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影視傳播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第一，以城市獨特的自然人文景觀作為意象符號，為影視劇鋪排空間背景。符號是信息的載體，是信息傳播中不可缺少的一種基本要素。影視劇以其獨具魅力的聲、光、色、影以及畫面的轉換、鏡頭的組接等元素來傳播信息。一座城市富有特色的自然人文景觀作為客觀存在的事物，可以直接作為意象符號來傳遞信息，因此影視劇中頻頻出現的景觀可以使觀眾勾勒出對城市外貌的大體印象，極易成為城市的標識。成排高掛的紅燈籠、古樸厚重的灰磚墻、層層疊疊的斗拱飛檐、深邃幽長的甬道巷落，這就是著名的祁縣喬家大院。《晉昌源票號》《喬家大院》讓觀眾了解的不僅是山西各大票號的沉浮、晉商“匯通天下”的人生宏愿，更記住了喬家大院這座氣勢宏偉、威嚴高大的宅院，這一“中國北方民居建筑史上的一顆罕見明珠”，無疑使得山西以大量傳統民居建筑藝術而令世人矚目。《駝道》《龍票》《白銀谷》等劇雖然不刻意宣傳城市，城市形象卻無形中以影視劇的成功而生動。一代代家族的跌宕歷史，一個個晉商的傳奇故事，在經歷了幾世繁華幾世落寞之后，“晉商”再次走入公眾的視野。第二，以多元文化主題凸顯城市形象。一座真正有魅力、具有發展潛力的城市必然是一座能承載得起多種文化、包容萬象的城市。山西省在樹立“文化強省”目標時就很好地做到了這一點，從挖煤到“挖文化”，通過影視劇中的多元文化主題來打造“文化山西”。山西太行山區、呂梁山區曾經是時期華北地區抗日的戰略支點，曾出過、左權等抗日名將和許多無名的抗日英雄，于是就有了《呂梁英雄傳》《上黨戰役》《八路軍》等表現山西人民英勇殺敵、保家衛國的紅色題材影視劇，山西革命老區的形象深入人心。山西又是華夏文明的搖籃，史書上的“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傳說中的女媧氏煉石補天、神農氏嘗百草、黃帝戰蚩尤、愚公移山、精衛填海、舜耕歷山，五千年文化傳承在這里生生不息，從未間斷！于是就有了《晉文公傳奇》《楊家將》等表現前仆后繼、忠心報國偉大精神的歷史影視劇，厚重的滄桑感盡現人間。獨一無二的晉商文化作為區域性的商業文化，更是悠久的三晉歷史文化中最輝煌的篇章，一部部優秀晉商題材劇把人們對晉商的關注推向了新的。山西大學教授、山西晉商學研究所所長劉建生認為，當年一部《大紅燈籠高高掛》讓山西的大院走上銀幕，《喬家大院》《走西口》則令大院里的晉商名揚四海。《喬家大院》中“貨通天下”“匯通天下”的創新理念，“誠信為本”“以義制利”的經商之道，以商濟世、以商救國的恢弘氣度；《走西口》中從家族振興到民族昌盛，從家園興衰到國家興亡，蒼涼豪邁的片頭無字吼聲中，透過西口那扇古老而深邃的窗口，掀開了一段血淚詠唱而就的歲月章回和厚重歷史。《駝道》《龍票《》白銀帝國《》殺虎口》等在描繪出義薄云天、天有多大心就有多大的精神風貌，使更多人認識山西、了解山西、仰慕晉商精神的同時，愈發提升了山西人的自豪感和文化歸屬感。

二、晉商影視劇對城市形象傳播的作用

晉商影視劇對山西本土經濟、教育、文化等多方面共同發展的促進作用，已經證明影視傳播的社會功能不容小覷。首先，提升城市形象知名度，增強城市文化內涵。作為現代科技和多種藝術相結合的產物，一部影視劇的創作，不僅執行著闡釋主題、講述故事的功能，它的拍攝、剪輯、合成，特別是景物選取和場景再現都體現著制作者的情感愿望和美學追求。一組組鏡頭下美輪美奐的自然景觀、神秘奇特的人文景觀、風格迥異的特色建筑，種種略去了城市喧囂和瑕疵的閑適大院生活，極大地美化了城市形象，增強了城市文化內涵。喬家大院宏偉的里五外三穿心樓院，喬致庸興修的懸山頂露明柱結構的主樓，讓觀眾們對這些宏偉壯觀的名門宅院充滿了向往。聞名于世的晉商宅院不僅有規模宏大的房屋建筑群，更主要的是因為其建筑的磚雕、木刻、彩繪的精湛技藝以及所體現的深刻寓意。這些通過影視作品給觀眾帶來了一場場視覺盛宴，令觀眾恨不得身臨其境，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白銀帝國》的工藝極為考究，拍攝時為了更好地還原歷史真實，影片中所用道具大多從平遙當地收藏家手中“借”用而來，可謂貨真價實。《走西口》中與狼群搏斗的特效做了一年零八個月，再次提高了觀眾對于CG技術和拍攝用光等方面的審視水平及要求。今天人們對山西氣宇軒昂、排場緊固的喬家大院、曹家大院、常家大院的津津樂道，不得不歸功于《大紅燈籠高高掛》《白銀谷》《走西口》中“大院文化”及“大院意象群”的展示。其次，打造城市文化軟實力，增強城市核心競爭力。文化軟實力這一概念是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并上升到了國家戰略的高度。城市文化軟實力是城市的核心和靈魂，一座缺少歷史底蘊和文化內涵的城市是沒有感召力和競爭力的。當今，文化軟實力日益成為衡量城市核心競爭力的一個重要指標。傳媒本身就是文化軟實力的一個組成部分，自然也肩負著傳播優勢文化，提升文化軟實力的重任。而文化軟實力的提升關鍵就在于以文“化”人、以文“化”城，要挖掘地域文化特色，打造“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特”的文化品牌。晉商文化蘊晉商之美、凝民族之魂，作為山西的特色文化所傳揚的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集群發展的團體意識、以德治企的管理策略、義利誠信的經營理念、勇于開拓的創新精神遠遠超越了地域性，化入了每個炎黃子孫的骨髓，吹入了每個中國人的心田，激起了社會的強烈共鳴。山西大打“晉商劇”之牌，以培育地方文化軟實力、昭顯城市發展硬道理，不僅搶占了城市發展制高點，而且使得“晉商文化”漂洋過海，譽滿全球。《白銀帝國》中的康三爺時刻把百姓福祉放在心上，用九窖的銀子惠及萬民，履行著“大義參天，至誠至信”的票規。《喬家大院》里喬致庸傾家蕩產，為十萬饑民開設粥場。朝廷出兵北伐，借銀助軍。1900年八國聯軍攻占京城，喬致庸更是不顧眾人反對，為朝廷捐銀逃難。當利益與責任發生沖突時，康三爺與喬致庸“先義后利”的選擇在維護五百余年的晉商王國的尊嚴、引導我們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同時，也引爆了全國“晉商文化”的火熱。再次，開發當地旅游資源，帶動經濟發展。晉商劇的熱播直接引爆了喬家大院乃至整個晉商大院的旅游市場，獨具地域特色的祁縣喬家大院、榆次常家莊園、靈石王家大院等紛紛成為全國旅游的重點。從此山西這一老牌的旅游地也緊跟時代步伐，“大院旅游”搭上了影視旅游的快車。祁縣喬家大院僅2006年3月份接待游客3.8萬人次，門票收入同期增長了近三倍！“五一”黃金周更是人群攢動，迎來了該地歷史上的旅游高峰。（3）喬家大院地處祁縣喬家堡村正中，與祁縣著名的中華周易宮、延壽寺、明清街巷、渠家大院、九溝風景區等景點形成了一日游格局。大院之火也拉動了周邊景區諸如平遙古城、綿山等地的旅游發展，甚至整個晉中市都從中受益匪淺。旅游景點為影視劇增添了亮點，影視劇也為旅游景點提高了知名度，帶來了直接的經濟收益，實現了雙贏。影視業還拉動了餐飲業的迅速發展：刀削面、拉面、河撈面、抿豆面、揪片兒、剔尖兒、撥魚兒、貓耳朵、莜面拷栳栳等各式面食吸引著五湖四海的游客。人們體驗著《走西口》里山西人吸面大似雷聲、吃面從不咬斷的豪放吃法，感受到吃到嘴里的不僅僅是美味，更是沉淀已久的民俗文化、飲食文化。最后，促進文化產業發展，形成文化產業鏈。晉商劇首先激活了人們對晉商文化的崇尚與緬懷，“仁義”“誠信”的晉商精神再度從人們心中喚起。挖掘晉商文化的同時，山西的大院文化得以被更多的人所了解與熟知。無論是祁縣喬家、祁縣渠家、靈石王家、太谷曹家還是榆次常家莊園，這些正偏結構、上高下低的深宅大院，繼承弘揚著尊卑有序的傳統以及儒商的博愛仁義、中庸之道，體現著中國固有的道德和禮俗文化。與影視劇相關的報刊書籍、CD、影視插曲、文化宣傳活動更是數不勝數。近年來，一系列在國內外頗有影響的文化活動更是把山西推上了世界大舞臺：平遙國際攝影大展、“華夏文明看山西”活動、“云岡國際旅游節”、“關公國際文化節”、“太原國際面食節”、“呂梁紅棗節”、“晉商社火節”等有聲有色、如火如荼，進一步夯實了山西文化產業的發展。（4）社會因有文化更加和諧，經濟因有文化更具活力，城市因有文化更富魅力。山西正展開轉型跨越的騰飛翅膀，以晉商影視劇發展為載體，以晉商精神走向世界文化大市場為目標，不斷輸出優秀文化產品，全面實現“從兩手挖煤——一手挖煤一手挖文化”的戰略轉變。

三、關于影視劇傳播城市形象的幾點思考

城市形象的傳播是一項龐大而系統的工程。影視作為最生動立體的大眾傳播媒介之一，將多種富含審美意蘊的傳播符號完美融合在對城市形象的傳播中，于無聲處勝有聲、于無形處勝有形，發揮了強大優勢效應，全面而深刻地踐行著大眾傳播的社會功能，推動經濟、教育觀眾、傳承文化、提供娛樂。那么，影視劇如何進一步挖掘城市形象精神內涵、充分地發揮其傳播功效呢？

1.要積極主動地調動大眾傳媒宣傳與城市形象相契合的影視劇。《白銀帝國》作為我國第一部反映晉商文化的電影巨制，是晉商文化從電視劇走向電影的開山之作，剛剛完成制作就在第12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上獲獎，可見晉商題材值得肯定。該片除了依靠劇組輾轉全國四省13縣市的46個場景進行拍攝、奔波九個國家和地區的后期制作以及由郭富城、張鐵林這樣的巨星擔綱主演來吸引票房之外，對于山西人來說，影片的“山西緣”更是讓人覺得親近。首先影片是晉商題材；其次，該片改編自小說《白銀谷》，其作者成一是山西籍作家；再次，影片的導演姚樹華和投資方郭臺銘的祖籍都是山西。這種“自己人”的接近性，使得《白銀帝國》成了山西人必看的影片。這部晉商題材電影尤其得到了整個山西省的高度重視：《白銀帝國》于9月1日作為“2009中國•太原晉商文化藝術周”的開幕獻禮，隆重上映。就在活動開幕的前一天下午，太原影都還安排了《白銀帝國》的觀摩會，之后針對影片的上映，舉辦了一場與導演姚樹華及主創人員的對話專題活動。如此大力的宣傳之下，《白銀帝國》在山西省內各大影城都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績，拉動了山西影視業的發展。電視劇《走西口》尚未上映前，山西省委宣傳部借鑒《喬家大院》熱播帶來的一系列成功，意識到把影視劇轉化為巨大社會經濟效益的重要性，由山西衛視聯合央視開展了大力度的宣傳活動，開辦相關論壇、博客、網站，策劃一些專題訪問；再結合傳統的報紙、雜志，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宣傳手段進行集中式宣傳，取得了很好的宣傳效果，為《走西口》的熱播預熱造勢。

2.影視劇應盡量以生活化、平民化的視角展現城市精神風貌，構建城市形象。影視劇的鏡頭不應僅僅聚焦在高樓林立、華美絢麗的大都市，而應該把鏡頭伸向當地小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去，注重貼近生活、貼近實際、貼近群眾，尤其是以小人物生活中的喜怒哀樂來展示一座城市的風貌，只有這樣才能使觀眾真正地感受到一座城市的氣息，過于修飾和美化，只會適得其反。《喬家大院》的導演胡玫在成功駕馭了《雍正王朝》《漢武大帝》等帝王戲后，一向以大制作見長的她卻表示《喬家大院》力求在精神理念上做大，但在真正拍攝時又要盡力將“喬家”做小、做細，通過細節來生動再現晉商的傳奇故事，在秉承以往創作風格的同時又“治大國若烹小鮮”，力求有所突破、創新，打造山西版《大宅門》。

篇(2)

【關鍵詞】傳媒；改革；“語法問題”

【中圖分類號】G206【文獻標識碼】A

第八屆中國新聞傳播學科研究生學術年會2008年底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舉行。年會共收到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傳媒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美國雪城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等海內外知名高校研究生的投稿近200篇，入選論文或摘要55篇。年會以“變革與傳播：中國傳媒三十年”為主題，旨在回顧30年來的傳媒改革，探索深化改革之路。會議主要從新聞學的內在規律出發，對改革進程中遇到的傳媒體制、國際環境、消費文化等“語法問題”進行檢視。為迎接2009年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八十周年院慶，年會特設了“研究•視域•變遷”等專場，省察了傳媒改革進程中新聞傳播研究的進展以及新聞傳播學科體系的形成與發展。

一、自由與法制：傳媒體制改革的重要主題

“新聞自由和新聞立法是研究新聞改革最重要的主題。”（孫旭培，2008）本次年會再次強調了傳媒體制改革過程中自由與法制的核心作用，深入闡發了現有體制下傳媒表達的困境，并在此基礎上思考了推進傳媒體制改革的方法。

