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消費主義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異化，美國夢的幻滅，消費主義

 

美國著名作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被稱為“爵士樂時代的代言人”、“爵士樂時代的優秀編年史家”，《了不起的蓋茨比》(The Great Gatsby，1925)的發表奠定了他在美國文學中的地位。無論在思想意義還是在藝術水平方面，《了不起的蓋茨比》都堪稱20年代“美國夢”破滅的一首絕唱。小說以蓋茨比和美國上流社會的時髦女郎黛茜的愛情故事為主線，并通過嚴謹的結構布局和嶄新的敘述視角，將“美國夢”的幻滅這一主題表現得淋漓盡致，不愧為“爵士時代”的一部巨作。而本文認為，作品最動人心弦的力量還在于，小說中揭示了三種關系的異化：人與自然、人與自我、人與社會，反映出菲茲杰拉德對現代人處于異化狀態的關注。

一、異化

關于“異化(alienation)”概念的起源，各位學者的說法并不一致。有學者認為其起源于基督教的《舊約》，也有認為其是源于古希臘唯心主義哲學家的著作，還有認為其源于佛教、伊斯蘭教的教義等等[1]。本文探討的異化是在近論框架下所產生的概念。法文“aliener”和“alienation”，現在通譯成“異化”(前者是動詞，后者是名詞)，它的本意是“轉讓”或者“出賣”。

近代，在社會政治學意義上使用異化一詞的是盧梭。，盧梭將異化概念加以普泛化，他認為，異化就是人的不自由的狀態，即依附。而德文的“異化”被黑格爾運用于其哲學之中才獲得了深刻的哲學意義。黑格爾是經典異化理論的真正創始人。黑格爾認為，異化指的是主體發展到一定階段就分裂出他的對立面的客體，而客體后來反成為支配主體的力量[2]。

異化在人類歷史上的表現就是人與自然、歷史與人倫、理性與感性、現實與理想的二元分裂。它所反映的實質內容，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迥然相異的詮釋。盧梭以“社會契約學說”視之，叔本華以“唯意志論”視之，尼采以“超人哲學”視之，黑格爾以“自我意識論”視之。異化觀獨得其要，馬克思是這樣定義異化的:“勞動所生產的對象，即勞動的產品，作為一種異己的存在物，作為不依賴于生產者的力量，同勞動相對立。”[3] 也就是說，馬克思認為，在異化活動中，人的能動性喪失了，遭到異己的物質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將其異化理論闡述為四個方面:勞動產品的異化；勞動本身的異化；人的本質的異化；人與人的異化。[4] 在哲學視野下，這一理論亦可歸化為人與自我的異化、人與自然的異化和人與人的關系的異化。“異化”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突出特征，并逐步成為貫穿西方文學的基本主題。一些現當代嚴肅作家的著作中，描繪了一幅幅“社會荒原”的凄涼畫面。本文正是采用馬克思的異化觀，對《偉大的蓋茨比》中的蓋茨比美國夢的幻滅從三個方面，既人與自我，人與自然和人與社會的異化，進行深入的分析。

二、從人的異化到美國夢的幻滅

“美國夢”源起于殖民主義時期，其代表人物為本杰明·弗蘭克林，他的一句 “自助者，天助也”概括了美國夢的本質特征。“美國夢”代表著最大化的個人自由，最先進的物質進步和最豐富尤其是最平等的成功機會。換句話說，人人都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而獲得個人成功，即獲取財富。菲茨杰拉德筆下的爵士時代，經濟繁榮，許多投機者一夜暴富，成了眾人的榜樣，因而也賦予了美國夢前所未有的吸引力。然而，這一時代的另一個特點就是精神墮落和道德淪喪。人們盲目追求物質生活，享樂主義盛行，財富成為成功的唯一標志?！读瞬黄鸬纳w茨比》這部作品，向讀者展示了荒涼的現實世界，這個世界里充斥著人與自我、人與社會、人與人關系的異化，并最終導致了蓋茨比夢想的幻滅。

人與自我的異化主要體現為：蓋茨比夢想的異化。年輕時的蓋茨比懷著最為傳統的美國夢，以富蘭克林為榜樣，試圖通過自身的勤勉和努力奮斗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然而，他受到了大富翁丹·科迪的影響，開始不擇手段的賺錢。上流社會富有而美麗的女子黛西的出現使蓋茨比的美國夢有了具體的化身。為了贏回初戀情人黛西的愛，蓋茨比通過非法販賣私酒，一夜暴富，并期望通過財富使自己重拾過去的好時光，運用物質手段去實現精神夢想正標志著蓋茨比美國夢的腐敗。而“聲音中充滿著金錢”[5]的黛西，作為蓋茨比美國夢的化身，同時也是上流社會虛榮、世故的代表，將車禍嫁禍于蓋茨比。碩士論文，消費主義。當他揭開了“夢”的面紗后，才發現它是如此的空洞和虛幻，生命和愛情的失去標志著蓋茨比美國夢的徹底破滅。

人與社會的異化體現為：蓋茨比借助“炫耀性浪費”來顯示自己的地位，并向上流社會滲透，但是上流社會文化決定了蓋茨比最終的失敗。碩士論文，消費主義。碩士論文，消費主義?！秱ゴ蟮纳w茨》涉及了“美國夢”主題，美國夢，簡而言之就是對成功的追求。碩士論文，消費主義。成功的標志是獲得財富和名聲，而“到達社會金字塔的頂端便可同時抓住這兩者”，因此成功也往往意味著跳脫原有的階層、躋身于上流社會。碩士論文，消費主義。蓋茨比顯示了他對上流社會文化的模仿和對自身修養的自卑，而以湯姆為代表的貴族們利用其在教育、教養、審美方面的優勢，對欠缺文化修養的暴發戶們進行排擠和打擊。在當時那個充斥著物質享樂，膚淺和私欲的黑暗世界里，曾經壯志凌云追逐夢想的蓋茨比終將以失敗而告終。

人與人的關系的異化體現為：人與人之間只有金錢關系，毫無道德準則可言。蓋茨比以各種手段炫耀財富，因為他相信金錢可以買到愛情，買回黛西。由于她是只重金錢而本身沒有實際價值的人，她是“金色的姑娘”，她不可能是幸福和愛情的化身，也不可能給蓋茨比的生活帶來意義和滿足。他建議用金錢來酬謝尼克為他和黛西安排了約會，卻對默特爾的慘死無動于衷。而他身邊的人更為殘酷：黛西，如此“純潔”、“美麗”的女子，居然在肇事逃跑后毫不愧疚，無視蓋茨比的命運，而去與丈夫度假；湯姆在談笑間就借威爾遜之手除掉情敵蓋茨比，毫無道德準則可言。

