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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出口貿易結構;問題;優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快速增長,去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量超過14000億美元,同比增長超過23.2%。其中,出口7620億美元,增長28.4%,實現貿易順差110.1億美元。目前,中國已經超過日本,成為繼美、德之后的第三大貿易國。平穩而且快速增長的出口貿易,為我國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我國出口貿易結構的主要特點
1.從出口商品結構上看,我國工業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例不斷上升,但高技術產品的比重仍然偏低。改革開放后,工業制成品在我國出口中的比例逐步上升,技術含量較高的高新技術產品一直是拉動中國對外貿易出口快速增長的主要商品。2005年我國工業制成品出口總額達7,129.6億美元,同比增長29.0%,占出口總額的93.6%,成為我國出口的主導產品。高技術產品出口額為2,182.5億美元,同比增長31.8%,僅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的28.6%。據世貿組織(WTO)統計,早在2000年,世界前十大出口國和地區的產品平均高新科技含量已達40%。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在工業制成品中所占比重偏低。
2.從貿易方式上看,加工貿易仍然是我國產品出口的主要貿易方式,但出口效益不高。我國出口效益不高,這種低效益是由于我國出口大部分為加工貿易出口。近年來,加工貿易一直占我國出口總額的一半以上。2005年加工貿易額為4,164.8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54.7%。我國出口規模的擴大主要是靠大量低附加值的初級加工制成品的出口,出口商品中技術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產品的比重偏低,特別是機電產品出口額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
3.從出口貿易國別結構來看,出口市場過于集中。2005年,我國前四位出口市場是美國、歐盟、中國香港地區和日本,其總和達到了出口總值的67.6%。其中,美國占21.4%,歐盟占18.9%,中國香港地區占16.3%,日本占11%。由于香港主要以轉口貿易為主,其中又以轉口到美國、歐盟和日本為主,因此,我國的主要出口市場集中在美國、歐盟和日本。
4.從出口主體類型來看,私營企業上升較快,外資企業仍占主體。2005年,我國私營企業的出口激增,同比增加62.1%,但只占出口總額14.7%;外資企業同比增加31.2%,占出口總額的58.3%。從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來看,外資企業占88%,部分行業的核心技術和產品被外資企業所壟斷,我國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對外資企業的依賴程度相當高。
二、我國出口貿易結構的問題
1.出口商品結構還是比較低級,沒有擺脫依靠低成本競爭的老路。雖然工業制成品出口的比例已占有絕對的優勢,但是高技術產品的比例仍然偏低。我國工業制成品主要依靠大量的資源投入和低廉的價格優勢來擴大市場。這不但會導致能源浪費、環境破壞、不利于可持續發展等問題,同時隨著我國勞動力等成本的上升,低級的產品結構將在國際貿易中處于不利的地位。
2.加工貿易仍以初級形式為主,高技術高附加值的產品比重偏低。加工的多為勞動密集型產品,產品的加工過程短,加工深度不高,產業關聯性偏低,產品附加值偏低。這表明,我國承擔的只是這種高技術產品增值鏈條中附加價值較低的加工組裝環節,我國在高技術產業的國際分工體系中還處于較低層次。
3.出口市場過于集中,貿易風險較大。出口市場主要集中在美國、歐盟和日本三大地區。出口市場過于集中,將帶來東道國貿易失衡、加大國內就業壓力等問題,是引發貿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4.外資企業的出口份額占主體,一定程度上擠占了我國民族企業的發展空間。外商直接投資帶來了技術進步,但主要是一般技術進步,而不是先進技術進步。外資企業壟斷核心技術,主導了我國高技術產品的出口。跨國企業到我國投資辦廠,主要是利用我國的成本優勢和巨大的市場,憑借著品牌優勢和技術優勢,擠占了我國民族企業的利潤和生存空間。
