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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生物醫學模式向生物-心理-社會綜合醫學模式的演變，醫療矛盾逐步由“技術型”向“服務型”轉化，許多新的醫學倫理問題應運而生，醫學倫理學越來越受到各國醫學教育界的關注。

【Abstract】Synthesizesthemedicinepatternalongwiththebiomedicinepatterntothebiological-psychology-societytheevolution，themedicalserviceiscontradictorygraduallyby“thetechnology”to“theservice”thetransformation，manynewmedicineethicsquestionarisesatthehistoricmoment，medicineethicsmoreandmorereceivesthevariouscountries’medicineeducationalcirclestheattention.

【Keywords】Medicineethics；Education；Presentsituation；Countermeasure

隨著生物醫學模式向生物-心理-社會綜合醫學模式的演變，醫療矛盾逐步由“技術型”向“服務型”轉化，許多新的醫學倫理問題應運而生，醫學倫理學越來越受到各國醫學教育界的關注。

1醫學倫理學教學現狀

1.1我們不能不清醒地認識到，與世界上很多國家相比較，我們的醫學倫理教育從內容到形式，從理論到實踐都存在著許多問題與不足。目前，在美國、法國、英國、日本等國家已經進行了多年系統穩定的醫學倫理學教學。在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各年級醫學生中均開設醫學倫理學課程，并進行跨學科教學。教學基本上圍繞當前醫學領域的重點熱點倫理問題進行，如醫學實踐中知情同意、人體實驗、腦死亡、稀有資源分配等。哈佛大學醫學院對醫學倫理學采取以問題為基礎進行跨學科的教學方法，組織學生對醫學倫理問題從不同角度、不同學科進行研究和探討，并邀請不同學科的專家參加，例如邀請臨床醫學專家、基礎醫學專家、社會學家、哲學家、心理學家、行為科學家等[1]。

我國則多以開設醫學倫理學課堂教學為主，進行其他教學模式的學校還很少，教學模式還有待完善。僅在少數醫學院校的醫學倫理學教學中，采取了對重點熱點問題進行討論，課題調研的形式。比如哈爾濱醫科大學，其在上世紀末已經開始采取這種課題調研討論的教學形式，取得了一定的教學效果[2]。但是目前國內對這些模式還缺乏系統的研究，也沒有很好的推廣。

1.2對醫學倫理學重要性的認識不足。

醫學倫理學在醫學教育中的地位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才導致目前我國醫學院校醫學倫理學課時嚴重偏少的現狀。據不完全統計，我國大部分醫學院校在第五學期開設醫學倫理學或在政治課中開設醫德課，總課時約為30學時，不及美國、日本等國家同類課程學時總數的1/5。在如此有限的時間內，不大可能指望學生對醫德范疇、醫德規范等有較為系統的了解，更談不上為他們提供將理論付諸實踐的機會了。

2002年2月，國際醫學教育學會公布了本科醫學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包括醫學教育的7個基本方面：職業價值、態度、行為和倫理，醫學科學基礎知識，臨床技能，溝通技能，群體健康和衛生系統，信息管理，批判性思維和研究。[3]這一標準闡述了醫學院校畢業生必須具備的一系列基礎核心能力，從中可以看到，醫學倫理學和醫德教育在醫學生綜合素質中占有重要地位。

1.3授課形式單調是我國醫學倫理學教學中亟待改革的又一弊端。

目前醫學倫理學教學中通行的是單純由教師講授的方法。限于學時，教師較少考慮，也無從考慮實際效果。這種“布道式”的教學方式，很難引起學生對醫學倫理學的興趣，更不用說掌握指導他們終身職業生涯的倫理準則與規范了。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美國醫學院該門課程的教學形式顯得生動活潑。其中最常見的是各種形式的討論和以病例為基礎的教學模式。日本的醫學倫理學課程則主要由相關臨床教研室的教授主講及讓學生參加病區實習的形式來予以實施，注重培養學生判斷醫療實踐中發生倫理問題及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加拿大的醫學倫理學課程大多采用案例教學法和以問題為基礎的教學方法。

1.4如何讓醫學倫理學的教學內容更系統、更穩定、更具時代性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近年來，我國醫學倫理教育的教學內容也同樣受到了嚴峻的挑戰。眾所周知，任何一種道德理論或倫理學說，都是有其一定的社會、政治、經濟背景。隨著經濟改革在我國城鄉相繼取得巨大成功，人們開始對醫療衛生保健行業提出了更高層次的要求。新的醫學模式要求醫務人員不僅應具備精湛的醫術，而且要求他們能自覺尊重生命價值，在努力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的同時，還要深諳倫理學、心理學等人文科學知識。所以原有的教學內容自然跟不上時代的需要，而即使是已經更新的教材內容，也會因為目前新的倫理學問題的層出不窮而同樣有了時代的局限性。傳統的醫學倫理學考核形式，主要以考場筆試(閉卷或開卷)以及論文撰寫常見。前者強調的是書本理論知識的檢測，特別是閉卷形式。開卷形式雖然有一定的開放，但總之都是以理論知識考核為主，與傳統課堂授課形式相適合。這種考核方式容易流于形式，不能真正考查到學生學習醫學倫理學課程后的思想觀念以及倫理決策能力上的變化，也不能真正鼓勵學生學習醫學倫理學的主動性。后者雖強調了學生學習的主動性，有助于學生自我能力的培養，相比較應該是一種進步。但是仍然還有不足之處：沒有貼近臨床和實踐，學生的任務僅僅是在完成論文，所以相關材料可以不必從實踐中獲得，減少了倫理學的實踐機會；論文撰寫相對簡單，教師的指導成分相對較少，實用性不足。因為以上這些因素，所以目前的醫學倫理學考核方式難以引起學生學習的興趣和迫切感，那么進行醫學倫理學考核制度的改革就更加勢在必行。

2醫學倫理學教學的對策

2.1加強國際合作，提高中國醫學倫理學的教學水平。醫學倫理學的發展和醫學科學的發展密不可分，一種新的醫學科技的發展，必然引起相應的倫理學的方法論等多種角度，深入研究高等學校教學方法，使我們的教學在調動學生主動學習的積極性，啟迪學生創造性思維以及培養學生表達思想、交流觀點的能力等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4]。此外，對學生的成績考核，要考慮改變以理論考試為主的形式，積極嘗試多種考核方式，使考試內容注重運用所學的基本理論分析一些具體問題。2.2創新教學內容。

