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傳播學發展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傳播學基礎理論；主體哲學；主客體協調；社會學理論；文化理論

傳播理論集中體現了現代知識的綜合，這種綜合體現在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交叉和開放性上。傳播理論的創新和發展，既可以指狹義的創新和發展(指傳播理論自身)，也可以指廣義的創新和發展(指影響到傳播理論體系的建立)，由于學術界對后一個問題論述不多，本文主要論述影響傳播理論的基礎理論的創新和發展。

本文談到的基礎理論主要分為哲學問題、社會學問題、文化問題等3個方面，這3個方面不同程度涉及到傳播理論。理論界選擇什么樣的基礎理論，傳播理論相應地就會帶什么樣的印記。就目前有影響的傳播理論來看，主體哲學(對哲學的基本問題偏于主觀的理解)及相應的社會學理論和文化理論的影響更大。今天，審視傳播理論的基礎理論，使傳播理論建立在可靠的根基之上，繼而創新和發展傳播理論，是傳播學界面臨的一項基本任務。

一、影響傳播理論的幾種主體哲學

在當代，哲學思想對傳播理論的影響通常是通過社會學為中介的，我們在評判一種社會理論時，總是在評判一種哲學思想。為了敘述的便利，我們首先分析影響到社會理論的哲學思想，然后分析其相應的社會理論和文化觀。眾所周知，主體哲學在西方哲學中更為典型和明確，在西方思想史上有其長久的歷史背景。自文藝復興以后，絕大多數哲學流派都是以主體意識的第一性作為理論的起點。在20世紀，從柏格森的直覺主義到解釋理論，從精神分析到現象學，從存在主義到“法蘭克福”學派，主體第一性的觀念以各種體系表現出來：心靈、心理、直覺、精神、體驗、理性觀念、人道主義等等，它們都指代一個實體——主體，是主體賦予了人類存在的價值和意義。這種信念在現象學哲學、解釋學哲學和“法蘭克福”學派中得到了集中的體現，它們在社會——文化理論中有著廣泛的影響，它們也通過社會——文化這個中介間接地影響到傳播理論。至今，我們在一些基本問題上的爭論仍是這些方面的延伸。

我們首先來看現象學，胡塞爾提出現象學的觀念并發展了現象學的方法，現象學哲學有一套較為完整的認識論，以現象學為框架的社會學也多以此為根據發展了意向理論及價值理論。現象學的基本任務是以直覺達到人類理性的深刻基礎，這一任務的前提是直覺是一切知識的合理根源，一切在初始狀態的直覺中呈現的事物將會完全地如其所呈現自身的那樣被接受。這個假設中，主體的理性被賦予了不可動搖的地位，直覺是我們接受事物的外在方式，最后還會有一先驗的自我來保證直覺的可靠。為了達到本質的直觀，他提出了“現象學的還源”，簡單地講，這一命題包括了以下幾個方面：

歷史的加括弧：即把我們的各種信念(不論是經驗的概括還是各種現實的信念)全部懸置起來，并不對它們作是非的判斷。2.存在的加括弧：放棄一切有關存在的判斷，因為哲學的認識是對本質的認識，而對現實存在的判斷則非本質，所以，對存在的判斷也應中止。3.先驗的還原：這種還原使我們從此驗的自我走向先驗的純粹自我，這是世界上一切意義被建立起來的基礎。胡塞爾晚期則將自我純粹意識視為最終的絕對領域，即它的存在不需要任何實在為前提。純粹意識的地位確立后，即可以解釋經驗世界，如果人們在經驗的世界找到共同之處，那么，這是因為他們在意向性上是一致的。

正是這種主體哲學的框架和意向性理論，影響到后來的現象學社會學的發展，舍勒提出的價值哲學、舒茨的意義理論都與現象學有著密切聯系。現象學對現代微觀社會學的影響也是多方面的，只要我們看一下戲劇理論(戈夫曼)，本土方法理論(加芬克爾)，交換理論(雷克斯)及沖突理論(霍克斯)，無不帶有意向性理論的影子，無論是日常的自我還是掩蓋了意圖的自我，都可以在現象學純粹那里找到最后根源。

舒茨的現象學社會學將胡塞爾的現象學觀念擴大到社會領域，認為對社會活動的理解取決于主體間的一致，意義在于主體賦予對象的過程上，社會互動之所以可能，也是由于主體間的一致性。和一些其他的微觀社會學理論相似，現象社會學也是以個體為基本的考察單位，盡管這些理論以互動來解釋社會系統，但它們幾乎都忽視了社會制度對個體的制約。從理論上講，社會結構的形成總是離不開個體及集體的參與，但社會制度形成穩定狀態后，它總是從語言到思想、從法律到倫理、從制度到信念各個方面來制約個體。主體既參與了社會制度的形成，同時，又是社會制度的產物，個體的動機和行為往往是制度化的結果。離開了社會結構和制度，很難解釋一些行為和動機的原因，這也是微觀社會學理論普遍的局限所在。

一些其他的微觀社會學理論如符號互動論等也都是以個體為根基來解釋社會，個體往往成為不受社會制度制約的個體，微觀理論的共性表現在它們幾乎都在表述主體哲學的一些基本主張。

解釋學也存在著類似的理論。解釋的根基建立在個體的體驗和理解之上，為了說明解釋是普遍有效的，就要說明解釋在主體間是一致的，為了說明主體間的一致還要找到更基礎的東西。當代的伽達默爾是用語言來解釋主體間的一致，語言既是解釋學的根基，也是對世界的體驗，其核心觀念是人類以語言的方式擁有世界。用委婉的體驗解釋世界無疑要比現象學更少地依賴于主體，但體驗的背后又隱含著原來的主體。

解釋學賦予了個體極大的心理自由，個人的體驗成為分享共同意義的重要方式，特別是對解讀精神性文本來講，由于時間的差別，也由于解讀者所處社會歷史背景的條件，解讀者不可能得到文本的原始意義，解讀總是充滿了個體的理解，因而文本的多樣性和差異性在所難免，這種多樣性和差異性也是合理的。顯然，在文本和讀者的關系上，解釋學以犧牲文本來迎合讀者，其相對主義的結局不可避免。

“法蘭克福”學派發展了一套批判理論，批判理論旨在批判當代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和思想體系。從認識論上看，批判理論主要對實證主義提出了批判。批判理論的核心是人與自然的對立，精神與物質的對立。批判理論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矛盾可以從近代的啟蒙找到根源，啟蒙精神在改變自然時從認識理性中發展了極度的工具理性，科學技術也是工具理論的集中體現，當世界都變成可度量的對象時，人也變成了被奴役的對象。在當代，啟蒙精神變成一種操縱意識，這又是通過大眾文化來實現的，大眾文化造就了文化產品的單一化和標準化，文化工業代表了這種單一化和標準化。簡而言之，“文化工業”已成為當代一種新的社會控制形式。