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特聘教授、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所長孫旭培教授作了主題演講。他認為，如今改革達到新的階段，要再次重申新聞立法，以此來漸進地實現更大程度的新聞自由。他引述了《人民日報》2008年11月3日的評論：“應加快新聞領域立法工作，繼續完善與新聞工作相關的法律法規，為做好新聞工作、提高輿論引導能力提供法律保障。”（華清，2008）他認為，這預示著新聞立法將是今后進一步推進新聞改革的一個重要方向。（孫旭培，2008）

在此基礎上，孫旭培教授提出了從自由和立法角度研究新聞改革的13個研究議題：新聞自由權的具體研究、新聞自由的維度和尺度、宣傳本位與報道本位、社會穩定與意見多元、新聞法治與社會效益、突發事件與新聞自由度、第二第三國際與新聞自由、清末與民國兩個時期的新聞自由、新聞自由的急進還是漸進、媒介批評的法律規定、憲法中的言論出版自由與媒體創辦、新聞評議會制度、對新聞自由的法律救濟。他希望與會研究生秉承專業精神，能對以上議題規范地進行學術研究。（孫旭培，2008）

華中科技大學博士生盧家銀、崔明伍（2008）在入選論文《新聞媒體在利益表達中的困境》中，通過分析新聞媒體在公眾利益表達過程中遭遇的困境，為新聞立法提供了現實論證。他們認為，新聞媒體在現有體制下既是黨和政府的“喉舌”，又是人民的“喉舌”，這在部分利益沖突的情況下將造成“喉舌”之困――媒體究竟應遵照政府的宣傳策略，還是應該直接表達民意。同時，市場也干預著傳媒的表達。因此，在多元利益的情況下，需要首先建立解決言論糾紛的憲法訴訟制度，為公眾利益表達提供司法保障；同時，建立公眾媒體等各類媒體，將多元利益在傳媒中分割開來，以保障每一方的表達權利。

復旦大學碩士生陰良（2008）也對當下傳媒表達的困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與盧家銀、崔明伍的研究不同的是，陰良選取外國媒體駐華記者這一特殊的群體進行研究，訪談了16個來自不同國家、媒體的外國駐華記者，發現外國駐華媒體受到更復雜的社會控制；同時，研究立足于“人”，而不是直接分析“傳媒”，因此，在組織、行業、社會這三個層面外，還特別強調了個體層面的因素，提出了“傘兵記者”（parachute journalists）與長期駐華記者（resident journalist）這兩種不同的派遣方式造成了個體認知差異，并最終影響記者的表達。

清華大學博士生唐建英研究了歐盟《視聽媒體服務指令》，提出了可供國內參考的依據“線”和“非線”這兩種不同服務性質來區分內容規制程度的新思路。文章分析了歐盟新媒體內容規制政策的演進過程，闡述了《視聽媒體服務指令》出臺過程中公共利益與產業利益的沖突，以及統一監管與分層監管規制原則的確立。文章指出，歐盟的“規制模式的探索無疑是超前的，其效果還有待在以后的政策實施中來評估”（唐建英，2008）。但目前新媒體的內容規制也是我國政府公共政策和傳媒業面臨的重要課題，因此有較大的借鑒意義。

二、開放與霸權：傳媒全球化進程的現狀分析

傳媒改革的進程與國家的開放程度是緊密聯系的。30年來，中國媒體的國際環境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在奧運會、世博會等“焦點時刻”，中國傳媒應該如何把握機遇走向世界？

本次年會入選論文中，有2篇在海外高校就讀的中國研究生撰寫的文章。文章通過介紹、闡述、分析海外媒體，直接或間接地揭示了中國媒體當下的國際環境。

美國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碩士生侯靜慧、馬瑜晶（2008）對1978年至2006年《紐約時報》關于中國報道進行了內容分析。研究采取了分層抽樣的方法，“年份”為抽樣“層”（strata），每層中隨機抽取10篇新聞報道，得樣本290篇。研究用GDP和進出口總額來測量經濟實力，其乘積作為自變量；報道量（quantity）與報道效價（valence）作為因變量。研究發現：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報道的數量顯著增加，而其中負面報道的比重也隨之增大。結合霸權理論，研究認為這種負面報道增多的現象是因為西方國家的權力階級需要綜合利用大眾媒介中文化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各類信息，以求保證民眾的思想與現有社會秩序達到一致，即實現“媒介霸權”（media hegemony）。

日本早稻田大學的碩士生畢佳穎（2008），結合美國互聯網的政治表現，分析了“個體內容出版者”（individuation content publication）對政治的多元影響。文章認為，“hegemony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also powered in a soft way（美國霸權以一種柔化的方式得到強化）”，即將“媒介霸權”隱藏在個體政治背后，通過技術控制以加強自身的權威性。文章對中國互聯網的發展趨勢進行了展望，中國會不會走“美國道路”，互聯網的發展會對目前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產生怎樣的影響，文章希望能在今后的實踐中給出解答。

同樣關注霸權問題的還有同濟大學的碩士生肖云帆（2008）。她分析了美國、英國、加拿大、俄羅斯、澳大利亞、新加坡、馬來西亞等不同國家地區的10種有代表性的英文報刊雜志關于2000年德國漢諾威世博會(Hanover World Expo 2000)”、“2005年日本愛知世博會(Aichi World Expo 2005)”和“2010年中國上海世博會(Shanghai World Expo 2010)”籌備情況的報道，比較了報道側重點的不同：西方主流媒體報道上海世博會時，側重于宏觀的經濟與產業、商業的報道，也有部分政治主題的負面報道，幾乎沒有文化和科技領域的報道，而對愛知和漢諾威世博會的報道則有顯著差異。與侯靜慧等人不同，肖云帆提出了積極應對西方“媒介霸權”、改善國家媒介形象的傳媒策略，包括提供多元議題、綜合運用多媒體、整合傳播模式等。

北京大學碩士生劉暢與中國傳媒大學碩士生鄭宇鈞，以《筑夢2008》為個案，從修辭學角度研究了紀錄片跨國界意義共享的策略。文章指出，“北京奧運的紀錄片要在‘全球化’的普世價值和‘本土化’的民族特質中尋求一個平衡點，這個平衡點就是‘球土化’策略（glocalization）”，即展現“全球化了的”本土與“本土化了”的全球，以達到跨國界的意義共享。（劉暢 鄭宇鈞，2008）文章分別從本體修辭、積極修辭、非常規修辭等角度研究了“球土化”策略具體的表現形式，為中國今后的紀錄片制作提供可參考的發展方向。

復旦大學碩士生呂芳雅（2008）運用戰略管理和產業經濟學的理論對中國電影產業如何“走出去”進行了研究。文章分析了好萊塢模式與日韓模式等可借鑒的運營模式，對今后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提出了幾點建議：關注泛亞市場，而不單是西方市場；加快建立自己的海外發行渠道；進行制度調整，等等。

三、商業化與大眾化：傳媒文化觀念的變遷

《文化癥候與文學期刊的影視趣味》（周根紅，2008），闡述了純文學期刊《收獲》1990-2008的歷史演變。隨著《收獲》逐漸成為影視文化風尚的引領者，并推出了關于影視明星的《一個人的電影》專欄，周根紅認為，《收獲》已逐漸失去純文學理念，成為大眾文化生產的一個重要環節，通過生產影視文學與大眾傳媒緊密勾連。作者對“影像霸權”的形成表示了憂慮，并表達了對純文學期刊原有的獨立性與先鋒性的向往。

《女足的媒介再現：“適時而現”的鏗鏘玫瑰》（褚悅聞，2008）探索了商業化與高度社會性別化的話語機制對中國女足媒介再現的影響。研究運用內容分析的方法，對奧運年2004年1月-9月間267天《東方體育日報》的報道篇數、照片數量、頭版報道等相關參數進行統計，發現：在沒有重大賽事的情況下，女足再現為“玫瑰”；而涉及奧運盛事，女足則彰顯“鏗鏘”，被賦予男足未能擔負的民族精神和使命，其在艱苦環境中奮力進取的風貌受到媒介的反復強化。文章分析了現象背后的深層原因：彈性的、分層的、有目標的媒介再現，是媒介以爭取收視率的新聞娛樂模式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操作；在商品化的媒介中出現的女性，乃適應商品化的、被重新社會化的、被再創造的公式化形象；性別是一種社會范疇，體育活動的社會性別化，區隔并規定了女性氣質和霸權的男性氣質特征的客體和行為；團體性的體育項目承擔起了建構民族認同的文化意義。

在商業化環境下，受眾的消費習慣和認知觀念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這又反過來促進了商業化媒體的定位轉變。清華大學碩士生李華穎（2008）對消費者購買暢銷書的原因進行了問卷調查。基于知覺價值理論與計劃行為理論調整和修正過的模型，研究發現：知覺品質越高，主觀規范越高，知覺行為控制越高，就越可能購買暢銷書；而知覺犧牲并未起到較大的影響力。因此，作者認為，暢銷書作為大眾文化的產物，不易因消費者成本影響人的購買行為，“暢銷”本身對書本的功能、品質或品牌等的肯定讓消費者不計太多代價地購買。這一研究也暗示了未來暢銷書定位與定價的發展趨勢。

在年會的新聞沙龍環節，同一話題在網絡傳媒領域中也得到了討論。《從中國老年網站的建設看虛擬社區的發展――以中國的老小孩網站為例》作者、香港中文大學博士生吳歡，通過對“老小孩”網站的個案研究，探討了商業網站通過共建成員的精神認同獲得商業收益的方式。吳歡特別強調了成員的個體認同與社區認同之間的互動、網下社區和網上社區的相互支持。她認為，虛擬社區，尤其是老年群體的虛擬社區不可能脫離現實世界，要通過與現實社區相互作用，促進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吳歡，2008）老小孩網站創辦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師張志安博士介紹了“老小孩”的運營方式，也指出了通過上網給老年人精神慰藉的創辦理念。

四、繼承與創新：新聞傳播學科理論體系的構建

傳媒改革從“語詞革命”向“語法革命”轉變，為新聞傳播學理論創新提供了新的內容。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童兵教授的主題演講中，他以研究生的學術研究為視角，總結了30年傳媒改革帶來的新聞學科的發展。他強調，研究生群體的學術研究與我國新聞傳播理論的發展是高度一致的，從老一輩的學科領軍人闡發新聞學基本原理、建構新聞學理論框架、走出新聞史學研究新路徑，到80年代繼往開來的中堅提升新聞學科的科學性，再到90年代開拓學科新領域，到新世紀夯實基礎理論、開創新媒體研究，研究生群體始終積極參與了新聞學科改革與發展的歷程，積累了豐厚的學術研究成果。童兵教授希望，今后研究生在研究過程中，要注意構建新聞傳播學理論體系，產出更多標志性成果，廣泛開展中外合作研究，走好傳播學本土化之路，培育新聞傳播學大師和新聞傳播學中國學派，研制中長期（2009－2020）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規劃。（童兵，2008）

復旦大學碩士生滕育棟（2008），則從微觀層面著手，思考了30年來新聞思想的轉變。他以《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一文為切入點，通過考察1978年以來公開出版的新聞史著作對其描述、評價話語的變遷，揭示了三種不同的新聞史著寫作方式：服從宣傳需要的歷史寫作，突出文獻新聞學理意義的寫作，作為新聞改革歷史基礎的寫作，闡發了其背后的新聞思想。作者強調了新聞理論的發展在中國新聞史的寫作中的推動作用，認為中國新聞史的寫作能為我國新聞理論的發展提供許多寶貴的思想資源，希望更多的人回歸到新聞史研究中。

蘇州大學碩士生張震（2008）梳理了30年學界對于新聞客觀性的看法變遷。從新聞客觀性的來源、內涵、主觀態度、宏觀操作方式、微觀操作方式等角度進行了梳理，指出了今后研究的議題與趨勢。南京大學碩士生溫海玲（2008）對1988-2007年組織傳播研究論文進行了歷時性分析，根據其研究走向：“學科介紹原理闡釋應用分析學科建設”分析了每一時段的歷史特征，并提出了加強組織傳播學科建設的想法。蘭州大學碩士生華汝國（2008）綜述2005-2007年我國網絡傳播研究情況，歸納了其中所體現的研究熱點及形成的重要觀點，并進行了評價。

此外，本屆年會論文還對往屆年會的學術成果進行了繼承與創新。本屆年會入選論文《瘦身減肥廣告中性別因素對第三人效應的影響》（梁靜、黃艷姍、艾依璇，2008）與上屆年會入選論文《不同媒介素養的大學生第三人效果研究》（周海晏、王帆、邢榮、馬、王祥穎，2007）同樣是對“第三人效果”（third person effect）的研究，但側重有所不同。上屆論文的主要價值在于將媒介素養的概念引入了第三人效果的研究，并測量出不同媒介素養的大學生存在第三人效果差異。而梁靜等人將媒介素養中的廣告關注度作為中介變量，用以詮釋性別因素與第三人效應之間的關系，在一定意義上是對上屆論文研究的深化與補充。

注釋：

[1]語法革命，是指“在現有要素和功能基本不變的情況下，通過規則的改變、關系的改變以及制度、機制、運動模式、盈利模式、與受眾關系、技術要素層面的改變，形成新的發展機會”。（喻國明，2008）對于傳媒改革而言，要從要素擴增到結構重組、規則改變和發展模式轉型。

參考文獻：

[1]畢佳穎.(2008,November).PowerfromMass-JournalismofInternetonAmericanPolitics.“第八屆中國新聞傳播學科研究生學術年會”入選摘要,上海.

[2]褚悅聞.(2008,November).女足的媒介再現：“適時而現”的鏗鏘玫瑰.“第八屆中國新聞傳播學科研究生學術年會”入選論文,上海.

[3]侯靜慧、馬瑜晶.(2008,November).風雨三十年：中國形象在美國媒體中的變革.“第八屆中國新聞傳播學科研究生學術年會”入選論文,上海.

