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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經濟學論文:產權新經濟學制度

摘要簡要論述了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歷程，由此引出產權研究，并著重論述了產權研究的相關內容。在此基礎上,與我國國企改革相聯系，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視角,探討我國國企的產權改革要如何進行及如何與我國實際情況相結合進行。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國有企業產權改革

1簡述新制度經濟學

新制度經濟學被認為在許多方面對新古典經濟學有重要的發展，掀起了一場經濟學的革命，甚至它的開創者科斯稱其為“本來就應該是的那種經濟學”。

從交易費用這一基本概念出發，新制度經濟學在不同的研究領域發展了幾個重要的分支理論———企業理論、產權理論和制度變遷理論。以科斯、阿爾欽、威廉姆森、諾思、德姆塞茨和張五常為主的新制度經濟學家意識到主流經濟學在分析問題時，暗含假設的嚴重缺陷和錯誤，指出無摩擦交易、完備的信息和明確界定產權的假設在現實經濟生活中是不現實的。新制度經濟學派以此為契機和出發點，存在交易成本、產權非清晰界定和信息不完備情況下的經濟現象納入自己的研究領域，從而把制度分析與主流經濟學結合起來，強調制度在經濟學中的重要作用，并孕育出了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制度分析和制度變遷框架。科斯是新制度經濟學的開創者和奠基者，他首先意識到了在經濟生活中交易成本的存在和產權界定的重要性，并對這些問題進行了開創性研究。科斯的《企業的性質》和《社會成本問題》是其代表作，后人在其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歸納出了科斯定理。德姆塞茨和阿爾欽則循著科斯的思路創立和發展了產權經濟學。產權經濟學的主要內容是研究產權的安排和效率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它也是新制度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諾思和戴維斯在產權經濟學和交易成本經濟學的影響下，通過對經濟史的研究，發現并總結出了近現代經濟增長的制度原因以及制度變遷的規律，即制度變遷理論，該理論是新制度經濟學的第三個重要組成部分。

2產權研究

研究產權制度更是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內容。一個經濟體中的產權安排如何構成這個經濟體中的產權制度，即基本的經濟制度。國家與個人、市場與企業，其產權安排如何，是以私有產權為主還是以公共產權為主，產權關系是清晰還是模糊，產權界定成本，產權受到法律保障程度，政府與產權的關系如何，產權制度更替的方式又怎么樣。總之，落腳點是哪一種產權制度安排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和人的潛能之發揮。那么什么叫產權？按照阿爾欽的定義，“產權是一個社會所實施的一種經濟品的使用的權利”。值得注意的是，從經濟學角度來分析產權，它不是指一般的物質實體，而是指由人們對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認可的行為關系。它用來界定人們在經濟活動中如何受益，如何受損，以及他們之間如何進行補償的規則。因而，產權的主要功能就是幫助一個人形成他與其他人進行交易時的預期。

科斯認為：“合法權利的初始界定會對經濟制度運行的效率產生影響，權利的一種安排會比其他安排產生更多的支出。但是，除非這是法律制度確認的權利調整，否則通過轉移和合并達到同樣后果的市場費用如此之高，以至于最佳權利配置和由此而來的更高產出將永遠無法實現。”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從這一思想出發，人們開始探討不同類型的產權安排對于經濟效率的影響。一般而言，可以將產權分為三種類型：私有產權；國有產權；共（公）有產權。德姆塞茨曾指出：“共有產權是指共同體所有成員共同行使的權利。共有產權意味著共同體否認國家或私人去干涉共同體內的任何人行使其權利。私有產權則意味著社會承認所有者的權利，并拒絕其他人行使該權利。國有產權意味著國家可以在權利的使用中排除個人因素，而按政治程序來使用國有財產。”從這三種類型的產權安排出發，研究者們區分了它們之間的效率差異。從經濟學意義來講，一種產權結構是否有效率，主要視它是否能為在它支配下的人們提供將外部性較大地內在化的激勵。在共有產權下，由于共同體內的每一成員都有權平均分享共同體所具有的權利，如果對他使用共有權利的監察和談判成本不為零，他在最大化地追求個人價值時，由此所產生的成本就有可能有部分讓共同體內的其他成員來承擔。且一個共有權利的所有者也無法排斥其他人來分享他努力的果實，所有成員要達成一個最優行動的談判成本也可能非常之高，因而，共有產權導致了很大的外部性，出現“搭便車”行為。在國有產權下，由于產權是由國家所選擇的人來行使，作為權利的使用者，由于他對資源的使用與轉讓，以及最后成果的分配都不具有充分的權能，就使他對經濟績效和其他成員的監督的激勵減低，而國家要對這些人進行充分監察的費用又極其高昂，再加上行使國家權力的實體往往為了追求其政治利益而偏離利潤最大化動機，因而它在選擇其人時也具有從政治利益而非經濟利益考慮的傾向，因而國有產權下的外部性也是很大的，當然“人風險”問題就自然產生了。相比之下，在私有產權下，私產所有者在做出一項行動決策時，他就會考慮未來的收益和成本傾向，并選擇他認為能使他的私有權利的現期值最大化的方式，來做出使用資源的安排，而且他們為獲取收益所產生的成本也只能由他個人來承擔，因此，在共有產權和國有產權下的許多外部性在私有產權下就被內在化了，從而產生了更有效利用資源的激勵。如果能夠把產權界定清楚，那么提高效率是必然的，這樣可以克服很多外部性。就我國國企來講,由于產權問題引起的非效率是嚴重的。因此,必須對國企產權進行改革,提高國企效率。我國特殊的國情,要求我們不能簡單地引用產權理論,而必須結合我國國情,有的放矢。

3我國國企產權改革

“產權”是當代西方經濟理論尤其是新制度經濟學理論中一個重要的概念，產權改革是市場經濟改革的重要內容。過去幾十年來，我國學術界借鑒西方產權理論和分析方法，對我國的實際問題進行研究，尤其是對我國國企改革問題進行研究，提出了許多關于我國國企改革的理論建議和政策主張。張維迎認為：產權改革是國有企業改革和國有企業擺脫困難的先決條件。同時他還認為必須對國有企業進行民營化改造，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國有企業存在的問題。私有產權能夠形成有效的利益激勵機制和經營者選擇機制，從而形成優于國有企業的公司治理結構。張五常認為國有企業改革的唯一出路是私有化。還有其他支持國企進行產權改革的學者都認為國企效率低下的原因是因為產權不清晰引起的。要使國企有活力，必須徹底進行產權改革。他們普遍認為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的關鍵是國有產權制度的創新，使傳統的國有企業實現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健全決策、執行和監督體系，使之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法人實體和市場主體。以往國有企業的改革始終圍繞轉換企業經營機制進行，效果總是不明顯，其原因就是國有產權關系不順、政企不分，因此，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必須進行國有產權制度的創新，其基本目標是：產權清晰、產權結構合理以及產權自由流動，使之與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相適應。而且,20多年改革實踐也證明，繞開產權談改革是行不通的，沒有產權結構的多元化和產權制度的變革,其他一切改革都是無效的。我國20多年來的改革都是圍繞著產權進行著，只是程度不同，認識不同和政策不同。

但是產權改革并不是簡單的、空泛的、一味的放權，放權并不能使我國國企短期內就能起死回生。我們在進行產權改革的同時必須明確產權改革的真正含義。我國的產權改革還必須和我國的現實情況相結合，切不可照搬照抄。產權制度包括產權界定、產權交易和產權保護等內容，如果產權改革僅注重產權的重新界定而忽略了其他相應的制度建設，那么必然事倍功半，無法達到設想的改革目標。當前進行的國企產權改革就嚴重存在這種問題，一味注重產權界定，在明晰產權的同時并沒有想到如何去保護國有企業，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其實，事實上產權是明晰的，就是國家所有。但是，這種明晰的產權該有一個怎樣的具體主體來體現國家對整體國有資產“所有”這個權力，這還不明晰，以及這種明晰的產權該有一個怎樣的制度來對其進行保護，讓其在該有效的制度保護下保值、增值也還不明確。同時，國家一直沒有理清國有資產的所有權、管理權、經營權之間的關系，因此人問題一直是一個致命問題。筆者認為這些也是當前改革的重點所在。產權改革是必要的，但是產權改革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國有企業中存在的所有問題，產權改革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藥。國有企業的民營化改革不應該是國有大型企業的改革方向。政府應以維護公正、公平的市場規則為宗旨，消除包括行政壟斷在內的各種壟斷，營造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這樣，才不會使產權改革產生扭曲的公司治理結構，不僅為國有企業，也為民營企業營造健康的外部治理環境。現階段我國進行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必須是全方位、多元化的。

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了國有資產改革的重要思路：國家要制定法律法規，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別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享有所有者權益、權利、義務和責任相統一，管資產和管人、管事相結合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國務院提出的政府機構精簡草案，對經濟職能部門做了重大調整，具體體現了這一改革思路。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必然會從制度上極大地推進國有企業產權結構的調整與制度變革，表現在四個層面上：一是產權結構多元化。通過進一步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和傳統集體企業改制，以及不同所有制經濟、不同投資主體的相互滲透，使多元化的產權結構成為企業普遍的財產組織形式。二是產權主體獨立化。無論國有、集體和私有財產，都應有清晰的產權邊界和獨立行使權利的產權主體，并共同受到法律的保護。三是產權運作資本化。各種金融資本、實物資產和無形資產包括人力資本的產權，都可作為經營性的資本要素來運行。四是交易市場化。企業改組、聯合、并購等都將通過資本市場和其他市場化的產權交易方式來實現。市場成為真正影響和推動企業發展的動力。

新經濟學論文:新經濟學貨幣

世紀的今天，經濟的發展方式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網絡的產業化應用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也改變了經濟增長的要素結構。在包括凱恩斯和薩繆爾森等人的傳統的主流經濟學看來，四個衡量宏觀經濟的指標——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是不能同時達到的。但是，在今天時興的新經濟中不可能變為了可能。而在現代中央銀行都將這四個目標列入基本的貨幣政策目標中。這也使得央行的職能和運做方式需要進行變革，以適應現代經濟的"新"。

而本文重在探求新經濟中貨幣政策是否還象過去幾十年中經濟學家解釋的那么有效，進而探詢如何運用貨幣政策能起到應有的效果，而不是與預期相反的結果。并從美國的經驗中探尋中國貨幣政策改革的方向。

首先，我們必須明確究竟什么是所謂的"新經濟",新經濟一詞是從美國泊來的，沒有非常明確的定義，但又實實在在地在美國出現，而且迅速席卷世界。歸納起來，我覺得可以概括為如下幾點：

以數字化信息技術和因特網為標志的技術變革在全球化拓展；

知識創新的商業模式——建立在個人信譽基礎上的風險投資制度已經成熟，被投資者所認可；

互聯網的普及速度超過了以往過去的任何發明，它以其開發性、可擴展性和互動性，迅速成為了客戶需求的新平臺，成為了一個新標準；

服務業替代制造業主宰產業發展；

全球化的各種規則開始建立，降低了要素流動的摩擦；

資本市場是這一創新時代的最重要的引擎，是結構調整最有效的工具，而工業社會中集中控制資源進行結構調整的方式已經過時；

在新經濟中，公司正在走上收益遞增的軌道。這些新經濟的趨勢性特征涉及到技術、商業模式、客戶標準、產業、規則和金融工具，它們綜合貢獻給了經濟增長，構成經濟增長的新要素，這些新要素正在改變著經濟增長的周期性波動，從而構成了所謂的“新經濟”。

而從傳統經濟學來看,經濟的發展是有周期的，新古典經濟學認為經濟周期是主體隨即錯誤的結果，所以政府在貨幣政策上不宜干預過多。而新凱恩斯主義則認為，經濟周期是外部沖擊對經濟產生的影響，所以貨幣政策對于克服危機，使經濟步入良性循環是大有裨益的。后凱恩斯主義認為周期的發展是政治壓力的結果，所以在貨幣政策上趨向于比新凱恩斯主義更自由的方式。

那么，作為具體的運行，我覺得美國的貨幣政策是的趨向不是明顯的偏向于一種派別的，而是一種綜合各種觀點雜糅的體系。在強有力的實現對經濟的預期良性運行的控制的同時，盡量采取比較含蓄的，市場化方式。這種理念在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的身上展現的淋漓盡致。

而就在最近（12月5日），格林斯潘正式表示，對經濟部分失去發展表示憂慮。并認為美國經濟發展步伐放緩是能源價格大幅上升，使企業能源成本上升近40%，而由于市場競爭激烈，無法使企業的損失在市場中得到彌補。而應該警惕可能出現的由金融資產縮水導致的家庭和企業的支出疲軟。廣大投資者一直以來擔心美國經濟趨向硬著陸，格氏此番撫藉言語正中他們的下懷。美國經濟減緩的速度出乎意料，去年的技術股泡沫顯然已破滅。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對近期任何經濟數據都不應該大驚小怪，異乎尋常的經濟增長速度減緩正是必要的。幾年來，需求一直超過供應。美聯儲為了緩解勞動力市場的緊張形勢，防止通脹上升，1999年中期來已將利率提至6．5％，累計加息幅度達1．75％。格林斯潘似乎認為隨著股價下降，金融市場趨緊抑制了消費者支出，經濟正走上軟著陸的軌道。一段并不清晰的話語剛出，萎靡的納指馬上大漲274點，創下近三十年的單日最大漲幅。

而且我們也曾經看到，格林斯潘在過去的美國所謂的新經濟的高速列車行進中不時的用針尖刺破將要被吹漲的氣球——通貨膨脹的虛假繁榮。而我覺得他的行為正好暗合了薩繆爾森的用宏觀經濟學中的乘數原理與加速度原理對經濟周期的假設——薩氏以為在邊際消費趨向和加速度不變的情況下經濟總是上下波動。那么，一旦邊際消費發生改變，經濟的良性軌跡就極可能被改變。所以格林斯潘一直采取防微杜漸的方式警告人們，什么時候有通脹的危險。而他又不肯明示，是擔心"軟著陸"變成"硬著陸"。我個人認為僅憑這一點格林斯潘便稱得上是金融監管的超一流人才。何以見得？君不見八十年代的日本雖然經濟正是如日中天，但是日本政府也意識到虛假繁榮背后的通貨膨脹的威脅將在未來嚴重的侵害日本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可是就在日本煞費苦心的擠干了泡沫以后，再施行零利率也無法拉升經濟的起飛。而我們中國在經歷了八十年代末期的高速增長中"通脹猛于虎"的通苦以后，在九十年代初，經濟的過熱中，施行了緊縮銀根的政策，其后雖然成功的實現了經濟的軟著陸。但是現今的通貨緊縮中，貨幣政策實行卻收效甚微。今天的解釋也各不相同，但我覺得與那時的過緊是有聯系的。

