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扶貧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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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PPTST-EP旅游扶貧

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中，有超過50個的旅游業產值在本國國民經濟的排序中位列前三名。旅游業也是在所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間的貿易流中，唯一顯示順差的一項服務產業。據世界旅游組織2000年的統計，第三世界旅游業當年的順差額達到6600萬美元。然而直到21世紀初，一些援助組織和國際基金機構才意識到旅游業可以作為一種消除貧困的武器。

PPT戰略的提出及其內涵

PPT（ProPoorTourismStrategy）即“有利于貧困人口發展的旅游”戰略，它最早由英國國際發展局資助的貧困人口旅游發展合作組織（Pro－PoorTourismPartnership）提出，意為“引導貧困人口凈利益增長的旅游”。在過去的五年中，這一概念在利用旅游消減貧困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PPT戰略主要有三種類型：以提高經濟利益為目標、以擴大非經濟的生存利益為目標和以加強參與與合作為目標。它關注的焦點不是哪一種旅游產品或是哪一類旅游企業能帶來上述目標的實現，而是到底有多少凈利益的增長是為貧困人口所分享的。在我國的學術研究和政策討論中，與PPT意義最相近的詞匯是“旅游扶貧”。

PPT強調的是“發展”而不僅僅是“增長”。“發展”便不僅代表著經濟總量的增加，更意味著質的方面的變化，包括最基層貧困人口的脫貧、觀念貧困的根除、貧困人口發展機會的增加等核心問題。只有人口的質提高了，才能增強貧困地區的能力建設，使貧困人口徹底擺脫返貧的機會。

ST-EP概念的提出及其含義的提升

2002年8月，世界旅游組織關于可持續發展的峰會在南非的約翰內斯堡召開。在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支持下，會上首次提出了把“可持續旅游作為消除貧困的有力工具”這一概念，即“ST-EP”（SustainableTourismasaneffectivetoolforEliminatingPoverty），并馬上展開這一概念的啟動計劃。事實上，這一計劃的啟動，將聯合國消除貧困的指導思想和世界旅游組織長期追求的可持續旅游的目標聯系起來，成為這次南非峰會的中心議題。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中計劃，到2015年將世界的極端貧困減半，而SE-EP對這一目標積極響應。

ST-EP這一詞匯一經產生，在國際上便迅速取代并淘汰了PPT這一幾近同義的用法。因為PPT有太強的負面含義：在西方人的理解中，沒有人會被愿意稱為“窮人”或“貧困人口”（thepoor），這個縮寫帶有極具歧視性的色彩。因此，ST-EP是一個更能為所有人接受，不帶貶意的中性縮寫詞。它更能體現不論貧富、人人平等的公平價值觀。

ST-EP對于旅游業的方向性意義

PPT和ST-EP都不是一種旅游業的新形式，也不是一種新型的旅游產品。它是旅游業發展的一種路徑。有了這個思維觀，旅游這塊蛋糕就可以留給更多的貧困人口來分享。這一概念的確立，為發展贊助機構和國際基金組織指出了新的努力方向。但是這一概念并沒有明確應該以怎樣的政策來發展旅游并達到消除貧困的目的。所以，世界旅游組織開展這一項目的主要工作就是支持探尋ST-EP的最好實踐模式的相關研究，并確認其最佳模式。

因為旅游產業構成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旅游業往往被作為狹義的服務業部門，如住宿業、餐飲業等，而任何將旅游大產業納入到其他經濟、社會、文化、環境活動中去的前向和后向關聯總是容易被忽略。但只有旅游業被作為一個整體和系統來運作時，旅游產業才有可能作為消除貧困的有力工具。在這樣的產業背景下，政府的作用是關鍵性的，因為沒有政府積極的支持和介入，貧困和弱勢人口的進步是很難實現的。最貧困人口必須有某種形式的授權，而且這種授權必須有立法的支持。因為如果沒有法律框架的支撐，任何既得利益者都會阻撓有利于弱勢群體發展的積極行動，這樣有利于貧困人口的計劃便無法實現可持續發展。

國際社會已經認識到旅游作為推動第三世界社會經濟發展的潛在驅動力。旅游發展是一條康莊大道：它可以讓第三世界國家分享更多全球貿易機會，也是防止他們在全球經濟中日益邊緣化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而經濟的邊緣化是大多數最欠發達國家的通病。旅游業通過扮演催化劑的角色，是引導一部分發展中國家走向較高層次繁榮的少數經濟部門之一。對有些國家來說，旅游業甚至可以讓他們擺脫貧困國家的地位。位于南太平洋的薩摩亞就是按照ST-EP思路發展的典型案例。

世界上許多發展贊助機構和捐助政府在過去十年當中，更多地關注消除貧困，并把這一問題作為他們資助活動的核心。他們中許多人密切關注旅游業，并把旅游業作為實現消除貧困的潛在途徑。他們理解這一問題的關鍵是：許多情況下，貧困人口掌握著資源的所有權（比如文化節慶），而這些都可以用來發展旅游。由此才有可能實現PPT和ST-EP。

雖然到今天為止ST-EP的發展也并不成熟，但是旅游業所具有的事實說服力卻使得越來越多的機構制定相關政策，并到很多發展中國家中去嘗試利用旅游消減貧困的行動。這些機構中最知名的包括有世界旅游組織、亞洲發展銀行、世界銀行、英國國際發展局、荷蘭SNV發展組織、聯合國的一些技術性機構如聯合國貿發會，及其他一些國際旅游組織如亞太旅游協會等非官方機構。在需要消除貧困的背景下，把旅游業的發展完全留給發展中國家的私人部門去處理會產生很大的問題，因為這些國家的私人部門資金短缺，制度和能力都不健全。在這種情形下，就特別需要加強私人部門和國家旅游權威部門之間的合作。這個國家旅游部門必須代表國際組織或機構的利益，并負責該國旅游產業的發展和運作。只有這樣，才能保證ST-EP戰略的有效設計和具體實施。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還必須有來自國外的經驗豐富的專家參與到這些國際組織的合作項目中來。

我國目前就有許多地區旅游開發的資金來自于國際組織的類似項目資助，了解并深刻理解ST-EP這一理念的背景，將有助于我國政府和相關部門更好地去吸引和利用有關國際組織或基金的捐助。相應地，只有得到機構的充足資金、政府的全力支持和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充分參與，貧困地區才能實施ST-EP項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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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扶貧開發與農村低保實施中存在的問題

