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古希臘文化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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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中國山水畫與油畫風景兩大繪畫的形成，歸根于他們各自哲學與美學理念的不同，兩者存在鮮明的差異性。中國人信仰天人合一的哲學觀，中國繪畫注重重心略物，注重表達畫家的主觀精神和理想，在繪畫中追求達到氣韻生動的藝術效果。西方繪畫遵循天人相勝的哲學觀，偏重描繪客觀對象的外在形態，采用科學與藝術相結合的方法塑造物體，追求真實再現客觀物象的理念。通過相互比較研究，有助于藝術家和鑒賞者運用不同的藝術觀念和方法，創造和鑒賞不同民族的繪幽藝術，獲得各不相同的思想啟迪和審美享受。

中國傳統山水畫與油畫風景是中西繪畫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畫壇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們作為中西方兩種不同類型的繪畫藝術形式，表現對象都是以自然景觀，但繪畫形式卻采用兩種不同的審美理念形成了獨特的風格。

一、油畫風景美學觀念

西方近現代文化主要是從古希臘羅馬的異教文化，再經過以希伯來文化為源頭的中世紀基督教文明演變過來的。也就是說，迄至今日仍在西方文化中活躍地起作用的兩大源泉，一個是古希臘羅馬的文化，一個是基督教的文化。

古希臘人在文學、藝術、科學、哲學等方面都創造了輝煌的成就，對歐洲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希臘藝術在現在看來，它的藝術高度仍是史無前例的。恩格斯曾經說過:“沒有希臘和古羅馬奠定的基礎，就不可能有現代的歐洲。”古希臘倫理學和價值觀的基本特征則表現為尚知和崇理，理智、哲學的沉思被強調為最高的德性。古希臘的藝術表現為“模仿”，主張以冷靜的、客觀的態度去再現自然，情感不占主要作用，而理性因素則占了上風，強調藝術的真實。雕塑和建筑是希臘藝術的最高成就，希臘的雕塑和建筑的立體造型、渾圓厚實的體積、光影下雕塑的明暗變化、雕塑在光影下的氣氛、建筑的空間結構、體積等等，充分體現了希臘藝術尚知與崇理的理念，這些都直接的影響了西方傳統的寫實技法的方向，使西方繪畫朝著注重體積、注重寫實的方向發展。油畫風景亦是如此，追求物像的體積感、真實感、可觸摸感，以及物像所在的空間的光感與氛圍。畫面營造出一種真實空間的感覺，這些無不來源于希臘的雕塑和建筑藝術。

到了中世紀，基督教文化占有絕對的統治地位，它是西方文明之源一兩希文明(希伯來文明和希臘文明)的結晶。這也就決定了那時的生活方式和社會意識形態必然會帶有濃烈的宗教色彩，它構成了西方社會兩千年來的文化傳統和特色，并影響到世界廣大地區的歷史發展和文化進程。那時一切的造型藝術的最終目的都必須服務于宗教?；浇堂佬g的作品內容它以宣傳基督教的教義和講解《圣經》的故事為宗旨，上帝在他們的眼里是世界與美的創造者，對外在美的準確、完美的體現，是對上帝一種虔誠的再現。希臘的美普洛丁也在他的《論美》曾說過美是從神那里來的。西方藝術由此形成了以古希臘文化和基督教為依據的美學思想，成為油畫風景起源與發展的美學基礎，這也就成為西方藝術家以忠實、客觀的態度描繪大自然的源頭。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后，教會的信條已失去了原有的絕對權威，人們開始把目光從上帝的身上移開并聚焦在自己的身上，更注重世俗的現實生活，并在這個基礎上形成了與宗教神權文化相對立的思想文化一人文主義。在人文主義的影響下，人們開始普遍關心人自身與周圍的環境，大自然的美，于是獨立的風景畫也就隨著社會的發展開始形成。意大利文藝復興的畫家達·芬奇認為:“畫家應該研究普遍的自然，就眼睛看到的東西多加以思考，要運用組成每一事物的類型的那些優美的部分，用這種方法，它的心就會像一面鏡子，真實地反映面前的一切，就會變成好像是第二自然?！盵’〕同時，達·芬奇把風景畫理論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他不僅通過自己的創作使繪畫從手工藝的局限擺脫出來，還通過進一步的科學理論來提高人們對繪畫的認識和重視。他認為繪畫是一門真正的科學，要以感性經驗為基礎，同時能夠像數學那樣具有嚴密的論定，既來源于數學又高于數學?！斗制嬲摾L畫》中不僅總結了繪畫的基礎科學理論，而且對繪畫的原理展開了全面的論述，為繪畫與科學的結合做出了重大的貢獻。文藝復興的建筑師、雕刻家、畫家阿爾貝蒂曾提出:“必須建立一種新的繪畫藝術，這種新的繪畫藝術應該是這樣的:自然是藝術的源泉，數學是認識自然的鑰匙，而透視學則使繪畫的數學基礎。因為幾何學上的盲人，是難以理解繪畫的原則的。?}z7美術理論家琴尼更直接的提出了科學與技藝之間的關系，他認為無論何時技藝都是離不開科學知識的。科學的方法和藝術緊密相連，這是西方藝術傳統或者西方傳統藝術的一個突出的特點。

藝術要真實的、科學的再現自然，注重空間、結構、比例的和諧，面對大自然，觀察大自然，在現實中感受大自然，依靠豐富的色彩，細微的光感表現真實的大自然，以更真實、更有效、更直接的表現大自然，借此表達他們對大自然與世界的熱愛，對現實世界情感的寄托。科學與藝術結合的繪畫體系為西方繪畫寫實傳統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中國傳統山水畫美學觀念

中國繪畫濃郁的民族風格，鮮明的美學特色，嚴整的藝術體系，是在代代傳承、革故鼎新的歷史積累中形成的。中國傳統山水畫的形成與中國人哲學、信仰、處世之道是密切相關的。

在美學思想方面，受中國古代儒、道家思想的影響，中國所有的藝術門類依存的美學基礎就有了儒家思想極探的烙印。早在春秋時期的先哲孔子就提出了“智者樂水，仁者樂山”的儒家美學觀，山水喻仁、智高揚人的道德精神和人格美奠定了中國山水畫的美學基礎。孔子在《論語·述爾》中說道“至于道，據于得，依與人，游于藝”，反映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的藝術批評標準。在孔子看來，藝術品的“美”是以“善”來體現的，“善”是藝術的內容，“美”是藝術的形式，內容可稱為“質”，形式可稱為“文”。只有這樣的藝術、內容和形式必然是統一的，他的美學價值必然很高。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歷史上的動亂時期，政權更迭頻繁，統治階級內部殘殺不斷，使士族名士朝不保夕。于是士族便紛紛退隱或半退隱，歸隱田園山林，以退為進，相機而動，追求清靜、安逸、自由的生活，慢慢的人們越來越受用于山林的慰藉，他們把大自然中的山水林泉作為描述的對象，“游戲平林，I}清水，追涼風，釣游鯉，一七高鴻?！羞b一世之上，啤脫?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Uai這山水漸漸成為心靈的寄托、情感的啟發和人生的象征。儒家的思想統治基礎因此動搖，他們強調“德行”的政策被取消，出現了以“無為”“自然”、“清靜”、“虛淡”的老莊思想適

應了當時的需要。《莊子》中描述了三種隱逸模式:“嫉俗而避世、俱禍而遁世、悠游而出世”，這三種模式在東漢已全部成為現實。在這種玄妙、玄遠的境界的追尋中，他們對自然產生一種特殊的親和感，畫家不自覺地把情感投向自然中蘊藏著生命和感情的山水之中，修煉自己的品性，獲得一種獨特的不同的審美理念，為山水畫的產生、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同時推動了文人士大夫對山水畫創作的參與。

中國山水畫誕生的東晉，正是道家的玄學風靡四方的時候，道家的那種重“心”略“物”的思想，奠定了中國山水畫甚至整個中國藝術的重表現而略再現的美學觀念和基礎。這不但體現在繪畫上，甚至作詩為文也將天人之間的靈犀相通作為創作的最高境界。畫家們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和諧即天人合一?！白罡?、最廣意義上的‘天人合一’就是主體融人客體，或者說是客體融人主體。堅持根本同一，泯除一切顯著差別，從而達到個體與宇宙不二的狀態?！彪S著道家思想的影響，“天人合一”的思想漸漸成為中國傳統藝術的基本原則。山水是客觀的自然，山水畫則是大自然的體現。山水本身就是形與象的交融，畫中的山水如可游可居的真山水，能使畫家在其中任意寄托自己的情緒而落腳于安定之處。這樣，不求形似，而意在表現宇宙精神的山水畫，成為一種很好的體“道”的方式?！耙蛟佻F的藝術而追求表現，因表現的藝術而追求再現’，[’〕便形成了中國山水畫的重要特征。

五代畫家荊浩提出了“氣韻”二字，是說藝術家要把握對象的精神實質，取出對象的要點，而且不要透露自己的筆跡，讓欣賞者看不到自己的筆法技巧。經荊浩的發展，運用于山水畫上又有了新的成果:在對外在事物的準確認識和把握的基礎之上，又不滿足于對外在形象的模擬，不求形似，而要盡量表達出某種內在的風神。元代倪珊曾云:“仆之所未畫著，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爾。，r }6}筆墨是他們的工具，自然景物是作者的對人生態度的載體，筆墨情趣不受自然的束縛，找尋的是“蟬噪林欲靜，鳥鳴山更悠”的藝術境界。要面對大自然要認真地觀察和分析，重視深人生活，研究山川自然的特點，在游覽山水，俯仰自然天宇之際，將綿遠的無限的時空意識與自然變化結合起來，將其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山水畫家借助自然得以盡興，主體意識和情感與自然山川的精神的契合，統一在山水畫中，于是“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創造情景交融的意境之美便成了畫家追求的終極目標，以至于這種藝術觀念對以后的繪畫思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結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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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建筑裝飾卷草紋比較文化