而在今年，繁榮了十年的美國新經濟也遇到了極大的危機。我們觀察美國經濟的視角一般有三個：一是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金融政策；二是明年的消費趨勢；三是明年的投資趨勢。而美聯儲在12月19日宣布維持現有利率不變。而很多經濟學都認為利率下調是在所難免的，為什么聯儲沒有行動呢？央行不愿意改變多年來謹慎的多看少動原則，他們要觀察多年的高投入，生產率增長及股市走強是否發生了逆向轉變并形成惡性循環。不過美聯儲也承認新經濟的威脅已經由通脹變為疲軟。而消費趨勢離不開收入的預期，我們知道在宏觀經濟學中有帶動消費的財富效應。從九十年代以來，美國每年因股票和房產升值而使家庭財富平均每年上升2.26萬億美圓。而儲蓄率在99年降至可支配收入的2.2%，大大低于長期的7%左右的水平。而在2000年，美國國民的股票收入幾乎為零或負增長，而今年初對于股市的高預期造成家庭貸款消費的上升，預期的不理性將使明年的消費減少。還有就是投資，自96年以來，信息技術與通信行業吸納了大量的資金也使勞動生產率上升。新經濟的低通脹高增長也要主要歸功于資金支持——特別是在風險投資制度下的融資途徑下的電信與高科技行業的快速發展。而從目前來看，這些行業投資已經近于飽和。

所以，新經濟畢竟沒有超越過去的工業革命，電氣時代中所固有的經濟周期的制約。高利率，利潤下降，消費需求的收縮都是周期性的，少一點震蕩，快一點復蘇就是貨幣政策大有可為的地方了。經濟減速的跡象撒下如此之多的陰影，這一事實僅僅提高了人們對通脹的預期。也已有人擔心格林斯潘講話可能導致以下一種循環：由于投資者認為明年初會減息，導致股價上揚。但必須指出的是，降息的前提是消費者支出的下降。問題在于，如果股市反彈過高，消費支出仍將強勁，如此，就不會降息，甚至可能得加息。這樣今天的貨幣政策到明天就完全相反了。

盡管美聯儲可能調控美國經濟，使之軟著陸，投資者同時也明白美聯儲任務的難度之大。歷史經驗顯示，事實上央行是鮮難做到的。這一方面是由于處于增長減緩中的經濟比繁榮強勁的經濟更不堪經受外部沖擊。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經濟增長減速會使各種經濟、金融失衡狀況暴露無疑。隨著增長減速，原先那種以為利潤會永遠增長、股價會一直上升，因此可以入不敷出的消費將顯然是極不明智的。同時，悲觀情緒也可能過度。今后的風險在于，美國的實際高投入、大幅提高生產率、企業利潤增長、股市走強等一系列良性循環會變為惡性循環。出現這種情況，美聯儲就需要采取減息措施，但不是在此之前采取措施。

但是面對新經濟的新，聯邦儲備委員會也沒有什么可以認為是肯定行之有效的方式。連格林斯潘也在10月上旬美國銀行家協會成立125周年的紀念大會發表的演講中認為，技術進步的飛速發展已經導致美國現有的許多銀行監管條例顯得十分陳舊和過時。

同時，他呼吁發達國家應該緊密合作，修訂各國現存的銀行監管條例以適應在新經濟中規模不斷擴大、速度不斷加快的各項金融交易活動。但是，格林斯潘也沒有提出如何修訂銀行法規的建議。他只是強調，目前的銀行監管部門在實行監管行動時更多地依靠銀行在金融市場上的自律性，運用條規開展監管活動效果大不如前。

盡管如此，格林斯潘仍指出，“從銀行業發展的歷史角度看，加強對銀行的監督管理應該始終作為監管防范金融風險的第一道防線，這是銀行發展歷史過程中，我們獲得的一條千真萬確的關鍵的經驗和教訓。”格林斯潘對去年出臺的銀行業監管改革法案大加贊美，并指出這是“通向未來變化道路上的一面開路旗幟而已”。他還認為，全球所有的銀行監管部門都會發現現有規定條例的改革勢在必行。根據格林斯潘的估計，將來監管部門會將注意力從考慮銀行的債務比例轉向發現銀行是否有違規經營行為。格林斯潘認為，目前世界正處于一個動態變化的系統之中，要求監管部門能夠不斷調整以適應新變化。同時，隨著新經濟浪潮的席卷全球，金融系統變化的日新月異，要求監管部門必須在第一時間作出相當準確的反應和行動，否則經濟形勢將向一個完全相反的方向演變。正是這種情況，要求銀行監管條例適應新時代的變化，進行必要的改革而不至于落伍。

在看了美國新經濟的"剪不斷，理還亂"后，再想想咋們亞洲和中國，其實發展水平還低了許多，如何借鑒美國的經驗，吸取教訓，將使我們少走許多彎路。

當年，就在美國新經濟快速成長的時期，亞洲卻出現了經濟危機，這意味著東亞的以產量為目標的“集中干預型”資源配置方式的失靈，傳統產能大規模過剩。中國則在工業化還未完成的時候，又趕上了知識經濟時代：一方面政府還有很多集中配置資源的要求，如西部大開發。在這方面，政府投入大量的資金與人力，從貨幣政策來看，既有貸款的優惠，也有大量的特別國債；另一方面又要面對知識時代提出的創新問題。在這種局勢下，中國的調整必須與國際調整的趨勢相一致。中國的各種產業從汽車到住房，實際上連基礎設施都有產能過剩問題，而現在中國政府除了集中配置基礎設施外，已經沒有其他可集中配置的方向，因此集中資源突破產業瓶頸的老辦法在現時條件下已無處著力，是改變配置資源方式的時候了——應把核心放在建立和完善資本市場，充分發揮資本市場的高層次功能，大力刺激民間創新的動力上，比如減免知識型創新企業所得稅等類的措施更是不可少。政府的作用還要在有利于新經濟成長的軟環境建設方面加強，以求有更多的知識創新企業在本地區成長，帶動經濟從舊到新的轉變。

資本市場已經成為推動技術變革和產業重組的最重要的引擎，中國一方面要實現工業化，承接生產力的轉移；另一方面要面向新的技術創新時代，積極改變國內集中配置資源的方式，發揮資本市場的作用，中國1999和2000年初資本市場中股市的兩次快速攀升都與大規模的資源重新配置有關，資本市場對互聯網做出了最積極的反映，這也體現了中國資本市場開始在調整著中國的產業結構。當然，這也與借鑒美國新經濟中的明顯的財富效應的政府行為有關系。但是，由于沒有二板市場，中國資本市場的創新空間非常有限；由于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利用投行進行并購調整結構的手段也就不足，如無法在資本市場上迫使一些低效率企業退出產能等，從而使得結構調整緩慢。

新經濟的概念是與網絡化和全球化聯系在一起的，這意味著新經濟將帶來更先進的交易設備和交易手段，讓更多的國家和地區參與世界經濟的競爭。金融產業在這個大趨勢下必須要面對新的挑戰。一方面，為了在新的形勢下提高產業的競爭力，必須給金融產業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新經濟大大增加了金融產業的風險，進行風險管理又要求我們中國政府加強對金融產業的監管。事實上，在這兩個目標之間是存在著一定矛盾的。我覺得這對于我國來說尚有一定的優勢——集計劃與市場于一體的貨幣政策或許會比較有效。

新經濟下金融產業發展的另一個趨勢是各大證券交易所的合并，紐約、日本和香港證券交易所為核心的聯合體和納斯達克市場的迅猛發展代表了這一趨勢。對于那些未參加聯合體的證券交易所來說，肯加入其中的肯定是一些經營績效不好的企業，這就會造成這些市場中嚴重的逆向選擇問題。因此，它們也會努力加入到合并的行列中，現在拉美很多國家的交易所也正在考慮合并的前景。我們國家也在積極策劃滬市和深市的合并計劃。

我個人以為中國政府在策略上很多地方都考慮周全，可是實效卻未必很好。例如，貨幣政策上收效甚微的原因不僅僅在于許多人認為的單純模仿美國，而在于中國的經濟結構不合理，經濟狀況復雜。按理說，中國拉動內需的財政政策就需要減少稅收，但是稅收少了，國企改革怎么辦？社會安定如何解決呢？而利率一降再降也沒有拉動需求，就在于收入預期不高。對于此，中國股市的政策市連連上升，以財富效應拉動需求，但是效果也不理想。一級市場常常凍結大量資金，而二級市場又往往是莊家搏殺散戶的地方，君不見十年股市，多少違規大事，多少諸如蘇三山，瓊民瑤的"地雷"讓散戶撞上，而碰到管金生這樣的嗜好賭博的大機構者，創造"三.二七"事件，也只好自認倒霉了。不過我們也欣喜的看到中國股市正向理性投資的方向轉變。所以面對新經濟，考慮這么多的貨幣政策取向都不是根本的關鍵，關鍵在于從制度上創新，改變我國經濟結構，改變如經濟學家楊小凱所提及的缺乏制度改革的"后發劣勢"。

新經濟學論文:淺析新經濟學的國企改革

摘要：文章論述了產權研究的內容，并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角度，探討了我國國企的產權改革要如何進行及如何與我國實際情況相結合。

關鍵詞：產權研究；國有企業產權；改革

一、研究產權制度是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內容

按照阿爾欽的定義，“產權是一個社會所實施的一種經濟品的使用權利”。從經濟學角度來分析產權，它是指由人們對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認可的行為關系。它用來界定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的獲益和受損，以及他們之間如何進行補償的規則。因而，產權的主要功能就是幫助一個人形成與他人進行交易時的預期。

科斯認為：“合法權利的初始界定會對經濟制度運行的效率產生影響，權利的一種安排會比其他安排產生更多的支出。但是，除非這是法律制度確認的權利調整，否則通過轉移和合并達到同樣后果的市場費用如此之高，以至于最佳權利配置和由此而來的更高產出將永遠無法實現。”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由此，人們開始探討不同類型的產權安排對于經濟效率的影響。通常產權分為三種類型：私有產權、國有產權、共有產權。德姆塞茨曾指出：“共有產權是指共同體所有成員共同行使的權利。共有產權意味著共同體否認國家或私人去干涉共同體內的任何人行使其權利。私有產權則意味著社會承認所有者的權利，并拒絕其他人行使該權利。國有產權意味著國家可以在權利的使用中排除個人因素，而按政治程序來使用國有財產。”從這三種類型的產權安排出發，研究者們區分了它們之間的效率差異。

從經濟學意義來講，一種產權結構是否有效率，主要看它是否能為在它支配下的人們提供將外部性較大地內在化的激勵。在共有產權下，由于共同體內的每一成員都有權平均分享共同體所具有的權利，如果對他使用共有權利的監察和談判成本不為零，他在最大化地追求個人價值時，由此所產生的成本就有可能有部分讓共同體內的其他成員來承擔。且一個共有權利的所有者也無法排斥其他人來分享他努力的果實，因而，共有產權導致了許多“搭便車”行為。在國有產權下，由于產權是由國家所選擇的人來行使，作為權利的使用者，由于其對資源的使用與轉讓，以及最后成果的分配都不具有充分的權能，就使其對經濟績效和其他成員監督的激勵降低，而國家要對這些人進行充分監察的費用又極高，再加上行使國家權力的實體往往為了追求其政治利益而偏離利潤最大化動機，因而它在選擇其人時也是從政治利益而非經濟利益進行考慮，因而國有產權下產生的外部性是很大的，當然“人風險”問題就自然而然產生了。相比之下，在私有產權下，私產所有者在做出一項行動決策時，就會考慮未來的收益和成本問題，并選擇其認為能使私有權利的現期值最大化的方式，來做出具體的安排，而且他們為獲取收益所產生的成本由其個人來承擔，因此，國有產權下的許多外部性在私有產權下就被內在化了，從而激勵對資源的更充分有效利用。如果能夠把產權界定清楚，不但能克服很多外部性，而且可以進一步提高效率。針對我國國企來講，由于產權問題引起的低效率是很嚴重的。因此，必須對國企產權進行改革，提高國企效率。然而我國特殊的國情，又要求我們結合實際國情，有的放矢地進行國企改革。

二、我國國企產權改革

“產權”是當代西方經濟理論尤其是新制度經濟學理論中一個重要的概念，產權改革是市場經濟改革的重要內容。過去幾十年來，我國學術界借鑒西方產權理論和分析方法，對我國的實際問題進行研究，尤其是對我國國企改革問題進行研究，提出了許多關于我國國企改革的理論建議和政策主張。他們普遍認為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的關鍵是國有產權制度的創新，使傳統的國有企業實現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健全決策、執行和監督體系，使之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法人實體和市場主體。

產權改革并不是簡單地、一味地放權，放權并不能使我國國企短期內起死回生。我們在進行產權改革的同時必須明確產權改革的真正含義。我國的產權改革必須同我國的現實情況相結合。當前進行的國企產權改革存在著注重產權的重新界定而忽略產權交易和產權保護等內容的嚴重問題，只注重產權界定，在明晰產權的同時并沒有想到如何去保護國有企業，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其實，事實上產權是明晰的，就是國家所有。但是，這種明晰的產權該有一個怎樣的具體主體來體現國家對整體國有資產“所有”，還不明確，以及這種明確的產權該有什么制度來對其進行保護，讓其在有效的制度保護下保值、增值也不確定。產權改革是必要的，但是產權改革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國有企業中存在的所有問題。我國進行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必須是全方位、多元化的。

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了國有資產改革的重要思路：國家要制定法律法規，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別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享有所有者權益、權利、義務和責任相統一，管資產和管人、管事相結合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必然會從制度上極大地推進國有企業產權結構的調整與制度變革，表現在四個層面上：一是產權結構多元化。通過進一步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和傳統集體企業改制，以及不同所有制經濟、不同投資主體的相互滲透，使多元化的產權結構成為企業普遍的財產組織形式。二是產權主體獨立化。無論國有、集體和私有財產，都應有清晰的產權邊界和獨立行使權利的產權主體，并共同受到法律的保護。三是產權運作資本化。各種金融資本、實物資產和無形資產包括人力資本的產權，都可作為經營性的資本要素來運行。四是交易市場化。企業改組、聯合、并購等都將通過資本市場和其他市場化的產權交易方式來實現。市場成為真正影響和推動企業發展的動力。

相信在產權結構多元化、產權主體獨立化、產權運作資本化的進程中，我國國企產權改革必將探索出更為適應我國具體國情的產權改革道路。為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諧社會建設提供更加堅實的基礎和推動力。

新經濟學論文:跨區域銀行設計新經濟學的角度

摘要：2009年銀監會下調城商行異地市場準入政策，從而加速了中小銀行的跨區域經營熱潮。中小銀行跨區域經營面臨更激烈的市場競爭和挑戰，如何生存、發展、壯大是中小銀行面臨的重大課題，如何設計組織結構以保證發展是跨區域發展的中小銀行必須解決的迫切問題。本文從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費用理論入手，提出中小銀行在跨區域經營的組織架構中，既要實現垂直向下的部門一體化，也必須相應提高分支機構的管理邊界，從而減少內部摩擦和交易費用，提升效率；通過比較當前的商業銀行組織結構，分析中小銀行跨區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最終提出適合中小銀行跨區域發展的組織架構與管控模式。

關鍵詞：中小銀行；組織結構；交易費用理論

跨區域經營的中小銀行①是指中小銀行突破自身所處城市所轄行政區域的限制，實現跨行政區域的經營發展，目前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在本省范圍內不同城市間設立分支機構，另一種是跨省（區）、直轄市間的發展。2006年，監管部門《城商行異地分支機構管理辦法》，為中小銀行跨區域發展提供了制度依據。2009年監管部門調整了市場準入政策，放寬和簡化機構設立。銀監會也提出中小銀行發展的四個方向，即成為全國性銀行、區域性銀行、社區銀行以及專業化銀行，這為有條件的中小銀行提供了明確的發展路徑。因此跨區域經營已經成為中小銀行發展的主流模式。至2009年底，實現跨省經營和省內跨區域經營的城商行數量為42家，占城商行總數量的29%。其中，實現跨省經營的城商行數量為32家，占總數量的22%②。