自1982年以來，我國高等和中等醫學院校和醫療部門陸續開設了醫學倫理學課程，從事醫學倫理學教育和研究工作，先后編寫了許多版本的醫學倫理學教材。這些教材的出現，對于醫學倫理學的教學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21世紀是生命與健康科學發展的世紀，因此醫學倫理學內容體系“應以義務論為主線，將價值論、公益論貫穿其中，既反映傳統醫德精華，又突出生命與健康主要內容，并包括哲學、倫理學、心理學、社會學、美學等相關學科進行理論與實踐的論證。既有一定的理論深度，又能幫助醫學生和醫務工作者解決在學習和醫療實踐中的各種倫理問題。其具體內容應突出科學性、系統性、規范性和實踐性的統一”。[5]

2.3改革教學方式。

教師講授不應該是醫學倫理課唯一的教學方式。我們應該借鑒國外一些比較好的教學方法，依據我國的國情和目前醫德醫風的現狀，摸索出有自己特色的教學模式。在方法上，我們應改單調乏味的說教為多種形式并舉。可以嘗試用師生對話、小組討論、專題討論的形式。在醫學倫理學教學過程中，“應特別重視選擇與應用正反典型事例進行倫理分析，這對于幫助醫學生和醫務工作者加深對醫療實踐中所遇到的倫理紛爭的理解，提高醫學行為分析判斷能力具有重要意義。實踐證明，這種教學方法效果好，深受大家歡迎”。[6]同時還“應重視對啟發式、講授法、多媒體教學法、考評法等方法的應用，不斷提高醫學倫理學教育教學質量”。

2.4加強師資培養，提高教學水平。

為解決師資隊伍發展滯后的現狀，首先，應盡快成立醫學倫理學教研室，建立一支結構合理的、專兼結合的教學隊伍。其辦法：一是建立專門教學研究機構，配備專門從事醫學倫理學教育的人員，尤其重視選拔有培養前途的碩士生、博士生。二是以中華醫學會醫學倫理學教育委員會名義舉辦全國性醫學倫理學師資培訓班和專題研討班，2004年8月在廣州舉辦的全國醫學倫理學教育培訓班，受到有關部門和與會者的好評。同時，各省市醫學倫理學會也應定期召開醫學倫理學教育會，不斷培養醫學倫理學隊伍，還應選派有培養前途的年輕教師出國作訪問學者進修學習，從而達到提高醫學倫理學師資隊伍素質的目的。

2.5完善并規范人文教育體制。目前我國醫學倫理學教育體制不夠完善，同時還尚無相應的規范。

全國僅有醫學倫理學會及教育等專業委員會，而各省市沒有相應的專門機構，也缺乏統一和明確的要求。雖然國家教育部、衛生部在課程建設上把醫學倫理學列入教育計劃，但全國醫藥院校缺乏統一的安排。有的院校成立了醫學倫理學教研室，但大多數院校是在社科部或德育教研室中成立一個小組，教材不夠統一，教育與研究相脫節等。我們認為，必須制定統一的計劃和提出明確的要求，“把醫學倫理學作為整個醫學教育的重要內容，納入教育衛生主管部門的議事日程，列入教育計劃，作為必修課程開設，作為精品課程和重點學科來建設”。[7]同時要大力開展醫學倫理學的教育研究，定期召開地區和全國性醫學倫理學教育研究會，總結交流經驗，表彰先進，依靠全體醫學倫理學教育工作者和理論界、醫學界的同仁，共同為建設符合國情的醫學倫理學理論及教育體系而努力。

參考文獻

1伍天章.以教學內容改革為突破口，加強醫學倫理學教材建設.中國醫學倫理學[J]2001，(1)34～35

2曾釗新、李建華.道德心理學[M].長沙：中南大學出版社2002，134

3伍天章.以教學內容改革為突破口，加強醫學倫理學教材建設.中國醫學倫理學[J]2001，(1)34～35

4李傳俊、李本富.醫學倫理學案例教學的實踐與評價.醫學教育[J]1995，(2)9～11

5張金忠.關于醫學倫理學教學方法、效果的討論.中國醫學倫理學[J]1999，(3)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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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元”問題也還存在分歧，沒有得到很好的解答。比如何為新聞倫理，這是新聞倫理學體系建設中最基本的問題。學術界就有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新聞倫理是指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道德和行為規范，是新聞職業倫理的簡稱；另一種觀點認為新聞倫理包括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的內容，著眼于道德現象；還有觀點認為，新聞倫理應是宏觀層面（整個新聞領域普遍認可的行為規范）、中觀層面（具體的新聞媒體機構所認可的行為規范）和微觀層面（新聞工作者對本職業道德規范的理解和履行情況）三個層面的綜合。學界目前對新聞倫理的定義和界定還沒有達成共識。對于一個學科來說，爭鳴固然重要，但是理性的、有根據的思考之后的共識也必不可少，特別是一個學科的關鍵概念。只有弄清楚了基本概念的內涵和外延，解決了基本理論層面的問題，學科建設才有可能推進。一門學科的發展需要在反思、討論中不斷推進、完善和超越。我國倫理學者萬俊人說，“倫理學不能只停留在經驗描述的層次上，而要為道德經驗和道德規范提供更深刻的基本理論說明。”③應用倫理學更是如此。德國哲學家叔本華有句名言：“倫理學不在于呼吁，而在于論證。”④新聞倫理的本質是什么、使命是什么，為什么要遵循倫理規則，新聞倫理學的研究對象、研究特點如何等，不是在新聞活動實踐過程中自然而然地顯露出來的，而是通過一定的理論程序，通過長期的總結和理論化的過程，在學術研究中達到學界的廣泛共識的結果。那么如何有效改變目前的現狀，促進新聞倫理理論的研究呢？這就需要把理論提升當作新聞倫理學研究的重中之重，以優先的方式推進新聞倫理理論研究的發展。具體來講，首先應該從理論倫理學中吸取營養，找到強大的理論根基，全面深刻地反思新聞倫理學學科本身的一些基本問題；另外也需要從社會學、心理學、哲學、語言學等方面吸收相關的理論和方法，兼收并蓄，以開放的態度提升新聞倫理學的基礎理論。其次，在一般倫理的背景下研究新聞倫理的個性，以普遍性與特殊性統一的方式，借助學科研究方法論來思考、討論、論證新聞倫理學前面講到的基本問題，確定自己的學科定位，建立自己的概念系統，研究出自己的理論體系。再次，工作上要在新聞倫理研究隊伍中集中力量攻關，討論一些學科的基本理論問題，比如舉行大的以理論為目標的學術研討會，以團隊協作方式完成一些理論性強的重大課題，出版一批具有理論深度的研究專著。只要學界普遍重視，研究者動員起來，經過數年的努力，就能從理論上增強新聞倫理理論的深度，向著建立新聞倫理體系的目標邁進，全面推進學科建設。