扶貧開發工作與農村低保工作是相互銜接，相互補充的，只有合理配置二者的社會資源，做到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充分發揮兩方面的優勢，才能充分發揮扶貧開發工作和農村低保制度的作用。但是，由于這兩項工作分別屬于性質不同的兩個部門實施，又因部門之間統計口徑不同，實施辦法和方式不同，故而二者在實施的過程中必然存在一些問題。

1、扶貧開發扶持與農村低保對象識別機制有待進一步完善。在扶貧開發扶持和農村低保對象識別過程中，扶貧、民政部門由于受工作經費缺乏、工作人員素質參差不齊及統計口徑不一等影響，很難百分之百準確確定扶貧、低保對象，難免會出現該扶貧而沒有扶貧、該低保救濟而沒有享受低保救濟的現象。

2、現有低保資金有限，不能達到“應保盡保”。如我縣屬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縣財政困難，拿不出更多的配套資金落實農村低保，致使低保標準低。據統計，2008年全縣有貧困人口32041人，占總人口的6.96％；納入農村低保的貧困人口只有18830人，占貧困人口的58.7％，還有41.3％的貧困人口未享受農村低保。另外，低保補差也較低，2008年我縣農村低保人均補差只有52.7元。

3、扶貧開發與低保政策的實施，滋長了部分貧困戶懶惰之風。新階段的扶貧開發工作和現行的農村低保政策，覆蓋面廣，滋長了部分人的懶惰習慣。如有些貧困戶，自定為低保戶以后，每個月都往銀行跑，看政府是否把錢存入折子，一旦進賬則取出消費一空。此舉一方面反映出貧困戶確實貧困，家里的大部分開支寄希望于低保金；從另外一方面反映出部分貧困戶“等靠要”思想嚴重，對發展生產存在畏難情緒，邁不開步子。

二、加強扶貧開發與農村低保相互銜接的對策建議

低保維持生存，扶貧促進發展，兩者相輔相成、互為補充、并行不悖、功能各異，不能互相替代，是今后我國完善扶貧戰略不可缺少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農村低保是消除絕對貧困現象“兜底性”的制度安排，而扶貧開發則是實現脫貧致富的必由之路。因此，只有把開發式扶貧方針與實現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效銜接起來，才能解決農村貧困人口脫貧致富的問題，促進農村社會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1、建立健全貧困識別機制。實現扶貧開發與農村低保兩項制度有效銜接，首先要設計一套統一的貧困識別辦法，確定哪些是低保戶、哪些是扶貧開發工作對象、哪些是低保與扶貧交叉扶持對象；然后通過政策銜接、程序銜接、措施銜接等，分門別類地強化各項扶持措施。如低保標準低的，差口部分由扶貧資金解決；低保指標有限，指標外的靠扶貧資金解決；有勞動能力的貧困人口不能靠低保，而要靠扶貧開發來幫助其發展生產、改善環境、擺脫貧困、走向富裕。

2、農村低保制度的建立應穩步漸進、逐步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一種有限的普遍享受的政策。因此，最低保障標準的確定，既要能保障農村貧困人口的最低生活，又要防止因保障標準過高而養成懶漢的傾向。因此，農村低保制度的建立和實施，必須是有計劃的、漸進的，盲目推進或過快推進，均可能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

3、適時調整扶貧開發政策措施。在全面實施低保這一新形勢下，要按照與時俱進的要求，適時調整扶貧開發政策措施，使之與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相銜接。

(1)調整扶貧開發工作重點。在今后的扶貧開發工作中，應將工作重點從著重對個體貧困戶“輸血式”的扶助救濟，轉變到著重為貧困地區發展生產提供扶持的“造血式”扶貧方式上來。通過大力加強通村水泥路、水利設施、村小學校等基礎設施建設，大力支持臍橙、加工橙、煙葉等農民增收效益明顯的農業產業發展，大力扶持未能上大學、高中的初、高中畢業生免費讀中專、學技術，為脫貧致富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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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北京林業大學園林專業的教學計劃，在第八學期安排12?17周的畢業論文、畢業設計教學環節。這個環節是園林學院風景園林專業、園林專業、旅游專業極為重要的綜合性強、實踐性強的實踐教學過程。通過畢業論文與畢業設計，學生可綜合地利用所學的知識，在指導教師的指導下，通過較長時間的獨立研究與學習，掌握與應用本專業綜合知識的能力，以便更好地將課程學習與生產實踐有機地結合起來，使學生更快適應即將面臨的實際工作。

二、園林專業畢業論文（設計）題目的來源

從近幾年的實踐情況來看，園林學院學生畢業論文（設計）的題目來源，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獨立承擔社會生產實踐題目  此類題目多由生產單位向園林學院提出要求，學院根據題目的性質、規模、要求統一安排計劃。此外，學院調動廣大教師的積極性，通過教師的廣泛聯系，解決了許多同學的畢業論文（設計）的題目。

（2）參與教師、設計院主持的生產實踐項目  此類題目是指由園林學院的教師或園林規劃設計院承擔的生產實踐項目。教師或設計師根據任務的要求，將同學的畢業設計（論文）有機地與其承擔的項目結合起來，既完成了生產實踐任務，又使同學在畢業設計（論文）完成過程中得到較大的提髙。

（3）參與教師的科學研究項目  此類題目多為畢業論文題目，結合教師所承擔的科研課題，劃分不同的單項或子課題，由學生負責完成。

（4）科技扶貧項目  此類題目多為畢業設計題目，由學院與各地有關部門聯系，對邊遠、經濟不發達地區進行科技扶貧工作。我院唐學山教授幾年來承擔了多項廣西壯族自治區風景區規劃設計項目，瞿志、李雄副教授承擔的北京市遠郊縣的風景旅游規劃工作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5）“真題假做”的題目  此類題目多為畢業設計，由于其它類型的題目沒有聯系好，一般采用“真題假做”的方法解決。即采用已完成的生產實際項目的圖紙，采用同樣的甲方要求，由同學完成規劃設計任務，再與已完成的規劃設計成果進行比較，找出畢業設計中的差距。

