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財政政策如何運用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財政政策；財政支出；擴張；協調配合

中圖分類號：F812.4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08-0097-02

一、問題的提出

面對歐債危機、世界實體經濟衰退和國內經濟下行的壓力，我國政府在2012年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財政政策工具的運用主要表現在收入與支出兩個方面。在亞洲金融危機時，我國雖然出臺了一系列的稅收優惠政策，但當時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總的調控手段是增支不減稅。而在本輪積極財政政策實施中，我國不僅提出擴大支出，還以大幅度的減稅相配合。實行以增值稅轉型改革為代表的減稅措施，豐富了財政調控手段，更為明顯地加大了調控力度，讓積極財政政策成為名副其實的擴張型財政政策。實行減稅增支擴張型財政政策的結果是既減少財政收入又增加財政支出，這必然帶來財政赤字和債務的膨脹，成為引發財政風險的隱患。為此，有必要探討如何把握好財政支出擴張的“度”。

二、財政政策不是萬能的，不能無邊際地擴大財政支出

積極財政政策是凱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理論在現實經濟管理中的運用和發展。凱恩斯主義認為，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引起消費不足、資本邊際效率遞減與心理上的流動偏好引起投資不足，共同造成了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會造成過剩性生產危機與失業嚴重，這就需要國家干預，主要是運用財政政策擴大政府支出來增加有效需求，減輕和避免經濟波動。在有效需求不足、經濟增長乏力的情況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有利于拉動內需，刺激消費和投資需求，促進經濟增長。

財政政策的直接政策效應是政府購買商品和勞務的變化、轉移支付的變化或稅收的變化。這些變化都分別影響總需求，政府購買直接增加需求，轉移支付和稅收則使收入發生變化。積極財政政策的直接政策效應是政府購買的增加、轉移支付的增加或是稅收的減少。雖然政府與市場誰更會走向失靈，在理論界及發達國家的實踐中始終沒有統一答案，但是，鑒于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傳統和現實困難，政府通過制定經濟政策對經濟運行加以調控，卻是十分必要的。

我國現行積極財政政策帶有加大、加速擴張支出、打破單純追求財政收支短期平衡的理財觀，樹立周期性平衡理財觀的含義，通過主動擴張支出來增加總需求，進而反推供給擴張。但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并不是萬能的。財政支出大幅度擴張在中國是一個長期趨勢，如何把握好擴張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過度擴大政府財政支出，對拉動經濟增長也會產生一定的制約。

首先，累積和擴大了政府債務。我國政府債務的內容較為復雜，大致分為四類。第一類是直接顯性債務，以國債為主。第二類是直接隱性債務，主要是社會保障資金缺口所形成的債務。第三類是或有顯性債務，如國債投資項目的配套資金。第四類是在地方上存在的大量或有隱性債務。這些債務都是必須由財政來償還和“兜底”的。就目前宣布的政府一攬子計劃而言，大幅度擴張財政支出是必然的，但難點在于如何擴張。財政支出的擴張有三個途徑：一是提高宏觀稅費負擔；二是發債；三是直接向中央銀行借款，增發貨幣。在增支減收的背景下，提高宏觀稅費負擔肯定是行不通的，可選擇的是后兩個途徑。為刺激經濟增長，大部分國家政府都要增發國債。事實上，一些經濟發達國家，如美國、日本、德國，由于公共福利支出壓力不斷增加，早就走上了發債度日的道路，當前這些國家最大的麻煩就是面臨經濟衰退還要再增發公債，新舊債務疊加難尋出路。

其次，財政投資拉動民間投資的成效不大。這體現在四個方面：第一，市場經濟條件下，財政投資主要由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和對宏觀經濟的干預程度來決定，社會投資則主要受市場利潤所驅使，按照市場動向辦事。財政投資的領域主要集中在公共產品、準公共產品的生產和提供，產生的經濟效益較低。社會投資受到規模、實力和利潤的局限，不會隨之大規模地跟進，所帶動的關聯行業有限，不可能遍及社會上的多數行業，不能明顯改善企業的生產經營環境和狀況。跟進快的只是國有企業，其中電網、鐵路、通信等壟斷部門表現最為突出，但這些企業的投資一部分又來自于國家預算。第二，政府增支，特別是國債投資，偏重于政府計劃調節，投資項目由各級政府申報和審批，增加了資源配置中的計劃行政色彩。財政投資用于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承建者基本上是國有企業，在缺乏強有力的約束機制與激勵機制的情況下，財政投資的效率難以保證。第三，基礎建設投資帶動的往往是一次性需求，而不是長期的、持續性的需求，與住宅、汽車等產業相比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帶動系數較小，乘數效應較差。第四，政府增發國債和擴大支出勢必減少公共儲蓄，由此造成的貨幣需求壓力會迫使利率上升，從而減少私人部門的投資，這就產生了積極財政政策對于私人部門投資需求的“擠出效應”。

最后，增加了體制風險。如同市場機制中存在市場失靈一樣，政府行為也存在政府失靈。體制風險在我國主要體現為三點：一是在財政支出項目上缺少科學論證和長遠規劃，從而出現決策失誤，造成盲目投資和重復投資。由于政府投資在一定時期是一個常量，不能滿足所有地區、企業的投資要求，于是出現各地、各企業爭項目、爭投資的“跑步錢進”的怪現象。二是在財政支出過程中，缺乏有效的監督管理，造成執行走樣。財政資金被挪用、貪污的現象時有發生，很多“豆腐渣”工程極大地浪費了有限的社會資源。三是很多地方借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之機，趁機擴大了對市場的干預，擾亂了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

顯然，財政政策不是萬能的，無限擴張的財政政策會導致一系列經濟問題，不能認為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就可以無邊際地擴大支出。片面依賴行政方法刺激經濟增長，有可能適得其反。

從純理論上分析，在資源總量既定的條件下，假定不存在資源閑置，那么資源不是被市場支配，就是被政府支配，因此政府財政支出增加額就是市場支配資源的減少額。這樣要保證資源配置的效率，就必須要求政府財政支出增加額所產生的邊際收益大于市場支配資源減少所產生的邊際損失。如果財政支出增加所產生的邊際收益小于市場支配資源減少所產生的邊際損失，財政支出增加就是得不償失。根據邊際收益遞減規律和邊際成本遞增規律，隨著財政支出的不斷增加，財政支出增加所產生的邊際收益會不斷下降，而財政支出增加所產生的邊際成本卻不斷上升。當財政支出達到一定規模時，財政支出所產生的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達到一致，這一規模從理論上說，即是最優財政支出規模。

如果能夠從理論上求出財政支出的邊際收益和邊際成本函數，那么也就能夠求出最優財政支出規模。若能如此，財政支出規模控制就變得十分簡單了。然而從實證角度看，財政支出的邊際收益和邊際成本的影響因素很多，邊際收益和邊際成本十分復雜，使得真實的邊際收益曲線和邊際成本曲線無法得到，最優財政支出規模也就無法得到。但是上面純理論上的分析也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它表明財政支出規模實際上是有一定的客觀限度的，只有保持財政支出規模的合理限度才能實現全社會資源在公共商品和私人商品提供之間的合理配置，也才能夠提高社會公眾的福利水平。這樣，雖然我們無法從理論上得出最優財政支出規模，但是我們卻可以建立合理的公共財政支出控制制度，優化制度安排，從而將實際的財政支出規模控制在適度的合理限度內。

三、財政政策不是孤立的，應與貨幣政策相互協調配合

由于我國本輪經濟的收縮期與世界經濟的收縮期疊加在一起，并且由于歐債危機的作用導致了收縮的時間延長和幅度加大。當前我國面臨的經濟問題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長期性的；既有總量方面的，又有結構方面的。面對現實問題的復雜性及政策傳導機制的局限性，很顯然，只采用一項經濟政策絕不可能實現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項經濟政策都難以獨立承擔起推進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重任。同時，不同的經濟政策，其目標和實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是存在著某些矛盾的。在綜合運用各項經濟政策時，需要處理好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項政策之間相互協調，才能夠治理中國經濟中存在的各種問題，達到既治標又治本，使中國經濟運行實現良性循環的目的。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當前我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自然連帶出兩個手段如何相互呼應問題。面對如何把握財政支出擴張“度”的難題，有必要從全局著眼，從政府政策手段綜合平衡協調的角度去考慮財政支出擴張性。財政支出擴張到什么程度，必須充分考慮貨幣政策手段運用到什么程度，必須充分認識貨幣手段的主觀目標和客觀效應對財政支出擴張的影響程度。可以把握的原則是讓財政政策在貨幣政策作用不足的領域內發揮獨特作用，并基于此，來把握財政支出擴張度。

結語

財政支出的擴張在中國是一個長期趨勢，如何把握好擴張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財政政策不是萬能的，過度擴大政府財政支出，對拉動經濟增長會產生一定的制約；同時，財政政策不是孤立的，我們應注意避免財政政策在作用的發揮上與貨幣政策發生沖突、相互抵銷。

參考文獻：

[1] 丁遠杏. 后危機時期積極財政政策的調整與風險防范[J].當代社科視野，2011，（9）.