[4]華汝國.(2008,November).從中國老年網站的建設看虛擬社區的發展――以中國的老小孩網站為例.“第八屆中國新聞傳播學科研究生學術年會”入選論文,上海.

[5]華清.(2008,November3).科學管理依法管理有效管理切實提高輿論引導能力.人民日報.pp.7.

[6]李華穎.(2008,November).暢銷書購買行為及影響因素分析――基于知覺價值理論與計劃行為理論模型的解釋.“第八屆中國新聞傳播學科研究生學術年會”入選論文,上海.

[7]梁靜、黃艷姍、艾依璇.(2008,November).瘦身減肥廣告中性別因素對第三人效應的影響.“第八屆中國新聞傳播學科研究生學術年會”入選論文,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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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關鍵詞】數字媒體藝術專業 影視方向 教學設計

【基金項目】2011年度新疆師范大學教學研究與改革項目SDJGZ2011-02。

【中圖分類號】G6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2）10-0028-02

一、數字媒體藝術專業介紹

隨著計算機技術、網絡技術和數字通信技術的高速發展與融合，傳統的廣播、電視、電影快速地向數字音頻、數字視頻、數字電影方向發展，與日益普及的電腦動畫、虛擬現實等構成了新一代的數字傳播媒體。由此，國內高校近些年來陸續開設了針對這些新媒體研究的數字媒體藝術專業。

查閱國內開設數字媒體藝術專業高校的該專業介紹，大部分都是這樣描述的：數字媒體藝術專業是一個寬口徑的以技術為主，藝術為輔，技術與藝術相結合的新專業。本專業的畢業生需要掌握信息與通信領域的基礎理論與方法，具備數字媒體制作、傳輸與處理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并具有一定的藝術修養，能綜合運用所學知識與技能去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該專業旨在培養具有良好的科學素養以及美術修養、既懂技術又懂藝術、能利用計算機新的媒體設計工具進行藝術作品的設計和創作的復合型應用設計人才。

二、新疆師范大學數字媒體藝術專業本科教學計劃解析

新疆師范大學數字媒體藝術專業是2008年開始招生的，該專業歸屬在新疆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育信息技術系，課程設計多由教育技術學專業拓展而來，課程教師主要也是教育技術學專業。

按照國家教育部和新疆師范大學本科辦學要求，通識教育課和博雅課程是新疆師范大學非師范專業必修公共基礎課。通識教育課和博雅課程合計970學時，占總學時的36.5%，這部分課程設計是辦學指導思想決定的，不同高校會有所差異，但校內不再具有可調整性和設計性。

新疆師范大學數字媒體藝術專業的課程教學設計主要包括學科基礎課、專業核心課、專業選修課及綜合實踐課四部分。具體開設課程如下：

學科基礎課：高等數學、數字媒體藝術概論、新聞學概論、電子技術基礎、影視鑒賞、攝影技藝、數字媒體技術概論、廣告學概論。

專業核心課：面向對象的程序設計、構成設計、大眾傳播與文化、數據庫原理與應用、影視制作系統、計算機動畫設計、網絡編程語言、新聞采訪與寫作、影視節目編導、新疆地方民俗學、紀錄片創作、網站規劃與設計、綜藝晚會策劃、電腦平面設計、數字音頻技術。

專業選修課：民族歌舞欣賞、民族音樂欣賞、文化人類學、消費心理學、媒介營銷與廣告、數字技術前沿、作品創作實踐、電視節目包裝。

從這份課程教學計劃里，我們發現這樣一些問題：

1）廣而失專。所設計的課程涉及學科多，面向領域廣，涵蓋了計算機應用、影視制作、廣告、民俗文化、電視節目、傳播學等多領域，培養目標凸顯出培養復合型人才的特點。但在追求全面、強調復合型的同時，也就失去了專業的方向性，喪失了培養專業人才的能力。其結果必然是什么都學過，什么都學不精，貌似就業領域寬廣，實際沒有就業能力。

2）課程設計凌亂，缺乏系統性。從這些跨度較大、涉及學科領域面廣的課程設計中，看似都與數字媒體相關，但很難厘清學科知識的層次關系，無法形成一個知識學習中必需的循序漸進、由淺顯到精通的系統化進程。

3）知識建構缺乏體系，能力發展不能漸進。縱觀課程設計，專業選修課課一般是對于大三、大四的學生，發展專業方向提供的深化學習在上面的專業選修課里，我們看到民族歌舞欣賞、民族音樂欣賞、文化人類學、消費心理學等課程并非是專業知識的深化和專業能力發展的提高，而是方向拓展的基礎課程。而媒介營銷與廣告、數字技術前沿、作品創作實踐、電視節目包裝有利于專業方向深化，但設計這類課程還是要與前期的專業核心課程有一定的相關和發展關系，科學的設計發展專業能力的過程。

綜上所述，從新疆師范大學數字媒體藝術專業的教學計劃可以看出，在數字媒體藝術人才的培養上，由于過于偏愛于培養復合人才，并為這一目標而賦予實踐，開設了許多跨學科門類課程，形成了雜亂無章不成體系的局面。在課程的設置上存在著嚴重的堆砌和求全傾向。

三、數字媒體藝術專業（影視方向）的知識體系構成

不同學科背景的學校開設的數字媒體藝術專業，其支撐的學科平臺也不一樣。各大高校應根據自己的學科背景，結合自己的辦學特色，制定相應的人才培養目標，為社會相應的崗位輸出相應的人才。課程體系是專業建設中核心內容之一，是根據學校的培養目標和培養對象的發展規律而制定的。課程體系的設置要有時代性、科學性以及針對性等，要使學生有所學、有所用，將來能在社會上有立足之地。這一點對于辦學建設十分重要。如桂林電子科技大學充分考慮了本校的傳統學科優勢與本專業的技術特色，把數字媒體藝術專業目前的主要教學科研方向設為“虛擬現實技術”。其次在這個主要專業大平臺的背景下再確定把“交互設計”、“多媒體網站”、“電子出版物”、“短片創作”作為四個專業小方向，以利于畢業生就業有更廣泛的適應性和靈活性。

新疆師范大學數字媒體藝術專業歸屬于新疆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育信息技術系，屬于新疆師范大學的非師范專業，非藝術招生。由于該專業是由教育技術信息系拓展而來，由此在教學的理念上，教學設備條件上及教師配置上多來自于教育技術專業或受教育技術專業的影響。非藝術招生，在辦學的起點上與藝術院校就有一定的差距，直接影響著藝術創作過程和藝術作品產出。依托于教育技術專業，其可借用優勢就是信息技術教育下影視技術教育和計算機教育應用。相比較而言，前者優勢更為明顯。如建設有籃箱演播室、數字非線性編輯室、數字高清影像工作室、攝影室等，并相應配置了包括高清攝像機在內的多套設備。該系現有的教師中，有近一半的教師研究方向在影視方面。因此，新疆師范大學數字媒體藝術專業雖然沒有刻意界定培養方向，但實際辦學上應該清楚自己的辦學方向應該在影視方向。其培養目標可以設計為致力于培養具有較高的理論水平和綜合的藝術素養，掌握必備的數字影視應用技術，運用藝術創新思維進行數字影視短片制作、影視廣告制作、移動多媒體視頻制作等數字影視領域相關創作，并能進行欄目整體形象策劃與包裝，具有現代創新意識的藝術和技術相結合的復合型高級人才。

在這個培養目標里面，涉及4個關鍵詞：影視、數字媒體、技術、藝術。從學科角度看，本專業首先立足于影視，拓展于數字媒體，是影視專業在數字媒體方向的發展。從知識體系看，本專業應該在學習和掌握技術的基礎上，進行藝術的創作和實踐。由此，筆者以為新疆師范大學數字媒體藝術專業的課程體系構建的基本思路是：

1）依據目前的校本實情，培養方向定位在影視方向，以后隨著發展，可以逐步開拓別的方向，如網絡傳播方向、游戲動漫方向等；

2）知識結構屬于跨學科的該專業，涉及學科面大，相關課程多，而在目標定位明確之下，該課程設計以影視技術和藝術為主體，拓展與影視有關的新數字媒體、新數字傳播等方面的課程；

3）本著技術是創作的基礎，藝術是技術的張揚的原則，將技術性課程作為本專業的主要課程，加強實踐實習環節，提升藝術成果。

四、數字媒體藝術專業（影視方向）的課程設計

數字媒體藝術專業（影視方向）在教學計劃內的課程設計關聯因素很多，如公共基礎課里面會有大學生素養類課程、傳統文化類課程等，專業課程里面也會有影視技術類、藝術創作類、數字媒體傳播類等方面課程，而且作為本科教學的四年計劃，每門課程的開設學期和課時都互相影響。依據新疆師范大學教學實際和新疆區情，本文就新疆師范大學數字媒體藝術專業（影視方向）提出該專業課程體系中的課程設計：

專業基礎課：文學劇作、數字媒體藝術概論、傳播學概論、網絡基礎及其應用、視聽語言、影視鑒賞、攝影技藝、數字媒體技術概論、廣告學概論。

專業核心課：數字攝像、數字圖形處理、大眾傳播與文化、數字短片創作、影視制作系統、計算機動畫設計、數字影視特技、影視廣告、影視節目編導、新傳媒技術、紀錄片創作、網站規劃與設計、綜藝晚會策劃、電腦平面設計、數字音頻技術。

專業選修課：制片與項目管理、播音與主持、文化人類學、CG 藝術賞析、媒介營銷與廣告、數字技術前沿、作品創作實踐、電視節目包裝。

這個設計有三個不變，一是保持原先的總學時、總學分和周學時數不變，二是保持通識教育課和博雅課程不變，三是原來的教學計劃模塊不變。保持了這三個不變，也就回避了學校教學改革和學校層面的教學設計，雖然僅針對專業課程進行設計對于本科生四年培養顯得并不全面和科學，但這些的做法在實踐中具有了較大的可行性。

與原有的相比，新的教學計劃在課程設計上有了這樣一些特點：

1）課程的關聯度提高，專業方向更為明確突出。

2）專業知識和能力的培養循序發展、層層遞進。

3）依據本專業特點，在專業拓展方面趨向于數字化和傳媒化，如影視廣告制作方面、網絡傳播方面等。

4）通過文學劇作、傳播文化、文化人類學等內容的補充，提高了該專業學生影視創作的內在功力。

五、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培養的設計

盡管在教學計劃里規定了一些課程的實驗課時，也規定了必要的實踐活動，但它很難反映出學生實際的能力培養程度，特別是學生創新思維和創新能力的培養。這些能力的培養和發展體現在實際的教學環節里和各種教學活動中。依據我們以往的部分經驗，借鑒其他院校的先進經驗，結合我校實情，我們針對數字媒體藝術專業（影視方向）的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培養進行這樣一些設計：

1）扎實學好影視課程的相關素養課程，提高學科體系中的知識素養，為能力的發展打好基礎。如開設相關課程、相關講座、相關話題討論以及參觀、參與一些相關活動等。

2）重視實驗課的教學，一方面注重實驗課程與理論課程的關聯、結合，另一方面又要注重實踐活動的設計，使實驗課程不再是驗證性操作，而是創作型的開發。

3）學生作業的主要形式是數字化的作品，作業不再可以抄襲、復制，評價作業的方式也不再是教師的批閱，而是公開展覽，接收大眾（廣大師生）的點評。我們一些課程的學生作業作品展已經在課程學習中常態化。

4）學生學習過程中，常常是以小組協作學習的方式進行，特別是影視作品的創作，強調團隊精神，強化協作學習意識。如電視短片的創作等。

5）建立與本專業相關的學生社團，鼓勵愛好相近、專業特長明顯的學生群組發揮優勢，多出專項精品，帶動專業發展。如現在已經發展的“黑眼睛攝像協會”“Chapet影劇社”等不僅帶動了專業的學習，而且也在全校產生了影響力。

6）與社會相關的企事業單位建立關系，在社會中建立我們學生實習實踐的基地，同時也使這些單位與我們學校的教學及教學活動相關聯，共同構建創新人才培養的平臺。如我們前面數字媒體藝術專業的學生實習就是進入到電視臺、文化傳播公司、廣告公司等，部分學生畢業后就在這些單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7）結合自己個人的發展方向，做好畢業設計和畢業論文。畢業設計和畢業論文是大學專業學習的集中深化，也是大學四年學習的綜合檢驗，由此，我們提出要求學生做到“四化”，那就是方向化——本著自己的特長和發展方向，一體化——將畢業設計與畢業論文一體化。協作化——畢業創作應發揮團結合作的精神，精品化——力求畢業作品精品化。

8）開展多種形式的專業拓展和科技創新活動，鼓勵積極參加各級各類相關專業活動和作品大賽，以精品作示范，以成果帶發展。

通過上述一系列的設計，我們旨在不僅培養學生獲取知識的能力和應用知識的能力：系統級的認知能力和理論與實踐能力，掌握自底向上和自頂向下的問題分析方法，既能把握系統各層次的細節，又能認識系統總體；既掌握本學科的基礎理論知識，又能利用理論指導實踐。而且更在于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創造性思維能力、創新實驗能力、科技開發能力、科學研究能力以及對新知識、新技術的敏銳性。本文論及的教學設計雖然學科面小了，但能力更強了，更專了，實際的就業面也就更寬了。

參考文獻：

[1]杰，高校數字媒體藝術專業現狀分析及教學體系的研究，河北師范大學2010年碩士學位論文

篇(4)