二、從規范倫理學視角來看：新聞倫理規范之本在于理論

規范倫理，狹義上說，指道德體系中涉及社會的道德原則、規范和范疇的倫理，旨在為人們的道德生活確立正確的行為準則。廣義上說，規范倫理因人們對傳統規范倫理學的理解而有所不同，一般凡是運用理論研究，論證人們的行為和相互關系應當怎樣、不應當怎樣，提出人們行為的基本原則和規范的倫理，都屬于規范倫理。廣義的規范倫理包含或部分包含了理論倫理的內容。目前，我國對新聞倫理規范研究較多。就專著和教材來看，比較有代表性的有王軍的《新聞工作者與法律》，王天定的《新聞道德與規范》，黃瑚編的《新聞法規與職業道德教程》等，這些專著涉及到的新聞職業倫理的規范比較系統。同時，一批學術論文對新聞倫理規范的探討也比較多，特別是從新聞倫理規范的角度來評價和解讀新聞實踐，成果比較突出。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規則的制定和實施，應當說這是必要的，也是有成效的。但是，僅僅就規范研究規范是不夠的。比如目前學界往往是將自律和他律作為新聞職業道德建設的途徑來看待，研究多是在自律和他律的闡釋框架下對案例進行分析，多是用現有的新聞道德規范去評價相關實踐。那么，為什么應用自律、他律的框架而不用別的框架，自律、他律的理論基礎有哪些，發揮效用的社會環境、社會心理條件、記者素養、媒介場域、制度基礎等是否具備，以及各因素之間如何互相影響，還有當前我國新聞職業道德中為何自律、他律常常失效等等。這些問題必須用理論的思維去研究，不能僅滿足于制度的制定與解釋。新聞倫理規范是指導新聞倫理行為的準則，具有很強的約束作用。但是，倫理學理論才是新聞倫理規范制定、研究和評價的前提。只有理論的提升才能為新聞倫理規范研究找到合法性空間，進而增強其有效性。比如說新聞倫理規范的制定需要遵循一系列社會普遍倫理的基本原則。顯而易見，只有在關于道德價值的判斷是真理的條件下，所制定的道德規范才能夠與道德價值相符，從而能夠成為優良的道德規范；相反，如果關于道德價值的判斷失誤，甚至出現了謬誤，那么，在其指導下所制定的道德規范，則不一定能起到抑惡揚善的引導作用，甚至會縱容不道德的行為。那么，這種新聞道德規范就是惡劣的道德規范。⑤新聞倫理規范是新聞實踐活動中的規范，屬于實踐規范。“合理的實踐規范既是‘是’與‘應該’的統一體，又架設了一條由‘是’轉變為‘應該’的‘橋梁’。同時，合理的實踐規范架設的‘橋梁’為實現實踐主體的價值追求、社會需要提供了觀念保障。”⑥如何判斷規范與價值相符與否，如何使規范有效而不失范呢？“人在社會中為什么愿意交出一定的自由，接受、遵守某種規范和約束，或放棄某種規范、另外選擇其他規范，這是需要論證、需要充足理由的。這種關于規范之前提、基礎的探討，關于規范確立的原則、方法、程序的探討，是倫理學‘講道德’‘有道德’的核心”。⑦新聞倫理學研究不只是單純地將各種規則和價值標準簡單地應用與推廣，而是一種再研究、再創造、再構建，將新聞倫理理論具體化的過程。任何一種倫理規則的生成、生效、失效都有其社會歷史上的根據。倫理學的分析工作即理論的反思和觀照，在于發現一種倫理規則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研究一種倫理規則能夠有效的客體性條件和主體性條件。也就是說，只有通過理論提升才能使規范本身具有合理性，以增強新聞倫理規范約束力的有效性。

三、從實踐倫理學視角來看：新聞倫理實踐提升依靠理論

實踐倫理，實質是指規范倫理在現實的道德生活中的具體應用，是理論倫理經過規范倫理向現實的道德生活的轉化，同時也是檢驗理論倫理和規范倫理是否真切實用的標準和尺度，是形成和產生新的理論倫理和規范倫理的倫理場所和領地。在當前復雜的社會轉型中，新聞職業道德中的問題較多，所以新聞倫理實踐的研究受到了普遍的重視。學界的研究中，論文很多，著作也不少。但是從問題方面來說，相當多的新聞倫理實踐研究往往就事論事、缺乏深度，沒有從理論上深刻分析。比如“就當下的新聞道德研究來看，更多的是對有關新聞事件中道德問題的個案分析，而這些個案研究，大多是用現有的道德規范說明有關新聞行為的道德與否。”⑧這樣就會造成道德判斷沒有合理性的理論支持，對案例的解析也缺乏理論的深度和依據。再如研究新聞倫理失范的歸因和對策的文章較多，但遺憾的是，這些文章普遍停留在新聞倫理表征研究，而缺乏深入的思考和探索。⑨因此，迫切需要從理論層面研究新聞倫理實踐中的問題，讓理論建設來指導學科實踐。新聞倫理理論不僅是新聞倫理實踐價值的提煉，更重要的是它指導著新聞倫理實踐，能為新聞倫理實踐提供合理性的根據，也會使新聞倫理實踐的研究不流于表層。正因為這樣，更要求新聞倫理實踐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和深度。在這方面學界已經進行了一些有益的嘗試。比如對現在的新聞道德問題進行歸納與分析的，有以中國人民大學藍鴻文教授的《新聞倫理學簡明教程》為代表的論著，這些研究就虛假新聞、“有償新聞”、虛假廣告和誤導廣告等新聞職業道德中的問題進行了探究；再比如對新聞倫理失范問題的研究，有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王卉副研究員從關系角度研究失范現象；還有近年來伴隨著公共性突發事件的頻發，一些研究者對突發公共事件報道中的倫理問題進行了思索，指出應不傷害、不侵權、生命至上等超越一般倫理規范的原則意見等等。但是，理論聯系實際的深度尚有提高的余地，亦即能從更高的理論層面上給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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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教學法的應用

