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一篇當代文學分析3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當代文學分析1

2020年，教育部印發了《高等學校課程思政建設指導綱要》，要求“結合專業特點分類推進課程思政建設”[1]，將課程思政元素有機融入課程教學，取得“潤物無聲”的育人效果。當代文學課是文學專業課程，在進行課程思政建設的過程中，面臨著如何挖掘該類課程的思政元素，創新教學方法，完善考核機制，讓學生從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等多維度理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多重難題。圍繞著這些問題，我們在教育教學實踐中要持續進行探索。

一、中國故事：注重價值引導

（一）明確課程思政建設目標要求和內容重點當代文學課的課程思政建設面臨的首要問題是明確目標要求。《高等學校課程思政建設指導綱要》對文學、歷史學、哲學等專業課程提出的要求是“要結合專業知識教育引導學生深刻理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自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1]。具體到當代文學課程，應如何確定課程思政建設目標要求和內容重點呢？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強調要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文學在講好中國故事方面，具有獨特優勢，一部部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文學作品本身就是在講述中國故事，站在中國的立場上，書寫中國經驗，表達中國情感。因此，結合專業特點，講好中國故事，注重價值引導，可以作為課程思政建設的切入點。當代文學課教師應通過分析具體的文學作品，尤其是結合文學作品的歷史背景，引導學生領悟文學作品所傳遞的時代理念，進而增進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認同，達到“如鹽在水”[2]的效果。當代文學課講好中國故事，首先要明確講述哪些中國故事。1942年，毛澤東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明確規定了革命文藝的性質、方向和任務，標志著文藝新時期的開始。當代文學發展到今天，一直與中國社會的發展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涌現出一大批深刻書寫歷史、反映現實、探索社會發展規律的文學作品。因此，講好中國故事，就要講好紅色故事、改革故事和傳統故事。

（二）紅色故事紅色故事：弘揚革命精神，厚植家國情懷在“十七年文學”階段，涌現出大量革命歷史敘事小說，文學界用八個字將其概括為“三紅一創，青山保林”，即《紅日》《紅巖》《紅旗譜》《創業史》《青春之歌》《山鄉巨變》《保衛延安》《林海雪原》。這些紅色經典文學作品，書寫了中國共產黨是如何帶領中國人民進行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從而獲得民族解放、實現國家獨立的。當代文學課在講解“十七年文學”的時候，要充分挖掘紅色經典文學中所蘊含的思政資源，選擇典型人物、典型事件進行細致生動的講解，弘揚革命精神，將家國情懷厚植入心。以《青春之歌》為例，這是作家楊沫以親身經歷為素材創作的小說。小說以20世紀30年代九一八事變為背景，講述女主人公林道靜的成長故事，是革命歷史敘事的經典作品。教師在講解這部作品的時候，應重點分析林道靜是如何實現成長的。她先是受到五四新思想的啟蒙，產生了對個人自由的向往追求，與有著騎士風度的大學生余永澤相愛；后來在共產黨員盧嘉川的指導下，受到革命思想的啟蒙，選擇與庸俗自私的余永澤決裂，投身革命；盧嘉川犧牲后，她在共產黨員江華的引導下，將全部身心獻給革命事業，從此走上了正確的人生道路。林道靜的成長過程，揭示出知識分子成長道路的歷史必然性，一個人只有將自己的選擇與祖國的命運聯系起來，才能獲得真正的成長。講好紅色故事，要用一個個像林道靜這般鮮活的典型人物，選擇凸顯革命精神的典型情節，讓學生在不知不覺間對知識分子命運的選擇產生認同，進而對自己人生道路的選擇產生正確的認識。對于回答“培養什么人”的問題，可通過《青春之歌》這樣的紅色故事，得到一個明確的回答：過去是林道靜這樣投身革命的人，今天是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要講好紅色故事，還要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林道靜在人生每一次關鍵點的選擇，都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規律。作為歷史中的個體，她唯有選擇參加中國共產黨，投身革命，才有可能獲得最終的自由解放。正是因為有千千萬萬個林道靜式的人物選擇了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才有了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3]。認識和肯定英雄的價值，理性公正地評價革命英雄，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認清歷史，這是講好紅色故事的題中之意。總而言之，當代文學課講好中國故事，必須要講好紅色故事。要深入挖掘紅色故事的時代內涵和價值意義，找到紅色故事與現代思想的契合點，重新激活紅色故事的教育使命，讓紅色故事能夠既入腦又入心，切實發揮它的教育功效。