[關鍵詞]古裝劇；語言特色；翻譯

一、引言

中國古裝劇近些年來異軍突起，在國內大放異彩的同時，于海外也是名聲大震。古裝影視劇濃縮了中華傳統文化，是國外了解中國歷史文化的一大途徑。但是，中國古裝劇的相關論文研究卻較少。雖然據筆者對中國知網相關論文的統計，發現自1952年至今，有關影視劇翻譯研究的論文共750余篇，但針對中國古裝影視劇的論文研究只有55篇；在發表于核心期刊上的253篇相關論文中，只有18篇研究中國古裝影視劇的字幕翻譯。由此可見，古裝影視劇字幕研究所占比例偏低。然而，縱觀公開放映的古裝影視劇英文字幕，無論從語言層面還是文化層面都存在大量問題和錯誤。因此，如何正確且合理地翻譯古裝影視劇，既要讓觀眾跨越文化障礙，毫無障礙地接受劇情發展，又要使其對中國文化有充分了解，急需業內倍加關注。本文通過對中國古裝劇語言特色的分析，指出當前古裝劇字幕漢譯英中存在的主要問題，進而闡釋字幕翻譯中相關策略的應用。

二、中國古裝影視劇字幕的語言特色

大部分古裝影視劇的服裝、場景等極具古代特色，其語言也不例外。除了具備一般影視語言所含有的“聆聽性、綜合性、瞬間性、通俗性和無注性”[1]之外，古裝影視的字幕還有其自身的特點。限于篇幅，本文只對漢譯英中的三大難點進行分析，分別是古代稱謂多，四字短語、習語多，歷史背景復雜。

1、古代稱謂多

古裝劇中的稱謂極具特色，許多古裝劇都涉及到皇帝、臣子、嬪妃等中國獨有的文化現象。劉彤等學者在其論文中也曾提到，“尊卑等級等文化成分在古代題材的影片中尤為常見”[2]。就第一人稱“我”而言，就有多種表達。如，皇帝通常自稱為“朕”，以顯示其萬人之上的地位，或者謙稱為“寡人”、“孤”等；臣子在朝見皇帝時，自稱“微臣”，而嬪妃則自稱為“臣妾”等。此外，古代官稱或頭銜繁多，如兵部尚書、兵部侍郎，戶部主事、御史、按察使等。

2、四字短語、習語等使用較多

古裝影視劇的臺詞中，常穿插習語或四字短語等，以達到簡明達意，朗朗上口的效果。例如，在《赤壁》中，當提到荊州降將蔡瑁、張允時，有這樣的對白：“這兩個人是墻頭草，風吹兩邊倒，所以還是提防著點吧。”又如《紅樓夢》中的“禮賢下士，扶貧濟危”等。對于這類習語、四字短語等，翻譯時須根據上下語境，靈活處理。

3、歷史背景相對復雜

不同于現代劇的是，不少古裝影視劇有一定的歷史背景或涉及到一些典故。因此，翻譯時需將其中富含的歷史文化背景展現出來。譬如，《赤壁》中，三國鼎立，孫權占據東吳。在當時特定的背景下，“東吳”不僅僅只是一個地名。又如，劉波在其論文中，提到了電視劇《紅樓夢》中的一個例子：第21集“榮國府元宵開夜宴”中提到襲人時說，“她媽前天沒了，因為有熱孝，不便前來。”在這句話中，“熱孝”一詞具有一定的文化內涵[3]。據百度百科定義，“熱孝”的含義有二：舊時對新近發生的父母喪事，通常指百日之內，做孝子的要披麻戴孝，不剃發，不外出；也可指父母、或丈夫剛死不久時穿的孝服。

三、古裝劇字幕翻譯問題及分析

1、特有文化內涵缺失

古裝劇中，人物的稱謂、語言風格等可以反映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尊卑等級。然而，由于對這種特有的文化內涵不夠了解，不少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僅進行簡單的直譯。

例如，在電視劇《還珠格格》第一部第一集中，清乾隆皇帝出宮巡視時，百姓說：“皇上萬歲萬歲萬萬歲”，英文字幕為“Huang Shang， live on ten thousand years”，將“皇上”音譯為“Huang Shang”，而在Charles O. Hucker所著的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中國古代官名辭典》）一書中，“皇上”同樣譯名為“Huang Shang”。[4]筆者認為此譯法不可取，因為對中國文化了解甚少的外觀眾難免會誤以為“Huang Shang”是人名。“皇上”這一稱謂象征著中國古代最高的統治者，音譯“Huang Shang”何以體現此內涵？因而，筆者認為，在中國古裝劇走出去初期，對諸如“皇上”、“格格”、“郡王”、“親王”等的稱謂或官稱，第一次出現時可仿效國外進口片，酌情在稱謂之后或在屏幕上方給出相應的英文注釋。

2、語義表達欠妥貼

（1）欠額表達

此種問題在四言詞組的翻譯中較為常見。比如，《赤壁》中，有句臺詞是“違令者斬！”，譯文是“It’s an order！”。源語含有兩層意思，一方面，該命令每個人都必須遵守，另一層意思是如果不遵守命令，就會被殺頭。譯文顯然只包含前者，和源語相比，沒有威懾效果。又如，《赤壁》中，曹操對關羽說，“你又何必愚忠于劉備呢？”譯文是“Why do you continue to serve Liu Bei？”譯文中雖然用了“continue”（繼續）一詞，但“愚”的意思并沒有得到體現。

（2）偷換概念

不少表達，在不同時期、不同語境下含義也不一樣。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一些詞匯的含義得到不斷地擴充或因生活方式、觀念等的變換衍生出新的意義，因而，在翻譯的過程中，這些變化也應得到體現。古裝劇有一定的歷史文化背景，有些表述需根據當時特定的背景來翻譯。在電影《赤壁》中，“江南”被多次提及。據百度百科定義，江南如今有廣義和狹義兩方面的含義，廣義上的江南涵蓋長江中下游流域以南，南嶺、武夷山脈以北，即今湘贛浙滬全境與鄂皖蘇長江以南地區，而狹義上的江南是指長江中下游平原南岸、瀕臨長江沿線組成的江南地區。然而，在三國時期，隋朝之前，江南往往指湖南、湖北一帶。筆者認為，影片中將“江南”簡單譯為“the southland”則太過籠統。同樣，在《赤壁》中，周瑜對孫權說道：“我們軍民一心”，這句話被譯為“our troops have high morale”。源語的本意為軍官和百姓萬眾一心，強調“同心”，而譯文的字面意思是“我們的軍隊士氣高昂”。這種偷換概念的表述，無法原汁原味地傳達出源語中的文化意象及其內涵。

四、中國古裝影視劇字幕翻譯策略的選擇和應用

怎樣選擇合適的翻譯策略是影視翻譯中永恒的辯題，歸化、異化曾是爭論的焦點。但筆者認為在影視翻譯中并沒有一項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翻譯方法，古裝影視劇字幕的翻譯策略和翻譯方法更應該根據其特殊性并結合權威的翻譯理論進行選擇，切忌掉書袋式或天馬行空式翻譯。

1.異化與歸化的選擇

在現有的古裝影視劇的翻譯中，筆者發現大多數譯者仍然是偏向于采用歸化的策略，盡量減少觀眾的文化障礙感。這樣的例子非常多，如在電影《十二生肖》中成龍所說：“一顆豆豆兩顆米，那個出口就是你。”就被翻譯成了“eeny， meeny，miny，moe， I’m coming your way.”這種翻譯方式很容易被觀眾接受，但是卻無法體現其中中文童謠的韻律。而下一句“封建迷信管用嗎？”被翻譯成了“It’s no time for nursery rhymes！”，則更加偏離了原文的意義。如果此句照直譯來，又與前面翻譯的語境無法銜接。這樣的翻譯雖然易于讓觀眾理解，但并沒有真實反映角色的臺詞。又如《十面埋伏》中：“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我索性連人帶刀一塊救出。”譯文：“I’ve rescued you， and your daggers as well.”雖然基本達意，但直接將句中的中文習語省略掉了，令角色原來風流倜儻的形象大打折扣。

國產影視字幕的翻譯質量低下相比，進口的歐美影視劇字幕翻譯，翻譯上多采用了異化翻譯策略。這種差異主要還是源于我們對中華文化的輸出意識不夠強烈，中華文化影響力不夠強烈所致。由于歷史和經濟發展原因，在全球化的今天，中華文化和歐美文化在“軟實力”方面還存在著相當大差的差距。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綜合國力的增強，世界正在越來越矚目于中華民族燦爛而歷史悠久的文化，而影視劇翻譯作文外國觀眾了解中國文化的一大窗口，譯者在翻譯時應當盡量使觀眾了解和發現其中的文化內涵。作為譯者，翻譯時往往會被所謂的“文化鴻溝”所牽絆，生怕直譯或異譯會讓觀眾無法接受，其實是大大低估的觀眾的理解能力。在全球化的今天，信息傳播之迅速，資料共享之便捷，中西方文化的交流速度已經遠遠超過了過去。譬如中國很多直譯的短語、成語或表達方式已越來越被西方讀者所接受。例如：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Long time no se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更有最新騰訊組圖，傳出關于“tuhao（土豪）dama（大媽）等中文熱詞有望錄入《牛津英語詞典》。由此不難發現，隨著外國觀眾對中國更加深入的了解，他們對兩種文化的不同認識也更加深刻，對陌生文化信息的接受力正在不斷提高。因此，即便考慮到一些觀眾接受異化式翻譯會比歸化式翻譯更加困難，我們在古裝影視劇的字幕翻譯中也應該盡可能的采用異化翻譯策略。

2.異化策略的應用

（1）仿擬翻譯

仿擬是英語語言學分支修辭學的重要修辭手法。百度百科對其給出的定義是：這是一種巧妙、機智、而有趣的修辭格。它有意仿照人們熟知的現成的語言材料，根據表達的需要臨時創造出新的語、句、篇來，以使語言生動活潑，或諷刺嘲弄，或幽默詼諧，妙趣盎然。在運用時所仿擬的一般是人們所熟知的語言材料，如成語、諺語、名言、警句。而仿擬翻譯手法正是借用這一修辭方法，將漢語中的意思轉化為英文而又不失去原有意思。例如：《甄嬛傳》第35集中，甄嬛對富察貴人說：“情誼生了，誤會嫌隙也就沒有了”，這句話可以通過對英文諺語“All is well that ends well”進行句式上的仿擬，可譯為“Friendship is well that enmity ends as well.”仿譯是一種形式上看似歸化，內容上卻是異化的翻譯方式。這種翻譯方式的巧妙之處在于，既讓觀眾能從與目的語相似的表達中快速的接受，同時準確的理解，又能保持源與文化中的原汁原味不被破壞。有一舉兩得之效。

（2）直譯

對于那些結合影視播放容易被理解的，在西方觀眾中被廣泛接受的中國文化俗語應在翻譯中加以保留，大膽采取直譯的方式。例如在電影《無極》中：無歡：“行啊，只要你做我的奴隸，饅頭就是你的。”譯文是“I will give you the bread if you promise to be my slave.”“饅頭”作為一種傳統的中國食品，在這里被翻譯成了“bread”，其實不太恰當。首先，外國觀眾對中國的飲食文化了解相對比其他文化要多，他們應該會知道饅頭和面包是不一樣的；若翻譯成“steamed bun”，再結合電影畫面中人物手中拿著的饅頭，一點都不難理解。而且這樣能保留中國元素，不至于使國外觀眾認為中國古代人也是吃面包的。

（3）釋譯

在大多數情況下，影視劇中的臺詞很難用仿譯的手法，直譯又容易造成觀眾的誤解，因此釋譯就成了既保留文化元素，同時又保證觀眾能夠流暢自如觀看的重要手段。而在影視劇翻譯中，為了能跟上影視劇的節奏，就要求所加的解釋必須簡短達意。如在《功夫》的翻譯中，斧頭幫手下的臺詞：“送終？”譯文為“What is this， a funeral bell？ ”很恰當的表達了送終的含義。

釋譯法對古代稱謂和官稱更為適合。請看在電影《滿城盡帶黃金甲》中的字幕翻譯：

蔣太醫： 拜見太子殿下，殿下這是賤內。快， 快拜見太子殿下。

譯文： Your servant kneels before the Crown Prince. Your Highness， may I present my wife？ Quick！ Welcome to Crown Prince！

譯文中的“your servant”是蔣太醫的自稱“微臣”，且“賤內”，譯作“my wife”。 如果將這兩個表示謙稱的詞直譯，勢必會產生歧義和誤解。[5]

五、結語

通過對古裝影視劇翻譯的分析和翻譯策略的探討，我們不難發現，現有的古裝中國影視劇漢譯英還存在著很多問題，由于兩種文化的差異，要讓外國觀眾短時間完全了解中國文化還任重而道遠，但通過一些翻譯技巧的探討和翻譯理論的實踐，加之在全球化的影響下，東西方文化交流方興未艾，我們應當在翻譯中大膽多采用異化翻譯手法，才能加快加強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本文旨在拋磚引玉，期望更多的研究者關注并參與古裝影視劇字幕翻譯的研究，以便更好地將中國古裝影視劇推向海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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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影視教育論文2200字(一)：影視教育在小學階段開展的問題與對策研究論文

摘要：當前，影視教育作為國家義務教育課程綜合性、實踐性的重要補充，已得到教育主管部門的高度重視。但影視教育融入義務教育體系在中小學的實際落地效果并不理想。本文結合筆者所在學校——深圳市光明區光明小學關于影視教學開展的形式和內容，簡要分析當前小學開展影視教育遇到的問題，并提出相關的建議，旨在拋磚引玉，與各位同行共勉。

關鍵詞：影視教育問題對策

一、小學影視教育的問題分析

筆者以“影視教育”為關鍵詞，在中國知網（CNKI）平臺進行搜索，近三年與小學影視教育有關的論文共9篇，雖然文章數量不多，但結合我校影視教育開展的實際情況，還是能從中發現和總結出現階段小學影視教育存在的問題。而對這些問題的分析，對于我們理解和思考影視教育在小學階段開展的問題與建議有著指導性價值。

1.影視教育多以“第二課堂”為主，缺乏完整的課程體系

筆者以所在學校為例，每周社團時間為每周二、四下午四點十分至五點半，有時還會因為其他一些不確定因素導致無法上課，這就會導致學生無法進行持續性學習，學習的深度也僅僅停留在知識的表面。同時，在與部分指導教師的交流過程發現，“教材”的缺乏也是阻礙影視教育能夠順利開展的重要問題之一，目前，對于小學階段的影視教育而言，現有的優質影視教材乏善可陳，更不必說完整的課程體系。