借著處理問題的過程，自行搜尋資訊，從而學到必要的知識。“以這種方法所取得的知識，印象深刻，記憶良久，將來面臨類似的現實問題時，舊知識即時涌現。即使舊知識不足以解決當時的問題，學生所擁有的‘面對問題、解決問題’能力，仍然終生受用”。[2］因此，PBL教學方法最適合“終生學習”的需要，可以彌補傳統方法的不足。課堂討論是手段。“PBL要著重培養學生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3］。在問題提出之后，按照“組內合作、組外競爭”的指導原則，成立學習小組，進行組內討論，分組發言。讓學生在這個環節上集思廣益、暢所欲言，發表討論的結果；之后在進行小組間的辯論，促使學生進一步的思考、探究和交流，使知識體系更加完善，從中選擇最佳答案，是學生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體現獲取知識的快樂。同時還可以讓學生利用業余時間在互聯網上進行交流，擴大學生們的知識面和提高學生們使用現代化技術的能力，從而形成一個完整的知識系統。

例如在講當代醫學倫理中的熱點問題時，由于醫學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不可避免地會對傳統的醫學倫理思想形成沖擊，引發一些醫學倫理問題的爭論。如器官移植、安樂死等，可以設計小型的課堂辯論，在課前留下作業，要求每位同學通過查找資料、網上搜索等方式，思考怎樣看待器官移植、安樂死及人們在這些問題上存在的倫理爭論。在討論與辯論中，使學生們認識到生命神圣與生命質量、生命價值的沖突，更加珍惜現在的每一天，珍惜作為白衣天使“救死扶傷”的職責。

教師積極參與和適度點評是劑。國外的PBL教學法研究結果顯示：教師積極而有效的教學支持對于學生的自主學習很有幫助。在課堂討論中，教師要對教學過程進行反復研究，要控制課堂的教學進度，適度活躍一下課堂的討論氣氛，引導學生融會貫通所學的知識，用準確的語言表述自己的觀點。在每次課結束前，教師要對各組學生在解決問題的思路、方法和內容等做出全面的評價，盡量做到評價中肯、適度，多激勵和表揚學生，確有不當之處也應用婉轉的語氣指出，這樣有利于樹立學生學習的自信心。

PBL教學法在《醫學倫理學》教學中的優勢

PBL教學法為學生們營造了一個愉快、自主學習的氣氛，使他們能夠積極主動地暢所欲言，踴躍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同時也可輕松地獲取來自其他同學和老師的學習資源。運用這種教學方法，可以在師生間構建良好的雙向溝通關系，既可增加師生間的互動交流，活躍課堂氣氛，又可以有效地提高課堂教學質量，使學生能夠真正掌握所學知識。

PBL教學法使醫學倫理學在教學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盡可能多地暴露出來，讓學生在討論中加深對正確知識的理解，還可以鍛煉學生不斷地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使學習過程縮短，深刻領會教學內容，逐漸培養其臨床思維能力，為今后醫學生們走上工作崗位奠定良好的基礎，成為具有個體發展優勢的全面發展德高素質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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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權利與群體權利的張力

人具有作為人的權利和尊嚴。人的權利和尊嚴不可侵犯。臨床醫學以個體的人(患者)為研究和治療對象，因此臨床醫學主要涉及患者本人———作為個體的人的權利。強調尊重(包括:患者的自主性、知情同意、為患者保密、隱私權保護等方面的內容);有利不傷害(包括:“不傷害”這一最低要求和“有利”這一較高要求兩個方面);公正(包括醫療資源分配公正、回報公正、程序公正等內容，不僅要求具有形式公正還要求具有實質公正)。公共衛生事業則以群體(包括健康人群、亞健康人群、患病的群體以及他們的混合體)和社會為其研究和關注的對象，關注群體、社區和整個社會的健康。強調群體和社會權利。從保健、預防和治療疾病的視角看，兩者具有一致性。但是從權利關系看，兩者之間又具有顯著的差異:臨床醫學側重于患者個體權利和尊嚴，對象一般是患者。公共衛生關注群體的健康權利，對象一般是健康人群。在一些情況下，個體的權利與群體的權利之間會存在矛盾并發生沖突。例如在“非典”期間，為了群體的利益，我們不得不將疑似患者隔離起來，對其個體權利作適當的限制。這顯然是對患者權利的侵犯，侵犯的目的是防止病毒在健康人群中的擴散，引起更大的問題。那么，為什么同樣是傳染性疾病的HIV/AIDS不能采用這種方法，為什么不將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隔離起來呢?也就是說，在什么情況下，這樣的行為可以得到人道主義辯護呢?一般情況下，個體的人權與群體權利之間會存在一定的張力。這種張力的平衡需要依靠法律和道德的力量加以規范和制約。個體的人權的實現不能以妨礙(或者損害)他人正當權利和群體正當權利的實現為代價。正是基于這一原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必須將個人的健康情況告知，也正是基于同樣的原則，我們要求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不能故意傳播艾滋病病毒———在明知自己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患者的情況下，還要主動去同他人發生或者故意與其他靜脈吸毒者共用一個注射針具。同時，要求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患者在就診時有義務說明自己的健康情況。

程序公正與實質公正的矛盾，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的沖突

羅爾斯認為“公平即正義”。但具體怎樣實施，卻有不同的看法。目前，研究的有關公平和正義的問題涉及衛生體制改革的總體目標以及醫療衛生資源的分配等宏觀問題，也涉及臨床中的具體的微觀問題。“新農合”、“城鎮居民醫保”、在職人員的醫療保險以及其他一些商業性質的醫療保險，從根本上來看，所要解決的就是這個問題。近兩年來熱議的“神木醫改”模式所解決的也是這個問題。在微觀領域，醫院在對患者進行必要的檢查和實施治療前，一般要告知患者，甚至要求患者簽字，以做到知情同意。如果患者因種種原因不具有或者喪失了理性抉擇的能力，需要實施知情同意。這是一種形式化的要求或者說是程序公正的重要保障形式。但是在臨床上也確實存在這樣的情況，因為患者或者患者的家屬(或其監護人)由于文化、經濟、心理等各種原因，拒絕在治療方案知情同意書上簽字，從而錯失治療良機，導致患者死亡，引發醫療糾紛。這種情況的出現會使醫生非常難過。但是作為醫生，他會做出怎樣的選擇呢?是要追求一種形式上的公正與正義?還是應該從患者最根本的利益出發，不過分看重所謂知情同意書的簽字程序，大膽決斷實施預定的治療方案?但是，如果是患者本人作出拒絕采用醫生提出的治療方案這樣的決定呢?例如，由于宗教的原因而拒絕輸血、由于基于對于腹中胎兒的愛而拒絕對患有嚴重遺傳疾病或者生理缺陷的胎兒實施流產術等，都屬于這一類情況。醫生能否根據他自己的意愿或者根據國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社會的利益，或者所謂孕婦本人的根本利益或其家庭的利益而強行實施流產術/引產術呢?能否在不告知患者本人的情況下，在手術過程中為了挽救患者的生命偷偷地為患者輸血呢?在這里，我們遇到了程序公正和實質公正之間的矛盾，以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或根本利益)之間的沖突。這種利益沖突還可能存在于制藥公司、研究機構、作為研究人員的醫生以及作為受試者的患者之間，也可能存在于患者與保險公司、雇用單位之間，甚至存在于患者本人與其家屬之間。目前醫患關系緊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利益沖突引起來的。甚至出現了患者家屬由于花費不起昂貴的醫療費用而代替患者選擇放棄治療的情況，這種悲劇的發生就是患者本人與其家屬之間利益沖突的例證。利益沖突可能引發非常嚴重的不良后果，甚至可以直接導致患者死亡。例如上述患者家屬由于經濟利益沖突而代替患者作出放棄治療的決定，引發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前些年發生于基因治療領域中的“Gelsinger事件”［2］也是人們討論的利益沖突的熱點話題之一。