縱觀以上幾種哲學思想，無論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多么不同，確定主體意識優于并高于所有一切，是他們哲學推論的前提。正因為存在著主體意識與外在世界的對立，他們的結論幾乎都包含了事實與價值的對立，世界與心靈的對立，以致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對立，在更極端的態度上往往以犧牲認識的理性法則來換取意識的自由。我們在伽達默爾及“法蘭克福”學派特別是胡塞爾那里，可以看到精神世界的無限膨脹，科學涉及到的物理世界往往被看成對意識自由是一個極大的妨礙，甚至對意識自由是有害的。主體哲學很少考慮這樣的問題：即主體——客體二元對立的框架中，主體的推論是否包含了局限和偏見的問題。絕大多數的主體哲學將理性看成是自明的，客體就是呈現為主體推論的結果，這個假定預設了主體不會出現任何偏差。而事實上無論在哪種意義上，這種假設都是不可能的，特別是近代科學的發展，越來越明確地認識到主體意識不可避免地會包含著局限。思想史的發展能清楚地說明這一點，人類對世界的認識在未能把握其本質前，總是以主體的圖式看待世界的，以人的特性解釋世界注定會產生擬人化的過程，這個過程也不可避免地暗含了人類中心論的思想，主體哲學就是按這種推論極端發展的結果。主體哲學是在人類中心論和擬人論的框架下來看待人與世界的，這樣，對世界的認識總是折射出主體的意圖和限度，世界的存在往往被看作人類中心的象征。換言之，它沒有實體性的地位，它的性質全靠主體意識的解釋。這種認識世界的方式不僅存在于西方古典哲學中，也存在于其他民族的哲學中。當人類不能分離出單獨的客體時，除了用人這個尺度解釋外別無其他方式，這也不難理解為何主體哲學一直是哲學史中最有影響的理論。

認識到人類中心論及主體意識的局限是近代科學理論的成果，這個開端就是哥白尼的天文學革命，在他的日心說中，太陽是宇宙的中心，地球自轉并和其他行星圍繞太陽公轉。與地心說相比，這是一幅全新的世界圖像。這里，不論是地球還是人類，都不具有特殊目的和意義，相反，他們(它們)只是宇宙系統的一部分，這種理論最早喻示了人類從中心到系統的變化。

在以后達爾文的理論中，也提供了反對人類中心論的又一種理論。按照其理論，人是生物連續進化的一個環節，人也像其他生物一樣組成了一個系列。這里，人不具有特殊的意義及目的，這種理論也排除了神學理論的創世說。達爾文理論與哥白尼理論在反對人類中心論上是一致的。這兩種理論都說明了人既不是世界的創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此外，當代量子力學也提供了背離人類中心論的理論。這里，主體哲學與人類中心論有著天然的聯系，正因為它假定了人是世界的終極目的，因而，它無法解釋真正的客觀世界，也不可能建立真正意義上的科學理論，而科學理論總是呈現出反擬人化的結果。

現代科學理論的發展過程越來越趨向將人視為無數系統中的一部分，人類既不是世界的創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如果這樣看待人類，人類中心論的思想是值得懷疑的，主體哲學的觀念也是值得懷疑的。

二、建立主、客體相協調的理論

就認識論來看，主體哲學代表了解釋世界的一個方向。除主體哲學以外，一些哲學家力圖使主客體協調起來，這種努力在近代開始顯示出積極的成果，超越主體哲學的有效途徑在于恰當地說明主客體的關系。對馬克思來講，解決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問題首先是實踐的問題，因為實踐包含了將兩者統一起來的可能，思維的觀念只能在實踐中加以驗證：“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并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于離開實踐的思維是否具有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實踐的觀點是馬克思與其他哲學的根本區別，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提到了實踐對人與世界的雙重作用：在實踐中，自然成了人化的自然，人通過實踐也在改變自身的特性，五官感覺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歷史的產物。實踐的觀點說明，主、客體本性的確定是從對方的作用中獲得的。

在20世紀，思考主、客體的關系仍是思想界面臨的主要議題，皮亞杰從自然科學的角度提出了認識的發生問題，再次涉及到主、客體的關系。傳統認識論大多在兩種態度上搖擺：一種是經驗主義，往往將認識看成信息來源于客體，主體只能受教于客體；另一方面，先驗論和天賦論則認為主體一開始就有內部生成的結構，然后這些結構加諸于客體。這兩種理論涉及的都是在高度成熟階段上的認識，而沒有涉及認識的起源，認識的起源要比這兩種理論設想復雜得多。皮亞杰根據心理研究的成果，證明了認識既不起因于一個有自我意識的主體，也不是起因于一個業已形成的客體，而是起因于主、客體的中途，它同時包含著主體又包含著客體，這樣，充分考慮到聯系主、客體的中介就十分必要。皮亞杰作了這樣的設想：“如果從一開始就既不存在一個認識論意義上的主體，也不存在作為客體而存在的客體，又不存在固定不變的中介物，那么關于認識的頭一個問題就將是關于這些中介物的建構問題：這些中介物從作為身體本身和外界事物之間的接觸點開始，循著由外部和內部所給予的兩個相互補充的方向發展，對主客體的任何妥當的詳細說明正是依賴與中介物的這種雙重的逐步建構。”

認識的過程事實上也就是一個建構過程，它從感知運動階段經前運算階段、具體運算階段到形式運算階段，才能達到通常意義上的認識。認識圖式的發展是主客體之間的同化和順應，相互協調的結果，經同化、順應的平衡作用，使主體的認識圖式逐步接近客體的結構。

在建構的過程中，我們很難看到有一個本質不變的客體，也很難看到有一個本質不變的主體，順應說明了主體會在對環境的適應中造成認識圖式的改變；同化說明了主體對環境的過濾和改變，使之符合主體的認識圖式。建構就體現了相互制約、相互轉化的過程，認識的過程就是從簡單低級的結構向復雜高級的結構不斷過渡，這也是一個永無終結的過程，客體意味著主體所能達到的極限。

皮亞杰的理論建立在大量心理學及生物學的實驗基礎上，因而，它代表了解釋認識形成及發展的科學解釋方向。它的要點仍是溝通主客體的中介，在中介的關系中說明主客體。如果將這個中介與馬克思的實踐聯系起來，它們的近似就在于從聯系主客體的結構模式上解釋主客體。

除了皮亞杰發生認識論以外，語言哲學關于語言對世界的組織成形作用也作了出色的論述，這一理論涉及到的指稱問題、真理問題、意義問題及言語行為對我們理解語言與認識、語言與主體及語言與社會有積極的啟發作用。

此外，值得提到的還有結構主義，結構主義建立在嚴格的理論法則之上，它以語言模式為出發點，突出強調了結構和系統的觀念。結構的觀念表明了它對表層對象背后共時的關心；系統的觀念表明了它試圖通過關系的模式來解釋對象，和語言哲學一樣，它也是通過觀眾形態來說明主體的。就此來看，以上幾種有影響的哲學與主體哲學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當傳播體系建立在主體哲學之上時，我們很難察覺主體哲學的局限，這種局限勢必通過其社會學理論內化于傳播理論之中。毋寧說，主體哲學的藍本和傳播理論的摹本存在著一種對應關系，主體哲學對心靈的能動作用的強調會貫穿于傳播理論中。同樣，它的局限(沒有看到認識總是主、客體相互作用的結果)也內涵在傳播理論之中。因而，借鑒科學的認識論建構主、客體的關系，使傳播理論建立在可靠的哲學的社會學根基之上，是傳播學界需要思考的問題。

