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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第三產業；城鄉經濟發展差距；貴州

1.引言

城鄉經濟差距問題是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大問題，不僅關系到社會穩定，也關系到新時期新階段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現代化建設全局的實現。

貴州的城鎮人口為1176.25萬人，農村人口為2302.75萬人，農業人口達到了83.9%，第一產業的就業人口比重占到了70%，第三產業的就業人口比重是20.1%，說明貴州的農業人口數量是龐大的。1978 —2010年貴州省城鎮居民收入從 261.26 元提高到14147.74 元，農村居民收入從 109.30 元提高到3472 元，2010年時，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為14143元，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為3412，然而兩者相差3.15倍，貴州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以及貴州與全國農村居民收入差距，在此期間都有不同程度的擴大。貴州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由 1978 年的2.39 倍，上升到 2010 年的 4.07 倍，上升了 70.29%，年均上升 2.20 個百分點。城鄉收入比例是4.07，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3.23，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比為4.18。

大量的理論研究表明，發展第三產業是解決就業問題的最有效途徑，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是優化就業結構，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實現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理想路徑。

2.貴州城鄉的第三產業發展現狀

2.1貴州第三產業的總體發展現狀

從貴州省的三次產業結構看，第三產業貢獻率在50%左右。但是第三產業占貴州農村經濟總收入比重低，發展速度明顯滯后。貴州傳統服務業比重較大，新興服務業比重較低。在貴州省的第三產業中，位居前三位的一直是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而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以及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住宿和餐飲業在第三產業構成中的比值仍然較低，這說明貴州省的第三產業的增加值主要是通過傳統行業的有力支撐實現的，一些與人們生產和生活密切相關的信息咨詢、中介、法律、社區服務等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仍處在低水平、低效益的狀態，制約著第三產業的發展。

2.2貴州城鄉第三產業的發展對比

第三產業的就業彈性大，對勞動力吸收能力強。貴州第三產業的城鄉就業人數差距較大的是租賃和商務服務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城鎮的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的就業人數26451人，農村為5056人，兩者是5.23 倍；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城鎮的就業人數是3482人，農村的為760人，比例是4.58。

貴州對城鄉第三產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存在巨大差距，第三產業固定投資差距最大的是住宿和餐飲業，城鎮的固定投資為21.64億元，農村的為0.56億元，兩者的比例是38.64 ，在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方面，城鎮的589.65億元是農村27.92億元的21.12 倍。

私營經濟是推動區域經濟活躍，影響整體經濟結構的重要因素。貴州城鄉第三產業的私營企業戶數對比相差大的有租賃和商業服務業，衛生、社會保障，社會福利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城鎮的私營企業戶數是5022戶，農村是968戶，相比為5.19 ，對于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城鎮為242戶，農村為70戶，前者是后者的3.46倍。

消費是拉動一地區經濟增長的動力。貴州城鄉居民對第三產業各門類的的消費存在著差距。在城鎮居民的消費結構中，用于交通、通信的消費占比為12.6%，用于教育、文化、娛樂的消費比重是12.50%；而在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中，用于交通、通信的消費占比是8.1%，用于教育、文化、娛樂的消費比重是6.5%。同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反映的是全社會消費狀況，對于零售商品的消費，城鄉之間的消費也在逐年擴大。

3.基于第三產業角度的貴州城鄉縮小經濟發展差異的環境

3.1國家政策的支持

一系列支農、惠農政策的出臺，國家財政轉移支付的增加使農民的收入增加。近年來，免除學雜費、醫保、低保、老保等一系列惠農政策。2012年的國發二號文件，說明中央高度重視貴州經濟的發展，貴州城鄉經濟差距的擴大勢必影響整個中國的宏觀經濟，國家政策的扶持為貴州縮小城鄉差距爭取項目與資金創造了有利條件。

3.2得天獨厚的資源

以自然資源為依托的旅游資源也為貴州大力發展鄉村經濟提供了有利條件。貴州是中國旅游資源極為豐富的省份，經過20多年的持續發展，已經形成諸多著名旅游景點，包括“中國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遺產1個，國家5A級旅游區2個，國家4A級旅游區3個，等13個國家級風景名勝區，8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等等。還有許多待開發的旅游景點都藏于深山之中，靠近農戶居住地。這些都是貴州農村地區發展第三產業的比較優勢。

3.3人口紅利的優勢

貴州的農業人口達到了80%多，勞動力資源充裕且成本優勢明顯。2011年貴州農村人均GDP為4200元，而第一產業就業人口占全省就業人數的70%多，在勞務成本方面， 2010年貴州縣域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元3412元，而同期貴州城鎮居民的為14143元，農村人均收入相當于城鎮的24.13%。貴州農村的勞動力成本低，為勞動力人口向第三產業轉移提供了條件。

4.基于第三產業角度的貴州城鄉縮小經濟發展差異的對策

4.1加大農村地區第三產業的投資傾斜力度

改善貴州農村基礎設施條件，保護生態環境。實施農村公路鄉通暢、村通達工程。提高鄉鎮公路通暢率、行政村公路通達率，村通暢率。針對貴州城鄉的第三產業私營企業戶數對比相差大的衛生、社會保障、社會福利業，應構建城鄉統一的最低生活保障，低收入農戶幫扶制度繼續加大農業補助強度.

4.2挖掘農村地區第三產業的特色優勢資源

貴州農村地區有獨特的民族傳統、民族宗教、民族習俗和民族風貌，應大力開發具有地方資源優勢和民族特色的旅游商品，加快建設旅游小商品生產基地，充分發揮山區的資源和生態優勢，把山區建設成為綠色農產品出口基地和旅游觀光勝地。加速發展非農產業，如休閑產業，城郊型生態農業和觀光農業，將旅游和農業結合起來。

4.3開發農村地區第三產業的配套優質服務

貴州有獨一無二的氣候，生態優勢，農村地區應發展餐飲、住宿、旅行社等與旅游業相配套的后勤設施與服務，形成以農業觀光、休閑娛樂和特色餐飲為代表的鄉村旅游產品體系。積極發展人力資源服務業以及家政、養老等家庭服務業，為第一、二產業和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各種優質服務。

參考文獻

[1]朱滿德 王秀峰 貴州省逐步縮小城鄉經濟差距的思考[J]貴州農業科學2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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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odels of system coordination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Chenggong coordinated urban and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isted according to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Chenggong problems of urban and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oints, and finally put forward contribution from four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economic countermeasures.

關鍵詞：呈貢 城鄉經濟 協調發展

Key words:Chenggong urban and rural economy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作者簡介：李曉薇（1983- ），女，云南昆明人，在讀碩士，主要從事區域經濟開發與管理研究。

引言

城鄉經濟協調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歷史性趨勢，也是一個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綜合體現，它決定著一個區域發展的總體方向。呈貢作為新昆明建設的重要發展區域，是整個新昆明建設的先行者，其發展對于整個新昆明建設具有致關重要的意義。

本文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結合一些成功案列，認為城鄉協調發展的定義是指以提高區域整體的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率為中心，改善城鄉結構和功能，協調城鄉利益和利益再分配，實現城鄉生產要素在城鄉發展空間內的合理配置，進而達到消除城鄉二元結構、減少城鄉差距的目的[1]。

一、呈貢城鄉經濟協調性發展分析

1.1 評價模型的建立

城鎮和鄉村兩個子系統能配套發展、相互促進是城鄉經濟能很好協調的必備條件。本文采用系統協調度模型作為評價呈貢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方法，該方法的理論基礎是效益理論和平衡理論。效益理論是指經濟、社會和生態等方面的指標要同步發展，使得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整體效益最大。平衡理論要求三者之間保持一種平衡的關系，一種效益的增加不以另一種效益的減少為代價，這種協調發展的狀況就是一種復合效益[2]。為了更好的反映出呈貢城鄉經濟發展的協調性，從兩個方面進行分析，首先分別分析城鎮和鄉村兩個子系統的綜合效益，然后根據兩個子系統的綜合效益來評價城鄉之間的經濟協調性。

根據效益理論，為了更好的反映城鎮和鄉村兩個子系統的經濟發展狀況，我們采用以下的函數模型進行評價：

（1）

其中：F(x)為子系統綜合發展指數， Ai為指標權重，xi為指標原始值。

為了能更好的反映城鄉經濟的協調性，在建立城鎮和鄉村兩個子系統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模型后，我們需要再建立以下函數模型來評價城鄉之間經濟協調性：

