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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政策論文精品(七篇)

時間:2023-03-24 15:14:36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科技政策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科技政策論文

篇(1)

居中小三號黑體)1.1(頂格、四號黑體)1.1.1(頂格、四號黑體)正文(空兩格、小四號宋體) 圖1-2試驗中心組織結構圖 (一級層次之間另起一頁) 二(居中、小三號、黑體)2.1(頂格、四號黑體)2.1.1(頂格、四號黑體)正文(空兩格、小四號宋體)表2-3 (宋體五號,水平、垂直居中) (表與正文空一行)謝辭(居中小三號黑體、“謝辭”兩字中間空兩格) 正文(小四號宋體,內容限1頁)參考文獻(頂格、四號黑體)文獻是期刊時,書寫格式為:[編號] 作者.文章題目.數控進給平臺的液壓比例系統設計(畢業論文格式)安徽大學自考本科畢業論文格式,在哪?幫我回答下,。畢業論文格式總改不對老師不讓過怎么辦?內蒙古財經學院繼續教育學院 畢業論文格式的具體要求求英語專業畢業論文格式模版word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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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蘭州塑料工程學會是上世紀80年代中期計劃經濟體制下成立的,掛靠于蘭州塑料工業總公司,依托總公司直屬企業和行業相關企業,聯系駐蘭各大專院校和科研院所,曾經紅火一時。隨著經濟體制的轉軌,學會的生存也出現了問題。可以說,目前的蘭州塑料工程學會也是屬于站在十字路口的那一類,弄得好,學會將會有所發展,弄得不好也可能被時代所淘汰。2000年前后,我們理事會全體成員就已意識到這種危機的嚴重性,一直在思考如何能沖出困境,改善學會的處境。

根據市科協的總體改革計劃,2003年,初步形成了我們學會改革的總體思路和目標,即:確立以會員為主體,實現民主辦會,具有現代科技團體特點的組織體制和管理模式,完善自立、自強和自律的運行機制;充分發揮學會的組織優勢和行業職能,改進和豐富活動方式方法,創立和形成具有學科特色活動項目,樹立學會的學術權威和鮮明的社會性形象;加強學會的能力建設、組織建設,把蘭州塑料工程學會真正辦成滿足黨和國家以及塑料科技工作者的需要,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符合科技團體發展規律,具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現代科技學術團體。

按照理事會既定的改革思路,這些年,學會主要抓了三個方面的工作:

1、順應經濟體制和社會基礎的變化,改進學會的組織體制。建立以會員為主體的組織體制,制定相應規章制度,明確會員的權利和義務,定期向會員征詢意見和建議,接受會員的監督和約束。理順學會內外關系,加強與掛靠單位的聯系,積極吸納塑料學科的企事業單位和科技工作者入會,擴大會員覆蓋面及個人會員的比例,重視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科技工作者入會。

進入21世紀以后,市屬國有企業一直處于動蕩不安的體制改革浪潮中,諸多企業會員破產重組,科技人員去留不明,組織機構的建設不能正常進行,學會改革的事成效甚微。

今年3月,在蘭州市“393”國企改革工程框架已經明朗,民營企業迅速發展,市屬工業結構逐步理順的大好形勢下,我們召開了第五屆會員大會,順應形勢發展,適時修改了學會章程,積極擴大會員基礎,在原來以國企科技工作者為主體的基礎上,吸收了新近崛起的民營、合資企業榆中鴻煜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永登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蘭州西固區塑料制品廠、蘭州雙信塑料橡膠制品廠、甘肅中立塑料有限公司、蘭州華王塑料容器有限公司為團體會員,其主管生產管理、技術質量工作的負責人也進入了學會理事會領導機構,加強了學會在塑料加工行業的影響力,擴大了塑料科技隊伍的社會基礎。

2、根據自身條件,突出信息服務,改革學會活動方式。積極開展跨學會、跨行業、跨部門的學術活動,探索適合市場經濟條件的學術活動形式和方法,爭取社會對學會活動的支持與認可;努力提高學術會議、學會會刊和科普活動的質量與水平,活躍學術思想、鼓勵創新思維,定期組織論文評選,爭創精品項目,以積極有效的工作實績,爭取政府在制定發展規劃、技術標準、成果鑒定和專業技術職務任職資格評審等方面的授權和委托,拓展學會活動空間;在信息服務方面加大工作力度,用現代技術手段提升學會管理水平,提高學會辦事效率,促進塑料科技信息的交流和資源共享。

——學會與蘭州塑料工業總公司聯合,創辦了《蘭州塑料科技與信息》內部刊物。其主旨在于加強省內、蘭州地區塑料加工行業科技信息的交流,促進“科技興市、科技興企”事業的發展。學會工作人員克服人員少、資金有限的困難,積極開展塑料信息的收集、整理和編輯工作,主辦人員發揮主觀能動性,跑省市圖書館、情報所,翻資料,查信息,掃描圖片,追尋最新的科技信息,盡力美化刊物版面,注意提高刊物的技術性、實用性、觀賞性。截止目前,共編發刊物98期,開辟了“專家論壇”、“行業經緯”、“政策法規”、“塑料信息”、“知識庫”、“加工技術”、“市場價格”等8個固定欄目,刊登各種科技信息2000多條;定時塑料原輔材料市場商情98次;轉載專家分析評述、爭鳴文章100余篇;發表技術性論文90余篇。總計約250萬字。從收集到的反饋意見看,政府有關部門認為此刊物建立了蘭州地區塑料加工科技信息傳播、交流的有利渠道,加強了工程學會在塑料加工技術上的權威形象;學會會員和蘭州塑料工業總公司直屬企業看后,認為刊物刊登的信息比較新鮮,摘編的技術資料可靠實用。

——根據信息經濟的時代要求和已具備的條件,開展了信息管理網絡化方面的基礎建設工作。學會與蘭州塑料工業總公司合作,用一年時間,完成了公司機關計算機局域網的建設,為“蘭州塑料加工行業信息計算機管理系統”打下了堅實的硬件基礎,提高了公司機關行業、企業管理和辦公自動化的效率和水平;五年來,我們充分利用這一有力工具,先是堅持每周一、三、五,現在是全天為公司機關和會員單位提供網絡信息服務,查詢相關技術資料和信息咨詢,實現了塑料行業信息資源的快速查詢和交流,對會員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今年8月,在市科協和蘭州塑料工業總公司的大力資助下,投資1萬余元,我們建成了“蘭州塑料網”網站,注冊了獨立域名,設置了“塑料資訊”、“供求熱線”、“技術資料”、“交流與咨詢”、“會員展臺”、“視頻點播”、“學會期刊”等七個版塊,并為會員單位提供了免費郵箱服務,截止10月底,已各類信息1000多條,在蘭州地區塑料加工企業與國內外同行之間搭建起了快速、便捷的信息交流平臺,提升了學會在塑料加工行業中的影響力。

——十分重視學術論文的寫作、發表和評比推薦工作。多年來學會領導親自動手撰寫學術論文,在學會內形成了濃厚的學術研究氛圍,使塑料學術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績。會員們先后在省內外重要的科技、行業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20余篇,學會從中精心篩選出8篇論文,參加了甘肅省2002年學術年會和兩屆蘭州市“自然科學優秀論文評選”活動,其中論文《PVC粉料吹膜產品質量的改進》獲二等獎;論文《PVC/NBR油封塞的研制》、《塑料復合中空異型材》獲三等獎;論文《納米聚合物材料開發與技術》和《PVC/ABS塑料合金壓延板材試制總結》在甘肅省2002年學術年會上進行了交流并被收入論文集。