三、優化我國出口貿易結構的對策
1.充分發揮我國的勞動力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有助于解決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金缺乏問題和勞動力過剩的問題。同時,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和高技術含量,增強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新晨
2.實施產業結構調整,促進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吸引跨國公司把高技術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環節轉移到我國,提高管理水平,引導加工貿易企業加強企業配套,逐步從代加工向設計和自創品牌發展;引導加工企業根多采用國產料件,延伸產業鏈條;加強對加工貿易的產業指導政策,嚴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產品的加工貿易。
3.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保護和鞏固已有市場,積極開辟新的海外市場。我國與東南亞、非洲、南美、中亞等地的國家經濟互補性較強,具有了技術、資源方面一定的比較優勢,而我國現代化所需的能源、原材料等正式這些國家的優勢所在。因此在這些國家實施有效的海外投資帶動戰略,既有利于擴大我國的出口市場,減低外貿風險,實現“邊際產業”的國外轉移,又有利于利用海外資源滿足國內生產需要。
4.合理引進FDI,提高民族企業的技術水平。引導FDI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型、知識含量高和資本密集型領域轉變。從注重數量轉向注重使用的質量,并合理制定優惠政策引導外商投資在地區結構、行業結構和單位面積投資密度的優化。通過FDI的“溢出”效應,提高行業技術水平,帶動民族企業的發展。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財務司網站:/tongji.shtml
關鍵詞:跨境短期資本;沖擊;監管
作者簡介:毛紅燕(1968-),女,北京人,中央財經大學國防經濟與管理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中央司法警官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國防經濟研究。
中圖分類號:F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7)05-0083-03 收稿日期:2007-07-10
一、我國跨境短期資本流動的界定及測算
傳統國際金融學對國際短期資本的定義是指借貸或投資期限在一年以下的資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第4版的《國際收支手冊》中,對短期資本解釋是:見票即付的資本或合同原定償還期限為一年或一年以下的資本,包括貨幣。同時將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資本項目分為長期資本和短期資本。由于國際收支統計難以嚴格區分長期資本和短期資本,所以,1995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國際收支手冊》第5版中取消了長期資本和短期資本的分類,將資本項目更名為資本與金融項目。現實經濟中,隨著我國資本項目的開放度越來越大,流動性極強的短期資本對經濟的沖擊越來越明顯,因而專門探討短期資本的問題很有必要。目前一般的觀點是,流人的資本在未來一年內能夠逆轉回流的為短期資本。所以本文中的跨境短期資本,從主體講,既包括居民的也包括非居民的;從流向講,既包括流入也包括流出,即通常講的外逃;從透明度講,既包括國際收支平衡表統計在內的,也包括表外的未統計在內的。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目前在全球貨幣市場流動的各類短期資本至少有7萬億美元,每天有相當于1.2萬億美元的游資在全球尋找投資機會。短期資本通常采取商業票據的形式融資,或者利用金融衍生工具進行投機交易,或者以存款方式套取利差,或者投資外國股票、債券、房地產等。雖然債券和股票是長期或無限期的證券,但證券市場的存在使其具有流動性,因此債券和股票投資也屬于短期資本流動形式。適度的國際短期資本流動對資本流入國來說,有利于活躍金融市場,改善國際收支狀況。但如果任其蔓延,必將對經濟造成巨大危害。因此各國普遍對國際短期資本的流動加強管理和規范。