論文摘要：本文由建筑裝飾中的卷草紋談起，從比較文化的角度對東西方建筑裝飾的差異進行分析，探討建筑裝飾在不同的民族、地區和時代所體現出的不同精神內涵和文化特征，使我們從更廣泛的角度認識東西方裝飾文化。

建筑裝飾的形式和內容十分豐富，潛在的精神象征意義博大精深，我們從建筑裝飾的形式中選取植物紋樣——卷草紋作為切入點，以比較文化的角度對東西方建筑裝飾的差異進行分析，探討建筑裝飾在不同的民族、地區和時代所體現的不同的精神內涵和文化特征。

植物紋樣在世界各國的建筑裝飾中大量存在，其中卷草紋是不同文化形態中最具代表性的植物裝飾紋樣，卷草紋的首次出現，對裝飾藝術史有著極大的意義。東西方的卷草紋裝飾，彼此具有內在的聯系。對于卷草紋究竟屬于何種植物，不同地區有不同的理解，從形式和構成規律方面看它們非常相似，都以植物藤蔓為紐帶，互相交錯，以葉片為點綴，穿插少量花蕾，具有連續性。無論東方的忍冬紋還是西方的莨苕紋，都以線條的生動構成有機紋樣，使人們感受到一種植物紋樣風格化和生成過程中所承載的人類情感。

一、古代中國和埃及的卷草紋飾

中國的卷草紋樣出現于公元300年前后，在宮殿、廟宇等建筑裝飾中較為常見。中國卷草紋最初稱為忍冬草紋樣，隨佛教一起傳入中國，多少帶有宗教的含義。任何宗教性質的符號，只要具有藝術的潛能，都能隨著時間而成為主要的或純粹裝飾性的母題。當一個母題因為與宗教意義有關而被頻繁地在各種領域別是建筑上運用時，就會產生定式。忍冬紋以及與之同源的蓮花紋樣一起，在南北朝時期得到廣泛發展，主要體現在當時的石雕、壁畫等裝飾中。南北朝時期的裝飾藝術具有極強的超現實主義風格，這種風格的形成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漢滅亡后，三國鼎立，數年戰亂，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渴望擺脫現實進入美好的精神境界，此時佛教傳入中國，各地開窟造像，敦煌莫高窟便始于此時。這種風格對卷草紋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使之具有自由、隨意、唯美的特點。忍冬紋的特征為三瓣葉或四瓣葉圖形，以富有變化的組織形式構成有節奏的圖案，其中有單獨紋樣、二方連續、四方連續等不同構成形式。隨著時代的發展，卷草紋不斷變化，這種最初的宗教裝飾符號，其原始的含義逐漸被淡化，到唐代演變出更加豐富的形式。唐代建筑裝飾風格華麗富貴，卷草紋樣與葡萄、蓮花、石榴、牡丹、寶相花以及祥禽瑞獸等紋樣相融合，創造出極富理想主義色彩的植物裝飾形象，以其流暢舒展的風格用于建筑的石雕、木雕、藻井、門飾、壁畫等方面。

古埃及人最先創造了紀念性建筑，他們用極其耐久的石頭建造神廟和陵墓。古埃及藝術是最先把植物的形象加以改變，使之成為裝飾形式的，有兩種植物與埃及文化緊密相連，即蓮花和紙莎草。古埃及的卷草紋樣以蓮花、棕櫚、紙莎草為主題構成藤蔓，花和花蕾點綴在卷曲的莖葉之間，形成優美的曲線，這種紋飾被認為是卷草裝飾的基礎。蓮花和紙莎草生長于尼羅河岸邊，蓮花象征美好，紙莎草可用于書寫，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它們在埃及文化中具有特別的意義，常用于建筑柱頭、柱身、壁畫、門楣等裝飾。埃及建筑裝飾本質上是象征性的，是東方文化中將宗教與政治結合起來的強有力代表，它們不僅僅是純粹的裝飾，更是為了表達民族自身的觀念、情感和思想。

二、古代希臘和羅馬的卷草紋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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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建筑裝飾卷草紋比較文化

建筑裝飾的形式和內容十分豐富，潛在的精神象征意義博大精深，我們從建筑裝飾的形式中選取植物紋樣——卷草紋作為切入點，以比較文化的角度對東西方建筑裝飾的差異進行分析，探討建筑裝飾在不同的民族、地區和時代所體現的不同的精神內涵和文化特征。

植物紋樣在世界各國的建筑裝飾中大量存在，其中卷草紋是不同文化形態中最具代表性的植物裝飾紋樣，卷草紋的首次出現，對裝飾藝術史有著極大的意義。東西方的卷草紋裝飾，彼此具有內在的聯系。對于卷草紋究竟屬于何種植物，不同地區有不同的理解，從形式和構成規律方面看它們非常相似，都以植物藤蔓為紐帶，互相交錯，以葉片為點綴，穿插少量花蕾，具有連續性。無論東方的忍冬紋還是西方的莨苕紋，都以線條的生動構成有機紋樣，使人們感受到一種植物紋樣風格化和生成過程中所承載的人類情感。

一、古代中國和埃及的卷草紋飾

中國的卷草紋樣出現于公元300年前后，在宮殿、廟宇等建筑裝飾中較為常見。中國卷草紋最初稱為忍冬草紋樣，隨佛教一起傳入中國，多少帶有宗教的含義。任何宗教性質的符號，只要具有藝術的潛能，都能隨著時間而成為主要的或純粹裝飾性的母題。當一個母題因為與宗教意義有關而被頻繁地在各種領域別是建筑上運用時，就會產生定式。忍冬紋以及與之同源的蓮花紋樣一起，在南北朝時期得到廣泛發展，主要體現在當時的石雕、壁畫等裝飾中。南北朝時期的裝飾藝術具有極強的超現實主義風格，這種風格的形成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漢滅亡后，三國鼎立，數年戰亂，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渴望擺脫現實進入美好的精神境界，此時佛教傳入中國，各地開窟造像，敦煌莫高窟便始于此時。這種風格對卷草紋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使之具有自由、隨意、唯美的特點。忍冬紋的特征為三瓣葉或四瓣葉圖形，以富有變化的組織形式構成有節奏的圖案，其中有單獨紋樣、二方連續、四方連續等不同構成形式。隨著時代的發展，卷草紋不斷變化，這種最初的宗教裝飾符號，其原始的含義逐漸被淡化，到唐代演變出更加豐富的形式。唐代建筑裝飾風格華麗富貴，卷草紋樣與葡萄、蓮花、石榴、牡丹、寶相花以及祥禽瑞獸等紋樣相融合，創造出極富理想主義色彩的植物裝飾形象，以其流暢舒展的風格用于建筑的石雕、木雕、藻井、門飾、壁畫等方面。

古埃及人最先創造了紀念性建筑，他們用極其耐久的石頭建造神廟和陵墓。古埃及藝術是最先把植物的形象加以改變，使之成為裝飾形式的，有兩種植物與埃及文化緊密相連，即蓮花和紙莎草。古埃及的卷草紋樣以蓮花、棕櫚、紙莎草為主題構成藤蔓，花和花蕾點綴在卷曲的莖葉之間，形成優美的曲線，這種紋飾被認為是卷草裝飾的基礎。蓮花和紙莎草生長于尼羅河岸邊，蓮花象征美好，紙莎草可用于書寫，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它們在埃及文化中具有特別的意義，常用于建筑柱頭、柱身、壁畫、門楣等裝飾。埃及建筑裝飾本質上是象征性的，是東方文化中將宗教與政治結合起來的強有力代表，它們不僅僅是純粹的裝飾，更是為了表達民族自身的觀念、情感和思想。

二、古代希臘和羅馬的卷草紋飾

富于韻律、節奏鮮明的植物卷草紋，在希臘建筑裝飾中形成一道美麗的風景。雖然其淵源來自古代東方，但在希臘人這里被賦予了形式美。古希臘羅馬的卷草圖案，多用于柱子的裝飾。古代希臘包括希臘半島、愛琴海諸島、小亞細亞沿岸、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島五大部分，經歷了荷馬時期、古風時期、古典時期和希臘化時期等不同歷史階段，古希臘文明及愛琴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搖籃。西方的卷草紋主要以莨苕葉和葡萄紋為基礎，組成彎曲的藤蔓，用于建筑裝飾。莨苕最初是生長在地中海沿岸的一種低矮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在西方，“莨苕樹”以其生命力特別旺盛，象征重生、復活而被崇拜和敬仰。古希臘羅馬的神殿建筑多采用莨苕葉造型進行裝飾，科林斯式柱頭便以莨苕葉造型雕刻而成，象征神殿永存萬世，如雅典利斯克拉底紀念碑的科林斯柱頭裝飾，以及厄瑞克忒翁神廟的柱飾、門楣、門框等建筑裝飾，都是以莨苕葉為基礎，以柔美流暢的卷草造型進行裝飾。莨苕葉紋飾后來發展為羅馬卷草紋，這種形象奇異、卷曲而充滿生命力地向周圍伸展的葉子，影響了阿拉伯藤蔓的形成（阿拉伯藤蔓演化為阿拉伯寺院的裝飾花紋，具有生機盎然的氣勢和無限擴張的活力）。古希臘羅馬建筑裝飾中，葡萄卷草紋也很常見，以橫向延伸的莖為基礎，兩側安排葡萄和葡萄葉。葡萄卷草紋是由波斯傳向西方的，因其象征豐收、多產和幸福而被人們所喜愛，在西方與莨苕卷草紋一樣，逐漸成為主導型的植物裝飾紋樣，大量使用于建筑裝飾。