民族性與普世性價值觀爭論

美國萊斯大學生命倫理學家恩格爾哈特2007年11月在南京國際生命倫理學論壇暨老年生命倫理與科學會議上曾發表了題為《對全球性道德的探求:生命倫理學，文化戰爭和道德多樣性》的講話，［3］就道德多元主義和后現代道德危機問題提出以下看法:人類對于道德及道德多樣性問題，進行了大約2500年的哲學沉思，幾乎沒有獲得支持建立普遍道德規范的可能認識的經驗基礎，至少對適應于普遍境況的我們是有理由這么說的。作為一個概念問題，如果沒有假定的觀點作為論據，沒有循環論證，或者沒有進行一個無窮的后退，關于道德標準化內容的爭論看起來不會經過合理、理性的討論而達到一致。這種狀態使得全球道德計劃成為一個問題。事實上，與這些思考產生沖突的正是關于正當與非正當行為、好與壞的行為、作為一種普遍固定規范的道德計劃本身。因此，他認為關于普遍正當行為的現代性信仰本身已經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在醫療實踐領域，不同文化語境背景下的流產、安樂死、醫療保健的公有和私有資源再分配等都成為爭論的話題。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了，自20世紀中期生命倫理學誕生以來，生命倫理學以它特有的廣泛的普適性和超越意識形態的特征，跨越國界，超脫宗教和政治對立，在人類精神家園墾拓了共同的語境，將其發展成根植于日常生活的哲學事業。［4］普遍性與民族性的關系成為生命倫理學乃至整個醫學人文科學爭論的焦點。一種觀點強調醫學人文性所具有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指出了只有民族性才能夠國際性;另一種觀點強調醫學人文的普遍性和國際性，認為醫學的人文性本來就不屬于某個民族特有，它本身就具有多元化基礎上的普遍性。恩格爾哈特看到了“全球生命倫理學共識的瓦解”，同時，他強調生命倫理學應當從不正當的風俗和限制中解放出來，因為這些傳統或限制是和普遍道德原則相違背的。也就是說，生命倫理學應該支持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渴望實現的那種普遍道德社會的愿望。同時他認為，生命倫理學不僅僅是國際的，而且是追求對于善、正當和公正的內容豐富的觀念。正是由于生命倫理學的這一特征，使它自誕生以來很快就為各種文化和宗教傳統以及不同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的國家民族和個人所接受。#p#分頁標題#e#

問題研究與體系建構

以生命倫理學為焦點，醫學人文學應當以問題研究為中心，還是應當將注意力放在建構理論體系?國內學者對于這個問題存在不同的看法。一種觀點認為，［5］生命倫理學是在規范倫理學、權利倫理學以及程序倫理學的框架內發展起來的。生命倫理學不是以建立體系為其目的，而應該將注意力放在中國目前的具體問題上。生命倫理學強調問題研究，強調它的實踐性，并非不重視理論思維，恰恰相反，這種理論思維立足于實踐，回應實踐的需要。因此這種觀點認為，生命倫理學不是哲學倫理學或理論倫理學，追求唯一的最純粹、最完備、最自洽、最連貫的倫理學理論，而是應用或實用倫理學，要解決問題，效用論和道義論是兩個最基本最有效的理論。但應用不是理論或原則的推演，在應用中必須考慮情境。在不同情境中某個價值處于突出地位，在另一情境可能就不是了。如臨床中的病人、研究中的受試者是脆弱人群，他們的權利和利益應當置于首位;但在公共衛生情境下，他們的個人權利和利益雖然也要考慮，但不能置于首位。生命倫理學的工作重點不在構造理論體系，但是，原倫理學、現代生物醫學和傳統文化對于生命倫理學的影響卻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和對待。另外一種觀點認為，［6］生命倫理學要有自己的理論體系，要在不同的文化圈中形成各自不同的理論框架。因此，怎樣使生命倫理學在不同的文化傳統和各種式樣的哲學思潮中得以生存和發展便成為研究的課題。第二種學術觀點側重于理論體系的構造，側重于研究生命倫理學的文化之根，側重于研究漢語文化語境下的生命倫理學理論特征，強調生命倫理學的后現代文化特征，對于構造生命倫理學理論體系，特別是對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生命倫理學理論體系具有積極的價值和意義。

篇(5)