B= （2）

其中：B為城鄉之間的協調系數，f(x1)、f(x2)分別為城鎮綜合發展指數和鄉村綜合發展指數。

為了全面的反映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程度，我們還需要建立以下協調發展函數來評級：

1.2 評價指標體系建立

一個地區的經濟是否發展良好不能完全以該地區的人均GDP來反映，我們應該考慮該地區的經濟發展是否協調、是否能持續發展、是否能幫助該地區百姓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本文從經濟水平、經濟結構、人口發展、科教水平、基礎設施、生態發展這六個指標對呈貢城鄉經濟協調性進行評價，其評價指標如下。

以下為2009年呈貢城鎮的數據：

以下為2009年呈貢鄉村的數據：

1.3 評價結果分析

通過以上2009年的數據和公式，計算可以得=0.629，=0.905，B=0.936，C=0.712，D=0.666，也即2009年呈貢城鄉經濟協調性良好，但是鄉村經濟協調性水平與城鎮協調性水平還有很多的差距，還需要克服阻礙經濟協調的因素，才能促進城鄉經濟的協調發展。

二、呈貢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存在的問題點

通過對呈貢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雖然現在呈貢2009年協調性良好，但是鄉村協調性和城鎮協調性還有一定的差距，城鄉經濟持續協調發展能力還不夠好，還存在一些問題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1 城鄉經濟水平差距大

雖然隨著呈貢經濟的不斷發展，新城的規模也不斷增大，城鎮人口比重已超過50%，但是城鄉之間的經濟水平還是相差很遠。2009年呈貢城鎮的人均GDP為24282元，鄉村的人均GDP為14261元，可見城鄉之間的經濟水平差距還是很大。

2.2基礎設施建設還不完善

基礎設施是決定城鄉一體化、鄉村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從以上的數據中也可以看出，呈貢城鎮和鄉村人均公路差別大，這體現了城鄉一體化不夠好。另外，呈貢的基礎設施也還有待加強，比如有些地區交通還不方便、通訊設施還不完善、水渠不完善等。

2.3科技教育水平城鄉差距大

從以上的數據可以看出，科技教育費用占GDP的比重低，而鄉村人均GDP遠低于城鎮人均GDP，同時鄉村孩子遠多于城鎮，故鄉村對科技教育的重視程度比城鎮低，這樣城鄉之間的科技教育水平會有較大的差距。鄉村的科技教育水平低，首先是青少年不能得到很好的教育，這樣便會漸漸的拉大與城鎮孩子的受教育程度，另外，鄉村勞動力沒有接受到很好的培訓，便缺乏很好的勞動技能，鄉村經濟的發展便會受到阻礙。

三、呈貢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對策

對于呈貢城鄉經濟，我們要積極解決以上幾個問題，同時完善其它環節，具體來說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促進呈貢城鄉經濟的協調發展。

3.1縮小城鄉經濟收入差距

縮小城鄉經濟收入差距可以從三個方面著手，第一是優化產業結構，提升呈貢整體經濟水平，第二要充分利用鄉村勞動力，第三是降低農民負擔。

優化產業結構首先穩固農業的基礎地位，積極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然后在以第二產業為支柱的基礎上，加大第三產業的發展，堅持“一二三產業互動、城鄉經濟相融”的原則，促進城鄉一二三產業有機融合、協調發展[3]。

充分利用勞動力是指在滿足農忙季節的前提下，鼓勵鄉村閑置勞動力外出打工，這樣便會加快鄉村經濟的發展，縮少城鄉經濟差距。

降低農民的負擔一方面是降低他們的風險，比如政府對農產品強有力的扶持和保護，另一方面要實行優惠的稅收政策，進一步減輕農民負擔。

3.2 完善基礎設施

在基礎設施上，我們要通過加大資金的投入，進行合理的規劃，使得基礎設施能承載更大的經濟發展需求，首先要完善公路，保證公路能很好的起到連接城鎮和鄉村的橋梁，另外要為農村的發展建立其它相應的配套基礎設施，比如電力設施、通訊設施、交易市場、水渠、水庫等。

3.3 加大鄉村科技教育的投資

鄉村科技教育一方面是對孩子的教育，另一方面是對鄉村勞動力的教育。為了提高孩子們的教育水平，日后能更好的建設祖國和家鄉，為城鄉經濟長期的協調發展做貢獻，我們必須重視學校教育。國家相關部門首先要完善學校相關的設施配備，為學生提供盡可能多的學習工具，同時加大對教師隊伍資金的投入，配備合適的教師，并且注重對教師的培訓。

對鄉村科技的培訓，主要是要針對主要農業項目，安排技術人員對廣大百姓進行教育，安排課堂講座，實地幫助分析，這樣才有利于鄉村農業經濟的發展，才會縮小城鄉之間的差距，城鄉經濟才會協調發展[4]。

3.4 加大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投入

目前呈貢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還處在初創階段，政府不僅需要在制度上繼續進行深入的探索，而且需要建立起各種保障基金，逐步提高已建立的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等的保障水平和標準，吸引農民自愿加入到社會保障系統中來。各級政府要加大對農村新型合作醫療等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投入，提高農村的社會保障水平[5]。

四、結束語

我國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同時國家在不斷的推行城鎮一體化，但目前大多數地區仍然是城鎮和農村獨立發展，只有少數城鎮和鄉村在向一體化發展。只有發揮我國的城鄉不同優勢，通過城帶鄉、鄉促城，才能促進城鄉經濟共同、持續、穩定且協調發展，最終達到城鄉融合。

呈貢的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是一項具有重要意義的工程，對呈貢乃至整個昆明的全面發展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呈貢的城鄉經濟協調發展需要政府、相關事業單位以及廣大民眾共同努力，對各個環節的工作井然有序的開展，才能促進呈貢的城鄉經濟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1] 張明華.福建省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評價與分析.沈陽農業大學學報，2008,07.

[2] 張竟竟,陳正江,楊德剛.城鄉協調度評價模型構建及應用.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07,21,(2):5-13.

[3] 王駿.論城鄉體制差異及其一體化的途徑.改革研究，2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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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城鄉一體化是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協調發展的重要戰略舉措。本文從城鄉一體化的含義、科學內涵、問題研究、思路和改革措施、城鄉一體化內容和實現城鄉一體化對策等幾個方面來闡述了城鄉一體化在我國現階段應該發展的方向和應該把握的方法，保證我國城鄉一體化健康向前發展。

關鍵詞：城鄉一體化　關系　對策

城鄉一體化理論的含義和實質

城鄉一體化的基本含義是：按照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調整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實現城鄉資源共享、人力互助、產業互補，逐步實現城鄉工業一體化、市場一體化，以工業化帶動城鎮化，最終實現城鄉一體化。同時大力推動制度創新，逐步建立起有利于廢除城鄉二元結構的現代農村制度，給農民真正的國民待遇，建立城鄉互動、體現公平、良性循環、共同發展的一體化體制。實質是體制一體化、城鎮城市化、產業結構一體化、農業企業化、農民市民化。

城鄉一體化的主要內容

(一)空間一體化

城市和鄉村是兩種典型的社會經濟活動的空間組織形式，城鄉經濟社會本身就包含著空間經濟社會活動的含義。城鄉空間一體化主要表現為以提高城鄉經濟社會組織化程度為核心，強化城鄉空間聯系，優化城鄉空間結構，努力形成城市現代化、農村城鎮化相互融合、協調發展的城鄉空間形態。一般說，城鄉空間結構是由點(城鎮等點狀設施)、線(交通等線狀設施)構成的拓撲結構。要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實現城鄉空間一體化，必須研究點和線如何布局，如何緊密相聯，即如何解決城鎮體系與交通體系的空間構建問題。形成科學合理的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的配置，形成通暢便捷的城鄉交通網絡連接，不僅有利于促進城鎮繁榮，而且能從根本上破解“三農”難題，達到城鄉優勢互補、協調共進的預期目的，因此，調整和優化城鄉空間布局，對實現城鄉空間一體化至關重要。