以上我們曾對主體哲學與微觀社會學的關系作過分析，確實，微觀社會學對主體的動機、行為、意義是主體間的互動曾作過詳細分析。然而，微觀傳播學理論幾乎都沒有考慮到既定的社會結構對主體動機和行為的作用和影響，沒有考慮到社會結構與動機的辯證關系，因而無法說明動機和行為的真正動因，最終使陳述的理論趨于表層化。顯然，問題的真正源頭在于如何看待行動和結構、個人與社會的關系，這是一個如何從社會學的角度理解主、客體的問題。

目前，大家經常談到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該理論的核心問題就是結構與主體的關系問題，與微觀社會學理論不同的是結構化理論力圖在更客觀的立場使結構與主體協調起來。

傳統宏觀社會學偏于社會結構和社會制度對個體的塑造上，而大多數微觀社會學理論將注意力集中在個體和行動的意義的理解上，吉登斯提出了將兩者協調的結構化理論。結構化的核心旨在說明社會結構既是通過人類的行動建構起來，也是行動得以建構的條件和中介，即結構與主體存在著一種二重化的過程，結構并不是外在于主體的活動，而是通過主體的特定活動而構成；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既是其不斷組織的實踐的條件，又是這些實踐的結果，結構不應簡單看作對主體的外在制約，它既有制約性同時又賦予行動者以主動性。這樣，結構和主體存在著一種生產和再生產的方式，對結構和主體的妥當說明，需依靠對它們二重化關系的說明。

鑒于目前傳播理論更多地依靠微觀社會學來維系，清醒地看到微觀社會學的不足，并從社會學層面考慮結構與主體的協調關系也是傳播學界不容忽視的問題。

主客體的關系也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化，一個多世紀以來，文化研究一直是全球性關切的問題。通常大家談到有影響的幾種理論大多集中在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兩個領域。

社會學中占主流地位的理論是價值論，其理論源頭可以追溯到韋伯及狄爾泰，用價值解釋文化的各種理論幾乎都將文化視為對象滿足主體需要的一種活動。現象學、解釋學、“法蘭克福”學派及大多數實用主義理論都代表了這個方向。它們的共性是：都給予了主體以至高無上的地位，無論是生命、體驗、理解、自由或人與社會、精神與物質的對立，都要根據主體意識來評判，文化幾乎沒有自己的實體地位，文化的存在完全要看主體間的解釋。本來，用價值解釋文化并不是沒有說服力，問題在于對主體的極端信賴除了走向自我中心論以外別無選擇，此外，價值論的解釋還面臨著文化相對主義的危險，事實上，這兩個方面的危險也是價值論所無法克服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人文科學的研究區別于自然科學除了對象不同外，還在于研究者適度的介入是可行的。但研究者介入到什么程度則是價值論和解釋學所無法回答的問題。以此為框架，總是面臨著解釋過度的問題，而解釋學通常也把解釋的多元化視為合理的。這樣，在價值論和解釋學的背后，我們看到的仍是主體哲學的主張。

在“法蘭克福”學派那里，主體與世界的對立變成為精神與“物化”的嚴重對立，工具理性的擴張必然在制度上、精神上對人進行新的操縱，文化的單一性及庸俗性不可避免。所以，由于工具理性的極度擴張，人類未來的文明也是暗淡的。

該學派的許多主張都建立在主、客體的對立上，為了維護主體的至上性，不得不排斥非主體的存在。“法蘭克福”由于把個體與社會看作完全都是對抗性關系，現代工業文明在“法蘭克福”學派那里被看作是一種倒退，與之相關的是工業社會及科技進步造就的大眾文化根本不具有以往精英文化的單純和高貴。“法蘭克福”學派從主、客體的對立進而過渡到人與社會的對立，再過渡到文化的對立有其內在的必然性。這樣，我們除了看到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對立外，我們根本看不到它們是如何協調在一起的。

縱觀以上幾種有影響的文化理論，幾乎都是從主體來解釋文化，其結果要么是價值涵蓋了一切，要么是文化存在著對立。因而，超越主體哲學的局限就是一個關鍵的問題。

大家知道，近幾十年來，結構主義提出了一套與主體哲學截然不同的理論，包括其文化理論(主要集中在文化人類學)，其核心是以語言模式來看待社會系統，進而解釋主體在社會中的作用和地位。從結構主義的影響來看，它提供的超越主體哲學的途徑和方式是可行的。

結構主義主要關心文化的共時性問題，萊維——斯特勞斯集中表述了結構主義的文化觀，即文化不僅是共時的問題，也可以通過能指和所指的關系加以說明。文化人類學家經常可以看到大量重復出現的文化形態，是什么決定了它會重復出現?如果人類沒有普遍共同的心智，這一問題也就不可能產生，是各個文化外觀形態的差異重要還是內在的共同模式重要，兩種不同的選擇會有不同的答案。

按照這種方式來理解文化，各種文化現象就不難解釋了。無論文化人類學提供多么不同的文化差異，但共時態的文化是存在的，因為像親族系統、婚姻系統、神話系統、圖騰系統反復出現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這恰好證明了各民族具有構造文化的共同能力。它通過轉換系統，成為我們可以看到的各種具體文化形式，而共時模式為這些形式找到了答案。考察各種具體文化的差異不是人類學的任務，人類學要探討決定文化現象的深層內容——人類共同的心智。

共同的心智，在他那里也就是無意識問題，它不是與意識相對立的下意識或潛意識的概念，毋寧說它是人類先天的一種構造功能。它普遍地存在于各民族中，因而是普遍的理智功能，正是它的存在，可以解釋各種文化的普遍共時。

結構主義的重要代表福柯在思想史領域提供了一種非主體解釋思想的方式，福柯對思想史的分析集中在權力對知識的形成上，換言之，社會的知識型總是體現了權力的支配，主體正是在各種制度性場址的權力關系中生成的。

如果主體總由其他因素所決定，那么，確定的主體是不存在的。毋寧說主體總是由特定的知識型所決定，《詞與物》表明了知識型如何決定著主體。按著結構主義的解釋，它會引出許多被忽視的結論：如果文化不存在著高低之分，發達和落后之分，那么，各種文化之間的比較只能得到現象的差異，追問這種差異是沒有意義的，我們很想知道熱衷于中西方文化比較的研究究竟能給我們帶來什么?如果文化現象的差異只是表層問題，那么中西方文化在心智的創造上具有的共同性不更重要嗎?難道它們不都是共同心智的結果嗎?如果表層的背后確實存在著普遍的東西，揭示這些普遍性正是文化研究要回答的。知識型理論也使我們看到了思想的另一個方面：我們認為許多不可動搖的觀念其實是用某種占主導地位的信念所支配的，主體不僅無法意識到這一點，在大多數情況下反而在強化這種信念。事實上，能超越既定知識型的人少之又少，我們通常表述的知識大多數情況下是某一社會占主導地位的知識而已。

