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一篇歐美文學教學中宗教倫理教育初探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在梳理歐美文學中基督教倫理價值觀形成根源的基礎上，闡釋了基督教倫理價值觀的形態，為歐美文學宗教倫理的教育問題提出了方法，以期為學生樹立正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盡綿薄之力。外國文學課程作為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必修課程，其教學目標在于完善學生的知識結構，使其了解世界各民族所取得的文學、文化成就，并在此基礎上能夠更加理性地看待中國文學與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重建自身的民族身份，提升自身的審美情趣和人文素養。但是由于中外文化的差異性，再加上學生理解能力有限，不可避免地會對外國文學文本產生誤讀，這顯然會對處于價值觀形成時期的大學生產生不良影響。因而，筆者認為在外國文學教學過程中，教師不能僅僅只傳授客觀知識，而應將倫理教育問題放在首要位置，幫助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人文主義價值觀。

一、歐美文學與希伯來·基督教傳統

外國文學課程主要分為歐美卷和亞非卷兩個部分，但由于受教學學時數所限，教師往往將教學重點放在了歐美文學部分。“歐美文學的歷史源出于兩個主要的文化背景或傳統，也就是希臘·羅馬的古典傳統和希伯來·基督教的中世紀傳統。”［１］２１前者張揚自我，肯定理性，注重世俗生活和個體生命價值的實現，后者尋求道德的自律，強調人的靈性，注重對個體超越性的追求；前者稱之為人本主義，后者稱之為神本主義。兩者相互交織，形成了歐美文學中倫理價值的底色。對于古希臘·羅馬傳統中所延續滲透的倫理價值體系，由于的宣揚以及全球化語境的浸潤，國人對之較為熟悉，當代大學生更是以張揚個性、追求個體價值為自我標榜。而對于希伯來·基督教傳統的倫理價值體系，由于我國長期以來受儒家文化倫理價值的熏陶，以及中西政治語境的差異性，從而使國人對于基督教文化傳統較易產生隔閡感。然而不可忽視的是，正如艾略特所說：“我們的藝術正是形成于和發展于基督教中……我們的一切思想也正是由于有了基督教的背景才具有了意義。一個歐洲人可以不相信基督教信念的真實性，然而他的言談舉止卻都逃不出基督教文化的傳統，并且必須依賴于那種文化才有其意義。只有基督教文化，才能造就伏爾泰和尼采。”［２］２０５由此可見，希伯來·基督教文化傳統是打開歐美文化大門的一把重要的鑰匙。而這一文化傳統在文學中的表現，則體現在審美價值和倫理價值兩個方面。聶珍釗教授認為：“文學經典的價值在于其倫理價值，其藝術審美只是其倫理價值的一種延伸，或是實現其倫理價值的形式或途徑。”［３］因而探討歐美文學作品中所面臨的倫理問題，才是文學研究的根本。大學教師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面對價值觀形成時期的大學生，在教學過程中對學生進行倫理價值教育引導同樣非常重要。如前所述，由于中西文化和政治語境的差異性，當代大學生對于歐美文學作品中所滲透的基督教倫理價值無法理解，往往斷章取義，導致誤讀，進而影響其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因而，梳理和闡釋歐美文學作品中存在的基督教倫理層次，探究學生在各層次可能存在的誤讀，引導學生對作品的內涵進行正確的解讀，對于當代大學生倫理價值觀的構建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歐美文學教學與基督教倫理價值辨析

基督教倫理是以圣經倫理為基礎，對人的行為規范進行道德評價和構建的一門學問。主要包含兩層關系：一是人與神的關系，二是人與人的關系。其中人與神的關系是基礎，人與人的關系則是人神關系在人世間的體現。而歐美文學中的基督教倫理價值的體現便主要在此基礎之上展開，因而筆者將以人與神之間的關系為基礎，梳理歐美文學中的基督教倫理層次，以幫助學生解決在閱讀過程中存在的關于基督教倫理問題的困惑。