思想實驗研究方法在這里所體現出的一個很好的功用，就是它能夠通過程序設計和思維推理得出悖論，即“倫理困境”，從而通過“倫理困境”指出某一倫理理論所存在的缺陷和弊端，如電車難題就是針對功利主義的理論缺口而提出的。這些缺陷和弊端揭示了理論與實踐不能夠一一對應的地方，對這些偏差之處進行反思平衡，有利于理論的檢驗和修正。這種方法在批判性的維度上有一定意義，但卻缺乏建設性維度上的指導，即對“倫理困境”問題本身并沒有給出一種深刻的解讀和建設性的分析思路，最后的結果只是將我們引入幾種理論的矛盾爭論之中，陷入非此即彼的理論抉擇。以電車難題為例，這一思想實驗通過合乎邏輯的思維推理最終得出了幾種倫理理論的相互矛盾，也就是“功利主義”與“義務論”的矛盾，這種矛盾會引導我們這樣解釋人們的選擇:如果在最開始的情境下選擇轉動方向盤以1個人的生命換取5個人的生命，那么就是“功利主義”(大多數人都會這樣選擇)，相反則是“義務論”;而在第二種新設定的情況下大多數人卻沒有選擇將橋上的胖子推下去以1個人的生命換取5個人的生命，這時大多數人又導向了“義務論”。仔細分析就會發現，這個結果恰恰說明多數人在進行行為選擇時并非完全出自于一個事先預設的“理論指導”，而是出自于一種基于實際情況并包含理智、情感和欲望綜合考慮在內的整體性判斷。如果我們出于電車難題思想實驗的困惑而苦苦思考究竟應該選擇“功利主義”還是“義務論”，我們的思維其實已經被這兩種理論所限制。理論的分歧并沒有真正深入探討并解釋一個行動者發出行動的原因和實質，我們難道是因為知道什么是功利主義、什么是義務論后再命令自己要遵循該理論而作出行為選擇的嗎?一個簡單的倫理理論足以構成我們行為的全部理由嗎?如果一個規范的倫理理論足以指導我們所有的行為，那么為什么大多數人在前后兩種情境下作出了理論不一致的選擇?在這里，思想實驗研究方法有效地指出了功利主義的理論缺陷，也把我們帶入了更大的困惑之中。

二、思想實驗方法在倫理學中應用的局限性

(一)知識論話語的限制

“思想實驗”這一研究方法通過假想的程序設計和合乎邏輯的思維推理引出問題并得出悖論，這種研究方法背后所展現的思維方式(假想實驗、邏輯推理、歸謬反證等)是以知識論話語為背景的，而倫理學具有實踐性質，訴諸于價值領域的探討，知識論的思維取向與倫理學的價值論視野并不能夠得到很好的結合。“電車難題”這一倫理學思想實驗中設計者試圖引出“功利主義”和“義務論”這兩種倫理理論的矛盾沖突，從而使我們陷入到一種理論選擇的困境中，這個困境實質上是一種知識論思維的限制，即認為我們必須在一種具有普遍必然性的規范化理論指導下才能夠發出確切的行為，從而試圖去引發構建一種沒有漏洞的理論以確保知識的可靠性。然而，從一個更大的價值論和存在論的視角來看，我們發出一個行為首先是基于具體的實際情境，基于對生活世界自身的價值和意義理解來進行一個綜合的判斷，而不是出于某一固定理論規范的預先指導，如果想要把這一理論通過邏輯論證普遍化、必然化，就更加不符合價值探討的思路了。

(二)實驗與實際的差異

“思想實驗”本質上是一種假想實驗，理論上的設想與實際生活的實踐存在著一定的距離，理論上所表達出的立場也并不能夠蘊含生活實踐的全部價值。思維假設中的場景和我們實踐生活中的場景具有不同的性質:對于實際生活中的問題而言，我們常常是被動的，因為實際中的問題往往會隨時隨地發生而并不跟從于我們的主觀設想，每一個具體的環境和情境都是隨機的。然而，對于思想實驗中的問題，我們的出發意圖是主動的，即這種假想是特定的、尤其是針對某種理論來建構和設計的。由此多數思想實驗針對某一理論觀點進行批判和反駁，是一種從觀點出發的思路，而不是從問題出發再到觀點的思路，理論如果先入為主，這種特定的預先指向性并不利于整個問題的研究進程。倫理學問題的實踐性質決定了研究方法需要從實踐到理論再到實踐，而不是簡單的理論內部之爭。

(三)行為與行動者分離

隨著近代科學的興起以及隨之而來的現代哲學的深刻變革，在現代性的語境之下，倫理學話語也發生了轉變，越來越脫離“關懷倫理”而轉向“操作倫理”，從以探討“德性”為主的美德倫理學轉向以探討“行為正當性”為主的功利主義、義務論等主流倫理學說，從一種以“行動者”為中心的德性訴求轉向了以“行為”為中心的分析和論證，這也就導致了德性與規范、行動者與行為的分離，用斯托克的比喻來說就是現代道德哲學的“精神分裂癥”。而大多數的思想實驗研究方法也是在這樣的話語轉向下應運而生的，馬赫作為第二代實證主義的代表，在其《認識與謬誤》一書中第十一章以“論思想實驗”為題展開論述，這一般被認為是思想實驗最早作為一種正規的學術研究方法出現并被應用，可見這一研究方法在某種程度上帶有科學主義和行為主義的色彩，是話語轉向的一種表現。在亞里士多德和孔子的時代，人們關注以行動者為中心的德性。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所要考察和評判的不僅僅是一個行為本身，而是包括發出這個行為的行動者，“對每個人來說，適合他的品質的那種實現活動最值得欲求。”一個人在生活實踐中獲得優良的德性與他做出合乎德性的行為是一致的，成為好人與做好事可以是內在統一的，行動者作為一個本體概念蘊含著德性、規范和幸福本身。而現代倫理理論的代表功利主義和義務論所關注的則是行為自身的合理性，無論行動者是一個怎樣的人，只要他的行為選擇符合規范，就是可以被接受的，即“人們只是為了確定何種行為是達到這種善的正當(正確)手段而追求關于目的的知識。”“行為中心”的理論追求“好的行為”，而“行為者中心”的思路則朝向“好人”、“好生活”這樣更大的圖景。如果我們把倫理學中“電車難題”這一思想實驗所得出的悖論放置在亞里士多德和孔子的時代，也許并不會符合那樣一種話語體系，是否轉動方向盤和是否把橋上的胖子推下去這些行為選擇并不意味著某人是一個功利主義者或義務論者，而很可能是反映了某人擁有某種德性。并且，出于一種德性也許并不妨礙他在前后不同的情境下做出看似矛盾的行為選擇。例如在第一種情境下他選擇轉動方向盤以一救五，這說明他具有衡量并珍愛生命的意識，在第二種情境下他沒有選擇將橋上的胖子推下去，則意味著他擁有憐憫之心，而前后這兩種德性是不會相互矛盾的，即便他在行為上作出了看似矛盾的選擇，卻依然可以用他自身(行動者)的德性來合理解釋。如果從這樣一個倫理視角重新審視“電車難題”的話，那么這個困境的解答也就不單單是某種悖論或幾種理論的內在糾紛了。思想實驗方法在倫理學中被應用時，多以行為本身是否合理的反問方式來針對某種理論進行質疑和反駁，在這一方面反映出這種研究方法的話語局限，并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倫理話語的完整性，從倫理學整體的歷史變遷上來看，并不能很好地涵蓋所有的倫理學話語和評價方式。

三、結語

篇(6)