——始終保持對會員企業生產經營、技術改造和質量管理情況的不間斷了解,及時提醒、督促企業會員企業重視對產品質量檢測隊伍的建設,健全機構,規范教育培訓制度,使會員企業質量管理體系進一步完善。2001年,學會幫助蘭州塑料廠率先完成了ISO—9000質量體系認證及以后的版本升級工作;配合市經委、市技術監督局和市消費者協會對會員企業名優產品進行了嚴格的考評、復查,其中蘭州塑料廠的“LS牌聚氯乙烯大口徑管材”通過了市政府組織的“蘭州工業名品”復評,保持了“蘭州名品”的榮譽稱號。蘭州塑料包裝材料廠的“好利快牌”塑料裝飾板材、蘭州塑料六廠的雙色雪地鞋靴保持了“蘭州市質量信得過產品”的榮譽稱號。

據近五年綜合統計,會員企業的產品質量合格率始終保持在95%左右;產品質量穩定提高率為100%;產品質量損失率為1%以下,質量管理的主要指標都達到了綜合計劃的預定目標。五年中,會員企業共計開發新產品80項,累計產值達13411.71萬元,占總產值的40%左右。

3、拓寬經費籌集渠道,增強自主發展能力。積極開展信息、教育、技術咨詢等有償服務活動,取得一定經濟收入;積極承接政府或社會委托,開展學術課題研究、技術與產品開發等工作,爭取課題經費和項目經費支持;積極爭取掛靠部門經費支持,嚴格會員會費繳納制度和會費賬目定期公布制度,鞏固和擴大經費來源。

近年來,學會領導對會員企業的科技進步工作傾注了大量心血,先后多次率會員企業的領導和技術人員赴上海、北京、西安、長三角等發達地區進行經濟考察和技術交流,積極參加了國際橡塑機械產品展銷會和2001年亞太國際塑膠工業論壇學術會議及甘肅省2002年學術年會;學會領導以特邀專家身份參加了中國塑料包裝委員會蘇州年會和汕頭專家組會議,參加了省經貿委輕紡行業辦組織的對金昌市金川萬方實業有限責任公司《塑料管材及編織布生產工藝改造》項目及其可行性研究報告的論證,加大了與省內外、發達地區塑料同行交往的深度和廣度。

學會十分關注會員企業技術合作和生產實踐中技術難題的研究工作,2000年,學會就北京化工大學無滴防霧棚膜、交聯聚乙烯管生產技術的轉讓項目,香港聲威塑膠有限公司合作生產塑料包裝袋項目,菲律賓中亞工業公司合資生產塑料管材、管件項目與合作方進行了多次洽談和技術論證;并配合市經委、市科委組織和“專家企業行”活動,到兩個企業實地研究了“200升雙L環形桶皺折問題”、“特麗綸復合裝飾復合技術”等技術難題。幫助蘭州塑料包裝材料廠完成并通過了聯合國蒙特利爾多邊基金執委會委托國家環保總局對“PE/PS擠出發泡CFC-12替代”項目的竣工驗收。2001年,學會指導3個會員企業開展了對新型塑料材料的研究和試驗,重點研究了超細顆粒絹云母加入PVC對塑料制品品質的影響及經濟效益;研究了納米技術在塑料加工上運用的可能性和具體技術。2003年,學會與會員單位蘭州塑料廠協作,共同完成了“PVC雙壁內螺旋排水管”項目,學會協助報送,將該項目列為蘭州市2003年度“工業科技攻關項目”,并爭取到8萬元科研經費資助;幫助蘭州塑料廠利用現有廠房和舊的擠出設備進行技術改造,重點在工裝改造、設計制造模具和工藝配方試驗等方面進行科技攻關,提供技術咨詢和工裝設備選型等方面的指導;協助蘭州塑料廠編制了此類管材企業標準。

2006年10月25日,在省經委、省建設廳和市科技局主持下,對蘭州塑料廠“PVC雙壁內螺旋排水管”項目進行了新產品鑒定和科技項目驗收。專家評審委員會認為:雙壁內螺旋排水管內壁設置的螺旋形筋和雙壁結構,具有明顯消音、隔音作用,可有效降低排水管的噪音;產品符合Q/LS13-2006標準。此新產品技術先進,達到國內先進水平。PVC雙壁內螺旋排水管的研制成功,凝聚了學會專家、企業領導和項目組技術人員的心血,他們以科學、嚴謹的態度組織項目實施,充分利用現有廠房和舊設備修舊利廢、挖潛改造,重點在模具設計、工裝改造和工藝配方等方面進行科技攻關,在精確計算的基礎上,反復調試工藝、配方,大膽使用了較高比例的填充材料,在降低生產成本的同時,又保證了管材各項質量指標。

近年來,我們學會的改革工作始終受到市科協領導的關心和支持,05年、06年在有限的科協經費中都撥出專款,資助我會的質量體系認證工作和塑料網站的建設。我們掛靠的蘭州塑料工業總公司,對學會工作也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學會的辦公場所、管理人員和主要運作經費,全部由蘭州塑料工業總公司無償提供,為學會的基礎建設提供了強有力資助。

近年來,我們蘭州塑料工程學會根據本學會的實際,突出信息服務方面和技術咨詢方面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學會的改革,爭取到了生存的權力和喘息的機會,但學會前面的路還很艱難,我們不敢有稍許懈怠。今年第五屆會員大會上,黃增源理事長代表理事會對學會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繼續辦好學會內部刊物《蘭州塑料科技與信息》,多塑料行業新項目、新產品、新技術方面的信息,多刊登企業改革創新、技術進步和生產質量管理等方面的經驗和消息,進一步提高刊物的檔次和水平;二是利用好學會的聯系渠道,定期召開塑料行業信息會,為會員企業搭建一個與社會和同行交流的平臺;三是完成“蘭州塑料網”網站的建設,以電子通信手段提高蘭州塑料加工業的影響力;四是充分發揮學會現有專家資源的作用,爭取創辦一個塑料科技咨詢服務實體,為政府項目決策論證和企業的科研創新產品鑒定提供服務。

我們學會將按照理事會的要求繼續努力奮斗,爭取在學會改革中有一個好的表現,切實把蘭州塑料工程學會辦成滿足黨和國家以及塑料科技工作者的需要,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符合科技團體發展規律,具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現代科技學術團體。

蘭州塑料工程學會簡介

篇(3)

【關鍵詞】出生性別比;失衡;性別結構問題;文獻綜述

我國對人口性別結構的學術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至今三十余年的研究歷程是一個對人口性別結構不斷深入認知的曲折過程。本文將通過回憶這一歷程,梳理學者們的研究,客觀展現這一研究領域中的成果和可能的新奇點,以期能對以后的研究和政策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這里主要通過CNKI數據庫查找搜集已有文獻,輔以一些涉及人口性別結構研究的著作進行文獻梳理工作。在CNKI上,以“性別結構”作為關鍵詞進行搜索,共查到1981年至今293篇相關論文。在所有相關文獻中,最早涉及人口性別結構的討論是1981年《人口研究》第二期刊登的康明村的《對新疆石河子地區獨生子女性別比例調查》一文。然而,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絕大多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是否有性別結構問題的爭議之中,從90年代中后期,我國學者對性別結構問題基本達成共識,研究集中轉向了更深入的關注點之中。通過對1982年至今的293篇文章的標題、內容進行細致篩選,筆者最終選擇確定了本次綜述所將分析的44篇文章。

至今學界對性別結構相關問題的討論,大致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對性別結構問題存在與否的爭議;二是對出生性別比失衡的原因的討論;三是對出生性別比失衡的社會后果的討論;四是對防止和減小性別結構問題的發展策略的探討。