（一）文本閱讀預設前提：人與神關系的斷裂

《神曲》中的但丁迷失在昏暗而荒涼的森林；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萊特日夜思考著“生存還是毀滅”問題；《罪與罰》中索尼婭對于苦難的擁抱；艾略特筆下的大地成為荒原，“我們是空洞洞的人……我們頭腦中充滿了稻草”；《等待戈多》中的戈戈和狄狄了無生趣的無望等待；卡夫卡《審判》中約瑟夫·Ｋ莫名其妙地在３０歲生日那天被叛有罪，等等。這些文學現象對于深受儒家倫理思想影響的國人是難以理解的。儒家倫理以“仁”構建其倫理價值的核心，注重內圣外王，強調生命價值的此世性，“生命感既自足又自予，既自失又自得，個體生命深契大化生命，在有‘大美而不言’的自足自逸的快樂境界中悠然獨化”［４］１４５。顯然，在儒家文化中并沒有一個超越世俗世界的永恒他者的存在，因而對于西方文學中莫名的罪感、虛無感和漂泊感無法理解是十分自然的事情，進而產生理解的偏差，或者根本不知如何解讀。而西方文學中這一切思想之根源，便在于人與神關系的斷裂。根據《圣經》記載，上帝將人類的始祖亞當和夏娃安置于伊甸園之中，并叮嚀他們：“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人類經受不住蛇的誘惑，違背了上帝旨意，從此被上帝遺棄，與上帝的關系斷裂，像一葉浮萍在蒼涼的大地上無根地漂泊，進而感受到生命的卑鄙與墮落，恐懼與虛無。基督教教義中，稱之為“原罪”，這是西方罪感文化產生的根基。如此便可理解卡夫卡作品《審判》中的約瑟夫·Ｋ為什么莫名被捕。作為一位具有宗教情懷的作家，卡夫卡作品中自然會反映出其對宗教原罪倫理問題的思考。約瑟夫·Ｋ在莫名其妙地被宣判有罪之后，他無法相信一個奉公守法的銀行經理為何會被宣判有罪，于是，他一直試圖通過理性來為自己辯護，通過女人與莫名其妙的法院建立聯系。但是最終的結果是，約瑟夫·Ｋ在審判過程中的辯護日益蒼白，越來越體會到個體生命的虛弱無力，自主選擇像狗一樣地死去。罪、理性與女人是《圣經》中的關鍵詞源，卡夫卡通過《審判》表達了他對于原罪的思考。通過細讀文本，我們可以發現卡夫卡認為約瑟夫·Ｋ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罪的狀態，即理性之罪和沉淪之罪。《圣經》中，亞當和夏娃罪的產生在于人類的自由意志，希望獲得理性，取代上帝。約瑟夫·Ｋ在世俗的生存倫理中，依靠理性獲得存在的根基，而這恰是人類墮落的根源。在審訊過程中，隨著約瑟夫·Ｋ理性話語的逐漸減少，表明約瑟夫·Ｋ越來越意識到人類理性的有限性，進而才有可能產生靈魂的恐懼和顫栗，從而接近永恒。而這也正是卡夫卡對于人類理性的嘲笑。而約瑟夫·Ｋ的罪之二便是在審訊過程中，希望通過與女性的肉體沉淪來尋求與法院的聯系，但同樣是徒勞的，從而陷入絕望。這一點則隱射了亞當對于夏娃的沉淪，而放棄了對上帝的信仰。顯然，《審判》中約瑟夫·Ｋ的“罪”的背景正是建立在基督教“原罪”倫理基礎之上的，否則學生根本無法深入了解卡夫卡作品中無處不在的罪感體驗。以此類推，學生在了解了人類的“原罪”狀態之后，便能夠理解艾略特的《荒原》、貝克特的《等待戈多》、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等一系列歐美文學作品中所呈現出來的人的荒誕、虛空、墮落和漂浮等狀態，那正是一種與超自然的神的關系斷裂的無根之痛。罪之沉淪不僅使人類感受到生命中的有限性和無根狀態，但是同時也促使人類渴望與上帝重新建立聯系，尋找生命中的無限與永恒，實現靈魂上的超越，基督教教義中稱之為救贖。其關注的是沉淪中的人們如何在世俗生活之中獲得上帝的拯救，進而衍生出一系列基督教倫理思想。