中小銀行跨區域經營面臨著更激烈的市場競爭挑戰，如何生存、發展、壯大是中小銀行面臨的重大課題，而如何調整設計組織結構以保證發展又是所有中小銀行必須迫切解決的現實問題。本文引入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費用理論，針對中小銀行跨區域發展過程中組織結構存在的問題，分析比較主流的商業銀行組織結構，最后從降低交易費用、提高經營效率的角度，提出適合中小銀行跨區域發展的組織結構。

一、組織結構研究的新視角：交易費用理論

新制度經濟學中的交易費用理論最早由Coase（1937）在《企業的性質》中提出。交易費用是指運用市場價格機制的成本，它包括兩個主要內容：發現貼現價格以獲得精確的市場信息的成本，以及在市場交易中，交易人之間談判、討價還價和履行合同的成本。Coase認為，企業和市場是兩種可以相互替代的資源配置機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機會主義、不確定性與小數目條件使得市場交易費用高昂，為節約交易費用，企業作為代替市場的新型交易形式應運而生，因此交易費用決定了企業的存在，“企業的顯著特征就是作為價格機制的替代物”，企業采取不同的組織方式最終目的也是為了節約交易費用。Coase還進一步分析了市場與企業的邊界問題，他認為企業的規模會擴張至企業的內部管理組織成本與外部交易成本的均衡點，即“企業的擴大必須達到這一點，即在企業內部組織一筆額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開市場完成這筆交易所需的成本，或者等于由另一個企業家來組織這筆交易的成本。”

Williamson（1985）在Coase的基礎上，將交易費用理論進一步發展。他認為所有的經濟活動都可以看作是一種交易，所有的交易都可以看作是一種契約（contract），并且人是有限理性③（boundedrationality）和機會主義④。一項交易由市場組織好還是由科層組織好，取決于交易的生產成本和交易費用的綜合考慮。其他條件不變時，資產專用性⑤程度越高，市場節約生產成本和交易費用的優勢就越不明顯，因此交易就越適合由科層⑥來組織；反之則反是；處于兩者之間的交易就適合由混合形式（hybrid）來組織。而科層能夠取代市場，是因為其能有效降低交易費用。與市場制度相比，內部交易者通過機會主義傾向以犧牲企業的整體利益來滿足私利的能力被削弱，機會主義的動機也因之削弱；與內部組織相關的各種活動能夠得到有效的監督和審核；內部組織擁有處理爭端或糾紛的優勢；內部組織還可以從各個方面減輕信息不對稱的影響。Williamson進一步在《市場與層級組織》一書中，將組織結構分為U型、M型和H型三大類，與U型結構相比，M型結構實施了更多的向下分權，與H型結構相比，M型結構實施了更多的中央調控，他認為從U型H型M型⑦的演變過程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組織變革。

二、中小銀行的組織架構及其跨區域經營中存在的問題

銀行組織結構變革實質上是針對業務模式轉變的自我調整，美國銀行業的組織結構變化代表了銀行業的發展軌跡，主要分為四個階段：最初銀行業務相對單一，主要依靠存款推動，存款規模對于商業銀行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而規模優勢的效應使得銀行不斷擴大經營網絡，最終對業務規模的追求使得總分行制出現；上世紀70年代，美國出現金融脫媒，以及不斷推進利率市場化，銀行的業務模式從以規模為中心轉向以服務客戶為中心，組織架構也由規模為導向的總分行制向以客戶為中心的事業部制轉變；客戶金融需求的多樣化引起金融需求的不斷深化，從而使銀行的產品開發和金融方案設計重要性突顯，因此以產品為中心的事業部制出現；進入90年代以后，全球一體化使銀行業務全球化，原有的客戶事業部和產品事業部下管理半徑太大導致管理效率低下，因此將地區事業部和客戶產品事業部有機結合，矩陣式管理架構出現。

反觀國內商業銀行的組織結構，大致遵循了上述的變化軌跡：總分行制事業部制矩陣式。我國商業銀行普遍采用一般意義上的總分行制，目前只有民生銀行采用完全意義上的事業部制架構，其余的商業銀行只在部分新興市場業務或產品領域，如信用卡、投資銀行、私人銀行等采用事業部制；真正意義上的矩陣式組織結構在國內商業銀行還處于摸索階段。

對于中小商業銀行而言，普遍采用的是總分支行組織管理架構，只是在某些部門的設置上采用了事業部制，以及個別業務領域采用了矩陣式的管理手段。自從2005年上海銀行設立異地分行以來，中小銀行在異地開設分支機構已經成為一種主流發展模式，但是隨著異地開設分支機構數量的增加以及管理半徑的逐漸加大，使得總分行間的管理復雜性呈幾何級數增長，眾多中小商業銀行實行總行集權的總分行管控模式，但隨著業務不斷發展以及經營環境的不斷變化，這一集權式的管控模式面臨著如下挑戰：

（一）統一評審機構導致風險認定存在歧議

許多中小銀行只在總行層面設立獨立的風險評審機構，實施項目集中評審制，異地分支機構的項目必須由這一評估機構統一處理。原本這一設計的目的在于對異地分支機構的有效風險控制，防止分支機構出現道德風險以及項目的逆向選擇，但卻無法保證遠離企業所在地的評審機構對異地項目風險狀況的準確掌握。由于信息不對稱，導致評估機構無法準確掌握異地分支機構的貸款項目風險，最終造成分支機構的項目難以通過，業務拓展難度加大；另一方面使得業務領域的開拓出現了逆向選擇，即中小企業經營的特殊性，使得遠離該企業所在地的評估部門無法把握其風險，因此中小商業銀行極力推行的中小企業業務無法順利開展，分支機構更多地將目標鎖定為大中型企業。因而，采用這一組織設計的中小銀行跨區域經營中，經常出現分支機構與評審機構的矛盾，增加了內部交易費用；同時也使得銀行的中小企業開發戰略無法獲得推行。

（二）集權式管理使得分支機構業務發展受阻

在跨區域經營中，由總行充當戰略規劃中心，對于分行的業務發展實施規劃指導職能。國內的經濟發展呈現出區域不平衡的特點，不同區域的經濟特點不盡相同，對身處其中的商業銀行產生必然的直接影響。總行出于統一考核、計劃指標等因素，對所有的分支機構采用統一的業務發展規劃，結果造成業務開展難度大、成本高，創造的效益不理想，員工積極性下降；另一方面，沒有充分利用分行的信息優勢，削弱了分支機構開展業務的靈活適應性、積極性和主動性。

而分支機構提出針對當地市場特征的業務計劃，又難以獲得總行的認同，需要尋求各種內部溝通渠道加以解決，如有些中小銀行的分支機構，會定期派項目負責人前往總部進行溝通，這事實上增加了銀行總分行間的溝通成本；除此之外，由于實行集權式管理，當市場出現變動或機會時，分支機構需要向總行層層報批，難以及時做出反應，耽誤了市場時機，使得效率下降。

（三）業務條線化管理造成條塊分割、內耗嚴重

有些中小銀行實行業務條線化管理，以加強總行對分支機構業務發展的控制，但是分支機構規模相對較小，在市場競爭中并不占優勢，需要依靠整合分行的資源，才能具備與大型銀行相抗衡的能力，這是當前中小商業銀行面臨的市場環境，是不可回避的劣勢。若中小商業銀行過于強化業務條線化管理職能，不僅會削弱分行資源整合的力度，導致目標模糊、條塊分割、組織內耗嚴重，難以發揮后發優勢，同時也不利于加大分行的市場開拓力度和銀行戰略目標的實現。

（四）難以滿足多元化的客戶要求

中小銀行在未實施跨區域經營時，主要采用的是以自我為中心的職能型架構，但不同行業客戶或不同類型企業客戶的需求也千變萬化，難以用統一的標準予以滿足，客戶需求的綜合化和多元化要求銀行為客戶提供更加專業化和差異化的服務，要求中小商業銀行在跨區域中必須要轉向“以客戶為中心、內部分工專業化”的組織架構，以應對區域差別化帶來的挑戰。而中小銀行的總部機構雖然初步建立市場營銷管理體系，但對分行市場營銷的整體規劃、組織、協調和支持力量仍然比較薄弱，對市場變化反應遲鈍，無法及時采取相應的措施以應對分行市場營銷中出現的問題。

三、小結

當前中小商業銀行跨區域發展已經成為一種趨勢，但是跨區域經營對于中小商業銀行是一個新的課題：如何既保持對異地分支機構的有效管控，同時保證其快速發展壯大，又使得總分行機構間溝通順暢、決策效率高，在這二者之間取得平衡，成為考驗這些中小商業銀行經營智慧的一個試金石。

新經濟學論文:新貿易理論改制新經濟學

摘要新貿易理論考慮了技術乃至制度對一國國際貿易的影響，但是其終究是以發達國家的經濟情況作為出發點的。技術和制度因素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發展、經濟增長的作用是關注的重點。

關鍵詞新貿易理論技術制度WTO后發優勢

1新貿易理論對技術的探討

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基本上都屬于靜態分析，即假定一國的要素稟賦、技術水平與消費偏好等變量固定不變。20世紀70年代后期，隨著國際貿易的迅速發展和結構變化，經濟學家開始用新的方法分析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過程、結果和貿易結構，形成了新貿易理論。

新貿易理論代表者之一克魯格曼，首先脫離李嘉圖、赫克歇爾、俄林模型，用高度抽象但近似弗龍和赫崎的模型，假定只有勞動和資本兩種要素，生產新產品的國家獲得福利，利潤率提高，資本向獲利高的地方(發達國家)流動。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差距加大。一旦技術向發展中國家轉讓，一部分得到技術的國家用低成本勞動創造較高的收益，資本因此開始向發展中國家流動，改善了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縮小了差距。但是，模型所說的資本向創新技術國家還是向轉移技術國家流動是不確定的。這個模型只能說明技術創新可能給雙方都帶來收益，但如何確定趨勢，沒有進一步研究或說明，不足以說明后發展國家一定能夠或在什么約束下能夠受益或趕上產品創新的國家。其次，克魯格曼從李嘉圖模型開始，假定每個國家之間的要素不同———技術含量不同，各自在市場中有自己的地位。技術領先國家開放貿易，后發展國家“趕超”上來，消除了“技術優先”者保持其技術領先的程度。新貿易理論中的動態比較優勢理論，雖然給發展中國家的后來居上提供了一些理論依據，但是，除了少數新興工業化國家外，許多國家在技術、教育、管理方面進行了大規模投資(如印度)，卻沒有對改變產品和產業結構產生明顯影響。

那么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際的技術進行學習和消化以求形成自己的比較優勢的過程中出現了什么問題？為什么并不是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在當今世界經濟日趨一體化的過程中享受到技術規模經濟帶來的好處呢？

也許產品周期貿易理論能給我們做出一定的解釋。這種理論指出，發達國家開發創新產品首先出口到發展中國家，后者在進口這些產品并逐漸占有這些產品的生產，而發達國家繼續開發并生產更新的產品，周而復始。在這個過程中，盡管發展中國家技術的模仿對自身比較優勢的形成和產業結構的提升上的作用是明顯的，但是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更容易注意到技術過時的速度較快，從而減少對學習活動的投資。技術模仿在短期內的經濟增長反而會強化技術模仿的惰性。更進一步，發達國家促進創新的政策反過來將阻礙發展中國家的趕超過程。

此時，制度作為一個國家經濟增長和比較優勢形成的重要因素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2制度因素的重要性

2.1發展中國家的制度特征

雖然影響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如各種生產要素的稟賦和積累，但歷史經驗表明，沒有一種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有再多的生產要素及其積累的國家都有可能是低產出與低經濟福利的國家，從而使其在國際貿易往來中始終處于被動的局面。

G·阿爾蒙特、P·鮑爾在研究20世紀的政治制度發展中發現社會經濟的發展與政治力量的強弱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即：社會經濟越是發達的國家，政治力量的作用越是弱小；而社會經濟越不發達的國家，其政治力量的作用越是強大。因此，發展中國家想要發展經濟，在國際貿易中提升自己的比較優勢，必須進行制度上的改革，以避免制度性的貧困。

2.2技術與制度之爭

關于技術和制度哪一個因素能更好的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貿易獲益，經濟學界歷來有爭論。在中國，楊小凱、林毅夫關于技術模仿與制度模仿的爭論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實質上，他們雙方觀點的交鋒點是發展中國家要取得貿易上的比較優勢，應該走技術模仿道路還是制度模仿道路。

楊小凱制度模仿論的主要觀點是，以技術模仿代替制度模仿是發展中國家的“后發劣勢”，且認為在進行較為容易的技術模仿之前，要先完成較難的制度模仿。林毅夫技術模仿論的主要觀點是，作為后發優勢的主要內容和形式的技術模仿，是后發國后來居上的主要依據，后發國通過技術模仿，促進生產要素的積累（特別是資本積累）和產業結構的升級，最終達成經濟發展，上層建筑必然隨著經濟基礎的變動而發展。

我們認識到，所有的觀點都直接或者是間接的指出了制度在經濟增長和國際貿易發展中的重要地位。這里我們并不關注技術還是制度誰更重要，我們需要討論的是制度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發展國際貿易中地位如何，即制度到底怎樣影響著技術的形成，又如何促成后發優勢及比較優勢的生成。

2.3制度外生及其優勢

現代化研究的理論表明，就整體而言，先發國家由于沒有先例和經驗可循，其制度變遷方式以制度創新為主，多為內生的，而對于后發國家來說，大可以結合切身實際情況，大量借鑒先發國在制度變遷中的經驗教訓，其制度的生成多為外生的。但是這種制度生成方式并不是全盤的復制先發國的制度，也不排斥必要的制度創新。

我們將發展中國家，即后發國在制度上模仿發達國家的這種行為可以看作是一種合法的“搭便車”現象。這種制度上的搭便車由于制度本身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而存在著巨大的有益的能動作用，體現在這種制度模仿不僅能成為發展中國家制度變遷的巨大推動力量，同時又不會阻礙發達國家的制度創新。不同于技術模仿的是，發達國家往往愿意幫助和鼓勵這種制度模仿的生成，以形成制度上的規模效應，從而有效的減少不同制度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的摩擦，從而減少交易的成本，提高貿易利潤。

2.4發展中國家的制度模仿

加入WTO正是中國對WTO規則制度的模仿過程。WTO首先屬于一種多變貿易體制。而所謂貿易體制，就是國與國之間彼此發展經貿聯系的某種制度性安排。而WTO這個貿易體制完全是由各成員之間達成的一系列多變協議，既賦予各成員參與全球貿易及貿易規則制訂的權利，又賦予各成員國政府相應的義務。中國加入WTO，就是要履行其成員國義務，爭取其成員國權利，前提就是承認并接受它的制度安排，在統一的制度框架內與其他國家發生貿易往來。這么做無疑是有好處的。

3制度模仿的方式問題

無疑，發展中國家要發展經濟、推進國際貿易，必然要對制度進行改革。因為是后發國，因而可以借鑒制度的規模效應考慮制度改革的方向。事實上，這種制度上的改革更多的是一種制度上的模仿。而我們需要探討的是，這樣的模仿究竟是以何種方式進行呢？其進行的方式對一國的貿易水平和經濟增長的影響又是如何呢？