一、對我國性別結構問題存在與否的爭議

我國著名人口學家李建新認為,學界討論的性別結構,一般指的是出生性別比。出生性別比是人口性別結構的一項重要指標,對總人口性別比、分年齡性別比都有著決定性的作用。著名人口經濟學家田雪原在其著作《人口學》中指出,出生性別比指的是一定時期內(通常指一年)出生嬰兒中男嬰和女嬰之比,一般以每100個女嬰對應多少男嬰來表示。在生物學意義上,出生性別比是個常數,在沒有外界干預的情況下,它一般穩定在105左右。若偏離了這個常數,則意味著出生性別比失衡,性別結構問題也即將產生。

1982年的第四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出生性別比為108.5,199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出生性別比上升到了111.3,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這個數據為116.9,而到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出生性別比已經高達118.08。

在80年代初,我國出生性別比開始偏離正常值(105),然而在先前的研究中,學者對人口現象和問題的研究關注點更多地在全國人口規模、人口遷移等方面上。對人口性別結構做出的最早討論是人口學學者康明村,他于1981年發表在《人口研究》第二期的《對新疆石河子地區獨生子女性別比例調查》一文首次以地區的計劃生育實際狀況調查為基礎,研究發現新生的獨生子女中出生的男嬰要多于女嬰,并呈現逐年遞增趨勢。隨后,1983年鄒平通過在北京地區展開的對出生嬰兒性別比的調查分析,發表了《關于北京市出生嬰兒性別比的調查》一文,文章指出由于計劃生育和生男孩的意愿,在偏遠地區有瞞報的情況,并且瞞報的女嬰居多,而因為這點他在研究最后也沒承認康明村提出的我國人口出生性別比失衡的情況。

因此,有關我國人口性別結構的研究,一開始就在出生性別比是否有失衡各持看法。引起了八九十年代學界對性別結構是否存在的爭議。這期間的有關研究中,主要有兩種截然相反的兩種觀點, 一種觀點則認為普查和抽查的數據反應了我國人口出生性別比失衡并有嚴重化趨勢的事實;而另一種觀點認為說中國存在出生性別比失衡是不科學的,因為先前的統計數據受各種原因影響是失實的。

一些學者依據人口普查數據和抽查數據發現中國出生性別比失衡的情況。1988年袁振相在《出生嬰兒性別比初探》一文中指出我國出生性別比失衡不再是個別地區的問題,而是廣泛存在并具有城鄉分布一致的特點,但農村失衡情況要嚴重于城市。同年,劉爽在結合第四次人口普查數據和在我國本分省市的抽樣調查數據分析,在《對中國人口出生性別比的分析》一文中描述的情況與袁振相基本相同。

而以徐毅為代表的學者利用1982年到1990年兩次人口普查數據和部分抽查數據反復研究,于1991年在《中國出生性別比的現狀及有關問題的探討》中認為出生性別比偏高是由于存在很多出生女嬰瞞報、漏報、錯報的現象。賈威也在他的《收養子女對出生性別比的影響分析》中認為收養子女比例從80年代到90年代呈較大幅度上升,但大量被收養的女嬰未被記入統計數據。因而他們認為所謂事實性人口出生性別比偏高,只不過是統計數據造成的假象。

這一爭議在一些不爭的統計數據比較和“光棍”群體的日益壯大等事實中得以逐漸平息下來,大多學者保持了一種客觀的態度對八十年代的出生性別比現象重新進行了解讀和思考。因此,從九十年代后期的研究就可以發現,研究關注點不再糾結于是否存在人口性別結構問題上,而是開始了一些更深入關注點的討論中。

二、對出生性別比失衡的原因分析

雖然八九十年代,研究者更多偏向對性別結構問題存在與否的爭論,但是也有不少學者同時討論了一些關于導致出生性別比偏高的根本原因,馬安和涂平認為,在20世紀80年代出生性別比偏高主要還是由瞞報漏報引起的,認為是這種原因的學者往往也對我國人口結構問題的存在持否定態度。而后有的學者則反思快速的高新科技推廣對我們的社會生活帶來的效應。于弘文則有不同的觀點,他認為產前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流產是偏高的主要因素,而瞞報漏報是次要因素。

在后來的研究中,學者們也因統計技術的成熟而拋棄了“瞞報、漏報和錯報”的解釋,李建新等學者認為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流產等技術的發展是促成我國人口出生性別比失衡的原因,但不是根本的。

以楊菊華為代表的“政策論”者認為計劃生育政策是導致性別比失衡的最根本原因。他在《中國生育政策與出生性別比關系的理論構建與實證研究》中構建和檢驗了生育政策和出生性別比的關聯機制。他的研究發現,在一孩政策地區的出生性別比偏高、一孩半政策地區二胎及以上胎次的出生性別比又極度失衡。而在政策寬松的環境下使部分女胎與男胎一樣受歡迎,比如而未實行生育限制政策的少數民族地區的出生性別比基本保持正常。于是他認為,政策越強反而易使女胎受歧視而遭遇人工流產,而相對寬松的政策讓女胎所受的歧視程度相對減弱。

“生產論”者認為出生性別比失衡是因為社會經濟發展中男女不平等的影響。壽蘭蘭在《出生性別比失衡——兩性不平等為和諧社會留下的重大隱患》指出,人口出生性別比失衡從本質上來說,是男女不平等的表現,當前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尤其在農村地區,社會生產對男性的需求大大高于女性,女性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普遍低于男性,出生性別比的失衡也是女性在社會生產過程中生存權和發展權受到侵害的反映。

“文化論”者則當然認為是傳統的生育觀念和重男輕女的生育文化的影響,劉強在《中國人口出生性別比失衡》一文中指出,中國傳統生育文化具有濃厚的重男輕女、男尊女卑色彩。即使是今天,“不生男孩不罷休”的生育意愿還沒有根本轉變,這是出現出生性別比異常的根本原因。

而“技術論”者則認為是B超技術的運用直接導致了中國出生性別比的極度不平衡。李樹茁和鄭真真等多位人口學專家認為性別選擇性人工流產是造成目前出生性別持續偏高的主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對于我國從事計劃生育的部門來說,他們會自覺地維護自身的合法性,因而對政策論說產生一種抗拒。“在東亞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如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他們并沒有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卻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的現象。雖然出計劃生育政策在某種程度上是加劇了性別比偏高趨勢,但是二者并沒有必然的聯系”之所以有這樣的解釋,是因為分析者把各個要素相互脫離的結果。出生性別比失衡并不是哪一個原因造成的,而是各種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

三、對出生性別比失衡的社會后果討論

對出生性別比失衡的社會后果有很多,本文選取了學界認同高的后果加以呈現:

(一)女嬰生存健康條件下降

根據世界各國的經驗數據,嬰兒死亡性別比為120—130(女性為100),這是因為女嬰患遺傳疾病的概率要低于男嬰,女嬰的免疫力強于男嬰的緣故。如果一個人口中觀察到了男孩與女孩的死亡水平之比低于這個正常值,則說明這個人口中存在著非正常的性別差異。張二力在《從五普地市數據看生育政策對出生性別比和嬰幼兒死亡率性別比的影響》中指出,2000年在一孩政策地區的女嬰死亡率偏離正常比例高達99.9%,是執行二孩政策地區的1.75倍。這一現象與出生性別比偏高同為嚴厲生育政策的副產品,也直接影響到了年齡性別結構,最終將會帶來不良的社會后果。朱楚珠認為,在我國嚴格的“一孩”“一孩半”生育政策之下,偏男的性別偏好不能通過正常生育來滿足,在存在著性別歧視的地區人們對女孩生存的環境“漠不關心”,致使一些女嬰生病得不到好的治療而夭折,也還存在著大量的溺嬰現象。因為這樣的女嬰死亡可以換取再生男嬰的機會。

