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中西文化對比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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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語言和文化密不可分，文化教學和語言教學應有機地結合起來。隨著中國經濟和科技的飛速發展，中國和英語國家的跨文化交流日益增多。因此對中西文化差異的了解，有利于培養和提高英語學習者的文化意識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一、對文化的界定

文化或文明是人們作為社會中的一員所擁有的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和其他能力和習慣的統一整體。(Tylor， 1871:123，轉引自陳申，1999)

根據不同的標準，文化可有不同的分類。Allen和Vallette (1977:325)把文化分為“大文化”和“小文化”。“大文化”指一個 民族對文明的所有貢獻如藝術、音樂、文學、建筑、技術、科學發現和哲學等。“小文化”是一個民族總的生活方式，比如他們的語言、風俗、習慣、政治系統等。具體地說就是人們的生活方式舉止行為，包括:人們吃什么，怎樣謀生，組織社會的方法，對朋友及家庭成員的態度，在不同情境下的行為，表達同意和不同意的語句，必須遵守的制度等。

二、文化教學的孟要性

長期以來，文化教學在高中英語教學中未得到足夠的重視。很多教師認為只要學生學好語法詞匯等知識就能在高考中取得較高分數。因此高中英語教學基本是以應試為主導而文化滲透受到一定程度的忽視。總結其原因如下:(一)英語教師認為他們沒有充足的時間在完成語言知識傳授的同時再向學生傳授文化知識。(二)教師缺少合適的文化教學資料，他們認為自己對西方文化了解得不透徹而且缺少有效的文化教學方法。(三)學生認為文化知識的學習是浪費時間，他們更愿意把時間用于英語語言知識的學習。

然而，高考中亦不乏對學生文化知識及跨文化能力的檢測，日常生活中也屢見因相關文化的不熟悉導致交際失敗的例子。這就提醒我們在英語教學中不能僅局限于語音、詞匯、句法、語法等的教授，還要輔以文化教學，因為“語言教學中的文化不是與聽、說、讀、寫并列的第五種技能。語言與文化是密不可分的。"(Kramsch ，1993:217)

高中英語課程標準提出高中生應熟悉我國社會生活，能用英語介紹祖國文化(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3)教師應把增強學生的文化意識作為一項重要任務，通過顯性教學活動、隱性影響和中西文化對比增強學生的文化意識(Chen， Wang &Cheng， 2004:46)

三、中西文化對比的孟要性

不同民族由于不同的歷史背景、環境、政治制度、習俗及價值觀而導致不同的文化特征。保菲，2007:48)而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障礙大多來自于對目標文化和母語文化間差異的不了解。(劉長江，2003:18)

鄧炎昌、劉潤清(1989:2)指出“由于文化差異，嚴肅的問題可能會引起哄堂大笑;無惡意的話可能會造成不愉快;外國人說的笑話可能會使我們不知所云。”張曉燕(2003:33)認為外國人可以原諒中國人語音、句法等方面出錯卻不能容忍其文化交際錯誤。比如，中國人習慣上問的“你吃飯了嗎?”，“干什么去呀?，”“你多大了?，”“結婚了嗎?”等問題。會使西方人感覺個人隱私受到侵犯。 因此“增強高中學生對目標文化和母語文化的理解是極其重要的，因為青少年時期是對于不同文化群體進行理解認同的最有效的時期。"(Robinson，1985:48)

四、中西文化對比的方法

近年來，中外許多語言學家和教師就文化教學的策略作了研究，提出諸如“文化膠囊”、“文化申”、“文化同化”、“文化插曲”、“文化島”等方法。

本研究采用中西文化對比的方法對某中學高一兩個班(控制班和實驗班)進行了研究。控制班沿用任務型教學法，實驗班采用中西文化對比方法和任務型教學法。并運用測試、問卷調查、課內外觀察等方式收集數據。

兩種文化對比的方法如下:

(一)對教材中出現的相關文化內容進行中西對比。

比如第五單元涉及電影，筆者為學生放映了《一個都不能少》、《英雄》、《夜宴》、《天下無賊》、《侏羅紀公園》、《大白鱉》等中外電影。同時組織學生對張藝謀、馮小剛、Steven Spielberg}成龍、章子怡、劉德華、Meryl Streep .Keanu Reeves等中外導演和演員進行了比較和討論。

第十二單元涉及文學藝術，筆者引導學生就達芬奇、樊高、畢加索、齊白石、徐悲鴻等中外著名畫家的人生經歷、著名作品及繪畫風格等進行了比較與對比。

總體來說，中西文化對比的方法主要用于新單元的導人并與學生日常生活密切結合。其宗旨是激發學生的英語學習興趣，增強其藝術鑒賞力，增強其民族自豪感和跨文化意識。

(二)每兩周進行一次中西文化對比講座。

內容主要包括中西詞匯、習語、習俗的比較。其宗旨是提高學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使其能更好地與說英語國家的人們交流。

(三)為學生放映中外名著名片。

如《亂世佳人》、《出水芙蓉》、《魂斷藍橋》、《泰坦尼克號》、《羅密歐與朱麗葉》、《卡薩布蘭卡》、《哈里波特》、《與狼共舞》等。其宗旨是向學生呈現直觀的中西文化材料，強化其對中西文化差異的理解。Herbert (1989:582)指出“適當選擇使用電影錄象，能潛在地提供目標語言及文化的深層知識，這僅次于與目標語言使用者進行面對面的交流。”

篇(2)

論文關鍵詞：大學英語教學；語言習得；中國文化；西方文化；平衡與對等

一、引言

美國語言學家EdwardSapir(2002)曾經說過：“語言的背后是有東西的，而且語言不能離開文化而存在。”英語作為西方語言的代表，帶著國際語言的通行證，乘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東風，向著東方古老國度長驅直人，一路卷著“英語熱”的狂潮，源源不斷地將西方文化輸送到了中國，并以語言所特有的穿透力給中國的民族語言與文化注入了異族成份。

如今，英語及其所承載的西方文化已滲透到了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給漢語語言的使用及中國人的行為習慣帶來重大變革。今天的中國人，可以身著西式服裝，手捧代表愛情的玫瑰，在情人節(SaintValentine’Sday)的派對(pany)上向情侶表達愛意。