（三）改革故事改革故事：堅定偉大信念，勇擔時代使命在“新時期文學”階段，出現了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知青文學等不同類型的文學作品。中國自1978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開始了自上而下的改革。與此同時，改革文學對于中國社會的改革發展給予了特別的關注，它及時捕捉了改革給社會帶來的進步，強調改革開放的歷史必然性，塑造了一大批叱咤風云、大刀闊斧的開拓者形象。改革文學的開篇之作是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其在文學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小說的作者蔣子龍在2018年被授予改革先鋒稱號，并被頒授改革先鋒獎章，是改革文學的代表性作家。以《喬廠長上任記》為例，這部作品講述了老干部喬光樸是如何讓歷經動亂的重型電機廠起死回生、恢復生產的。這篇發表于1979年的小說敏銳地抓住了時代發展的潮流，塑造出改革家喬光樸的英雄形象。喬光樸在危難之際立下軍令狀，前往重型電機廠任職。喬廠長上任后，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克服種種困難，終于扭轉了生產的被動局面。這部作品在發表之后，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銳意改革的電機廠“喬廠長”成了改革者的代名詞，反映了時代的呼聲。講好改革故事，要引導學生理解改革的必要性。這些改革文學作品用嚴謹的現實主義手法去表現實際生產過程中遇到的問題，敢于正視矛盾，展現出改革人物的社會責任感和憂患意識。喬廠長是開辟道路、打破堅冰的先行者，是具有時代精神的英雄人物，他的“闖將”形象，給改革帶來了巨大的鼓舞力量。今天，國內外對中國改革的評價出現了一些雜音，有消極、負面的聲音存在。面對如此復雜的局面，我們要始終堅持理想信念，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提供了中國方案”[4]。我們要發出自己的聲音，講好改革故事，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高曉聲的“陳奐生系列”等改革文學作品發揮著重要的宣傳作用。講好改革故事，要及時肯定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就，堅定道路自信。與此同時，改革故事也能讓學生深刻體悟中國改革的艱難歷程，增強學生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感，鼓勵學生像喬廠長那樣勇擔時代使命。

（四）傳統故事傳統故事：傳承文化脈絡，堅定文化自信在當下，當代文學作品創作越來越重視融入傳統文化元素，向中國古典文化致敬，傳承和創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當代文學課在講授新近發表的文學作品時，也要注重講好傳統故事。以201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莫言為例，他在作品中靈活運用傳統文化元素，對中國經驗進行了有力的表達，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創作。2012年瑞典文學院的頒獎詞也對莫言的這一創作特點進行了肯定：“通過幻覺現實主義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莫言自我定位為“說書人”，對中國古老的“說書人”傳統進行現代演繹，用“我的爺爺奶奶、村里的老人們講故事的方式”，為普通老百姓寫作，把故事講給普通老百姓聽。他還發現民間的力量，從民間汲取豐富駁雜而具有生命力的創作資源，將傳統民間故事中的魔幻元素都靈活運用到創作中。莫言的作品生機勃勃，充滿了寶貴的生命力，重新接通了現代中國與傳統文化之間的精神脈絡。除了莫言，格非、賈平凹等作家的作品也呈現出回歸古典、致敬傳統的傾向。他們在遭遇精神困境時，返回到傳統文化尋找解決方案、尋找精神慰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民族文明的源頭與動力，是我們的精神源泉，至今仍為我們的精神家園建設提供能量。講好傳統故事，更重要的是實現傳統與現實的有機融合。有人會質疑，傳承傳統文化是不是意味著必須原封不動地遵照傳統執行？其實并非如此。具體到文學作品中，并不是要照搬照抄古典作品，完全用古人講故事的方式去創作，而是要靈活運用現代方式去演繹古典元素，比如對古典敘事方法的借鑒等。總而言之，要把握好傳統與現代的辯證關系，在傳承傳統文化時，也要注重創新發展。一些傳統故事集中表達了中華民族精神，是古代優秀文明精華的濃縮。講好傳統故事，是為了“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園”[5]。在當代文學課上講好傳統故事，讓學生了解傳統文化并不過時，反而能夠為現代社會的人們提供精神滋養，進而堅定文化自信。要講好中國故事，就要講好紅色故事、改革故事和傳統故事，充分肯定中國革命的價值，增強學生的家國情懷；體悟中國改革的艱難，珍惜改革取得的成就；傳承和創新傳統文化，勇擔時代使命，引導大學生理性、客觀、辯證地認識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把握好中國的未來。

二、全面育人：課程思政融入教學全過程

（一）技術助力技術助力：用現代信息技術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在課堂教學中，要不斷創新課堂教學模式，采用現代信息技術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比如雨課堂等技術的運用可以調動學生的上課積極性，但問題在于，如何在當代文學課中有效地使用這些現代信息技術？以上文提及的紅色經典《青春之歌》為例，教師在講授林道靜面臨該走哪一條路的人生選擇時，可以利用雨課堂。首先，將其設計為選擇題，在雨課堂上發布作業，讓學生為林道靜選擇走哪一條路；然后，請學生用發送彈幕的方式，提供選擇的理由。不同的選擇，最后通往不同的人生道路。學生可以將自己代入林道靜的角色，想象假如自己是林道靜，面對兩條道路，自己會如何選擇。借助現代信息技術，引導學生參與到課堂教學中，去進行深入思考。只有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體，學生的學習才會真正地發生。