(二)婚姻擠壓

婚姻擠壓(Marriage Squeeze),最早由瓦萊麗·赫德森和安德烈亞·博爾兩位學者提出,在2004年5月份,他們的名為《光棍:亞洲男性人口過剩的安全意義》著作在英美學術界引起廣泛關注。這部著作把矛頭對準世界上人口最多、而且性別比偏高的兩個國家——中國和印度,具體就是由于兩國成年男性遠遠多于成年女性,男性因此不能像傳統那樣選擇配偶,而是以競爭的方式相互擠壓選擇配偶,復雜的競爭機制最后生產出了很多光棍。而這些光棍,往往是誘發社會問題和對社會安全產生威脅的重要群體。對于任何一個社會,男女正常婚配的人口學前提是在婚齡期階段(20—39歲)男女性別比會均衡在100左右。劉建新在對我國2000年的普查數據中分析到,不僅年齡組如0—4歲的性別結構嚴重失衡,而且婚配年齡人群的男女性別比也不均衡,男性人口大大超出了對應的女性人口。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在一個新聞訪談節目中講道,人們在選擇配偶時出現“老夫少妻”、“城里哥找鄉下妹”、“貧困男尋求跨國婚姻”這些現象來避免婚姻擠壓帶來的影響。這些非傳統的婚姻搭配只是加大了婚姻擠壓的效應擴散,并沒法有效解決問題。

由我國目前出生性別比的偏高趨勢可以預見,到2020年,將會出現3000萬“光棍”。未來我國婚配人群的性別結構失衡引出的婚姻擠壓仍將是一個嚴重的問題。而除此之外,還有更多的社會問題繼續,甚至還有新問題產生。

(三)對社會穩定與安全的影響

劉建新認為,婚姻擠壓產生的后果,絕大部分是被動單身。而這些被動單身的男性往往來自于偏遠地區或者文化水平、經濟水平和社會地位較低的男性。不能婚配不僅會影響到個體的身心健康,還將加重這些原本就邊緣的男青年的失落感、挫折感。

國家人口計生委關愛女孩治理出生性別比專家組組長原新指出,性別比失衡帶來的不僅僅是婚姻擠壓的問題,還會引發性暴力、拐賣婦女兒童等非法行為的發生。孫江輝在《男女性別比失衡與違法犯罪問題研究》一文中認為,不能結婚的男性處于社會底層,已經具有這樣的危險傾向:即基于體力建立一種系統,通過暴力得到他們無法以合法途徑得到的東西,為了謀求正常的社會生活,比如婚姻、生活富有等,而又缺乏正當的手段時,他們便會以其自認為正當的方式來實現。

出生性別比失衡,帶來的影響之重大,以至于我們再也無法忽視這個問題的存在,它正如一場靜悄悄的危機,一步步向我們逼近。

四、防止和減小性別結構問題的發展策略

目前我國整體人口出生性別比仍然持續偏高,在對未來性別結構堪憂的同時,學者們也對癥下藥地探索了一系列措施和對策應對出生性別比失衡問題。嚴梅福在《變革婚居模式降低出生性別比》中分析到由于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最重要的是要改變傳統的婚育觀念,建立新型的人口道德,并通過招贅婚居,提高女孩的養老價值和“傳宗接代”的預期效益價值,淡化宗族和家族觀念。辜勝阻、陳來在《城鎮化效應與出生人口性別比偏好》中認為通過人口城—鄉遷移、制度城—鄉遷移和生育文化的重構,在廣大農村地區大力發展生產力,加速農村人口的非農化和城鎮化,通過外部制度環境的改變和法制的完善來淡化人們的男孩偏好。王翠絨的《出生性別比持續升高的人口倫理學分析》提出應全方位構建完備的社會保障、利益補償制度,樹立生男生女都一樣的新風尚,提倡尊重婦女生育的社會價值。著名人口學家田雪原等人在《“軟著陸”:中國人口發展戰略的理性選擇》則建議改革現有生育制度,全國不分城鄉雙方均為獨生子女者結婚一律允許生育兩個孩子。

五、對我國性別結構問題研究現狀的評述與思考

通過對近三十年的關于性別結構問題的研究梳理,我們可以發現,這方面的研究經歷了一個艱難曲折的過程。然而,起初那段將近二十年的時間圍繞問題真實性展開的爭議不僅為我們展現了問題本身發展的清楚脈絡,也開拓了后續研究者的視角和內容。總的來說,對于人口性別結構的問題囊括了對這個現象的描述、解釋和預測。不管從研究視角還是研究內容來看都比較全面。但筆者從出生性別比失衡的研究現狀也衍生出了一些相關思考:

(一)一方面,我們承認生育觀念是影響出生性別比的重要因素之一,傳統的重男輕女的觀念減少了女嬰出生或存活的機會。而另一方面,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很多通過實證的問卷調查和研究并得出我國現階段大部分地區“重男輕女”“養兒防老”等生育觀念發生了重大轉變的文章,“生兒生女都一樣”、甚至是“女孩比男孩好”的觀念無論在農村還是在城市都普遍存在。但是,事實上,即使在生育觀念轉變的情況下,不管是對全國還是對地區而言,非法使用B超鑒定胎兒性別和非法選擇流產女胎的“兩非”現象仍然嚴重,而出生性別比仍然是只高不下。怎樣解釋這種觀念與行為不一致的非邏輯行為呢?

顯然,我們首先會想到這是因為造成出生性別比失衡的現象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以往的研究只是說明有共同作用,但并沒有對這種共同作用何以產生和以何種形式表現并沒有做明確的分析和說明。因而,僅僅以“共同作用”這樣粗糙的解釋也著實有些尷尬。試想在眾多造成出生性別比失衡的因素中,生育觀念這種內化于行為者的東西直接引導和支配人們行為,但在與國家政策、社會生產和B超技術相碰撞的時候發生了妥協,做出了與生育觀念不一致的行為,而使得出生性別比持續偏高。觀念的妥協為何,暫時不得而知。但是,有一點,應該可以清楚地看到,即即使生育觀念已有大的改變,但如果國家政策不盡快進行合理調整,人們在社會生產中對男女性別觀念不轉正,B超技術還肆意濫用,想要在未來平衡出身性別比,也可能只是一個空談的理想吧。

(二)另外,國家政策也是影響出生性別比的重要因素。在此寄希望的對國家政策進行合理的調整,并不是無根據的。

從70年代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的負面影響從一開始就慢慢凸顯出來,其實早在80年代中期“一孩”政策遭到質疑后,在部分地區(多數是農村)開小口實施“一孩半”政策,近幾年“放開二胎”的聲音也越來越多。

據統計,2009年全國范圍內生一胎的性別比是107.1,二胎的性別比是151.9,三胎的性別比更是高達159.4,遠遠偏離正常范圍。也就是說,生的胎數越多,生男孩的意愿反而更強烈,性別比就越高。所以有學者便認為 “二孩”生育政策還是滿足不了生育者對嬰兒的性別需求,第一胎生女孩的家庭再生男孩的愿望變得更為強烈,而以出生大量二孩甚至是多孩來平衡性別比是不科學也是不現實的。顯然讓我們尷尬的是,目前不管是一孩還是二孩的政策下,嬰兒出生性別比都不樂觀,在未來仍然是我國人口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這意味著要減小和平衡出生性別比,僅靠人口政策的調整也是不夠的,正如影響性別比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樣,要減少性別比失衡需要多方力量共同努力,一種適宜的政策和合作方式的探索也將成為未來性別結構問題研究領域中的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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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關鍵詞:博弈論視角;ERP實施;雙方關系

中圖分類號:F27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673-291X(2012)08-0012-03