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它的變遷是受眾多因素共同影響和制約的過程。因而成功的制度變遷往往是漸進的、摸索的，那種激進的、認為制度可以決定一切而盲目的陷入主觀主義和制度決定論的觀點往往最終被事實證明是錯誤的，“休克療法”在俄羅斯的失敗正是很好的例證。

發展中國家的政府為了實現對于發達國家的趕超，人為地扶持眾多違背本國比較優勢的產業。而為了支撐這些不具備自身能力的產業，政府就必須制訂各種管制措施對經濟體系進行強有力地干預：政府對管制措施的設計服從于一定的發展戰略目標。可以想象，這種制度上的不合理安排只會繼續在長期內導致資源的不合理配置，產業結構不易優化，縮小經濟發展的空間，惡化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

中國漸進式的制度改革初期，只知道以往計劃經濟的道路不能再走了，但仍然不知道改革究竟往何處去，走的是與先發國相似的制度創新的路子，改革的代價是巨大的。如今，在全球化的開放條件下，制度的變遷不再是一個緩慢的、自發演進的過程，中國加入WTO等強制性的制度模仿過程正好說明制度模仿也可以是漸進和激進交織的過程。甚至還有學者提出，入世意味著中國漸進式改革的終結。

應該說，不論是激進式的制度模仿還是漸進式的制度模仿，終究還是一種方式，并不是目的。采取什么樣的方式要根據具體情況而定，一旦條件成熟，采取快速的制度模仿也是可能的。正如中國的改革開放的道路，不僅僅有技術后發優勢的發揮，也包括制度后發優勢的發揮，當然還包括資本、勞動、經濟結構等多方面的后發優勢的積累和發展。但在這個過程中，制度模仿發揮了基礎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體現在貿易上，不僅僅形成了市場交易規則和市場價格機制，對外貿易戰略也從極端的內向型經濟逐漸發展成為開放的貿易自由化戰略；不僅僅在企業內部逐漸形成了現代企業制度，人們的效率意識、競爭意識、公平意識及民主和法治意識都有了長足的進步，這些都為改革開放、貿易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只有制度上的不斷完善，才能促使對外貿易的氛圍不斷完善，我國的產業結構的升級才能有強有力的保障。

4綜述

總之，我們認為，由于后發優勢的存在，發展中國家必須充分借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不僅僅在技術上不斷地學習創新，更要在制度的借鑒改革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上取長補短，這樣的“追趕”才能后來居上。但我們必須注意到這和全盤的西化是決然不同的。

入世使我國的經濟與世界經濟緊密結合，受國際通行慣例的制約更加明顯，這既是我國技術學習、制度改革的壓力，也是動力。在開放的經濟條件下，技術和制度的學習和借鑒是全方位的、大規模的，但是它們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只是手段和過程。

技術和制度的學習模仿并不排斥創新，它們的發展有利于貿易的進步，反之，貿易的發展促進技術的交流和制度的完善。這就要求發展中國家在整體的宏觀上做出有利于技術和制度從模仿到創新的戰略安排。例如完善促進知識積累與技術進步的制度基礎，構建不同層面的促進知識積累、技術進步與創新的運行機制。合理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將私人成本、社會成本和私人利益、社會利益相一致，最大化社會的共同利益，進而使創新活動成為內在的持續的過程。

新經濟學論文:國企產權改制新經濟學簡析

摘要簡要論述了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歷程，由此引出產權研究，并著重論述了產權研究的相關內容。在此基礎上,與我國國企改革相聯系，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視角,探討我國國企的產權改革要如何進行及如何與我國實際情況相結合進行。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國有企業產權改革

1簡述新制度經濟學

新制度經濟學被認為在許多方面對新古典經濟學有重要的發展，掀起了一場經濟學的革命，甚至它的開創者科斯稱其為“本來就應該是的那種經濟學”。

從交易費用這一基本概念出發，新制度經濟學在不同的研究領域發展了幾個重要的分支理論———企業理論、產權理論和制度變遷理論。以科斯、阿爾欽、威廉姆森、諾思、德姆塞茨和張五常為主的新制度經濟學家意識到主流經濟學在分析問題時，暗含假設的嚴重缺陷和錯誤，指出無摩擦交易、完備的信息和明確界定產權的假設在現實經濟生活中是不現實的。新制度經濟學派以此為契機和出發點，存在交易成本、產權非清晰界定和信息不完備情況下的經濟現象納入自己的研究領域，從而把制度分析與主流經濟學結合起來，強調制度在經濟學中的重要作用，并孕育出了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制度分析和制度變遷框架。科斯是新制度經濟學的開創者和奠基者，他首先意識到了在經濟生活中交易成本的存在和產權界定的重要性，并對這些問題進行了開創性研究。科斯的《企業的性質》和《社會成本問題》是其代表作，后人在其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歸納出了科斯定理。德姆塞茨和阿爾欽則循著科斯的思路創立和發展了產權經濟學。產權經濟學的主要內容是研究產權的安排和效率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它也是新制度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諾思和戴維斯在產權經濟學和交易成本經濟學的影響下，通過對經濟史的研究，發現并總結出了近現代經濟增長的制度原因以及制度變遷的規律，即制度變遷理論，該理論是新制度經濟學的第三個重要組成部分。

2產權研究

研究產權制度更是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內容。一個經濟體中的產權安排如何構成這個經濟體中的產權制度，即基本的經濟制度。國家與個人、市場與企業，其產權安排如何，是以私有產權為主還是以公共產權為主，產權關系是清晰還是模糊，產權界定成本，產權受到法律保障程度，政府與產權的關系如何，產權制度更替的方式又怎么樣。總之，落腳點是哪一種產權制度安排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和人的潛能之發揮。那么什么叫產權？按照阿爾欽的定義，“產權是一個社會所實施的一種經濟品的使用的權利”。值得注意的是，從經濟學角度來分析產權，它不是指一般的物質實體，而是指由人們對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認可的行為關系。它用來界定人們在經濟活動中如何受益，如何受損，以及他們之間如何進行補償的規則。因而，產權的主要功能就是幫助一個人形成他與其他人進行交易時的預期。

科斯認為：“合法權利的初始界定會對經濟制度運行的效率產生影響，權利的一種安排會比其他安排產生更多的支出。但是，除非這是法律制度確認的權利調整，否則通過轉移和合并達到同樣后果的市場費用如此之高，以至于最佳權利配置和由此而來的更高產出將永遠無法實現。”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從這一思想出發，人們開始探討不同類型的產權安排對于經濟效率的影響。一般而言，可以將產權分為三種類型：私有產權；國有產權；共（公）有產權。德姆塞茨曾指出：“共有產權是指共同體所有成員共同行使的權利。共有產權意味著共同體否認國家或私人去干涉共同體內的任何人行使其權利。私有產權則意味著社會承認所有者的權利，并拒絕其他人行使該權利。國有產權意味著國家可以在權利的使用中排除個人因素，而按政治程序來使用國有財產。”從這三種類型的產權安排出發，研究者們區分了它們之間的效率差異。從經濟學意義來講，一種產權結構是否有效率，主要視它是否能為在它支配下的人們提供將外部性較大地內在化的激勵。在共有產權下，由于共同體內的每一成員都有權平均分享共同體所具有的權利，如果對他使用共有權利的監察和談判成本不為零，他在最大化地追求個人價值時，由此所產生的成本就有可能有部分讓共同體內的其他成員來承擔。且一個共有權利的所有者也無法排斥其他人來分享他努力的果實，所有成員要達成一個最優行動的談判成本也可能非常之高，因而，共有產權導致了很大的外部性，出現“搭便車”行為。在國有產權下，由于產權是由國家所選擇的人來行使，作為權利的使用者，由于他對資源的使用與轉讓，以及最后成果的分配都不具有充分的權能，就使他對經濟績效和其他成員的監督的激勵減低，而國家要對這些人進行充分監察的費用又極其高昂，再加上行使國家權力的實體往往為了追求其政治利益而偏離利潤最大化動機，因而它在選擇其人時也具有從政治利益而非經濟利益考慮的傾向，因而國有產權下的外部性也是很大的，當然“人風險”問題就自然產生了。相比之下，在私有產權下，私產所有者在做出一項行動決策時，他就會考慮未來的收益和成本傾向，并選擇他認為能使他的私有權利的現期值最大化的方式，來做出使用資源的安排，而且他們為獲取收益所產生的成本也只能由他個人來承擔，因此，在共有產權和國有產權下的許多外部性在私有產權下就被內在化了，從而產生了更有效利用資源的激勵。如果能夠把產權界定清楚，那么提高效率是必然的，這樣可以克服很多外部性。就我國國企來講,由于產權問題引起的非效率是嚴重的。因此,必須對國企產權進行改革,提高國企效率。我國特殊的國情,要求我們不能簡單地引用產權理論,而必須結合我國國情,有的放矢。

3我國國企產權改革

“產權”是當代西方經濟理論尤其是新制度經濟學理論中一個重要的概念，產權改革是市場經濟改革的重要內容。過去幾十年來，我國學術界借鑒西方產權理論和分析方法，對我國的實際問題進行研究，尤其是對我國國企改革問題進行研究，提出了許多關于我國國企改革的理論建議和政策主張。張維迎認為：產權改革是國有企業改革和國有企業擺脫困難的先決條件。同時他還認為必須對國有企業進行民營化改造，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國有企業存在的問題。私有產權能夠形成有效的利益激勵機制和經營者選擇機制，從而形成優于國有企業的公司治理結構。張五常認為國有企業改革的唯一出路是私有化。還有其他支持國企進行產權改革的學者都認為國企效率低下的原因是因為產權不清晰引起的。要使國企有活力，必須徹底進行產權改革。他們普遍認為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的關鍵是國有產權制度的創新，使傳統的國有企業實現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健全決策、執行和監督體系，使之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法人實體和市場主體。以往國有企業的改革始終圍繞轉換企業經營機制進行，效果總是不明顯，其原因就是國有產權關系不順、政企不分，因此，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必須進行國有產權制度的創新，其基本目標是：產權清晰、產權結構合理以及產權自由流動，使之與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相適應。而且,20多年改革實踐也證明，繞開產權談改革是行不通的，沒有產權結構的多元化和產權制度的變革,其他一切改革都是無效的。我國20多年來的改革都是圍繞著產權進行著，只是程度不同，認識不同和政策不同。

但是產權改革并不是簡單的、空泛的、一味的放權，放權并不能使我國國企短期內就能起死回生。我們在進行產權改革的同時必須明確產權改革的真正含義。我國的產權改革還必須和我國的現實情況相結合，切不可照搬照抄。產權制度包括產權界定、產權交易和產權保護等內容，如果產權改革僅注重產權的重新界定而忽略了其他相應的制度建設，那么必然事倍功半，無法達到設想的改革目標。當前進行的國企產權改革就嚴重存在這種問題，一味注重產權界定，在明晰產權的同時并沒有想到如何去保護國有企業，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其實，事實上產權是明晰的，就是國家所有。但是，這種明晰的產權該有一個怎樣的具體主體來體現國家對整體國有資產“所有”這個權力，這還不明晰，以及這種明晰的產權該有一個怎樣的制度來對其進行保護，讓其在該有效的制度保護下保值、增值也還不明確。同時，國家一直沒有理清國有資產的所有權、管理權、經營權之間的關系，因此人問題一直是一個致命問題。筆者認為這些也是當前改革的重點所在。產權改革是必要的，但是產權改革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國有企業中存在的所有問題，產權改革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藥。國有企業的民營化改革不應該是國有大型企業的改革方向。政府應以維護公正、公平的市場規則為宗旨，消除包括行政壟斷在內的各種壟斷，營造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這樣，才不會使產權改革產生扭曲的公司治理結構，不僅為國有企業，也為民營企業營造健康的外部治理環境。現階段我國進行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必須是全方位、多元化的。

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了國有資產改革的重要思路：國家要制定法律法規，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別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享有所有者權益、權利、義務和責任相統一，管資產和管人、管事相結合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國務院提出的政府機構精簡草案，對經濟職能部門做了重大調整，具體體現了這一改革思路。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必然會從制度上極大地推進國有企業產權結構的調整與制度變革，表現在四個層面上：一是產權結構多元化。通過進一步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和傳統集體企業改制，以及不同所有制經濟、不同投資主體的相互滲透，使多元化的產權結構成為企業普遍的財產組織形式。二是產權主體獨立化。無論國有、集體和私有財產，都應有清晰的產權邊界和獨立行使權利的產權主體，并共同受到法律的保護。三是產權運作資本化。各種金融資本、實物資產和無形資產包括人力資本的產權，都可作為經營性的資本要素來運行。四是交易市場化。企業改組、聯合、并購等都將通過資本市場和其他市場化的產權交易方式來實現。市場成為真正影響和推動企業發展的動力。

新經濟學論文:經濟學下社會主義新經濟的斷裂與融合

一、社會主義經濟學與現代經濟學的起源

沒有學說會憑空出現，經濟學的產生都依托于一定的歷史環境，通過對前人的經驗和成果進行整合而得出的，而社會主義經濟作為和我國政治高度結合的經濟制度，其來源除了我們熟知的馬克思主義外還有現代經濟學。

1．1社會主義經濟學的起源

社會主義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延伸，在發揚馬克思主義的同時結合了中國的特色，讓廣大的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們擁有了改變生活的武器。社會主義經濟是發展的經濟，他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經濟中的精髓，隨著時代進步的同時也揭示了資產主義社會的不公平性，社會主義經濟更多的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經濟的前沿性，所以在社會主義經濟中能看到更多勞動價值理論，甚至是商品的雙重性，也正是這兩類理論讓社會主義經濟和現代經濟完全的站在對立面。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主要是借鑒蘇聯的經驗，但是當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黨就將我國的主要力量集中到提高生產力上，所以我國實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是包含了發達國家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經濟系統，但依舊以馬克斯主義為主導的政治體系服務，我國領導人認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并不沖突，蘇聯的解體就是因為太過于信仰計劃經濟，為了不走蘇聯的老路，我們將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統一協調并沒有問題。

1．2現代經濟學的起源

現代經濟學起源久遠，學派眾多，在發達國家存有大量此類的文獻及報告，本文涉及的經濟學是發達國家的主流經濟學，以私有制經濟為切入點，如宏觀及微觀經濟學原理，壟斷理論，包括關于此類的著作，如《國富論》《就業、利息和貨幣》《經濟學原理》，現代經濟學認為私有制才人類理想社會中最適宜的制度，亞當?斯密是世界上公認的現代經濟學之父，他通過對資本主義世界進行高度總結，并提出了一套新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微觀經濟主要目標就是實現市場的利益最大化，但是微觀經濟學并不能解釋日后的經濟危機，此時凱恩斯則提出政府干預市場，即宏觀調控和微觀經濟合二為一，這種混合的模式就是現代經濟學的特色，它雖然調和了各個經濟學派之間的矛盾，但是也另經濟上的滯漲問題只停留在表面。

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現代經濟學在中國的斷裂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現代經濟學均起源于古典經濟學原理，但經過后人的不斷發展和完善卻成為了兩種差別巨大的研究成果，導致這些分裂的主要原因除了經濟政治文化外還和其立場及研究方向，理論來源等有關。