（二）實踐育人實踐育人：打通第一課堂與第二課堂在立足第一課堂的同時，還要善用實踐活動，打通第一課堂和第二課堂，通過課外實踐活動，讓課程思政融入教育教學全過程。以上文提到的改革文學《喬廠長上任記》為例，作品創作的背景是改革初期。如何引導學生去深刻理解改革的艱辛探索、珍惜改革取得的偉大成績？僅僅依賴課堂講授是不夠的，還要帶領學生親眼見到歷史的證物。因此，在第一課堂之外，可以組織學生去國家博物館參觀“偉大的變革——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型展覽”。通過觀看展覽，學生有一種“身臨其境”的沉浸感，真切地了解到改革開放的偉大，改革開放深刻改變了中國，深刻影響了世界。這樣的課外實踐活動，能將課堂內的教學和課堂外的教育相結合，不斷拓展課程思政建設的方法和途徑，讓思政教育融入教學全過程。

三、多元評價：完善課程考核機制

（一）過程評價過程評價：重視每一個教學環節教育發生在每一個教學環節，要重視每一個教學環節，將課堂教學、課外實踐與課程考核密切聯系起來。當代文學課要講好中國故事，應怎樣在考核環節了解學生的接受情況呢？課程思政要融入教育教學全過程，與之相應，課程考核也要注重過程評價，多維度地評估學生的學習情況。在當代文學課的考核中，應納入小組討論、主題研討、學生互評、課外閱讀、撰寫讀書報告等內容，以培養學生團隊合作、尊重規則、踏實求學、思辨創新的價值品性。與此同時，要注重師生之間的互動，及時進行課程總結和反饋；鼓勵學生向教師提問，將遇到的困惑大膽地表達出來，不回避矛盾，教師則要主動去思考和回應問題。教師只有真正回答了學生的問題，才能讓學生相信教育的力量；只有不回避教學中遇到的問題，才能不斷促進學習的發生。

（二）長遠效果長遠效果：讓教育真正影響一生一門課程會結束，但是教育仍產生著長遠影響，好的教育會影響人的一生，讓人不斷求真向善。因而，在進行課程考核時，教師要注重收集學生的意見和建議，并據此不斷調整教學，讓教學更具有針對性，更能符合學生的學習實際需要。在課程之外，教師也要及時了解學生的動態，知曉學生的興趣愛好，掌握學生的話語方式，以便進行更順暢的溝通與交流。唯有了解學生，主動拉近與學生的距離，才能找到與學生對話的有效方式。在課堂內外關心學生的成長，這也是課程思政的重要意義。課程思政建設是為了更好地培養人才，我們要結合課程特點，在課程內容、教學方式、考核制度等方面持續探索，尋找課程思政建設的有效路徑。當代文學課應以講好中國故事為出發點，注重價值引導，講好紅色故事、改革故事、傳統故事，讓學生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去理解中國歷史與現實。教學研究是一個持續進行的過程，只有根據實際情況不斷調整優化，才能取得更好的育人效果。

作者:彭超 單位:中國石油大學（北京）體育與人文藝術學院

當代文學分析2

崔慶蕾是文壇涌現出的一位新銳青年批評家。我們認識有十幾年時間了。從年齡上講，崔慶蕾是一名85后批評家，他有著山東人的樸實厚重，也有著很多青年學者身上沒有的沉穩細膩。他的批評眼光獨到卻又溫厚寬和，對作者多有“同情式理解”，兼顧多種批評方法，又能堅持自己的審美原則。他的批評文字以審美性為先卻文風平實清晰，避免了一般學院批評家的晦澀纏繞。他以先鋒批評為基礎又視野開闊，融匯百家，順應時代呼聲，傳承“現實主義”研究的優良成果，不沽名釣譽，不浮躁冒進，能在廣闊的領域，對不同類型作品作家發聲，體現出了新一代批評家扎實肯干的良好風貌，及其時代擔當和責任意識。

近十年來，隨著“逆全球化”出現及民族國家維度下的激烈競爭與意識形態對抗，全球的政治經濟與文化態勢，都發生了巨大變化。而在國內，文本細讀、形式分析等先鋒研究方法，似乎已成為某種“過去式”。與之相對的則是批評價值取向中立性的“再歷史化”等思潮的興起。青年批評家首先要面對的就是批評語境和趣味的變化。崔慶蕾和很多同輩批評家相比，既有效地回應了時代的很多命題，又沒有受到太多流行批評風潮影響，不僅研究先鋒批評產生背景，還原先鋒批評生產機制，總結其特征與傳承流變，且在“歷史化”基礎上，在精神上有效傳承并發展了先鋒批評，并正確看待先鋒批評的問題，既豐富了當下文壇批評維度，也為“當代文學批評如何創新”的問題，提供了一定啟示。這無疑是難能可貴的。希臘語中“批評家”有“法官或陪審團成員”與“做判斷”兩重意思，布萊斯勒曾將批評分為“理論批評”和“實用批評”①，這里的“理論批評”，其實就是文藝理論研究，意在研究藝術的性質和價值的理論、原則和宗旨。“實用批評”則是針對具體文本的闡釋。