2.教師對影視教育缺乏正確的認知

筆者在前期的課題研究中曾經對學校部分教師，包括影視社團教師做過一次訪談，通過訪談可以得知教師對影視教育的認知存在很大的片面性，總結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類。第一，教師認為影視教育只能作為正常學校教育的輔助手段，例如，語文課上根據課本知識改編的舞臺劇，英語課上的情景劇等。第二，有的老師認為影視教育就是向學生播放電影，動畫片，紀錄片、學習視頻等一些簡單且膚淺的教育過程。第三，一些專業社團的老師在平時訓練學生的時候存在重“技能”輕“理論”的現象，他們認為影視教育應該要重點培養學生的影視制作能力，而對學生的藝術欣賞、藝術評價等方面的能力有所忽視，甚至是完全放棄，這也是很多學校專業社團教師在影視認知上存在的一個誤區。

3.影視教育師資力量薄弱

目前大多數從事影視教育的一線教師都沒有受過系統的影視知識學習，存在大量的其他學科教師“客串”影視社團教師的情況。例如，語文老師擔任“校園課本劇”社團、“小主持人”社團、“誦演社”等社團輔導教師，音樂老師擔任“形體表演”“影視配音”等社團輔導教師，科學老師

擔任“道具制作”社團等輔導教師，還有一些教師開設的社團純屬個人的興趣愛好，專業性不強。

二、小學影視教育的對策

1.加強“第一課堂”學習，構建實效影視教育課程體系

所謂實效，即開設的影視課程要符合小學生的年齡特點和認知水平，例如，可以將小學階段分成初級、中級、高級三個階段，對于初級的一、二年級學生可以開設“形體訓練”和“影視配音”課程，通過“形體訓練”達到訓練學生的形體儀態和簡單表演的效果，而“影視配音”則可以讓學生對影片中各種聲音進行簡單的了解和模擬訓練。對于三、四年級的學生可以開設“影視欣賞”和“人物形象設計”等相關課程，三、四年級的學生正處于具體運算思維期，也是人生觀形成的重要時期，通過以上兩門課的開設可以提升學生發現美、欣賞美的鑒賞能力和藝術素養，通過對美好事物的內涵的挖掘和欣賞，對處于這一時期的學生形成正確的人生觀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人物形象設計”則可以訓練學生在色彩和造型方面的審美感知能力，通過具體的實物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同時也可以增強學生對色彩搭配的認知和理解。而對于五、六年級的學生可以開設“攝影基礎”和“后期制作”等方面的課程，此年齡段學生認知能力和動手實踐能力較之前都有很大的提升，“攝影基礎”和“后期制作”相輔相成，可以讓學生了解影視作品拍攝的過程、技巧以及如何通過后期制作軟件對拍攝的素材進行拼接和加工，直到完整作品的形成，從而加深學生對影視作品的理解。

2.拓寬師生交流渠道，夯實影視教育師資力量

目前大多數學校對于教師培訓多采用“走出去”的方式，而且還是選擇性的“走出去”，尤其對于一些收費的活動會慎之又慎。面對這樣的困境，筆者認為，如果條件允許，教育主管部門可以多組織一些影視教育的交流和相關的培訓活動，這樣一方面可以提升教師的能力，特別是對影視教育的認知，另一方面也能引起各學校領導的重視，這對學校影視教育的開展有非常大的幫助。

除了“走出去”，筆者認為還需要適當的“請進來”，可以請一些影視教育開展的較好學校的教師來校進行經驗分享，加強校級之間的溝通和交流，揚長避短。此外可以邀請一些影視專家、學者、有條件還可以邀請一些名演員、名導演等來校進行專題講座或進行師生培訓，這是能夠提升學生影視素養最便捷的方法之一，提升學生對影視的認識，增強他們對學習影視的興趣。如果能對口幫扶學校的加入，效果自然會更好。

最后筆者認為，伴隨“互聯網+教育”模式的興起，可以充分利用信息技術手段來提升師生的影視素養。

總結

就目前階段而言，中小學開展影視教育遇到的問題還有很多，也正是這些問題的存在，更顯得更有研究的價值。本文所提到的問題與對策也只是筆者的一些膚淺的認識，希望通過本文能夠引起同行們更多的思考。

影視教育畢業論文范文模板(二)：綜合大學與藝術院校影視教育模式比較三題論文

近年來，我國高等院校的影視教育蓬勃發展，開辦影視相關專業的院校迅速增加。除了老牌的影視專業院校如北京電影學院、中國傳媒大學等外，不少其他的藝術院校如南京藝術學院、湖北美術學院也紛至沓來，許多綜合性大學更是蜂擁而至。由于各個院校的基礎、傳統、優勢及定位的差異，許多院校的影視教育也相應地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如綜合性大學的影視教育模式同專業藝術院校如專業美術院校的就不盡相同。

湖北大學是湖北省屬重點綜合性大學，歷史悠久，學科齊全，師資雄厚，擁有博士學科授權點，是一所典型的綜合性大學，在全國具有一定的影響。湖北美術學院也是一所湖北省屬院校，全國專業美院之一，辦學歷史悠久，學術傳統深厚，擁有碩士學科授權點，是一所典型的專業美術院校，在美術界具有較高的地位。湖北大學的影視教育主要集中在影視攝影與制作、藝術學院的數字媒體藝術和動畫專業，湖北美術學院的影視教育主要集中于影視攝影與制作、動畫、數字媒體藝術和戲劇影視美術設計等專業。本文試圖從三個方面宏觀比較它們本科影視教學模式的特點。

一、學理性與藝術性

眾所周知，中國近現代大學的理念與體制受西歐或蘇俄近現代大學的影響。近現代以來，大學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使命，一般都可以概括為探求新知、培養人才和服務社會。而支撐大學使命的兩大基石是鉆研學術和崇尚理性。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這些思想和觀念也深深影響了中國的高等教育發展。顯然，創建于1931年的湖北大學和1919年的湖北美術學院也是如此，都或多或少受其浸潤。

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學理化。所謂學理化，即學術化和理性化。學術化指的是知識的探究、獲取、積累、傳授和運用。在探索學術的過程中，概念、理論和思想及其相互關系不斷地發展、豐富和完善，從而形成某一學科某一層次的學術體系。這一層次的學術體系既可以往上發展構建更高層次的學科學術體系，也可以往下細分衍生為學科學術體系。理性是一種歸納或演繹的邏輯思維形式或思維活動，其根本是一種科學精神。理性化就是科學化。理性具有自覺性、被引發性、可預期性和穩定性等特征。[1]學理化一直是大學象牙塔恪守的重要原則。

湖北大學在尚未創辦影視相關專業之前，就已經在藝術、中文和教育等學科專業開設有關影視的課程。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影視學科的發展，湖北大學在其藝術學院下相繼開設了影視攝影與制作、動畫、數字媒體藝術和視覺傳達設計等影視相關專業。其實一直以來湖北大學的影視專業希望同該校的其他學科專業保持一定的距離，以彰顯自身的學科特色，追求藝術，推崇感性。同時由于湖北大學強大的學術氣場、統一的管理體制以及學科自身的發展，該校的影視方向專業也逐漸為傳統的學科體系所同化，逐漸成為人文社科體系的一部分，同時根據該校的自身情況以及硬件條件，最后不得不采用所謂的“文化課”學科專業確立的培養目標、教育方法、管理模式和評價尺度，變得愈來愈學術化理論化。

在這種大背景下，湖北大學的影視專業相當重視理論基礎的教學與研究，注重學生影視理論的素養和學術規范的養成。“理論乃根本，乃原則。根本定，原則立，自能左右逢源，自由肆應。方法則隨事而變，難以隅反也。”[2]該校影視攝影與制作專業的本科人才培養方案明確提出：“本專業致力于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具有全面的藝術素養和復合型知識，具備寬厚的人文社會科學基礎，系統掌握影視學科的理論、知識、技能，具有強烈的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能適應當代社會影視發展需要，并具備一定研究能力，能繼續攻讀相關領域的碩士、博士學位的優秀影視藝術人才。”[3]在課程設置上，該專業專門開設了多學時的電影理論、中外影史、影視劇作和影視鑒賞等理論課程，著重培養學生的邏輯思維、反省思辨、創造創新和學術寫作能力。在課堂教學上，多以理論講授、影視觀摩和小組討論等方式為主。在知識考核上，多以閉卷考試和論文寫作為主。在招生上，既招錄文史類、理工類考生，也招收美術類學生，對高考文化課成績要求相對較高。畢業之際，學生不僅要求展出一部優秀的影視作品，而且必須提交一份學術論文或報告。最為重要的是，正如對其他院系的老師一樣，湖北大學對其影視專業的老師也制定了嚴格而細致的科研考核標準。在這種指揮棒下，湖北大學的影視專業強調學術研究、注重理論教學也就不足為奇。當然，我們對理論的理解也不能過于狹隘。正如錢學森所認為的那樣，一個成熟的學科一般要由基礎理論、技術理論和應用理論三部分構成，影視學的理論也是多種多樣的。

湖北美術學院的影視教育發軔于1997年籌辦的動畫專業。影像媒體藝術、數字媒體藝術、影視攝影與制作以及戲劇影視美術設計等影視相關相繼成立，它們主要分布在動畫學院和設計系。由于學科特點，湖北美術學院一直以來致力于專業美術教學與創作，追尋的是一種藝術至臻，不拘一格。即使在學科發展和評價體制日趨完善的今天，在不少湖北美術學院師生觀念里面，所謂的學術就是畫畫，就是藝術創作。他們無感于理論，崇尚感性，甚至主張“正像信仰的時代要受到理性的審判一樣，現在，理性的時代要接受感情的審判”[4]。這種辦學理念和學術風氣也浸潤到了其影視教育。當然這并不是說湖美不重視學理研究，而是說他們更偏重于感性藝術性。

湖北美術學院的影視攝影與制作、影像媒體藝術和數字媒體藝術等專業的本科人才培養方案中赫然地寫著——要造就“具有創造性的（影視）藝術家”[5]。在課程設置上，雖然也有影視理論課程，如影視攝影與制作的《中外影史》和《電影理論》等，但相對而言這些理論課程數量少，課時量低，且多為專業選修；而專業藝術課程數量多，課時量大，皆為必修，旨在重點培養學生的影視藝術創作能力。在具體教學上，湖美的影視專業傾向于工作室導師制，讓教師牽頭組建教學創作團隊，以影視創作案例教學、項目教學為主，輔之以理論講授、影視觀摩和小組討論。在知識考核上，甚少閉卷考試和論文寫作多以提交創作的影視藝術作品為主，并鼓勵那種實驗性藝術性的作品。在招生上，該校的影視專業學生都是美術類考生，經過了藝考的激烈選拔，對專業課成績要求較高，而文化類成績較低。畢業時，影視專業學生的畢業影視作品才是重中之重，而論文或報告要求相對較低。更為難能可貴的是，為了鼓勵廣大教師藝術創作的積極性，湖北美術學院對教師的科研考核相對寬松，老師參展的影視藝術作品或展覽，皆可換算為科研工作量，甚至予以重獎。在這種氛圍下，影視專業廣大師生看重藝術創作也就順理成章了。

美國教育學家布魯姆、哈羅和克拉斯沃爾曾提出著名的教育目標分類理論。他們認為，教育目標可以分為三大領域，即認知領域、情感領域和動作技能領域。[6]按照他們的知識分類理論，顯然湖北大學的影視教育越來越側重于認知領域的知識理論教學，而忽視了對后兩個領域的觀照；湖北美術學院的影視教育則強調情感領域和動作技能領域中的感性、藝術和技能學習，疏于理論知識的傳授。這都是有所偏頗的。美國著名教育學家加德納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論，也有助于觀照湖北大學和湖美的影視教育異同。他認為人有七種智能，即邏輯-數理智能、言語-語言智能、視覺-空間智能、音樂-節奏智能、身體-動覺智能、交往-交流智能和自然觀察智能。[7]一個人的這些智能只有和諧平衡發展，他才能全面健康地成長。但當今理性化的技術社會往往偏向于前兩種智能，而忽視其他智能，這給個人及社會全面發展帶來了災難性后果。當然，忽視前兩種智能的教育也是失之偏頗的，甚至是愚蠢的。

二、綜合性與專業性

在影視高等教育競爭日益激烈的形勢下，各校影視專業因校制宜，依托各自的辦學基礎和優勢進行合理定位彰顯特色，方是明智之舉。顯然，湖北大學和湖北美術學院在這方面也有所作為，可圈可點。事實上，影視學科是一個交叉性學科，表現出典型的綜合性特征；而另一方面，影視學科的專業性也相當強，需要接受系統專門的學習和訓練，體現了綜合性和專業性的統一。從許多角度來看，影視都是一種特殊的綜合體。從媒介性質角度看，影視是一種用現代科學技術手段全面裝配起來的集藝術、娛樂和教化功能于一體的媒介手段。從作品的接受方式看，影視是一門視覺和聽覺的綜合藝術。從作品的存在方式看，影視是三維時空藝術，語言藝術和音樂藝術都是一維時間藝術，繪畫是二維空間藝術。從作品完成過程看，影視是由劇作、導演、表演、攝影、錄音、美術、剪輯、照明等各藝術或技術的專業共同參與的綜合藝術。而另一方面，編劇、導演、表演、攝影、錄音、美術、剪輯和照明等都非常專業，需要專門的學習訓練。這種特殊性決定了影視藝術對人才培養也提出了較高要求，既在廣度上即綜合性上有要求，也在深度上即專業性上有標準。