三、異化原因分析

通過對這些扭曲靈魂的描寫，菲茨杰拉德表達了自己對人類處于異化狀態的擔憂。人是不能生活在真空狀態的，人必然受到社會影響。在上世紀20年代，消費主義大行其道，其基本特征是炫耀性、時尚性和揮霍性。消費主義所帶來的倫理后果是人類的生存危機、社會的消費不公和人成為物的奴隸。消費主義使人成為物的奴隸，喪失對人生意義和價值的追問能力。人不僅有物質的需要，而且還有精神的需要; 人不僅應當追求物質的富足，而且應當追求精神的富有。雖然沒有物質的滿足，人則無以生存，但沒有精神的追求，人的生存則無疑是異化的存在。

消費主義者只關注自己眼前的消費和物欲的滿足，而沒有對未來的長遠籌劃，更沒有對人生意義和價值的追求。它割斷了自身同未來的肯定性關系，“只留下以關心當前的滿足來掩蓋的自戀人格”，而“當人們隨著喪失對人類未來的信心也喪失從前對任何傳統形式的宗教性信仰時，就會陷人及時行樂的境地”。[6]一旦人們過分地沉溺于物質財富的占有和消費之中，則必然是精神的貧乏和心靈的空虛。在物欲主義的洪流中，人們迷失了自我，喪失了對于人生價值和意義的追問能力，雖然“我是誰”的呼聲不絕于耳，但現代文明所造成的人的孤獨、冷漠和人類靈魂的失落，卻無法使人找回真正的自我。對于財富的占有和消費，似乎成了人們自我價值確證的惟一形式。碩士論文，消費主義。

總結

綜上所述，異化問題是人類發展進程中一個非常難以逾越的痛苦經歷，人的價值觀、傳統的道德觀和信仰等缺失。蓋茨比美國夢的幻滅的直接原因在于他樹立了虛妄的愛情理想，他希望通過自己的物質成功來贏得愛情和社會地位，但是在當時那個消費主義大行其道，充物欲橫流的黑暗世界里，人的信仰出現了危機，并且產生了三種異化：人與自我，人與自然和人與社會，使天真浪漫的夢想家蓋茨比終將以失敗而告終，鑄成無法挽回的悲劇。

參考文獻

[1]陸梅林，程代熙編選.異化問題.上卷[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1.

[2]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下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38.

[3]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3.

[4]馬克思.1844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02.

[5]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蓋茨比[M]．巫寧坤，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209.

[6]格里芬.后現代精神[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10.

篇(2)

論文關鍵詞：消費主義 消費文化 消費行為 符號價值

論文摘要：隨著西方工業化的完成，多數國家成為“富裕社會”中的一員。在這種背景之下，人們的消費模式從主要滿足基本物質需要到考慮所購物品的象征意義，從消費物品本身到消費符號價值，導致了消費主義文化的形成與發展。在這種消費文化的影響下，人們通過以商品所具有的符號性以及消費的過程彰顯自己的個性和品位，是一種符號化的消費。

一、消費主義與消費文化

進入20世紀以后，隨著經濟的發展以及西方工業化的完成，特別是隨著福特主義大規模標準化生產模式的推展，以及其著名的工人每周薪水不低于6美元的工資標準的實施，促進了社會生活的變遷并使生活質量不斷提高:一方面經濟繁榮下資本的擴大和商品的大量生產帶來了各種新型的消費品，使得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時有了更多的選擇;另一方面工資的提高使得人們在購買這些新型消費品方面有了足夠的購買力。二戰及二戰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世界進入“富裕社會”(加爾布雷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變得相對富裕，消費模式從主要考慮基本物質需要到考慮所購物品的象征意義。這時，社會進入了大眾消費的社會，人們在消費上背離了使用價值而走向了另外一個極致，即奢侈品的消費逐漸普遍化、大眾化和民主化。

如果說消費主義是經濟大發展與工業化的產物，消費主義文化則是消費主義的特定表現。隨著消費主義的盛行，人們在傳媒的宣傳與影響下，消費需求被不斷的創造，消費者總是處于“欲購情節”中，追求體面的消費和無節制的物質享受成為一種生活方式，這種消費模式的產生與盛行導致了消費主義文化的形成與發展。消費主義文化就是一種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它煽動了人們的消費激情，刺激了人們不斷購買的欲望。

二、消費文化的核心——符號價值

消費本身作為一種文化，它代表了抑或勤儉節約、抑或消費至上的生活方式，它是溝通和交換的系統，是被持續發送、接收并重新創造的符號編碼，是一種語言。通過這個溝通系統中，人們借由所消費和購買的物品來實現人際交往與身份歸屬，亦即人們購買的商品具有了語言和符號的意義。隨著大眾傳媒的日益發展，各種符號被不斷地制造與傳播，使得當代人猶如置身于符號王國之中，符號成為了當代人的圖騰。特別地，每個人都處于由流行催生的符號系統之中，一味地追求符號所帶來的價值。鮑德里亞認為，在消費社會，符號的過度供應或者符號生產的泛濫，使得擬像與真實相背離，真實消失，世界成為擬像的世界。鮑德里亞在其著作《消費社會》中認為符號本身是有價值的，即人們消費商品并非只是消費物體的使用價值，而是消費以承載于商品中所代表的社會地位和權力等因素來計價的符號價值，這種符號的價值區分和標示了消費者的社會地位、文化品位和生活水準。這是鮑德里亞構建消費文化的核心。

三、消費符號化——消費文化構建的消費行為

根據社會的發展以及消費所表現的形態，可以把消費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的消費是純粹的物品消費，只看重物品的使用價值，以維持人們基本的生存需要;第二個層次的消費是交換價值的消費，即通過交換來表現自己富有，來證明自己的購買能力;第三個層次的消費是對符號價值的消費，要求在消費中突出商品的符號價值，即商品的文化內涵，以表現自己的個性和品位，彰顯自己的與眾不同。消費文化是人們在長期的經濟生活中所形成的對消費的一種相對穩定的共同信念，是構建消費行為、培養消費偏好的一種文化規范。在已經完成了工業化的現代消費主義文化之下，第三層次的消費即對符號價值的消費成為一種趨勢和主流的生活方式。在這種消費文化之下，最明顯的一種消費行為就是消費的符號化。