（一）淳樸性農村是農民的主要居住地，這是一個充滿人情味的熟人社會，沒有城市的高樓大廈、鶯歌燕舞、燈紅酒綠。有的只是簡潔質樸的民房，善良淳樸的鄉風。這里相對封閉，對外界的信息接受少，相對收到的誘惑也就越少。人與人之間自然少了許多爾虞我詐、虛情假意、陰謀算計，更多的是茶余飯后的走動交談和大事小情的貼心關懷。這樣的生活環境塑造了農民誠實善良、為人正直的個性。也造就了他們簡單淳樸的幸福觀念。“莊家豐收、家里人身體健康、孩子都能上大學有出息••”這些最簡單的愿望正是他們心里最幸福的事情。而不是“我一定要買房買車、存款要幾十萬，孩子一定要出國留學••等等。”

（二）集體性農民的主要工作地就是土地、田園，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也就是農作物。這就約束著農民終日在田園里勞作。久而久之，人和土地的關系十分密切，當人定居在一個地方后，便依賴這塊土地生活，如果沒有什么天災人禍，是很少遠遷的。這就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相互依存的特性。長久的交往相處中，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深厚，“憂他人之憂，樂他人之樂”。假如一個人遇到好事，全村的人都歡騰慶祝。要是有一個人遇到壞事，全村的人都跟著他擔憂難過。幸福不是自己一個人的事情，而是關系著其他人的感受。只有每個人都過得和樂美滿，才是最大的幸福。

（三）非平等性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取得了傲人的成就，但是伴隨而來的社會不公正的現象也突顯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主要表現就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社會階層不合理,城鄉之間、區域間發展失衡,且差距不斷拉大，社會保障制度、利益均衡機制不健全等方面。這些問題必然造成了城鄉居民的幸福程度的差異。試想，一個面對教育難、看病難、養老難、收入低的農民階層，沒有物質基礎的保障和社會權利的平等，他們的幸福感是不可能強于城市居民的。只有在起點平等，機會平等下享受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權利的基礎上，農民的幸福感才能和城市居民的幸福感相提并論。在這種不平等的環境下的幸福，實際上正是農民的一種無奈。是一種不平等的幸福。

二、影響農民幸福觀的因素

幸福作為人的一種情緒感受，是復雜多變的，影響人們幸福感的因素很多，既有主觀因素，又有客觀因素。包括個人期望、自尊，個人人格特質、經濟收入、職業地位等等。人們在這些主客觀因素的影響下形成了對于幸福的不同理解和體悟，并上升為人們對于幸福問題的價值觀取向。那么，影響農民幸福觀的因素都有哪些呢？它們是如何影響農民的幸福觀的呢？下面，我們從主體自身來找下原因。

（一）幸福與健康健康對于人的生命來說是最重要的事，是人享有一切的前提條件，正如一句俗語所說“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即使一個人的事業再成功，倘若沒有一個健康的身體，一切對于他來說又有什么意義呢？所以，健康是人類幸福的基礎條件，是人實現幸福的重要保障。健康又分為身體健康和精神健康。身體健康就是身體的各個部位不疼痛，不難受，能夠正常運轉，為人們工作、生活提供完好的動力支撐。精神健康就是人擁有一個樂觀、積極向上的心態和豁達的心胸。只有這兩個方面都健康，人才能夠去追求幸福，獲得幸福。正如伊壁鳩魯所說，要使人快樂，就要保持“身體的無痛苦，靈魂的無紛擾”。對于農民來說，這點顯得尤其重要，因為農民更多的是憑借體力工作而不是腦力工作的一個群體。健康不僅關乎他們的幸福，更關乎他們的生存。但是由于長期的城鄉發展的失衡，使農民在政治、經濟等方面受到不平等的待遇，絕大部分好的社會保障制度、醫療設施等都集中在城市，這就造成了農民看病難的問題。使很多人由于錯失了治療的時機而面臨死亡。

（二）幸福與欲望有些人認為農民的欲望很小，因為農村比較落后，傳統文化和思想保存較多。并沒有像城市那樣受到西方消費主義、個人主義等思想的影響。人們對于物質方面的需求不強烈。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其實，每個人都有欲望，處于不同層次的人有不同的欲望。而且隨著經濟的發展，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在很多地方的農村，傳統的價值觀早已崩潰。相反，很多年輕的農民并不滿足于安貧樂道的生活，他們離開農村，到城市去打工，而眼前繁華的都市帶給他們的震撼是巨大的。他們也渴望像這個城市的人一樣融入進去，可是他們干著最累的活，拿著最低的工資，卻享受不到和城市人一樣的待遇，甚至受到人格的歧視。這種需求或者渴望在付出自己辛勤的勞動之后仍得不到滿足的失落和無奈感也是巨大的。在這樣的現實與欲望中，他們的幸福從何而來呢？

（三）幸福和知識英國哲學家培根說過“知識就是力量”。只有不斷的豐富和充實自身的知識才能使我們能夠在當今這個科技飛速發展的社會生存。社會在不斷發展，只有不斷的學習科學文化知識，才能使我們緊跟時代的步伐，實現自我價值，獲得實現幸福的能力。一個知識淵博的人，他會比別人獲得更多的機會，受到更多領域、工作職位等的認同。一個知識貧乏的人，他就只能在有限的空間里并且花更多的時間去追求幸福。無可厚非的是，擁有知識的人要比無知識的人更容易獲得幸福。對于農民來說，由于教學資源、教學設施、師資力量等的限制，受教育的條件較差。加之教育的市場化、分利集團化的影響下，權錢勾結比較嚴重。農民作為無權又無錢的代表，向上流通的渠道少之又少。只能無奈的認命。

三、提升農民幸福感的路徑選擇

在中國，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可以說是在不斷下降，農民作為占我國人口數量最多的一個群體，為我國的經濟發展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的同時，也面臨著生存和發展的困境。雖然，國家通過新農村建設，工業反哺農業，不遺余力的扶持農業，促進農村經濟發展，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城鄉差距并沒有縮小，反而越拉越大。農民的幸福感遠遠不及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因此，我們不僅需要探求影響農民幸福觀的因素，還要找到提升農民幸福觀的路徑和對策。讓農民擁有一個更加幸福的明天。