在親朋好友的生日宴會上，人們吃著具有西方色彩的西式蛋糕，唱著西方傳統的生日歌(HappyBirth—daytoYou)，沒有了壽桃、壽糕和壽面，看不出一絲中國式生日的痕跡。更令中國古人難以預料的是，中華民族延續了數千年的“紅白喜事”風俗，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響現已今非昔比，面目全非。人們已不再遵循紅與白的界律，而紛紛效仿西式婚喪嫁娶的風俗。可見，西方文化的入侵已對中國傳統文化帶來巨大沖擊，如果這樣發展下去，我國的傳統民族文化將面臨極大危險，甚至有被完全異化的可能。當然，造成這一危險局面的因素很多，而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就是作為“英語熱”狂潮的弄潮兒——大學英語教學。

二、大學英語教學中的“親西方"文化現象

大學英語教學是我國英語語言技能習得的一個最為重要的平臺。現階段，我國各大專院校針對各專業的本科生、研究生所開設的英語課程主要包括：精讀、泛讀、聽力、口語、寫作、翻譯、英美文學、英美概況等。雖然這些課程的設置主要是以語言習得為標準，以培養學生的英語綜合應用能力為目的(參見《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2007)，但課程中充斥著大量反映西方風土人情、傳統習慣、思想道德、價值觀念等的各類語言材料，而與中國有關，反映中國文化的英語資料可謂鳳毛麟角。不僅如此，為提高英語學習效率，廣大英語教學工作者在教學實踐中不斷增加對西方社會與文化的宣傳介紹。楊杰瑛(2003)在其《大學英語教學的文化導人》，就從語言學習的角度，提倡在英語教學中加強西方文化的宣傳教育。林汝昌先生(1996)就大學英語教學中的文化因素提出文化導人分三層推進的文化教學思想：(1)講授目的語的語言結構知識，消除外語學習中影響理解和使用的文化障礙，重點是導人有關詞匯的文化因素和有關課文內容的文化背景知識；(2)較為系統地導入相關的文化知識，根據每篇課文或每冊書的內容，歸納出能涵蓋課文或全書內容的文化框架；(3)導人更為廣泛的文化容，包括一個民族的歷史與哲學傳統，即綜合與概括一種文化的社會模式及其價值體系的文化表現形式。可見，為了全面準確獲取英語語言技能，我國英語界已把大學英語教學中的西方文化導人提到了極高的意識日程，并在研究與教學中付諸實踐，這在無形中為英語語言傳播西方文化又開啟了一道方便之門，使得西方文化的強勢地位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和加強，進而將擁有五千年悠久歷史的中國文化推向了弱勢邊緣。

當然，語言與文化互為一體，相輔相成。英語教學不可能游離于文化之外，2004年初頒布的《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試行)(后文簡稱《課程要求》)在“課程設置”中說明：“大學英語課程不僅是一門語言基礎知識課程，也是拓寬知識，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質教育課程”。但是大學英語教學實踐如果只放在以單一西方文化構建的語境中進行，那么，根據文化遷移理論(陳莉萍，2001)，中國大學生的本族文化特質將遭到西方強勢文化的侵蝕與同化，并在英語學習實踐中趨附“親西方”的文化傾向。

“親西方”的文化傾向對中國大學生傳統民族價值觀的培養十分不利。眾所周知，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民族自豪感，當我們看到指代中國航天員的英語詞匯“taikonaut”出現在西方媒體時，我們感到無比的自豪。當聽到有關北京奧運會的英語報導時，我們同樣感受到了祖國的偉大。然而，這些有關中國及中國文化的語言資料在現今大學英語教學中嚴重缺失，致使積壓在中國學生心底的傳統文化沉積和火熱愛國熱情，在英語習得過程中，無從展示和表達而表現出異常壓抑與郁悶。當看到《新編大學英語》(第四冊)中由美國球星卡爾-馬龍(KarlMa—lone)描寫的文章AthletesShouldBeRoleModels時，對其中所提及的令許多中國球迷耳熟能詳的大牌球星，如查爾斯·巴克利(CharlesBarkley)和邁克爾·喬丹(MichaelJordan)等，我們除了對其報以崇敬與羨慕外，一種本能的民族自豪感卻在每一個中國讀者的心底隱隱作痛。中國也不乏星級的體育明星，姚明、劉翔、李寧、鄧亞萍等等，這些令中國人感到光榮的明星盡在眼前，關于他們的英語資料也唾手可得，可為什么在中國大學英語教材中卻無從查找?一個既不是學者也不是專家的普通美國球星所寫的普通文章，在中國卻被作為經典帶人大學英語課堂，讓中國大學生字斟句酌地拜讀，品味美國人的光輝與榮耀，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大學英語教學的悲哀。

面對西方文化的強大攻勢，一方面，從事語言習得的中國大學生為數眾多，可塑性強，對新思想新文化容易接受；另一方面，廣大在校大學生，身為國家棟梁之才，將來既是從事中西文化交流的主力軍，也是引領中國主流文化的先行者，同時還肩負著傳承中國文化的歷史使命。當這些未來的治國先鋒站在國門與西方進行對話，交流中一味追捧西方文化，而對中國文化卻知之甚少，無從談及，這將是每個中國人所不愿期待的一幕。可見，大學英語教學中存在的“親西方”文化導向已給當代大學生的傳統民族觀念以及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

三、中西文化對等交流教學模式的建立

根據《課程要求》，大學英語的目標突出了學生綜合應用能力的培養，強調了語言的交際功能，即英語教學應最終服務于學生的語言交際，而文化交流是語言交際的一個重要方面，正如《新編大學英語》(第4冊，2005)前言所稱：“語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傳播文化最有效的媒介，而且思想文化的交流是雙向的。因此，在讓學生了解英語國家文化的同時，還要培養他們表達、傳播本國文化的能力。”

據此，在學生英語語言交際中，中西文化間應保持對等關系，即二者的含量及地位相等，如用數字表示，應是1：1的比例，而且這一平衡比例應落實到大學英語教學的各個環節。

(一)教材

在我國的大學英語教學中，(程曉堂，2002)“教材是開展教學和實現教學目標的重要依據。”什么樣的教材最適合我國的大學英語教學以及如何編寫科學適用的大學英語教材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焦點之一。根據《課程要求》(2004)，“大學英語的教學目標是培養學生的英語綜合應用能力”，這也是我國目前大學英語教材編寫的重要理論依據。據此，我國近年出版了大量關于英語專業和非專業的英語教材。針對非英語專業的廣大學生，目前各大專院校普遍使用的教材包括《新編大學英語》、《新視野大學英語》、《21世紀大學英語》、《大學英語》(全新版)等。如果從傳授語言技能角度來看，這些無疑都是深受普遍歡迎的好教材。但從文化視角來看，上述教材普遍存在中西文化比例失調的嚴重問題。筆者對現行最具影響力的三套大學英語教材進行了統計，發現其中所含中國元素與中國文化的比例非常小，參見下表：