(二)人口一體化

這是指城鄉人口自由遷徙，相互對流，城市人口社區化(擴散化)和農村人口城鎮化，城鄉人口享有同等權利、同等待遇的過程。這意味著城鄉居民流動和居住不受戶籍限制，取消各種對農民的歧視性政策。城鄉居民共享三大文明的成果，這是實現城鄉一體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內容。目前，城鄉人口流動趨勢是，城市人口根據自身發展的需要和享受鄉村田園生活的需要，從城市遷住郊區或鄉村，這是大城市現代城市化的發展趨勢，盡管這種趨勢在目前發展中國家表現得并不明顯，但會隨著時間推移，隨著社會生產力發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不斷發生變化。西方發達國家許多城市市民向郊區化擴展則是個明顯的證明。我國東部一些沿海城市居民也已開始出現了這種趨向，中心城市人口郊區化擴散明顯加快。

(三)經濟一體化

城鄉一體化的一個很重要的表現為經濟一體化。經濟一體化是指發展城鄉經濟應遵循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進行統籌規劃，合理布局，實現相互融合，協調發展。經濟一體化是城鄉一體化的基礎和前提，決定著城鄉一體化的發展進程和實現程度。

(四)生態環境一體化

生態環境一體化就是要將城市與農村生態環境統一納入到一個大系統中考慮，全面治理，徹底改變城鄉生態現狀，努力形成城鄉生態環境高度融合互補、經濟社會與生態協調發展的城鄉生態格局，讓城市與農村、人類與自然生態和諧相處。城鄉一體化離不開生態一體化，生態一體化是城鄉一體化進程中最為重要的內容之一，這對于推進城鄉經濟與社會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對于我們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要凈化城鄉環境，實現城鄉生態一體化，必須破除把經濟與生態環境對峙起來的舊觀念，破除把城市與鄉村對立起來的舊格局，這需要城鄉形成共識，雙向努力，強化城鄉生態功能，以保全生態系統為重心，統一規劃，統一標準，統一對環境保護的實現機制，健全城市、鄉鎮、農村生態環境協調體系，加速推進城鄉有機融合的生態系統建設。

(五)市場一體化

我國社會主義統一市場包括城市市場與農村市場兩大組成部分。所謂城鄉市場一體化就是要消除城鄉市場分割的局面，讓城鄉市場緊密相連，融為一體，確保各種商品和服務、資源可以在城鄉之間得到順暢流動，滿足城鄉居民生產和生活的需要。市場一體化作為一個過程，既是某一地域內城鄉諸要素日益優化組合的過程，也是城鄉發展協調度、融合度日益提高的過程。在經濟社會高度發展，市場化改革不斷深化的今天，城鄉市場聞的聯系及其相互作用日益加強，城鄉市場向一體化方向發展是一種必然的大趨勢。

(六)社會一體化

經濟、社會、人口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城鄉一體化理所當然也應包括城鄉社會一體化。城鄉社會一體化就是要求城鄉社會事業協調發展，確保城鄉居民在居住、就業、教育、醫療和文化衛生等方面享受同樣待遇，最大限度地縮小城鄉差別，使高度發展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達到城鄉共享。社會一體化是城鄉一體化發展最重要的價值趨向和理念。推進城鄉社會一體化，關鍵是在城市社會事業不斷發展、居民文明程度不斷提高的同時，必須著力加快農村社會事業的發展。如果說農村經濟與城市經濟發展差距大，那么農村社會事業發展與城市差距更大。目前城鄉教育事業、醫療衛生事業、城鄉居民社會保障水平的差距仍呈擴大的趨勢。分區域看，我國城鄉社會發展差距越往西則越大。

(七)制度一體化

這里的制度也包括體制，制度一體化是指凡涉及城鄉關系和城鄉發展的重大制度，必須體現社會公平、公正。做到城鄉統一。包括制度導向統一，要求統一，權利統一，預期目標的統一。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制度是內生的，并且是決定經濟發展、經濟績效的首要因素。城鄉經濟社會的發展，實質上是城鄉兩個系統的經濟、社會、人口、空間、生態等諸基本要素交融與協調發展的過程，而這種交融與協調都與制度相聯系。

城鄉一體化發展中的差距問題研究

(一)收入差距

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近幾年逐漸擴大，其中發展很不平衡的直接而重要的表現是農民增收遲緩、城鄉收入差別過大。2003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為3 23 1，2004年稍降A3 21 1但是這還不能反映城鄉居民生活的實際差距。首先目前統計農民收入是根據戶籍來進行的，少數高收入的非村民掩蓋了多數種田的真農民。其次，農民純收入中包括生產資料的費用，扣除后生活費用只剩下純收入的65％。最后，城市居民享有各種住房、醫療、教育、交通以及公共產品等，農民享受不了。

(二)生活差距

2009年中國農村經濟綠皮書指出，目前中國農村居民生活消費水平落后城鎮居民至少十年，并且城鄉居民生活消費水平

差距一直處于擴大狀態。城鄉居民生活消費支出從1978年的2.68：1擴大到了2008年的3.07：1。2008年，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為3066元，城鎮居民該項支出則為11243元。中國農村消費當前仍處于相對較低的水平，主要耐用品消費擁有量偏低。2007年，每戶農村居民擁有的洗衣機、移動電話量不足城鎮居民的一半。農村居民衣著消費也偏低，2008年其人均衣著消費支出為212元，不足城鎮居民的兩成。此外，農村居民住房條件也有待改善，近千萬農村住戶人均居住面積不足10平方米。

(三)教育差距

在城市90％以上的初中畢業生可升入高中或職校，教育質量也高于農村，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遠遠多于農家子弟，而在農村有不少優秀學子即使考上大學也難以承受巨額學費的負擔，有一半以上的初中生沒有機會上高中，甚至有些學生因家境貧困而失學。這種日益擴大的城鄉教育差距，將影響今后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四)社會保障差距

中國城市失業保險覆蓋率已達71％。而農村幾乎為0。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已基本實現應保盡保，而農村除部分省市外，尚未建立低保制度。城市除部分個體戶和靈活就業人員外，養老保險已基本實現全覆蓋。而農村除了“五保戶”外，基本沒有養老保險。

(五)公共產品供應差距

公共品的投資主體是政府。無論是城市公共品還是農村公共品，政府都要承擔應有的責任。目前我國城市公共品提供體系相對完善，而農村公共品提供體系則相對滯后。一些農民被迫自掏腰包建基礎設施，這無形中又減少了農民的收入，降低了他們的消費能力。

城鄉一體化進程的思路和改革措施

(一)深化城鄉流通體制改革

要堅持放開農產品價格和購銷的改革方向，不能因為市場上農產品價格的正常波動而影響改革的進程。要針對農產品價格波動的深層次原因，加快農產品宏觀調控體制的改革，盡快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新的農產品宏觀調控機制。要建立和完善農產品保護價制度和風險基金制度，進一步完善國家農產品儲備和調控體系。在工業品方面，要積極開拓農村市場，把農村市場的開發視為城鄉經濟全面發展的動力源泉。要建立相對穩定的城鄉流通環節和流通渠道，減少不必要的流通環節，按照城鄉一體化的要求，保證城鄉物資交流渠道的暢通。

(二)深化城鄉產權制度改革

按照十七大提出的有關要求，通過推行股份合作制和租賃、兼并、拍賣等改革措施，達到明晰產權，轉換企業經營機制的目的。農業經營體制改革的核心是搞活土地經營機制，在穩定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基礎上，按照明確所有權、穩定承包權、搞活使用權的原則，建立土地使用權流轉機制。允許農戶依法有償轉讓土地使用權，鼓勵以土地使用權人股的辦法，興辦股份合作農業企業，促進農業規模經營。

(三)深化城鄉戶籍制度改革

現行城鄉分割的戶籍管理制度，嚴重限制了城鄉人口流動和勞動力資源的開發，已成為阻礙城鄉一體化發展的主要制約因素之一。因此，深化城鄉戶籍制度改革已勢在必行。我國的戶籍制度改革，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可以分為兩步實施。首先要允許農民進入小城鎮和中小城市落戶，允許持地方“藍印戶口”的人在農村城鎮之間遷移；其次是國家逐步取消城市居民的一些特殊待遇，改革勞動用工、住房和社會保障制度，為城鄉人口和勞動力合理流動創造條件。改革的總目標是按照國際慣例，建立全國統一的以身份證管理為主的一元戶籍制度。

(四)深化行政體制改革

要改革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建立起來的，以直接管理為主要職能的縣、鄉行政管理機構，轉變政府職能，使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改革的核心是解決長期存在的政企不分、條塊分割、城鄉分割問題，協調管理部門對城鄉經濟實行一體化的間接管理。農業部門應從過去單一管生產環節轉到統一管理，協調農業產前、產中、產后環節。縣鄉政府則應集中精力為不同所有制、不同經濟形式的企業提供服務，并進行宏觀的管理。