綜上所述，建立主、客體協調的認識論是社會人文科學的可靠前提，它影響到在什么樣的方式上看待社會理論和文化理論，客觀的社會理論直接關系到傳播理論的根基問題：個體既是社會制度的結果，又參與了社會制度的形成，這樣，兩者存在著密切的對應關系。同樣，非主體解釋的文化理論旨在說明文化共時模式的存在，表層文化現象的對立和無序并不反映內在層次的共同模式，如果我們做深層分析，各種文化可以找到普遍的共性。

三、結語

近50年來，人類的知識積累發生了驚人的變化，以往許多被認為是經典的理論和命題，現在被看作是有條件的和相對的，知識的不斷綜合和更新要求我們的思維與時代保持同步，特別是像傳播學這種新型的綜合性學科，如何使其理論建立在可靠的基礎上，是不容回避的問題。

近代科學反復證明了這樣的事實：一門學科的成熟與否，在于其基礎理論的成熟與否，而不在于其表象形態的豐富，這一道理同樣適用于傳播理論，相對于傳播理論的應用理論來講，其基礎理論的研究就更為重要。

目前，傳播學界對狹義的傳播理論討論較多，而對廣義的傳播理論討論不多，這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對傳播理論的深化理解。如果我們僅僅討論狹義的傳播理論，我們只能得到一個相對封閉的解釋體系。問題在于對傳播理論基本觀念的討論常常會將問題引向更基本的問題，例如，信息問題、語言符號問題、意義問題、傳播的存在及目的等等。對任何一個問題完整的回答都會涉及到人的問題，涉及到人對世界的理解，涉及到人與社會的關系，這些問題都屬基礎理論的范疇。這樣，借鑒基礎理論的成果，無疑會強化傳播理論的解釋力，使狹義的傳播理論更為健全。

本文談到的傳播理論的創新和發展，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論述的。以上談到的三個方面直接關系到我們建立什么樣的傳播理論。主體哲學曾在哲學史上產生過長期影響，而現代科學的發展愈發證明了其內在的局限性，我們只有從主、客體相協調的途徑上來看待主體意識時，我們才能更好理解主體意識，我們只有恰當地說明了主體，我們才能恰當地理解人與社會的關系，才能恰當地說明文化的本質特征。這既是我們探討廣義傳播理論的目的所在，也是我們探討傳播理論創新與發展的核心所在。

注釋：

篇(2)

[關鍵詞]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目標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1]單波.反思新聞教育[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4).

篇(3)

關鍵詞：英國 新聞傳播學 教育 現狀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之一，是現代高等教育發源地之一，新聞學起步較早，在新聞傳播學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優勢，值得我們進行學習、研究與借鑒。

一、中國新聞傳播學發展趨勢。

隨著新聞裝備、人們思想觀念、計算機網絡技術的不斷提高，新聞傳播學得以飛速發展，并呈現出一些新的趨勢與特點。

（一）、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相互交叉融合。傳統的新聞學研究突出實用性質，淡化理論性。傳播學被引入新聞學界以后，新聞學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傳統的研究領域，它包括廣播、電視、網絡媒體等多種傳播媒體或形態，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的內容。這種融合不僅是原來兩個學科的融合，而且與傳媒活動相關的各個學科的研究成果，也越來越多地被運用到新聞傳播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這就要求必須創新現有的課程設置以及教材內容的劃分方式，重新構建一種適合新的環境條件的新聞傳播理論。

（二）、新聞傳播學的研究領域正在不斷擴張。近年來，中國的傳媒處于大整合的時期，傳播業急速膨脹，傳媒每日每時與社會發生互動，矛盾沖突的頻率上升，新聞官司增加，社會對傳媒職業道德不規范的指責增多。因此，傳媒業自身的法治建設和職業行為的規范化，越來越成為學界關注的問題。傳媒經營、新聞法治與職業道德成為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新領域。

（三）、新聞傳播學的內涵不斷拓展。20世紀90 年代以后，中國廣播電視特別是電視的發展速度和規模空前。從行政、綜合市場、專業市場三個角度看中國電視產業的市場格局，中國電視產業呈現三大發展趨勢：政府導向讓位于市場導向；民營電視業將成為市場上的一支重要力量；電視資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時進行，形成區域性傳播中心。

二、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發展歷史淵源。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發達國家之一，在近現代新聞傳媒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聞傳播學教育源遠流長。

（一）、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起步較早。

英國最早的日報《每日新聞》創辦于1702年，是世界上較早采用雙面印刷并分欄、較早形成近代日報形式的報紙；1851 年出現在倫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誕生的新聞通訊社之一；1922 年以民營形式組建的英國廣播公司于1927 年改組為公立（BBC）以來，已成為西方最大的公共廣播電視機構；1 936 英國廣播公司（BBC）建立的電視臺是世界上第一座電視臺，英國的新聞傳播教育也伴隨著新聞媒介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在英國人的觀念中，掌握實際本領的最好辦法就是實踐，從實際接觸中學習其中的技巧，新聞傳播教育也不例外。這種理念影響著早期的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奠定了英國新聞傳播學的地位。

（二）、傳播學發展先于新聞學。英國的傳播學出現在新聞學之前。早在上世紀30年代，一些社會科學家便開始對媒體效果研究產生興趣，傳播研究與傳媒研究院系應運而生。西方新聞學的研究領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傳播學，范圍更加寬泛，設計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內容，以及廣告研究，公共關系研究，媒體經營研究等。在英國傳媒教育領域頗具盛名的城市大學新聞系被規劃入該校的藝術學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維斯敏斯特大學新聞和大眾傳播卻在同一個學院，還有一些院校的傳播學被劃入英語學院和商學院。

（三）、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起始較晚。在新聞與傳播學教育方面，倫敦大學曾率先開設新聞學專業本科教育（非學位教育）；最早開設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學，于1971 年開始進行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倫敦城市大學于1976 年開始辨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學位教育是在20 世紀90 年代初開始的。英國的新聞與（大眾）傳播學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較晚，但英國以其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學教育傳統和發達的傳媒業等基礎，在新聞與傳播教育/媒介教育與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特點。 [ ]

三、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現狀。

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層面的教育，新聞學教育與傳播學教育區別較明顯，而且整個學科領域的教育總體上也形成了幾種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

新聞傳播學強調專業實踐性。從新聞學與傳播學教育的區別角度來講，英國新聞學教育領域的學位點，雖然提供寬厚的理論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強化專業新聞實踐。無論是倫敦大學戈德斯密斯學院媒介與傳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實務細分的專業方向設置，還是威斯敏斯特大學媒介、藝術與設計學院研究生教育中劃分較寬的專業方向設置，均要求學生深入某種媒介領域進行大量練習。而傳播學領域的研究生課程設置，則側重于傳播學、文化學和相關學科的理論視角、爭議點、研究方法等，以便為研究生選擇課題進行研究，奠定寬廣的理論基礎。