三、畢業論文（設計）的教學效果評價

園林學院學生的畢業論文（設計）與生產實踐相結合，使學生在畢業前接受綜合能力的訓練，提前接觸社會與生產，使同學把理論學習與生產實踐結合起來，具有重要的意義。具體表現為：

（1）社會效益  學生承擔了大量的生產實踐項目，完成和解決了地方生產建設的需要，得到了大多數單位的充分肯定和好評，為擴大學校在社會上的影響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特別是一些扶貧項目，其社會效益尤為顯著。

（2）素質效益  學生通過畢血論文（設計）提前半年走上了社會，走上了生產實踐。這對學生利用所學的知識進行綜合能力、綜合素質的鍛煉具有積極的作用，也是學生業務素質、口語表達、綜合能力訓練的一個重要實踐環節。實踐表明，通過畢業論文（設計）環節的訓練，學生可以更快地適應未來的工作崗位。

（3）經濟效益  將畢業論文（設計）與生產部門的實際題目相結合，由生產單位提供一定的經費，緩解了學校教學經費的緊張。據統計，我院99級畢業生的畢業設計題目全部為生產實際題目，共計18項，以每個項目平均3萬元計，就有50-60萬元補充到教學經費中來。每年園林學院派5～8名學生赴深圳園林設計院進行畢業設計，直接節省教學經費1～2萬元。同時，學生也為設計單位作出了相應的貢獻。

（4）能力效益  通過畢業論文（設計）提高學生的業務素質是最根本的目標。通過與生產實踐相結合的方法，使學生在業務能力方面有了較大提髙。①方案設計能力的提高。學生由原有單純的課程設計改變為面向社會、生產的綜合設計。因而在方案構思上，學生可了解到甲方的要求，懂得把主觀的構想與客觀條件相結合，了解了主觀設想與方案的可實施性相協調，了解從方案設計到方案實施的整個環節。②繪圖能力的提高。學生在校內由于條件的限制，無法全部用計算機繪制圖紙，而目前社會所要求的圖紙大多要用計算機繪制。這樣迫使學生不得不強化自己的計算機能力。而結合生產實際的設計項目可為學生租賃計算機，或直接使用現有的計算機設備。③方案匯報能力的提高。學生過去由于缺乏接觸生產實踐，往往形成了圖面較好，而方案匯報時口語表達較差的狀況。通過與生產實踐相結合的畢業論文（設計），在其實踐過程中，學生已通過了多次方案匯報的鍛煉。在畢業答辯過程中，口語表達通順、流暢。

（5）壓力效益  學生承擔生產實踐題目，可以使其明確生產單位的要求，增加其工作的責任感、責任心，改變以往課程設計的拖拉問題。

四、面臨的問題與今后改革探索

學生畢業論文（設計）結合生產的方法，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使其面臨新的問題與挑戰。

（1）市場競爭問題  園林規劃設計市場與國家宏觀經濟狀況直接關聯，隨著市場競爭壓力的增大，有時難以承擔到生產實際題目，不能滿足學生畢業論文（設計）所需。

（2）畢業論文（設計）時間的局限  學生畢業論文（設計）的時間一般在每年3～7月進行，而一般園林規劃設計任務多在年底和春節前進行設計和報項，時間的差異造成了較大的矛盾。

（3）規劃設計項目的難度問題  學生畢業論文（設計）的選題受題目的難度限制較大。題目難度過大、面積、規模過大，學生難以獨立完成。難度小、面積規模不夠，難以滿足學生畢業論文（設計）的基本要求。

針對目前所面臨的問題，在園林專業學生畢業論文（設計）工作中應注重以下幾個方面：

（1）保證題目的來源  調動學院教師的積極性，進行廣泛的業務聯系，保證學生畢業論文（設計）的題目來源。

（2）改進傳統畢業論文（設計）的時間  園林專業學生畢業論文（設計）的布置工作，一般在每年的11-12月進行。由于目前新形勢的要求，已將畢業論文（設計）的安排時間改在7月底進行。一則可以結合園林專業學生的南方綜合實習為畢業論文（設計）做有針對性的準備工作，二則延長了畢業論文（設計）的準備時間。

（3）加強畢業論文（設計）的中期檢查工作  由于學生目前所面臨的自主擇業的壓力，造成了部分學生不夠重視畢業論文（設計），使第八學期的教學工作難以保質保量的完成。因此，加強畢業論文（設計）的中期檢査勢在必行。每年4～5月應對畢業論文（設計）進行1～2次的中期檢査，督促學生畢業論文（設計）的工作進度，對不夠認真或進度較慢的同學應提出批評。同時，應進一步加強指導教師的責任心。

（4）規范畢業論文（設計）答辯、評定環節  應制定統一的學生答辯事項、答辯委員事項、評分標準，嚴格按照規定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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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法

當前，對生態移民的文章主要集中在期刊論文、碩博士學位論文以及少量的書籍中。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對中國知網CNKI期刊數據庫中的論文進行搜索，檢索當前相關的學術論文。截至2012年10月，發現在期刊數據庫中，以“生態移民”為關鍵詞輸入題名共有440篇相關文章，其中核心以上期刊共有145篇。在具體研究過程中，考慮到文章的代表性與權威性，又以這145篇論文作為研究的主要內容。同時，對研究的主要問題進行了分類，分為生態移民理論問題、安置模式與政策問題及社會文化問題三個方面。初步來看，理論類問題主要包括生態移民的定義、分類、基本原則等問題；生態移民的安置模式與政策類問題主要包括生態移民的扶貧、經濟補償、后續發展、安置政策、安置模式等問題；社會文化類問題主要包括社會整合、融合問題，思想文化變遷等問題。基于上述的分類方法，筆者對145篇論文進行了初步統計，來具體分析當前的研究內容。在統計過程中，由于部分論文與研究主題相關性不大，做刪除處理。通過表1，可以發現有關生態移民的安置模式與政策問題與社會文化問題的論文數量較多，兩者之和超過95%。其中，有關生態移民的安置模式與政策的研究論文數量在當前來說是最多的。從研究論文的總體數量上來看也有一個趨勢走向，在1993-2002這十年間，相關的論文數量并不多，只有8篇。但自從2004年以后，相關論文數量開始逐漸增多，一直保持在兩位數，可以說生態移民問題研究開始得到學術界的關注。在此，需要說明一下，在2004年7月30-31日，“生態移民：實踐與經驗”國際研討會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行。此次會議就生態移民的實踐和理論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雖然學術界還存在許多不同意見，但是就建立事先評估機制及生態效益長遠評價體系必要性等方面則形成了一定的共識，并對相關學術問題進行了全面而熱烈的討論。正是這次會議的召開，增進了我國學術界對生態移民問題的關注。