東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建筑裝飾具有不同的特點，基于人類精神情感的某些共性，不同文化又產生種種奇妙的聯系與融合。卷草紋作為不同文化形態最具代表性的植物裝飾紋樣，涵蓋了東西方文化的相互滲透及發展演變。從比較文化的角度對東西方建筑裝飾進行分析比較，能夠使我們從社會、歷史、政治、經濟、心理等更廣泛的角度認識建筑裝飾文化。

參考文獻：

①（日）城一夫：《東西方紋樣比較》，孫基亮譯，中國紡織出版社，北京，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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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校;“西方文化概論”;史料;歷史學

“西方文化概論”在國內高校中大多被列為文科，尤其是歷史、中文、哲學等學科門類的必修或選修課程。這門課程內容龐雜，涉及從古代到近現代的西方文化，無論是授課還是聽課都有相當難度。為了避免通史性以及梳理性的授課思路，筆者選取了不同時期、不同地區文化中具有顯著特色的部分作為代表來講解，通過以小見大的案例分析方式，加深學生對西方文化的理解與把握?！拔鞣轿幕耪摗边@門課程作為選修課，根據課程學時的安排，共分為12個主題，分別是緒論、古希臘文化與神話故事、羅馬文化與羅馬道路、羅馬文化與羅馬法、希臘羅馬的婚姻與家庭、典雅愛情、黑死病的文化影響、美第奇家族與文藝復興運動、圖像與歷史、美國電影與美國文化、歐美國家的慈善事業與基督教文化、結語。在國內的很多高校中，這門課程的授課工作大多是由文學、哲學學科背景出身的教師來承擔。由于筆者是史學背景出身，同時授課對象是歷史學專業的本科學生，因此希望在這門課程的教學過程中突出史學色彩，通過相關文獻資料、論著及論文等史料的引入，在讓學生了解西方文化發展的同時提高歷史學專業學生對史料的重視程度以及史料應用水平。同時，通過研讀這些材料讓學生更好地了解西方文化的發展狀況及特點。

一、課程中文獻資料的引入

文獻資料向來是史學研究中最為重要的史料來源之一。在“西方文化概論”課程中，大量引入當時人的著述及法典等文獻資料，可以令學生正確地把握西方文化的發展以及不同時期的特點等內容。尤其在了解西方古代及中世紀文化過程中，文獻資料的應用尤為重要。在進行“緒論”“古希臘文化與神話故事”專題的講解過程中，筆者嘗試引入希羅多德的《歷史》、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等文獻。在“緒論”中，引用了一段古希臘史家希羅多德的描述，“印度以東的全部地區是一片砂礫地帶;在我們多少確實知道的所有亞細亞民族當中，住在日出的方向，住在最東面的民族就是印度人，因為由印度再向東便是一片沙漠而荒漠無人了”［1］239。由此，讓學生更好地了解“何為西方”。通過希羅多德的描述，讓學生了解到最早劃分出東方與西方的是其著作中所描繪的發生于公元前5世紀的希波戰爭。在“羅馬文化與羅馬道路”“羅馬文化與羅馬法”這兩大專題的授課過程中，筆者大量引入了《塞奧多西法典》《查士丁尼法典》的條文。在講授羅馬法之時，筆者引入了《塞奧多西法典》中兩段有關女性地位及財產的條文，“如果任何人與一個女孩訂立婚約并且未能在兩年內實現這一婚約的話，并且如果女孩在這一時間已經過去后改而嫁給其他人的話，不應由于加速她的婚姻而歸罪于她詐騙，并且也不能允許她的婚姻誓言歸于無效”［2］67?！叭绻粋€女兒從其家父處接受了一筆嫁資并隨后結婚的話，如果其家父未立遺囑而去世的話，如果她希望與其兄弟一同繼承的話，她應被要求將其嫁資與其家父的田產合并，然后她就能成為共同繼承人與其兄弟分割遺產?！保?］82通過這兩段法典條文的引入，讓學生了解到羅馬法對于女性權益較為保護，同時也較為強調對本家族遺產的保護。在“典雅愛情”“黑死病的文化影響”等專題的授課過程中，筆者則引入了但丁的《新生》、薄伽丘的《癡情的菲亞美達》《愛情十三問》《十日談》。筆者在講到文藝復興早期人文主義者的典雅愛情觀念的時候，引入了薄伽丘作品中的一段話:“夫人啊，您是我唯一的歡樂與幸福!如果說這話不中我的下懷，那我準是在說謊。如此自猜自想真令人心花怒放，我不由得從內心發出一聲甜美的:您是屬于我的?！保?］9這段話隱喻了作者第一次看到菲亞美達的情景。從《癡情的菲亞美達》的內容來看，我們仿佛看到了一個文藝復興時期的“騎士”對于心愛的貴婦人的愛，一種平等的、女性稍占主導地位的，并且具備婚外戀性質的單戀，一種與中世紀騎士精神中的典雅愛情一脈相承的愛情觀。我們發現，但丁、薄伽丘等文學巨匠筆下的女神是理想女性的化身，也是激發詩意靈感的源泉，通過巨匠的名作化為不朽。引入這些相關的重要文獻資料，不僅可以讓學生更為準確且深入地了解到不同時期、不同地域西方文化所體現的特征，同時對于歷史學本科學生而言，有利于提高其運用史料的意識和能力。

二、課程中論著及論文的引入

對于很多古代、中世紀以及近現代的文獻資料，高校歷史學本科學生把握起來還有一定的困難，所以在課程講授過程中，除了文獻的引入外，筆者還引用了大量的近現代國內外學者的對相關主題進行研究的成果，尤以論著和論文為主，將它們作為補充。如威爾•杜蘭的《世界文明史》、愛德華•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布林頓的《西洋文化史》、麥克尼爾的《瘟疫與人》、朱偉奇的《中世紀的騎士精神》、彭小瑜的《中古西歐騎士文學和教會法里的愛情婚姻觀》、李化成的《黑死病期間的英國社會初揭(1348—1350年)》等。以“典雅愛情”專題的講授為例，筆者引入了布林頓在其著作《西洋文化史》中關于典雅愛情的定義:“衰退中的騎士精神培養出‘羅曼蒂克的愛情’，對一個理想的女人所產生的愛，一種做不到、非塵世的和精神上的愛。這個理想的女人是可以使崇拜者高貴起來……騎士精神也將的沖動升華作精神上的愛慕?！保?］186并且分析了這一定義中的兩個重要詞語“衰退”“高貴”?！八ネ恕敝赋隽搜诺鋹矍槌霈F的時間，是在中世紀中后期;“使崇拜者高貴”是典雅愛情的作用。此外，筆者還引入了威爾•杜蘭的一段話:“有兩種影響力緩和騎士的野蠻作風———女人和基督教。女性的德行再度被發揚，以遏止英武男人好戰的血氣之勇。”［5］452同時，分析了威爾•杜蘭這段話所指出的貴婦人在騎士精神特征轉化過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這樣的引入和分析可以讓學生在上課之初就了解到中世紀存在于貴婦人和騎士之間這一神秘愛情的基本情況。在“黑死病的文化影響”中，在講述黑死病來源的不同說法時，筆者引用了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一書中的看法:“在1252年蒙古軍隊從遠征云南—緬甸的行動中撤回不久，鼠疫桿菌就侵入到蒙古的野生嚙齒動物群落，并逐漸轉化成地方病。隨后幾年，隨著受感染的老鼠、跳蚤和人無意識地把桿菌傳播到新的嚙齒群落，而向西沿著大草原擴張?！保?］97通過這樣的引入，讓學生體會到從古至今東方與西方的文化都有交集，無論是通過何種方式進行傳播和交流。通過引入相關學者的論著及論文作為補充，為學生提供更多不同的了解西方文化的特點及內容的視角，同時，也使課程內容更加豐富生動。

三、小結

除文獻資料以及近現代學者的論著和論文外，在“西方文化概論”課程中，筆者還引入了部分考古證據、影像資料、印章等史料作為課程內容的重要支撐。在授課對象主要為歷史學本科學生的課程中，進行大量史料的引用可起到良好的效果。事實上，在這門課程結束之后，從學生所提交的讀書報告和小論文的情況看，這門課程所選擇的十二個專題不僅激起了很多學生對西方文化的興趣，同時他們也努力在對相關史料的研讀與分析中，試圖就其中的某個感興趣的論題進行獨立的分析并撰寫論文。

參考文獻:

［1］希羅多德．歷史(上冊)［M］．王以鑄，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2］ClydePharr．TheTheodosianCodeandNovelsandTheSirmondianConstitutions［M］．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52．