消費符號化表現為兩方面的意義:第一方面商品本身具有某種符號象征性，對這種商品的消費表現為對符號的消費;第二方面是人們把消費本身作為一種符號，通過消費這程來實現社會表現與社會交流。首先商品所具有的符號象征性導致了消費者對符號的消費。因此，符號的消費指在消費過程中，消費者除消費產品本身以外，還消費這些產品所象征和代表的意義、心情、美感、檔次、情調和氣氛，它是將消費品作為符號表達的內涵和意義本身作為消費的對象。這一點比較充分地體現在對品牌或名牌的消費上。其次消費作為一種特殊的符號，人們把這一符號作為區分身分、社會地位的依據。人們在消費時，對物品的選擇其實是對依附于這些物品上的社會價值和社會意義進行選擇，人們通過消費這一行為使他們從一個社會階層向另一個社會階層邁進，或者在同一個社會階層中進行比較。也就是說，消費不但是物質消費的過程，而且也是文化、交往和社會生活的過程，它是人們用以建立身份識別的一種途徑。

參考文獻：

篇(3)

將生態足跡分析方法用于地區可持續性評價的出發點就是:把地區的生態承載力作為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制約因素,探討與人類活動相關的生態消費水平與地區的生態承載力之間的關系,以此確定地區的可持續發展。地區可持續性發展評價結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揭示生態系統服務在供給與需求方面的空間流轉于地域分異,不僅提供了地區可持續發展的基線數據,而且是制定地區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政策依據。本文擬采用生態足跡分析方法,在對青海省的生態足跡和生態承載力進行計算的基礎上,評價了青海省可持續發展前景,并在可能改善的領域進行情景分析,探討促進與改善青海省可持續發展的可能途徑。

1.“生態足跡分析方法”的要點釋義

1.1生態足跡的概念

人類依賴自然提供食品、能源的生產能力,同時也依賴自然吸納污染物的能力。為了測度人類對自然提供的各種生態服務的消費是否在其承載力限制內,Wackernagel和Rees提出了“生態足跡分析”方法。生態足跡的定義:任何已知人口(某個個人、一個城市或一個國家)的生態足跡是生產這些人口所消費的所有資源和吸納這些人口所產生的所有廢棄物所需要的生物生產性土地總面積和水資源量【1】。

1.2生物生產性土地

生物生產性土地是指具有生產能力的土地或水域。根據生產力大小的差異,地球表面的生態生產性土地可分為6大類【2】:化石能源用地、耕地、林地、牧草地、建筑用地和水域。理論上講,地球表面的各種土地類型具有排它性,即只能用作一種用途,而不能兼有其他用途,如用作耕地的土地就不能同時用作建筑用地開發【3】。

1.3關鍵的技術參數

1.3.1產量因子

產量因子(β),又稱為生產力系數。由于同類生態生產性土地的生產力在不同地區之間存在差異,因而各地區同類生態生產性土地的實際面積是不能直接進行對比的,這就需要一個生產力系數將各地區同類生態生產性土地轉化為可比尺度。生產力系數可以用評價地區的某類生態生產性土地的平均生產力與其世界平均生產力的比值來計算。本為計算采用的產量因子【2】:耕地1.66,林地0.91,牧草地0.19,水域1.00,建筑用地1.66。

1.3.2當量因子

查字典論文頻道一路陪伴考生編寫大小論文，其中有開心也有失落。在此，小編又為朋友編輯了“完善舟山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研究”，希望朋友們可以用得著!

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當今時代,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要求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報告還進一步明確了統籌城鄉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建設服務型政府,完善公共服務體系的任務。這個體系的提出,要求政府在開展農村文化工作中,以保障和實現公民的文化權益為出發點,以公共財政制度和必要的法律法規為保障,使廣大農民在勞動之余,能就近享受文化服務的場所、場地;滿足不同層次文化需求的活動內容;有接受培訓、展示技藝的機會和條件;有創造文化的氛圍和環境。目前,漁農村文化是舟山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薄弱環節,切實加強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積極培育漁農村文化市場,對于推進城鄉統籌發展、構建和諧舟山,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漁農村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1.構建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是指由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形成的普及文化知識、傳播先進文化、提供精神食糧、滿足漁農民群眾文化需求、保障漁農民群眾文化權益的各種公益性文化機構和服務的總和。它將文化建設與漁農民群眾的基本權益緊密結合起來,不僅體現了文化事業發展以人為本的特征,而且凸顯了黨和政府執政為民的本質。因此加強本市的漁農村文化建設,構建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不僅是建設社會主義新漁農村,構建和諧舟山的重要內容,也是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的緊迫任務。

1.1構建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是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

建立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通過公共文化服務的制度基礎、物質保障、人才隊伍、基本載體等方面的夯實和建設,能有效實現文化事業的科學發展,增強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能力。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構建,直接促成了政府資源、社會資源、服務資源、管理資源、經濟資源、人力資源、技術資源、設備資源、觀眾資源等各類文化資源要素的全面整合與有效利用,統籌城鄉文化發展,針對海島文化發展的現狀和特點,切實采取有效措施,努力縮小城鄉文化差距,從而促進了文化與社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1.2 構建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是構建和諧舟山的內在要求。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提出,不僅把文化建設納入了與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協調共進的社會進程,也凸顯了文化在和諧社會中培育時代精神、體現人文關懷、實現文化權益、促進文化提高、完善人的全面發展的獨特功能。目前,漁農村文化是我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薄弱環節。因此,構建完善的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充分發揮文化統一思想、凝聚人心、塑造靈魂的社會教化功能,統籌協調不同社會群體對文化的不同需求,從而不斷鞏固和諧社會的思想文化基礎。

1.3 構建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是建設社會主義新漁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

構建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是“鄉風文明”的重要載體和內容。新漁農村社區建設的主體是漁農民,如果沒有全市漁農村群眾的參與,建設漁農村新社區就失去了根本。因此,加強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是當前新漁農村文化建設的關鍵,不僅能夠傳播科技、法律、市場知識,提高漁農民綜合素質,滿足廣大漁農民“求富、求知、求樂”的綜合性文化需求;而且對于協調各種利益關系、促進科學文明鄉風的養成,維護農村穩定乃至農村社會的全面進步,將發揮十分突出的作用。因此,加強漁農村文化建設,構建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是本市新漁農村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是全市廣大漁農民的迫切愿望。

近年來,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富裕起來的漁農民對文化的需求越來越強烈。

同時,由于文化服務、文化產品不夠豐富,農民的文化生活總體上還比較貧乏,存在著看書難、看電影難、看戲難等突出問題,廣大農民的文化權益無法得到保障。在這種情況下,加強漁農村文化建設,保障漁農民的文化權益,就成為擺在政府面前的重要課題。

1.4主要指標的計算方法

1.4.1生態承載力(EC)

將評價區域的各類生態生產性土地面積(R)經產量因子和當量因子分別轉化后的生態生產性土地面積,即EC=∑R×βjγj。其中βj為j類生態生產性土地的產量因子,γj為j類生態生產性土地的當量因子。

1.4.2生態足跡(EF)