二、基本概念等理論問題

當前，學術界對于生態移民的研究在理論層面主要集中于定義、分類、必要性等問題研究。但對生態移民的相關內容進行梳理之后，發現上述問題還存在著較大的爭論，需要進一步進行分析。

（一）生態移民的定義學術界對生態移民的定義說法存在很大差異。1.關注經濟利益層面：葛根高娃、烏云巴圖認為，生態移民是指由生態環境惡化，導致人們的短期或長期生存利益受到損害，從而迫使人們更換生活地點，調整生活方式的一種經濟行為。[1]2.關注政府行政層面：劉學敏認為，生態移民就是從改善和保護生態環境、發展經濟出發，把原來位于環境脆弱地區高度分散的人口，通過移民的方式集中起來，形成新的村鎮，在生態脆弱地區達到人口、資源、環境和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2]3.關注生態環境保護層面：包智明認為，生態移民是因為生態環境惡化或為了改善和保護生態環境所發生的遷移活動，以及由此活動而產生的遷移人口。[3]4.關注的多目標性：方兵和彭志光認為，生態移民從保護生態脆弱區的生態環境出發,既考慮移民能致富奔小康，又不能破壞遷入地近期和長遠生態環境，同時保護遷入地原居民利益不受損害，是多目標移民。[4]的確，當前對生態移民的定義從不同的關注角度予以了各自的解讀，但是，筆者認為就生態移民所應該關注的對象與性質來看，生態移民是“生態”+“移民”概念的結合，移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生態的變化或影響，其應具有的性質是生態性質的，移民應是以生態保護為前提條件的。所以，筆者認為生態移民首要關注的問題就是生態環境保護，其定義也需要從生態環境保護為起點，作為生態移民的主要內容構成。在此，筆者同意包智明給出的定義，生態移民是由于生態環境的惡化，或者為了改善生態環境，由此產生的人口遷移活動。

（二）生態移民的分類生態移民的分類方法很多，有關注移民的原因、移民的方式、自愿的程度、遷徙的規模、移民的社會融合情況等多種類型。1.從生態移民的遷徙原因來看：①生態環境破壞型，即生態環境嚴重破壞或崩潰，人類在其中難以繼續生存下去，并且在短時間內生態環境也難以恢復，人類需要從當時當地的生態環境中遷徙出來。②生態環境改善型，在一定的區域內，由于人類的生產生活等活動直接或間接地對生態環境造成影響與破壞，生態環境在逐漸地退化或難以正常維持下去，需要通過遷徙當地的人口來減小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使得生態環境能夠逐漸好轉。2.從生態移民的方式來看：①自發性的生態移民，指人類由于生態環境的惡化或短時間內的崩潰，難以繼續在當地生存下去，為了自身的利益與生存的需求，自發地從生態環境惡化區域遷徙出來，在適合人類生存的地方定居下來。②政府主導型，指生態移民主要是在政府的主導之下進行的，政府通過具體的政策與措施，進行有規劃、有組織的移民活動，出于保護人類的基本生存需要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保護生態環境等。當前，生態移民還是主要以政府主導型的生態移民為主，通過這種自上而下的生態移民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當地的生態環境，也促進當地生態移民的生活條件的改善，但由此而生的各類問題也不斷增加。3.從自愿的程度來看：①自愿性生態移民，在生態移民過程中具有自愿選擇的權利，能夠自己決定遷徙或者不遷徙，一般來說，自愿性的生態移民主要還是在一些環境惡化程度不太嚴重或不是出于特定對象的保護的條件下進行。②非自愿性生態移民，出于保護特定的生態自然保護區或生態功能區，在政府行政權力等條件的要求下，區域內的人口需要在一段時間內遷徙出去，移民往往沒有自己是否遷徙的決定權，需要遵從相關的規范要求從該區域內遷徙出去。4.從生態移民后的社會融入與文化適應角度來看：①文化融合型模式，即生態移民在遷入地的生產生活方式以及社會文化背景與原先的相同或者一致，能夠完全融合進去，不存在日常生產生活方面的障礙。這種形式主要體現在短距離的生態移民，或者某些特定的少數民族等具有較強的民族特色或宗教文化特征的群體中。②文化適應型模式，即生態移民在遷入地的生產生活以及社會文化方面與原先的存在差異但不排斥，生態移民需要在新的地域內通過一段時間的適應期來予以調整，最后能夠較好地融入到當地的生產生活中去。③文化排斥型模式，即生態移民作為一個外來的遷入者，往往難以適應當地的生活習慣，所信奉的宗教文化與價值觀念具有極大的差異，形成了相互之間的文化排斥或文化對立，容易造成群體之間的沖突與矛盾。這種移民模式所造成的損失與代價是十分巨大的。除了以上的幾種分類以外，有的學者根據遷移后的主導產業，把生態移民分為牧轉農業型、舍飼養畜型、非農牧業型和產業無變化型等。[3]有的根據遷移距離，分為就地遷移（或近距離遷移）與異地遷移（或遠距離遷移）。[5]關注不同的方面，提出不同移民類型。這也提醒我們，在研究的過程中，需要從自身研究的關注角度來對生態移民進行分類，才能夠建立一個分析的基礎與平臺，有助于形成一個研究框架與結構，進行下一步的研究。