［3］薄伽丘．癡情的菲亞美達［M］．陳才宇，譯．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2．

［4］趙林．神旨的召喚———西方文化的傳統與演進［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

［5］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信仰時代(第四卷)［M］．幼獅文化公司，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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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是建立在封建皇權統治的政治基拙與儒學倫理思想的思想基礎上的，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是建立在法制與神權的政治基礎和民主理念與宗教文化的思想基礎上的。通過中西方古代倫理財富思想與學理財富思想的比較，我們可以發現中西方古代在思維方式上，特別是在理論思維、邏輯思維、創造性思維以及人性意識方面有著明顯的分異，而這就是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之所以沒有形成較完備理論體系的重要原因。面對這一尷尬，我們必須努力運用現代經濟研究方法，不斷創新思維，把古代倫理財富思想中的正義與道德價值訴諸當代中國現實載體中，加快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的現代轉換。

人類對財富的認識源于對自然與社會的實踐。然而，囿于社會歷史背景、經濟方式、文化背景的差異，人們在認識財富、創造財富的實踐中也會形成不同特質的財富思想。中西方古代都有豐富的財富思想?！叭藗兤毡橛幸环N感覺，中國古典經濟思想越是往前追溯其成就就越明顯。很多在先秦出現的經濟思想，后世竟未予以發揚廣大。而古希臘的經濟思想卻“得以發展為學說體系”，并成為西方近代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體系的重要先導。中國古代和西方古代在經濟思想中都包含很濃的倫理因素，但是各自的后繼者卻走出兩條不同特色的道路。中國古代財富思想中的倫理觀與政治思想緊密結合，并最終成為政治倫理思想的附屬物，從而枯萎了其學理內涵。西方學者把古希臘的財富倫理思想在經濟板塊中不斷加以充實，超越了單純的人性善惡與義利之辯，形成了“以價值判斷為主軸”的一種規范研究方法，豐富了財富思想中的學理成分。財富觀念與財富思想作為人類經濟活動的產物，必然具有歷史繼承性。從這個角度來看，完整的經濟學理論體系沒有在中國形成而在西方形成，這與經濟思想(當然包含財富思想)的歷史繼承性有一定關系。所以，我們從“倫理財富觀”與“學理財富觀”上來定位中西方古代財富思想的特質是有道理的。這個定位是依據它們形成的歷史背景基礎而構建起來的。

一、倫理財富思想形成的歷史背景

中國古代關于財富等經濟思想肇始于奴隸制時代，但“中國奴隸制時代的經濟思想材料較少、較零散，而且表現得不夠明確”。因此，中國古代財富思想主要反映在封建時代。在從先秦到清朝兩千年左右的歷史時代中，中國古代財富思想綿延流長，形成了以儒家倫理為本位，以適應中國封建政治統治為要求的倫理財富思想。

(一)封建皇權統治是倫理財富觀形成的政治基礎

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從經濟的角度論證了封建皇權統治的合理性。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強調獲取財富的正義性和使用財富的正當性，以義利觀為標準來看待財富。在孔子看來，義處在社會價值體系中本體論的地位，它是一種具有獨立自主價值的存在，無需在道德之外去尋找其他存在的依據。“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于此?！?《論語·里仁》)反映的就是這種思想。義作為人的內在道德需要，在與其他需要(如利的需要)相比較中，被孔子視為一種根本性的需要或第一性需要，具有被優先考量的地位，這就是“義以為上”(《論語·陽貨》)、“義以為質”(《論語·衛靈公》)。與義相比，利的需要是第二性的。所以，在倫理財富思想的視野中，當社會矛盾尖銳時，要以義為重，反對利大于義;要以社會的大義為重，反對個人利益大于社會利益。這種倫理財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會階級矛盾。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推崇重農抑商政策和倫理至上主義，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社會生產力與經濟的發展。在倫理財富觀那里，道德與經濟始終頭足倒置，在它看來，經濟活動的最高價值不是發展社會生產力，推進社會財富的增長，而是實現社會道德的完善與和諧。這種以倫理道德為核心的倫理財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推進社會變革的經濟力量的產生和壯大，有力維護了封建皇權統治。另外，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強調人們在經濟生活中，要尊崇誠實守信的交換原則、先公后私、博施濟眾的分配原則和節儉愛物的消費原則。這種主張有利于防止財富懸殊分化，對協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消除不公平的社會現象、維護社會穩定都起到一定的積極效果，從而對封建皇權的統治與社會的發展有著重要的保障作用。

(二)儒家倫理思想是倫理財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礎

一個時代的經濟特征除了受社會生產力的制約外，還要受到當時社會主流思想意識的影響。倫理財富觀的產生、盛行與中國封建社會儒家倫理思想有著緊密的關聯。在中國漫長的封建時代里，由于儒家思想所倡導的倫理理念對維護社會穩定、緩和階級矛盾有著重要的作用，而被歷代統治階級所接受，并發揚光大，成為中國封建社會主導的正統思想。儒家思想以重倫理、尚道德為核心內容，并把其所倡導的倫理道德滲透到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與教育中，從而成為影響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主導力量。由此可見，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思想與財富思想不受儒家倫理思想的影響是不可能的。一是儒家思想把作為其理論基礎的人性論納入到對財富的認知中。儒家倫理思想認為，人不僅要具有從事生產勞動的能力，還要具有道德倫理與善性。人是國家的第一要素，而人的善性與道德倫理又是影響社會經濟活動與財富創造活動的重要因素。儒家倫理思想還把人性與社會經濟管理活動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儒家以人為本的經濟管理模式。在對財富的價值目標上面，儒家倫理思想認為，財富的生產與創造有利于實現國富與民富，更有利于實現國家整體經濟利益與個人人格完善。二是儒家思想把其義利觀滲透到經濟活動中。儒學義利觀認為義重于利，義大于利，義先于利，反對談物質利益，專注于禮義與仁政。所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抑末利而開仁義”、“以禮義防民欲”(《鹽鐵論·本議》)反映的就是這種思想。在儒家義利觀的影響下，儒家倫理思想與中國古代財富思想形成了以倫理本位為主導的獨特的結合形式，即倫理財富思想。三是儒家思想把其政治倫理觀念滲透到經濟活動中。儒家倫理思想的政治目標是經國濟民。所以，在儒家思想的視野里，倫理道德不僅是政治的基本原則，也是經濟的基本原則。在封建政治體制中，君與民的關系是社會關系的最基本形式，儒家思想認為，君主在治理國家的時候要做到“民為邦本”，要惠民、愛民、恤民，這就是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軸心—民本思想。以“民為邦本”為核心內容的民本思想不僅深刻體現了中國古代政治統治模式，也反映了中國古展社會經濟的根本措施，這種措施就是儒家政治倫理在經濟上的延伸與運用。

二、學理財富思想形成的歷史背景

“在西方，通常把奴隸制時代稱為‘古代’，而把封建時代稱為‘中世紀’;在中國，人們習慣地把isao年以前的歷史時代稱為古代。但如果從經濟學以一門獨立學科形態出現的時代來看，很顯然，亞當·斯密之前的財富思想和經濟思想都不能算是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思想。所以，從經濟思想的歷史演化上看，研究西方古代的財富思想，可以把西方的封建時代—中世紀作為研究的對象和內容。在此意義上，我們研究西方古代財富思想的時空范圍就擴展了很多。西方的古代，尤其是古希臘人在財富等經濟問題上提出了許多天才的見解，這些見解“歷史地成為現代科學的理論的出發點”。正是基于西方古代經濟思想對現代經濟學的重要影響，我們可以這么說，西方古代的財富思想已經具備了初級的“科學”理論因子了，而這與其財富思想形成的時代背景密切相關。

(一)法制與神權是學理財富觀形成的政治基礎

西方古代與中世紀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時代，但這兩個時代都沒有阻止思想家們對財富思想的較填密的思考。西方古代思想家們形成的財富思想，與古代希臘、古代羅馬的政治體制特點、民主理念的蘊育有著緊密的關聯，而中世紀的思想家們所形成的財富思想與神權統治下的人性“吶喊”也不無關系。

古希臘奴隸城邦制度的形成、發展為農業、手工業與商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古希臘城邦往往是一個獨立的實體，可以自由獨立地進行農業、手工業、商業活動。在奴隸制城邦中，有大量的自由民和奴隸，自由民是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的所有者，而奴隸勞動則是農業、手工業與商業活動中主要的勞動力來源，也是希臘經濟能夠進人極盛時期的重要原因。可見，奴隸城邦制度為古希臘經濟的繁榮與財富生產活動提供了政治空間。同樣，古羅馬奴隸制政治體制中統一的行政系統與羅馬法律也促進了古羅馬奴隸制經濟的繁榮。當然，西方古代財富思想的發展不僅依賴于經濟的繁榮和財富增長，還與古希臘、古羅馬所倡導的民主理念密切相關。民主一詞最早來源于希臘文，意思是人民的政權、人民自主的管理。古代西方在財富等經濟活動中形成的較為系統的經濟思想與民主理念的內在精神是一致的。其一，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的品性—經濟自由。民主與法制反映在經濟活動中，就是要求實行經濟自由?！跋ＥD的貿易基本上是自由的，國家沒有什么限制，但個別商品除外。同樣，羅馬法中規定，“商品所有者彼此以平等的身份進行交易，要求商品有平等的價值標準和統一的等價物，同時它要求人們享有各種交易自由，不受束縛”?？梢姡鞣焦糯鷮W理財富思想是在經濟自由的基礎上產生的，因而它必然承襲經濟自由的品性。其二，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家的身份—非政治性。從色諾芬到亞里斯多德，從賈圖到奧古斯丁，從阿奎拉到休漠，大部分經濟思想家的身份都不是依附于政治權勢的政治家或官吏。這就決定了這些思想家可以以自由的精神狀態來探究財富活動，從而形成較為系統的科學的財富理論。其三，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的內容與主旨—財富增殖。色諾芬認為，莊園經濟的管理應“能夠繼續支付一切開支，并獲有盈余使財產不斷增加”。古希臘其他思想家還論證了分工可以增加財富數量，提高產品質量等。