（二）文本閱讀中宗教倫理問題梳理

如上文所述，基督教文化中以原罪論作為根基，以救贖思想為線索，建構起了西方世界中的基督教倫理價值觀，并產生深遠影響。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歐美經典文學作品，其成就就不僅僅是滿足于反映社會歷史現實，而是在于刻畫人類靈魂的深處，使靈魂感受到顫栗，最終獲得拯救的可能。那么經典文學作品中的基督教倫理價值是如何體現出來的呢？學生往往會產生何種誤讀？

１“人之罪性”所衍生的倫理規范帕斯卡爾在《思想錄》中寫道：“我們整個的基礎破裂了，大地裂為深淵。”［５］３３人類一方面忍受著人性中的幽暗帶來的苦難和罪惡，另一方面又渴望通過懺悔和謙卑，來實現與彼岸的連接。因而，在基督教倫理中，懺悔、謙卑和順從被認為是美好的道德規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中，描寫了堅信超人理論的窮大學生拉斯科爾尼科夫在犯了殺人罪之后內心的孤獨和恐懼，并在基督徒索尼婭的感化之下內心懺悔，最終投案自首，獲得了心靈的皈依。在課堂討論中，筆者發現，學生往往會對索尼婭得知拉斯科爾尼科夫是殺人犯時沒有感到吃驚，反而覺得他可憐而驚訝；對索尼婭面對苦難時的順從感到不解。因此，學生對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層的創作思想無法把握。但是當學生了解了基督教倫理中原罪說之后，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上文已分析指出，人類由于和上帝關系的斷裂，自出生時起便背負原罪，進而導致人與人之間、人與自我之間關系的偏離，產生人性之惡，各種苦難從此遍布人間。因而索尼婭面對拉斯科爾尼科夫的犯罪，并沒有覺得他是一個壞人，而是一個被上帝拋棄的可憐的罪人；索尼婭面對苦難，她并不是起來反抗，而是擁抱苦難，希望通過苦難獲得最終的救贖。陀思妥耶夫斯基作為一個虔誠的基督徒，顯然是通過《罪與罰》來表達他的基督教倫理價值觀，并抒寫了其對于理性的思考。他認為面對生活中的苦難和罪惡，人類不能通過理性和暴力獲得最終的拯救，而是應該通過自我的懺悔和自省，建立與上帝的聯系，最終獲得心靈的皈依。以人之罪性為原點，歐美作家作品中常常表現出對于人類之罪的思考，并希望通過懺悔、自省和受難來實現靈魂的自我救贖，如《紅字》中的丁梅斯代爾，《復活》中的聶赫留朵夫、《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等，都在自覺人性之罪后，進行懺悔，選擇皈依上帝。教師在授課中，在對文本中所滲透的基督教倫理思想進行解讀時，更為重要的是要對學生進行積極引導，以契合我國的基本國情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如對其中的人的理性的思考、人的內在自省和謙卑等，應予以提倡和贊賞，而對于苦難的順從以及最終宗教皈依，則應讓學生進行批判性思考。

２“人之救贖”所衍生的倫理規范康德的墓志銘上如此寫道：“有兩樣東西，人們越是經常持久地對之凝神思索，它們就越是使內心充滿常新而日增的驚奇和敬畏：我頭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人類墜入黑暗的深淵，但是仍然渴求暗夜劃過的光芒，而連接深淵與星空的橋梁則是人對于上帝之愛的回應，并由此而形成的仁愛、善良、忍耐、節制等倫理規范。但丁的《神曲》中，但丁在古羅馬詩人維吉爾和貝阿特麗齊的帶領下游歷地獄、煉獄和天堂，最終在天堂與上帝相遇。在授課時，學生往往會采用情境代入法跟隨著但丁游歷三界。游歷地獄時，學生會與中國佛教中的地獄觀念進行比對，因而對但丁筆下的地獄描寫能夠很好地把握，但對于但丁進入天堂之后，有關信、望、愛的思考難以理解，從而無法深入了解但丁創作《神曲》的深層原因。