2．1階級立場及研究方向不同

政治關系和經濟關系一直緊密相連，馬克思主義經濟在研究資本主義社會時發現了社會中的根本矛盾，而西方社會因為擔心此類學說會影響到自己的未來，竭力打壓此類學說，并通過大量辯護，以證明自己才是最優的社會制度。可以這么說，馬克思主義經濟更在乎人的發展，而現代經濟學更注重資源分配。政治經濟研究的對象決定了此類學科的階級性，當人們的階級立場不同，那么經濟利益也不會相同，對社會的看法自然也會不同，所以不同的階級不可能用相同的經濟學，社會主義經濟學以資本主義經濟為參考，對其進行分析并得出了現代經濟是人類社會過渡的這一理論，從本質上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弊端和其局限性，從這兩點看社會主義經濟學和現代經濟學完全對立。

2．2理論來源與理論基礎的不同

二者均起源于古典經濟學說，但是在后來的發展中二者分道揚鑣，各自開創一片天地，社會主義經濟更注重唯物主義辯證，而現代經濟學則試圖證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是伴隨人類而生的社會環境。社會主義經濟代表的唯物主義是一個科學的世界觀，是唯物主義的最高級，是揭示人類世界運行一般規律的理論經濟，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則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這類理論是總結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內在矛盾以及國際工人運動的經驗而得出的，批判的接受了古典主義經濟學中的科學因素，其理論基礎也來自于上述原因。同時社會主義更注重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將生產這一行為賦予其獨有的地位，跟資源分配同等的地位。現代經濟學其理論來源自豐富的文獻，現代經濟學更偏向于向世界證明其合理性，未來性以及穩定性，西方學者們試圖利用大量的文獻資料來證明現代經濟學是人類唯一的發展路徑，而且他們將古代的封建制度和君主制度看成是不完整的資本主義制度，而將社會主義提倡的人性視為異端。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多種多樣，多個學派之間研究側側重點也不盡相同，亞當?斯密一直致力于研究國家財富的積累，而馬歇爾則注意消費和需求，凱恩斯則將現代經濟由微觀經濟引向宏觀調控，在經濟研究者眼中經濟所研究的并不是個人而是如何分配資源。

2．3分析的研究的方法不同

社會主義經濟學中更多的談及整個人類社會，而現代經濟學更多的是在研究如何分配資源。從理論經濟學來講經濟學的某一部分并不具有社會階級意識形態，它是一切經濟學的基礎，但是將經濟學應用到現實生活中后就出現了分歧。這其中社會主義經濟是一個科學體系，唯物主義是社會主義經濟辯證的核心，馬克思主義經濟利用大量的分析數據建立起自己的基礎，從數量分析，案例分析，統計數據分析中得到數據，并根據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進行經濟驗算。而現代經濟是哲學的類的科學，其以實證為基礎，更注重邏輯，以前人的經驗，邏輯為研究方法，現代經濟更加抽象，更注重某一領域的問題，西方的學者們不針對群體，而是注意個體的資源分配，現代現代經濟學主要是通過將亞當?斯密的理論分化，弱化，取其中的某一部分進行研究和分析，來建立現在的經濟模型。

2．4發達國家主義經濟在我國斷裂的原因

發達國家的經濟政策在我國斷裂最大的原因是我國對經濟學的理解暫時停留在表面，大部分只從表面上去理解，從而對現代經濟學產生排斥心理，同時在我國人們對經濟的理解超越了客觀，但是生產力卻沒有跟上人們的認知水平，人們對發達國家經濟制度極度排斥，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奉則造成了我國經濟短時間停滯，而改革開放后我國對發達國家經濟制度的重視也超越了我國現有的資本累計水平，這影響到了我國的經濟建設，盲目的推崇和盲目的排斥都不適于我國的經濟發展，這也是為何我國的學者要將馬克思主義經濟和發達國家經濟制度融合找出一套適合中國發展的經濟理論體系的原因。

三、社會主義經濟和現代經濟融合的原因

社會主義經濟和現代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均是事物的發展和運行，都試圖解釋規律和變化，同時二者的起源相同都是古典主義經濟學的發展，而社會主義經濟也是受到了現代經濟學的熏陶，辯證的繼承了其中的精髓。我國在提出改革開放后，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提高，尤其是我國提出了市場經濟后，我國對馬克思主義經濟進行了反思，開始將別國的經濟制度資源配比融入到社會主義經濟中去，及滿足人與物質需求，在滿足人與人的需求，這樣就相當于將二者有機的結合到了一起，這也說明，理論必須要與時俱進才能和不斷發揮作用與社會相適應。我國經濟連續多年高速增長，是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但是，經濟的高增長沒有帶來高就業。一般而言，一定的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就業增長也是一定的，然而我國的經濟增長對就業增長的貢獻卻不是很明顯，我們應將視野放寬，在立足國情的基礎上，充分借鑒現代經濟學中有關就業理論研究的成果，解決就業問題，對于中國來說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四、社會主義新經濟學的特點

我國的特色主義經濟是現代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延伸，它具有發達國家的經濟特色，也有“社會主義”這一亮點，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跟我國的政治制度緊密相連，而為了發展這一特殊的經濟制度，在體現出社會主義經濟人性化光芒的同時，利用現代經濟制度帶動企業的活力，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經濟發展和現代經濟制度有千絲萬縷的關聯，但是我國近幾年所凸顯的弊端也和現代經濟學有關，真正的社會主義經濟，不僅僅是物質上的豐腴，也不僅是精神上的豐腴，不是要求民眾去信仰，而是讓民眾及使沒有信仰也能利用現有的資源讓自己過上富足的生活，是一個老有所養，幼有所教，耕者有其田，游子能歸家的大同社會。因此，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必然要融合馬克思主義經濟和現代經濟中的精華，讓這二者更好的去詮釋我們社會中未來可能出現的問題，馬克思主義經濟是一種注重研究總和的經濟，是以全體為標準來衡量價值的經濟理論，而發達國家的經濟則注重個人價值，機制調配，社會主義經濟則是將二者融合，利用馬克思主義經濟來分析社會的長期發展趨勢，而現代經濟制度則能成為成為分析工具，二者相輔相成，互補性十足。社會主義經濟其本質是一個對話類的文明，這也說明了社會主義文明是一種開放的經濟制度，它不是封閉類的，它將宏觀調控和微觀經濟有機的結合了起來，它不僅著眼于現在，它將人們的長遠利益和局部利益統籌兼顧，它更多的思考著全體人類，不是某個人，而是一個集體，它強調分配主義，堅持按勞分配，合理的拉開人們貧富差距，促進工作效率和產出，促進人們的共同富裕，和現代經濟制度一樣，中國所采用的社會主義經濟不僅僅是依靠著馬克思主義經濟，還有中國千年不斷的文明，中國是一個延綿千年的國家，而社會主義經濟則將中國文明從水火中救了出來，生生不息的經濟和延綿不斷的政治是我國最主要的經濟特色，唯有建設一個均富的國家才能促進我國的政治經濟不斷發展，才能形成一個完整的個體構成我國經濟建設的基本框架。

五、結語

社會主義經濟學不是自然科學，而是有階級性的社會科學，在發展新經濟的同時要注意現代經濟學中有價值的部分，對這部分進行分析批判和借鑒，一邊借鑒其來豐富我國的經濟，另一邊則吸取和借鑒現代經濟學曾出現過的錯誤，借鑒的本意是以史為鏡，是批判的接受，以此來以長取短，這樣才能正確的吸收現代經濟學中的精華，并以此來發展屬于我國的經濟理論，從現代經濟經濟的不足看到我國經濟的不足，避免我們發生同類錯誤。

作者:許巍 單位:中國石化集團北京燕山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新經濟學論文:互聯網時代下新經濟學探討

隨著互聯網的迅速發展，對于我國經濟的發展也有著巨大的影響。互聯網的發展創新了傳統經濟的營銷模式、營銷策略、交易模式及宣傳模式等，這對我國經濟發展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改革，也為摘要：在社會不斷發展的過程中，衍生出了許多高新科技，互聯網就是其中一種。互聯網在近幾年間發展迅速，當代經濟也受到了互聯網的影響，由于互聯網的種種優點，其已被運用到各行各業中，行業中的交易方式、經濟活動都有了進一步的創新及發展，從而活躍了我國當代經濟市場。本文就在互聯網時代背景下，對當代經濟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和，并且對經濟的發展也作為思考，分析了當代經濟的發展趨勢，以滿足目前互聯網時代的經濟形態。

關鍵詞：互聯網時代；新經濟學；發展思考

隨著互聯網的迅速發展，對于我國經濟的發展也有著巨大的影響。互聯網的發展創新了傳統經濟的營銷模式、營銷策略、交易模式及宣傳模式等，這對我國經濟發展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改革，也為我國企業帶來了一個新的機遇與挑戰。在此背景下，我國企業要看清方向，深入研究如何能夠突破互聯網為企業帶來的挑戰，把握互聯網為企業帶來的機遇，從而創新出全新的企業發展理念，使互聯網時代下的經濟可持續發展。

一、互聯網時代下對經濟發展的變化

1.創新了傳統的銷售模式

我國傳統的經濟交易模式使用的實體店銷售，銷售的物品較為集中，實體店重視的是店面的裝修和物品的品牌形象。實體店每天都有各種各樣不同的顧客，老板對店面的宣傳主要有三個途徑，其一，就是成本較高的報紙宣傳及電視等傳統媒體的宣傳模式，這種模式雖然投入資金較高，但是效果也是最為明顯的；其二，就是通過制造店面廣告及海報等形式對店中的商品進行宣傳，這種宣傳模式有局限性，那么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其三，顧客與顧客之間的傳播，這種相比前兩種具有實用性，它是以產品的質量及店員的服務質量為基礎的，與客戶的意識有較大的關系。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就創新了這種營銷模式，擴大了商品銷售的范圍，并且沒有局限性，顧客可以不受時間、地點等的限制挑選商品并且進行交易，還可以對多個商品及商家進行選擇，銷售方可以根據不同消費者的不同需求提供周到的服務，提升顧客的滿意度。互聯網時代也創新了傳統的宣傳模式，可以使用微信、網站、微博等多種網絡平臺進行宣傳，其成本少，效果良好，使企業中商品得到了較好的推廣及銷售。

2.為消費者提供了良好的服務

在傳統的經濟中，企業只是對商品的生產、定價及銷售重視，在此過程中的每個階段，企業內部都要進行協調，運用自身的資源使企業可持續發展。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商品的更新也越來越快，顧客以不滿足傳統的消費模式及消費欲望，這也就要求企業要對產品的生產進行創新。另外在目前的互聯網時代中，產品的銷售大多以網店為主，商家及消費者可以通過網絡聊天工具進行溝通、交流和交易，這就節省了消費者的時間，節約了商家的成本，使消費者可以更好的進行購物，為消費者提供了良好的服務。3.提高了行業的競爭力在傳統的經濟中，企業只注重內部的合作，要求企業經濟組織集中化。在互聯網時代中，重視的是企業與企業之間及員工與員工之間的互相合作，經濟組織離散化。在商業合作中，沒有永遠的敵人和朋友，這樣可以調集經濟發展中的資金、物資及信息等，是降低商業活動的成本，提高商業活動的利潤。通過以上描述可以了解到，在互聯網時代下，經濟發展的核心可以得到實現，完成商品的交易及實現商品的價值，使我國現代經濟可持續發展。

二、互聯網時代下對經濟帶來的挑戰

1.協調全國互聯網經濟的發展問題

目前在全國發展互聯網經濟的方面還存在地域差異，東部地區的發展形勢較好，西部地區的發展形勢較弱。所以當代互聯網下的經濟發展，要規劃全面，根據不同的產業進行推進。另外互聯網時代下的經濟發展要依靠當地政府及政策的支持，當地政府應該大力宣傳和推廣人民創業，并且對創業及就業給予支持，使企業在互聯網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得以解決。

2.電商企業及物流企業的問題

首先，我國的互聯網產業的集聚模式正處于初步階段，比如類似58同城及拓維信息的一些互聯網企業，但是并沒有國際化的領導企業，并且這些企業有一半都在深圳及北京等一線城市中，所以我們應該有一個遠大的發展目標，根據不同地區的不同產業優勢，使互聯網產業都可以實現全面發展。另外，不少傳統企業受到互聯網的影響，正在找融合點，各企業在線上發展的基礎上逐步發展線下，但是還是缺少一些具有影響力的互聯網品牌。由于地域的差別，微商分布在不同地區，但是一些中小企業或者農村沒有正確的電商認知，并且沒有專業的電商人才，這就使得這些地區的發展遠遠落后于其他省份。

三、互聯網時代下對經濟帶來的機遇

1.創新傳統的經濟局面

相對于某些西方國家，我國的經濟發展是較為緩慢的，其中還存在一些問題，比如中小企業融資問題、個人貸款問題及貸款高利息等問題，這對于社會的經濟發展是非常不利的。問題的主要原因是我國的經濟結構，解決這些問題只靠銀行是遠遠不夠的。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在我國政府及領導的監督和管理下，在金融方面已經解決了一部分問題，包括融資渠道、信貸資金及降低貸款高利息等問題，創新了我國傳統的經濟局面及結構，促進了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2.創新我國產業的發展模式

目前，互聯網的發展迅速，互聯網的智能控制系統、新型傳感器及自動化生產線再一次創新了產業的傳統生產模式，使其逐漸朝著自動化、智能化、數字化的趨勢發展。在此基礎上，互聯網技術還創新了傳統工業的設計理念及銷售模式，雖然對整個生產鏈都帶來了一定的挑戰，但是基于此也實現了生產鏈的創新及完善。從產品的原材料、生產、加工、銷售、服務等方面，都利用了互聯網技術，目前我國產業的發展也隨著時代進步而進步，促進了我國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另外，隨著互聯網技術被廣泛應用，在此過程中也衍生出了全新的產業服務形態，并且創新了產業群，擴大了生產型的服務業務。比如一些柔性化的“互聯網給+制造業”，創新了傳統的制造模式及融資渠道，在企業服務、發展等方面都有了巨大的進步，滿足了不同消費者的不同需求。從目前互聯網的發展趨勢來看，在將來還會有智能化工廠及企業不斷出現，智能制造將會是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潮流。總之，互聯網時代的到來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了全新的體驗及機遇。

3.提高了我國經濟實力

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大大提高了我國經濟的發展活力，使我國經濟進入了全新的發展形勢中。根據經濟發展理論，發展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的時候，要想能夠可持續發展，就必須依附先進的技術，這樣才能為國家經濟發展提供動力。就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國有足夠的資源，互聯網也突破了傳統經濟發展問題，使這些資源可以得到合理運用，促進了我國經濟的發展步伐。

四、結束語

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及互聯網技術的普及和廣泛應用，對人民的生活、社會發展、國家的進步都帶來了一定的影響，互聯網時代創新了我國的經濟發展模式，這對于我國來說既是一個挑戰，也是一個機遇。所以就要好好把握這個機遇，突破挑戰，為我國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為我國社會企業的發展注入活力，促進我國的經濟發展。