通過匯總地區的消費數據,將其轉化為相應的生態生產性土地面積(Ai),并用當量因子調整為世界平均生態生產性土地面積,即EF=∑Aiγj。

1.4.3生態赤字或盈余

地區生態足跡如果超過了地區所能提供的生態承載力,就出現生態赤字;如果小于地區的生態承載力,則表現為生態盈余。地區的生態赤字或生態盈余,反映了區域人口對自然資源的利用狀況,生態系統的安全,地區的可持續發展狀況。

2.青海省生態足跡的計算與分析

根據上述的生態足跡的計算方法,本文對青海省2002年至2007年的生態足跡進行了計算和分析。

生態足跡的計算包括兩個方面即生物資源消費足跡計算和能源消費足跡計算。生物資源的消費分為農產品、動物產品、水產品、林產品等共選擇24項消費品種,根據世界平均的單產水平【5,6】,計算其世界平均生態生產性土地面積,將其分類匯總可以得到消費的生態足跡占用。能源消費包括原煤、原油、天然氣、汽油、柴油、液化石油氣、電力的消費量,將其換算成標準能量單位,并參照世界平均的各種能源的單位面積(化石能源地)吸引熱能量【5】,計算其生態足跡的占用。在計算生態承載力時,根據青海省土地利用類型,利用產量因子和當量因子將其轉化為世界平均的生態生產性土地面積,它是青海省的實際生態承載能力。同時出于謹慎性考慮,在生態承載力計算時應扣除12%的生物多樣性保護面積【7】。因篇幅所限,計算過程未詳細列出,只將計算結果列表如下:

3.評價與改善建議方案

從青海省2002～2007年的在整個研究時間序列中青海省的生態足跡需求均超過了生態承載力,生態赤字逐年增大,說明該青海省的生態系統不能支持人類對它的壓力,地區生態處于強不可持續狀態。為了減少人均生態足跡和增加人均生態承載力,促進青海省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應采取以下措施:

(1)提高自然生態系統的承載力。依靠科技,發展高產、優質的新品種。保護耕地,提高土地生產力,要鼓勵農民對土地進行集約化經營,增加對土地的投入。

(2)調整農業生產結構,積極發展林產品,發展蔬菜、花卉等農產品的種植。加大對畜牧業的投入,來滿足人們對畜牧產品的需求。

篇(4)

一、 論風險問題

斯蒂格利茨對風險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與羅斯柴爾德(M.Rothschild)在70年代早期合作發表的一系列論文之中。

斯蒂格利茨在與羅斯柴爾德合作的論文《遞增風險：定義》(1970)中，首先對風險的傳統定義進行了總結，并提出了新的定義方法。他們認為，人們通常用四種定義來說明一個隨機變量(Y)較另一個隨機變量(X)具有更大的風險(假定二者均值相同)，即：(1)隨機變量Y等于隨機變量X加干擾項Z(均值為零的噪音)；(2)每一個風險規避者更偏好X，即對一個凹效用函數而言，EU(X)≥EU(Y)；(3)與隨機變量X相比，隨機變量Y的概率密度函數在其尾部具有更大的權數；(4)隨機變量Y的方差大于X。通過對隨機變量的偏序進行檢驗，他們指出前三種定義是等價的，而第四種定義則與之不同。為了更準確地把握風險的含義，他們還對“更高的風險”給出了一個正規的定義，即如果一個隨機變量的密度函數是另一個隨機變量的密度函數加上一個“保持均值不變的差”(Mean Preserving Spreads)，則該隨機變量具有更高的風險。其中，“保持均值不變的差”是一個均值為零的分段函數。斯蒂格利茨與羅斯柴爾德的這一定義，成為大多數論述風險問題文獻的分析基礎。

斯蒂格利茨在與羅斯柴爾德合作的《遞增風險：經濟影響》(1971)論文中，進一步對遞增風險的經濟影響及其具體應用進行了論述，分別就不確定性對儲蓄收益率的影響、資產組合選擇問題、廠商的生產問題和廠商多期計劃問題等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考察，其主要結論包括：(1)均方差分析方法一般會導致錯誤的結論、相關函數的凹行或凸性條件可以用阿羅-普拉特的相對和絕對風險規避概念進行表述；(2)廠商在不確定條件下的產出總是低于確定性條件下的產出，廠商對遞增風險的最優反應是削減產量而非價格(這是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基石之一)。

這些發表于70年代早期的論文，奠定了斯蒂格利茨的學術地位、并部分地奠定他的研究方向和風格。有人曾經形象地指出：斯蒂格利茨的學術生涯，就是他關于風險和不完全信息的基本思想在整個經濟學領域不斷傳播的過程。

二、委托-和道德風險、信息甄別、不完全競爭等理論

斯蒂格利茨對風險和不確定性的研究，直接導致了他對委托-及道德風險、信息甄別、不完全競爭等問題的研究。這些研究既是它對前述分析工具和基本思想的理論應用，又構成了他對各種具體經濟問題進行分析的立足點。

1.委托-和道德風險。斯蒂格利茨利用不完全信息和非對稱信息，對委托-及道德風險問題進行了研究。主要成果反映在其與阿諾特合著的《對道德風險的基本分析》(1998)、《道德風險與非市場制度》(1991)等論文之中。

斯蒂格利茨等認為，不完全信息和非對稱信息的存在會引起委托-和道德風險問題。由于人和委托人的利益和行為動機可能不一致、且存在非對稱信息，因此，人的行為可能不符合委托人的利益。他們指出，即使發生這種情況(對委托人而言，人的行動并非最優秀的)，委托人可能仍然偏好人參與其中的結果、而非沒人參與時的情形。例如在刑事審訊中，殺人嫌疑犯可能更偏愛雇用一個人(律師)所產生的結果(定罪為過失殺人)、而不是沒有人時的結果(判處死刑)。當然，最符合委托人利益的結果(無罪釋放)可能通過人的其它行動(例如向法官行賄、做偽證等)取得。由于委托人不能根據可觀測到的信息完全推斷人的真實行為，因而他對人的能力、人根據委托人的利益采取行動的程度等無法獲得準確的了解。因此，斯蒂格利茨等將委托-關系的特征描述為：委托人由于部分非對稱信息的存在而具有的風險的情形。

將努力函數引入分析模型，使得雙方簽訂的合約對雙方的偏好集和機會集產生了間接的影響、并使得市場活動更趨復雜。據此，阿諾特和斯蒂格利茨(1988)針對意外保險指出：“即使預期效用函數、努力程度與發生意外事故的概率的關系等基本函數是相當良好的，無差異曲線和可行集卻也未必：無差異曲線不必是凸的、可行集必定不是凸的；價格-消費線和收入-消費線可能是不連續的；努力程度一般不是保險政策或商品價格等參數的單調函數或連續函數”。顯然，不連續性將削弱人們對市場機制的自信。此外，他們認為非市場因素會使得道德風險問題進一步加劇。為此，阿諾特和斯蒂格利茨(1991)所得出的結論是：“當發生明顯的市場失靈時，非市場因素至少部分具有克服市場缺陷的強烈動機”。