上表顯示，三大英語教材中，中國元素的缺失情況相當嚴重，各類教材所承載的語言內容大都源自英美國家，體現的是西方文化，而作為大學英語教學活動的主要參與者——中國大學生，代表的是中國文化，兩個代表不同文化的教學主體在實踐中相遇，并發生碰撞，由于教材中國元素的缺失，以及學生特殊成長階段的可塑性心理，致使西方文化隨同英語語言一起傳輸給中國大學生，隨著學生語言技能的不斷提高，處于強勢地位的西方文化必將對學生的本族文化產生遷移作用，并對后者帶來巨大影響。

因此，為了保持語言習得和文化傳承間的平衡關系，以及中西文化雙向交流的對等地位，大學英語教材應按相應比例增加以中國文化為背景的英語語言材料，正如(1997)所言：“首先要認識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觸的多種文化，才有條件在這個已經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世界里確立自己的位置。”

(二)課堂教學

目前，課堂教學依然是我國大學英語教學的主要手段。由于所用教材中國元素的嚴重缺失，大學英語課堂教學也存在明顯“親西方”的不良現象。課文背景知識、作者簡介、詞語講解等無不圍繞西方文化而進行。教師作為英語課堂教學的組織者和指導者，如果只以傳授目的語的語言技能為己任，缺乏培養學生語言文化雙向對等交際能力的文化意識，勢必在課堂教學中陷入“一心只圍西方轉”的尷尬境地，并給學生的民族文化意識帶來不良影響。為改變英語教師只顧目的語語言技能傳授而不顧本族文化的傳承與保護的現狀，大學英語教學相關部門及任課教師應按中西文化平衡比例調整和改造目前大學英語課堂教學模式。

1．相關知識補充

在大學英語教學中，相關知識補充是各類英語課堂教學中的一個重要環節。顧名思義，相關知識補充指的是補充與課文相關的額外知識。目前，由于大學英語教師偏重語言技能的傳授以及英語教材中的“親西方”文化傾向，英語課堂教學中的相關知識補充或限于語言知識的增加，或限于文章作者生平簡介以及與課文內容相關的社會背景介紹。尤其是后兩類的相關知識補充，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英語教學的西方文化內容含量，使得大學英語教學中西文化比例失衡情況更為嚴重。

實際上，相關知識補充，作為一種重要的教學手段，如果利用得當，是調整大學英語教學中中西文化比例失調的一劑良藥。針對大學英語教材中語言資料的西方化特征，任課教師可就文章主題、內容情節、歷史背景、語言結構等，通過對比法、文化旁白和同化法等(楊杰瑛，2001)，按一定比例，增加中國文化背景下的相關知識，以求得課堂教學中的中西文化比例平衡。

2．中西角色交流．

中西角色交流主要適用于由外籍英語教師執教的大學英語課堂教學。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以及“英語熱”的持續升溫，越來越多的外籍教師來到中國執教，他們的到來一方面豐富了我國大學英語教學模式，為中國學生帶來了地道、原版的英語語言，極大方便了中國學生的英語習得。另一方面，來自英美的外籍教師，作為西方文化的重要傳播者，在教授英語語言技能的同時，也在無意中向中國學生傳播著西方文化。目前，由于教學雙方文化意識的缺失，英語課堂教學中的師生交流是在單一文化語境中進行，致使外籍教師借助西式語言資料向中國學生傳遞來自西方的文化信息和基于西方人的價值觀念。

為改變這一現狀，由英美外籍教師執教的大學英語課堂教學必須從文化層面，按對等平衡原則組織設計課堂教學環節，其中，中西角色交流是實現這一教學目標的一個較為科學的教學模式。具體來說，就是在英語課堂教學中，代表中西不同文化的教學雙方，以語言技能實踐方式進行現場文化交流與對話。假如課堂教學的主題是西方節日，那么外籍教師就可被視作了解西方節日的專家，中國學生便可通過課堂語言交流方式從其身上學習掌握有關西方節日的各種知識，而外籍教師也可把中國學生看作精通中國節日的專家學者，在課堂語言交際中向其了解中國節日的相關知識。這樣一來，雖然課堂教學中的語言材料飽含西方文化特征，但作為課堂教學重要組成部分的師生語言交際卻涉及了濃郁的中國文化，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英語課堂教學中國元素的不足，進而達到大學英語課堂教學中西文化的平衡與對等。

篇(3)

摘要：

許多學者對英語教學中的文化導入做出過研究，表明文化教學與語言教學的關系密不可分。文章首先論述了文化教學對高職英語專業學生的重要性，然后對高職跨文化交際課堂的教學提出了一些具體的做法和建議。

關鍵詞：

跨文化交際；教學方法；高職教育

2007年，教育部頒發的《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提出，大學英語除了是門語言基礎課程以外，也應是拓寬知識、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質教育課程，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因此，大學英語課程設計也應充分考慮培養學生的文化素質和對其傳授國際文化知識。但是，我國大學英語專業文化教學仍然“沒有可以依據的完整的文化教學大綱”[1]，對于英語課堂中文化因素的教學模式和教學方法討論尚在宏觀層面。本文旨在分析文化教學對高職英語專業學生的重要性以及根據高職學生的特點，提出跨文化交際課堂教學中一些具體可行的方法。

1文化教學對高職英語專業學生的重要性

當今的高職英語專業學生，大多是從初中甚至小學就開始學習英語，掌握了一定的詞匯、語法知識，足夠完成日常英語對話。但是，當學生用英語與外國人溝通時，常常不知所措，不能進行有效的交流。究其原因，正如張友平指出：“外語學習到了一定程度，其主要障礙已不在語言本身，而在于學習者對目的語和母語的社會文化知識的了解程度，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對兩種文化差異的熟稔與思辨。”[2]英語對高職學生來說更多的是作為一種溝通工具，而對英語文化內涵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高職學生能否利用英語進行無障礙交流。