（二）、新聞傳播學教學要求嚴格。關于整個學科領域形成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科的研究生教育，不僅有歐美較為常見的研究型、課程（教學）型之分，而且還有研究與課程（教學）型，而且對課程學習的數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 Degrees”來說，不但該專業的博士學位點在時間分配上以研究為主，并對開題報告、研究項目和博士學位論文有嚴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論文達到8～10 萬，并強調博士論文對于專業的獨創性貢獻，而且該專業的哲學碩士點（A 型）也要求學生聚焦于選定的研究領域并撰寫4 萬詞的學位論文。而該專業屬于教學型（“TaughtProgrammes”）的碩士學位點，則要求研究生修滿4 門課，撰寫1 萬詞的學位論文。

（三）、社會科學特征明顯。英國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研究新聞和傳播活動的規律，表現出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從理論課授課內容也可以看出其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比如《新聞理論》，涉及戰爭與新聞、新聞業市場結構與新聞實踐、新聞從業者為誰而工作、新聞與政治、國際新聞流與通訊社等專題。與英國相比，中國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新聞學教育表現出較強的人文學科特點，新聞學更多地“體現出政治與文學雜揉的特點”，“更具人文學科的特點”。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這種新聞學教育視角與社會對新聞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

但是，“當新聞活動越來越表現為一種文化消費活動時，以社會科學的態度對待新聞學已是一種必然選擇。”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把握新聞傳播活動的規律，可以讓新聞學教育更貼近現實操作。

（四）、學校教育國際化特色突出。此類學校師資構成較為國際化，不少教師來自國外；其學生結構更呈現出國際化特征，約50%的研究生是外國留學生。這種師、生構成的國際化特點帶來的文化間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間了解不同文化的機會，有助于培養學生的國際化視野，以及對于新聞與傳播學領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時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帶著其對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學習而給教學帶來一定的困難。社會傳播現象和傳播學科的跨學科性質，在當今時代傳媒的傳播活動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這種跨學科、個性特色突出的專業方向，有利于培養寬口徑、復合型的傳媒人才，也有利于對于傳媒實踐的深刻理解。

四、結束語。

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發展歷史源遠流長，新聞傳播學強調專業實踐性、新聞傳播學教學要求嚴格、社會科學特征明顯、學校教育國際化特色突出等，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特點，抓住了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精髓，對我國新聞傳播學教育具有很好的借鑒作用。[ hi138/Com]

參考文獻

［1］Garnham Nicholas，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Glob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of Information London 1990.

篇(4)

1.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拓展最初的新聞傳播學研究僅局限于個別學者，而且是零星的、述評式的。研究者當中，業界、學界平分秋色，各擅所長。盧惠民發表在《新聞研究資料》1990年第2期上的《漫步新聞書林——1979至1988年新聞學書籍出版評述》是較早的研究文章。作者將1979年到1988年10年間我國公開和內部出版發行的近千種新聞類圖書分為新聞基礎理論等10大類，在肯定新聞史和新聞理論研究比較扎實的同時，也指出了新聞出版作品過熱、重復出版、抄襲作品冒頭等問題,并分析了原因。曹鵬也是較早涉足這一領域的學者。他先后在中華傳媒網（1997年）與《新聞出版報》（1998年）連載過“報業書話”，多達20余篇，這是國內最早系列評介新聞專業圖書的文章。此外，2000年前后他在《新聞三昧》《新聞實踐》與《新聞記者》都發表過長文，重點評介媒介經濟學專著。在整個20世紀八九十年代，由于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數量并不大，因此研究僅限于個別學者，沒有太多人關注。進入21世紀以來，研究的重要性開始顯現，相應成果也明顯增多。

陳力丹和童兵是較為系統研究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的學者。陳力丹于2002年、2003年發表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出版概述》同題文章，在對上一年度的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總體評價后，再對主要著作進行點評。自2006年起，他每年出版一本《解析中國新聞傳播學》，內容涉及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如《解析中國新聞傳播學2009》，其中有一節內容為《回歸新聞學本體——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新聞理論教材結構的變化》。自2006年開始，復旦大學出版社每年推出一部由童兵主編的《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最新報告》，該報告梳理和評介該年度的新聞傳播學科研究概況和成果，包括這一年的研究重點與熱點、主要研究領域、重要代表性論文及觀點、重要學術會議和公開出版的著作及教材等。這些述評既有利于梳理新聞傳播學發展的脈絡，又對讀者起到了導讀作用。近年的一些研究者不再局限于整體述評，注意從不同視角切入，分門別類、多角度進行分析，這有益于研究的深入。如王彤、陳貝貝分析了傳媒類圖書的特點，認為各出版社定位的相似性導致了傳媒類圖書市場不僅存在數量上的短缺，而且存在結構性短缺，敏銳地指出“傳媒類圖書成長期更可以體現出出版社對傳媒類圖書品質的敏感度和品位的把握度，甚至是對戰略智慧的考驗。此時，出版社對市場的細分、對目標市場的選擇和定位就顯得至關重要”。張濤甫、章永宏則指出新聞傳播學著作的出版繁榮主要表現為中低端市場的繁榮，尤其在教材出版領域呈惡性競爭之勢。韓雋通過對國外新聞傳播學教材的使用，同時比照國內同學科教材的內容、風格、定位以及總體理念，歸納了國外新聞傳播學教材的形態機理特點。劉鴻英則通過對中美兩國新聞學/傳播學權威教材內容的比較和分析，指出我國高校新聞傳播教學和教材存在的不足及改進的建議。

2.研究方法從定性研究走向定性定量研究相結合20世紀90年代之前少有的運用統計學方法進行定量分析的學術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如許欣根據文獻計量學原理，對中國大陸傳播學專著出版數量、主題內容、譯著、譯著國別、合著率、核心著者、多產出版社等進行了分析研究，力求發現中國大陸20余年來傳播學研究的一般狀況和特點，同時分析存在的問題和不足。殷琦根據計量經濟學原理對2002～2006年國內出版的譯著進行文獻檢索與統計分析，描述了譯著的總體概況，并歸納與分析了譯著的研究主題與研究方法，以期展現在此5年內我國譯著的導入情況，以及導入過程中所反映出的我國學者的研究取向與研究視野。錢玲飛、孫輝對CSSCI中新聞傳播學論文引用圖書的出版社進行統計，列出被引次數前100名的出版社，將這些出版社按綜合出版社、大學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專業出版社、教育出版社、地方和機構出版社以及其他出版社7類進行分析，得出對新聞傳播學最有學術影響力的出版社主要是綜合類出版社和大學出版社的結論；對新聞傳播學引用次數排名前10位的出版社進行分析，得出人民出版社和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圖書單本被引最多的結論。將被引次數排名前20位的出版社列為核心出版社，并對其特點進行分析。蘇新寧（2011）對CSSCI中2000～2007年新聞傳播學論文引用圖書情況進行統計，選出本學科中被引次數相對較多的197種圖書。該研究對于分析新聞傳播學圖書學術影響力很有幫助。