國際上比較流行的短期資本流動的測算方法有:(1)直接測算法。直接測算法亦稱卡丁頓法或國際收支平衡表法,該法直接從國際收支平衡表中采集數據,是一種比較直觀的測算方法。這種方法的公式是:
游資(Hot Money)=私人非銀行部門(非官方部門和貨幣當局)的短期資本項目+錯誤與遺漏項目由于很多國家的國際收支平衡表缺少私人非銀行部門的短期資本項目,因此世界銀行經濟學家Stijin Claessens和DavidNaude對卡丁頓方法進行了修正。即
游資1=-[其他部門其他資本項目+誤差與遺漏項目]
游資2=-[其他部門其他資本項目中的短期資本項目+誤差與遺漏項目]
游資3=游資1-股票和債券投資雖然債券和股票是長期或無限期的證券,但證券市場的存在使其具有流動性,因此債券和股票投資也屬于短期資本流動形式。后面計算采用游資1的公式。總體說卡丁頓法可能會有國際收支表以外的漏報,所以它基本上反映了短期資本流動的下限。(2)間接測算法。主要包括世界銀行法、摩根擔保法和克萊因修正法。以采用最多的世界銀行法為例:
短期資本流動額=(外債增加額+外國直接投資凈流入)-(經常項目逆差+官方儲備增加額)這種方法將長期資本流動引起的短期資本流動考慮了進去,所以可能會出現多報,但反映短期資本流動的上限。(3)混合測量法。此法由杜利(Dooley,1986)和汗(Khan,1987)等人提出。以間接測算法為基礎,并根據實際情況稍作調整。國內學者對資本外逃測算時大多采用以間接測算法為基礎,并根據中國實際情況作調整的方法。例如將資本外逃額度加上“進出口偽報額”,“進出口偽報額”是我國海關所報的進出值與貿易伙伴國海關所報的進出口值的差額。但筆者認為其中有很大程度的轉口貿易在內,而轉口貿易是已計入進出口值的,所以這一調整數據有待商榷。本文采用卡丁頓法和世界銀行法計算出如下結果:
從表1、表2和圖1可看出,雖然兩種計算結果有所差異,但基本反映了我國跨境短期資本流動的大體趨勢和特征,那就是規模遞增性、劇烈波動性和雙向流動性。具體可分為5個階段:(1)1982年~1989年,規模不大,以少量資本外逃為主。(2)1990年一1996年,資本外逃逐步增加,每年約100~200億美元。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制度的轉軌,大量國內資本利用貿易、非貿易和海外投資渠道,將資本轉到海外。部分腐敗分子轉移其非法收入,部分企業通過維爾京等離岸金融中心轉移國有資產。(3)1997年~2001年資本外逃迅速增加,維持在歷史高水平,最高達800多億美元。1997年發生東南亞金融危機,東南亞各國貨幣貶值幅度巨大,國內外對人民幣的貶值預期加大,出于保值的需要,大量的資本流出。(4)2002年~2006年短期資本流動劇烈起伏,并且內流和外流交替出現。一方面,2003和2004兩年,出現資本內流超出資本流出,在中國經濟一直保持強勁增長和外匯儲備居世界第一的背景下,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強烈,更多短期國際資本到中國尋求盈利機會。且2003年實行了QFII,開放了國內資本市場,外國機構投資者經批準可以直接投資A股和國內債券市場。同時一部分先期外逃資金出現回流,成為資本內流的重要力量。國家外管局公布的最近12年短期外債情況顯示,在2001年以前,我國短期外債占外債總額比例在10%左右,但是最近幾年卻出現了快速增長的態勢,2005年這一比例超過了55%。直到2005年人民幣匯率體制改革后,這股涌入的勢頭才有所緩解。另一方面,2005年~2006年,資本流出又占居上風。在我國資本賬戶的開放度加大的情形下,2004年國家試行QDII,允許符合條件的中資跨國公司可以對境外子公司放款,并陸續出臺了個人合法財產對外轉移、企業對外投資等一系列管理辦法,允許社保基金投資香港證券市場,這樣部分企業和個人開始通過這一合法渠道進行非法資本轉移,資本外逃進一步嚴重。值得注意的是,這其中有相當部分屬“迷失資金”1在境內滯留,對人民幣匯率仍持觀望態度。國家外匯局提供的數據顯示,2006年6月末企
業經常項目外匯賬戶余額比2005年末增長27%,賬戶保留外匯的實際數額占核定總限額的23%。2006上半年,境外直接投資協議投資筆數增長28.2%,金額增長76.3%。
二、跨境短期資本的風險監管思路