（一）加大農村教育力度，確立正確的幸福觀當前，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正在向著小康社會、和諧社會的目標邁進，國民的心態對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如何確立正確的價值觀和幸福觀，撥正人生航向是當前的重中之重。如何塑造人正確的幸福觀、價值觀，不是憑口說說而已。需要的并不是人們堅定的決心，而是知識。對于農民來說，由于教育資源分配的城市化傾向，升學機會和受教育條件等的不平等。農民的知識素養是很弱的。因此，國家必須加大農民受教育權益保障的力度、改進農村教育機制、推進農村教育機制改革等等措施。使農民擁有同等的教育起點和條件。用知識豐富自己的內心，通過知識的豐盈，讓自己對自身所處的生活環境、社會現實條件、社會價值目標等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提升我們幸福的品質和層次，確立一個正確的、向上的幸福觀和價值觀。這也是實現幸福的基礎。

（二）豐富農村文娛生活，加強對農民的人文關懷農村的劣勢不僅體現在物質的貧乏，制度的不平等上，還體現在精神文化的貧乏上。因此，提升農民幸福感不僅需要重視物質條件的改善，還需要重視對農民精神文明素質等方面的人文關懷。一方面，我們可以大力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舉辦一些農民喜歡的文娛活動，多多組織城市歌舞團下鄉巡演，來豐富農民生活，拉近城鄉居民的距離，樹立誠信、友愛、團結的新面貌。另一方面，要鼓勵農民注重提升生活品質。隨著改革開放，經濟的飛速發展，農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然而，人們的消費觀念卻始終停在“縫縫補補又一年”的狀態之中。農民還是很簡樸和節約的。有些農民很少將錢花在精神文化的消費上。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應該多刺激農民在健康、教育、精神文化、旅游、娛樂等方面的潛在消費。更新農民的消費觀念，把提升自己的精神文化素質放在重要位置。

篇(7)

醫學人文觀念有著悠久的歷史。然而，20世紀醫學科學技術的發展使人類有勇氣面對那些曾經威脅人類健康的疾病，如急性傳染性疾病、寄生蟲病等，現代醫學從預防疾病、減輕病人痛苦、恢復健康發展成為包括探索生命奧秘在內的復雜體系。現代醫學技術為人們提供的保健服務日益增多的同時，人們對醫學的批評也日益增加，因此，不得不反思醫學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現代醫學科學技術發展的價值是什么。醫學人文學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就追問人以何種方式生存，人的生命如何存在，醫學人文學不僅肩負著使醫生人性化的使命，更肩負著使醫學人性化的使命。中國明代醫家孫志宏認為，“古之良醫，不敢逞臆見而務博學，又不敢泥俗諦而求諸閱歷，又不執一二證驗而求圓變無窮之心悟。至老手不釋卷，虛習常廣咨詢，誠以人命為重，自存德行也”。在西方，古希臘醫學家希波克拉底認為“醫術是一切技術中最美和最高尚的”。從東方到西方，醫學人文學始終作為一種活的靈魂鞭策著醫生的職業精神，強調一種人性化的診療藝術。縱然醫患矛盾愈演愈烈，但只要醫生具有專業知識與技術、理性的判斷力和自信心、誠摯的態度和良好的交際能力，醫生和病人之間和諧關系的損傷、信任的缺失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

進入20世紀以后，“技術至善”論占主流。該理論認為，隨著醫學科技的發展，人類可以消除一切病痛，人的器官可以效仿機器的零件，只要損壞或功能減退就可以隨意更換。這一理論也對醫生產生了消極影響，他們將更多的時間花費在實驗室，以不斷更新醫療診斷技術，而聆聽病人傾訴的時間急劇減少，只關注病人的軀體忽視其情感。與日俱增的醫療事故迫使人們重新思考生物醫學模式帶來的負面影響，意識到現代醫生面臨的最大困難就是在科技知識和人文素養之間保持合理的張力和平衡。正如諾貝爾獎得主、物理學家普朗克所說：“科學是內在的整體，它被分解為單獨的整體不是取決于事物的本質，而是取決于人類認識事物的局限性。實際上存在著從物理學到化學，通過生物學和人類學到社會科學的連續鏈條，這是任何一處都不能被打斷的鏈條。”

2敬畏生命———醫學人文學與生命倫理學的融合

醫學人文和生命倫理有其自身的精神譜系，既具有守護傳統、呵護心靈的一面；又促使人具有愛智、批評、反思和創新，將理想、人格、命運、信仰等聚合在一起，構建個性十足的精神共同體。但是，它們作為特殊歷史境況的產物，與政治氣候、經濟現狀和文化境遇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直接影響人們的態度和決斷。面對現代醫學科學技術的發展，它們不再是書齋里的談資，也不是博物館里的亡靈，而是具有歷史氣魄、充滿責任和擔當的人文斗士，將自身化作時代的精神地標，指引著公眾的世界圖景、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生活情趣。從嚴格意義上講，醫學人文學迄今為止沒有統一和規范的定義，但學者們有一共識，即它不是單純的一門學科，而是一個學科群。作為多學科和跨學科研究領域，它涉及人文學科，也涉及社會學科；它探討生命、痛苦、快樂等形而上的領域，也關注健康醫療、衛生保健等形而下的現實。因此，我們回首醫學人文學近半個世紀的發展，會發現推動其前進的直接動因無疑是醫學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其帶來的種種社會倫理問題。正是當代醫學科學的許多成果需要各種人體實驗來檢驗，才引起人們對人體實驗倫理道德的關注，《紐倫堡法典》等倫理學法規的問世就是佐證。正是醫學人文學獨特的學科屬性，促使其成為生命倫理學重要的理論基石。

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醫學科學技術的發展，有關生命、死亡、疾病、健康、病人權利、醫療資源分配等現實問題受到公眾的高度關注，生命倫理學家致力于生命倫理基本理論研究，力圖為生命倫理學的實際應用提供令人信服的理論支撐。其中，恩格爾哈特就是杰出代表之一。他認為道德哲學應“既認真地看待道德多樣性，也認真地看待其信仰，并且為生命倫理學和保健政策提出了共同的俗世道德觀。它為寬容辯護，但并不否認道德內容可以相互分離并可以進行譴責”。嚴格意義上的人對自己的行為負有道德責任，是道德權利和道德義務的統一體，他對“道德主體”的論述雖然更接近于生命倫理實踐，但他的生命觀也存在理論缺陷，如他認為嬰兒、嚴重智力障礙者等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人。生命倫理學作為“顯學”，根本目的是為行為主體提供道德判斷和行為選擇，為身處道德困境的行為者提供合理的價值取舍。然而，生命倫理學的德性與價值智慧需要通過醫學人文學來完成，生命倫理學既要汲取道德哲學的理論營養，也要擴大自己的邊界，將文學、藝術等學科作為交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