1.1語言與文化語言與文化密不可分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能夠記錄和反映文化；文化也在方方面面影響和塑造著語言。Nieto指出：“語言深深地植根于文化之中，同時也是文化的一部分。”[3]同樣，Samarar也提出語言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4]。他們相信，文化與語言不可分割且相互依存。“語言表達和象征著文化，是文化現實的形象體現。”[5]因此，語言與文化是共生關系，語言學習者在二語習得過程中必定會面對目的語文化問題，而外語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也必定會觸及到文化因素。在教學中，文化通常被分為兩類：根據LEE[6]的定義，較為明顯的文化因素如節日、習俗、歷史、地理等被稱為CulturewithaBigC；而隱含在外露文化現象下的因素如信仰、價值觀、社會規范等則被稱為CulturewithaSmallC。這種分類的好處是簡單直接，易于理解，符合高職學生的認知水平，利于教師在課堂上開展教學活動。

1.2學習需求和興趣

不同于本科英語專業人才培養模式，高職英語教育重視英語與職業行業的結合，培養復合型外語人才。英語作為交流工具應用到商務、外貿、展會等行業中，一旦學生對英語文化內涵理解不足，容易造成溝通上的偏差和誤會，影響業務的開展和完成。因此，從人才培養和與職業接軌的角度看，加強高職學生的英語文化教學十分必要。另外，興趣是重要的學習動機。據調查發現，學生普遍認識到文化知識對英語學習的重要性，對西方文化的興趣十分濃厚[7]。而且學生對關于西方國家政治、地理、節日風俗等文化知識顯示出極大熱情，報讀相關選修課的學生人數也常超出預期。可見，高職學生不僅在工作、學習層面需要英語文化知識，在情感上也十分愿意學習相關內容。

2跨文化交際課堂中的教學方法

由于文化的定義過于廣泛抽象，英語學習過程中又缺乏良好的語言和文化氛圍，在實際課堂上，文化教學給教師帶來了一定的難度。以下幾種方法具體可行，能激發學生的學習。

2.1適度引入文化理論

文化的內涵十分廣泛，其中很大一部分內容屬于抽象概念。在講授、分析和討論文化現象和知識時，需要借助一定的工具，而一些學者對文化的闡述和理論則正好可以給文化教學提供幫助。如有關“冰山理論”的文化：位于水面上的冰山可以看作語言、食物、服飾等明顯可見的文化范疇，只占文化的一小部分；而位于水面下的冰山則表示意見、態度、價值觀、行為準則等隱含的文化因素，占文化的極大部分且更為根本及重要[8]。這一理論使學生對文化有更為感性直觀的認識，也明白到中西方文化在生活習慣、節慶習俗、行為方式上的不同來源于不同的價值觀、世界觀，有利于學生提高跨文化意識。另外，Hofstede的文化維度理論：1）權利距離；2）個體/集體主義；3）男性化/女性化社會；4）不確定規避；5）長期/短期導向也是幫助我們分析、探討文化現象和文化因素的工具。值得注意的是，引入文化理論的目的在于幫助我們利用一定的標準去分析、探討和研究文化知識，因此，應結合高職學生的理解水平，選取較為簡單直接、易于理解的文化理論，使文化講解更為直觀具體。

2.2善于利用圖像、影視作品

視聽結合教學方法能有效提升教學效果，而事實也證明，圖像和影視作品較能給予學生感性認識，激發其學習愿望。例如，在講解中西方行為習慣和思維模式差異時，可給學生展示組圖“一個德國人眼中的中西文化差異”。組圖顯示出中西方文化對待不同問題的不同看法。例如，對待天氣，西方人偏愛晴天，而晴雨天氣對東方人的心情影響不大。又如，在孩子教育問題上，西方人傾向于把孩子看作一個獨立個體，而東方人則偏向以孩子為中心，等等。然后再針對這些對比，提出問題，引導學生進行反思、討論及發表個人看法。再有，在講授非言語交際時，可選取電視劇“LietoMe”某些片段，讓學生感受中西方在面部表情和肢體語言上表達的異同。還有，涉及西方餐桌禮儀時，可截取電視劇“DowntonAbbey”中某些場景進行講解。雖然這一教學方法應用廣泛，但若想獲得理想的教學效果，需要教師花費頗多精力選取材料和設計教學步驟：首先，在教學前應對材料進行精心篩選和截取，務求選取能合理貼切、客觀直接地闡明文化知識的內容；其次，應該控制影視作品播放的時長，始終帶領學生把焦點放在將要講授的文化知識上；再次，課前還需對教學過程進行合理的設計，巧妙地引導、組織學生進行自主性、探究性學習；最后，在課后，教師還應根據學生的反饋重新審視所選的圖像或影視作品，并及時調整教學步驟或方法。

2.3中西文化對比與反思

能夠正確認識中國文化是成功學習英語文化的重要前提。如果要提高學生跨文化交際意識，首先要讓學生對自身文化進行深刻了解和反思，再將其與西方文化進行對比。學生長期處于中國文化之中，難免會忽視身邊的文化現象。對此，教師應適時指出并幫助學生進行總結與反思。例如，在講授美國核心價值觀individualism（個人主義）時，可先指出與之相對應的中國傳統價值觀col-lectivism（集體主義）,并引導學生羅列出生活中常見的能體現集體主義的例子，然后與individualism作比較，最后再幫助學生找出中西價值觀差異在歷史、地緣、政治等方面出現的原因。熟知中西文化差異的表象并了解差異出現原因對培養跨文化交際意識尤為重要。當文化敏感性提高了，學生在遇到跨文化交際沖突時，便能迅速根據目標語文化習慣采取相應的交際策略，完成交際任務。另外，在課堂教學中，還可采取更多其他的教學手段。在碰到西方典型文化詞匯（如：sin,apple,yuppies等）或意象詞匯（如：owl,bluebird,bat等）時，可對其進行講解和分析。例如，sin（原罪）就是一個有宗教內涵的詞匯。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影響頗深，而“原罪說”則是基督教重要教義之一。通過給學生解析原罪的含義、構成和對西方文化思想的影響，能使學生對西方文化及其根源有進一步的了解。又如，bat（蝙蝠）這一意象在中西文化中的象征相差甚遠。在中國，由于“蝠”與“福”同音，所以在很多的建筑、雕刻、畫像、刺繡等都出現蝙蝠的形象，代表著幸福。但是，在西方，蝙蝠被認為是吸血鬼的化身，象征著神秘陰森、邪惡等。通過對文化詞匯和典型意象的講解，學生在讀懂字面意義的同時，更能夠體會字里行間的言外之意，加深理解。還有，教師可給學生展現跨文化交際案例，如跨國公司廣告、由價值觀各異引起的交際沖突、肢體語言造成的理解有誤等，引導學生分析例子、歸納交際成功或失敗的原因、挖掘交際失敗的深層理由，進而提高學生的跨文化意識，培養跨文化交際技巧。再者，還可組織學生對英語經典名著賞析、扮演和改編，一方面加深學生對西方文化的了解，另一方面引導學生進行中西文化對比，寓教于樂。