對“批評方法”的研究屬于理論批評范疇，也涉及理論史研究。先鋒文學作為思潮運動，已經過去很多年，但先鋒文學的影響，卻已深入中國當代文學發展血脈，不僅是60后作家，70后與80后作家身上也依然有揮之不去的“先鋒情結”。對先鋒文學的研究，已從作家作品論、思潮論及敘事形式等相關討論，進入文學史總結、歷史哲學呈現等更深層與更抽象層面。“先鋒文學批評”獨特研究價值在于，它既是先鋒文學一部分，也表現了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發展軌跡的“轉折點”，特別是從政治化的“社會學批評”到新時期以后“多元化批評”的轉型，“先鋒批評”非常重要且關鍵，也是“批評本體意識覺醒”的表征。從文學史角度來說，“先鋒批評”當時看來，恰如先鋒文學一樣，似乎是域外影響的結果，也似是對抗文學體制的結果，但正是從崔慶蕾的細致梳理和分析，我們看出，“先鋒批評”恰是當時文學體制推動的，由體制內作家，體制內文學刊物、編輯、批評家（主要是學院批評家和作協體制批評家），體制內文學出版共同打造的一個“體制內的先鋒”，這與西方發達國家有很大區別，也與蘇聯文學體制情況不同②。盡管圍繞由左翼文學發展而來的現實主義的社會學批評，依然占據主流地位，先鋒批評與之也產生了對抗和碰撞，但不可否認，先鋒批評的異質性和對抗性，存在更多想象成分，雖然它充滿了斷裂性審美嘩變，也深受歐美文化影響，但也恰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中國人現實觀、歷史觀、審美觀的巨變。

它對于形式的迷戀及現實感的淡漠，恰在某種程度形成了現實主義的反向補充面——恰如硬幣的正反面。它既接續了李健吾等現代文學批評家的審美探索，也拓展了社會主義文藝的表現領域，呈現出當代中國文藝多維復雜的發展空間。在很多批評家看來，“去政治化”的先鋒文學，展現了20世紀80年代思想解放體制與新啟蒙之間的裂痕：“前者在對‘文革’批判的基礎上建立以‘四個現代化’為中心的政治、經濟及文化思想的新秩序，后者憑借援西入中，憑借從西方拿過來的西學話語來重新闡釋人，開創新的討論人的語言空間，建立一套關于人的新知識。”③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特別是站在21世紀中國語境來看，“先鋒文學”，包括“先鋒批評”實踐，“去政治化”既是一種“規避性動作”，也成為某種探索過程，即現代性物質層面如何被中國社會主義體制吸納的問題：“政治無意識在當時并不需明確化，因為它同新時期中國一系列國策并不沖突，同時也滿足了‘文革’后逐漸形成的大眾社會對種種物質豐富性和社會自由的追求。這兩種力量的結合造成了對資本主義現代性理解的全面非政治化。”④這一過程雖然并不能說完全成功，但也并非是簡單的“去現實的原罪”，而是表現出20世紀80年代在冷戰后期美蘇兩大陣營對峙格局趨于解體情況下，探索主體性發展道路的某種靈活性與可能性。而這一點，也恰是今天中國在融合再造、兼容并包情況下，形成真正“中國批評”美學的基礎之一。

崔慶蕾的專著《1980年代先鋒文學批評研究》（作家出版社），是他這些年理論批評的結晶。在這本書中，可以看到他對“當代文學歷史化”“重返80年代”等學界研究熱點的呼應，也有他對“先鋒批評”的很多真知灼見。正如胡平對此書的評價：“在他之前，我國尚未出版過關于1980年代先鋒文學批評的研究專著，這是第一部，也使我看到它時眼前一亮。”⑤這本著作對于批評史研究和當代文學批評建設，有著積極意義。比如，他通過對大量歷史資料鉤沉，特別是四次文代會上有關“兩個自由”（創作與評論）口號，指出“從根本上說，是1980年代政治語境的調整催生和帶來了新的文學語境，而文學語境的變化又進一步帶來文學創作和批評的大轉變”⑥。這種避免將先鋒批評“異質化”的處理方式，避免了將先鋒批評“起源”歸于譯介西方理論的窠臼，將“先鋒批評”真正放在“以中國文學為方法”“以中國文學批評為本位”的位置，這既是一種“再歷史化”評估，也是對歷史語境的真實還原。該書的第二章，崔慶蕾分析“文學論爭”“文學會議”如何成為先鋒批評的發展路徑和推動模式。他對“三個崛起”歷史化還原，特別是對杭州會議、廈門會議、揚州會議、武漢會議、海南會議等文學會議的史料整理研究，清晰梳理了先鋒批評在不同時期、不同“地方知識”背景下，具體“批評生產”的差異性、共識性與內部危機。先鋒批評的啟動，培養新人，探索方法論，對批評觀的論爭，都能清晰看到“先鋒批評去政治化”運行軌跡。這種梳理和分析，有助于我們理性認知先鋒批評的生產機制，即這種作協、雜志、出版社、高校等多方權力場域碰撞、融合，甚至是沖突抵牾的“文學會議場域”，依然是經解放區文藝機制發軔，到共和國成立后逐漸成熟的當代文學體制的產物。