(五)設計社會激勵結構

通過社會激勵結構的調整節約城鄉合作的交易成本，形成導致工農合作、城鄉互促的激勵和治理機制。為此，需要加快發展農村工業化，實現中國工業化的良性發展，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打破城鄉市場的分隔，實現生產要素的市場化流動：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加強農村地區小城鎮的交通、供水、供電、通信、文化娛樂、教育等基礎設施建設和公用設施建設，逐步形成現代化的開放式交通運輸網絡和信息網絡，為城鄉聯系提供高效率的活動平臺；加強農村勞動力教育培訓，提高勞動者素質，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非農產業轉移提供能力條件，也能為外來企業、鄉鎮企業提供本土化的勞動力；政府通過各種優惠政策吸引外來企業到農村地區建廠。可采用政府貼息貸款和一定形式財政補貼。增加企業技術改革投入，通過減稅或特殊行業免稅政策吸引城市工業先進的技術、設備、優秀的人才向鄉鎮企業轉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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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坤明，嘉興，全面實施城鄉一體化戰略[J]今日浙江，2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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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鄉一體化 經濟發展 城鎮

黨的十指出，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城鄉發展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要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增強農村發展活力，逐步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共同繁榮。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針，加大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力度，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加快完善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著力在城鄉規劃、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方面推進一體化，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

一、城鄉一體化概念及研究內容

城鄉一體化就是要把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城鎮居民與農村村民作為一個整體，統籌謀劃、綜合研究，通過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促進城鄉在規劃建設、產業發展、市場信息、政策措施、生態環境保護、社會事業發展的一體化。

城鄉發展的現狀，主要表現為城鄉發展的不平衡，城鄉發展差距較大，如何打破城鄉二元結構，是我們黨和國家高度重視的問題。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是我們一直關注度較高的民生問題。城鄉在經濟、文化、思想等方面都存在著明顯的差異。調整城鄉差距的發展，實現一體化戰略是一漫長的過程。不僅需要國家政策的支持，更需要人民的共同努力。

城鄉一體化研究的內容主要著重在于城鄉總體發展，城市的工業發展，以先進的技術促進農村的經濟發展。研究主要集中于，對工業和農業，以及城鎮化等各方面的發展領域，以工業促進農業，工業與農業相互促進的戰略。加強城鄉之間的交流與寫作，使得城鄉生產力優化分工、合理布局，從而產生最佳的經濟效益。進一步縮小城鄉差距，使得城鄉共同發展，經濟共同增長。

二、城鄉發展的現狀分析

城鄉發展的現狀，最明顯的就是城鄉發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現為城鄉經濟、文化、社會、教育等的各個方面的差距，以及對于居民收入水平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我國城鄉發展所產生的差距，是歷史長期以來發展所影響的，經濟區域發展較為先進的地方，經濟與文化等的各個方面都較為先進。城市發展較為迅速，居民整體素質以及城市的經濟增長都較為迅速，家庭教育也要優于農村。而對于農村來說，農村的整體經濟發展水平就遠遠落后于城市，農村產業結構較為單一，居民整體收入水平要低于城市人口。

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堅持家庭經營在農業發展中的基礎地位，尊重和保障農戶生產經營的主題地位，同時強調培育壯大新型農業生產經營組織，實現家庭經營、集體經營、合作經營、企業經營共同發展，充分激發農業生產潛能，并對農業生產經營體制創新提出了新的改革思路。

城鄉發展存在著差距，無論是經濟、文化、社會以及其他方面，都是城鄉發展存在差距的明顯表現。我國提出了城鄉一體化的發展戰略，就是要兼顧城鄉發展，使得城鄉經濟得到進一步的均衡發展，使得城鄉共同進步。貧富差距拉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較大。城鄉二元結構體制的影響，長期影響著我國城鄉的共同發展。

農村經濟的發展，不僅需要提高農村整體的增長，更需要優化農村的產業結構，長期的以第一產業為主的農村，需要適度調整產業結構，發展相應的二、三產業，從而促進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促進農村經濟的總體增長。

三、影響城鄉一體化因素分析

城鄉一體化戰略是我國一直關注的問題，在城鄉一體化進程中，是哪些因素不利于一體化的進程。

（一）城鄉二元結構體制的影響

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是不利于我國城鄉協調發展的結構體制。城鄉二元結構，呈現出了城鄉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發展的不平衡，使得城鄉發展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模式。城市發展較為迅速，而對于農村來說，農村經濟的發展較為緩慢，與城市發展存在著一定的差距。最后，表現為城鄉差距拉大，城鄉發展不協調，尤為農村人民生活水平有待提高。

城市與農村的二元結構，是長期的歷史發展以及現實原因造成的，都是影響城鄉一體化的因素。城鄉二元結構不利于城鄉一體化的進程，城鄉一體化實現的是城市與農村協調同步發展，但是在長期發展以來，城鄉一體化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更多的實踐與政策來協調城鄉發展。

（二）城鄉經濟發展的不均衡

城市的經濟發展，較多的是第二、三產業的發展，而相對于農村來說，農村的經濟發展則注重第一產業的發展，長期的農業經濟使得農村整體經濟的發展遠遠落后于城市經濟的發展。城市與農村沒有得到進一步的協調發展，以工業化帶動農業化的發展，以城市的發展進步帶動農村的發展進步。

統籌城鄉發展是科學發展觀中五個統籌（統籌區域發展；要統籌城鄉發展；要統籌經濟社會發展；要統籌人和自然和諧發展；要統籌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其中的一項內容。就是要更加注重農村的發展，解決好“三農”問題，堅決貫徹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

農村與城市的發展，存在著一定的差距，是我國城鄉發展不平衡的表現，是帶動我國城市和農村經濟發展的有效舉措。城鄉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城市和農村發展所存在的差異性的表現。

（三）城市與農村產業結構存在差異

城市的產業結構較為多樣化，以工業和第三產業等的發展為依托，帶動整個城市的發展進步。而對于農村的經濟發展，農村則長期是以第一產業的農業發展為主，我國是一個農業人口大國，農村的經濟發展長期致力于農業的發展，而對于農業技術的投入力度還應增強，不斷提高農業技術進步，發展現代化農業，不斷創新農業經濟。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最根本的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加快推進城鄉一體化改革和結構調整，形成城市與農村相互促進、農業與工業聯動、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格局。

完善城鄉一體化，是我們黨和國家在政策上投入較大的方面，有利于發展社會生產力，優化資源配置，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統籌城鄉發展，發展城鄉一體化，同樣也是一定程度上解決我國三農問題的有力舉措。三農問題，是我國一直關注的民生問題。不斷順應城鄉發展的時代特征，落實城鄉一體化發展戰略，最終促進我國城鄉發展的共同進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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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末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城鎮化預示，我國城鄉經濟將在較長時期內面臨著從分割走向融合的歷史使命。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總量經濟保持了持續高速的增長態勢，以產值結構轉變為主線的工業化和以人口結構轉變為主線的城鎮化也在持續推進。然而，在總量經濟高速增長和經濟結構持續轉變的背景下，經濟體的兩大部類――城鎮和農村經濟并未表現出持續的收斂趨勢，城鄉二元結構特征依然顯著，特別是1985年之后城鄉收入和消費差距均呈現在波動中相對拉大的趨勢。1978～2008年第一產業產值占比從28.2％降至11.3％、第一產業就業占比從70.5％降至39.6％、農村人口占比從82.1％降至54.3％，然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卻從2.57倍增至3.31倍、人均消費差距從2.90倍增至3.60倍、農民在居民消費支出中的占比從61.1％降至25.1％。這表明當前城鄉經濟的“偏差”和“失衡”特征依然突出。

就戰略意義而言，城鄉經濟融合是經濟結構優化和經濟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發展經濟學的結構轉型理論認為：經濟增長實質上是一個要素在部門間加速流動從而引致資源配置效率提高、要素收益逐步趨同的過程，我國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特征意味著經濟增長依賴的要素再配置效應依然具有挖掘潛力。從增長動力來說，投資、消費和凈出口是實現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相對于凈出口而言，建基于居民消費的經濟增長更能夠形成對外部波動的有效規避；相對于投資而言，建基于居民消費的經濟增長更能夠回應福祉增加的終極意義。當前，國際金融危機正通過出口渠道而對我國經濟形成外部挑戰，基于此，促使我國經濟增長從投資一出口主導方式轉向消費(尤其是居民消費)主導模式就具有重大意義，要實現居民消費驅動型增長方式就必須回應二元經濟結構格局，從城鄉經濟融合視角去找尋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支撐條件。進一步的，增長的最終目標是促使社會成員相對均勻地分享增長成果，以此實現人的全面發展，而不是以福利分配的失衡來換取經濟總量數目的增大，所以實現城鄉經濟融合不僅具有增加財富供給、擴大市場需求的“工具理性”，而且具有促使社會成員相對均勻地分享增長成果的“價值理性”。