3結語

總之，高職跨文化交際教學應從學科特點、學生需求和興趣出發，在介紹文化現象的同時，利用相關理論、影視作品等手段，較為客觀地展示其背后的深層文化內涵，讓學生了解隱含在外露文化現象背后的行為準則、價值觀、世界觀等，使學生“知其然”，還“知其所以然”。另外，教學過程中，我們還應幫助學生加深對本土、本國文化的了解，進而對中西文化進行對比、歸納、總結和反思，提升學生的人文素養，培養跨文化意識和提高跨文化交際能力。

參考文獻：

[1]呂文麗，李曉紅.高校英語語言文化教學的問題及其解決途徑[J].河北聯合大學學報，2014(2):136-140.

[2]張友平.對語言教學與文化教學的再認識[J].外語界，2003(03):41-48.

篇(4)

關鍵詞：設計； 文化； 思維； 差異

2012年6月8日，倫敦奧運組委會公布了倫敦奧運會火炬的設計，引起社會各界特別是設計界的廣泛關注，人們很容易將該火炬與08年北京奧運會的祥云火炬進行對比，兩者風格迥異，體現了完全不同的設計風格。奧運會對一個國家來說是一個幾十年甚至上百年難逢的重要的盛會，而奧運火炬又作為一屆奧運會的一個象征，深受重視，因而我認為奧運火炬是最能夠體現一個國家的設計風格的工業產品、藝術品。接下來我就通過對Barberosgerby奧運火炬和祥云奧運火炬設計風格的比較來粗略的談一下中西文化及思維方式對各自國家工業設計風格的影響。

12年倫敦奧運火炬―Barberosgerby，火炬形狀是易讓人牢牢握住的三棱形狀，金色代表了奧運圣火的光芒照耀著大地。火炬造型時尚現代流線型強，設計元素簡單但卻獨特。08年北京奧運會的祥云火炬，祥云火炬創意靈感來自“淵源共生，和諧共融”的“祥云”圖案。祥云的文化概念在中國具有上千年的時間跨度，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國文化符號。火炬上下比例均勻分割，祥云圖案和立體浮雕式的工藝設計使整個火炬高雅華麗、內涵厚重。無論從整體設計風格上的形狀，顏色，紋飾還是寓意元素的運用，兩個火炬都是截然不同的設計風格，非常突出地體現了中西當代設計風格的一個差異，我認為是中西各自的文化下，產生了不同的思維方式以及對事物的認知，從而影響了人們在工業設計這一門類的不同見解。

首先，我們可以看出祥云火炬的設計突出體現了中國的傳統文化，而又不乏現代感。相對于祥云火炬，倫敦奧運火炬―Barberosgerby體現的英國傳統元素較少，多體現一種現代感。這種對待傳統元素運用的差異的原因我認為這是由于兩個國家不同的文化性質造成的。從文化上來講，中國是高語境文化的代表，而英國相對于中國是低語境的文化。這兩種文化的差異形成的一個原因就是兩國的歷史，中國用兩千多年的悠久歷史，而英國相對于中國歷史文化積淀較少。正因為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從而決定了中國人對自己歷史文化的重視，這種特殊的重視體現在當代設計上就是對傳統元素的運用，中國人希望弘揚歷史文化，借助產品設計來體現歷史，體現傳統。而西方等國家，注重未來，這點我們從電影電視劇中也能有所感覺，西方的電影很多都是反應未來的生活，而我國的電影歷史劇很多。由于這種認識的不同導致西方國家在設計上現代感甚至是未來感特強，而中國在設計上運用傳統元素比較多。而中國文化的兼容性，決定了中國的文化并不排斥外來文化，而是從實際出發，根據自身情況加以吸收和創造，使之更好地融入本民族的文化體系之中，因而我們看到祥云火炬并不是一味的使用傳統元素，而是在現代的設計中糅合傳統元素，是兩者達到一種統一，甚至升華。

人們的行為習慣是由他們的思維方式所決定的，而一個民族的思維方式是受各自的文化深刻影響的。中西方有著各自的歷史文化，因而對各自人民的思維方式，行為習慣，觀察問題的角度等造成了不同的影響。在工業設計中，中西設計師在解決同一個問題，做同一類設計時，考慮問題的方式及切入點是不同的，這種不同，也產生了不同的產品設計。一個比較明顯的區別就是中國的設計師的切入點往往是感性的，類比的，甚至是一種比喻式的手法，習慣將設計賦予一定的寓意，使之具有一定的象征意義。比如祥云火炬的設計就是運用了紙卷軸這一造型元素，使造型上具有紙卷軸的特征，讓人們能夠聯想到紙卷軸這一事物，從而體現中國悠久的歷史以及過去輝煌的技術。這種設計思路有利于賦予產品一定的寓意，增加賣點，但也造成了一定的不好的影響，某些設計只追求形態上的寓意而忽視了與產品本身特點的聯系，是我國的設計普遍出現一種雜亂，低水平的局面。而在西方設計中，切入點較為理性，邏輯性比較強，而不會過多考慮這種寓意性。產生這種差異的原因就是不同的文化，而文化的差異很重要是語言文字的差異，從文字上來看，中國人使用的文字是象形的，比如說甲骨文，是用圖形，畫來代表事物，而西方使用的文字是抽象的符號，用一組抽象的符號來表示某件事物，這種文字的差異對人們的思維方式造成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中國人思維方式較為理性，對事物更喜歡用可視化的方式進行表達，而西方人較為理性，對待事物更為理性，解決問題時邏輯性比較強，講究合理性，而中國人多靠自己感覺來。這也同時影響了中西方科學技術的發展，中國的科技起步很早，但是發展緩慢，這是由于中國人在發現并解決問題時講究一種經驗性，不過多考慮背后所藏的原因。而西方，解決問題時邏輯性強，多樂于用抽象的思維來解決問題，用理論來證明經驗的可行性，這導致了西方的科技突飛猛進，而中國一直滯后。因此我們可以看出不同的思維方式導致人們在設計上的很大的差異。中國的文化講究中庸，較為保守含蓄，講究和諧。而西方的文化略帶侵略性，較為進取，尋求個性的發展，張揚自信。這種文化差異中西方的設計也造成了很大的影響，西方的設計較為大膽，創新，講究個性，造型上也很有特色，流線型造型突出。由于我國文化講究靜，而西方講究動，我國的設計很多都體現一種沉靜的感覺，而西方的設計風格上，動感，力量感很強。