2.信息甄別模型。阿克洛夫的“舊車市場模型”和斯彭斯-的“勞動力市場模型”，分別對逆向選擇的機理和信號傳遞的作用進行了分析；斯蒂格利茨則提出了信息甄別模型和保險市場模型，大大拓展了經濟學界對逆向選擇和信號理論的研究。

斯蒂格利茨在其所發表的《“信息甄別”理論、教育與收入分配》(1975)論文中，以“受教育水平”作為市場信號，對信息甄別的內在機制進行了研究。而在《質量依賴于價格的原因和后果》(1987)論文中，則考察了價格水平充當市場信號、并具有信息甄別作用的情形，尤其是對信息甄別問題給出了更一般的分析。斯蒂格利茨認為，價格水平除了傳統經濟理論通常所描述的作用外、還具有充當市場信號的功能-它傳遞信息并影響市場參與者的行為。在存在非對稱信息的情況下，價格的變化具有兩方面的效應：在信息不變的條件下沿著需求曲線的移動以及信息的變化引起的需求曲線本身的移動。例如，在保險市場上，愿意支付較高價格的投保者，往往具有更大的發生意外的可能性；保險公司可根據他們愿意支付的價格，將投保人甄別開來、并使不同類型的投保人選擇不同的保險合同。

斯蒂格利茨的這類模型，具有四個突出的特點：(1)許多結論依賴于規模收益遞增的假定；(2)所有模型均包含某種信息不對稱；(3)當存在信息甄別時，某一市場價格上的供給和需求可能不會相等；(4)即使對于完全相同的商品，也會出現多種市場價格，即市場價格是一個分布、而非單一值。在信息甄別模型中，不完全信息和非對稱信息可能使得市場失靈，使得市場均衡偏離最優水平。它們在勞動市場、信貸市場和保險市場上的應用，則為新凱恩斯主義對自由放任的質疑態度提供了微觀基礎。

3.不完全競爭。對不完全競爭的分析是斯蒂格利茨的另一項重要學術貢獻。他在一系列相關論文中均將廠商模型化為面對風險(產出依賴于隨機變量)、市場結構(行業中的廠商數量)內生地決定及采用博弈論思想(進入戰略和退出戰略等)的生產單位。

斯蒂格利茨在其與迪克西特合著的《壟斷競爭與最優產品多樣性》(1977)論文中指出，外部效應、規模經濟和分配公正，是導致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的主要原因。為此，他們提出了一個針對規模經濟的壟斷競爭模型，對不同假設條件下的市場均衡與社會最優的關系進行了對比。他們首先將規模經濟問題巧妙地轉換為產品種類和產品數量的關系問題。他們認為，在存在規模經濟的條件下，通過減少產品種類、增加每種產品的產出數量，能夠降低企業成本、節省社會經濟資源；與此同時，產品種類的減少將使得消費者產品消費種類的減少，從而引起社會福利損失(消費者更偏愛消費的多樣性)。由此，他們將規模經濟問題變為產品種類和產品數量問題，且其社會福利性質依賴于消費者效用函數的形式(因為效用函數反映了消費者對產品種類多樣化的偏好狀況)。

為了反映產品種類的多樣化在消費者效用函數中的作用，并體現產品替代對消費者效用、從而對社會福利的影響，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構造了著名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效用函數”(后被人們引申為D-S生產函數，在現代內生增長理論、尤其是品種增加型或質量改進型的經濟增長模型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并分別對固定替代彈性、可變替代彈性和非對稱情形下的效用函數及其市場均衡同社會最優的對比進行了討論。他們的研究表明：在固定替代彈性的情形下，壟斷競爭市場的市場均衡和約束最優完全一致，即具有相同的企業數目、同樣多的產品種類和產量；無約束最優擁有比市場均衡和約束最優更多的企業和更多的產品種類，但仍沒有企業達到平均成本曲線的最低點。因此，社會最優并不是將產出擴大到窮盡全部規模經濟的情形。此外，他們還在固定替代彈性情形下，第一次嚴密地推導出了人們熟悉的張伯倫dd曲線和DD曲線。

三、保險市場、金融市場和勞動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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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資源民族主義與國際能源安全的關系

    能源是人類賴以生存和進行生產的主要物質基礎,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與人類認識和利用能源的歷史密切相關。在當代,能源資源及其開發利用,不僅直接影響著人類文明和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且引發的能源安全問題對世界經濟安全和國際政治產生著越來越大的影響。同時,能源是現代經濟的“血脈”,在社會經濟體系中占據著突出重要的地位。

    尹曉亮在《資源民族主義語境下日本能源外交的新策略》指出:隨著資源民族主義日益膨脹,日本在能源外交之路上推出的新措施:一是快速提升與中亞國家的合作關系,以期進一步拓寬能源進口源;二是在保持與中東傳統友好關系基礎上,通過合作方式和合作項目等方面的策略創新,寄希望于深度強化雙方關系;三是積極與中印等能源消費大國合作,以求提升國家形象。

    關于資源民族主義與國際能源安全的關系方面,就我所能收集到的資料看,國內學者在這一方面研究出的成果是非常有限的。其中,王冠九在《資源民族主義與國際能源安全研究》中指出:資源民族主義是把雙刃劍,資源民族主義影響國際能源安全的途徑和方式。同時,指出資源民族主義影響著國際能源經濟安全、政治安全和軍事安全。

    二、近年來資源民族主義發展趨勢

    國內關于近年來資源民族主義發展趨勢的研究性文章涉及較少,大多以時事報道為主。其中,在2012年7月4日的《世界金屬導報》第F02版指出了資源民族主義的三個趨勢:一是澳大利亞2010年提出的對采礦業征收資源超額利潤導致世界上出現一連串連鎖反應;二是許多新興國家政府現在尋求首先在本國進行選礦而不是出口;三是許多新興國家政府現在尋求確保擁有本國礦山的所有權。另外,2012年5月12日的《中國經濟導報》第B03版中也提出資源民族主義擴散的趨勢:“以往資源民族主義多出現在非洲國家,然而目前這一趨勢正在向發達國家擴散。”

    三、資源國新“國有化”對油氣輸出國加強對其戰略資源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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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大學生 網絡消費 成因 對策