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企業經營隨著科技發展發生了重大的變革。企業要能快速反映市場需要,更能結合供應鏈、客戶關系管理與數據倉庫進行有效管理,為企業提供多角度全方位信息化運籌管理的整體解決方案,在此背景下ERP(企業資源計劃)應運而生。ERP系統要求企業對現有的業務流程進行重新審視,對客戶、企業自身與供應商組成的整個供應鏈的業務流程進行新的設計,優化流程中的各項活動,消除業務處理過程中的重復勞動,實現業務處理的合理化、標準化、規范化。但ERP 的實施是一項周期長、工序多的復雜系統工程,我國企業在實施ERP 的過程中成功率低下,在國內企業所有的ERP 系統實施項目中,一般只有10%~20%能按期按照預算成功實施,實現系統集成;約有30%~40%的沒有實現系統集成或只是實現部分集成;約50%的實施項目遭到失敗。筆者試運用博弈論基本知識,對實施ERP的兩個參與者的博弈關系進行模型建立及分析,其中一個參與者是提供ERP解決方案的供應商,另一個參與者是上馬ERP項目的企業。目的在于從博弈的視角對ERP的實施進行思考,基于博弈理論分析ERP實施雙方關系,從而對ERP實施問題提出建議。

一、博弈論的發展歷程及內涵

博弈論是研究利益沖突各方如何決策及決策結果的,也稱為對策論。博弈論往往利用數學工具,建立博弈各方的理論模型,然后進行分析。博弈論最早是由美國數學家馮?紐曼和摩根斯坦在1944年出版的《經濟行為和對策論》一書中提出的,并構建了博弈論的理論框架。1950―1954年間,美國數學家和統計學家納什連續發表多篇博弈論的論文,提出了著名的“納什均衡”,奠定了現代博弈論的理論基礎。20世紀80年代博弈論開始進入主流經濟學領域,成為現代經濟學的重要分支,也是應用經濟學科的核心分析工具,得到了廣泛而成功的應用。該理論的充分發展為西方國家制定經濟政策、完善市場經濟起到了重大作用。與此同時,博弈論對于社會科學也有著重要的意義:從理論上講,博弈論是研究理性的行動者( agents)相互作用的形式理論,而實際上它正深入到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等,被各門社會科學所應用,深刻地改變著人們的思維。該理論正成為社會科學研究范式中的核心工具之一,以至于我們可以稱博弈論是“社會科學的數學”,或者說是關于社會的數學。博弈論的基本假定是:人是理性的( rational) 。所謂理性的人是指他在具體策略選擇時的目的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博弈論研究的是理性的人之間如何進行策略選擇的。一般博弈雙方的博弈結果有三種情況:負和博弈,指的是由于博弈雙方的沖突和矛盾造成的兩敗俱傷。零和博弈,指的是博弈雙方中一方得益而另一方受損,且得益與受損在量上相等。正和博弈,指的是博弈雙方的利益都有所增加。

不管博弈各方是合作、競爭、威脅還是暫時讓步,博弈論模型的求解目標就是使自身最終的利益最大化,這種解是以雙方采取“最好策略”為前提,各方最終達到一個力量均衡,也就是說誰也無法通過偏離均衡點而獲得更多的利益。這就是博弈論求解的本質思想。

二、ERP實施雙方博弈關系模型的建立及分析

ERP項目實施企業(下稱企業)是能夠獨立決策和獨立承擔責任的組織,ERP供應商(下稱供應商)也是能夠獨立決策和獨立承擔責任的組織,所以企業和供應商可以看作為雙方博弈關系中的局中人或參與者(下稱參與者)。ERP項目的實施是供應商根據企業中存在的管理問題,在與企業相關人員充分交流后,針對企業的問題提出相應的ERP解決方案。企業組織人員對解決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進行評估,可行性是指基于企業的管理問題和擁有的資源,該方案是否切實可行,有效性是指該方案實施后,是否能提高管理水平或帶來經濟效益的預期。對于企業而言,如果評估結果達到一定的標準,則企業決定實施該方案,否則不實施該方案。這里所說的標準可以是IT行業的相關標準,也可以是由企業組織相關專家制定的標準。對于供應商而言,企業能夠滿足其報價,則決定提供服務,否則不提供。由此可見,雙方由合作前到合作關系確立的決策是同時的,只有雙方都決定合作才能確立合作關系。所以供應商跟企業合作前的博弈是完全信息的靜態博弈。

文章從博弈的視角分析ERP實施雙方的關系。一些供應商基于自身良好的技術條件,較高的職業素養以及豐富的成功實施經驗,會根據企業的管理現狀提供一份高效的ERP解決方案。但是也存在一些供應商急功近利,急于拉單以及盲目地做出一些不現實的承諾,因此,他們提供的是低效的解決方案。本文僅從高效和低效兩個維度對供應商提供的ERP解決方案進行分類。所以供應商的策略有兩個,即提供高效的解決方案和提供低效的解決方案。企業在充分評估供應商提供的方案和所需付出的費用后,評估達到相應標準則選擇實施該方案,否則選擇不實施,所以企業的兩個策略是實施和不實施。本文據此構造了雙方的博弈關系模型,如表1中的四組數據所示:

表1 供應商,企業的收益組合

對上表進行的分析如下,若供應商和企業采取的策略組合是(高效,實施),則受益組合為(2,2)。即是供應商提供了高效的ERP解決方案,企業對方案進行評估后也決定在供應商提出的條件下實施該方案。成功實施方案后,企業的效率和效益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從而企業有了2個單位的收益;供應商獲得此次經濟報酬和成功實施ERP經驗,從而供應商也獲得2個單位的收益。此時的博弈是正和博弈。若供應商和企業采取的策略組合是(低效,實施),則受益組合為(1,-1)。即是供應商提供的是低效的ERP解決方案,但是由于其他的原因,企業評估后決定實施該方案。項目完成后,企業僅僅是從IT設備中獲得收益,而方案中ERP思想價值并沒有給企業帶來收益,所以企業付出的正好是供應商得到的,企業獲益-1個單位,供應商獲益1個單位。此時的博弈是零和博弈。若供應商和企業采取的策略組合是(高效,不實施),則受益組合為(-1,-2)。即是供應商提供了高效的ERP解決方案,但是企業在評估中因為其他的因素導致評估結果不達標,從而決定不實施該方案。此時,企業由于沒有實施ERP解決方案,企業的管理問題繼續惡化以及在競爭中處于不利的地位,因此企業獲益-2個單位,而供應商提供的已經是高效的方案,失去的僅是此次的被肯定,所以供應商的獲益是-1個單位。此時的博弈是負和博弈。若供應商和企業采取的策略組合是(低效,不實施),則受益組合為(-2,-2)。即是供應商提供的是低效的ERP解決方案,企業通過評估正確地判定該方案不達標,從而決定不實施該方案。企業由于沒有實施ERP解決方案獲益-2個單位,供應商不僅失去了此次被肯定,而且該方案本身是低效的,說明供應商在提供ERP解決方案上還需要不斷提高,本身還是低水平,因此供應商獲益-2個單位。此時的博弈是負和博弈。

三、基于博弈視角提出對策

通過上述對ERP實施雙方之間的博弈關系模型的建立和分析,我們能很清楚地看出供應商和企業的策略組合以及相應的利益得失。不同的策略組合得到不同博弈結果,包括正和博弈、零和博弈和負和博弈。

(一) 避免負和博弈,企業需積極實施ERP項目

目前,企業面臨兩方面問題:第一是市場競爭,市場經濟的發展使企業面臨的是一個全球化的市場,今后的競爭不再是單獨的企業與企業間的競爭,而是企業聯盟與企業聯盟或者是供需鏈與供需鏈之間的競爭。第二是企業內部管理,它要求及時掌握、正確分析企業內部的各種信息,做出準確的決策,這是企業的發展基礎。而ERP的發展歷程既展現了管理思想與信息技術不斷結合,又說明了ERP在企業競爭中所發揮的作用。ERP給企業帶來的價值有:集成財務信息,集成客戶訂單信息,標準化和加速生產進程,降低庫存,標準化人力資源信息和集成不同時間、不同來源的信息等。所以,積極實施ERP是企業面對未來的最佳選擇。