從基本態勢和戰略意義出發，很容易引申出當前我國加速城鄉融合的實質指向，即：在收入層面逐步實現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的收斂；在消費層面逐步實現城鄉居民人均消費的趨同；在權利配置方面逐步實現城鄉居民生活質態、社會權益、公共產品供給等的均等配置。上述三個方面存在著相互關聯、逐次遞進的關系，收入融合和消費融合是實現權利融合的前置條件，而消費融合和權利融合是收入融合的發展形態。在城鄉收入難以融合的情形下，要真正實現消費融合和權利融合將缺乏有力支撐；反過來說，即使收入融合能夠有效達成，但這并不意味著消費融合和權利融合問題可以自動化解。當前，化解二元經濟結構、加速城鄉經濟融合應從收入融合切入，同時著眼于消費融合和權利融合并最終形成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新格局。進入新世紀以后，中央政府在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背景下，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發展、推進新農村建設、加快城鎮化步伐、促進農業現代化、調整工農產業關系等均體現了對城鄉經濟“失衡”現狀的精準把握，也體現了推進城鄉經濟三個層面融合的持續努力。

城鄉經濟融合是一個包含著收入、消費和權利等層面的系統框架，因此當前加速城鄉經濟融合的路徑選擇也就異常清晰，即以收入融合為基點來漸進式地實現城鄉消費融合和權利融合。依據這種理解，作為城鄉經濟融合的基礎環節，收入融合不是要采取強制措施來遏制市民的收入增長態勢，而是要通過常規機制以實現農民收入的快速增加。當前農民收入源于四個部分：家庭經營性收入、工資性收入、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2008年這四部分在農民人均純收入中的占比分別為51.2％、38.9％、6.8％和3.1％，家庭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在農民收入中占據主導地位。由此出發，針對家庭經營性收入應通過農業技術創新和組織創新來提高勞動生產率，通過農業產業化和產業結構調整來提高比較收益，通過專業化、集約化經營來增強農戶的市場談判能力。針對工資性收入應依托產業集聚發展中小城鎮和現代服務業，增強非農產業對農村勞動力的就業創造能力，應通過戶籍制度改革來降低勞動力非農化流轉的交易成本，通過教育培訓制度完善來增加勞動力非農化就業的人力資本。此外，政府還應在“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背景下增加對農村經濟的轉移支付力度，在土地開發時也應增強對農民土地所有權和收益權的保護程度。

在收入融合的基礎上，城鄉經濟融合更要走向消費融合和權利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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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統籌城鄉發展；本質內涵；城鄉差距

一、關于統籌城鄉發展內涵的界定

早期的研究，沒有使用統籌城鄉發展這個概念，主要體現在民本思想、重農主義、鄉村商品經濟三個方面的含義。在現有的研究文獻中，對于統籌城鄉的內涵分析還很難達成共識，許多對于統籌城鄉的研究融于城鄉一體化、城鄉融合、鄉村城市化以及城市化發展的問題中，社會學界、經濟學界、生態學界以及城市規劃者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對城鄉統籌問題進行了探討。

統籌城鄉協調發展就是在處理城鄉發展問題時，要總攬全局，科學規劃，協調發展，促進城鄉共同繁榮與進步（段利軍，2004）。其內涵可歸納為四個層面，即城鄉通開、城鄉協作、城鄉協調、城鄉融合（徐光，2004）。

從統籌內容角度分析，從不同的角度研究有不同的內容劃分方法。統籌城鄉協調發展既有制度層面的統籌（勞動力就業制度、戶籍管理制度、財政分配和轉移支付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和教育制度），也包括要素層面的統籌（土地、資金和勞動力要素），還包括城鄉關系層面的統籌（三個重要關系和兩個衍生關系：產業關系、區位關系、居民關系；工業和農民的關系、農業與市民的關系）（姜太碧，2005）。也可分為：城鄉關系統籌（政策層面上由重工輕農的工業化發展戰略向農村發展傾斜）、城鄉經濟統籌（影響經濟發展的資源要素的有效配置方面）及城鄉社會統籌（制度創新、社會進步、公民的政治權利、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方面）（趙云，2005）。從可持續發展角度來看，還包括城鄉發展統籌方面的內容（李岳云，2004）。從資源配置的角度，包括統籌經濟資源、政治資源和社會資源（鞠正江等，2003）。從戰略實施的角度，統籌城鄉的主要內容是統籌城鄉發展規劃、城鄉產業發展、城鄉資金投入和城鄉體制調整（丁一，2006）。從城鄉分治的角度，統籌城鄉發展的客體（對象）是城鄉關系，包括城鄉空間、城鄉產業和社會進步三個層面組成的有機整體，核心是統籌城鄉的社會進步。從經濟結構的角度，要以城鄉配套的大改革來促進城鄉一體化的經濟結構大調整（顧益康，2003）。

統籌城鄉發展是一種新的發展觀，城鄉良性互動，是它的核心內容。統籌城鄉發展的實質是把工業化、城市化、農業農村現代化有機整合起來，促進傳統二元結構轉變，增強城鎮對農村的帶動作用和農村對城市的促進作用，目標是城鄉一體化，解決三農問題（祝瑞波，2004）。統籌城鄉發展的主體是政府，各級政府把城市和農村社會經濟發展作為整體來統一規劃，以保持和促進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孔祥敏、馮雷，2005）。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最根本的是要調整國民經濟的發展和分配格局，給農民平等的發展機會和國民待遇（祝瑞波、倪志鋼，2004）。

從以上相關內涵界定可以看出，統籌城鄉發展的本質是轉變二元結構，目前的重點是解決三農問題。但是現有文獻對雙重二元結構的成因分析不夠深入，缺少從宏觀上經濟發展的階段性角度進行的分析。

二、關于統籌城鄉發展水平（城鄉統籌度）的衡量

一般地，學者普遍使用城鄉居民收入比（RI）、城鄉居民生活水平比（RLS）與城鄉居民消費水平比（RCL）來反映統籌城鄉發展狀況（URHD），例如，鄭欽玉（2009）、趙彩云（2008）采用基于UNDP的人類發展指數來構建衡量城鄉關系的綜合性指標，以期更綜合全面地反映中國城鄉關系的現狀和變化趨勢，分別從城鄉間的人類發展指數，收入、消費、教育、健康，預期壽命等方面來分析和量化城鄉關系。但該指數沒有考慮到平等問題，并且指標權重相同缺乏客觀依據，因此邱風、王利芳（2009）根據中國國情在基尼系數的基礎上設計了一個平等指數，提出人類和諧發展指數的概念，并進行了城鄉比較分析。

統籌城鄉發展水平的評價方法一般可分為以下兩種：

1.城鄉比值。一般而言，衡量兩個研究對象的差距既可以運用相對差異來衡量，例如變異系數、加權變異系數、基尼系數、錫爾系數、比值等，也可以運用絕對差異來衡量，例如標準差、極差、差值等，但最常見的是采用差值和比值來衡量兩個研究對象的差距。

縱觀已有的有關城鄉統籌發展評價體系的文獻，多數研究采用城鄉比值來衡量城鄉差距，例如，吳永生等（2007）、付海英等（2006）、高珊等（2006）、王婷（2008）、楊振寧（2008）、陶浪平（2008）等。

Ui=Ri/Ci（1）

I=∑Ri/Ci×Pi（2）

（1）式和（2）式中，i表示第i個指標，Ui表示城鄉間第i個指標的數值之比，Ri表示農村指標的數值，Ci表示城市指標的數值，P i表示該指標的權重，I表示城鄉統籌度。

城鄉統籌度的高低，綜合反映了城鄉關系發展的程度，即城市要素和農村要素流轉與協調的程度。一般而言，評價結果應接近于1，偏離1的程度越大，說明城鄉發展不協調的程度越高；當I等于1時，城鄉就實現了一體化。