（三）生態移民的必要性1.從扶貧與后續經濟發展角度。生態移民能夠幫助貧困地區的居民擺脫貧困，并在后續的產業發展與經濟水平提高方面發揮一定的作用。如阿布力孜•玉素甫指出新疆大多數貧困人口生活在生態環境惡劣的地區，人們在繼續生存問題上遇到了危機，扶貧工作往往事倍功半，甚至幾倍地投人也難以實現穩定脫貧。要改變目前這種落后的狀況，較好的辦法只有通過生態移民，把貧困人口從不適宜居住的地區轉移到生產、生活條件較好的地區妥善安置，使其在新的環境中真正實現安居樂業，以及快速地解決溫飽問題，提高生活水平。[6]正是通過生態移民的方式，能夠幫助當地居民擺脫貧困，改善自身的生存條件，能夠在短期內脫貧致富。也有從后期產業發展的角度來看待生態移民的必要性：一方面，通過生態移民，可以幫助生態環境的恢復或保護，能夠在當地形成較好的旅游觀光資源，促進旅游產業的不斷發展。另一方面，從生態移民本身來說，遷入到資源條件與技術水平較高的地區，可以利用當地的資源，結合相應的政策條件，可以幫助生態移民從事相應的農業、畜牧業等其他后續產業，克服經濟上的障礙，增加自身的經濟收入，形成相對穩定的生活方式。2.從保護生態環境角度。主張生態移民是有利于生態環境的保護，能夠避免生態環境遭到人類進一步的破壞，能夠保持生態系統的自身穩定性與完整性。卿向陽認為，要實現為區域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創造條件的保護區設立終極目的，必須對現有的保護區管理系統實施調整與完善，建立具有政府管理職能的資源保護特區，選擇以城鎮化為主要方式的保護區內就近生態移民，構建科學的自然保護區層次，形成政府（資源保護特區）與民族居民的資源保護利益共同體。[7]閆喜鳳指出，大小興安嶺生態功能保護區生態移民能有效保護生態功能區的森林資源，為我國未來經濟社會發展贏得更大的生態空間。[8]生態移民的一個最為主要的目的就是能夠保護當地的生態環境，正是從這個基本的要求出發，通過移民的方式來保護生態與維持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保護生態環境是以生態環境作為中心，從生態的利益來考慮問題，可以看作是“非人類中心主義”，區別于上文的扶貧與經濟發展的角度。3.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生態移民不僅有助于生態環境的保護，而且也能夠促進人類健康地發展，以實現人與生態的和諧共處。可持續發展的角度更多的是從人類自身的角度出發，體現了一種“人類中心主義”的視角。朱儒順，史俊宏從草原牧區生態移民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分析，認為為了實現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需要人類能夠與生態環境友好相處。對草原牧區生態移民可持續性問題進行了分析，并提出進一步發展的思路：選擇人口、資源與環境相協調發展的區域為移民點，移民過程中需要防止“政府悖論”，走開發型生態移民道路，政府相關部門參與牧民轉移,鼓勵企業參與牧民轉移，設立生態環境稅和生態移民轉移支付制度等。[9]李耀松等通過考察寧夏生態移民，指出寧夏生態移民極大地改善了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拓寬了農民致富的空間，恢復和保護了遷出地的生態環境，促進了民族團結。但依然需要完善寧夏移民法規政策體系、強化移民技能教育培訓、把產業開發作為寧夏移民可持續發展的重中之重無疑成為寧夏生態移民可持續發展的著力點。[10]

三、安置模式與政策問題

生態移民的安置模式與政策的問題的研究，主要是涉及扶貧、反貧困，移民的補償標準，移民后的產業發展問題，社會保障機制等問題。本文主要關注前三個問題。

（一）扶貧、反貧困問題當前，對于生態移民的扶貧與反貧困問題的相關研究比較多，主要的論述集中于生態移民的扶貧效果上，有的生態移民取得了較好的效果，有的移民在遷徙之后卻沒有改善自身的貧困狀況甚至貧困問題進一步惡化。田朝暉等在論述三江源生態移民的貧困問題時，指出生態移民與反貧困之間有著錯綜復雜的關聯。從制度設計上說，生態移民向來被視為反貧困的重要舉措，它可以通過改變貧困人口的生存空間，突破制約生存發展的環境約束，從而達到改變貧困人口生存狀態的目的，所以生態移民對于擺脫因環境壓力造成的基礎性貧困具有重要意義。但是，三江源生態移民的貧困狀況并沒有改變，因為三江源生態移民在移民之前就存在原生性的貧困。三江源生態移民在遷移前尚且可以從事畜牧業生產獲得一定的收入，但是，他們在遷移之后，連通過放牧獲得經濟收入的機會都缺失了。所以，需要通過增加相應的生態移民救助機制來幫助移民克服貧困問題。[11]王永平等在考察了貴州的生態移民之后，指出實施扶貧生態移民工程，既是推動新時期貴州扶貧攻堅行之有效的途徑，又是保護和恢復脆弱生態環境的重大戰略舉措。總結過去易地扶貧搬遷的成功經驗，在深入調研、摸清底數的基礎上，2011年貴州省委、省政府提出把實施150萬扶貧生態移民工程作為從根本上解決居住在生態環境脆弱、生態區位重要和自然條件惡劣地區農村人口的生存和發展問題的重大戰略舉措，促進貧困地區人口、資源、環境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12]當然，對于扶貧與反貧困問題，仍然還有許多需要不斷完善的方面，例如在我國西部地區，生態移民的資金還很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扶貧力度。西部地區的國債資金數量有限，不能完全滿足各地全面實施的移民搬遷。需要不斷爭取多渠道來籌措資金，能夠形成全社會扶貧開發的整體合力。[13]但不容否認，生態移民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大部分原先生活在生態環境惡劣條件下的居民擺脫了貧困，在國家與政府相關的政策扶持下，找到了新的謀生方式，生活水平也逐漸提高。在移民之后，也暴露了許多新的問題，需要相關的政府部門予以關注，能夠從實際出發，考慮到移民的生產、生活情況，幫助移民克服各種困難，逐漸消除移民的貧困問題。