[2] 彭開勤. 論財政支出的控制與監督[J].當代經濟，2011，（17）.

[3] 錢津. 論新形勢下我國財政支出重點的調整[J].創新，2011，（5）.

篇(2)

【關鍵詞】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財政支出 擴張 協調配合

一 問題的提出

財政支出的擴張在中國是一個長期趨勢，如何把握好擴張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面對歐債危機、世界實體經濟衰退和國內經濟下行壓力，我國政府在2012年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面對如何把握財政支出擴張“度”的難題，有必要從全局著眼，從政府政策手段綜合平衡協調的角度去考慮財政支出擴張性。財政支出擴張到什么程度，必須充分考慮貨幣政策手段運用到什么程度，必須充分認識貨幣手段的主觀目標和客觀效應對財政支出擴張的影響程度，并基于此，來把握財政支出擴張度。

二 財政政策不是孤立的，應與貨幣政策相互協調配合

由于我國本輪經濟的收縮期與世界經濟的收縮期疊加在一起，又由于金融危機的作用導致了收縮的時間延長和幅度加大。使得當前我國面臨的經濟問題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長期性的；既有總量方面的，又有結構方面的。面對現實問題的復雜性及政策傳導機制的局限性，很顯然，只采用一項經濟政策絕不可能實現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項經濟政策都難以獨立承擔起推進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重任。同時，不同的經濟政策，其目標和實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存在著某些矛盾。在綜合運用各項經濟政策時，需要處理好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項政策之間相互協調，才能夠治理中國經濟中存在的各種問題，達到既治標又治本，使中國經濟運行實現良性循環的目的。

1．在儲蓄動員方面，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

一個國家的財政支出擴張和貨幣供給擴張是有內在協調性的。財政支出擴張刺激需求，擴張有兩個途徑：一是通過發債實現儲蓄動員；二是向中央銀行借款，轉而投入實體經濟，增加總需求。貨幣供給擴張刺激需求，擴張也有兩個途徑：一是增發基礎貨幣，二是通過降低利率實現儲蓄動員，增加派生貨幣。顯然，從結構角度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有著此消彼長的關系。特別是在儲蓄動員方面，在儲蓄規模既定的條件下，兩者的效應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實現。同時啟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者都在“爭奪”儲蓄資源，都有可能引起基礎貨幣供給擴張。在增發貨幣方面，理論上講，兩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問題是誰也無法承受由此引發的通貨膨脹。因此，貨幣供給的擴張會對財政支出擴張客觀上起到限制作用。貸款增長幅度反映的是間接融資的儲蓄動員效應的放大程度。現在我國的儲蓄動員由于股票市場低迷、嚴控企業債券發行，起主導作用且操作簡便的就是銀行信用擴張。對財政來說，貸款增長會壓縮國債發行空間。對高利潤追求的本性使得機構投資者不會過多持有國債，銀行當然也樂于放款。所以，不能認為財政擴張支出時發行國債沒有硬障礙。而且，貨幣供給擴張時，資本市場會被激活，大量資金會流入證券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另外，近年來我國居民消費資金來源結構已發生變化，消費信貸成為居民重大支出的資金來源。從今后趨勢看，房價如果下調，購房者會借低利率之機介入房市，此時，房貸規模自然膨脹。這些因素，實際上都是儲蓄動員，當然會壓縮國債發行的空間，也會抬高國債發行成本。

因此，在全面啟動增長上，貨幣政策顯然有作用空間。貨幣政策的切入點是直接刺激市場投資需求，而市場主體積極性的強化是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在貨幣供給擴張過程中，調低利率、放松貸款限制的直接效應是限制財政支出擴張。

2．財政政策具有結構特征，貨幣政策具有總量特征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都能對總量和結構進行調節，但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更強調資源配置的優化和經濟結構的調整，有結構特征。而貨幣政策的重點是調節社會需求總量，具有總量特征。只有財政和貨幣兩種手段都充分發揮各自優勢，相互協調配合，才能把政府配置資源和市場配置資源結合起來，做到在有效刺激需求的同時兼顧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目標的實現。

財政政策通過變動收入和支出來調節經濟結構。由于稅負及支出規模的調整涉及面廣，政策性強，直接關系到國家的財政分配關系，并受國家財力的限制。因此，財政赤字或結余都不能太大，這使得財政政策對需求總量調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反，財政政策對社會供求結構的調整作用要大得多。市場機制可實現經濟資源的最優配置，但要付出一定的代價。為了減少資源浪費，需要政府運用財政政策進行干預。財政政策對經濟結構的調節主要表現在：通過擴大或減少對某行業的財政投入，來“鼓勵”或“抑制”該行業的發展。即使在支出總量不變的條件下，政府也可通過差別稅率和收入政策，直接對某行業進行“扶持”或“限制”，從而達到優化資源配置和調節經濟結構的效果。

貨幣政策擴張的優勢在于既可充分調動存量貨幣，又可直接增發基礎貨幣，這對投資和消費的擴張具有無可比擬的誘惑性。其本質上是把更多的儲蓄吸收過來注入到實體經濟，反過來又使貨幣供應量按乘數效應增加。從總需求擴張誘導的角度看，利率下調對投資主體和消費主體的吸引力最強。我國現行制度基本不允許實施財政貸款，財政對投資的支持，要么是無償撥款，要么是貼息，但這兩者資金額都比較小，而且不可能大幅擴張，因為財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產品供給。貨幣供給擴張恰好打消了人們對財政資金的期望。現在刺激總需求，從引導全社會投資和消費角度看，沖擊力最大的還是貨幣供給擴張。但貨幣政策調節社會供求結構和國民經濟比例關系方面的作用相對有限。中央銀行運用法定準備金率、再貼現率、利率、信貸規模、公開市場業務等各種工具來增加或減少貨幣供應量，從而達到調節社會總需求。可是，因為銀行信貸資金是追求盈利的，其在帶動資源配置方面要體現市場原則的基本要求，政府不能指望信貸資金能直接按照政府宏觀調控的目標投入預期收益率低的產業，特別是公共產品產業。如果真有銀行信貸資金做到了這一點，則其背后往往有財政的支持。

為了更好地解決社會經濟結構矛盾和總量矛盾，必須根據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目標的側重點不同，要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財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經濟結構，間接作用于經濟總量；貨幣政策直接作用于經濟總量，間接作用于經濟結構。

從財政政策調節看，對總供給的調節首先反映為社會經濟結構的調節，如財政運用稅收、貼息和投資政策，引導貨幣流向新興產業和瓶頸產業，優化產業結構；對總需求的調節主要通過擴大或縮小財政支出，以結構調節為前提，以刺激和抑制社會總需求。貨幣政策對社會總需求的調節主要是通過中央銀行投放貨幣和再貸款等手段控制基礎貨幣量，通過準備金率和再貼現率等控制基礎貨幣乘數，以有效控制社會總需求。同時，中央銀行在控制社會總需求的基礎上也會對社會經濟結構產生一定的調節作用。