作者:羅可夫 單位:湖南省長沙市雅禮中學

新經濟學論文:十二五的新經濟學理論思考

財政赤字——華盛頓共識是否適合中國

十二五規劃在國內國際經濟形勢非常復雜的大背景下開始實施。目前在國內，通貨膨脹的壓力日益嚴重，消費品價格不斷上漲；在國外金融危機的陰霾尚未消除，部分國家又陷入經濟嚴重衰退的泥潭之中。中國的經濟布局從何處著手。

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經濟形勢整體良好，目前所面臨的通貨膨脹壓力，在可控制的范圍之內。部分學者甚至借用新自由主義學派代表人物的觀點，認為輕微的通貨膨脹對于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有利無害，中國治理通貨膨脹具有成熟的經驗，面對目前暫時的價格上漲趨勢，決策者不能談虎色變。但是，有相當一部分學者憂心忡忡，他們認為如果不盡快治理通貨膨脹，中國的經濟將很快陷入到惡性循環之中——價格的不穩定會導致瘋狂的投機性購買，而投機性購買會進一步助長通貨膨脹，當通貨膨脹發展到一定階段，貨幣失去國家信譽之后，整個國家將會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之中。

從表面上來看，這場關于通貨膨脹的爭論是學術之爭，或者說是經濟對策分析中產生的分歧。但從本質上來說，它反映了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理論缺陷。

上個世紀80年代之前，中國實行的是穩健財政政策，“量入為出”是政府編制財政預算的基本原則。各級政府在編制財政預算的時候，必須首先考慮收支平衡的問題，決不允許出現財政赤字。然而，到了上個世紀的90年代，由于“華盛頓共識”的出現，越來越多的社會轉型國家嘗試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試圖通過增加財政赤字，擴大政府支出的規模，拉動經濟的增長。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經濟發展一度陷入停滯狀態，為了重振經濟中央政府實施了分稅制改革，大幅度提高中央政府汲取財政收入的能力，大幅度地削減地方政府提取財政收入的能力，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比例嚴重失衡。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地方政府為了維持基本的財政開支，千方百計地通過土地經營、城市經營攫取財富。中央政府為了支持大型工程項目，轟舉借債，結果導致中央財政預算出現了龐泰的赤字。為了說服全國人大代表接受赤字財政預算，國務院負責人不得不反復重申，中央政府財政赤字是暫時性的，隨著經濟狀況的好轉：中央政府將不斷地減少財政赤字，重新實行平衡的財政預算。可是，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到現在，中國的財政一直是“赤字財政”。財政赤字非但沒有減少的跡象，反而有不斷擴大的趨勢。

財政赤字的增加就意味著中央政府支出的增加，也意味著中央政府債務的增加。中央政府增加的債務主要來自于銀行的借款，而中央銀行與財政之間的關系看似相對分離的關系，實際上是緊密的關系。中央銀行作為債權人，不得不通過發行鈔票彌補虧空。而中央政府推出的一系列刺激經濟增長的龐大財政計劃，則進一步增加了中央銀行發行貨幣的壓力。中央銀行貨幣發行量的增加，必然導致貨幣貶值，通貨膨脹加劇。所以，國內實行的赤字財政預算，是導致我國通貨膨脹日益嚴重的主要原因。從國際因素來看，我國實行特殊的外匯管制政策，外貿企業收取的外匯必須存人中國人民銀行，而中國人民銀行收取外匯之后，必須釋放大量的人民幣，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國內市場人民幣的流通量，從而使通貨膨脹更加嚴重。

—些學者指出，通貨膨脹問題是一個貨幣問題。但是，在筆者看來，中國的貨幣問題只是表象，而根源則是中國的財政政策和外匯管制措施。中國實施赤字財政政策，目的是為了增強中央政府財政宏觀調控能力，但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由于貨幣信號出現了問題。中央的宏觀調控政策越來越難以達到預期的目的。中央政府對我國的房地產市場進行宏觀調控，但由于通貨膨脹加劇，人們寧愿搶購商品房，也不愿意相信中央政府的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由于消費品價格不斷上漲，市場主體寧愿囤積居奇，也不愿意增加消費品供應，平抑市場物價。

打個比方，中央政府通過增加貨幣的發行量，試圖直接調控市場經濟，但是，由于市場經濟的基本信號是價格，貨幣發行量越多、流通的速度越快，價格上漲的速度也就越快。當中央政府大量發行貨幣，試圖提高自身宏觀調控能力的時候，市場已經作出了非常靈敏的反應，市場主體通過購買實物資產，抵消價格上漲所帶來的損失。

預期性定價——市場主體的應對之策

不僅如此，在生產流通環節，市場主體發現價格正處于上升的通道，于是，他們在制定價格的時候，采取了一種非常特殊的“預期性定價”策略——在制定價格時一步到位，通過大幅度提高產品或者服務的價格，減少由于通貨膨脹所帶來的預期損失。這種“預期性定價”不僅加快了中國通貨膨脹的速度，而且導致市場經濟的基本信號徹底失靈。生產流通企業在經營的過程中，只能根據傳統的經驗加上通貨膨脹的預期因素制定產品和服務的價格。這種市場經濟條件下特殊的定價策略，使得中國的通貨膨脹幾乎達到失控的狀態，消費品的價格指數上漲已經超出了普通消費者的承受能力，整個社會怨聲載道。根據有關統計，2006年消費品價格指數控制在3％，2008年控制在4.8％，2009年控制在4％。2010年的預期目標控制在3％，但按照目前的勢頭，2010年消費品價格指數可能要超過4％，甚至有可能超過5％。

在通貨膨脹的大背景下，對資源的占有和控制將會成為未來投資者的主要投資目標。按照弗里德曼的觀點，輕微的通貨膨脹比如把通貨膨脹控制在3％左右，可以鼓勵人們消費，從而刺激生產，拉動經濟的增長。這種通貨膨脹無害論，曾經一度被中國經濟學者奉為經典。從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發展的歷史來看，伴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的確出現了通貨膨脹上升的勢頭。一些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在經濟發展的某個階段，通貨膨脹高達5％左右。但是，這些國家在發展市場經濟的同時，充分利用了市場經濟的“國際外部性”——通過向國外輸出通貨膨脹壓力，有效地解決了國內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比如，美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曾經一度出現通貨膨脹的壓力，美國貨幣發行量的增加，導致國內的消費品價格上漲，但是，美國政府采取非常特殊的貿易政策，那就是通過增加進口，大幅度地抑制國內消費品市場的價格，然后將通貨膨脹造成的后果轉嫁到消費品出口國。美國當前就是采用這樣的通貨膨脹政策，在太規模發行美元貨幣的同時，通過提升外貿增長速度，保持國內消費品價格的基本穩定，把國內通貨膨脹所帶來的壓力巧妙地轉嫁給發展中國家。

但是，中國缺乏這樣的國際貿易條件。中國的人民幣不是國際通行的貨幣，中國的外貿出口政策受制于西方國家，因此，西方國家可以通過外貿輸出國內的通貨膨脹，而中國正好相反，只能通過貿易輸入通貨膨脹。這就是為什么美國大量發行美元貨幣，國內消費品價格基本穩定，而中國千方百計地抑制通貨膨脹，國內消費品價格卻不斷上漲的原因所在。

對付通貨膨脹，最直接的辦法就是減少貨幣的發行量。但是，減少貨幣的發行量直接受到損害的恰恰是那些中小投資者和普通老百姓。貨幣發行量的減少就意味著他們的融資成本增加，貨幣發行量的減少也意味著交易成本的提高。普通老百姓手中持有的貨幣可能因為通貨膨脹的壓力減少而相對保值，但貨幣發行量的減少則有可能會使他們的就業乃至生活面臨新的壓力——在通貨膨脹條件下資源處于流動的狀態，但是，在抑制通貨膨脹的情況下，資源流動的速度會相對放緩，普通消費者的機會成本相對減少，就業和生活的壓力將會越來越大。

可以這樣說，在抑制通貨膨脹的過程中，最先受到損害的可能恰恰是中小投資者和普通消費者，他們將不得不勒緊褲腰帶度過這個嚴寒的冬天。這是中國當前宏觀調控所面臨的最大問題。

因此，在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時候，決策者必須充分意識到，此次所面臨的問題與上個世紀90年代末期所面臨的問題迥然不同。上個世紀90年代末期中國所面臨的通貨膨脹屬于典型的“匱乏型”通貨膨脹，在整個社會資源相對不足的情況下，通貨膨脹導致購買力增加。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經濟的增長；而現在所面臨的通貨膨脹屬于典型的“剩余型”通貨膨脹，通貨膨脹調控不當，有可能會導致財富分配嚴重失衡，部分消費者陷入絕境。

因此，必須重新審視我國的財政政策，對赤字財政進行理論上的分析和論證很有必要。西方國家的赤字財政政策，是建立在信用經濟基礎之上的，信用經濟不僅強調消費信用，而且強調政府信用，政府實施赤字財政政策，實際上是政府信用的具體表現。政府通過發行國債，鼓勵超前消費，不僅可以兌現政治承諾，取悅于選民，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拉動經濟的增長。但是，中國的經濟是典型的儲蓄經濟。中國人強調量入為出，強調平衡的財政觀念。如果盲目的東施效顰，推行赤字財政政策，在整個社會信用嚴重不足，政府權力不受管制的情況下，很可能會導致國家經濟徹底失控。

儲蓄經濟學與信用經濟學的區別就在于，儲蓄經濟學是一種穩健的經濟學，它強調政府必須對居民負責，對居民的存款負責。居民將自己的收入存入銀行，銀行用穩健的投資理念，引導自己的投資行為。政府的信用表現在公共財政政策方面，就是要實行平衡的財政預算，決不能通過擴大財政赤字，刺激經濟的增長。但多少令人感到遺憾的是，由于我國實施赤字財政預算政策，通過大舉借債加快基礎設施建設，結果導致政府財政信用徹底崩盤。不僅如此，政府為了刺激經濟，通過征收銀行存款的利息稅，拼命地驅趕普通居民在商業銀行的存款，結果導致整個國家貨幣流通量急劇增加。

在貨幣的發行量和流通量大幅度增加的情況下，經濟增長的速度也在快速增加，但是，這樣的經濟增長方式卻沒有提高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這種“貨幣化”增長，不僅導致許多領域出現了嚴重的泡沫，而且更主要的是，由于政府信用徹底破產，結果導致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越來越難以達到預期的效用。土地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在我國土地國家所有，土地的有償轉讓，使得土地的貨幣化交易很快形成。在土地資源相對稀缺的情況下，政府通過土地出讓獲取了大量的財政收入，房地產開發商通過炒作土地價格，獲得了巨額財富，可是，普通消費者作為國有土地的主人，卻不得不承受房價上漲所帶來的巨大壓力。可以這樣說，房地產市場的貨幣化，使得中國的財富分配徹底失衡，社會矛盾空前嚴重。正是看到這一點，中央政府不斷出臺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試圖以房地產宏觀調控來解決我國資源分配中存在的問題。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出臺的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治標不治本。結果導致房地產市場成為引發社會經濟問題的導火索。

中國經濟發展需要新的理論

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末期，是中國改革開放最為輝煌的十年。自下而上的自發性改革，極大地調動了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而財政包干體制，有效地約束了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的宏觀調控權，在經濟條件相對寬松的情況下，各行各業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從上個世紀的90年代初期到90年代的末期，中國的改革開放發生了逆轉，自上而下的改革，不僅徹底改變了中國的分配結構，惡化了地方財政狀況，而且由于缺乏強有力的監督，導致中央財政不斷擴張。赤字財政政策的實施，改變了幾千年中國人的財富觀念，也改變了中國財富的分配結構。大型國有企業包括金融企業的海外上市，使得中國人長期積累的資源幾乎在頃刻間成為他人的財富。更令人感到痛心的是，當我們奉行自由的市場經濟政策的時候，我們并沒有意識到世界上從來都沒有自由的市場經濟，也沒有完全開放的貿易體制。從表面上看中國享受著龐大的貿易順差帶來的貨幣富裕，可是，在波詭云譎的世界金融市場中國卻不得不承受來自西方發達國家貨幣貶值所帶來的空前壓力。這是一種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經濟發展思路，也是我國今后經濟發展所不得不面對的重大問題。

從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來看，華盛頓共識無處不在。所謂自由的市場經濟，既包括完全開放的貿易市場，也包括相對自由的金融政策。華盛頓共識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一個經濟發展的烏托邦，但很不幸的是，一些中國政府決策者既是營造烏托邦的夢想家，同時也是華盛頓共識的實踐者。相對開放的經濟體制與相對封閉的行政管理體制，構成了中國社會的基本面貌。正是這種特殊的社會結構，使得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空前的難題。現在，我們必須追問的是，自由的市場經濟究竟呈現怎樣的形態，對政府權力的有效管制是否屬于自由市場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

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大特點就在于，一方面寄希望于建立完全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可是另一方面當經濟面臨重大問題的時候，又希望政府出面力挽狂瀾。政府在實施宏觀調控政策的時候，必然會動用公共財政資源，而政府權力的不受節制不但會導致市場經濟信號徹底失真，而且更主要的是，由于政府在公共資源配置的過程中，改變了市場資源配置結構，從而使整個社會分配體制更加不穩定。西方國家所奉行的信用經濟學理論，催生了一大批經濟政策，包括赤字財政政策。中國一方面采用儲蓄經濟發展模式，另一方面卻長期實行赤字財政，這就必然導致通貨膨脹日益嚴重，居民的儲蓄存款越來越不值錢。這種以損害中下層普通居民的利益為代價的改革，能夠長期持續下去嗎。

現在社會各界面對政府捉摸不定的財政金融政策，正在尋求自救的良策。所謂“預期性定價策略”，只不過是生產經營者減少政策成本所采取的一種權宜之計。真正的原因還在于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從根本上來說，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不僅僅是一個刺激經濟的政策，它同時還是一個兼顧公平的社會收入分配政策。假如僅僅為了滿足經濟發展速度的需要，而大量發行貨幣，通過增加財政支出促進經濟的增長，那么，這樣的宏觀調控政策必然會導致整個國家的經濟陷入到“悲慘性”增長的惡性循環之中——經濟發展速度越快，整個國家經濟失衡現象就越嚴重。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狀況，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國的財政與中國的金融之間存在著“直通車”——財政與金融之間的關系是左邊口袋與右邊口袋之間的關系，政府加大財政投入，就意味著中央銀行發行更多的鈔票，而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必然會導致通貨膨脹，而通貨膨脹必然會導致居民的購買力下降。所以，每一次宏觀調控都會使普通居民付出慘重的代價。西方國家財政與金融之間關系，是一種相互分離、互相制約的關系。政府發行國債，敦促金融機構購買，金融機構必須在權衡利弊的基礎上，控制貨幣的發行量。當前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超量發行貨幣購買美國國債，已經在美國國內形成了巨大的壓力。美國一些經濟學家直言不諱地指出，美聯儲主席不懂經濟，不懂貨幣，只懂得增加貨幣的發行量。這說明在美國由于特殊的金融監管體制，使得美聯儲在貨幣發行的問題上，不能只聽命于美國政府，還必須考慮到金融市場的需求，考慮到本國投資者的利益需要。這種相互制衡的財政金融體制，既可以確保美國的聯邦政府在實施宏觀調控政策的時候有所收斂，不能濫用“寬松的財政政策”，又可以保證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在配合美國聯邦政府實施宏觀調控政策的時候，必須充分考慮到投資者的利益，不能無節制地實施“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可以這樣說，美國的分權制衡體制體現在宏觀調控之中，就表現為美國財政部和美國的聯邦儲備委員會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共同將美國國內的經濟危機轉嫁給其他國家。這是一種獨一無二的財政金融體制，它確保美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同時又給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帶來無窮無盡的麻煩。中國的財政與金融之間的關系過于密切，以至于在實施宏觀調控政策的時候，金融管理機構與財政管理機構不存在任何的壓力，他們既不需要對投資者負責，同時也不需要對國家經濟長期穩定發展負責。正是這種特殊的財政金融管理體制，使得中國宏觀調控始終處于一種令人擔心的狀態。人們不知道宏觀調控將會給經濟帶來怎樣的災難，也不知道宏觀調控將會給人們的日常生活帶來怎樣的影響。