湖北大學是省屬重點綜合性大學，學科專業涵蓋12個學科門類，教學設施先進，師資力量雄厚，學術研究斐然，人才培養突出。在影視教育中，湖北大學充分發揮了其綜合性大學的優勢。譬如該校的影視攝影與制作專業人才培養目標明確規定：“本專業旨在培養博學而篤志、求新而篤行，掌握影視學的基本理論，具備扎實的影視攝影與制作專業核心知識，具有綜合運用創新思維、創作方法、電腦能力，具有較強的獨立思考、分析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具有強烈的學科交叉意識和團隊合作精神，能夠在涉及影視的文化創意、新媒體文化和互聯網科技等領域，從事與之相關的策劃、創意、設計、制作、編輯、管理和傳播工作的高素質創意復合型人才。”要求學生“掌握藝術、人文、電腦知識，具備跨人文、藝術、科學領域的復合知識結構；了解專業相關的國家方針政策、法律法規；了解本專業的發展歷史、發展前沿、研究動態及創新方向；掌握影視攝影與制作專業基本理論、核心知識，以及展開專業創作、制作所需要的相關知識；了解影視項目管理、市場營銷、著作權保護及相關方面的一般常識”；“具備較強的專業學習能力，掌握基本的專業創作及研究方法，具備在藝術、人文與科學交叉領域開展創新性的工作；能獨立或合作完成影視作品的創作、策劃、開發、運營中的至少一個環節；具備一定的外語應用、資料檢索與分析、專業寫作等方面的能力；具備一定的組織管理、交流溝通以及團隊合作的能力；在實踐中具備較強的獨立思考、分析及解決問題的能力”[8]。顯而易見，湖北大學的影視攝影與制作專業人才培養目標對學生的綜合素質和知識結構提出了較為全面的要求，其動畫和數字媒體藝術專業亦是如此。湖北大學充分利用綜合性大學的優勢，專門成立了面向全校本科生的通識教育學院。該校影視專業的學生除了專業課外，還可以根據需要和興趣選修文學、法律、管理及計算機等方面的課程，努力成為厚基礎、寬口徑、高素質和強能力的復合型影視人才。

作為一所專業美術院校，湖北美術學院的學科比較單一，主要集中在美術、設計和藝術管理等與藝術相關的學科上，其美術設計方面的實力不容小覷，其影視專業正是建立在其雄厚的美術設計學科實力之上。影視攝影與制作同攝影、影像媒體藝術、數字媒體藝術和視覺傳達設計等專業關系密切，作為一種特殊電影形式的動畫其基礎是美術設計，戲劇影視美術設計的基礎也在美術設計。可以說，美術學科同影視學科具有先天的親緣關系，具有較強的互通性，同時也有很強的專業性和技能性。事實上，不少電影導演和攝影都是學美術出身的，更不必說美術設計、服裝設計等工作了。同樣是影視攝影與制作專業，湖北美術學院最新的人才培養目標是這樣的：“本專業將結合國際上先進的影視攝影與制作教育理念及數字化視覺設計的發展趨勢，探索‘專業基礎教學+工作室課題教學’的培養模式，在人才培養中貫徹‘既突出專業藝術性的也強調專業實用性’的教育理念，在學生掌握了美術和攝影的基本技能的基礎上，啟發、引導學生深入探索以攝影為媒介的視覺設計語言表現，通過遞進式的‘理論-技術-實踐’的教學方式，培養具有創新能力和創業精神的創意應用型影視藝術專業人才。”影視攝影與制作專業的學生必須“掌握影視攝影與制作專業的相關基本理論和基本知識”“掌握影視攝影與制作專業相關的設計方法和有關技術”“重點掌握數字三維制作的技術、VR互動技術”“熟練使用影視攝影與制作的各種器材與軟件，如攝影器材、燈光器材、剪輯器材等，特別是要掌握三維制作軟件與VR虛擬現實的實際應用”。[9]湖美的人才培養目標緊跟國際潮流，立足學科前沿，對學生的專業指向更為明確、具體和深入，一目了然。為了提升學生的專業能力，湖美專門投巨資建設了攝影棚、影視后期制作實驗室和VR技術實驗室等專業實驗室，供該校影視專業學生學習和創作。該校影視專業學生的創新思維、專業素養、藝術審美和動手能力普遍較為彪悍。

不難看出，綜合性大學影視教育的優勢在于其綜合性，由于它囊括眾多的專業學科，擁有各種各樣的資源，可以進行跨學科教學，學生綜合素質相對全面，知識結構比較完整，發展后勁較為充足。當然具體到影視教育，其缺陷也非常明顯，正如綜合性大學影視專業學生和社會用人單位普遍反映的那樣，眼界開闊，知識面廣，適應性強，但大多是蜻蜓點水，泛泛而談，似乎什么東西都懂一點，但什么東西都不精深。而專業性藝術院校的優勢恰恰彌補了綜合性大學的不足，其影視教育的專業性、藝術性、技術性和實踐性都非常強悍，畢業生可以馬上上手工作，不少都成為業界的行家里手，其工作是非專業人士難以替代的。此外，藝術專業院校教育傳統厚重，藝術氛圍濃郁，師生比例較高，教學管理也是圍繞藝術教學展開，十分有利于集中優勢進行影視教學。例如，按照湖北美術學院的教學模式，全體大一新生必須接受一年的專業視覺基礎教育，然后展開各自具體的專業教育；每天課程安排上，大一大二學生每半天學公共課文化課，每半天學專業課程；大三大四后全天學習專業課，而且每天只學一門課程等等。這種集中“大量連續時間”的教學模式，顯然比綜合性大學影視教育的那種東一榔頭西一棒子的方式要科學合理有效。

美國教育學家布魯姆、哈羅和克拉斯沃爾曾提出著名的教育目標分類理論。他們認為，教育目標可以分為三大領域，即認知領域、情感領域和動作技能領域。[6]按照他們的知識分類理論，顯然湖北大學的影視教育越來越側重于認知領域的知識理論教學，而忽視了對后兩個領域的觀照；湖北美術學院的影視教育則強調情感領域和動作技能領域中的感性、藝術和技能學習，疏于理論知識的傳授。這都是有所偏頗的。美國著名教育學家加德納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論，也有助于觀照湖北大學和湖美的影視教育異同。他認為人有七種智能，即邏輯-數理智能、言語-語言智能、視覺-空間智能、音樂-節奏智能、身體-動覺智能、交往-交流智能和自然觀察智能。[7]一個人的這些智能只有和諧平衡發展，他才能全面健康地成長。但當今理性化的技術社會往往偏向于前兩種智能，而忽視其他智能，這給個人及社會全面發展帶來了災難性后果。當然，忽視前兩種智能的教育也是失之偏頗的，甚至是愚蠢的。

二、綜合性與專業性

在影視高等教育競爭日益激烈的形勢下，各校影視專業因校制宜，依托各自的辦學基礎和優勢進行合理定位彰顯特色，方是明智之舉。顯然，湖北大學和湖北美術學院在這方面也有所作為，可圈可點。事實上，影視學科是一個交叉性學科，表現出典型的綜合性特征；而另一方面，影視學科的專業性也相當強，需要接受系統專門的學習和訓練，體現了綜合性和專業性的統一。從許多角度來看，影視都是一種特殊的綜合體。從媒介性質角度看，影視是一種用現代科學技術手段全面裝配起來的集藝術、娛樂和教化功能于一體的媒介手段。從作品的接受方式看，影視是一門視覺和聽覺的綜合藝術。從作品的存在方式看，影視是三維時空藝術，語言藝術和音樂藝術都是一維時間藝術，繪畫是二維空間藝術。從作品完成過程看，影視是由劇作、導演、表演、攝影、錄音、美術、剪輯、照明等各藝術或技術的專業共同參與的綜合藝術。而另一方面，編劇、導演、表演、攝影、錄音、美術、剪輯和照明等都非常專業，需要專門的學習訓練。這種特殊性決定了影視藝術對人才培養也提出了較高要求，既在廣度上即綜合性上有要求，也在深度上即專業性上有標準。

湖北大學是省屬重點綜合性大學，學科專業涵蓋12個學科門類，教學設施先進，師資力量雄厚，學術研究斐然，人才培養突出。在影視教育中，湖北大學充分發揮了其綜合性大學的優勢。譬如該校的影視攝影與制作專業人才培養目標明確規定：“本專業旨在培養博學而篤志、求新而篤行，掌握影視學的基本理論，具備扎實的影視攝影與制作專業核心知識，具有綜合運用創新思維、創作方法、電腦能力，具有較強的獨立思考、分析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具有強烈的學科交叉意識和團隊合作精神，能夠在涉及影視的文化創意、新媒體文化和互聯網科技等領域，從事與之相關的策劃、創意、設計、制作、編輯、管理和傳播工作的高素質創意復合型人才。”要求學生“掌握藝術、人文、電腦知識，具備跨人文、藝術、科學領域的復合知識結構；了解專業相關的國家方針政策、法律法規；了解本專業的發展歷史、發展前沿、研究動態及創新方向；掌握影視攝影與制作專業基本理論、核心知識，以及展開專業創作、制作所需要的相關知識；了解影視項目管理、市場營銷、著作權保護及相關方面的一般常識”；“具備較強的專業學習能力，掌握基本的專業創作及研究方法，具備在藝術、人文與科學交叉領域開展創新性的工作；能獨立或合作完成影視作品的創作、策劃、開發、運營中的至少一個環節；具備一定的外語應用、資料檢索與分析、專業寫作等方面的能力；具備一定的組織管理、交流溝通以及團隊合作的能力；在實踐中具備較強的獨立思考、分析及解決問題的能力”[8]。顯而易見，湖北大學的影視攝影與制作專業人才培養目標對學生的綜合素質和知識結構提出了較為全面的要求，其動畫和數字媒體藝術專業亦是如此。湖北大學充分利用綜合性大學的優勢，專門成立了面向全校本科生的通識教育學院。該校影視專業的學生除了專業課外，還可以根據需要和興趣選修文學、法律、管理及計算機等方面的課程，努力成為厚基礎、寬口徑、高素質和強能力的復合型影視人才。

篇(6)

藝術是人類文化的重要構成，因此藝術研究不能缺乏文化視角，對現代影視藝術的研究同樣如此。本文根據影視藝術的特點和功能探討其特定文化屬性，從其大眾文化屬性出發揭示其創作機制和發展規律，及其與精英—雅文化和經典藝術的關系，并聯系我國影視藝術創作的實際，試圖為國內影視業找到一條走出低谷的有效途徑。本文為筆者關于影視藝術的文化學研究系列論文之一。

【關鍵詞】 影視藝術/大眾文化/讀者性文本

一

當我們試圖深入影視藝術，對其進行分析、研究和批評的時候，我們首先會遇到它的文化屬性問題。因為藝術是文化的特定表現，它“雙重地歸屬于文化：一方面，作為文化所產生的并且在文化中發展的藝術活動方式，作為由藝術創造者和藝術消費者的共同努力而實現的人對世界的藝術形象掌握的方式歸屬于文化，另一方面，作為在文化中對象化的、固定的、得到儲存的具有藝術價值的藝術活動成果歸屬于文化”。（注：［蘇］莫伊謝依·薩莫伊洛維奇·卡岡《美學和系統方法》，中國文聯出版公司，第114頁。）實際上，藝術既是文化的表現，也以文化為表現對象。那么，何為文化呢？文化是一個古已有之卻又長期爭論的概念。關于文化的定義，據不完全統計，已有二百個之多。從詞義學的角度看，“文化”一詞在西方主要源于拉丁文“cultura”，意指耕作、培養、教育、發展出來的事物，是與自然存在的事物相對而言的。在漢語中，“文”是一個象形字，它的原始形象是表示許多裝飾花紋相互交叉，富麗而不單調。《說文解字》即是這樣解釋的：“文，錯畫也，象交文。”《易·系辭下》也說：“物相雜，故曰文。”《禮記·樂記》中則有這樣的句子：“五色成文而不亂。”“化”是一個會意字，從“人”從“匕”，“匕”乃回首從人之意，表示引導從善；也可解釋為改易、生成、造化，指事物形態或性質的改變。如《莊子·逍遙游》：“化而為鳥，其名為鵬。”《易·系辭下》：“男女構精，萬物化生。”《黃帝內經·素問》：“化不可代，時不可違。”《禮記·中庸》：“可以贊天地之化育。”“這里，文化實際上被理解為一個過程性的動作，這個動作既指涉人有意識地作用自然世界的活動，又包含了原有的自然物根據人的活動改變面貌和秩序，發生實質性的變化，成為屬人的，從自然物變為文化物，從自然秩序變為文化秩序的過程。”（注：丁亞平《藝術文化學》，文化藝術出版社，第31—32頁。）隨著社會的發展，文化的含義也在不斷地演進，不斷地擴展，由人對自然的改變性活動和自然的人化到人的社會活動及由此而形成的組織、制度、思想與各種意識形態結構都成為文化的表述對象。正如薩姆瓦所說：“文化是一種積淀物，是知識、經驗、信仰、價值觀、處世態度、賦義方法、社會階層的結構、宗教、時間觀念、社會角色、空間關系觀念、宇宙觀以及物質財富等等的積淀，是一個大的群體通過若干代的個人和群體努力而獲取的。”（注：薩姆瓦等《跨文化傳通》，三聯書店，第28頁。）英國文化人類學家愛德華·伯內特·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書中更為明確地指出：文化“是人類在自身的歷史經驗中創造的‘包羅萬象的復合體’”，“是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的任何人作為一名社會成員而獲得的能力和習慣在內的復雜整體”。顯然，文化的范域是極其寬泛的，其所有構成大致可分為三個層次，即物質層次、精神層次和藝術層次。“物質生產的產品和方式屬于文化，以‘天然’向‘文化’的轉化正是在物質水平上開始為限。而至于精神生產，它則形成精神文化的層次。只是必須預先說明，不應該在那種涵義上理解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區分：仿佛前者是某種純物質的和只限于物質的東西，后者則是某種純精神的和只限于精神的東西。而應該理解為：在文化的這些層次中，精神因素和物質因素的相互關系正相反——物質文化根據自己的內容和發揮功用的方式是物質的，精神文化在這些決定性的方面是精神的，然而它的所有產品是被物化的，否則，這些產品就根本不可能存在；而物質文化的全部過程表現精神的目的、計劃和模式。”（注：［蘇］莫伊謝依·薩莫伊洛維奇·卡岡《美學和系統方法》，中國文聯出版公司，第88頁。）人類全部的藝術創作及其作品構成文化的藝術層次或稱藝術文化。藝術文化在人類總體文化中處于一種特殊地帶，它介于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之間，既有自己的獨立空間，又分別延射、滲透于物質和精神文化，以“邊緣藝術”的形態與物質文化或精神文化交叉、交融，如建筑藝術、工業品藝術設計、演說藝術及藝術政論作品等。實際上，即使是處于獨立空間的純粹的藝術創作，也與物質和精神文化領域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系，因為無論多么純粹的藝術創作都離不開以特定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為主體的生成和生存環境，并且不可能不表現和反映特定物質和精神文化的狀態和內涵。由此可見，藝術不僅是文化的重要構成，而且成為文化的一種生動而有意味的表達。