一般來說，運用財政政策啟動經濟較為直接、迅速，對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較為明顯，往往起的立竿見影的效果，適用于公共性和難以取得直接回報的項目。貨幣政策需要通過商業銀行以及整個金融體系間接作用于社會，其效果的顯現通常存在著一定的時滯，適用于那些在比較短時間內能夠得到直接回報的項目。同時，為提高國際競爭力所需的技術改造和為解決就業所需的量大面廣的中小企業的發展， 主要不能靠財政手段，而要更多地依靠信貸手段的支持。基礎設施建設視其回報情況的不同，有的可用財政手段來啟動，有的也可吸收非財政性的資金，包括信貸資金來實施。正因為財政手段與貨幣手段各有長短，所以兩者必須緊密配合，在實現社會供需總量平衡的前提下，加快社會供需結構的優化和升級。這樣才能相互揚長避短，共同促進社會經濟全面協調穩定發展。

三 結論

財政政策不是孤立的，我們應注意避免財政政策在作用的發揮上與貨幣政策發生沖突、相互抵銷。財政支出擴張究竟應該到什么程度，要受多種因素約束，可以把握的原則是讓財政政策在貨幣政策作用不足的領域內發揮獨特作用。當貨幣政策已發揮出刺激需求作用時，可考慮壓低財政支出擴張度。

參考文獻

［1］李超.財政與我國金融穩定關系初探［J］.中國行政管理，2011（10）

［2］李.財政赤字觀和美國政府債務的分析［J］.經濟學動態，2011（9）

篇(3)

一 問題的提出

財政支出的擴張在中國是一個長期趨勢，如何把握好擴張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面對歐債危機、世界實體經濟衰退和國內經濟下行壓力，我國政府在2012年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面對如何把握財政支出擴張“度”的難題，有必要從全局著眼，從政府政策手段綜合平衡協調的角度去考慮財政支出擴張性。財政支出擴張到什么程度，必須充分考慮貨幣政策手段運用到什么程度，必須充分認識貨幣手段的主觀目標和客觀效應對財政支出擴張的影響程度，并基于此，來把握財政支出擴張度。

二 財政政策不是孤立的，應與貨幣政策相互協調配合

由于我國本輪經濟的收縮期與世界經濟的收縮期疊加在一起，又由于金融危機的作用導致了收縮的時間延長和幅度加大。使得當前我國面臨的經濟問題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長期性的;既有總量方面的，又有結構方面的。面對現實問題的復雜性及政策傳導機制的局限性，很顯然，只采用一項經濟政策絕不可能實現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項經濟政策都難以獨立承擔起推進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重任。同時，不同的經濟政策，其目標和實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存在著某些矛盾。在綜合運用各項經濟政策時，需要處理好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項政策之間相互協調，才能夠治理中國經濟中存在的各種問題，達到既治標又治本，使中國經濟運行實現良性循環的目的。

1.在儲蓄動員方面，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

一個國家的財政支出擴張和貨幣供給擴張是有內在協調性的。財政支出擴張刺激需求，擴張有兩個途徑：一是通過發債實現儲蓄動員;二是向中央銀行借款，轉而投入實體經濟，增加總需求。貨幣供給擴張刺激需求，擴張也有兩個途徑：一是增發基礎貨幣，二是通過降低利率實現儲蓄動員，增加派生貨幣。顯然，從結構角度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有著此消彼長的關系。特別是在儲蓄動員方面，在儲蓄規模既定的條件下，兩者的效應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實現。同時啟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者都在“爭奪”儲蓄資源，都有可能引起基礎貨幣供給擴張。在增發貨幣方面，理論上講，兩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問題是誰也無法承受由此引發的通貨膨脹。因此，貨幣供給的擴張會對財政支出擴張客觀上起到限制作用。貸款增長幅度反映的是間接融資的儲蓄動員效應的放大程度。現在我國的儲蓄動員由于股票市場低迷、嚴控企業債券發行，起主導作用且操作簡便的就是銀行信用擴張。對財政來說，貸款增長會壓縮國債發行空間。對高利潤追求的本性使得機構投資者不會過多持有國債，銀行當然也樂于放款。所以，不能認為財政擴張支出時發行國債沒有硬障礙。而且，貨幣供給擴張時，資本市場會被激活，大量資金會流入證券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另外，近年來我國居民消費資金來源結構已發生變化，消費信貸成為居民重大支出的資金來源。從今后趨勢看，房價如果下調，購房者會借低利率之機介入房市，此時，房貸規模自然膨脹。這些因素，實際上都是儲蓄動員，當然會壓縮國債發行的空間，也會抬高國債發行成本。

因此，在全面啟動增長上，貨幣政策顯然有作用空間。貨幣政策的切入點是直接刺激市場投資需求，而市場主體積極性的強化是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在貨幣供給擴張過程中，調低利率、放松貸款限制的直接效應是限制財政支出擴張。

2.財政政策具有結構特征，貨幣政策具有總量特征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都能對總量和結構進行調節，但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更強調資源配置的優化和經濟結構的調整，有結構特征。而貨幣政策的重點是調節社會需求總量，具有總量特征。只有財政和貨幣兩種手段都充分發揮各自優勢，相互協調配合，才能把政府配置資源和市場配置資源結合起來，做到在有效刺激需求的同時兼顧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目標的實現。

財政政策通過變動收入和支出來調節經濟結構。由于稅負及支出規模的調整涉及面廣，政策性強，直接關系到國家的財政分配關系，并受國家財力的限制。因此，財政赤字或結余都不能太大，這使得財政政策對需求總量調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反，財政政策對社會供求結構的調整作用要大得多。市場機制可實現經濟資源的最優配置，但要付出一定的代價。為了減少資源浪費，需要政府運用財政政策進行干預。財政政策對經濟結構的調節主要表現在：通過擴大或減少對某行業的財政投入，來“鼓勵”或“抑制”該行業的發展。即使在支出總量不變的條件下，政府也可通過差別稅率和收入政策，直接對某行業進行“扶持”或“限制”，從而達到優化資源配置和調節經濟結構的效果。

貨幣政策擴張的優勢在于既可充分調動存量貨幣，又可直接增發基礎貨幣，這對投資和消費的擴張具有無可比擬的誘惑性。其本質上是把更多的儲蓄吸收過來注入到實體經濟，反過來又使貨幣供應量按乘數效應增加。從總需求擴張誘導的角度看，利率下調對投資主體和消費主體的吸引力最強。我國現行制度基本不允許實施財政貸款，財政對投資的支持，要么是無償撥款，要么是貼息，但這兩者資金額都比較小，而且不可能大幅擴張，因為財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產品供給。貨幣供給擴張恰好打消了人們對財政資金的期望。現在刺激總需求，從引導全社會投資和消費角度看，沖擊力最大的還是貨幣供給擴張。但貨幣政策調節社會供求結構和國民經濟比例關系方面的作用相對有限。中央銀行運用法定準備金率、再貼現率、利率、信貸規模、公開市場業務等各種工具來增加或減少貨幣供應量，從而達到調節社會總需求。可是，因為銀行信貸資金是追求盈利的，其在帶動資源配置方面要體現市場原則的基本要求，政府不能指望信貸資金能直接按照政府宏觀調控的目標投入預期收益率低的產業，特別是公共產品產業。如果真有銀行信貸資金做到了這一點，則其背后往往有財政的支持。

為了更好地解決社會經濟結構矛盾和總量矛盾，必須根據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目標的側重點不同，要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財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經濟結構，間接作用于經濟總量;貨幣政策直接作用于經濟總量，間接作用于經濟結構。

從財政政策調節看，對總供給的調節首先反映為社會經濟結構的調節，如財政運用稅收、貼息和投資政策，引導貨幣流向新興產業和瓶頸產業，優化產業結構;對總需求的調節主要通過擴大或縮小財政支出，以結構調節為前提，以刺激和抑制社會總需求。貨幣政策對社會總需求的調節主要是通過中央銀行投放貨幣和再貸款等手段控制基礎貨幣量，通過準備金率和再貼現率等控制基礎貨幣乘數，以有效控制社會總需求。同時，中央銀行在控制社會總需求的基礎上也會對社會經濟結構產生一定的調節作用。