（二）生態移民的經濟補償問題對于生態移民的經濟補償問題，在不同的區域有不同的表現，所出現的問題也是各種各樣的。歸納起來，主要有補償資金的數量不足，補償的標準的確定隨意性較大，移民實際享受到的補償不到位等問題。具體來看，首先，當前我國很多的生態補償與扶貧項目結合在一起，對補償資金數量不足往往也容易造成生態移民的貧困問題。這可以與上文的扶貧與反貧困問題聯系起來。對于資金不足可以分為幾種情況，有的是政府的前期投入不足，難以滿足移民最基本的生活成本。有的是由于生態移民的生存區域發生變化，對于其原居住地的生活成本難以滿足其遷入地的成本要求等。其次，當前生態移民的補償標準確定的隨意性較大。李媛媛在考察內蒙古牧區生態移民過程中發現，相關部門不考慮移出地區和移入地區的實際情況，所制定的生態移民補償標準缺乏充分的科學論證，相關的“移民補助金”標準缺乏依據。對于這種關系到移民能否“搬得出、穩得住”的問題，政策制定的隨意性較大，不乏領導的拍腦門決定，致使生態移民行政補償標準不足以彌補牧民的損失，能致富成為一句空話。[14]再次，當前很多生態移民所能享受的補償并不到位。相關的經濟補償的信息公開制度還不健全，生態移民不了解相關的補償政策文件，對補償數額也一無所知。同時，移民補償資金在下撥過程中經常被層層截留，相關利益部門都利用自己的權力來獲取自身利益，導致生態移民補償資金難以全部到達移民手中。所以，提高生態移民的補償標準，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體系，確保補償金準確、及時到位，促進補償金信息及時公開是當務之急。

（三）生態移民后續產業發展問題生態移民后續產業的發展存在著諸多問題，由于不同的區域，不同的發展模式，所形成的生態移民后續產業發展問題也具有較大的差異。如馬玉成對三江源生態移民的后續產業發展的研究，指出實施生態移民后續產業發展存在的問題：安置區社會發育程度低，發展后續產業的空間和條件差；牧民傳統觀念和生產生活習慣，限制了生態移民后續產業的發展；資源環境條件，限制了舍飼——半舍飼畜牧業的發展；畜牧業發展水平和產業化經營水平低。[15]李聚才等分析當前寧夏生態移民區肉牛業的發展存在的問題：養殖戶融資、貸款困難；環保意識淡，飼養環境差；產業鏈不健全，屠宰加工環節薄弱；農戶飼養水平低，養殖效益不高。[16]趙宗利等對三江源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考察，分析當前三江源地區生態移民后續產業發展面臨著以下困境：安置區自然生態系統脆弱，移民后續產業發展空間不足；安置區經濟基礎薄弱，產業化進程緩慢，移民就地轉產乏力；教育滯后，商品經濟意識淡薄，移民勞動力就地、異地轉移狹窄；草原生態，藏文化旅游產業發展相對滯后，制約移民產業拓展。[17]張麗君、王菲分析了西部牧區生態移民后續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遷入地的選擇缺乏系統、縝密的實證研究，導致新的生態破壞；移民資金不足，移民的安置和生產生活所需的基礎設施建設受限；后續產業發展滯后，對牧民生產方式轉變后的適應性學習培訓滯后。[18]但是，總的來說，生態移民后續產業發展需要遵從以下幾條原則：1.產業發展應適合當地生態環境與社會環境；2.產業的推廣應做好前期宣傳、教育與培訓工作；3.產業發展應具備一定的技術條件與保障機制；4.產業發展應具有市場空間與利潤空間；5.產業發展需要與移民的民族、經濟、文化等特點相符。

四、社會文化問題

生態移民遷入到一個新的環境，脫離了原有的生產、生活方式，但并沒能很快地放棄傳統生存模式和觀念而融入新的環境中。因而，容易成為游離于兩者之間的新的社會群體。當前，生態移民所面臨的社會文化問題主要包括三個。

（一）生產環境和生產方式的適應問題張娟對三江源地區的藏族的生態移民進行考察之后，發現三江源地區的高寒、高山草場決定了生存在這里的藏族牧民只能從事單一的，以游牧為主導的草原畜牧業經濟，廣袤的草原是其從事生產經營的基本環境。而搬遷后，牧民離開了草原，放棄了游牧，進入了城鎮，實現了定居，并探索性的進行創業、立業，生存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但由于缺乏積極性和相應的生產技術，生態移民面對新的生產方式和環境，需要再社會化。[19]包智明、孟琳琳對內蒙古正藍旗敖力克嘎查的生態移民生產方式進行分析之后，牧民從天然的放牧方式轉換到了以奶牛的圈養方式，開始進行人工喂養。這種生產方式對奶牛的飼養技術要求比較高，對毫無經驗的牧民來說，開始存在很多的不適應性。[20]生態移民過程中，由于在地理空間上發生了轉移，移民所依賴的生產環境與生產方式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就以農業生產技術為例，原是牧民身份的移民在遷入農耕區之后就難以從事種植業，缺乏耕地種植的技術，難以確保穩定的經濟收入來源。同樣，從農耕區遷徙到草原地區的居民，在短時間內也難以掌握游牧的謀生方式。所以，對于生態移民尤其是跨區域的移民，需要在移民前對相應的居民進行生產技術的培訓與教育，能夠確保其掌握最基本的生產技術，以便能夠支持自身基本生存要求。