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和制度中存在的問題，我們必須重新審視西方經濟學理論，在經過嚴密的論證之后，回答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我們是繼續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堅持數千年來形成的量入為出財政觀念，還是大膽吸收借鑒西方國家的信用經濟理論，積極推行赤字財政政策，不斷擴張政府財政信用，以政府投資拉動經濟的增長。

第二，儲蓄經濟學理論是否過時，在增加居民財產收入的過程中，是否應當鼓勵居民適量儲蓄，建立穩定的家庭收入結構。

第三，按照發展經濟學的觀點，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轉化是現代化和城市化的必由之路，中國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是否應當把公共資源集中在工業部門，通過優先培育大型城市，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具體到生產要素配置領域，中國的工資增長是否已經出現“劉易斯拐點”，中國是否會出現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大幅度轉移勞動力的長期階段。政府在公共資源配置過程中，究竟是應該向城市傾斜還是應該向中小城鎮特別是農村傾斜。換句話說，我們是通過鼓勵農民進城，實現中國的城市化，還是通過“造城”，實現中國的城鎮化。

第四，中國的分稅制改革是否應該加快步伐。現有的分稅制結構是否應該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

第五，中國的貨幣政策與中國的財政政策究竟是怎樣的關系。政府在宏觀調控過程中是應該優先利用現有的貨幣資源，還是通過發行鈔票解決政府投入資金問題。金融監管部門如何將超量發行的貨幣及時回籠，在不傷及無辜居民的情況下，盡快地控制通貨膨脹。

對上述問題的分析和思考，或許能夠形成中國的經濟學理論體系。當一些經濟學者不承認在西方經濟學之外還有其他經濟學的時候，包括印度學者在內的一些發展中國家經濟學家，開始思考社會轉型時期不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所面臨的理論問題。他們以自己的理論指導發展中國家的改革實踐，以發達國家的改革實踐豐富經濟學的理論。這種關注現實的經濟學發展思路，值得中國的經濟學界認真反省。

崇洋媚外不會產生有價值的經濟學理論，妄自菲薄不可能產生具有創新性的經濟學觀點。中國的經濟學家一定要挺起胸膛，捫心自問，在中國經濟發展中自己究竟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

新經濟學論文:新經濟學下教育模式的對比

一、中日法學教育模式概觀

(一）辦學體制

中國目前法學教育體系最為復雜和混亂，多層次（從專科到博士）、多機構（從普通高校到法官學院、檢察官學院、司法行政學院、電大、黨校以及民辦高校）、多渠道（正規的普通教育與非正規的成人教育并存）、多性質（公辦與民辦并存）、多導向（普通教育、專業學位教育、在職培訓）[1]。

中國法學教育以公辦高校為主，多種辦學形式并存。民辦高校為數不少，但無真正意義上的私立高校，大部分依附公立高校以二級學院形式存在。

日本法學教育體系層次清楚，重點突出。

主要教育資源投入占主體地位的全日制本科生培養，教育機構與渠道主要集中在普通高校的正規教育。素質教育與職業教育有機銜接，法學院系負責素質教育，法科大學院連接國家司法研修所負責職業教育。官辦大學、私立大學二元體制并存，各有千秋，互成均勢。

（二）管理體制

中國高校辦學自主權不大，從招生、課程設置、培養方案都受到一定限制，管理機構龐雜，泛行政化。條件不足的高校唯有墨守成規，只求保住辦學權，條件較好的高校則在現有體制內小修小補，無力作根本變革。

日本實行國家指導下的大學自治制度，高校的設置認可由國家依法掌握，大學設置標準和教育質量評價由民間機構負責[2]。各高校在學制、課程、招生方面享有很大的自主權，且管理機構簡化，教授治校原則落到實處。

二、模式演進中的知識傳承

知識通過社會內部不斷的試錯過程而務實演化，知識演化有賴于環境的穩定。人類知識的演化大部分不能歸功于突發性的重大創新或革命，而應歸功于廣泛而漸進的適應性變革。知識分散并保留在千千萬萬人腦中，知識的傳承需要環境的大體延續，有關法學的非可言傳知識對制度環境要求則更高[3]。

中國近代法學教育肇始于清末，縱觀近現代法學教育發展史，可謂三部曲：清末民初大泛濫，建國初期大蕭條，改革開放。清末民初法學教育泛濫，質量低下，后經民國整頓，形成官辦公校、優質私校共同發展的格局。各校應時而變，先后學習風格迥異的大陸法系（尤以學習日本為甚）、英美法系的教育模式，一時出現了“南東吳，北朝陽”的私立法科名校。建國初期，全面廢除國民黨六法全書，改造、清除舊司法人員重建司法隊伍，引進蘇聯模式，又經院系調整，以政法教育代替法學教育，直至以政治運動取代政法教育[4]，中國一度進入法律虛無時代。歷史總有驚人的相似，改革開放后法學教育猶如民初大泛濫：公立高校大上快上法學專業，知識基礎幾乎一窮二白，私立高校幾經滌蕩，肢解消失殆盡，大學自治精神難以復歸。知識賴以傳承的制度環境不復存在，頭腦中內含法學知識的法律人被掃地出門，法律職業共同體無從形成，有關法學教育的非可言傳知識從此斷絕。法學一躍為“顯學”卻割裂歷史、缺失靈魂。

日本法學教育模式歷經緩慢演進。日本私立法教育源遠流長，其不但引發近代教育的產生而且在整個教育體系中始終扮演重要角色：私立法校既是自由民權運動的載體，飽含強烈的在野精神，又是日本法治近代化的重要推動力，引領時代潮流[5]。日本私學甫一開始便有強烈的獨立性、民間性、自治性的品格與靈魂，雖經政府政策統合，屢次整備，但未經大起大落故能頑強生存，獨立精神弦歌不絕，知識基因得以延續傳承。日本早先的私立法律學校發展成今天著名的綜合性大學（如明治法律學校為明治大學前身、東京專門學校為早稻田大學前身，英吉利法律學校為中央大學前身），其學習、整合、繼受外國法的傳統一直未曾中斷，對西方法學教育模式兼收并蓄，既引進英美的學徒制，又吸收了歐陸的合理主義理論教育方式[6]，形成法學爭鳴。

日本法律共同體亦在不斷變遷中逐步形成。既有啟蒙思想家、在野的自由民權者舉辦私校，又有在職法務官僚舉辦官學，兩大陣地交相傳播法律思想與精神，法律知識得以擴散、傳承。

三、模式運行中的內外制度

內在制度是群體內隨經驗演化的規則，外在制度是外在設計出來并依靠政治行動自上而下強加于社會的規則。制度一般都包含對違規行為的懲罰，內在制度的懲罰一般是分權化的、自發的社會反饋，而外在制度的執行一般通過正式的、有組織的機制[3]。實踐中，內在制度和外在制度之間存在著明顯的靈活轉換，外部制度能為內部制度演化提供保護與支持職能。

中國外部制度設計者對法學教育模式的設計主觀性強，長官意識濃烈，而國家法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因專家委員臨時性、分散性、從屬性故而影響有限。當局設計的制度追求廣覆蓋大一統，從辦學體制、管理體制、招生模式都整齊劃一，導致千校一面甚至千生一面，完全忽略大學分層帶來教育多元化、培養目標多元化、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多元化以及國家和社會對法律人才需求的多方面、分層次、多功能[7]。又因缺失正式的、有組織的懲罰，外部制度得不到有力執行。尤為嚴重的是，上層管理者無法關注到基層有益的內在制度，不能將其及時轉化為可推廣的外在制度，加之外部制度供給缺位，不能很好地保護、培育、支持、補充內在制度。

中國內部制度因歷史斷層頻繁，外部制度保持壓制態勢，長期缺乏漸進演化的環境，內部制度一直未能成型。各高校竭力迎合上層統一設置的條條框框，未辦法學專業者沖刺最低門檻，謀求辦學權，已辦者瞄準官方評估最低標準，但求合格過關。各高校法學專業坐享人口紅利，暫無招生壓力，跑馬圈地，無需競爭，相互間也未構筑學習、競爭機制。加之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長期分離，司法實務界與法學教育界各自為政，現實法制與理論研究缺乏相互交流與促進[8]。法學教育界行業自律、自治制度及第三方約束機制無從形成。

日本外部制度一直比較寬松。1879年明治政府《教育令》實行教育行政權地方自治，自由主義政策使私立法學教育得以建立并壯大發展。即使政府統合將其納入國家體制內，仍以財政、政策手段引導為主，不唯強制。至1918《大學令》實行國立、私立大學平等政策，二戰后經美國的全面改造，在確立三權分立的資本主義法制體系同時，保留了私法領域內的日本法律傳統，日本的法學教育體系一直未受根本性的外部制度沖擊。

日本法學教育傳統不斷發展演變，主管當局也不苛求規范化、統一化，內部制度得以多向度演化，形成培養目標、學生特質、學校傳統三大差異。第一，各大學基于培養目標的不同定位和思考，紛紛開展差異化發展策略，重于培養法曹者有之，重于培養政府官僚者亦有之。第二，日本法科大學生在選修課程方面遠比中國更為豐富和自由，造就了其迥異的問題意識與批判精神。從某種意義上說，日本法科大學生是自己塑造自己[9]。第三，高校間差異源遠流長，歷史積淀形成的獨特傳統已深入學校體制、師生內心，堅持和維護傳統差異的觀念根深蒂固，且有內在制度予以保證。

堅持差異與傳統須經得起競爭，日本溫和寬緩的內外政策也蘊涵效仿與競爭機制，其逐漸演化成行業自律、自治制度——正式化內在規則（formalisedinteralrules），即教育共同體內在地創造大量制度，由第三方以有組織的方式在中間執行。目前日本法學界有幾大法科學院認證評估機構，其中日辯聯法務研究財團和大學標準協會較有影響，第三方機構對法科學院的課程設置、教學大綱、師資數量與能力、考試狀況、成績評定等作出評估，結果客觀公正，一批質量不合格、甚至不符合設置標準的大學法學院名單向社會毫不隱諱公布，促其整改甚至迫其退出[10]。日本私學雙雄之一的慶應義塾大學也曾被評定為整改措施很不充分，沒有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責令其重新整改。

新經濟學論文:電信的新經濟學綜述

1高端市場和大眾市場

傳統經營者都千方百計把有錢人的腰包當作主要市場目標，因為賺富人的錢更容易。于是就有了專門為少數有錢人建造的總統套房和幾百萬元的高級轎車。

隨著技術和社會的發展，這種高端市場策略在許多領域越來越遇到麻煩。因為物質資源是有限的，資源不可能沿著物質生產的直線模式無限增長。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結構的轉型，市場從短缺經濟進入了全面過剩，經濟蕭條可能是未來社會長期的表現形式。當高端消費者的物質需求獲得滿足以后，社會生產力還要不要繼續發展？朝哪個方向發展？這是有遠見的經濟學家和企業家都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在網絡產業領域，從高端市場向大眾市場的轉變趨勢更加明顯。根據網絡經濟法則，網絡的使用價值與用戶的平方成正比。根據信息流通規則，如果一個信息網絡只有少數有錢人使用，談何信息流量？有差異才產生信息流通的勢能。在電信發展史上，已經有過不少采用高端市場戰略而失敗的教訓。像可視電話、“銥星”系統和新加坡的CDMA等等，僅靠少量高端用戶難以支撐一個必須覆蓋全國甚至全球的網絡，其結果是要么公司破產，要么把新建的網絡全部拆除！

2資源稀缺和欲望無限

傳統經濟學是建立在資源稀缺、欲望無限前提下的理論體系，基礎資源是鋼鐵和能源。網絡經濟的基礎資源是沙子（硅）和信息，資源不再稀缺，欲望也不再無限。網絡服務的成本構成與價值實現形式正在給傳統理論帶來嚴重的挑戰。

雖然早就有人提出過生產的根本目的不是為占有更多的物質財富，而是為了提高人類的生存質量。但是直到20世紀末，資源問題、環境問題日益突出，才使人類真正意識到過去的“康壯大道”已經不能再走下去了。

經濟實踐證明，未來社會不是物欲無限膨脹的社會。因為人類的理性遲早會認識到，傳統經濟的病根主要在于金融資本盲目投資生產大量物質產品，反過來遭受資源耗盡、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雙雙惡化的嚴重報復。人類最終只能依靠網絡生產力對物質資源的代替效應，以更低廉的社會成本直接投資全民科技、教育和社會保障。

3經濟個人主義和網絡協同精神

市場經濟的鼻祖亞當?斯密在200年前就提出一個悖論：人類在追求私人目標時，會在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操縱下，實現社會資源最優配置和增進社會福利。也就是相信人類的本性是自私的，但市場規律又天然具有一種平衡約束力，使每個利己的經營者和消費者在不損害他人利益的情況下，實現社會利益最大化，后被西方經濟學稱作帕累托最優狀態。但是這個最優狀態在整個西方經濟實踐中并不存在，傳統市場經濟在多數情況下不能導致資源的最優配置。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指出，完全依靠市場實現資源最優配置的情形具有“幾乎可以說是奇跡般的偶然性”。假如經濟生活中僅有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發揮作用的話，那末自由競爭結果更多的是低效率。前美國總統顧問斯蒂格利茲指出：“市場原教旨主義認為，市場本身會帶來有效而公平的結果，華盛頓將這些觀點奉為神明。其實，亞當?斯密那只看不見的手之所以看不見，原因是它根本就不存在??市場的確有非常強大的力量，但是取消一切管制，市場同樣無法運行”。

1994年諾貝爾獎獲得者，經濟學家納什用數學方法證明了人們在非合作博弈中的平衡狀態。最后的結論是，在人們的相互交往過程中，每個行為主體的完全利己主義決策結果肯定是低效率的。它實際上證明了亞當?斯密200年前提出的每個人自私自利就可以實現公共福利最大化的假設的不可實現性。

隨著網絡技術進步和信息的日益透明，擺脫這種困擾的機會終于來臨。人們在多次交往或者重復博弈后發現，遵循平等合作規則要比通過欺詐獲得少數幾次不義之財更有利。一個新的經濟學觀點正在形成，那就是：樂意給予者自己將獲得最多，只有為他人謀利益，自己才能獲得合理利益。

與過去不同的是，網絡創造了平等、協作的剛性氣氛，網絡協同精神受到青睞。也就是說，在網絡環境中，唯利是圖者越來越沒有市場，損人利己者會很快得到報復。只有持平等合作態度，并為他人提供了有用價值者才能得到合理的回報。