正是由于藝術既是文化的表現，也表現文化，所以文化便從根本上決定著藝術的性質與特征。蘇珊·朗格指出：“常說的藝術基本統一性，并非在于各類藝術形成要素的相同和技術的相似，而主要在于它們特有含義的唯一性，即在于全部藝術‘意味’的意義。‘有意味的形式’（其確實有意味）是各類藝術的本質，也是我們所以把某些東西稱為‘藝術品’的原因所在。”（注：［美］蘇珊·朗格《情感與形式》，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33頁。）這里的“有意味的形式”即是情感的形式，或稱人類情感的符號，它是“一種情感的描繪性表現，它反映著難于言表從而無法確認的感覺形式。有意味的形式概念，起碼為上述要求提供了出發點。所有的描繪方式都是復雜的、準確的和微妙的。符號的制造，就像制造一個便當的碗，一支順手的槳那樣，要求著高明的技術。表達的技術是比自衛技能更為重要的社會傳統。……藝術，是人類情感的符號形式的創造”。（注：［美］蘇珊·朗格《情感與形式》，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50—51頁。）作為人類情感的符號形式的創造，藝術無疑是為人類情感的表達需要而誕生的，同時也會隨著這種表達需要的變化而變化。而無論人類情感抑或這種情感的表達，都在文化的范疇，且既為其它文化形式所影響和制約，也影響、制約著其它文化形式。因此，在特定的區域，特定的時代，由于這一區域、時代的特定的文化環境及生成于斯的人類的特定情感的決定，藝術便誕生了它的特定風格。當然，這種風格不僅表現在藝術家身上和藝術作品中，同時也表現在藝術符號-形式方面。如所周知，東方寫意的文化土壤誕生了以虛擬、程式為基本特征的中國傳統戲曲，而寫實的話劇只能由與之相適應的西方文化所孕育：至于話劇在中國的移植，則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文化的“西風東漸”。所以，不僅一個藝術家、一件藝術作品的出現與一種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即使是一種藝術樣式，也可以看作是特定文化的產物。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不難從藝術符號上找到其特定的文化信息；反過來，我們研究一種藝術樣式，顯然也必須首先考慮其文化屬性。只有把握了文化屬性，或者說，只有搞清楚了這種藝術樣式賴以產生和發展的文化背景，才有可能找到接近它、了解它、并深入研究它的有效路徑，才有可能對它作出實事求是的確切評價。對影視藝術的研究、批評便是如此。

二

在人類文化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并存著三種文化形態：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所謂主流文化，是指反映統治者的價值取向、代表統治者的利益、維護統治者的地位并在國家機器運轉中起主導作用的統治者的文化。所謂精英文化，也稱雅文化，即由少數知識程度、思想修養、藝術造詣明顯高于廣大普通群眾的社會上流人物所創造的文化形態。在許多情況下，特別是在前工業社會的各個階段，這種精英文化或雅文化常常與主流文化相互滲透，互為依存，共同構成一股左右社會發展趨勢的重要力量。如我國歷史上，曾以正統的儒、道、佛三家學說為主體，以《詩經》為發端的文流為正統規范，歷經先秦諸子、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至近代西學，形成了一種傳統的上層文化，這種上層文化就是典型的主流文化與精英文化的混合體：它在態勢上屬于精英文化、雅文化，而在功能上則完全屬于主流文化。當然，有時候，精英—雅文化也會處于與主流文化分離甚至對立的狀態，如在現代，精英—雅文化就往往以“純粹”的文化形式反抗主流文化的或干預。至于大眾文化，情況則有些復雜。從字面上理解，“大眾文化”就是大眾所創造的、適合于大眾且在大眾中流行的文化，這一點似無歧義。但同樣為大眾所創造、同樣適合于大眾、同樣在大眾中廣泛流行的還有“民間文化”，它是否也屬于大眾文化呢？對于這個問題，人們的看法便有不同。“大眾文化”的概念最早出現于美國哲學家奧爾特加的《民眾的反抗》一書中，主要指現代社會中涌現的，被一般人所信奉、所接受的文化。“大眾文化是大眾社會的產物，這種社會最先產生于先進的工業主義的美國。”（注：覃光廣、馮利、陳樸主編《文化學辭典》，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第33頁。）顯然，這種觀點強調了大眾文化的現代性，并由此將此前時代就已存在的“民間文化”排除在外。周憲更為明確地指出：“我認為，古典文化中的民間文化和現代文化中的大眾文化實際上是完全不同的兩個范疇。首先，大眾(mass)這個概念是一個現代的范疇，與傳統社會的俗民(folk)概念截然不同。從社會學角度看，大眾文化首先是和大眾的形成密切相關。而大眾的形成又是現代社會的工業化都市化的必然產物。隨著工業化，現代城市出現了；城市吸引了大批人口的遷入，大批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而城市里原來的居民也發生了變化，于是便形成了奧爾特加所說的‘平均的人’——現代都市大眾。這和傳統社會中分散地居于鄉鎮甚至鄉村的俗民完全不可同日而語。造成大眾文化出現的第二個直接原因，是技術的進步所形成的大眾傳播媒介。在相當程度上說，沒有大眾傳播媒介，就沒有大眾文化。正是大眾傳播媒介使得大眾文化迥然異趣于古典文化中的民間文化。”“大眾文化完全是現代文化的產物，它和古典文化中的民間文化截然不同。……無論是大眾抑或大眾傳媒，都是現代文化的產物。”（注：周憲《中國當代審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第64—65頁。）與上述觀點不同的是，一些學者認為“大眾文化”是一個具有相當時間跨度的概念，并不局限于現代工業社會。持這一觀點的學者當然并不否認傳統民間文化與現代大眾文化的區別，但那只是大眾文化在不同時代的階段性差異；即使是在現代，大眾文化也不都是以大眾傳播媒介為載體，如服飾、飲食、時尚等。大眾文化不等于大眾傳播，也不等于以電子媒介為表現形式的群眾文化，“大眾文化是一個歷史更為久遠，內容也更為復雜的概念”。“群眾文化是現代大眾文化的主要形式，但群眾文化并不就等于大眾文化。大眾文化早在群眾文化出現之前就已存在，其主要形式是‘民間文化’（包括民間故事、民歌、占巫、慶典、戲曲說唱、繪畫裝飾），這就是傳統的大眾文化。”（注：徐賁《走向后現代與后殖民》，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274、258—259頁。）這里又引進了“群眾文化”的概念，可見大眾文化是一個種概念，它還擁有若干屬概念。對于截然不同的兩種觀點，我更傾向于后者。因為文化具有過程性，正如C.P.曼克思所說，文化現實（包括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是歷史的，來自于過去，并前進到新的未來。（注：轉引自覃光廣等主編《文化學辭典》，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第129頁。）大眾文化同樣如此。盡管“大眾文化”這一概念的提出是在現代，然而并不意味著大眾文化完全是現代的產物，它在過去時代就已存在，這種存在當然只以其本質與現代大眾文化的一致為標志，而在表現形態和具體特征上則可以不盡相同，甚至完全不同。如上所述，傳統的民間文化與現代的大眾文化在大眾創造、適合大眾及流行于大眾等方面如出一轍，這就充分顯示了二者本質的一致性。事實上，大眾文化是不斷發展、變遷的，主要表現為內容或結構的變化。如果說在前工業社會，大眾文化是以民間文化為主要形式：那么，在工業和后工業社會，大眾文化的主要形式（當然不是唯一形式）則轉變為大眾傳播文化，雖然大眾傳播并不等于大眾文化。

大眾文化的主要形式由民間文化向大眾傳播文化的轉變，無疑是人類總體文化發展的結果，它不僅更新和完善了大眾文化的內部構造、結構功能，而且大大提高了大眾文化在人類總體文化中的地位，因為大眾傳播在現代社會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全不似以往民間文化的無足輕重。眾所周知，傳統的民間文化因其淺與俗往往難登大雅之堂，從而不能對社會文化發展構成決定性的影響，雖與精英、主流文化并存，卻始終處于邊緣地帶；而現代大眾文化（大眾傳播文化）卻幾乎控制了現代文化的發展趨向，既使精英文化難以舉步，也讓主流文化不得不首肯和認同。“這情景確乎令人驚詫。大眾文化一開始還只是零星地、羞怯地在‘娛樂’的名義下被舉擢而出。然而，很快這種局面就被輕而易舉地改變了。不僅僅是武俠小說、言情小說，也不僅僅是西部片、武打片、娛樂片、愛情片、警匪片、生活片，還有令人眼花繚亂的廣告、錄像、流行歌曲、搖滾樂、卡拉OK、游戲機、迪斯科、勁歌狂舞，還有像襪子一樣被頻繁更換、忘卻的流行歌星、影視明星、體育明星……幾乎是滲透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與此同時，一直占據著統治地位的精英文化，則被困窘萬分地擠出了世人的視野。”（注：高小康《大眾的夢·潘知常序》，東方出版社。）現代大眾文化的興起一方面是緣于現代社會人們特定的社會心理和時代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現代大眾文化的主要形式——大眾傳播文化的獨特功能，即大眾傳播的媒介系統不僅對人們具有極大的誘惑力和控制力，而且以其對人們日常生活的大量而全面的滲透在全社會構成一種媒介環境，從而使得“人們一天除睡眠和工作外，幾乎全在媒介中度過”，“媒介帶來的信息充滿著生活空間”（注：沙蓮香主編《傳播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第153頁。）。這樣，大眾傳播便可以輕而易舉地將任何社會現象、生活方式、思想觀念乃至某一個人物、某一種商品充分“炒”熱，讓世人不得不接受。而現代大眾文化正是在大眾傳播文化（媒介）的功能作用下，同時契合人們的社會時代心理才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唯其如此，所以從總體上看，盡管現代大眾文化的聲勢、地位已遠非傳統的大眾文化——民間文化可以望其項背，但卻并沒有超越后者的淺與俗。這種淺與俗對于傳統大眾文化——民間文化來說除了限制其自身的發展外，并不存在其它危害；而對于現代大眾文化來說，由于它已肆意越過邊界侵吞了精英文化的領域，把精英文化趕入了枯魚之肆，因而它的淺與俗則有可能導致人類文化的全面退化。正如美國著名大眾文化評論家伯納德·羅森貝格(Bernard Rosenberg)所認為，現代大眾社會存在著單調、平淡、庸俗、喪失人性及人們在富裕生活中容易產生誘惑和孤獨感的缺陷，通過大眾傳播媒介傳達和表現的大眾文化雖然可以暫時克服人們在現實中的茫然感、孤獨感和生存的危機感，但它也很有可能大大地降低人類文化的真正標準，從而在長遠的歷史中加深人們的導化。于是，如何處理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的關系，如何改造和提高大眾文化的品位便成為了大眾文化發展所亟須解決的問題——現代影視藝術正是以這樣的文化境況為背景進入我們的研究、批評視野。

三

不論電影抑或電視，其誕生伊始，便不僅意味著人類一種新型的藝術樣式的出現，而且標志著現代大眾文化從此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鑒于當代大眾文化已與現代通訊手段產生了不可分割的聯系，電影的誕生標志著一個關鍵的文化轉折點。它奇妙地將技術、商業性娛樂、藝術和景觀融為一體，使自己與傳統文化的精英顯得格格不入，并對其造成重大的威脅。”（注：［美］丹尼爾·杰·切特羅姆《傳播媒介與美國人的思想》，中國廣播出版社，第32頁。）電視同樣如此，正如日本電視社會學家井上宏所指出：“電視以神奇莫測的光電變換手段，為自己在大眾傳播媒介中贏得了應有的地位。在電視傳播過程中，在電視播出者與視聽者之間，通過電視圖像形成了新的傳播關系。日本的電視傳播學者藤竹曉認為，電視傳播的基本要點是人們如何把電視作為社會認識的手段而加以利用并使之發生效果，即把電視看作是人們認識社會的重要手段。同時，電視還有另一個作用，即‘娛樂作用’。電視傳播是以圖像為主（也包括語言、音響效果和音樂等要素）的媒介，而圖像則產生了電視傳播的兩重性，一方面使視聽者認識世界，另一方面為視聽者提供了娛樂。”（注：［日］井上宏《電視社會學》，見藤竹曉著《電視社會學·附錄一》，安徽文藝出版社，第129頁。）由此可見，電影、電視是認識與娛樂并舉、傳播與藝術并存的一種新型的文化形式，本為現代大眾文化的重要構成，具有現代大眾文化的性質與特征。而既在現代大眾文化之列，影視藝術便首先是一種適合大眾審美心理和欣賞水平、為大眾所喜愛的通俗藝術，這與民間藝術類似（所以民間藝術／文化即是傳統的大眾文化），卻與所有高雅藝術劃清了界限；而其現代性，即與現代通訊手段的不可分割的聯系和以神奇莫測的光電變換、以奇妙的聲像記錄及呈現為藝術創造方式，以及以對當代大眾生活、心理的準確把握和表現為藝術追求，以滿足當代大眾的審美、娛樂乃至消閑為創作目的，則使影視藝術將作為傳統大眾文化主要形式的民間藝術／文化遠遠地拋在了后面；至于商業性，更是影視藝術同時區別于傳統高雅和民間藝術的現代大眾藝術（文化）的重要特質。影視藝術正是這樣的一種藝術樣式：它集傳播與藝術于一體，熔通俗、審美、娛樂、消閑、商業于一爐，乃大眾文化的現代表現形式，也是現代大眾文化的藝術表現方式。