西羅馬帝國的滅亡，標志著歐洲中世紀的開始。這是一個壓制人性的時代，也是一個貶斥私有財產的時代?；浇屉m然鞭撻私有財產，但卻規定財產公有只是適用于從事完善事業的神職人員，不難看出，這種財富思想是為了鞏固基督教神權統治的。但關鍵的一點，基督教是如何將美好的憧憬引人到人們的頭腦中的呢?這是一個難以解釋的問題，可我們不得不承認，人的主體性力量是人的本能沖動、理性思考和某種精神信仰交互作用的產物，其中理性思考居于主導地位。就連中世紀基督教信仰的建立也得依靠理性思維的神學論證。想必，在那個依靠“理性”的神學論證建立起來的基督教的時代，經濟思想家們對財富理論的論證又怎敢不理性、不科學呢?所以，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中世紀時代的財富思想也是充滿理性思考的，這與基督教神學理性并不相悖。

(二)民主理念與宗教文化是學理財富觀形成的思想塞礎

誠如上述所言:一個時代的經濟特征除了受社會生產力的制約外，還要受到當時社會主流思想意識的影響。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的形成與發展也必然受到當時的民主理念、宗教文化的深刻影響。不管怎樣，和中國古代財富思想相比較，西方古代財富思想更具有整體性和全面性。這個觀點已經得到當前經濟學界的普遍認同。其緣由在哪?筆者認為，民主與法制的理念給了經濟思想家們開放的視野和科學研究的運行規則，自由的思想與法制的約束更開闊了經濟發展的新空間，這必然為深人研究財富問題提供可能的對象與載體。基督教宗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給了經濟思想家們以理性的思考，另一方面，基督教對人性的壓制更加促使了人們對人性的呼喚、對人本主義的探索、對理性的追求，這種結果勢必會給財富的科學研究帶來新的精神動力。

三、倫理財富思想與學理財富思想比較中的啟示

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可謂博大精深，但遺憾的是沒有發揚光大，在現代經濟學理論體系中也很難尋找蹤跡，而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卻能不斷傳承并發揚光大，成為現代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先導，這個問題不得不讓我們深刻思考。倫理財富思想與學理財富思想深刻反映了人們在財富認識方面的思維方式與人性意識的不同。

(一)思維方式

其一，理論思維。這種思維源于古希臘。古希臘人的科學活動有一個完整的體系或者說有一個十分明顯的框架，無論體系還是框架都是以幾個最為一般的原理為基礎建立起來的。以此為源頭，古希臘人通過演繹方法將知識具體化，取得知識，走出一條推演的路，而不是發現或想象這條路，因而貫穿推演道路始終的基本上是理論形式。這種思維一旦運用到財富活動中，易于形成一個較為系統完整的知識體系。而我們中國古代財富思想就恰恰缺少這種思維。所以，學者吾淳就認為:“中國人的知識體系似乎顯得四分五裂、支離破碎。這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國的科技活動沒有像希臘那樣被高度理論化。因此，中國的知識體系便沒有可以貫穿始終的‘線索’，……它如同一盤散沙，難以取得高水平的理論體系，也難以取得與高水平的理論體系相配套的高水平的推理方法。所以，我們不難想象為什么古希臘、古羅馬的經濟思想得以發展成為學說體系。

其二，邏輯思維。多數學者認為，中國古代缺乏邏輯思維。許悼云認為:“中國的數學發展就好像是為了作實際的四則雜題一樣發展起來的，并不是為了抽象的思考而發展的，這與古代希臘的數學有很大的差異。中國古代的思維傾向于直觀性和模糊性，所以，邏輯思維在中國古代“一直發展緩慢，始終沒有建立起西方那樣的公理化、形式化的邏輯推理體系”。缺乏邏輯思維對經濟思想形成與發展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這也是中國古代經濟思想沒有能夠成為完備理論體系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其三，創造性思維。中國古代重視“天人合一”，“它是一種封閉的思維，不重視與外部交流”，缺乏革新性。日本的學者也指出:“缺乏個人的創造了性，沒有將知識推向進一步充實和獨立的發展，這是東方精神所特有的一種束縛性的必然結果。與中國古代相比較而言，古代希臘、羅馬人更具有競爭意識和創新精神，這一點在古希臘城邦經濟的獨立性方面可以有所窺見。

(二)人性意識

古希臘、羅馬時代有很強的公民意識。這種公民食識，可以看做是一種民族主義和國家觀念。后來私有意識超越了公民意識，西方社會轉向了以私有為本位。私本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喚醒了人性意識，激發了西方人文主義的發展，而人文主義就是西方古代經濟思想能夠發展成為體系的一個關鍵性的因素。中國古代官本位思想不僅表現在政治上，也滲透到經濟中。自秦王朝開始，“士志于道”的觀念“變得高度的政治化了”。從漢武帝后，中國的士大夫很少沒有“恒產”的。隨著士大夫官僚制度的成長，士大夫的實力也不斷增強，他們既擁有借政府之名的社會統治權，又擁有跟地主一樣的財產權。長期以來的官本位思想，極度壓制了人性意識，致使中國古代經濟思想自先秦以后，就呈現出一個精華遞減的走勢，最終沒有走上“復興”的道路。

(三)現代轉換

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雖然沒有形成完備的科學體系，但其蘊含的精華在今天的經濟活動中依然有著重要的意義。但如何體現這個意義，把意義轉化為現實，需要我們認真地思考。

一是要積極整理古代倫理財富思想中的理性部分，運用現代經濟學研究方法，使古代倫理財富思想中的精華部分形成一個完整的邏輯體系，同時，要積極把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中的精華納人到當代中國經濟學學科基礎理論之中。

二是要積極關注古代倫理財富思想中的正義與道德價值，并把倫理財富思想納入到中國當代經濟理論與實踐中，同時，要積極將倫理財富思想中的正義與道德價值滲透到當代中國社會的經濟倫理觀念中，使之與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在內在本質上具有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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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本文分析了目前美術欣賞課程教學中存在的問題,提出將通識教育的概念引入美術欣賞課程。筆者從課程內容與結構、課程教學形式與方法等不同方面重新設計課程,結合文學、歷史、科學、本土文化等諸多相方面相關知識,運用個性化的教學形式、生活化的教學環境、多樣化的教學方法,力圖創建適應于高等學校通識教育體系中的美術欣賞課程,促進大學生素質的全面和諧發展。  

 

 “通識教育”的理念最早源自于古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的“自由教育”思想,指的是對學生普遍進行的共通的文化教育,使學生具有一定廣度的知識和技能,使學生的人格與學識、理智與情感、身體與心理等各方面得到自由、和諧、全面的發展[1]。20世紀初,美國博德學院的帕卡德教授首先提出“通識教育”一詞,并應用于高等教育。民國初年,留美歸來的梅貽琦先生接受了美國的通識教育理念,他發表了《大學一解》,鮮明地提出“通識為本,而專識為末”、“通重于?！钡扔^點。他將這些理念結合中國實際努力探索并付諸實踐,應用于清華大學的教學改革,使得清華大學的人才培養在當時獨樹一幟[2]。經過數十年的發展,目前絕大部分高等院校都開設了通識教育類課程,通識教育的相關研究也成為教育界的一大熱點。 

通識教育體系中的美術欣賞課程,在人文素質教育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對于提高學生藝術修養和審美能力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以往的美術欣賞課程中,存在著兩大弊端:其一,不注意美術學科的特殊性,套用其它學科的教學模式;其二,過于強調專業知識的傳輸,不夠通識性,形成了目前美術欣賞課程的“藝術教育不藝術”、“通識教育不通識”的頑癥[3]?；诖?我們必須努力構建起新的適應通識教育的美術欣賞教學模式,在對美術作品的欣賞與評析過程中,促使學生建立完善的審美知識結構,提高藝術素養,形成健康、高尚的審美知覺和情趣。 

那么,如何在具體的教學計劃和教學設計上貫徹通識教育理念?2006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公共藝術課程指導方案》制定了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公共藝術課程目標,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指向針”——“在普通高等學校公共藝術課程的學習實踐中,通過鑒賞藝術作品、學習藝術理論、參加藝術活動等,樹立正確的審美觀念,培養高雅的審美品位,提高人文素養;了解、吸納中外優秀藝術成果,理解并尊重多元文化;發展形象思維,培養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提高感受美、表現美、鑒賞美、創造美的能力,促進德智體美全面和諧發展。” 以此課程目標為依據,在美術欣賞課程設計中應注意如下幾點: 

 

一、課程內容與結構設計 

 

美術發展的歷史也可以說是一部人類文明發展史,漫漫歷史長河中產生的每一件優秀的美術作品一定都與當時的歷史背景、科技水平、經濟狀況以及現實生活緊密相關,也都一定受到當時政治、宗教、民族、地理、文學等諸因素的影響。因此,在美術欣賞教學中要把美術學科教學和其他相關學科的內容聯系起來,讓學生學會在廣泛的文化情境中欣賞美術、認識美術,從而更有效地推進美術教育通識化的進程。 