(二) 減少零和博弈,供應商需提高自身水平以提供高效的ERP解決方案

供應商應竭盡全力使系統更高效、有彈性,容易實施和使用,并且隨著最新技術的引入,他們還要對自己的產品不斷升級。供應商還應提品及一系列書面材料,并且有責任解決項目實施小組在實施過程中遇到的種種問題。供應商的另一個角色是充當培訓者―為企業將來系統實施過程中的重要人物提供培訓。供應商不僅提供培訓,還要提供項目支持并在實施過程中實現質量控制。供應商應該盡全力改進企業的現有流程以使之適合初始的ERP軟件包,這可以優化系統的實際績效并且最大程度地增大將來操作人員的滿意度。他們還有責任對系統客戶化進行分析和界定,詳細說明每個領域某項做法的優劣并最終提供一個高效的解決方案。供應商還應留下技術文獻資料,因為項目完成后,供應商的顧問將會離開企業,然而他們的知識還要留在企業中,因此,供應商應該培養足夠掌握相關知識的企業員工以保證項目繼續開展下去。

(三) 增加正和博弈,供應商和企業應竭誠合作以實現雙贏

ERP 實施中要講求合作,注意效果。ERP 的實施需要供應商( 軟件人員、管理顧問)與企業之間的緊密配合,供應商應該在自己的培訓內容中除了技術內容之外增加一些人際關系處理技巧、企業的文化認知與敏感性訓練等內容,以使得外部項目組能夠更快的與目標企業的項目小組產生認同感,減小來自目標企業的抵觸干擾,在項目組進行技術指導時,注意溝通方式,不能只向企業相關人員如何去做的指令,同時要告訴相關指令的原因與意義 ,只有這樣,外部軟件設計人員和管理咨詢顧問才能夠獲得企業的全面信息,將技術與企業需求無縫銜接。以更好地成功實施ERP項目,從而使供應商和企業能夠獲得雙贏。

四、結論

我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三十多年,伴隨著的是我國的企業在數量上達到一定的規模。但是就我國企業的管理水平與國際先進管理水平相比還有差距。隨著國際化進程的深化,我國企業將面臨更加激烈的競爭。在此形勢下,已有大中型企業完成了ERP項目的實施或正在上馬ERP項目,且已初步獲得成效。實踐表明,ERP的成功實施可降低庫存20%~35%,平均提高生產線生產率5%~10%、裝配線生產率25%~40% ,降低采購成本5%、制造成本12%,按時交貨率達到90%~97%。近期有大量的中小企業也開始接觸并實施ERP項目,這一切說明企業的管理者們已經認識到ERP對企業未來命運的重要影響。基于對這種趨勢的把握,筆者從博弈的角度對ERP實施前雙方的關系進行了模型建立和分析,得出的結論是:供應商提供高效的ERP解決方案以及企業實施ERP解決方案是雙方最佳的選擇。

ERP在我國企業中應用趨勢是可喜的,中國作為經濟發展迅速的發展中國家,企業成長很快,企業管理水平若想在激烈的競爭中快速提升,ERP 則是最理想的法寶。但是,ERP能適用我國企業并促進企業快速發展的過程是漫長的,還需要理論研究者和實踐者們不斷地努力。文章只是研究了ERP實施前雙方的關系,還需要重視的有實施中的雙方關系,以及系統運行后的雙方關系。除了實施雙方關系外,ERP本土化、行業化以及客戶化也有探究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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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鍵詞:體育產業;稅收政策;稅收優惠;激勵

中圖分類號:G80-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1007-3612(2011)03-0005-04

Research on the Taxation Incentive Policy of Sports Industry Dev elopment in China

YANG Jing zhong1,LV Qing hua2,YI Jian dong3

(1.Economic and Trade Department of Liming University,Quanzhou 362000,Fujian China;

2. Business Management Institute of Hua 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21,Fujian China;

3. JiangxiFinance an d Economics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Jiangxi China)

Abstract: To study the incentive role of tax policy on the sports industry in China, thepaper adopts the method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charts to make a qualitativeresearch on the current tax laws and incentive policies to support the developm ent of sports industry and make a comparison on the active role of current tax p referential policies in suppor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to achieve a positive rol e in its development and its problems and deficienci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 at, on the one hand,tax incentives policy have close correlation with the spo rts industry. On the other hand,tax policy can play an instrument of economicleverage to encourag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ports industry,and then facilitate the building of the tax incentiv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 teristics for sports industry.

Key words: sports industry; tax policy; tax revenue preferential;ince ntives

體育產業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體育社會化、產業化是體育發展的必由之路。改革開 發以來,我國以體育健身服務、體育競賽表演、體育用品市場等為主要內容的體育產業體系 初步形成,體育產業已經構成了一個獨具特色的產業門類。[1]隨著我國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的消費意 識從生 存向休閑娛樂轉變,這給中國體育產業帶來了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和極大的發展潛力。鑒于 此,從現行稅收政策的視角來研究中國體育產業的大發展,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和現實意義 。

1 體育產業與稅收激勵政策的關聯度

體育產業是當今全球經濟中發展最快的產業之一,是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我國最具活力 的新興產業之一。體育產業市場潛力大,啟動速度快,產業關聯度廣,提供就業機會多,具 有明顯的綜合效益。同時,體育產業具有污染小,產值高,具有關聯效應和正外部性,能為 社會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等特征。[2]作為國民經濟中極具關聯效應和巨大發展潛 力的新興 產業,由于是現代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潛力巨大。目前,國內從事健身娛樂業、 競賽表演業、技術培訓業的體育企業、體育產業經營性機構2萬多家,總投資額已超過2 000 億 元人民幣,年營業額超過600億人民幣。[3]另據北京奧組委統計,2008北京奧運會 直接帶動 體育產業的收入約在30億美元,而間接收入在54億美元左右,促進國民生產總值增長0.5個 百 分點。[4]由此可見,體育產業由于科技含量高,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附加 值高,發展潛力大,因而是具有廣闊發展情景、永不衰落的“朝陽產業”。