然而，有些指標是逆指標，這些指標的農村值要大于城市值，例如反映城鄉消費結構的恩格爾指數。在存在逆指標的情況下，若利用（2）式去計算城鄉統籌度，就會造成計算結果存在很大的誤差。現有文獻往往忽略了這一點，導致評價結果不準確。基于此，張元紅等（2009）提出一個修正的城鄉統籌度：

I=∑（1- | Ci-Ri/Ci |）×Pi（3） 實際值和目標值比較。現有文獻中，還有另外一種測評城鄉統籌度的思路，即將城鄉統籌指標的實際值和目標值進行比較，以此反映當前城鄉融合的程度（例如，陳鴻彬，2007；許玉明，2004；鄧玲、王彬彬，2008）。

用差值來衡量城鄉差距，其數學表達式為：

Ui=Fi/Gi （4）

I=∑Fi/Gi×Pi （5）

（4）式和（5）式中，Gi表示該指標的目標值，Fi表示該指標的實際值，Pi表示該指標權重。陳鴻彬（2007）以發達國家和部分發展中國家20世紀90年代的某些指標為參照系，以2020年為達標年，在進行分析和預測后確定了城鄉統籌發展評價指標體系中的目標值。

許玉明（2004）在參考四個信息源的基礎上，經過主觀分析、專家分析、數據分析等，得到了有關評價指標體系及標準。這四個信息源為全面小康評價指標體系及標準、社會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及標準、重慶市及所屬的縣（區、市）相關指標數據資料中的較高水平以及國際標準。鄧玲、王彬彬（2008）主要用趨勢預測法確定目標值。該研究對指標值進行了分類預測，閾值的確定參考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全面小康評價指標體系等中的標準。 對兩種城鄉統籌衡量方法的評論。兩種方法在選取的指標上會有較大的不同。第一種方法能更好地反映當前城鄉之間的差距，但這種方法對數據的要求更苛刻，因為很多指標缺乏既分區域又分城鄉的數據。第二種方法主要測評城鄉統籌的現狀和目標之間的差異，由于這種方法并沒有要求所有的指標都有分城鄉的數據，所以，這種方法在指標的選取上有更大的自由度。但這種方法也存在一個難點，即如何確定目標值。目前已有的文獻在確定目標值時都有較強的主觀性，缺乏說服力。

三、關于城鄉差距的表現及成因方面

統籌城鄉的目標是要解決城鄉差距問題。目前中國城鄉發展不協調，日益突出的城鄉差距問題對中國的統籌城鄉發展形成了障礙。

中國的城鄉差距主要表現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城鄉居民消費支出差距、城鄉教育發展差距、城鄉衛生發展差距、城鄉社會保障差距、城鄉產業結構差距和城鄉勞動生產率差距（葉興慶，2003；胡鞍鋼，2004），其中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表現在內部差距和地區差距上（章國榮、盛來運，2003），財產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也需要進一步考慮（郭瑋，2003）。

中國城鄉差距是長期以來由地域、政策、教育、政府管制、社會福利等因素造成的（李實，2003），主要包括自然因素（農產品收入需求彈性小，城市和農村不同的資源分布方式，不同的保障條件和社會地位）、體制因素（二元經濟結構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完善）以及政策因素（以農補工的經濟政策、城鄉有別的財政投入政策和歧視農民的就業政策）。城鄉差距的存在是由城鄉產業功能及結構、非均衡發展理論、經濟發展慣性、工業化性質、城鄉制度及體制差異等多種因素決定的、不可回避的、特定的過程（章國榮、盛來運，2003；郭瑋，2003；楊維瓊等，2008）。

關于中國城鄉差距的成因，現有文獻主要可以歸為以下觀點：

1.二元經濟結構。傳統農業與現代工業的對立，落后的農村與先進的城市分離的“雙二元經濟結構”導致了城鄉差距的逐步擴大（張希成，2005），工業和農業之間的哺育和反哺力度不對稱，農業和農村對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哺育是“要素涌入”，而工業和城市對農業和農村的反哺只是“收入滴落”（洪銀興，2007）。同時，農村內部二元經濟結構和城市內部二元經濟結構之間存在強化效應和反彈效應，共同規定和制約著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發展，這種雙重二元經濟結構下的統籌城鄉發展必然滯緩（蔣永穆等，2005）。

轉貼于

2.政府行為。以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具體表現，城鄉差距擴大是工業化過程中出現的階段性問題，是可以通過經濟發展自身加以修正和克服的。然而，在工業化進程中，僅僅依靠經濟發展自身規律來彌合城鄉差距，很可能跌入市場經濟的陷阱。影響城鄉差距擴張最根本的因素源于在工業化過程中，由于經濟發展階段性對應的二元經濟結構，國家的投資、分配政策和一系列旨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制度變革對城鄉居民收入的影響。換言之，政府行為選擇對平抑或擴張居民收入差距影響巨大（張紅宇，2004）。城鄉差距與傳統的“重工輕農”和“重城輕鄉”的發展戰略的選擇密不可分。在農村改革開放初期，市場機制的引入，一度使得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出現較大幅度的下降。然而，隨著后來城鄉體制分割性的日益嚴重，對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的歧視，公共財政資源和社會資源向城鎮的過度傾斜，從而導致城鄉之間居民收入差距越來越大。這個責任應該由政府來承擔，而不加區別地把它歸結為市場化改革是沒有道理的（李實、趙人偉，2006）。政府是城鄉關系的締造者和新制度安排的供給者，涉及中國城鄉統籌發展的制度（尤其社會再分配制度改革）與政府職能轉型的關聯度非常大（張國平，2006）。充分結合市場“自然帶動”和政府“強制性帶動”路徑的積極作用，是加快中國城市帶動農村發展，促進城鄉統籌發展的關鍵（丁忠民，2008）。 制度、政策。制度、政策因素對統籌城鄉發展水平的影響受到學界的普遍關注。在2001年，陳宗勝就發現市場化改革過程中不可避免出現的“制度缺陷”是體制轉軌時期中國非法非正常收入滋生蔓延，進而導致全國（及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非正常擴大”的根本原因。通過討論一種基于Lorenz曲線的不平等測度方法，可以發現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是城鄉差距不斷加劇的主要因素（李炳坤，2003；魏勇、俞文華，2004）。從交易效率視角考察中國的城鄉差距能為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城鄉差距提供一個較為統一的解釋，而低下的交易效率與一系列帶有暫時性、短期性、政府意志推動的政策和制度安排等存在很大關聯（趙、尹伯成，2006）。 分配關系及地位失衡。林光彬 （2004）認為，社會等級關系和市場經濟相互作用形成的分配關系是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根本原因。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發生機制與根本原因是社會等級秩序格局、失衡的財富與收入分配格局、資源的流動性障礙格局與市場等級化格局等一系列社會安排的相互作用，在計劃機制與市場機制雙重的游戲規則下，形成了一種“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自我強化機制”。例如，農民無法平等參與市場活動導致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洪銀興，2006）。由社會保障制度本身所固有的結構性缺陷、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城市偏向”策略和財稅收入政策的乏力導致的中國城鄉居民之間社會地位的差異以及城鄉地理位置的差異給城鄉居民帶來了不同的地位收益， 而地位收益的存在拉大了中國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李衛兵，2005）。 其他。田新民（2009）認為，城鄉收入差距并不單純是由城市工業化的速度決定，城鄉間收入差距也并不一定是呈現“倒U”型的趨勢。城鄉收入差距的大小還決定于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部門遷移的壁壘以及城市部門努力提高其人口承載力所進行的公共建設投資的大小。朱允未等（2006）在研究經濟發展與城鄉統籌相互關系時發現二者并不存在正相關，經濟發展從長期來看還會進一步擴大城鄉差距。

四、統籌城鄉發展的影響因素分析

（一）城鄉收入來源的角度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城鄉差距的主要表現。顧海兵（2008）通過城鄉居民收入構成或收入來源的具體解析，認為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影響最大的因素是城鎮居民的工資收入與鄉村居民經營性收入的差異程度。黃祖輝、萬廣華等（2003）發現中國現階段的轉移性收入并沒有成為縮小城鄉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再分配手段，相反是加劇了收入的不平等。

（二）資源配置、勞動生產率及產業結構等對統籌城鄉發展水平的影響

1.關于城鄉資源配置與城鄉統籌發展的研究。研究已發現城鄉差距可以由許多因素來解釋，其中城鄉間勞動收入差距可以解釋42%，戶籍制度可以解釋28%（Shi等，2002），而人均GDP水平與城鄉消費差距具有負向相關關系，部門間的勞動力流動所獲得的潛在收益與城鄉消費差距正向相關，地方治理的效率與城鄉消費差距及其變化都是顯著負相關的（Lu，2002）。