一般來說，運用財政政策啟動經濟較為直接、迅速，對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較為明顯，往往起的立竿見影的效果，適用于公共性和難以取得直接回報的項目。貨幣政策需要通過商業銀行以及整個金融體系間接作用于社會，其效果的顯現通常存在著一定的時滯，適用于那些在比較短時間內能夠得到直接回報的項目。同時，為提高國際競爭力所需的技術改造和為解決就業所需的量大面廣的中小企業的發展， 主要不能靠財政手段，而要更多地依靠信貸手段的支持。基礎設施建設視其回報情況的不同，有的可用財政手段來啟動，有的也可吸收非財政性的資金，包括信貸資金來實施。正因為財政手段與貨幣手段各有長短，所以兩者必須緊密配合，在實現社會供需總量平衡的前提下，加快社會供需結構的優化和升級。這樣才能相互揚長避短，共同促進社會經濟全面協調穩定發展。

三 結論

篇(4)

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治理通貨膨脹的效應如何,是宏觀經濟學的熱點問題之一｡弗里德曼認為,通貨膨脹只是一個貨幣現象,有研究證實價格變動與貨幣供應密切相關,片面地認為只有貨幣政策有效｡羅伯特•狄夫納,湯馬斯•斯達克與赫伯特•泰勒(1996)實證研究和估計了貨幣政策如何影響通貨膨脹和收入增長的長期關系｡但是貨幣主義通貨膨脹決定理論存在局限性(龔六堂,2002),財政支出與通貨膨脹存在聯系,財政政策治理通貨膨脹也是有效的｡

經濟學家們一般都認為,赤字財政政策是通貨膨脹特別是高通貨膨脹和惡性通貨膨脹形成的原因｡通過創造過度總需求,不斷發生的財政赤字導致了通貨膨脹,如ThomasSargent｡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認為,央行不將赤字貨幣化的條件下,赤字仍然可能引發通貨膨脹｡米勒(1983)的實證研究發現,財政政策實行與通貨膨脹之間存在弱聯系｡

但在實際運用中,更多的結論是關于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同時對通貨膨脹的有效性,達雷特(1985)發現貨幣供給和赤字都顯著影響通貨膨脹,但財政政策中赤字與通貨膨脹的關系比貨幣供給更可靠;哈姆雷特(1981)等發現一些證據證實赤字與通貨膨脹和貨幣供給存在聯系｡SadanandaPrusty協整分析的結果表明,1960—1961年與1990—1991年期間印度各州政府的財政貨幣政策有效影響價格水平｡多年來由于缺乏資金和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的需要,印度中央政府一直實行赤字財政的政策｡由此導致居民需求加大,而供給的增長比例小于需求的增長幅度,從而導致通貨膨脹｡

印度在1991年改革之后,開始控制財政赤字,同時實行較為寬松的貨幣政策,使得通貨膨脹有了明顯好轉,1993—2000年均通貨膨脹率是7.1%,2000—2004年均通貨膨脹率為4.32%,成為一個亮點｡通過研究印度通貨膨脹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因素之間的協整關系,建立誤差修正模型(ECM),檢驗1994年到2004年印度財政貨幣政策應對通貨膨脹的有效性,同時進一步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以具體分析通貨膨脹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具體因子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為具有相同國情的中國實施恰當的財政貨幣政策有效治理通貨膨脹問題提供借鑒支持｡

二､模型分析

英國經濟學家克萊夫•格蘭杰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協整(co-integration)理論發現,把兩個或兩個以上非平穩的時間序列進行特殊組合后可能呈現出平穩性｡大多數經濟總量的時間序列是非平穩的,協整理論是處理非平穩時間序列間協整關系的有效方法｡

格蘭杰在協整概念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格蘭杰協整定理,解決協整與誤差修正模型之間的關系問題｡這個定理證明了協整概念與誤差修正模型之間存在的必然聯系,協整關系的一種必然的等價表達形式就是誤差修正模型(ECM)｡如果非平穩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那么必然可以建立誤差修正模型;而如果非平穩變量可以建立誤差修正模型,那么該變量之間必然存在著協整關系｡格蘭杰因果檢驗則是直接對兩個變量的因果關系做出判斷的重要方法｡

財政政策包括財政收入政策和財政支出政策,選取財政赤字(FD)分析財政政策效應｡貨幣政策通過貨幣供應量的三個層次流通中現金M0､狹義貨幣M1､廣義貨幣M2､更廣義貨幣M3為貨幣政策的代表衡量貨幣政策效應｡通貨膨脹水平使用批發物價指數(WPI)來衡量｡

三､數據與實證結果

1.樣本數據的選取

選取印度物價消費指數(WPI)､流通中現金(M0)､狹義貨幣(M1)､廣義貨幣(M2)､更廣義貨幣(M3)､財政赤字(FD)時間序列,取自然對數變換數列為LNCPI､LNGE､LNM0､LNM1､LNM2､LNM2｡采用月度時間序列,樣本期間從1994年4月至2004年3月,共132個樣本｡數據來源于印度儲備銀行:HandbookofStatisticsonIndianEconomy｡

2.ADF單位根檢驗

進行協整檢驗和Granger因果檢驗要求時間序列具有相同的單整階數,首先對這些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根據檢驗結果可知,LNCPI､LNM0､LNM1､LNM2､LNM3選擇含有常數項和時間趨勢項的模型中,均為I(1),而LNFD在不含有常數項和都含有常數項和時間趨勢項的模型中為I(1)｡總體而言,6個變量均含有單根,必須差分之后才能平穩｡因此,所列的6個變量在水平值上都是非平穩的｡如果繼續對這6個序列的1階差分進行單位根檢驗,可以發現這6個變量都是差分平穩的｡

3.協整檢驗､協整分析與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

通過單位根檢驗得知指數序列都是I(1)過程,可以對指數序列進行Johansen協整檢驗｡選擇4階滯后就能很好地滿足檢驗要求,同時建立了ECM模型｡

軌跡檢定(tracetest)中,在R=0時,軌跡統計量123.9478､大于5%顯著水平,拒絕5%水平下虛無假設｡而后在R≤1的情況下,軌跡統計量小于5%顯著水平,所以在軌跡檢定下變量之間存在1個共整合向量｡

接下來得到標準化協整系數的協整關系估計:

LNICPI=0.32LNFD-2.31LNM0+0.54LNM1+2.73LNM2-0.9LNM3+vecm(1)

方程(1)表明,協整關系檢驗說明在5個變量間存在著長期均衡關系,這意味著它們之間存在長期的相互作用和共同趨勢｡M1､M2序列和居民消費物價指數序列有相同的變動趨勢｡LNCPI與M2成正方向變動,協整系數較大;而LNCPI和M1協整系數比較小,但M0和M3成反方向變動的協整系數較大｡

為了進一步分析各變量間的相互作用,使用誤差修正模型檢驗變量之間長期均衡關系對各自短期波動的影響｡將方程(1)代入誤差修正模型,得到方程(2)為,*表示在5%的水平下顯著,()表示標準誤,[]表示t-統計量,下同,

分析上述ECM方程我們發現,首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調整與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統計上的關系顯著((2)方程中協整誤差et的系數顯著),表明受長期均衡關系的影響較強;其次,在短期調整當中,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變量對財政赤字的作用顯著,這是財政政策短期有效的體現,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對于各個層次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影響微弱,這說明貨幣政策短期對于抑制通貨膨脹作用微弱｡

4.因果關系檢驗

我們檢驗變量之間的格蘭杰影響關系(Granger,1969)｡選擇影響關系最為顯著的滯后階數得到附表的估計結果｡

5%的水平下,*表示拒絕原假設,結果顯示財政赤字FD對CPI產生顯著作用,對CPI存在顯著格蘭杰影響;其次,各個層次的貨幣供應量對CPI沒有顯著的格蘭杰影響,也驗證了協整分析中協整關系不顯著,說明貨幣供應量不是物價的主要決定因素,這說明貨幣政策作用對于抑制通貨膨脹作用微弱｡