中圖分類號：F7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82（2017）05-0107-01

引言

近年來，隨著網絡的迅速發展，網絡消費已經走進千家萬戶，大學生作為網絡消費中的主要群體，本論文主要在網絡消費背景下大學生消費存在的問題和大學生消費觀培養的必要性和成因分析和對策，有利于大學生樹立正確的網絡消費觀[1]。

一、近年來大學生網絡消費概況

本論文通過發放問卷的形式隨機抽樣調查了300位紅河W院的在校大學生網絡消費觀的問卷調查。根據網絡消費問卷反映出大學生的網絡消費結構和消費趨勢[2]。通過對紅河學院的在校大學生的調查問卷顯示：

87%的大學生有過網絡消費經歷。由此可知，大學生在網絡消費群體異常龐大。在網上購物的被調查者中選擇結算方式時，73%的人喜歡選擇在線支付，貨到付款也占有17%的比例，在線支付主要通過支付寶、微信紅包、銀行匯款共占。

在網絡購物中，消費最高的前四種商品依次為圖書31%、運動和休閑產品32%、電腦及相關產品11%、音像制品26%網上購物與傳統形式的購物有著時間與空間的差異。大學生網絡消費認為有物美價廉52%，跟所說的一致，貨真價實17%，但也有被網上賣家欺騙的。購買物品后，對購買的商品的滿意程度有26%的人感覺一般，滿意的有27%。

二、大學生網絡消費存在的問題及其原因

在了解當代大學生的消費概況的同時，不難看到一些問題也隨之滋生。例如：在網絡消費調查顯示當代大學生普遍存在網絡攀比消費和盲目消費嚴重、超額、超前的個人享受主義消費模式、網絡消費中風險意識低等一系列的問題。

大學生在網絡消費中，攀比消費和盲目消費嚴重。很多同學選擇超額、超前的個人享受主義消費模式。由于大部分大學生有自我的獨立意識（與眾不同和“尋找自我”），大學生對于時尚的消費抵抗力低，有一部分同學購買大量的高額消費品，由此可見，大學生的消費觀存在極大的問題，個人享樂主義泛濫，不懂得正確區分消費需求和價值。大學生盲目消費是由于經驗不足，消費目的不明，決策失誤主要表現在不理解哪些方面需要消費，哪些方面不需要消費，為什么要消費等問題上認識比較模糊，不能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合理安排消費。

網絡消費中的交易方式和傳統消費的交易方式存在明顯問題[3]。在傳統交易方式里，是錢貨兩清的交易方式，內容是可靠安全和有明確的法律保障的；而網絡消費是利用互聯網視圖進行的交易模式，其存在很大的虛擬性。

政府對網絡消費的監管力度和制度保障不盡完善。由于網絡的自由和開放，相應的網絡安全隱患隨著產生，在網絡發展的不成熟階段，政府缺乏對網絡商品的監察力度，缺乏對網絡企業信譽的監管 相關的法律制度不夠健全，“由于企業網絡營銷及電子技術發展的先進性和超前性，網絡消費的發展是廣闊的，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

三、網絡消費觀存在問題的對策

通過理解當代大學生在網絡消費中存在著四個問題，根據其問題產生的原因，提出解決大學生網絡消費中存在問題的對策[4]。

1.培養大學生合理的消費觀念

內因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大學生應該樹立正確的消費觀。加強正確的網絡消費就必須加強自我教育，樹立合理理財的自我意識，應該做到以下幾個方面內容；

1.1積累消費經驗。在日常生活中，學會積極主動了解消費常識；在消費過程中，自己要注重積累消費經驗；在消費之后，應該注重售后服務的基本問題。

1.2學習消費知識，加強自身理財能力。要積極參加社會和學校舉辦的各種關于消費方面的活動，從中學習消費知識。從而不斷強化自身的消費意識。

1.3提高法律意識。作為互聯網時代大學生，要積極主動學習消費方面的法律和法規，加強自身的法律基礎，提高維權意識，不要讓自己成為新時代的法盲。

1.4遵循正確的消費原則。做到量入為出，適度消費，養成良好的消費習慣。大學生在日常的消費過程中的要堅持以下幾個原則：消費有度原則、消費計劃性原則、消費主導性原則和消費自立性原則，通過這些原則來規范自己的消費行為。

2.高校增強網絡消費教育

首先，加強高校的校風、學風建設，營造良好的校園學習環境。高校加強校風和學風建設，營造良好的學習環境，潛移默化中將會對大學生的消費行為產生影響。整頓校園環境是從客觀上給大學生創設了培養正確消費觀的環境。其次，開設網絡消費安全課程。提高大學生的網絡消費的風險意識，以確保大學生在網絡欺詐中爭取有效權益。最后，老師加強對大學生進行消費觀教育。對大學生從思想上進行改造教育，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消費觀就顯得更為重要，具有更加長遠的意義。

3.父母培養子女經濟獨立的意識

首先，家長在注重培養孩子的自立精神時，還應該注重培養孩子的獨立意識，放手讓子女從小事做起，使孩子在與社會的接觸中更快的適應新環境。其次，家里獨生子女的家長與孩子合作制定完整的消費計劃。最后，父母應該減少孩子的過分依賴感。從小培養子女的獨立意識。

4.加強網絡消費保障

首先，充分利用大眾傳媒優勢作用。加強對有用的健康的消費信息的宣傳，對大學生在消費過程中遇到的問題進行解決，為大學生提供消費參考意見，加強大學生的網絡消費常識。其次，發揮網絡資源優勢。大學生樹立正確的消費觀的過程中要積極發揮因特網的資源優勢。最后，網絡消費交易的安全問題，網絡消費目前還處于新的領域，國家對網絡消費還沒有明確的條文規定。所以國家應加強法制管理，盡快完善相關的法律條文。一方面約束商家的行為，杜絕虛假的信息來欺騙消費者，一方面要規范網絡交易規范，是在個人信息操作方面，提高網絡安全性，讓消費者的個人信息可以得到保障。

參考文獻

[1]韓小紅主編《網絡消費行為》，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2008年

[2]呂佳奇《大學生網絡消費現狀調查和研究》沈陽農業大學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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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現代性；多元；跨界；文化中國

什么是“現代性”？自20世紀中后期以來，隨著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整體性變遷，人們的生活世界也發生了重大轉變。而在此日新月異的現代化轉變背景中，作為現代社會的根本精神，“現代性”便成櫓泄學界討論任何問題都無法回避的知識背景。

這一名詞在當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也頻頻出鏡，影響幾乎已經輻射到了整個學科研究領域――自90年代以來，可以說，絕大多數現當代文學研究著述中都使用到了此概念。然而進入實際運用中，這一概念卻一直沒有一個確切統一的標準，往往顯得大而無當，指代模糊不清，且常常被泛化、乃至被誤用，如溫儒敏就曾批判過當下學界對“現代性”的過度闡釋[1]。這一問題甚至體現在了海外漢學界對“現代性”概念的研究中，一如論文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2]所說，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有一種對“現代性”的“本質性的拜物癖”現象。