林毅夫、劉明興（2003）利用1981—1997年的省級面板數據，指出經濟發展戰略（以反映產業技術選擇偏離最優資源稟賦的技術選擇指數為代表）顯著影響城鄉差距。城鄉收入差距的大小還決定于從農村轉移的資金量（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的轉移、預算轉移、扶貧資金的轉移等）（馬從輝，2002），章奇等（2004）發現，由于中國的金融發展過程帶有城市傾向，因此金融發展（以信貸規模在GDP中的比重為指標）將擴大城鄉收入差距。

方杰（2006）認為，統籌城鄉生產要素資源配置，促進城鄉資源配置一體化是統籌城鄉發展的關鍵；在實踐層面研究上，孫林等（2004）對南京的城鄉統籌發展水平進行了實證分析，認為城鄉居民關系是造成南京城鄉統籌發展水平偏低的主要原因；單至芬等（2006）、陳利昌等（2006）、劉奇中（2006）分別對黑龍江、廣東和安徽的統籌城鄉經濟發展的對策進行了研究；“城鄉協調發展與構建和諧湖北課題組（2006）”對湖北城鄉協調發展問題、原因和對策進行了研究；“成都就業研究課題組（2007）”成都市城鄉統籌比較充分就業問題進行了研究。趙彩云（2008）運用1978—2006年的省級面板數據，綜合考慮GDP、資金在城鄉間不對等流動和配置、勞動力流動狀況和發展機會等因素對城鄉差距的影響，實證分析資源配置與城鄉統籌發展的相互關聯。

2.關于勞動生產率與城鄉統籌發展的研究。國內研究普遍認為，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下是造成城鄉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李永杰、張建武（2002）認為，實現城鄉統籌就業的關鍵因素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或者說是勞動力的邊際產出提高，是決定城鄉統籌就業的根本條件，也是城鄉統籌就業的最終結果。中國統計信息網（2005）認為，城鄉差距與城鄉產業特性有關。農業和非農產業勞動生產率的過大差距是造成城鄉二元結構的經濟基礎。偏低的農業勞動生產率使農民在收入分配中處于劣勢地位，導致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分割。在胡鞍鋼（2004）看來，“城鄉差距”不僅反映在城鄉收入差距上，還體現在城鄉居民消費支出差距、城鄉居民公共服務差距和城鄉勞動生產率差距上。譚靜池等（2007）通過對陜西的實地調查，實證研究得出：城鄉勞動生產率差異導致城鄉收入差距。“城鄉分治”使城鄉經濟發展逐步形成兩個經濟單元和兩種發展水平，農村居民主要從事第一產業，城鎮居民主要從事二、三產業，以手工、半手工等體力勞動為主的農村勞動生產率顯著低于以現代工業為主的城市勞動生產率，加上農村勞動力的低素質積累效應，也導致城市勞動力價值遠高于農村勞動力價值。 關于產業結構與城市化的研究。產業結構的升級與統籌城鄉發展有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關系。現代經濟學理論認為城市發展的核心動力是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H.錢納里（Chenery，1975）對經濟發展各個時期的產業結構變動和城市化發展的軌跡進行了實證分析，指出了產業結構變動與城市化存在關聯。隨著城市人口的不斷增加，工業和服務業中的勞動力份額也在不斷增加，兩者在變動上之所以會有相似之處，是因為城市化與產業部門中的勞動力結構密切相關。 關于制度因素對統籌城鄉發展影響機理的研究。李振國（2006）認為政府應加快制度改革，增加對農民的制度供給。但陳永正等（2005）發現制度供給對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直接作用有限，在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演變過程中，存在著制度供給的邊際效用遞減的現象。因此，不同于曹明華（2005）提出的戶籍、就業、保障、土地、行政管理等五方面制度創新，他認為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突破口是圍繞農業產業化進行制度創新，主要依賴于戶籍制度、農村金融、土地制度這三個方面的創新。

吳冠岑（2007）從制度變遷理論角度對目前城鄉二元體制的形成以及演變的內在機制進行了探討。馬遠軍（2006）分析了制度問題影響城鄉統籌的內在機理，制度滯后影響城鄉統籌建設效率，制度失衡提升城鄉統籌建設成本，制度不經濟導致城鄉發展不公。通過建立不確定條件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城市化決策模型和對戶籍制度、土地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的比較靜態分析，可以發現以土地換保障為核心的制度創新，增加了制度約束線的縱截距和斜率，推動了城市化的發展（郝壽義，2004）。何西（2007）從農民、企業、政府三者利益博弈的角度構建城鄉一體化最優制度求解的模型。

關于制度政策可操作性變量的選取方面，王小魯、樊綱（2005年）所用模型引入的大多數變量都是與政策有關的外生變量，包括轉移支付和社會保障、公共產品和基礎設施，也包括與改革進程相關的制度變量，考慮的變量分別是按人均水平計算的各省地方財政得到的凈轉移，城市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的覆蓋率，人均教育水平（用6歲以上人口平均教育年數表示）、單位國土面積的公路和鐵路線路分布密度以及電話普及率，國民經濟研究所的分省市場化指數，企業家與政府部門及其人員打交道的時間比例（反映政府對企業的干預度）、用企業的非稅上交占銷售收入的比例（反映企業的稅外負擔）和灰色收入指數（反映****）。值得注意的是，市場化對收入差距的影響未必能夠全部通過模型中市場化指數的估計結果反映出來。陸銘、陳釗（2004）通過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的 實證研究從經濟開放、就業的所有制結構調整、政府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財政支出的結構等幾個方面來考慮1987—2001年間經濟政策的調整可能對城鄉收入差距產生的影響。陸丁（Lu， 2002） 以人均消費/人均GDP的變化率為變量衡量地方治理的效率，發現它與城鄉消費差距及其變化都是顯著負相關的。 其他因素對城鄉統籌水平的影響。全球化對城鄉差距具有正向作用（Wei&Wu，2001），魏尚進等（Wei and Wu， 2001）認為經濟開放是有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但是，他們的研究所控制的變量太少，而中國各城市在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體制改革進程等各方面的差異性是非常大的，因而其結論的可靠性不高。陸銘、陳釗（2004）后來發現在1978—1998年間經濟的開放（FDI在GDP中的比重和出口貿易額在GDP中的比重）將增大城鄉收入差距，而出口貿易額在GDP中的比重在20世紀80年代末以后則有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同時他們還驗證了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制改革有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城市化對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顯著；另外就業的所有制結構調整（非國有化）、政府參與經濟活動的程度、政府財政支出的結構以及文教科學衛生支出的比重都是擴大城鄉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陸銘、陳釗，2004）發現。農產品價格變動、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或工農貿易條件也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城鄉差距的變動（馬九杰等，2005）。

（三）實證分析方法上

1.多元線性回歸。王培剛、周長城（2005）通過實證分析發現影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社會因素是失業率與第三產業就業人數占全國勞動力人數的比重兩個變量。也有學者從二元結構系數、城市化水平、人均GDP增長率以及產業結構來解釋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變化。王小魯、樊綱 （2005）通過計量模型（準對數二次函數模型）分析發現有一系列因素對收入差距的擴大或縮小有重要影響。這包括經濟增長方面的因素、收入再分配和社會保障、公共產品和基礎設施，制度方面的因素、勞動力流動障礙以及政府對經濟的不適當干預、收入分配的非制度化和政府****等因素。 灰色關聯法。付海英等（2006年）構建了一套評價中微觀區域城鄉統籌發展現狀的量化指標，并用灰色關聯法尋求城鄉統籌發展的主要影響因素，將眾多影響因素歸整為自然、社會、經濟、基礎設施和城鎮化水平等五個因素。 DEMATEL法。李銀星、楊印生（2006）通過制定指標評價體系研究影響統籌城鄉發展的因素，采用DEMATEL法確定統籌城鄉發展的綜合影響度、中心度、原因度、被影響度，主要分城鄉關系統籌因素、城鄉經濟統籌因素和城鄉社會統籌因素三類共提取20個直接或間接影響統籌城鄉發展的社會經濟因素，發現影響統籌城鄉發展較大的因素為第三產業發展、農民人均稅負水平、城鄉居民人均純收入和國家政策傾向。 分位數回歸建模與分解。段景輝、陳建寶（2009）對中國城鎮和農村家庭收入的影響因素進行分位數回歸建模分析，找出了影響不同收入階層家庭的關鍵因素；采用分位數分解方法對城鄉家庭收入差異進行分解，估算了城鄉家庭收入差異影響因素的影響度，發現各個影響因素在不同收入層次的家庭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五、關于統籌城鄉發展的對策研究