然而,我國體育產業的發展尚處于初期階段,規模小、產業結構不合理、產業社會化、 產業化程度不高,體育市場零星單一、發育緩慢,面對市場經濟環境的適應能力不強,運用 市場機制推進體育產業發展的競爭能力也不強。基于此,其建立、運行和發展迫切需要國家 制定相應的激勵政策予以扶持和促進。體育業是產業和事業的結合,并不排斥政府公共財政 對體育的大力支持,這是因為體育產業的許多內容是公益性、社會性的事業,很多不完全是 商業盈利,體育產業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國家財政和體育業的相互關系。在目前我國 體育業仍然是“舉國體制”的國情下,體育事業和體育產業的發展離不開國家政策的強有力 支持。我們知道,稅收政策是國家重要的經濟調控政策之一,對資源配置發揮著基礎性作用 ,在對體育產業資源的配置方式上起著宏觀調控的主導作用。國家在稅收政策上給予稅收優 惠支持,這是稅收杠桿的經濟調節手段。特別是在體育產業的發展進程中,稅收政策的激勵 目標主要體現了國家對這一綠色朝陽產業和僅處于起步階段和初步增長階段的弱勢產業的支 持與激勵,以及對體育產業稅收負擔的減輕和產業利益的保護。國家通過采取稅收優惠政策 措施來促進體育產業結構升級和優化,促進區域體育產業的協調發展,降低體育產業發展成 本、降低體育產業的經營風險,促進就業,鼓勵出口,增加產業收益等發揮著主導作用。同 時強調對體育產業的稅收公平,而在現行企業所得稅的稅收優惠政策中,對諸如高新技術產 業、軟件產業、集 成電路產業和小型微利企業、創投企業、非居民企業等均制定有完善的稅收優惠政策,極大 地支持這些產業(企業)的發展,而對體育產業、文化產業等具有國民經濟新增長點的新興 產業卻沒有制定優惠政策來專門加以扶持和激勵。因此,不管從體育產業是綠 色朝陽產業且具有新經濟增長點的長遠角度講,還是從產業周期理論中我國體育產業是幼稚 產業的角度而言,體育產業都應得到國家稅收政策的大力扶持與長期激勵。國家要立足我國 體育產業的發展的現實國情,依據受益原則和能力原則使體育產業承擔的稅收負擔與其發展 能力相適應,并使納稅人之間的負擔水平保持平衡。從稅收激勵傳導機制而言,運用稅收宏 觀調控手段來實現支持體育產業發展的稅收政策目標。主要通過諸如減免稅、稅前扣除、寬 限期、加速折舊、投資抵免等稅收優惠措施對體育產業資源實施優化配置,降低企業的稅收 負擔,促使其投入與產出效率的最大化,進而影響、調節體育產業中的產品和服務的總需求 和總供給,最終調整和優化體育產業結構,實現充分就業,保持體育產業經濟的快速增長。 據國家體育總局資料顯示,我國財政對體育產業的扶持每年以12%~13%的增幅增長。[5]可 見,憑借稅收扶持激勵政策給予相關的體育產業稅收優惠政策,為體育產業的做強做大創造 有利條件,獲得良好的體育投資效益。而且稅收激勵政策產生一種良性示范效應,引導更多 的資金流向體育產業,從而帶動體育產業的發展。同時,體育產業必須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 和社會利益,承擔包括增加國家稅收、增強就業,促進經濟發展和經濟結構調整等社會責任 。體育產業越大,為社會所做的貢獻就越多。這種稅收與體育產業的關聯性必將有助于促進 我國體育產業的大發展大繁榮,成為現代服務業新的經濟增長點。基于此,我國體育產業的 發展離不開政府的積極引導,稅收政策作為支持體育產業發展的宏觀政策調控工具,激勵體 育產業可持續發展,有其客觀必然性,必將大有作為。

2 現行體育稅收激勵政策存在的問題與制約因素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體育產業已經形成了“體育競賽表演業、體育健身娛樂業、體育用 品業”比較成熟的三大產業板塊。[6]現行在促進體育產業發展的稅收激勵政策措 施在相關 稅種的稅收優惠措施中加以體現,主要反映在流轉課稅、所得課稅、資源課稅和財產課稅中 (表1)。

我國對于扶持體育產業發展的稅收優惠政策比較零散、沒有形成完整、規范、統一的稅 收政策激勵體系,而且激勵體育產業的稅收政策不穩定,特別是臨時性的體育稅收政策扶持 多,持久性的稅收激勵政策少,但總體上稅收支持力度不大,激勵不足,存在諸多的問題和 制約因素。

2.1 現行稅收政策對體育產業的激勵手段單一、內容不完整,稅收負擔沉重主要表現在:一是扶持體育產業發展的稅收政策激勵手段單一,以直接優惠政策為主, 其他方式較少。[7]即從產業(行業)稅收優惠的角度促進體育產業發展的稅收政 策極少。 二是沒有建立一套長久、有效執行的稅收激勵政策體系。缺乏通過投資抵免、減稅、免稅、 退稅(出口退稅和再投資退稅)、加速扣除、稅項扣除、虧損彌補等直接和間接稅收手段來 全面、完整激勵我國體育產業發展的稅收政策體系。三是現行扶持體育產業發展的稅收政策 內容不完善。如對我國未來發展前景廣闊的體育創意產業、體育休閑旅游業、體育用品業、 體育競賽表演業、全民健身服務業、體育廣告業、體育會展業等新興體育產業,以及重點培 育大型體育企業集團和對龍頭體育企業的資產重組、創業投資等的稅收優惠激勵政策幾乎沒 有,致使扶持我國體育產業的稅收政策激勵內容不全面、不完善。四是目前體育產業的稅收 負擔沉重。現行對體育產業征稅的稅種主要分布在流轉課稅和所得課稅中,其中營業稅和個 人所得稅是對體育產業征稅最多的稅種(表2)。如體育健身娛樂經營企業繳納營業稅平 均超過10%,體育休閑娛樂業實行20%的高稅率。體育贊助、體育廣告等創收收入均要征收 25%的企業所得稅等,[8]且體育贊助在企業所得稅稅前不得列支扣除,還應按照 《中華人 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54條的規定進行納稅調整,并入體育企業收入總額中全 額繳納企業所得稅。由此可見其稅收負擔的沉重。

2.2 體育業捐贈稅收政策存在諸多限制性矛盾,極大制約了體育業籌融資的積極性 一方面,2008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第9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企 業所得稅實施條例》第53條均規定,對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等社會力量通過非營利性的公 益組織對體育業公益性捐贈可按年度利潤總額12%的標準扣除的規定,超過此標準的部分要 調整繳納企業所得稅。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第10條明確規定,企業贊助 支出不得在稅前扣除,也不允許企業將其計入成本,這意味著企業對各類體育競賽和體育產 業的贊助支出不能扣除,增大了體育產業的納稅成本和體育企業的稅收負擔,極大制約了體 育產業的籌融資,[9]極大地影響了社會對體育業(包括體育事業和體育產業)贊 助捐贈的 主動性和積極性。另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 得稅法實施條例》第24條規定,個人將其所得向非營利性的社會團體和其它社會公益事業的 捐贈未超過個人應納稅所得額30%的部分準予扣除。

然而,兩部稅法中的捐贈稅收政策存在矛盾和限制性規定。具體體現在:個人向非營利 性的社會團體和體育組織的捐贈超過個人所得稅應納稅所得額30%的部分不準扣除,而且還 需納稅調整繳納個人所得稅。盡管2008年頒布的《企業所得稅法》第9條規定,企業發生的 公益性捐贈支出,在年度利潤總額12%的部分準予在稅前扣除,但對企業捐贈給國內合法的 其它民間體育公益性團體等非營利性組織,仍然沒有享受到捐贈扣除比例的稅收優惠政策, 對它們沒有一視同仁。另外,新企業所得稅法對體育產業稅前捐贈扣除比例12%依然偏低, 國際上一些發達國家,如西班牙對體育產業捐贈扣除比例高達100%,免征企業所得稅;英 國對體育產業的贊助實施“體育配對”計劃和“一英鎊對一英鎊”政策,[10]鼓勵 社會進行 捐贈,以發展體育產業服務于社會。因此,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現行對體育產業的捐贈比 例仍然偏低。