1.結合文學把握藝術內涵 

中國畫重寫意,對于意境美的理解尤為重要。特別是中國古代文人畫,強調詩書畫印的結合,講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畫家在繪畫時講求詩情畫意,我們在賞畫時也要學會從筆情墨趣中探尋“畫中有詩”的魅力。在課程學習前可以適當給學生布置一些問題,讓他們在學習過程中思考并在課堂中找到答案。例如學習中國古代花鳥畫部分,可以讓學生思考五代花鳥畫為什么會出現“黃家富貴,徐熙野逸”兩種截然不同的藝術風格,引導學生通過畫家身份、繪畫題材、技法等各方面去比較。再如解釋宋、元以來中國花鳥畫盛行的原因,畫家們為什么都喜歡選用梅、蘭、竹、菊四君子或松、竹、梅歲寒三友等題材進行創作,這些現象就可以引導學生從歷史背景、畫家個人經歷以及這些植物的特性等方面去思考。另外,在講到清代花鳥畫時,又可以讓學生分析為什么山人筆下的魚、鳥都是孤伶伶的,且兩眼望青天,讓學生自己體會中國古代花鳥畫所采用的借物抒情、托物言志的象征性、寓意性藝術手法,或抒發畫者高潔的情操,或傾訴自己不得志的處境,或是亡國之恨無處訴。理解了畫外的背景,就能更好地理解畫中的內涵,從而也就理解了“文人畫”之所以能夠統領中國畫壇長盛不衰的原因了。 

文學性因素在西方美術中的表現也甚為突出。西方美術作品中有兩大重要的題材——古希臘、羅馬神話故事和基督教圣經故事。這兩大題材被不同時代、不同國家、不同流派的美術家反復表現,并展現出不同的藝術魅力,西方美術也由此造就了自己獨特的燦爛。因此,了解神話和宗教故事,對于了解西方藝術也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2.結合歷史理解藝術風格 

本課程以作品賞析為主,但又不能孤立地空談作品,應把作品鑒賞和技法研究置于美術史的發展脈絡和人文科學的整體關系中進行研究。藝術風格的形成和社會政治、經濟、科技等時代因素密切相關,每一種藝術風格的形成絕不可能僅是藝術家個人一時心血來潮的創新,必然是順應了社會發展的趨勢所在。如研究古希臘美術,若不了解希臘文化的起源和成因、希臘民族的特點、社會歷史、地理位置、自然資源及作為“希臘藝術的土壤”——古希臘的神話和傳說,就無從欣賞和理解希臘藝術的本質特征和精神,以及古希臘美術的成就何以對西方藝術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 

另外,在欣賞中國石窟藝術時,我們可以體驗到不同歷史時期的各異的風貌,從魏晉時的秀骨清像之美、隋唐的豐腴之美再到宋代的樸實自然之美,每一次藝術風格的流變無不體現出時代精神。要求學生從題材、形式技巧、形貌特征和審美趣味分析石窟藝術的時代變遷,引導學生剖析變革背后的歷史原因,使學生加深對歷史的把握、對民族藝術的贊嘆和熱愛。 

3.結合科學欣賞藝術作品 

作為通識教育課程,課程內容必須適合不同專業、不同層次的學生學習,既要使非專業的學生掌握美術最基本的知識,又要使他們領會超越專業內容的通識性道理和研究方法。要做到這點,就必須加強美術學科與其他學科的結合。作為工科院校開設的美術欣賞課程,最好的結合點就是從科學與美術的關系入手。 

在眾多美術門類中,工藝美術、建筑藝術兼具實用性和藝術性,與科技的發展息息相關。因而在這兩個專題的欣賞教學中,始終可以貫穿著美術與科學技術結合的主題。例如我們在欣賞現代建筑藝術時,可以以“鳥巢”體育場、央視大樓、廣州歌劇院等享譽世界而又離我們很近的建筑為例,引導學生了解到玻璃、鋼材等新建筑材料在建筑中的應用對現代建筑形制發展的影響。另外,科學技術不僅影響到實用性的美術,它對西方油畫的形成、發展、演變也帶來了的巨大影響,例如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們對科學的探索促進了寫實技法的飛躍。教學中可以介紹學生所熟悉的藝術大師達芬奇,并著重介紹他在天文、地理、物理、軍事等多方面的不為人所知的科技成就,讓學生在驚嘆之余了解達芬奇如何把科學研究的成果引入繪畫,運用透視學、藝用解剖學、明暗暈染法大大發展了油畫藝術。而到19世紀后期,打破寫實繪畫傳統的印象主義畫派的出現恰恰也是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如光學理論的產生、照相等現代圖像技術的發展等,這種變革也進一步導致西方美術由此進入了一個多元化的、流派紛呈的現代藝術時代。 

通過加強與學生自身知識的聯系,不但能使學生活學活用,也有利于糾正部分同學中存在的“我又不當畫家,學美術沒有用”的模糊認識,培養他們對于美術的興趣,使學生認識到美術就在我們的生活中。 

4.結合本土文化弘揚民族藝術 

在教學內容中應充分開發民族的、民間的、本土的美術教育資源,把地方性的文化資源引入美術欣賞課程教學中,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高校通識教育美術欣賞課程[5]。筆者在教學中非常重視各種民間美術、民間工藝、地方建筑等傳承著中華民族悠久歷史和深厚傳統文化的藝術,例如在學習中國傳統建筑藝術專題時,要求學生課下搜尋嶺南四大園林的圖片和文本資料,制作多媒體課件,并安排部分學生在課上和同學分享所掌握的知識并由此展開討論。而在中國工藝美術學習部分中,又安排學生課下搜集一些自己家鄉的工藝美術資料,如廣繡、廣彩、石灣陶塑、潮洲木雕等。通過搜集資料,讓學生更了解并熱愛自己家鄉的美術成就,從側面促進了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 

 

二、課程教學形式與方法設計 

 

在美術欣賞課程的教授過程中,筆者對學生提出知識點與興趣點相結合的學習概念,并著重于興趣點的學習。所謂興趣點的學習,就是不要求對中國傳統文化和藝術作通史的精讀,而只需要掌握主要的知識點,對于學生個人比較感興趣的某一門類藝術或者某一藝術家等方面,則引導學生作深入細致的了解、掌握與研究。而如何有效地引起學生們的學習興趣,讓他們真正自覺進入到興趣點學習方式中,這就要求教師的授課方式必須是學生所樂于接受的形式。通過實踐與探索,筆者提出教學形式個性化、課堂環境生活化、教學方法多樣化等課程設計概念。 

1. 教學形式個性化 

一方面強調教師教學的個性化,除了要求教師個人的語言魅力與人格魅力外,在提供給學生多種觀點與信息的基礎上,教師也應該提出自己明確的觀點與感受與學生交流。另一方面,也強調學生學習的個性化,提倡學生對知識點提出疑問和進行評判并表達自己的感受和觀點,鼓勵學生發散思維,跳出課程的范圍,提出一些其它相關領域的問題,適當引導師生之間、學生之間的觀點爭論,樹立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主體意識與個人意志。 

2.教學環境生活化 

高校通識美術欣賞課程是一種多層次、全方位的教學訓練體系,除了第一課堂教學主體外,還必須有豐富、活潑的第二課堂活動。圖書館、資料室、博物館、實地考察、網絡都可以作為教學、學習的一部分,是課堂教與學的一個重要補充與輔助。在教學中我們可以嘗試把課程教學同校園文化建設結合起來,拓寬教育渠道。例如,可以舉辦校園文化藝術節,或者結合重大節日舉辦形式多樣的美術活動,充分發揮美術類社團的作用,為具有美術特長和興趣的學生提供適合自己的活動舞臺,促進學生將課堂所學知識與現實生活更緊密的聯系。另外,還可以利用專題講座、網絡、報刊、櫥窗、展板等宣傳陣地,強化教育、交流成果、推薦典型、彰顯藝術價值,吸引大學生對美術的學習興趣[6]。通過各種途徑,讓學生通過親自參與和切身體驗,獲得美的體驗、接受美的熏陶、傳播美的信息、領略美的真諦,從而使學生提高審美能力和文化藝術修養,形成內在的人文素質。 

3.教學方法多樣化 

教師對教材主要知識點的講授、教師個人科研成果與學生分享、提出一些尚未解決的知識疑問與學生共同探討、多媒體教學手段的運用(課件、專題片、影片片段、多媒體光碟)、實物展示、課前教師提問、課后學生發問、課程中間隨時互動、走出課堂參觀博物館與畫廊、結合教師對各地博物館及文化遺址考察的圖片與個人感受講授知識。另外,還可根據課堂教學或實地考察布置一些和課程進度相關的小選題供學生課下查閱文獻資料、準備教案,課堂上安排少量時間讓學生登臺試講,進行師生角色互換,讓學生真正成為認知的主體,嘗到自主學習的樂趣和成就感等等。通過登臺講述,可以增進學生的自我表達能力;通過互動,可以促進學生之間知識的交流,教師也可從中發掘學生的潛能并得到不少的啟示。 

 

三、結 語 

 