該書第三章對文學期刊與先鋒批評的研究，延續了第二章的思路，主要對《當代文藝思潮》《上海文學》《當代作家評論》與《文學評論》進行分析。《當代文藝思潮》的先驅者盜火精神，《上海文學》在培養新人和打造先鋒批評圈子上的煞費苦心，《當代作家評論》對先鋒批評的推動和實踐，《文學評論》處理意識形態主流與先鋒批評之間關系的進退維谷，甚至是矛盾重重的心態，都從文學傳媒角度，生動為我們再現了先鋒批評“浮出歷史地表”的艱難。崔慶蕾的分析準確而冷靜，也有著實事求是的理性精神。第四章從批評家隊伍建設的角度，重點分析“第五代批評家”群體特征，并對吳亮、李陀、程德培等批評家進行了個案解讀。崔慶蕾很精準地總結了先鋒批評家的藝術個性，語言平實，但不乏智慧的火花，也能由此窺見他自己的批評風采，例如他對李陀的認知：“李陀的文學批評呈現出一種宏闊的氣象，跨界的實踐經驗讓他有了一種開放的視野和整體性的眼光，讓他在觀察文學和進行文學批評時有一種超越常人的整體視角，具有一種歷史意識。”⑦由此，崔慶蕾進入了批評史的理論主體構建，從“本體”“主體”等幾個概念出發，探討了先鋒批評的批評理論與話語方式。并對先鋒批評的問題進行了反思。崔慶蕾對先鋒批評的研究，飽含著他對先鋒批評的“歷史尊重”，也蘊含著他的基本美學原則，即以“文學本體”研究為基礎，對文學進行闡釋。他的這種頗有些“復古”的方法論意識，滲透到了他的“實用批評”（布萊斯勒語）實踐之中，卻并沒有成為狹隘的“絆腳石”。

他以寬廣的批評視野，將不同批評方法熔鑄一爐，共同打造新時代批評家的風采，展現了他們的時代擔當，尤其是他對傳統的社會學批評的吸收和借鑒。從身份上講，崔慶蕾兼有作協系統內批評家與編輯家的雙重身份，這也讓他的批評實踐變得更具特點。學者吳俊認為：“以往的學院專業文學批評的影響力事實上已經極度萎縮，基本上僅作用于狹隘的文學專業圈和高等院校，雖然掌握著學術話語權，儼然文學精英階層，但脫不了自娛自樂的學術自嗨。維護這種學術專業的社會地位和文化等級，倒還不能不依賴于傳統的人文和文化觀念。相較而言真正能夠發揮文學批評影響力的，更多是作協系統和媒體系統的聲音。”⑧當下學院批評家的一大問題，即理論話語生產的焦慮，化成了不斷建立“場域區隔”的努力。他們的批評越來越晦澀難懂，術語越來越纏繞繁雜，甚至試圖借助批評，完成他們的哲學、政治學等方面的“跨界雄心”，而通達曉暢地講道理，明白地對作品的價值和意義做判斷，這些基本的文學批評的功能，卻在不斷弱化。學院派批評與讀者之間的“交流性”，也變得越來越差。新中國成立后相當長時間段發揮著重要作用的作協系統內的青年批評家，則在新世紀后開始逐漸成長為重要批評力量。他們的特點在于，他們大多有學院派的學術訓練，又多了份對現實層面的關注，以及沉甸甸的“國家文學”的責任感。而且他們不再追求批評形式本身的激進，而更強調融匯各種批評方法于一體。