(一)加強對短期資本的監管工作。首先,我們不宜過早全面開放資本項目。Eastedy(2000)和Rodrik(1998)的研究發現,資本項目的自由化與經濟增長無關。Edward(2000)的研究表明,在較低收入國家資本項目開放度與經濟增長負相關,但隨著收入的增加,兩者逐漸變為正相關。所以我國不宜過早放開資本項目,加強對短期資本的監管很有必要,要將外匯管理重點由經常項目轉向資本項目,抓緊研究制定與并購重組、證券投資、投資基金等利用外資新方式相配套的外匯管理辦法。其次,加強居民和非居民兩方面短期資本的監管。當前國內機構和個人持有的短期資本,和國際熱錢一樣,也會干擾貨幣政策操作、引起外匯市場動蕩和幣值不穩定,更容易鉆制度和管理的漏洞實現資本的跨境流動,因而危害性更大,所以外匯管理應盡快從監管境內機構的資本項目交易為主轉變為以監管銀行等中介機構為主,實現由直接管理向間接管理的轉變。對境內機構主體借用短資的流量進行控制,改變現存量控制的管理模式,設定風險指標,對機構主體年流出入外匯短期資本與全部資本的比例進行限定,同時對境內居民個人大額資金收支的資金來源和使用應進行特別申報。再次,重視事前預防。在沒有遭受國際資本投機性沖擊以前,應明確表示本國在發生金融動蕩、有關指標的變化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將對短期資本流動實行控制。這可使投資者認識到控制是在非常時期采取的非常措施而不是隨心所欲的政策決定,提高對風險的心理承受力,從而保持對該國政策的信心。
(二)提高政策對風險的承受力。為防范國際短期資本流動的負面影響,多數國家特別是一些發展中國家,采取了對國際短期資本流動征稅、無補償準備金要求、規定資金在境內最短停留時間、外匯指定銀行制度、實時全額清算系統等必要的限制措施,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從根本上說,有效防范國際短期資本沖擊的關鍵,是要選擇好符合本國國情的資本市場開放戰略和資本流動管理制度,增強本國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匯率政策等政策工具的合理搭配。國內貨幣供給與外部關聯增大,因此,協調好穩定匯率與吐放基礎貨幣增量的關系,保持靈活的匯率機制和充足的外匯儲備,較高的外匯儲備對減少投機性資本的沖擊有益。靈活的匯率制度,使短期資本流入、流出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成本提高,對抑制短期資本有益,同時在資本流入減少的情況下,緩解了外匯儲備的壓力。在財政政策上,可以運用財政政策抵消增加貨幣供應帶來的通貨膨脹壓力,維持均衡的匯率。另外,可采用征托賓稅的辦法。由銀行預扣5%的金融交易稅,如一年內不匯出,可全額退稅,由此可增加投機成本,從政策效果上,既抑制了短期資本流入,又不影響長期資本流動,減輕投機性資本流動的破壞性影響。
(三)加強區域和國際合作。由于香港的特殊地位,大量短期資本通過香港金融市場投機人民幣獲益。一種方式是通過購買能反映內地市場的港元資產來間接獲益。短期資金在香港以港元買賣和持有具有大陸背景的公司而獲益。另一種方式是,外資先在香港短暫停留,然后通過香港路徑進入內地。自2004年6月美國進行加息周期以來,港元和美元利率差異逐漸明顯。至2004年11月美聯儲第4次加息0.25厘時,香港貨幣市場的存貸款利率不但沒有按聯匯制的慣例上浮,反而多數銀行下調最優惠利率0.125%,同時降低儲蓄存款利率0.115%,這是自香港1983年實行聯匯制以來,港美利率走勢首次出現背離2。所以要重點關注香港市場,加強與香港監管當局的合作。另外,隨著各國資本市場的不斷發展,金融衍生工具迅速增加,對國際短期資本的管制難度越來越大,因為投機者總能利用各國的政策的漏洞找到規避的手段。因此各國政府有必要加強合作,協調有關國際短期資本流動的政策。充分利用IMF和世界銀行提供的信息,將國際資本流動的風險降到最低。
什么是全球性制造業基地?
在東莞這樣的的城市──加入了全球化大潮流的城市里,不需要舉很多外面的例子,就可以說明全球化生產的特點。因為,亞洲人喝的咖啡是東莞生產的,但是牌子是中國瑞士雀巢的;世界上人們使用著的鼠標有幾千萬個是東莞制造的,但是牌子是臺灣東聚公司的。世界上前10大電腦公司如IBM、康柏、惠普等都到東莞來采購電腦和零部件,以便控制成本,提高競爭力。聯合國貿發會議委托進行的一項調查表明,世界上最主要的電子產品、電信設備、石油化工等制造商都已把生產網絡擴展到中國。這使我國的很多地方將變成“世界工廠”。東莞則是在全國最早成為全球性制造業基地的城市。
從理論上說,全球性制造業基地就是全球生產網絡中的節點,或者說全球商品鏈中的環節。在當前的技術條件下,許多商品的生產過程可以分解為不同階段,形成跨國的生產組織網絡。圍繞某種商品的生產,各地不同規模的企業、機構,甚至從事工業的家庭都會組織在這種生產網絡之中,形成所謂全球商品鏈。作為全球商品鏈的環節,例如東莞的一些地方,會依據自身優勢形成專業化的產業群,靠著特定商品的出口競爭力,贏得它在國際勞動分工體系中的制造業基地的位置。
東莞是怎么會成為全球性制造業基地的?