針對這一學界現象，美國羅福林（Charles A.Laughlin）教授以消除現代性研究中簡單的二元邊界為主旨，憑借一種廣泛比較的全球性眼光，取鑒多元，聽取各方聲音，主編了一本名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眾說紛紜的現代性》的論文集。論文集中匯聚了北美漢學界12位年輕學者的論文成果，從小說、戲劇、電影和文學史等多個視角，探討中國“現代性”的迷思，展現了中國文化生產者所開拓出的與西方經驗所不同、屬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特有的現代性。從該論文集中也可以管窺美國漢學界現代性研究的一些思路。

一、現代性

現代性是一個眾說紛紜的話題，也是一個內涵極其豐富的概念。關于“現代性”的概念，北京大學社會學系謝立中教授曾專門著文《“現代性”及其相關概念詞義辨析》[3]，來一一闡明“現代性”（modernity）及與其密切相關的“現代”（modern）、“現代主義”（modernism）、“現代化”（modernization）等詞的界定問題。謝立中教授在其文章中指出，在西方文獻的實際運用中，這幾個詞的涵義常常是模糊不清，互相混淆的?？梢哉f，“現代性”這一范疇在西方近兩三百年的發展積累過程中，幾乎已經可以用于包含所有的東西。對于究竟什么是“現代性”，研究者們都基于自身的立場和語言背景，而引發出了各自不同的觀點――由此可見，一個統一的定義是不可能的，而且研究者無論側重哪個方面，都會有片面化之嫌疑。

因此，當代學者紛紛開始嘗試從多元的角度解讀現代性，甚至產生了“多元現代性”（mutiplemodernities）這一新概念?！啊F代性’作為一個能包容各種異質因素的觀念，它的使用可以說打破了多年來人們所習以為常的一元論文學史完整圖景，各種差異、悖論、矛盾得以發掘呈現?！盵4]正是因為現代性具有“不斷更新”（continuous renewal）的本質，才能使得“現代”這一概念能夠在歷史發展的連續性中，與“傳統”分裂開來。

然而往往在此類對于現代性的認知中，因為理論本身非一元化的特質，導致“現代性”最終被當成了一種可無限推廣的知識體系，即被稱作是“無邊的現代性”的理論隱憂。在此類研究中，甚至還產生了許多自相矛盾的悖論。例如類似于60年代興起的許多“革命樣板戲”的“現代性”意義，在今天的文學評論中，有批判和“紅色經典”美稱兩種評價并存的諷刺性對比。[5]

故而對于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多元的現代性”的研究到底該如何展開，是一個值得人思索的話題，這也是羅福林論文集所嘗試解決的問題。

二、論文集內容

《中國現當代文學眾說紛紜的現代性》論文集緣起于2000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召開的一次題為“有爭議的現代性：20世紀中國文學的視角”的學術會議。這次會議的不同議題和學術報告都顯示了現當代中國文學研究的一個共同發展趨勢：打破傳統的二元法研究方式，從概念和方法論上重新架構現當代中國文學研究。論文集的核心觀點認為，現當代中國文學研究不應該再被各種傳統的分野所束縛，歷史的宏大敘述和日常經驗的對立，傳統與現代的對立，中國本土與海外僑民的對立，城市和鄉村的分解，性別的區分，社會階級的差異，甚至不同文學體裁之間的區分，所有這些二元分界都是可變、可商榷的，是應該被重新審視的，并意圖探索各種傳統二元分野中的互動和流動性。論文集分為“重寫文學史”，“日常生活的末日啟示錄”和“全球資本下的道德主體”三個部分展開。

作為一本論文集，本書最重要的思想傾向表現在羅福林教授所撰寫的前言及文集選材、編撰上，雖然本書中收錄的所有論文，可能并沒有完全表現出羅福林對中國文學的整體認知和重新整合。但是此論文集的誕生，仍體現了一種具有啟發性、值得繼續的嘗試。尤其是羅福林教授所作的序言，更是對北美漢學界中國文學研究的過去、現狀和未來作出了精彩的論述。

在序言中，羅福林著重強調“現代性”這個詞在1989年之前的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中很少使用，它是個來自于西方的名詞；同時因為受到對西方的推崇，在中國，“現代化”與“西方化”的意義往往不自覺的被等同了。借用愛德華.薩義德的理論，羅福林指出因為本身可以說是一個有東方主義色彩的運動（強調西方文化霸權，認為中國傳統文化落后的慣性思維），以及五四一代相關的理論造成西方漢學界學者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時的特殊心理，形成了雙重“東方主義”[6]的認識局面。因此便產生了這樣一個問題：要如何在全球化的語境中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及其現代性，同時避免將現代性與西方化等同，避免受到西方霸權文化的影響？《中國現當代文學眾說紛紜的現代性》論文集告訴我們，或許應當拓展視角，將文學與中國文化相結合、加以全球化的眼光來進行解讀。例如本部論文集中，各位作者的研究范疇十分多元，無論是現代性理論、研究現象，還是含有現代性因素的文本以及現代性文化（城市、影像、流散文學）都是他們的研究對象。

第一部分的標題是“重寫文學史”，羅福林借用了這個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開始盛行于中國學術界的概念。無論是中國學者還是海外學者，“重寫文學史”的目的都是為了打破以五四文學傳統為正宗的“經典”書寫模式，來重新拷問、思索和發掘那些在歷史書寫過程中長期被忽視、低估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學現象，進而重建動態的文學世界。文學史需要被重新審視，但是該“如何”重寫則是本書關注的重點所在。

在這一部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借用弗洛伊德的“拜物癖”理論，提出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夏志清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起，在美國漢學界所迷戀和依賴的幾個重點大詞匯中，“現代性”是最突出的一個。文學現代性常常被定義為一種始于五四時期的一場與“傳統”的裂變。這些研究往往接納歐洲的理論結構，總是事先假設中國存在一種龐大、并且堅如磐石的中國傳統，然后，再把這一傳統與現代文學相對立起來，而無視中國文學中存在的真實文本。此外，由于是以西方的文學經典為參照系，早期漢學家不得不時常為他們所研究的中國現代文學中充滿“次等作品”而發出嗟嘆，憂國憂民的感嘆中國的偉大作品少之又少。

而楊曉濱（Xiaobin Yang）則是從中國學界對“后現代”這一熱門概念的討論出發，揭示出這類對于中國“后現代”先進性的鼓吹，其實本質上依然是一種對于“現代性”的戲仿和解構，仍體現出一種歷史目的論的舊有觀念。因此，楊曉濱在此后提出用“后毛鄧”理論，來強調中國式的“后現代”在全球“后現代”話語中獨特性。