例如，崔慶蕾的批評文章《“人及其時代意志”——艾偉小說簡論》，既有對艾偉小說的敘述形式、結構意識的細致闡釋，也有對艾偉小說主題“人性與時代意志”的概括分析，呈現出了方法論上的綜合。他對陳彥的《喜劇》、遲子建的《煙火漫卷》等長篇小說的闡釋，也很有意義。而《“革命女性”的內面及其敘事的難度與限度——評劉慶邦〈女工繪〉》，更是一篇非常精彩扎實的文章。崔慶蕾對于劉慶邦的長篇小說《女工繪》的分析，令人信服地指出“重述革命女性”對當下中國文學的積極意義，也清醒客觀地認為，“個體/時代，女性/男性等多組關系的平衡關系，要解決的正是革命女性主體的復雜倫理問題。而這種平衡性也帶來了內在的限度和難度”⑨。崔慶蕾還很年輕，他的批評之路才剛剛開始，有巨大潛力，也充滿各種可能性。他的批評風格和態度，卻是我非常贊賞的。對作家抱有理解的同情，批評語言既有溫度又平實嚴謹，不故作驚人之語，故作批判或故作吹捧，而是能“平視”作家和人生，能將藝術追求與批評家的使命擔當結合，能在扎實的理論論證與敏銳的藝術感受之間找到批評位置，這樣一種“綠色批評”，才是青年批評家應該有的品格。真正的文學批評，要有坐冷板凳的耐心與獻身的激情，期待崔慶蕾在文學批評的道路披荊斬棘，大放光芒。

作者:房偉 單位:蘇州大學文學院

當代文學分析3

“重述神話”是2005年英國坎農格特出版社的出版人杰米·拜恩發起國際小說創作項目，倡導當代小說創作在各國原有神話傳說的基礎上，進行個人化、風格化、現代化的重述，以此增強對民族國家的文化認同，提升文學創作的責任意識。關于神話，廣義神話論認為上古時期的神話僅占一小部分，其包容性較大，“神話作為跨文化和跨學科的一種概念工具，它具有貫通文史哲，宗教、道德、法律諸學科的多邊際整合性視野”。[1]袁珂先生認為神話應跳出原始社會的局限，神話長期存在于人類社會的歷史進程中，中國神話包括神話、仙話、傳說等九個部分。[2]在這種解釋下，民間傳說作為神話的重要部分，具有集體共享性。白蛇傳說作為中國的四大民間傳說之一，在歷代相傳中不斷變化，更為豐滿，不同時代背景下的重新闡釋體現了民族生存問題的動態變化。白蛇傳說的故事內涵囊括了人類生命歷程中的普遍的困惑和逆境。在新世紀背景下，李銳、蔣韻創作的《人間———重述白蛇傳》站在傳統繼承和現代敘述的融合立場上，對白蛇傳說進行了獨特的重構。從文化價值、思想高度、責任意識等角度分析，《人間》體現了當代作家在溯源傳統，尋覓民族文化認同的同時，有意識地用現代性的手法創新故事的內容和敘述方式。這種強烈的尋根溯源意識體現在多重文化的交互，對人性本源的挖掘中，作者在反思歷史中建立起了廣博的人文關懷。從溯源思維的視角出發，研究文本，旨在啟發文學活動過程中保持文化自信。

一.多重文化的交互當代創作文化在形式和內涵

上要求創新，在突進的現代化的影響下，強勁的反傳統的張力是顯見的。而李銳“拒絕合唱”，“拒絕宏大敘事，關注民間苦難，消解歷史的神圣性，消除人物的英雄化”[3]，在冷靜追問中進行文化的溯源。佛教文化的“因緣”輪回構成了故事的框架，李銳借白蛇之口，提出“眾生皆有佛性，何謂人，何謂妖”[4]的疑問，頗具佛教意味。“故事的悲劇結局更是會引發人們反思中國人在以‘禁欲’為基調的道德理想主義文化中的生存困境”[5]，同時中國古代群體愚昧的現象也被展現得淋漓盡致。故事從不同視角展現了人物細膩的心理，以不同人物為代表的文化價值觀念，都有深刻的文化來源。佛教思想中有天運輪回的觀念，“生命存在于種種因緣會合中，生命動機本身隱藏著煩惱和痛苦，生即是苦”[6]。秋白和白素貞有相似的悲劇命運，文革時期的“引蛇出洞”和人間的迫害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佛教思想的輪回宿命觀。秋白（“我”）的出生時間恰好與雷峰塔倒塌重合，按照“因緣”論，這代表“我”就是白蛇的轉世。“前塵未斷，今生再續”，這句戲詞暗示了命運悲劇的延續。白素貞和秋白在群體輿論和壓迫下被驅逐，這種輪回的矛頭實質指向了亙古不變的人性的冥頑不靈。粉孩兒的經歷由禁欲入世到醒悟出世，受到了儒家和佛家兩種文化的影響。人蛇的結晶粉孩兒生下來就是一個非蛇非人的“異類”，雖然他外表與人無異，但聞笛而舞、捕食蟲鳥的行為卻難以隱藏。欲望是本能的，粉孩兒在感到無奈痛苦的同時，他只好克制自己的本性，符合“規矩”，最終金榜題名。這似乎是極大的榮譽，但對于個體的生命來講，是受到束縛的孤獨與苦難，世俗的冷漠盡顯無遺。佛教典籍《法華經》認為:“諸苦所因，貪欲為本，若取貪欲，無所依止。”[7]苦難源于欲望，欲望產生于本性，粉孩兒的悲苦人生實質上揭露了人類的生存困境。作為佛家子弟，法海從前本中鐵面無私的除妖人轉變為一個顛覆性的反思者形象。從《法海手札》來看，法海在道義強加的除妖責任和內心人性的反思上是十分矛盾的。法海作為本應無情的僧人卻被白蛇的善良感化，他因白蛇曾經救過自己的命而感到無奈，站在“正義之名”面前遲疑困惑良久。但是群眾的愚昧盲目具有壓迫性，“墻倒眾人推”，白蛇被逼自盡。可見，個體覺醒的力量在封建愚昧觀念下是無能為力的。作者從法海的視角中反映了社會黑暗，暴政酷吏的統治下，百姓也庸俗勢力，這是一種文化批判。所有的文化沖突中都包含著不同立場的觀念沖突，作者在借用佛教文化來構建白蛇傳說的同時未脫離對封建綱常的批判，二者包含人性固有的矛盾，所以文化認同本就伴隨著對抗性。

