播和影響的根源之一。同樣，外的派人來學和派畫家交流以及帶畫買畫等方式也如師傅帶徒弟一樣有效地傳播了唐代工筆仕女畫的影響。”這種直線傳播的方式在中國傳統的手工藝活動中尤其見的比較多。這種傳播方式在古代的中國社會代代相傳，雖然保證了其藝術精髓的純正性，但是除非徒弟有著非凡的創作性，這樣的傳承方式一般都是較死板的技術傳授，在歷史上看來，中國許多藝術種類發展突破都較緩慢，而且從長期的保存和傳承方式上都不利于其發展，一旦發生意外，這樣的傳承方式必將遭到毀滅性的破壞。

工筆畫作為一種傳播符號，無論是對作畫者來講，還是觀眾來講，都有著各自不同的意義。繪畫作為符號傳播，必然有其意義，在具體的社會傳播活動中，參與或介入進來的并不僅僅是符號本身的意義，還有傳播者的意義、受傳者的意義及傳播情景所形成的意義等等。工筆畫雖然比較能夠直觀準確的表現事物，但有時由于每個人的主觀經歷，想法不一樣，自然會闡釋出不一樣的東西來，甚至是與畫作表達意思相反的意思來。

四、唐代工筆畫的傳播對于東南亞周邊國家的繪畫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同樣，對于我們現代社會來研究唐代的民風民俗也提供了直觀的材料

唐代工筆仕女畫傳播到海外的影響，中國周邊的國家幾乎都有，但以日本和朝鮮最大，“自七世紀以來，多達十數次的遣唐使的頻繁往來，日本在學習中國文化的同時萌發、形成了日本獨自的美和美的心靈”，因此在18世紀的江戶時代產生了“日本的美人畫”。唐代朱景玄在《唐朝名畫錄》中記載：“貞元末，新羅國有人于江淮以善價收市數十卷，持往彼國”。朝鮮方面具有明顯特征受唐代工筆仕女畫的影響程度。薄松年在《中國美術史教程》中說“日本高松冢壁畫仕女亦酷似張萱、周仿的風格。

而今，工筆畫對現代社會的研究起到信息解碼的作用。任何一種藝術形式不僅可以反映畫者的思想情感，也會表現出一個民族，一個社會，一個時代的文化心理氛圍和人文風俗。而人們要了解古往人們的生活情景，除了從文字書籍找到相關的記述外，工筆畫中的服飾、建筑、飾物等，就成為人們了解彼時人文風情的最直觀，最直接的途徑了。比如，透過畫中婦女的服飾體現出大唐天寶年間不同種族、國家間的相互交流和融合以及各民族之間在風俗及服飾等方面的借鑒和吸收，可以了解到呔唐天寶時期社會開放、禮教松弛的社會現實，同樣我們可以看出，唐朝時代人的衣著雍容華貴、性感大方的特點。現代許多服裝設計師都將目光回轉到古代社會，從古代各朝各代的服飾尋找靈感。如前幾年流行的唐裝上，我們可以明顯的可以看出它便是借鑒了唐朝貴族服裝上的圓領、團花等多種元素。

工筆畫作為一種畫科，它的多種研究角度還有待進一步探究，但從傳播學的相關角度來考察，工筆畫不再是過去的文化遺產，即使現代工筆畫也在發展，但它的應有價值應當被重新定位，從傳播學上來講，它的多種價值在現代社會正在不斷浮出水面。它的傳播效應我們通過以上的分析，也許可以稍稍縷出它的廣泛傳播范圍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