3.新聞傳播學說史研究與圖書出版研究互相借鑒學說史很大程度上有賴于對學術著作出版的研究，通過學說史又可以了解到代表性著作的出版，以及重要作者在學說發展史中的地位和貢獻。但圖書出版研究不同于學說史，二者價值評判標準不盡一致。最根本的一點是，學說史是以學術為本位，出版研究則是以讀者為本位。另外，出版研究具有更多元的視角，如影響出版的各項政策、閱讀心理等各種因素，出版機構與讀者研究等。新聞傳播學說史的研究目前已經較為充分，專著主要有徐培汀的《中國新聞傳播學說史》（2006），丁淦林、商娜紅的《聚焦與掃描：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研究》（2005），謝鼎新的《中國當代新聞學研究的演變——學術環境與思路的考察》（2007），童兵的《中國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報告（1978～2008）》（2008），王怡紅、胡翼青的《中國傳播學30年（1978～2008）》（2010）等。我們從這些著作可以了解到新聞傳播學專著和教材出版的大致情況。其中徐培汀的著作不僅對新聞傳播代表作進行了比較客觀的點評，也對作者作了較為詳細的介紹。謝鼎新的著作重點在新聞學研究演變的路徑，其中關于“研究主體的構成與研究風格”類似于作者研究，用實務派和學院派對學者進行歸類，還分析了研究主體風格與地域文化的關系、新聞學研究人員構成的代際關系等。這些內容令人耳目一新，也說明從出版學角度研究學說史可以拓寬視野，使研究更加深入。

此外，書目研究較為充分，如1988年新華出版社出版、由林德海主編的《中國新聞學書目大全》，收錄了從1903年至1987年我國出版的新聞學書目1900多種。2008年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由周偉民主編的《中國新聞傳播學圖書精介》，更是收錄新聞傳播類圖書近5000種，上自1903年我國首部新聞學著作，下迄2005年百年間有關新聞傳播類圖書，主要包括專著、教材、論文集、譯作、工具書等。自1982年始歷年出版的《中國新聞年鑒》也辟有新書簡介專欄，提供上一年出版的新聞傳播類書目，并對部分重點圖書做選介。書目研究對于梳理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大有裨益。清代學者王鳴盛在其所著《十七史商榷》卷一的第一條就標明說：“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在卷七《漢書敘例》條中又重申其義說：“凡讀書最切要者，目錄之學。目錄明，方可讀書，不明終是亂讀。”

二、我國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研究不足分析

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研究成果顯著，不足也很明顯。其不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缺乏系統性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已有上百年的歷史，尤其是近10多年相關著作呈現激增局面，但該領域的圖書出版尚未被當作出版專史予以全面梳理，因此從已有的研究著作中看不出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在出版史當中的地位和作用，亦很難發現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的規律。總體上看，對圖書內容評介的多，對出版與社會文化及閱讀心理研究的少；對作者評介的多，對出版機構、編輯和讀者研究的少。在文學、社會學等領域，研究該學科出版專史的博士論文或專著已有不少，而新聞傳播學作為一級學科，圖書出版有上百年的歷史，理當有系統全面的研究著作。

2.缺乏足夠的理論支撐，研究方法單一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研究有必要引入出版傳播學、社會心理學、文化史等理論，才能把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納入歷史文明進程中進行考察，重點關注出版傳播系統的整體性、出版與社會環境、傳播要素間的關聯性，并把握好圖書傳播的個性和特征，這樣的研究才能具有足夠的深度和廣度。如張仲民從文化史的視角，結合既有的中國近代書籍史研究成果，挖掘了大量清末報紙雜志中的書籍史資料，特別是廣告資料，對以前研究中注意不夠的清末出版的“衛生”書籍——主要是生理衛生書籍、生殖醫學書籍進行了考察，發現這些書籍的廣告及其內容大多將其與身體、種族和國家建立了關系，透過這種修辭策略，它們獲得了出版和應該被閱讀的合法性。此外，研究方法有待改進。雖然近年來引入了傳播統計學的方法，但仍顯得單一，尤其是業界、學界缺乏交流，結論自然片面。如對出版社、圖書和作者影響力的分析，基本上是借助CSSCI，對論文引用圖書進行統計分析，選出被引次數較多的圖書，分析其學術影響力。這種分析得出的結論雖然有一定的說服力，但要更加客觀、全面，還需要運用問卷調查、訪談法、比較研究等多種方法，以反映該領域出版的全貌，得出更加令人信服的結論。

3.概念不明，分類不清，評判標準不一新聞傳播學圖書在人文社科類圖書中，雖然占的比重不大，但相對雜亂。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還是因為新聞傳播學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加之作者學科背景復雜，又有學院派與實務派的分野，研究者的立場、視角，研究的對象以及采用的文本等具有多樣性，因此圖書的學術性與非學術性、專業與非專業、理論型與實務型之間的界限模糊不清，因此新聞傳播學圖書歸類成為一大難題。我們從歷年的《中國新聞年鑒》新書介紹欄目，以及周偉明主編的《中國新聞傳播學圖書精介》等書可以看出種類的龐雜性。沒有哪個學科面臨如此“光怪陸離”的局面。嚴格地講，《中國新聞傳播學圖書精介》收錄的近5000種圖書，相當一部分因為缺乏學術性，或過于偏重資料性和應用性，不能算作“新聞傳播學圖書”，書名冠之以“中國新聞傳播類圖書精介”較為恰當。正因為界限混亂、模糊，研究文章中有“新聞圖書”“傳媒類圖書”“新聞傳播圖書”等多種叫法，實際上這些概念是有差別的。像媒介觀察、采編心得、媒體企業或人物實錄之類作品，屬于傳媒類圖書，但不是新聞傳播學圖書。如肖克•羅斯著《默多克傳：一個王國的誕生》、袁友興著《報業風云：南方都市報經營實錄》等。有些新聞業務和媒介經營管理等方面的圖書既是傳媒類圖書，也可歸屬新聞傳播學著作，二者有交叉重合之處。如杰克•卡彭著《美聯社新聞寫作指南》、約翰•V•帕夫利克著《新聞業與新媒介》等。雖然新聞傳播學圖書歸類十分困難，但作出相對合理的界定是有必要的，否則“放進籃子都是菜”，只會加劇混亂。如果沒有區分，在價值評判上就只能執行人文社科學術出版的一致標準，而忽視新聞傳播學科及傳媒研究的特殊性。如談到新聞傳播學研究失范的問題時，“缺乏規范的注釋、引文”常為人所詬病。但如果它是偏重實務的傳媒類或新聞類圖書，沒有注釋也未嘗不可——暨大新聞學院院長、南方報業集團原董事長范以錦根據實戰經驗寫的《南方報業戰略》，深圳大學特聘教授、原《深圳日報》總編輯辜曉進通過現場采訪寫的《走進美國大報》等書，全書未見一個注釋，但都很有分量，且不失嚴謹。所以，新聞傳播類論文或圖書要根據內容和作者背景予以細分，執行不同的評判標準，否則不僅影響到圖書的價值評判，也影響到學術評判和作者評價。

三、結語

篇(5)

2010年初，李紅艷的著作《鄉村傳播學》順利出版，這不僅成為國內第一本系統論述鄉村傳播學理論的著作，同時也給出了一個明確的信號：占中國大半的鄉村地區和廣大農民將不再是中國傳播學的盲點。