二.人性主題的思想之源

《人間》以嚴肅的敘述口吻，講述人性的本質，在人妖二元對立的結構模式中，人與妖的本性倒置，人的卑劣殘忍反襯出了白素貞的慈悲善良。作者認為，人的價值理應高于其他物種，白蛇一心想成為真正的人，正是肯定了人的價值。然而人性有著致命的缺點，包括偏見和排他性，悲劇的產生就是源于人性的善與惡的矛盾。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后，對于白蛇故事的重述都傾向于對人性的揭露。李碧華的《青蛇》中揭露了妒忌、陰險、懦弱等人性陰暗面；芭蕉的《白蛇·青蛇》中展現了人性的鄙陋和虛偽。《人間》對人性的探索更是多維度的，在多元的敘述視角、細膩的心理描寫中，人性的展露更為清晰。作者主要講述“身份認同的困境對精神的煎熬，和這煎熬對于困境的加深”，揭露“人對所有異類近乎本能的迫害和排斥”，展現“在排斥和困境中放大了的扭曲的本能”。[8]“身份認同”的重述設定可以溯源到人性思想根源，作者借此主題闡發了與“我是誰”相類似的人類存在的根本性問題，旨在追蹤溯源人性本體的同時引發讀者思考生命的價值。身份認同主題體現在異類歧視上，這種歧視不僅指向與人相對的妖，還指向與平常相對的“怪”上———大眾對于食蟲的粉孩兒和殘疾的香柳娘的歧視。種族差異是身份認同沖突的首要因素，降妖除魔被認為是人類的正道之事，這與人類誕生之初抗衡自然的精神熏染有關。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一直以來的門第等級、男尊女卑等觀念深刻影響了幾千年的歷史，在現代中西文化交互的多元文化時代，對傳統的反思成為了當代作家創作的切入點。關于人性善惡之本，作者刻畫了以善為代表的白素貞，并塑造了與之相對的胡爹來進行對照，將自古以來的人性論斷又呈現在讀者面前。白蛇并未修煉成真正的人，她為了感受人間的真善美而修煉，可是人間沒有“真”，“美”和“善”都是白蛇自己創造的，人間具有“非人間”的諷刺性。作品獨創性地添加了“人蛇大戰”的情節，白素貞作為靈蛇，甘愿奉獻自己的鮮血去拯救人類，這富有“背叛性”的舉動諷刺了眾人忘恩負義、自私狹隘的丑惡。作者對于人性本質的溯源，傾向于人性本惡論，無私的大愛需要培養和教化，白蛇的悲劇結局正是作者對人性的悲嘆。同時，人性的矛盾不可避免，法海的價值判斷展現了善惡矛盾的斗爭。《法海手札》揭露了他是被迫以正義之名除妖，然而真正殺害無辜的青白二蛇的是所謂的人間的正義。情與理的矛盾正是人類不可避免的永恒抉擇，人性需要在感化中不斷趨向善的一面。