4利潤最大化和價值最大化

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一直是傳統經濟教科書的一條剛性定律。“企業目標就是創造超額利潤”，“辦企業就是要為股東賺錢”等口號也被寫進我國許多企業家們的施政綱領。在這樣的理論氛圍和經營模式中，企業家最關心的是年度利潤指標，所謂利大大干，利小小干，無利不干，導致企業短視。甚至不顧本企業實際條件，看到人家干什么賺錢就要干什么。當一種業務利潤下降，就盲目轉向另一種業務。

從近期的產業實踐來看，往往越是急于獲取高額利潤，越是離利潤更遠。為了賺取更多利潤，經營者很可能降低產品和服務質量，為了賺取更多利潤，經營者很可能利用信息不對稱（甚至制造信息不對稱），在價格上大做文章。結果，國內外有許多企業由剛成立時的超額利潤，到若干年后走向虧損和破產，就是因為沿襲傳統經濟的企業目標，急功近利而陷入困境。

隨著信息越來越透明，社會越來越進步，現代企業目標也悄然發生了變化。在股份制的初期階段，股東大會是企業的最高權力機構，股東就是要賺取利潤，利潤率越高，越能吸引股東們的進一步投資。在中期階段，股東越來越多，董事會成為實際的最高權力機構，董事會主要是由一些經營專家組成，這些經營專家最關心的是企業品牌和企業業績，股票升值還是貶值。股票持有者也希望股票升值而不是利潤分紅。發展到第三階段，一個重要標志是股權繼續分散，監事會成為企業的實際最高權力機構。監事會的首要責任是約束企業為社會創造價值，并在不污染環境、不危害社會的情況下得到合理的經濟回報。

網絡經濟一個重要規律是梅特卡夫法則，就是網絡價值與網絡用戶數的平方成正比。換句話說，就是網絡創造的價值遠遠高于財務收益。所以一個有遠見的企業家要首先認識到微利時代的到來，進而還要以價值最大化為企業的首要目標，合理利潤只是實現價值最大化的自然結果。

5收益遞減和收益遞增

傳統經濟受資源、能源和交易費用的約束，單位生產成本總會隨著產量的增加而上升，同時一個消費者占有實物財富越多，每增加單位財富對他的使用價值也會下降，從而形成收益遞減效應。網絡經濟較少受資源、能源和交易費用約束，單位服務成本總是隨著服務量的增加而下降。同時，一個人占有的信息越多，每增加一條信息對他的有用性才越大，因而形成收益遞增效應。收益遞增會造成某些小企業快速無邊界擴張，形成新的集中壟斷，比如微軟公司、英特公司。在新經濟領域，壟斷可以看作是收益遞增規律的邏輯性結果，但它又是破壞市場對資源的優化配置，產生官僚主義和企業內部非效率性的罪魁禍首。因此各國在產業實踐中一方面實行政策性管制，一方面培育競爭對手以限制這種壟斷的力量，以寡頭形式實現有效競爭。現在看來，過于分散的小企業和過度集中的大企業都是工業時代的產物，網絡時代的最后贏家是大型、分布、具有專業化優勢的企業集團。

6數字鴻溝和網絡均富

由于網絡經濟具備一種正反饋效應，也就是先期占有網絡資源者將獲得更多發展機會，后進入者則難以立足從中獲利。換一個角度，一個人已經獲得了大量信息，再增加一條信息對他產生的價值概率就高，相反，一個不掌握任何信息近乎白癡的人，給他一條重要信息也毫無價值。也就是更容易造成新的貧富懸殊。

另一方面，許多落后國家和地區，因為優先發展網絡產業，利用信息均富效應，很快縮短了與發達地區的經濟差距。據聯合國在落后國家的調查，遠程教育、遠程醫療等高級網絡服務在邊遠貧困地區的價值遠比大城市高，那里的居民在特定情況下愿意支付高于城市的通信價格。當大運營商們對廣大農村電信市場還不屑一顧的時候，一些有遠見的企業家已經看到這里孕育著重要的潛在市場。

從自然屬性看，工業商品在于內部性和獨占性，信息服務在于外部性和共享性。也就是說，信息價值與價格（趨于成本）取向是相背離的。所以總體上講，工業經濟容易產生兩極分化，網絡經濟更能促進共同富裕。目前出現數字鴻溝的主要問題在于按照傳統市場經濟規則使價格與價值脫節，要想使農村的潛在市場變成顯在市場，社會尚缺少一種為窮人服務也有利可圖的制度安排和機制。

各國的普遍做法是建立普遍服務基金制度，以專項基金方式貼補邊遠地區網絡建設成本和運營成本過高部分，也就是形成一種服務窮人也不吃虧的制度安排。

我國近期實行大運營商包干村村通電話的普遍服務辦法可能是個立竿見影的政策，但是從長遠看電信普遍服務不僅是村村通電話，而是先進電信與信息服務的全面覆蓋和“家家通”。除了傳統電話之外，還要包括網上教育，網上醫療，網上交易，網上政府。只有將先進的信息服務向占80％人口的廣大農村滲透，才能成為全面建設小康的一個重要標志。因此，打造一種電信與信息普遍服務的激勵機制，可能是政府一項更重要的責任。

各國政府重視普遍服務的另一個深層原因還在于網絡產業的新經濟屬性。工業產品可以定位于少數人消費的市場，而網絡服務必須定位大眾市場。未來的贏家一定屬于那些能夠變潛在的大眾市場為顯在市場的企業集團。所以說，除了普遍服務基金制度之外，一個有遠見的網絡企業家應該積極開拓大眾市場，主動承擔普遍服務的責任。

新經濟學論文:電信服務的新經濟學詮釋

1高端市場和大眾市場

傳統經營者都千方百計把有錢人的腰包當作主要市場目標，因為賺富人的錢更容易。于是就有了專門為少數有錢人建造的總統套房和幾百萬元的高級轎車。

隨著技術和社會的發展，這種高端市場策略在許多領域越來越遇到麻煩。因為物質資源是有限的，資源不可能沿著物質生產的直線模式無限增長。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結構的轉型，市場從短缺經濟進入了全面過剩，經濟蕭條可能是未來社會長期的表現形式。當高端消費者的物質需求獲得滿足以后，社會生產力還要不要繼續發展？朝哪個方向發展？這是有遠見的經濟學家和企業家都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在網絡產業領域，從高端市場向大眾市場的轉變趨勢更加明顯。根據網絡經濟法則，網絡的使用價值與用戶的平方成正比。根據信息流通規則，如果一個信息網絡只有少數有錢人使用，談何信息流量？有差異才產生信息流通的勢能。在電信發展史上，已經有過不少采用高端市場戰略而失敗的教訓。像可視電話、“銥星”系統和新加坡的CDMA等等，僅靠少量高端用戶難以支撐一個必須覆蓋全國甚至全球的網絡，其結果是要么公司破產，要么把新建的網絡全部拆除！

2資源稀缺和欲望無限

傳統經濟學是建立在資源稀缺、欲望無限前提下的理論體系，基礎資源是鋼鐵和能源。網絡經濟的基礎資源是沙子（硅）和信息，資源不再稀缺，欲望也不再無限。網絡服務的成本構成與價值實現形式正在給傳統理論帶來嚴重的挑戰。

雖然早就有人提出過生產的根本目的不是為占有更多的物質財富，而是為了提高人類的生存質量。但是直到20世紀末，資源問題、環境問題日益突出，才使人類真正意識到過去的“康壯大道”已經不能再走下去了。

經濟實踐證明，未來社會不是物欲無限膨脹的社會。因為人類的理性遲早會認識到，傳統經濟的病根主要在于金融資本盲目投資生產大量物質產品，反過來遭受資源耗盡、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雙雙惡化的嚴重報復。人類最終只能依靠網絡生產力對物質資源的代替效應，以更低廉的社會成本直接投資全民科技、教育和社會保障。

3經濟個人主義和網絡協同精神

市場經濟的鼻祖亞當?斯密在200年前就提出一個悖論：人類在追求私人目標時，會在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操縱下，實現社會資源最優配置和增進社會福利。也就是相信人類的本性是自私的，但市場規律又天然具有一種平衡約束力，使每個利己的經營者和消費者在不損害他人利益的情況下，實現社會利益最大化，后被西方經濟學稱作帕累托最優狀態。但是這個最優狀態在整個西方經濟實踐中并不存在，傳統市場經濟在多數情況下不能導致資源的最優配置。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指出，完全依靠市場實現資源最優配置的情形具有“幾乎可以說是奇跡般的偶然性”。假如經濟生活中僅有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發揮作用的話，那末自由競爭結果更多的是低效率。前美國總統顧問斯蒂格利茲指出：“市場原教旨主義認為，市場本身會帶來有效而公平的結果，華盛頓將這些觀點奉為神明。其實，亞當?斯密那只看不見的手之所以看不見，原因是它根本就不存在??市場的確有非常強大的力量，但是取消一切管制，市場同樣無法運行”。

1994年諾貝爾獎獲得者，經濟學家納什用數學方法證明了人們在非合作博弈中的平衡狀態。最后的結論是，在人們的相互交往過程中，每個行為主體的完全利己主義決策結果肯定是低效率的。它實際上證明了亞當?斯密200年前提出的每個人自私自利就可以實現公共福利最大化的假設的不可實現性。

隨著網絡技術進步和信息的日益透明，擺脫這種困擾的機會終于來臨。人們在多次交往或者重復博弈后發現，遵循平等合作規則要比通過欺詐獲得少數幾次不義之財更有利。一個新的經濟學觀點正在形成，那就是：樂意給予者自己將獲得最多，只有為他人謀利益，自己才能獲得合理利益。

與過去不同的是，網絡創造了平等、協作的剛性氣氛，網絡協同精神受到青睞。也就是說，在網絡環境中，唯利是圖者越來越沒有市場，損人利己者會很快得到報復。只有持平等合作態度，并為他人提供了有用價值者才能得到合理的回報。

4利潤最大化和價值最大化

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一直是傳統經濟教科書的一條剛性定律。“企業目標就是創造超額利潤”，“辦企業就是要為股東賺錢”等口號也被寫進我國許多企業家們的施政綱領。在這樣的理論氛圍和經營模式中，企業家最關心的是年度利潤指標，所謂利大大干，利小小干，無利不干，導致企業短視。甚至不顧本企業實際條件，看到人家干什么賺錢就要干什么。當一種業務利潤下降，就盲目轉向另一種業務。

從近期的產業實踐來看，往往越是急于獲取高額利潤，越是離利潤更遠。為了賺取更多利潤，經營者很可能降低產品和服務質量，為了賺取更多利潤，經營者很可能利用信息不對稱（甚至制造信息不對稱），在價格上大做文章。結果，國內外有許多企業由剛成立時的超額利潤，到若干年后走向虧損和破產，就是因為沿襲傳統經濟的企業目標，急功近利而陷入困境。

隨著信息越來越透明，社會越來越進步，現代企業目標也悄然發生了變化。在股份制的初期階段，股東大會是企業的最高權力機構，股東就是要賺取利潤，利潤率越高，越能吸引股東們的進一步投資。在中期階段，股東越來越多，董事會成為實際的最高權力機構，董事會主要是由一些經營專家組成，這些經營專家最關心的是企業品牌和企業業績，股票升值還是貶值。股票持有者也希望股票升值而不是利潤分紅。發展到第三階段，一個重要標志是股權繼續分散，監事會成為企業的實際最高權力機構。監事會的首要責任是約束企業為社會創造價值，并在不污染環境、不危害社會的情況下得到合理的經濟回報。

網絡經濟一個重要規律是梅特卡夫法則，就是網絡價值與網絡用戶數的平方成正比。換句話說，就是網絡創造的價值遠遠高于財務收益。所以一個有遠見的企業家要首先認識到微利時代的到來，進而還要以價值最大化為企業的首要目標，合理利潤只是實現價值最大化的自然結果。

5收益遞減和收益遞增

傳統經濟受資源、能源和交易費用的約束，單位生產成本總會隨著產量的增加而上升，同時一個消費者占有實物財富越多，每增加單位財富對他的使用價值也會下降，從而形成收益遞減效應。網絡經濟較少受資源、能源和交易費用約束，單位服務成本總是隨著服務量的增加而下降。同時，一個人占有的信息越多，每增加一條信息對他的有用性才越大，因而形成收益遞增效應。收益遞增會造成某些小企業快速無邊界擴張，形成新的集中壟斷，比如微軟公司、英特公司。在新經濟領域，壟斷可以看作是收益遞增規律的邏輯性結果，但它又是破壞市場對資源的優化配置，產生官僚主義和企業內部非效率性的罪魁禍首。因此各國在產業實踐中一方面實行政策性管制，一方面培育競爭對手以限制這種壟斷的力量，以寡頭形式實現有效競爭。現在看來，過于分散的小企業和過度集中的大企業都是工業時代的產物，網絡時代的最后贏家是大型、分布、具有專業化優勢的企業集團。

6數字鴻溝和網絡均富

由于網絡經濟具備一種正反饋效應，也就是先期占有網絡資源者將獲得更多發展機會，后進入者則難以立足從中獲利。換一個角度，一個人已經獲得了大量信息，再增加一條信息對他產生的價值概率就高，相反，一個不掌握任何信息近乎白癡的人，給他一條重要信息也毫無價值。也就是更容易造成新的貧富懸殊。

另一方面，許多落后國家和地區，因為優先發展網絡產業，利用信息均富效應，很快縮短了與發達地區的經濟差距。據聯合國在落后國家的調查，遠程教育、遠程醫療等高級網絡服務在邊遠貧困地區的價值遠比大城市高，那里的居民在特定情況下愿意支付高于城市的通信價格。當大運營商們對廣大農村電信市場還不屑一顧的時候，一些有遠見的企業家已經看到這里孕育著重要的潛在市場。

從自然屬性看，工業商品在于內部性和獨占性，信息服務在于外部性和共享性。也就是說，信息價值與價格（趨于成本）取向是相背離的。所以總體上講，工業經濟容易產生兩極分化，網絡經濟更能促進共同富裕。目前出現數字鴻溝的主要問題在于按照傳統市場經濟規則使價格與價值脫節，要想使農村的潛在市場變成顯在市場，社會尚缺少一種為窮人服務也有利可圖的制度安排和機制。

各國的普遍做法是建立普遍服務基金制度，以專項基金方式貼補邊遠地區網絡建設成本和運營成本過高部分，也就是形成一種服務窮人也不吃虧的制度安排。

我國近期實行大運營商包干村村通電話的普遍服務辦法可能是個立竿見影的政策，但是從長遠看電信普遍服務不僅是村村通電話，而是先進電信與信息服務的全面覆蓋和“家家通”。除了傳統電話之外，還要包括網上教育，網上醫療，網上交易，網上政府。只有將先進的信息服務向占80％人口的廣大農村滲透，才能成為全面建設小康的一個重要標志。因此，打造一種電信與信息普遍服務的激勵機制，可能是政府一項更重要的責任。

各國政府重視普遍服務的另一個深層原因還在于網絡產業的新經濟屬性。工業產品可以定位于少數人消費的市場，而網絡服務必須定位大眾市場。未來的贏家一定屬于那些能夠變潛在的大眾市場為顯在市場的企業集團。所以說，除了普遍服務基金制度之外，一個有遠見的網絡企業家應該積極開拓大眾市場，主動承擔普遍服務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