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是一項系統工程。走出城市偏向實現城鄉統籌發展，有賴于國家發展戰略的轉型和“城市—農村二元利益集團”政治均衡的實現（李建勇，2009）。從交易效率的視角考慮，解決統籌城鄉問題的辦法在于取消不利于經濟體交易效率提高的政策措施，厲行有利于交易效率提高的制度改革（趙、尹伯成，2006）。需要在非均衡發展、調整城鄉就業結構、多元化城鎮化發展以及調整國民經濟分配格局等四個方面進行制度創新，最重要的任務是解決農民收入增長問題，還要給農民平等的發展機會和國民待遇（張紅宇，2004）。其根本性措施是：實現城鄉等級法權地位平等化、收入分配格局平衡化、農村資源充分流動化與市場一體化（林光彬，2004）。此外，還需培育容忍合理差距的社會文化。

具體而言，需要消除勞動力市場分割（鐘甫寧，2003；肖萬春，2003），縮小縣域城鄉差距，改革現行的城鄉分割的體制（顧益康，2003；石憶邵2004；韓俊2003），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推進城鎮化，以促進統籌城鄉發展。

六、對研究現狀的評價

由于研究所采用的指標、使用的方法、分析的視角各不相同，對城鄉收入差距的研究必然會得出不同的結論。這些結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中國（甚至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城鄉收入差距現象，但是仍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比如，數據存在不完整性的問題，如一些個人收入（如實物部分）沒有統計上來，相對于國際規范的個人收入定義，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純收入都有低估的問題，而且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低估程度遠遠大于農村居民純收入的低估。同樣地，由于資料的缺乏，很難檢驗中國經濟發展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從現有的研究狀況來看，對收入差距變化趨勢的預測缺乏一個標準的經濟學分析框架。大多數學者在分析城鄉收入差距時，同時使用幾個不同的視角泛泛地分析，沒有圍繞一個視角進行貫徹始終的剖析。在探究城鄉差距根源時，雖然知道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是與經濟發展、體制改革和政策等因素分不開的，但是我們并不是十分清楚這些因素通過何種機制發生作用，又在多大程度上發生作用。目前對城鄉收入差距的研究只是停留在對現狀的描繪上，尚未構建中國現行收入分配機制的模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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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 城鄉融合度；指標體系；合作市

中圖分類號： F 291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95500（2012）06003106

城鄉一體化作為當前公共財政背景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目標之一，是一個長期、復雜、漸進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既表現出縱向演進的階段性，又表現出橫向發展的地區差別性。因此，科學的設計城鄉一體化的評價體系，通過量化的方法對城鄉一體化以及各構成系統的動態演進和各地區間的差別進行測度和分析，有利于客觀展現城鄉一體化綜合水平的發展趨勢和地區差異，以及經濟、社會、基本公共服務等在城鄉一體化演進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對快速推進城鄉一體化，有效落實公共財政政策具有戰略意義。

城鄉融合既是一個過程，又是一種狀態。城鄉融合的理想狀態是在經濟層面上，使生產要素在城鄉地域空間上、不同產業間通暢而有序地流動，促使城鄉經濟持續發展；在社會層面上，公平地調整城鄉兩大集團的利益分配，縮小城鄉差距；在生態層面上將城鄉的生活和生產活動納入空間上共建、共有、共享、可持續的城鄉生態系統；在文化層面上，在承認差異的基礎上，用公認、理性、進步的價值觀將鄉土觀念和現代城市文明有機地結合起來，促進城鄉社會的全面發展[1]。

城鄉融合評價指標體系是由一組既相互聯系，又相互獨立，并能采用量化手段進行量化的指標因子所構成的有機整體，是一個根據城鄉關系融合的終極目標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反映城鄉關系發展程度和水平的指標集合[2]。楊榮南[3]提出由城鄉經濟融合度、城鄉人口融合度、城鄉空間融合度、城鄉生活融合度、城鄉生態環境融合度5個方面共35個具體指標來測度城鄉一體化水平。顧益康等[4]提出了包括城鄉發展度、差異度和協調度3類共42個指標的城鄉一體化評價指標體系，用來評估和反映城鄉一體化的進程[4]。黃匡時[5]認為“農民工城市融合度”評價指標體系應該從“農民工城市融合政策指數”、“農民工城市融合總體指數”和“農民工城市融合個體指數”3個方面進行構建。湯杰[6]利用城市流分析方法，選用15個外向服務型產業指標，從外向功能量、城市流強度角度進行分析比較，對遼寧省14個地級市的城市間聯系互動進行了定量分析，認為遼寧省城市間的相互作用整體不強，具有較大的改善空間。顏芳芳[7]以城鄉差異為著眼點，從城鄉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經濟發展和居民生活等4個方面建立城鄉一體化評價指標體系。更多的學者如漆莉莉[8]、白永秀等[9]、岳利萍等[10]、劉伯霞[11]、曹志剛等[12]、郭金豐[13]、梅付春[14]、劉偉等[15]、完世偉[16]、王志軍等[17]、劉新峰等[18]從省域角度，對城鄉一體化進程、城鄉發展水平或城鄉融合度進行了測評。

1.2研究區域概況

合作市位于甘肅省西南部，地處甘、青、川3省交界，是安多藏區的中心之一[19]。自古以來就是內地與藏區經濟、文化交流的前沿和結合部。合作市現轄6鄉4個街道辦事處、8個社區居委會、39個村委會、258個村民小組。全市總人口8.58萬人，其中，城鎮人口5.18萬人，占總人口的60.4%；農村人口3.4萬人，占總人口的39.6%；總人口中藏族4.6萬人，占總人口的54%；漢族2.8萬人，占總人口的33%。轄區平均海拔3 000 m，年均氣溫1.7 ℃，年均降水量558 mm，是典型的高寒區域。高寒草原+藏系家畜形成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高寒草原畜牧業區域[20，21]。受特殊的高寒地理環境和多元民族文化的深刻影響，合作市生態環境地位非常重要，但脆弱性很強，支持城鄉一體化發展的環境基質較差；區域經濟社會發育程度低，支持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平臺太低；城鄉差距較大，城鄉分離發展突出，城鄉互動發展的機制尚未建立或很微弱；農牧村落后，對城鎮的基礎支持作用不強；城鎮綜合實力弱小，數量有限，輻射帶動農村的作用不強；人口和居民點具有較強的離散性，空間分割作用強烈，聯系不強；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延伸不足，配套不強，成本（建設成本和管護成本）高昂，但受益面和受益人群較少；城鄉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來源于行政推動，國家、省州的投入是拉動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導力量，但主要用于改善民生，發展型的工程較少。

城鄉經濟融合度主要由以下3個指標組成：城鄉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3次產業結構比，其中，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反映城鄉經濟發展協調水平的主要指標；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反映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水平的協調性，逐步縮小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第2、3產業比重與第1產業比重比是反映產業融合的重要指標。城鄉人口融合度包括人口城市化率和城鄉就業人數比，其中，人口城市化率是反映社會結構變化的最重要指標，城鄉就業人數比反映農業剩余勞動力就業轉移的程度，而且能夠進一步反映農村非農化和現代化的發展水平。

城鄉社會發展融合度包括城鄉每萬人擁有醫生數比和城鄉生均擁有的教師數比，其中，鄉每萬人擁有床位數比反映醫療衛生事業對城鄉居民健康服務的保證程度，城鄉生均擁有的教師數比反映城鄉人口受教育情況的指標。

城鄉生活融合度由城鄉恩格爾系數比、城鄉每百戶擁有信息工具數比、城鄉安全飲用水普及率比值和城鄉人均居住面積比等指標組成，城鄉恩格爾系數比是反映城鄉居民的生活水平差別的主要指標，城鄉每百戶擁有信息工具數比是反映居民獲取信息能力的強弱以及信息技術的發達程度，城鄉安全飲用水普及率評價居民用水狀況的指標，城鄉人均居住面積比是反映城鄉居民的居住水平居住差異的指標。改善居住條件，是城鄉一體化建設的重要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