顯然，在本書中，但丁從兩個層面探討了人類如何獲得幸福。一方面，通過對歷史罪惡的批判，從現實層面探討了人類的幸福境地，即希望意大利的和平統一，人民安居樂業；另一方面，從宗教倫理層面探討人類的幸福之路，而對于這一層面學生則不明其存在的意義。在《神曲》中，但丁在維吉爾的帶領下清算了人類的七宗罪，即傲慢、妒忌、暴怒、懶惰、貪婪、貪食及色欲。但丁希望人類通過對于罪惡的認識，培養美好的倫理道德，即節制、忍耐、平和、寬容和良善。但是僅僅通過人類自身的美德還不足以使人類實現最終的幸福，但丁認為只有將所有美德指向上帝，才可獲得靈魂的超越，因而但丁在結尾處寫道：“愛卻早已把我的欲望和意愿移轉，猶如車輪被均勻地推動，正是這愛推動太陽和其他群星。”［６］４４４而此處的愛則是上帝之愛，它猶如黑夜中的星光指引人類在蒼茫大地上前行，而人類對于上帝之愛的世俗回應，正是我們每個人的道德律，即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但丁正是帶著上帝之愛，以懺悔和悲憫之心，游歷地獄，并最終完成靈魂的超越，獲得幸福的境地。可見，神之愛是基督教倫理價值觀的根本。在神之愛的關照下，人類通過自身美德的構建最終可以獲得個體的超越。學生只有建構起如此基督教倫理的知識背景，才能夠去感受歐美文學作品帶給讀者的精神撫慰，避免產生誤讀。《雙城記》中的卡頓為了所愛之人一家的幸福，自愿走上斷頭臺，臨死前說道：“復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我現在做的是一樁大好事情，遠遠勝過我一向所作所為。我現在去的是一處大好歸宿，遠遠勝過我一向所知所解。”［７］４２４－４２５這不正是基督之愛在人間的回響嗎？《變形記》中的格里高爾，最終在孤寂之中選擇死亡，他對于家人無私之愛不正與家人的冷漠無情形成了對比？《海的女兒》中的小美人魚最終為了心愛王子的幸福化為泡沫，卻因此而拯救了自己的靈魂；《悲慘世界》中的冉阿讓對周圍人基督耶穌式的奉獻最終讓警察沙威陷入倫理的困境，選擇自殺……歐美文學中此種不計回報、無差等之愛怎不讓人的靈魂顫栗？作為外國文學專業的授課教師，在介紹基督教倫理價值觀形成背景的同時，應將上課重點放在人自身美德規范的探討上，將其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公民基本道德觀相結合，在文本教學中，使學生對仁愛、善良、誠信等倫理價值得到共情，進而培養美好的倫理道德。

三、結語

魯迅在１９０７年創作的《摩羅詩力說》中曾提到，“蓋世界大文，無不能啟人生之機，而直語其事實法則，為科學所不能言者”［８］２５４，認為文學“能宣彼妙音，傳其靈覺，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８］２５２。此文之立意，在于以世界文學之格局，開啟民智，振興民族。一百多年后的今日中國，民族存亡之危機雖已成過往，但在現代處境之下，我們仍然面臨著新的生存困境。現代社會的價值多元化和世俗化傾向，雖然為個體生存提供了寬松的生活空間，可是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如功利主義、實用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盛行；道德淪喪，個體私欲膨脹，人與人之間缺乏信任。在如此之背景下，魯迅一百年前的吶喊，在今日仍然具有其現實意義。本科高校中，世界文學的教學任務主要由外國文學這門課程來擔當，筆者深感外國文學教學中宗教倫理教育問題的重要性和現實意義。當前我國正在大力推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筆者希望外國文學教學中的倫理教育能夠在其中盡綿薄之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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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劉小楓．拯救與逍遙［Ｍ］．上海：上海三聯書店，２００１．

［５］帕斯卡爾．思想錄［Ｍ］．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６．

［６］但丁．神曲·天堂篇［Ｍ］．黃文捷，譯．南京：譯林出版社，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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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魯迅．魯迅著譯編年全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作者:姜海濤 單位:淮海工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