隨著設計的不斷發展，文化也不斷于設計融合，各個國家對設計的深入思考，以及對自己文化的合理運用，形成了他們國家設計的強大競爭力。所以，我認為在設計中應體現自己國家文化的精神，并通過工業產品將文化影響、傳播到全世界。我們需要通過我們的努力使我們設計的產品不僅有創意，還具有我國的獨特的文化風格，從而形成較強的設計競爭力，向設計強國邁進，不再淪為一些國外大企業集團的產品加工廠。真正擺脫中國制造，實現中國創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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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湯志堅等. 《世界經典產品設計》.湖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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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目前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第一,學生對西方歷史知識的掌握古今不均衡,高中世界歷史的學習內容主要從文藝復興開始,西方文化概論課不是歷史課,但是離不開歷史知識的基礎,學生對于西方古代史和中世紀的歷史知識存在著較大缺口,造成教學效率較低;

    第二,從上古時期到當下,西方文化概論課程內容涉及的時間跨度長;“西”的概念指向多個民族國家,課程內容涉及的地域跨度大;“文化”既包括精神層面又包括物質層面,知識體系龐大,教學內容涉及的知識面廣,造成了教學內容的取舍困難;

    第三,傳統教學模式對學生的影響較大,學生的自主學習性不強,教師的教學方法單一,導致教學和學習效果均不理想。

    2 教學目標的確定

    對外漢語專業西方文化概論課的教學目標是立足于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從事中外文化交流,培養學生運用西方文化知識與和中國文化進行對比,了解西方思維模式、文化特征與中國文化的不同,消除民族間的文化隔閡和差異,更好地進行漢語教學。

    第一,全面掌握西方文化的知識體系,包括體制的演變、宗教、科技、教育、哲學和文學等各方面的發展和特點;

    第二,在了解西方思維模式的基礎上,在從事對外漢語教學活動中有針對性地選擇教學方法運用到漢語文化、漢語語言的教學中;

    第三,在了解西方文化的基礎上,在對外漢語教學中避免文化沖突,更好地傳播中國語言和傳統文化;

    第四,掌握文化研究的方法和思路,中西文化對比和交流的基本技能,提升跨文化交際的能力。

    3 教學內容的選擇

    目前,西方文化概論課程的教學總課時為36課時,如何在有限的課時內實現教學目標,對教學內容的選擇顯得尤為重要。

    3.1 本體知識

    搭建面向對外漢語教學的西方文化概論的知識體系,包括:西方文化產生的歷史背景、地理環境;西方文化發展歷史階段的分期與發展進程;西方的宗教信仰、社會生產與生活狀況、科學技術、教育、政治經濟與國家制度、文學藝術等相關方面的分析;通過對西方文化的系統學習和研究,揭示西方文化的本質特征和文化精神;強調以理性分析的方式來把握西方文化變化的規律,把握西方文化概論這一學科基本原理的分析闡釋方法。

    3.2 能力

    高級應用型人才的培養對能力培養極其重視,在西方文化概論課程的教學中可以側重從三個方面來培養學生的能力:第一,文化研究的能力,學生在對文化知識體系充分了解的基礎上,培養學生對文化現象的關注度和敏銳度,能夠從多個角度對文化現象進行剖析和探究,找尋其本質和規律。第二,文化教學的能力,語言教學即文化教學,對外漢語教學過程中文化教學是必不可少的,通過西方文化概論課程的學習,把握西方文化本質、西方思維特征的前提下,在今后實際的教學過程中,能夠恰當地進行文化導入、文化滲透和文化傳播。第三,跨文化交際能力,主要通過中西文化對比來實現,跨文化對比可以加深學生對中西兩種文化之間差異的理解,并激發他們去了解產生這一差異的社會歷史背景和原因,從而使他們獲得跨文化交際的文化敏感性,增強跨文化意識,便于中西交流和教學。

    4 教學方式的改革

    4.1 自主學習與教師講授相結合

    西方文化概論的本體知識教學要突破以往傳統的以教師講授為主的方式,學生自主性的發揮往往只是通過教師提問、學生回答的單一方式來進行。教師要通過多種方式培養和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就某些教學內容簡單、學生熟悉的章節可以安排學生自學,教師只是指出該部分的知識要點、重點和難點,課上課下給予學生答疑。另外,可以通過網絡平臺,給予學生自主學習的機會,比如提供學生武漢大學西方文化概論的精品課程網站;針對每個章節,根據學生的知識儲備情況,提供課前預習知識;根據學生課堂上的學習情況和知識點的掌握情況,提供課下鞏固和拓展知識。

    4.2 開展專題介紹和討論

    西方文化概論課程的教學內容安排是遵循時間線索、分歷史階段來展開講授的,突出的是階段性特點,缺乏對宗教、科技、哲學等專門文化領域進行全面縱向的總結和歸納,缺乏對各文化領域的橫向對比;因此,教師可以開設西方宗教、西方科技、西方哲學、西方教育等多個專題,將學生分成多個小組,以小組為單位各選一個專題進行研究,通過資料收集、整理、分析和總結,撰寫報告,最后再全部展開討論。

    4.3 強調中西文化對比

    對外漢語專業學習西方文化的最終目的,在于“知己知彼”,通過“知彼”更好地“知己”,從而減少和消除對外漢語教學中由于文化差異引起的隔閡和沖突,更有利地推動對外漢語語言和文化教學。在西方文化概論的課程教學中,要引導學生將西方文化的知識點與相關的中國文化進行對比,鼓勵學生從中發現規律和特點。

    5 課程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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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動物詞匯;翻譯;文化差異

中圖分類號:H315.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949X(2009)-12-0038-002

動物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產生深刻的影響,常常被人們用來寄托和表達感情,賦有一定的文化內涵。由于歷史發展的相似性和人類認知心理的趨同性,中西方對某種動物的突出特征往往有著驚人的共識,從而對一些動物產生相同或相似的聯想,在翻譯上也是相同的。由不同生活的地域性和生活習慣等,中英文兩種語言中的動物