（二）生活方式的適應問題生活方式是一個民族與特定的自然地理環境之間長期互動的結果，是一個特定群體關于衣、食、住、行等的綜合性反映。扎陵湖鄉生態移民一年四季在黃河源頭的草山里過著游牧生活，他們雖然對城市和城市生活有著種種“想法”和“猜測”，但對城鎮定居生活卻沒有“實質性興趣”。例如，搬遷前，牧民衣有毛皮，食有牛羊肉，住有氈房帳篷，行有牦牛、馬，這些基本上都可以通過家庭畜牧業經濟而實現自給自足。搬遷后，他們變賣了牲畜，失去了畜牧業經濟的載體，衣、食、住、行的需求只能從市場的交換中滿足。調查中，牧民R說“：現在我們根本不敢吃肉，肉貴的很，也喝不上牛奶了，出去干啥都要花錢，要是像以前一樣，天天吃肉，喝牛奶，政府給的錢根本不夠花啊。”由自給自足變為市場交換，牧民穩定的生活出現了很大的變數。生活習慣和方式的差異成為影響牧民適應性差的主要因素。[19]通過田曉娟對同心縣生態移民的生活的調查研究之后，發現移民在生活支出、飲食結構、衣著消費、居住形式、交通通信等幾個方面經過一段時間的適應期之后，相應的滿意度還是比較高的，能夠很好地適應移民區的生活方式。在新的生存環境中，民族傳統文化面臨著與異文化之間的碰撞與融合。民族或區域傳統文化的保留、繼承和發揚，需要在生態移民社區管理、房屋規劃過程中，融入民族文化特色；同時，允許一些不愿意和不適合搬遷的人留在原居住地從事生產，為民族傳統文化提供生存和發展空間。[22]所以說，對于生活方式的適應存在著地區間的差異，生態移民在進行遷移之后，在短時間內往往會存在著生活方式的不適應，但是經過一段時間的適應，有的移民可以適應相應的環境，但有的可能還難以適應下去，給自身的生活上造成了極大地影響。遇到此類情況，需要利用相應的政策機制與條件，來幫助移民在生活方式上融入當地環境中，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三）思想文化的適應問題思想文化的適應問題，可以分為思想觀念上變化與文化變遷等問題來予以分別論述。生態移民過程首先是一個思想觀念變遷的過程，移民原有的思想觀念由于地域環境等特征往往具有其地方性的特色，而在新的環境之下會存在著不適應的狀況。張娟在調查中發現，傳統思想觀念對于移民適應性也有著很強烈的影響，突出的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傳統財富觀念影響移民資本積累，牧民以牛羊數量為財富的標志，并不像農耕民族一樣有銀行存款，缺乏資本積累意識；二是從業就業觀念存在偏見。調查中許多牧民認為像清潔工、街道下水管道修理等社會服務性工作是“很丟人的事情”而不去做。這兩個方面的直接負面影響是：使移民后續生產發展缺乏資金支撐，后續轉產就業的選擇渠道變窄，這種狀況影響著移民對城鎮生活的適應。[19]而文化變遷則是一個更復雜、更長久的過程。目前，三江源生態移民的文化變遷中道德和價值觀的變遷基本上顯現不出來。但是，由于他們現在直接面對著具有現代文化意義的城鎮文化，一些在市場經濟活動中滋生和蔓延的道德觀和價值觀，不斷地沖擊和影響著他們的思想意識和思維方式，他們固守的傳統道德觀、價值觀與遷入地的道德價值觀之間難免發生碰撞、摩擦、沖突，如果對其不加以正確引導，就有可能出現道德失范、價值失缺的形象，進而影響一方的社會穩定和發展。[23]

五、結論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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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麻省理工學院素以高科技享譽世界，但多年來，發展實驗室其實依靠的是對簡單的科學（或者說技術）經過并不復雜的改造，讓窮人們的生活產生巨變，因為他們原來那個世界太小了，太簡陋了。

艾米是麻省理工學院機械系1984級的畢業生，去年，她因為創辦了發展實驗室并開展了一系列借此扶助貧弱的活動，而與許多國家元首、大企業家一起榮登《時代》雜志2010年世界最有影響力的100人名單。

艾米的父親也是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在艾米小的時候，父親曾經在印度任教一年，艾米也因此住在當時極為貧困的印度。極端的貧困給了她想要幫助別人、改變世界的強烈愿望，因而在麻省理工學院本科畢業后，艾米首先去博茨瓦納從事了4年的志愿者，隨后才返回母校攻讀機械系碩士。

豐富的實踐經驗和對改變窮人生活的沖動，讓艾米幾經周折后創辦了麻省理工學院的發展實驗室，該實驗室掛靠機械系，但學校中各個院系都會投入與窮人相關的科研和技術力量來支持這里的工作。

在發展實驗室，最常見的兩類工作就是利用簡單的機械技術來為貧困社區提供各種類型的動力，以及用簡單的設備和方法進行公共衛生方面的監測與檢測。就前者而言，用的最多的方法是改造自行車，于是人可以踩踏自行車腳蹬子來發電、磨磨、抽水，也可以把改造過的自行車設施與簡要的風力設備相聯系，實現簡單的風能利用。他們的重點是找到當地可以就地取材的東西，而自行車在發展中國家的用途非常廣泛，正好適合改造。

除了帶領麻省理工學院全校的學生在世界幾十個國家開展技術扶貧工作，發展實驗室還開設了如何將技術應用于發展，以及現代技術與發展如何交融等方面的11門課程。

在麻省理工學院，發展實驗室的員工大部分都有了tenure（終身教職），而且這里的經費主要來自聯合國和各種國際發展機構，不發論文也不會影響工作。這也正是發展實驗室這種低科技扶貧工作設立在麻省理工這樣開發世界最頂尖科技大學的原因。

篇(6)

關鍵詞：西南少數民族區域 精準扶貧 研究綜述

基金項目：本文屬西華師范大學學院課題：精準扶貧少數民族――以威寧彝族回族苗族自治縣為例（xhmks1710）產出論文

一、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精準扶貧研究背景

全面實現小康社會，西部脫貧致富是關鍵，西部能否脫貧，重點在少數民族地區。“中國的貧困人口越來越集中于少數民族地區。”[1]在592個國家級貧困縣中，少數民族自治縣就有257個。2014年底，中國的貧困人口達7017萬左右，其中2205萬分布在少數民族地區。[2]少數民族人口主要集中在我國的西南部，有3736萬之多。西南少民族地區的精準扶貧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密切相關。

二、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精準扶貧研究現狀

精準扶貧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推行以來，引起了很多專家學者的關注和研究，成果豐碩。本文通過對文獻資料的梳理，主要對精準扶貧的理論內涵特征、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精準扶貧面臨的困難及其對策進行研究。

（一）對精準扶貧理論內涵及其特征分析

精準扶貧的概念。沈茂英認為精準扶貧是一種新型的扶貧機制。針對不同的貧困區域環境和不同的貧困農戶狀況，運用科學有效合規程序，對扶貧對象加以實施精確識別、精確幫扶以及精確管理。[3]鄧博文指出精準扶貧的主旨是引導各類扶貧資源優化配置，實現扶貧到村到戶，逐步形成扶貧工作長效機制，為科學扶貧奠定堅實的基礎。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精準管理、精準考核是精準扶貧的核心。[4]趙和楠、侯石安、祁毓從內涵和構成的角度來分析精準扶貧。從精準扶貧的內涵上來說，精準扶貧是指通過有針對性地幫助和扶持識別出的貧困家庭與人口，消除導致其貧困的障礙因素，增強其自主的發展能力，并且要達到可持續脫貧的目標。精準扶貧的內容構成是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精準管理和精準考核。[5]