“重寫文學史”也體現在用顛覆性的視角和理論來挑鷸髁鞴勰睿而女性主義研究就承擔了這一作用。如杜林（Amy D.Dooling）對白薇與文學左派的研究，不僅使那些被公眾和學術遺忘的作者重回歷史的舞臺，也糾正了我們對中國現代婦女的認識。杜林認為以白薇為代表的女作家標志著婦女在20世紀中國社會變革中逐漸發揮作用的開始，因此，她更強調“創作的女性”，而不是“女性的創作”。她的研究強調的是從現代性出發，重新思考，甚至重新定義什么是女性，展示了在男權社會中”新女性”如何形成的過程。梅根?費里（Megan M.Ferry）的論文則闡釋了現代文學是如何借“女性主義”，把女性作家整合到民族、國家話語之中的。鄧津華（Emma J.Teng）則試圖在她的論文中跳出中國內地文學的范圍，在更廣闊的地理觀念上探討什么是“中國文學”，“中國文學”到底是一個政治、文化、語言概念，還是一個種族概念？有“中國性”的中國臺灣、海外華人社會、非中文的華裔文學到底算不算是“中國文學”？她的論文幾乎打破了中國現代文學和新興中國流散文學之間的界限。

所有的作者在本節抵制、解構了那種對于本質主義和專制主義的癡迷，即所謂“中國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經典”、“華人”或“新女性”。這種反本質主義的實現本身，可以說是從某種層面上實現了“重寫文學史”的目標，而不是組建成另一種擁有“另類”外表的現代性。

本書的第二部分從歷史的宏大敘述中拯救對“日常生活”的表現，同時也結合了1989年以來文學創作和日常體驗中所折射的末日感。人們對清末以降文學創作與活動的研究與書寫，常常局限在黑格爾的歷史目的論中，或者過于強調物質基礎的決定作用，重視“大歷史”的書寫，而忽視了個人的、私人的、日常的經驗。在論文集中看來，歷史一樣可以從個體的角度來理解，張恨水、張愛玲等人的創作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對20世紀末小說的研究就體現了這種在現代性中發掘世紀末情懷的意圖，他在“歷史小說”中看到的就是一種歷史的重復性或毀滅性。康開麗（Claire Conceison）的論文則研究了留學生話劇《大流放》新穎、怪異的表現形式，以及導演借助表面膚淺、戲謔的形式所表達的對個人危機和文化沖突的深刻思考。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臺灣電影和戲劇也常常表現歷史大背景下的個體經驗。柏佑銘（Yomi Braester）的論文則探討了賴聲川、蔡明亮和楊德昌電影中的臺北市――與城市一起拆毀的不僅僅是集體意識，更是對身份的毀滅。但另一方面，當公共空間和私人領域的分野消亡，當城市的公共與私人的邊界不再分明時，可滲透性提供了另一形式的重建。與這部分其他幾篇論文相呼應，吳文思（John B.Weinstein）的研究強調李國修和他的“屏風表演班”其實是在以笑和幽默來應對后“解嚴時代”臺灣那些驚人的發展和變化，并再次說明在李國修看似輕松的系列喜劇中，緩緩呈現的其實仍是不可忽略的末日景象。

本書第三部分更進一步表現了對于日常生活和個體行為的關注。這一部分的三篇文章都將個體作為道德與非道德的競技場，關注對那些邊緣化的、不合常規的個體的書寫。在歷史變遷的過程中，個體的選擇可能符合歷史的走向和發展，更可能與歷史的發展相逆；個人對道德價值的認知可能與社會、國家認可的道德價值相左。王玲珍（Lingzhen Wang）的文章探討了20世紀90年代女性作家充滿自傳色彩的創作，認為這一時期的寫作以“消費性”為手段，共同表現了一種重新定義對自我身份的認知、探求自身欲望和主體性的特點。魏若冰（Robin Visser的研究關注在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過程中，都市小說中所展現出的私人與公共領域的倫理道德困惑、變化與暖昧性。桑稟華（Deirdre Sabina Knight）則以個案研究的方式重讀了余華的小說《許三觀賣血記》，從啟蒙和人文主義的視角來審視許三觀的道德困境。

本書的三個部分共同體現了西方漢學界中國現代性研究的多元性，歷史、虛構、民族、流散、性別、情感、日常生活、歷史……的邊界被打破。通過跨界，多重話語在這里對話、融合、共生，有著鮮明的跨文化、跨學科、跨語際交流的特征。在論文集中，為了避免跨界中“無邊的現代性”情況的出現，羅福林和論文作者們選擇使用一個與歷史無關的標題――“文化中國”去將這些離散的現象捆綁在一起。

可以說雖然學術背景、出場語境、問題意識、研究方法等仍存在著差異，但在以對話與交流為主調的當代，打破觀念性、時間性、空間性的自我設限，尋求跨地域、跨科際的學術整合，早已成為一種必須而且可行的研究路向。

《中國現當代文學眾說紛紜的現代性》這一論文集表現了一種新興的現代中國的文化研究景觀的輪廓――一種不再僅僅是補救或補漏的術語定義，而是代之以概念重構，挑戰或顛覆了傳統的假設和框架?？傊?，正如羅福林在前言中所說：“這個會議主要是關于用什么樣的手段來繪制和協定這些邊界，對我來說，這件事本身就是打開這一領域歷史的新一頁。” 雖然論文集中所提及的關于現代性的問題可能尚有很多仍然懸而未決，而且所談論的中國現代文化的源頭也還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但是文集總當前的討論已經為制定了進一步如何解決關于中國文學現代性復雜問題提供了一個重要試金石。

⒖嘉南祝

[1]參考溫儒敏：《談談困擾現代文學研究的幾個問題》，《文學評論》，2007年06期，第110～118頁。文中提及對現代性的“過度闡釋”會導致三個“危險”：一是現代性被當作可無限推廣的知識體系，其理論向度被無休止的夸大和擴展，成了“無邊的現代性”。再者，這類現代性探尋的出發點與歸宿都主要是意識形態批判，文學不過是這種批判的材料或通道。其三，現代性研究中被反復引證的某些基本概念會在不斷重復的論述中定型成新的簡單化的模式，進而束縛對復雜豐富的文學史現象的想象力。

[2]見羅福林《中國現當代文學眾說紛紜的現代性》論文集中第17頁，福格斯所作《現代性的修辭和戀物癖的邏輯》（The Rhetorics of Modernity and the Logics of the Fetish）一文

[3]謝立中：《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05期

[4]溫儒敏：《談談困擾現代文學研究的幾個問題》，《文學評論》，2007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