四､結論分析

以上對印度通貨膨脹下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進行了分析,由實證結果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印度財政赤字與物價水平長期呈正相關的關系,短期對物價水平的影響顯著,印度控制赤字財政政策對治理通貨膨脹有效,表明印度財政政策的效應較強｡印度的政策執行者認為,通貨膨脹率控制在5%左右,財政赤字對經濟發展就會有利｡印度政府從增收和節支兩個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控制財政赤字控制通貨膨脹｡第一,簡化稅制､調整稅率､擴大稅基,增加財政收人;第二,改變財政赤字彌補方式,控制印度儲備銀行的信貸發行;第三,加強國債管理,減少補貼支出,征稅籌集的資金用于政府經常性支出,債務資金則主要用于生產性投資,促進生產發展和國民收入的增加;第四,減少政府開支,合理調整支出結構,重點發展公共財政;第五,抑制貨幣供給總量的增長｡印度儲備銀行通過采取反通貨膨脹措施,降低實際貨幣供給增長速度,上調現金儲備率(GRR)實施公開市場業務銷售政府證券｡

第二,各個層次的貨幣供應量對物價水平短期影響程度較小,作用不顯著｡但長期存在均衡關系｡長期M1､M2､M3和物價水平通向變動,符合經濟學假設｡

第三,綜合以上,可以看出印度財政政策短期與長期控制物價水平的效應大于貨幣政策,貨幣政策短期調節物價水平的作用不明顯｡由于印度的通貨膨脹的原因在于長期的赤字財政,治理通貨膨脹總量調節運用的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只成為輔工具,通過貨幣供應量總量調整的作用并不明顯,貨幣供應量中介的宏觀調控能力較弱｡印度主要運用選擇性信貸控制,傳統的貨幣政策三大調控工具的作用不明顯｡

五､對我國的啟示

由于我國1998年至2004年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型的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起了巨大作用,盡管目前通貨膨脹率較低,但考慮積極財政政策帶來的大量赤字,財政政策應當轉型,淡出宏觀調控,主要用于供給結構性調整,總量調整以貨幣政策為主｡

第一,謹慎運用赤字財政,轉向中性偏緊的財政政策｡赤字財政政策的不合理容易導致財政風險,加大通貨膨脹的壓力｡財政政策必須考慮削減赤字規模,轉向對經濟結構調整,淡出總量調整,轉向公共性財政｡財政政策對經濟結構的調整作用就大于貨幣政策｡貨幣總量調控只能調節需求總量而不能調節供給總量,更不能調節需求結構和供給結構｡降低國債發行規模,逐步降低赤字率,縮減隱性債務,調整支出結構,優化財政支出結構,防止局部性通貨膨脹｡

篇(5)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年，我國GDP以年均9．4%的速度高速增長，2018年GDP總量首次超過90萬億元人民幣大關，為90．03萬億元人民幣，約合13．6萬億美元，人均GDP為9780美元，很快就要突破1．2萬美元這個世界銀行所定的高收入門檻線。作為處于中等收入階段的GDP總量世界第二的大國，我們內部的經濟結構在不斷地調整，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處于從高速度增長向高質量增長轉變的新常態，同時在過去幾年里我們外部還經受著中美貿易戰等一系列新的挑戰，我們的外部宏觀環境正面臨著系統性的重要轉變，這種內外結構與環境的變化也將是我們在未來“十四五”期間的持續的特點。2018年，我國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達183352億元，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為220906億元。而1978年則分別為1132．26億元和1122．09億元，可見增長迅猛。財政政策是為了實現國家某些目標的重要手段，財政的“收”與“支”的能力、體量、結構與影響都和發展階段及國際環境密切相關。我國的財政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也需要結合這些宏觀趨勢與外部環境的變化作出相應調整。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探討如何調整我國的財政政策。新結構經濟學是運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著重研究經濟結構及其變遷的決定因素及對經濟發展的含義，被認為是繼“結構主義”“新自由主義”之后的第三展經濟學思潮，由林毅夫教授首創。新結構經濟學強調“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主張要從本國發展階段與稟賦結構出發分析最適合自己的技術、產業結構、金融結構與政策，自然也就包括財政政策。

本文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結合我國經濟正在同時進行的四個結構性過程闡述財政政策，第三部分是按照新結構經濟學對產業的五大分類來論述財政政策，第四部分是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探討各級政府官員的激勵以及財政政策的實施與執行過程，最后是總結。

二、四個同時進行的結構性過程與財政政策

從結構上看，我國目前正在同時經歷四個結構性過程，各自所對應的財政政策也需要作出相應調整。

第一，結構轉型(與產業升級)過程，即經濟結構隨著人均收入提高，農業比重不斷下降，制造業比重先上升后下降，服務業比重不斷上升，也就是所謂的庫茲涅茨事實;另一方面，產業之間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升級，產業鏈內部向微笑曲線兩端附加值高的部分升級。

第二，經濟轉軌過程，即從原來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改革轉變過程，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如何以合理的速度與次序糾正低效的政策，消除市場扭曲，優化資源配置，逐漸實現從計劃與市場雙軌向市場單軌轉變。這個過程中，如何保持合理的改革轉軌次序與速度，改革的倒逼機制是否有效，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Wang，2015)。

第三，經濟開放過程，即從原來相對比較封閉的經濟走向開放型經濟的過程，是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我國在貿易全球化方面進展突出，已經是世界最大的貿易國，而在資本全球化方面，人民幣已經進入SDR，我們現階段也在重點研究和推行與人民幣自由可兌換相關的匯率與資本流動管制問題。除了貿易流動、資本流動之外，還有技術流動。我國總體越來越接近世界技術前沿，在對現有國外技術的模仿吸收和自主創新這兩個方面的比重不斷調整，關于國際與國內的知識產權保護政策和力度也需要調整。

第四，大國崛起過程，即我國從原來的軍事、政治、外交等地緣政治方面的弱國逐漸向世界強國的崛起與復興的過程。這個過程中，難免會與現有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形成某些矛盾，甚至包括中美之間可能存在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問題。事實上，不僅是我國，還有很多其他國家，尤其是在世界經濟總量中份額不斷增長的新興市場經濟體，都有改革現有國際秩序的訴求。因為現有秩序是七十年前“二戰”結束時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產物，在不少方面已經滯后于這個時代了。

中國是人類歷史上到目前為止唯一的一個在同時經歷這四個結構性過程的大國，而財政政策與這四個結構性過程均密切相關，所以我們國家的財政政策也就顯得尤為復雜。具體而言，對于結構轉型與產業升級過程，財政政策體現在相關的稅收、補貼、基礎設施投資等很多相關方面，稅基也在隨著經濟結構發生變動，這些都與產業政策高度相關，后面會更具體地展開。對于經濟轉軌過程，我們需要研究和梳理中國的補貼與稅收政策，消除和糾正那些低效的或者無效的補貼，優化稅收結構，更好地糾正政府的“亂為”，發揮“有效市場”的作用。對于經濟開放過程，我們的財政收支越來越受到國際環境的影響，財政政策與國際貿易、資本和技術的流動纏繞在一起，影響國際收支平衡，而且作為大國也會影響國際。對于大國崛起過程，我們將不得不考慮那些與國防與經濟安全有關的戰略型產業的財政支持，比如，中美貿易戰過程中的芯片斷供問題、華為的問題，又比如與亞投行、“一帶一路”等相關的問題，等等。

現在有不少學者反對我國的積極的擴大政府支出的財政政策，主要是針對第二個過程，認為那會強化政府的“亂為”，不利于市場化改革和資源的優化配置。學術界達成共識比較多的是減稅政策，可是減稅的前提應該是切實降低政府開支，否則只能增加政府債務，從而提高通脹可能并增加宏觀風險。無法降低政府開支的所謂“結構性減稅”實際可行性是很低的。但是，經濟轉軌的改革過程本身也是需要有財政支撐的，其他三個結構性過程同樣也需要政府的因勢利導的作用，需要政府開支，有些方面甚至需要增加開支。因此，現階段似乎首先應該討論如何減少政府的低效開支，優化支出結構，進行結構性的開支削減，再來討論如何進行結構性減稅，否則稅只可能越減越多。