精準扶貧的理論特征。沈茂英指出精準扶貧的三大特征是精確識別、精確幫扶和精確管理。[3]趙和楠，侯石安、祁毓認為精準扶貧獨特的要素是多維瞄準性。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精準管理與精準考核各環節之間內在的關聯、互為藕合特征。[5]

（二）研究西南少數民族區域精準扶貧面臨的困難

劉東燕指出云南、貴州、廣西是我國扶貧開發的主戰場，又是石漠化嚴重區，這導致在新階段的貧困狀況更加嚴峻、致貧的原因更加復雜、貧困的程度更加突出以及防返貧的任務更加艱巨。[6]黃悅、梁鸝、唐洪亮認為地處烏蒙山片區的少數民族聚居地，屬于高寒山區，生態環境脆弱，人均可耕地少，產量低。這就直接增加了精準扶貧的難度，尤其是增大了返貧的挑戰。[7]

沈濤、朱勇生、吳建國指出自然生態脆弱以及生態多樣保護是云南邊疆精準扶貧面臨的困難。[8]羅絨戰堆、陳健生指出地處青藏高原腹地，冰雹、霜凍與暴雨，以及干旱等各種自然災害常有發生。當地的百姓一旦遭受自然災害，處于中下等甚至中等的一些農戶的生計將處于困境之中。[9]

鄭雙怡認為西南喀斯特地區是受到東南季風和西南季風的共同影響，西南地區屬于季風性濕潤和半濕潤地區，多受流水的侵蝕。[10]西南民族地區農民經濟底子薄，抗L險的能力差，一旦發生災害就很容易喪失生計，氣候變化的風險容易造成民族地區大面積返貧，影響精準扶貧的進程。

（三）研究西南少數民族區域精準扶貧的對策

1.研究發展教育脫貧致富

高天躍說“貴州作為西部民族地區重要省份，省內貧困程度依然位居全國前列。”[11]楊定玉認為貴州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的落后，人的思想觀念滯后。在民族地區實施“教育扶貧”戰略，發展民族地區的教育來脫貧，斷其貧困的“根”，使貧困不再代代相傳。防止“貧困代際傳遞”和返貧時，要通過多種途徑和措施，必須保障貧困對象的子女能接受一定的，甚至良好的教育，這是實施教育“精準扶貧”的重要措施。同時，要培養大量的優秀少數民族干部參與精準扶貧的實施。[12]只有這樣才能使精準扶貧在少數民族地區的成效發生本質的轉變。

鄧秀華認為通過對農村成人引導性培訓、農業技術技能教育培訓，使其轉變舊觀念，能塑造掌握現代農業技術的新型農民、掌握必要的技術技能的就業者。大力支持成人教育推進精準扶貧，從農村成人的實際需要出發，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以及提高成人培訓項目設置的科學性。[13]

2.研究旅游精準扶貧

陳祥碧、唐劍認為旅游扶貧是長江上游廣大民族地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路徑。他們認為立足于“四位一體”的發展戰略，創新該地區的民族文化資源開發形式，把實現旅游業與農牧業的扶貧相結合，提高貧困人口的參與能力、進而擴展幫扶渠道等途徑來增強長江上游民族地區的旅游扶貧實效。[14]

沈濤、朱勇生、吳建國著重研究發展旅游業的轉向問題。通過傳統旅游轉為包容性的綠色發展途徑來推進精準扶貧，推進邊疆民族地區貧困人口參與旅游發展機會的均等化，制度傾向民族地區貧困人口，進而保護好生態環境。[9]

3.金融精準扶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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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警官高等專科學校黨委書記 胡章記:我校從2004年起開展以“鑄造誠信人格,構建和諧校園”為主題的教育管理活動,收到了良好效果。

首先,誠信教育實現“三個滲透”:一是誠信認知滲透到師生頭腦。通過一系列豐富多彩、富有特色的誠信教育活動,廣大師生以“失信為恥,守信為榮”為信念,誠信意識明顯增強,誠信素養不斷提升。二是誠信活動滲透到家庭,把學校、家庭和社會教育有機結合起來,擴大誠信教育影響力。學校通過“給家長一封信”、“家庭報告書”、“家長座談會”、“家長監考員”、“通報表彰與批評”等形式,發文的范圍是全校師生、生源所在地黨團支部、受表揚和批評學生的家長。三是誠信理念滲透到社會。學校通過“扶貧支教”、“三下鄉”活動及對畢業生跟蹤調查,與用人單位加強溝通合作,使誠信教育向社會延伸,引導學生在就業形勢日益嚴峻的情況下誠信求職。誠信就業已經成為學校一張亮麗的名片,2004-2010年畢業生就業率均在當年全區高職高專平均就業率的前列。學校的誠信教育對社會產生了一定的輻射作用,百色市田東縣委書記王西冀曾感慨地說:“廣西警專學生誠信做人、誠信做事,給了我們一個啟示,我們要從打造誠信縣委、誠信政府、誠信企業做起,從現在做起,從自己做起,從點滴做起,努力打造誠信田東。”

其次,誠信實踐實現“零作弊”、“零欠費”:一是創設“三種考場”,實現考試“零作弊”。2007-2010年,誠信考場有52243人次參加考試,三種考場共210076人次參加考試,無人違紀,實現“零作弊”。二是開展“送溫暖”活動,實現學生學費“零欠費”。學生欠交學費是高校辦學過程中遇到的新的棘手難題,通過及時的扶貧助學活動,自2008年以來,全校學生無一人拖欠學費,成為廣西高校中無欠交學費的學校。同時,取得六項成效:一是學生和家長對黨和政府的感情更深了;二是貧困生的大局觀念增強了;三是師生關系更加密切了;四是同學之間的友情更純真了;五是貧困生的經濟壓力解除了;六是不誠信的學生誠信了。

經過六年探索實踐,我校誠信教育管理活動取得了一定的理論和實踐成果。2005年初,學校成立了誠信教育管理理論與實踐課題組。2006年,誠信教育與構建和諧校園理論與實踐被評為廣西教育科學規劃立項課題。2007年,由國防大學出版社出版專著《高校誠信教育的理論與實踐》。同年,“誠信教育管理探索與實踐活動”獲廣西全區宣傳思想政治工作創新成果獎。自2004年起,我校師生在各類刊物上發表有關誠信教育研究的論文30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