三.歷史追蹤和現代性架構

注重關注“中國問題”的李銳喜歡用歷史來追問現實，他站在民間立場上，認為“歷史從來都是蕓蕓眾生的歷史”[9]。漢學家馬悅然評價李銳：“‘文革’給他的經驗是他一輩子寫作的主題……他要把這個經驗傳達給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讓他們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情。”[10]李銳帶著反思歷史的責任，站在時代的立場上傳達關于人的價值。作為20世紀的知識分子，秋白的身上帶上了時代的印記。“雷峰塔倒，白蛇出世”，秋白從一出生就被賦予了白蛇的命運痕跡，這預示了她會成為人群中的異類。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的“反右”運動中，秋白因表達了不滿、憤懣和屈辱被丈夫揭發了，命運再次以正義之名進行了異類排斥。在《落梅花》一章中，秋白回顧了自己的一生，追溯了自己的前世，嘆息中有對命運弄人的無措感。“這人間，能相信的只有生生不息的傳說”[11]是秋白對前世今生的總結，也是李銳對自身經歷的感悟。“一部本來完全想象虛構的‘重述神話’作品，與中國的現實社會，與作家個人的現實人生經驗之間，建立了一種真切而又微妙的藝術聯系。”[12]所以作者對于“文化認同”的思考是源于自身的生命經歷，“反右”與“文革”具有相同的本質，“都鼓吹階級斗爭，都是人性的黑暗與殘暴的宣泄，是人類歷史的巨大災難。”[13]作家從文化大革命中的“紅五類”到“黑五類”的身份轉變，由此形成的傷痛就成了創作時無法擺脫的情結，在傷痛的深處是濃重的對人權自由的渴望。現代性架構是指小說的多角度敘事方式，是一種與傳統獨白相對立的多聲部對話形式。一方面在整體構思上，小說運用了古今互滲、時空交錯的手法，在回憶和現實中作品的張力被擴大。在第一視角敘述的秋白（“我”）、法海、許宣的故事中，可以真實體會不同人物的心理，不同視角的交匯使得人物形象更為豐滿，事件發生的合理性得以展現。全知視角將讀者從故事中抽離出來，整體感知與局部探索有機互動。另一方面各個人物有了更多的自由性和權利意識，思維具有立體性。

在多聲部的言說中人文倫理和個體價值被提升到更深入的探討層面。如小青跳出白蛇的附屬地位，被刻畫為天真單純、果敢的靈動形象，她在人間追求自己喜歡的小生范巨卿，又有獨立的悲劇結局———被范巨卿刺殺。自由意識的賦予體現了作者對獨立個體生命的尊重。作品以現代性的形式傳達出不可避免的歷史傷痕，“人間”展現了人的生存法則，虛實相益中反映了現實，作家在反思歷史中建立起了廣博的人文關懷。四.民間文學特性的保存文學從創作主體和流傳方式上分為民間文學、作家文學和通俗文學，民間文學作為后兩者的源泉，其獨特的地域性、解釋性讓文化的傳承發展更具有民族特質。《人間》的故事來源是江南地區的白蛇傳說，作者在創作時不自覺地保留了傳說的傳承性和變異性。從文學風格上是對民族文化的溯源和認同，展現了特殊的民間文學的多種功能。

一方面白蛇傳說具有經典性，來源于古老的蛇圖騰信仰和傳說中的禁忌母題，再創作時的傳承性被確定。中國漢畫像石刻中，創世之神伏羲與女媧就是兩條相繞的人首蛇身獸。在蛇圖騰文化中，原始先民往往認為蛇與本部族具有血緣上的關系，希冀借助圖騰的神異性來保佑他們。《人間》借白蛇傳說再一次喚醒了人類的集體記憶和血液中不可忽視的神異想象，這也是白蛇傳說本身就帶有“天鵝處女型”的禁忌誘惑。（“天鵝處女型故事”是一種印歐民間故事型式，主要講述既為動物又為“處女”的兩棲類形象與人間好后生邂逅、成婚的故事，是原始人獸婚型神話傳說的變體。[14]）重述白蛇傳的故事因此就自然地帶上了多種文化的傳承性，白蛇傳的多種版本豐富了作家創作的來源。同時，《人間》不僅保留了地方風俗的地域性，還賦予了人性主題的時代視角。白蛇從對情愛的渴求轉變到對人性的塑造，作家創作借鑒了民間文學的變異性。小說中仍舊保留了西湖邂逅、端午飲酒等重要情節，但是“水漫金山”———體現白蛇肆意追愛的情節被替換成了“人蛇大戰”，白娘子的善被放大，顯現出了想要成人的敦厚老實。為了突顯人性主題，作者還設計了粉孩兒的受排擠的命運、法海的糾結的心理活動等新穎的部分，這種改編旨在挖掘當代人的內心，具有現代色彩。“重述神話的意義在于，一方面強化了神話傳說在歷時性接受過程中的影響，另一方面是對當下中國文學的反思。”[15]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借助新的視角保存民族文化的內核是當代文學創作的強烈責任意識的體現。作家記錄、傳承歷史，引導讀者認識歷史，反思民族的文化和普遍人性的道德，旨在提升民族國家文化認同，傳達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啟發思索。

參考文獻

[1]葉舒憲.中國的神話歷史———從“中國神話”到“神話中國”[J].百色學院學報，2009，22(01):33-37.

[2]袁珂.中國神話史[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

[3]李欣.自覺的追問與反思[D].東北師范大學，2021.

[4]李銳.《人間———重述白蛇傳》，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

[5]董上德.“白蛇傳故事”與重釋性敘述[J].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06):58-64+131.

作者:單雪芬 單位:江蘇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