以上提到的四個結構性過程顯然并非獨立，而是互相交叉的。。我國正在經歷從農業到非農業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即結構轉型與產業升級過程。而在非農部門中存在一個“垂直結構”，即能源、金融、電力、通訊等幾個核心的上游部門主要由國有企業主導，具有較高的進入壁壘，市場結構偏向壟斷，產業偏向資本密集型。而下游的消費性制造業和消費業則已經放開，國有企業已經大量退出，并且由民營企業主導，進入壁壘比較低，市場結構更接近充分競爭。上游產業為下游產業提供中間產品與中間服務，所以存在投入—產出表的供應鏈關系。這里涉及國有企業改革等一系列市場化改革的經濟轉軌過程。與此同時，我國的下游民營企業是國際貿易的主力軍，特別是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民營企業更是積極參與貿易的全球化，持續保持第一大出口主體地位。而正因為中國巨大的經濟體量與“垂直結構”，使得大國崛起這個結構性過程受到全世界的高度關注并承受著巨大的地緣政治因素的影響。

深刻理解當前中國的這種宏觀經濟結構對于我們分析宏觀財政政策將很有幫助。譬如，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前，上游國有企業的平均利潤率高于下游的民營企業，但是2008年之后則相反。這是因為，2008年之前，中國下游產業放開，國退民進，下游部門的民營企業利用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廉價勞動力，并充分利用全球化過程將大量產品銷售到國際市場，在此過程中，下游民營企業需要不斷擴大生產規模，從而對于上游國有企業生產的中間產品與中間服務的需求也大量增加，進而上游國企的利潤率也就不斷提高。在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過程中，與土地相關的財政收入也在迅速提高。總體而言，無論是下游的民營企業還是上游的國有企業，所上繳的稅收在這段時期都在迅速增加。

然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后，我國的國企的利潤率開始大幅下降，重新回落到低于民營企業利潤率的狀態。這是因為，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我國下游民營企業面對的外需相對下降，因此下游民營企業的生產規模相對收縮，一部分民營企業破產退出市場，從而降低了對上游原材料與中間產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中上游的產業中的國有企業比重比較高，它們面對市場變化的調整速度可能比民營企業更慢，而且面對整體經濟衰退時，國有企業承擔的“保就業、保增長”等政策性負擔就變成顯性的約束，裁員率低、破產率低、投資減少率低，這就導致僵尸企業主要集中在中上游產業，而且國有企業的平均利潤率低于民營企業。我國的四萬億刺激政策，很大一部分通過國有企業的投資增加來實施，間接地通過“垂直結構”影響到產業鏈中的其他部門。對于這個擴張性的反周期的財政政策的效果評估，目前文獻中的學術研究還沒有考慮“垂直結構”，而“垂直結構”值得深入研究。

三、五大類產業劃分與財政政策

這一部分將著重從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視角結合產業升級過程來看我國的財政政策，因為產業升級中的諸多產業政策是財政政策的具體表現。新結構經濟學分析不僅關注總量指標，而且更加關注各不同發展階段下不同的產業結構等結構性的指標。在新結構經濟學中，我們將產業分為五大類，具體包括:戰略型產業、追趕型產業、領先型產業、轉進型產業和換道超車型產業(林毅夫、張軍、王勇、寇宗來，2018)［9］。按照這五大類劃分以后，針對中國的不同發展階段，需要適時分析在每一類產業的發展中政府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財政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進而對五大類產業制定不同的產業政策，從而確定財政的相應收支結構。

1．針對戰略型產業。比如戰斗機的研發時間很長，資本也非常密集，從經濟效益來說也許并不符合我們的比較優勢，相關企業的“自生能力”不見得很高，但是這些產業和部門涉及國防安全，需要維持必要的財政投入，而且特別是隨著前面提到的第四個結構性過程，即大國崛起過程，這樣的財政投入會不斷提高。再比如中美貿易戰中，高端芯片上我們被卡住脖子了，會使得整個產業鏈面臨癱瘓的危險，這涉及經濟安全，所以也有必要研究是否對此增加財政支持，鼓勵自主創新。

2．針對追趕型產業。我們與發達國家之間存在技術差距，各地政府可以通過招商引資，通過產業園區和其他方式對外資進行財政補貼，促進對先進技術的吸收與學習。不少實證研究表明，我國的出口加工區的產業政策成效總體是顯著的，支持產業發展的相關的基礎設施的改善力度也很大。但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沿海發達地區，土地與勞動力成本越來越高，基礎設施存量已經相當高，在吸引投資方面，與其他地區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們可以提供的顯性的政策優惠空間是有限的，此時，如何注重改善產業的營商環境，提升軟的制度安排，降低企業交易成本和對人才的搜尋成本，為產業升級提供各種便利的服務，有利于產業向高附加值端升級，這些是產業政策或財政政策需要轉變的方向。

3．針對領先型產業。因為在技術條件上我們已經達到世界前沿，這種領先地位決定了企業主要靠研發創新來提升生產力。所以，如何在財政的收支政策上作出調整，以促進這些產業的自主研發就成為關鍵之舉。相應的，測度與評估我國研發投入上的財政支出的效率問題就十分重要，而這并不僅僅是微觀實證問題，也需要合適的宏觀框架來幫助我們思考。這涉及國家財政政策的傳導機制。在上一節中，我們論述了“垂直結構”，上下游所有制結構是非對稱的，市場結構也是非對稱的，下游更加突出競爭性，而上游則更加呈現出壟斷性特征。與此同時，“垂直結構”又結合著產業升級，從農業向非農業結構的轉型以及全球化的過程中，我國的財政政策，包括R＆D的補貼，很多時候是向國企集中的上游產業傾斜的，這個政策可以通過產業鏈傳遞到下游，傳遞到民營企業。比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我國的四萬億的刺激政策很大一部分是通過上游國有企業投資增加開始傳導的。換言之，我們是需要考慮產業內與產業間的外部性，考慮一般均衡效應的。

4．針對轉進型產業。一是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比如我國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向非洲的轉移。二是產能過剩比較嚴重的一些產業，比如“四萬億”之后的我國的平板玻璃、電解鋁、鋼材等等普遍存在“產能過剩”，而其中有些產業對于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而言又恰好是短缺的、需要的。如果把這些產業的部分產能適度轉移到有需要的國家去，就可以實現雙贏。導致產能過剩的原因，大致可以分成兩類。第一類是低效產能無法及時去除的問題，也就是僵尸企業問題。我們的研究發現，2008年之后，我們國家越是上游的產業，僵尸企業的比重越高，這些企業一直享受財政補貼，對戰略性產業或許是必要的，但對部分非戰略型上游行業，就不應將“戰略性”作為提供保護補貼的借口，而是要降低進入壁壘，允許更多民營企業進入，打破國企壟斷，消滅僵尸企業，提高產業效率，提升產品質量。第二類是產業本身技術水平已經比較發達，但是因為政策補貼等原因，導致在國內供過于求。比如在化肥、光伏等產業上，我們實際已經屬于領先型產業，技術已經居于世界前沿，但產能特別高，而非洲和中亞等一些發展中國家需要發展農業，需要能源基礎設施建設，把這些產業引入到“一帶一路”這些國家，并不是淘汰落后產能，而是完全可以實現雙贏的。

從產業國際轉移和對外投資援助的角度，中國作為大國的這些對外的財政政策可能也具有一定的乘數效應。因為這些政策如果真的有助于非洲等的低收入國家變得更加富有，對中國也意味著將有更大的世界市場，進而拉動中國其他產業的出口，提高GDP。當然，這不是“凱恩斯主義”的短期的反周期政策，而是“超越凱恩斯主義”的長期的具有生產性的政策。同時，這不是通過擴大內需產生的“乘數”效應，而是通過擴大長期的外需產生的“乘數”效應，周期會更加長，還有，只有中國這樣的大國，這種通過外需的乘數效應才可能會被政策部門進行內生化考慮，這與新加坡不同。當然，這只是理論上的一種可能性，需要繼續做進一步的相關研究。