為了進一步推動傳播學在中國的本土化進程，李紅艷不僅在實名博客中分享了鄉村傳播學的相關論文和隨筆，而且早在2008年5月就創建了中國鄉村傳播網。

目前，李紅艷及其團隊研究的鄉村傳播不止是研究大眾傳播媒介對于鄉村社會的影響，也涉及人際的傳播和交流——包括鄉村社會內的人際交流和鄉村城市之間的交流，這也部分打破了傳播學研究局限在大眾傳播媒介上的局面。

在中國，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導致了城市和鄉村地區的巨大文化差異。信息的不對稱、知溝的擴大、文化心理的偏見等“傳播斷裂”的現象顯然不利于農村地區的發展。

作為一門偏重于應用的社會科學，傳播學誕生晚（20世紀中期），傳入中國更晚（20世紀80年代）。國內學界在引進、消化的成長過程中，一直在尋找本土化的切入機會和應用模式，但大多忽略了農村地區的傳播形態。因此，傳播學的發展一直以城市為中心，廣大的農村地區長期處于邊緣地帶。

事實上，鄉村傳播研究在20世紀20、30年代的美國就已經得到重視，他們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如何將新技術、新產品在鄉村社會中加以普及。隨著美國社會形態的轉變，城鄉之間的差異已經不再是社會的主流話題，因此，鄉村傳播研究的現實意義便逐步減退，研究本身也終從熱點歸于平淡。

李紅艷認為，對于美國社會而言，其實用性和經驗性的特征，使得關于鄉村傳播的研究主要側重在技術的推廣和應用上，畢竟這是在短時期就可以見效的，而文化概念、人的意識、價值觀等則需要漫長的過程。

談及國外鄉村傳播學研究對構建中國鄉村傳播學的借鑒意義，李紅艷表示，一些研究成果在中國的現實中也很實用，如農業推廣體系和諸多我們認為可以促進農村發展的工作持續地進行中，這些都是自 然而然的發展中的現象，與政府行為體制、政策機制和學者的現實關懷相關聯。但同時，我們的社會形態有自己獨特的地方，借鑒畢竟只是借鑒，本土化的民情、鄉情和人情還需要細細研究，不能把他們的研究結論完全套用，或者是用來解釋現實中諸多鄉村社會的現象。

在李紅艷看來，雖然我們擁有正在蓬勃中的中國鄉村社會學研究、正在上升中的農村發展管理學研究等，關于鄉村社會的研究中心和前沿性的報告日益增多，甚至關于“新”鄉土中國的話題也把我們引向中國鄉村社會變遷之路上，傳播的概念似乎并未被遺忘，但遺憾的是，它只是進入了日常的話語習慣中。

篇(6)

1994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兼媒體實驗室主任、《連線》雜志專欄作家尼葛洛龐帝的《數字化生存》一書在美國出版，他在書中將數字化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認為，如果說物質世界的基本粒子是“原子”的話，那么進入數字化新時代后，從某種意義上說，構成世界的基本粒子就是“比特”(bit，binarydigit的縮寫)。“，作為信息的DNA正迅速取代原子而成為人類社會的基本要素”。1998年1月31日，美國前副總統戈爾首次提出并系統闡述了“數字地球”這個新概念。

1999年1月號的《ComPuterworld))刊登了微軟畢業論文董事長比爾.蓋茨訪問記，使用的標題便是《未來走向純數字化》。比爾.蓋茨預言:“隨著硬件、軟件的進步，一切的一切都將數字化。我相信，今后10年圖書、音樂和照片都將走向純數字化，從作者到讀者都將采用數字化方式。”數字技術在信息處理和傳送方面的巨大優勢使得它和新聞傳播的結合變得順理成章。傳統媒體的數字化和新型網絡媒體的出現，完全改變了傳統的新聞傳播模式，對社會的各個領域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盡管尼葛洛龐帝將“比特”褒揚得近乎無所不能的觀點受到一些人的批評，盡管“數字化將決定我們生存”的論斷也受到廣泛質疑，但幾乎所有的人都無法回避眼前的事實:數字技術已經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尤其是新聞傳播領域。因此，探討數字技術對新聞傳播的影響非常必要。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

國外這方面的研究進行得比較早，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便有社會學家和技術專家開始研究這一問題，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主要有:美國學者丹尼爾·貝爾的《后工業社會的來臨》、阿爾溫·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未來的沖擊》、約翰·奈斯比特的《大趨勢—改變我們生活的十個新方向》等。這些著作對數字技術的應用問題進行了初步探討，并給未來的信息社會勾勒了一個大致的輪廓。由于當時數字技術畢業論文的發展還處在初期階段，這些著作對數字技術在新聞傳播中的運用問題，涉及甚少。直到1994年，尼葛洛龐帝的《數字化生存》才明確地提出了“媒體世界改頭換面”的說法，并且在書中提到了數字電視、多媒體、虛擬現實等概念。

20世紀末，日本、英國、美國等數字技術發展較快的國家，開始出現了一批研究新興網絡媒體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桑野幸德的《數字革命新時代》、岡特利特的《網絡研究:數字化時代媒介研究的重新定向》和泰普斯科特的《數字化成長:網絡世代的崛起》等。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我國的相關研究進展緩慢。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我國數字化進程的逐步推進，以及國外相關學術著作陸續翻譯出版(如上文提到過的《數字化生存》、《第三次浪潮》和((2.0版數字化時代的生活設計》等)，國內一些學者開始涉足這一研究領域，并取得了較大的研究成績。這主要表現在:1、相關著作和論文不斷涌現。張詠華曾對((新聞與傳播研究》、《國際新聞界》和《新聞大學》上1996年至20世紀末刊載的論文內容進行分析，發現涉及傳媒技術分析的文章總體呈增長趨勢，均是從以往的個位數百分比增長到2570以上。在由新浪網、浙江在線和浙江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聯合創辦的網絡平臺《中國新聞傳播學評論》上，刊登了大量與此相關的研究文章。2、我國新聞傳播學界舉行的大型學術會議宣讀的論文中，有關新聞傳播新技術研究的論文比重大幅度上升。2007年12月15日，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舉辦了主題為“數字化背景下的媒介變革”研討會。這次研討會研討的畢業論文中心問題就是數字技術對媒體的影響，與會專家研討了數字媒介的最新發展趨勢、人們使用新媒介的行為和特征，以及與此相關的各種問題。3、國家社科基金對此領域也非常關注。1996年以來幾乎每年都有相關課題立項，如1996年項目《多媒體技術與新聞傳播》、1998項目《網絡傳播新發展及其對策(研究報告)》、《新聞傳播手段的數字化:現狀透析與發展預測》，2000年設立的8個項目(包括《互聯網對信息傳播和人們精神文化生活的影響研究》等)。

國內相關研究中，較有影響的著作有:孟群的《電視數字制作技術》、張麗和孟群合著的《電視新聞編輯與數字制作》、吳廷俊的《科技發展與傳播革命》、閡大洪的《傳播科技縱橫》和《數字傳媒概要》等。另有學術論文如:王忠巖的《數字時代的影像敘事空間》、張慧的《數字技術對電影的影響及其反思》、劉梅的《數字技術與知識類電視節目》等。