東莞成為全球性制造業基地,首先歸功于改革開放后東莞實行出口導向戰略而成功地吸引外資。從全國來看,改革開放以來,沿海一帶,特別是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地方,通過發展出口加工業,快速實現工業化,并逐漸形成了配套相對完整的全球性制造業基地。這種工業化是外向型或客戶主導型的,是由外資驅動的。那些來自發達國家的企業,它們擁有強大品牌優勢和銷售渠道,組織起跨國的商品流通網絡,形成強大的市場需求,通過全球采購和OEM(代工)生產,驅動了東莞制造業的飛速發展。我們可以回顧一下,東莞進入國際勞動分工體系,是從“三來一補”出口加工開始的,是依托香港投資和轉口貿易的優勢,利用大陸低廉的勞動力和土地,以及沿海開放區域的投資優惠政策的結果。東莞發展的主要激勵因素(或東莞的比較優勢)是低成本的土地和勞動力(包括大量外來廉價勞動力),以及與海外客商的聯系紐帶。
說到東莞在全球勞動分工體系中的定位,離不開早期我國港臺地區傳統產業外移的背景和后來臺商的集體進入。東莞在80年代初開始加速工業化,最初因為港臺傳統產業外移而連接上全球經濟,而后來形成了相對完整的上下游產業網絡,又吸引了臺商的另一波產業外移,讓大批臺灣電腦廠商選擇了在祖國大陸的東莞落腳。東莞因為臺商而和全球聯系得更緊,讓東莞在全球生產網絡中取得了一個重要節點的位置。這就是東莞的發展軌跡。目前東莞已經成為全國乃至全世界最大的電腦及其周邊產品生產基地,“東莞制造”蜚聲世界。
東莞的全球性制造業基地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東莞市制造業廠商云集,既有國際知名跨國公司的制造工廠,也有數以萬計的中小加工企業。前面已經講到東莞發展的兩個主要特征,一是全球下單,二是本地配套。東莞最初本地配套能力并不顯著,制造業在全市各鎮遍地開花。后來,本地產業配套體系日趨完備,現在已經明顯形成服裝、家具、燈飾、皮革和電子等多個以出口加工為主的“商圈”。
上面說過,東莞的“商圈”實際上是本地產業群(或稱地方產業群localindustrialcluster)的雛形,它是由大量中小企業組成,圍繞某種商品所形成的細密的本地化分工協作網絡。由于東莞“商圈”的發展動力主要是由客戶主導的品牌代工,香港和臺灣廠商作為東莞本地生產者與國際市場聯系的樞紐就顯得特別關鍵。大廠的轉移,往往可以帶動本地供應鏈的形成。例如臺商制鞋業中的寶成(在東莞叫裕元)、電子業的臺達等大廠的投資,都帶有配套廠,因為以出口為導向的生產是建立在協力廠商之間高度協調的網絡之上的。東莞抓住了臺灣電腦生產基地向外轉移的契機,自1989年以來,吸引了大批臺資電腦相關生產企業,由于臺資電腦企業的競爭優勢正是構筑在企業間綿密的生產協作網絡之上的,因此臺資企業的進駐促進了本地電子信息產業配套能力的形成。國際市場上訂單結構的高度變化,在生產管理上需要靈活機動,使得上下游廠商之間需要靠近,減少原材料采購中的時間和成本。現在很多外資企業的零部件在東莞已實現大部分本地供應,并把不少大陸土生土長的企業也納入到本地供應商網絡中,并且積極向內地發展新的合作伙伴。
全球性制造業基地有沒有危險呢?
作為一個主要依靠外資實現快速工業化的城市,東莞體驗了在經濟全球化的機遇面前的欣喜,但是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隨著中國加入WTO和改革的不斷深入,東莞在改革開放初期所具有的一些政策優勢和區位優勢開始淡化。
在這里,需要指出困惑東莞的三個主要問題。第一,在外向型加工過程中,本地勞動附加價值低,知識和技術擴散十分有限,東莞容易受到外部市場動蕩的打擊,我國加入WTO后,東莞低成本產品的生產和出口將遇到發達國家市場的在環境和勞工等方面的新壁壘。第二,東莞的外向型出口加工貿易是建立在國內市場受到嚴格保護的基礎之上的,當國內市場放開,東莞就會受到沖擊,許多外資企業謀求進一步開拓大陸市場,紛紛考慮向北遷移。第三,惡意的走私行為和不規范的市場操作阻礙了本地企業間的交易,限制了本地生產網絡的融合。
怎樣維持制造業基地的地位并向創新基地升級?
經濟全球化促進了生產要素和商品的跨國流動。資本、知識、式樣、商標等,都在全球各個發達的地方不斷流動。全球化的流動,好象是很虛的,相形之下,地方是實實在在的,是真實的,因為有地方歷史,有物質供需的情境。有一個詞語“全球的本地化”(glocalization),有虛擬的真實化的含義,意思是,在全球化浪潮下,地方產業群的意義非但沒有降低,反而上升了。這說明地方的重要性,地方不應該是全球化的犧牲者。因此,要考慮全球化如何沖擊東莞這個問題,再去設計適用東莞的解決方案。
東莞在吸引外商的分支工廠時,為了應對全球化挑戰,需要營造本地的產業群。東莞必須為提高競爭力盡早做好準備,本地的產業群必須放棄依靠低成本優勢的競爭,投入依靠創新、質量和市場應變力等高級優勢的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