5．針對換道超車型產業。因為研發周期短，所需要的人力資本密集，而且這些產業在目前的發達國家也被認為是高端新興產業，比如我們的網絡支付產業、5G都處于國際領先水平，相對于我們國家的總體發展階段而言，我們在這些產業上水平明顯“超車”了。結合之前講到的“大國崛起”過程，如何更好地在財政上對于這些產業予以服務，在相關人才培養上如何在財政上給予傾斜，走向國際化方面政府如何更好地發揮因勢利導的有為作用，如何更好地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這些都需要進一步研究。

以上這些雖然主要是從產業政策的角度去闡述，但是即使是一項貌似產業中性的總量的財政政策，對于以上五種不同的產業的影響常常是非中性的，從而對于不同地區，或者同一地區的不同發展階段的影響都是不同的。

四、各級政府官員的激勵問題與財政政策的執行效果

政府與市場的合理角色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應該有所不同［12］。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央地關系如何調整，對地方政府官員的考核辦法如何調整都是我們應當關注的重要問題。原來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對于產品市場的促進效果明顯，但要素市場改革本質是一體化的問題，各地區利益存在差異，需要中央政府來推動改革。同樣道理，不同的稅種，央地兩級各自分到的稅收收入比重，都會影響稅收執行的力度。如果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重要指標是GDP增長速度，那么追求晉升的官員會理性地選擇如何在短期內通過增加政府投資來提高GDP，政府開支就會內生地拉高;即使被迫減稅，地方政府也會有激勵地去增加收費，或者通過增加地方債務的方式去拉高投資。如果地方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也是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重要評價指標之一，那么就顯然不利于減稅。如果失業率與維穩問題是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高壓線，那么在僵尸企業比例較高、民營企業相對弱小的地區，地方政府就會有足夠的動機去繼續補貼僵尸企業，即使導致資源錯配。之前的分析中提到，作為發展中國家，對于產業升級我們的確需要政府去做配套的基礎設施投資，但是如何保證這些投資的效率足夠高，是具有長期建設性的，這些都與地方官員任期、考核方式等決定的激勵機制有關，與政治體制有關［14］。總之，有效的財政政策的落實執行，最終都要依靠各級政府的官員，所以對他們的考核標準將對財政政策產生重要影響。

總結

本文嘗試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分析我國的財政政策。我們的分析強調，我國正在同時經歷結構轉型、經濟轉軌、對外開放以及大國崛起這四個結構性的過程，是一個處于中等收入階段的大國，而且具有“垂直結構”的顯著特點。同時，按照新結構經濟學的劃分，“戰略型”“追趕型”“領先型”“轉進型”“換道超車型”這五大類產業共存。不同地區的發展不平衡，即便同一個產業在不同地方發展階段也不一樣，有些產業內部可能在微笑曲線的底端，有些在微笑曲線的上端。這些結構性差異要求我們必須結合發展階段，結合經濟結構，結合外部宏觀環境，結合各級政府官員考核激勵機制來全面考慮我國財政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以及如何評估政策效果。以上這些都屬于新結構經濟學所強調的“有為政府”在財政政策這個具體問題上的分析視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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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林毅夫、張軍、王勇、寇宗來:《產業政策:總結、反思與展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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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家支持甘肅省園區循環經濟 下達補助資金4.84億元[EB/OL].http：///new/184_900_201301/25su138149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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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張志強.我國循環經濟財稅政策研究[J].宏觀經濟管理，2010，（3）.

篇(7)

關鍵詞：克林頓與小布什；政府；財政政策：比較

一，引言

財政政策是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既是應對短期經濟波動和調整經濟周期的重要手段，在經濟發展某些階段上也是擴大公共投資、提高經濟長期增長率的重要方式。財政政策如果運用得當，能夠起到維護宏觀經濟穩定、促進經濟發展等多方面的作用，反之則會阻礙經濟發展。一些發達國家在財政政策的運用方而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教訓，這些財政政策的國際經驗及其啟示，特別是克林頓與小布什執政時期美國政府制定的財政政策，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和借鑒。

二、克林頓與小布什政府制定的財政政策比較

1　概述

評價一屆政府推出的財政政策的優劣與成敗，首先應看它是否實現了預期宏觀經濟目標和取得了實際成效。美國財政政策獨立于貨幣政策，但歷屆政府在多年的實踐中創造了二者協調配合的成功模式，尤以克林頓時代為典型。在變化了的經濟條件下，小布什入主白宮后在財政政策尤其是稅收政策上有所改變，實施了大幅度減稅計劃。從20世紀80年代里根時代開始，美國政府擴張性財政政策就使其經常項目和財政收入出現大量赤字，雖然經過克林頓總統期間的緊縮財政政策使雙赤字問題一度有所緩解，但小布什政府的經濟擴張政策又使美國經濟步入“雙赤字”軌道。1992年－2009年財政年度美國聯邦部分財政指標狀況參見《B-78 TABLE－Federal receipts，outlays，surplus or deficit，and debt，fiscal years，1992-2009.》

2　克林頓政府制定的財政政策產生的結果

1993年1月20日克林頓入主白宮時，面對著他的是經濟回升乏力、失業率不斷上升、財政赤字居高不下，債務猛烈增長的形勢。但在其第一任期內，美國經濟即出現了戰后最佳態勢，經濟持續高增長低通脹，財政赤字大幅削減。而在其第二任期內，到1998年，財政赤字消失并出現盈余，失業率和通脹率為戰后最低水平。這一巨大變化其中關鍵的因素是克林頓政府的財政政策和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及其協調配合。

從B-78 TABLE可以看出，自克林頓推出緊縮性的財政政策以來，聯邦財政赤字由1992年的2903億美元降到1997年的219億美元，是1974年以來赤字的最低水平。1997年5月克林頓與國會達成5年實現財政預算平衡的協議。1997年8月5日克林頓簽署了《財政預算平衡法案》和《減稅法案》，預計到2002年實現財政預算盈余(從B-78 TABLE可以看出，實際上1998年就實現了財政預算盈余)，從根本上消除多年來困擾美國經濟的財政赤字。

克林頓時期，美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平均增長率約為4％，通脹率和失業率分別為1.7％和4.2％，是戰后最低水平。從B-78 TABLE可以看出，1992年聯邦政府的財政赤字達2903億美元，1997年聯邦政府的財政赤字降為219億美元，1998年聯邦政府實現財政盈余達693億美元，而在2000年財政年度里，聯邦政府的財政盈余達2362億美元，大大高于1998年693億美元的水平。就此而言，克林頓的財政政策是卓有成效的。

從B-78 TABLE可以看出，克林頓財政政策實施的結果是：1992至1997年財政赤字大幅度下降并實現預算平衡，1998至2001年連續四年保持財政盈余。財政赤字減小，盈余增加，債務減輕，利率下降，投資擴大，美國經濟連續十年持續高速增長。這便是克林頓政府財政政策自身發展的邏輯及其產生的經濟成果。

3　小布什政府制定的財政政策產生的結果

小布什接任總統伊始，美國經濟持續增長連創新紀錄但又面臨急劇減速危險的十字路口。如何保證美國經濟持續繁榮，對于小布什而言，最重要的是防止美國經濟出現衰退。小布什總統的財政政策的一個中心環節就是推行減稅，他的第一套減稅計劃是在2001年6月推出的，規定10年內共減稅1.6萬億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布什政府強調美國社會各階層、各集團減稅的同時，聯邦政府的各項開支也在迅速增加。布什就任總統以來，防務開支增加了27％。此外，非軍事的支出也增加了21％。事實進展的結果是，美國經濟的疲軟，各項軍事行動、政府減稅和更多的財政開支，使美國的聯邦預算發生了重大變化。從表2.1可以看出，小布什政府執政之初，2000年聯邦的預算盈余為2362億美元，約占GDP的2.4％，2001年聯邦的預算盈余為1282億美元，約占GDP的1.3％，在發達國家的財政預算中處于前列。到了2002年末，預算已轉為赤字，約占GDP的1.5％。2003年末，預算赤字約占GDP的3.5％，而2004年美國的財政赤字約占GDP的3.6％。根據經濟形勢的變化，小布什政府對財政政策也做出了適度緊縮改府支出的調整，這表明小布什政府已經在縮減政府支出方面有所行動。