寓意的不同也給翻譯帶來了障礙。

一、動物詞匯與文化意義

廖光蓉在《外國語研究》中提出動物詞產生文化意義的基礎有三點:一是動物的外貌、生理、心理、性格、行為、習慣、作用等特征;二是民族的文化內容、文化傳統和文化心理,包括神話、宗教、傳說、歷史、文學、藝術、語言、地理環境、風俗習慣、倫理道德、思維方式等;三是聯想, 聯想是指把動物和另一事物聯系起來,而民族的文化傳統,特別是文化心理對于聯想的產生起著潛在然而也是重要的激發和引導作用。沒有聯想的作用,就不可能有詞義的引申。“詞義的聯想和文化意象(cultural image) 實際上屬于文化信息差異(cultural information gap) ,具體地說,就是指詞匯的情感意義、反映意義、比喻意義和文化內涵”。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模式。詞匯是語言的基本組成部分, 是語言中最活躍的因素, 也是民族文化語言形式折射后的焦點。動物詞匯亦是如此,它蘊含著各民族豐富而深厚的文化風情,深刻地反映著各民族哲學思想和文化心態。

二、相同寓意的動物詞的翻譯

1.直譯法

由于人類生活的生態環境相似,中西方人們從動物的基本屬性去認識動物,自然會產生相同或相似的聯想,賦予動物詞匯相同的文化內涵。李秀萍在《動物名詞中的中西文化內涵之比較》也指出:“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語言。漢語和英語這兩種語言無論在音系、形態,還是在結構上可謂千差萬別,語言的使用者也分局在地球的東西兩半球。盡管如此,這兩種語言中,存在著不少的重合之處。同時,動物的自然屬性也是一致。這是一種文化重合(cultural overlaps)現象。”例如:狐貍(fox)比喻狡猾;驢(ass)比喻愚蠢;猴子(monkey)比喻頑皮;狼(wolf)比喻兇殘等。例如:He was completely foxed. 他完全被騙了。Make an ass of oneself行為愚蠢而受人嘲弄Get up to monkey business頑皮。這些是直譯法。

2.同義借用法

然而,英漢兩個民族由于受地理位置、經濟生活、風俗習慣和文化差異的影響, 部分英漢習語里的動物名稱存在著較大的差異。這種差異主要表現在以下兩種情況:(1)漢語褒義,英語貶義(2)英語褒義,漢語貶義。首先談談第一種情況:有些動物名稱在漢語中代表褒義,而在英語中代表貶義。傳統文化的差異使得動物含義帶有鮮明的文化特征。由于“龍”蘊涵權威、力量、才華、吉祥等語義,因此,中國人以“龍的傳人”自豪,龍也成了中華民族的象征。漢語中含有龍的成語也應有盡有,如:龍爭虎斗、龍飛鳳舞、車水馬龍、乘龍快婿等。而在英美等西方國家,“dragon”是碩大、恐怖的古怪野獸,滿嘴噴火,兇狠殘暴,與“邪惡”同義, 深為英語民族厭惡。不僅如此,龍在西方文化中是邪惡的象征,在《圣經》中,上帝把satan(撒旦)稱為“the great dragon”,因此龍在西方文化中給人的聯想與東方截然相反,比如“hen mother is a real dragon”指的是她的母親對她管教過嚴,隱含有令人討厭的意思,“亞洲四小龍”就被譯為four tigers in asia而不是four dragons in asia,以避免“dragon”一詞在英文化中不好的聯想。這種翻譯是同義借用法。例如, 作為農田耕作的主要力量,“牛”在中國這個農業大國一直受到廣泛重視,牛的所作所為還時常被擬人化,用以形容各式各樣的人, 如“老黃牛”、“孺子牛”、“牛脾氣”、“牛勁”、“倔牛”,等等。英國的情況則不一樣。在英國農業生產中占重要地位的一直是馬,因而相應地出現了許多由horse構成的習語,Kantan, David在《Translating Cultures》中舉出talk horse(吹牛)、as strong as a horse(體壯如牛)、work like a horse(像牛一樣地辛苦干活)漢語中人們把老虎看作百獸之王, 用“虎”來表示勇敢、兇猛、威嚴,如:虎視眈眈、猛虎下山等。而英語中雄壯威猛的形象當首推lion, 如as bold as a lion。在進行應漢互譯時,在大多數情況下,漢語中的老虎和英語中的lion可以互換,例如:攔路虎可譯為a lion in the way,置身虎穴可譯為put one's head in the lion's mouth,虎頭蛇尾,可譯為come in tike a lion and go out like a lamb,在這些譯法中“老虎”變成了“獅子”,

3.褒貶互換法

審美價值取向和社會心理的差異的不同,造成同一動物詞在中英兩種文化中產生不同的褒貶義。賈德江在《英漢詞語的文化內涵及其翻譯》中提到,可憐的fish 與給人帶來富裕的魚。fish與魚的文化內涵在中英文化中更是大相徑庭。漢語中魚和“余”諧音, 中國人過春節時除夕夜的餐桌上不能沒有魚。而英語中fish 含有貶義色彩, 一般用來形容不好的人和事,因而a poor fish , a loose fish, fish in the air 應分別譯成“可憐蟲”“生活放蕩的女人”“水中撈月”。

在漢民族傳統心理中,狗是一種下賤的動物,常用來比喻卑鄙丑惡的人,引起“卑賤、惡劣”等聯想,如:狗仗人勢、喪家之犬、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狐朋狗友、狗急跳墻、狼心狗肺,狗腿子等。而“dog”在英語民族里卻是一種寵物,被當作“人類忠誠的朋友”。英語諺語里有“love me, love my dog”,譯成中文是“愛屋及烏”。休頓o米夫林在《美國傳統英漢雙解學習詞典》提到,在英語中owl( 貓頭鷹) 是一種表示智慧的鳥, 禽獸間的爭端要請它來裁決, 緊要關頭就得找它求教。成語as wise as an owl即是一例。中國民諺中有“夜貓子( 貓頭鷹) 進宅, 無事不來”的說法。貓頭鷹在中國人看來是厄運的象征, 人見人怕。綿羊在漢語中表可愛溫順,而英文sheep象征愚蠢、怯弱。如:follow like sheep(指人盲從),a lost sheep(誤入歧途的人),a black sheep(敗家子,敗類)。

不同的民族文化造成英漢兩種語言中動物詞的寓意同中有異、異中存同的狀況,這就給跨文化交際帶來影響。只有掌握正確的翻譯方法,表達出動物詞匯的正確涵義,才會促進跨文化交流,促進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匯通。

參考文獻:

[1]廖光蓉.英漢文化動物詞對比[J].外國語研究.2000(5)

[2]賈德江.英漢詞語的文化內涵及其翻譯[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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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文化轉向 《浮生六記》 典故翻譯 譯例分析

引言

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西方翻譯研究出現的“文化轉向”，翻譯研究已經不單純側重于語言層面上的對等，而是轉向于研究促使翻譯形成的一切語言之外的因素。1990年巴斯奈特和勒夫維爾在論文集《翻譯、歷史與文化》中提出，翻譯研究逐步轉向了文化，轉向文本外部的研究。本文以《浮生六記》兩英譯本中的典故翻譯為例，比較譯者在處理含有大量文化因子的文化負載詞―典故時翻譯策略選擇的不同，研究當時譯者所處的文化生態環境對其翻譯策略有何影響。

一、《浮生六記》及其譯本簡介

《浮生六記》是清朝乾隆年間文人沈復的一部筆記式的自傳。作者以簡潔通俗的文言文描述了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字里行間流露出作者獨特的人生態度、價值理念和審美情趣，從中可以領略到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那種清新寡欲、追求真美的性情，其中不乏中國傳統語言文化精髓。

概括起來，目前在學界較為重要的英文版《浮生六記》大概有三。其中最為人熟知的是林語堂先生1936年的譯本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另兩個版本分別是：1960年雪莉?布萊克的譯本和1983年白倫與江素惠合譯的譯本。對于這三個不同的翻譯版本，需要說明的是，布萊克的版本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浮生六記》的編譯，而非嚴格意義上的翻譯。筆者選取了林語堂先生的譯本（簡稱林譯本）和白倫與江素惠合譯的譯本（簡稱白、江譯本）進行比較。

二、林譯本和白、江譯本《浮生六記》典故翻譯的對比分析

1.典故釋義。對于典故，《辭海》將其釋義為：“詩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來歷出處的詞語。”其主要來源有：（1）歷史故事或歷史事件；（2）神話傳說；（3）民間傳說；（4）文學作品；（5）寓言故事；（6）民間習俗、諺語等。總的說來，典故是指人們在口頭或書面表達時引用出自神話、寓言、民間傳說、歷史事件或文學名著等有來歷出處的詞語。

2.典故譯例對比分析。根據以上典故的六個主要來源，筆者總結了《浮生六記》的典故12例，并對每例進行了對比分析，發現兩個譯本中的典故翻譯共用到的翻譯方法主要是：直譯、直譯加注、音譯加注、文內增譯、文內注釋和意譯。

直譯最大程度的在語言層面上保留了原文的形式和特點，但是對于富含特定文化負載詞的典故，有時僅靠直譯不能傳達出異質文化背后的意義，由于異質文化的獨特性和源語―目的語自身所具有的語言和文化背景的異同，直譯勢必會給讀者理解譯文造成一定的障礙。在翻譯含有豐富文化內涵的典故時，宜采用一些輔的翻譯手段，也就是對文化信息做一些彌補性的工作，也稱為文化補償。在《浮生六記》的兩英譯本中，所采用的文化補償手段主要有：文外注釋（直譯加注、音譯加注），文內注釋和文內增譯。

例：余戲日：“當日文君之從長卿，或不在琴而在于此乎？”復相與大笑而罷。林譯：“Perhaps，” I said， “Wenchün was tempted to elope with Hsiangju not because of his ch’in music， but rather because of his fu poetry，” and we laugh again. （林語堂，1999：23）

白、江譯：I jokingly said， “So perhaps Wenchün did not fall in love with Hsiang-ju19 because of the way he played the lute after all， but because of his poetry？” The conversation ended with us both laughing loudly. （Pratt&Chiang，1983：32）

尾注19.Notorious lovers of the Han Dynasty. Cho Wen―chün fell in love with Ssu―ma Hsiang-ju and ran off with him one night after he courted her by playing the lute at her father’s home shortly after she had been widowed. （Pratt&Chiang，1983：151）

林語堂采用直譯法，通過添加關鍵詞“elope” 將典故的內涵在譯文中明點了出來，讓讀者聯想起‘文君夜奔’的故事。中國讀者對卓文君故事比較了解，但對于中國文化了解甚少的西方讀者則不然，為了讓讀者更多地了解這一歷史典故，白、江二人則采用了直譯加注的方法。

綜合以上兩譯本中的翻譯方法，再按照是否能忠實地傳達原文的文化色彩，筆者總結了兩個譯本的典故翻譯方法和策略，見表1：

從表1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兩譯本都綜合地運用了異化和歸化的翻譯方法；林譯以歸化為主，歸化和異化相對比較均衡；白、江譯以異化為主，其中異化翻譯占主導。

譯者采取不同的翻譯方法和策略不是偶然現象，從歷時性和文化大視野的角度看，譯者會在當時的文化背景下出于某種文化目的，選擇其翻譯選擇和翻譯策略。在各自的序言中，譯者道出了各自譯著的目的。

林語堂在其序言中寫道：“素好《浮生六記》，發愿譯成英文，使世人略知中國一對夫婦之恬淡可愛生活。” 林語堂翻譯《浮生六記》的目的是讓西方讀者了解到這對可愛的中國夫婦淳樸恬淡的生活，向西方介紹中國傳統文化。然而作為一個游走在東西文化間的中西文化邊緣人，林語堂在向西方讀者傳遞東方歷史文化的翻譯過程也必然會受到其獨特文化身份的影響。在中西文化地位懸殊的20世紀30年代，林語堂先生采用了以歸化為主，兼顧異化的翻譯方法，以目的語文化為歸宿又適當保留原作中文化負載信息，譯文仿佛就是采用譯語進行的創作，行文流暢自如，毫無翻譯的痕跡，大大地提高了異域讀者對中國文化接受程度。

三、結語

在全球化與多元化并重的今天，中外文化交流日趨增多，中國傳統文化也越來越受到世界的關注。在如何處理翻譯中的文化差異的問題上，劉宓慶提出了“文化適應”的概念：譯者必須摒棄“非此即彼”的一元論文化翻譯觀，以綜合平衡觀為原則，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達致譯語文化和源語文化的“恰恰調和”。我們在向世界譯介中國傳統文化時也應采取不同的翻譯方法和策略，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文化傳真”的目的在于最大可能地傳遞源語的文化內涵，讓譯語讀者充分理解原文的文化信息，更好地欣賞原汁原味的源語文化，從而獲得與源語讀者大致相同的文化感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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