三、研究目的和價值:

篇(7)

組織傳播于20世紀80年代被引入我國。然而，在傳播學逐步成為顯學的今天，我國的組織傳播研究仍然處于低迷階段。以傳播學經典的四大分支學科為關鍵詞，分別檢索中國學術期刊網和維普期刊網，可以發現，組織傳播的研究文獻遠遠少于大眾傳播和人際傳播（見表1）。

回顧我國20多年組織傳播的研究歷程，我們大致經歷了引進、形成和初步發展等三個不同階段。

1988年至1999年為我國組織傳播的引進期。以林瑞基在《深圳大學學報》發表的《組織傳播及其效果》（1988）為標志，我國大陸第一次出現了“組織傳播”這一研究概念。在這之前，組織傳播僅在我國臺灣地區傳播學界產生影響。第一本組織傳播著作是林瑞基于1991年在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組織傳播》。可惜的是，在此之后就很少看到林瑞基組織傳播的研究文獻發表。這一時期比較有影響的論文還有彭鳳儀的《論組織與組織傳播》(1996)，魏永征的《關于組織傳播》(1997)等。與西方發展脈絡相似的是，我國最早關注組織傳播的并非傳播學界的專家，而是管理學科、新聞學科的學者，他們發表的基本上是一些學科介紹性的文章。這些文章通過對國外研究成果的轉述，闡述了組織傳播研究的重要意義和現實價值。此時的組織傳播研究尚處于學術啟蒙階段。

2000年至2004年為我國組織傳播的初步形成期。這階段的重要成果是，華夏出版社出版了美國著名傳播學者凱瑟琳?米勒的《組織傳播》（2000），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丹尼斯?K?姆貝的《組織中的傳播和權力：話語、意識形態和統治》（2000），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教軍章與劉雙合著的《組織傳播》（2000），廈門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張國才的《組織傳播理論與實務》（2002），這些著作的出版對組織傳播研究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

這一階段的研究文獻主要有：《組織傳播的研究模式及思考》（黃孝俊，2001），《組織傳播中的“事件驅動”開發》（舒詠平，2003），《論組織傳播的意義》（顧孝華，2003），《組織傳播學的界定及其意義》（胡河寧，2004）《組織傳播學的發展狀況與體系構建》（胡河寧，2004），《誠信：組織管理與傳播的倫理智慧》（胡河寧，2004），《組織傳播兩岸發展狀況的比較研究》（胡河寧，2004）等等。

這個階段除了文獻發表數量上升之外，還表現在學者們的研究旨趣大多集中在對“組織傳播”學術領域的界定、研究模式的探究、研究意義的深入思考、學科體系模式構建方面。學者們基本擺脫了早期對國外組織傳播研究成果的簡單轉述，期望通過界定組織傳播與管理學、公共關系學和組織行為學之間既聯系又區別的關系，厘清組織傳播在我國發展的脈絡和方向，實現組織傳播研究領域的一種突破。

2005年至今為我國組織傳播的初步發展期。這期間數量增長趨勢明顯，共有35篇文獻。這些論文試圖在強調本土化意識的同時，也開始考慮研究范式的創新，以及體現學者個人的研究旨趣。如胡河寧的《組織意象圖式中的組織傳播隱喻》（2005）和《組織傳播符號的倫理意蘊》（2006），從哲學、符號學視角出發，運用文化闡釋的研究范式，詮釋組織中隱喻和符號對組織經驗的共享與意義建構，透過對組織傳播本質的詮釋，深入探討了傳播對于組織的不可或缺性。《組織傳播研究的方法與視角》（2007）和《組織傳播研究的學術路徑》（2007）這兩篇文章則通過對組織傳播國內發展的深度思考，在分析研究現狀的基礎上，提出了對組織傳播研究的建議。曾耀農、肖乃濤的《組織傳播的審美特征》（2006）、劉京林的《論組織傳播和人際傳播的中介作用-兼介維果茨基的社會文化歷史理論》（2007）等論文，通過言說分析的研究方法，為組織傳播注入了活力。

這階段的著作有科學出版社出版的《組織傳播》（胡河寧，2006），這是我國第一部研究生使用的組織傳播教材，作者在構建組織傳播理論新體系的途徑中進行了創新性的嘗試。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的《組織傳播論》（顧孝華，2007），探討了組織傳播的若干理論問題，回顧了組織傳播思想的演變過程，重點討論了組織內部的下行、上行和非正式傳播的特點。

組織傳播從本質上說，是一個理論和實務相結合的研究領域。因此，2005年之后應用型論文的大幅增長亦是此種趨勢的有力佐證。一些學者從技術層面入手，探討新科技影響下的組織傳播建設。如顧偉泉的《網絡環境下高校組織傳播系統的構建》（2005）、《基于網絡推拉技術模式的圖書館組織傳播系統》（2005），程士安課題組的《數字化時代組織傳播的新特征》（2007），王晨的《組織傳播的新媒介技術運行分析》（2006）等都是結合了最新的數字科技，研究技術構建對組織傳播的影響和促進。

在研究對象方面，不少文獻將組織傳播研究放到了具體的組織中，通過對各類社會組織傳播行為實踐活動的詮釋，表現出組織傳播的研究有了更多的針對性和應用價值。如劉海波、陳曉霞的《試論學校教育的組織傳播屬性》（2006）、涂剛的《組織傳播與班級管理》（2006）、周云倩的《組織傳播視閾下的企業內刊現象》（2007）等等。復旦大學的謝靜在《今傳媒》雜志連續發表了《組織的決策過程與信息的傳播和解釋》（2007）、《組織傳播與危機的預防和應對》（2007）等四篇文獻，劉京林發表了《開放系統、負熵與界限溝通者》（2006）等論文，都是通過對實際案例的分析解讀，探討在組織管理中信息溝通與傳遞，決策制定與修正等組織信息傳播方式、方法、途徑等，這些應用性研究文獻縮短了“理論”與“實踐”的距離，更加貼近了鮮活的組織傳播實際。

通過對組織傳播研究發展歷程的簡單回顧，可以看到，隨著各類組織對社會結構和社會生活影響日益深刻，學者們對組織傳播的認識也在不斷更新。作為20世紀發展起來的社會科學探索的一個特殊領域，組織傳播理論經歷了自然人、經濟人、社會人、文化人等不同研究范式的發展歷程，現在已經發展到了21世紀信息社會的傳播人范式階段。組織傳播也越來越為我國學者們所認識和關注，其學科發展脈絡已漸然成形。然而，從總體上說，組織傳播研究在我國仍然處于落后與徘徊狀態。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我國組織傳播研究還缺少能夠致力于組織傳播研究的專業力量，研究者普遍受到非專業背景與多學科知識結構等問題的困擾，學科建設目前還存在的許多空白導致眾多理論問題模糊不清。與西方國家的組織傳播研究相比較，這些問題的存在使得我國組織傳播研究仍然是塊有待耕耘的處女地，發展之途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