從B-78 TABLE可以看出，2004年財政預算赤字達到占GDP3.6％的高峰，以后逐年下降，2005年末，美國政府預算赤字約占GDP的2.6％，2006年約占GDP的1.9％，2007年約占GDP的1.2％，美國經濟又恢復增長態勢。由于美國房屋次貸危機的影響，估計2008年美國政府預算赤字達將到GDP的2.9％。預計2012年將恢復收支平衡，甚至有些盈余。從B078 TABLE還可以看出，近幾年來美國的債務占GDP的比率是：2004年約為64％，2005年約為64.60％，2006年約為65％，2007年約為65.5％，估計2008年達到68％的高峰，預計2009年可下降到39％。盡管遭遇住房市場疲軟、信貸市場緊縮以及能源價格高漲等不利因素，但得益于經濟的靈活性、開放性以及一系列刺激經濟增長政策的實施，2007年美國實際經濟增長率仍達到2.5％，為連續第六年實現擴張。

據小布什總統2008年2月13日向國會提交的年度經濟報告預計，2008年美國經濟將增長3.4％，2009年將增長3.3％，均高于2007年3.1％的增長率。2007年，美國的平均失業率為5.1％，預計2008年失業率將降至5％，2009年仍將保持在這一水平。美國消費價格指數2007年上升了3.4％，為5年來的最大升幅，預計2008年和2009年美國消費價格指數的增幅將不會超

過2.4％。從B-78 TABLE可以看出，小布什財政政策實施的結果是美國聯邦財政由2001年1282億美元的財政盈余到2002年轉為1578億美元的財政赤字，到2004年財政赤字達4127億美元，創歷史最高記錄，美國經濟進入減緩狀態。小布什政府適時調整了財政政策，采取了緊縮政府開支等措施，2005年至2007年連續四年保持財政赤字減少，債務減輕，美國經濟又恢復增長狀態。由于次貸危機引發的美國金融危機產生的影響，2008年2月美國官方估計聯邦財政赤字估計可達到4100億美元，2008年10月美國官方估計將可達到4550億美元，聯邦財政赤字將創下新的歷史最高記錄。小布什政府財政政策產生的預算赤字的消極經濟后果已經逐漸顯示出來。

總的來說，小布什時期，美國經濟呈現波浪型發展態勢，平均增長率低于3.5％。利率上升，投資減少，一些抵押貸款證券二級市場的萎縮以及大型金融中介機構可能的資產減記，都是經濟擴張面臨的新的下行風險，目前，美國經濟又跌入減緩期甚至進入衰退期。這便是小布什政府財政政策自身發展的邏輯及其產生的經濟結果。

4　克林頓與小布什政府制定的財政政策比較

克林頓政府在經濟政策方面與小布什政府的一個最大不同點在于，克林頓推行平衡財政的政策，主張財政收入同財政支出大體平衡并出現盈余。而小布什卻實行赤字財政政策，財政支出大于財政收入，從而導致財政赤字不斷攀升。盡管克林頓政府和小布什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取向有所不同，但是他們都強調了政府在促進經濟增長和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1992年克林頓就任美國總統，信奉的“政府干預主義”重新上臺，實施被稱為“克林頓經濟學”的經濟政策，推出了緊縮性的財政政策，最重要的是一攬子經濟復興計劃，核心是既要削減財政赤字，又要增加公私投資。這使美國經濟步入穩定發展時期。20世紀90年代，克林頓8年任期內，美國經濟在低失業、低通貨膨脹和低利率的條件下，實現了長達10年的持續擴張，年均增長率約4％，突破了此前20多年美國經濟增長2.0％-2.5％的速度極限。在克林頓產業政策促進下，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信息產業成為美國最大的新經濟增長源。信息技術及高新產業的高速發展帶動了整個美國經濟快速增長。克林頓重振美國經濟的經濟戰略取得了顯著的效果。

2000年，小布什競選總統成功，此時美國經濟正處于發展降速期：股市下挫、國內投資不振、失業率居高不下、貿易赤字高企。其上任后美國又遭遇“9?11”恐怖襲擊，經濟不斷下滑，迫使小布什政府對內外政策進行大調整。在經濟政策上，小布什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包括大規模減稅和擴大政府財政支出，以及寬松性的貨幣政策。為阻止經濟陷入衰退，2001-2002年美聯儲先后12次降息。這些因素使美國金融市場得到較快發展，股民和消費者信心十足，導致投資增加，個人消費開支膨脹，股市價格上揚，推動了美國經濟的增長。自2004年6月以來，為抑制經濟過快增長，美聯儲連續提息17次，這是美聯儲為實現經濟“軟著陸”和經濟的長期增長奠定的基礎。受“雙高”赤字的影響，美元在2002-2004年連續三年貶值，幅度近50％，不但減輕了債務負擔，還有利于美國擴大出口。小布什執政的6年，使美國經濟走出了衰退，進入恢復性增長階段，失業率呈現出下降趨勢。2004年以來，美國GDP增長持續在3％以上。盡管受次貸危機影響，2007年美國經濟增長率仍預計為2.9％，美國經濟處于較為穩健的增長時期。

總之，財政政策作為一國政府調控宏觀經濟運行的主要工具，其運用的成功與否并不是通過財政盈余或者赤字的狀況衡量的，財政改策的實施是否達到了預期目標才是衡量其成功與失敗的標準。盡管克林頓政府和小布什政府制定的財政政策所依據的理論基礎取向有所不同，具體政策的選用和實際產生的效果也有所不同，但是他們都強調了政府在促進經濟增長和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其目的都是為美國政府制定的政治和經濟目標服務，以確保美國在世界上的政治和經濟“霸主”地位。

三、對我國持續改進財政政策的借鑒

1　概述

制訂財政政策應立足于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隨著我國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階段，既面臨著加快發展與深化改革的雙重任務，也面臨著短期經濟增長基礎缺乏自主性和長期經濟增長缺乏可持續性的雙重壓力。創造性地借鑒和汲取克林頓與小布什時期美國政府制定的財政政策的經驗和教訓，對持續改進我國的財政政策的現實指導意義。

2　盡快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財政風險預警體系

要建立適應我國國情的財政預警體系。一要合理設置政府債務控制指標，我國財政收入能力低，而且我國國責債是短短幾年形成的，增速過快。因此我國財政的抗風險能力應明顯低于發達國家，赤字率和債務率控制指標也應比發達國家控制指標更為嚴格。二要按照權責發生制原則全面清理各級政府的債務規模，實行年度報告制度，建立政府債務風險監測和預警機制。同時要規范政府債務管理制度，由各級財政部門統一負責內外債的管理。三要推進國有金融機構改革，改變財政對銀行單一的注資方式，防范金融風險轉化為財政風險。四要保持合理的債務規模和期限結構，將債務負擔率控制在合理界限內，有效防范財政債務風險。

3　充分發揮財政政策多種手段的綜合效能

財政政策的作用重在結構調整，試圖通過財政資金進行大規模投資來調節經濟總量是任何國家財政力所不能及的。為此要根據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適時調整積極財政政策的方向和力度，在維持現行赤字規模不變的前提下，適當調減建設國債投資規模，逐步實現中央預算內經常性投資與國債投資并軌。積極調整和完善稅制，充分發揮稅收政策在刺激內需、激勵供給和調整結構方面的作用。完善財政補貼和財政貼息政策，加強對社會投資的引導。進一步增加對中西部地區轉移支付力度，提高經濟欠發達地區和農村地區的政府公共服務水平。

4　建立財政中長期規劃管理機制

我國雖然在2003年試編了財政發展五年滾動計劃，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也第一次試編了財政發展三年滾動計劃(2004年－2006年)，但遠未形成有約束力的制度。編制滾動計劃應與部門預算改革、國庫收付改革和實施政府采購一樣，成為并重的財政管理重大改革，這是實現政府宏觀調控、公平收入分配、實現財政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舉措。今后編制財政發展滾動計劃，要理清財政政策目標和發展趨勢，明確分析財政中長期收支變化趨勢，增強財政支出的規范性和有效性，并充分反映財政債務風險狀況，及時采取措施防范和化解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