2.3 現行體育業稅收政策大多是臨時性的,缺乏連續性和持久性 從現行稅收政策看,我國體育業稅收政策更多的是具有臨時性和非持續性,一般是針對 國際(國家)某一大型比賽專門特殊制定而頒布實施的,大都具有一定的針對性和臨時性, 其政策缺乏連續性和持久性 。如為支持2008年第29屆奧運會和第13屆殘奧會,我國政府從2003年開始,先后制定和頒布 了一系列專門針對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稅收優惠政策。如:1)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 海關總署《關于第29屆奧運會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03]10號),對第29屆奧運會組 委會實行了13項稅收優惠政策。2)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奧運會場館建設占用耕地 免征耕地占用稅的批復》(財稅[2004]38號),明確對北京和青島的奧運場館免征耕地占 用稅。3)2008年,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第29屆奧運會第13屆殘奧會和好運北京體 育賽事有關稅收政策問題的補充通知》(財稅[2008]128號),明確了對北京第13屆殘疾 人奧運會實行的稅收優惠政策。4)針對國際奧委會和奧運會參與者實行6項稅收優惠政策。 至此,國家對涉及奧運會的營業稅、增值稅、消費稅、關稅、土地增值稅、印花稅、企業所 得稅、個人所得稅、車船使用稅和新購車輛應繳納的車輛購置稅等11個稅種給予了免稅待遇 ,這無疑對奧運會在我國的成功舉辦發揮了巨大的支持和促進作用。然而,上述稅收政策均 具有一次性,臨時性的特征,2008年奧運會結束,這些稅收優惠政策也就隨之弱化或消失。

3 完善具有中國國情和中國特色體育產業的稅收政策建議

與發達國家體育產業GDP平均貢獻率3%的水平相比,我國體育產業對GDP的貢獻率尚不 足0.5%,[11]這說明我國體育產業化水平仍然十分落后,這與我國競技體育在國 際上的地 位極不相稱。縱觀西方各國體育產業發展,政府都在稅收政策方面給予優先扶持。基于此, 以國務院的《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的指導意見》(〔2010〕22號)為指南和契 機,適時構建一套完善、持久性的具有中國國情和中國特色的體育產業稅收政策激勵體系, 顯得尤為必要。

3.1 豐富現行體育業稅收政策,構建規范統一的體育產業稅收激勵政策一是擴大體育業稅收激勵政策范圍,將扶持體育產業發展的的稅收激勵范圍擴大到現行 的流轉課稅、所得課稅、財產課稅、資源課稅和行為課稅等所有稅種中,構建完善、規范的 體育業稅收政策激勵體系。二是豐富體育稅收政策內容,通過聯營、合資(作)、特許經營 和參股等方式,鼓勵境內外企業參與體育基礎設施建設,在出口退稅、期限(稅率)減免、 投資抵免等方面給予稅收政策優惠。三是憑借稅收政策的調節機制,政府應設置“體育產業 風險投資基金”來引導民間資本投資體育產業發展,[12]通過再投資退稅、稅收抵 免、加速 折舊、稅利返還等不同的稅收政策,激勵境內外企業不斷增加對體育產業的投資比例,擴大 其產業投資規模和效益。四是實施差異化的稅率政策。由于體育產業中的體育產品(服務) 具有不同的特性和特質,可采取差異化的比例稅率形式。[13]如對政府提倡的大眾 體育休閑 、全民健身娛樂活動、體育場館開放免征營業稅;對屬于高檔奢侈體育消費的高爾夫球等高 利潤體育項目,應在征收20%營業稅的基礎上加征五成或十成的特別附加征稅;對屬于體育 核心層的體育文化推廣業、體育會展業、體育新聞傳播業,體育出版發行和版權服務業,體 育影視業、體育品牌服務業等體育高端服務產業可從低適用稅率,采用2%的優惠營業稅率 符合激勵體育產業發展的稅收政策目標。五是鼓勵中小體育企業的發展,對新成立的中小體 育企業給予其企業所得稅小型微利企業的優惠政策待遇,同時給予其免征3年的營業稅優惠 措施等。

3.2 完善激勵體育產業發展的稅收優惠政策 1) 在體育捐贈方面,借鑒發達國家鼓勵體育產業發展的成熟做法,建議在企業所得稅中 ,社會捐贈給各類體育產業的稅前扣除標準由目前的12%擴大到30%或50%的扣除比例, [1 4]進而鼓勵或培育社會大眾捐贈體育產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同時,對社會捐贈給其他 合法 的體育業非營利性、公益性組織的捐贈款項,按照稅收全面優惠原則也應平等地享受國家規 定的捐贈扣除標準的優惠政策待遇;2)在體育產業科技研發方面,對體育企業自主研發(如 體育科技器械、體育裝備研發、體育醫療技術等)形成的技術開發費用,允許按當年實際發 生額的200%加計扣除。[15]體育科技企業科技開發前期試驗費用,按10%的比例 在企業所 得稅稅前列支。準予企業按收入總額的5%計提技術開發風險準備金和呆帳準備金,以降低 體育企業的研發風險和研發成本;[16]3)在體育產業的贊助方面,調整現行體育贊 助支出不 得扣除的稅收政策,允許企業和個人贊助體育賽事和體育活動的,其出資部分可計入生產成 本或在廣告費用中列支, 以鼓勵體育產業的籌資融資。4)在體育產業投資方面,對于境內 外企業或個人在我國境內開辦新的體育產業項目,或新建(改建、擴建)體育訓練、競賽、 科研設施工程投資建設的,或增加體育企業注冊資本的,且經營期在5年以上的,給與其60 %或100%比例的再投資退稅。[17]5)在進口體育器材方面,運動隊訓練使用的進 口器材的 進口稅,采用先征后退的稅收優惠給予支持。6)在體育彩票征管方面,鑒于體育彩票的籌資 成本低,開拓體育融資渠道,極大減輕國家財政負擔,發展體育事業和體育產業的特殊優越 性等特點,筆者建議國家應取消體育彩票中獎繳納個人所得稅的規定,以吸收更多的社會閑 散資金發展體育產(事)業。7)在新興體育產業方面,借鑒國外做法,對體育賽事經紀、體 育健身等產業,自開辦之日起,免征3年企業所得稅;經營性體育事業單位轉制為大型體育 產業集團的,三年內免征企業所得稅。

3.3 開征體育稅,構建中國特色的體育事業和體育產業稅收政策體系 發展體育產業是體育業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縱觀美國、 俄 羅斯、韓國、西班牙等國家在體育產業發展進程中,各國政府都在稅收政策上給予優先扶持 和激勵。[18]基于此,國家應建立與規范、持久的體育事業與體育產業相互協調發 展的稅收 政策體系。筆者認為,體育產業是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建議國家實行“費改稅”,將 從1997年1月開始附加征收的“文化事業建設費”改革為具有中國國情和中國特色的“體育 稅”。其征收的稅收收入專門用于公益性、非營利性的社會體育事業,以及符合國家產業政 策導向的弱勢體育產業的發展,專款專用。具體講:1)體育稅可以設計為獨立的稅種, 有自己完整的一套科學、合理、有效征管的課稅要素和稅收政策體系,由國家稅務局單獨征 收管理;2)體育稅也可設計為附加稅種,像現行的“城建稅”和“教育費附加”那樣, 對繳納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的單位和個人征收,以其繳納的增值稅、消費稅和營業稅稅 額為計稅依據,按照3%的征收比例分別與現行增值稅、消費稅和營業稅同時附加征收,專 款專用,從而構建具有中國國情和中國特色的體育事業和體育產業協調發展的稅收政策激勵 體系。

4 結 論

我國的體育產業尚處于產業發展的初級階段,受其產業規模、產業結構、產業化程度、 產業發展階段、市場經濟環境,市場競爭力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和制約,極大地阻礙了我國體 育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其良性運行和長足發展迫切需要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大力支持 。而稅收政策作為國家重要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對體育產業的資源配置發揮著基礎性調節 作用,能夠通過稅收優惠激勵政策,有效引導調節更多的資本流向體育產業。同時,減輕或 消除現行對體育產業稅收政策的制約因素,與時俱進,揚長補短,適時構建和完善一套規范 化、常規性的且具有中國國情和中國特色的體育產業稅收政策激勵體系。為我國體育產業的 做大做強提供強有力的稅收政策支持,進而獲得良好的體育產業投資效益,最終達到社會效 益和經濟效益“雙贏”的體育產業良性發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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