綜上所述,高校通識美術欣賞課程的設計應該以塑造全面和諧發展的人為宗旨進行探索,更加注重學生的心理感受和個性發展,幫助學生提高欣賞水平、拓展藝術思維、挖掘藝術潛能,并不斷總結經驗、完善教學體制、適應教育規律、提高教學質量。同時,還要加強與課程相關的通識教材建設、多媒體課件等相關配套材料的配置,真正構建起適應通識教育體系的美術欣賞課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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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硯祖.素質教育與藝術教育[j].湖南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6):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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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南北分流，這在中國藝術史上是一個不容回避和忽視的地域現象。早在史前藝術的萌芽時期，在北方的黃河流域和南方的長江流域母土里孕育起來的藝術事象，就明顯地存在著風格和氣質上的南北差異。同為稚拙天真、原始狂野的史前巖畫，北系巖畫多以動物、狩獵和放牧為主，其作者多為巫師兼獵人，對動物有敏銳的觀察力，風格寫實，追求逼肖物象，畫風粗獷、質樸而生動，生活氣息較濃。南系巖畫則密切圍繞宗教祭祀，大量表現人自身的形象，但突出的是宗教的神秘感，人物有符號化、裝飾化和半抽象的特點，畫風簡約，具有浪漫的精神傾向。藝術源頭上的地域差異成為藝術南北分流的決定性基因，這基因經過幾千年的傳承和積淀，在中國上古時期的奴隸社會中晚期，再次顯示出強勁勢頭。論文百事通此時作為南北藝術的突出代表，它們分別是代表北方文化的中原藝術和代表南方文化的楚藝術。楚美術靈巧、清奇和俊逸，中原美術謹嚴、雄渾和莊穆，一南一北的兩大藝術事象競輝爭妍，成為中國藝術史上交相輝映的雙子星座。

從上古時期本土藝術的南北對比來看，北方的中原藝術與南方的楚藝術可以互為參照。北方中原藝術的形成和成熟，并具有自己獨特的個性，是來自上古時期中原本土的東西文化的融合。中原的東部地區是殷文化，西部地區是周文化，這兩支文化雖然同處于北方，但卻有著明顯的差異。殷文化是重感情、富有宗教情緒的原始文化。殷人崇拜自己的祖先，并把祖先與天神相混合，祭祀頻繁而隆重，他們創造了媚神敬祖的樂舞，這種文化以獰厲為特征，并通過青銅器上的饕餮紋飾表現出來。其藝術圖式于沉靜中透出巨大的威嚴，仿佛要創造一種超凡的力量，可以對那些想象中的事物和精靈施加魔法，用非理性的精神、情感震懾統治無理性的身心。殷藝術氣質沉靜、寫實、繁縟、工整，但卻是玄想的產物。周文化則以理性為特征，雖然沿襲了殷人的某些風貌，但卻是吸收和消化了殷文化之后，根據自己的個性而進行的創造，并很快就顯示出了自己的獨特氣質。周人的青銅器造型渾圓、飽滿、舒展，紋飾和諧、親切、大方，大塊的空白顯示出質樸、開朗的氣息，有著安詳而富有秩序的理性精神。隨著世俗化的加快，周人不再像殷人那樣在原始宗教的迷狂中煥發陰森而深遠的想象力；他們似乎天生富有理性精神，他們也崇巫，但不如殷人那般迷狂，他們也崇拜祖先，但卻把祖先置于天神之上，以孝治天下代替神道設教；他們的政治不是原始殘酷的拼殺，而是等級森嚴的理智化、倫理化的政治。這樣一個冷靜、理性的民族，其藝術圖式自然有著理性的沉靜與質樸，并超越殷人成為中原文化的主流。

地緣上居于江漢流域的楚文化與北方中原文化明顯地拉開了距離，它有著極其復雜的構成而又自成一體。它既吸收了北方殷周文化，同時也吸收了南方蠻夷文化，但在氣質上更接近于殷文化，與周文化相比有著更多原始宗教色彩和天真的自然氣息。這種文化氣質決定了楚藝術圖式不是偏向理性的、寫實的，而是偏向情感的、想象的。它既不像周藝術那樣凝重、莊穆，又不像殷藝術那般猙獰和威嚴，它是狂放而奇詭的。那些神秘怪誕的復合造型，充滿了無拘無束的想象，完全是一個充滿了原始野性活力的世界；那些飛揚流動的紋飾，洋溢著浪漫的激情和充沛的生命活力，完全是一個富于抽象意味的動態世界；那些繁富艷麗的色彩，濃烈鮮明，和富于裝飾性的配置相結合，產生了極為熱烈而又神秘的效果，使原始野性世界籠罩在一片神秘、絢麗、熱烈的氛圍中。這一切顯現出了楚人卓越的創造才能和藝術智慧。

中原藝術崇尚剛健、篤實和輝光的美學原則。楚人則崇尚剛柔相濟，既肯定剛健自為、自強不息精神，又隨順自然，與“天”合一。楚人在開疆拓土的創業過程中，奉之為精神法寶，同時，楚地濃厚的文化底蘊和形形的宗教崇拜使其藝術更加恣肆靈動。莊子那飛揚恣肆的浪漫情懷、個體的主體意識和博大的、宇宙意識也充分地體現在楚美術中。因此，我們看到的楚器物造型，無不體現出輕巧、靈動、清奇和俊逸的美學特征。

對自然的信仰和親近是楚藝術精神的又一體現。楚人從來沒有把人和自然分離開甚至對立起來，總是把自己當成宇宙的公民，總是懷著一種泛神論的自然觀，就連中原人在理性意識支配之下認為絕無生命的對象，往往也被楚人納入到自己的宇宙生命意識之中，這是具有宗教性或準宗教性的意識。然而正是在這里面蘊含了楚人孜孜以求的詩意，包孕了真正的眷戀、激情、沖動和哲理?；谶@種意識，楚人常常往來于天上、地下、人間、神界而無礙，詩意地棲居在浪漫的藝境里。他們的信仰是誠摯的，感情是充沛的，思想是深遠的，想象是靈動的，對自己、對自然也是熟諳于心的。他們充分尊重自治，不僅如此，還在更大程度上超越自然，以此來表態他們對世界、對自然、對人生的看法。

中原人藝術精神的衰弱，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們理性意識的抬頭。進入封建社會后，中原人社會意識日趨世俗，宗教意識也日趨淡泊。他們拋棄了鬼神意識，對于社會人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而對于自然、哲理的追求卻越來越失去熱情，他們的藝術激情日漸消溶在“成教化，助人倫”禮樂文化中。比之楚人，中原人的確是越來越清醒了，但也更世故、更世俗了。自然在他們的心中已經消失了原有的生命性、精神性，自然不再有神靈，也不再有具性靈。這種疏離自然的傾向，致使中原藝術在意象上的生命感、精神感日漸減退。

而此時，楚人卻直接從原始社會走來，依靠神話和宗教來彌補知識和經驗上的不足，其宗教生活不能不散發出濃烈的神秘氣息。同時，南方戀荒的自然生態環境又給楚人的藝術想象以無窮的滋養。大江芳澤、鳥獸野林、風雨雷電、水火星云這些充滿無窮生命活力的自然意象，激活了楚人豐富的想象力，同時也熔鑄了楚人樂觀、奔放、好動的性格。這種想象力又點燃了楚人神話和原始宗教的野火。在這民神雜糅、人神相通、神人相近的現實和想象世界里，楚人無法不對自然懷有一種宗教性的崇拜與親近。楚人甚至認為萬事萬物都有神魔般的生命和力量，這種古老的意識像遺傳基因密碼一樣一直積淀在楚人深層心理和藝術之中。

在楚美術中，我們常常能感受到一系列神秘古怪的意象組合，鎮墓獸、鹿角立鶴、虎座鳳鳥、帛書上的神怪、帛畫上的時空一體、漆繪上的人神雜糅、織繡上的龍蟠鳳逸、青銅器上斑駁陸離的色彩和攀附獸等等，這正是楚人精神上“無礙于物”，“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大自由、大解放的生動體現。

這便是由個體精神所體驗到的宇宙融合境界，是藝術的人生和宇宙的合一。因此，楚人的自然觀實際上又是一個人格化、精神化了的自然觀。楚美術中所表現出來的自覺的人性，同時又是一種群體化的生命感，是將自我融化于任何事物、環境之中，與一切眾生往來的泛我精神。這種泛我精神，歸宿于天，歸宿于自然，其審美理想自然是“自然而然”。所以，后來莊周有“依乎天理”、“應其自然”之說[1]老子也有“順自然而行”、“順物之性”、“應物自然，不設不施”之說，[2](P.15)這種對自然美的主張和不設不施的審美思想，也內含了對于自然的親切、崇敬、和順的態度。鑒于這種態度，楚人在藝術創作中，總是以一種積極參與、主動投入的精神，把自然放置在心中，并以充沛的想象力去重塑一個個生命力煥發的世界。所以它貌似主觀，實際上也很客觀，因為客觀世界不僅是充滿生命力的，而且是與人的生命力相通的。這種藝術精神對于后來中國藝術意境的開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后世藝術強調的所謂“道”的表現，對太虛之體的描繪，對生命節奏和氣韻的形象性表達，奉“氣韻生動”為繪畫之大法，奉和諧為藝術最高審美境界，均可以在楚美術中找到情感因緣和文化淵源。

美術是情感要素和觀念要素的結合，是一種直觀性的表意文化，它最富于獨創性，是一個最具有自由變化的領域。同時它又是視覺藝術，本身有很強的吸附性、變異性、融合性，當它以物化方式出現的時候，它實際上是人類精神在時空中不斷擴散流動的創造和積累過程。人類本性是交流的，精神的本性也是交流的。由于楚人的開放性、包容性和適應性心態，中原藝術和楚藝術在楚地的交匯不可避免。處于上升時期的楚文化就具有很強的吸附性、開放性和兼容性，特別是隨著楚人的勢力一步步增強，在與中原文化不斷碰撞、滲透、交融過程中對中原藝術的吸取、兼容、融通，表現出一種恢宏豁達的開放性氣度。它像一個急速飛旋的圓盤，以不斷更新的活力向四周擴散，這種現象已被當時先秦諸子著作所注意。荀子《王制篇》就提到過這種現象，并把它稱為“大神”氣魄。這種“大神”精神是伴隨楚人在民族進程中出現的，其高蹈胸懷、飛揚精神、開拓意志日益旺盛，藝術主體人格、主體意識日漸上升，并且有縱向深入和橫向拓展的特征，楚美術時空一體的圖式，無不顯示了楚人博大的胸襟和宇宙觀。