基于上述認識，我們便不難發現目前我國影視理論與創作中所存在的問題。盡管從總體上來說，現代大眾文化正處于上升期，其發展方興未艾，但我國影視藝術卻已面臨危機。有觀點認為這種危機為各種現代大眾娛樂／文化形式的蜂擁而起所致，實際上，任何娛樂形式其魅力都無法與影視藝術相比擬，更無法取而代之。顯然，影視藝術的危機不是由于來自外部的“同行相爭”，而是由于自身內部的問題。具體地說，我們對影視藝術的大眾文化本質還缺乏真正的、深刻的認識，對影視藝術作為現代大眾文化形式的內部機制和運作規律還缺乏了解、掌握；或者，甚至根本沒有將影視藝術納入大眾文化的范疇，置其大眾文化規律于不顧。一個突出而典型的例子就是在理論和創作上流行“三分法”。所謂“三分法”，即人為　地將影視藝術作品分成主旋律片／劇、藝術片／劇和商業片／劇。主旋律片／劇以政治宣傳為目的，用概念代替形象，或用形象圖解概念；藝術片／劇故作高雅，陽春白雪，孤芳自賞。這兩類影視片／劇都以不顧觀眾興趣、愛好，遠離大眾為共性，是“文以載道”、“為藝術而藝術”等傳統藝術美學觀念，實際上即主流、精英藝術文化觀念的演繹和表現。商業片／劇應該是絕對通俗化、大眾化的，因為它追求票房，重視觀眾，甚至可以迎合觀眾。例如好萊塢的商業片／劇就是真正的大眾藝術，它們能夠真正地令大眾著迷，充分滿足當代大眾的娛樂、審美需求；而我國的所謂“商業片／劇”則只不過是“粗制濫造”的代名詞。因為受傳統藝術文化觀念的長期熏陶和沉重壓迫，真正的藝術家們往往羞于與大眾為伍，不愿意從事商業片／劇創作，也不懂得怎樣創作商業片／劇。因此，迄今為止，我國的商業片／劇創作從未獲得應有的地位，大部分“商業片／劇”出自缺乏藝術功力者之手，或為藝術家不得已（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勉強為之，隨意為之，甚至隨便為之，以致這些作品基本上既無藝術性，也無商業性。其實，藝術性與商業性在影視創作中并不是對立的，恰恰相反，它們相互依存，至少，商業性必須以藝術性為前提。主流、精英藝術文化觀念與現代大眾藝術文化觀念的分水嶺不在于是否承認藝術的存在，也不在于認定藝術層次的高低有別（盡管人們已習慣于認為大眾文化／藝術淺俗、低級，事實上大眾文化目前也基本上處于淺俗、低級的層面，如前所述；但大眾文化／藝術的藝術文化水準并不是沒有提高的可能：不僅大眾的素質可以不斷提高，而且大眾文化／藝術自身也存在著提高品位的機制與功能——這種機制與功能將在“現代影視藝術的文化學研究之二”里詳論），而在于是將藝術的接受者定位于少數人，抑或定位于大眾。羅蘭·巴爾特(Roland Barthes)在討論文學文本時提出了“讀者性文本”和“作者性文本”兩種文本傾向，“巴爾特對這兩種文本傾向的區分不只是指文本的基本性質，而且也指文本所引發的閱讀方式。‘讀者性文本’往往讓讀者被動地、單純接受式地閱讀，使讀者單向地從文本接受意義。相對而言，‘讀者性文本’是一種封閉性的文本，易讀易懂，清晰明了。‘作者性文本’和‘讀者性文本’不同，它不斷地要求讀者積極介入，像作者一樣或者和作者一起建構文本的意義。這種文本將其構意結構展示在讀者的面前，要求讀者對文本進行再創作。……‘讀者性文本’通俗易懂，比較大眾化，而‘作者性文本’則比較深奧復雜，是少數人欣賞的先鋒文學”。（注：徐賁《走向后現代與后殖民》，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274、258—259頁。）影視藝術作為大眾藝術（文化）形式，顯然應該構建“讀者性文本”——商業片／劇所建構的便是這種文本，它并不排斥藝術性，其與建構“作者性文本”的傳統高雅-精英藝術的區別僅在于文本的基本性質及其閱讀方式不同而已。由于對商業片／劇的誤解、歧視和實際創作的粗劣狀態，可以說，我國真正的商業片／劇根本還沒出現。這樣，不論是觀念上還是實踐中，影視藝術在我國都還沒有真正被當作大眾文化來對待，國人是一直沿用主流、精英藝術文化觀念，按照傳統藝術美學原則倡導和從事本為現代大眾文化形式的影視藝術的創作，焉能不使影視藝術陷入危機？

從世界范圍來看，國外影視界雖然沒有“主旋律片／劇”的概念，而“文藝片／劇”和“商業片／劇”的說法卻是存在的。但不論在哪個國家或地區，純粹的文藝片／劇，即所建構的是“作者性文本”的影視作品，無不感到寂寞與孤獨，自覺難與商業片／劇一爭天下。事實上，文藝片／劇并不是沒有存在價值，只是其真正價值不在于被觀眾接受，而在于探索影視藝術的內在機制，嘗試各種藝術創作方法和手段，盡可能挖掘出其潛在的表現力，從而為影視藝術的發展提供可資借鑒的經驗、教訓與啟示。作為現代大眾文化形式，影視藝術的主要片／劇種只有、也只能是以建構“讀者性文本”為基本特征的“商業片／劇”。其實，完全沒有必要專門提出這一概念，因為影視藝術的商業屬性是與生俱來的，是其機體的不可割裂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現代大眾社會和現代大眾文化的標志性特征。也就是說，所有影視作品都應該具有商業性，都應該是商業化的，因此，提“商業片／劇”就好像說“女人是人”、“松樹是樹”一樣純屬多余。當然，強調影視藝術的現代大眾文化屬性，主張影視藝術創作遵循現代大眾文化發展的基本規律，并不意味著現代影視藝術只能停留在一般大眾文化的淺、俗層面上。相反，由于影視藝術不僅是所有大眾文化形式中對大眾最具吸引力和影響力的一種，而且，它的特殊機制還賦予了它有效吸納高雅藝術與文化因素的功能，這就使得它不僅可以自身超越淺與俗，而且還有可能引領整個現代大眾文化提高品位。

盡管影視藝術不在精英-雅文化的范疇，不是精英—雅文化所孕育、產出的傳統經典藝術，但它卻與精英—雅文化及其經典藝術關系頗為密切。如所周知，影視藝術的內在機制具有極大的兼容性，它能巧妙地將文學、戲劇、音樂、美術、建筑等傳統藝術門類融為一體，雖然被融進的各門傳統藝術已經過改造和轉化，以影視特有的方式呈現和表達，然而它們畢竟來自精英—雅文化，并沒有完全磨滅其本來的經典藝術特質，這就為影視藝術提高自身的藝術、文化品味提供了一種可能。從歷史上看，電影正是由于引進了文學、戲劇元素（如敘事、矛盾沖突、情節結構等）才從街頭雜耍變成藝術殿堂中的一員；電視劇作為電視藝術基本的、主要的品種，也是在電視與戲劇的嫁接中誕生，并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依靠戲劇的美學原則奠定其藝術地位。當然，影視藝術與上述經典藝術的關系必須慎重處理，因為它有可能導致兩種結果。如果過分強調影視藝術對經典藝術的依賴，以經典藝術的美學觀念和原則取代影視藝術獨有的藝術觀念與美學原則，甚而至于將影視藝術與經典藝術混為一談——這種情況在我國影視界司空見慣，如不少國產影片和電視劇都可以被看作是用攝影／像機所記錄的戲劇演出。這樣影視藝術雖然被賦予了戲劇／經典藝術的特征，卻同時也被改變了文化特質，即其大眾文化色彩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為主流、精英文化，而這顯然不是影視藝術提高藝術、文化品位的正確途徑，因為由此途徑影視藝術不僅會逐步喪失自己的藝術個性，而且會以“作者性文本”的建構走進有悖現代大眾審美需求和藝術消費心理、從而遠離大眾選擇的死胡同，如同上文所述。影視藝術借助其與精英—雅文化及經典藝術的密切關系提高藝術、文化品位的正確途徑是：以大眾文化為體，以精英—雅文化為用；或以影視藝術為體，以經典藝術為用。具體地說，在影視藝術的創作中，首先必須堅持大眾文化的方向，以建構“讀者性文本”、滿足現代大眾的消費型藝術審美需求為目的；在此前提下，充分利用影視藝術的獨特功能，將精英—雅文化及其經典藝術的精華按照現代大眾文化的要求進行特定轉換，使其具備大眾文化（藝術）的表現和傳播方式，從而為當代大眾所樂于接受。

篇(7)

關鍵詞：學生；武術文化；傳播優勢

武術文化是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通過自身的發展，漸漸形成的具有自身鮮明特征和內涵的我國優秀的文化遺產。武術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沉積與反映，滲透著中國傳統文化的色彩，同時，武術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諸因素的影響中發展，既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共同特征，又有自己的獨特特性[1]。

1.武術文化的不同層面分析

對于武術文化的解析，北京體育大學博士李印東曾撰寫論文將武術文化進行解構，劃分為武技與武理技術文化層、武術行為文化層、武術心態文化層三個層次[2]。本研究針對相關武術文化傳播的有關文獻資料進行查閱和分析，從三個層面對武術文化進行了解析，由表1可以看出，本研究從器物層面、行為層面以及精神層面對武術文化進行了分類。

2.學校不同人群對武術文化傳播的推動優勢分析

學校是教書育人的重要陣地，學校中的學生對中國武術文化繼承和傳播具有不可替代的推動作用。本研究分別從中小學、高校、武術學校以及以“孔子學院”為代表的海外聯合學校的學生群體為基本點，分析此四類不同學生群體對于武術文化傳播的優勢所在。

2.1中小學生對武術文化傳播的優勢分析

中小學學生對于武術文化中的器物層面、行為層面和精神層面都具有新鮮感，對武術文化的傳播優勢在三個層面上都具有巨大的推動優勢。

就器物層面而言，青少年學生本身就對具體的新鮮事物比較感興趣，對于展現在眼前的顯示器物（如刀、槍、棍、棒等）通常會產生無盡的聯想，接觸到真實的武術器械等自然會愛不釋手。進而培養他們對武術文化的興趣是比較容易的。就行為層面而言，中小學生活潑好動，善于模仿。在學校中常模仿某些武俠影視資料中有關人物的武術動作，可以看出，青少年學生對于武術文化中行為層面的技擊術、對練動作等還是懷著強烈的渴望之心。如果在中小學中開設有關武術文化等課程，推廣和傳授一些動作相對簡單、難度相對較低的武術動作，必定會收到可喜的效果。就精神層面來看，青少年接觸武術文化，必然會將武術文化精神層面的武德、禮儀以及價值觀念等植入到自身價值觀和人生觀的形成過程中。積極的引導和教授青少年學生武術文化中關于精神層面的內容和知識，武術文化的傳播會隨著其年齡的增長必然起到長時間的推動作用。

2.2高校學生對武術文化傳播的優勢分析

高校內的大學生此時的認知能力和理解能力相對而言已經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在這個特殊的環境中，開展武術的套路、器械以及技擊術等條件已經比較成熟。

就高校對武術文化傳播的推動優勢而言，主要反映在以技術教學等為主的行為層面。當然，高校學生在發揮其行為層面上的武術文化傳播優勢之外，他們會開始用自己的思想來判斷和吸納武術文化中關于武術的價值、武術思維與思想等等方面的內容。

從以上分析來看，高校學生對于武術文化傳播的推動優勢主要體現在校內對學生的傳授和推廣，主要集中在行為層面和精神層面。

2.3武校學生對武術文化傳播的推動優勢分析

武校學生對于武術文化傳播的優勢在于其為社會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資源以及產業化背景下的影視文化產品，同時對武校學生而言，使得學生的個性發展得到了精神層面的提升。

此外，武術學校常常會受到過國外武術相關團體的邀請，出國表演；或者常常會受到國外習武者的追捧前來“取經”；無論是那種形式，對于武校學生來說都對于武術文化的傳播，尤其是行為層面以及精神層面的武術文化的傳播起到了推動優勢。

2.4“孔子學院”模式的海外學校學生對武術文化傳播的優勢分析

和武術學校不同，海外學校中絕大部分是國外人群，這就涉及到跨文化的武術文化傳播問題。以孔子學院為例，它是迄今為止中國第一個有眾多部門共同打造的文化品牌，各地孔子學院充分利用其自身優勢，開展了豐富多彩的教學和文化活動，武術文化為孔子學院提供了一種具有強大傳播力的文化符號[3]。其中孔子學院本校學生對武術文化的推廣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孔子學院學生對武術文化的傳播除了行為層面以外，更傾向于對精神層面。因為在國外學習者看來，這是一種帶有國家標志的一種優秀的文化符號。

3.結束語

武術文化的傳播主要集中在器物層面、行為層面以及精神層面。不同學校不同性質的學生對于武術文化傳播的具體優勢不盡相同，因此只有樹立和放大各自對武術文化的優勢，才能讓我國武術文化的傳播更具有優勢和影響力。（作者單位：西安體育學院研究生部）

參考文獻：

[1]陳超，李印東，趙發田，李蕾.論中國武術文化的先進性[J].北京體育大學學報，2007，05：592-593+596.

[2]李印東.武術釋義――武術本質及其功能價值體系闡釋[D].北京體育大學博士論文，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