與北方諸夏為先秦理性精神所籠罩不同，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國是一個充滿神話色彩與樂舞旋律的國度，是中國浪漫主義藝術的肇源地。這一時代精神反映在楚美術中，其風格特征是恢宏雄奇的意象和浪漫豪放的激情。楚美術常常以浪漫神奇的表現手法描繪自然物象，不拘于物，不滯于心，形態奮激躍動；又以崇拜和追求的神思表現楚民族的生活特征，天地人神，共時古今，格調浪漫詭譎。大凡楚器物，其紋飾無不線條飄逸流暢，色彩富麗輝煌，其題材遍及神話傳說、自然景觀、人類社會，有變化紛紜、繁富典雅、雄奇奔放之美。楚美術是自由的藝術，也是真情的藝術。楚人較多地保存了氏族社會自發的自由精神和對自然生命充滿熱愛的意緒，所以，楚人能將無羈的想象、浪潮的激情和奇妙的手法糅合在一起，使楚美術表現出一種神妙的形象美感，創造了一種與中原美術迥然有別的美學新視界。

二、上古藝術的東西對比

如果拿楚美術和上古時期西方美術相比，我們發現楚美術的特點也是至為鮮明的。楚美術是從公元前8世紀到公元前3世紀末這500多年間發展起來的，在其發展過程中，它不斷吸收、消化了來自北方中原、淮水流域和長江下游地區以及西南部的四川等相鄰區域的華夏、吳越、巴蜀等文化圈中的一些藝術因素，終于熔鑄了自己的文化品格。而此時期，西方的古希臘文化也正進入發展的盛期，中西方這兩大文化體系遙遙相對。兩相比較，希臘文化以其技藝超拔的雕塑藝術聞名于世，為后世留下了無數閃光的藝術珍品，在世界美術史上放射著永不磨滅的光輝。這一時期，希臘美術開始“走向自由的偉大覺醒”，英國著名藝術史家貢布里希曾經描述過這一藝術景觀，他說：“到公元前五世紀臨近結束時，……已經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賞識他們作品本身的誘人之處，不再僅僅賞識它們有宗教作用或政治作用了?！盵3](P.35)這實際上是西方開始確立審美型藝術的歷史地位時期。而此時期，楚美術則以多功能的青銅器、漆器、絲織品、繪畫聞名于世，這些藝術品雖然以器物的形式出現，但已開始了對于當時意識形態超越的嘗試和努力。它們大多融實用與審美于一體，既是溝通人類與神權的信物，又是區別等級名分的標記，是楚人精神歷程的物化形式，包含著巨大的文化—心理容量。它的造型意識和審美追求，是人神交融時代人與自然關系的生動寫照，它獨特的藝術智慧和超乎尋常的藝術想象力，源于楚民族樂觀的生命態度，源于他們對精神生命的執著與熱愛，以及對神秘的未知世界和自由精神境界的忘我追求。作為“情感的符號”和“有意味的形式”，楚美術線條流暢、色彩瑰麗、情感外向，富于抽象的形式美感。與希臘美術開始確立西方審美型藝術的歷史地位一樣，楚美術也開始努力突破精神性實用目的藝術歷史類型的框范，向著審美的、形式化的方向靠近，出現了新藝術歷史類型的萌芽。

因此，與古埃及、古希臘美術相比，楚美術一點也不遜色。古埃及美術是神權政治和宗教相結合的產物，往往以嚴格規范化、程式化手法來創造具有神性的美術圖式，這些圖式只不過是神性的象征物；古希臘美術是嚴格的寫實藝術，對人體的比例、結構的精確的追求，使它成為一寫作實藝術的典范。楚美術既不像古代埃及美術那樣，讓步蕓蕓眾生戰戰兢兢匍匐在至高無上的神的腳下，也不像古希臘美術那樣重視表達個別具體對象獨特輪廓，那樣拘泥于得之直接觀察的對象的形體特征，而是強調天人合

一、“神人以和”。西方的人文思想從最初開始就強調人與自然的對立，其特征正如羅伯特生所說，一是無間的奮斗，二是現實主義，三是美的崇拜，四是人神的崇高。其實不然，希臘時期的“神”應是人的放大。表面上看來，神處于宇宙的中心，而實際上是人處于宇宙的中心。在希臘的思想中，人生的最終目標是征服自然而獲得人世的幸福。這種天人相分的觀念，深入西方人心中。希臘人強調以人為本，人是萬物的主宰，所以在藝術上人體成了主體，人體藝術在希臘取得了空前繁榮，并獲得了偉大的藝術成就，成為人類藝術的三大高峰之一。希臘人運用概括和準確寫實的理想主義手法，賦予人體以單純和靜穆的理想美，它超脫了具體與有限的個體，把人的形象提煉成最純粹、沒有任何附加標志的人。正如黑格爾所說，希臘人“把人的形象看做高于一切其他形象的最自由最美的形象來欣賞”，[4](P.158)正像中國人把自然山水看做高于一切其他形象是由于古老的原始宗教意識一樣，“根源在于希臘宗教本身”。黑格爾這樣解釋：“一種精神性較強的宗教就會滿足于收心內視和虔誠默禱，把雕刻作品只看成奢侈多余的事。但是像希臘人所崇奉的那種陶醉于感性觀照的宗教就必然要不斷地進行創造，因為對于這種宗教來說，藝術的創造和發明，本身就是一種宗教的活動和宗教的滿足；而對于希臘人民來說，觀看這類藝術作品并不只是看看而已，而是他們的宗教和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4](P.158)懷著原始宗教感的希臘藝術家在其進行人體創作時，充滿信心地認為自己可以窮盡世界之美。這種心境恰如古希臘悲劇中的主角，是在最發達、最強盛時期的輪廓清楚的人格，處在平生只有一次的偉大動作中，他對一切都十分了解，對一切都毫無畏懼，他已經越過了許多死亡的危險，現在他的態度是安詳的，不矜不懼地應付一切。

希臘人在對待自然物象上，采取了一種近似于科學實驗的眼光和態度，他們對物象的觀察，是以絕對的視覺印象作為本質而給予表現的，沒有摻雜任何理想的成分，不受歷史、傳說、神話所左右，力求以客觀的方式直接再現生活。

西方人這種客觀再現精神在空間結構的追求中也顯露出來。古埃及人空間意識，是建筑上的直線甬道式；古希臘人的空間意識，是雕塑上的圓形立體式，他們對物象的觀察都是站在固定的地點，由固定的角度透視空間，他們的視線消失在無窮深遠的天邊。這種逼真的空間表現，正因為它如鏡中影，反而越幻越真，越真而越幻，逼真的假象只能使人產生更多的令人恐怖的空幻感。對于人的心理來說，這種絕似的幻想空間，從有限到無限，一往而不復返，是遠離人心的。超級秘書網

生活在蠻荒之地的楚人，他們往往從自己周圍的環境、農業生活和勞作中來獲得時空觀察。居中的地理位置和四季分明的氣候變化，使時空在楚人的意識中緊密相聯。東西南北四向配合著春夏秋冬四季，一年二十四個節氣率領著東西南北的方位，空間感覺隨著時間的變化而節奏化了。所以楚人的藝術時空是音樂性、心理性的時空，體現了人與自然相親的意識。在創造中，他們不受時空的限制，而是把時間、空間結合在一起，用一種流動的眼光、移動的立場攝取世界。這種散點透視是楚人的獨創，給后世中國山水畫的構圖以極大影響。中國山水畫家們以心靈之眼籠罩著全景，隨著上下四方的游動觀察，使畫家流動的情感伴隨著時間的節奏演化成空間的節奏，從而獲得有情有勢、情勢結合的效果。中國山水畫中的以大觀小、步步移、面面看的觀察方法以及“三遠”的構圖法都可以在楚美術中找到淵源關系。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楚美術發展到中晚期，器物的造型和紋飾日益走向精致和絢爛，其感性美成分逐漸增多，超越實用功能的、審美的成分逐漸增多，這樣的量變的積累，必然導致質的飛躍。實際上，此時期的楚器物開始掙脫出禮器的藩籬而朝日常生活用器發展，除了實用之外，對形式美的追求意識日漸抬頭，如楚漆器上那些婉轉飄逸的云紋、卷云紋，規矩勻稱而又縈回連貫、變化無窮的三角形紋、菱形紋等，大多是出于美觀悅目的目的。此外，像反映貴族生活的系列繪畫也在漆器上出現，成為美術史上一種全新的藝術趣味和藝術主題。雖然這一類藝術在整體上尚未成為主導的藝術歷史類型，但它是數百年后魏晉時期藝術真正獲得自覺的必不可少的先聲。

【參考文獻】

[1]莊子?養生主，諸子集成（第3冊）莊子集解[M].中華書局，1954年

[2]王弼.老子?二十七年（注文），諸子集成（第3冊）老子道德經（上篇）[M].中華書局，1954.